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高职称论文范文

副高职称论文篇1

副教授当博导、大专学历的学者聘为教授之所以成为众人关注的新闻（有网友听闻大专学历教授一事竟激动得哭了），乃在于国内高校一定程度上“唯职称论”“唯学历论”的普遍现实。

曾几何时，国内大学在人才的选拔和聘用上，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被聘用者的学历、职称。尤其是在较为有名的高校，要想从事科研或教学，非博士学历不足以“胜任”之。从而，大专学历不能参评教授、副教授不能担任博士生导师，也就成了众多高校心照不宣的不成文“规定”。这种规定，一方面使得那些想成为教授、博导的人为了职称或学历殚精竭虑、绞尽脑汁，耽误了其正常的教学和科研活动；另一方面，这种规定使得某些有真才实学，却苦于没有职称或学历的“有识之士”被排除在高校或博导之外，不利于人才的选拔和任用。

“唯职称论”“唯学历论”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也是不合理的，因为职称、学历与能力、学识毕竟不是一回事。不可否认，高职称、高学历的人中有许多有能力、有学识的人；但不能由此认定有能力有学识的人就非得拥有高职称、高学历。某些无文凭、无学历、无职称的人通过各种途径刻苦修炼，同样可以获得相当的学识和能力。当年胡适受聘于北大时，其论文考试没有通过，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后来成为鼎鼎有名的北大校长；钱穆先生只有小学学历，却照样在北大的讲台上慷慨激昂并成为闻名于世的大家；吴晗入学考试数学为零分，但清华慧眼识才将其录取。事实证明，不合格的数学成绩与吴晗成为大历史学家并无必然的联系。

副教授博导、大专学历教授事件，重拾起了当年大学用人的光荣传统。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巨大勇气和宽广眼界，在“唯职称论”“唯学历论”的现实下，无疑因敢于打破常规而具有重大的示范意义。但是，正如有人所说，大专学历教授还“不过是一宗个案”。事实上，在国内高校用人风气整体上没有根本转变的情况下，如前所论，这种聘用副教授博导和大专学历教授的行为是需要巨大勇气和宽广眼界的，甚至会冒一定的风险。也正因为如此，这种聘用行为只能建立在聘用者的个人勇气和独到眼界的基础上，不能成为选拔人才的常规。所以，要真正做到“唯才是举”，就需要改变现行的高校用人制度，从根本上保证出身“草莽”的真正的人才也能得到重用。

(摘自2007年7月1日《光明日报》)

副高职称论文篇2

关键词：英汉 职业职务称谓语 对比

根据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人们在使用职业职务称谓词语时，同时要完成三种行为：以言表意行为、以言施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在这里，以言表意行为就是用职务职位来称呼他人，这一行为简单清楚明了，不用过多叙述。“以言取效行为”是指称谓人在用职业职务称呼对方之后通常还可能对被称谓者、自己或其他人的感情、思想和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以言取效行为”是一种言后行为，它依赖于语境，不一定通过话语本身就能取得。而语境的构成包括该民族的生理心理机制、伦理道德观念、社会制度规范等多方面因素。因此职务职位称谓的“以言取效行为”在没有特定的语境下也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要着重分析的是“以言施事行为”与职业职务称谓词语。

1、“以言施事行为”下汉英职业职务称谓类别及语用对比

汉语社会中几乎所有职务和部分职业（表示社会地位的象征词）都可做社交称谓。而且同种职业在不同的语境中也有不同的称谓。例如，在正式语境中，我们称呼餐厅的工作人员为“服务员”，而在有些非正式的语境中，我们也可戏称他们为“小二”。

英语中能用做称谓语的职务不多，一般用于对皇室成员、政府上层、宗教界、法律界和军界人士的称谓，如president Obama， （奥巴马总统），Judge Smith（史密斯法官）。有的职务称谓还显示出一定的模糊性。如“President”可用来称呼“总统”、“主席”、“大学校长”和可用于“银行行长”等职务的称呼。在英语中可用作称谓语的职业很少，常用的主要有doctor（医生）、nurse（护士）、waiter/waitress（饭店服务员）等。

对比之下，我们很容易地看到汉语职业职务称谓语远远多于英语。从以言施事行为来看，汉语职业职务称谓的丰富性是为了能更好地表示出对个体的社会地位的确立，以权势或地位差别的显现来表示对被称谓人的尊重。在汉语中，职务称谓注重突出双方的权势差别，并以说话者个体身份的自我压缩、贬低、隐藏来表示自己的谦让习俗礼节以及对被称谓者的尊重。职业职务称谓是在社会中的言语行为，它可以反映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尤其反映出交际双方的权势（power）和同等性（solidarity）。在西方社会，个人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本事从政被认为是一种个人价值的张扬和体现。同时，为保证行政权的高效行使和体现行政权的领导服从关系，因此公共权力机关在上下级、平级之间的称呼通常也以职务相称，尤其是在正式场合。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少有人用职务来称呼他人而更多是以自我为中心，讲求以对等式称谓来追求说话者与受话者双方地位平等的关系。

职务称谓还包括职衔、学衔和军衔称谓，汉英职衔和学衔称谓在用法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汉语一般只说“王教授”，而不说“王讲师”或者是“王助教”；只说“孙博士”，而不说“孙硕士”或者是“孙学士”。英语也只说“Professor Harry”，而不说“Lecturer Harry”或者是“Assistant Harry”；只说“Doctor Brian”，而不说“Master Brian”或者是“Bachelor Brian”。英汉语言中都只把高级职称和学位用做称谓，从以言施事行为来看，英汉社会都是通过高级职称和学位头衔称谓来表示对高学历和高学位称谓对象的尊重，体现了彼此双方都重视知识，尊重人才。另外在军队里，汉语习惯用“首长”来称呼上级，英语中，也习惯用sir（与“首长”同义）来称呼上级。这种类似的称谓体现了相似的言语行为。其以言施事行为，也就是称谓意图和动机，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共同三点：

第一，军队称谓讲究简洁，体现出军人语言的干练；第二，体现部队等级的森严，不论称谓对象官大官小，只要高于自己，一律都是“首长”；第三，军队语言的保密性，不随便泄露长官的身份，尤其是重要长官的身份。所以尽管不同社会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但人类社会相同的认知结构使我们在使用职务职业称谓时有相同的言语行为动机，因此带来了相似的职务职业称谓内容。

2、以言施事行为下职务职业称谓方式及语用对比

汉语的职务职业称谓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只有职业职务称谓，用于较随便的场合；二是在前面加姓氏或名字，加姓氏一般用于较正式的场合，加名字的方式一般用在非正式场合；三是在前面加上全名，这是最为正式的用法。四是在职业职务称谓前加通用社交称谓，例如“经理先生”，“门卫师傅”等，这种方式也比较正式；五是少数职务称谓前还可加上表尊敬和亲切的“老”字。例如，“老领导”、“老首长”。有时候，姓氏加职务/职业的称谓方式还有缩略形式。例如：“王队”，“张局”，“张工”等。“王队长”缩略为“王队”其概念意义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在语音形式和书写结构上发生了变化。但是在具体的语言应用中，其表达的以言施事行为往往隐含着与原式不同的超语言的表达含义。

例如：陈校（陈校长），这个学生经常迟到早退，怎么处理？

此例子中的职务称谓缩略形式表达的言语行为含义是：

a. 我在对你说话

b. 我们彼此都很熟悉

c. 我很尊重你

d. 我们彼此都认为我们的对话不必拘束，不必拘泥于级别差异

e. 我认为我和你的关系比较亲近，是老交情了

汉语职务称谓缩略形式也是最近这几年才比较流行的。这一称谓形式的产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语言表达上的（受汉语词汇双音化倾向影响），语言交流追求经济和实效以及语言表达的创新心理（尹晓薇，2008）。除了以上三种原因，我认为职务缩略称谓产生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职务职业称谓语表达的主要是单一的权势关系而缺乏同等关系。使用缩略称谓的话，既能充分表现出对被称谓人的尊敬，又包含了亲近的语义关系，以此缓解权势带来的心理压力，同时表现出权势和同等关系的变化，为成功的交际打开一个良好的开端。

英语的职业职务称谓也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单独使用；二是加姓氏或教名，不过英语中的姓氏是加在职业职务称谓后面。姓氏加职务的称谓方式在英语中是没有缩略形式的；三是Mr.或Madam等通用社交称谓加职业职务称谓。

汉英称谓方式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汉语职业职务称谓的形式比英语要多，例如，汉语职务称谓前加“老”字，这在英语中是绝对没有的现象。究其以言施事行为来看，那是因为中国人尊重年龄大、资历高的人，认为长者代表声望和权利，同时，“老”字又有拉近彼此亲近关系的含义，所以职务前加上“老”字的称呼既表示出对被称谓人的尊重，又体现出两人关系亲近。英语里，个人成就重于年龄，而且西方人忌讳别人称谓自己为“elder person（老人）”他们认为老就代表无用；第二，汉语有职务称谓缩率词，而英语没有。英语中表达权势的职务称谓词原本就不多，而且其使用的场合都比较正式，不需要在表达权势关系的同时追求同等；第三，在现代汉语中，人们表示职务中的副职，基本上都是使用“副”字来表示。如，“副校长”、“副经理”、“副主任”。在英语中，用于表示副职的词汇和词缀数量却相当可观，最常用的有“vice”、“associate”、“deputy”以及“assistant”。如“vice-principle”（副校长），“associate editor”（副主任），“deputy chairman”（副主席/主席），“assistant director”（副导演/助理导演）等。由此可见，汉语对副职的称谓方式比英语要简单。还有就是汉语职务称谓中表副职的“副”在实际称谓中往往都省掉了，这样的用法一方面是说话人希望抬高对方的社会地位从而博得对方的好感，另一方面称呼中多了个“副”字，感觉拗口，去掉也丝毫不影响称谓对方。而在英文中，这种对副职省略掉“副”的称谓现象是没有的。其原因也是因为英语职务称谓的场合比较正式，要求称谓要准确无误，不能在称呼时随意更改其职务，否则，就是错误的言语行为表现。

3、以言施事行为下职务称谓称谓感彩表达对比

以言施事行为表达的是说话人的意图，也称言外之力，即通过用职务或者是头衔来称谓对方表达称谓人对被称谓者的感彩。在汉语中，职务和职业称谓有时表达的是尊敬之意，如“郭老师”、 “王医生”，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会使用抬高对方身份的职业称谓来表达尊敬。例如，我们对在学校里工作的非任课教师或者是已经退休了的老师也称呼“老师”，再比如我们对在医院里工作的护士和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都称呼为“医生”；有时表达的是赞美和戏谑，如我们称呼护士为“白衣天使”、称呼媒人为“红娘”，有时表达的是亲切和随意，如“林工”，“张队”，有时表达的是倨傲和轻视，如“剃头匠”、“杀猪匠”。 汉语职业职务称谓语感彩的丰富和细致还表现在对同一职业职务称谓不同的称谓语变体之间感彩的差别。如同样是对教师，就有下列的称谓语：“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园丁”、“老师”、“教书匠”、“孩子王”、“臭老九”等。这一系列称谓表达了各种感彩。第一个称谓语“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和最后一个称谓语“臭老九”，在感彩上的反差是很大的。

而在英语中，职务职业称谓基本上都是表达尊敬和严肃之意，很少有感性的职业职务称谓词语。因为英语中的职务称谓多半是在正式场合中使用，正式场合对称谓语的要求理所当然要严肃庄重，因此必然缺乏丰富的感彩。汉语职业职务称谓语所表达出来的感彩远比英语要丰富多彩得多，这一语用差异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建立在数千年的封建宗法制基础上，伦理道德观念极其浓厚，社会阶层等级森严。儒家文化中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思想几千年来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封建帝王靠严格的等级制度来保证皇权统治，导致汉语中名目繁多，十分具体的职业职务称谓。而复杂繁多的汉语职业职务称谓语所表达的感情自然就丰富多彩。

职位的形成及使用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特征，不仅包含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该民族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职业职务的称谓必须通过语言这一载体进行表述，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职业职务称谓的语言也是多种多样的。通过对汉英职业职务称谓语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汉英的职业职务称谓语更为丰富、具体，且表达的感彩丰富浓烈。而英语中的职业职务称谓语要简单得多，所表达的情感色彩也比较平和。虽然汉英两种语言中的称谓系统都受“权势”和“等同”语义关系的制约，但毕竟两者产生于完全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从言语行为理论的视角下来看，汉语的职业职务称谓文化强烈地折射着一种等级观念和尊卑观念，即受“权势”语义关系制约要重，而英语的职业职务称谓文化更多反映的是“等同”语义关系。

参考文献：

1.Ralph Fasold.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Language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2.马宏基，常庆丰.称谓语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3.田惠刚.中西人际称谓系统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4.胡文仲.英美文化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5.郑玲萍.简述职务副职的中英文表达及其文化现象J.宁波大学学报学报，2005

6.马宏基.称谓语的感彩J.淄博师专学报，1996

7.马宏基.动机与称谓语J.淄博师专学报，1996

8.易嵘.缩略称呼语的语义分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

9.郑玲萍.简述职务副职的中英文表达及其文化含义J.宁波大学学报，2005

10.秦旭.英汉社会称谓的对比研究J. 扬州职业大学学报，2001

11.尹晓薇.现代汉语称谓语“姓氏+社会职务”形式的缩略研究，大众文艺（理论），2008

副高职称论文篇3

主管护师为护士评定职称级别之一，为中级职称。护士职称评定共分五级别，分别是正高级职称——主任护师，副高级职称——副主任护师，中级职称——主管护师，初级职称——护师，初级职称——护士。

评定标准：护理专业主管护师须掌握本专业基本理论，了解相关学科知识和国内外本专业发展趋势；有一定的护理工作经验，熟练掌握护理技术操作和常用的急救技术，能独立处理较复杂技术问题，工作业绩较好，公开发表、出版有一定水平的论文、著作；能运用一门外国语获取医学信息和进行学术交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严格执行医德规范。

（来源：文章屋网 ）

副高职称论文篇4

人力资本相比于政治资本对于专业人员的向上流动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由此推论，在职称的晋升上，人力资本会获得正向回报。不过，在魏昂德等学者的研究中，关于政治资本的测量主要是针对党员与群众之间的差异，且更多强调个体对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忠诚。实际上，政治资本可能是一种类似于教育文凭的资格证书，是能力或诸多无法观察的品质或特征的信号，同时，党员身份类似于一种社会资本(关系)可以获得诸多资源(信息、影响力或操作力)和机会。它可以起到非正式个人信息网络的作用，确保干部在竞争中可以获得最新的、最准确的市场信息，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宋时歌，1998;刘和旺、王宇锋，2010)。如果认可政治资本具有某种能力或资格凭证的作用，则市场化转型可能并不一定会弱化其在地位晋升上的作用。派作为一种特殊身份，其对于地位流动的影响一直被忽视。虽然截至2011年底时各派成员总数不过80多万人①，但其中却不乏中高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因此在讨论职称晋升问题时，理应给予关注。关于人力资本与地位流动的既往讨论，主要考察了学历、在职培训等方面，而对于人力资本的质量则较为忽视，这一方面是受限于问卷调查资料，更因为在高等教育扩招之前，能够接受更多的教育特别是上大学就足以与其他人群进行区分，但在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的时候，学历的含金量会降低，重要性日益凸现的将是获得什么样质量的教学。已有研究显示，学校级别对于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的显著影响(李黎明、李卫东，2009:120)，对于专业人员的职称晋升，人力资本的质量相比于数量而言，何者会更重要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基于既往研究，本文的第二个假设是:H2: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相比于政治资本而言，人力资本对于专业人员职称晋升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人力资本的质量相比于人力资本的数量对于职称晋升而言更为重要。

本文主要关注专业人员来自非家庭成员如邻里、同事、上级和非正式组织等的支持，称之为社会性支持。既往研究显示，越是能得到更多社会支持的个体，其所拥有和可以运用的社会资本越丰富。但具有社会资本功效的社会支持的获得，是行为主体“有意识投资”的产物，两性因之而有差异，专业技术女性由于家庭责任或组织社交的男性网络对女性的排斥(比如:高尔夫球协会、足球协会等)(Marshall，1997)，导致花费在与他人交往上的时间、精力都少于男性，从而拥有较少的社会资本，获得较少的社会支持。特别是女性会因为难于融入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非正式网络，因而缺少机会，导致女性被排挤和孤立。就专业人员职称晋升而言，如果能够获得更多社会性支持，则其在地位晋升的路途上相比于那些没有获得或获得较少支持者而言，会走得更顺更远，因此本文的第三个研究假设是:H3:越是能获得社会性支持的专业人员，越是能在职称晋升时处于有利位置。性别分工与晋升有关社会化形塑的性别认知、家庭分工等因素对于职称晋升的影响，尚有待引起更多的关注。有研究认为女性在承担职业角色的同时，还要兼顾家庭角色，这不仅表现在女性自身的角色意识中，也反映在社会对女性的双重价值评判标准上。社会对男性的评价尺度是事业，但对女性却用事业和家庭的双重标准: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望是家庭，而工作机构对女性的角色期望是工作(CentraandGaubatz，2000)，这种双重标准对女性是不公正的，也超过女性能力范围，增加了女性的压力，造成职业女性的双重角色冲突。以往的研究也显示(Whyte，1984)中国妇女承担了照顾家庭与抚育子女的重担。因此，受传统性别分工的影响，女性人员更多地承担了子女抚养、家人照顾和日常家务劳动等责任，并形成“劣势累积”(马缨，2009;张廷君、张再生，2009)。因此，本文的第四个研究假设是:H4:性别角色认知趋向于现代，家务劳动承担更少的专业人员，在职称晋升上会走得更快。

模型及分析1．模型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即是专业人员职称晋升，分为晋升副高级职称和晋升正高级职称，事件史分析方法测量的是职称晋升的年数②。所讨论的职称晋升指各专业技术领域专业职称的获得，主要针对两种情况，一是副高级职称晋升(从工作开始晋升到副高级职称所用的年数)，二是正高级职称晋升(从工作开始晋升到正高级职称所用的年数)。2.模型核心自变量先赋性因素以两个变量测量:一是父母文化程度，其取值是父亲或母亲文化程度最高者，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中技、大专及以上四类;二是户籍出身，分为农村户籍和城镇户籍两类。自致性因素的测量以个人人力资本为主，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文化程度，指个人开始第一个工作之前的接受教育的年数;二是接受教育的质量，指最高学历是否是重点大学;三是工龄，根据分析时关注副高职称和正高职称晋升的主旨，建构了两个变量:晋升副高前工龄与晋升正高前工龄。政治资本的测量，采用的是晋升副高前政治资本和晋升正高职称前政治资本，分为群众、共产党员和派三类。社会支持是一个由多个变量建构的量表。问卷中有一个问题询问了“需要时下列人员能否帮你”，涉及的对象包括企业主/企业主管、厅局级及以上干部、初级干部、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根据被调查对象对上述问题的回答状况，构建一个称之为“需要时可以获得的帮助”的量表，其信度系数为0．785。性别分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性别角色分工认知，根据被调查者对4项问题的回答构建量表，分别是“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挣钱养家主要是男人的事情”、“丈夫的发展比妻子的发展更重要”、“更重要的是帮助丈夫成就事业”。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767，得分最高为20分，最低为4分，得分的高低反映了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由传统到现代的连续统。女性(10．06分)相比于男性(11．45分)更趋向现代。3．专业人员职称晋升模型及分析以副高职称晋升事件和正高职称晋升事件在生存期内是否发生为因变量，以先赋因素、自致因素、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社会支持、性别角色认知等要素为自变量，利用事件史的logit模型，通过stata12软件分别对不同性别专业人员职称晋升进行分析。第一，在晋升副高级职称时，有显著影响的要素为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及社会支持，且对两性有相似的影响。先赋性因素、性别角色认知和家务劳动承担对晋升副高职称无显著影响。第二，在成功晋升正高职称的影响因素上既有相似性也表现出一定的性别差异，相似性表现为政治资本和社会支持对两性晋升的影响相近。性别差异表现为:对于女性而言，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各要素、性别角色认知等对晋升正高级职称均有显著影响。对男性而言，表征人力资本质量的“最高学历为重点大学”及性别角色认知对晋升没有显著影响。结论就两性专业人员职称晋升的影响因素而言，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共性是:第一，人力资本相比于先赋因素对两性的职称晋升而言更为重要，先赋因素中的父母文化程度、户籍身份只对职称晋升有微弱影响，而人力资本数量(工作前受教育年数)数量和质量(最高学历是否重点大学)对两性正高职称晋升均有显著积极影响。第二，社会性支持对于两性晋升更高职称有显著积极影响。第三，派身份对于两性正高职称晋升有显著积极影响。

差异性是:第一，中共党员身份对男性职称晋升的影响大于其对于女性的影响。第二，人力资本质量对于女性正高职称晋升有显著积极影响，但对于男性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三，性别角色认知对女性晋升正高职称有显著影响，性别角色认知越趋向于现代，晋升机会更大，对男性专业人员则不存在这样的影响。总结来看，我们看到影响两性专业人员职称晋升的很多共同因素具有现代社会的特征，即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的作用凸显，但社会支持同样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差异性影响因素颇具性别视角，特别是性别角色观念影响反映了现代社会两性分工以及女性的性别观念对于在专业技术领域晋升的重要作用。本研究揭示了专业人员职称晋升的核心影响要素及性别上的差异，对于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晋升的努力方向以及设计更合理的晋升制度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刘爱玉 田志鹏

副高职称论文篇5

今年以来，由高校职称评审引发的社会关注不断：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因不满职称评审，挥拳打向评审委员会的教授；湖南省高校职称评审中，有评审委员在宾馆“开房收钱”；西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在网上公开宣布，以后不再参加“职称游戏”……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称，大学职称评审制度“病得不轻”。

职称评审制度到底患了什么病？它的程序是否公平？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病症一：程序“外紧内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其实，职称评定并不像它表现出来的那么“乱象丛生”，甚至，它的过程可以用“程序合理、规则严谨”来形容。

北京某大学副教授李易向记者还原了评职称的大致经过。“如果年底要进行职称评选，那么在6月份的时候，学校会把相关规定发到院系，大家根据条件做准备；8月份，校方一般会确定名额、出台细则，并给予老师一两周的时间准备材料报名。材料一般一式三份，这时，报名的老师要先经过第一关，就是‘盲审’。‘盲审’制度是双向匿名，彼此不会知道对方的信息。这个过程会‘淘汰’掉少量的报名者，相对公平。通过‘盲审’后，老师们要通过第二关‘专家评议组’的审核。如果是经济管理专业，一般是中文、金融等‘文科评议组’专家进行评审，如果得到了全部选票的三分之二，就进入第三关——学校学术委员会的评议。学术委员会根据各项条件以及得票等标准综合考虑，评议出最终结果并进行公示。整个过程会历时3到4个月的时间。”

而在这种看似严谨的程序下，却滋生出各种“潜规则”。李易解释道：“比如‘盲审’，尽管双方的信息都保密，但学校之间却总有默契，因为，自己学校总有机会落到对方手里，大家对此心照不宣，除非真的说不过去，不然不会被‘盲审’拦住脚步的。当然，一个都不淘汰也说不过去，会象征性地淘汰掉准备不太充分的。”

同时，李易认为，评议组专家“外行评内行”，“他们往往是‘大文科’或‘大理科’的范围，对教师的专业水平很难给出客观评价”。

而最不合理的却并不在此，李易认为：“‘专家评议组’一般只有一下午的时间投票，一摞摞资料他们翻完一遍都有难度，更何况是认真看。这样外紧内松的政策最容易滋生各种潜规则，而极低的通过率更助长了这种潜规则的‘发扬光大’。”

于是，出现种种乱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病症二：关系网的“侵蚀”

关系网，是职称评定绕不过去的坎儿。

“发稿子要找人，申请课题要找人，报名要找人，投票还要找人。总之，找不到人寸步难行。”李易说，“有几篇论文、有多少课题都是评职称的硬性条件，而这些，都要靠找人。”

厦门某大学老师李兴（化名）告诉记者，按学校规定，讲师评副教授要在权威期刊上发三篇论文，还要有几篇核心期刊论文。“就权威期刊发的论文数，达到的可能性非常小。”他说，院里有两位青年教师工作六年还没完成任务。为了在评职称的先决条件上高人一筹，这个暑假他打算不回家看父母了，留在学校专心写论文。

任教于上海某著名高校的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找关系发论文和国内学术期刊的评审制度有关。他说，国外有一套比较好的制度来分配各种学术机会，比如学术期刊要进行双向匿名评审。“他们一般是编辑初审，然后送出去给专家审，用稿的权力在专家。而我们是编辑办刊，用不用稿子权力在编辑。”

申请课题也得“有关系”。李兴说：“课题评审中有很多问题。”根据他的经验，教育部课题“公正一点”，因为是网上匿名评审，“比较难知道评议人是谁，也就不好找关系去活动”。

而有的课题申请就不一样了。以国内某项评审为例，按程序，评审先要交材料，然后主管部门将材料寄给评议者，“这其实相当于知道评议者是谁了，有的老师就会比较积极地私下去活动。”最近，他在上海一所高校的同学，正在申请其中的课题，得知李兴所在学院的一位教授是评审者，就找到他，希望他去活动“照顾”一下他们的课题。

关系网越来越庞大细密，一些学校开始放权，把职称评审的权力下放到院系，“但学院院长又顶不住压力，因此，院里复杂的人事关系会影响投票的公正性。在现有体制下，谁人缘好、关系硬，谁就能评上。”上海那位知情人告诉记者，“评审中山头、派系色彩太厉害，不看水平，只看人”。

后遗症：学风浮躁

自从当大学老师以来，课题、职称的压力一直伴随着李兴。

每年学校都要制定一个总目标，然后分解到各学院，学院分解到各系，各系又分解到各个老师。“我们老师就要到处去找课题。”李兴说。

“大学职称评审的本质是对教师学术能力和教学能力的评价，可是我们的大学职称评审被异化了。”熊丙奇说，高校以课题、论文数量作为评职称的标准，“这看似很公平，但学术贡献的大小能用论文的多少来衡量吗？”他说：“我们的标准是关注的数量及期刊的档次，至于论文在讲什么内容，评审时很少有人看。”

熊丙奇把课题比作“学术化肥”：“现在职称评审比的是拿到国家学术化肥的能力，而非产生学术成果的能力。它不管产生成果的好坏，后果是滋生了浮躁的风气，破坏了学术生态。”

目前高校的职称评定标准大多是量化的，有人认为它只认论文不认人，相对客观，但李兴说：“这种量化的考核体制，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助长了学术浮躁。”李兴说，要发一类核心期刊，就要想方设法去拉关系，这对教师来说，“成何体统”？一些刊物办得不规范，而学校又要有数量，就只能给那些刊物写。李兴说：“这对你的研究约束性很强，你只能跟着他的指挥棒走，而自己感兴趣、有意愿做的研究往往因此耽搁下来。”

课题也是一个指挥棒，其题目绝大多数是现实性很强的。李兴认为：“这对比较基础的学科、纯理论的学科，比如思想史、哲学研究等是很不利的。而对学术的长远发展来说，基础学科又非常重要。”他感觉很无奈：“我们根本不可能去抗拒，除真正的学术权威外，我们的圈子里，都要为申请课题去有意识地迎合，去找现实课题。”在这种浮躁的风气下，“一年到头，大家都在赶着申请课题，找能长时间吸引眼球的题目，很难静下心来，做社会关注之外的基础课题研究”。

副高职称论文篇6

    关键词:汉英口译;教程;商榷

    Abstract: Though Contemporary Oral Interpreting is an outstanding course book,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re are still a few disputable points in its grammar, diction, etc.

    Key words: Chinese-English interpreting, course book, discussion

    1.引言

    十年前,笔者作为一名英语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口译课所采用的教材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吴冰教授主编的《汉译英口译教程》(修订版)。这本“蓝皮书”不仅是笔者学习口译的启蒙教材,也是多年职业生涯中的良师益友,所以一直爱不释手。十年后,笔者再次发现了吴冰教授的新作《现代汉译英口译教程》(以下简称《现代》),简直如获至宝。《现代》与时俱进、题材丰富、体系完整,在汉译英口译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笔者认为,《现代》不仅是在校学生学习口译的优秀教材,也是广大翻译工作者必备的参考书,其优点不一而足。当然,笔者在细嚼慢咽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为数不多的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今天在这里提出来,希望得到各位前辈的指点。

    2.拼写、构词及标点等错误

    1)原文:Action Plan for Invigorating Edueation Towards the 21st Century《面向21世 纪教育振兴计划》 (p.53)

    讨论:Edueation应为Education。

    2)原文:sustainable development持续发展 (p.115)

    讨论:标准译法是可持续发展。

    3)原文:《白蛇传》The white Snake  (p.402)

    讨论:white的第一个字母应该大写。

    4)原文:environmental-friendly环保的,对环境有利的 (p.306)

    讨论 :名词—形容词合成新形容词的现象很普遍,例如eco-friendly,ozone-friendly,user-friendly等,这里应该是environment-friendly,也可以用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5)原文 :艾滋病(获得性免疫功能丧失综合症) AIDS/Acquired Immunity Deficiency Syndrome (p.183)

    讨论:immunity是一个名词,而这里需要形容词,所以AIDS的全称是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6)原文:environment problems (p.304)

    讨论:名词固然也可以修饰另一个名词,例如potato chips,但是这里改成environmental problems更规范。

    7)原文 :Arab and Persian merchants (p.149)

    讨论:和Persian对应,Arab也应该用形容词Arabian。

    8)原文:June 2000.6.16 (p.244)

    讨论:仓促之中多了一个六月。

    9)原文: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RC is responsible for implementing related law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43)

    讨论:laws与regulations之间少了一个逗号。

    10)原文: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The protection of women lawful rights and interests is a common responsibility of the whole society. (p.76)

    讨论:women应该为women's。

    3.关于民族的翻译

    原文:all nationalities in China (p.109)

    Each of China's nationalities has its own musical instruments. (p.385)

    Almost every male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pp.385-386)

    讨论:nationality主要是指国籍或国民,如:the question of the dual nationality(双重国籍问题)、men of all nationalities(世界各国人民)、I am of Chinese nationality(我是中国籍)等,少数民族应译作minority ethnic groups或ethnic minorities,所以中国各民族应该译作:all ethnic groups in China,苗族应译作the Miao people或者the Miao ethnic group。

    4.关于一个中国的翻译

    原文:the principle of one China (p.363,下同)

    the principle of "one China" 讨论:通常情况下,one和two应该小写,例如one country, two systems(一国两制),然而在表示一个中国的原则中,one应该大写,例如the One-China Principle;引号既可表示引用,也可以表示轻蔑,例如Taiwan's activities in "expanding its living space internationally"(台湾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所以笔者认为原文加引导不妥。

    5.关于解放的翻译

    原文:at the time of liberation (p.2)

    before liberation (p.130)

    after liberation (p.130)

    讨论:对于一个不甚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外国人来说,上述翻译太笼统,不如分别译为when/before/aft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或者直截了当译作in/before/after 1949。

    6.关于职务职称的翻译

    原文:局长bureau-director (p.81,下同)

    副局长 vice-bureau director

    副市长 vice-mayor

    研究员 research fellow

    副研究员 associate researcher

    大专院校校长 president; chancellor

    副校长 vice-president; vice-chancellor

副高职称论文篇7

为认真做好中层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的工作热情，努力建设高素质的中层干部队伍，根据奉化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关于做好新一轮中层干部选拔任用竞争上岗工作的通知》（奉组〔20*〕35号）实行中层干部竞争上岗的精神，结合我局实际，特制订中层干部选拔任用、竞争上岗实施意见。

一、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对象和范围

本局除事业人员、企业人员、工勤人员以外所有符合任职条件的干部。

二、竞争岗位和职数

办公室主任1名，投资科(重点科)科长1名、副科长1名，行政审批科科长1名，综合计划科科长1名、副科长1名，市场资源科科长(或副科长)1名，体制改革科科长(或副科长)1名，价格管理科科长1名、副科长1名，收费管理科科长1名。

物价监督检查分局参照实施，竞争局长1名、副局长3名。

三、竞争上岗的条件

(一)基本条件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思想政治素质好，并在实际工作中起表率带头作用。

2、事业心强，爱岗敬业，工作勤奋，服从领导，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办事公道，作风正派。

3、具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具备担任中层职务所需的相关知识和经验。

4、近三年年度考核评定为称职以上等次。

(二)资格条件

1、必须具有三年以上工龄。

2、原则上能任满一个任期以上，男年龄在55周岁以下，女年龄在50周岁以下。

3、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4、身体健康。

5、新竞争中层正职职务的，应在中层副职岗位工作两年以上，新担任中层副职职务的，应在一般岗位工作两年以上。

四、竞争上岗程序

1、公开报名

凡符合条件的人员于7月18日前到局办公室报名，并填写《中层干部竞争上岗报名表》。

2、资格审查

按照竞争上岗条件，对报名对象进行资格审查。

3、面试、笔试

参加竞岗者(除党委成员外)必须面试，且面试成绩在合格以上。笔试经局党委研究决定，参加竞岗者必须以书面形式上交近三年来个人小结一份(不少于1500字)，经考核组评定，结果作为笔试成绩。

4、民主测评

充分听取群众意见，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民主测评，主要包括思想政治素质、组织领导能力、工作作风、工作实绩和廉洁自律等方面以及综合评价。

5、组织考察

根据笔试、面试成绩和民主测评结果，讨论决定考察对象，成立考察组进行考察评估。对民主测评不称职率在20%以上或基本称职、不称职之和在30%以上的人员，取消竞争上岗资格。

6、决定任用

根据考察结果，经局党委会集体讨论决定任用人选。对拟任职人选按规定经公示7天后，不出现影响任职情况的，按有关规定办理任职手续。

五、时间安排

(一)制订方案，思想发动。时间安排在7月15日-7月20日。

(二)民主测评、组织考察。时间安排在7月21日-8月10日。

(三)党委讨论、决定任职。时间安排在8月11日-8月20日。

六、工作要求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推行中层干部竞争上岗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全体干部必须高度统一思想，积极参与竞争。为加强对中层干部选拔任用、竞争上岗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领导小组，由陈彩月局长任组长，徐文国副局长为副组长，其他党委委员为成员；下设考察组，组成人员除局党委成员外，并邀请2-3名干部代表参加。

2、坚持原则，把握政策。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选贤任能，把握政策，真正把群众公认度高、实绩明显的干部选。

副高职称论文篇8

2012年7月底，中国政法大学法律职业伦理教研室兼实践教学教研室主任许身健结束了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整年的挂职工作。“目前法学理论与法学实践之间存在一道鸿沟，专家学者到法院参与审判或调研工作，等于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道桥梁。”许身健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建立人民法院与法学院校的双向交流机制指导意见，规定了加强人员相互交流、互派人员讲学授课、建立教育培养基地等六种具体的交流方式。意见明确各高级人民法院可定期商法学院校选派2～3名优秀专家、学者到本院或下级人民法院挂职担任相应领导职务，参与人民法院的审判或调研工作，具备条件的可列席审判委员会。

“这种双向交流机制，检察院开始得较早，大概有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教授挂职，可以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的支持，又可以把司法实践中新的案例和经验反馈在教学里，而最高法对此专门指导意见，有望把各种双向交流方式制度化规范化。”

实践问题可以成为研究课题

2008年8月，经组织部门考察和东城区人大常委会任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田宏杰开始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挂职副检察长，协助另一位副检察长分管公诉一处、公诉二处和法律政策研究室(含检察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及全院业务培训和检察文化建设。

田宏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她协管公诉期间，与另一位副检察长先后对500余件案件审批把关，“在2008年提起公诉的案件中没有—件被法院改判，2009年对法院3件量刑偏轻案件提起的抗诉均获上级院支持，其中一件获得改判。在实践中，我体会到学者到法院、检察院挂职是一个双方共赢的过程。”

“如果不去挂职，搞民法的不会关注刑法，搞刑法和实体法的不会关注程序，但实践中一个案件的办理，事实的认定，要谨程序也要懂实体法。”田宏杰说，而学校教学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知识结构的分工过度细化，忽略了专业的整合，后者恰是实践的需求。

田宏杰曾列席东城区人民法院审委会，对2起案件4次出庭支持公诉。

在刘某被控侵犯商业秘密罪一案先后两次、分别长达5个多小时的庭审中，她利用自己在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研究的专长，“在对国际贸易中的经营信息属性、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中重大损失的认定等疑难问题上，我从证据分析、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不同层面进行了分析阐释，收到了很好的出庭效果。”

2011年8月1日起，许身健作为无党派人士到北京二中院挂职一年，任研究室副主任。“学生在处理法律援助案件时遇到难题，我利用挂职从资深法官那里了解到涉法上访案例的审理思路与逻辑，对学生的帮助很大。”许身健说。

挂职也给学者带来理论如何指导实践的挑战。2010年3月至5月，由于另一位副检察长要到党校脱产学习，东检院党组安排田宏杰全面代管在此期间的公诉调研，而此时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定东检院审查的密云县赵某等34人涉恶专案和朝阳区刘某等9人涉恶专案，也进入到了最为紧张关键的提起公诉阶段。

“两个专案不仅涉案嫌疑人众多，而且牵涉问题复杂，政策法律要求高。我与公诉一处正副处长及两位主诉检察官等两个专案组反复商议，最终高效完成了两起专案的审查工作。”田宏杰说，两起专案工作也获得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认同，“他们将涉案嫌疑人达50余人之多的北京市网络专案也指定由东检院公诉部门审查。”

在田宏杰看来，部分挂职学者担心案多人少，挂职影响教学科研，而实际上在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反而可以变成研究的课题。

法学院对挂职教授的遴选

在此次最高法指导意见之前，学者与法院、检察院系统的双向交流早有实践。2011年3月1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曾与中国政法大学、人大法学院、北大法学院、清华法学院签订了双向交流合作协议，实现智力资源共享。

“我们和几个省的高院都签订过合作协议。”人大法学院办公室副主任路磊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协议内容主要包括人员的交流和培训，“教师去检察院挂职，专门提供法学方面的咨询支持，法院参加论证或指导，也请法官检察官来学校给学生讲法律实务方面的课程。”

“根据人大法学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签署的协议，双方共同招收培养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的研究生。实务部门像检察院、反贪局专家过来给学生授课，专门讲授职务犯罪的纠纷侦查，这些就是一般学校教授讲不了的课。”路磊说，此外学院聘请了法院、检察院人士来做兼职导师和兼职教授，“这个模式已比较成熟，相关博士生和法学硕士入学半年以后，学院会给他聘一个检察官作为兼职导师，直到他毕业，全程都会指导他，这是长期的。”

对挂职教师的遴选，路磊透露，首先看专业需求，“确定专业后，一般会让教研室，如民法学教研室、刑法教研室，先进行内部推荐，结合年龄、教学等决定推荐人选，再到院长办公会议上讨论决定。”

“职称和年龄是考虑的重点。职称尽量高些，派去的教授到地市—级的单位就会做副检察长或副院长，有个副教授去了青海省，挂职的是省法院院长助理。”路磊说，“海外留学背景不是必须的，但对于年轻老师，也是一个参考条件。”

“观点尖锐且个性的学者也不会被排除在外。在疑难案件讨论中，挂职教授要起到分享学术知识和成果的作用，尽可能使定性更准确，量刑更准确，但具体的判案还是按照法院和检察院的来。”韩大元说。

期待法院检察院的制度对接

在许身健看来，目前的交流机制在实际运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如何评价专家学者在法院的工作，“毕竟高校对教师的考评是以科研优先的，如何解决其评聘职称等后顾之忧是个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就曾有此顾虑，“之前我放弃去高院挂职，因为当时还是副教授，要考虑职称问题。”

对此，路磊透露，挂职经历会作为评定职称时的一个综合考量的因素，“现在倡导法学理论和法学实践结合，评职称不会将此作为硬性的指标，但学术委员会肯定会有考虑。”

“另外，高校与法院的工作机制存在很大差异，专家在前往法院之前应做更多的培训准备工作，到法院之后也应当安排专门的培训环节。”许身健说，他挂职之前没有参加过培训，只参加了一个北京市委组织部举办的上一年挂职工作总结动员会。

而对于法官、检察官到高校任职，韩大元认为目前交流机制尚有些制度需要对接。“学者在法院中挂职一般是一年或两年，但法官或者检察官来高校担任教师，最长就一个学期，短期的仅仅一两个月。”韩大元说，如果他们能够有一年以上来学校任教，就能系统地开设课程，但从法院检察院方面来看，人事制度还不能完全对接，“现在普遍案多人少，法官检察官通常以讲座形式来参与教学，但我们的确希望他们能起码保证参与一个学期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