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学论文范文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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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新农村社会学透析论文

论文摘要:当下新农村建设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从武陵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现状看,目前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必须有切合实际的对策与措施。

论文关键词:武陵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问题;对策研究;社会学

新农村建设不仅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且是进一步治理“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其目标是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余、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武陵民族地区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效。但是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同区域在推进新农村建设实践时,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正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搞好新农村建设的后续工作,以避免少走弯路,这是由事物发展的两面性和辩证关系所决定的。笔者以恩施市新农村建设为个案,从社会学的视域观察分析武陵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

一、新农村建设的现状:基于对恩施市新农村建设的调查

1.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情况

恩施市是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直辖的两个县级市之一,是恩施州委州政府所在地,是恩施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湖北省西南角,总面积3970平方公里,占全州总面积的16.5%,是一个山大人稀、居住分散的多民族山区县级市,多次被国家列为扶贫开发重点县(市)之一。在这个山地杂居的多民族山区,生活着土家族、苗族、侗族、汉族等多个民族。恩施市以秀美的自然风景(如龙洞河、恩施大峡谷等)、独特的民族风情(如哭嫁、跳丧舞等)和丰富的人文景观(如连珠塔、土司城、革命烈士陵园等)享誉天下,有着丰富的旅游开发资源。其经济产业结构较为合理,有烟叶、茶叶、畜牧业、水果蔬菜、药材等五大特色产业;粮食作物以玉米、水稻、薯类为主;工业主要以水电、富硒食品、药材、建材等为龙头,发展比较迅速。自新农村建设战略实施以来,该市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在恩施州委州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扎实稳健地推进社会各项工作,有力促进了经济稳定健康快速发展,不仅社会稳定、运转良好,而且经济运行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2.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

在充分调查和比较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恩施市委市政府根据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提出了在全市建设以“沼气池”为核心的生态家园文明村的总体思路,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五改三建两提高”和“五化”,从而“以点带面、突出重点”。经归纳整理,其具体实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五改”即在新农村建设中实现“改水、改路、改厨、改厕、改圈”;(2)“三建”就是“建沼气池、建农家房舍、建设致富家园”,这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3)“两提高”就是指不仅要按照“三个代表思想”及“科学发展观”来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提高村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且要通过乡村文化建设来提高农村文明程度;(4)“五化”是指“1+4+x”村务公开模式把生态家园文明新村建设摆在首要位置,通过各方面的协调配合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农户庭院美化、村组道路标准化、农村思想教育深化、基层组织建设强化”的目标,从而把新农村建设落在实处。

3.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保障

2005年恩施市委市政府在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部署中出台了《关于生态家园文明村建设的决定》,全市上下按照“政府引导、专家指导、部门帮扶、干部带头、群众参与”的要求,全体人员都加人到了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据调查,该市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保障了新农村建设的有序开展,其主要做法: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实施分级责任制;二是基于相关制度设计实施政策激励,推行单位“对口帮扶”制;三是强化“典型示范”作用,突出重点,以点带面;四是强化以沼气技术为主的相关技术服务等。

二、新农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恩施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恩施市全力推行的新农村建设取得了诸如“农村生态环境及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促进了农民增收”等显著绩效。但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的统一协调发展过程,这样在相关政策的落实及具体实践中不免会产生一些问题,这应引起各级部门的高度重视。

1.对新农村建设的内涵理解不透,把新农村建设简单等同于“新村”建设

调查结果表明:在具体进行新农村建设时,一些基层干部不能从内涵上理解“新农村建设”,把新农村建设等同于“新村”建设,仅仅着眼于“新房屋、新设施等”硬件的改善和建设,开展所谓的“新农村示范性建设(空心村的前兆)、农家乐、农村文化广场等”形式化的东西,没有从内涵(如农民素质)上推进新农村建设。事实上,新农村建设是“四个文明”建设的集中体现,“看得见、摸得着”的“新房屋、新环境、新设施”等硬件建设只是新农村建设的部分内容,关键是要在农村新风尚营造的基础上来培育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充分激发农民的主体性作用,使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2.把新农村建设视为政府的事情,忽视农民的主体性

如前所述,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任务艰巨,必须由政府引导并协调好各方面积极参与,政府“进行科学规划、注人资金、进行项目建设等”是其应尽的职责。但是,若把新农村建设看作政府单方面的事情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是很片面的,不应忽视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因此,各级政府应基于农民的主体性和首创精神来有效引导并激励农民积极地、主动地投人到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去。当然,由于民族地区农村问题的复杂性和新农村建设的全方位性,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推进应与农村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3.新农村建设“克隆”,政绩形象工程“争功”

由于不同村庄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实际状况(自然区位、交通、气候等)的差异,新农村建设的起点和所面临的问题必然有所不同。但在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推进过程中各地新农村建设却忽视了自身的能力和特色,“盲目模仿”兴建新村,搞“一刀切”事实上,不同区域的新农村建设应保持和发扬自身特点和优势,选择并创建不同的新村模式——丰富多彩的新农村建设不仅要有城市景观,更应具有其独特的田园景观和人文景观,以防止“克隆”。同时,政府在规划新农村建设时不仅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要盲目“大包大揽、包办代替”地搞“样板工程、重点建设示范工程”,避免农民以往的“三怕”(怕敛财、怕强迫、怕折腾)再次出现,而且要保持新农村科学规划及政策的连续性,不能把新农村建设当作政府和领导的面子工程,更不能只顾“政绩第一”而忽视不同区域新农村建设的起点和实际发展水平,大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主要问题虽然是在恩施市深人调查及理性分析后的归纳,但在武陵民族地区这种情况仍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所以,分析新农村建设的社会系统性和全方位性,各级政府在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建设时,应结合当地“三农问题”的自身特征和实际情况做深人地调查和研究,从而更科学地推进新农村建设及农业现代化。

三、几点思考

综上所述,新农村建设是我们党和政府在农村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及国内外形势在新的历史时期适时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是构建和谐社会并进一步推进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这给“三农”问题的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目前正在做的新农村建设实践不仅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而且是体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全方位建设的一种农村社会状态的动态演进过程。因此,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推进不仅需要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而且需要政府协调好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引导农民建设新农村,以实现“社会、政府、农民、市场等”的良性互动,这是有效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条件。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依据“新农村建设的系统性、全方位性、层次性、长期性及复杂性”,武陵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推进应注意哪些问题呢?笔者认为,应着力做好以下几件事情:(1)科学规划,有效引导;政府应对不同地区的基础自然区位、交通、生态环境及各种资源及要素,科学制定新农村建设综合发展的科学规划(就是保证政策、措施及思路的连续性),做到“因地制宜”,不搞“克隆”;引导农民找准农产品的市场,搞好“科技扶贫”工作,顺应“大市场、大流通”格局为农民提供社会经济信息服务;(2)搞好人力资源开发,培育造就社会主义新型农民。这要求政府不仅要重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引导农民转变思想观念,而且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从而培育社会主义新型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以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3)依靠农业科技进步调整并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建设现代农业。在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的潮流中,新农村建设要以“科技兴农”、“市场导向”为原则,合理调整农村的产业结构,产出社会急需的优质农业产品,进而“加快农村生产力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及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依靠农业科技创新及其进步和推广来实现现代农业,走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4)坚持“走出”与“引进”相结合的原则,实现“剩余农民转移”与“优秀人才引进”的良性互动。一方面,要通过“农民的技能定向培训、农村职业教育”等途径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把“有知识、懂技术、有资本的经济能人引进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农业发展,有效增加农民收入;(5)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质(知识化)。随着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深化,民族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推进就需要一批“有知识、能力强”的优秀干部队伍,这是由新农村建设的复杂性、长期性及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所决定的。因此,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和能力对新农村建设的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干部的文化素质教育对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在目前显得尤为重要。

农村政治社会学论文

一、“类家庭”概念的特点

首先,适用范围广。虽然我们是在对农村政治的研究中发现并提出“类家庭”概念的,但是社会当中的许多现象,尤其是与政治和利益相关联的社会现象甚至日常用语都适用“类家庭”解释方法。比如我们经常在调查过程中遇到的“拜把子”的情况,就是把工作关系、朋友关系等转化成类似家庭中的兄弟关系,从而加强人们之间的信任并构建利益同盟。一般来说,无血缘的同龄男性之间称得上“兄弟”关系的,较之朋友关系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或者可以说在人际关系序列中,兄弟是朋友的高级阶段。按照中国传统习惯,把老师称为“师父”,也就是称老师还不足以体现人们的尊重,只有用父亲来加重砝码,即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学生的称呼则是“弟子”,家庭伦理色彩完全取代了师生之间教与学关系的本来面目。佛教传入中国,在印度被称为“佛陀”的释迦牟尼就被类家庭化为“佛祖”,言外之意是佛教的人物排列也是遵循家庭关系当中“祖—父—孙”谱系展开的。中国传统伦理价值的核心范畴“仁”、“义”等概念在一定意义上是“类家庭”关系的推演结论。在社会交往中,仁和义是主体处理与他人关系的价值标准和自身行为准则,根源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共同生活和互助互爱。中国理想状态的家庭遵循“孝、慈、悌”等原则,一个人如果在家庭中做到了这些,再把它作为自己社会生活的价值准则推演到社会和政治领域,那么他也就做到了仁和义,全社会的人都能恪守仁义的价值准则,那么整个国家也就实现了政治上的长治久安。由此可见,小到日常用语,大到国家政治都能够用“类家庭”概念和方法来进行解释。其次,具有伸缩性。类家庭概念使用的伸缩性很强,以个体的财富、地位和影响力为出发点,最大可至于泛泛意义上的“自家人”,也就是没有明确的边缘界限;最小可至于家庭以外的寥寥数人,甚至仅仅主体自身的孤家寡人。甚至在家庭内部,类家庭关系的作用力也是存在的,其伸缩性在血亲和姻亲之间、近亲和远亲之间的交往中也遵循类家庭关系运行规律。当前,家庭关系的核心内容是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由于一夫一妻制的影响和夫妻关系边界较为清晰,使得向夫妻关系转化的阻力比较大。亲子关系就较少的存在这些问题,转化的力度也就大得多,所以非亲子关系向类亲子关系的转化是许多家庭追求的理想生活目标。比如在家庭迎娶儿媳妇的时候,公婆最为典型的善意表示就是“我们不是娶了一个媳妇,而是多了一个女儿”,这样,这个家庭中的任何人都会觉得安全、满意,也是对即将到来的新家庭结构和生活模式的最佳心理预期。同理,“一个女婿半个儿”的民谚也根源于此。这就是“类家庭”关系在家庭内部当中发挥作用力的基本表现。又比如两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也可以通过诸如“认干亲”的形式,促成“类家庭”关系的转化,具有同样姓氏的两个毫不相干的人也可以被叫做“五百年前是一家”。所以说,这种转化具有伸缩性,是可大可小的。最后,工具性。为了促成“类家庭”关系的转化,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一些必要的可操作性方式应运而生,当然以家庭生活中常见的活动和内容为主。在日常生活中“类家庭”的工具性运用已经成为中国人重要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比如,吃饭比开会能够沟通感情、搞好关系正是因为吃饭是家庭中的基本活动,而开会不是;中国人喜欢用吃饭的方式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是用日常家庭活动把人际关系类家庭化。吃饭只是一个形式或信号,最终解决的还是关系转化的问题。其他例如喝茶、送礼等等拉近关系的手段既是物质利益上的给予,又是“类家庭”关系转化信号的加强。一般情况下所谓的能力强,除了专业技术、业务等能力之外,主要就是指这种“类家庭”关系的转化和驾驭能力。“类家庭”形成习惯就带有心理惯性的意味,人们习惯性地在日常生活中把有利于自己的关系相对人类家庭化,所以出现了所谓“应酬”,可能应酬各方都不喜欢应酬的过程,并且清楚地知道大吃大喝等应酬形式对身体的伤害,但是出于强化类家庭信号的心理习惯,只有勉为其难,于是出现了中国特有的诸如喝酒双方都不愿喝,而又不得不喝,同时尽力使对方多喝的奇怪现象。“类家庭”关系转化的工具性特征虽然带有心理惯性,但也是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而对关系对象所进行的关系转化过程,也就是说利益是类家庭关系转化的动力所在。那么,随着利益关系或是潜在利益可能的消失,类家庭关系转化也可能随之消减,甚至消失。这就是表面不言利益而基于情感进行社会交往,把利益的追求掩蔽在脉脉温情之下,一旦利益不在,则温情顿消,所以世态炎凉的虚假性也成为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该特征用我们的理论进行解释就是类家庭关系转化过程的停止。

二、“类家庭”社会心理和行为模式产生的原因

我们是在考察农村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发现并提出类家庭概念的,而俗话说“往上倒三代,中国人都是农民”,也就是说即使在中国目前脱离农业生产的人,其祖辈也是农民或者生活于农村,在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中国人都通过家庭的传承而具有一定的农民意识,所以类家庭概念是产生于农民而辐射于全体国民的概念,其解释力和作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农村。为了说明这一概念产生的原因,我们从经济、历史、文化以及家庭自身的特点方面入手进行了分析。

其一、经济原因。家庭是个人的经济生活载体和首要利益承担者,当前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的家庭都是经济生活当中的主体,农村是由于以家庭为单位承包并使用土地,城市是由于消费支出决定了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共同生活。农村从生产方面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享有农地的农业生产经营权,虽然土地农业收入在绝大多数农村家庭中占较小比重,但是土地作为家庭重要财产的地位较之市场化改革之前已经大大提高。因为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农民打工收入起伏的高风险性和农地非农化带来的巨大价值升值等原因促使土地已经成为农民家庭最为重要的财产,而土地所有权恰恰是以家庭为主体实现的,那么,农民家庭的经济主体地位也就随之确立起来。城市从消费方面看,由于经济迅速的市场化改革、较低的工资标准和消费水平、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贫富分化较为严重、中低收入群体比重较大等原因,导致家庭消费需要全体家庭成员共同负担,也就是当前法律上成家但是经济上不能独立的年青人的“啃老”现象,由此共同的家庭支出整合了一对夫妻、他们已婚的子女和孙辈孩子共同组成的主干家庭。农村和城市中家庭成为事实上最理想的经济生活共同体,家庭之于个人的经济主体地位使得个人经济利益在家庭中得到最大的满足,个人通过家庭满足经济利益的普遍社会生活状况是促进类家庭关系转化成为个人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家庭经济生活带给个人的安全感也使得个人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具有进行类家庭关系转化的倾向。

其二,历史原因。中国历来的社会组织制度都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家本位是社会硬性制度规范的基本方向,造就了中国人以家庭作为思考问题出发点的普遍心理。自从西周以来,凭借血缘关系纽带维系的家庭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宗法制就是中国基层社会管理的基本单位和基本组织制度,虽然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乡亭制、乡里制、村社制、里甲制、保甲制等不同的制度形态,但是家庭作为农业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并没有改变,实质上,农民家庭是被不同时期的国家政权赋予了相关的政治职能。家庭作为国家与社会确定边界的单位,实际上是被制度化地继承下来的。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传统的以家庭和宗族为核心的社会文化被西方的公民社会和个人权利文化破坏,社会思想体系发生了迅速而剧烈的变化,但是,在基层农村社区农民组织仍旧没有摆脱家庭和以家庭为基础形成的宗族的影响。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是当代中国农民社会和政治组织制度的直接历史根据。民国之初,受到西方公民社会理论把个人作为社会权利主体思想的影响一度废除了保甲制,但是,从1932年开始国民政府为了实现“剿共”和加强国家对基层乡村社会的控制,重新实行保甲制度。在具体实施的组织形式上和清代保甲制相近,保甲以户为单位,户有户长,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挨甲编保,编余之户(甲),不满一甲(保)者,六户(甲)以上得成立一甲(保),五户(甲)以下,则并入邻近之甲(保);基本内容包括,保长覆查本保户口统计报告,督练壮丁辅助军警;甲长受保长指挥,编查户口抽选壮丁,盘查奸宄,报告户口异动等。民国时期的保甲制是国家权威主导下,以家庭作为农村社区政治权利和义务的载体,使行政权下沉到整个基层乡村社会的管理制度。虽然在当时的制度设计上,家庭是被国家行政权强行提到主体位置之上的,但是国家在制度设计过程中受到了历史因素的制约,也就是要充分尊重家庭在农村社区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保甲制主要强调各个家庭之间的相互联保的政治义务,国家通过连坐实现对农民的控制,也即是说,国家在进行乡村整合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对家庭的控制。

其三、文化原因。中国具有悠久深厚的家庭传统,为类家庭关系转化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首先,家庭本位的社会心理。中国乡村社会不同于典型的西方市民社会,民间社会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单元是农民家庭,而不是个体农民,家庭本位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个人权利观念。农民家庭本位心理是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中,经过漫长的时间形成的。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农民家庭都既是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又是消费的主体,社会经济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小农经济依靠家庭(及以家庭为基础的家族),来组织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秩序;同时,家庭也是农民文化归属感和心理安全感的实现形式和内容,长期的家庭生活造就了农民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并且通过世世代代从不间断的家庭演变传承下去。其次,家国一体的社会意识与历史实践。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传统文化,主张国家政权和社会组织只是家庭模式在规模之上的扩大,与家庭的性质没有本质的区别。“国家,家国,国与家是如此紧密关联,同构强化:由内向外看,它是‘家’的圆周逐级放大,类似于‘负阴抱阳’的完整单细胞的膨胀扩展;从下往上看,又是层层同质父权叠加高筑起的金字塔形的父权社会。天子或者皇帝就是普天之下最大、也是最至高无上的‘父亲’,即通常说的‘君临万众子民’。”历史上的很多善治的事例都是,主张把家庭及其观念扩展到国家层面,并能够进行成功实践。比如在封建王朝主张实行的“以孝治天下”就是典型的例子。最后,政治信仰缺位导致家庭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政治信仰。中国社会历史上一直缺少基于个人权利的政治信仰,到新中国建立依然如此,集体化时代,意识形态宣传和普及是乡村社会政治动员的重要形式,也是农民政治信仰的实现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治理论已经在农村社会逐步淡化和瓦解,市场经济主导的利益至上的价值原则又不能独立的成为新的公共信仰。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及其相关价值原则自然上升到较为重要的地位。家庭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所重视的孝道、血缘关系、祖先崇拜和尊老爱幼等理念是中国人的普遍共识。在当前中国公共信仰缺位的条件下,这种共识起到了维护中国社会稳定并保持中国文化存续的作用。从公民个体角度考察,能够发现并实践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修养方法的“内圣外王”之道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核之一。

其四、家庭自身的特点所形成的原因。首先、在普遍的人类行为选择中,一般是在家庭之内利他倾向明显,在社会之中利己倾向明显;贝克尔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家庭中的利他行为也是以利己为目的的,如果在家庭中转换一下主客体,利己和利他行为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起来,也就是在家庭中的利己行为可以实现利他的目的,即中国人日常说的“一家人,为了自己就是为了别人”。其次、家庭伦理是的基础,其他伦理自觉地向家庭伦理靠拢,家庭伦理对其他伦理具有向心力;人们能够在家庭生活当中得到安全感、稳定感和温暖,大部分情况下,家庭中情感的收获和心理的满足是以物质和利益的付出为前提的,就是说相对于主体而言,对方的付出能够换得对方的倾心相待,即主体在交往中既获得客体给予的物质利益,又获得客体在精神情感方面的支持认同,这种家庭中的特殊利益关系模式,将会是特定主体实践社会关系的最高境界。复次、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不信任法律,而偏重通过关系解决问题的社会心理。中国人尤其是农民的权利、义务界限不明晰,权利意识淡漠,认为凭借权利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大,法律关系不是最稳固的,即使已经缔结好的契约,也需要情感关系作为保障才能更好的实施。那么,家庭关系就成为了最重要、最稳固的情感关系内容和模式。最后,家庭是中国人终极追求的载体。不同文化和文明都对人生真义进行不断的追寻和探索,中国人从务实的角度认为人生的本质就在于享受淳朴宁静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其他诸如God、涅槃、道等范畴都太过玄妙虚空,难以找到实践的具体路径。

三、小结

“类家庭”是在研究农村政治的过程中,提出的用以解释中国人社会行为方式的一个政治社会学概念。它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适用范围,是对中国的特定主体家庭性角色重于公民性角色的社会行为和心理的集中总结,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方法。

作者:张涛单位:河北联合大学

农村学校社会实践论文

第一步:制定适合农村学生社会生活的活动方案活动方案是为社会实践活动顺利完成而详细编制的设计路线,制定出一套系统缜密的活动步骤,使整个实践活动有条不紊,环环相扣地进行是其中非常关键的因素。在设计活动方案时,要切实研究参与团队的组成和实际情况,把活动过程与农村学生特有的生活轨迹相结合,让社会实践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活动目的真正实现,使活动倡导的生活态度成为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针对我校学生居住地大多以学校为中心成辐射状分布的特点,在制定“拒绝河流污染再现清水长流”社会实践活动方案时,我把参与成员按回家方向分为东路、西路、北路、南路四个小组,并把活动范围具体缩小到我们本校生源地范围内,这样就使学生日常的生活学习与参与调查研究融为一体,使学生的时间精力得到了综合利用,保证了社会调查的可行性,并兼顾了学生的人身安全和团结协作。

第二步:充分做好活动前调研发动等准备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是学生,所以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应首先对学生对活动主题的认知情况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样才能进一步确定实践活动的方向和深度。可以通过调查问卷、有奖征文等形式了解学生对主题的认知情况。之后再通过摄影展、图片展,时事报道,等多种发动手段,引发学生对身边司空见惯的不合理环境状况的关注和思考,点燃学生积极参与活动的热情。有必要的话还要联系当地政府取得必要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当地政府能否对一项社会实践给予支持对于一项实践活动的成败有着重要影响。由于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优势地位,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对于深入基层的社会实践是大有裨益的,可以省去很多繁琐的程序,以最快的速度深入到目标层面展开活动,从而保证活动的积极有效。我校在确定“韩资假发厂”作为“拒绝河流污染再现清水长流”社会实践活动的实践地点之后就积极同目的地地方政府———洋湖乡人民政府进行沟通,地方政府在充分了解了实践团队的实践目的、调研过程、实践意义等内容后,洋湖乡人民政府同意给予大力支持参加水污染调查的学生进入当地假发厂内部生产车间做水污染源头调查,取得了第一手的详实资料。

第三步:分工明确和记录及时的实施过程活动方案制定后,活动进入实际意义上的实施阶段———这是整个社会实践活动核心阶段,同时也是最艰难的阶段。由于人数多、年龄小、范围广、不确定性影响因素多,所以在参与实施实践活动前,首先要进行细致的分工,明确各自的职责范围,并制定详尽可行的活动方案,这是实践活动保质高效、安全有序的保障。在开展“拒绝河流污染再现清水长流”活动时,首先把每个班的学生按照回家线路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小组,并选取其中组织能力和责任心强的同学任组长,并指导他们制定出详细的活动方案,包括沿什么线路调查,哪些同学负责书面记录,那些同学负责拍照等。由于计划的比较周密,组织得力,所以这次实地调研活动取得了较圆满的效果。在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时,要同事书写活动笔记,及时记录活动过程情感体验,保留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以后成果展评提供依据;要制作活动档案,将活动中拍摄的照片、记录的笔记、收集资料及时汇总,并定期开展阶段性成果的展示活动,以促进活动的进度。

第四步:及时展示成果扩大社会影响社会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参与使学生形成良好的社会行为习惯,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所以在每一次社会实践活动结束后,进行成果总结与展示对他们进行肯定和表彰,是综合实践活动不可缺少的环节。组织学生将活动中积累的调查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将成果以一定方式展示出来。如编成文艺节目演出,或召开活动成果发布会,或制作成微电影,或布置宣传展板等,及时进行成果的展示交流,这既是对实践成果总结与肯定,也是学生展示自我才能,分享他人成功喜悦的大好机会,同时,通过思维的碰撞,会迸发出智慧的火花,产生新的活动主题。

成果展示既可以在学校范围内进行,也可以在校外的公共场馆举行,后者使学校活动有机地融入社会活动中,扩大了社会影响。通过这种扩大化的成果展示活动既在活动过程既是对学生个人良好社会行为习惯的肯定和巩固,同时也是把正确的社会行为准则在更广阔的社会范围内确立和扩大影响的过程。使学校社会实践活动效益实现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得到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也得到提高,学习信心和团结协作能力大大加强,搜集、分析、利用信息能力和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加强等。这是我校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几点心得,由于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当之处,并且每个学校的实践活动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不可一概用之,但希望能为其他从事社农村学校社会实践活动工作教师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者:张霞单位: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洋湖乡鹁鸽李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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