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社会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28 15:47:22
组织社会学论文篇1
【关键词】商业银行；个体特征；组织社会化
组织社会化理论是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新亮点，近年来也受到我国组织管理者的重视。研究表明，成功的组织社会化能促使员工对组织产生积极的影响，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工作绩效以及降低离职意愿，并能够增强个人-工作契合。而随着人力资源管理越来越规范，高流动率、专业能力不够、适应能力不强等人员管理问题越来越突出，不但影响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积累，也造成了员工重新招募及培训成本的增加。因此，许多组织开始接受“适才”比“英才”更重要的理念，希望通过设计合理的社会化项目来促进员工与组织的匹配，提高组织绩效。
本文以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商业银行员工为研究对象，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探讨员工性别、年龄、工作年限与职位等个体特征对组织社会化程度的影响，希望能对中国商业银行人力资源战略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为改善我国商业银行人力资源管理提供参考。
1.基本理论与假设
组织社会化是组织成员学习组织所认同的行为规范、发展工作技能、调整与组织相近的价值观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员工从组织的“外部人员”成为“内部人员”的学习历程。Chao(1994)认为组织社会化是一辈子的过程，持续个人的整个职业生涯，除了新员工，只要是在组织内发生工作上的改变，都属于组织社会化的范畴。当个人工作情境或本身发生变化，便需要重新学习与适应工作任务与角色，这时新的组织社会化需求便会再次产生，这就涉及重新社会化的过程。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女性在职比例已经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但是与男性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报告显示，虽然在职女性已超过全球劳工总数的40%，但是她们中只有20%属于管理职位。在全球最大及最有影响力的公司中，只有3%的高层管理职位由女性担任。邓竹舫的研究发现，不同性别在组织社会化程度及各子维度都具有显著性差异，男性的各项得分均高于女性。钱颖（2004）的研究支持不同性别在组织政治维度、组织人际关系方面有显著性差异，王明辉（2006）的研究也显示不同性别在组织政治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于然也提出在“前景感知”方面，男性社会化的程度高于女性。
年龄也对组织社会化有重要的影响。台湾学者董玉娟（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和组织目标与价值、工作熟练度的社会化结果有显著的正相关。通过本土化的四维度量表，钱颖（2004）在对不同年龄员工组织社会化差异比较后发现，不同年龄的员工在“工作胜任特征”、“组织人际关系”两个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王明辉（2006）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年龄阶段的员工在组织文化和工作胜任两个维度上也存在显著差异。
员工工作时间的长短与组织社会化也有重要的关系。王庆燕（2005）研究发现，企业组织如果因新员工进入企业时间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组织社会化战术，则员工组织社会过程会有显著差异。邓竹舫（2005）也验证了服务年资的长短对员工组织社会化过程有不同的影响，服务年资越长，组织社会化各项平均数越高。
钱颖（2004）对不同文化程度的员工组织社会化差异比较发现，不同文化的员工在“工作胜任特征”、“组织政治”、“组织人际关系”3个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王明辉（2006）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结论。粱娟（2008）通过研究后发现，企业因员工学历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组织社会化策略，能够得到不同的组织社会化结果。
董玉娟（2005）对台商派驻大陆子公司的已婚员工研究发现，派驻的职位类别不一样，对组织社会化的程度有显著相关，六个子维度中只有组织人际关系的影响不太明显。一般职员在“工作胜任特征”、“组织人际关系”上显著高于管理员工。王明辉（2006）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职位的员工在组织文化、工作胜任和组织政治三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在组织文化和组织政治方面上，高层管理者和中层管理者均显著高于基层管理者和一般企业员工，在工作胜任方面，中层管理者显著高于基层管理者和一般企业员工。
综合以上的理论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性别对组织社会化有显著影响，且男性比女性的组织社会化程度高。
假设2：年龄对组织社会化有显著影响，且年龄越大，组织社会化的程度越高。
假设3：工作年限对组织社会化有显著影响，且年限越长，则组织社会化程度越高。
假设4：学历对对组织社会化有显著影响，且学历越高，则组织社会化程度越高。
假设5：职位对对组织社会化有显著影响，且职位越高，则组织社会化程度越高。
2.研究方法
2.1 变量测量
本文的自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工龄、单位年资和职位等个体特征，选项以类别划分。因变量为组织社会化，采用暨南大学钱颖（2004）、王民辉（2006）开发的本土化量表，包括组织文化社会化、组织政治社会化、工作胜任社会化和人际关系社会化四个维度，共16个项目，采用Likert5点量表，自评得分。
2.2 数据收集
本文的问卷调查以网络调查和派发纸质问卷的方式同时进行，样本主要以广东各市商业银行为主，部分样本遍布全国有关省区。网络调查通过专业的网络问卷平台“问卷星”收到问卷83份，通过电子邮箱收到问卷54份，通过银监局以及银行管理人员回收纸质问卷265份，剔除无效问卷74份，有效问卷328份，有效率81.6%，样本中的个体特征如表1所示。
2.3 分析方法
我们先用SPSS15．0数据分析软件对问卷进行了初步分析，检验了组织社会化的效度与信度。最后，对商业银行员工个体特征的变量与组织社会化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子方差分析（one-way ANOVA）。
3.数据分析结果与讨论
3.1 问卷的结果检验
本文采用克伦巴赫（Cronbach）的一致性系数（α系数）来分析信度。关于组织社会化的α系数的检验，总量表的一致性系数是0.917，组织文化社会化、工作胜任社会化、人际关系社会化、组织政治社会化的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33、0.856、0.813、0.813，全部项目均满足研究需要。
3.2 商业银行员工个体特征与组织社会化
在因子分析及信度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对商业银行员工的个体特征变量和组织社会化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下表2所示：
（1）性别对组织社会化的影响不显著（P>0.05），男性跟女性组织社会化的得分区别不大，因而假设1没有通过验证，这和Taorina(1998)研究结果存在一致。这可能是因为随着社会观念的更新，男女的社会性别角色定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女性在职业发展中遇到的障碍越来越少。同时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受教育的机会也得到提高，许多女性的能力在工作中得到了体现。此外，由于调研的是商业银行的员工，该行业对性别的要求不明显，这也可能是出现这种结论的原因之一。
（2）年龄对组织社会化有显著的影响（P
（3）工作年限对组织社会化有显著的影响（P
（4）学历对组织社会化有显著的影响（P
（5）职位类别对组织社会化有显著的影响（P
4.结论与启示
本文主要关注商业银行员工个体特征对其组织社会化的影响，以商业银行的328位员工为样本，分析了员工的不同性别、年龄、工作年限、学历和职位对其组织社会化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年龄、工作年限、学历和职位对其组织社会化影响都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则没有显著影响。
基于以上的结论，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提出如下建议：（1）组织社会化应该贯彻员工的整个职业生涯。从我们的分析结论可以看到，新员工的组织社会化程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提高，但是当员工的年龄或者工作年限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组织社会化水平又会降低。这与chao的观点是一致的，在当前这个发展和流动相对较快的经济社会，个人的工作情境或本身随时可以发生变化。因此企业管理者除了要重视对新员工的入职培训以外，也应该对年长和资深员工进行再社会化，加强他们接受新思想和学习新技术的能力，以保证所有的员工都处在比较高的组织社会化水平中，提升工作绩效。（2）构建学习型组织。员工组织社会化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组织应该建立一个“干中学”的机制，通过在组织内建立知识网络，使员工能够从组织内外的多种渠道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对于本科学历的员工，应该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强化职业生涯规划管理，从而保证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的顺利实现。（3）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企业管理者要学会放权，让非管理人员也能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中，能够使员工通过自己的努力发挥才能，要充分尊重并满足员工自我发展的需要，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氛围和竞争环境，这样不但能够促使优秀员工不断努力，成为企业发展所需要的优秀人才，也有利于鼓舞士气，提高员工的工作热情，降低用人成本，减少用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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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思思（1983―），女，广东阳春人，助教，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辅导员，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组织社会学论文篇2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社会转型；政府职能；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11－0085－03
近十年，国内学术界对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极高的热情，推出了一批学术见解深邃、学术影响广泛的研究成果。非政府组织研究已突破单一学科领域的局限，成为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法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尽管学界同仁对非政府组织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尚存争论，但是，令人欣喜的是既有研究主题及研究共识的形成必将推进非政府组织研究的系统化、本土化。
一、研究背景
国内非政府组织研究的勃兴缘于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方式的变迁与社会治理理论的嬗变。
社会治理方式的变迁引发和促动了理论界对非政府组织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众参与社会服务和管理的积极性不断高涨，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面临着社会治理方式变迁的巨大挑战。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加速资源流动，不断解体社会的整体性、同质性，使得中国社会的自治空间逐步扩大，由国家和政府主导的时代缓步进入由市场和社会主导的时代，社会权利已开始逐步回归和转移到社会领域本身。以公民为自治主体的社团组织、社会基层自治组织(包括村民委员会)等非政府组织改变了旧有的社会管理格局与模式，使人们彻底走出对国家、政府的依附心理。转型期社会管理方式的变革无疑为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提供了社会生态背景。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基金会1697个，社会组织41.6万个，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有了飞跃性的增长。非政府组织的空前发展吸引了不同研究领域众多学者的关注，非政府组织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
社会治理理论的嬗变打开和拓展了非政府组织研究的理论空间。毫无疑问，非政府组织的理论研究依然归属于社会治理的理论范畴，必须借助社会治理的话语体系。早在20世纪90年代，俞可平、徐勇、邓正来、景跃进、马长山等中国学者就提出了适应中国社会转型的本土化社会治理理论。“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从对象来看，治理具有广泛适用性，包括国家、公共组织、私人机构及社会个人等各种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社会治理理论的视角发生了很大的改观，研究者“开始关注诸如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部门的作用及其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等更加一般的理论问题，双方开始找到理论的切合点。”社会治理理论为非政府组织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分析架构，而非政府组织研究则契合了社会治理理论的研究主旨和根本精神。
二、研究主题
综观十年来国内学术界非政府组织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非政府组织兴起的社会背景的考量，还是非政府组织承担的角色功能的分析，无论是非政府组织与国家、政府关系的理论阐释，还是非政府组织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探寻，诸多学理追问与实证研究都是围绕如下三大主题深入展开的。
一是非政府组织与社会建构方式的转型。林尚立博士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建构方式，“使中国原有的组织化社会的社会建构体系面临社会组织化的社会建构体系的挑战”。组织化社会与社会组织化，是不同类型的两种社会建构方式，前者是依靠政治力量支持的组织体系来建构社会，发生于1949年后的中国；后者是依靠经济力量支持的市场要素(如自由的资本、独立的个体、多元的网络等)来建构社会，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为非政府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留下了广阔空间，”政治控制的松动和市场化带来的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产生了政府控制之外的资源，使得非政府组织有可能不完全依赖于政府而独立生存与发展。同时，市场化带来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需求的多样性、社会中间层的形成以及国际交流合作的增加，也成为非政府组织发展与社会建构方式转型的外在动因。
从一定意义上讲，非政府组织的成长又是推进社会建构方式转型的内生动力。现代化是社会建构方式转型的价值追求及终极目标，然而，现代化的过程“是一种现代性不断排挤传统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大量的不稳定现象，严重的如战争，暴力冲突，轻微的如不服从法律。不稳定的潜台词是对权力和秩序的缺乏认同、信任和忠诚。大量涌现的非政府组织以满足人们的多元化需求及精神慰藉避免了社会动乱的发生，因为非政府组织可以为公民提供政治体系之外的参与国家与社会管理的渠道，承接由政府剥离、转移出来的那部分公共事务管理；同时，社会公民从管理实践中学习和训练了自治、守法等民主素质。
二是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在中国现实的政治境遇下，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组织之间存在着冲突与合作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由于政府在社会领域的部分退出与非政府组织在社会领域的迅速崛起，两者在价值目标的追求及公共资源的占有方面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局部性冲突。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与权力结构中，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发挥主导作用，以政治权威表达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以公共赋税支持和实现公共管理；与政府组织不同，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于行政许可与民主自治，是社会治理结构转型中制度选择的产物，以民众的利益诉求表达对民主进程的关切，以公众的捐献或财政补贴分享或争夺公共管理的有限领域。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的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目标，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创设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也为构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一些学者认为，在中国政治空间转换的进程中，现代化目标可以调动和整合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以帮助政府解决它所关心的社会问题，非政府组织可以利用国家权威及其符号合法化自己，主动把自己纳入国家行政体系，充分利用私人关系等非制度性手段，积极主动和政府沟通，取得政府的信任，建立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关系，扮演与政府合作者的角色。
毫无疑问，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直接影响社会治理价值目标的有效实现。重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必须建立有别于西方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破除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组织互动关系中的一些模糊概念，明确非政府组织的权能及行为边界，给予非政府组织成长适度宽容的舆论氛围、更加理性的制度考量。
三是非政府组织与公共治理范式的选择。非政府组织
的发展是推进社会民主管理与建立公共政府的重要前提。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进程中，“具有现代特征的国家与社会并列的二元架构已经开始逐步形成，在这样的架构中既有私人领域中的利益和自由的主张与诉求，也有公共领域中的关怀和秩序的期望与认同。”两大领域管理范围与管理权能的差异使公共治理范式的选择成为必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制度的变迁是公共治理范式创新的动力。市场“完全理性”的缺乏使政府在制定规则与提供服务这两个方面常常陷入“错位”、“越位”、“缺位”等尴尬境地。如果政府不能实现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及公共精神的追求，那么人们会质疑政府的发展目标。在民主秩序框架下成长起来的非政府组织正好契合了政府的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的理念，为公共治理范式的选择提供了实践依据。
三、研究共识
因学科视角及研究方法的差异，学界同仁关于非政府组织的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观点尚存分歧。但是，他们对非政府组织角色功能的研究已经形成共识。
首先，非政府组织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力量。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也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一个社会结构分化的现代社会，传统的政治参与和社会整合方式显然无法适应专业化、团体化社会表达和社会参与的需要，也无法满足多元化社会的民主政治诉求。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过程也是一个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它在给公民带来普遍利益的同时，也造成公民之间的利益差距；在满足公民利益愿望的同时，又激发公民更大的利益期望和利益追求。因此，“公民在争取自己利益的过程中，必然要了解和参与与自己利益关系密切的政策、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的深度及广度，直接影响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及公信力，在这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可以发挥十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19世纪法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通过对美国式民主的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以社会力量制约公共权力是现代民主的最佳选择。托克维尔发现，美国存在着无数为了各种目的而组织起来的自愿性社团，在这些社团中，美国人有了自治的经验并养成了自治的习惯；这些社团形成强大而有序的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起到了制约和平衡作用，使美国的民主制度得以实现。近十年来，国内学者一致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目标是构建一个自主的能够自我建设与自我协调并能够有效监督和影响公共政策的健全社会，而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使这一目标的实现得以成为可能。社会自治开辟了以社会力量制约公共权力的新路径，它主张社会权力向社会自身的回归，通过公民参与基层自治(包括村民自治)逐步建立多元化的新型公共管理架构，实现政府、市场与非政府组织三者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相互制衡的理想社会境况。非政府组织的存在与发展代表了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它可以在社会管理中培育公民的主体意识，满足公民的各种合理诉求，消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转型期的社会稳定。
其次，非政府组织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型的微观社会基础。在现代政治学及经济学研究中，政府职能体系可分为政治职能与公共管理职能两大部分，而公共管理职能又分为经济管理、文化管理、社会管理等三类职能。当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实行全方位干预时，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日益成为社会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条件。与此同时，政府职能转变的呼声也日渐高涨，人们需要政府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从政府职能演变的过程来看，政府职能转型的实质就是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就是要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
不可否认，政府职能转型及管理范式创新需要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与合作。历史上，政府曾经被视为公共事务管理的唯一负责人。现如今，当政府管理手段的变革成为社会的共同期盼时，非政府组织可以在多元治理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扮演与政府组织在公共管理中“合伙人”的角色。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动了政府职能的调整和分化，政府在管理和服务两个领域都需要借力于社会力量的参与，需要激发更多非政府组织介入公共事务治理的热情，在这一过程中，非政府组织可以有效吸纳相关民众的利益要求，并向政府输送这些利益要求，减少政府的管理和服务成本。“如果人类准备保持文明化或准备变得文明化，那么联合的艺术必须同增进地位平等以相同的比率增长和改进。”政府有选择地退却，非政府组织有选择地进入，二者只有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开展多种契约性、制度性的联合，建立良性、友好的伙伴关系，才能实现对现代社会的有效治理。
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可以有效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当大量的非政府组织承载了一部分“全能政府”的职能时，政府就可以从纷繁复杂、直接的社会管理和服务事务中解脱出来，专注于社会的宏观规划、间接管理和服务。唯有如此，政府职能转型才会落到实处，真正的“小政府”、“大社会”得以建立。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成熟可以推进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和政事分开，有利于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建立“以政府主导，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的新型公共事务管理模式，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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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社会学论文篇3
关键词：社会组织 社会网络 战略联盟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2-008-04
一、社会组织、社会网络与战略联盟的概念范畴
社会组织是人类组织形式中的一部分，是人们为了特定目的而组建的稳定的合作形式。社会组织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指人们从事共同活动的所有群体形式，包括氏族、家庭、秘密团体、政府、军队和学校等。狭义的社会组织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有意识地组合起来的社会群体，如政府、学校、医院、企业、社会团体和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个人媒体群等。本文研究的社会组织主要指狭义的组织。社会组织结构就是组织内部构成部分或各个部分间所确立的关系形式，组织结构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纵向结构，即组织的层关系，由于权力分层而产生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二是横向结构，即由于职能分工而产生的分工协作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社会组织结构不断更新改变，出现了很多形式如跨国企业、中外合作机构等。在这些新型的组织结构下，组织的层关系以及职能分工产生的协作关系变得复杂，产生出很多问题，例如管理的效率低下等，其中，国际合作研究组织作为重要的组织群体在国际化运营中产生的问题尤为值得研究。本文以国际合作研究组织为例，以社会网络理论为支撑，对新型社会组织结构进行研究，剖析结构特点，形成最优化的联盟结构。
社会网络的研究大体分为三个范式，第一是对理论本身的研究，第二是对研究方法的探讨，第三是对社会网络理论应用的研究。本文对社会网络研究的综述将从以上三方面总结。
社会网络的研究起源于英国，在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兴起，与社会人类学研究存在密切的关系。“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这个概念最先由英国人类学家Brown提出并修正。
社会网络理论涉及诸多内容，如弱关系、嵌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洞等，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理论，这与之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如交易成本理论形成了相对性。在此基础上，很多社会网络研究派系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如管理学派、社会学派、经济学派与新经济社会学派等。Borgatti（1998）在经过大量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简称SNA），这个分析方法是以Moreno的社会测量法为基础的。Scott（1991）和Kazdan（2000）分别对社会网络分析的内容和视角进行分析，认为设计的内容包括数学、统计、图论等学科，分析的主体也比较多，比如在网络拓扑结构上对不同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对行为者本身固有的一些东西进行深入的探讨，一般为信息和资源等。研究对象并非集中在行为者身上对其特征进行分析，而是对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比如依赖关系还是排斥关系等，从而将整体关系呈现出来。
由于社会网络理论在不断发展并将其它相关学科都融入进来，从最近一些年的研究来看，我国社会网络理论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层次也越来越深。对创业企业的研究；竞争情报系统中的应用；个人社会资本研究中的应用；在隐性知识整合的影响研究中的应用。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美国DEC公司总裁简・霍兰德和管理学家罗杰・奈格尔提出了战略联盟思想，主要指的是企业的组织联盟。1988年Jarillo将网络的概念与企业战略联盟结合，提出了“战略网络”的概念，他认为战略网络不仅仅是一种组织模式，而且还是关系网络，是企业获取生存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知识的关键渠道与企业竞争优势之源。战略联盟中的成员与外界社会形成了特定“关系”与“联结”构成的社会网络，对发现联盟的伙伴与选择伙伴有影响作用，同样对联盟的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有影响。因此社会网络理论可以更好地用于分析联盟内部的复杂关系和结构特征，如联盟中知识的产生、转移和整合，学习网络的创建和实施。Johanson&Mattson（1998）提出全球化的网络模型，把市场视为企业间的关系网络，企业通过相互间获取广泛知识来开展经营活动。
基于前人的理论，本研究对战略联盟做如下定义：战略联盟是组织间竞争的产物，是指一个组织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与其他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松散式网络化联盟。社会组织即为两所高校的利益共享和战略共建，以教育资源的优势互补形成了网络化的合作关系。
社会组织战略联盟分为：（1）战略联盟按目标取向不同可以分为三类：即价格联盟，产品联盟和知识联盟。例如国际化教育组织则属于典型的知识联盟，即两个组织为了共同创新知识和知识转移而建立的联盟。（2）从合作范围分为：外部联盟，即与国外组织形成的联盟；内部联盟，即与国内组织形成的联盟。
二、社会组织的战略联盟结构分析
社会组织的战略联盟思想分为外部联盟与内部联盟两大部分，亦即跨国战略联盟与本土战略联盟。跨国战略联盟是指本国组织与国外组织形成的资源共享、利益共沾、战略共建的网络化组织。现行的社会组织形成的是初级的战略联盟模式，在很多联盟的运行过程中没有严格的机制来约束，导致社会组织运营及管理效率的低下，目的不纯等现象。而参与跨国联盟的国内组织之间还没有形成联盟形式，都是独立运行，本研究提出的观点是形成国内的地域联盟与专业组织联盟。这些联盟需要在严格的机制约束下运行，才能真正的发挥效率。建立的社会组织战略联盟概念模型如图1（见下页）所示。
三、社会组织的战略联盟机制构建
为了要达到组织联盟高效合作的目的，则必须建立完善科学的运行机制，其中包括合作竞争机制、约束机制、信任机制和学习机制。
（一）合作竞争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社会组织既体现为合作也体现为竞争。合作是竞争中的合作，双方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各自的竞争优势，竞争则是合作中的竞争，这里体现为外部竞争和内部竞争关系两种。（1）外部竞争。体现为与国内其它合作组织的竞争，以及与其他在本国建立的外国组织的竞争。（2）内部竞争。在现有的社会组织关系中，内部竞争体现在参与相同合作项目的组织间的争胜行为。
以国际合作研究组织为例，外部竞争是指与同类国际合作研究组织间的竞争，以及与在国外独立研究组织的竞争；内部竞争则是同研究领域或与相同外国组织合作的研究项目之间的竞争。国际合作研究组织在我国主要合作研究的项目形式运营，多数外方研究机构认为自己是核心竞争力（知识）的输出国，有强大竞争优势，因此在合作中也体现为强势地位，对研究领域的设置和安排态度都很强硬，而中方组织作为知识引进方把自己不自觉地放在次要位置，这样在合作中就导致了不公平现象，例如国际研究项目中中外方研究者薪酬差距大；管理上对外方研究者监管放松，而对中方研究者过多监管；中方研究者只做外方研究者的助手等。这样长久下来就会造成合作关系失衡。
因此，社会组织联盟要想稳定、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平等、互惠的竞合关系，使合作双方都能充分理解合作意图和最终目标；正确处理彼此间的利益冲突，以联盟间稳定关系为长期发展目标。
（二）约束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联盟成员在联盟建立后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做破坏联盟约定或违背约定的行为。例如，社会组织跨国合作是基于契约形式完成，当合作中一方获得过高收益时另一方则可能选择改变契约内容。这样，合作的稳定和平衡状态就被打破，形成了新的博弈关系。这样的情况类似于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社会组织的跨国联盟有两种选择即遵守约定和违背约定，其形成的“囚徒困境”模型如图2。其中，A表示合作办学双方在都遵守约定的前提下的收益，V表示博弈中违背约定所带来的收益，P表示博弈中一方遵守约定另外一方违约时的收益，Q表示博弈双方同时违约时的收益。
现实中，对社会组织的跨国联盟双方来讲，削弱对方的实力是对自己有利的，因此会出现：双方违背约定比单方面违背约定更有利，即（Q>P），一方违背约定比双方同时违约更有利，即（V>A）。但是双方同时违约会造成损失而非收益，因此双方遵守约定比双方同时违约造成的损失更有利，即（A>Q），最终可以表现为不等关系V>A>Q>P。社会组织形成的“囚徒困境”不能通过轮流违约来解决，因此“双方合作的收益”大于“违约带来的收益”与“一方违约一方合作带来的收益”的平均值，即A>（V+P）/V。此外，社会组织的跨国联盟存在长期合作关系，合作双方会在市场中不断相遇，所以此博弈为重复博弈。当博弈次数有限，博弈均衡的结果不会因重复而改变；在博弈次数无限多时，双方都会遵守联盟的约定。
（三）信任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信任是联盟中合作双方对未来不确定所表现出的相互信赖，这也意味着联盟间的脆弱性和放弃对他方的控制。相互信任意味着“对对方的信心”与“承担脆弱性的意愿”。在巴内和哈森（Barney and Harson）的研究中指出信任可划分为三种程度：低度信任、中度信任和高度信任，信任程度的高低则影响联盟的发展与稳定性。社会组织战略联盟的信任度可以通过信任度指标（记作T）来衡量。影响到社会组织战略联盟的因素分为内部影响因素与外部影响因素。内部因素包括合作产生的经营绩效，即通过联盟给各组织带来的经营绩效（E），组织联盟间利润分配的公平程度（A），组织联盟间的学术交流的频次（F），组织联盟的各成员特定关系型资产投入（I），联盟中组织的声誉（R）。外部因素包括：法律法规的约束力（C），知识信息的传递速度（S）。
建立信任度T模型：
T=TI&TE=TI（E，A，F，I，R）&TE（C，S）
式中：TI――社会组织联盟的信任度的内部影响因素；
TE――社会组织联盟的信任度的外部影响因素；
E――联盟给各组织带来的经营绩效；
A――组织联盟间利润分配的公平程度；
F――组织联盟间的学术交流的频次；
R――联盟中组织的声誉；
I――组织联盟的各成员特定关系型资产投入；
C――法律法规的约束力；
S――知识信息的传递速度。
（四）学习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为使社会组织的战略联盟高校稳定发展，联盟间的成员需要不断学习。跨国联盟的组织彼此建立交流通道，定期派遣中方人员去外方学习先进科学的知识与管理方法。本土联盟需要参与联盟组织的国内成员之间进行定期交流，互换思想与经验。建立良好的学习机制可以使联盟间的成员关系更加紧密，信息共享，从而可以创新出更多的交叉知识。对联盟的效率提升起到推动作用。
组织学习分为组织内学习与组织间学习，社会组织的学习形式可以分为：（1）组织内学习：中方组织中的个人学习，参与社会组织联盟的国内学习；（2）组织外学习：向国外组织学习，向其他国际合作组织联盟学习，向国外企业学习。
跨国联盟内部的学习，是形成合作关系的中方组织与外方组织间各自的内部交流，包括知识交流与文化交流。知识交流是社会组织的根本目的，文化交流则会使中外观念和思想观念更好地融合。
四、社会组织的跨国联盟战略
（一）文化协同
现行的社会组织已经形成了跨国联盟基本形式，在未来发展中组织联盟要进行深层合作。目前组织联盟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组织间合作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1）没有形成完善的运行机制；（2）没有形成深层的的文化协同。上一部分提出了运行机制设立的建议，这部分讨论如何完善社会组织的深层文化协同。
社会组织的跨国联盟，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还包括文化传播，这也是合作项目吸引生源和师资之所在。在中外合作的项目中一方面可以学到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另外的原因就是能经历一种新的文化体验。中外合作项目的成败关键就在于能否给项目中的教师与学生带来这种体验。
社会组织需要进行文化整合。文化整合分为四种方式：（1）吸收型。将外来文化同化为本国文化，以本国文化为主流。（2）协同型。充分了解文化差异后，对不同文化进行合成再造，取长补短相互补充形成一种新的组织文化。（3）融合型。不同文化都做出调整和改变，相互适应形成适应性更强的文化。（4）反吸收型。本土文化被外来文化同化，外来文化变成主流文化。社会组织的发展应该采取协同型或融合型，将中西方文化融合培养出适合中国和国际需求的人才。
现有的国际合作研究组织间只注重知识的传递却忽略了文化的传播，在今后的国际合作研究组织中建议开设文化交流，可以多组织国际合作研究组织中的人员交流，以出国参观的模式了解合作方组织。这样做一方面让中国研究人员了解了外国，另外一方面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开设了这些活动会使研究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大幅提升。此外，文化交流可以开拓研究人员的视野，转变研究的惯性思维习惯，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学习。
国际合作研究组织应该在此基础上形成联盟文化，以联盟的形式举办各种文化交流活动。联盟中的研究组织可能合作的国家不同，因此在同一个联盟中可以形成多元化的文化主题，使合作研究组织中的人员即便不出国也能领略世界的风采。
（二）合作模式拓宽
现在的国际合作研究形式多数是“研究组织间”的合作，主要是以理论知识学习为主的合作。理论知识重要实践更加重要，国际合作研究组织是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这个平台应该更高更广，因此，应该为科研人员提供更广阔的实践领域。研究机构间的合作模式可以适当向“研究组织与企业合作”的转变，或“国际合作研究组织再结合企业”的合作模式转变。形成了中外合作的跨国联盟更容易与企业协调，合作优势更加突出，可以建立与一些海外企业的研究关系。
五、社会组织的内部联盟战略――以国际合作研究组织为例
社会组织的国际化运营已经与国外形成了跨国联盟，只是联盟的状态相对初级和松散。通过上一部分的讨论，可以更好地提高社会组织跨国联盟的效率。然而，在社会组织过程中国内的组织还未形成联盟的形式，都是单一组织与国外组织的合作，因此本部分主要讨论参与社会组织的国内部分的本土联盟战略。
本文以国际化合作研究组织为例，建立国内研究组织的本土联盟。本土联盟可以分为三类，即地域联盟、区域联盟和专业联盟，从纵深来看，这三类联盟存在一定的递进关系，如图3。
（一）地域联盟
根据对国际合作研究组织之前的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的许多省份都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这三个国家开展国际化合作研究项目，与同一国家进行合作，从合作模式、合作专业与合作关系的处理上都存在很大共性，因此这些省份可以形成战略联盟，建立同一战略目标，实施统一的战略部署，以一个总体进行合作项目海外市场的开发与谈判，这样可以降低社会组织的总体成本。同时，这些省份间可以进行经验交流，对于同一国家相同的合作项目做深度合作，形成横向合作，如考虑资源共享等。
（二）区域联盟
区域联盟与地域联盟相比范围缩小，指在同一省份内的参与国际合作研究的组织间联盟。这是地域联盟的纵深发展，在地域联盟间同一省份内参与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的不同组织间形成的战略联盟。国际化合作研究组织中，可以实行科研资源共享。如区域联盟中可以使科研人员调转使用，科研设备仪器等共享，这样可以节省成本。地域联盟的范围小，因此交流方便，形式更加灵活。
（三）专业联盟
专业联盟可以作为区域联盟的纵深发展，区域联盟中的研究组织可以与同一国家合作的相关研究组织做进一步的联盟。
在现有国际中外合作研究中，主要集中在经管类和理工类方向的研究，这些参与国际合作研究的组织可以通过形成相同科研方向的联盟，使合作效率提高，形成联盟后的相同研究方向的人员都可以共享。相同科研方向的联盟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进行科研目标的制定、科研成果的转化等目的。
六、结论
社会组织运营及管理的效率要得到优化，战略联盟是重要路径之一。在完善的战略联盟机制的引导下，社会组织战略联盟可以形成本土联盟，使资源在联盟中共享，最终达到在形成的社会网络中自由流动，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组织的整体运营及管理效率提高，才能使我国的社会组织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能力。本研究为社会组织提出了新的联盟思想，对推动社会组织的未来发展，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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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作者单位：黑龙江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27）
（作者简介：尹h，黑龙江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师，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研究方向：社会组织效率评价及优化。）
组织社会学论文篇4
关键词:管理理论;管理实践;管理结构;管理方法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潮流扑面而来。一种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知识要素为主要驱动因素,以网络为基本工具的网络经济,正在改变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网络经济中的全球化特点,正在改变着全球的经济贸易方式,同时也在影响着有关组织的种种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日新月异的环境给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本文试从以下方面讨论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发展变化。
一、管理理论及实践内容趋向多元化
一直以来,管理理论的内容多数是针对企业这个组织而言的,管理实践更多的也是关注企业这个组织,两者的主题大多是围绕企业内部外部资源的利用发展情况这个中心。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知识、技能、人力资本和信息等无形资产的产生和应用,这使得每个国家都把发展教育、加快科技进步、加强无形资产管理、保护知识产权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位置。而管理理论和实践也从当时局限于企业的管理和实践拓展到其他任何组织和单位的发展,从重视企业资源的硬件资源到重视企业的软件资源,从重视物的有效利用到以人为本,从围绕组织自身的单独发展到重视组织与社会、环境等外部条件的和谐发展。
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组织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竞争致胜的关键已经不再是仅取决于各个组织的先进的设备、厂房等有形硬件资产,更多的是依靠商誉、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而在管理实践中重视无形资产管理、无形资产管理成为现代管理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就理所当然。与之相适应,围绕无形资产管理进行创新也就成为现代组织管理创新的一种必然趋势。尤其是知识管理将会成为一个大主流,知识管理涉及了许多的相关研究领域;但它并不只是一种管理理论,而是涉及到从技术到管理再到哲学等多个层面。未来,知识管理这个课题将日趋重要;同时,在管理实践中,组织将会努力建立一套有效、循环运转的知识管理系统,在一些企业内部,企业甚至有类似知识主管等职位出现。
无论是在管理理论的进程还是在管理实践的发展过程中,组织的文化建设一直是一个讨论主题。以往的组织文化,如企业文化建设在2世纪以前多数是围绕本土化运转的。在网络经济新时代,由于时空限制被打破,像企业文化界流行的“欧美以‘法’,东亚以‘情理’的企业文化界限将不那么泾渭分明了。由于全球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各国开始对各自组织文化尤其是企业文化开始进行反思、研究、整合。因此。在未来,各个组织文化的建设将会摈弃各种限制,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相互融合,这也会成为一个趋势。
二、管理结构变化多元化
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威力引领着我们走向网络经济新时代。这种网络经济,促使着现代管理结构向灵活化的趋势发展,而这种趋势的发展正影响并改变着一直以来的主流组织结构――传统经济环境下的“直线制和“金字塔的组织结构。当现代组织结构形成灵活化新趋势之后,世界许多先进组织尤其是企业管理者都着手研究以虚实结合的领导控制体系、职能整合的灵活机制和动态调整应变的管理思路来保证现代企业组织结构不断显现出动态化、灵活化的特点。就设立现代企业组织结构而言,建立起一流的领导控制体系,实现组织结构的虚实结合,要求企业内部设置一个由类似总经理职位直接授权的调控机构,在企业内部中层管理部门和上下管理层次之间进行协调,使组织结构既能形成一个网络,同时又兼具经济性和灵活性,这就保证了组织结构弹性、灵活性的空间。营造灵活性机制,对组织结构实行职能整合,要求企业对关键职能部门进行适度有效的集中,而对非关键部门则按一定的要求和原则逐步进行科学合理的细化和分散,以期完成企业的目标。
在管理实践中,管理结构另一个巨大的改变就是,在组织内部对于职位的设置较之以前有很大的改变。以前的职位设置多数是依据发展组织硬件环境这个要求来设定的,因而职位的设置多数是类似“生产部“营销部、“业务部等这些部门;而现在,组织同样关心软性环境的发展甚至有些组织把发展“软环境放在首位,当然这要视组织的具体情况来确定;而笔者认为最好是能“两手都抓,并且两方面的发展都要保质保量的进行。现在,很多组织在研究如何有效利用组织的“软资源,如何建设一流的有特色的组织文化,如何提高组织成员的“能源效率,如何提高组织成员的自我学习能力等,这样在组织内部可能会增设关于提高组织成员学习能力、研究组织成员身心状况、研究人力资源、研究组织与社会和环境关系、研究组织道德与商业伦理等的职位,如“人力资源研究部、“学习部、“员工心灵之家等部门职位,而这些行动将会对组织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管理方法多元化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技术的应用领域已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一直以来,管理的理论、思想、方法和实践多是以现代化大生产的工业社会为背景产生的,可以预见的是信息技术社会给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发展带来的将会是革命性和全方位的影响,并且这可能会涉及2世纪管理学关注的所有主题:管理者与管理、组织与人力资源、组织战略与竞争、管理创新与组织变革、组织道德与商业伦理等。
管理方法的创新和以前的相比将会更加倾向于依靠计算机技术手段,解决决策问题和综合问题的管理方法将不断增多。计算机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已经且正在快速地改变我们这个世界。随着2世纪信息社会的全面到来,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现代管理手段已经越来越多地依靠计算机了。计算机技术在现代管理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为管理方法的创新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从而实现了很多在没有计算机时管理者所想象不到的管理目标。在现代管理实践中尤其在企业管理中,可以预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管理方法的创新将会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由于更加重视知识的“整合、“集成等,所以,许多新的方法的出现,都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某一个专业管理的问题,更多地是为了解决在管理实践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或一些综合性的问题。因而可以说的是在未来,解决综合性问题的管理方法创新的研究课题和管理实践也将会增多。
同时,管理方法也围绕“以人为本这个主题向人性管理迈进更大一步。未来的管理实践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除了依靠计算机技术来解决技术上的难题,也将会更多地注意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在管理实践中,组织可能会通过适时地举行员工联谊会,设立高层领导和基层员工互换岗位活动,设立高层领导接见日等等这些人性化措施来补充单纯依靠技术解决问题引起的不足。在未来的历史发展中,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都将在“硬件和“软件方面对管理方法不断进行创新。
四、管理理论研究对象及实践主体多元化
无论是“科学管理之父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还是管理过程学派创始人法约尔的管理科学,他们的理论研究大多是针对企业这个组织进行的,而缺少对其他组织的研究,如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假设人为经济人,研究主题也主要是围绕提高生产作业效率这个主题,法约尔则侧重于组织高层管理理论研究。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技术的进步,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环境也发生了改变,它们也进军除企业外的其他组织,开拓出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另一片天地。
就学校、医院等这种担任社会公共产品需求的组织而言,它们也逐渐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关于教育管理理论、医院管理理论等理论著作,人们经常可以看见类似“深化教育管理理论研究推动教育改革实践、“公共改革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的发展、“医学理论与实践等的文章见诸媒体。这些学校、医院等组织又根据这些理论来指导实践工作,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更新完善这些管理理论,人们常在生活中体验各种教育、医学研究新成果在应用实践中的推广应用,因为追求人类社会各组织的和谐发展,实现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提升组织的运作效率是每一个组织在市场经济中都应该奉行的原则和标准。
银行、保险等这类兼具公共性和市场性产品需求的金融组织,在早期,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基本上也是很少触及这些课题的。现在,关于这些金融组织的管理理论越来越多,越来越完善,管理实践也越来越丰富。因为这些组织是担任社会信用中介具有金融性质的角色,因此,它们的管理理论在实践中更具特色。
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实践家关注行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工商管理、物业管理、地产管理等等,相信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理论都会越来越完备,实践也将会越来越丰富,这都将会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五、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影响多元化
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一直以来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关系,管理理论指导管理实践的发展,管理实践充实管理理论的发展。每一次管理实践的成就都推动管理实践向前迈进一步,而每一次管理理论的创新都引起管理实践新的飞跃。
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发展除了两者间相互影响,相互发展外,也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历史上经典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如木桶定律、马太效应都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早期,管理实践很多是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是没有整理成系统的管理理论,尤其是古代的中国。古代的中国有很多著名的伟大工程:长城,兵马俑……,但是,能够称为系统“管理理论的著作不多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只是有很多类似记传、纪实类的文学作品出现。但是不管怎样,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影响并没有因为没有系统的文字记录而消失。相反,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影响可以说是有非常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一般有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心理效果、政治效果、文化效果等等。但是以往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效果研究多是侧重经济效果,即研究在管理实践中管理理论的应用效果可以提高各项经济指标百分比多少,提高生产效率百分之几等等来计量;如泰罗著名的铁锹试验,在这个试验中他甚至非常精确地计算出他的管理理论在实践中的效果:每个工人每天的工作量从原来的6吨提高到59吨。但是对于,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发展对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却没有进行研究。因此,未来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效果将会在社会的各个层面表现出来。
就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社会效果而言,在未来,组织的行动效果衡量如果有社会效果社会效益这个指标,它们的行动将会更具有全局性,就以盈利为为目的的企业而言,它们会更加注意企业的行为对自然环境、人类社会长远利益的影响,目前很多企业都开始或已经在执行国家制定的各项环保政策任务。如果组织将更加注重人性管理,把组织成员的各项心理指标也纳入组织管理绩效考核中,那么因为组织成员受到关注而身心发展将会变得更加健康,进而在组织中可以形成一个较为良好的活动氛围,这就是心理效果。而不管是心理效果还是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等,这最终都会影响组织的经济效果并用最直接的数字量化表现出来,这对组织的发展无疑是会有触动的。在未来,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影响将会更加多元化,而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也会越来越深入,从而推动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社会发展,组织的完善,管理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发展将会更加多元化,这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将是一个巨大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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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社会学论文篇5
关键词：社会资本；组织学习；营销动态能力；形成机制
一、 引言
企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需要从周围的环境中获取资源。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知识与信息成为了企业最重要的资源，而环境动荡性的加剧也要求企业必须密切的关注市场信息。在此背景下，社会资本的理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成为解释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来源的又一个理论。王凤彬（2008）、陈颖（2008）等学者研究了社会资本对企业能力的影响作用，但是对社会资本如何影响企业动态能力的形成仍缺少研究，对社会资本和营销动态能力关系的研究更是稀缺。
营销是企业的重要的职能之一，Vorhies（2007）认为营销能力与动态能力结合的研究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本研究认为深入发掘营销动态能力的内涵，探讨社会资本与企业营销动态能力之间的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借鉴“资源——组织学习——动态能力”的分析框架，本研究利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尝试探讨了营销动态能力形成机制的关系，以期对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提出合理的建议。
二、 文献回顾
1. 企业视角下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社会学研究中，用来强调人们之间的强烈的、相互交织的关系网络的重要性，信任正是来源于这种网络。之后大量的学者都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Leana（1999）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在个体、社团、网络、社会关系中的一种资产。
与个人层面的研究不同，Nahapiet和Ghoshal（1998）从企业的层面探讨了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他们认为这三个维度是社会资本的最重要的三个维度，他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具体来讲，结构维度描述了成员之间联系的客观结构，是个体之间各种联系的总和。关系维度描述的是成员之间经过不断的交流所形成的个人关系，例如尊重以及友情等。认知维度则是指提供不同行为主体间共同的表述、解释与意义系统的那些资源，如语言、符号和文化习惯等。本文认同Nahapiet和Ghoshal（1998）的观点，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分为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
2. 组织学习及其机制。20世纪中叶，一些学者在探讨组织适应性的问题时提出了组织学习的概念。Huber （1991）为组织应该以市场为导向，密切关注市场及顾客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在组织内达成共识并以此提出相应的营销策略，这个过程构成了组织学习的内涵。在众多的研究当中，有许多是关于组织学习机制和过程的探讨。Crossan等（1999）认为组织学习包括包括前馈层学习和反馈层学习，前馈层学习是指个体知识向集体知识转移的过程，而反馈层学习是集体知识向个体知识转移的过程。本文认同Crossan等（1999）的观点，认为组织学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由前馈层学习和反馈层学习两个维度构成的。
3. 营销动态能力的相关研究。营销被认为是企业的一种重要的适应性为，企业用营销手段发现目标顾客以创造价值，并提品和服务效用。作为回报，企业得到了稳定的、成长性的高回报。在动荡的环境中，企业的营销职能被赋予了更重要的使命，营销可以通过关注的转换（这种转变以往被认为是外生的），从新定义新的游戏规则。Fang和Zou（2009）提出了营销动态能力的概念，认为营销动态能力是企业应对市场变化，识别和满足顾客价值的有效手段，在动荡的环境中，能够为企业带来长期、稳定的财务绩效和竞争优势。为了与传统的营销能力理论相区别，他们将这种能力定义为企业商业流程的反应性和效率，具体来说，包括产品开发管理流程、顾客关系管理流程和供应链管理流程三个维度。
4. 理论框架的建立。李飞（2009）认为案例研究有两种逻辑，第一种是事先不建立理论模型；另一种方法是在回顾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初步的理论框架，并以此对案例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并最终修正以往的理论，得到相应的结论。本文采取后一种研究方法，在回顾了以往文献的基础上建立了理论分析框架。
三、 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海信集团作为研究对象，海信集团具有较强的营销动态能力，在金融危机中，凭借其敏锐的感知能力和出色的整合能力，不仅达到了业绩上的逆势增长，而且实现了自主品牌在海外市场的飞跃，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两种。二手数据包括网络资料、海信内部资料、数据库资料。一手数据主要包括（1）与海信的中层领导与员工进行座谈，了解到的有关海信营销动态能力的相关理念和实践；（2）在海信进行的实地调研。
对数据进行编码，可以从海量的定性资料中明确研究的主题，并能使研究过程具备一定的条理性和合理性，能够很好的论证前文所提出的问题。首先，根据数据来源进行编码，对于一手数据，分别将4位中层受访者编为MG1-MG4，将一般员工编为ST。将二手数据统一编为SH。根据上文研究框架中提出的主要概念，我们将涉及到的内容进行了归类和编码。
四、 研究发现
为了深入发掘海信营销动态能力的形成机制，本研究主要进行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对社会资本如何影响组织学习进行了探讨；最后，发掘了组织学习对营销动态能力构建的作用机制。在对大量的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
1. 社会资本对组织学习的影响。Kale（2000）认为企业员工是在一定的社会交往背景下完成相关的知识的获取、转移和整合的。本研究在分析了海信的相关资料以后，发现与社会资本和组织学习相关的条目数一共有78条，其中结构维度的条目共有36条，关系维度的条目共有13条，认知维度的条目数共有29条（见表2）。说明社会资本对组织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且相对于其他两个维度，关系维度对组织学习的影响作用稍弱。
组织结构对海信的组织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海信与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天津大学等多家高校及研究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海信的决策咨询层也是由这些高效的专家所组成的，这对于海信的技术创新和组织学习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关系维度是海信组织学习的重要保障，海信十分注重构建内部和谐的员工关系，培养“家”的氛围，从而有利于员工的交流与创新文化的培育。认知维度强调的是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对组织学习的影响，海信对知识和创新的追求是其企业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
2. 组织学习对营销动态能力的影响。产品开发管理流程涉及到探寻顾客需求、确定新产品思路、设计新产品方案、管理和生产新产品，是对企业设计、开发新产品的跨部门流程的整合。资料的编码的结果显示，组织学习对产品开发管理流程影响的相关条目数一共有55条，其中，与个人层面学习和与组织层面学习相关的条目数分别为9和21，与前馈层学习和反馈层学习相关的条目数分别为6和19。
顾客关系管理涉及到获取和收集顾客信息，建立和维持顾客和渠道关系，推行售后服务的相关跨部门流程的整合与管理。包括开发客户、明确现有顾客需求、培育品牌、管理顾客关系、促销管理等子流程。资料的编码的结果显示，组织学习对顾客关系管理流程影响的相关条目数一共有46条，其中，与个人层面学习和与组织层面学习相关的条目数分别为18和7，与前馈层学习和反馈层学习相关的条目数分别为14和7。
供应链管理涉及到选择并识别合格的供应商，建立和维持投入产出的最优模型，设计产品解决方案中的工作流。资料的编码的结果显示，组织学习对供应链管理流程影响的相关条目数一共有47条，其中，与个人层面学习和与组织层面学习相关的条目数分别为2和24，与前馈层学习和反馈层学习相关的条目数分别为6和15。
五、 结论与讨论
本文回顾了社会资本、组织学习、营销动态能力等相关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企业营销动态能力影响机制的研究模型。随后利用单案例研究的方法，选取海信集团为研究对象，在系统的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社会资本对组织学习的影响机制、组织学习对企业营销动态能力的影响机制”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通过分析，本文有以下发现：第一，探讨了社会资本与组织学习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组织学习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第二，从组织学习的四个维度出发，分别探讨了组织学习对企业营销动态能力三个维度的影响机制，质化的数据显示，组织学习对企业营销动态能力的形成有着显著的影响；第三，本研究还发现，组织学习对企业营销动态能力三个维度的作用机制有所不同，组织层面的学习和反馈层学习对企业产品开发和供应链管理两个流程的影响作用显著，而对企业顾客关系管理流程的影响相对较弱，相反，个人层面的学习和前馈层学习对企业顾客关系管理的影响作用显著，而对其他两个流程的影响作用较小。
2. 研究价值及启示。本研究以“资源——组织学习——动态能力”为框架构建了企业营销动态能力的形成机制模型。虽然社会资本、组织学习、动态能力的理论已经较为成熟，但是探讨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多。并且，营销动态能力是动态能力与营销理论相结合的新进产物，本研究提出了营销动态能力的形成机制，弥补了上述的研究不足，丰富了动态能力和营销动态能力的相关理论，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研究的结论对企业的营销实践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社会资本是企业的重要资源，处在动荡的环境中的企业，保持与外界紧密的联系并善于利用外界的资源是其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其次，动态意义上的组织学习不仅是一个存量的概念也是一个流量的概念，企业应促进知识在“个体学习到组织学习”和“组织学习到个体学习”两个过程中的转移，从而提升其组织学习能力。最后，组织学习可以帮助企业应对环境变化获取顾客满意，组织学习可以提升企业流程的反应性和效率，从而提升其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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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项目号：2011Y286）。
作者简介：王睿智，南开大学商学院博士生；许守任，南开大学商学院博士生，西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组织社会学论文篇6
[关键词]合法性理论；社会组织联盟；合法性；来源
[中图分类号]D9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3 ― 0075 ― 03
“合法性”是公共领域中的重要概念，对应的英文单词是Legitimacy。“合法性”不等同于“合法律性”。Legitimacy在英语词典里的基本义项有合法、合理、正当等。因此，我们在讲合法性时，并不仅仅指合乎法律，还包括法律之外的惯例、规范或共同的价值。本文在分析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社会组织联盟合法性的内涵。联盟作为近些年来第三领域内的新兴组织形式，在社会治理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把握社会组织联盟的合法性对于正确认识和定位联盟具有重要意义。
一、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
在西方政治学科当中很早就有对合法性问题的探讨，学者们关于合法性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种范式，分别是规范主义合法性、经验主义合法性和哈贝马斯重建性的合法性。
（一）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
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是把某种永恒不变的价值规范，如善、正义和美德等，作为认定政治秩序合法的基础，认为凡是具备善和正义的统治都是合法的。该理论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政治秩序的基础是正义，而正义是老百姓的利益而不是统治者的利益，正义就是智慧与美德。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亦是其思想的忠实继承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系统地探讨了“何为正义”，他表示，城邦正义就是三个等级的人各司其职、分工负责但又协调一致，为了城邦利益而履行职责，以维护社会的普遍和谐；个人正义就是合理安排自己灵魂中的理性、激情和欲望。柏拉图强调，以正义为基础建立的城邦就是善的城邦，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而不是为了某一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思想一脉相承，他认为政治应以善为目的，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具体到现实政体，亚里士多德指出，那些顾及公众利益的政体是正当的政体，而那些只考虑统治者自身利益的政体是错误的政体或是对正宗政体的偏离。城邦应该追求公共幸福，即全邦人民的共同利益。追求善或者公共利益的政体才是正当的政体，才是合法的政体，不公正的政体属于不合法的统治。
（二）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
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认为，只要得到大众认可和支持的统治都是合法的。该理论强调，统治的合法性只与公众对于统治的认同和支持有关，而与价值规范无关，不合理的统治只要能够得到的公众的承认和遵从，它就是“合法的”。由此可见，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与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完全不同，两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形成了相互对峙的张力。马克斯・韦伯是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的主要代表者，他认为“合法”的基础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1）基于传统，人们对过去一直存在着的事物的继承；（2）感情的忠诚，感情归属或榜样的力量；（3）对绝对价值的信念，即对价值合乎理性的信仰；（4）对秩序符合法律的性质的承认。在此基础上，韦伯将合法统治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传统型统治、魅力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
韦伯之后，许多政治社会学家如李普赛特、帕森斯、伊斯顿、阿尔蒙德等对合法性的研究大都承袭了韦伯的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如美国政治学家S・M・李普赛特认为，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来源于其成员对于现行政治制度的信念，政治系统要有能力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就是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制度。J・罗思切尔德持有相同的观点，他指出政治系统统治的合法性涉及系统成员的认知与信仰，即系统成员承认政治系统是正当的，在既定的范围内有权使用权威。
（三）哈贝马斯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
德国政治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对以上两种类型的合法性解释进行了系统分析，他认为这两种解释传统各自存在片面性。合法性并不简单指大众对于政治统治的认可和服从，合法性也不是统治阶级对自身合法性的宣称，这一点与韦伯的观点刚好相反。哈贝马斯试图将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调和两者之间的张力，最终提出了第三种合法性的概念，并把它称之为重建性的合法性概念。
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在这里，哈贝马斯既强调了经验主义的大众赞同和认可的事实基础，又强调了规范主义的价值因素，认为统治秩序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价值规范基础上的忠诚和信仰，并且这样的价值规范是与一定的历史和文化相联系的。如果一种政治统治在当时的社会规范得到了认可和支持，那么它就是合法的。
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是以合法性危机为研究切入点的，在他看来，任何一种政治系统都要主动加强自身的合法性建设，而不是等到出现合法性危机的时候才被动反应。政治系统要想长久地维持公众对它的忠诚度，就必须积极地寻求合法性，以避免或减少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寻求合法性的过程称之为合法化。
由于学者们对于合法性的理解不同，进而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既有围绕价值中心的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又有强调事实基础的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还有后来哈贝马斯提出的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无论哪一种合法性理论，其目的都是为了证明统治秩序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二、社会组织联盟的合法性
合法性理论源于西方，且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中外有关合法性问题的研究普遍见于政治科学和组织科学两大领域。
（一）社会组织联盟合法性的内涵
根据前面有关合法性理论的分析可知，合法性并不等同于我们通常所谓的“合法”（合乎法律），合法性可以理解为合理性或正当性。在政治领域中，虽然学者们对于合法性的评判基础不同，但其中也有共同的地方，合法性主要是指人们对于当时的统治秩序的信仰与支持，认为它符合正义与美德，是“合法的”统治。当合法性运用到组织科学中后，学者们也形成了不同的划分标准。如Mark C. Suchman认为，合法性是指这样一种普遍的感知和假定，在一些由规范、价值观、信仰和定义所构成的社会建构系统中，一个实体的行为是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恰当的或合适的。学者Singh认为组织的运作关乎内外两个方面，相对应地合法性可以分为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组织内部成员对于组织的权威结构和管理体制的认可与服从称之为内部合法性，组织外部相关者对于组织的权威结构和管理体制的认可和支持称之为外部合法性。组织的外部相关者包括与组织相联系的社会公众、利益相关者以及政府管理部门等。
由此可见，政治合法性侧重于强调被统治者对于统治秩序的服从，承认统治阶级的统治权利，而组织合法性强调的是对于组织权威结构和组织行为的承认和支持。这其中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内部成员对于组织权威和价值规范的信仰与忠诚，二是组织的外部环境对于组织的接纳和支持。由于社会组织与外部环境联系非常密切，因此，组织要想获得长久稳定的发展和充足的资源，就必须积极主动地寻求外部合法性。那么什么是社会组织联盟的合法性呢？笔者根据联盟的组织特征并结合相关合法性理论给出如下见解：社会组织联盟的合法性是指联盟的存在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规范，联盟的组织特征和行为活动被认为是合理的、正当的，并且得到组织内外的广泛认可和参与。
根据社会组织联盟的组织结构和运作特征可以将联盟的合法性分为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两个层面。具体而言，社会组织联盟是由多个不同的社会组织结合而成的大的联合体，联盟首先要保证其内部成员对于联盟的赞同与支持，成员组织共享联盟的使命与宗旨，忠诚于联盟，这是联盟的内部合法性，是联盟存在的基础。其次社会组织联盟要妥善处理好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以便获得充分的外部合法性，因为外部环境会影响联盟治理功能的发挥。联盟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是由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以及组织的利益相关者等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有了外部环境的支持，联盟才能够不断地从外部环境获取自身发展所需的资源，然后进行合法合理的活动。
（二）社会组织联盟合法性的基础
作为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第三部门，社会组织在现代国家的社会治理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弥补了政府和企业部门的缺陷，增进了社会公平与稳定。如此巨大作用的背后，是几十万个全国各地的社会组织力量的贡献。而社会组织联盟作为非营利行业的领先队伍，更是推动了这样一种自组织力量的迸发。那么为什么有众多各不相同的社会组织自愿加入社会组织联盟，并参与联盟的集体活动，服从联盟权力中心的领导与管理呢？这也是本文探讨联盟合法性的必要性之一，下面将通过联盟合法性的基础加以说明。
韦伯曾将社会秩序的合法性的基础划分为传统、感情的忠诚、对绝对价值的信念以及对秩序符合法律的性质的承认。在他看来，承认者“感情的忠诚”对于统治秩序的合法性是至关重要的。同样主张经验主义的伊斯顿认为，合法性的来源有三种，分别是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其中在成员中加强意识形态信念的灌输对合法性的获得尤为重要。此外，也有学者强调绩效表现也是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因为政治系统或社会组织的绩效产出自然而然能为其赢得社会认可和服从的基础。我国学者高丙中在研究社会团体的合法性时，认为其中的社会合法性的基础主要来自于地方传统、当地的共同利益、共识的规则或道理。
由于社会组织联盟不同于单个的社会组织，本文认为分析社会组织联盟合法性的基础应结合联盟发起的原因和成立的方式来探究，总的来看联盟治理功能合法性的基础主要有以下三种：（1）有共识的规则或道理，（2）感情的忠诚，（3）共同的利益。实践表明，有着共同目标或共同利益人们总是倾向于结合起来，以形成更大范围内的影响力。社会组织联盟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而成的，它由多个社会组织以自愿为原则组建而成，这些成员组织共享联盟的使命或愿景，认同联盟的价值理念，服从联盟的管理章程，联盟的成立代表着有共同目标的人们共同的价值追求和信仰。并且联盟内部实行的有效的管理，能够激励成员组织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发挥行业自律精神，这一点符合联盟内外公认的规则。
相比较我国社会组织联盟的形成和发展，国外的一些非政府组织联盟起步较早，发展相对成熟。绝大多数的社会组织加盟以后会对联盟产生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更加积极地投身到非营利组织事业当中。各种形态的社会组织联盟打破了传统社会体制格局下的严格的限制，来自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致力于共同的目标，在更大范围内寻求外部认同和支持。可以说，联盟的成立包含了重要的感情因素，没有这强有力的情感纽带，联盟的发展不可能长久。
从外部的角度来看，联盟的成立是为了社会公众共同的利益。我国现有的社会组织联盟既有分布在各个省份市县的地区性联盟，又有全国性的社会组织联盟，大陆以外跨海跨国性的联盟相对较少。所有这些联盟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联盟的建设与发展始终以当地或社会公众共同的利益为目标，旨在为人们谋取幸福，减少贫困和灾难。而近些年来联盟取得的成效恰恰印证了联盟的公益、互利性质。近些年来社会组织联盟在筹集社会闲散资源，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改善了当地养老、医疗、教育、环保等现状，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这些成绩的取得逐渐为联盟赢得了政府部门的信任和社会公众的支持，为联盟以后顺利地发挥治理功能奠定了“合法”的基础。这一点，与某些学者的绩效合法性观点有相通之处，如亨廷顿认为，统治阶级可以通过推动经济增长来赢得民众的认同。相似地，社会组织联盟可以通过协助解决社会问题、发挥治理功能来获取自身的合法性。
三、小结
合法性问题一直是政治学中的热点问题，由于学者们对合法性理解的不同，因此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从传统的规范性合法性理论到哈贝马斯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各理论流派强调的重点不同。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倾向于把某种抽象的价值规范看作是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只注重经验事实，认为能够得到大众赞同和支持的统治都是合法的统治，这两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形成了相互对峙的二元张力。哈贝马斯对规范主义合法性和经验主义合法性分别进行了详细的评价，认为两者都存在局限性，他主张将两者结合起来，由此提出了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
具体到社会组织联盟的合法性，本文主要分析了联盟合法性的涵义以及合法性的基础或来源。认为社会组织联盟的合法性是指联盟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规范并且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和参与。联盟合法性的基础是：有共识的规则或道理、感情的忠诚、共同的利益。现实中，很多社会组织联盟虽然没能获得注册的资格，不具有一般法律地位，但它们却得到了很多公益人士的信赖和支持。这正是因为联盟致力于公共利益，具有强大的感情基础和社会基础，满足一定的合法性。当然，在法治化的国家内，任何一种组织必须具有合法身份才能获得长久的发展。因此，社会组织联盟需努力争取法律环境的支持，以获得完整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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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社会学论文篇7
关键词 科学规范 营造氛围 不断创新
建设学习型政党是党中央明确提出并反复强调的战略思想与任务。广电媒体作为大众传媒，如何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引领作用，积极营造有利于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浓厚氛围，必须学习贯彻中央精神，扎实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不断完善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既实现广电媒体自身的学习发展，又要为全社会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广电媒体完善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涵义
广电媒体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就是始终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与时俱进，以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为目标，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广电传媒不仅是人们学习的重要载体，也是营造浓厚学习风气的重要途径。先进的学习理念需要媒体大力弘扬，丰富的学习内容需要媒体广泛传播，科学的学习方法需要媒体宣传推广。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一定要高度重视宣传舆论工作，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引领作用，营造尊重知识、崇尚学习的舆论环境，营造积极参与、大力支持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浓厚氛围。既实现广电媒体自身的学习发展，又要为全社会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广电媒体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重要作用
（一）为构建和谐社会传播先进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对于社会和谐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先进文化、有益文化、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同时并存，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织，各种思想文化有吸纳有排斥，有融合有斗争，有渗透有抵御，这种交流、交融、交锋不仅发生在国际而且发生在国内。对不同文化的冲突、碰撞、摩擦，如果不注意协调、妥善解决，就会引起思想混乱，甚至导致社会危机。
（二）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坚持正确导向、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良好的舆论氛围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良好的舆论氛围反映和影响着社会和谐的程度。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的舆论。特别是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舆论的作用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影响国家生活、群众情绪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作为覆盖最广、传播最快、影响最大的广播电视传媒，更是肩负着引导社会舆论、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神圣使命。要积极营造倍加顾全大局、倍加珍视团结、倍加维护稳定的和谐舆论氛围，最大限度地增进干部群众的共识，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要。只有用统一的指导思想和共同的理想信念来凝聚人心，强基固本，才能为政治稳定、人民团结、社会和谐提供根本的思想保证。
（三）为构建和谐社会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广电媒体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传播者，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激励人民奋发进取、创造和谐美好生活的号角，对于充实精神世界、提高生活质量、舒缓心理压力、促进社会和谐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在当代社会，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更成为放松心情、温润心灵的“剂”和“减压阀”。，必须以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标，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强新闻节目的创新，进一步增强新闻节目的时效性、针对性、准确性、权威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思想上的启迪、身心上的愉悦、审美上的享受。
三、广电媒体完善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对策措施
（一）建章立制，确保学习的科学化规范化。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建立健全学习制度，是推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保证。如果没有健全的学习制度，我们的学习就会因为惰性而懈怠；也会因为好恶而贻误；因为认识而流于形式。为此，广电媒体在组织学习中必须要加强学习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学习考勤、学习档案、学习督查等各项制度，建立健全促进学习、保障学习的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创新机制和考核机制，努力形成促进党员干部学习的长效机制，使学习驶入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上来。
（二）营造氛围，激发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对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对保证各级领导干部学习的持续性、稳定性和有效性有着重要意义。首先，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只有主要领导干部带头加强自身学习，才能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才能理直气壮、卓有成效地组织本单位的学习，并通过这种学习促进本单位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其次，严格监督检查，大胆表扬批评。大多数党员干部对理论学习态度是自觉的、认真的、刻苦的，但也有少数党员干部自觉性较差。对这两种类型的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都要进行严格的监督检查。再次，开展学习主题活动，提高党员干部参与学习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如，读书月、理论知识竞赛等活动。
（三）不断创新，增强学习的吸引力凝聚力。灵活的学习方式、有效的学习方法，是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重要途径。我们要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探索创新学习方式方法，增强学习的吸引力凝聚力。具体的说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请拓学。请专家学者讲一些大家特别需要了解的最新的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理论知识。二是以走观学。党员干部走出去，到外单位，外地观摩学习。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三是以研带学。党员干部要结合工作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带着问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倾听民声、收集民意，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四是以议激学。针对工作学习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讨论，各抒己见，交流学习体会、学习心得，达到相互学习、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目的，激发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五是以考促学。每学一个月要组织一次理论考试，检查理论知识学习的掌握程度，对成绩优异者给予奖励，对不达标者要通报批评，达到以考促学的目的。
参考文献：
组织社会学论文篇8
[论文摘要]本文在分析大学生社团发展主要特征的基础上，指出了在大学生社团中开展党建工作的必要性，并结合学生社团工作实际，明确大学生社团党组织的功能定位，进而提出在大学生社团中开展党建工作的初步构想。
近年来，我国高校学生社团发展迅速，尤其是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推进和大学生数量的急剧增加，大学生社团呈现百花齐放的状况。在高校教育、教学实践中，大学生社团活动已成为实施素质拓展、推动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在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提高学生素质，引导学生适应社会，促进学生成才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新形势下有效凝聚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织动员方式。对很多大学生来说，加入学生社团、参加学生社团活动已成为他们大学生活的重要内容。
一、当前大学生社团发展的主要特征
随着大学生数量的大量增加，大学生社团已逐渐成为高校第二课堂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繁荣校园文化建设、促进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与传统的学生会组织相比较，大学生社团有其自身发展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种类多样性。大学生社团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种类多样。大学生社团活动几乎涵盖了与在校大学生学习和生活密切相关的理论学习、学术科技、学习竞赛、文化娱乐、社会实践、志愿服务、体育竞技等大部分内容。与之相对应，为了便于指导和管理，在实际工作中，一般将高校学生社团划分为理论学习型、学术科技型、兴趣爱好型、社会公益型等四大类，每个大类中又包含诸多名称各异的学生社团组织。
2.参与民主性。大学生社团是由在校大学生依据兴趣爱好自愿组成的非正式组织，学生完全凭个人兴趣取向加入学生社团或参加学生社团活动。从组织方式看，学生社团和学生社团活动具有开放性特征。因而，在实际工作中，不能硬性要求学生必须加入社团组织或参加社团活动。一般情况下，非会员在参加学生社团组织开展的公共性活动时也是受欢迎的，这体现了学生社团及其活动的参与民主性。
3.活动社会性。每个大学生社团都有各自兴趣性、独特性的活动。如理论学习类协会开展与理论学习探讨相关的活动，而学术科技类协会则更多地开展学术性、专业性和应用性活动。在开展活动时，学生社团不仅面向自己的正式会员，而且还在扩大社团自身影响力目的的驱动下，大量吸引非会员学生参加本社团活动。不少大学生社团都有走出校园、融入社会的内在冲动，希望以此来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和支持。因此，很多大学生社团都设有类似于对外联络部的机构，以便加强与学生社团外组织之间的联系，尤其是与企业、事业单位和其它学生社团之间的交流，开展与社会大众密切相关的各种活动。
二、在大学生社团中开展党建工作的初步构想
在大学生社团中开展党建工作是一项崭新的系统工作，其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是:既要加强党对学生社团的领导，又要有利于学生社团的长期发展。从现有的条件出发，在大学生社团中开展党建工作主要应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领导，明确大学生社团党组织的隶属关系。作为在新组织中建立党组织、开展党建工作，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社团党组织由谁领导、如何领导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探讨如何开展工作、如何发挥学生社团党组织作用等问题。在现有的高校学生社团管理模式中，大体可以分为“统一管理模式”和“分级挂靠管理模式”两种。前者以组建大学生社团联合会的形式，在学校团委的统一指导下对全校学生社团实行统一的管理和监督。后者依托现有的校院团学组织系统，分级对所挂靠的学生社团进行管理和监督。与此相对应，大学生党组织的隶属模式也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模式是在符合条件的学生社团中成立学生党支部，并在此基础上组建学生党总支，隶属学校党委领导，由校团委主要负责人承担日常的党务工作。第二种模式是由分级被挂靠单位的党组织指导学生社团建立学生党支部，并领导其开展工作。
2.注重实效，稳步推进大学生社团党建工作。大学生社团因其本身的特殊性，不能盲目地、强行地建立党组织。要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类型社团的实际情况，积极创新党组织的组建模式。一是单独组建模式。对党员数量较多、建党条件成熟的学生社团，可以由有关部门具体指导，采取抓树典型、单独建立学生党支部的办法，尽快建立党组织。二是联合组建模式。对党员数量不够、但建党意愿强烈的学生社团，可以按照“同类学生社团党组织合并建立”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建立联合党支部，以此拓宽党的工作面。三是群团先行模式。对于暂时没有党员，但有较大规模的学生社团，可以先行建立共青团组织，并在此基础上由上级党组织委派党建工作联络员，进行党建工作的指导和联系，积极创造条件培养党员，为下一步建党工作创造条件。
3.分类指导，正确处理两类学生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在目前高校的学生党建工作格局中，一般以院系或年级为单位建立学生党组织(学生党支部)，学生党员归属于某一个党支部，并在其中工作。在处理以院系或年级为基础的学生党支部和以学生社团为基础的学生党支部之间的关系时，有以下两种解决办法。在条件欠成熟时，无论学生社团单独组建模式，还是学生社团联合组建模式，学生党员的组织关系都归属于所在院系或年级党支部，学生党员的日常管理和考核由所在学生社团党支部负责。当学生社团党组织发展壮大时，学生社团中学生党员的组织关系和日常的管理考核都归属于所在学生社团党支部，并对上级党组织负责。无论实行哪种管理方式，在对大学生社团党组织和其中的学生党员进行指导时，都应该根据社团工作和学生党员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指导，着力提高学生社团工作水平和学生党员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