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

女性社会学论文篇1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开展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意义，对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理论基础、基本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对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开展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做了分析。

性别教育，对女生个体、对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在我国中学和大学教育阶段，生理性别教育特别是女性生理教育已经建立了初步的学科体系，取得了相当的成果。社会性别教育却较被忽视。因此，高校应在进行女大学生生理性别教育的同时，推进社会性别教育，将社会性别教育纳入公共课程，使女大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前，对社会性别的相关内容有一个理性而明晰的认识。

就目前的人类社会状况来看，性别分层仍然是人类主要的分化形式之一。[1]在绝大部分社会和文化中，两性在价值、地位、等级上处于不平等的状况，男权始终处于支配地位。性别是“作为一种等级差异而存在”[2]。社会性别矛盾“固然不是一种剧烈冲突的、但却是一种持久的社会矛盾，它往往比任何种族隔离更加坚固，比阶级的壁垒更加森严，更加普遍，当然也更为持久”[3]。女性较之男性，始终更突出地面临着社会性别这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我国当前女性发展状况和妇女权力在世界上处于较前的位置[4]，但是我国社会漫长的父权传统和目前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特别是当下的社会转型时期，使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别问题更加复杂。此外，社会性别问题在许多方面往往是隐蔽性的存在，同时社会性别作为一种文化与社会规范往往通过社会化直接作用于个体意识，如果不加提示，个体往往意识不到问题的存在。因此，有必要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以课程的形式进行社会性别教育，否则，绝大多数女生对社会性别问题将终身停留在社会经验感知阶段，从而对社会性别问题缺乏相应的分析能力。

一、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不合理的社会性别文化与社会性别规范的培养，女性对自身的认识存在着偏差，使得女性在社会规则、文化习俗和自己内在人格的多重束缚下，人生策略、价值取向和发展潜能受到极大束缚，失去了本来可能的更大的自由度、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更自主的幸福。

作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即将走上社会就业的女大学生，在面临社会角色、社会地位转化和社会化、再社会化之前，系统地认识社会性别的显性和隐性不平等状况及其产生的机制和文化根源，将有助于女大学生建立起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明确适合自己性别的发展方向，获得必要的发展帮助与生活帮助。不仅如此，性别教育的影响还将与女性的社会性别一样伴随女大学生终身。

社会性别教育，是要让所有女性都了解并获得自己的权利、发展机会与尊严，认识自我，包括自我的特征及社会的角色;认识社会，对社会性别规范与社会环境有一个理性而明晰的了解;适应转型与再社会化。要让女生了解，不合理的社会性别状况，不仅是对女性的、也是对男性的限制，女性不仅是为自身的发展，也是为社会的发展与和谐而努力。[5]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不仅对女生个体，对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男女平等的事业在中国尤其重要，原因在于我国曾经是一个最传统、最典型、发展时间最长、发展程度最高的男权制(父权制)国家。中国女性的解放因此在世界上备受瞩目。因为我们的进步不仅具有改善我们自身外境的意义，而且对全世界的女性具有榜样的意义。”[6]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国各阶层的共识，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两个性别之间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二、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理论基础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性别社会学与女性主义快速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它们从社会性别这一核心概念出发，将社会性别作为不同于生理性别的视角来考查人类的性别不平等状况，致力于消除、减缓因社会性别而造成的社会分化与矛盾，运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通过丰富的社会事实论证，形成了系统的观点与理论体系。社会性别学与女性主义的日益成熟，使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首先，提供了基本概念术语。除了“社会性别”这一核心概念之外，性别、社会性别体制、性别规范、性征、女性气质、性别角色、性别社会化、性别认同、性别期望、性权力、性观念、生育制度、性别分工、性别化消费、性别发展、父权制、显性性别不平等、隐性性别不平等、男性偏好、男性利益优先原则、性别歧视、职业性别隔离、性消费、家庭暴力、性暴力、话语暴力(所列概念参考了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一书各章末所列的“关键概念”)等等，这些概念在性别社会学中都具有较完善的定义，它们和人生哲学中的理想、人生价值、自由、幸福及励志话语中的人生定位、适应、素质、成功等概念，一起构成了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课程的概念体系。

其次，提供了基本理论支撑。社会学的文化、社会结构、社会化、社会分化、社会秩序、经济与劳动，社会性别研究中的建构主义理论、性别角色理论、性别差异理论(参见苏红《多重视角下的社会性别观》第三章“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女性主义范畴的激进女权主义、自由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参见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第3章第2节“女性主义理论流派”)等理论为课程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理论支撑与现成命题。

再次，提供了学科构架。“社会形成(文化)—社会元素(个体与群体)—社会制度(规范)—社会运作与个人发展”的社会学的一般构架和“气质—身体—社会文化—劳动、经济—政治—发展与进步”的社会性别研究思路，为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课程结构提供了参考。社会性别视角下以女性为主体的社会、历史研究成果，集中于女性史及各类女性社会调查之中，将之纳入课程的内容范围之内，可使课程展现出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与理论空间。社会性别研究与女性主义的理论成果，均基于大量的社会事实与具体案例，这为课程提供了大量素材。

三、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基本内容

社会性别教育中，首先应该明确男女两性不平等，社会性别机制不合理。这种状况“严重损害了个体的权利和发展，对女性尤其如此”[7]。这种不平等状态是“非自然的，即并不是建立在生理上的，而是由社会构建的”[8]，因而是可以改变的。在此大前提下，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大致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阐明至今为止的社会性别文化和社会性别规范。两性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几乎贯穿至今为止的文明社会，而两性的社会性差异则将贯穿整个人类历史。通过对共时性的两性自然差异与历时性的社会差异的讲解，呈现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两性不平等状况，并寻找这种差异的历史性成因及男权的形成机制，可帮助女生理解性别社会及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的文化与制度基础。

展示并分析当下社会的显性与隐性的性别不平等状况。这种不平等既体现在就业、收入、政治权力、教育、生育、健康、性、婚姻、家庭、暴力等显而易见的方面，也体现在语言、文学艺术、民俗、时尚文化、消费方式等隐性的方面;体现在我们社会的诸多“常识”之中，甚至还体现在学科理论之中;体现于外在社会，也体现于女性内心的自我认知与自我歧视。

具体列举目前的种种社会性别规范，并指出这种性别规范与男性的关系、与社会运行秩序及社会道德风俗的关系，从而理解规范的相对合理性。学习国家公共政策与法规对女性权益保护的具体内容，并学习利用这些政策、法规对女性权益进行保护的必要程序与手段。适当介绍世界妇女运动的发展状况与我国男女平等事业取得的成就。

说明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对个人就业及人生发展的诸多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为个体外部的社会性障碍，也体现为个体内部的个性、思想性障碍。从女性性别的角度，指导女生就业与生活，帮助女生设计人生策略、调适社会行为，培养女生独立性、个性全面发展的人格，指明实践自身价值与女性价值的关系。

四、开展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几个问题

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帮助女生建立起社会性别意识。作为公共教育内容，我们应放弃较为激进的女性性别意识观点，选择较温和与平衡的观点。相应地，作为社会适应指导与人生关怀性质的课程，宜强调策略性与调适性，而不鼓励以激进的姿态与普通男权及社会性制度习俗对抗。同时，也不应在课程中放弃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及文化可改造的思想。

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课程不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也不是女性主义概论。它是大学生思想教育、人生教育与就业培训相结合的励志型课程。性别社会学与女性主义的相关内容只是为该课程提供了理论帮助与案例支撑。课程的目的最终在于培养女生的社会性别意识，使女生获得合理的自我认识和清醒的社会认识，强调女性的知性、尊严与力量，为女生的发展提供关怀与帮助。对社会学和女性主义的各种理论要进行“有用性”的选择，有用性、实践性、励志性是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课程别于“性别社会学概论”的地方。

性别社会学与女性主义兴起的时间较短，仍处于成长阶段，特别是女性主义，大部份成果都是基于西方社会现实与西方文化观念而形成的，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内容复杂。女生社会性别教育是为了帮助女生适应社会与发展自我，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构建中国特色的性别和谐社会，故而需要高校教育工作者深入分析性别社会学及女性主义的成果，审慎选择其中的内容，并采取稳妥的表述策略。

参考文献

[1][美]格伦斯基.社会分层[M].华夏出版社，2005.

[2][8]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3.

[3][6]李银河.两性关系[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6，29.

[4][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33.

[5]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

女性社会学论文篇2

一、1848年至1920年，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孕育阶段

我们可以把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的先驱分为三类：默默无闻的女人类学家、所谓“不专业”的先知先觉者和声明显赫的女学者。早在女权主义运动爆发之前，许多女性人类学家、男性人类学家和他们的妻子们的研究成果就已经陆续发表。但是，在那个年代，这些具有开创性并填补空白的研究成果的价值并没有显现出来。1848年，美国正式发起了女性选举权运动，并在纽约州的塞内卡福斯尔举行了首次会议。19世纪后半期，女性选举权运动在英国、美国、新西兰等国家迅速发展壮大起来。1920年，美国宪法第19次修正案批准了全国范围内的女性选举权。这一时期，是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孕育阶段。这一阶段，人们不断地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自身进行着全方位的研究。尤其是体质人类学家对人类这个种群做了多项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向公众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即“生理性别对个体的社会角色起决定作用”。女权主义者试图将女性的声音纳入体质人类学的范畴，从女性的视角来分析这一结论，这为人类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因为之前的人类学家往往是男性，研究的对象也主要是男性，所以他们关注的重点是男性，对女性的理解仅限于自己的臆想、猜测或是男性想当然的认为女性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在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孕育阶段，一位名为埃尔西•克鲁斯•帕森斯（ElsieClewsParsons）的女性发挥了根本性作用。1899年，她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博士，之后她对人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将其研究领域转向了人类学。帕森斯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知识鼓励人们以新的方式思考自己的经历和生活。同时，她还认为人类学应是所有自由教育的一部分，这一观点进一步推进了那一时期的教育改革。帕森斯的一些女权主义观以及对社会文化规范决定因素的独到见解深刻影响着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她利用自己的财富建立了《西南社会》（SouthwestSociety），她还认购了《美国民俗杂志》（TheJournalofAmericanFolklore）。同时，鼓励并资助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等优秀女人类学家，并在她们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帮助。这些都为女性主义人类学的成功孕育奠定了基础。紧接着的主导人物是爱丽丝•弗莱彻（AliceFletcher），她是第一代专业人类学家中的一员，也是第一位在哈佛大学获得职业岗位的女性人类学家，主要致力于美洲印第安纳人的仪式和音乐研究。与帕森斯一样，弗莱彻也是一名积极的改革者和活动家。[3]彻致力于研究平原印第安人，但她对妇女选举权问题非常感兴趣，帮助妇女社团创办了妇女进步协会（the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Women）。[4]在英国人类学领域，马林诺夫斯基的女学生菲利斯•凯博蕾（PhyllisKayberry）是女性人类学家的先驱者，她研究的主要方向是特殊社会政治背景下的妇女地位。凯博蕾在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主要工作便是探究男性和女性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她在《草原上的女性》（WomenoftheGrassfields）一书中针对性别关系开展了一项系统性调查，书中重点讨论了女性的劳动与农村发展的关系，揭示在经济发展中人们往往忽略了女性所做的贡献。[5]在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孕育阶段，关心女性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人士，尤其是专业的人类学家已经开始逐渐意识到生理性别并不能决定个体的社会角色。女权主义者为女性争取到的选举权，为女性的政治地位的改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时，一批专业的优秀女性人类学家正在慢慢成长起来。

二、1920年至1980年，女性主义人类学的产生阶段

女性人类学家注意到之前的民族志里处处充满了男性意识的偏见，人类学家多数是男性，在做田野调查时总是有男性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主导概念，“理所当然”认为“他文化”中也是男性主导，完全忽视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组织中，女性与生产经济活动的联系，这使得早期的民族志无法真实描述田野工作地点的文化与习俗。女性人类学家很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报告中，女性的行为开始同男性的行为一样受到人类学家的关注并有相关描述，开始努力记录女性的各种活动和经历，展现女性的内心世界。1928年，著名的女性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出版了《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ofAgeinSamoa），此书创作之初，她将美国及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男女青年在青春期经历的躁动、困惑和反抗等问题是不是人类所共有的，如果不是，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西方社会的这种青春期躁动等问题带去了南太平洋的萨摩亚群岛。经过细致的田野工作后发现，这里的居民文化中根本没有青春期这一概念，对儿童成长为青年的这一过程在当地文化中也没有受到关注。[6]这本著作成为人类学“文化决定论”学派的一面旗帜，人类学这一学科开始在美国大众中深入人心。1935年，米德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SexandTemperamentinThreePrimitiveSocieties）出版，分别对居住环境完全不同的三个原始部落人的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细致的研究与比较，用扎实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力图探索社会对男女不同的行为规范到底是文化因素还是生理性别因素造就的，并从深层次研究了社会中所谓的“正常行为”与“不正常行为”。这本书的结论是，男性与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所展现出来的不同气质并不是由人们的生物性特征决定的，男女不同的性别气质根源于社会的文化建构，在一个社会中那些被人们认为的不正常的社会行为主要是因为不符合该社会文化的期待。[7]米德的这两本书不仅在普通大众中广受欢迎，而且奠定了性别的文化决定论。用翔实的人类学民族志再现了社会文化（而不是生物性别）塑造了人们的行为。此时的女性人类学家将性（sex）与社会性别(gender)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之前这两个词是可以通用的。女性主义学者们认为，性由生物学决定，而社会性别是一个文化层面的概念。这一时期的一些概念通常使用二元对立的方式进行划分，比如，性与文化、男人与女人、工作与家庭。这样的划分法不允许术语间存在重叠。米德为二元对立的划分法做了重要贡献。她主要研究的是文化多样性，这也使得她可以摒弃偏见，理解“自然”（natural）这一概念对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性。米德是女性主义人类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创作了很多人类学方面的作品，研究了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并分离了控制人类行为和个性发展的生物和文化因素。[8]1949年，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的代表作《第二性》（SecondSex）出版，这本著作指出，一直以来，女人这一概念都是由男人定义的，女人只有去打破这个定义，才能让男人定义而产生的风险远离自己。[9]1963年，“现代妇女解放运动之母”贝蒂•弗里丹（Betty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FeminineMystique）一书出版，她在书中讨论了在家庭内部性别所扮演的角色，并对现代女性是否会满足于传统角色这一问题提出质疑。[10]这两本著作对人类学和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两本著作引发了1974年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大讨论。这次讨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分别是，米歇尔•罗莎（MichelleRosa）把男女不平等现象归结为男女分别活动在公共范畴和家庭范畴两个完全不同的空间，这种男外女内被片面地理解成男尊女卑。露西•斯洛克姆（LucySlocum）认为，过去的人类学研究主要以男性为主，以欧洲为中心，所以存在偏见，批判了男性狩猎论（man-the-hunterhypoth-esis）即，基于生物学差异而导致的工作和角色的简单分配理论。[11]路易斯•兰菲尔（LouiseLamphere）认为，女人、文化和社会这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做田野调查时必须进行更大系统的分析，以理解性别之间的不等关系。[12]简•科利尔（JaneCollier）和西尔维亚•亚娜基萨科（SylviaYanagisako）深入分析了社会性别的构成。葛尔•罗宾（GayleRubin）认为必须将性别问题搬到人类学层面上来讲，并且引入了“性别与社会性别系统”（sex/gendersystem）这一女性主义人类学概念。[13]谢里•奥特纳（SherryOrtner）认为，不同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女性从属于男性的现象，根源在于意识领域里女人被看作是自然，男人被看作是文化的象征，文化总是高于自然，自然从属于男性。[14]在这次广泛的大讨论以后，女性学的研究（women’sstudies）正式成为了女性主义人类学（feministanthropology）。[15]

三、1980年至今，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的议题得到绝大多数妇女的肯定，在个人和集体诉求上成为普遍接受的话题。[16]在为数众多的国家中，女性领袖不仅是该国优秀的政治人物，甚至已经成为民族与发展的共同象征。虽然大多数女性从政者依然是在父权政治的构架中从事政治活动，但是，作为女性的模范样板，她们对社会禁忌的破除与对年轻女性的冲击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到人类学学术界就不难发现，在所有批判理论中，女性主义人类学产生的影响是最大的。20世纪末，女性主义人类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各种思想的影响。开始研究后现代话语，鼓励人们评判政治，阶级、种族、民族、宗教、社会经济地位等，认为这样是女性多元化范畴的重要特征。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后现代阶段承认所有女性的需求和经历均不相同，所有理论均受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研究者将目光集中在生产与工作、生育与、性别与国家这三个问题上。[17]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后现代阶段提倡解构“男性”和“女性”这一对二元范畴，既不要男尊女卑也不要女尊男卑的二元结构，而是建立一个包含两性特质的、多元的、涵盖一系列中间色的色谱体系。后现代女性主义人类学既是解构性的也是建构性的，它要解构的是原有的概念、意识形态、路径和方法，它要建构的是新型的社会性别关系。后现代女性主义人类学重视妇女阶级、种族、文化和人种的不同，凸显了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和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以及女性所处的“他者”的地位。这比仅仅把女性看作被压迫的、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具有更多的含义，这种反本质主义立场超越了以往的一切辩论，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第一，实践理论。简•科利尔（JaneF.Collier）指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两个概念，必须通过个体与社会复杂整体之间的实践关系来理解，所有社会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实践。[18]实践是由真实的人所做的真实的事，文化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实践，应当研究人类如何表现，而不是考虑他们身上具备的品质。这是对涂尔干的神圣与世俗观点中认为女性不具备象征性地位的驳斥。此外，该理论还对如何再现系统提出了质疑，因为系统之间存在不平等、不稳定以及矛盾问题，所以不能将所有事物都用二分法进行划分。第二，关系结构理论，作为一种反文化女性主义的观点得到发展，该理论认为女性不应该穿上西装进入男人的世界，而是应该改进其内在本质与积极性。这一观点的主要支持者包括玛丽•戴莉（MaryDaly）和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Rich）。批评文化女性主义忽略了那些创造出价值的压迫力量。最终，形成了一种“消极女性主义”（negativefemi-nism），这一理论撕裂了概念而不是建立概念。[19]第三，表演理论，该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关注生产力，不强调话语意义，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认为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存在利益竞争和不同优势之间的竞争，所以女性和男性的地位会不断发生变化。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lter）的《性别麻烦》（GenderTrouble）认为性别角色及特征是表演的结果，人们的衣着、行为举止都是表演的道具，社会又将此固定成社会性别模式。因此，打破男权制度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男女混装”这类手段消除男女两性的社会分野。[20]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当人们不能确定自己的社会性别时，性别差异乃至性别压迫就有可能消失。第四，酷儿理论，是一种将其本身定义为反“常态”的理论，挑战了异性的规范性以及人们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强调了社会化对性认同的影响。酷儿理论试图超越传统观念来研究性别领域。该理论一直受到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朱迪思•巴特勒（JudithButler）和戴安娜•菲斯（DianaFuss）的强烈影响。

四、女性主义人类学在中国

我国人类学中的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已有一定的基础，许多研究者已经不再停留在吸收与模仿的学习阶段，而开始步入自我创新和总结的时期。研究理论与研究内容正在发生着不断本土化转变，女性主义人类学参与并促成了这些转变，进而推动着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我国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的关注点大致有两个，一个是积极从各自的田野调查经验出发，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并与西方理论展开对话，努力尝试各种理论创新；另一个是努力探索女性主义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思路。尽管解构社会性别、重构社会性别等概念具有广泛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增加了西方理论对其进行深入理解和评论的难度。简单引进一些概念和理论并不能够深化我们的认识，况且，理论和概念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不断验证和修订的范畴。中国的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者遵循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和理论范式，透过女性主义的思维框架和社会性别视角，通过知识的生产、再生产和传播，充分展现了社会文化现象的本质所在。许多研究者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社会政策中出现的现实问题，积极探索调整相关发展政策，强调女性参与的重要性，呼吁给予她们更多的自与发展权。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有关“中国模式”和“文化自觉”的探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既没有完全依赖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也没有陷入简单的一味反西化的泥潭，而是试图把它们作为参考，吸收其中有用的方法和理论，并在不同的田野调查中加以运用，努力与国内外理论和研究成果对话。这类女性主义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并没有一味强调中国的社会性别文化，而是将社会性别置于多元文化的场域来认识和思考，对女性和有着不同社会性别身份认同者的整体关照和理论自觉。因此，中国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学科建设需要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对话，深入到社会生活实际当中做调查研究。中国的女性主义人类学不能只停留在诠释上，要开创自身的多种表现方式，通过揭示国内丰富多彩的民族、历史和文化，用田野调查的工作经验丰富人类学知识库，在解决某些当代人类学重要的学术难题上发挥其潜力。同时，还需与西方不断在理论前沿和研究成果中对话，不能全盘接收也不能全盘否定西方的理论，西方的学术思想和理论给我们带来的思想碰撞提供了反思自身理论的平台。我们需要不断的思考，如何从人类学和社会性别的视角关怀中国社会，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出基于中国经验的女性主义人类学概念和理论，揭示社会性别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多样性。遗憾的是，我国的女性主义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多数没有将研究和行动联系起来，没有对政策的制定和决策层产生根本性影响。在许多大学中研究女性主义人类学、社会性别学等似乎仅仅是研究者的爱好，难免出现缺乏扎实的基础研究训练和深厚的理论支撑的成果，要让学界主流心服口服承认并接受女性主义人类学为独立的学科还有一定的困难。的确，仅凭社会性别视角和分析框架来支撑一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有些单薄。但是，系统的完整研究体系本身也有悖于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基本出发点。因此，正式现实、直面问题，加强中国女性主义人类学学科建设是当务之急。

女性社会学论文篇3

1985年，美国文学批评家埃莱娜·肖瓦尔特(ElaineShowalter)在为文集《女性主义新批评：关于妇女、文学与理论》(TheNewFeministCriticism:EssaysonWomen,LiteratureandTheory)所作的序言《女性主义批评的革命》(Introduction:TheFeministCriticalRevolution)中承认：“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女性主义批评家、黑人批评家和后结构主义批评家之间正在相互靠拢。也许这仅仅是因为在80年代的气氛中，他／她们代表着先锋派的方向以及拥有共同的敌人，即那些力陈返回‘基本要素’和‘经典作品’的人们，那些信守传统的经典书目、指责新兴的理论学说和富于反抗精神的少数民族带来了所谓的‘危机’的人们。”[1](P141)可以这样说，女性主义文论是与当代诸多哲学社会思潮相互纠缠着共同步入后现代语境的。无论在时空还是逻辑指向上，它们之间均具有同一性。因此，不少学者将女性主义文论视为以颠覆与解构为特征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中的一支。

笔者认为，鉴于有关后现代社会特征与文化内涵的认识尚未形成公论，机械地将女性主义圈定于后现代范畴之内或剔除于外，本身并无太大的意义。关键在于通过分析甄别，界定其各自的主导特征。根据对后现代文化一般意义上的理解，笔者认为，在与后现代哲学社会思潮的碰撞中，女性主义确实充分借鉴了其理论观点与方法论为自己的性别政治与诗学立场服务，然而，这一契合并不能掩盖两者之间难以弥合的本质差异。如果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或者用后现代主义来改造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论甚至妇女解放运动都将面临被解构的危险。

中国学者包亚明在《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之《后现代景观》卷的序言中，较为深刻地探讨了女性主义与后现代诸多流派之间产生契合的内在原因。他指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等在思想与实践方面的本质相似在于，它们都希望消灭现存的统治——服从秩序，反叛以心灵与肉体、精神与物质、宗主与臣属、男性与女性等为基本表现形式的二元对立结构，“而现代性理论及其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普遍主义哲学无疑一直倾向于支持对臣属、女性的压迫，尤其是人本主义话语中的大写的‘人’字直接掩盖了宗主与臣属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别，暗中支持宗主对臣属、男性对女性的统治。”[2](P4)故而，“以攻击普遍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二分法思维模式为目标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理论，会对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产生如此巨大的亲和力，它们因为共同怀疑现代性、现代政治、现代哲学的傲慢与可疑的主张而一下子成为了同路人。”[2](P4)后现代思潮不仅因颠覆二元对立等级结构而与女性主义志同道合，它对多元性、边缘性与异质性的强调，同样在被边缘化，被排斥在理性、真理和客观性声音之外的女性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之与后现代文化并非是单向度的先“拿来”、后接受的被动关系。女性主义由于从性别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菲勒斯中心和逻各斯中心的文化进行了激进反叛，同样有助于解构对于男性、女性范畴，甚至对于人的概念的本质主义认识，模糊甚至否定二元等级对立关系，揭露历史文化价值的人为性质。它不仅通过对经典文本的抗拒性阅读、对女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对建构女性美学甚至女性话语的探索，为后现代文化提供了大量变化、断裂、矛盾的个例，而且以自己丰富的理论成果，充实与印证了后现代文化理论。因此，女性主义文论亦有力地促进了后现代文化的纵深发展。J.F.麦卡乃尔在《思考拉康：批评和文化无意识》中认为：20世纪西方文论“对所有被视为自然的东西进行批判，从而表明被视为或称为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历史和文化的营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3](P511-512)女性主义和其他文论流派一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说、语言本体分析、意识形态分析、解构分析等理论学说来理解和解释男性与女性文学创作，参与营构了20世纪西方文论的批判特征。

这一特点，在擅长抽象思辨的法国女性主义学者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美、英等国的批评家曾经注重文本批评实践而轻视理论话语建构。在她们的心目中，理论本来就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产物和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将女性主义理论化，无疑有被父权文化同化与收编的危险。然而，随着女性主义文论的深入发展，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总结批评方法、建构理论体系，使女性主义诗学话语足以与男性话语相抗衡的必要性，于是促成了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学院化。在这过程中，法国学者的理论在美英各国的传播与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理论成果的多元吸纳使女性主义文论如虎添翼。解构主义拆解文化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二元等级对立思维逻辑的思想，从哲学的高度给女性主义提供了破除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理论依据；罗兰－巴特社会语言观和福柯权力——话语学说的吸收，使女性主义学者将语言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这两种微观与宏观的批评形式综合为一体，从语言的层面揭示权力在历史文化的深层运作的机制，并着力探索表达女性的历史经验、情感与欲望特征的文学语言，以及适用于解释妇女的文化困境，评价妇女写作中独特的意象、隐喻、象征、暗示、风格、文体等的文学批评理论框架。在对各种批评流派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英国的朱丽叶·米歇尔(JulietMitchell)、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玛丽·伊格尔顿(MaryEagleton)，美国的盖尔·卢宾(GayleRubin)、埃莱娜·肖瓦尔特、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Gilbert)、苏珊·古芭(SusanGubar)、佳·C.斯皮瓦克，挪威的陶丽·莫依(TorilMoi)，法国的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露丝·伊丽加莱(LuceIrigaray)、朱丽亚·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等，均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她（他）们“卷入……文本间的联系、政治历史与社会文化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想、精神分析，以及后结构主义的语言理论”[4](P211)之中，探讨性别问题的历史现状及其在文学经验中或明或暗的投影。“正是这种自觉的卷入，引导着女性主义批评与当今处于中心的理论话语接轨，并进而预示着文学批评的未来发展趋势。”[5](P20)

然而，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不能如美国哲学家南希·弗雷泽(NancyFraser)和琳达·尼科尔森(LindaNicholson)所认为的那样，是“各自独立地”“在一个共同的领域之内”“工作”着[6](P6)。美国文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Culler)在《论解构》(OnDeconstruction)一书中，曾将许多女性主义论著放在后结构主义的范畴之下进行了讨论，但在该书《导论》的结尾部分，他又说：“如果将当代批评描述为新批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间的一场争斗，那么对女性主义批评就未必恰当。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势力。虽然很多女性主义者是后结构主义者（反之亦然），但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后结构主义，特别是如果将后结构主义定义为结构主义的反面的话。充分地讨论女性主义批评，需要一个不同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后结构主义只是结果而不是前提。”[7](P20)

那么，讨论女性主义所需的不同框架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要回答该问题，必须追本溯源，回到女性主义文论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源头进行考察。正如埃莱娜·肖瓦尔特所说：“女性主义批评是妇女运动的‘女儿’之一”[8](P137)，作为妇女解放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延伸，女性主义文论最根本的特色，应该是其改造充满性别压迫的文化乃至最终改造社会的实践宗旨。而这一鲜明的政治实践性与后现代主义的非政治化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它们最根本的分歧。

女性主义文论因源于轰轰烈烈的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而始终保有鲜明的政治实践性与文化批判色彩，其最终目标是消除建立在性别压迫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秩序，建构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符合健康的人性的两性关系与社会价值。而要建构这样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两性之间的尊重、沟通与互补是必须的，这一切都有赖于相对稳定的男性与女性的范畴与身份。而后现代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者站在反本质主义、反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哲学立场，反对将人性作抽象化理解，认为其既非固定不变，也非普遍相同，而是随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产生很大的差异。于是，他们着力解构概括人类历史发展共同规律的宏大理论，否定关于男女性别的僵化二分，否定男性压迫女性这一抽象前提，认为这实则也落入了宏大叙事的圈套。总之，后现代主义以对稳定本质的消解，体现出反人本主义的倾向。尤其在解构主义内部，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悖论：因为它声称一切事物都可以置于解构主义摧毁性的注视之下，只除了它自身。而这一将自身视为总策略、可以超越于历史具体性之上的逻辑，却与它解构权威的观点相矛盾。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解构主义最终会解构自身，遗下一个不存在任何价值与意义的世界。可是，对女性主义来说，一旦女性的范畴与身份失去了明确的意义与限定，客观后果必然是，女性在刚刚成为谋求自身权利的主体时，就被剥夺了在普遍人性中存在的权利。所以有人尖锐地质问后现代主义：“为什么正当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开始为自己命名的时刻（过去我们一直沉默），正当我们起来作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的时刻，主体这一概念本身偏偏受到了质疑？”[9](P45-46)同理，否定性别压迫的历史前提，无疑等于否定了现实生活中的性政治格局和女性主义存在的现实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卢梭等人的启蒙思想为基石的女性主义不是停留于专业哲学圈子内部的论争，而是一种崇尚意义与价值的坚定的人本主义。

尽管女性主义内部对是否存在确定的女性本质以及女性心理与生理是否存在内在关联等问题仍然意见不一，但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承认相对稳定的女性范畴的存在。这样，女性主义与哲学化的、相对主义的后现论的内在对立就是必然的。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和纯理论色彩无疑会消解女性主义存在的合理依据。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后现代的立场来看，法国作家西蒙·德·波伏瓦的著作《第二性》因以传统的两性划分及两性观念为基础而具有本质主义的嫌疑，但否定了当代女权运动之母波伏瓦，无疑等于否定了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这就无怪理论界因后现代主义对女性主义政治实践性的解构，而产生了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女性主义者，同时又是后现代主义者，即“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不可能性”。[10](P138)

其次，后现代主义游离于现实生活之上的纯学理倾向，也受到女性主义学者的激烈批评。她们认为，后现论将话语视为一切权力的基础，从话语的角度揭露了意识形态建构的奥秘与运作机制，无疑对父权制具有釜底抽薪的颠覆意义。然而，过度停留于对语言的玩味与虚构，却会忽视真实的身体和现实的性，以及它们造成和体现的经济、政治与观念的压迫。例如家庭暴力和性暴力，都是真实存在于两性关系之中的性政治表现形式，不是理论，亦不是话语。如果一味坚持话语才是权力，易于走向乌托邦式地穷究学理，而回避现实生活中性政治的严峻性，丧失与真实的暴力作斗争的思想动力。就文论而言，女性主义必须避免陷入消解使命感的纯学理式、贵族化的理论游戏当中，而要坚持将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相联，将文本视作菲勒斯中心意识形态的话语场域，以抗拒性的姿态与形式，甄别、剔除文本中隐含的霸权意识，寻求反思历史、改造文化、矫正价值理想、改善社会生活，建立更为健康和谐的性别文化的可能性。因此，正如女性主义的名言所指出的：“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女性主义学者往往对自身的性别生活高度敏感，注重个人生活与社会文化的联系，努力让细碎生活成为学术理论的源头活水，使学术与日常生活处于往复互动之中。

对后现代主义拘泥于狭隘的理论探讨，轻视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性的倾向，美国哲学家苏珊·博尔多(SusanBordo)如是说：如果性别角色完全决定于话语，这一话语又时刻处在变化和解构之中，两性的意义缺乏稳定性，那么女性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就失去了存在的支点。如果放弃了对社会性别的界定，要求女性正当权益的斗争就失去了理论基石。她因此呼吁，女性主义不能忽视女性受歧视的社会现实，不应该消解主体，反倒更应加强对现实的斗争策略的研究。[11]中国性社会学家李银河也认为：“后现代主义解构（消解）了主体，否定或摧毁了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任何积极的行动机构的可能性。而离开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历史和性别的主体，就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意识，也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的政治。”[12](P132)

第三，利奥塔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然而，被后现代主义彻底否定、认为不合法的一些属于宏大叙事的社会理论，比如说启蒙主义话语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等等，对于女性主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故而，女性主义决不可盲目拒绝，因噎废食。即便是对后现代主义抱乐观态度的南希·弗雷泽与琳达·尼科尔森也承认：“对于像男性统治这样无所不在又呈现出多种形态的现象，仅仅使用他们将我们囿于其中的那点贫乏的批判资源是难以把握的”。“它（指女性主义——作者注）在最低限度上需要多种有关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变迁的大型话语：有关宏观结构和体制的实证与社会理论分析；有关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学的互动分析；有关文化生产的批判的和系统的分析；具有历史和文化特殊性的性别政治学……这个名单还很长很长。”[13](P136)

事实上，女性主义因“默认了一些有关人类特性和社会生活状况的被公认但未加证明的本质主义的假设”[13](P138)）而成为一种准“元叙事”。尽管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一元化的主体观念分崩离析的趋势下，在碎片化的后现代语境下，为了使理论具有更大的适应性与兼容性，女性主义文论不断在进行着自身的调整与修正，更加关注多元的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因而出现了以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同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与群体的文学研究模式，但部分清醒的女性主义学者又深知，过于强调身份的不确定性，将使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失去自己的特色与立足点，变成一个大而无当、无所不包、失去焦点，因而也就失去了意义的东西。女性主义文论本来源于改造社会与文化的政治需要，只要父权制结构还是一个客观存在，只要扭曲妇女形象、对女作家作为文化生产者的作用视而不见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依然存在，无论是对传统妇女形象的批评还是对妇女作家进行研究的话语实践就是必不可少的。过于强调社会身份的复杂变动性，有可能导致社会性别身份淹没在这种复杂变动之中，而使女性主义文论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点。所以，美国学者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SusanStandfordFriedman)提醒说，从现实的政治策略出发，现在要求女性主义同各种各样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结合得天衣无缝还为时尚早。面面俱到将难免会冲淡女性主义的分析效果，还有可能会将妇女生活的特点束之高阁而忘得一干二净。她提出：“一方面是对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注重，那是妇女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所依靠的基础；另一方面是仔细研究社会身份的多重基体(multiplematrics)，性别只是它的很多个坐标轴当中的一个。女性主义批评的任务一方面是要使自己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组有力的、响亮的而又与众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是继续担负起创立社会身份和主体性研究的新的、更加复杂的疆界说的领导作用，这种新的疆界说一定会在即将来临的下一世纪的灵活多变的研究领域中诞生。”[8](P437)另一位批评家南希·哈特萨克(NancyHartsock)也在《福柯论权力，为女人服务的理论？》中强调，只有将女性视为一个社会群体，女性主义才有其存在的意义。过分强调女性内部的差异将导致女性主义自身的毁灭。解构“女性”观，无异于颠覆女性主义政治。[14]

鉴于上述种种分歧，部分激进的女性主义学者甚至指斥后现代主义理论本身存在明显的男性化倾向，将之视为父权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资本。

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对总体性的否定、对局部、多元、特殊性的强调，对于深受本质主义困扰的女性主义文论来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女性主义又要摒弃其虚无主义的反政治化倾向，而坚持自己学术的立足点，以免自身也为其解构。女性主义可以吸收后现代文化的精华以为自身所用，但不可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相反，要将其纳入自己的政治框架中来。

21世纪已经迈入了第2个年头。世纪之交的女性主义文论究竟向何处去？总体上来看，作为崛起于20世纪后期、并有望在新世纪获得继续发展的两大重要的文化与文学研究流派，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势必还是要在相互对话、取长补短中生存与发展下去。后现代主义作为后工业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潮，势必而且已然在观念与视角上给予女性主义以重大启示。同时，从女性追求自由、独立的解放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女性主义文论，又必然在新世纪两性关系格局呈现出新特征的背景下进一步激发自身的活力，强化自身的社会与文化批判宗旨。

因此，后现代语境下女性主义学者需要探索的首要问题将是，如何使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怀疑与对本质主义的解构获得与女性主义社会批判力量的完美结合，形成一套非哲学化的理论，它将既能从性别立场对历史文化与现实中的性别歧视达成有力的批判，又能强大到足以对性别内部的差异性与变动性加以分析和覆盖。在这一过程当中，对社会宏观结构的分析，依然可以而且必须成为女性主义学者论述大型政治问题、研究文学现象必备的理论工具，同时，女性主义的理论概念与研究对象又应当包容不同社会、时代、地域、种族与性倾向的群体的文化特色。正如南希·弗雷泽、琳达·尼科尔森指出的，“当它涉及跨文化的问题时，它的模式应当是比较主义的，而不是普遍主义的；应当是适用于变化和差异的，而不是适用于‘总体规律’的。”[13](P148-149)它还应当是一种历史的理论，并应当把性别当作其他许多概念中的一种，同时关注阶级、种族、民族、年龄和性倾向等问题。

女性社会学论文篇4

Abstract: Feminism from one kind of social theories to philosophic thinking's formation, has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which the theory confrontation and the practice accumulate, China feminism development, is needs to study and to profit from the West feminism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achievement, needs to see the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insufficiency pointed out that must find the reasonable China feminism the standpoint and at the right moment establishes own system info.

关键词: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性问题启示

key word: After feminism the modern feminine question inspires

作者简介:郭爱荣,女,副教授,新疆兵团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研究方向:社会文化学。

女权主义(feminism),或被译作女性主义是指反对男权压迫,以寻求独立平等和个性的解放为其终极目标的思想思想学说。它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女权主义,是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后女权主义(又称女性学或性别学)与女权主义的区别是在于它的跨学科性、政治倾向性和温和性。从女权主义到后女性主义,体现了妇女运动理论发展的表征并包含有女权主义发展的阶段性递进的过程。女权主义从出现起就高举男女平等的旗帜,但是由于社会历史和经济发展的原因,女权主义的平等权的实现要经历由争取选举权、工作权、生存权的实现到争取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实现的过程并在社会解放的进程中,逐步得到全面的实现,最终争取到真正的人权的实现以及由此产生的真实存在权和发展权。然而,就现实条件和权利实现的基础来看女权主义的任务和目标的实现,仍然是一个持久和艰巨的过程。

一、女权主义的发展过程

女权主义从一种社会学说到哲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理论交锋和实践积累的多个阶段的。从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分析,女权主义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由女权主义”阶段,强调女性作为平等的参与者加入既定社会秩序的权力;第二阶段“差异女权主义”阶段,强调建立一种女性能够摆脱男性影响而生存的社团或群体;第三阶段则是在后现代背景下形成的当代女权主义理论,把“平等”与“差异”、“男/女”对立的二分法作为强制的形而上学范畴,女权主义的目标必定致力于发展一个超越男女性别对立的社会。

第一阶段“自由女权主义”,女权主义产生大约在19世纪到20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中叶规模壮大起来。它与当时的社会自由解放的革命运动一起,并演变成为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衡量社会解放的标准和尺度。女性追求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一目标基本实现。在早期的女权主义在理论层面上的差异性研究中,主要是围绕着自然性别来展开的。西蒙・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一书指出,所谓自然性别sex,事实上并非是天然形成的,人们的性别区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被给与的,被强加,尤其女性作为低等的性别,和男性作为优越的性别,是社会不平等的表现。在序言中,西蒙・波伏娃更加尖锐地指出:“女性的处境指示出,女性是和男性一样是一个自由自主的个体,虽然在这个世界里男性还是尽量处处压迫她们,推到比男性次要的地位,而且希望她们永远停留在附属的地位,把她们的命运限制在狭窄的范围之内。”

第二阶段“差异女权主义”,处于20世纪60-70年代, 兴起于美国,其理论基础特征是以消除两性差别而引发的女权主义的理论研究热潮。它注重社会性属的考察,分析了性属所造成的性格的差别,形成了各个方面的女权主义的理论创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差别;女权主义理论作为正式的学术研究,此间逐渐发展成为人文学科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尽管波伏娃的《第二性》发表较早(1949年),但它促使女性超越生理局限,更多地关注到政治、法律对女性自由的束缚。凯特・米利特《性政治》(1969年),把“父权制”概念引入女权主义理论,并为它注入了新的含义,父权制不仅指男性作为权力中心统治女性,而且包括男性长辈对晚辈的统治。米利特将性别与政治直接且突出地联系在一起,用“父权制的男性沙文主义”统治,把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视为人类社会历史统治的最基本最普遍最不合理的政治形式,激起女性与整个人类联合起来父权制的统治。米利特将这种激进的政治态度带进文学批评,以此反对当时占绝对权威的新批评理论,成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典范。

第三阶段“后现代女权主义”,它发展于20世纪80-90年代,其理论基础特征是以超越男女性属差别为视角,注重对作为人的女性权利和发展的普遍性的考察,注重关于女性更加重大的紧要问题和解决方法,并对出现的各种女权主义理论作了综合的考察。其各种女权主义流派,关于男性中心主义的起源和性质,对于如何消除性属差异的主张各不相同,甚至有所相左,但是斗争目标是共同的,那就是消灭不平等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和对女性性别歧视主义造成的社会现实。形成的统一的政治目标,成为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的基石。

二、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的要义

后女现代权主义 (postfeminism)是指后女权主义的斗争方式是用女性的话语创建女性文化,争取和掌握女性的话语权,在女性的话语实践中成为话语的主体。女性要获得彻底解放,就必须打碎已经存在几千年的父权制社会。后现代女权主义在批判和颠覆父权制的目标中,努力解决现代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和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危机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种理想社会模式:人类与自然的统一性,是一种平等、无暴力、文化多样性、合作、无等级的理想社会。

其一,颠覆父权制。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传统的两性既定关系和父权制的家庭是父权社会存在的基础,父权制是男性之间用来统治女性的一套完整的社会关系系统,以在男性之中建立或创立相互依赖及团结一致的物质基础,尽管它是等级制的,这一物质基础存在于男性对女性劳动权力的控制上,这种控制表现在|:限制女性的经济资源和女性对其性生活及生育权的无权状态。这种父权制从根本上把女性排除在政治、经济权力系统之外,女性在被剥夺了对资源的所有控制权之后,她们成为一无所有的和非存在的人,女性成为从属于男性的被动的第二性别。女性受压迫的核心根源是父权制,父权制的男女关系是一切权力关系的规范。父权制确保男性对女性实行统治的各种制度及相应的价值观念。因此,颠覆父权制是女性权利实现的关键。

其二,消除冲突、权力和压迫。尊重事物的多样性、差异性,重视和平和建设,崇尚性别合作协调的社会制度模式。这是对父权制的一种辨证的双重否定。后父权制蕴含着一种批判:即对现代性或父权制恶劣的消极特性的批判,明确地包含了一种我们与其说是想去取而代之,不如说只是不想去再生产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新的事物、新的天空和大地的渴望,渴望一种真正不同的、全新的、而不是原样的东西。后父权制在认识论上采取多元论的立场,充分肯定事物多样性、差异性的重要性。它强调既不存在任何单一的、永久的、普遍的、独立于主体、历史和社会情境的客观真理,知识不再是客观的、永恒的和普遍的,而是由权力决定的话语决定的;也不存在稳定可靠的、不涉及个人利益和情感的、超越历史的中立的知识主体。

其三,更关心广泛的平等,每一社会之内的平等与社会之间的平等。主张必须改变现代社会基于权力的关系和等级结构,以便走向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伦理观;必须整合虚假的二元对立,改变在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中基于思想对行动、精神对自然、艺术对科学、经验对知识的极化,而把我们与其它、人类与自然分开的状况;坚持过程和目的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坚持在一定的关系和环境中考虑我们的权利、义务和原则,克服裸的个人主义,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史和社会环境,依赖于我们处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

三、西方女性理论对我国女权运动的影响和启示

中国的女权主义,是指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体现女性自我精神与能量的一种女性思想、社会言论及政治协助行为。 男女平等是女权主义最基本的目标,在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同时,女性还要注重自我的价值表现,展示女性的独特魅力,挖掘并发挥女性的社会力量,为社会各阶层女性的思想与行为解放而努力,要将全世界妇女的利益放在同一个起点,协助官方处理女性主义面临的问题。中国女性需要参与女权主义的话语实践,成长为话语主体,获得对话的机会,争得女权主义的自由解放语境的在场和主讲地位。总的说来中国女权主义的起步和发展,首屈一指的仍是女性生存权利和争取社会平等公正;提高“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和社会文明程度;认识和揭露现实中的女性所面临着亟待解决的许多危机和严重问题;

1、女性教育问题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育、普通教育和专业技能教育等,都是当代女性所需要的。尽管现在城市里女性受教育的机会较多,可是有些贫困的家庭也难以保证女性收到良好教育。然而,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众多女性被繁重的劳动和家务束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命运无法改变。

2、女性性别歧视问题一说到女性,人们只是和两件事与之相连:一是家庭里的奉献者和牺牲者,二是生儿育女的工具。通常男性们――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只把女性看成是性客体和性工具,这直接危害到女性的人格尊严和社会地位的确立;这种严重的性别歧视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和时时刻刻。因此,我们必须认识、揭露和批判这些极端恶劣的观念和暴力行径,更需要通过社会实践的革新来加以改变,首先要把女性当人看待――这是现代文明创建的基本要求。

3、,对女性的性骚扰问题当一个男人对女性提出不受欢迎的性要求、或想获取性方面的好处,或对其做出不受欢迎的涉及性的行径,他的行为就构成了性骚扰。虽然我国目前加快了对性骚扰的相关立法,但是这并不能迅速解决社会上严重的性骚扰问题;还需要社会和女性个人对性骚扰言论行为的斗争和打击;性骚扰的实质是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主义和男性优越的父权制统治的保护。

4、女性发展升迁自立问题在发达国家的女性中,流行着“玻璃天花板”的说法,意思是说,女性的发展受到阻止,可以看到前途,却永远不属于女性;然而在中国的女性中,所遇到的是“石头的天花板”,处处碰壁却得不到机会。这直接影响到社会的进步,因为女性的创业和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5、女性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女性找工作受到排斥和分离主义的阻止,全世界只有在中国就业市场上,用人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各部委,都会打出“不要女生”或“只要男生”的牌子,明目张胆地表现出排斥女性就业的性别歧视主义的恶劣态度!有的干脆用各种方式刁难或者羞辱女性求职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情形非常严重,极大地限制了女性的发展;亟待改变。

6、生殖健康和教育养育孩子问题这是中国女性最多的困惑所在,由于女性对这些方面的知识不足,普及女性健康教育和子女教育知识,这是必须的和亟待尽快解决的问题;女性健康和发展在对一代人的成长,和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其意义和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7、家庭暴力问题 这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家庭暴力的实质是维护男性在家庭里对女性的控制和特权;有很多的家庭里,待、性滥用,甚至于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性的和其他方面的)虐待,殴打妻子和孩子,性恐怖主义,极端方式的暴力等等。可是社会不干预/干预受阻和当事人的不言语/忍受/恐惧都是对制止暴力不利的。

8、毒滋黄对女性的毒害问题随着开放的的步伐,当今世界的不足之处也在我国出现,吸毒贩毒这毁灭了人性,艾滋病摧毁了人类的免疫性,黄色的出版物和各种途径对女性的歧视和暴力,极大地迫害了人类文明生活,而受到伤害最严重的是女性和孩子;这直接地且严重地影响到了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的发展。

9、身体写作问题有些女性自我意识和能力有所发展之时,希望展现自己的风采;可是,有的写作者是自觉意识的崛起,但是有一些人用身体写作则是在男性主流话语范围中的迎合,是一种对父权制男权统治的谄媚和屈从。需要我们区分开来,更需要女性自觉意识的觉醒。涉及女性写作(或女性本文、私人化写作等)及其意义的探讨:对于“女性写作”及其意义,法国女权主义学派西苏和依利伽瑞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考察女性身体的语言和写作之间的关系,赋予女性反传统的写作方式以政治意义。正面的和批判的女性写作、女性本文、女性方式,学要揭露和更改权力关系,女性不仅写作,也要言说。女性话语和语言不只是要有所表达,更要有颠覆力量和建造力量。

总之,中国女权主义发展是需要我们女性和男性共同的努力方可见效的。女性的解放曾经是社会解放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社会受压迫最深中的女性的解放是社会解放的适度和衡量标准。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女性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一是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成果,需要看到理论和实践的不足指出,和建立合理的中国女权主义的立足点;二是需要建构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更重要的是需要创建女性文化,从女权主义理论揭示的问题扩展开来,反对父权制强权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形成反抗与斗争/建构/发展的方略和实践方向。无庸讳言,中国女权主义的当展还停留在起步阶段上,其标志之一就是,人们对女权主义的概念和理论的学术研究还很不了解,甚至还当作洪水猛兽一般,而女性自身的认知、觉悟和自觉性还很不足。在今天,女性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程度更成为了整个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程度的指示器。女权主义所提出的女性解放和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任务,是中国和世界各国文明进步最基本最重要的任务,女性文化的建造是改变全人类命运的希望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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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女性社会学论文篇5

（吉林动画学院外语教学部，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是西方“后”学批评流派中的重要分支，在分析黑人女性文学中的身份认同与边缘写作问题上具有独特的视角和独到的观点。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本和后殖民主义批评中的身份认同与边缘写作有着互相关联的批判意识。后殖民主义批评为解读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提供了有效的文学语境。

关键词 ：西方“后”学理论；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后殖民主义批评；身份认同

DOI：10.16083/j.cnki.22-1296/g4.2015.03.060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3—0132—02

基金项目：吉林动画学院项目（项目编号：20140612）。

收稿日期：2014—10—16

作者简介：李嵘剑（1980— ），女，山东德州人。吉林动画学院外语教学部，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王军（1959— ），女，吉林四平人。吉林动画学院外语教学部，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各类‘后’学理论相继成熟，逐渐成为西方思想界的主流。‘后’学理论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质疑启蒙主义叙述的普遍性和一统性，冲击了以现代主义为基础的西方各种主要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包括西方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1］西方后现代主义批评与现存的批评思维模式有所不同，传统的批评范式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纵向性和压迫性，后现代主义理论敢于对传统模式提出挑战和质疑，倡导新的思考批判方式，并试图剔除现存思维中一切不符合时展的各类因素。具体而言，后现代主义理论倡导平俗与解构，通过非理性认识在历史断裂中寻求新的思维途径。

值得指出的是，在美国黑人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流变中，我们发现黑人女性文学作为美国女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致力于为少数族裔女性在白人男性主义文化压制下扭曲的身份正名，始终将性别、身份、族裔作为其文学创作的讨论焦点，表达黑人女性处在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的矛盾与困惑。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黑人女性作家在创作中找到了生存的价值和幸福感。黑人女性文学的不断发展不仅使黑人群体的意识和社会价值观得到分享，同时它也丰富了美国文学的样式。黑人女性文学中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如玛雅·安吉洛、艾丽斯·沃克、托尼·莫里森等，她们的作品内容丰富、深刻，引人思考，她们的作品反映的理论精髓深受“后”学理论影响，她们凭借积极的态度拓展和突破先辈黑人女性作家的创作传统，并结合时代特点创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与潮流的作品。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不同作家的风格、手法不同，使得黑人女性作家内部产生了许多文学批评派别。例如：《黑人妇女》是托尼·凯德创作的作品选集，其中包含了当时流行的女性诗歌、小说、散文，被称为“一个开端……似乎最好地折射了这个国家的当代黑人女性的关注之处”，［2］作品体现了人们对种族、性别等社会问题的关注；黑人女性文学领域的先行者玛丽·海伦·华盛顿写出了系列论文《佐拉·尼尔·霍斯顿：黑人女性对身份的寻找》和《黑人女性形象的创造者》，选编了文集《黑眼眸的苏珊们》，这些带有深刻思想性的文论激发了学者和读者对黑人文化与黑人女性文学的思考。

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女性文学领域的发展现状与美国黑人女性主义、黑人女性文学研究悄然无声的变化有异曲同工之处。沃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发表了黑人女性主义的独立宣言《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这一黑人妇女主义理论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与西方批评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她第一个界定了“妇女主义”而不是女权主义的学说。黑人妇女主义明确了黑人女性话语权，完全摆脱了白人女性与黑人男性两方面的话语束缚，黑人女性主义逐渐彰显出黑人女性的书写特点，并使黑人女性主义者与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之间的政治态度、社会价值观、创作意图泾渭分明起来。黛伯娜·E·麦克杜维尔发表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新方向》，对黑人和白人族裔间存在较大差异的种种历史与社会事实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放眼于自己种族内部以及她所认同的黑人女性群体内部，得出了黑人女性文学和白人主流文学之间的差异。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文学方面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它正逐渐与整个女权主义理论乃至西方“后”学理论互动交融。

从黑人女性文学传统中，黑人女性常常需要为了自身的种族利益而同黑人男性一起进行抗争，目的是为自身的族裔建立身份认同。黑人女性遭遇族群内部阶级、性别、文化压制的同时还受到来自白人主流文化的种族歧视和来自族裔内外的性别压迫、政治歧视，这也是黑人女性文本的重要内容。与白人女性作家相比，黑人女性文学的叙事风格更有战斗性和抗议性。黑人女性作家从当事人的角度抨击了罪恶的种族、阶级、性别压迫制度，反映了黑人女性渴求平等、争取解放的强烈呼声。研究黑人女性文学必须从黑人女性本身的经历出发进行思考，关注黑人女性文学创作与黑人女性所遭受的政治上的双重压迫之间的相关性。正是对改变黑人女性生存现状做出的积极探讨使得黑人女性文学创作散发出独特的光芒。

依照后殖民主义理论观点，作者或读者在创作和评论以及欣赏过程中，往往依照已有的特定“价值观念”，即种族、阶级、性别等因素的固有模式进行书写与阅读，在这一过程中，对于“身份”的看法深深地扎根于她们的观点之中，从而影响整个作品的效果。长期被边缘化的黑人女性连同其作品被一同搁置在人们难以察觉的地带，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在后殖民主义时期，种族区分这一现象依然存在，这一现象并非社会发展的必然，而是人在社会行为过程中产生的必然结果。

总而言之，在20世纪后半叶多元文化思潮的影响下，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与批评从边缘迈向中心。黑人女性文学与批评不依附于任何其他文学与批评的派别，它在寻求差异与相似的基础上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使黑人文学得以充实与完善。激进的对立并不能为美国黑人女性争取到社会权益、文化认同和平等地位，而是要建构一种追求族裔间和谐的黑人女性主体意识和认知模式。身份政治固然重要，但不是绝对地与之抗衡，而是在允许并尊重差异存在的基础上建立各种身份概念。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对当代西方文学与“后”学批评理论的构建意义重大，它为西方“后”学理论批评的深化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为西方“后”学理论的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参考文献］

［1］王军.西方后学语境下的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J］.社会科学家，2008（11）.

［2］Cheryl A.Wall.Changing Our Own Words：Essays on Criticism，Theory，and Writing by Black Women［M］.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9.

［3］贝尔·胡克斯著.晓征等译．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4］嵇敏．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概观［J］.外国文学研究，2000（4）．

［5］芭芭拉·史密斯．黑人女性主义评论的萌芽［A］.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6］伯纳德·W·贝尔著.刘捷等译．非洲裔美国黑人小说及其传统［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女性社会学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权下的理论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建构，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就缺少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从西方获得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体系、概念，几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不止女性文学批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相联系。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说：“除了那些纯粹由传统批评家所主张的理论之外，我将不涉及20世纪中国理论．因为20世纪的中国理论受西方影响的主宰，不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中国理论与具有独立批评思想的传统中国理论没有相同的价值和兴趣。”随着中国社会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与学习。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话语已经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缄默、缺席、疏离、身体写作等女性主义的经典专用术语，用女性主义批评者陈晓兰的话来说：“对于今天从事妇女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或者不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她(他)的研究、解说对象，那就意味着落后、缺乏新意、传统或者不够深刻。所以在论文或论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名言为开场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要义，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女性主义写作必不可免的一环。”

批评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全盘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现成的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几十年发展经历的成果，实际上是很难消化的。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奥秘》、《性政治》、《女太监》等几部经典之作有完整的译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选，完整的译著较少，系统的介绍更为缺乏。所以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完整理论尚未全面认识。就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建树。另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无论它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对很多不很恰当的文学现象也加以分析套用，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在寻找中国文学中可以对应的文本例子，结果只是为西方的理论增加例证，对本土理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在女性文学理论方面缺少建设性和创造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构体系。

更为堪忧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入侵。“李小江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话语，中国的女性问题一旦被西方女性主义化就成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为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觉悟到，当代中国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进入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别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渗透的遭遇是一样的。”她说：“就像我们女人要对过去男性中心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检验一样，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检验。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东西处处留心审查，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与我们对西方的态度相似。”因此，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谨慎的借鉴和使用，更要勇于质疑，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性别文化视阈．建立起从我国女性创作和女性生活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与框架，摆脱在理论上的困境。

三、女权意识下的社会困境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尴尬上。

女性主义理论虽为中国许多批评者及作家在批评创作上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对自己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作出明确的表态，除了极个别的批评家，如戴锦华公然宣称自已是个女性主义者，大多数批评家虽然是进行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但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连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旗帜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设问的就是一个身份、立场的命题的取舍和认同问题。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全世界多数人的选择。也是不招致非议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李小江的声明却让很多人失望并无法理解。甚至大多数的女作家，也对女性主义不予认同．最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女性主义创作典型的陈染公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超性别写作”，明显地针对加于她的“性别写作”评价。林白也称，她的写作不是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她没有强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认同的困境呢?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曾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者”称号的反感，“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动之中，而这种身份角色或行为在人们的常规判断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而在中国．女性主义者也给人一种仇视男人、强硬、激进、男性化的感觉，甚至有可能还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者。大多数人都容易将女权主义看做一种对于性别的偏见．害怕遭到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歧视。其实，女性主义之所以让社会对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评者对于性别近乎过敏的关切将女性主义理论完全归结为对性别歧视和男性压迫的批判和控诉．将与男性的对抗和斗争视为获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认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张抗抗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说：“女作家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其实深层原因是怀着一种恐惧感，对于矫枉过正的极端女权主义带给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害怕。”“女性主义将性别立场强调的太极端了，实际上是将我们封闭起来。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识。用女性主义标尺去鉴别一切的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义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会和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的一个误区。偏离了社会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端正态度。走出误区，不断自省，发挥出女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立场。将它视为在一切社会阶层与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谋求进步、解放的意识和行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消除社会的偏见。

四、性别视野下的创作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普遍的女性文学主题是私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它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她的“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成为那时期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

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十分认同这种充满女性意识的写作方式。认为“她们的作品中确确实实有和男人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不同于男人的话语方式，比如情感世界、心灵世界感受方式……”然而有些批评家却将性别写作泛化和绝对化了．她们强调每一种写作、阅读和批评都必须联想到性别，女作家必须自觉的运用女性意识，性别立场去写作，甚至要求作品必须写女性的独特经历与体验，女人一定要用女性的视角对传统价值观念保持警惕。对男性至上的东西进行批判。“把很多个体生命和那种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突现出来，对传统的宏大叙事产生颠覆作用，是更加深刻的。张抗抗对此提出了疑问：“那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位在一种很细碎、很细微、很局部的一个写法上呢?”“没有谁去定位．因为她的生活就是这样。”女性主义批评家这样回答。

由此可见虽然身体写作作为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典型，有其重大的积极意义，它发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用女性独特的话语表达女性意识，破坏男性话语和男性文化，进而颠覆男性中心。然而，如果将女性写作定义为以女性意识覆盖女作家关注人生的全部目光。就是对本来就不宽广的女性生活空间与想象空间的进一步限制。实际上不是所有女性作家的作品都适用于女性主义批评标准的，即使带着女性意识去写作，它的文本意识也不会仅仅局限于女性主义意义。针对女性主义这样的局限，许多女作家都提出了抗议。张抗抗说：“女性叙事角度，女性话语。完全女性化的文本，建立起一个女性的文学世界。但这里随之产生另一个问题：女人也同时把自己限制在了女人的天地中，把一个原本共同的世界拱手相让了。这又作何解释?”“女性既然会对自身进行思考，那么她也要关注自然，关注社会。关注人类。不要用女性的眼光把自己局限了”，“我实在不大赞成那些女性批评家，好像不那样去写女性文学。就不是好的作家．甚至有愧于女作家的身份。不跟她们一样，就是不好，我觉着这种评论方法很机械，有划地为牢之感。”毕淑敏也说：“如果是女作家，就不能去写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那种致命的挑战，包括哲学和思考，如果你写这些，他们就会认为这是女作家中性化——实际上我倒觉着这恰好是评论界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女性应该是怎么样?只是写女人的那些很小的东西，那些私语，那些身边的事情，就是女作家的典范?我觉得这是剥夺一个女作家对这种重大问题的发言的权力。”可见，女作家们完全无法认同那种带有偏见的性别批评标准。的确是这样，如果所有的女作家真的都将自己的刨作仅限于狭窄的位于男性中心的角落位置。放弃了与男性共同拥有和创造的整个世界，与反抗男性中心的主旨相悖离，那么这种自甘边缘的思想状态，才是女性主义批评者们所应该真正反思的。

女性社会学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女性；概念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而产生的。是女权主义运动波及到文化、文学领域的结果，也是政治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结果。它是一种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包括文学作品的女性形象、女性的创作、女性阅读等一系列问题，是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界一股重要的理论思潮。

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理论界翻译、介绍了许多文学作品及其批评著作，而且这一流派的思想、文学批评，对中国的文学及其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在众多的著作中，“女性主义”只是一个概括性的概念，几乎所有涉及女性主义的批评及其论著中，都是以一个限定词加“女性主义”出现的，例如：“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学”、“女性主义批评”等，这样似乎就明确了“女性主义”的概念，明确了它是哪个流派、哪个领域、哪个方面的女性主义，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运用，大有大而化之的趋势，而对“女性主义”这一概念中“女性”的具体含义却很少给以明确的内涵诠释，只把“女性”的概念做一个普遍的概化来应用，但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诞生，并非在一个国家，也不是在一个地域，对于“女性主义”中“女性”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同一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对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流派中对“女性”概念的理解有所模糊，对女性主义只是有所指，却没有很好的限定它的能指，当把“女性”这一概念具体化时，就没有很明确的概念了。这样对“女性”概念的具体所指的模糊性，就很容易造成具体内涵的含混不清，也就不能很好的理解各个国家、各个流派关于“女性主义”的介绍。那么对于一些问题的把握也就很容易限于表面化、肤浅化而不能达到深层探究。本文力图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阈下，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各个国家重要流派中“女性”的具体概念，给予一个明确的解释。这样对于更好的理解女性主义批评视阈下，女性创作、女性阅读、女性心理、女性形象等一系列问题以及对于梳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学研究。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产生在一个国家，也不是统一的文学评论流派，所以“女性”的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对“女性”这一概念的内涵也是很值得研究、探讨的。学术界对女性主义的划分，主要包括“英美派女性主义批评”、“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另外还有“其他的女性主义批评”，其代表就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批评”。笔者也是以这种划分为依据，分别给“女性”的具体所指以明确的内涵。

首先，是“英美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学术界把英国和美国的女性主义批评放到一块讨论，并不是因为地域的原因，而是因为：一方面不约而同地对女性问题中的社会因素给予格外的关注；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英语国家，女性主义者寻找的文学传统和艺术形象都集中在相仿的经典之中。从总体上看，英美女性主义批评派形成了一种特色鲜明的批评方法，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关注社会与文化的语境，发展基于女性经验的理论和方法，谋求理解作者及人物的女性主体；奉行女性美学的原则，研究妇女作品的特殊性，妇女作家的传统和妇女文化要求文学反映妇女的现状，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奉行明确的性别路线。笔者从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的特征可以概括出，她们关于“女性”的具体概念：在“英美女性主义批评”这里的“女性”基本上是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女性，她们重视妇女的实际经验，并以将妇女定义为主体的方式克服男性文学批评将女性贬损为对象的理论。对女性的内涵主体实现是由英美国家的现实决定的。英国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国家，她们的女权主义革命，在斗争中，更注重女性具体实际利益的获得，包括女性在革命中，获得多少可以实现的利益和权利。例如，工作的权利、工资的提高、福利的保障等，是以行动代替文学作品，对女性是切合实际的要求，采用本土化的方法。美国是以实用主义为理论传统的国家，注重“女性”的实践性效果，注重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因此，她们关于“女性”的概念多是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从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家那里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

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出：“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自己的屋子。”在这里，“钱”和“屋子”不仅是指他们的本身，还是一种象征。女性要进行创作，首要的是经济基础，强调经济的作用，而且还要有自己的创作时间、空间，这些都是决定女性创作的必要条件，重视女性创作的实际决定因素，社会生活中的女性只有具备必要的经济基础，拥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才有进行创作的可能。

标志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式诞生的重要著作是米勒特的《性政治》。在这本书中，作者将社会、历史、文化等外在因素，作为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认为性别与“种族、阶层和阶级”一样具有“政治的”属性。这部作品从男女生理差异出发，重点揭示男性中心文学对女性形象的歪曲，抨击传统的“阳物批评”，进而批判男性的父权制社会，确立了女性的主体性，充分重视了女性作为生物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女性的阅读与创作，区分了性别的差异。

吉尔伯特和格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l9世纪的文学想象》中，分析了西方l9世纪前男性文学中的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和妖妇，揭露了这些形象背后隐藏的男性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而且以一种新的女性主义视角重新阅读，并阐释了l9世纪一些著名女作家的作品，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完善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诞生，是在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之后产生的，法国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这场革命的爆发，女性也参加进去。但革命结束后，她们发现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是男人的权利，女性的地位根本没有什么改善，于是，她们要求实现女性的权利，得到应有的地位，爆发了女权主义运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因此受到女权运动的重要影响。因此，她们的思想非常激进，并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比较深刻，相对于英美来说更理论化，注重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的分析和其他话语系统中的女性构成，注重妇女与语言的关系，她们对“女性”概念的理解不再是生理意义上的妇女，也不再是妇女的经验与历史，而是文化语境中的女性符号。她们认为女性是一种存在方式和话语方式，代表社会内部的一种反抗力量，而体现出一种浓郁的解构主义和心理分析的色彩，把女性作为父权制社会下的一种解构力量，是一种他者的符号化概念，而不是实体意义上的“女性”。法国女权主义代表人物克利斯蒂娃“认为‘一个人是女人’和‘一个人是男人’几乎同样荒谬，并且具有同样的蒙昧主义色彩”，“因此，我对‘女人’的理解是‘女人’无法预约、无法言传，存在于命名与意识形态之外。”“在更深的程度上，女人不是一个能‘成为’的某种东西。”这段话，用女性不可界定的符号学意义，模糊了男女的界限，目的是消解父权制度下的男女二元对立。法国另一位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苏认为，在男女二元对立的社会中，男性代表正面价值，而女性是排除在中心之外的“他者”，只能充当男性存在及其价值的工具、符号，男性为了维护二元对立，极力压制女性。为了消解这种二元对立，西苏提出了“身体写作”理论，以一种全新的女性的语言，创造今天和未来的世界，注重重新建构一种女性的语言，利用女性的语言而不是女性自身，作为解构二元对立的男权社会的武器。

伊瑞格瑞是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又一位批评家，她对父权制社会中，坚持男女的二元对立做了尖锐的批判，指出社会中，人的肉体被符号化了，人的生物学、生理学结构被赋予了不合理的文化意义。“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人类的自身已经被符号化设置于社会网络之中，在文化中，并被赋予意义，男性被认为是雄性和阳具，女性则被动和被阉割的，这不是生物学的结论，而是自身的社会心理学意义。”

最后，其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黑人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谓他者妇女，就是我们看得到形象，却听不到声音的女性，黑人和女同性恋妇女长期以来就处在他者的地位上。”但是她们的理论思想，对于丰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作为黑人女性，一方面，她们要与黑人男性一起受到种族歧视的压迫；另一方面，她们还要受到种族内男人的压迫。因此。从她们自身所受的压迫来看，她们关于“女性”概念的理解，不同于英美、法国的女性主导概念，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经验不能概括到黑人女性的概念中，她们关于“女性”的具体概念，是与种族和阶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黑人女性本种族内部，有别于自人女性经验的；是黑人女性意识的产物，她们关于自身的概念，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巴巴拉·史密斯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萌芽》中指出：“承认黑人妇女创作中性政治与种族政治和黑人妇女本身的存在是分不开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女性”概念的阐释，是以种族性和政治性为依据的。

在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女性”概念的理解，可从什么是“女同性恋”的概念中得到启示。到底什么是“女同性恋”，费得曼说：“‘女同性恋’描述了一种关系，就是一种两个女人之间保持强烈感情和爱恋的关系，其中可能或多或少有性关系，抑或根本没有性关系。共同的爱好使两位妇女花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一起；并且共同分享生活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对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中，“女性”的理解是，从恋爱双方的性别角度来理解的，这里的“女性”完全不同于父权制度下，以男女爱情为主要感情下的女性，而是以同性作为自己爱恋的对象，并与之共同生活，共同分享生活中的经验。关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的基本概念，就是以同性之问的爱为基础，并与同性共同生活的女性，这一关于“女性”的概念，彻底消解了男权社会中男女二元对立关系。

综上所述，英美派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比较现实，他们更多将对女性文学的揭示，同女性生活觉悟和女性社会实践相联系，因此，关于“女性”的概念多是社会学和生物学上的实体女性的理解；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比较大，以语言为目标。试图通过颠覆男性的话语权利来实现女性主义的任务，因此，他们关于“女性”的概念多是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女性”是作为一种反抗社会的力量而抽象的存在；在黑人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概念，是对女性主义思想具体运用的结果，关于“女性”具体概念多体现出阶级、种族和个人经验，而非普遍意义上的概念，他们关于“女性”概念充分体现了共性基础上的个性要求与运用。

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含义的具体理解，在已有的基础上，对女性主义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中，有关涉及女性的概念，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握。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下，“女性”的理解和阐释，我们也应该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1．对“女性”概念的理解，坚持共性基础上的个性研究。以后现代主义理论视角进行解读，提倡它多元共生性，既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身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那么对“女性”概念的理解也不应是以一用之，而应是多角度、多元化的。

2。对“女性”概念的理解，不能仅从抽象概念出发，而应当把它放到社会大背景下进行解读，与有关女性文学中，作家、批评家生活的具体社会生活相联系，有时候还要涉及到她们的阶级、种族等特征，对“女性”的概念做具体回答，使“女性”这一概念在所指层面，不只是就概念丽论概念，而应使它更加丰富和生动。

女性社会学论文篇8

论文关键词：性别教育；生理性别；社会性别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女性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推动下，西方高等教育界迅速兴起了一门新的学科——女性学或社会性别学。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主动融入全球化大潮，社会生活各方面开始与国际接轨。尤其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以后，西方女性主义各种思潮、“女性学”或“女性与社会性别学”、“性别化的人生”等之类的新学科被迅速传播、介绍到中国。很快，相同的学科也开始在中国一些大学里开设。2005年，由笔者主持在中国农业大学开设了“女性与社会性别学”全校选修课，尝试进行了一种新的、科学的、先进的性别教育。何谓“社会性别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社会性别的学科。那么，又何谓“性别”?从字面来看，就是男性与女性的差别及其表现。有人会说，这难道还需要绞尽脑汁去研究?一看生殖器不就明白是男还是女了吗!是的，男人与女人生理上的差异从外生殖器上看一目了然。然而，男人与女人在社会分工、社会角色、社会地位、行为规范、心理气质等方面的差异恐怕就不那么容易说清楚了，尤其是后者这种差异是怎么形成的?与生理差异是什么关系?怎么看待和评价这种差异?这种差异对女性造成了怎样的后果?男人与女人到底怎样相处才是既和谐又文明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我们平时很少思考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第一次上课时，学生们对我提出的两个问题的回答。

(1)你认为男女大学生各适合学什么专业?

(2)写出你在恋爱时，对未来配偶的希望，希望他或她应当具备的最重要的三种品质，按顺序排列。

根据收上来的答卷总结分析，关于第一个问题，大部分学生认为：男大学生适合学习理工科类，诸如数学、物理、机械工程、建筑、地质等，以及文科方面偏重理论的哲学、经济学等；女大学生则适合学习文艺类，诸如语言、文学、表演、教育、服装设计等。大部分学生的回答反映了“好象男女学生有某种固定偏好”这个看法，只有极个别的学生回答说“凭个人的兴趣和能力选择专业”。关于第二个问题，大部分女同学对未来配偶的品格要求是：责任感、幽默感、善良；而男学生对未来配偶的品格要求是：温柔、善良、责任感。可见，女性选择男性朋友时，占第一位的重要品质是与社会有着紧密联系的“责任感”；男性选择女性朋友时，占第一位的重要品质是与个人感情有紧密联系的“温柔”。如果倒过来说希望男性温柔、女性富有责任感，恐怕大家不会接受。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倒过来呢?两性气质就必须分化对立吗?这种分化，在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表现，虽然带有明显不平等和性别歧视的“男尊女卑”、“男优女劣”不再有公开的市场，但“男强女弱”、“男刚女柔”、“男外女内”、“男公女私”、“男主女从”、“男将女兵”、“男才女貌”等．仍存在于人们的认识和心理。许多人认为这种两性差异是正常的．甚至是天经地义的，很少反思和怀疑过。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未加反省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女性主义者正是在对传统性别主义即生理决定论的反思和批判基础上，提出了振聋发聩的社会性别理论。

男女两性既有生物属性上的差别，也有社会属性上的差别。对于前者人们一般容易理解，因为它是由遗传和生物学因素决定的，而且永远不会自动改变。而对于后者的认识却复杂得多，它到底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还是由后天的社会因素决定的?分歧较大。古今中外传统的性别主义都认为：女性天生智力和体力都不如男人，决定了两性的关系和地位是男主女从、男尊女卑．女性不能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关系、人格和地位。西方的主流派文化基督教文化就声称：从人类起源看．女人是上帝认为男人“独居不好”，于是用男人亚当的一条肋骨创造出来给男人做伴的。因此，女人天生是男人的一部分和附庸，不是完整的人，应该处于受男性奴役的地位。18世纪西方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也提出妇女因为天生体力比男人弱，决定了她们不能独立，只能取悦和从属于男人：“妇女因为体力不如男人，所以应该是软弱的和被动的，从而推论说女人生来就是为了取悦男人，服从男人，所以她的责任就是尽量迎合她的主人，这就是她生存的伟大目的。”中国的传统性别主义也如出一辙，在秦汉问，儒家借用《周易》中的乾坤正位说，把乾与天、阳、男、君、父并列，居上；坤与地、阴、女、臣、子并列，居下。认为乾坤正位、天尊地卑、阳主阴次是宇宙最基本的秩序；若乾坤错位、阴阳颠倒、天翻地覆，必会导致大难。故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两性关系是先天注定的，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了男尊女卑的天然合理性。

在受教育方面，中外传统性别主义都鼓吹男优女劣或男智女愚天生论，认为女性天生没有学习的愿望和能力，故应对两性进行分离的扶阳抑阴的性别歧视教育。包括：在教育内容上，只对男子进行正规的学校教育一为其提供将来参加社会工作作准备的各种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教育，而对女子进行非正规的家庭教育一为其提供将来承担家庭角色作准备的遵从女德、取悦男性及操持家务的家政教育；在教育目标和结果上。追求将两性分别塑造成符合传统社会要求的性别角色，即将男性塑造成高贵的、主控的社会角色．将女性塑造成卑弱的、从属于男性的家庭角色。在社会分工方面，中外传统性别主义鼓吹生理差异决定男公女私、男外女内。他们认为由于女性的生育本能、体力弱、多愁善感、缺乏理性等决定了其位置在生育、家庭、情感等私人领域；而男人的不生育、强壮、坚强、理智等决定了其位置在政治、军事、科学等公共领域。因此女性应该以家庭为主，男性要以事业为主；女性的天职是母亲，参加社会工作是不务正业，参政更是越位。西方哲学家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康德、卢梭、黑格尔，都一脉相承地认为，女性天生缺乏理性，不适合参政。因为政治领域靠理性运行，女性无此能力；而男人天生有理性，故优越于女人，因此，女人应该服从男性的统治。中国的传统性别主义也认为两性的生理差异决定了最合理的性别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内”：“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女性尤其不可参政，否则会祸国殃民，倾城倾国：“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商朝的灭亡就是因为“惟妇言是用”，即商纣王太听女人的话。在性格气质方面，中外传统性别主义强调男女的体力差异决定了男刚女柔、男强女弱，男性要坚强、独立、勇敢、进取、积极、主动，女性则应柔弱、依顺、怯懦、保守、消极、被动等。以上传统性别主义对两性的所有规范都是等级制的、不平等的、刻板的，男性在各方面都比女性处于更优越的位置，其所有的价值也被认为高于女性的价值。但它们在千百年来被视为金科玉律而畅行无阻，关键在于其宣扬生理决定论的迷惑性，将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等同于社会差异或社会不平等，也即将两性之间的社会不平等自然化、合理化，甚至科学化。更严重的是其通过家庭、学校教育、社会习俗、社会分工、文艺作品、媒体等各种途径，润物细无声地内化成了人们共同的社会心理和集体无意识，使得不仅一般的社会观念认为男女的上述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连许多女性也对此认同，将这种不平等视为先天的命定，放弃自我，不思改变。因此，这种生理决定论是阻碍女性解放的最大思想障碍。

20世纪60—70年代，女性主义者通过反省此前的妇女解放运动，认识到要真正实现女性解放，不仅需要争取法律上的男女权益平等，更需要彻底改变传统性别主义文化，以清除女性解放的深层次障碍。她们当时在后现代主义的启发下，认识到传统性别主义是一种本质主义哲学。所谓本质主义哲学就是假设世界、事物预先存在一个无法改变的本质，它是世界的终极基础，万事万物皆源于此，又复归于此，人只要去发现、认识这一本质就是了。而后现代主义认为，事物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先天的、不变的根本性特征或本质，一切都是变动的、不确定的，而且与主体状况相联系，意义只存在于解释者的解释中。女性主义者借用这一理论提出也没有什么所谓永恒不变的女性气质，“但是，抽象的概念论今天已经没有市场了，不论是生物学还是社会学都不承认存在着决定某些特性的固定不变本质，而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女人、犹太人或黑人应当具备这些特性。从科学角度上讲，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特性都是取决于处境的一种反应。如今之所以不再有女性气质，是因为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不接受永恒的女性气质、黑人的灵魂和犹太人的性格这类观念，并不等于否认犹太人、黑人和女人在今天的存在。”如果说法国女性主义泰斗——波伏娃在上述论述中已经蕴涵了社会性别思想，那么，1975年，美国人类学家鲁宾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性别概念，则标志着社会性别理论的正式形成。其核心观点是：人的性别可分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前者是指男女天生的生物差异，后者则是指由社会性别制度和代表它的性别文化后天建构成的男女之间在群体特征、行为方式、社会分工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社会差异或不平等。前者是与生俱来的，恒定不变的；后者则是人为的，是可以重构的。而且前者不必然导致后者，因为生物学上的性别差异仅仅说明女人不同于男人，而不能证明女人不如男人，因此就应该从属于男人，更不足以形成男女之间如此巨大的社会差异或不平等。故生理不能决定女性的命运，男女的社会性别即上述社会差异或不平等，并非天经地义，是可以通过改变性别文化而改变的。从此，社会性别概念成为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和批判性别本质主义的有力武器。

女性主义者认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种不隶属于经济制度，而是与经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社会性别制度，这套制度使女性从属于男性。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带有独立性、不平等性的社会性别制度呢?尤其是如何理解它与人类的生物属性、与一定历史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二者之间的关系?它为什么长期存在?笔者认为对这几个问题的回答是社会性别理论能否站住脚的关键。也是说明社会性别理论不同于并先进于其他解释两性差异理论的地方。

首先，女性主义者并不否认生理差异(两性生理差异概括说有染色体、荷尔蒙、内外生殖器、脑结构一一李银河《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对两性特征的影响，如男人在体力和身高方面普遍强于、高于女人，女人要生育、哺乳等，导致了男主外女主内、男刚女柔等差异，但男女天生并没有性别认同。据心理学家研究，人类大概三岁左右时才有自我意识、性别意识，所以男女更多地是在成长过程通过接受社会文化习俗而性别化的。在这方面，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通过自己在三个原始部落长期深入的考察研究提供了实证案例。这三个原始部落虽然相隔不远，都坐落在方圆100英里以内，但男女的特征、作用、性别规范、行为方式却随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而迥异。在第一个部落阿拉佩什人中，男女两性的行为方式都是传统的“女性化的”——无论男女都顺从、合作，易于为他人的需求服务，性要求也都不强烈；在第二个部落蒙杜古马人中，男女两性的行为方式都是男性化的——无论男女都残忍暴戾，性欲旺盛，即便女性之间也充满了猜忌与敌意；而最令人倍感意外的是第三个部落德昌布利人，尽管是男女有别，却呈现一种完全与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相悖的两性状态：女性在社会中居主导地位，从事捕鱼、编织，性欲旺盛，在性活动中主动；男性则依赖性强，关心的是他们的精美服饰，漂亮面具，易于情绪紧张，多愁善感。米德由此得出结论，我们惯常定义的男女性别都是社会文化所致。一个新生儿可以稳定、自然地发展为女性特征的阿拉佩什人，也可以发展为男性特征的蒙杜古马人，也可以发展为性别特征与我们社会文化标准截然相反的德昌布利人，这足以说明，社会性别并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人类的生理性别中蕴藏着导致不同社会性别的潜能，只是一个文化一旦将性别差异“理想范式”标准化，规定为每个成员必须遵守的刻板模式，我们习以为常的男女性别差异就这样被塑造出来了。试想，我们每个人一出生，生理性别固定下来后，家庭、社会就会按照既定的范式来塑造我们的社会性别：对男孩女孩在名字、服饰、玩具、行为举止、家庭分工、活动范围、未来期望等方面要求很不同，这样，男女潜能中一部分受到鼓励，另一部分受到压抑，自由选择权利就被剥夺了。关于两性气质差异并非生理差异决定的例子还很多，如，有学者对单身父亲的角色进行研究发现，那些离婚或丧偶并带着13岁以下孩子的父亲们，由于处于照顾者的位置上，他们在照顾他人和做家长的技巧方面与母亲非常相似，并与那些很少照顾孩子的父亲有很大的不同。这说明虽然由于生理原因男人不能生孩子，但却可以照料孩子，在家庭里抚养孩子并非母亲的天职。还有，在肯尼亚的某一部落中，男孩和女孩会分配完全不同的家务，男孩做重活，女孩照顾弟弟妹妹。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女孩的家庭来说，稍大的男孩也被分配照顾弟弟妹妹，这些被分配做女性工作的男孩会变得较少攻击性，并更依赖其他男孩。以上例子说明并非生理因素塑造了两性气质，而是社会角色本身塑造了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的性情和行为。

其次，女性主义者也承认对男女两性进行社会角色、性格气质等分类并训练有利于实现社会的高效率管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角色分工，从经济上看也具有优势互补和规模效益。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学家贝克尔认为，规模经济不是婚姻出现的主要原因，但是从经济角度看，男女结合往往具有不同专业化的优势组合，甚至在知识、能力、收入等方面差别很大的男性和女性通过婚姻的形式可以使自身及双方的收益达到最大，他认为这是婚姻存在的真正理由。尽管如此，女性主义者仍然指出，这种劳动性别分工、两性刻板气质塑造阻碍了两性尤其是女性的自由发展。是一种片面的发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将女性降为一种次等地位，长期处于从属地位，尽管有效率但却不公平、不文明。

再次，女性主义者也大都同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体现出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物质生活塑造人的意识，经济制度决定上层建筑，即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两性的关系，不能离开经济发展水平追求某些抽象的正义原则、超前地提出妇女解放。但是，她们同时也指出：私有制的废除、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并不能完全保障实现男女平等，因为在经济制度之外还有一个独立的社会性别制度存在，即男权制度的存在。例如，在现代社会里，仍有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两性不平等现象。如亚洲的韩国、日本，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性别制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某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包二奶现象等。

总之，社会性别概念的使用并不否认生理因素对两性差异的基础作用，并不离开经济发展水平超前地提出妇女解放，也不否认人类社会对两性气质进行分类的合理性，但它的重大意义在于揭示掩盖在生物性别之下的不平等；在于把过去被认为是自然的、天赋的、不可改变的性别特征，重新定义为不固定的、可塑的，使两性向各种选择、可能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