农村社会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02 05:58:26
农村社会学论文篇1
一、我国农村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与障碍
1.二元经济格局迟迟不能改变
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由于中国经济特有的生产要素禀赋特征、经济体制特征，三次产业的演变不同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首先是中国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二元结构特征迟迟不能转变和消失，虽然农业占整个GDP的产值比重不断下降(降到10%以下)，但是农业吸纳的就业人口比重仍然居高不下(近50%)，使得三农问题在中国长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其次，服务业的发展大大落后于工业的发展，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长期缓慢，无法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工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劳动力的转移。
2.农业资本投入不足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一份报告显示，2003年用于农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仅为11.5%，这与我国农村拥有9亿农民相比不成比例。同时，由于农村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减弱了农村吸引社会投资的能力。从农业信贷规模发展情况来看，农业信贷规模有所扩大，但是农业贷款占银行贷款总额的年均比重不到3%，农业企业和农户贷款相比之下比较难。国务院在1996年便出台了《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但实际上农村建设、发展的信贷资金很难到位，而且农村大量资金外流现象严重。
3.农村劳动力质量与边际产出较低
建国后，为优先保证工业建设所需资源，我国建立了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这一方面使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也为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制造了制度性的障碍，造成了我国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受城乡分割治理的影响，我国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较城市而言要低得多，教育投入更是不足；同时，由于薪资待遇的城乡差异大，农村人才难以回流。于是便形成一种悖论，贫穷的农村越需要人才，却越是难以获得人才。人才短缺造成新农村建设中智力支持的缺位。农村普遍存在的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源短缺现象，导致农村劳动力的质量与边际产出较低。
4.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较低
目前我国的农业科技贡献率为48%左右，而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70%—80%。从整体来看，我国科技自主创新实力薄弱、核心技术缺乏，农业科学研究多数仍属于“跟踪式”、“模仿式”或“转化式”研究。表现为：一些出口创汇农产品品种和重大技术装备仍主要依赖进口；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健全，科技成果转化环节薄弱，很多成果不能变成现实生产力；农民科技素质总体不高，对新技术的吸纳能力不强，农业科技普及不普遍；农业科技投入总量偏低，创新与应用体系建设有待加强，农业科技发展的体制机制还没有根本消除。二、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建议
1.政府应加大农业发展的资金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
要实现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政府必须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针对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水资源严重匮乏的现状，政府应出巨资兴建和维护水利设施，在干旱时期通过蓄水工程或人工降雨等方式为农户提供价格低廉的农业用水，解决干旱地区农业生产的缺水困难。政府还应定期拨款改良土质。虽然我国农村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农户拥有几十年的土地经营权，但对于土质的改良等生产要素的资金投入，政府仍然有责任负担部分投资费用。此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准确、快速的信息对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各级政府可以有线电视网络为基础，尽快建立上下畅通、灵敏快捷的信息网络体系。同时，全面开发利用国内外信息资源，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加入因特网，让农民通过因特网充分利用社会信息资源，推动农业发展。
2.构建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为新农村建设全力提供资金支持
近年来，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增加较多，但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和农村发展的客观需要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要坚持以服务“三农”为宗旨，加快金融业立法，确保农村金融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运作，努力构建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要以市场化为导向，在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并稳步推进包括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在内的农村金融机构改革，支持并鼓励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组织的发展，合理分工，适度引入竞争机制，全面构建多层次、高质量的农村金融体系；要以商业化为要求，努力拓展农村金融业务，探索支农的新方法、新途径，优化信贷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盈利能力，努力促进资金回流；要借鉴发达国家农村金融的先进经验，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覆盖全农村的农业保险体系，提高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3.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促进农村科技进步
21世纪农业的竞争，说到底是农业科技尤其是高科技的竞争。改革目前我国农业科研与推广相脱节的体制和机制，政府应专门拨出经费，形成农业教育、科研、科技推广三位一体的科技服务体系。各地区应设立至少一所农业技术学校(推广站)，承担本地区农民的技术普及工作。技校还应承担起当地农业科研任务，把科研成果及时用于当地的生产中，提高技术转化速度。此外，技校科技人员还应深入田间地头，随时解决农民生产中存在的技术问题。通过三位一体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逐步提高我国农民的素质与技术水平。另外，继续加大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与扶持力度，全面推行九年义务教育，着力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与技能。
4.逐步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要以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指引，努力提高工业化的速度与质量，系统带动城市化；要以提高城市化质量为核心，科学规划，大力促进结构升级与产业集聚，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要加快城镇住房、就业、医疗及社会保障等多项制度改革，优化生活环境；要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实行城乡平等的劳动力就业政策，强化法律约束，切实规范劳动力市场，保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做好失地农民的补偿及社会保障工作，切实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
5.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
农村社会学论文篇2
>> 变化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学 中国社会“日常权威”的社会学研究 中国社会学的当代使命 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 试论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 社区调查与中国社会学的“本士化” 质性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发展质量 费孝通：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 “中国模式”的社会学解读 试析中国性社会学的发展 涨价的社会学 规矩的社会学 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三个转向 重新认识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中的地位 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 基于中国社会学的多元性及其建构探讨 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与发展脉络分析 粉丝的社会学与经济学 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话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同时，学术立场也从更深层次上反映了信仰问题。我想，信仰也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如世俗的信仰与宗教的信仰。世俗信仰植根于其世俗文化的土壤之中。中国文化具有的非宗教色彩的世俗底蕴，这一点可能是各种现存文化都不具有的独特之处。
世俗信仰不仅源于世俗文化的土壤，也是世俗理论的某种精华所在。中国文化的这种独特之处对有关信仰的理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于许多具有世俗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民族就是世俗的上帝，没有上帝的民族崇拜民族。为什么崇拜呢？因为那里的‘活’有着意义。”③早在先秦时期，百家迭起、诸子争锋，世俗理论的发展异常繁盛、气象万千，基本确定了中华文化独特的世俗化道路。尽管先秦诸子在具体观点上异质多元，但是，他们对美好社会生活的向往，对合理制度与和谐秩序的求索，对社会避乱达治、长盛不衰之道的探寻，表达了一种共同理想。这是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这也意味着，中国文化中的世俗信仰包含着深厚的理论底蕴和宏阔的历史视野，对民族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和回答，对“天下大同”的美好追求。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社会学对民族生存和国家命运所担负的责任感，具有某种崇高、神圣的意味。
二、农村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贡献
中国社会学从早期朦胧中起步，随着中国踏上近现代进程开始了自己的叙事。农村社会学也在此过程中不断成长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从农村社会学经历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体现着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学术品质。
1.以本土化中国化为旨向的农村社会学
坚持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学术旨向是我国农村社会学的一贯基调，无论是在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对策研究或是方法运用方面，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一鲜明的风格。
譬如，以费孝通为代表的早期社区学派确定的学术旨向是：农村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中国基层社区。……必须进入从这基层社区所发展出来的多层次的社区，进行实证的调查研究，才能把包括基层在内的多层次相互联系的各种社区综合起来，才能概括地认识“中国文化和社会”这个庞大的社会文化实体。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事实上，这一旨向是费老取得卓越成就的学术基础。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江村经济》一著在社会人类学领域开创一个新风气，“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他看重的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认为“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是最艰巨的，并强调“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马氏因之将中国社区研究视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形成。这种从一个个村落的研究积累逐渐扩展到对中国的整体认识，后来被Firth称为“微型社会学”，再后来被Freedman称为“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期”。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社区研究在引入功能主义理论、田野调查等方法和社区研究策略方面，获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重塑了人类学和社会学。
又如，李景汉的社会调查研究也是坚持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一个典范。他所做的大量社会调查中，定县调查尤为经典。他根据第一手资料明确指出，土地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尤为严重而急切，因为中国尚在农业经济时代，若土地问题不得到解决，农业经济就会发生危机，整个社会经济亦将陷于崩溃。“我们不能不承认土地问题是农村问题的重心；而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又是土地问题的中心；其次才是生产技术及其他种种的问题，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决的办法，则一切其他的努力终归无效；或有效，也是很微的一时的治标的。一个政府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府，一个政党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和一个人是不是一个革命的人，很可以从其对于土地制度的主张来决定。”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报告》，《社会科学》第1卷第2、3期，1936年。通过实地调查李景汉对土地问题、土地制度、农村、农民以及政府、政党及革命等重大问题形成了极为深刻的认识。
再如，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明确认识到：“只有通过本土化、中国化的途径，才能真正在中国社会扎根、开花、结果。”郑杭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最早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中国化重要性的代表性人物。1938年他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理论命题，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新阶段》，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第202页。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又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参见《选集》第2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出，对中国社会学的民族特性、中国特性和中国特点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当代农村社会学继续坚持并推进了本土化中国化的学术旨向。“三十年来，农村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的巨大变革相伴相随，其研究内容日益广泛和深入。其中既有宏观层面的考察，也有微观层面的探索，可以说，时至今日，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已经覆盖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钟涨宝：《农村社会学》，参见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随着改革开放过程中国社会的巨变，农村社会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当代农村社会学研究者给予了深入观察和追踪研究。例如，土地承包责任制、“准单位制”结束，所有制关系的多样性，农民职业结构的日趋多样化，农村新阶层（如农民工阶层、雇佣工人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阶层等）的特点及影响，农村组织及其关系的日趋复杂，村民委员会自治与村党支部的关系、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农村基层组织的分类、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管理等研究。此外，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领域，涉及了流动人口、农民工群体、户籍制度、农民工与市民、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农村留守人群（留守家庭、妇女、儿童、老人等）、农村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研究，等等。
2.追求主体性和自觉性的农村社会学
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在这一领域得到了突出体现。农村社会学对于反映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和实践性、具体性和特殊性，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我国社会的本土实际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给予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解释。具体地说，在知识性的载体和实体性的载体这两个方面，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都直接得益于农村社会学的不懈努力。
首先，就知识性载体而言，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推动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知识体系的积淀。早期中国社会学中的乡村建设学派、社区学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派，在农村社会研究和调查过程中形成了丰硕的成果。在理论上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理论及生育制度理论、的中国社会阶级理论和矛盾论及实践论等等。在社会调查方法上运用并改造了功能主义方法、田野工作法、社区研究法、个案方法等，并形成了更有本土特点的具体方法，如提出并使用的典型调查法、座谈会法，对于社会调查方法的发展具有原创性的贡献。他亲自进行的中国农村实地调查就有30余次，如《寻乌调查》（1930）、《兴国调查》（1930）、《长冈乡调查》（1933）、《才溪乡调查》（1933）等。坚持认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办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1页。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学重建，农村社会学翻开了新的一页。譬如，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农民的思想观念（传统道德、婚姻、生育、礼仪、时间等观念）以及竞争观、乡土观、知识观和人生观，还有文化、社会化、社会交往、社会变迁等，都涉及到了基础层面的理论研究。在中层理论研究方面，涉及了农村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经济结构、收入结构、家庭结构、组织结构、职业结构、社会资本、精英类型以及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模式、途径、样态等研究。同时，农村社会学对分支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如家庭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乡村治理学、法社会学、犯罪社会学、社会政策、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等，亦有重要贡献。钟涨宝：《农村社会学》，参见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在社会调查方法方面，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不仅奠定了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的共同基础，而且也是中国社会的差异性、多样性、多元化、个性化的深厚来源。所以，农村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就成为了最具新意和探索价值的一个领域。如比较研究方法、历史方法、各种社会调查、各种社会实验以及实地观察法、文献法、问卷法、访谈法等。在定性方法方面，则注重引入和发展人类学的方法（田野工作法、民族志、访谈法、观察法、个案法），对实地素材给予深度解析。在定量方法方面采用了各种研究技术，如调查技术、抽样技术、统计方法和技术等。同时，农村社会学也紧跟大数据时代的定量要求，依托国内各类数据库资源，运用各种统计分析方法（如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因子分析、logistic模型等），对农村社会宏观层面现象（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文化教育、人口变化，社会结构变化、社会分层现象，区位特点、区域差距等）的研究能力得到了明显强化，也为农村社会的政策对策制定提供了更加准确的依据。
其次，就实体性载体而言，从事农村研究的本土学者形成了学术群体和共同体，不断推动着具有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的中国学派的发展。早期农村社会学已经对社会学中国学派做出了卓越贡献，如乡村建设学派、社区学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农村社会学研究等，都是与农村社会学研究直接联系的。当代农村社会学继续推进了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壮大。譬如，人类学取向的农村社会学通过家族与宗族组织等现象及其深层结构和功能需求分析，涉及了心理、文化、历史、制度及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等领域。又如，政治学取向的农村社会学围绕乡村治理问题，对村民自治、村级选举、农民政治参与、乡村关系、乡村治理类型以及乡镇政府的地位和角色、财政来源、运行困境与基层治理危机等进行了深入研究。社会学取向的农村社会学在专业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发挥了更全面的作用，如在高校开设农村社会学专业、编写和出版《农村社会学》和《农村社会调查》部级教材、建设农村社会学部级精品课程和教学团队、在农村发展研究方向招收博士生、建立农村社会研究平台等。在学术方面，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催生了多个分支领域，形成了农村发展、“三农”问题理论、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农村社会管理与治理、农村基层政权、乡村演变、乡村社区治理等研究，凝练出农村社会学的众多分支理论。农村社会学这种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很大程度上使社会学知识体系不再囿于纸上，从而体现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学派的特征。
3.农村社会学的社会责任和学术担当
农村社会学有着特殊的天然品质，这就是它的乡土性和民族性，这是社会学的其他研究领域难以比拟的特质。因而也就不奇怪，一代又一代农村研究者将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视为当然责任，在此过程中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如梁漱溟身处民族存亡之时，清楚地认识到“实民族历史上未曾遭遇过的命运”，“……故必从头作起。由此开展出来的社会，是一个全新的组织，为人类以前所无。”②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6、23页。他坚信“中国历史到今日要有一大转变，社会要有一大改造，正须以奔赴远大理想来解决眼前问题。抑今日实到了人类历史的一大转变期，社会改造没有那一国能逃。”②梁氏将自己对本土文化的虔敬之情、对民族命运的赤诚之心倾注到了农村社会研究中，不仅是乡村建设学派的领军人物，也是中国著名的现代教育家、思想家、文化哲学创始人及新儒学代表人物。虽然他一生并没有读过大学，也没有海外留学经历，却成就了学术史上的一个传奇。
费孝通对自己早年的研究（如《江村经济》）很自谦，称之为一棵“无心种下的杨柳”，但其意义被视为“人类学跨过‘野蛮’进入‘文明’进行一次实地探索”。④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正是费老怀有的责任感和道义感促成了他在学术上的远大志向，这就是通过“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走出的道路，把研究文明国家的社会文化作为社会人类学的奋斗目标，④进而抹平“文野之别”。费老的学术实践开辟了从异文化迈向本土文化、从“野蛮社会”迈向“文明社会”的研究道路，因而成为了社会人类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费老后来用“和而不同”这四个字来概括我国文化研究过程中人文价值的基本态度，费孝通：《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从而开创了中国社会科学“文化自觉”的先河，这一过程重塑了人类学和社会学。
陈翰笙是农村社会学的又一典范。上世纪20年代，针对当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激烈争论，他开始着手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明确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症结，进而确定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并指明其发展道路。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他主持了江苏、河北、广东的农村经济调查，形成的基本结论是：大地主是促成农村崩溃的主要因素，“现在中国的贫农，难有增加其土地之望。……国有及公有的土地，为大地主所掠夺，他们非法的然而在事实上垄断了这些土地的地租。”“土地所有与土地使用间的矛盾，正是现代中国土地问题的核心。”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参见《陈翰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4、59页。并指出：“这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进行土地革命，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是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村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陈翰笙：《30年代的农村调查》，参见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49页。
诚如曹锦清所言：“回顾这六十年，复兴不可阻挡，我们要确立这个信心。中华民族要重新回到她曾经拥有的亚洲位置，这个趋势不可阻挡，这个目标一日不实现，中国的知识分子向前的思维运动就不会停息，这是近代告诉我们的。”曹锦清：《中国崛起时代的学术立场问题》，该文为作者在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新年第一次研讨会上的演讲，2011年1月8日，参见三农中国网，.当代农村社会学不仅秉承了学界先贤们的责任感和道义感，而且以更大的勇气对国内外既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城乡社会变迁是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密切相关的两个侧面，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始终发挥着复杂的影响，这就使得理论视野更为开阔、研究内容方面更具涵盖力。在当代农村社会学对“城镇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的重新思考中，可以看到这一变化。
首先，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可以说是以往城镇化困境和挑战的关键，并仍然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土地制度的调整包括土地流转等都会涉及到巨大的利益转移，应当通过更好的制度安排让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获得更为合理的收益，促使农业用地实现适当规模化。其次，农业和农民问题。中国的粮食安全已经成为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安全的一个大问题，这就使构建现代农业和现代农村职业体系显得愈加紧迫。我国农业需要实现重大转变，形成规模生产和经营，提高农业的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使“维系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体系”和“促进食品安全的本地化食物体系”成为现实。再有，农村问题。在本世纪中期实现75%城镇化率、达到中级城市型社会，是中国城市化具有现实性的目标。要达到高级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在76%～90%之间）和完全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大于90%），必然受到人口规模和其他国情的限制。因此，新型城市化应当是新型城镇与亮丽乡村的并行建设的过程。此外，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其核心是农民市民化，其路径可分为“被动城镇化”和“主动城镇化”；户籍制度的改革是绕不过去的，应淡化户口价值，将附着在户籍上的各种社会利益进行分解。应促成城市中三大人口群体（即本地农民、本地市民和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流动人口）在社会利益上的基本协调，推动三元化利益格局的柔化和同化趋向，不断增进“身份权利待遇”的同城化，是走向包容、公平、共享的新型城市化必须的过程。郑杭生：《城乡一体化与同城化齐举并进》，《红旗文稿》2013年第20期；李强：《论农民和农民工的主动市民化与被动市民化》，《河北学刊》2013年第4期；李强、胡宝荣：《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1期；钟涨宝、聂建亮：《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的建立健全》，《经济体制改革》2012年第1期；陆益龙：《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商务出版社，2004年；曹锦清：《当前农村研究中的真问题》，《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1期；杨敏：《三元化利益格局下“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重建――走向包容、公平、共享的新型城市化》，《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1期；《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构建“新三农”发展格局》，《学术论坛》2013年第9期。
结语
随着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成长，这一学科的学术取向、学术根基和学术立场等基本共识仍在继续凝练和提升。1997年，费孝通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理念，得到中国学者的广泛认同。2009年，郑杭生倡导“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指出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的学科特殊表现；2013年又论述了“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并指出这三个“再”代表中国社会学必须面对的三种基本关系：中西关系，今古关系，理实关系――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郑杭生：《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中国社会学在“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在中国社会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3年7月20日。从文化自觉到理论自觉又到“三个再”，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基调不断明晰和强化。当代中国社会学不会再囿于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一个案例、一个验证。
中国社会仍在持续的快速发展。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时期，我们将目睹新型城镇化、城乡社会变迁、城乡关系调整的新阶段，农村社会学将再次面对农村社会发展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并在重新思考和研究中凝练出新的知识结晶，这种努力将使西方现代性叙事的话语支配地位走向终结，确立起城乡社会变迁研究以及整个农村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叙事和话语体系，中国农村社会将随之进一步展露前所未有的新容颜，真正迎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学派的发展时期。
农村社会学论文篇3
关键词: 云南农村; 变迁发展; 主体性
长期以来, 中国农村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华北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些地区历史上就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核心区, 经济文化发达, 因而在这些地区开展农村研究有相当便利的条件, 一方面研究者可以获取非常丰富的各类文献资料, 另外由于这些地区农村社会发育相当成熟, 这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繁多的研究素材。关于这些地区的农村研究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 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分析研究到具体的农村政权、农村市场、农村组织、婚姻家庭、农村教育的调查研究等等, 较为全面而深入地反映了这些地区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和发展的状况。然而, 对于一个边远民族省份来说, 在云南开展农村研究我们要面临与上述地区, 甚至广大内地农村极不相同的情况。由于云南农村的自然生态、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状况, 以及农村组织发育程度与内地农村存在极大差异, 在云南开展农村研究要面临更多的困难, 传统中国农村研究只能为云南农村研究提供有限度的经验, 因此总结和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的经验对于加深云南农村变迁和发展的认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对上世纪30 年代以来云南的农村研究作一个系统的回顾, 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对涉及云南乡村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以及研究方法等核心问题展开讨论。
云南自然生态复杂, 地理位置偏远, 民族众多, 历史上长期与中国内陆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相比较其他内陆省份, 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状态。鸦片战争后, 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 西方势力开始渗入中国,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外部势力也逐渐渗入云南, 比较中国沿海省份, 虽然这些外部影响仍十分有限, 云南也开始缓慢融入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进程中。事实上,云南的农村研究历史和中国现代史密切相关。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 我们可以大致划分为3 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上世纪30 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 第二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左右到80 年代初; 第三阶段从上世纪80 年代至今。
一、中国农村研究的云南经验
最早关于云南农村的系统研究起始于上世纪30 年代。20 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矛盾丛生, 农村与农民问题日益严重, 这引起了当时的知识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 试图寻找治病的良方, 由此在三四十年代形成了本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主要有两大学派: 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 乡村建设”学派和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1]。除了学者、民间开展的农村研究活动外,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农村调查。1933 年, 农村复兴委员会成立, 它附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 任务是为行政院制定农村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复兴委员会先后对浙江、江苏、陕西、河南、广西、云南等地进行了专题调查。1934 年编辑成书的《云南省农村调查》就是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成果, 调查选取了滇中、滇东和滇南的昆明、禄丰、玉溪、马龙、开远6 个市县的26 个村子、642 户村民进行了挨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这些农村地区的土地分配、农村副业、农村借贷、田赋、农村捐税、农村教育及政治情况。虽然调查只是限于当时云南局部地区的农村, 调查内容也过多偏重于农村经济情况,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定期对农村经济情况进行记载, 而且是第一次关于云南农村的系统调查研究, 现代方法首次运用于对云南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 国内形势急剧变化, 各大学研究机构纷纷内迁, 云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汇聚了当时国内许多优秀的研究学者。1938 年费孝通回国, 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并组织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学者成立了“ 魁阁”工作站, 他们在周边地区开展大量实地调查研究, 合作完成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洱村小农经济》《、昆厂劳工》《、祖荫之下》《、芒市边民的摆》《、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一批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基本文献, 其中《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汇集成《云南三村》一书。在书中, 费孝通选择了3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进行比较研究。禄村代表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社区, 易村代表了手工业发达的农村社区, 玉村代表了深受邻近商业中心镇影响的农村社区。费孝通和他的学生通过细致的实地调查, 展现和概括出不同社区的类型特征, 并基于不同类型社区的比较研究,加深对农村经济制度等普遍性问题的理论认识[2](p19)。这一时期费孝通关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可以说是他早期农村研究的延续。1936 年, 费孝通在家乡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查完成研究论文《江村经济》, 描述了中国江南一个农村村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以及这个村落在面对现代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冲击下所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在《云南三村》中, 费孝通正是通过选择3 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来和江村加以比较, 他最终的研究目的在于认识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问题。事实上, 由于特殊的社会形势及费孝通等学者、机构特定的研究目的, 这一时期关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当时云南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很大局限。在《云南省农村调查》中, 调查者所选取的几个农村地区都是属于当时在云南经济较为发达且汉族人口集中的地区。而在《云南三村》中, 费孝通所选的3 种类型的农村社区看起来也更像是典型的中国内地农村, 并不能代表生态社会文化极为多样的云南农村。然而, 应该看到这一时期云南农村研究的价值在于其中所运用的日渐成熟的理论方法, 特别是费孝通本人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的成形, 这些方法至今仍适用于我们开展云南农村研究。另外, 即便有曲折, 云南农村的发展也是一直缓慢融入于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进程中, 这一时期所做的云南农村的研究, 也正反映出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农村发展所具有的共通性。
二、民族研究与云南农村研究
如果说第一阶段云南农村研究的特征在于显示云南农村社会经济与中国农村普遍的共通性, 那么第二阶段的云南农村研究则显示出云南农村社会的独特性。新中国成立后, 新的社会政治形势再次影响了云南农村研究的路径。一时期,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伴随农村基层政权的建立、土地革命的开展,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研究成为农村研究的主要内容。20世纪50 年代初社会学被取消, 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在30 年代开创的中国农村研究经验也让位于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讨论。在云南, 1956～1964 年间, 为了开展民族识别工作, 配合民主改革, 进行了深入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民族语言大调查。调查的广度和深度, 都是空前的, 相当部分的研究内容也包括了云南农村研究。针对云南民族社会性质研究, 形成关于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这些调查资料不但涉及各民族的文化、宗教及生活习俗, 还包括了对各民族村寨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云南民族众多, 少数民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3, 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生活居住在偏远的村寨, 因此认识和研究云南农村现实绝不能忽略对广大的少数民族村落地区的关注。历史上, 由于统治阶层的民族压迫政策, 汉族知识精英的民族歧视, 很少有关于云南广大民族村落地区的文献资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党和政府民族平等政策的落实,这些详实的资料首次为我们全面认识云南广大的农村民族地区提供了可能。
总结起来,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 这一时期, 云南农村的研究基本从属在民族研究的范畴下, 而这时期关于云南民族研究受经典理论模式所支配: 云南民族历史被纳入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交替演进的5 种生产方式的模式中。相应地, 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农村大多被视作处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 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社会经济更多体现为原始的、从属的性质, 云南农村发展的多元性趋向在一定程度上被单一的线性发展模式取代了, 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发展与其历史传统被隔离开来。然而, 应当看到这一时期关于云南民族社会性质的讨论加深了我们对云南农村社会复杂性、特殊性的认识, 而若干的关于云南民族村寨社会经济的详尽的调查资料也成为下一阶段开展云南农村研究的重要基础。
三、云南农村发展与云南农村研究
事实上, 云南农村研究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回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 而前两个阶段的研究其目的都受限于各自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期。第一阶段的云南农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服务于中国农村发展背景下的云南农村考察, 而第二阶段可以被称为服务于民族政策背景下的云南农村民族地区调查。从另一个方面, 我们也可以说这两个阶段的研究更多地是为未来云南农村研究提供经验资料、方法, 及作相应的理论准备。进入20 世纪80 年代后, 在新的政治形势下, 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强调,国内学术研究重点也从“ 生产关系”转向“ 生产力”的发展, 相应的农村经济发展及区域性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这一时期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背景下, 随着高等院校和相关科研机构学科的恢复与重建, 越来越多的研究力量投入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中, 云南农村的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早期的研究主要围绕农村家庭经济、商品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改革来展开。进入90 年代后, 更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农村发展的具体问题, 如: 农村产业发展、农村市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等等, 不但只是涉及这系列经济问题, 相关的影响农村发展的贫困问题、环境生态、基层政权、民族文化、农村教育、妇女儿童发展、健康等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同的学科从各自的角度来关注研究农村问题, 农村研究的范围日益扩大。
但是, 应该注意到, 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不少, 但仍然存在相当多的不足。首先, 在理论方法上。相当一部分研究属于政策性研究, 流于过多空泛的讨论, 缺乏相应的理论及经验支持。还有一部分研究只是对经验资料的简单整理、加工, 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事实上, 在前面讨论到的两个研究阶段中, 已经展现出相当成熟的研究方法和基础理论, 特别是以费孝通为主要代表的相关学者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已经相当成形。而在五六十年代开展的民族调查中,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 相关的调查研究也非常严谨、严密。20 世纪60 年代中后期, 文革打断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正常路径, 这些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宝贵方法经验也被遗忘了。改革开放后, 社会科学事业开始重建发展, 但在经过10 多年的停滞期后, 不可避免地在知识方法的延续上出现了断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面对日益增多的新问题, 在传统经验中断、缺乏相关知识积累的情况下, 相当多的研究只能成为满足短期形势需要的产物。因此, 对于云南农村研究来说急需加强对理论方法的重视, 加强相应的学科规范。在这一过程中, 不单要关注国外、国内其他地区的相关研究经验, 也十分需要借鉴以往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相关经验。
其次, 在学科建设与合作上。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农村研究涉及多方面的问题。改革初期, 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研究过多地偏重于关注经济因素。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占据农村研究的大半, 经济学在农村研究中基本占据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 其他一些相关学科如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环境地理学等, 过于恪守其传统的研究领域, 没有积极地加入到云南农村发展的讨论中来。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 政府和相关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在发展中只侧重强调经济的作用是片面的, 特别是在像云南农村这样有特殊文化生态的地区, 相关的发展问题如贫困问题不只受到经济因素影响, 其他相关的非经济因素如文化、环境因素也应该受到重视。新的发展观的确立, 使人们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云南农村发展, 不同的学科也开始更多加入到对于云南农村发展的讨论中来: 如人类学、民族学关于民族文化与农村发展的讨论; 社会学关于农村组织与农村发展的讨论; 环境学关于自然生态与农村发展的讨论; 等等。新的发展观也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云南农村发展的路径。云南农村的一大特征就在于其文化、生态的多元性。因此, 云南农村发展的路径选择也应该是多元的, 单一的某一学科理论无法解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 云南的农村研究非常需要不同学科的相互交流与合作, 这将有助于扩展和提升我们对云南农村的认知水平和能力。
四、总结
从上世纪30 年代开始, 对云南农村的认识是伴随着对中国农村的认识展开的, 这个时期, 云南的农村发展似乎是整个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注角。而在五六十年代, 关于云南农村民族地区的调查工作是新中国民族政策、基层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 对于云南农村的主体性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 有必要明确云南农村研究关注的是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云南农村研究的目的在于解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因此, 关于云南农村的历史经验回顾应该在这样的主体框架内展开。事实上, 云南农村研究目的的主体性是在其历史发展中一步步被确立强化的, 因此, 这也可以说是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明确了云南农村研究的主体性, 我们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理论、方法经验的梳理就会清晰得多。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在于其多元性, 因而应该重视以往云南农村研究中丰富有益的经验。早期关于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工业的研究, 中期对民族村落地区生产关系的讨论, 以及近年来对农村经济结构、人口、民族文化的关注, 形成了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丰富经验, 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侧面来认识云南农村的发展问题, 其中发展成形、成熟的理论、科学研究方法也为我们系统、整体认识云南农村发展提供了可能。事实上, 从云南农村研究的总体历史来看,云南农村与中国农村研究所具有的共通性与差异性总是并存的, 一方面, 我们不能无视云南农村或者缓慢曲折或者迅猛直接融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进程。另一方面, 同样不能忽略云南农村发展独特的一面, 它所具有的复杂多样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经济形态。就云南农村研究来说, 强调主体性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应该认识到云南农村发展所面临的特殊、复杂的背景、形势, 单一的理论模式和方法经验无力解答云南农村发展的问题。因此,云南农村研究者应该认识到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发展的共通与特殊性, 在主体思考的前提下, 积极、主动地寻求、建立系统、有效、适应的理论方法, 来解答云南农村发展中的种种问题。
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经验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 启示新时期云南农村研究者的学术理念与志向。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讨论越来越热烈, 改革初期制定的沿海沿边发展的国家战略可以说是这一理论实践的发端。然而, 沿边开放的收益远远无法同沿海开放相比较,边疆仍是意味着偏远与落后, 事实上, 这也大体反映了云南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就宏观背景来看, 应该说改革开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20 年极大地推动了云南经济的发展, 以云南省两大产业为例: 烟草和旅游都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 云南经济仍然在被中国东部乃至邻近发达地区进一步拉大差距。
就云南省内部来看,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城乡差距的扩大更为突出。作为一个边远落后省份发展最薄弱的地区, 云南农村如何应对这一系列的挑战? 同样, 半个多世纪以来, 生活在云南农村的少数民族同胞经历了巨大的历史社会变迁, 旧时代与国家、地方政府若即若离的关系被打破了, 他们生活越来越直接地受到国家、地方政治经济力量的冲击、影响, 如何应对或适应这一系列的外来影响, 是在边缘化中封闭自己, 还是积极适应变化, 这也是云南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上世纪30 年代, 在国家民族命运濒临危亡的时代, 一批优秀学者怀着自信与热情积极寻找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者为我们树立了表率,费孝通本人1938 年从英国来到昆明, 不到半个月时间就深入到云南边远农村长期蹲点调查。在研究中所体现的对国家命运、农村百姓生计的关切, 不计回报的无私投入让人感动。五六十年代的一大批学者怀着对新中国建设的一片热忱, 不辞辛劳地深入到云南最偏远的民族村寨地区开展调查工作, 他们的奉献精神同样让人动容。作为今天研究云南农村发展的云南学者, 在强调云南农村研究主体性的同时, 也需要前辈的自信与热情。因此, 回顾和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的意义不单在于强调传统研究所提供的理论方法经验, 也同样在于强调传统研究中可贵的学术理念与志向。
参考文献:
[1]徐勇, 徐增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1999,( 6) .
[2]刘豪兴主编.农村社会学[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其他参考文献:
1.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云南省农村调查[m].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4.
2. 费孝通, 张之毅.云南三村[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
4. 吴怀连.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m].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
5.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m].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6. 马戎, 潘乃谷主编.中国民族社区发展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7. 宋恩常.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文集[m].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8.《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m].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4.
9.《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m].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6.
10.《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基诺族普米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m].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0.
农村社会学论文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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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学论文篇5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农民是农业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农业生产水平不仅与农业生产的投入规模、农业生产的社会条件有关，而且是农民由生产动机决定的社会行动的结果。在现阶段的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有必要在关心农业生产的资源投入和社会环境条件的同时，也深入了解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和在农村的社会生活。不仅是对农民行动形式和过程的了解，而且是对农民之所以必然如此的社会交往和互动意义的了解。后者是解释农民行动的主要依据，也是分析社会结构的基本角度。这样获得的资料才能较全面地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作出解释。
重视农民是由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所决定的。农民中国社会的主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从消费需求看最大的市场在农村，从社会流动看农民对中国的社会地位的重新分配和社会资源开发分配影响都很大。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主要是农民问题。正是因为农民问题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居于如此重要的地位，不仅是经济增长问题，而且与社会结构变迁密切相关，因此引起普遍注意和持续的深入研究。现在很多部门从多方面展开对农民的研究说明了农民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如从农产品供求关系角度研究农民，从社会流动角度研究农民，从农民的有支付能力的现实需求方面研究农民，从文化习俗角度研究农民等等，即使要推销化肥也需要研究农民，不仅要研究农民的需要，而且要分析农民内部不同群体对这类产品的需求差异，更为深入的市场调查还包括农民形成该类需求的动机和文化背景。可以说，对于农民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学术研究中的显学。
单纯从瞄准机制来定义农民研究并不全面，这样不能体现社会学研究农民的学科特征。真正体现学科特征的是围绕对象和问题形成的课题设计：即研究目的、研究角度和研究中使用的分析工具。工具的应用划分了人类历史进化的不同阶段。近十年来，社会学领域研究农村和农民在研究力量和发表的论著中占很大比例，比较而言对于方法论探讨相对弱。脱离实证研究的方法论固然是不结果实的花朵，但是如果实证研究没有方法论的指导，这样的调查甚至不能称作实证研究，只能称作不加入知识背景的直观描述，说白了就是侃山聊天。这种没有结构化特征的材料不能用于分析，有分析能力的学者使用这些材料进行抽象也受到质疑，因为合理的逻辑并不能从证真和证伪两个角度同时证明材料的真实意义。社会学有句名言：没有理论框架的任何实证资料都是无效的。现在社会学界有人力图将社会调查排除出社会学领域固然缺乏根据，但也不是所有的社会调查都必然有资格纳入社会学范畴。我觉得可以纳入社会学范畴的农村社会调查必须同时具有如下特征：以社会学范畴发展史、现代化理论为学术基础，以中国农村和农民群体的社会地位、社会功能为研究对象，以规范化研究概念为分析工具，进行实证性应用研究。这里的实证性不仅指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建构，而且包括意义解释。农村社会学的重点领域是从群体行动层次积累资料，描述和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了解中国农民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内部分层特征。社会学的特点在于瞄准行动者和行动机制，农村社会学以农民的社会行动为分析单位。农民的行动与社会体制文化背景和个体动机的形成和变化都有关系，从宏观角度研究农民的社会地位，从微观角度研究农民以村落为中心幅射到社会各个方面的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网络特征。
研究农民需要对社会学理论发展史及其范畴认真研读细心体会。但是现在许多研究农村和农民的学者更注重深入农村，强调“在场感”，从数量和质量上出活的也是这些人。这两种倾向在优先性上是否存在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和农民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调查设计、分析概念和调查员素质要认识到和努力适应这种变化。80年代后期陆学艺导师带我们几个学生到山东农村驻村入户调查，农民称我们为“上面来的人”[3]，见我们又问又写又记感到很神圣，1995以后再到农村调查，农民的态度已经变了，普遍反应是不再好奇，有的农民甚至这样提问，（你们）干嘛不去挣钱，干这活有啥意思？前后对比反映出农民自致性导向的积极主体意识和已经具有了相对性的开放眼界。现在农民的流动空间加大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生活的一些表面现象与过去研究确认作为本质表现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离。当时自己总结了一些心得体会，现在再到那些农村去调查，发现有些十年前的总结有的已经过时了，有的是起点一样逻辑一样，但结果不一样，有的是起点一样结果一样，但过程和逻辑不一样，说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因果关系已经由线性向多元发展，社会条件变了，不能刻舟求剑了。
本世纪以来对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研究积累也相当丰富，有较成熟的范式和规定。今天研究农村和农民已经有条件将以往的学术积累与现实发展联系起来，脱离当前时代背景和当代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简单重复以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村调查方法已经不适应了。现在研究农村和农民首先需要从认识上重视农民，从感情上贴近农民，但是这些仅是基本条件，仅有这些已经不够了。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就是，在前两个条件仍然有效的基础上，还需要从学理上反映和达到时代条件所许可的认识深度，才能够准确描述现在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变化。现在社会上对于农村研究确实很重视，研究和调查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是取得的成绩与时代要求相比还有差距。原因有观念上的，投入上的，技术上的，但是主要问题已经不是这些方面，而是在于问题意识和调查方法。现在的中国农村已经不同于本世纪初的传统中国农村，仅仅有一个善良的愿望和吃苦的决心下到农村，未必能有所发现和了解实情。农村职业分化和农民流动增加，仅靠缩小空间距离，甚至面对面，也不能保证必然会得到深刻准确的知识。认识和了解农村需要理论指导，提高研究农村和农民的理论水平以达到准确深入认识农村与农民的目的。
你是在强调社会学研究农民的研究对象重要性，还是在强调社会学研究农民的方法和规范的重要性？
黑格尔哲学认为目的和工具是同一层次的东西。研究农民不能简单描述农民的行为，要深入研究农民行动的意义，社会学在这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目的上强调研究农民的重要性，就要在方法上强调社会学的工具重要性。研究农民的社会行为如果不是仅在于表达道德同情，而是研究社会规律和内在联系，就需要社会学的专业意识。农村社会学研究能够从自己的独特视角诠释农民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
有人认为学者表述观点的职业方式应该是论文和专著，其次是学术研讨会上的专题讲演。参加这样的访谈不应该是学者的工作方式。你怎么看？
问题不在于学者是否应该介入交谈，而在于学" 者是否以自觉的学术意识介入交谈。认为社会分工给学者的发言权是专著和论文如果局限在规范表述学术成果领域是准确的，论文和专著的格式化特征使主题明确，易于学界同行之间的内部交流。但是从社会接受便利方面看就不一定了，由于专业刊物、专业规范、专业话语表述的职业规范性，多少限制了社会其它界别成员的阅读兴趣。理论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应该是沙龙内自娱的玩物。学术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于社会发展有所贡献，必须要关注社会，与社会现实发生关联。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在《理论的社会功能》一书中说过，学术对于社会贡献率的考核指标就是阅读率以及由阅读率决定的引用率。这就需要两极主动地互相靠拢，一是提高大众对于学术的接受兴趣和理解能力，二是学术要承担这样的职能，在没有意义缺失前提下，将规范的学术文本“转译”成大众能够理解的日常话语。论文反映学者成熟成型的思想，但是由于论文和专著的严密逻辑和主题核心，那些与构造逻辑相关而与表述逻辑不太相关的细节和思路往往被忽略，结果就是从著述中难以深窥大家的底蕴。与规范表述的论文和专著相比，交谈构造了“表述”和“质疑”直接互动的的共时性情境，互为客体的双向建构有利于破除“表述”的伪自圆其说和“质疑”的似是而非，这样的双向交流增强了学术的内在构造能力和亲和性。这种语境也构成一种阅读，即“内在性地阅读”。
读有启发性的理论著作时，我常有如此感受，一方面为大家的见解而赞叹，另一方面又想知道大家是如何达到精辟认识的。作为读者，前一问题属于类型学意义的接受，后一问题属于发生学意义的关注。钱钟书先生对看了他的著作后慕名而来的采访者的经典回答是，既然你吃了鸡蛋觉得不错，就没有必要关心母鸡如何了。钱先生的回答固然有目的论的道理，但是吃了鸡蛋还捉摸母鸡的人则有工具论的道理。就论者是怎样发现这一问题的研究思路，哪些观点是开始作为基本思路但后来舍弃了，舍弃的原因是什么，至少对于学科建设来说有意义，这样的研究有利于挖掘论者的全部积累，尽可能全面地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如果没有访谈，显学鸿儒的学术积累除过已经公开发表著作外，其思想精华难为后人所全窥，许多深刻的思想碎片只能沉积在个人体验的深层，难以形成规范文本保存，同时代小范围圈内人也许心领神会，但圈外人难以识见，往往只能将前辈成果归结为人格魅力，从而在统计意义上削弱了学术积累，迟滞了应有发展。这种探讨在学界以课题有核心的研究小群体内部并不陌生，许多相同或相近主题的学者之间的非正式交谈和讨论往往正是以这种形式展开的。通过这种方式，有利于向社会学前辈学习，有利于同行交流心得。在明确知识产权的前提下，这样的访谈有利于学术思想扩散并超出本学术范围接受社会的检验，这种互动式检索有利于防止在同代学人和前代学人已经达到的学术水平上简单重复，这样的比较和梳理有利于明确学术的主流框架和内在逻辑构造，有利于学术积累和进步。
你研究农民侧重哪个方面？
村落公共权力。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分化，村落公共权力越来越重要。
一．村落公共权力在农民研究中的位置
研究村落公共权力？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按法律，你是研究村委会选举和村民代表会议的，强调依法治村四个民主；按现实，你是研究村党支部的，强调以村党支部为核心；按传统，你是研究家族的，要论证传统组织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是可以利用的；讲到人格，你要发现无私奉献鞠躬尽粹的村干部典型作楷模。讲到财政，你要研究形成和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痛斥“服务就是收费，管理就是开会”；也许你重视社情民意，你要列出若干村名、有纵横对比，用分类数字、饼图、直方图证明现在农村干部太多了，老百姓养不起了，干部要钱都要得“人生了，狗熟了”。最后要形成政策建议，财务规范化、村务公开化，三监督双代管一上墙，依法减负、减人增效，云云。
我的研究包括你说的内容，但并不是依据你所说的村级组织形式分类来定义村落权力类型。我在1994年开始研究农村基层组织时也是首先从农村现有组织的形式分类入手，但在后续研究中感觉对于村落权力的形式分类不利于说明村落权力的整合和各自组织的实际功能。在目前研究中我对村落权力的定义是：以村落为单位反映的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体制性权力与村落内生性权力的互动和整合。我说的村落是以自然地理为基础的经济地理和人文活动中心概念；我说的权力包括权力的类型，关系及其生成。我力求在分析的起点上能够和村民日常生活的常识对话，在研究的终点上体现为规范的理论建构；分析的逻辑过程来使用规范的概念分析工具来解构农村日常生活中的权力构造和运行，了解村落内具有哪些资源，其中哪些是有重要意义的资源，哪些重要资源和村民权利发生关联，哪些重要资源受村落权力支配；村落权力是如何动员资源，如何决定村落资源的配置方向和使用规则的。研究村落权力要对比制度规范和生活内在逻辑的关系。我对自己研究的要求是：资料和结论必须对现实有解释力，研究必须建筑在科学的领域之内，方法是要对村落权力实行奥斯汀所说的“哲学的实地考察”[4]。上述的意思是要回答你：农村现有组织的形式分类只是我分析农村权力建构的切入角度，我的任务是最终要说明它，而不是在研究一开始就作为论据来使用它。
研究农民一般以农户为分析单位，村落公共权力属于结构，结构研究与农户研究是什么关系？
研究传统社会的农民多以农户为分析单位，但并不局限于农户，也涉及到农户与村落权力的连续谱系，本世纪以来对于乡绅在农村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保甲制度的研究，对于家族、氏族和房（自然村）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就农户与村落权力关系而言，解放前、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有质的变化。解放前农村的制度特征是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和农村土地地主所有制，土地买卖兼并；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特征是公社体制对于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和生活要素的全部控制，农民没有流动的合法性。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有了生产经营权，依次开始了资源选择、效率选择、职业选择，村落权力对于农民的意义和与农民的关系就展现了前所未有的互动深度。当农民面对非农产业发展时，当城乡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时，农村中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使用价值就增加了，农民对于村落权力支配各类资源的传统、方式和规则就敏感起来，村落权力对于农民发展的意义和重要性就突出出来。
在现代化进程中和社会转型进程中，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体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个维度的构造，村落权力成为透视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良好视角。在现代化的国家发展进程中，国家对乡村的渗透引起了理论界的重视，长期以来对从上到下方向的研究，整理分析了各种规章制度，建立了大传统分析模型。相对而言对于自下而上的权力构造研究比较薄弱，对于地方精英的日益政治化缺乏了解，对与文本规则相对应的生活规则的了解从研究设计、资料收集到意义解释都很缺乏。本世纪以来中国农村保甲制度研究的一个难点就是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制制度规定，但是对保甲制度的实际运行状态则缺乏详细文献资料[5]。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个人和法人行动者的理性动机对于提高社会的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法人行动在社会机制方面纳入主流必然重构新的生活规则，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在人际互动层面构成现实冲突，社会公益和个人利益对于资源边界的确定对公共权力的需要和依赖更为迫切。市场经济体制对于社会激励的" 导向是强调个人和法人行动的利益和效率激励，在此社会背景下，自下向上的社会权力构造更有意义。
中国传统社会就是农业社会，研究中国农村地方权力和地方势力以及地方势力得以形成的基础的宗族、家族的成果很多，怎么能说积累的资料不够呢？
这个感觉是从对已有资料的系统整理中发现的。这里要区分文本规则和生活规则[6]。文本规则容易收集，而生活规则需要了解比较解构和筛选，生活规则的意义在于说明文本规则的形成，并且对行动有直接解释力。1858年3月30日，马克思在《马志尼和拿破仑》一文中写道：“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成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才取得的”[7]。解放前陈之迈先生在《中国政府》第三册序言中就指出，“特别是在法治精神尚未十分发达的今日，讲求实际尤为必需，因为法令与事实是不一定相符的，而我们所要知道的是事实”[8]。钱端升也指出，研究问题必须法律和实施并重，而历史的演进为必要的基础。在受到地域传统定义的社会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是生活规则。基层政权作为一种政治秩序，一个各种统治手段综合运用的调控系统，生活规则才是它最本质的内容。村落权力运作的实质就是村落内生势力建立生活规则以积极适应或消极敷衍文本规则的动态过程。典型就是根据分析案例建立的研究模式“依附－庇护”关系理论。解放以来，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政治地位提高，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流动空间加大，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群体。在中国社会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研究农村也需要哲学背景。更深刻地作用在于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研究农民的一个重要难点是缺乏对权力运行方面生活化石的分析。
农民研究的魅力在于提供了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连续谱系。不能只是泛泛地讲农民是小生产者，要用农民的群体分化和社会行动特征来证明这一理论标签。行动构造关联，行动赋予生活世界以意义。研究农民是一个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很强实践性，指导意义，也很有意思的题目。不仅需要从感情上接近，从资料上整理，而且要从文本规则与生活规则的参照比较中发现不足和缺失之处，在现实生活中去发现、还原和再现。因此需要深入地研究农民生活要引入人类学的“深描”概念，仅使用概念分析工具和应用以往的逻辑是不够的，需要在事物的动态成长和历史背景中来看问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对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地位已成共识，由此可以推论，只要给农民放权，农村经济社会就会发展。
这样表述没有准确和完全反映现象事实与内在规律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归纳在方法论上是个体主义，在思想史上属于民粹主义[9]。虽然将农业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但是不能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仅归结为对农民放权，经济体制改革的放权只是构成农业生产的家庭经营的动力基础，并不构成农村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基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固然提高了农民劳动生产积极性和提高了农业产量，但根本意义在于奠定了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至上的产权关系和社会基础，使农民对自己的生存价值和社会位置与自己的追求和努力联系起来，这正是社会学所说的社会地位与财富的积累由先赋性向自致性转变，这样使农民的生产生活摆脱了村落的自然地理局限和种植业局限，农民的社会地位和发展空间开始以整个社会为舞台，这个舞台改变了农民思考问题和对自己生活意义定位的传统狭隘眼界，促使农民的劳动在与市场需求更密切的结合方面寻找和开拓可能的和潜在的发展空间。当使村落内部资源适应市场的深度开发，当以自己已有的资源存量与村落外部要素结合从而走向农村以外的社会时，农民会立刻感受到村落权力对于农民发展的重要性。正是有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建设性关系才真正提上日程。今天探讨和研究农村村落公共权力不仅有了理论的重要性，而且和农民的个人体验有了沟通和交流的现实可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个人行动者和社会结构的关系，社会结构影响又是通过组织权力和体制约束表现出来的，因此要分析农民对于社会学来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瞄准农民行动和行动所嵌入的社会背景，透过村落权力揭示和反映农民行动和体制约束的关系变化。
八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特征是社改乡镇、联产承包和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农民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参与；资本对乡村生活的全面渗透；国家权力对村社[10]组织和权力的制度安排和规范建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18年了，中国农村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明确。中国农村现代化在形式上和发达国家农村现代化道路有相同之处，但是本质原因则在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内涵性变革，核心因素就是市场经济发展、城镇化、地方精英的日益政治化[11]，地方精英的日益政治化指的就是在村落社会内生性权力的构造和人格化代表的生成。1987年以来，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为标志的国家权力对农村组织和村落权力的制度安排和规范化建构就是国家意志适应和促进农村内生性现代化的生动体现。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固然是农村现代化的内在需求，但是农民流动和资本对乡村生活的渗透都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干群关系有重要影响。获得农业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农民自己也切实感到：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农户经营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农户与社会的联系、农户与村落公共资源的联系在发展中已经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而且在农民个人可以感觉的社会行动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 你是说现在的村落权力建设既受到体制制约，也受到农民素质的影响。
国家权力深入农村所反映的社会进步在村民自治组织建设中已经有深刻表现。1996年冬天到1997年春天正在进行的第四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最突出的特点是国家权力以严格细致的程序法保障有效实施实体法。村级自治权力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是农民的自主选择，但是农村自治权力的生成却不是农村能够自发完成的，就本质即选举程序而言是现代化国家意志的体现，需要国家通过合法性权威领导农民构造自治权力，并且使农民通过合法性程序完整、准确、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志。从领导体制看，首先要发挥农村基层党支部的核心作用，但是从国家权力和农民层次看，基于现在农户经营规模和农村集体资产的格局，在农村村民自治组织权力的建设、村委会领导人的选择、自治权力对乡村公共资源的持续公正的开发利用方面，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秩序的有效规范管理举足轻重。
在九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董辅仍委员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要求相应的政治权力结构变革，村落权力建设也反应了这种关系。那么农村公共权力建设在前后两种体制下有什么不同特点？
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下公共权力从社会需求到精英进入渠道都有区别，最根本的表现是公共权力吸纳精英的方式、重要资源的配置方式和使用规则。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个人的赢利动机，而且需要使这种动机具有合法性的社会环境，公共权力就是象征和保证公共资源得到有效管理不受破坏和社会秩序的合法性。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发展表明，农业产业化才能实现优质高产高效，需要相应的分类指导和社会化服务；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对农村公共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和开发，实现农村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城镇化建设需要发展公共事业，农民生活需要文明引导和法制宣传教育；国家政策深入农村得到贯彻落实，都需要有效的村级管理。农村是党和国家的政权基础，关系到党的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落实，关系到基层政权的巩固，关系到农村的改革、发展与稳定。没有有效的村级管理，恶势力就会乘虚而入，农村社会就难以稳定，农村经济发展就受到损害。1995年到1998年一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农民安居乐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社会管理秩序良好，村级组织领导人素质过硬，能够起到引导、示范和带头作用。一些农村地区社会矛盾严重，直接原因是村财务不公开，农民负担重，实质问题是村干部违纪、作风不民主，多吃多占，自私自利，不但不能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而且卖地毁地严重，使农村发展的资源受到严重破坏。村干部选不好，已经不仅是使农村经济难以发展，而且成为农村现有社会资产和财富的败家仔。1996年农村吃土地的干部为数不少，成为动摇基层政权的一大隐患，村霸、恶棍、把头已经成为新形势下出现的大问题，而且有向体制内渗透的趋势[13]；有的县近三成村干部父子世袭[14]。199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中讲到山东赞皇县农村土炼油厂破坏掠夺国家石油资源的事件，村干部表现出对中央级新闻单位的蔑视，限制新闻采访记者的人身自由，在现象上这是目无法纪的个人行为，在结构上这是个别村落权力开始与社会公共权力对立的征兆，这对于一个走向现代化和民主法制的国家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有很大破坏性。研究农村公共权力建设中的的体制性因素和内生性因素有助于分析和解决类似问题。
一方面有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现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也为从事这类研究创造了条件。农户经济、农村基础建设和集体经济已经和村落权力结构具有内在联系；农村村落权力的形成和对农村公共资源的管理对于农村可持续发展已经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对村级自治组织权力与农户生产生活发展的相关性经过多年实践已经具有了感性和理性的双重认识；这三个条件促使农民对1996年冬天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参与的积极性增加，参与规模扩大，关注更为认真，对选举程序是否合法更为敏感，对选举程度和选举效果相关性的判断也更为理智。这些表明农民对农村自治权力已经有迫切需求。我作为1996年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国家观察员实时实地观察了四个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全过程，有这样的切身体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村民自治是农村内生性权力的有效表达形式和渠道，内生性权力建设随着改革的深入而凸显。在农村生活实践中农民已经认识到，民主选举是实行有效的村民自治的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农户经济、农村基础建设和集体经济，已经和村落权力结构具有内在联系；农村村落权力的形成和对农村公共资源的管理对于农村可持续发展已经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对村级自治组织权力与农户生产与生活发展的相关性经过多年实践已经具有了感性和理性的双重认识；这三个条件促使农民对1996年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参与的积极性增加，参与规模扩大，关注更认真，讨论更深入，农民在选举前就开始收集和学习文件，对选举程序是否合法更为敏感，对选举程度和选举效果的判断也更为理智[15]。这些特点都在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表现出来。
1996年冬第四届村民换届选举最突出的特点是以程序法保障有效实施实体法。即以《宪法》、《村委会组织法》、省《村委会组织实施办法》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村委会选举办法》、《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规定》为依据，严格依法进行。具体就是坚持九条原则：一是直接选举的原则；二是差额选举的原则；三是村民权利的原则，在村委会选举中，一定要尊重民意，尊重选票，尊重选举结果，不能代民作主，而要由民作主；四是选举权平等性的原则；五是无记名投票的原则；六是民主竞争的原则；七是秘密划票的原则；八是“双过半”的原则，即依法享有选举权的村民过半数的选举有效，候选人获得参加选举村民的过半数选票始得当选。九是公开唱票计票，及时公开选举结果的原则。这九项原则有价值判定，操作程序，也有操作技术路径，农民能够理解、参与、执行，也能够监督。1996年村委会换届选举和1993年相比出现了四个突破：一是直接提名方式，二是设立秘密划票间，三是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全部差额选举，四是竞选演说。这样的选举既是普法教育宣传，也是民主素质训练。农民在村委会选举中的觉悟，是中国乡村民主建设的成果，也是中国农民具备民主素质的证明。从学理分析来看，1996年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使村委会权力具有了体制性权力和内生性权力的双重特征，即在表达意志上体现了村落内生性权力特征，在程序合法性上体现了体制性权力特征。
1996年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有的村在候选人提名形式上有争议，有的村选票分散难以集中，这往往与村里原有矛盾没有解决匆忙进行选举有关。程序合法性并不必然保证结果有效性，但是不能为了结果有效性而破坏程序合法性。选举中出现的问题往往是村中其它复杂问题的间接反映，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不宜于有问题就简单归结为选举本身或选举程序的问题。通过村委会选举，农村村镇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在成长，以村委会组织建设为内容，农村红白理事会、村民理财小组，村民代表会议等村级组织都在形成并逐渐规范化。体现了农村现代化的方向。
农村权力建设应该属于社会结构，你引用的例子则是农村干群关系，这样" 用人际互动指代农村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是否合适？
从农民行动到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联系正体现了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即社会结构对个人体验有解释能力，个人体验具有结构化特征。这种联系在社会学研究中已经给出了理论基础。吉登斯提出结构二重性理论[16]以来，如以往那样将宏观与微观截然分开静态分析已经不适应从内在本质上深刻认识当前社会发展的纵深方面。使用理论概念并不是理论研究的外在象征，本质上理论研究的品格是发展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即规律。对于实际行动中内在规律的研究就具备了理论研究的品格，从已经形成的规范的理论范畴到日常生活中被文化构造并具有统计意义的社会行动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从现象逐步深入到本质的范畴，这样的抽象是有质的规定，但在抽象的逻辑上则是连续的过渡曲线[17]。因此研究不能只是在对于行动叙述之后简单贴上相应的理论标签。
深入研究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干群关系是社会转型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农村中的干群关系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有直接密切的关系，这已经成为中国学者和政府部门的共识。近期对中国村落案例的深入研究也发现：是来自上面的政策和农村内在传统两重因素构造和制约着村落40年来的变化过程，土改过程才促进了中国农村的行政村的结构形成[18]。民政部基层政权司农村处在村民自治组织建设方面承担直接业务指导，在村委会选举、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村规民约方面有长期深入的理论与实践积累。1996-1998年山东和河北农村已经开始了乡镇政权规范化建设试点，试图通过调查研究总结，形成功能类似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六十条（修正草案）》（1961年6月15日）那样的指导乡镇政权规范化管理的政策文件。进行这样的制度建设需要完成文本合法性和生活合法性的双重论证。现在对于村委会建设从理论研究和国际比较已经做了很多工作，1993年以来吉林、河北、河南、山东、福建农村的村委会建设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山东潍坊寒亭区从1993年开始实行村务公开，民主监督，依法减负，合同管理，到1998年3月已经形成了对农民和国家职能部门各自权利义务的双重约束，村干部及标志农村村落权力建设已经开始进入通过法律监督来双向制约的新阶段[19]。农村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理论对生动的社会现实做出有针对性和解释力的分析论证。现在中国农民对于农村村民自治的衷心拥护，不是农民对村委会组织法的文本有特殊的偏好，而是由于农民的生活环境，农民在村落社会中的个人权利和发展空间与村落公共权力密切相关。深刻的利益驱动使农民在村落公共权力建设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比并不逊色。
这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更象农村政策研究和操作，这样的工作由政府职能部门或党的组织部门来承担更为合适。
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也要以理论为基础。部门工作的优势是对于问题的解析有一个完整的操作和责任系统，对一规则和民众的反应了解深刻，材料丰富详细，局限是工作责任边界明确，专项性强，任务有时间要求，虽然政府部门同志有工作敏感能力和相当浓厚的理论分析能力，但是在工作中由于角色定位和社会分工局限，即使有分析能力也不能有效发挥出来。理论研究和行政管理工作结合有助于弥补这个缺陷，同时理论研究注重整体性和内在逻辑，不受短期任务影响，有条件将历史资料和现实发展中的联系起来，放在整个事物发展全过程中从内在关系来分析其地位的意义。
你觉得当代学术界提供的有哪些资料和成果对于农村基层权力建设研究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世纪以来对于中国农村村落社会和国家权力的关系研究是本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前人的研究中已经积累了丰富资料，取得了富有意义的成果。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农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的研究突出了村落权力是家族权力的泛化和延伸；张仲礼在《中国绅士》中指出中国农村中乡村绅士居于农村权力结构之中具有两个原因，一是家庭财富的积累规模，二是乡绅和官府的个人密切联系；杜赞奇在《文化、国家与权力》中研究了近代中国农村的权力结构，指出国家政治权力对于乡村社会的延伸是现代化中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并且利用30-40年代对华北农村的调查资料通过对农村村落个人生活史的分析和社区研究提出了“赢利经纪”和“保护经纪”的二元乡村政治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乡村自治与赢利经济模型的对立，突出了乡村发展对国家权力的需求。他在乡村社会史研究中区分了文化和制度，又注意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将Clifford Geertz的“内卷化”(involution)概念引伸来定义没有提高赋税效益的国家政权扩张，由此解释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榨取。对于40年代陕西关中农村地主类型的研究表明，在国家权力难以有效抵达的乡村，虽然租佃关系并不发达，仍会形成恶霸直接以暴力来“虚拟”国家权力职能。恶霸并不是以财产所有制关系为基础的阶级概念，而是以人身依附关系即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等级概念[20]。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背景是当时农村的社会结构还缺乏分化，村落边界主要是地域边界，村落内部群体主要是小农，农民对于国家权力的需求还比较狭窄，对“差序格局”和国家权力的关系还没有提出在农民和国家都能认识到的利益冲突和整合中的深刻质疑。但是上述研究的分析方法已经开始将农村中的个人行动和制度安排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已经注意到农村内部对于国家权力的需求和虚拟行为，由此形成的分析思路和研究结论对于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是本世纪以来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进行了长期深入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在理论上不断深入，调查工具不断系统化。农村社会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农村社会在与国家的相对关系中获得自身的规定性。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变迁现在已经不是只是来自于国家体制层次的压力，而且内生性因素已经越来越居于重要地位和发挥重要作用。缪尔达尔指出“非经济因素”中的制度分析对于解释南亚国家农村的贫困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村落权力的社会关系类型研究也揭示了“庇护－依附”有独自的定义域和与市场交换关系不同的解释范围。在市民社会研究中，黄宗智通过研究中国近代农村认为应该从国家和社会的交汇点“第三域”来认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亨廷顿则认为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目标，并不必然体现为正相关。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角度开展的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深入探讨也为研究现阶段农村基层权力建设提供了较全面的分析视野和理论背景[21]。
UNDP《1994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发展概念的表述并非仅仅是收入，也包括生产率、公正、持续性和权能授与；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社会资本”的积累，而不是对个体商或部门的投资；在国家发展中要特别注意政治资源的使用能力。目前国外对于现阶段中国农村的农民分化已经进入到“假设－验证”的理论模型建立阶段。如维克多．尼(Victor Nee)1996年1月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对于中国农民分化的分析已经由经济结构分化深入到政治权力结构的分化及其原因的解释，将中国农民和国家权力及市场的互动关系分为内地，沿海的私营企业、地方企业、农业产业化四种类型，从外在显性特征类比描述进入内在因果关系分析。美国著名中国发展研究学者帕瑞思(William L. Parish)也通过分析匈牙利社会体制改革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过程中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关系，其中也涉及到农民的变迁。" 还有一种是从市场与家庭、合作组织与国家关系的内在规律性上，探讨农民再组织的合理形式问题，关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型”组织和“合作型”组织哪类更适合于中国国情（马克．谢尔顿）。这样的分析对于研究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干群关系具有深刻启示。
村落权力属于农村社会结构，对于各种各样的农民行为的描述又有什么意义呢？是用规则来规范行为，还是无休止地听取农民对村干部的抱怨和评头品足？
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分析单元就是人们的社会行动。我感觉难点不在于根据规则来约束农村干部的行为，而在于发现农村干部与农民监督各自合法性之间的冲突。日常生活中行动的冲突来源于内在的合法性的冲突。干群关系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有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本质和表现形式的关系。农村基层政权是体制建设，形式是程序的规范化，实质是整合的合法性。干群关系是人际互动行为，干群关系是国家与农民关系在人际互动层面的反映。干群关系涉及农村干部的道德品质，对农村基层组织的研究主要是确定干部应当具备什么素质，但是不能将干群关系的实质和解决归结为个人品质。农民的角色总是处在一定的价值前提和事实前提的规定之中，农民对干群关系的评价也在动态调整。围绕某一事件形成的“干部－农民”互动关系，随着生产经营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改变、收益形式和收益率的改变、生产要素稀缺性和替代弹性的改变、机会成本种类和大小的改变，农民对干群关系的具体评价在程度上甚至在方向上都会有前后不一致的变化，具有明显的动态特征。农民对干群关系的评价固然表现农民自身的局限性，同时也表现农民对基层政权的价值判断。体制对个人经验具有直接解释力，人际互动具有结构化特征，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干群关系因此成为一个具有丰富社会学意义的研究视角。
当代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富资料，也通过归纳和演绎在新的背景下对农村村落权力结构类型的变迁提出了一些有待验证的新的理论命题。由出发点不同可以划分为两个基本类型：第一类以农民的个人本位或者农村的基本单位农户本位为出发点，从家庭经营主体地位提出了农户家庭自组织机制的内生型权力结构；即以传统农村差序格局以中心的利益分配机制所论证形成的家族中心主义的权力格局。第二类从农村社会的制度安排切入，从社会体制转变角度提出了由行政泛化权力向社区权力转变的基本趋势，这类研究从两个角度展开，其一是由局部归纳形成结论，如对于经济发达农村地区典型村的调查得出以农村党支部为核心的“中心-边缘”组织依附理论，认为农村精英通过制度组织体系表现其才能，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得到验证，不如说只是理论的初级形态，只是对部分发达农村地区的一种外部特征分类概括。理论对于“概括性结论”的基本规定就是：“原有事实”没有资格承担对概括性结论的“验证”功能，否则则为循环论证。其二是乡村民主自治建设，在乡村政治操作中相关部门提出了民主选举决定的社区精英理论，在农村经济发展的中部地区得到村民的广泛认同，但是在农村经济发达地区，村民直接民主选举的村民委员会在现有事实上既不能对农村精英形成强大吸引力，也难以进入现行村落组织体系的核心，而且不能解释中国现阶段经济发达农村地区的权力形成状况。将上述两种理论结合起来，从中国农村发展的内在规定性出发，将农村发展中的权力结构和功能变迁抽象成为一种有内在逻辑、对不同类型农村地区权力建设有解释力并且可以验证的理论结构，是研究要完成的任务。是研究农村村落权力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也对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能够从理论上作出有实质意义的贡献。 这种研究的难点何在？
当代农村改革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导致农村社区一体化管理体制的消解，但是其功能在农村村落内部由何种组织的权力结构如何替代，在农民已经具有生产经营自主权的条件下，如何确定农村村落权力在生产要素和公共资源分配方面所具备的社会功能，则成为社会结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问题。
对于农村基层政权和干群关系已经有相当多的调查和研究，对于农村村与村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权力结构和机制的相关性已经引起重视。一些调查研究往往在强调农村经济发展重要作用的同时，相对忽视了农村权力对重要资源的配置方向和使用规则以及相应的社会后果。随着社会发展，村落自治权力和国家权力的解释力会越来越突出。农村的经济增长和农村基层权力建设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将农村的社会发展仅仅归结为建立在追求投入产出效率的理性动机基础上的个人行动的效果，在学术研究意义上就是将个人行为作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解释原因，这种分析的一个基本缺陷就是对于制度安排在农村发展方面的作用和意义缺乏解释，对于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没有能够有效说明。在现实的社会互动中，个人努力和制度安排对于权力结构都有影响。社会学理论已经对此有理论分析框架，认为个人以及群体互动努力构造权力结构并且决定权力性质以社会学理论中的交换论为代表，认为制度安排在农村权力结构构造中起主导作用可以归结为社会学理论中的结构功能论为代表。在当代中国农村权力结构分化和各种类型中这两种理论都能得到相应的支持论证；问题在于各自有限合理性的根据和社会约束条件是什么，这对于中国农村发展的理论和现实都是难点。
深入研究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干群关系是社会转型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农村中的干群关系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此项研究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有直接密切的关系，有助于深入研究国家和农民关系的现实矛盾，有利于发现现在干群关系协调与冲突的问题和原因所在，总结中国农村发展在农民分化基础上有效实施社会整合的规律，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及实施做出贡献。我的研究将制度变迁和个人行为联系起来，从价值和意义上说明国家权力深入农村内部结构的条件、阶段和技术路径，以及和农村传统社会组织资源的关系。这样的研究对于理解本世纪以来中国农村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调查方法上也体现了社会学“理解”和“历史”的特点。
你对目前村落权力建设的建议是什么？
一是注意村落权力的内生性建设。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合法性由国家授与，表现形式是良性的制度安排及其制度化，但是农村基层政权的有效运作本质上是国家体制性权力与农村内生性权力有机结合的结果。忽视农村内生性要素的权力建设在现实中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只能是合法性象征，成为“形式上组织起来的社会”（哈贝马斯）。形式上的合法性权力与实际支配资源的村落内生性权力二元运行，必然在农村社会人际互动层面的局部领域形成冲突。
二是充分利用传统的组织资源。差序格局是传统农村的基本特征，在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区开放、收益形式多样化、要素流动，农村农民的社会生活根据经济理性原则可以实现差序格局和交换原则的兼容及替代，这种替代随着条件变化是可逆的。其实证意义在于说明，传统村落制度对于转型社会具有内在的适应性，可以平稳过渡，传统村落组织资源在现代化合法性权力建构中并不必然具有消极作用。
二．研究方法要创新
你谈到课题设计时好象很重视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特点体现在哪里？
研究工具和研究对象相匹配是反思社会学的基本要求。社会学研究农村村落权力的规范化不仅在于使用规范的分析概念和调查方法，而且对调查者的价值判断标准和使用的分析工具的针对性、" 适应能力和局限都要有自觉的认识，后者体现了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的特征，反思社会学对自己使用的概念工具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局限性都要有清醒的自我认识。今天所讲的调查方法的创新不是说对于过去的调查方法的反对，而是说随着时代条件的改变调查方法要作相应的调整，要根据调查对象的变化和调查目的作相应的调整。研究方法要适应研究对象的变化。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村调查提出的开调查会的方法，现在对于调查农民对村落外部事物的评价仍然有用，但对于了解村落内部事物这种方法就并不太合适了，用这种办法未必能了解真实情况，重要原因在于农村内部出现了分化，所以不能教条地搬用过去成功的经验。
以前是别人认为搞不了理论研究的学者才搞农村社会调查，这两年许多钻理论钻的很深的人也开始扎村入户了，这种现象怎么解释？是个人研究旨趣的演变还是研究环境变化的压力使然？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悖论：农民本身并不具有学术的深刻自觉，为什么还要求调查者具备深刻的学术素质呢？
农民生活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富矿。正如植物学家偏爱落差大的山林地区，不同的海拔线上分布着各种植物类型，易于采集标本进行比较。社会学的魅力更在于，标本的特征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农民请你吃肉并不必然证明他富，只是表明农民或当地的传统好客；农民家里没有冰箱并不表明他穷，许多农村中小企业老板不买冰箱，是因为可以节省请客的饭钱：来人了拿个篮子上街割肉去，你拦也拦不住，转一圈回来说不巧肉卖完了，那么炒个鸡蛋也说得过去了。农民不具有学术意义上的深刻自觉，不等于说农民对自己的生活没有深刻感受和理解。
你所谓的悖论实际上是学界内部人的思想片面性：认为研究材料具有理论形态才是搞理论，即研究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是社会学理论；研究材料是生活现实的便是实证研究而不是理论，即研究中国农村的社区（村落）与社会不是理论。这种评价不能成立。是否理论研究的界定标准不在于研究材料，而在于研究工具；使用常识来研究常识不构成理论，说白了叫聊天。现在有一个关于蛤蟆的研究课题，完成的调查报告是“一个蛤蟆一张嘴，俩个蛤蟆八条腿”，调查者确实去蛤蟆窝看了数了，描述也是真的，但是这样的调查报告无法进行社会学的理论定位，它没有反映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使用规范化的概念工具来研究常识就具有了理论的品格，当然是理论研究。研究农民没有理论背景不行。把握农民对于生活的深刻认识事实上构成了农民研究的学术底蕴。
农民对于社会生活的深刻认识往往不是通过学术型的规范语句来表述的，而是通过农民的思惟和行动来证明的。这种证明不是语句在起作用，而是被深刻认识的社会关系在起作用。当代民族人类学的研究要求研究者的思惟角度和表述方式有相应的转变，要完成从他述向自述的的转变。从表述方式上就是要从“我认为”转变到“我发现”。因此要区分三种真实：一是农民表述的真实，二是农民行动的真实，三是农民意义的真实。这三个层次的真实都是分析研究的必要资料，但作为形成归纳和分析结论的材料却只能属于第三层次。研究者对于农村的参与观察具有共时性（synchrony）特征，但研究任务是要以共时性的有效沟通与认同为中介进而发现历时性（diachronic）对于农村社会生活、分层和习俗规范的构造和影响，这里的历时性可以定义为：习俗对个人和群体的影响制约＋个人行动的价值判断＋被村落文化所校正的生活意义积累。这样的研究才属于农村社会学研究。
对于农村中已经有的制度积累应该在农村的社会关系和语言中去寻找，1996年我们在河北调查一个村，村中有句话叫作“紧睁眼，慢说话”，
请具体谈一下你在研究村落权力中采用的方法。
我觉得对于现实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意义在于：在理论方面给认识和理解有关经济规律提出了定理或定律，在应用方面不断给现实经济的发展提出有效的实用模型。我把自己对农村和农民的研究定位为：以规范性研究概念为分析工具的实证性应用研究。这里的实证有两重含义：一是以理论假设为支撑，二是以科学研究方法为手段。研究方法是达到研究内容的技术手段和路径，研究方法服务于研究目的，也反映研究能力。
我在调查设计和实施中力求做到：⑴理论设计对研究对象价值判断、行动空间、约束条件和选择可能的敏感性；⑵调查工具对研究对象的动态适应[22]，要求封闭研究对象价值判断选择项的全部逻辑可能；⑶理论敏感性和分析能力不仅覆盖课题的设计过程，而且完善于实际调查过程中，在现场调查中动态检验和修正理论假设；⑷在价值判断的表述上实现由“他述”向“自述”转变。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农民的研究不能借口" 客观性只满足于学理性质的“他述”研究从而忽视农民具有自我意识意义的“自述”定义。“他述”更注重总体认同，“自述”更侧重于对村落、支系、氏族甚至家庭的个体认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自述能够更准确和有效地反映农民的价值观念、行动和社会小环境的关联。他述容易表述逻辑的事物，或者说将表述者的逻辑套用于事物，自述才能揭示事物自身的逻辑。弗雷德里克.
巴斯（Fredrik Barth）在研究民族认同时提出一个原则：认同的终极依据在于当事人自己[23]。这一主体确认原则在分析受到行动定义的社会特征时尤其重要，有助于理解分析单位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现阶段中国的农民概念已经超出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时代政治管理和行政划分的色彩，对于农民的认识也同样需要从阶层识别、群体特征、身分确认等多个角度切入。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条件下，农民内部在不同区域，同一区域内的不同职业群体，以及同一职业群体在不同的社会网络背景条件下的分化都体现出明显特征。要理解农民，就要准确理解农民动机生成和理性行动的矛盾。
这个问题是费孝通先生这一代人在研究历程中就已经遭遇、提出并且已经回答了的问题。费孝通当时在瑶山的农村社会调查中已经认识到，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理论设计与实际调查脱节对于认识调查结果的研究和分析会产生严重不良影响。他在《花蓝瑶社会组织编后记》中指出：文化研究需要亲切的观察，要让课堂上的理论成为具体认识社会文化的工具。在调查地点的选择和调查工具基本合格的前提下，对于调查人员的田野调查背景、理论素质和对于分析主题的敏感性就成为完成调查并且能够分析意义的必要条件。他将这一体会应用于后来与张之毅先生合作的云南三村调查，明显就上了一个境界。我感到费先生的总结是深刻的。我的具体研究方法如下：
1．理论分析方法，体现资料检索能力和框架建构能力。应用文献资料，根据已有理论，对研究中国传统农村村落权力的理论框架进行比较，确定理论框架和适用条件之间的联系。在对于农村村落权力的研究中采用社会史研究方法，将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延伸与地方精英的日益政治化、制度安排与传统组织资源、机能与结构、历时性与共时性、叙述与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基层权力与社会网络”就是起连接生活史叙述和运用社会学假设不断作出判断的分析概念，这样的概念能够连接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偶然性，能够沟通制度规范与大众传统，能够连接“观念的普遍性与所叙述的特殊文化”，能够从价值和意义上说明行动的动机以及所受到的文化约束。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有助于理解社会结构的静态形式和社会行为的动态形式。
2．实证调查方法，体现事件敏感能力、现场布置能力和跟踪能力。利用已有的关于村民自治理论所确定的村民委员会制度和在实际应用中积累的有效事例，分析村民素质以及分析民意和村落权力的认同与冲突程度；选择有代表性并且有资料积累的若干个村进入深入访谈，使形成的分析框架接受社会事实的检验。 实证调查方法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认识方法，认识农村和农民要经历五个依次联系的深入阶段，即“阅读观察倾听解读深描”。阅读：通过阅读文本接受一个以叙述形式被赋予意义的事实。观察：经历事实，注意现场展现的全部有意义的细节。倾听：加入行动者对事实的意义理解，注意赋予意义的行动主体的社会特征。体验：将倾听获得的有局限性的主观意义放在社会网络(社会网络不仅具有共时性，而且具有历时性)中来理解。体验=(共时性+意义+背景+网络)，体验是“解读”，也就是哈贝马斯强调的对于社会事实要“设身处地地领悟”。体验是接受以多元因果性界定的事实。通过阅读接受一个以叙述方式被界定了意义的事实和亲身经历这个事实是有重大区别的。有案例表明现在农村基层政权规范化建设有一个内在的倾向，在小传统仍然发挥作用条件下，行政话语系统中“农村基层政权规范化建设”可能只承担合法化语言象征功能，只是村落社会结构对合法体制在形式上的顺应。这样的调查方式便利于全面准确认识研究主题。通过“阅读观察倾听体验(=解读)深描”全面准确认识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意识形态尤为重要。农民只是一种职业身分，在本质上农民也是社会人，他的动机、行动和价值观念受到群体和制度环境的制约，作为历史行动的积淀农民又在不断进行理性总结来适应和改造群体和制度环境。
二是设定农村社会情境，即区分“日常生活”与“事件”[24]。“日常生活”可以定义为常态，“事件”可以定义为非常态。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编织社会网络，“日常生活”是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生成和构造过程，也是积蓄能量过程；在“事件”中，社会网表现为能量释放过程。常态可以描述社会网的构造，但是社会网的质量需要有内生性事件来振动、检测。行动者通过事件中网的作用和预期效果比较从而校正今后的行为，按此逻辑的社区群体行为积淀形成传统。通常将传统理解为大的时间尺度的函数，其实在科学意义上传统是一个连续谱系，从纵向上表现为事件前后更替之间的意义关联，从横向上表现为从个体意识向群体意识的生成和认同。在认识过程中一般存在着两种缺陷，一种是信息不完备的局限，一种是意义缺失的局限；信息不完备的局限在任何认识过程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是不能从根本避免的，因此在课题设计中要对分析所要求的信息完备程度有一个在资源如时间、人力、经费、客观环境允许条件下有一个适度规定，但是意义缺失的局限对于研究设计和研究操作来说是必须避免的。了解农村社会生活时对“日常生活”和“事件”只了解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所形成的认识都存在“意义缺失的局限”，“事件”的生成会检验和重新调整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日常生活”和“事件”的结合才构成乡村社会生活的全貌，对这两方面的完整了解才能全面理解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行为。人类学家格尔茨在巴厘岛的逃跑就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事件，他在事件中的表现使土著人重新调整了他们与他的相互关系。对于中国现阶段农村来说，下发救灾款、发放外出劳动力指标、提供就业机会、上级考察、授予社区先进称号、村委会换届选举，都构成有意义的“事件”。这些“事件”都与村落公共权力构造有直接密切关系。
3．由类比方法深入到分析方法，体现意义解释能力。对现象事实进行理论定位，使现象描述具有理论意义，使行动分析具有结构化特征。
这个框架如果能够成立，对于具体的分析工具我觉得没有多少可说的了。因为这就进入了社会学理论相对已经比较成熟的部分。
农村权力本来我也懂，你讲了我反而不懂了。农民干的事也有这样的专业性？我觉得你是在利用专业术语构造学术壁垒以期形成垄断。这对于在下岗危机下提高社会学职业声望倒是有益。专业性越强职业替代弹性越小，职业替代弹性越小从业者的社会地位越高。
农村社会学论文篇6
[关键词] 乡村精英 精英流动模式 精英结构 循环论 再生论
在中国的文化中,自古就有英雄情结。虽然无论在哪个时代,精英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都非常小,但是由于其在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使为数不多的精英群体一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制度的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不断增强,一大批具有特殊才能和优势的乡村能人脱颖而出。他们活跃在农村生产活动的各个领域,成为影响和左右农村社区生存和发展的精英群体。伴随着学者们对农村问题的日益重视,农村精英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国内外学者的视野中。
社会学界对乡村精英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运用社会流动、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等视角,对乡村社区内部的精英流动模式、乡村精英结构以及乡村精英的角色、地位、功能等领域的研究。
一、对乡村精英流动模式的研究
中国乡村的精英流动模式,是精英研究中学者关注和探讨最多的领域之一。
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精英循环论”和“精英再生论”的争论。精英循环的观点最早是由撒列尼提出的。他在研究匈牙利家庭农场时发现,随着社会主义改革的不断深入,20世纪60年代在匈牙利,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从事私有的家庭农场经营并获得经济利益的,是那些在40年代拥有土地而被共产主义集体化政策剥夺的那些家庭的后代,而不是已经拥有政治权力的干部。他认为,这种现象说明,在社会主义市场转型过程中,市场化产生的平等效应,使农村精英出现循环的现象。撒列尼的理论启发了维克托•尼,在对1984年中国农村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市场转型理论”,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改革会使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再分配精英受益,因此这种改革会减弱因再分配体制而产生的社会不平等。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撒列尼还是维克托•尼,他们都认为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精英的流动模式是循环的,即新的精英来自于旧的分配体制中不占优势的群体。但是,很多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即“精英再生论”,认为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干部权力的作用并不会突然消失,市场改革的最主要的受益者并不是旧体制中的被剥夺者,而是旧体制中的政治精英,他们会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本”,起到一个非正式个人的信息网络的作用,确保干部在竞争中可以获得最新、最准确的市场信息,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胜。汉吉斯、斯坦尼斯基对东欧国家的研究,奥伊、怀特和瓦尔德对中国的研究都支持这一观点。
西方学者关于精英循环和再生的争论,使中国农村精英流动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但是由于他们对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了解的缺乏,急于依据一些有限的资料去建构理论,难免以偏概全。就此,一批中国学者根据自己对中国社会的切身体验和独到了解,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孙立平将精英的更替看成是一个精英集团内部角色转换的过程,王汉生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工业化与农村精英构成的变化的研究,认为农村工业化是影响不同地区精英结构和关系变化差异的重要原因,改革以来农村社区精英的变动,既有新精英对旧精英的替代,又有旧精英集团内部的差异和转换。陈光金对私营业主这一经济精英群体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社会精英阶层而发生发展的机制,经历了从以循环为主到以复制为主的变化。针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宋时歌提出了“干部权力转换延迟理论”,认为由于干部权力的连续性这种中国改革进程的独特现象,“精英再生”将是主要潮流,而“精英循坏”则是属于一个特殊的时期的现象。这个特殊时期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改革早期的干部权力向市场转换过程中一个短暂的延迟期而造成的干部权力真空,随着这个延迟期的结束,新兴的经济精英将越来越多地来自干部群体。此外,还有很多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对中国农村精英的循环模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戴建生以著名的江村为个案进行研究,发现随着村庄工业化的进程,村庄精英流动以再生转为以循环为主导,村庄精英地位的获得与维系由组织化过渡到经营化。邓玮认为中国乡村精英表现为从“血统原则”转向“成就原则”、从国家选择趋向社会选择、从一元模式趋向多元路径的流动模式等。
可见,中国学者的研究,已经跳出了西方学者对“循环论”和“再生论”的争论框架,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结合实证研究资料,从多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建立了更加全面的理论系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方研究的不足,实现了中国农村精英研究的本土化。
二、对中国乡村精英结构的研究
随着乡村精英的多元化,乡村精英的构成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王汉生在将中国农村精英划分为党政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的基础上,根据社区工业化方式和水平,把农村社区划分为低工业化――低集体化、低集体化――高工业化、高工业化――高集体化几种类型。陈光金依据不同农村精英在不同资本上的相对优势,把农村精英也划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在此基础上,陈光金把当前中国农村社区的精英结构划分为金字塔型(一个权力中心)、宗派型(两个权力中心)、联合型(多个权力中心)和不规则型(无中心)四种类型。贺雪峰把中国农村精英分为传统型精英和现代型精英。所谓传统型精英指那些以名望、地位、特定文化中的位置乃至明确的自我意识为前提而形成的精英,所谓现代型精英是指在市场经济中脱颖而出的经济能人。此外,金太军把农村社区精英分为掌握正式资源的体制内精英和掌握非正式资源的体制外精英。体制内精英主要是指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体制外精英主要是指宗族精英、宗派势力、宗教精英和经济乡绅(经济精英)。周沛按照马克斯•韦伯对权威的分类方法,把农村社区的权威结构划分为法理型、传统型和魅力型三种,法理型权威主要指村干部,传统型权威主要指家族族长,而魅力型权威主要指经济能人。
三、对乡村精英其他方面的研究
除了对乡村精英流动模式和精英结构这两大领域的研究外,很多学者还对乡村精英的角色和地位以及其在乡村发展中的作用展开了讨论。如王思斌通过对村干部的研究提出了“边际人”的理论,指出村干部处于行政管理系统和村民自治系统的边际位置,这种边际地位及由它决定的职能行为对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系统产生影响。仝志辉认为精英在动员普通村民投票时对其与普通村民的社会关联的利用与放大,是形成村民高度选举参与的重要因素。此外,还有很多学者从各个方面关注乡村精英对推动乡村民主建设、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文化建设的影响。如有关“城归”精英参与村政利弊的研究、“回归”精英参与村庄权力竞争的研究、农村非治理精英对农村社区发展的作用以及局限性方面的研究等。
综上所述,学界对中国农村精英的研究基本都将范围集中于乡村社区内部,采用社会流动、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分层等范式,对乡村精英的流动模式、结构组成及角色地位等方面进行研究,而忽视了乡村精英与外界的互动及其影响,特别是在城市化浪潮下,很多农村精英走出乡村,到城市就业、定居的现象。在目前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农村精英的社会流动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迫切需求各方学者走出对乡村精英内循环研究的局限,而关注其跨区域的流动,以期为乡村精英及广大农民寻找一条成功的城市化之路。
参考文献:
[1]蔡杨.免税时代乡村精英的流动与权力竞争――湖北省C镇X村调查及选举观察.学习与践,2006,(3).
[2]曹锦清,张乐天.传统乡村的社会文化特征:人情与关系网――一个浙北村落的微观考察与透视.探索与争鸣,1992,(2).
[3]陈冰,吴国清.农村非治理精英与农村社区发展.南方论坛,2007,(2).
[4]陈光金.从精英循环到精英复制――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形成的主体机制的演变.学习与探索,2005(1).
[5]陈光金.中国农村社区精英与中国农村变迁.博士论文,1997.
[6]陈旭一.社会精英流动及其选择机制初探.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1,(5).
[7]戴建生.工业化进程中的村庄精英.苏州大学学报,2001.
[8]邓玮.历史轨迹与当代转型:中国社会精英流动机制的理论考察.理论导刊,2009,(2).
[9]苟天来,左停.从熟人社会到弱熟人社――来自皖西山区村落人际交往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社会,2009,(1).
[10]贺雪峰.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社会科学辑刊,2000,(4).
[11]胡杨.精英与资本――转型期中国乡村精英结构变迁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2]金太军.村级治理中的精英分析.齐鲁学刊,2002,(5).
[13]李林艳.社会空间的另一种想象――社会网络分析的结构视野.社会学研究,2004,(3).
[14]李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变化.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5]林修果,谢秋运.“城归”精英与村庄政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3).
[16]秦琴.精英转换:理论的争辩及其凸显出的问题.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17]宋时歌.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变过程中的精英再生与循环的一种解释.社会学研究,1998,(3).
[18]孙立平.总体性资本与转型期精英形成.浙江学刊,2002,(3).
[19]仝志辉.村民选举中的精英动员.社会学研究,2002,(1).
[20]王思斌.村干部的边际地位与行为分析.社会学研究,1991,(4).
[21]王汉生.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与农村精英的构成变化.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秋季卷),1994.
[22]吴忠民,林聚任.城市居民的社会流动――来自山东省五城市的调查.中国社会科学,1998,(2).
[23]许苏明,金迪.精英流动与社会制度的建构.唯实,2005,(4).
[24]余子明.从乡村到都市:晚清绅士群体的城市化.史学月刊,2002,(8).
[25]袁辛奋.略论社会关系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998,(1).
[26]张文宏.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阶层差异.社会学研究,2005,(4).
[27]周沛.农村社区中的权威结构.社会,1999,(1)
农村社会学论文篇7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农民 社会判断
许多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合理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理想形式。然而新农村的概念在不断更新，郭杰忠（2006）指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每一次出现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而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对当时农村发展的重要探索。2005年7月他在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或社会主义制度下，反映一定时期农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文明状态。”[1]这也表明了新农村是一个有利于农村发展且与时俱进的新事物。
然而，新农村建设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般是政府居于主导地位，由政府来根据各自地区的具体情况，确定其建设的基本模式和路径。叶敬忠（2006）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指出，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在这个过程中集体失声了[2]。于是，便有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从农民视角出发的新农村建设。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得到认可与重视。
所以，本文从社会心理的社会判断的角度对新农村建设进行讨论，增进对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角色地位的认识和理论警觉性。
一、文献回顾
（一）从新农村概念谈起
一些学者从一个更贴近新农村实践的角度为新农村做定义。郭杰忠在2005年7月撰文中写到“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或社会主义制度下，反映一定时期农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文明状态”。[3]另外韩俊把社会主义新农村看作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综合概念。[4]实际上，在笔者看来当前的新农村建设还应当考虑到生态环境这一个维度，应当是五位一体的综合概念。
对于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国内学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作为“新事物”的新农村，虽然其定义难以统一，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许多的共同点，那就是为了促进农村的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二）新农村社会判断相关研究
金圣华指出，社会认知和态度都是外界刺激与个体反应之间的中介因素，社会认知的价值影响着社会态度的形成，而态度中的内隐成分又决定着行为的发生。他说，我们首先要了解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其次要关注农民的价值理念与演变；再次要关注农民的态度形成与演变；最后，关注农民的社会认知归因模式及存在的社会认知偏差。[5]
张庆林，赵玉芳，戴冰，张惠对西部民众对西部大开发的社会判断做了问卷调查，在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个人收入问题、环境问题、农业与农民问题、民族交往与冲突问题、进城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以及环境问题上对西部民众做了调查，取得了一些成果。
社会判断是在社会知觉和社会印象基础上对认知客体的评价与推论。[6]它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内隐的过程，但是还是有外在表现。本文就是对农民在对新农村的外在表现上，讨论其社会判断的特点。
二、农民对新农村社会判断的特征及相关建议
（一）至高无上的经济理性与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
十六届五中全会对新农村的描述是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 个字，而生产发展是放在第一位的。这也是符合马克思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
图1是叶敬忠书中的数据，表面上看确实体现出农民对新农村建设判断的经济理性的一面。说明在他们的社会判断过程中，经济是其最集中关注的议题。可以说，如果经济没有得到发展，难以让他们承认这是新农村。
在这种不谋而合的默契下，秉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协同发展的理念，提高农村居民物质生活水平应当是当前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首要任务。而结合各地实际，在提高以上五个方面的短板的基础上有效带动经济发展是值得尝试和探索的。
（二）两种自相矛盾性与新农村建设的阻力
首先是农村居民社会判断性质上的自相矛盾。如今一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最明显的方式就是修建集中居住式的房屋，农民甚至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修建这种楼房。[7]这一点不容忽视，应该重视媒体对农民社会判断的作用，引导农村居民形成对新农村建设的正确认知。当前自媒体发展迅速，关注农村居民的社会价值取向与社会判断显得更加必要。这需要学者们投入一定精力来完成。
其次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一个新事物本身的矛盾性。新农村建筑的室内布局，外观样式大多是政府部门决定，农民自己只能在住第几层楼和室内装修上保有自由。搬进去以后，有的居民开始担心喂养牲畜家禽等变得不太合适的问题。节日期间是否可以燃放鞭炮等在城市社区里的规则在新农村社区是照抄照搬，还是放任不管？所以又产生了一种在选择上自相矛盾的社会判断：新农村的新房新环境是好的，但是新农村对自己的生活有了限制――是不好的。
新农村本身的二重性与农村居民社会判断性质的两面织在一起就给新农村建设带来更多的阻力。一项新的新农村建设举措会给农村居民带来新的社会判断，这些判断给后面的新农村建设项目带来新的考虑因素。所以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当时刻关注农村居民社会判断的性质，对其合理的判断应当予以人文关怀，再在这个基础上让新农村建设扬长避短，逐步发展起来。
（三）群体水平上的短期理性与新农村的长期性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农村居民对新农村的判断更多的是从家庭生活的短期理性出发。随着农村的建设不断发展，工具关系与情感关系混合的混合型互动也占据主流。经济理性逐渐占据重要位置，但这种理性出发点是家庭，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可以说是农村、农业、农民，具有整体上的前瞻性。
短期理性的后果就是社会整合程度降低，负向互动增加，总体社会资本流失。于是许多学者也关注到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建设。在叶敬忠的调查中发现，受访的480位农民中仅有26人表示最关注乡风文明，仅占样本总量5.6%。但是接着，他又发现农民在文化需求中表现出急需法制教育。一方面表现出对乡风文明的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又急切需要法律这种正式规则的保护。可以断定，一些地区出现了一个非正式规范的真空期。这也是新农村文化建设有关议题关注的焦点问题。
对此有许多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看法，但在本文分析的角度上，对传统农村的“礼治”应当予以重视。在那样的伦理体系下的社会结构中，保存着深厚的传统农耕文明的影子，是农村居民群体水平上做出的大致选择。其对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后续影响很大。要结合好新农村建设的长远目标与农村居民的短期理性，一方面要主动保护好优秀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要规划出符合短期理性下农村居民社会判断的新农村愿景，这样才不至于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
三、结论
“社会主义新农村”一方面表达了良好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必须重视农民的主体性。农村，农业是一个相对客观的存在，而农民则是“三农”诸多问题的核心。农民在对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判断中：在关乎生存发展的层面的上与政府的思路一致，体现出极大的经济理性；新农村作为新事物本身具有矛盾性，农村居民的社会判断也有优劣之分，两种矛盾性相互交织实为新农村建设一大阻力；在关乎文化与社会、精神文明等发展问题上，呈现出群体水平的短期理性。
所以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以经济发展作为根本保障和前提，坚持全面协调发展的理念。为了实现这一大目标，需要克服新农村作为新事物的矛盾。而新农村作为公共产品又必须满足人们的需求，符合人们的合理判断。所以，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一方面要积极利用信息技术，引导农村居民形成合理的社会判断，另一方面要努力克服当前农村的缺点，逐步迈入小康的新农村。这还要求长期的新农村项目与规划与重视家庭发展的短期理性相调适。这样才可以有序地，平稳地逐步迈入新农村的新天地中，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 郭杰忠，黎康.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研究综述[J].江西社会科学，2006（6）：217-224.
[2] 叶敬忠.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导言）[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2.
[1] 郭杰忠，黎康.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研究综述[J].江西社会科学，2006（6）：217-224.
[4] 韩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投入保障机制[J].宏观经济研究，2006（3）：13-16.
[5] 金圣华.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心理学问题研究[J]. 人民论坛，2012（11）.
[6] 沙莲香.社会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126.
农村社会学论文篇8
【关 键 词】农村教育研究；逻辑起点；问题意识；研究路径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2）03-0119-04
相对于其他教育研究而言，农村教育研究起步比较晚。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家内忧外患，关注农村、发展农村教育成为部分先贤救国保民开启民智的路径选择。在革命立新的历史浪潮中，以开启民智为核心的农村教育运动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乡村教育运动”。农村教育及其相关的研究成为中国教育学界研究的新领域。时至今日，我国农村教育研究已有90余年的历史。
然而，量化的历史并不能代表农村教育研究在质上的数值，曾经的辉煌并不能昭示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情景。总结农村教育研究的过去及当下种种状况，我们不难发现，目前农村教育研究处于一种失范或者“同质性”的困境，缺乏研究主题与对话理论在学术研究路线上的源流关系和逻辑体系。简而言之，目前的农村教育研究缺乏自身的学理逻辑和学术话语。
作为对问题的回应和寻求解决之道，我们自应回归问题本身，从农村教育研究的发展脉理中找到关键所在，并加以分析。
一、农村教育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和形态发生了巨大改变。传统农村社会的文化道统和政治生态在断断续续的革命和运动中遭到破坏。农村教育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亦随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而变化，农村教育实践的新问题层出不穷，问题背景下的农村教育研究获得了全面且深层次地发展。当然，问题与发展并存。
（一）农村教育研究的现状
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改革开放至今的30多年，农村教育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农村教育研究围绕农村教育实践中的问题，结合理论，描述、分析及解释教育现象和问题，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丰富和完善了农村教育研究的理论建构，提升了农村教育研究的学术影响力，且有效地推动了政府关于农村教育的政策制定。
在研究实践和构建理论的过程中，农村教育研究的组织机构先后在各个高校建立，如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农村教育与农村发展研究院、盐城师范学院农村教育研究所、江苏农村教育研究中心、江汉大学农村教育与教师研究所等，农村教育研究有了一支相对稳定的研究学者群体。在此基础上，2010年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成立。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的成立表明农村教育研究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主题和研究品位。事实上，回顾30年来的农村教育研究，可以看到农村教育研究在研究视野、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上取得了较大进展。
1. 研究视野的拓展。农村教育研究初始，关注的是农村教育基本问题，如农村小学普及和农村中等教育结构调整。这些基本性的问题也很容易通过相对简单的研究方法和学理分析总结出来，研究机构和学者也容易获得研究成果。关于此类的研究，能很好地呼应社会需求，有效地促进农村教育的发展。当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问题也是时下农村教育研究的焦点。
然而，农村教育形态及发展主题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改变。农村小学普及问题研究并不能帮助解决农村教育所有的问题，农村义务教育并不代表农村教育整体。其中即是涉及到农村教育研究基本概念的界定，如“农村”、“农村教育”、“农村教育研究”。关注基本概念表明农村教育研究从一种研究的初始状态转向研究理论的建构，对概念的不同界定也丰富和拓展了农村教育研究的主题和范围。
在研究主题上，农村中小学学生辍学问题，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农村课程改革的适切性问题，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以至近年来关注农村教育深层次问题、教育质量问题、教育公平问题。在研究范围上，农村职业教育、农村高中教育、农村学前教育，注意与城乡的教育比较。关注农村中小学外的教育现象和问题是对“农村教育及其研究”内涵的衍化。
此外，农村教育研究并没有束缚于教育研究的单一领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文明慢慢兴起，农村教育的载体与过去单一同质的乡镇公社有了很大的差别，简单地从教育学视角已无法深刻分析农村教育所出现的问题。学者也自觉地借用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来描述和解释农村教育问题。尤其是近几年，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已成为农村教育研究的主流。可以说，农村教育问题的突出和农村教育研究的兴起，引导学者尝试从横纵两个维度拓展农村教育研究的视野。
2. 研究方法的创新。20世纪90年代以前，教育研究方法论意识初步觉醒，研究者对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教育研究中的价值以及如何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进行教育研究作了思考。[1]20世纪90年代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研究走向深入。[2]尽管我国农村教育研究有着深厚社会背景和精神支撑，但当前的农村教育研究作为教育研究的一种类型研究，其研究方法并没有体现时代或学科的先行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研究方法作为一门学科，学科体系逐步建立起来，研究方法作为研究的工具选择越来越具有规范性和系统性，比较研究、历史研究、调查研究、文献研究等研究方法成为教育研究的经典方法。农村教育研究学者群体遵从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方向，自觉地把教育研究方法所包含的方法运用到农村教育研究领域。
针对农村教育问题研究，学者善于使用传统“实验”、“调查”、“统计”等注重量化的研究范式，习惯性地采用调查研究来描述分析问题。农村教育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本身包含诸多学科因素，其研究方法也相对灵活。当然，与教育研究一样，缺乏学科性研究方法必然随着研究问题和对象的复杂化而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近年，针对不同的研究主题，学者也自觉地采用适切的研究方法，或族志法，或个案研究法，或行动研究，并取得很好的成果，如《村落中的‘国家’》（李书磊，1999）、《中国农村教师发展研究》（唐松林，2005）、《弹性与韧性》（魏峰，2009）、《嵌入村庄的学校》（司洪昌，2009）。这些农村教育研究成果所采用的方法跨学科性和综合性，总体上更多地采用质性的研究范式，强调“农村社会”这一文化载体，凸显农村教育的主体性。
（二）农村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
农村教育研究越来越受人关注，研究组织和团体越来越活跃，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也越来越有时代感。无论怎样，若抛开农村教育问题严重性带来的农村教育研究的紧迫性和社会对其的期待性，农村教育研究自身是存在问题的。研究主题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并没有促使农村教育研究形成逻辑体系。
1. 基本概念界定模糊。基本概念清晰，才能找到主题的研究脉络。农村教育研究必然要对基本概念进行学理分析。农村教育研究，不管是描述问题，还是解释问题，亦或是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亦或是探求农村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前提性的问题在于“农村教育”是什么。对很多人而言，这可能不是个问题，但它却关系到研究者与问题之间的主客体定位问题。
在过去的30年，农村教育研究的基本概念并没有得到鞭辟入里的分析，学者在研究相应问题时，往往忽略在农村教育研究框架内论述问题，而是基于找出研究问题的策略回答，从上位概念中选择性地对“农村”、“农村教育”、“农村教育研究”进行界定。除此之外，基于“教育普及”、“教育公平”、“教育质量”等一些教育概念，我们亦是缺乏研究，缺乏针对一些规定性概念基于农村教育实际的批判和分析，而往往使用通行的界定。
概念是理论建构的基本单位。[3]正是对一些基本概念缺乏系统研究，农村教育研究者很难拥有自己的学术表达空间，使得农村教育研究很难构建起自己的研究体系，未能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
2. 研究的问题意识错位。研究，探求事物的真相、性质、规律是也。要研究，得有问题，以问题为切入口，循序渐进，最终把问题分析好。问题是贯穿研究全过程的核心因素，做好研究就应有问题意识，对关注的领域所出现的现象持一种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时刻保持一种专业敏感性。
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教育研究相同，目前的农村教育研究仍有着自己的时代命题和研究主题。但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教育研究学者的研究取向不同，目前农村教育研究的学者群体研究基于问题研究，而非一种使命研究。然而，目前农村教育研究的“问题”是从农村教育现象及其政策表征显现的问题，如农村中小学普及问题、辍学问题、教师队伍建设问题等。有学者坦言：农村教育研究往往就是对策研究，而这首先就要求应认识某一具体的农村教育现实问题及其根源所在，然后才可能提出可行的破解之道。[4]农村教育研究的对策取向是时下研究的主流。
对策研究是一种工具性路径选择，在研究过程中往往忽略问题机理分析，简单地进行现象描述、经验汇编，追求问题对策的达成，有问题但欠缺研究。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农村教育是一种相对于城市教育的教育形态，是一种区域概念，更是一种文化概念。在对策研究视角下，农村教育问题是在城市教育发展比较视野下得到的，研究者也是在城市教育发展的理论视角下来理解和解释农村教育实践，而罔顾农村教育内在发展逻辑。
二、农村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
回顾农村教育研究的30年，辉煌与问题并存。其中不容忽视的是，农村教育研究已成为教育研究领域最为被世人关注和尊敬。这种社会荣耀是基于农村教育问题紧迫性，而非农村教育研究实际给农村教育或社会做出了相匹配的贡献。
在目前农村教育研究的境况下，若当局实施有效的政策，农村教育表征的问题得到暂时的解决，那农村教育研究的价值何在？寻求农村教育研究在困境中突围，提升其研究品位既是农村教育研究者当前所面对的困难，也是时代使命，但要很好地找到解决困境之道，就应回到研究的起始范畴——研究的逻辑起点。
（一）逻辑起点
要形成一个严密的逻辑结构或体系，必须有一个逻辑起点……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及其性质，不论理论层次高低与否，都来源于一定的逻辑起点。[5]逻辑起点具有如下特征：第一，逻辑起点与科学或学科理论紧密联系；第二，是科学或学科间区别的最基本单元；第三，决定学科的发展方向。
众所周知，逻辑起点与科学和学科理论体系联系在一起，起着最为基础的规定性作用。农村教育研究并不是科学，也不是学科，但是在科学指导下，属于学科内的问题研究。农村教育研究亦存在科学和学科理论体系所面对的基本问题：研究对象的界定、研究方法的采用、研究的基本矛盾。可见，逻辑起点同样可以帮助农村教育研究解释研究的起始范畴。
农村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呢？农村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是规定研究起始。（黑格尔：科学应以什么开端）。具体包含：农村教育研究的前提或先在条件；农村教育最基本的矛盾；农村教育基本概念关系的规定。
（二）逻辑起点的应用
农村教育研究并非研究者简单地运用研究方法纯粹地对客观的农村教育现象进行描述或分析，而是研究者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运用研究方法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农村教育中存在的现象放在农村社会及农村教育基本矛盾中进行分析和解读。
这种研究视角的转向并不是要求农村教育研究者简单地回归到对量化还是质性研究方法取舍的讨论上。农村教育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实践性很强、跨学科的研究领域。针对目前农村教育研究的困境，研究者应自觉回归对农村教育发展的社会基础的研究上，实现从“农村到农村”、从“农村教育到农村教育”，在多学科理论的借鉴和对话过程中建构自己的核心概念，并试图摆脱现有的城市教育发展视野下关于教育研究的逻辑框架、理论预设乃至意识形态的判断。
三、农村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
毋庸置疑，农村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凸显农村教育研究的紧迫性。社会区域结构发展失衡，这直接导致广大的农村地区及中西部地区社会发展问题突出，解决好这些问题已成为时代要务。作为其中的关键，教育问题是这些地区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发展契机所在。相应社会情境下的农村教育也存在诸多问题，并被世人所关注。正如最近几年社会上对教育的质量、公平、教学方法、教师水平等的批评不绝于耳，其中原因除了教育关系国计民生，与每个人和家庭利益相关外，最为关键的是每个人都有经历教育的生命体验。因此，每个人都可能对教育问题加以评述，而目前农村教育境况令人堪忧。研究者应自觉地区分开对农村教育的关注或者有生命体验这种相对松散的经验性的评述和研究现象的学理分析。
或许，以“经验性”来替代“学理性”，其意义可能更加宽泛，研究更具包容性，更能提升农村教育的研究品质（时下，教育界积极向一线教师推广叙事的研究方法，此方法即是强调研究者的经验性体验）。作为一种研究，“经验性”东西很难形成“病理学”、“医理学”理论形态。当然，农村教育研究不应排斥“经验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但问题是“经验性”研究在于通过对描述展开、组织、逻辑再构研究对象，以实现对理论的再构与提升。
农村教育研究不仅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研究领域，而且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农村教育研究不仅仅需要现实的关怀，也应有学术立场，站在问题研究和理论建构的角度观察、认识、阐明研究的问题。中国农村教育，纵向来讲，农村社会和农业文明发展的历史悠久，农村教育承接的载体有如此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横向来讲，农村教育包含的内容丰富和多样。不同学者、不同研究组织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其研究主旨和取向会有不同，但都应努力适应各自的研究对象与内容，自觉地呼应农村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当前农村教育研究实践和理论积淀不足，缺乏理论体系和话语。社会转型下中国教育问题丛生，主政者为急于解决农村教育问题以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农村教育研究群体往往采取呼应当局的研究策略。这并不与农村教育研究相悖，但农村教育研究应从这种藩篱中逃离出来，寻找独立的研究路径。
注 释：
[1]胡克英.革新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浅谈引进系统方法研究教育科学[J].教育研究,1984.8.
[2]胡红梅.近十年我国教育研究方法论之研究特征[J].广东教育,2007.2.
[3]陈桂生.教育学的建构[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
[4]葛新兵.农村教育研究:意义、立场与方法之思[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5]徐辉.国际视野——本土行动[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