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哲学论文范文

外国哲学论文篇1

关键词：劳思光；中国哲学；合法性；基源问题；研究法

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16）02021507

劳思光（1927-2012），祖籍湖南长沙，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劳氏论著多达30余部，尤以三卷四册之《中国哲学史》影响最为深远①。他早年研究康德哲学，并以“黑格尔模型”文化观为理论背景，探讨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在研究进路上，与唐君毅、牟宗三颇为接近，一度被视为当代新儒家。劳氏中年在吸收当代英美哲学成就的同时，着手整理传统中国哲学，以上述工作为基础，晚年受帕森斯社会学理论及哈贝马斯哲学的影响，创构自己的文化哲学。基本上，劳思光是以克服现代文化危机、哲学危机作为自己的根本关怀的哲学家。由于劳著《中国哲学史》持续而广泛的影响，劳氏常被定位为中国哲学史家。其实，中国哲学的研究只是劳思光哲学研究的一部分，劳思光《中国哲学史》之作只是其后来文化哲学建构的一个预备性工作。

一定意义上，劳著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后，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哲学史》著作②，也是劳思光以世界哲学为背景，整理、诠释传统中国哲学的成果。劳思光是当代中国哲学家中最具方法论自觉的一位，这些方法论的反省以使中国哲学走出历史、进入现代为目标，值得我们关注。劳思光的诸多思考，对于我们反省目前中国哲学界讨论热烈的中国哲学合法性、经典诠释等问题均有借鉴意义。本文围绕中国哲学世界化这一核心问题，梳理劳思光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反省其得失。

一、哲学概念的反省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源自西方的“哲学”概念与中国传统思想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我们不得不反思“中国哲学”这一概念本身的合法性或正当性。在这一问题上，劳思光既不取狭隘的特殊主义的立场，否定中国哲学研究的合法性，亦反对简单地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剪裁传统中国哲学。依劳氏之见，突破上述两种极端立场的关键，在于对“哲学”这一概念本身作深入的省思。

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首先是哲学如何定义的问题。大家常常无法摆脱亚里士多德式本质定

义的影响，对此无法达成统一的意见，一再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事实上，即便就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而言，不同的哲学家对哲学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方哲学最初是在古希腊文化与多种文化（如埃及文化、西亚文化）相互影响的背景下诞生的，以后更不断地受到其它文化（如罗马文化、希伯来文化、阿拉伯文化、日耳曼文化）的影响。换言之，所谓‘西方哲学’，其实包含非常多元、甚至相互冲突的成分，绝非铁板一块”[1]。所以要从哲学研究之对象或内容的角度，给哲学下一本质定义，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正是“哲学无定论”这一说法所以提出的根本原因所在。[2]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哲学研究毫无边界可言，劳思光认为哲学之异于其它学科的根本，在于其独特的思考方式。哲学研究的题材似乎是变化不定的，然而哲学思考总是带有它自身的特性，亦即具有反省的（reflective）特性[3]7。劳思光对哲学思考之特性的界定，是较为中肯的。如牟宗三即认为：“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4]3冯友兰也认为：“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5]1这也就是说哲学思考所寻求的并非是对事实或对象的经验性的描述与解释，而是探寻研究对象所以可能的条件与根据。由历史学、政治学与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的区别我们即可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以此为基础，劳思光给出一开放性的哲学界定：“哲学思考是对于（a，b，c……）的反省思考。”[3]9这可以说是劳氏为哲学所作的形式性的界定，这一界定的好处在于，它不只破除了在哲学定义问题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为不同文化传统下的哲学研究留下余地，并且也为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沟通、对话提供了平台。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界定，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哲学形态留有空间。就此而言，但我们不能认为中国文化对宇宙人生以及政治问题所作的系统性反思不应归入哲学之列。

仅此尚不足以完全解决问题，因为中国哲学的研究并不仅仅指向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应能就当下以及未来的种种社会、人生问题给出自己的思考和回答。20世纪中国学人创立中国哲学学科显然不只是处于历史的兴趣，更是基于民族文化主义的立场，论证中国哲学的普遍性意义。就劳思光的思考而言，这即是如何使中国哲学成为“活的哲学”的问题。劳思光思考的不只是传统中国思想的哲学身份认同，更是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在劳思光看来，“中国哲学倘若不能成为‘活的哲学’，则它即不必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来研究”[6]13。使中国哲学成为“活的哲学”，首先是指中国哲学的研究也应重视概念辨析以及论证等现代哲学研究的技巧。在此意义上，劳思光澄清了一项基本的误解，亦即源于西方的逻辑解析方法，可以用来处理中国哲学的问题，这里并不存在“以外观中”的问题，因为逻辑解析作为一种方法，如同“思想上的显微镜”，本身是客观的，只是一种工具，可以应用于不同文化传统下的哲学研究当中。当然，使中国哲学成为“活的哲学”的更根本问题在于揭示其可能发挥的与客观现实相应的功能和作用。当然劳思光的意思不只是说要让中国哲学成为中国实践的指导者，而是说应从人类理性之一般性的意义上，说明中国哲学对解答当前人类所面临之各种重大问题所可能发挥的积极意义。为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引入劳思光以认知性哲学和引导性哲学的区分对哲学的功能所作的说明，我们可将此视为劳思光对哲学概念的实质性的界定。

劳思光认为，从哲学功能的角度来看，哲学可分为两大类：认知性的哲学（cognitivephilosophy）与引导性的哲学（orientativephilosophy）[7]666-668。前者以知识性的探索为主，为解决各种哲学问题而建构完备的知识体系；后者则以达成自我与世界的转化为主。整体上来看，西方哲学以前者为主，而中国哲学以后者为主，当然这一区分不是绝对的，当代西方哲学显然越来越注意后者的重要性，甚至有学者认为引导性乃是哲学的基本特点[8]。不过，有一点是比较确定的，中国哲学除少数哲学家外，多数以引导性为主，儒、释、道各家所强调的理想人格的达成，儒家努力转化现实世界的外王理想，其最终目的均并非为成就一套严格的知识体系，而在于引导自我与世界实现理想性的转化。

所谓使中国哲学成为“活的哲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使其在当前的现实下继续发挥自我转化与世界转化的引导性功能。必须说明的是，劳思光的上述区分，并非在观察中西哲学之异的基础上，透过简单地综合以扩大哲学的范围，进而说明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引导性哲学与认知性哲学的区分，是劳思光针对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文化或现代性的种种弊病所给出的回应。

依劳思光之见，人不同于动物，在于人于自然生命、自然生活之外尚有文化生命、文化生活。而各种前现代的、能够安顿个体人生以及社会整体的文化秩序，纷纷处于解体的状态，无法发挥真实有效的引导性作用。现代文化以其扩张性与宰制性最终导致科学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泛滥，人随之也被“物化”[9]65-85。这乃是人类面临的整体性文化危机。同样，哲学也面临重大的危机。对劳思光而言，哲学首先应该是文化哲学，换言之，哲学应透过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功能，思考如何为合理文化秩序的建构提供引导或定向的作用。然而，现代哲学面对种种社会、人生问题，越来越暴露出它的“无力感”，越来越沦为少数人的智力游戏。

哲学只有相应于客观现实发挥其文化功能，方能克服现代文化情境下产生的危机。就这一点而言，劳思光突出引导性哲学这一观念，并非仅仅针对西方哲学的冲击，为捍卫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而给出的权宜之计，更是对现代文化危机与哲学危机的诊断与回应。引导性哲学观念的提出，可以很好地说明中国哲学的特质，更指明了未来“世界哲学”的发展方向。作为引导性哲学的中国哲学可以并且应当在未来世界哲学的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进一步，衡定各种哲学的“理论效力”这一观念，必须作相应的拓展，亦即，一哲学理论效力的高低，不只是指它的“解释效力”，更是指它的“引导效力”。[9]20前者相应于认知性的哲学而言，后者则相应于引导性的哲学而言。

透过对哲学概念的形式界定与实质界定，以及对未来世界哲学发展方向的判定，劳思光给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一个最强义的说明与安立。此外，劳思光对哲学概念的反省，从中国哲学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不只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式的哲学立场，也突破了主张确立纯粹中国哲学叙事的本土主义立场，而这正是当前中国哲学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两种错误进路：或者将中国哲学完全纳入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里，并且以西方哲学的标准来衡断中国哲学；或者反其道而行，将“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与西方哲学加以对立，以期保持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或特殊性[1]。劳思光所确立的乃是一种能够融合中西哲学的更具统摄性的哲学概念[10]20-23，他所主张的毋宁说是一种朝向世界哲学的中国哲学研究，其目的在于努力消除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之间的隔阂。劳氏对中国哲学之合法性的论证，显然较之“家族相似”之类过于宽泛的论述更为具体、有力。

劳思光对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世界哲学未来发展方向的判定，自然影响到他对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构建，一定意义上，劳思光有关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构想及其实践，正是以其对中国哲学之本质及其与世界哲学之关系的判定为基础的。

二、哲学史研究的目的与基源问题研究法

哲学与哲学史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不少学者坚持哲学就是哲学史的主张。就中国哲学研究而言，中国哲学史无疑是最重要的思想与资料来源。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建构，除了首先要厘定中国哲学与哲学、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之外，还必须说明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与其自身的传统亦即中国哲学史之间的关系。

针对上述问题，劳思光给出了一个基础性的理论区分：开放成素（openelement）与封闭成素（closeelement）的区分[6]166。这一理论区分虽是为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而提出的，不过作为一种方法，具有很强的普遍性。依劳氏之见，任何一个理论，或哲学传统，它必定包含两个不同的方面：一则因其触及真正的社会人生问题，因而其中必然包含具有超越性和普遍性的成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体的理论或哲学，一定受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制约，会随着具体历史情境的消失而失效。前者即一个理论的开放成素，后者则是一个理论的封闭成素。回到中国哲学的研究上来，当我们面对历史上已有的种种哲学理论的时候，必须区分出其中何者为具有开放性或时代相干性的内容，何者为已经失效因而是封闭的内容。当然，这里首先会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判断的标准如何确立？在劳思光的思考中，这其实正关联于他对当代文化危机问题的思考。所谓开放性的内容是指，能够继续针对当前文化危机而发挥其引导性作用的成分，否则只能归之于封闭成分。

由此可见，对劳思光而言，哲学史研究除了史学分析的维度以外，更有其当下或未来的指向。换言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并不能简单地还原为一种纯粹史学性质的工作，而应提取哲学史中具有普遍性的成分以解决当下或未来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一定意义上，这正是由哲学思考的普遍性所决定的，是以有学者认为，哲学放弃其普遍性的追求，无疑等同于自杀。劳氏此一区分意在说明，中国哲学史研究作为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包含去脉络化和再脉络化两个环节。所谓去脉络化，即是将中国哲学史中具有普遍性的内容从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脉络或情境中剥离出来，如此中国哲学方有“重生”的可能，否则这部分内容将只能被淹没于历史的深渊之中。不过，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似乎正朝着一个相反的方向发展，思想史、学术史正在取代哲学史的研究，此即有学者所提到的“历史化的叙事”，“即只用历史、社会、文化的原始脉络所提供的资源来解读古典思想，尤其是刻意避免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或哲学术语”[11]。这自然与劳思光寻求使中国哲学成为“活的哲学”的愿望相悖。当然，将哲学史中具有普遍性的内容“抽离”出来，还不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全部，抽离出来的内容还必须回到当下的社会历史情境或脉络中去，否则中国哲学即成为余英时所谓的“游魂”，而这一部分工作正是所谓“再脉络化”的过程。劳思光的这一方法论构想，在一些海外研究者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并已经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如黄勇等以中国哲学为资源针对当前伦理学所面临的诸多理论困难，给出独特的解答，有一定的影响。

基于上述方法论的考虑，劳思光对当前国内外几种常见的中国哲学研究态度提出了批评。首先即是将历史上的中国哲学完全当作广义史学研究的对象，对过往的哲学作史学性质的描述。此一研究除违背哲学要求普遍化的本性以外，其真正的危机在于，将消解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合法性。此外，劳氏认为此一研究进路，亦有“肤浅化”的毛病，最终使得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变成“史料加常识”。其次，劳思光认为我们同样也不能以一种“传道的态度”来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这大体上是针对熊十力所开创之新儒家学派而言的。劳氏认为以“传道的态度”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研究者因其信念之蔽而不能正视传统哲学中可能失效的成分，因而亦不利于中国哲学的“重生”。如果对传统中国哲学中的封闭成素没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哲学在当下或未来的发展将有走向自我封闭的危险。是以劳氏认为，某一哲学传统自身的理论效力与研究者个人所持的信念必须加以区分。当前一些儒学研究者对儒学持一种原教旨主义的立场，正是劳思光所批评的这一态度的极端化。此外，海外流行的近于民族学或民俗学式的“汉学研究”，亦非中国哲学研究的正确态度。因为汉学研究恰恰是将中国哲学界定为一种根本不具有普遍性的地方性知识，就中国哲学的未来命运而言，汉学研究只会加大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之间的隔阂。换言之，以汉学研究为进路的中国哲学研究，只能导致中国哲学的“博物馆化”。

顺此，劳思光给出了另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在处理哲学史上某一哲学家的理论时，需要注意“发生历程”与“内含品质”之间的区分[12]6-9。所谓发生历程要说明的是某一哲学理论是哪位哲学家在何种环境、何种动机下提出的，而内含品质则是指该哲学理论本身的“理论效力”如何。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某一哲学理论的内含品质显然较之该理论由何人在何种环境下所提出等外缘问题更为重要，并且后者根本不能判定该哲学理论自身之理论效力的高下。过去以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哲学之研究进路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其混淆了发生历程与内涵品质的区分，换言之，我们常常是以对外缘问题的讨论代替对哲学理论本身的分析。有学者以唯物史观质疑劳思光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不足，就哲学史的“历史性”这一点而言，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不过这一质疑似乎也未能真正体会劳氏对哲学史研究之目的的判定。相关质疑见柴文华《劳思光的哲学史观和方法论解析》，《哲学动态》2015年第6期，第28-36页。劳氏强调发生历程与内含品质这一理论区分，是由其强调透过对中国哲学中开放成素的掘发以使其继续发挥文化上的引导性功能的问题意识所决定的，因为只有透过对某一哲学理论之内含品质的探究，方能真正决定该理论本身是否具有开放性或时代相干性。基于以上方法论原则，我们大概不难理解何以劳思光会确立“基源问题研究法”作为写作《中国哲学史》的核心方法。

依劳思光的界定，“所谓‘基源问题研究法’，是以逻辑意义的理论还原为始点，而以史学考证工作为助力，以统摄个别哲学活动于一定设准之下为归属”[13]10。基源问题研究法的第一步工作自然是确立每一哲学家的“基源问题”。这里涉及劳思光的一个基本假定，即任何具有成熟思想的哲学家或学派的思想理论，必是对某一根本问题或基源问题的解答。不过，并非每一哲学家在铺陈自己的思想理论时，都会清楚地说出其基源问题是什么。所以要确定一哲学家的基源问题之所在，必须就相关材料的论述和论证“逐步反溯其根本意向所在”，掌握了根本意向，基源问题大体也就可以确定了。由材料反溯历史上哲学家的根本意向及基源问题，即是所谓“理论还原”的工作。

由于确定基源问题的工作必然涉及材料之真实性的问题，是以史学意义上的考证工作也是不可缺少的，这可说是理论还原工作的基础和辅助。掌握基源问题之后，即可对哲学家的思想理论作一重构。由于基源问题往往都是带有终极性的哲学课题，无法简单地加以解决，因而一般都会被分解为众多次级的问题，通过对次级问题的回答而最终解决更为根本的基源问题。对历史上各哲学家的思想理论进行哲学的重构，必然要求在确定基源问题的基础上，分析由此所引生的次级问题，以及哲学家为解决相关问题所给出的论证和答案，最后将其逻辑地展示为一个理论系统。哲学重构的工作基本上也就保证了中国哲学史叙述的系统性和条理性。

一般来讲，透过上述工作将历史上重要的哲学家的理论按时间顺序清晰地展示出来，即算是完成了哲学史工作的基本任务。不过，在劳思光的思考中，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无法绝然分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固然是“还原”中国哲学史的“本来面目”，不过更为要紧的是：哲学史上已有的种种哲学理论，其理论得失如何，其中何者具有开放性因而能为今天的哲学研究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何者是封闭性的因而已完全失效？只有对以上问题作出明确而具体的答复，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才能成为面向当下与未来之中国哲学研究的准备性工作。

劳思光认为，哲学史的任务还必须包括“全面判断的统一性”，也就是说，哲学史研究还必须对历史上已有哲学系统理论得失予以评判，并且判定诸多哲学理论之理论效力的原则、标准必须具有一贯性。这就是劳氏所谓的将个别哲学活动统摄于一定的理论设准（postulate）之下。设准一词虽借自西方哲学，不过在劳思光这里不过是为整理、判定哲学问题而设立的一些标准[14]5。但问题在于，作为评判各家哲学的最终理论标准应如何确立？劳氏认为，自然随哲学史研究者个人哲学识见的差异而各有不同。这里所隐含的意思是，哲学史的写作者还必须是哲学家，亦即对哲学史中所可能涉及的重大哲学问题必然有所触及并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就此而言，写作一部完全“客观的”哲学史乃是不可能的。

这里可能引申的一个问题是，劳思光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构想，所着重突出的是哲学史研究中“哲学”的方面，亦即如何透过一种“抽离性的”工作或哲学史的“去脉络化”，以掘发传统中国哲学中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内容，而对哲学史本身所应包涵的“历史性”似乎太过轻视。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质疑，是因为“哲学史撰作，就客观的任务而言，除了要逼近历史人物哲学思虑的实况外，还应包括历史脉络的建立”[15]295。针对这一点，有学者即认为，劳思光的“《中国哲学史》的内在结构几乎是一种‘静态的哲学史’，‘而非’‘动态’”。[11]依劳氏的方法论构想所写作之《中国哲学史》如何保证其“历史性”？首先，劳思光自然无法接受黑格尔式的历史观念。在黑格尔的思考中，“要想把握哲学史的中心意义，我们必须在似乎是过去了的哲学与哲学所达到的现阶段之间的本质上的联系里去寻求”[16]7，黑格尔基于其“历史目的论”的观念，认为哲学史即是绝对精神步步展开自身的过程，因而黑格尔的哲学史真正是“动态的哲学史”。姑且不论黑格尔对东方哲学的评价合理与否，即便是仿照黑格尔的目的论观念写作《中国哲学史》，其最终不能不与劳氏中国哲学研究的目标相违背。因为现阶段的中国哲学与历史上的中国哲学存在着明显的断裂，要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内在地关联，依劳思光之见，我们只能透过纯粹理论的眼光而非历史的眼光，以发现过去中国哲学中所可能存在的不受历史制约的普遍性内容，进而使其与当前的历史相结合。

在劳氏看来，哲学史的“历史性”本质上不过是基源问题演变的历程，由基源问题之演变，进而透过理论设准的衡定，我们其实可以判定整个哲学史发展的基本理论趋势[13]11。就劳氏的《中国哲学史》而言，劳氏以价值源自主体性之价值自觉为根本理论设准，衡定各阶段之哲学理论。当然，劳氏之所以确定此一理论设准，自然是以其个人的哲学见解为基础的，而他之所以以价值文化问题作为考察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意识，这同时是由其始终关切的文化危机问题所决定的。以此为背景，劳氏认为先秦孔孟儒学的理论效力最高，由汉至唐的哲学完全偏离了孔孟儒学的基本方向。换言之，这一阶段乃是孔孟儒学隐而不彰的时期，直至宋儒才开始以回归孔孟儒学之基本立场为目标，由周濂溪至陆象山、王阳明之全部宋明理学所展现的正是中国哲学步步回归孔孟儒学原始立场的历程。

就宏观而言，劳思光对中国哲学史的梳理确实展示出某种基本的理论走向，一定意义上，这自然可以认作是劳氏《中国哲学史》之“历史性”的一种体现。就具体论述来看，劳思光透过史学考证的工作判定《中庸》《易传》非先秦时期之作品，削弱先秦儒学尤其是孔孟儒学的形上学旨趣，关于劳思光的儒学诠释，参阅廖晓炜《当代儒学与西方文化——徐复观、劳思光儒学诠释论析》，收入郑宗义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十一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69-98页。进而说明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之间所存在的哲学发展史上的内在转折。劳氏诠释宋明理学所提出的“一系三阶段说”，更是以哲学理论效力为标准，具体展示了宋明理学发展的内在进程。毋庸置疑，劳氏对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上述“建构”，与其个人的问题意识、理论识见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果说劳氏对各哲学家之哲学理论的判定不能成立，那么劳氏《中国哲学史》所展示出来的“历史性”自然会受到相当的质疑。如以宋明理学的诠释为例，如果能够从文献上证明先秦孔孟儒学本身即包含有形上学的理论层面，并且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的理学思想并非如劳氏所言属于气化宇宙论的形态，而是如牟宗三所言，周濂溪等的本体宇宙论思想与象山、阳明的心学以及孔孟儒学在本质上属于同一理论形态，那么，劳思光所建构的“一系三阶段”的宋明理学发展历程是否能够成立，就并非没有疑问了。循此，有学者质疑劳思光所建构的乃是一种非历史的哲学史论，[17]确有所见。

上述困难，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哲学史写作本身所包含的内在张力。哲学史的写作者如非哲学家，那么其所写作之哲学史的“哲学性”所体现的理论深度似乎无法保证，但任何一个哲学家的哲学洞见均有其特殊性，且识见差别很大，其所写作之哲学史的“客观性”与“历史性”不能不存在巨大的差别。此即有学者所谓的哲学史的回顾与哲学研究一样，大概只能表现为个性化的活动。[18]这一点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中体现得极为明显，中国哲学学科经历近百年的发展，不同的《中国哲学史》对不少哲学家之思想的理论定位以及对哲学史的分期等基本问题尚无共识。这或许也正是中国哲学学科发展尚未成熟，或者说尚未进入一个稳定状态的体现。

三、小结

劳思光面向世界哲学之中国哲学研究的构想是当前中国哲学研究应努力的方向。正如劳氏所言，“在世界中的中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处境，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不能脱离世界这个大背景，同样研究中国哲学必须具备世界哲学的视野。面对当前中国哲学研究越来越沦为中国哲学史甚至是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的研究这一事实，我们不能不意识到劳思光上述构想的警示作用。我们当然无法否认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不过中国哲学要消除自身与世界哲学之间的隔阂，必须以普遍性的哲学论述作为基本要求，回应当前人类面临的种种难题，以克服日益严重的现代性危机或文化危机。如果劳思光所给定的这一目标是可欲且可行的，那么他所提出的开放成素与封闭成素、发生历程与内含品质、认知性哲学与引导性哲学等重要理论区分仍是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重要方法论原则。而基源问题研究法作为落实上述目标而提出的具体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也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

外国哲学论文篇2

【关键词】中国传统哲学典籍；翻译能力；译者术语能力

0 导论

近年来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翻译家联盟等机构的推动，术语翻译研究总体而言呈现增长态势。不过，国内外的术语翻译研究主要集中于理工、经济、医学、法律、术语学、语言学等学科门类，很少有学者系统、深入探究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的术语翻译问题。

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的术语是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固化与凝结，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反映。只有保证中国传统哲学术语英译规范、准确，同时又充分尊重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中西文化差异所在，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国传统哲学典籍英译所担负的重要作用，即经过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维护民族文化身份，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全球文化多样性，促进世界各种文化平等和谐相处、共同发展”（郭尚兴，2013：20）。

1 国内外研究概况

1.1 国内情况

从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内关于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的术语翻译研究角度较为单一，基本集中于对翻译技巧、翻译方法、翻译原则的讨论。如严敏芬、闵敏以语料库方法为依托，从《道德经》的核心术语“道”、“名”、“无”、“有”翻译入手，通过对比分析总结出哲学术语翻译可遵循的方法论和主要翻译策略（严敏芬&闵敏，2013）。杨颖育选取了三个有代表性的《孟子》译本，结合“性”、“气”等关键语词英译，讨论了归化与异化的关系、元典本义和注家阐释等问题（杨颖育，2011）。柴改英以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为指导，探索了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外译中的“历史视域”和“当前视域”融合、“新的当前视域”和哲学体系的“接受视域”融合，从而论证多重视域融合有助于完成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在目标语中的准确重构（柴改英，2010）。王宏印指出翻译关键术语“有必要选择一种文外注释的方法，或采取一种综合性注释的方法”（王宏印，2009：17），同时强调要确定一个术语如何翻译，要考虑语源知识、基本定义、搭配关系、语境变异及系统构建等。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有所突破。如郭尚兴以文化整体主义理论为基础，研究了文化语境本体性对术语意义认知和英译的必然影响（郭尚兴，2011）。不过，对于如何使意义更贴近历史及其境况，如何使主客观得以合理的反映，郭尚兴并未给出答案。

1.2 国外情况

与国内学者相比，国外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的翻译技巧、翻译方法、翻译原则等问题。此外，研究视野也更为宽阔，常常运用文艺学、比较文学、跨文化交际等学科理论，探讨在哲学术语英译转化过程中如何最大限度保持汉语原典的文本哲学性。这其中以德克・卜德（Derk Bodde）和安乐哲（Roger T. Ames）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卜德（1995）认为翻译哲学术语需要考虑几个问题，如术语和它所处的文本是什么类型、术语与其所在的整个文本之间有何关系、术语的字面义在使用者那里处在一种什么位置、译文的读者类型是什么。卜德还提出了一些翻译原则：风格的可读性、简洁性和自然性；统一性；准确性，同时提醒译者不能机械遵循上述原则，要充分依赖自己的判断力和平衡各种价值观的能力采用灵活的手段处理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参见刘华文，2012：112-126）。安乐哲（2001）反对用西方哲学中的术语来置换中国哲学的术语，认为那样会导致文化的简约主义，并造成中国哲学特质消融在西方哲学理念所主导的阐述和表述中。他坚持翻译要避免异质性世界观之间的相互替代，因此译者应该慎之又慎地处理哲学概念，在翻译中要保持一种阐述的敏感度，避免草率的类比，应该力求通过自己的译文把原文具有的中国哲学特质性的内容识别并表达出来（参见刘华文，2012：79-91）。

2 研究构想

2.1 中国传统哲学典籍术语英译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术语是中国传统哲学典籍翻译中的难点，其英译主要存在以下四方面问题亟待解决：

1）中国传统哲学术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有些译者翻译时即便以原文为中心，但由于缺乏对相关术语的慎重考量和深厚的国学功底，也往往会导致中华传统文化特质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出现文化亏损或文化扭曲的现象。

2）出于读者接受考虑，有些译者以译文为中心，多关注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如何在目标语中最大限度得到优美、地道的表达，从而造成中华文化传统特质严重流失。

3）受西方中心理念支配，有些译者（特别是西方译者）采用削足适履的方式翻译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将汉文化群体几千年形成的对宇宙、社会和人格美学的认知纳入到了西文的哲学和伦理范畴中”（包通法，2008：36）。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较大，这种翻译方式极易使得中华传统文化被国外读者曲解乃至妖魔化。

4）同一术语往往存在多个不同译名，结果引起国外读者的困惑，大大折损中国传统哲学精髓的对外传播效果。更为严重的是，有的译名不够妥当，若不及时纠正，对正确树立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形象难免产生不利影响。

2.2 译者术语能力模型构建

针对中国传统哲学典籍存在的术语翻译问题，为保证中国传统哲学术语译名规范精确、贯穿统一，本研究提出构建基于文化全球化和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双重语境下的译者术语能力模型。

1）术语识别能力。术语识别能力是保证译名规范准确的前提条件。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包含大量的术语，因此中国传统哲学典籍对外传播的本质很大程度就是核心术语的外译，并通过术语的译名将中国特有的文化概念传播给国外读者。这一过程中，译者的术语识别能力至关重要。倘若译者对所翻译的术语一知半解或者理解有失偏颇，则根本无从谈及译名的规范准确。

2）术语处理能力。术语处理能力是保证译名规范准确的关键手段。要使中国传统哲学能够为国外读者正确接受和理解，避免传播过程中出现理解上的歧义，乃至引发文化扭曲和文化误读，准确翻译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的术语尤为重要。而要做到这一点，译者必须具备很强的术语处理能力，特别是根据翻译的目的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

3）术语管理能力。术语管理能力是保证译名规范准确的重要途径。自东汉支谦起，译者就意识到“名物不同，传实不易”。所以，在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过程中，译者重中之重的任务就是使用规范统一的译名表述关键术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目标语读者认识到一种固定的文化概念。使用计算机对术语进行管理是典籍外译工作者应该具备的重要能力。译者需要熟练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编制术语库、提取术语。

4）术语工具能力。术语工具能力是保证译名规范准确的有利支撑。想有效解决中国哲学典籍术语外译中的问题，保证更好地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精髓，仅仅加强术语的识别、处理和管理显然不够，还必须具有能够利用各种工具和技术解决术语外译问题的能力，包括使用字典等传统工具的能力和应用专门开发的计算机软件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的能力。

当然，鉴于中国传统哲学典籍翻译的复杂性，译者术语能力作为翻译能力的一种子能力构成，其本身是一种综合性的能力，这其中译者的术语识别能力、术语处理能力、术语工具能力和术语管理能力仅仅是译者的核心能力，而并非全部。尽管如此，上述能力还是构成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缺一不可。那么，如何培养译者的核心术语能力呢？

客观地讲，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翻译的译者术语能力培养与提升是个复杂的工程，涉及翻译政策、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翻译专业课程设置、翻译教学方法、翻译教学资源体系等诸多方面。

从翻译政策角度来说，国家应该充分重视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翻译问题，结合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的制定指导性规约，以保证广大国内翻译工作者在制度上有规可循。与此同时，相关负责机构还可以组织由各领域学者构成的专家团队，共同探讨中国传统哲学领域某些核心术语的翻译问题，并最终给出规范统一的译名供译者选用。

就翻译教学而言，教师在讲授中国文化典籍翻译过程中，应该设立独立教学单元与学生共同探讨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翻译问题。当然，这种教学应该是开放式研讨教学，即以学生为中心，鼓励学生通过收集、整理、分析术语翻译相关资料，熟悉并掌握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翻译要点所在，并最终获得系统的术语翻译能力。

当然，无论是译者术语能力的构成，还是译者术语能力培养与提升的途径和方法，都要以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为核心依据，以维护中华民族文化身份、保护文化多样性、促进多元文化共生共利为最终目标，进行“动态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译者的术语能力始终符合中国传统哲学典籍对外传播的需求。

3 结语

现有关于译者翻译能力构成要素解析研究中，对于术语能力这一构成要素很少明确涉及，本研究首次把译者术语能力引入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的术语翻译研究。从实践角度说，典籍外译译者术语能力研究有助于实现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在目标语中准确重构与顺利接受，促进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同时也能使得译者“从以前直译与意译之间暧昧的争论中解脱出来，”“从以作者为主导的译文和以读者为主导的译文之间有争议的区别中解脱出来”（Bassnett，2010：132-133）。就学术价值而言，典籍外译译者术语能力研究能够进一步拓展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的术语翻译研究，既能在一定程度填补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中存在的某些空白点，为中国典籍翻译研究提供新视野，也能为翻译学科的建设添砖加瓦，对推动中国译学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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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哲学论文篇3

一、哲学地反省中国哲学

牟宗三在他八十岁生日的宴庆上说：“从大学读书以来，六十年中只做一件事，即‘反省中国之文化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之途径。’”（2）对牟宗三来说，反省中国的文化生命主要就是反省中国哲学。反省中国哲学，必须以承认中国有哲学为前提。在这一前提下，必须回答“什么是中国哲学”，必须弄清中国哲学的问题，必须分清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特质、重心及缺陷的区别，为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中国哲学在未来的拓展寻找合理的根据与丰富的资源，因此必须重写中国哲学史。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的哲学反省，正是建立在他对中国哲学的深入透辟地研究的基础上，也就是他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基础上的。从1953年开始，牟宗三先后出版《荀学大略》(民国42/1953年，后编入《名家与荀子》)，《王阳明致良知教》(民国43/1954年)，《魏晋玄学》(民国51/1962年)，《中国哲学的特质》(民国52/1963年)，《心体与性体》(三册，民国57－58/1968－69年)和《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心体与性体》第4册，民国68/1979年)，《佛性与般若》(上下册，民国66/1977年)、《名家与荀子》(民国68/1979年)，《中国哲学十九讲》(民国72/1983年)，以及发表相关的论文和讲演录多篇。其中，尤以《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上下册)、《心体与性体》(共四册)、《中国哲学的特质》、《中国哲学十九讲》五书为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代表性著作。（3）在五书中，学界对前三大部著作有极高的评价，（4）同时也引起许多争议，但是即使对牟宗三的观点持严历批判态度以及不喜欢他的人，如像罗光、林毓生、方东美等人（5）也肯定了它们的学术价值。在三大著作中，又尤以《心体与性体》的影响为最大，被认为是“前无古人的”“划时代的伟构”（6），“里程碑”式的巨著。（7）方克立先生指出，这部著作(包括《从陆象到刘蕺山》)“对宋明理学诸大家的分析研究确实是比较细密深邃，相对而言，唐君毅专门论述宋明儒学思想之发展的《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在观念之清晰和理论之深度上都显然要逊色一些。”（8）在这些著作中，牟先生本人最得意的却是《佛性与般若》，也是一部“令人为之叹为观止”的伟构（9）。殊为特别的是，在五书中，唯一只有《中国哲学十九讲》是一部以哲学问题为对象的通论性著作，虽然是“讲录”，但却在牟氏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显得十分重要。至于《中国哲学的特质》，则主要是从儒家思想与西方哲学的比较中，来阐示中国哲学的特质，揭示了中国儒学“即内在即超越”与“即宗教即哲学”的两个基本特征，奠定了牟氏的“道德的形上学”──“无执的存有论”的内在的两大基本原则，在牟氏的哲学中仍然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这本书已译成两种外文(韩文、法文)出版，也说明了它的重要价值。如果说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哲学史是胡适、冯友兰独领的时代，那么从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后三十年开始，在中国哲学史这个领域中，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家以外来看，能够扮演主角，独领的人物当首推牟宗三和唐君毅二先生。刘述先先生说：牟宗三先生“把传统里讲得糊里糊涂的东西赋予概念上的确定性与清晰性”，“他是把中国哲学由主观体验转变成为客观学问的关键性人物”。（10）郭齐勇先生也指出：牟先生“创造性地提扬、体认、检讨、转换了中国哲学传统的基本精神、核心价值和主要问题”，“他深化并丰富了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内涵，是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牌。”（11）这是从两个角度对牟宗三的中国哲学史的学术贡献所作出的高度评价，当不是溢美之辞。

牟宗三在哲学地反省中国哲学，与在进行中西哲学的比较与会通的历程中，树立了他富有中国特色的哲学观，他分别为哲学下过不同的定义。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中，他明确地为哲学下的定义为：

什么是哲学？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12）

在《中西哲学会通十四讲》(民国79/1990年)中，他为哲学所立的定义是：

(哲学)从关连著文化来讲，哲学就是指导文化发展的一个方向或智慧，也即指导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与智慧。（13）

前一个定义是从人性来看哲学的，可以说是内在于哲学而就哲学自身而说的，它说明了哲学在本质上是什么，有什么特征，大致是三层意思：

1、哲学是人性的活动以及人性活动之所及；

2、哲学是对人性的活动以及人性活动之所及的反省说明；

3、哲学的上述反省说明是理智与观念的反省说明。

这一定义与牟在《圆善论》中依据康德的有关论述，把哲学叫做“实践的智慧论(智慧学)”（14），也是完全相通的。这是值得留意的！后一个定义是从哲学与文化的关系来看哲学的，是外在于哲学来说哲学的，旨在说明哲学在文化中所占的地位，与对文化的积极作用。这一定义，实际上是阐明了哲学的功用──至大之用。从前一个定义，牟宗三批驳了“中国无哲学”的谬论，肯定和论证了中国有哲学，而且具有悠久的哲学传统；由后一个定义，牟氏解释和说明了人类世界具有不同的文化系统，表现形态和问题。换言之，人类世界的文化系统，表现形态和问题的不同是它们的哲学的不同。两个定义表明了牟宗三看哲学的两种视角与两种方法。当然，对牟宗三而言，这两个定义是完全相通相融的。由此可以看出，无论牟宗三讲哲学，或牟宗三哲学，都不离人性与文化。事实上，离开了人性与文化就没有哲学，也没有哲学可讲。也就是说，人性与文化是牟宗三哲学或牟宗三讲哲学的两个基本的要件与特色所在，这是理解牟宗三哲学的一条内在的重要线索。然而，把牟宗三那种宽泛的哲学定义与今天处于变化中的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距离。因为今天的哲学，不仅是它的对象、问题和研究方法被改变了，也就是说，今天的哲学观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哲学越来越专业化了，哲学研究成了一种特殊的学术对话。如果说牟宗三的哲学是中国哲学在当展的巅峰，那么在现在的哲学境况中，牟宗三哲学以及它所代表的当代新儒学，乃至中国哲学就不能不受到挑战。这是不可不察的！

牟宗三从他的哲学观出发，不仅回答了“什么是中国哲学”，简言之，中国哲学就是中华民族对自己悠长的人性活动与创造作理智和观念的反省说明，而且厘清了中国哲学演进发展的思想脉络，分判出中国哲学异同分合的义理系统，抉发了中国哲学所涵蕴的问题，疏导出中国哲学的基本旨趣及其价值，从而衡定与开辟了中西哲学与文化融摄会通的义理规模与道路。

牟宗三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思想脉络的疏释，是与他的“儒学三期说”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他认为“中国哲学包含很广。大体说来，是以儒释道三教为中心。”（15）但是，中国哲学的发展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16）对他来说，中国哲学的发展史，勿宁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文化的精神的展开与表现的历史。它有三度大开大合的发展，晚周诸子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而成的原始模型，其中，儒家居于正宗地位。孔子从主观方面开辟了仁智的生命领域，重建了“道之本统”，诸子百家兴起，这是第一度的“开”。孟荀承续孔子，维护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为典型的铸造时期。由秦至汉，形成以学术指导政治，以政治指导经济的格局，而有汉帝国的建立。完成了第一度的“合”。所以，从晚周诸子到两汉，为中国哲学第一度的开合。这一度开合的原始模型涵盖笼罩了此后的中国哲学的发展。这就是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三阶段。牟氏有三大部哲学专史对这三阶段的哲学思想相应地作了表诠。此期的特点是儒家德性生命委缩，情意生命泛滥。然而，道家的玄智玄理得到高度弘扬，佛教思想正式进入中国的文化心灵，中国文化的生命得到了充实而大开。于是有第二度的合，出现了宋明新儒学，复活了先秦儒家的精神和智慧，发扬了先秦儒家的道德文化意识。但是，这个“合”不够完善，偏重于内圣一面，缺乏逻辑与知识论，没有开出外王事功的精神，此即所谓“内圣强而外王弱”。自晚明至当代的新儒学，为第三度的大开合。这就是自民国以来，当代新儒家继承明末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三大儒，接继宋明儒学的“合”而引出的“开”。这个“开”是儒家本身的“开”，即由“内圣”开“外王”，在文化生命的发展方向上是正确的，但顾黄王承袭了先秦儒家的直开方式，所以开不出来。当代新儒家要以“曲通”的方式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要有一个“合”。牟宗三说：“我们要求一个大综和，是根据自己的文化生命的命脉来一个大综合，是要跟西方希腊传统所开出的科学、哲学、以及西方由各种因缘而开出的民主政治来一个大综合”，“这个大综和不是一个大杂烩，不是一个拼盘，它是一个有机的组织。所以，大综和要从哲学上讲，它就是一个哲学系统，这个哲学系统就是沈有鼎所说的‘彻底的唯心论’”。（17）依牟氏所说，这就是当代新儒家的使命和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就是中国哲学第三度的“大合”。中国哲学的三度大开合，依次递进，恰好表现为正、反、合的过程。显然，牟氏是以黑格尔论哲学史的方式，描述和论证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历程、脉络与一般轨道，这是他哲学地疏导中国哲学的发展，哲学地重写中国哲学史的一种表现。无疑，牟氏对中国哲学发展轨道和脉络的这种“三段论”的描绘，也直接受到了沈有鼎的文章的启发。哲学的精义是通过哲学问题来展显的，哲学地反省中国哲学，必须疏导和把握中国哲学的问题，但是这项工作的难度殊大。蔡仁厚先生指出：“对于哲学的省察，不但要有慧识，睿见，而且还要有学力(质的意义之学养)。否则，他的省察便只是一些浮泛的意见而已。”（18）这段话的确精彩，中肯而切要。以往治中国哲学的人不是未能措意于此，就是无法深入其中，揭示其哲学义涵，而加以系统地甄别和厘清，更遑论与西方哲学进行对比和考量，而求中国哲学向未来推展。1937年，张岱年先生写成《中国哲学大纲》(初稿)一书，开中国哲学问题(范畴)史研究的先河，可惜此书迟至1957年才正式出版，而直到1982年出版修订本以后，影响才逐渐扩开。近几十年以来，许多学者都在此贯注心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在海内外影响最大和最有系统性的著作，在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与方法论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以外，无疑当以唐君毅先生的《中国哲学原论》和牟宗三先生的《中国哲学十九讲》（19）居首。

众所周知，中国哲学主要有儒、道、释三大支，千头万绪，纷呈复杂，里边究竟有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与西方哲学有些什么不同，与中国哲学的未来拓展有什么关系等等，正就是中国哲学的精义与向未来推展的资源和根据所在。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以及一些讲录，重要的诸如《中国文化发展中义理开创的十大争辩》(1986)、《中国哲学的未来拓展》(1981)、《分别说与非分别说》(上下，1976)、《依通、别、圆三教看佛教的“中道义”》(1988)，《真善美的分别说与合一说》(1992)（20）等文献中，以一个哲学大家的慧识，睿见和学力，创造性地抉发了中国哲学中所涵蕴的哲学问题，并集中而连贯地作了省察与疏导。这些问题相当多也相当复杂，涵盖了二千多年的中国哲学，常常在与西方哲学的比较中而透出，依上列文献，主要包括：中国哲学的特殊性、普遍性，中国哲学之重点，先秦诸子之起源，儒家系统之性格，道家玄理之性格，玄理系统之性格，道之作用的表象，法家所开出的政治格局，先秦名家之性格及其内容，魏晋玄学之课题与玄理之内容与价值，缘起性空所牵连的哲学理境，二谛与三性及知识问题，起信论之一心二门，佛教中国化的意义，色心不二，分别说与非分别说以及表达圆教之模式，圆教与圆善，心体与性体，纵贯系统之圆熟及纵贯横讲与纵贯纵讲，真善美之分别说与合一说，分解的路与诡谲的路，辩证法，等等。牟氏提出中国哲学在义理开创中的十大争辩为：儒墨的争辩，孟告生之谓性的争辨，魏晋玄学之会通孔老，言意之辩，神灭神不灭的问题，天台宗山家山外辩圆教，陈同甫与朱子争汉唐，王学的致知义辩，天泉四无九谛九解之辩，以及中国文化的畅通问题。上述这些问题，是中国哲学的问题，甚至也是西方哲学的问题或人类哲学的问题，当然也就是牟宗三哲学所处理的问题，或说牟宗三哲学的问题。牟氏确实是哲学地省察了这些问题，为中国哲学树立了一种哲学地处理哲学的典范，依笔者的浅见，大抵上表现为下列4个特点：

1、区分出纯粹哲学问题或哲学问题与带有哲学性的问题。

2、对哲学问题作哲学地处理，不同于西方语言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这主要是赋予哲学问题以概念上的确定性与清晰性，以广义的分解方式来融摄分析哲学之长，使逻辑分析与思辩分析同冶一炉，以保证哲学问题的客观明晰性，从正面来正视哲学问题，而不是藉语言分析从实质上取消哲学问题；但又不失中国哲学的本色，把分别说与非分别说，广义分解与辩证综合统一起来，常在逻辑与诡谲之间，把哲学问题的丰富内蕴与精义逼显出来。

3、由哲学问题，哲学范畴及其相互间的内在关系，把内在于哲学史的哲学思想的系统性与连贯性，及其系统性格，义理旨趣、发展脉络全幅透显出来。

4、哲学地处理哲学问题紧扣时代性与中国哲学的前瞻性，绝不是仅仅停留于中国哲学问题的史料的整理，源流的疏释，与义理的阐释，──这些仍是最必要的基础工作，而是以此为基础更上层楼，根据时代的需要和中国哲学在未来的发展，与西方哲学相摩荡相会通，从而复活了哲学问题，使中国哲学的特有范畴获得了崭新的意义，开辟了在未来拓展的广阔领域，所以具有前导性。总之，牟氏对中国哲学问题的哲学地省察，具有很高的学术性，又通时代性，且是二者的高度结合，不失前瞻性或前导性，关联着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决不意味着中国哲学的这些问题已经完全彻底地解决了，而且牟氏哲学地处理哲学问题的哲学方式，也不是不可以再作哲学地省察。

在牟宗三对中国哲学所作的哲学省察中，也包含了他对中西哲学的特质及重心之不同的认识，大略可以分为下列七点（21）来对加以对照：

1、西方有观解的形上学(TheoreticalMetaphysics，牟氏从拉丁语，把Theoretical译为“观解的”，故名。)，中国有道德的形上学或实践的形上学；

2、西方有“现象界的形上学”(PhenomenalMetaphysics)，中国有“本体界的形上学”；

3、西方正视自然，以知识为中心，中国正视人，以生命为中心；

4、西方重客体、重思辩，中国重主体，重实践；

5、西方重纯粹理性，中国重实践理性；

6、西方学与教分离，中国学与教合一；

7、西方真善美分立，中国真善美合一。

中西哲学的特质与重心的差异之所在，可一言以蔽之曰：西方哲学是知识的学问，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西方哲学之所长正是中国哲学之所短，正当为中国哲学所消融吸收；而中国哲学的精妙亦恰是西方哲学之所缺乏，正当为西方哲学所正视。他指出：

是以吾人现在不必单看中国没有什么，而须看西方所有的什么，其本质如何，其贡献如何，中国所没有而特有的，其本质如何，其贡献何在。如此拆而观之，则由西方之所有，正见其缺的是什么，由中国之所无，正见其所备的是什么。如此而见其会通，则人类文化始有其前进之途径与向上一机之超转。（22）

正是通过对中西哲学的深入了解，互相参照与比较分析，师其所长，去其所短，补其所缺，会通融合，可为哲学开一新途径，为人类造一新文化。

牟氏对中西哲学的比较与论衡，确有其深刻与精彩，但是由于他对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后殖民”的担心与焦虑，他的比较与看法也未必没有偏差，尤其他对中西哲学的态度，并非平衡，甚至包含着内在的紧张与复杂的情结。

但是，无论如何，牟宗三在中西哲学的比较中，哲学地反省中国哲学，只旨在表明，中国哲学的重建必须哲学地建立。

二、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界的反省

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进行哲学地反思，是牟宗三哲学地反思中国哲学的继续，这步工作的完成，对中国哲学的哲学地反思才臻完善，这也是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的一步必要的工作。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发展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已随明亡而俱亡，所以中国近代以来的哲学只能从民国开始讲起。牟宗三把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的演变脉络分为三个阶段（23）：从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1911～1937）为第一阶段，从抗日战争到中国******控制大陆（1937～1949）为第二阶段，从“国民政府”迁台后逐步走向现代化（1949～1985左右）为第三阶段。他分别从中国大学哲学系与哲学家来省察这三阶段的哲学。

1、中国大学的哲学系

牟宗三在晚年，回顾与评论了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依他看来，自民国以来，中国的大学已设有哲学系，但比较完整的仅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的哲学系三家。此外，在北平（今北京）尚有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哲学系，在南方则有武汉大学与中山大学的哲学系，但并不完整（24）。从前三者来看，北大哲学系的历史最长。在第一阶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北大哲学系最热门，大家都念哲学，但真正能登堂入室的却很少，多的是空话，不能入哲学之堂奥。新文化运动仅是一般性的思想启蒙运动，多的是thinker，但并不一定是哲学家，譬如胡适就是一个典型，所以“五.四”运动在哲学方面没有成就，没有一个思想家可以站得住脚（25）。清华哲学系在逻辑方面有金岳霖领导，有所表现。哲学上以实在论、经验主义为主。第二代出了沈有鼎，第三代有王宪均，第四代是王浩（26）。北大方面，首先是张申府先生讲数理逻辑，后来去了清华；虽然出了个胡世华（与王浩同辈），但是与哲学脱了节；有张季真（名颐）先生任系主任，但并不太注重逻辑，而是比较重视古典哲学，且不只限于英美的实在论。张季真先生留学英国，研究黑格尔，在北大讲康德哲学，但他是否有黑格尔的头脑，很有问题。康德哲学讲是可以讲，学是可以学，可是要掌握得住，并不容易。张申府先生最崇拜罗素，对罗素生活的情调与思考问题的格调很熟悉，但是罗素本人的学问，张先生却讲不出来。所以，罗素那一套哲学没有传到中国来。（注意：牟不是不知道罗素访华，有“五大讲演”的事。）胡适之先生宣传杜威，可是对于杜威，他并不了解，他还达不到那个程度。胡先生所了解的杜威只是“Howwethink"中的杜威，杜氏后来的著作他大概都无兴趣，或甚至根本没有读过（27）。杜氏的学问相当扎实，自成一家之言，美国将来能不能出像杜威这样的哲学家都有问题。了解杜氏的那一套并不是容易的。所以胡先生当年所宣传的杜威，根本就没有传到中国来。实用主义成了望文生意的实用主义。（注意：牟不是不知道杜威访华讲演的事。）当代的罗素、杜威无法讲，十八世纪的康德，就更难了，要讲清楚都办不到。所以北大对西方哲学无所成就，进不了西方哲学之门。以后变成专门讲中国哲学。讲中国哲学以熊十力先生为中心，加之汤用彤先生讲佛教史。抗战期间，北大迁到昆明，完全以汤用彤为中心。汤先生后来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佛教史，但是汤先生的佛教史注重考据，代表的是纯粹学院的学术作风，对佛教的教义、理论没有多大兴趣，造诣不深，所以他代表的不是佛家的哲学，而只是佛教史，落入了西方的古典学，不是哲学系的本分。因此，北大办哲学系，历史最久，师资最多，结果无所成。至于中央大学哲学系，更是乱糟糟，尚不及北大与清华的哲学系。总的来说，这三者的“成就均不大”。（28）此外，除了燕京哲学系出了个张东荪先生，算是当时几个念哲学念得不错的人之一，（29）其他大学的哲学系就更谈不上有多少成就了。

1949年以后，台大的哲学系有方东美、陈康诸先生。陈康是亚里士多得专家，几年后就去了美国，在台大没有影响。方先生年资最高，读书最博，但在使台大哲学系走上轨道的问题上，他尽了多少责任（──这与他个人性格有关，牟认为不便多说），则不无可疑。而台大哲学系还是清华、北大的那一套老传统，以西方哲学为主，但并没有成就。（30）二战以后，真正能把哲学当哲学读而进去的人很少。一般人到国外去，读西方哲学不能入，对中国哲学（由于平素心存鄙视）无基础，甚至连熏习也说不上。“对西方哲学无所得，对中国哲学无所知，这是二次大战以后念哲学的风气。”（31）

总之，民国以来的哲学界是以西方哲学为主的，只注意了西方的“知识中心”的逻辑思辩，接触到了一些逻辑问题、科学问题、以及外在的思辩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而并没有注意生命的问题。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化生命所结晶成的那套实践的学问，便真斩绝了，成了一无所有。”（32）所以，“中国的思想界大体是混乱浮浅而丧其本”。（33）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牟宗三对民国以来中国的大学哲学系进行了初步的估价，──以清华、北大、中央、台大为中心，而尤以对他的母校系北大哲学系的评述为详，并由此而对中国哲学界发表了评论，他的评价甚低，这与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对北大、清华哲学系的评价适成鲜明对比。无疑，牟宗三对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不重视中国哲学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的评价，给人一种印象，他好象不赞成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以讲西方哲学为主，甚至还会让人造成他轻视西方哲学的错觉。其实，他十分重视西方的哲学和逻辑，他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甚至他明确地说过：“以西方哲学为主不算坏，要真能训练出来，那很好”。（34）他认为西方哲学的训练是必要的，非经过不可，对西方哲学的认识越深入，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就会越透辟，但是对西方哲学的训练是否只是一般性地读读逻辑学、哲学概论和哲学史，他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同时，也不难看出，他对于西方哲学在中国形成“后殖民”的景象十分忧虑与不安。他力倡与强调要以中国哲学为主，恰恰是他反对中国哲学界的西方哲学“后殖民”的心态表现。但是，他很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不得不接受西方逻辑与哲学的训练，不可能不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这又不能不使他陷入矛盾和痛苦的境地。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界的反省、检讨、是与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估价联系在一起的。应该说，他对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与哲学界的哲学反省是真诚的，严肃的，所站的位置极高，不乏深刻与独到，常常切中问题的要害，发人深思，他讲话一任天机，但他这项工作尚不够深入、系统和严谨。然而，牟氏没有否定民国以来，中国也出了几个称得上哲学家的人物。

2、中国哲学家

在早年，牟宗三就在他主编的《广州民国日报》的<哲学周刊>专栏上，以哲学家为对象而对中国哲学界发表过重要评论。对牟宗三来说，能称得上哲学家的人，必须是确有见地能成系统的人。在他看来，这样的人，中国不多，“五·四”时期一个也没有，但在“五·四”以后有三位，他们是熊十力先生、张东荪先生、金岳霖先生。三位先生分别代表了三种学问：熊先生代表元学，张先生代表知识论，金先生代表逻辑。

牟氏认为，熊先生跳出了儒学和佛学的两个传统，且超越了这两个传统，正是在此超越点上显出熊为真正的哲学家。“元学的极致是安体立用，哲学家的极致在通晓天人。着重点在乎理解与说明。哲学家立论必须要贯通，所以得证体；……得立用、得明用。”（35）而佛家或儒家，同是只作了半篇文章，一成了宗教家，一成了道学家，而都不能算是着哲学家。（36）在此可以看出，牟氏中后期（50岁以后）对儒学的理解与此截然有别，确切地说，他放弃了早期这种对儒佛的见解。这是不可不辨的。牟氏极力称赞熊的《新唯识论》（1932）是“划时代开新纪元的作品”（37），认为他从玄学上究明体用，使科学的真理得所汇归或依附，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与熊子本人的评价若合符节。他还把熊子与西方的柏格森、怀特海，和中国的胡煦相比拟，推许他们的哲学皆能安体立用，证体明相，而臻于元学的极致。这表现了牟氏早年受怀特海、柏格森的影响之甚深，而他在其处女作出胡煦的易学，则为极佳的明证。然而，牟氏对《新唯识论》中的浪漫色彩虽表同情的理解，实却不满，不乏微词以示批评。总地说，牟对熊子的评价极高，以他为中国哲学的典范，特许他的《新唯识论》系统为划时代的哲学，能使中国的文化改换面目，可言创造而有前途。（38）事实上，从牟本人与唐君毅、徐复观诸先生对熊氏哲学的承续与光大来看，证实了牟的判断不谬。

牟视张东荪先生为哲学家，主要是肯定他的“多元的认识论”思想。而在实际上，牟对张氏作了不相应的过高评价，认为在认识论上所主张的多元论超越了英国的知觉因果说（CausalTheoryofPerception),与康德的知识万能说（PossibleTheoryofKnowledge),（39）在根本点上较之于美国的路易士（Lewis）更为充足，“能表示圆成的路向”（40），打破了知识论与元学的混淆，是对元学上一元多元之论的根本改变，肯定它的“大纲节目，总算是一个很自然很正当的系统”。（41）且从五方面论析与指证了张氏的贡献，而只对张氏极其怀疑外界的条理或秩序的客观性的态度，加以批评，指陈这一态度与其承认“所与”为相关共变的观点相矛盾，认为他没有走到实在论，而却偏走向唯用论或唯心主义，是沾染西方偏僻思想过久，而留下的下意识地以不自然为自然的痕迹，（42）故而使他的著作在细节上尚未作到极尽自然。但是牟氏充分肯定他能反躬自问，提出自然与否的问题的态度实在是可宝贵的，“是使我们自创系统，自成文化的一个密匙。”（43）这些看法，在他同一时期的论文《觉知底因果说与知识底可能说》中得到了具体的阐述。（44）这是牟先生早年对张东荪先生的评价，高度赞扬了他的成就与贡献，却不免有过于誉美之嫌，反映出牟先生当时的学力与智识的不足，尚未从对怀特海的欣趣中摆脱出来，而牟先生那时正在写他的逻辑学著作，沉浸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书中，具有实在论的倾向。然而，牟氏晚年对张的评价却又走向了另一极端，认为他的多元认识论思想“没有什么价值，毕竟因时代的限制，只能到一定的程度”（45），仅只承认与肯定他把西方当代哲学介绍到国内来的苦心与用力，认为张“对真正的西方哲学问题，还是不能‘入’”（46）。这一评价虽不能说是完全失当，却又未免偏低了，不如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一书中对张的评价（47）来得肯切与平实。而且牟氏对张先生的评价前后判若两人，反差太大了，令人无所适从，难以接受。无论如何，张先生的《认识论》（1934）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可以称为“认识论”的第一部著作，虽然难与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1983，成书于抗日时期）和牟先生的《认识心之批判》（上，1956，下，1957）同日而语，甚至在今天难以说得上是真正的认识论，但对其开先河的头功当以承认。

牟氏对金岳霖作为哲学家的定位，主要是从逻辑方面着眼，这一视线他一直保持到晚年，没有改变，只是他的视线又扩大到了金先生的哲学（后面论述），可以视为对他早期观点的一种补充。牟先生对金氏在逻辑上的努力，是“钦佩的”，也是“受惠不浅的”（48），说自己“是最喜欢读他的文章的人”（49），对他的《逻辑》（1937）一书许以“国内有数的作品”，“一部最好的参考书，训练书”（50），标举金在逻辑学上率先打破了逻辑与知识论之混的功绩，认为他的态度是承认有一个公共的逻辑，使言论能有统一的标准，经过唯物辩证法的论战之后，形式逻辑受到错误地批判与压制（51），“在辩证法气焰万丈的中国，金先生仍能保持这个独立一贯的态度（52），不能不说是一支中流的砥柱。”（53）与此同时，牟也指出在实际的运用上，金先生仍未严格遵守这个态度，所以“最重要的对于二分观念，金先生没有弄对。”（54）此外，对于逻辑中诸专题的解说，金先生也仍未臻于完善。而尤其是金先生没有什么系统可言，《逻辑》“不是一部好的系统书，对的经典书”，使牟先生“颇觉失望”（55）。此时，金先生的《论道》（1940）和《知识论》二书（56）尚未写出，难怪牟先生要感到失望了！牟先生晚年评论金先生，认为他“解决了一些逻辑性的问题”（57），但更多地谈到的是他的哲学思想，并与张东荪先生作比较，评价也比对张先生的高出一筹。牟认为金先生“对经验主义及实在论（当时所谓的新实在论），尤其是休姆的思想很有研究。他的分析能力很强，写出的文章确实能触及哲学的层面。他可以自己找问题，分析这个问题。这方面他要比张东荪先生好，后者仅能做到叙述旁人的思想，到自己找问题的时候就不行了。”（58）按这个评价，金的确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但张就要低一个层次了。牟先生也指出了金的局限所在，说“他也只限于英美的思想，再进一步就不行了。”（59）总地看，牟对金氏的逻辑和哲学都作了评价，对他在逻辑方面的成就评价更高一些，而对他的知识论肯定不多，牟曾说过：“他是我国第一个比较能精通西方逻辑的学者，对于西方哲学知识论的训练也并不十分外行。”（60）这与牟先生可能没有看到金著的《知识论》一书有关。从牟先生的一生来看，他对金岳霖的批评最多，肯定也最多。

然而无论如何，在牟氏的眼目里，熊、金、张是自民国以来中国哲学界念哲学念得不错的三人，是称得上哲学家的三位人物，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代表和象征。牟对他们给以了最高的评价，指出：

熊十力先生、张东荪先生、金岳霖先生，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三枝栋梁。若没有这三个人，也只好把人羞死而已。有了这三个人，则中国哲学界不只可观，而且还可以与西洋人抗衡，还可以独立发展，自造文化。（61）

在牟看来，中国哲学要“独立发展，自造文化”，摆脱西方哲学的“后殖民”处境，就必须在这三位先生的哲学思想基础上向前迈进，把熊十力的元学，金岳霖的逻辑，张东荪的认识论重新进行融合与创造，以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事实上，牟宗三在近现代世界哲学的宏大背景中，把熊、金、张的哲学同冶一炉，中西融通，创造性地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为在现当代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范例。

三、必须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

牟宗三哲学地反省中国哲学，以及中国现代的哲学界与哲学家，目的乃在重建中国哲学。他认为必须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事关华族乃至人类的价值标准和文化方向的重大问题，“因此之故，读哲学的，处在这个非理性的时代，有其天造地设的命运（受苦），说得积极一点，有其天造地设的使命（天职）。若不能自觉地承当这命运或自觉地担当这使命，他便不能尽其学哲学之本分。”（62）牟宗三与他同辈的哲学家们自觉地担负了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这一伟大而又艰巨的天职，他坚信中国哲学一定可以哲学地建立起来。

对牟宗三来说，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就是要在熊、金、张三位哲学家所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向前，使中国哲学走上一条自创系统，独立发展的道路。

经过对中国哲学的哲学反省，特别是与西方哲学相比较，照察出了中国哲学的缺陷与不足，但同时也把中国哲学的特质与优长显见出来了。依牟宗三看来，中国哲学的境界到底还是要高于西方哲学，只要中国哲学消融与吸收了西方哲学的优长，就必定会超过西方哲学。虽然牟宗三持著中国哲学优于西方哲学的态度，但是他并不因此而贬低排拒西方哲学；相反，他承认西方哲学比之中国哲学有其自身的优点，可补中国哲学之所缺与所短。换言之，牟宗三所执持的中国哲学在境界上高于西方哲学的心态，并没有影响他以西方哲学为师，充分吸吮、融摄西方哲学的态度。也就是说，牟宗三的中国哲学优越论是在与西方哲学的会通之中得到巩固与表现的。这是颇耐人寻味的。也许，他对中国哲学的骄傲，正是他自尊心上的一道天然防线。然而，他强调中国必须学习西方哲学，必须对西方哲学有深入透彻地理解，必须把西方哲学的主流弄清，消融其精彩与优长，又冲破了他的这道天然防线。饶有兴味的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巨大差别与冲突，对牟宗三并不构成矛盾。他反对学习西方哲学全盘照搬，或一步一趋地去重复西方哲学的道路。他痛恨并极力反对西方哲学的“后殖民”，他力图打破西方哲学中心论，谋求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在牟宗三看来，世界未来的哲学不应该完全由西方哲学来主宰，而应当是东西哲学互放光亮，互相辉映，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他认为未来世界哲学的路向并不一定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代表，而力倡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必须走一条自己的道路，甚至他相信中国哲学要走的这条道路，也完全可以成为且代表世界哲学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事实上，牟宗三为实现这一宏愿而奋斗了一生。从他的笔下和“讲演录”中所透露出来的大悲愿，十分真实地传达了牟宗三对中国哲学在未来的憧憬与向往，同时也反映出他对西方哲学与文化“后殖民”的批判、对抗与超越的强烈意识。牟宗三的这种大悲愿以及他的哲学观与他对中西哲学的看法，内在地主导着他所走的哲学道路。

注释：

1、见牟宗三《时代与感受·序言》，台北，鹅湖出版社，民国73(1984)年版，第1页。

2、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台北，学生书局，民国85(1996)年版，第73页。

3、一般以前三大部著作为牟氏中国哲学史的代表性著作。

4、这些评论很多，但大体上可以分为5种：1、台港新儒学的评论，以蔡仁厚，刘述先二先生为代表；2、海外的评论，可以杜维明、傅伟勋和林毓生先生分别代表；3、新士林的评论，可以罗光先生为代表；4、大陆学者的评价，可以方克立、郭齐勇、颜炳罡先生为代表；5、其他的评论，不俱举。

5、参见罗光《罗光全书》册十四(台北，学生书局，民国85(1996)年版)《牟宗三的哲学思想》一章，并请注意在《冯友兰的哲学思想》一章中以牟说批评冯的观点；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五部分中的<面对未来的关怀>；刘述先《牟先生在当代中国哲学上的贡献》(蔡仁厚、杨祖汉主编《牟宗三先生纪念集》，台北，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民国85年(1996)年版，第508页。)。

6、刘述先<记牟宗三先生>,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一,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页。

7、刘述先《文化与哲学的探索》，台北，学生书局，民国75(1986)年版，第289页。

8、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原为1989年主讲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室主办的学术报告会，后连载于天津《南开学报》1990年第4、5、6期)，收入氏著论文集《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2页。)

9、刘述先<记牟宗三先生>，同上，第252页。

10、刘述先<记牟宗三先生>，同上，第251页；<牟宗三先生临终遗言“古今无两”释>，蔡仁厚、杨祖汉主编《牟宗三先生纪念集》，同前，第498页。

11、郭齐勇<牟先生的学术贡献不朽>，蔡仁厚、杨祖汉主编《牟宗三纪念集》，同上，第256页，第258页。

12、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台北，学生书局，民国63(1974)年版，第7页。

13、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台北，学生书局，民国79(1990)年版，第1页。顺便指出：引文中“(哲学)”二字是累字，“与”似宜为“或”，意思才为顺当。

14、参见牟宗三《圆善论·序言》台北，学生书局，民国74(1985)年版，第vi页。

15、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小序》，同前，第2页。

16、同上。

17、牟宗三〈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大综和与中西传统的融合〉，杨祖汉主编《儒学与当今世界》，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国83(1994)年版，第9页。注意：牟这里说的“唯心论”，不是idealism,与一般的理解有别，详见该文。

18、蔡仁厚《孔子的生命境界》，同前，第179页。

19、1985年，汉城出版是书的韩文版；1997年，上海出版简体字版，预计其他文字的版本也将陆续问世。

20、参见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同前，第66页，第53页，第71页，第80页。

21、这点是从哲学上顺历史来概括，不很全面，也未包括牟氏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蔡仁厚先生偏重于从文化的角度，把牟氏的思想概括为五组，比较完整，可以补本文之不足。见蔡著《孔子的生命境界》，同前，第151页。

22、牟宗三《王阳明致良知教·引言》，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民国43(1954)年版，第10页。

23、牟宗三在不同的文章或讲演中，对三个阶段的划分并不一致，在《关于“生命”的学问》（1961）一文中的“三个阶段”是“康有为、章太炎、吴稚晖诸先生为第一阶段。

五.四运动为第二阶段。十七年北伐以后为第三阶段”（《生命的学问》，台北，三民书局，民国59(1970)年，第38～39页）；而在《哲学的用处》（1983）讲演录中，“三个阶段”则为“从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到后来的********的兴起,这是一个阶段。经过八年抗战的疲惫，在一转眼间，马克思主义的大浪潮控制了中国，这是另一个阶段。国民政府到台湾，在台湾逐步向现代化走，这是第三阶段。”（《时代与感受》，台北，鹅湖出版社，民国73(1984)年，第127页。）为慎重起见，本文以牟氏后文（时间与次序均在后）所讲的为准，以他前边的为参考。

24、牟宗三《时代与感受》，同上，第139页。

25、同上，第128页。

26、今有所谓“清华学派”之说。如果说“清华学派”仅指清华中文系的学派特色，或许可以成立，用在清华的哲学系，指金岳霖先生一系的哲学（包括逻辑哲学）研究，冯友兰先生也是其中的一员，或许尚可考虑。但所论“清华学派”并非是在一个研究共同体或研究家族的共同“范式”（信仰范式与研究范式）的意义上使用，而是指清华学人们的广义的乃至泛义共同之处，即他们都具有会通古今，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的倾向，那么清华的这种“共同之处”是不是能够称之为“学派”，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就颇成问题了（参见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何序》，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7、关于胡适与杜威哲学的关系，可以参看吴森〈杜威哲学的重新认识〉一文，收入吴著《比较哲学与文化论》（一），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民国67（1978）年版。

28、牟宗三《时代与感受》，同上，第139～143页。

29、同上，第128页。

30、同上，第148页。

31、同上，第148~149页。

32、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同上，第34页，第28页。

33、同上，第33页。

34、牟宗三《时代与感受》，同上，第148页。

35、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载《广州民国日报·哲学周刊》第43期，1937年6月24日。

36、同上。

37、同上。

38、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同上。

39、知觉因果说，牟氏释为从外界到内界及从内界到外界的一种刺激反应说，上自洛克，下至罗素，无或越此；对知识可能说，牟又称为“思想组织说”，即在知识领域内，指出思想之机构或组织的作用，首要的代表人物是康德。（同上）

40、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同上。

41、牟宗三〈一年来之中国哲学界并论本刊〉（续篇），同前，第44期，1936年7月1日。

42、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

43参阅牟宗三〈觉知底因果说与知识底可能说〉，刊于《哲学评论》第6卷第2、3期（1937年9月）。

44、同上。

45、牟宗三《时代与感受》（同上），第140页。

46、同上。

47、贺认为，张东荪的认识论著作是“中国治西方哲学者企图建立体系的最初尝试”。（《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48、牟宗三（原文署名“光君”）《略评金著〈逻辑〉》，载《广州民国日报·哲学周刊》第22期，1936年1月29日。

49、同上。

50、同上。

51、请参阅：(a)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现代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三章；(b)李继东《中国现代逻辑史论》（南开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c)WernerMeissner,PhilosophyandPoliticsinChina:TheControversyoverDialecticalMatterialisminthe1930s,PartⅢ.12,20,StanfordUniversityPress,Staford,California,1990.

52、金先生“这个独立一贯的态度”，一直坚持到五十年代。这可以从下述事例中得到证明。建国后，艾思奇先生第一次应邀至清华大学哲学系演讲，公然反对形式逻辑，金先生在谢辞中智驳艾氏，说艾先生批判逻辑的话，句句都符合逻辑。嗣后，引起一场全校性的讨论，一些学生在“民主墙”上对金先生的观点作出论证，公开为形式逻辑辩护，而被视为“不正确言论”对待。但是，金先生高贵的学术品质和刚直不阿的学人风范广为流传，至今仍为佳话。（见王雨田<怀念我敬爱的老师──金先生>，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201页。）

53、牟宗三〈一年来之中国哲学界并论本刊〉（续篇），同前。

54、牟宗三《略评金著〈逻辑〉》，同上。

55、同上。

56、牟宗三在1937年发表的<觉知底因果说与知识底可能说>一文中说：“这是真理论最近的一种新趋势，在中国金岳霖先生讲的很详细，但他还没有发表出来。”（D.3.4.1）说明此时牟知道金在写知识论，但是尚未发表，故牟未见到此书。而金的《知识论》一书虽完成于四十年代，但迟至1983年才正式出版。牟是否读到过，不得而知。至于金的《论道》一书，牟宗三读过，因该书先行以单篇，在牟氏的著作中出现过有关的评论，最先见于《逻辑典范》（参阅牟著《逻辑典范》，香港，商务印书馆，民国30（1941）年版，第382页。）其次，最为明显的是见于《认识心之批判》上册。牟氏从逻辑的角度对金的“式”论作了否定性的评论。他指出：“吾国金岳霖先生于其《论道》一书中，以析取连结可能而言‘式’，亦为根之戏论，不可以为法。”（见该书，香港友联出版社，1956年初版，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社印，民国73（1984）年版，第455页。

57、牟宗三《时代与感受》，同上，第141页。

58、同上，第140页。

59、同上，第141页。

60、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台北，学生书局，民国63（1974）年版，第6页。

61、牟宗三〈一年来之中国哲学界并论本刊〉（续篇），同前。

外国哲学论文篇4

从德国古典哲学同它产生之前的西方哲学思想联系来看，德国古典哲学不仅是对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西方近代哲学尤其是英国经验论和大陆唯理论、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的系统总结和发展，而且是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一种系统的、建立在批判理性基础之上的清理，也是对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人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思想的一种发挥或发展。从德国古典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来看，它不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的理论来源，而且几乎是全部现代哲学批判讨论的对象和借以出发的起点。

二、整个德国古典哲学都带有非常明显的“体系化”特征

德国古典哲学家们都非常注重借助于“体系”来总括以往的哲学并展开自己的哲学思想。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把自己成熟时期的哲学叫做“批判的哲学”。这种哲学是由《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和其他一些著作构成的。黑格尔把绝对理性或理念的运动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理念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阶段；理念“外化”为自然的阶段；理念由外在的自然“回复”到自身、逐步达到自我意识的阶段。他据此把自己的哲学分为三大部分；逻辑学，研究理念自在自为的科学；自然哲学，研究理念的他在或外在化的科学；精神哲学．研究理念由他在回复到自身的科学。精神哲学又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梢神”三个环节。黑格尔由此完成了庞大而宏伟的哲学体系的建构。最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把自己哲学的对象规定为“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试图从人和自然出发来建立人本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哲学新体系。

三、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即从一个体系到另一个体系的过渡，是有着内在的可循逻辑规律

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书中写道：“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丁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德国哲学从康榴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2]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之所以有着内在的逻辑规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探讨的问题无法回避自近代以来日益清晰地呈现出来的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而且他们中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恩格斯之前就已经自觉地认识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当中最基本的问题。正是由于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展开自己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始终是围绕思维与存在或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展开的，因此，他们各自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解决方案，就很自然地表现出逻辑上层层推进的趋势。

四、德国古典哲学在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中心线索逐步展开的过程中，也在越来越深刻的意义上实现着认识论、本体论、逻辑学和方法论的统一

在康德哲学中，认识沦被间时说成是“先验逻辑”．因此初步实现了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由于康德把通常把反映外界事物的经验看作先天的直观形式和知性范畴加于由外界事物所引起的感性材料的结果，因此，他的先验逻辑或认识论实际上也具有一定的本体论或存在论的意义。因此他不可能真正把认识论、逻辑学和本体论统一起来。经过费希特和谢林的努力，认识论、本体论、逻辑学和方法沦的统一，最终在黑格尔哲学中系统地完成了。

五、德国古典哲学对后世的影响

外国哲学论文篇5

·陈荣捷。哲学思考。《两轮哲学》。

·

·陈荣捷被欧美学术界誉为“将东方哲学和文化最完整地介绍到中国西部的大儒”[1]。这是对陈荣捷将中国哲学传播到国外的学术成就的肯定。随着近代以来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的趋势，陈荣捷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两轮哲学》思想是对中西哲学共性与个性的深刻把握，是从世界哲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阐释。陈荣捷的《两轮哲学》思想是在编纂中国哲学史史料的过程中形成的，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价值、基本内容和鲜明的理论特色。

。陈荣捷，作为传统文化英译的先驱之一中国哲学文本，他的《中国哲学选材》仍然是西方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要参考书，贯穿于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个性化解读。纽约时报报道了陈荣捷在1994年去世：“西方中国哲学研究的大师，中西学术界最关键的纽带……在当今世界，没有人能比向西方传授中国学术传统的中间人更好。”在翻译过程中，陈荣捷以经济实力的统一为基础，对中国传统哲学文本和西方中国哲学的英译本进行了重新梳理，

首先对中国传统哲学史料进行了核实，纠正了历史上的错误汇编基于文本价值和历史价值，他将汉语文本与英文文本进行了比较，并批评了英文文本的不足之处。例如，《论语》和《孟子》的英译本选择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道德经选择了夏洛克·王弼的译本。对于现有的西方文本在英文版中，他根据中国哲学的原版，对英文在英语国家有一定影响的中国哲学文本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并结合语法规则和西方哲学的逻辑原理，提出了明智的哲学思想例如，在老子的《道德经，Blakney》（布拉克尼）的英文原版《圣人不仁以人民为刍狗》中，《不仁》被译为《unkind》（不友好）但是这个表达有着消极而残酷的内涵，完全曲解了老子的本意。陈荣捷指出“仁”在中国哲学中具有“礼”、“爱”、“善”和“蒂凡尼早餐”的含义。《圣人不仁》体现了圣人不偏不倚的美德。因此，陈荣捷把《不仁》翻译成了《unhumane》（非人道），更接近老子的本意。其次，陈荣捷主张在中国传统哲学史料的英译过程中，让圣人“自己讲”。显然，这是冯友兰“接着讲”的延续，以增强哲学的历史连贯性。陈荣捷通过比较和理解不同思想家对同一范畴的具体运用，明确了不同哲学思想的张力和生命力。例如，陈荣捷指出，韩非关于“道”的形而上学讨论最早，原因有二：一是“理”是近800年来中国哲学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二是“道”是万物分化和形成的基础。他进一步指出，韩非是第一位总结和演绎道与理性的意义和关系的哲学家。他的思想是先秦百家争鸣的综合趋势的自觉努力。因此，陈荣捷肯定了韩非对“道”本体论的努力以及这一本体论努力对先秦魏晋玄学研究的历史价值。可见，陈荣捷英的中国哲学史料翻译主张《自己讲》是不同哲学范畴历史逻辑的安排，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根源。陈荣捷注意到范畴的意义中国传统哲学史料英译中的哲学翻译。为了突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他与西方哲学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史料以原著、笔记、疏书等文本体裁呈现。陈荣捷对它们的评论实质上是解释主体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公孙龙《指物论》中的“手指”可以分为个性和共性。那些支持个性的人把它理解为一个普遍的概念，而那些支持普遍性或唯名论的人认为它指的是手指或参照物。陈荣捷坚持美国和实证主义的现实主义精神，指出《指物论》的原文是不完整的。在新史料出现之前，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解释机会。同时，陈荣捷注重突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性，从多个角度突出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例如，学者们普遍认为董仲舒的《人副天数》有其特殊的时代作用，但他神化自然的倾向受到了后人的批评。陈荣捷从西方逻辑的角度指出，董仲舒继承并创造性地运用了先秦、汉初的数形思想，反映了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他用“numerical”（数字）来代表“人副天数”的“数字”，而不是“number”（数字）“figure”（计算），这是为了突出其“数字的”和“用数字表示的”的含义，这与西方数字逻辑相联系，拓宽了中西哲学的对话路径。中国传统哲学史料英译的过程陈荣捷以经济权力的统一为方法论基础，突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民族性。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形成了两轮哲学从多层次、多文化的角度审视中国哲学史料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料的编纂和评论过程中，陈荣捷整合了古代和现代中西的学术资源。具体而言，首先，基于中西不同学术传统的广阔视野，他通过比较同一范畴内的不同文化背景，突出了中国哲学的特点。其次，他注重对哲学范畴的多角度分析及其与相关范畴的比较，同时关注其演变路径。第三，在阐释过程中注重范畴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哲学内涵，为阐释范畴的“本源”和“本源”提供依据。首先，

将通过古代和现代中西的学术资源，探索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价值。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观或范畴的内涵和历史演变的阐释，揭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性。首先，陈荣捷注重同一范畴的不同文化背景的比较，以澄清该范畴在不同情况下的意义。以庄子的方内和方外为例。“方内”指儒家的人文主义世界。“方外”是由各种内涵构成的，这是佛教对生命暂时存在的设定。陈荣捷指出，佛家拥护诸法无相，认为现实世界中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道家强调无为不同于佛教。“方内”和“方外海盗”的哲学范畴它们最初被庄子使用，但在儒学和佛教中都有相应的含义。其次，他着重解释了同一范畴在历史演变中的内涵变化。例如，陈荣捷在对华严宗法界的评论中指出，董事的概念与性阶段、身体和使用以及“二谛”（真意和俗谛）的概念基本相似，并进一步指出了佛教类别在儒家和道教等文化体系中的表现。其次，

从世界哲学的角度审视了中国哲学的范畴，突出了中国传统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主体性。在比较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或概念的过程中，陈荣捷强调要解释中国哲学的本义和西方哲学的相应含义，从而深化中国哲学的内涵，拓宽中国哲学与世界其他哲学的交流途径。在对禅宗历史地位的解读上，陈荣捷从佛经的意义出发，比较了胡适和铃木大拙的观点，提出将两者结合作为理解禅宗历史地位的途径，是禅宗发展成为一个独立教派的轨迹。对于唯识宗的意识，陈荣捷借鉴了冯友兰的观点，指出唯识宗的意识是因果报应与结合、任意与不规则形成的，这与休谟的西方哲学中外部经验世界是不真实的观点不同。显然，佛教没有坚持怀疑精神，坚持探索外部色调，而是转向了内部精神的培育[3]。第三，

侧重于从本体论、宇宙学和方法论等不同方面阐述概念或范畴，以澄清概念或范畴的“价值对象性”（用朱贻庭的语言）。如对“玉”、“明”等范畴功能的解读在不同的哲学流派中。他指出，儒家的“宇”是后代人可以效仿的道德典范，同时也是墨家注重实践的榜样。这两件事显示了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不相容性。儒道论的“生命”注重整个宇宙赋予人类天赋的功能，而墨家则弱化了“生命”的形而上学意义，强调“生命”的具体应用。综上所述，陈荣捷通过两轮哲学解读了中国传统哲学概念或范畴的不同含义和历史演变，还原了中国哲学的本义，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哲学与世界其他哲学联系起来，从而完善其两轮哲学思想的框架。陈荣捷的这一思想反映了20世纪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方向。正如冯契所指出的：“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发展。”［4］

的周炽成指出：陈荣捷先生是第一个阐述两轮哲学的人。他认为,"两轮"的概念是朱熹首先提出的,他的两轮哲学是最完整的。陈荣捷的两轮哲学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儒家优秀思想两轮的继承“是大车两个轮子之间的平行关系。两者既有区别又相互影响，但不能偏颇，如天人合一、知识与实践的统一等。从哲学的角度看，

的两轮哲学是对中国传统主流认识论的改进，它将理想与现实相结合。在陈荣捷看来，两轮哲学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融合唯心主义和伊拉琴主义的一个哲学体系，它表明中国古代学者们重视生活和实践。两轮哲学包含了丰富的辩证逻辑内容，如蒂凡尼早餐、礼俗互动、形神一致等。在西方哲学中，两轮哲学表现在伦理学和逻辑思维领域，呈现出多对立少综合的发展趋势，如身体与灵魂的关系、共性与特殊、现象与事物本身等。深入挖掘两轮哲学的精髓在中西，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强调一体化是在小农经济的土壤中形成的天人合一的综合趋势，而西方则是工业社会发展中科学与人文对立的分离趋势，就像王国维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一样可爱与可信”

的两轮哲学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出发，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思维与存在或天人关系进行了探索。程志华指出：“陈荣捷梳理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哲学发展的脉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要特征。”[6]陈荣捷注重挖掘中国哲学范畴的“源头”和“本源”，并首次阐述了范畴的哲学家、本义和历史地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注重范畴意义的发展和完善。陈荣捷从范畴的“起源”角度阐释了范畴的本义和现实基础。以中国和西方的“人本主义”为例，西方强调高扬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的“人本主义”起源于文艺复兴，中国的“人本主义”思想它起源于西周，热衷于政治和社会事务，不仅体现了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关注，也肯定了生命的价值[6]。自孔子以来的大多数儒家，如孟子、朱熹、王阳明和现代康有为、谭嗣同，都是《人本主义者》。因此,陈荣捷认为,中国的"人本主义"有两层含义:一是人民在政府中处于中心地位,二是人员实际上被认为是重要的。从该范畴的“源头”看，他重视该范畴的历史演变，如《扬雄性善恶混思想述评》。他指出，性善恶混理论不是由王充提出的，而是由扬雄提出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值得注意的是，陈荣捷的结论得到了法言地区相关讨论的支持，进一步总结了汉代人性论的特点，并探讨了其背后“两轮哲学”的逻辑思维模式。从哲学价值的角度看，

的“最后一顿饭”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中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的统一。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注重辩证逻辑和非形式逻辑的萌芽，注重对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诠释。中国传统哲学重视自由人格的发展和培养，但先秦以后，外国国王的发展相对薄弱，导致中国自然科学和形式逻辑的发展与西方相比滞后。西方哲学侧重于探索外部的自然和自然注意形式逻辑，如柏拉图的《共相与殊相》、笛卡尔的《心（精神）和《客体（身体》、康德现象和《物自体》。陈荣捷在比较和理解中西哲学的过程中，主张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应以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为前提，吸收西方科学发展和形式逻辑的优势。例如，他认为扬雄的善恶混合思想代表了当时讨论人性论的真正进展，因为它避免了孟子和荀子的极端以及董仲舒的强烈气质。因此，陈荣捷在解读中国传统人格自由与大同社会的相关范畴时，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理想人格与理想社会进行了重新解读，为当代中国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借鉴。

[1]陈来。陈荣捷：研究中学西方传播的学者[n]。北京日报，2017年3月6日（20）。

[2]刘敬国，项东。中国哲学的西方传播——陈荣捷先生的翻译生涯[J]。中译，2012，（1）：47-50.

[3]陈荣捷。中国哲学选集[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社，2018年。194

[4]冯契。了解世界，了解自己[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21

[5]周炽成。论朱熹和儒家的两轮哲学——与二元论西部的比较[J]。学术研究，2013，（2）：26-31。

外国哲学论文篇6

    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对其基本理论特质的探讨构成了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早在20世纪30-40年代，著名哲学史家汤用彤先生首倡玄学哲学是本体论之论，并将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的发展看作是中国哲学史上从宇宙生成论向宇宙本体论的转变。在他看来，汉学执滞于经验，“本天人感应之义，由物象之盛衰，明人事之隆污。稽查自然之理，符之于政事法度。其所游心，未超于象数。其所研求，常在乎吉凶”。魏晋玄学则不然，它“已不复拘拘于宇宙运行之外用，进而论宇宙万物之本体。汉代寓天道于物理。魏晋黜天道而究本体，以寡御众，而归于玄极；忘象得意，而游于物外。于是脱离汉代宇宙之论(cosmology or cosmogony)而留连于存存本本之真(ontonogy or theory ofbeing)”。（汤用彤，第48-49页）由此，他得出结论说：“玄学与汉学差别甚大。简言之玄学盖为本体论而汉学则为宇宙论或宇宙构成论。”（同上，第67页）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不同于汉学“体用分为二截”，玄学的基本特点则是“即体即用”：“玄学主体用一如，用者依真体而起，故体外无用。体者非于用后别为一物，故亦可言用外无体”。（同上）

    汤用彤先生的上述论断无疑有着颇为深刻的真知灼见，因而长期以来成了学界理解魏晋玄学的基本范式，在一定的意义上堪称代表了魏晋玄学研究的时代水平。但是，近年来，随着有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一些论者不仅在汤先生有关论断的基础上对于作为玄学之核心理念的“有”、“无”范畴的根本义蕴作出了进一步的探讨，而且直接对其基本论断即“魏晋玄学哲学是本体论”提出了质疑。对此论说得最为鲜明的是许抗生教授。他说，虽然王弼玄学哲学的基本特征仍可以看作宇宙本体论，但由于嵇康、阮籍并不讨论有无与本体问题，向秀、郭象更是反本体论的，因此用宇宙本体论来概括玄学哲学的基本特征似有缺陷。他认为，玄学哲学的普遍共性，并不是宇宙本体论，而应当是讨论宇宙万物的自然本性论问题：王弼“明自然之性”，郭象讲“自足其性”，阮籍谈“明于天人之理，达于自然之分”，皆是围绕探讨自然之本性而展开自己的学说的。（参见许抗生）上述结论在相当程度上显然可以看作是对于汤用彤先生以来把玄学哲学在整体上归结为“本体论”这一研究范式的颠覆性意见。

    比较汤先生和许先生对于魏晋玄学基本理论特质的不同认识，不难看出其中的一个重要差别：如果说前者主要是借鉴西方哲学中的基本范畴本体论来论说魏晋玄学，后者的基本主张则明显包含了力图以更符合中国哲学自身特质的方式来论说魏晋玄学基本特征的理论意旨。这其中的一个关键之处在于：由于汤先生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草创期，因而他主要是套用了西方哲学的既成范式来理解中国哲学，这其中事实上已经内在地隐含了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中国哲学自身特质的可能性，而随着对中国哲学自身特质认识的不断加深，学界对此已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这就为站在新的基点上对玄学哲学的基本理论特质作出进一步的探讨提供了可能。

    众所周知，在传统中国学术中虽然并没有出现“哲学”这一独立的学科，但是，中国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主流传统之一，自有其颇具特色的对于人生、社会乃至天地宇宙之一般“道”理的系统性的整体理性反思，这就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专注于“究天人之际”的“天人之学”。在近代中西文化交会之后，人们正是按照西方学术分途的模式，把中国文化中的这部分内容按照西方哲学的学科框架、思维取向和概念范畴体系加以抽绎、梳理和编排、改造，从而形成了“中国哲学”这一学科，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了“中国哲学史”。随着时代的发展与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特别是世界范围内“西方文化中心论”的逐渐沦落，人们对于凸显中国哲学自身特质的重要意义具有了越来越充分的认识。正像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与哲学的对比中不少论者已经指出的，如果说中国哲学传统的主流形态是以人之生命价值或意义的安顿为中心，西方哲学传统的主流形态则主要体现为一种通过显发理性之光以认识、把握外在对象的智慧形态。（参见成中英）与思想主题的差别紧密相联，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而言形成了自己的重要特色。在笔者看来，这至少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不同于西方哲学着力于区分经验性的现象世界与超越于现象界的理念世界或本质世界，中国哲学则体现为一种一重化的世界观。其二，不同于西方哲学主要是通过理性的发用以认识外在于人的客观世界之真实，中国哲学中虽然也不能不关涉到对于客观外在世界的认知问题，但是它又总是关联于人伦日用，落脚于人之生命意义的追寻。正如不少学者已经指出的，正是由于中国哲学传统总是倾向于立足于现实人生而穷究“天人之际”，它对人生意义的追寻就总是落脚于对于生命境界的凸显。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本体意识上的一个基本的差别：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是要追寻外在于认知主体的客观“实在”，在中国哲学中“本体”则总是关联于人伦日用，因而总是在人之精神境界中得到“呈现”。由于在中国哲学中“本体”与“境界”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笔者认为，可以把“天人之学”中所包含的形上学名之为“境界形上学”（亦可参见牟宗三，第98页）。

   

二

    从这样的视角来考察魏晋玄学，我认为，正是魏晋玄学不仅实现了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从宇宙论向本体论的转变，而且其所凸显的本体也是落脚于人之精神境界，从而构成了境界形上学的初步形态。

    随着玄学的兴起，汉代关于宇宙起源、结构和演变的争论发展为“有无（动静）之辨”，“本”与“末”、“有”与“无”等的关系成为讨论的中心问题。不同于汉人大多把《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论断看作宇宙发生论，玄学家则对此作出了新的解释。作为正始玄风的领袖人物，王弼在《老子注》一开篇就明确指出：“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其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他还指出：“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老子注》第40章）“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老子注》第42章）王弼没有把“无”、“有”和“一”等看作是宇宙演变的阶段，而是提出“以无为本”的论点，并以思辨方式进行了论证：具体事物都以“有”为存在，而任何“有”皆始于“无”，所以在任何时候要保全“有”，必须“反本”守住“无”。同时，纷繁复杂的万物有其统一性，这个统一原理就是“无”。显然，王弼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宇宙发生论阶段，达到了以理性思辨的方式追寻宇宙人生之最终本原或存在根据的高度。它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发展成熟到了在整体上初步摆脱经验性思维而以理性思辨的方式探讨宇宙人生之恒常本体的新阶段。正是有见于此，汤用彤先生才在与前此的中国哲学相比较的意义上将玄学哲学看作是“本体论”。

    不同于王弼、何晏主要是凸显了玄学的本体意识，阮籍、嵇康则开始强调了自我意识和精神境界的问题。阮、嵇虽然也有着自己的本体意识，如对“混一不分，同为一体，得失无闻”的“至道之极”（阮籍：《达庄论》）的追求就明确地体现了这种本体意识，但是其理论兴奋点却并不是现象与本体的思辨联结，而是自我意识与本体的关系问题。尽管在表面上“越名教而任自然”代表了在名教与自然之间否定一者而坚执另一者的价值选择，但由于作为社会性的存在，人事实上不可能彻底摒弃名教而完全因任自然，因此，“越名教而任自然”实际上是以痛苦矛盾、彷徨无依的内心世界为基本背景的。《晋书·阮籍传》说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嵇康在《卜疑集》中也描绘了这种与阮籍相类似的痛苦矛盾的心态。既然自我生命无论在现实的名教或自然中都得不到安顿，那么就只能是退回到自身，在纯粹意识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大人先生传》中，阮籍描绘了一个与现实的悲苦无干、具有自我意识与宇宙本体融合为一之理想境界的“大人先生”：“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养性延寿，与自然齐光。其视尧舜之所事，若手中耳……先生以为中区之在天下，曾不若蝇蚊之着幄，故终不以为事，而极意乎异方奇域，游览观乐非事所见，徘徊无所终极。”显然，在这样的人生境遇与境界中，不仅天地宇宙是和谐的，而且置身于其中的人及其自我意识也都是和谐的。由此，人就可以达到“并天地而不朽”的精神境界，从而找到自我生命的安身立命之所。正是阮、嵇以这种在孤魂野鬼的寂寞悲苦与得道真人的逍遥自得之间不断变换的生命存在形态，从两个相反的向度同时凸显了自我意识的问题与对自由的精神境界的渴慕与追求，从而对玄学转向对精神境界的注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由此，他们进一步深化了玄学的主题。魏亚玄学作为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天人之学”，其中心课题是以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方式达成“天”与“人”的联结。何、王玄学的历史意义在于：针对汉代经学的感性、现象性思维，思辨地凸显了宇宙人生之本体的绝对性，并初步确立了与此相应的本体论思维。阮、嵇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对本体的抽象思辨落脚于“人”，落脚于对人之精神境界的关注，从而为玄学学理的进一步展开奠定了基础。郭象正是在此基础上对玄学哲学作了新的推展。

    对万物“独化”的本体论论证和对独化而逍遥的人生境界与达于境界之修养方法的揭示，构成了郭象玄学思想的主干内容。独化论的基本理论意旨，是哲学地证立自然与名教的统一，这可以看作是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对何、王贵无论玄学主题的“回归”。而郭象玄学落脚于独化而逍遥的人生境界，则与受到阮、嵇凸显主体意识与精神境界的直接影响有关。

    在从理论上揭明了有无相生的矛盾性之后，郭象进一步提出了“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的命题。他说：“世或谓罔两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齐物论》注）所谓“独化”，是指事物都是“独生而无所资借”的；“玄冥之境”则是指事物玄妙幽冥、浑然至极的存在状态。在他看来，根本不存在所谓造物主，万物都是自己创造自己。万物自生自化而不依赖他物来创造，这就是天地的本来面目。“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提出，标志着玄学哲学本体论转向的真正完成。

    与此同时，郭象的独化论作为一种天人之学，并没有仅仅满足于对宇宙和谐的本体论证，而是在扬弃了阮、嵇强调自我意识与精神境界的有关思想的基础上，落脚于与本体论相应的人生境界的凸显。针对大小不平、“上下夸qí＠①”（《秋水》注）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所带来的可“患”之处，郭象力图通过追求建立在“自足其性”基础之上的“各安其分”的精神境界，来影响社会的存在状况和人们的生命存在形态。他并不是不承认事物间的差别和矛盾，而是主要着眼于用“自足其性”、“各安其分”、“大小俱足”（同上）的玄理去在人们的主观意识上消融这些矛盾。人们一旦达到这样的精神境界，一切社会矛盾也就可以消除，社会整体的和谐就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在他看来，一切用世俗的眼光看处于劣势地位的“臣妾”、“皂隶”只是懂得了这个“天理自然”，就可以做到“不顾毁誉而自安其业”。同样，对于那些士族统治者而言，达到了“自然”与“名教”合一的精神境界，就可以在礼法名教中“逍遥自得”。因为“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而只要能“游心于绝冥之境”，虽在名教之中，而“未始不逍遥也”。（《逍遥游》注）顺此而进，郭象得出了这样的哲学结论：“夫理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故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大宗师》注）“游外”是笃名教，“冥内”是任自然；前者为外王，后者为内圣，在独化论的精神境界中，二者达到了统一。“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成为玄学理想人格的最高形态。

    通过建构“独化论”的哲学体系，郭象站在玄学的立场上不仅完成了万物“独化”的本体论论证，而且还凸显了与之相统一的、以绝对“逍遥”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精神境界，从而以哲学的方式建构了一个本体论与人生境界相统一以贯通天人的学理系统，在理论上达到了玄学最高的思想成就。

   

三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魏晋玄学的发展演进，正体现为从何、王凸显本体意识到阮、嵇强调精神境界，再到郭象完成了“本体论”与“境界”的统一、“本体”落脚于“境界”的过程。正是魏晋玄学构成了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境界形上学”的雏形。由此观之，汤用彤先生有关论断的一个基本的不足之处，就是没有能够对魏晋玄学的基本理论特质作出全面揭示。

    前文已经指出，汤先生玄学研究的历史性贡献，就是第一次明确指出了魏晋玄学实现了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从宇宙论向本体论的转变。考之于中国哲学史，这一论断确实包含了真知灼见。中国哲学虽然确有其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理论特质，而且没有出现过完全意义上的西方式的在现象背后追寻超越之“客观实在”的“本体论”，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否认中国哲学中具有“本体”意识。哲学作为对于人之整体生命的理性反思，相对于其它具体学科而言，它的一个基本特质就在于其超越性。它总是要超越对于经验性的、感性的现象的认知，以透过变动不居的现象理性地把握人生、社会与天地宇宙的恒常之“道”。这就不能不把哲学的思维引向大宇长宙的最终本原或存在根据，而这显然已经进入到了哲学的“本体论”问题的论域。尽管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哲学传统处理本体论问题的方式与西方哲学的方式是不尽相同的，但是，并不能由此而否认在中国哲学中自有其本体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赞成有的论者过于强调所谓“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本义”，特别是强调其先验超越性，并由此而完全否认中国哲学传统中也有“本体论”问题。许抗生先生在此意义上认为郭象玄学是“反本体论”的，这一论断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如果过于坚执中西哲学传统之间的差异，仅仅只是以西方哲学作为哲学的“型范”，而不能站在人类哲学之一般的高度来比观中西文化，最为“客观”的态度恐怕是只能承认中国没有“哲学”，那当然就遑论“本体论”了。考之于中国哲学史，正是在魏晋玄学中，中国哲学的发展成熟到了在整体上基本摆脱经验性思维而进入到了以理性思辨的方式探讨宇宙人生之恒常本体的新阶段。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正是汤用彤先生孤明先发，首先指明了这一点。应当说，这是他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划时代的历史性贡献。

    但是，中国哲学毕竟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质的、不尽同于西方哲学的学理系统。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中国哲学总是倾向于关联于人之精神境界来讨论宇宙人生的本体问题，这是中国哲学不同于自柏拉图以来就明确指向外在于人的“纯粹”客观之本体意识的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质。而正是对于这一点，处于中国哲学研究之早期阶段的汤先生却注重不够。在一定的程度上，他用ontonogy or theory of being来界定在他看来作为“本体之学”的魏晋玄学，并用“存存本本之真”来状述ontonogy or theory of being，说明他对于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基本理论特质有着清楚的把握。但是，魏晋玄学虽然表现出了明显的本体意识，然而其本体意识却又并不是完全西方式的，而是要通过在人之精神境界中呈现本体，以图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在终极关怀的层面上安顿人之个体生命（修身）与群体生命（治国）。这一点如果说在作为玄学之开端的何晏、王弼思想中还没有得到充分表现，那么在阮籍、嵇康的玄学思想中就体现得十分鲜明了。而正如许抗生先生所指出的，正是阮籍、嵇康的玄学思想最难于被按照汤先生的有关论断归纳进“本体之学”。但如果从“境界形上学”的视角来把握魏晋玄学，从上文的分析中就不难见出，阮、嵇的思想正是魏晋玄学发展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汤用彤先生虽然正确地注意到了玄学哲学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所具有的“本体论转折”的意义，但却对其关联于境界而凸显本体意识的基本理论特质注重不够。

    立足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也不同意许先生把玄学哲学归结为是讨论宇宙万物之自然本性的论断。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理由。第一，这一论断对玄学哲学基本理论特质的界定似过宽泛。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认为，不仅在玄学而且在整个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人类哲学中都包括了讨论宇宙万物之自然本性的内容，将之界定为魏晋玄学的基本理论特质似失之宽泛。第二，它不利于更好地揭示中国哲学自身的理论特质。前文已经指出，中国哲学的基本理论特质恐怕不在于脱离了作为活动主体的人来“纯粹”客观地探讨宇宙万物的自然本性问题，而总是倾向于关联于人之精神境界来探讨人之生命意义的安顿问题。把玄学哲学归结为是讨论宇宙万物的自然本性问题，不仅不利于凸显这一点，而且很容易遮蔽中国哲学的上述特点。第三，这种归结也不利于把魏晋玄学放在中国哲学发展演进的内在环节上来动态地、整体地考察其基本理论特质。作为一个具有自身独异特质的人类哲学主流传统之一，中国哲学在体系化方面的特征虽然不如西方哲学那么鲜明，但是，它在不断从稚嫩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无疑体现出了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魏晋玄学作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只有将其放在中国哲学发展演进的内在环节上来加以动态的、整体的考察，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基本理论特质。汤用彤先生对于魏晋玄学的有关论断之所以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与他不仅十分注重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的承继与变革来把握魏晋玄学，而且注意把魏晋玄学放在中国哲学发展演进的整体链条上来评断其基本理论特质的思考方法密切相关的。如果把玄学哲学的基本理论特质仅仅归结为是讨论宇宙万物的自然本性问题，就很难将之放入中国哲学发展演进的内在环节上来厘清其基本理论特质，并由此而加深对于中国哲学之整体理论特质的了解与把握。而如果孤立地来把握魏晋玄学，或许所能把握的“基本理论特质”，就只能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基本理论特质”。我认为，许抗生先生对于魏晋玄学哲学之基本特征的有关论断，不仅没有将其放在中国哲学发展演进的内在环节上来加以动态的、整体的考察，而且对于魏晋玄学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发展阶段的整体理论特质也揭示不够。例如，许先生一方面指出了玄学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讨论宇宙万物的自然本性问题，另一方面又认为王弼玄学的基本特征仍然可以概括为“本体之学”，但却并没有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更没有对于为什么在以讨论宇宙万物的自然本性问题为基本特征的玄学之中会出现王弼“本体之学”的问题以及王弼“本体之学”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定位问题加以说明。这就很难让人由此对于魏晋玄学的基本理论特质有一个“全观”。

 

【参考文献】

    1　成中英，1991年：《世纪之交的抉择——论中西哲学的会通与融合》，上海知识出版社。

    2　古籍：王弼《老子注》，阮籍《达庄论》，郭象《庄子注》。

    3　牟宗三，1997年：《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

    4　汤用彤，1957年：《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

    5　许抗生，2000年：《关于玄学哲学基本特征的再探讨》，载《中国哲学史》第1期。

    6　张岱年：1996年：《中国哲学大纲·自序》，载《张岱年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

    字库未存字注释：

   

外国哲学论文篇7

一、少数民族哲学何以可能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少数民族哲学本身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这种质疑主要来自于中国哲学史学界。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史学界所书写的哲学史一般都是以儒、释、道等为主要内容的汉族哲学史。细检各种中国哲学史著作，我们发现它们根本没有给少数民族哲学留下地盘。在有些人眼里，似乎少数民族哲学上不了台面，根本没有研究的价值。不过，吊诡的是，在 21世纪初，“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也成了问题。其实，“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由来已久，康德就说过孔子虽然是“中国的苏格拉底”，但他并非哲学家，在整个东方根本没有哲学。黑格尔重述了他的观点，认为哲学的起点是思想的自由，只有当人类超脱了自然阶段而达到思想自由时才产生了哲学。黑格尔认为，能称之为“哲学”的只有希腊哲学和日耳曼哲学［2］。后来的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继续这种思路，竟将“东方精神”视为束缚个人创造性的思想的同义语［3］。海德格尔也说过哲学是西方的专利，“常听到的‘西方—欧洲哲学’的说法事实上是同义反复。为何? 因为‘哲学’本质上就是希腊的; ‘希腊的’在此意味: 哲学在其本质的起源中就首先占用了希腊人，而且仅仅占用了希腊人，从而才得以展开自己。……哲学本质上是希腊的，这话无非是说: 西方和欧洲，而且只有西方和欧洲，在其最内在的历史过程中原始地是‘哲学的’。”［4］不过，促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大讨论的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来华，他明确地指出，“哲学”只是“与一种有限的历史相联，与一种语言、一种古希腊的发明相联”的东西，是欧洲和西方所独有的思想，中国历史上不曾出现这种形态的思想，因此“中国哲学”不是严格意义的“哲学”。“中国哲学”还是称为“思想”较为妥当［5］。

西方哲学家将“哲学”严格地限定在西方的思想脉络中，更确切的说限定了近代西方哲学脉络中，当然是成问题的。首先从哲学的本义( 即哲学乃是对智慧的追求) 来说，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当然不成问题。另外，即便从近代西方哲学的脉络来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也不成问题，西方哲学家提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哲学的隔膜与无知，因为即便中国古代哲学也有其独特的概念系统和理论体系。当然，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对于人们反思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式、重塑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等都是有好处的［6］。

客观地说，“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对于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的确认是有帮助的。因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本身就受到了质疑，中国哲学史学界当然没有心情和底气去质疑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了。既然中国哲学要求别人承认自身的合法性，那么它为什么不先承认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 可以说，中国哲学界现在重视少数民族的研究与成果，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是分不开的。

那么，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解决是不是意味着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的解决呢? 可能还不能这么认为。必须要承认，文化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总体上要低于汉民族的文明，同时各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也不可能是一致的，有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中虽然有朴素的哲学思维，但也确实没有达到哲学理论的高度。如果要求这些民族也写出一本哲学史，可能就是强人所难。有学者从民族精神角度理解民族哲学，认为: “哲学的民族性就在于哲学是民族精神的结晶; 或者说，民族精神的自觉认识和理论表达就是该民族特有的哲学。”“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但是，有的民族能自觉地认识和理论地表达出来，于是其就有自己的哲学( 哲学学说) ; 有的民族尚未做到，或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从而其只有哲学思想。由此我以为，有的民族有自己的‘哲学史’，而有的民族则只有‘哲学思想史’。”［7］其实，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有的民族有自己的“哲学史”，而有的民族只有“思想史”，没有必要硬加上一个“哲学”的定语。须知，少数民族思想的价值不会因为贴上哲学的标签而变得更有价值，也不会因为没有哲学的称呼而减少其固有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的少数民族可以写出哲学史，但不是每一个少数民族都必须要写出自己的哲学史。当然，有的少数民族可能在以前不能写出自己的哲学史，但随着视野的开拓和文献资料的进一步挖掘，可能现在就能写出自己的哲学史了。举例来说，通行本《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8］中没有土家族哲学，而在众多土家族哲学研究论著的影响下，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中已列入了土家族哲学思想的专章，而现在萧洪恩教授更是撰写了《土家族哲学通史》的鸿篇巨制。

土家族哲学何以可能? 这是撰写土家族哲学史之前必须回答的问题，特别是在“土家族哲学研究的学科地位没有确立起来，而且学理地位也还没有明确申明”［9］25的时候。萧洪恩对这一问题当然要作出自己的回答。萧洪恩从“理论”和“历史与现实根据”两个大的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从理论上说，第一，哲学具有一般性与民族性。第二，哲学问题的展开方式具有不同的层次性，如既具有哲学本体论、认识论的问题，又具有历史观和文化观的问题，还具有政治哲学层面的问题。第三，哲学思维有理论表达与文学表达、历史表达之分。第四，哲学理论的阐明有理论阐释和理论运用两种形式。第五，哲学在存在形式上可分为学术的和日常的两部分。从历史与现实根据上说，首先，土家族哲学的合法性有土家族的历史成熟性支撑。其次，土家族哲学的合法性有土家族哲学史传统的支撑。再次，土家族哲学的实际功能对土家族哲学合法性的支撑。这些论证应当说较好地从外部论证了土家族哲学何以可能的问题。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土家族哲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可能还必须从土家族哲学内部着手，要看其自身的内容是否承载了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思想。这可能也是撰写其他少数民族哲学史的时候所需要认真对待的。

总之，任何少数民族要写一部哲学史，都必须先回答该民族的哲学如何可能? 否则，这一工作的展开就没有牢固的基础。

二、少数民族哲学史的写法: 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如何撰写少数民族哲学史? 是要采取还是拒绝“以西解中( 少) ”的写法? 如果要拒绝，是不是还要拒绝“以中解少”，而进一步到“以少解少”?

在我们看来，要拒绝“以西解中( 少) ”的模式来撰写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是不可能的。首先，哲学具有一般性，不能因为民族性的独特性而否认这个一般性，这个一般性是哲学的本性。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等是任何哲学体系都要探讨的，只不过在特定时间或不同的哲学家那里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其次，那种提出“以中解中( 少) ”，反对所谓的“文化殖民”的人，实际上没有看到文化的创造性的本性，而是把中国哲学看作是一个静止的存在。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没有文化自信的表现。其实，“以西解中( 少) ”的过程，就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 少数民族) 哲学现代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西解中( 少) ”以成为中国文化的宿命，现在的中国人，如果要完全摆脱西方话语的影响，就不可能开口说话! 第三，如果说“以中解中”在学理上还可以成立的话，则“以少解少”确实很难成立。中国哲学自身确实有它自身的一套话语体系和概念系统，虽然少数民族哲学在近代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受汉民族哲学，特别是其中的儒释道哲学的影响极大，很难说有其独特的一套话语体系和概念系统，很多少数民族连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没有，更遑论独特的话语体系和概念系统了。当然，有的少数民族的哲学话语和哲学系统可能有其自身的特色，在撰写这些少数民族的哲学史的时候，也要把这种特色体现和挖掘出来，要尽可能地使用具有特色的概念和话语。

以上是就研究模式上说，具体到少数民族哲学史的书写，则不能走纯粹观念哲学史或纯化哲学史的路子。一方面，纯粹观念哲学史的路子不能很好的揭示哲学问题，而缺乏历史感和现实性。另一方面，由于少数民族哲学自身的局限，如果要走纯化哲学史的路子，那将是自揭其短。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的研究，必须将少数民族哲学史泛化为哲学思想史或哲学文化史，当然，名称还是可以用“哲学史”，但内容一定是哲学思想史或哲学文化史。

李维武教授提出的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这一研究方法［10］，主要针对的是 19—20 世纪的中国哲学。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也是展开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最为恰当的方法。萧洪恩自觉地运用了这种方法。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土家族哲学思想，既不是由专业的哲学家提出，也不是由专门的哲学著述阐发的，而是通过其他思想内容、其他表达形式展现出来的。萧洪恩十分重视对诗文、史籍、方志、书信、日记、公文等文献的搜集和解读，发掘其中的哲学思想。如《田氏一家言》，本是由田氏几代人的 12 卷诗集组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著述。但萧洪恩正是通过对这些诗作的深入解读，发掘出蕴涵于其间的哲学思想，揭示出土家族哲学中的一个有代表性的思想传承。第二，20 世纪土家族哲学的代表人物或为政治家或为文学家，他们所接触和探讨的哲学问题，不是哲学自身发展所提出的形上问题，而是中国历史大变迁所提出的现实问题。对于这种哲学文化现象，萧洪恩明确指出，这些人物哲学思想的特点在于悬置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重点关注历史观、文化观及政治哲学问题。这就使这些原本处于哲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问题得以凸显，成为 20 世纪土家族哲学的主要问题，显示出 20 世纪土家族哲学的特点。第三，对于土家族知识分子的哲学思想与下层民间社会的精神生活的联系，萧洪恩予以关注和研究，使之成为土家族哲学史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11］。萧洪恩的《土家族哲学通史》之所以能对土家族哲学挖掘得比较深入且论述自成体系，跟他自觉地运用了以思想史为中心的哲学史研究方法是分不开的。在撰写其他少数民族的哲学史的时候，也应当自觉地运用这种方法，否则是很难取得深入而切实的成果的。

三、少数民族哲学史写作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 处理好少数民族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的关系。少数民族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的组成部分，而现在的中国哲学通史著作中没有少数民族的地盘。那么，在少数民族哲学史著作中，如何处理与中国哲学史的关系?

首先，要强调少数民族哲学是中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能有离开中国哲学这个整体去单独地讲某一少数民族的哲学史，“多”必须在“一”之下才能获得其意义。因为少数民族的哲学发展一方面受汉民族哲学的影响，如儒家思想对少数民族有很大的影响，一些重要的少数民族哲学家就是著名的儒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哲学之间也有很多交流互动，如藏族与蒙古族之间的哲学思想就有很多互通之处。实际上，少数民族哲学的发展也只有放在整个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才能获得真切的理解。

其次，撰写少数民族哲学史，不必要也不需要高扬少数民族自身的主体性和民族性。因为有的少数民族已经没有强烈的民族认同。不能因为为了撰写自己民族的哲学史而把本来很为淡薄的民族意识“发现”出来而加以“扩大”，虽然民族哲学与文化本身是在不断地创造与“想象”之中，但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我们更应注意增强中华民族这个总的民族意识。当然“一”与“多”并不矛盾，“一”要通过“多”体现出来，但是这个“多”是要事实求是的，不能作过度的放大。

《土家族哲学通史》可谓很好地处理了这种关系。该书阐述了土家族在漫长的追求和发展中，既保持了自己的精神传统，又吸纳了来自汉族的儒道思想。这种与汉族文化的联系，导致了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向华夏文化、特别是向儒家文化的认同。正是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土家族的先进人物与中华各民族的先进人物一起，面对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文化历史大变局，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吸纳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思想新哲学，促成了土家族哲学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这种哲学的现代转型，使土家族出现了一批求索于中西古今文化与哲学之间的思想人物，他们的思想创造既对土家族的精神生活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又对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样的一种阐述就不是就土家族哲学而论土家族哲学，而是将之放到中国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论述，很好地处理了“一”与“多”的关系问题。

2．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的内容选择问题。撰写一部哲学史，首要的问题是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萧洪恩在这方面可以说用力极深。没有对土家族哲学资料的全面掌握与深入解读，是不可能撰就一部 80 余万字的著述的。但是与蒙、藏等少数民族的文献资料不易引起纠纷不一样，有些少数民族的哲学文献在使用上存在很大的争议。

首先，中国有许多少数民族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识别的，实际上，很多现在看来是少数民族的，在当时根本没有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即他们的所思所想，根本不是以这个( 少数) 民族为出发点的。那么，这些人的哲学思想能不能纳入到该民族哲学史中? 这是需要严肃对待的一件事情。笔者认为，有没有民族身份意识与民族认同，是衡定一个人的哲学思想能不能纳入到该民族的哲学史中去的一个重要标准。近代少数民族的出场，大多基本上不是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出场的，而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出场的。他们的哲学思想可以是中国哲学史的内容，但说成是少数民族哲学史的内容可能不妥。在一些少数民族哲学史中，我们发现在很多少数民族哲学家的思想中，很难看到他们的本民族的意识。实际上，从他们的论述中，只感受到了他们的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意识，甚至是汉族意识，而没有本民族的意识。将这些人的思想纳入到该民族的哲学史中，争议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笔者倾向于这样一个看法，除了少数几个少数民族的哲学史之外，一般少数民族的哲学史写到鸦片战争以前就可以了。因为在西方入侵之后，中华民族的意识逐步强化，大多数的( 新中国成立后确认的) 少数民族根本没有自己的民族意识。当然，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政策的实施，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有所增强，这个时候是不是又形成了新的少数民族哲学传统，还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其次，民族身份有争议的不应当纳入到少数民族哲学史中，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与争论。一般来说，民族的划分是不会产生歧义的。但在多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出于国家民族识别的政策，如果出现了文化名人之后，就很可能出现几个少数民族争抢一个文化名人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该文化名人的民族成分已经确定，但另外的一个民族可能并不信服，而将之写到本民族的历史中。沈从文到底是苗族还是土家族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沈从文有汉族、苗族和土家族血统，但他自认为是苗族，根据自愿原则，沈从文应当是苗族。因此，将沈从文纳入到土家族哲学史中来讲，就有很大的问题。萧洪恩“以其具有土家族血统，且受土家族文化影响较大，而将其作为土家族区域文化传承者的代表加以研究”［9］713，似有可商榷之处，因为以血统和学统并不是民族识别的充分条件①。当然，有的情况可能更加复杂，如蒙、藏族之间，在讨论其哲学思想的时候，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但在撰写相关内容的时候，最好不要引起特别大的争议。

3．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评价问题。少数民族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了中国文化的创造与发展，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念，是中华各民族的精神家园，理应受到我们的重视与珍爱。但是，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与发展，而不能沉醉于哲学史上的成就。“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如何改变世界。”这句话深刻地指出了我们在对待传统哲学时所应该具备的态度。

由于少数民族哲学自身的局限性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撰写少数民族哲学史的时候，要避免过高地估价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特别是在“如何改变世界”的问题上，少数民族的传统哲学在当今发挥的作用还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知道，自近代西方文化东渐，中国文化遭遇千古奇变，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就成了中国人必须面对的时代问题，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答。但是，中国文化要现代化，要在中国文化中确立现代性，则基本上是中国人的共识。另外，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来讲，现代性是一个不会完结的过程，现代化本身也在不断地现代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对中国文化、世界文化到底起多大作用，应当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中来衡量，首先，要承认少数民族哲学自身产生不出现代性，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西方哲学的冲击，中国( 少数民族) 哲学就不可能自行开启现代化的历程。其次，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作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 现代性) 的作用将主要体现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上。也就是说，它主要是从外部对现代性文化进行反思，为建立理性的现代性作出贡献。再次，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中存在一些非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内容，对于它们我们也应区别对待: 对于反现代性的内容，一定要加以剔除; 对于那些非现代性的内容，则应当允许其多元地发展。

因此，除了加强对少数民族传统哲学的研究之外，更应当注重对少数民族近代精神传统的挖掘，挖掘其所形成的现代性精神传统。当然，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由于在近代，除了少数几个的少数民族外，很多新中国成立后确认的少数民族在当时是没有各自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的，能不能将之纳入到各少数民族哲学史的内容是值得考虑的。因此，挖掘少数民族哲学的近代精神传统这件工作，可能也应局限在少数几个少数民族那里。

外国哲学论文篇8

[关键词]教条主义 国学“马学”西学 世界主义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11-0010-05

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哲学”，既指古代中国社会中的、用古汉语表述的传统哲学，也指在现代中国发生的、用现代汉语思考和表达的一切哲学思想。由于这两种概念的意义不同，有必要区别中国哲学的古代形态和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古代形态是传统中国哲学。在西方文明和马克思主义已经全面而又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现实条件下，当今之中国已不可能有纯粹的“传统中国哲学”，有的只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即使是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也是对传统中国哲学的现代研究。现代引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也属于中国哲学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现代形态集中马和西马于一身，这是最近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造就的事实，也是我们在今后若干世纪要继续推进的研究方向。温故而知新。让我们认真总结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历史经验，自觉地承担起继续发展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历史使命，踏踏实实地把中国哲学推向世界。

一、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历史经验

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是相对于古代形态而言的。中国古代虽无“哲学”之名，却有哲学之实。那种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对“中国哲学”概念合法性的种种质疑是没有根据的。但应该承认，传统中国哲学的确是与西方哲学完全不同的哲学形态。如果说西方哲学是“爱智”之学，那么传统中国哲学就是“弘道”之学。西方哲学的中心概念是Being，而传统中国哲学的中心概念则是“道”，儒释道三家各有其道，道不同而共相谋。中国历代哲人“志于道”，以“闻道”、“知道”为人生目标，以“弘道”、“得道”为终极关怀，开创出一个与西方哲学的传统平行发展的、可与之相媲美的哲学传统。当然，中国哲学在古代并不是独立的科目，哲学思想散见在经、史、子、集各个部类的古籍之中。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哲学开始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

在中国学术史上，这是一个可与先秦诸子相媲美的黄金时代。虽然社会充满动荡和苦难，但中学和西学、传统和现代性的激烈碰撞和融合，为思想创造提供了勃勃生机。不但在文史和哲学领域，而且在科学领域，产生了辉煌夺目的思想和群星灿烂的学术大师。在现代中国的舞台上，发生了一幕幕至今仍在震撼着中国人心灵的哲学场景：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讲授与传播，到“中国哲学史”这门独立学科的创建；从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冲突和较量，到外国哲学的传播译介；从新儒家的复兴，到佛教精义的现代阐发。由于这一系列的思想变革，中国哲学才具备了名副其实的现代形态。我们今天回顾这一个个历史场景，可以清晰地辨认出一条承前启后的思想脉络。这就是，综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与传统中国哲学，创造出适应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中国哲学新形态。

20世纪上半叶的思想家和哲学大师们开创的中国哲学现代形态，还只是处在草创阶段，在很多地方还只是大致的轮廓和初步的设想，如果中国学术的黄金时代能够持续下去，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开拓新的视域和方向，那么，中国后来的哲学研究者，完全可以像我们的祖先那样，创立为后世所称道的、可与强势的西方哲学相匹配的新哲学。但历史不容假设，无情的历史事实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黄金时代过早地结束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哲学走上了一条曲折而艰难的道路。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反思和警诫，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首先应当避免对马克思主义的狭隘和错误的理解，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因素僵化、极端化，或把原本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当作马克思主义来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本来是中国思想对外开放的产物，是把西方和俄国的革命理论同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成功创举。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们把这一创举当成终结性的胜利，把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和理论绝对化为真理的顶峰，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代替全民族的文化建设，用政治性的批判代替学术上的争鸣，走上了闭关锁国的绝路，酿成了“”的历史劫难。

其次，要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对立起来的做法。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史上的根本变革，就否认它与西方哲学史的联系，否认它可以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可以和传统中国哲学结合。持对立观点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不与其他哲学理论彻底划清界限，就会丧失指导地位，甚至被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所驳倒、所代替。这一种观点曾长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但却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其来源是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日丹诺夫。1947年，日丹诺夫提出了一个哲学史的定义：“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1] （P4） 据此，所有的哲学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唯物主义代表历史上革命的、进步的阶级，而唯心主义代表反动的、落后的阶级。改革开放之前写的哲学史著作，无论是西方哲学史，还是中国哲学史，几乎无一例外遵从“两军对阵”的模式。西方哲学史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注脚，现代西方哲学更是供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靶子，中国哲学史则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阶级斗争在思想领域的见证。这种做法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受益于其他新思潮（包括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现代研究）的历史事实，而且违背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的发展方向。

最后，反对教条主义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中国古代文人有盲从圣人、死读圣贤的教条主义传统。除了固有的“土教条”，又有新近的“洋教条”。我们上面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教条主义的种种表现；但也要注意到，传统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中也有教条主义。比如，研究孔子的就要成为儒家，但又没有儒家的德行和修养功夫，只能充当孔教徒和卫道士。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中也有“洋教条”，研究某个历史上的哲学家，就俨然是这个哲学家的“二世”；懂了一点希腊哲学，就言必称希腊；看了几本现代西方哲学的书，就张口胡（塞尔）说，闭口海（德格尔）讲。哲学中教条主义的实质是定思想于一尊，离开了权威就不会说话。教条主义严重阻碍了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建设。力戒教条主义，就要做到陈云提倡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2] （P371）“唯上”是把上级领导当作真理化身的政治教条主义，“唯书”是盲从圣贤书的本本主义。现在还要补充一句，不媚俗；媚俗是从众跟风的文化教条主义。“只唯实”就是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不仅是政治思想路线，而且是具有批判精神、实践理性和现实关怀的哲学的应有之义，是建设中国哲学现代形态须臾不可缺少的根本大计。

二、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现实障碍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30年来，中国哲学现代形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突破了苏联教科书体系，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等新的解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人学”、“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等新的方向；并以积极的态度与现代西方哲学展开对话，吸收外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合理成分。哲学史界突破了日丹诺夫的模式，从具体的史料出发总结哲学史发展的线索，实事求是地理解和评价历史上的哲学家。各种西方哲学思潮流派得到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也得以复兴，发扬光大。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带来了学术的春天。

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应该看到，被中断的学术黄金时代并没有得到续接，对历史上的中外哲学家（包括20世纪初的中国哲学家），基本上还只是“照着讲”，而不是“接着讲”。我国现在的学术出版物以不亚于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快速增长，在数量上大概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指标。但是，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很少有国际影响，国际学术界公认的突破性的创新成果更是微乎其微。大多数研究“成果”是闭门造车，自说自话；很多“成果”只是简单重复，文风浮躁甚至发展到抄袭成风的地步。这些还不值得我们深省吗？虽然社会在进步，国家在开放，但我们的学术群体的心态却在退步，变得封闭起来，不如20世纪初期知识分子的心态开放，甚至还比不上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的社会心态开放。这种封闭的心态难以归咎于制度上的弊端，倒是需要在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当务之急是要通过克服浮躁封闭的学术心态，认清和克服中国哲学现代形态发展的主要障碍。

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大势可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来形容。20世纪初期，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中国本土思想也激烈地分化和变革，各派哲学蜂起，纷争不已。50年代之后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哲学。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这三大学科，从“一体两翼”的格局转变为“三足鼎立”的状况。“三足鼎立”虽然曾经推动过哲学史的文本研究及其专业化的水平的提高，但如果被强化到以邻为壑的地步，各个领域的哲学研究都难以深入，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发展也将步履维艰。现在，很多人认识到学科分立带来的思想分崩离析的痛楚，哲学界人心思合，大谈“中西马的对话和融合”。但是，“中西马融合”谈何容易？有感于此，我的一位朋友做了一副对联，曰：“打通中西马，吹破古今牛”。这是在嘲笑空喊口号而不潜心钻研学问的浮躁学风，而不是说“中西马”根本不应打通，或不能打通。相反，打破“中西马”的学科壁垒刻不容缓，但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研究。“学贯中西”、“史论结合”不是空洞的口号和大话，而是一个人要穷尽毕生的精力和才华，一个民族要经过世代的学术积累才能达到的目标。马克思指出，任何人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3] （P585） 创造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也是如此，要在前人创造的成果上进行。在现有条件下，“国学”、“西学”和“马学”是“中西马”交流对话的平台。但出于狭隘的“学科建设”的思维定势，有人仍然要把“国学”、“西学”和“马学”归属于三个相互割裂的学科，如果不能归属已有的“二级学科”，也要新建一些“一级学科”来强化三者的学科壁垒。在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级学科”之后，又有人在为国学的“一级学科”资格而奔走呼号。如果我们回顾创建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历史，就可以发现，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即使在上世纪30年代也是落伍的。

早在80年前，“国学”的倡导者就已经认识到，“国学”不等于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吴宓指出：“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铸之，贯通之。”他还提出了如何贯通中西的具体方案：“中国之文化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西洋之文化是以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与耶教融合孕育而成。今欲造就新文化，……则当于以上所言之四者，首当着重研究，方为正道。”[4] （P88-89） 他要用国学的“正道”打破了“中学”和“西学”的隔阂，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西学固然是在西方世界产生的，但它传播到了中国，中国人研究它，思考它，用中文翻译它，表述它，西学就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与“国学”并行不悖，而且两者相辅相成。

“马学”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传播时属于西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和实践相结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双重性，不能因为它的意识形态特征而否认它也属于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邓小平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5] （P382）“要精，要管用”的马列是意识形态，“少数搞专业的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的长篇大论，是“马学”，属于中国现代学术，“马学”中的马克思哲学则属于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马克思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以及传统中国哲学的现代解读，既然是用现代汉语研究和表达的中国学术，就不可能是互不理解、没有交流的独立话语体系。事实上，真正理解了贯通中西的“国学”，也就理解了中国的“西学”的精华所在；真正理解了“马学”的精髓，也就能在与“国学”和“西学”结合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三、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未来展望

马克思预言：“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哲学思想冲破了令人费解的、正规的体系的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6]（P220） 马克思的“面向世界的一般哲学”的观念，对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发展方向具有指导意义。

“一般哲学”是具有普遍性的哲学，“世界哲学”指一般哲学适用的普世范围。历史上和现实中形形的哲学派别或学说只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立的特定体系”，相互对立的哲学体系是特定时期和地域的学说。根据“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的辩证法，我们不能离开个别的哲学来谈一般哲学，不能离开国别或地域（如中、印、英、美、德、法，以及希腊、阿拉伯等等）的哲学来谈世界哲学。特殊与普遍的辩证法意味着，哲学的某一特殊形态可以包含并发展出具有普遍意义和普世范围的哲学，而不是说，任何哲学形态都只有地域性，没有世界性，更不可能具备普遍性。

现代和后现代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否认任何普遍理论和普世价值的可能性。受此类思潮影响，一些自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忘记了马克思的“面向世界的一般哲学”的观念，一些研究传统中国文化的人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一些西学研究者习惯按照西方时髦学说看中国，如此等等。为了突破学术群体的狭隘、封闭心态，有必要明确指出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普遍性和普世性。诚然，中国哲学现代形态既然是中国的、现代的，因而必然是特殊的，但这种特殊的哲学形态不是与其他哲学形态相对立的哲学体系或意识形态，而是开放的，博采各国、各家、各派哲学之长，加以综合，发展出适用于现代世界的普遍理论和普遍价值。这是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发展方向。

有人要问：这是可能的吗？是不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呢？这是一个关于中国哲学现代形态普遍性和普世性的“可能性条件”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无需诉诸康德式的先验论证，只需从经验世界的事实中寻找答案。人类思想史的事实证明，起源于某一地域或族群思想，只要能够改善任何相信它的人的生活和环境，并能够持续地适应被改变了的环境，那么这种思想就能推广到其他地域或族群之中，获得越来越大的普遍性；在世界各地交通越来越便利的时代，越来越大的普遍性思想具有越来越明显的普世性。西方哲学在罗马时代即有世界主义的倾向，但那时的世界主义还只是地中海世界的思想。地理大发现后，近代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与新兴的自然科学结盟，随着西方人发明的数学和科学的普世化，西方哲学知识论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理性假定、经验检验的原则，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原则，已经渗透在世界各地的现代社会准则和个人思维之中。西方道德、政治和历史哲学的某些学说或观点，如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的价值取向，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也取得越来越普遍的共识。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普遍性要比自然科学的普遍性更加难以认可，经常引起更多争论。可以肯定的是，有些哲学思想虽然起源于西方，但西方人发现的不等于说就是西方人所独有的，西方人发现的也可以是全人类共有的。同样正确的是，中国人发现的也可以是全人类共有的，我们不但要全面地认识中国哲学和思想的普世价值，积极地向全世界推广这些普世价值，而且要虚心地学习、借鉴和吸收西方人发明的普遍思想。这对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有百益而无一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就很能说明问题。马克思主义刚在中国传播时，被它的敌人认定为只是西方人和俄国人的思想，不适合中国国情；当它在中国取得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之后，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度被歪曲，被禁锢，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经过拨乱反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但得到广泛运用，而且具有示范性的世界意义。历史事实证明，正确、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普遍作用，中国现代化的事业就成功、就发展；相反，任何片面、狭隘、封闭和僵化的做法，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适性的歪曲和限制。

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创立，同样离不开西方哲学世界化的学术背景。从冯友兰、胡适开始，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发展始终受到西方哲学的方法和理论的影响。我认为这种影响属于中西哲学的良性互动，不能算作“全盘西化”，因为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其建立和发展又反过来为西方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有没有中国哲学史这一参照系，对研究和理解西方哲学的结果大不一样。冯友兰在“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一文中说：“在我看来，未来世界哲学一定比中国传统哲学更理性主义一些，比西方传统哲学更神秘主义一些。”[7] （P593） 其实，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之间互补的地方还有很多；而且，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也有很多互补之处，需要我们去挖掘、比较、综合。一些外国学者在“世界哲学”的名义下，比较中国、印度和西方哲学，从中寻找具有普遍性的思想。[8] 现在，世界哲学还不是成熟的学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中国学者的积极参与。这种状况从反面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国学者如果拒绝承认外国哲学中的普遍因素，就不能认识到自己哲学中的普世意义；而没有世界哲学的自觉，也就没有相应的普世理论。

现在，有些中国学者之所以拼命强调中国哲学的特殊性，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不过，他们正确地看到，西方哲学在中国盛行，而中国哲学却在西方世界被边缘化。为了抗议中西哲学交流的不平等，他们选择了特殊主义的保护策略：中国文化是中国哲学的特有领域，不容西方哲学染指；貌似普遍的西方哲学在本质上也是特殊的，理应回到它们自己的领域。本文不准备分析这种保护策略的复杂心理根源和社会根源，但要指出造成中西哲学不平等交流的语言学原因。现代汉语中的哲学词汇绝大多数是从日文引进的，以汉字与西语的哲学词汇之间的对应关系为基础，在汉译西方哲学原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现代汉语的哲学话语系统。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中西马三大阵营都使用这种话语，因而能够大规模地翻译、介绍、评述西学、马学和汉学的著作，理解、研究和传播其中的思想。这本是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活力和优点所在。然而，我们现在面临的尴尬局面却是，中国哲学的中文成果中的绝大多数不为国际哲学界所知。从长远来看，西方哲学的单向输入对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深入发展是不利的。为此，中国人的哲学研究的中文成果需要尽快走向世界。一方面要使用国际学术界通用的工作语言翻译、推广中国哲学的中文成果；另一方面要创造更多机会，让更多的外国人使用中文学习中国哲学，不但使用古汉语学习传统中国哲学，也要用现代汉语学习和熟悉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

[参考文献]

[1]日丹诺夫同志关于西方哲学史的发言[M]. 哈尔滨：东北书店，1948 .

[2]陈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孙尚扬，郭兰芳编. 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C].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5.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第11卷）[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