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社会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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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学论文篇1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1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3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4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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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5］郑有贵.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J］.党的文献，1999，（3）.
农业社会学论文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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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编委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与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8月
农业社会学论文篇3
一、“农业集体化”与“全盘集体化”概念及内涵的辨析
“农业集体化”和“全盘集体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涵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辨析。
叶书宗指出：“在前苏联，把以个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农户联合成以农业劳动组合为基本形式的大农庄的过程，叫做集体化，联合起来的农庄叫做集体农庄；全盘集体化指农民不是一批一批地，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集体农庄。”①
朱昭华认为“农业集体化”包括前苏联农业集体化全过程，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中，苏俄就搞过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而1929―1937年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只是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运动方式。②
闻一认为： “全盘集体化运动”是一场以消灭富农为主线的，用行政命令变革生产关系的，全面的“集体农庄化”运动。农村和农民大规模卷入集体农庄的现象被称做“全盘集体化”（1929年夏天起，1932年结束），实质是要按“工业化”的方法和途径来改造和重建农业。③
吴恩远阐述了两个概念的关系，指出“农业集体化”包括前苏联农业集体化全过程，它最早可追溯到十月革命初期，也就是在1918年建立的第一批集体农庄。“农业全盘集体化”是前苏联整个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④
王春良通过回顾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指出斯大林领导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违背了他们的理论，其理论和实践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导致前苏联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与长期滞后。⑤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联共（布）十五大关于农村工作的基本精神是加快农业集体化步伐。“集体化”不是集体农庄化，而是坚持列宁的合作化计划，加快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步伐；发展农村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事业，经过流通领域和生产过程的联合，再逐步过渡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联合。⑥
二、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缘起及农业集体化理论
关于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原因及农业集体化的理论，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论述。
闻一认为粮食产量的不足和商品粮的严重短缺使斯大林所倡导的“工业化”面临危机，但联共（布）十五大基本上没有涉及农业的“集体化”问题，而1928年4月粮食采购危机消除后，斯大林显然有了农业集体化的思想。⑦
王家福通过考察前苏联经济、社会及党内状况，指出经济问题是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基础性因素，社会不够稳定是启动性因素，党内斗争是突然性因素，并认为尽管斯大林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在客观上顺应了当时世界形势的严重挑战，以后在实际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国家。⑧
章前明以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为切入点，指出斯大林的错误主要在于混同了生产资料国有化和社会化之间的区别、把社会主义的实现简单地归结为只是改变原有生产关系、认为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中是保证“按劳分配”和集体农庄生产高速增长的唯一办法等方面。⑨他还通过剖析1928年初前苏联粮食收购危机的直接原因，指出把粮食收购危机作为前苏联必须立即开展大规模农业集体化的证明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他认为斯大林关于农业集体化的问题的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对粮食收购危机的错误理解和分析基础上的。⑩
叶书宗分析了斯大林实施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出发点，即为了使粮食收购工作有比较稳固的基础，必须展开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11}并指出从1928年开始，斯大林提出了一些新的关于农业集体化的理论：否定商品经济，否定市场流转作为联结工农联盟的纽带，而把重工业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联结工农联盟的纽带，把重工业作为改造农民的杠杆；把从振兴农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变为从建设重工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把尽可能多地生产商品粮作为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中心任务。同时认为这一理论从宏观上来说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微观上来说却有很大的片面性。{12}
邢广程提出斯大林实行全盘农业集体化的原因是克服粮食危机，指出1929年是大转变的一年，斯大林认为只要实行全盘农业集体化就可以解决农业问题和粮食问题，农业机械化是前苏联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必要条件。{13}
三、农业集体化中的富农
消灭富农是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
戴隆斌认为在前苏联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进行的全盘集体化运动中，富农被认为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而被消灭，这场消灭富农运动的扩大化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是与斯大林的整个社会主义观念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联系在一起的。{14}
李丙清、马秀红通过对前苏联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进程中消灭富农的原因、方式和实施结果的考察，指出前苏联消灭富农经济存在时间上过早、方式上过激等弊端，并由此得出启示：必须按照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来推动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的各种矛盾;必须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对待和改造富农经济。{15}而唐士润认为：实现土地法令过程中已经消灭了富农，新经济政策时期没有形成新的富农阶级。{16}梁其林通过分析农业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生产和富农政策的演变，指出集体农庄制度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但也存在严重的问题。{17}
谭继军和冯佩成分别从“特殊移民”的角度探讨了前苏联消灭富农政策的残酷性。谭继军指出：“特殊移民”一词在俄文中是一个复合词，即спецпереселенец，专指1930 年春―1933 年初被剥夺、迁移的富农。特殊移民的饥饿现象在迁移、安置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并具有了普遍性。特殊移民饥饿现象的出现是以行政方式改变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生活关系的必然结果。{18}冯佩成分析了出现特殊移民现象的原因，并指出在富农的划分、特殊移民的迁移、安置、劳动力使用等方面出现许多问题，特殊移民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异常艰苦， 但特殊移民仍为前苏联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特殊移民政策是前苏联对农民的一次掠夺。{19}
张成洁指出：斯大林认为富农是吸血鬼，是最残忍、最粗暴、最野蛮的剥削者，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苏维埃的敌人，应当加以消灭。随着前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推进，富农被剥夺了除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以外的所有财产，并被驱逐流放到前苏联荒凉的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边远之地，这致使许多人悲惨地死去。前苏联残酷无情地彻底地消灭富农，严重地挫伤了前苏联人民劳动的积极性，破坏了前苏联的经济，给无数人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20}
金雁认为：以往人们所说的消灭富农，是指前苏联在全盘集体化时期，对100多万富裕农民的扫地出门。但实际上，作为一种经济形态的富农经济在1928―1929年间联共党的一系列打击措施下已“自行消灭” 。{21}沈志华则认为：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演说，出人意外地以个人名义提出了“消灭富农”的口号；与全盘集体化运动的高潮起伏同步，消灭富农运动也在1930年底掀起了第二次高潮，由于原有富农已经大体被消灭，这次高潮就更明显地表现出强迫性和命令性；在消灭富农的运动中，扩大化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集体化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决定富农命运的问题是能否允许富农户加入集体农庄；第二次全盘集体化高潮以后，富农已经很难找到。{22}
四、集体农庄
集体农庄是前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后前苏联农村和农业的基本组织形式，也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
叶书宗就集体农庄的性质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在打倒了党内的不同意见者之后，斯大林着手建立一种使“非常措施”常态化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生活体制，这种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生活体制就是集体农庄，在集体农庄制度下，前苏联的农民被剥夺了土地、耕畜、农具，被组织成缴纳“贡税”的劳动军；被置于各种刑法、法规的约束下，在包括机器拖拉机站在内的各级机关、各种机构的严密监控下劳动。{23}
沈宗武从现代化的困难、战争的威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行而上学曲解等三个方面剖析了前苏联集体农庄经济制度形成的原因，指出最深层原因是现代化过程中不得不进行的制度转轨，日益临近的战争及拥有无上权威的最高领袖的思想观念也对社会生活造成深刻的影响，同时提出了一些学术研究必须直面的课题。{24}薛风伟把前苏联的集体农庄与中国的进行了比较，指出它们都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建立的，都采取了集权制的组织形成，其职能也极为相似，都通过独特的城乡联系机制为工业化提供了原始积累，对两国的现代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由于它们深受不同的历史传统影响，所以二者在成因、工作效率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25}邱大为则分析了不利于前苏联集体农庄经济发展的一些因素。{26}
闻一指出集体农庄实质上是一种大型组织的农业经营方式，斯大林把集体农庄变成“国家的粮食工厂”的设想，完全建立在“工业化”的发展命运和前景之上，并就集体农庄制度的特点、阻碍生产力的原因以及如何评价集体化和集体农庄进行了探讨，认为集体化作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大方向虽然不错，但前苏联的“农业全盘集体化”并不是通向农业大生产的正确之路，集体农庄制度也不是一条吸引个体农民自愿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必由途径。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作为工业化的一个配套措施，因工业化的成就而应给它以有限的某种肯定。{27}
邢广程就斯大林对前苏联集体农庄特点的认识、集体农庄的性质、集体农庄的先决条件、建立机器拖拉机站与集体农庄的关系、巩固集体农庄的若干措施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指出斯大林将农业集体化作为改造农民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也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看作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最好的形式，并强调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意义。{28}
五、对农业集体化的评价
学者们对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等问题有各自不同的看法。
有一些学者认为农业全盘集体化弊大于利，如朱昭华认为这场运动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造成了农村社会的大动荡，使前苏联农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29}王春良指出：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的理论与农业集体化运动违反农民自愿原则，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对富农实行错误的过火政策，从而导致前苏联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与长期滞后。{30}杜明才认为前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违背了前苏联农业发展的实际和超越了前苏联农业生产力水平，而且不顾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实施过程中又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改造小农的正确理论。{31}曾晓玲认为由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偏差，使前苏联走上了一条背离国情、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农业全盘集体化道路，这条道路有很多弊端，使前苏联社会一步步走入了历史发展的死胡同。{32}黄光耀也认为全盘集体化运动虽然对前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历史作用，但其消极作用是相当明显和突出的，因而其消极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33}姜长斌指出斯大林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有三条“理论基础”：农业“贡税”理论；强调“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而且以“消灭富农”为纲，驱赶农民进入集体农庄，集体化运动在为前苏联的超高速工业化提供大量资金的情况下， 牺牲了广大农民的利益。这不啻是一场苏维埃政权对农民的“战争”，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34}
也有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必要性，同时指出它有严重的缺陷。
如郑秉文认为只有把全盘集体化放在为捍卫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国家而必须保证工业化高速发展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才能真正理解它的客观必要性；只有正视对当时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的考察，才能看到它的特殊性，从而认识到它不是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表现。{35}汤德森认为前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第一次开创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前苏联农业的发展，为迅速改变当时前苏联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当时推进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条件是不成熟的，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展开的一场过早过急过快的运动，曾付出高昂的代价，留下深刻的教训。{36}
曹英伟、李萍从分析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特点入手，提出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不是单纯的农业经济改造活动，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是前苏联历史的必要选择。{37}沈宗武、李静认为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争论促成了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理论的形成，该理论包含集体化的必要性、作用和性质等丰富内容，这个理论的实践促进了前苏联工业化的进展，但却对农业本身的发展带来一定的破坏。{38}曹英伟进一步指出：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思想，是斯大林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前苏联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总结和创造，是社会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前苏联历史的选择，其存在有合理性;农业集体化运动和工业化运动是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紧密联系的两个组成部分，没有农业集体化运动就不会有前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因此，不能单方面否定前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应把它放在前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来考量。同时不可忽视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思想的缺陷。反思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思想，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走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将大有裨益。{39}
宋才发认为土地革命和土地国有化是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先决条件，斯大林提出并用“铁的手腕”在全国推进了农业集体化，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闯出了一条新路子，但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理论客观上说是合理的，从微观上说却带有极大的片面性。{40}杨存堂通过考察恩格斯合作论理论和列宁对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新概括及“合作制”的精神实质，分析了斯大林农业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前苏联农业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41}叶书宗指出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闯出了农村社会改造的新道路；支持了工业化计划的实现，成为斯大林模式的重要组成内容；将农民圈进集体农庄、消灭富农阶级，使400-500万人口非正常死亡。农业集体化、农民缴纳“贡税”，成为20世纪前苏联大地上完成原始积累的独特方式。不过，这也支撑了斯大林式的国家工业化计划，推进前苏联社会最终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业文明社会的转换。{42}
综上所述，近20年来国内学者对前苏联农业集体化给予了相当关注，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但是由于缺乏最新的档案资料，很多问题论述的还不够深刻，研究方法也显得单一。随着国外档案的不断解秘，相信将有更多的国内学者投入到这一课题的研究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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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1}叶书宗.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二分册.重庆出版社，1987年.
②{29}朱昭华.试评苏联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 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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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吴恩远.关于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的两个问题.苏联史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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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学论文篇4
？眼关键词？演 家庭农场经济；社交网络；综述
？眼作者简介？演孙 捷（1975―），男，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与社交网络管理；（江西南昌 330063）李永安（1977―），男，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生。（江西南昌 330013）
本文系CCF―腾讯犀牛鸟科研基金项目（编号：AGR20130119）和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共生式社区经营模式研究”（编号：10YJ103）研究成果。
一、引言
农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眼1？演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有赖于农业迅速稳定的增长。温铁军认为，中国农村是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基础条件，60%-70%的有地农民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眼2？演。从现实来看，中国农民依然占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解决农业发展问题不管是对于经济发展，还是社会稳定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中央一贯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方针，如农业税费改革到免除农业税，如新农村建设。近年来，为推进“两型”农业生产经营社会化发展，又提出大力发展家庭农场经济。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在论述适度规模经营时，明确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2013年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了横向的社会服务整合机制创新要求，即“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与外界的多元化、多形式、多层次的社会服务多种主体有效对接。2013年一号文件虽然明确了要采取多种政策，推动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但如何有效实现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规模、实践结构和资源投放的适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决非一蹴而就的。当前它面临以下问题：
首先，如何解决农户为主体的家庭农场特色生产、经营和整个农业发展过程中农产品标准化的矛盾，使得包括相关药品使用在内的、涉及食品安全的因素能得到切实有效的管理。
其次，如何在家庭农场和金融结合过程中，真正发挥农户的主体作用。目前，政府推动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已不自觉演变为主要依靠工商外力而排斥农村社区主体的结构性失衡，控制农业风险的乡土社会生态系统受到制度制约使农民主体地位难保？眼3？演。
第三，如何解决农户为主体的家庭农场生产经营，因规模、结构选择和采购、生产、加工、经销等环节在同一时间、空间上并存，而不是继起，所带来的生产流程控制与市场需求响应对接失效问题。由于家庭农场是一体化的组织方式，其生产工序架构不仅取决于便利性和土地的有用性，而更主要受互连性与带宽程度的制约，即生产工序越来越强调在同一时空与多个外部供应、消费等社会资源网络的并行联系。作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靠大量的资金投入，控制终端――这一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难以获得产品的溢价收益。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没有将生产流程控制与基于同一时间点上多层次复杂社交网络结合起来？熏并未从中把握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交织的内在关系，从而难以获取真正的经济利益。该问题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动力问题。
风险控制的社交网络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为有效实现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规模、实践结构和资源投放的适度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它克服了单纯政府向农业输送物质资源导致的经济弊端，又有效的避免了市场完全主导产生的失灵状态，有利于充分配置城乡社会资源，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为此，近来有学者探索将风险控制的社交网络理论运用于解决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规模、实践结构和资源投放的适度问题，为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业转型升级找到了新的动力。
二、社交网络的研究
（一）社交网络概念
早期，布尔迪厄从社会学视角看社交网络，他把社交网络看做一种资源或者是资本，因而，在他的话语体系中，社交网络被称作“社会资本”？眼4？演。他强调社会资本不仅是资源，更是一种权利，行动者凭借这种权利占据场域中的某种位置，进而可以支配场域中的资源。布尔迪厄是从工具性的角度给社交网络定义的，关注的是个人通过不断参加团体活动来增加收益以及为了创造这种资源而对社会能力的精心构建。他对社交网络所持的观点是一种权利义务论。
科尔曼对社交网络有较系统阐述。科尔曼认为，该网络是一种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同为三种资本形态。社会资本是无形的，它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谓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拥有的以社会结构资源为特征的资本财产。社会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眼5？演。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释范式。林南进一步将其表述为“在社交关系中投资，在市场中获得预期回报”？眼6？演，然而，无论科尔曼还是林南关于社会资本的承载主体的论述是不明确的，其理论并未涉及线性关系与复杂关系的区别，换言之，社会资本究竟是指对时间上呈线性的人际网络的运用，还是指对同一时间点上复杂人际网络所内蕴的社会资本的期权运作，社会学学者们并未给出详细解答。
新世纪初，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电子商务的发展，在线社会网络日益成为现实人际间关系网络之一部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基于互联网上的社会网络开展了大量跨学科的研究和实证，从不同学科视角给出了各自的定义。首先是社会网络的定义，它的英文名称有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和Social Networking Sites两种，简称SNS。关于这一社会网络的概念也有不同的表述形式。如百度百科和维基百科将这一社会网络的词条普遍定义为“社交网络服务”。百度百科的定义是社交网络服务或社交网络，源自英文SNS（Social Network Service）的翻译，中文直译为社会性网络服务或社会化网络服务，意译为“社交网络服务”。社会网络含义包括硬件、软件、服务及应用，由于四字构成的词组更符合中国人的构词习惯，因此人们习惯上用社交网络来代指SNS（Social Network Service）。
维基百科则将其定义为，社会性网络或社交网络，是由许多节点构成的一种社会结构，节点通常是指个人或组织，社会网络代表各种社会关系，经由这些社会关系，把从偶然相识的泛泛之交到紧密结合的家庭关系的各种人们或组织串连起来？眼7？演。
不少学者在对基于互联网上的社会网络进行研究的时候，一般将该社会网络理解为网络上发展比较迅速的新型社交平台，也有部分研究者将博客、邮箱、论坛等看作社交网络的不同发展阶段，从而，将网络的其他几种主要交流形式也归入社交网络一类。
近年来，由于电子商务的深入发展，实务界发现，消费者需求可以通过互联网方式在时空上并起多个社会网络来更高效的获得、聚合；基于互联网上和网下的社交网络正在重塑生产流程。理论界则提前开始多角度重新探讨社会网络定义。如Hildreth从隐性知识分享角度，提出社交网络是一群人在信任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结构，本质是实践社团，立足于社会学、金融学和计算科学相互结合，不少学者开始尝试引入其他学科的分析视角讨论复杂社交与风险控制的关系？眼8？演。周洛华在其关于禹州农民板蓝根生产经营的研究中，对期权研究框架进行了论述。他强调要从时间的预期收益和风险的选择权买卖上把握农民的关系网络及其与风险控制的联系？眼9？演。尽管他没有明确界定、讨论社交网络，但他把风险、信息、时间统一在关系的期权概念中，这为深化社交网络的认识及研究打开了新的路径。基于此，我们可以转换视角来看待社交网络，将其视为映射与控制经济活动风险的多层次、非线性、有边界的互联网线上和线下关系结构。
（二）风险控制的社交网络理论基础
1.六度分割理论
所谓六度分割理论是Stanley Milgram在1967年通过连锁信实验证实的。该理论指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熏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
社交网络的结构思路遵循了“六度分割”理论的原理。它视每个人都是整个关系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每个节点都可以以自身为中心向其它节点辐射，这些辐射出去的人际关系网相互交织在一起，最后形成一个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社交网络中各个节点相互连接的关键点在于信息的真实性。
2.强连接与弱连接理论
社交网络的另一个理论支撑是“弱连接”理论。该理论指出，在传统社会，每个人接触最频繁的是自己的亲人、同学、朋友、同事等，这是一种十分稳定的传播关系，这是一种“强连接”，另外社会还存在一种“弱连接”关系，弱连接关系不如强连接的关系稳定，但它的范围比较广，而且具有比较高的传播效率，维护弱连接的成本也比较低？眼10？演。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际接触范围的扩大，弱关系理论推广到广义的信息扩散和传播上，用来分析更广泛的网络人际交往关系。人们借助“弱关系”这座桥梁，可以形成一张大的个人社交网，这样就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弱连接”理论为研究社交网络的广度、强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3.结构洞理论
罗纳德・博特（Ronald Burt）于1992年发表《Structural Holes》一文，他在文中首次明确指出，关系强弱与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的多寡没有必然的联系。无论主体是个人还是组织，其社会网络均表现为两种关系：一是网络中的任何主体与其他每一主体都发生联系，不存在关系间断现象，从整个网络来看就是“无洞”结构。这种形式只有在小群体中才会存在；二是社会网络中的某个或某些个体与有些个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无直接联系或关系间断的现象，从网络整体来看好象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因而称作“结构洞”。例如在ABC网络中，如果AB之间有关系， BC之间有关系，而AC之间没关系，则AC是一个结构洞？眼11？演。AC如果要发生联系，必须通过B。格兰诺维特认为， B与A、C的联系必然是弱关系。对博特来说， B与A、C的关系可能强，也可能弱，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假如A、B、C处于资源竞争的状态， AC结构洞的存在为B提供了保持信息和控制信息的两大优势？眼12？演。借助结构洞理论，博特在微观层次上解释了市场中社交网络是如何运用而成为一种资源的，说明了私人关系是经济行动的前提。
4.关系信息排名理论
所谓关系信息排名，是指类似于遵循中枢和权威更新规则的网页推荐排序算法？眼13？演：设每项事件（信息）的中枢值和权威值为1；选择一个运行次数，K；执行K次中枢―权威更新操作，每次更新过程如下：首先，执行权威更新规则，即对每项事件，以所有指向该事件的中枢值之和更新这个事件的权威值；其次，执行中枢更新规则，即对每项事件，以所有指向该事件的权威值之和更新这个事件的中枢值。最后可做归一化也可不做归一化，视参与者多少而定。可将其称之为信息推荐排序机制。
（三）社交网络的研究进展
国内对社交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一是微观个体层面，研究焦点在于风险控制的个人线性社交网络，主要侧重于测量、分析个体用于风险控制所有可用的社会关系，个体与关系人连带的强与弱以及关系人所拥有的资源的多与寡。在这方面自林南？眼14？演始，有诸多学者？眼15？演？眼16？演？眼17？演针对以家庭伦理为基础，亲、熟、信一体的个体义务交换关系，开展了本土化研究。
第二是中观群体层面，研究焦点集中在非线性复杂社交网络的群体信任机制上，主要由计算科学学者们推进。如鲍捷、程久军以一种群体信任算法，根据社交网络中群体的特点，将交互的两个群体抽象为两个群体节点，将复杂的多种信任关系转化为一对一之间的信任关系，从而对群体间的信任关系进行描述和度量？眼18？演。乔秀全等人通过借鉴社会心理学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产生原理，提出了社交网络中基于用户上下文的信任度计算方法。该方法将社交网络中用户之间的信任度分为熟悉性产生的信任度和相似性产生的信任度；同时又根据所起作用的重要程度不同，把相似性划分为内部相似性和外部相似性，并给出了信任度计算的具体方法？眼19？演。
第三是宏观社会层面，国内学者主要侧重于对复杂社交网络与信息传播以及网络安全问题的研究，其代表者是周涛等人。如他们研究了社会网络的结构与演化特性对于评估与控制传染病爆发这类突发事件，以及监测预防伴随突发事件而生的谣言和恐慌情绪的蔓延的重要意义？眼20？演。
三、家庭农场经济及其相关理论研究进展
（一）家庭农场概念的提出
家庭农场的概念，早在民国时期就出现了，一般是指采购、生产、加工、经销等环节在时间点呈并存态势，有一定土地规模和经营效率的农户。有学者，如曹幸穗研究了家庭农场的规模效应，表明家庭农场的土地生产率及劳动生产率都随规模的增大而升高，呈现明显的正效应。主张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应当创造一个维持农户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环境，防止“均田式”的经营化规模小型化倾向，并详细论述了家庭农场规模与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眼21？演。黄宗智通过对华北不同类型家庭农场劳动生产率的对比等，论证了家庭式农场的牢固性？眼22？演。并以“过密化”视角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明初至1950年的小农经济，指出农民家庭经营实际上是没有发展的增长？眼23？演。
（二）家庭农场经济的研究内核
发展家庭农场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然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就是有效实现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规模、实践结构和资源投放的适度，这也是家庭农场经济的研究内核。传统主要是将“经济人”模型作为其理论基础，片面将它视为家庭农场经济发展的重点，并据此探讨规模的适度、经营结构的大小和绩效的高低。而当前的家庭农场经济理论站在传统的理论基础上，伸展出了新的内容。计算机科学的图论成为其新的理论基础之一。传统关于规模、结构与资源投放“适度”的研究方法是单纯“市场行为分析”，但这并未解决因生产工序在同一时空与多个外部供应、消费等社会资源网络的并行联系，导致的家庭农场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问题，只是使问题在空间和时间上发生转移，治标不治本。当前家庭农场经济的研究方法是关于家庭农场主经济行为和群体的关系互动方式分析。这将家庭农场经济发展的外部资源输入模式转变为社交主体的内生动力聚合模式，家庭农场主“人”的价值空前凸显，生态、环境、人文、历史等社交关系中内蕴的社会资本价值作为资源，成为产业规模、经营结构是否“适度”的风险评判尺度，整个农业体系形成多种资源、规模循环流动的嵌套系统。从而在家庭农场生产经营下，环境变得更友好，资源变得更节约。
（三）家庭农场经济的研究趋势及展望
我国家庭农场的普遍出现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对此作了相应介绍。如颜志武的《浅析家庭农场的发展》以浙江地区为例，指出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东南部地区就已出现了家庭农场形式的农户适度规模经营。黎东升等人在《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现状与对策》中指出，家庭农场早在80 年代就在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了，它是伴随着家庭承包经营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而出现的新生事物，是农户家庭组织的一种高级形式。
目前，家庭农场经济理论和实践正向三个层面发展开来。第一个层面为微观层面，研究对象为家庭农场及其与其他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眼24？演？眼25？演？眼26？演？眼27？演。研究焦点集中于家庭农场的组织及其通过共同管理环境事宜和经济事宜来获得更大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比单个农户通过个体行为的优化所能获得的效益之和大的多。该层面的研究在实践中最具代表性的应用就是“公司+家庭农场”。张乐柱等认为，农业龙头企业在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在于，应对高昂的信息成本、技术风险，降低专用性资产投资不足，提高合作剩余。他们对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案例研究后，提出“公司+农户”模式实质还是农户经济，但以外部组织的规模收益相对有效地克服了小农经营规模不经济的弊端。并认为“公司+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模式化解了“公司+农户”下的利益分配难题，实现了龙头企业与农户间更紧密的联结机制，创新了现代农业经营方式？眼28？演。现实中，广东的温氏集团与家庭农场合作，承担养殖技术的研发与新品种引进。新希望集团扩展“公司 +合作组织 +农场主 +农户”模式，变成农业服务员，一是为农业组织服务，帮助农民组建更多的农业合作社，二是努力成为提供技术、金融、加工生产和市场等各种农业服务的综合服务商。
然而，“公司+家庭农场”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般地，由于存在要素所有权的非同一性，从而生产流程中不同要素主体权益对立，生产过程中的组织成本和交易费用难以降低。其次，与农村村社之间多是经济线往，难以充分利用农村村社的信任和共享信息。第三，工序结构难以协调与外部多个社会资源网络的外向联系。这也是家庭农场经济研究开始突破固有规模生产界限向更广阔范围的领域展开的原因之所在。
第二个层面为中观层面，研究对象为村社、地区甚至更广阔范围的区域社会资源生态网络。其研究焦点集中于区域范围内的不同社会资源生态体系、家庭农场之间如何通过有效集成、协调、管理来优化资源的使用，改善生产流程控制，提升整体经营绩效，最大可能地推进家庭农场可持续发展？眼29？演？眼30？演。袁月兴等意识到了家庭农场发展的困境的实质，他们以社会资本理论为依据，对蒲韩乡村社区与台湾农会的组织历程做案例比较研究后，认为资本化社会人际资源网络能够有效降低交易费用。他们提出，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大多数的农村贫困社区，资源禀赋差、人力资本存量少，资源空洞化的情况更为严重，难以单靠农业生产来获得稳定的收益。从蒲韩乡村社区与台湾地区农会的经验，以及本土诸多乡村共同体重新建构的试验比较来看，只有发展集金融合作、供销合作、专业合作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合作组织，把规模运作的金融机构与分散小农户之间过大的交易成本，通过高度组织化的农民组织内部化机制予以消化，才能够缓解三农的资金瓶颈？眼31？演。袁氏意识到了社会关系网络对适度规模扩张和生产流程控制的重要性，但其只是根据对比得到的经验认知，面对在线社会网络日益成为现实人际间关系网络之一部分的事实，并没有针对家庭农场主间基于互联网上和网下的社交展开相关理论分析和实证，从而缺乏系统性和说服力。
研究的第三个层面为宏观层面，研究对象为家庭农场经济制度、政策。其研究焦点集中在传统农业转型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比较上。如有学者视市场经济下的农民家庭经营就是“农业企业”的“家庭农场，既可以规模经营，也可以是小微企业”？眼32？演，郑有贵主张通过农地赋权改革“促进农民家庭经济组织向现代家庭农场发展”？眼33？演。如黄新建等人以江西水稻种植为例，提出要促进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经营，需新型城镇化建设、农民承包权流转服务、财政补贴对农业保险的支持等政策扶助？眼34？演。还有学者提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户家庭农业，家庭农场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融合科技、信息、农业机械、金融等现代生产因素和现代经营理念，实行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协作和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微观经济组织。”？眼35？演
国内在家庭农场经济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家庭农场经济的概念、特点、原则和模式的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讨论了家庭农场主间的一些社会交往性活动与生产经营关系的问题，但对家庭农场经济理论与实践过程中所涉及的如何运作风险控制的社交网络有效实现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规模适度问题研究还比较少。
立足于风险控制的社交网络理论，探讨如何有效实现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规模适度问题是家庭农场经济研究的新趋势。风险控制的社交网络理论和实践对家庭农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它提倡以时间密度的观点看待农业生产与家庭农场主社交网络循环，强调研究家庭农场主和社交网络中群体关系的信息互动机制，探讨家庭农场主如何以社交网络运作识别风险、控制风险，甚至进行风险的期权互换交易，从而支持生产经营规模扩张、组织合作实践活动，即生产对接大市场。风险控制的社交网络理论思想对家庭农场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是一个有力的支撑。当前，少有文献研究家庭农场主如何运用、通过基于互联网上和网下的社交网络聚合影响经营规模的风险信息；二是，少见用社会计算的方式计算家庭农场主如何参与复杂社交网络，通过社交网络中与群体的关系互动，识别风险，牵引生产经营规模的适度选择；三是，尽管运用复杂社交网络及其动力学理论指导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已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如温铁军，提到要引入社区支持发展农业？眼36？演，也有学者开始尝试，如程存旺、石嫣尝试分析“小毛驴市民农园”社区支持农业的运作规律？眼37？演？眼38？演；如孙捷尝试以广西两村庄的生态农业试验为例，分析农户如何运作复杂社交网络中与其他群体的互动关系，实现风险的期权交易？眼39？演，但是都没有利用网络与社会计算的工具进行家庭农场主复杂社交网络的测量分析，回答如何解决适度规模的内生动力与生产经营、市场风险交易对接问题，更多只是定性的研究，这局限了其学术价值。而利用网络与社会计算的方法，通过测量家庭农场主（映射与控制经济活动风险的多层次、非线性、有边界的）社交网络结构，与生产流程中各类要素投放的关系，可明晰家庭农场经济的发展、优化。因此，把风险控制的社交网络理论引入家庭农场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具有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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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学论文篇5
2.农业""考量农业科学家——写在1958年农业""50周年佟屏亚
3.植物考古学的研究历史与方法吉笃学
4.略论裴李岗文化"台地农业"黄富成
5.协作式农业文明产生的特定地理环境——黄河中下游农业文明起源地理背景比较初探李友东
6.吴文化对日本史前稻作的影响黄粟嘉
7.论水稻是商代主要的农作物陆忠发，LuZhongfa
8.稻作农业起源"一元与多元辩证统一论"辩析——兼答刘志一说匡达人"想当然的高论"匡达人
9.先秦农业社会尊老养老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李岩
10.20世纪以来唐关中农业史与长安城粮食供应研究综述——兼论区域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问题赵建勇，ZHAOJian-yong
11.唐代户籍制度与社会变革曹端波，Caoduanbo
12.宋代江西的地方特产黄厚生
13.试论张国维的农业贡献李秋芳
14."九龙攒珠"与江西移民者的开拓——巢湖北岸移民村落考察报告张靖华，郭华瑜
15.明清时期宗族、乡绅与基层社会——以万载县辛氏宗族以例施由明
17.《诗经》农事诗的礼乐文化价值分析刘刚
18.古代游记的农史价值探索徐臣攀，XuChenPan
19.宋代诗词农事录(续)孙开铨
20.元代诗词曲索引研究及其咏农诗歌检索例释王雅戈，李华，WangYa-Ge，LiHua
21.阮大铖农村诗歌的内容与特点李玉栓，孙良同
22.山东地区刺绣工艺的艺术特征探究许崇岫
23.农民生活的晴雨表——凤阳花鼓曾智泉，黄美瑜
24.《诗经》中的农具研究陈朝鲜
25.试论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农具与农业生产——以河西走廊墓葬壁画为例孙彦
26.楚国水井文化初探贾兵强，郑庭义，麦婵妹，向安强
27.隋唐时期华北地区的农田水利与稻作李增高
28.张履祥与明末清初浙北水利问题周邦君，ZhonBangjun
29.明末清初社会变动与海塘的修筑——以漴缺海塘为中心冯玉荣
30.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的经营与管理陈恩虎，惠富平
31.古代荞麦种植及加工食用研究何红中，惠富平，HeHongzhong，HuiFuping
32.汉代鱼价考丁邦友，魏晓明，DingBangyou，WeiXialming
33.笔记小说所见宋代淡水鱼的养殖和捕获熊燕军
34.食鱼习俗雅趣多林蒲田
35.安徽寺院古林的探析关传友
36.从林木种类变化看明代以来贵阳森林资源的变迁严奇岩
37.英国园林中的"中国风"桂强
38.试论唐宋食疗学的发展刘朴兵
39.宋代饮食文化王惠
40.泛谈我国酒的起源与酒文化考古黄文川，姚政权，任予连
41.汉画中的酒文化略论王瑞峰
42.高昌冻酒与冰酒起源陈习刚
43.历史时期自然灾害对古代粮食安全的影响吴宾，党晓虹
44.从出土简牍看秦朝应对农作物虫害的举措刘向明，LIUXiang-ming
45.试论我国早期家猪饲养的方式与规模罗运兵
46.古羌人对我国养羊业的贡献与影响薄吾成，BoWucheng
47.日本《假名安骥集》疑难土草药考注冯洪钱，冯新英，王成
48.古今中外鼠趣和鼠害冯洪钱，冯英英
49.罗马统治时期埃及的私人土地租佃制研究谢振玲，韩志新
50.略论古代中国与菲律宾的农业技术交流李未醉，魏露苓
51.中国农业考古资料索引──农作物、农业工具陈文华
52.东张西望纪事——访美日记摘抄(续)陈文华
1.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的时代价值闫向云
2.邓小平农村改革思想特点探析欧阳凌，李曦
3.论改革开放以来党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地位的认识王员
4.南宋名儒陈亮的农业经济思想陈剑峰
5.西周金文农产品赏赐吴红松
6.从睡虎地秦简看秦代粮仓虫害、鼠害的防治刘向明
7.从四川汉画像砖图像看东汉庄园经济徐勤海
8.试析三国两晋时期的江淮农田水利建设魏新民
9.魏晋南北朝时期耕籍(藉)礼的特征与功能初探高二旺
10.晋唐人丁为本农税制的历史渊源探析谷小勇，张波
11.宋代蜀地茶马互市特殊形式刍议谢天开
12."鱼鳞册"制度对农村土地产权的完善及促进土地流转的借鉴戴天放
13.明末清初浙北自然灾异与荒政措施——以张履祥的视野为中心周邦君
14.清代皖江圩区的组织功能与社会控制赵崔莉
15.我国古代数学思想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李中恢，杨爱珍
16.论许真君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李星
17.农业之乡南涧的土地资源考袁登学
18.《吕氏春秋》的生态伦理观徐立熬
19.《读书敏求记》著录农书之考察谭光万，冯风
20.从两件清代告示看中原农村祖先崇拜邵凤芝
21.论中央苏区乡村的选举运动袁礼华
22.论阎锡山"村治"改革的措施和成效郭友亮
23.试论建国初期党对农村妇女婚姻家庭解放的积极推进马慧芳
24.论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村民自治均衡发展陈锦梅，贾兵强，向安强，邹静琴，周倩怡
25.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民共同社会行动——以重庆三个村的抗旱行动为例周绍宾，王友华
26.论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设王新华，贺庆
27.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探讨项波，段春霞
28.新农村生态环境价值诉求伍小涛，胡勇
29.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变革与路径选择钟添生
30.赣州模式: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成功模式程宇航
31.试论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主体邓彦
32.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统一战线的作用发挥王欢，涂欢
33.论高校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及其作用肖永忠，钟小明
34.新农村建设中土地资源利用现状及对策分析王荣珍
35.从社会工作理念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周振浪，郭俊位
36.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德国农村建设对环洞庭湖区的启示覃永晖，吴晓，尹振国，姚玲玲
37.中日稻作农耕文化地名的比较研究张慧荣
38.中日茶文化之比较研究金翰钧
39.农村文化与乡村秩序——走出集体行动困境宋辉，钟涨宝
40.农村音乐文化的培育——以在农村中小学推广器乐教学为视点熊志音，熊志明
41.农村体育的发展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潘军，张金(令鸟)
42.对农民工群体体育消费现状的研究马春建
43.农村体育研究中若干问题的界定和探讨袁艺红，黄宏
44.和谐社会视野下农村社区体育发展的构想李秋萍
45.关于乡村旅游产品的几点构想曹毓
46.对当前全国农家乐开发热潮的反思罗文，陈国生
47.试论古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施琦
48.加快地质旅游资源开发的意义及策略邱卫林，邹晓明
49.环鄱阳湖生态旅游圈开发可行性研究张学玲，杨荣，陈美球，蔡海生
50.在城乡统筹发展中推进乡村旅游发展之思考魏琦
51.森林小铁路旅游开发的问题及对策——以赣州森林小铁路为例陈平平，吴水田
52.论江西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施小蓉，卢丽刚
53.赣州老区红色旅游发展的SWOT分析及策略研究喻荣春，万佳选
54.发展衡阳市农家乐休闲旅游业的问题、成因与思路戴旻，陈国生
55.促进衡阳农家乐健康发展的对策研究李运祥
56.江西吴城方言农业词汇例释肖萍
57.客家话、潮汕话、广府话农业类词语比较研究温昌衍
58.梅县客话詈语及其文化心理解读冯丽云
59.《方言》与鲁南农村生活用语本字考杨晓红
60.粤东客家传统农耕习俗略论肖文评，王濯巾
61.中国历代农诗研究的宏观构想赵(王月)萍，万桂莲
62.黄遵宪文学创作与客家山歌周晓平
63.从一位农妇的追求中看女性文学——解读斯坦贝克小说《》陈骋
64.弗罗斯特诗歌乡村生态意识分析黄洪玲
65.从英汉农谚比较看中英两国传统产业地位及影响尹根德，肖平平
66.从乡村情结中解析女性的边缘生存状态——福尔斯作品《收藏家》赏析白爱娃
67.民间龙狮运动起源与发展的文化审视余文斌
68."泥泥狗"的造型与审美特征郭新生
69.赣南客家民俗与民歌的相互依存关系探析衡晓丽
70.弋阳腔曲牌音乐与南戏诸腔的关系樊凤龙
71.新农村建设和旅游开发条件下的江西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罗奇，许飞进，罗吉祥
72.乐安流坑村传统聚落形成与演变的特色探讨许飞进，刘强
73.试述竹在园林意境创造中的作用孙英，高光林，丁志敏
74.构建与城市化相适应的农村教育机制时树菁
7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缘由分析及对策建议刘香丽，舒斯亮
76.城市扩张与地区就业关系的回归解析及实证研究——以四川省宜宾市为例崔风暴
77.论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构建许源源，李小飞
78.我国水库移民问题及其成因与对策探析张春美，曾庆连
79.贫困生的休闲与全面发展——来自广东省四所高职高专的调查报告宁晓菊
80.湖南两型社会建设中的农业信息系统构建文福华
81.基于农业工程中计算机声像技术应用的研究王生保，夏振华，罗亚萍
82.乡镇政府信息公开的纵深推进陈少锋
83.我国农村公共卫生财政投入问题探讨姬艳飞，郭金方
84.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原因与对策彭秋玲，刘庆相
85.试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创新邓小英，伍学滨
86.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农村平安建设李小强
87.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三农"工作新的着力点赵霞
88.我国农村政策金融的发展及其功能分析陈振华
89.浅析新形势下农信社金融创新刘飞
90.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农业竞争力培育赵排凤
91.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皮艳清，万志乾
92.防沙治沙活动中市场机制的运用——陕西榆林:一个个案研究高谋洲
93.山东省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实证分析王金河
94.建立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机制探索——以欠发达的镇江茅山老区农民收入为例姚永康
95.有机农业对农村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浅析——以新疆伊吾县有机农业发展为例刘瑞峰，陈彤，RainerHaas
96.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研究陈晓江，徐佩华
97.新型农民培养与农民教育体系重构贾兵强，邹静琴，向安强，易钢
98.性别公正与贫困地区女性健康促进张励仁
99.从农村教育视野论广东农村劳动力转移林楠
100.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赵翠萍，杜奋根，汤文华
101.农民工对流现象形成与对策浅析田禾
102.农村现代服务业体系构建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以江西为例王少东，张国霞，陈园
103.构建农民创业能力的提升体系余长春，黄蕾
104.农村人才与新农村建设杨东明
105.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中骨干教师外流现象原因反思龙绍赟，李道柏
106.新农村建设语境中的教育公平研究范松仁，余三乡，朱向华
107.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职业教育发展问题的研究王子原
108.农村成人教育中情绪特征探究赵永磊
109.高校农村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分析与调控措施陈晓明
110.浅谈加强我国现代农业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实践王思萍
农业社会学论文篇6
［关键词］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社会流动
1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理论渊源
1.1 社会分层理论渊源
分层最初是个地质学的概念,是指地质构造的不同层面。社会学家们借用这个概念来解释社会的纵向结构。在这里所说的社会分层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它是指依据一定具有社会意义的属性,一个社会的成员被区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的过程与现象。在社会学界,基本上认为社会分层根源在于社会差别的存在。正是因为有了差别的存在,就意味着有高低和层次之分,因此只要有社会差别就会有社会分层。
在西方社会学中,最早提出社会分层理论的是马克思•韦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的核心是划分社会层次结构必须按照三重标准。它们分别是财富、威望和权力。首先,财富是经济标准,他认为依据财产的差别,就可以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阶层；其次,威望是社会标准,他认为个人在所处环境中得到的声誉差别,可以把社会成员划分成不同的身份群体,从而来划分阶层；最后,权力是政治标准,权力地位取决于人们强行实行自己权力的可能性和程度,权力最关键的来源是科层制。在他看来,这三个标准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又可各自独立来划分阶层结构。韦伯的三位一体社会分层理论对社会学界影响很大,也正是由于这一理论的出现,在方法论上,形成了与马克思一元阶级分层理论相对应的多元分层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沃纳继承和运用了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他提出了六个阶层的划分方法：上上层,指老财阀,他们不但拥有大量的物质财富,而且具有上流社会特有的生活方式；下上层,指新财阀,他们实际上是一些暴发户,虽然在财产上不少于上上层,但却没有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上中层,也就是高级白领阶层,如医生、教授等；下中层,指所谓的下层白领阶层,如秘书、工厂职员等；上下层,就是所谓的蓝领阶层,如工厂里的技术工人,农业技术工人等；下下层,指一些没有技术专长的体力劳动者和失业者等。
除此之外,西方的社会学家还根据人们在职业分工、工资收入和身份威望等方面具体而细微的差别,把社会成员划分为连续排列的若干个小层次,即续谱。在西方社会中还有布劳—邓肯的职业分层学说以及帕森斯的分层功能论、达伦多夫等人代表的分层冲突论等。在最近的十年中,西方社会分层理论发展成了三大派别：第一派是阶级学派,仍主张划分社会的各阶级,这一派有两个分支：一支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以怀特为代表,另一支是以高德索普教授为代表的新韦伯学派,因为他强调从非经济资源的占有来划分社会阶层；第二派是以美国的戴蒙为代表的主张以职业声望来划分阶层；第三派是以布迪厄为代表的以人的消费嗜好或者是偏好来划分阶层。
1.2 社会流动理论渊源
社会流动研究的创始人是索罗金,他在1927年发表了《社会流动》这本著作,从而也开创了社会流动概念的先河。在索罗金的著作中,社会流动可以被理解为个人或社会对象或价值,被人类活动创造的或修改的任何变化,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任何转变。在当今社会学界对于社会流动的定义为：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的移动。社会学中所强调的社会流动是区别于人口学所研究的“人口流动”和劳动经济学所研究的“劳动力流动”,因为人口学和劳动经济学所强调的是人口迁移的空间属性,即人口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迁移。而在这里社会流动指的是阶层流动,是从一个社会阶层流向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变动过程。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将社会流动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社会学中最常见的划分有三种,即根据流动的向度将社会流动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水平流动是阶层内部的位置转移,垂直流动是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垂直流动还可分为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除此,根据流动是否为代内,将社会流动分为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代际流动是与上一代地位的比较,而代内流动是一个人一生中地位的升降变化,是以自己最初的位置为基础比较。根据流动的原因,又将社会流动分为结构性流动与自由流动。所谓结构性流动就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从而产生流动；而自由流动多是由于社会成员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流动,这也可以称为非结构性社会流动。社会流动的目的就是要解释个人是如何分配到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中去的,即社会分层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在学术界中,解释社会流动的理论不是很多,主要有推拉理论,帕累托的精英循环论和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等理论。
“推拉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拉文斯坦在19世纪80年代提出的“迁移法则”,当时拉文斯坦已提出了这一理论的基本框架。到了20世纪60年代,英国学者李(everett slee)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迁移理论,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研究人口流动和移民的最有影响的“推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流出地具有社会流动的推力,而流入地是具有社会流动的拉力。正是由于这一推力和拉力促使了社会流动。用这一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当今农村社会流动的现象。
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可以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角度来解释：精英—精英流动,这一模式主要强调了个体之间的循环,另一个模式是社会底层群众—精英阶层流动,这强调的是阶层性流动。当今的社会流动就包含着精英取代和精英流动的过程。
布劳—邓肯对美国阶级结构和职业地位获得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们运用路径分析的方法建立了“地位获得模型”,这也称为布劳—邓肯模型,这一模型同时涵盖了个人的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他们认为,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受到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的共同作用,并且先赋因素一方面对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存在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先赋因素还作为中介变量存在,通过影响个人的自致因素间接影响个人的职业地位获得。布劳—邓肯的这一模型奠定了社会流动理论的基础。
2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状况概述
2.1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状况综述
当前中国农村的社会分层,主要是倾向于按照多元社会分层理论来架构其分层的标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也在不断深入,而这种分化主要是以职业为基础。由于职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职业与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社会地位、权力大小、价值取向、生活方式以及发展机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我国的学者大多是以职业分化为主的多元标准来分析我国农村社会分层的现状。这种以职业分层为标准的依据主要是来源于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理论,他认为,在任何社会中总有某些工作被视为比其他工作更重要,因此,社会上由富至贫的分层体系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对于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社会地位重要性的规定。
在我国不同的学者按照职业这一标准将农村社会分为不同的阶层。陆学艺将我国农村社会分为八个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农民雇工阶层、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知识型劳动者阶层、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农村社会管理者阶层。刘成斌、卢福营根据农村社会成员分化的状况将我国农村分为九个职业阶层：农业劳动者、第二产业劳动者、第三产业劳动者、农村知识分子、农村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兼业劳动者及无业人员。林坚和马彦丽认为,以职业为基础,以不同职业农民的收入为主要依据,结合农村中对不同职业的美誉程度,将农村社会阶层进一步划分为上层(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和农村管理者),中上层(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智力劳动者),中下层(雇工和农民工)和下层(纯农业劳动者)四大类。从这样的分层标准来看,我国农村的社会分层结构大体上呈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越往上层走人越少,下层仍然占有非常大的比例。除此,20世纪90年代初,有的学者通过对全国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村庄进行调查,认为划分这些阶层的标准应是农民所从事的职业类型、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三个因素的组合,从而证明农村有十个阶层,即农村干部、集体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智力型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农业劳动者、雇工、外聘工人、无职业者。而有的学者则主张将当代中国农民阶级应该分为十七个阶层：单纯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兼业为辅的第一兼业农阶层、以兼业为主的第二兼业农阶层、不稳定农阶层、农村工人阶层、城市农民工阶层、农民企业家阶层、农村技术阶层、农村乡务管理者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宗教职业管理者阶层、游民阶层、反社会阶层和准社会阶层。有的学者按照收入的标准将农村阶层分为贫困户阶层、温饱户阶层、宽裕户阶层以及小康户阶层。除此,有的学者根据韦伯所强调的财富、权力和声望的分层标准,将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社会分为以政治性标准为主的社会分层体系称为“政治—身份型”分层体系；把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以经济性标准为主的社会分层体系称为“经济—能力型”分层体系；把合理综合经济收入、政治权力、社会声望三位一体为标准的社会分层体系称为“社会—综合型”分层体系。还有的学者引入了“象征性资源”作为分层的标准。所谓象征性资源可以理解为“潜在的经济资源”。这种资源不是现实的经济资源,而是知识、权力以及社会关系等。而在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衡量这种资源的唯一标准应是“社会权力”。因此我国学者根据这样的分层标准把农村居民分为精英阶层、普通村民和弱势群体。
2.2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流动状况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民社会流动的趋势开始加速,长期被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民开始了从无序到有序的社会流动。可以说农村的社会流动是我国经济改革的产物,也是我国迈向现代化的前提。按照大多数学者的理解,农村社会流动是指在农村社会里,一个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从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转到另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从一种社会地位转向另一种社会地位,从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转变的过程。也可以理解成，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转变为其他职业劳动者的纵向流动和农村社区转移到城市社区的水平流动。通过阅读一些相关的文献，发现我国的农村社会流动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行业间的向上流动,这种流动主要是通过工作的顶替、婚嫁流动、参军或是通过高考来跳出农门,改变自己农民的身份；二是行业间的水平流动,由于现代化、机械化的农业发展,农村产生了很多的剩余劳动力,当今的农民不在仅仅是被束缚在土地上,慢慢地开始向乡镇企业、手工业、服务业等第二、第三产业流动；三是混合型流动,这种流动是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即农民工大量的涌向城市。学者们分析,出现这些农村社会流动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除此,城镇化的加速、农村户籍制度的逐渐消除，还有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进一步打破,城乡收入的差距,比较利益的驱使等,都促使了我国农村成员的社会流动。因此,在我国农村社会流动主要是呈一种上升流动的趋势。这种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我国社会变迁的过程。
3 结 论
以上是笔者对近十年来,学界对于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这一领域研究的综述。过往的研究是对于这一领域初步的探索,主要集中在理论的研究上,真正通过个案反映其理论的研究很少。因此笔者在以后的研究中,会进入个案村庄,运用已有的理论来进入具体的场景,进行个案研究,从而在实际的运用中得出一定的结论。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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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云昊.中国西部农村社会分层框架分析［j］.理论研究,2005（5）：10.
［4］王甫勤.西方社会流动研究综述［j］.兰州学刊,2008（8）：179.
农业社会学论文篇7
关键词 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三农”问题
作者简介 陈喜贵，中央编译局当代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北京100032
中图分类号 F323.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728(2008)08―0047―05
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来，新农村建设的政治实践在全国蓬勃发展，理论探讨也不断深入。由于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政治结构、文化和民族特点等因素，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呈现出与中东部不同的特点，对西部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探讨也逐渐形成独特的体系，学者们或者是针对西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或者是从西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实的角度出发，发表对新农村建设的看法。提出对策和建议。经过两年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对西部新农村建设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是很有必要的，也必将有助于今后西部新农村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
一、西部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有论者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践行党的性质宗旨的需要，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需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有论者进一步指出加快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之所以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点，原因在于全国和谐的薄弱之处是西部地区，城乡和谐的薄弱之处是农村，社会和谐的薄弱之处是农民。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改变西部农村的面貌，改善西部地区农民的生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难点所在，也是着力点所在，是突出的抓手。有论者还指出，西部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保证。
(二)西部新农村建设的预期作用。大多数论者一致认为，西部新农村建设为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首先。在政策方针层面，新农村建设端正和明确了少数民族聚居区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思路，改变了过去单纯追求GDP的观念，更注重农村中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协调、全面发展。其次，在经济层面，新农村建设有利于打破二元结构，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为统筹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总抓手，还可以促进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再次，在社会政治层面，西部新农村建设还有利于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与和谐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使农民群众通过新农村建设增进对党组织的亲近和信任。最后，在思想观念层面，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农民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激发农民发展生产、增收致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内在动力。
二、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内涵和关键
(一)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贯彻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方略，逐步建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乡关系，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繁荣。另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要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缩小城乡差距，使城乡二元结构得到改观，达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目的。
(二)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有论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集中概括。与传统农村相比，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五个方面的突出特点：其一，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城乡统筹良性互动的新农村；其二，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现代化水平、科技贡献率高，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的新农村；其三，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环境优美的新农村；其四，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设施良好的新农村；其五，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新农村。
(三)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根据西部农村的特点，将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或突破点放在哪里，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对策设计和实践成效。在此问题上，众说纷纭，争议颇大。有论者认为，要进一步提高西部农村生产力、创造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应该着重研究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农民组织化和农村合作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新型农民培养造就以及村镇建设和环境整治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有的论者更重视人的因素，认为建设新农村的关键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运用自己的双手创建美好家园，前提是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有的论者更重视生态问题，认为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充分利用农业的可再生资源，才能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使农民的收入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使农村生活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并实现农业的持续发展，加快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有的论者更重视经济发展，认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生产发展为首要任务，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建设重点。最后，有的论者认为，应该将改善农民生活作为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关键环节，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差距。
三、西部新农村建设的障碍
(一)地理、气候和生态等自然资源条件。所有论者都指出，西部地区地处内陆，以山脉、高原、沙漠、戈壁为主，交通信息闭塞，气候恶劣。土质贫瘠，耕地面积小，生产和生活用水短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是西部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也是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巨大障碍。比如，贵州喀斯特地区山高林密，坡度陡峭，道路崎岖，岩多土少，石漠化严重，机械化程度低。甘肃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区，地形复杂多样。自然环境恶劣，森林覆盖率低，农业生态脆弱，土地沙化，干旱、大风、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频发。
(二)劳动力素质、结构和思想观念等人力资源条件。所有论者一致指出，西部地区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文盲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劳动生产率很低。在科技文化素质方面。有论者指出，西部地区农民对新事物、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偏低，对市场的认识粗浅、模糊，对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缺乏思想准备，保守和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和魄力，大多数人缺乏一技之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难以推广。在劳动力结构方面，有论者指出，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农业生产主要依赖老、弱、妇、幼群体，使西部农业劳动力素质日趋低下的状况更加严重。在消费观念方面，有论者指出，西北地区农民的消费主要集中在物质生活方面，文化生活消费显得相对滞后。在文化消费方面，先进文化、高雅文化消费不足，而低级庸俗文化消费仍有较大市
场。在道德文明素质方面，有论者指出，西部地区农民一方面受市场经济负面影响，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另一方面，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重新泛起，、封建迷信等思想有抬头趋势，从而导致勤劳节俭、诚实守信、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正在丧失，关心集体、热心公益等集体主义观念正在淡化，民主法治观念依然淡薄。
(三)发展总量、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等经济发展条件。就总的情况来说，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2000年西部大开发之前，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份额较低，西部地区传统产业相继萎缩，新兴产业发育迟滞，产业发展缺乏新的增长点。就二、三产业发展状况而言，有论者指出，西北五省二、三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还缺乏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支持的能力，并且其产业结构侧重于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等类型，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升级效应不明显，对区域就业、城镇化以及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贡献相对较小，也没有形成明显的区域分工，不易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不足以提供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支持。就农业而言，人均耕地少，人地矛盾突出，生产性基础设施、服务性基础设施和流动性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农业产业化的模式还需要进一步创新，进一步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素质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产业发展的低水平、产业结构的低层次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偏离。成为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障碍。就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来看，西部地区区域贫困和个体贫困并存，农村贫困程度深。
(四)农村党支部、基层组织和管理等政治条件。一些论者指出，西部农村党支部领导核心作用发挥难。一是执行政策无力，二是加快发展无门，三是服务群众无钱，四是化解矛盾无法，五是自身致富无能。西部地区和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农村基层管理乏力，部分干部法制意识淡薄、思想观念陈旧和自身能力欠缺，、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严重，无法担负起新农村建设的重任。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存在“等靠要”的臣属型政治文化；一些村干部缺乏平等意识，以狭隘民族主义或大民族主义处理民族关系；一些少数民族村干部受宗教的影响，以宗教价值观判断是非曲直，甚至影响政策；一些村委会主任，缺乏民主意识，在决策时一手遮天；一些村干部缺乏村民自治所必需的政治经验、政治技巧。广大农民对自己依法享有的政治、民利不熟悉，更谈不上行使，村委会选举常常是走过场，阻碍了当地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五)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条件。在文化教育方面，有论者指出，由于历史和政策方面的原因，教育资源在城乡分配不公直接导致了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同时，农民注重物质消费，对子女教育、农业科技投入、农民自身精神文化消费的投入明显不足。西部地区“毛入学率”和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有论者指出，西部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体系不健全，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广大农民的需要。
四、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一)需要处理的矛盾和关系。有论者认为，西部新农村建设需要处理和化解人多地少的矛盾、农村对人才的需要与农民素质普遍偏低的矛盾、西部资源开发的控制与农民生活基本需要的矛盾、以及分散经营与市场化经济格格不入的矛盾。另有论者指出，在新农村建设中，需要处理好民族地区以下各种关系：一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不同地区具体实施战略的关系；二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推进民族地区全面协调发展；三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建设的关系；四是正确处理发展与生态人文环境保护的关系，将文化保护与生态环境保护视为完整统一的工程，实现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五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总体目标与个体差异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理念，充分尊重农牧民自己的选择权利。正确处理鼓励个体积极性与合作组织协调的关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各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关系，引导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有论者指出，要处理好四种关系，即新村建设与新农村建设规划之间的关系，新农村建设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传承的关系，宗教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以及生态环境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主导和机制。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主导及其与其他各种力量的关系，还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有论者认为，构建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平台，必须以政府为主体，而且是中央政府的投入为主体，国家通过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支持力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成具有一定水平的新农村发展平台之后，才能带动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实体的广泛参与。相反。另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不应该成为政府代替农民包办的新农村建设，而应是农民自主的新农村建设；同时，也不能站在政府和城市的角度来建设新农村。农民是农村和农业的主体，农民也应该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了解农民的切身需求。发动农民主动参与，组织农民共同建设。没有农民积极参与的新农村建设，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没有农民积极参与的新农村建设，也很难取得成功。最后，有论者对主体和主导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三农”问题首先是体制性问题，新农村建设必须突破二元结构的束缚，通过“以工哺农、以城带乡”，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从而决定了政府既是启动者，又是组织者和出资者，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三农”问题又是发展性问题，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常态，“三农”问题必须在发展中解决，而农民是发展的主体，他们既是新农村建设的受益者，也是新农村建设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只有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引导农民积极响应、参与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才能顺利完成。此外，新农村建设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机制就是，通过政府的帮助、支持和引导，培育农村和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在农村形成各种发展力量的合力，形成政府、农民和各种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有论者提出，西北新农村建设应更加注重长远性，坚持规划优先、分步实施、因地制宜的原则；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推进西北地区新农村建设；与退耕还草相结合，在新农村建设中同时注重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有论者也指出要因地制宜推进新农村建设，不照搬、不强求统一的建设模式，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基础保障，注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避免“涸泽而渔”、“杀鸡取卵”、“寅吃卯粮”式的急功近利行为，转变农民观念，培养新经济时代农民应具备的基本素养[2¨。有论者提出，分类指导是新农村建设的有效原则。还有论者提出，坚持新农村建设的长远目标与渐进发展相结合，坚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
结合，坚持内涵的新农村建设与外延的新农村建设同时并举。
五、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措施
(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反哺农业”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因此大多数论者都强调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一是要争取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二是要用好政策，加大引资力度，整合各方面的资金；三是要加强资金监管，提高资金利用效率。首先，加强公共投资向农业基础设施的倾斜，优先发展农田水利建设，以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其次，加强道路交通和电网改造等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最后，加强村内道路、自来水工程以及电视、电话等生活基础设施建设。
(二)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有论者指出，县域经济是我国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结合部，是社会经济功能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经济单元，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关键性层次。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途径，是实现“以城带乡”的重要支撑。是建设新农村的强大引擎。具体来讲，发展县域经济，一是要发挥资源优势，培育支柱产业；二是要鼓励和支持符合产业政策的乡镇企业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业；三是要着力发展县城和在建制的重点镇，为小城镇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四是要发展劳务经济，把劳务输出作为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五是发展非公经济，引导企业要素聚集，改善金融服务。
(三)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
1 促进农业产业化。一些论者从不同角度和方面，指出了农业产业化的基本内容。首先。以工业化的理念推动农业产业化，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建设优势产品产业带，让农民从低水平的生产中解放出来。其次，推进一村一品，发展特色产业。根据地域特点。大力开发最具特色和个性的产品。最后，发展农业合作组织。鼓励土地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生产。探索“市场+基地+农户”的模式，实现大面积市场化、组织化；按照市场需求组织农民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和专业化生产，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还要提高农业龙头企业的素质。
2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农业。一些论者指出，循环经济和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到西部地区，要着力解决水土流失、荒漠化防治问题；做好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和植被恢复工作；加强西部地区减灾、防灾、病虫害综合防治；推行农业清洁生产；建立生态农业的激励机制和保障体系，实现西部地区农业以及其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 加大科技支农力度，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有论者指出，一是充分发挥农技站的作用；二是加强与科技部门、高等院校的联系与协作；三是制度化、规范化，甚至强制性地对农民进行农村实用科技培训；四是建立激励机制，留住本地科技人才，提供优惠政策，尽可能引进人才。
(四)发展基础教育和培训，造就新型农民。首先，有论者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切断“穷根”。在加大对西部地区教育投入的同时，还应从西部地区农村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一些非常规措施，鼓励教师资源向西部农村倾斜，应着重强调非物质性、有长远效益的激励。其次，有论者指出，提高农民素质，一是要从基础教育人手，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二是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向农民传授现代农业技术和标准化生产知识，以及富余劳动力转移所需的专业技术；三是突出政治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农民的人文素质，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将传统美德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克服小农意识和陈规陋习。最后，还有论者指出，要引导西部地区农民树立科学合理的消费观，鼓励农民扩大文化教育投资，克服封建迷信、铺张浪费和等陋习。
(五)巩固基层党支部，加强基层社会组织。如何大力培养年轻、有知识、有能力的村支书和村干部，并组织好外出务工农民积极参与家乡新农村建设，是西部劳务输出大省急需解决的问题。关于建立一支具有较高执政能力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有论者认为应采取如下措施：首先，拓宽用人渠道，积极选拔人才；其次，加大对现有干部的培训力度；最后，有计划地培育和选拔后备干部队伍…。有论者提出，要转变基层党组织的职能，改革村党组织设置，突出党员分类管理，建立、规范村级组织保障机制；推行“两推一选”、“公推竞选”，建立健全村委班子。还有论者提出，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健全村民自治机制，鼓励、引导和支持农村发展各种新型社会化服务组织，提高乡村治理水平。
(六)加强村镇建设，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关于村镇建设的运作机制，有论者指出，一要听取群众意见，编制科学的村庄整治规划；二要集思广益，努力促使多方力量参与到村容整治工作中来；三要成立整治工作的村民理事会，加强村容整治工作实施过程的组织和管理。关于村镇建设的内容，有论者指出，首先，要科学规划村镇网络构建；其次，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村民聚集点；最后，要不断强化农村环境治理。关于村镇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有论者指出，必须把改善居住环境同产业结构调整、培植新型产业结合起来，同基地设施配套、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同移风易俗、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按照适度集聚、节约用地、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实施新村建设、旧村改造、迁村并庄、扶贫移民等工程。
农业社会学论文篇8
关键词：大学生；农村就业；浙江省
一、研究背景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要有强大的人才队伍支撑。而引导大量的大学生充实到农村中，带动亿万农民投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这既是充实新农村建设人才队伍的重要措施，也是缓解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如何引导大学生农村就业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2］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大都采用规范的分析方法，侧重于从宏观层面探讨目前大学生去农村就业工作的必要性、作用及其岗位选择，而从微观层面的实证性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从大学生角度对如何引导大学生农村就业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更是鲜见，已有学者［3］从大学生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角度实证研究了大学生农村就业问题，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对大学生农村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显不够。本文在基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浙江省大学生为例，对当代大学生农村就业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性探讨，以期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大学生农村就业的行为和影响因素
（一）大学生农村就业行为决策的理论模型
应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可以设定大学生农村就业行为决策的数学表达式为：
D(R)=P{(E-C)>R}
其中，E为大学生农村就业的预期收益，C为大学生农村就业成本，R为大学生平均收益，D(R)为大学生农村就业的决策函数。该模型表明，大学生的预期收益、农村就业成本及大学生平均收益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的行为决策。只有当预期收益扣除大学生农村就业成本后的净收益大于大学生平均收益时，大学生才会做出农村就业的决定，否则他们就不会农村就业。
该模型中大学生农村就业成本和大学生平均收益是相对较易确定的变量，而预期收益则难以确定，取决于大学生自身的内在因素及其所处的外部环境。其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F（Xi，Yi)为大学生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提高预期收益的合力，Xi为大学生农村就业的动力机制和制约机制所涉及的自身内在因素，Yi为大学生农村就业的动力机制和制约机制所涉及的除政府以外的外部因素。动力机制中的各种因素对大学生农村就业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而制约机制中的各因素则产生反向的阻碍作用。F(Xi，Yi)≥0，意味着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至少产生拉力作用。G为政府对大学生农村就业的认同和支持程度。G≥0，意味着大学生农村就业必须至少得到政府的认同。该模型表明，大学生农村就业的预期收益取决于大学生择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和他本身所具备的内在条件，以及两方面的共同作用。
从上面理论模型的讨论可知，大学生农村就业的行为决策受大学生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大学生自身因素的共同影响。大学生只有在对农村就业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后，才会最终做出是否农村就业的行为选择。
（二）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行为的主要因素假设
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行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关专家分析［4］，目前大学生面向农村就业的通道还未完全打通，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种：首先，农村工资待遇较差、生活条件较苦，与大中城市相比差距较大；其次，不少大学生担心到农村下去容易、上来难，因此不敢轻言下去；最后，大学生及家长就业观念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差距。中国人民大学的杨伟国则认为，缺乏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补偿机制是大学生不愿去农村就业的主要原因。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的主要因素分为七个方面来进一步研究：
第一，大学生的个体特征。大学生的个体特征主要是指大学生的性别、出生地、专业和大学录取批次等。从理论上说，由于婚嫁年龄、自身发展等原因，男性大学生农村就业的积极性应高于女性大学生。关于出生地，一方面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对农村有感情，有回到农村贡献自己力量的愿望；另一方面，又由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更加珍惜跳出“农门”的不易，加之受社会观念和家庭压力而不愿择业农村。大学生的专业是否涉农应该会影响大学生的农村就业意愿，从理论上说，涉农专业的大学生择业农村的意愿更大。至于大学录取批次，我们认为越高层次的大学生越能接受农村就业。因为一般来说，文化程度越高的大学生认知程度相对较高，目光更远，能把自身发展和国家建设结合起来，有利于降低其农村就业的成本。拉坦曾指出，社会科学知识的效应可使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右移，使制度创新成本降低。［5］
第二，农村工作环境满意度。农村工作环境主要是指农村的科教文卫、交通住宿等条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农民素质也是农村工作环境的一个软条件。从理论上讲，大学生对农村环境越满意，农村就业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三，国家政策待遇满意度。国家政策待遇主要是指人事调动制度、薪金福利制度等。对去农村创业的大学生来说，税收优惠制度也是其是否选择农村就业的重要因素。从理论上说，大学生对国家的政策待遇越满意，农村就业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四，社会偏见压力。社会偏见压力主要是指来自家人亲戚、同学朋友和自身对于农村就业的种种偏见。这是一种非正式制度，一般而言，大学生受到的偏见压力越大，其越难去农村就业。
第五，自身成长发展所受影响程度。大学生刚刚毕业，会有一个长远的打算；农村就业对其成家立业、能力发挥的影响程度将对其是否农村就业产生重要影响。从理论上说，如果觉得农村就业对自身发展影响不大，那么其农村就业的意愿就会大大增加。另外，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在当前物质需求已基本满足的情况下，大学生对自身发展成长的需求会更加强烈。
第六，高等教育体制缺陷程度。由于市场就业的影响，近年来各高校在专业设置上市场导向越来越明显，如从一本到三本及高职的各类高等院校几乎都设置了工商管理专业，而涉农专业逐渐萎缩。此外，为了提高学校声誉，各高校千方百计引导大学生在大中城市条件优越的岗位就业。从理论上说，高等教育体制缺陷程度越大，大学生所受缺陷的影响也越大，其农村就业的意愿也越小。
第七，农村发展认知程度。一般说来，如果学校、政府、社会能给大学生创造更多地接触新农村的机会，让其了解新农村建设，让其体验当代农村的魅力，则大学生农村就业的意愿会提高。我们从访谈中了解到，许多城市出生的大学生对当代农村的认知程度相当低，他们脑海中的农村还是自给自足、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小农形象。
三、实证模型、数据和方法
（一）实证模型的建立
基于前面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将大学生农村就业的行为意愿（以下简称为“农村就业意愿”）设定为以下几类因素的函数：
农村就业意愿=F(大学生个体特征变量，农村工作环境满意度变量，国家政策待遇满意度变量，社会偏见压力变量，自身发展成长所受影响程度变量，高等教育体制缺陷程度变量，农村发展认知程度变量)+ 随机扰动项。
（二）样本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本项研究的样本数据由笔者组织10位分布在浙江10所高校的大学生对自己所在高校的大学生进行分层（录取批次，性别，专业是否涉农）随机调查获得。这10所高校是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林学院、浙江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宁波大学、浙江海洋学院、丽水学院、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绍兴文理学院。共发放问卷500份（每所高校50份），实际回收500份，其中，有效问卷482份。样本分布于浙北、浙中、浙南、浙西山区和浙东沿海地区，涉及一本至三本及高职各类大学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三）计量方法的选择
本研究所考察的是大学生农村就业的行为意愿，含义为大学生愿意到农村就业还是不愿意到农村就业。结果只有两种，即愿意和不愿意。传统的回归模型由于因变量的取值范围在正无穷大与负无穷大之间，在此处不适用。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将因变量的取值限制在（0，1）范围内（1代表愿意农村就业，0代表不愿意农村就业），并通过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其回归参数进行估计。
四、结果与讨论
笔者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调查的482位大学生的横截面数据进行了Logistic回归处理。［6，7］在处理过程中，采用了向后筛选法。首先将所有变量引入回归方程，然后进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在一个或多个t检验值不显著的变量中，将t值最小的那个变量剔除，然后再重新拟合回归方程，并进行各种检验，直到方程中变量回归系数的t值基本显著为止。这样，一共有10种计量估计结果。从各种模型的运行结果看，模型整体检验基本可以，不同统计模型的估计结果和结论也相似，估计结果比较稳定。由于用SPSS进行Logistic回归，不能提供标准化的回归系数，给自变量相对作用的比较带来了不便。本文已把各个变量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转换为标准化回归系数。为了减少篇幅，本文只列出了10种计量估计结果中的三种(见表2)。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将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行为的因素归纳如下：
第一，大学生的主修专业是否涉农是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各个模型的结果来看，大学生专业变量的系数均在1%统计检验水平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比较高，而且系数符号为正。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大学生如果专业涉农，其到农村就业的意愿就越大。这一结果与笔者最初的预期和前面的分析基本一致。这也表明，大学生的专业是否涉农是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的重要因素。性别变量系数、录取地系数、出身地系数则都没有达到显著水平，不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第二，国家政策待遇的满意度对大学生农村就业的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从各个模型结果看，国家政策待遇满意度变量的系数都在1%的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也较高，而且符号为正。这说明国家政策待遇在引导大学生农村就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大学生对国家政策待遇的满意度越高，大学生农村就业的意愿会越高。这与笔者的预期和近几年大学生农村就业的实际基本一致。
第三，社会偏见压力是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的重要因素。模型结果显示，社会偏见压力变量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很高，但符号为负。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偏见压力大的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意愿要小于社会偏见压力小的大学生。这个结果与笔者的理论预期一致。农村工作环境这一变量系数没有达到显著检验水平，不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笔者将其数据与社会偏见压力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发现其相关性不大，可见作为社会偏见压力这一非正式制度的起因并非仅仅是农村工作环境。
第四，大学生对自身发展成长的需求对于其农村就业意愿具有重要的阻碍作用。模型结果显示，自身发展成长受影响度变量的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较高，但符号为负。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大学生若感到农村就业对自己的发展成长影响越大，则越不愿农村就业。这个结果与笔者的理论预期一致。
第五，高等教育缺陷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学生农村就业。根据模型三显示，高等教育缺陷变量的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1。这说明，高等教育缺陷对大学生农村就业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此外，大学生农村认知度这一变量的系数在模型中不显著，不能得出其与大学生农村就业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大学生农村就业的行为决策更多地受大学生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大学生自身因素的共同影响，只有当大学生对农村就业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后，才会最终做出是否农村就业的行为选择；而当前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的主体应该是社会、高校、政府以及大学生自身；以浙江省大学生调查情况看，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有大学生的主修专业、大学生自身的发展成长预期、农村就业的国家政策待遇与社会偏见压力、高等教育体制缺陷等多方面因素。
在本项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尊重大学生择业选择，号召和鼓励大学生农村就业。大学生农村就业受到大学生自身因素和外部条件的共同影响，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和系统性。政府、高校在引导大学生农村就业时，应该综合考虑大学生的个体特征和具体条件，尊重大学生的选择；同时应大力宣传农村就业的意义，激发其潜在的农村就业意愿，使大学生认识到在农村同样有施展自己才华的一片天地。当然，作为大学生，也应该充分认识到农村就业可以锻炼工作能力，丰富人生履历，培养艰苦奋斗精神，促进自身的成长发展。
第二，出台一系列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政策措施，提高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吸引力。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待遇和大学生自身的成长需求对其到农村就业意愿有重要影响。为此，政府要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如提高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相关福利待遇，如在录取公务员时优先考虑农村就业的大学生等。要使到农村就业的大学生有一个可预期的发展空间，得到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优惠。
第三，支持高校专业改革，引导加强高校与地方合作。高校必须全面调研农村对人才的需求状况， 结合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在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上， 利用自身的办学特色和优势， 着力培养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各类高层次人才、农村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文化人才等; 根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求调整专业结构， 积极开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及区域经济发展所需的相关专业， 提高专业设置与新农村建设需求之间的契合度， 提升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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