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哲学论文范文

系统哲学论文篇1

 

中国古无“哲学”一词，亦可谓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样一个“学科”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有哲学的思想，这就是“天人之道”或研究“天人之道”的“天人之学”。

 

“哲学”之名的引进，源于日本近代思想家西周用“哲学”来翻译西方的“philosophy”。西周先是把“philosophy”翻译为“希贤学”或“希哲学”，取宋儒周敦颐所谓“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意，将“philosophy，，理解为“希求贤哲之智之学”1]。在1874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中，西周始把“philosophy”译为“哲学”，他说:“将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应该说，“哲学”这个译名的成立一开始就具有了“会通中西”的特点。

 

将“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有“知人则哲”和“哲人”的表述当然有密切的关系。《尚书正义皋陶谟》中“哲”的意思就是“智”或“大智”，而《尚书正义伊训》中“哲人”乃指“贤智”之人。《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在临终时慨叹而歌“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据此，孔学亦可谓“哲人之学”。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同有异，如何处理这里的同异关系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已先有“中国哲学史”之名，如在北京大学哲学门讲学的陈黻宸著有“中国哲学史”讲义，谢无量亦著有公开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据冯友兰先生回忆说：“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位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显然，这种讲法虽然用了哲学之“名”，但离哲学之“实”还相差甚远。胡适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其“特长”如蔡元培写的“序”所说，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系统的研究”。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开始。但所谓“系统的研究”，因为“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所以“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4]。

 

冯先生在1931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上册)，他在“绪论”中指出，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此所谓“找出”，仍不免要“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即找出“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252-253。金岳霖先生在冯著的“审查报告”中认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仍有“困难”，“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他举出写中国哲学史至少有两个根本态度：“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根据前一种态度来写中国哲学史，恐怕不容易办到”，而胡适和冯友兰都是取第二种态度，即“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5]617_618。虽然金先生对冯著有比较高的评价，但冯先生未必同意金先生的观点。因为冯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所讲“性与天道”及其“为学之方”的那部分内容“约略相当于”西方哲学所讲的宇宙论、人生论和方法论。既然是“约略相当于”，这里就有“异同的程度问题”，如果能讲出中国哲学之“异”，那它就不仅是“在中国的哲学史”，而且是“中国哲学的史”。

 

金先生在冯著的“审查报告”中还说“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通的哲学问题”，这虽然“有武断的地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616。据此，上述金先生所谓“普遍哲学”，实是把西方哲学“当做普通的哲学”。

 

张先生把“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西方哲学为“唯一的哲学范型”，第二种是“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西方哲学只是此类的一个“特例”。这后一种看法也就是要避免“武断”地把西方哲学当做“普遍哲学”。依后一种看法，中国古代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即使“在根本态度上”与西方不同，也仍可“名为哲学”。它与西方哲学同属“家族相似”的一类，而各是其中的“特例”。《中国哲学大纲》又名“中国哲学问题史”，它所讲的不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通的哲学问题”，而是讲“中国：的)哲学问题”。

 

张先生针对“有许多人反对给中国哲学加上系统的形式”，指出“其实，在现在来讲中国哲学，最要紧的工作却正在表出其系统。给中国哲学穿上系统的外衣，实际并无伤于其内容……”这段话在前些时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中常被当作批评的对象，其实是断章取义，因为在此后还有“至多不过如太史公作《史记‘分散数家之事'实际并无伤于其内容。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加以分析，实乃是‘因其固然'依其原来隐含的分理，而加以解析，并非强加割裂。”[7]4-5更重要的是在此书的“自序”中还有“求中国哲学系统，又最忌以西洋哲学的模式来套，而应常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8]19在“序论”的第三节，张先生讲“中国哲学之特色”，如“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等等，这就是讲中西哲学之“异”，强调它是“中国系的哲学”，而非“西洋系、印度系”的哲学。

 

有了哲学的“类名”与“特例”之分，“中国哲学”之名方可安立。金岳霖先生在1943年用英文写成《中国哲学》一文，提出中国哲学的特点是：“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9]，所论甚精。显然，金先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已经不认为“中国哲学”的名称有“困难”了(最近，陈卫平教授撰文，认为金先生在40年代承认有“中国哲学”当是受了张岱年先生《大纲》“序论”的影响)。

 

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中首讲“中国有没有哲学”，认为“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都有它的哲学;否则，它便不成其为文化体系”10]。他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首讲“中国哲学之特殊性问题”，而此问题的前提就是“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一定要普遍性、特殊性两面都讲，不能只讲一面”[11]。这也是要安立“中国哲学”之名，虽然它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质”或“特殊性”，但从“普遍性”上讲它仍堪当“哲学”之名。

 

二、中国哲学是“天人之学”

 

中国哲学的“实质上的系统”是什么?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所讲“性与天道”及其“为学之方”的那部分内容“约略相当于”西方哲学所讲的宇宙论、人生论和方法论。这当然是“参用”了西方哲学的“三分法”_-249,但这种“三分法”是否就完全违背或曲解了中国哲学的“实质上的系统”呢?我认为，未必然也。

 

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所注重的方法之一就是“察其条理系统”，亦即“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_-19。张先生也认为，中国哲学所讲的主要内容“可以约略分为宇宙论或天道论，人生论或人道论，致知论或方法论”，“总此三部分，正相当于西洋所谓哲学”[7]3。这里所说的“相当”，可以理解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相似点”，或中西哲学共有的普遍性。如果中西哲学没有普遍性，那也就没有“哲学”这个类名，西周所谓“将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也就不能成立了。

 

凡讲“系统”都要讲明系统中的“条理”或“部分”。中国哲学的“实质上的系统”可以说主要就是讲明“天道”与“人道”，中国哲学的主题就是“究天人之际”，中国哲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天人合一”。如汤一介先生所指出“‘天’与‘人’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基本的命题，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哲学家都以讨论‘天’、‘人’关系为己任。”

 

孔子所谓“智”在“知人”，相当于说“知人则哲”“哲”的字义就是“智”或“大智”，《史记夏本纪》将大禹所说的“知人则哲”记为“知人则智’)。但孔子所谓“知人”，其义不仅在于“能官人”“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只是孔子对于“知(智)的指点语，而非定义语。实际上，孔子所谓“仁者爱人”，是对于“人类)”的普遍之爱;其所谓“智”在“知人”，也是对于“人道)”的普遍之知。

 

儒家哲学是以“知人”为中心，以“爱人”为宗旨，但儒家哲学又不仅限于“知人”和“爱人”。《论语为政》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惑”可谓是“知人”的境界，而“知天命”就不是“知人”所限了。《中庸》云“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从“知”的范围来说，不仅是“知人”，而且是“知天”;从“知”的宗旨来说，“知天”也是为了“知人”。

 

《孟子尽心上》说“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忧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这里所谓“无不知”，当然是既“知天”也“知人”，但当务之急是“知人”，尤其是知人之“性善”所谓“无不忧”，是要遍爱所有的人，但当务之急是“亲贤”，亦即“能官人”。从孟子对“尧舜之知”和“尧舜之仁”的表述中，我们仍能看到“知人则哲，能官人”的影响这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中国古代‘哲学的突破’是以‘王官之学’为其背景，而且‘突破’的方式又复极为温和”14)。《孟子尽心上》又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就是由“爱人”而进至泛爱万物了。

 

郭店楚简的《语丛一》云“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察天道以化民气。“《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易传系辞上》亦云“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周易》的这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哲学架构，是儒家与道家在思想的互动中共同建构起来的：儒家的“天人之学”除受道家的影响外，也有其自身的思想根源，如《孟子告子上》引《诗》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接着引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虽然儒、道两家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他们对“天道”的认识也有所不同，但“推天道以明人事”是他们的共同哲学架构。《老子》二十一章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庄子大宗师》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这也体现了道家的“一天人”、“同真善”、“合知行”的思想特点。

 

《荀子天论》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又说“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儒效》讲“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这是道家之“天道”与儒家之“人道”相综合或嫁接而产生的一种理论形态。《淮南子人间训》云“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行，则有以任于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则无以与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则无以与道游。”这也有“儒道互补”的思想特点。尽管儒道两家思想的综合、互补可以产生不同的理论形态，但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仍是共同的哲学架构。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先秦六家要旨云“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就是说，先秦六家的言路虽然有所不同，但“务为治”是相同的。他们都是为了人生的安顿、社会的治理而提出了各种学说，亦即在“究天人之际”的普遍模式中都是把“知人”、“为治”作为中心和宗旨。

 

汉代的儒学大讲“天人感应”，而主张对神怪“曼云”的扬雄《法言君子》也说“通天、地、人曰儒。”魏晋玄学家申论儒家的“名教”本于道家的“自然”，《世说新语文学篇》中何晏见到王弼的《老子注》后赞叹说“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宋代的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这里的“学”虽然还不是“学科”的意思，但宋明理学家对“哲学”的精神确实有一种自觉的追求。清代的戴震《原善》卷上说“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戴震的宗旨是要追究“善”为何义，但“原善”必须讲明“天人之道”，这是儒家经书中的“大训”大义)。职此之故，我认为，儒学、经学中作为其“大训”的讲“天人之道”的那部分内容，就是儒家的哲学。统而言之，中国传统的哲学可称为“天人之学”。

 

从“知人则哲”、“安民则惠”，发展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修己以安百姓”，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的突破”。中国哲学的“实质上的系统”，实也就是天论宇宙论)和人论人生论)以及如何“知天”、“知人”的知论：致知论或方法论)所组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知人”是中心，“原善”善即“爱人为治”治即“安民”)是宗旨。这个“三分”架构的系统，既与西方哲学有着“相似点”，实也体现了中国哲学固有的脉络和特色。

 

中国哲学的“天人之道”，常可略称为“性与天道”，可见人性论在中国哲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哲学所讲的“性”，是相对于“习”而言，“人性”就是人的生而既有、与生俱来的本性。《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正蒙诚明》“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上“性即理也”，可见“天人合一”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性与天道合一”此在道家就是“德”与“道”合一，在佛教就是“佛性”与“真如”合一)。人性论既是中国哲学的人论的首要内容，又是天论与人论交揆合一)的一个枢纽。从性善论的传统说，“性与天道合一”也就是真与善的合一。

 

“推天道以明人事”，所谓“明人事”就是要确立一个行为的规范、价值的准则。有了这样的规范和准则，才能够“修己以安民”，“务为治者也”。因此，价值观或价值论：axiology)应该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和宗旨。中国哲学表达哲学意义之“价值”的词汇是“贵”，所谓“和为贵”就是以和谐为最有价值，所谓“民为贵”就是以人民为最有价值，或者说以人民为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吕氏春秋不二》篇云“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就是说老子、孔子和墨子的价值取向有不同。

 

人性论的理论形态是讲人的本性“是”怎样的，而价值观的理论形态是讲人“应该”怎样。人性源于天，且奠定了人将怎样生活或人应该怎样生活的基础。在“人性是怎样的”这个看似事实判断的命题中实蕴含了“人应该怎样”的价值预设。因此，除了“性与天道合一”之外，人性论与价值观的统一亦应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在“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之后紧接着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所谓“立人极焉”，就是要确立一个最高的价值标准，这也是《太极图说》从“无极而太极”开始，最终推衍出来的一个理论归宿或宗旨“横渠四句”中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亦是如此)。周敦颐所讲的“五性”即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此性是与他所要确立的“人极”相统一的。

 

中国哲学的知论：致知论或方法论)，不是讲一般的认知，而是如何知天道、知人道的“知”。致致知论也就是“工夫论”，“有真人而后有真知”，“真善合一”，“知行合一”，但“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便也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系统哲学论文篇2

关键词：主体性;生态文明;理论指导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2-0065-02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哲学这一概念，但是他们的生态学哲学理念已经产生。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带来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急剧加深;工业发展使人们对土地疯狂掠夺，对森林植被无限破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到生态问题对人类产生的严重影响，预示生态哲学的发展。生态学是探讨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学术。这些关系都是阐明人与自然之间如何相处的哲学关系，生态学必然会发展到生态哲学。生态哲学是从生态学发展而来，主要是研究生态问题的哲学理论。生态哲学从人与自然关系出发，着重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探讨人、社会、技术、工具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人与自然关系是否和谐统一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改变世界、认识世界是否成功的关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就要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主体，从人的角度出发以整个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阐明了生态哲学是按照什么样的自然规律运行，揭示了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如今，社会发展迅速，生态破坏严重，马克思生态哲学对社会发展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生态哲学内容概述 

1.人是第一主体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里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相一致。马克思生态哲学观中人来自于自然，创造出社会，最终人与自然、社会之间是和谐统一才会保持整个生态系统正常运行。人与自然、社会是整体与部分、系统与元素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最高目标，也是实现人类自身的价值目标。马克思与通过人的主体性很好地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吻合，被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接纳。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本”，人是第一主体。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阐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以人为本”是把人视为改造世界的主体，从人的角度来看自然界。人的利益最终实现，就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曾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1]。以人为主体，就是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协调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维护整体利益，不能因私而忘公，要保护生态环境，使自然界与社会都得到持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大生产，物质欲望大于一切，对自然界无止境地掠夺，造成水土流失、草地退化、荒漠扩张，严重的自私自利行为给整个自然界带来了巨大伤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把双刃剑，它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但又携带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挑战自然界生态承载能力。于是，我们不能一味地坚持经济飞速发展，要从人类社会长久发展出发，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2.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主要特点 

马克思关于生态危机的描述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即使如此，马克思也不是对科学、经济和思维意识形态等社会存在的因素做简单直列式评述，而是运用经得起考验的理论来帮助人们实现对哲学的掌握，要遵循基本理论规律，按照特定的原则如：抽象到具体、个别到一般等原则进行实践。马克思运用这些原则本质地揭露资本主义利润为上的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尖锐矛盾冲突，揭示生态破坏带来的宏观与微观的后果。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一门科学，具有浓厚的科学性。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从自然科学理论出发，以自然生态规律为基础，发展生态哲学。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坚持物质第一性，从唯物主义思想出发，物质决定意识，人只要遵守自然运行规律就可以创造物质，按照自然规律开展实践活动，就可以可持续地从自然界获得物质生产资料。不然就会造成生态资源枯竭，受到自然界的恶性反馈。第三，马克思生态哲学找到了引发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所在，也找到了改善生态的方法。马克思以及恩格斯都认为，资本主义掠夺式的生产是造成生态破坏最主要的原因，旧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只会给社会发展带来阻碍，寻找新生产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只有找到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如今，建立生态文明社会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最佳途经。第四，马克思生态哲学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统一。生态哲学辩证法就是物质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论基础。 

3.实践性的特征 

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思想精神透露着实践观点，与实践观点存在严密的逻辑性。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批判和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直观感性批判做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世界存在的万物都要通过实践去了解掌握，物质生产实践以及其他的社会关系实践才能顺利地开展。实践主体性是为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基本特性。第一，马克思从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旧生态哲学无视实践，忽视人是实践主体性，因而不能正确阐述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把实践当作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活动，人通过实践来掌握世界运行的一般规律，总结经验得出结论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认为实践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方法，人通过实践作用于自然界，使自然界产生相应效应。实践是人与自然界互相联系的媒介。实践是人作用于自然界的方式，实践产生生态问题，人也要通过实践来解决生态问题，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 

总的来说，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是以人为根本、以实践为基础、以促进人与自然界和谐发展为目的的哲学理论[2]。体现了辩证法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二、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意义 

1.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我国人民发展理念的转变 

马克思生态哲学特点很好地转变了我国人民对生产、生活的发展理念，深刻改变了我国人民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旧思维。从传统发展来看生态危机的产生都是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传统理念的转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我们要摒弃传统中不良的思想，要将物质生产与环境和谐放在一个整体中考虑，放在一个有机系统中进行分析研究。树立新的经济发展理念，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达到不以损坏未来为代价的可持续发展。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实践才会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就为我们指明了道路。第一，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坚持以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指导。熟悉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掌握了以人为主体思想理论，排除了以物为本的错误思想，建立了正确价值观。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生态学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科学基础，从生态学出发把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更好地指导我们建立生态文明社会。第三，坚持马克思生态哲学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马克思生态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只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建立生态文明社会。人的实践促进了自然发展，就是掌握了正确科学理论;相反阻碍了自然发展，就是被错误的理论所误导。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所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促进生态世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相互和谐统一的基础，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3]。 

2.马克思生态哲学提供了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批判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观点。他们指出环境创造并影响着人，人也通过实践活动来反作用地改造环境，人在适合于人本性的条件下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为理论指导[4]。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是实践哲学理论发展的基础。要掌握以人为本的科学理论，就要理解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马克思生态哲学主体思想就是以人为本，维护主体利益解决生态问题，促进整体利益的发展。掌握好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更好地发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打下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体现了人与自然界辩证统一的关系，它要求我们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要掌握好全体利益，也为后代子孙利益考虑，维护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要求我们掌握自然基本规律，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生产实践活动越多对自然界认识就越丰富，掌握自然规律的能力越大就更容易创造多样性的生产活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关注生态文明的建设。马克思生态哲学是辩证的自然观，需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通过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达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和谐统一发展，完成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促进社会可持续向前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3.生态哲学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处于严重落后状态加上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我国较长的一段时间采用了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忽略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同发展，为未来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隐患，激起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刻矛盾。因此，我们要立足国情从我国的基本情况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正确的生态理论引导下做到经济效益最大化，处理好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前进方向，也提高了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勇气。以现在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就是结合马克思生态哲学，把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很好地融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指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最全面的生态理论。 

当今，经济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快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使人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态恶化问题，为了改善生态，人要掌握生态哲学理论，坚持正确理论指导，按照正确方法从事实践，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关春玲.生态哲学的重生：论马克思实践观的生态哲学意义[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3]王仕国.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视野与历史使命[J].求实，2010（11）. 

系统哲学论文篇3

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必然趋势，又是图书馆实践深入和理论提高的迫切需要，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认识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以问题研究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为目标，探讨问题研究的特征、程序、内容和意义。这为开创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新局面，发挥其指导作用和时代价值，正确引导图书馆事业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理论和应用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正式起步于80年代，逐步形成研究局面。正如北大教授吴慰慈发表的论文《图书馆基础理论研究述评》：“图书馆哲学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引起我国图书馆界的关注。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图书馆哲学的内涵进行探讨，关于什么是图书馆哲学。从目前国内发表的有关图书馆哲学的论文来看，其理论体系的框架也不十分清楚。

二、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是图书馆哲学方法论的组成部分。问题是认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现实与目标之间差距上的障碍和矛盾，在认知主体头脑中的反应而形成的，具有未知性、导向性、系统性和建构性的特征。问题研究属于方法论范畴，是向往目标而进行的认知方式，其程序包括提出问题、假说生成、检验论证和应用发展。建立问题研究的运行机制，发挥其功能作用，达到建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目标。

三、图书馆哲学问题系统的研究

在图书馆哲学问题系统研究过程中，各个问题之间存在着时序性、层次性、从属性、逻辑性和整体性等关系。这要求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各个问题之间的联系，确定研究的具体内容，提出和解决问题的顺序、途径和方法。我们设定问题研究的目标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确定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及其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主要研究图书馆哲学本体论、图书馆价值论和图书馆发展论等问题，它们相互独立、联系和作用，形成图书馆哲学理论的体系结构，其具体问题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内容。

从科学发展的观点看，科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形成既有层次又有交叉的科学体系。具体学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图书馆学等，是从哲学逐步分化出来的，为了解决本学科实践和理论发展中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它们上升层次与哲学联系和结合。

我们运用哲学的原理、观点和方法，在图书馆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在“学”和“问”的互动促进过程中获得丰富的经验知识，提高到哲学层面上进行理论化、抽象化、概括化和系统化，形成一系列图书馆观念，集合为图书馆观，它们有机地结合构成图书馆哲学的学问。我们定义图书馆哲学概念为“关于图书馆观的学问”，它是探索图书馆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图书馆认识论、价值论、发展论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

图书馆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人类知识的宝库，是一种文化组织机构，它符合人类和社会发展需要而存在，必须为人类和社会服务而发展。文化是图书馆根本属性，图书馆物质是图书馆文化内涵的物化形态，包括图书馆建筑、文献、设备、环境等要素，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图书馆价值的基础，文献是其价值的核心要素，文献的知识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文化内涵的意识形态，它包括图书馆价值观、知识观、学习观、教育观、管理观、服务观、人文观、科学观和职业道德观等要素，体现图书馆哲学的思想观念，对图书馆物质基础建设和图书馆人的活动具有指导和规范的价值作用，是图书馆价值的上层建筑，知识服务观是图书馆价值的核心观念。图书馆人是图书馆价值中最活跃的要素，在图书馆物质和精神之间发挥着中介的价值作用。

四、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的意义

针对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现状与问题，提出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分析问题研究的特征、设计程序、建立运行机制，发挥其建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功能作用。问题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哲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获取科学认识、建构理论体系的功能作用。

提出问题系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案，取得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初步成果。理解和把握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目标、性质、特征和内容，对其本体论、价值论和发展论等主要问题进行探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历史唯物观和科学发展观，论证图书馆哲学命题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明确了图书馆哲学的概念定义及其内涵、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系结构、研究内容及其研究方法。在问题研究过程中，提出一系列的概念、范畴、观念和理论，采取“抽想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初步形成图书馆哲学理论的体系结构，明确研究思路、研究方案、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展现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新局面。

系统哲学论文篇4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儒学；中国传统文化；综述

中图分类号　A8：B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8)06－0044－05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与其中的儒学的关系问题，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的理论热点。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这一问题多有讨论，亦有梳理总结。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新一轮“国学热”的兴起。国人的民族文化认同意识进一步增强。学术界再次把研究的视野聚焦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上。针对近年来国内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本文进行梳理总结。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上个世纪90年代，有学者总结当时学术界的3种认识：对立说、并存说和融合说。近年来，对立说和并存说日渐式微。而融合说，学者们对此达成共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相结合，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与儒家文化相结合。至于两者如何融合，则见仁见智。从总体上看，在先前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

(一)时代性更加突出

不少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精华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他们认为，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具有3种价值：作为文化载体的符号价值、实现现代化的互补价值、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价值。儒家的和谐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种思想基础。应该尝试着运用古代儒家的和谐思想来协调各种关系(如“天”人、人人、身心等)。把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合起来，应该从主体性向度、价值论向度、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等4个方面挖掘儒学的独特价值，并且给出恰当的当代阐释。

(二)对比研究有了新的视角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们多从时代、地域、阶级、文化的背景和社会的功能等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不同，也有少数学者着眼于哲学世界观、政治思想和大同社会理想等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相同。近年来，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同构”观念及其对个人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革命集体主义似有所形；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警示与儒学对逐利的鄙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儒家“知行”观，也有相似。解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异同，重要的是看到，这“异”是“同中之异”，这“同”是“异中之同”，必须在同和异的辩证统一中把握其真谛。

二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组成的。近年来，学术界研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土化、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现代化)的问题上。

有学者强调，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需要引用中国哲学的“语录”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概括中国哲学的内涵。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需要继承中国哲学的有益精神，吸收中国哲学的合理内核，借鉴中国哲学的发展经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的内容、中国的作风和中国的气派。

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历史证明，无论排斥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还是固守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都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不是儒家学说、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现当代革命的胜利使儒家学说、传统文化避免了像近代中国那样，走向衰败。

为什么我国学术界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集中到哲学层面进行研究呢?究其原因，有学者作出分析：在改革开放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的今天，已经不再提阶级的社会矛盾问题。不再争论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问题。而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基础所发生的变化，愈加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理论根据。因此，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更加突出地演变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关系。有学者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层面区别。科学社会主义仅仅研究人类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共产主义主义社会形态，而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整个人类社会。混淆层面，会带来逻辑错误。

三

有学者指出，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功能论强化、儒学功能论弱化。90年代。意识形态变弱，学术争论变强。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和政治儒学方案的提出，学术界的研究凸显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张力。一方面是重现意识形态之争，另一方面是区分研究与宣传、学术与政治。

(一)重现意识形态论争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多数学者就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最初作为外来的哲学和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实现的结合，只是历史的和实践的。而学术界更注重学理结合。

有学者认为，与从前相比，当前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总体变化表现为悬置功能论与确立学理论，具体变化就是从意识形态争论过渡到学术争论。

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出发，评析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思潮抬头，强调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存在“守土有责”的问题。与文化保守主义势力抬头相比，在学术界很难看到马克思主义积极回应文化论争。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重要学术领域，马克思主义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值得人们高度警惕。

也有学者深入分析大陆新儒家的背景、立场及其所面临的理论问题，指出大陆新儒家具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他们提出立儒教为国教，主张将儒学道统写入宪法，恢复其“王官学”的地位。就是把儒学当作国家的意识形态，企图以此对抗和取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心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种主张与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大势相违背，无益于社会进步，也有害于儒学发展。

不少学者认同这种看法。有学者强调，振兴历

史文化，倡导国学包括研究儒学，汲取其精华用以丰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本身无可非议，但不等于要以儒学作立党立国之本。

同时，不少学者也肯定当前儒学研究的主流。有学者指出，当今的“儒学热”、“国学热”，主流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不论评价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其中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儒学研究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主张“以儒学取代马列主义”、“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的，只是极少数人。只有划清了这条界线，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才能坚持正确方向，实现健康的发展。

(二)区分政治与学术

有学者认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必要把一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区分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已经取得重大成果。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则明显落后，亟待加强旧。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想，需要结合实践、通过探讨来推动进一步发展。同理，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关系，也可以从学术层面展开。

有学者提出，要区分和把握意识形态层面的宣传和学术层面的研究：学术研究是在没有说法的地方找说法，意识形态宣传是放大理论，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具体解说理论、纲领、路线、政策。当前。学者们在宣传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不应该忘记和淡化学术研究。

区分学术与政治，能够直接体现到具体的儒学研究之中。有学者提出，将儒学或儒家传统划分为3个层面：政治儒学(制度化儒学)、思想儒学(成文儒学――文献典籍及其理论阐释)与大众儒学(不成文儒学――沉积于风俗习惯中的儒学价值观)。其中，政治儒学不可能、也不应该被恢复。还有学者从3个不同角度区分儒学：政统的儒学、道统的儒学、学统的儒学。政统的儒学存在较多的历史问题。道统的儒学难免会有排他性，压制不同思想。只有“学统的儒学”(传统的儒学思想)，才值得挖掘和弘扬。因此，儒学研究最好回归于学术。

四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在哲学研究层面，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本土化和儒家哲学的现代化。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沿着这样两个分支展开的研究，有区分，也有交融。

(一)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

有学者指出，我国哲学界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已经形成3种较为成熟的研究思路：“文本解读”法、“比较对话”法、“结合现实”法。其中。“文本解读”法主张，通过真实解读马克思的第一手文献，做到与马克思的历史语境相交融。“比较对话”法认为，传统哲学教科书遮蔽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之间的总体性关系。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哲学话语，实现二者之间的“视界融合”，才能从中凸显和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并且彰显其当代价值。“结合现实”法认为，哲学界应当少构造抽象思辩的哲学体系，多关注时代和社会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注重以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和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实际上，围绕着重大现实问题，近年来，已经涌现出文化哲学、人学、交往哲学、生存哲学、发展哲学等创新理论。

(二)实现儒学的现代化转型

有学者认为，从学统的角度挖掘儒学的现代价值，要有文化主体意识，在交流中不断地吸纳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挖掘古代思想家们思考文化(哲学)问题的启示意义，充分认识儒学的局限性，合理诠释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粹。对待儒学要一分为二：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如“三纲六纪”等，决不可能让它在现时代全面“复兴”。而是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的批判；作为中华文化载体的儒学。则要把它当作民族文化的瑰宝，进行深入研究、批判继承、综合创新。

有学者认为，面对国学热的兴起和政治儒学的提出，我们需要冷静而理性的思考。当今，儒学复兴的可能是建构时代儒学的可能，绝不是重回“儒学时代”的可能。着眼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相互关系，儒学的未来走向是培育良好的民族文化意识，回归传统以建立民族文化认同，重建儒学传统与社会、与民众生活的联系，形成具有文化主体性和当代意义的儒学形态。儒学发展的现状说明，儒学的转型需要从哲学一知识的话语中走出来，回归经学传统(读经、体认、践履)，而不是构建理论体系。儒学应该承认其他文明的独立性和合法性，通过积极对话，通过生活实践，证明自身的优越性。

(三)主张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

有学者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价值与传统价值呈现二元并行的发展趋势入手，考察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实际关系：中国现阶段的基本价值体系应当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国家意识形态，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二是民族主体价值，即经过改革的儒学和传统主体宗教。前者决定着社会制度、国家体制、大政方针；后者规范着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维系着民族认同。对此，有学者质疑“儒学是中国‘民族主体价值’”的说法。认为无论在语言表述还是在事实论定上都存在问题。就目前而言。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思想已经被时代化。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上，首先是必须承认差异的宽容胸怀、求同存异的民主态度；其次要认识到两者关系不是既定不变的形态，而是不断建构的过程。在承认前一点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建构起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系统哲学论文篇5

关键词：中国哲学马克思化发展历程可能性现实性

1中国哲学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

近代的中国哲学建设，在学科分类体系上逐步接受了西方的学科分类；在内容的来源和取舍方面范围逐步拓展，从诸子学说、到汉学与宋学，以及儒学、道学到佛学都逐步纳入中国哲学的阐释范围；在路向上包含着民族性、阶级性、文化性的不同；在中西文化对比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哲学。

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学理论准备阶段，时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各种思想还处于介绍传播过程中，而传统文化又处于一种激烈的批判之中，真正的哲学交锋刚刚拉开帷幕。2）理论创立阶段，时间在科玄论战时期。论战主要涉及到时代精神、价值观念、理想追求、道德标准和文化走向等问题，包含了科学与哲学，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理性与非理性等内容，产生于中西文化大交汇与大碰撞背景下的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意义。

因此，它标志着中国哲学新境界的曙光。3）理论发展阶段，20世纪30年代起，哲学大家纷纷推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体系”、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体系”等，所以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哲学的繁荣期。4）理论转型及嬗变阶段，从50年代到70年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思想，使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转折。80年代以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邓小平理论的逐步完善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哲学和中国的其他各项事业一道步入新时代。

2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可能性

一个哲学派别中各哲学家的思想即是实际的某种哲学体系，代表或拟代表某种本然哲学的体系。哲学是显示本然的哲学系统的一种途径和方式，是不同社会和时代背景下，对本然哲学的表达。本然的哲学体系是一般，实际的某种哲学体系是个别。这样，中西哲学就有了通约的基础。中西哲学都是具体的哲学体系，其中都有哲学的一般。各自的一般相对于另外的具体的哲学体系来说就必然是特殊。中西哲学的融合，必然是中国哲学的一般（相对于西方哲学就是特殊）和西方哲学的一般的结合。

中国哲学要相对独立地发展，就必须把中国传统哲学所蕴涵的哲学问题、独特的方法和价值进一步发掘出来，为解决人类哲学和现实问题提供来自于东方文化传统的独特智慧，展现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中国哲学解读而言，任何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的引进和运用都必须经过一系列消化、调整和自我限定的过程，这必然有助于彰显中国思想的特质和增加中国传统思想的丰富性。

在现代的知识状况下，中国哲学只有全面深入地与西方哲学以及世界其他哲学思想开展相互交流和批判，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和价值依据现代知识形态加以表现和重构，使其所内蕴的哲学问题和意义以普遍和通适的哲学形式表达出来，要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思想范畴原本就具有的意象性与丰富性，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们平面化和表面化。以哲学来论释中国传统思想，成为我们接续传统的一种门径，应当能够帮助我们接近而非疏远往昔先圣先贤们的深沉思考，深化对于他们生活世界的理解。中国哲学才能展示其自身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理解，确立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成为建设未来世界哲学的重要力量。

中国哲学的发展呈现出多样性是很自然的。在今天，我们应该从跨文化的视界中去理解和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及其对世界、对未来的意义。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既然是面向世界的，它必定会再次面对东西方哲学由对话生发的多缘性因素和机遇。

中国哲学既要立足于传统，又要面向现代。就中国哲学的建设来说，这一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为自身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机遇，只有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审视下，中国传统哲学才能寻找到面向现代和未来的真实途径，也只有深入参与到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哲学才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服务，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和人类交往理性的建构中获得发展，展示其自身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理解，提供解决人类哲学问题的崭新智慧。

3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现实性

只要人类还在思考，哲学就必然存在。只要哲学存在，哲学的学科范式就永远处于尚未完成的状态之中，也就不会有终结的时候和终结的形式。一切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一个历史选择的自然过程。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汉宋之间近千年的吸收转化，才真正融入中国社会，才孕育产生出中国化的禅宗与佛学化的理学与心学。

纵观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发展，东西文化撞击交流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而当代中国哲学的紧迫课题是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不但要反省旧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模式，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文化背景，而且更应树立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以引领正处于急剧变革中的新纪元。

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理论，既是改造和创造客观世界的哲学理论，又是改造主观世界、塑造新人品格的哲学理论。中国哲学高度重视理想人格，首先，在个人的自我价值上是“谋道”，即追求真理的高尚品格，有所谓“士志于道，而耻于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之说。其次，在人际关系上倡导“仁”，，有所谓“仁者爱人”，亦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也倡导“义”，即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第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为既要有生的义务感，强调人生意义在于报效国家和社会；又要有历史的责任感，强调“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还要有道德教化的使命感，关心社会道德秩序的维护和道德理想的追求；以及政治抱负，修身与正心，是为了“治国、安天下”（《大学》）。另外要有忧患意识，关注民族安危，国家兴亡，如林则徐所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戌程口占示家人》)中国古代哲学中倡导的为人之标准、修身之目标、正心之根据，这些积极思想经过吸收，被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理论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

我们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论著中可以找到诸如批判性的解放思想、方向性的实践规律论断、纠错性的自律意识等等观点，现在需要揭示这些论点之间的历时关联和逻辑关联。“解放思想”不是哲学概念，蕴含其中的“实践批判性”才是哲学论断，“从国情出发”不是哲学概念，中国社会具有中介过渡性才是哲学论断。

和邓小平的哲学思想通常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形式，其实其中不仅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且内在地熔铸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这一过程，既是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更是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过程。“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果，同时又是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理论成果。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哲学只有发展了，世界的目光才会正眼相看，中国哲学也才能登堂入室而获得普遍认同。发展具有绝对的裁决权。中国哲学的力量以及它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取决于中国的国家发展与民族崛起。中国的强大对中国哲学未来形态与存在方式及影响力始终都具有先决意义。

中国哲学的现代建设和未来发展具有前瞻性。中国哲学的前瞻性并不妨碍中国哲学的传统性，体认时代的精神，把握时代脉搏，并较好地深入中国哲学固有的精神世界之中，则是中国哲学现代建设的时代目标。中国哲学建设的前瞻强调中国哲学自主性和批判性；中国哲学建设的传统性强调中国哲学对历史的接纳性和继承性，融会贯通于二者，中国哲学的建设就会形成引领新时代的“智力支持”和“思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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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哲学论文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 兼容性

每一种文化都各有其特色，作为文化精髓的哲学也就自有其个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既异且同，构成了某种程度的互补。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每一个民族的具体特点和发展道路。就中国而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取得民族形式，同时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同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的过程。

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辨证唯物主义，而中国哲学中存在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辨证法传统;更重要的是，这种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辨证法达到了统一，形成了一种朴素的辨证唯物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着一致性。

一、中国传统哲学在本体论上与哲学基本问题的相通

马克思主义哲学回答哲学基本问题，因为它是贯穿各类哲学问题之中，决定着整个哲学体系的性质，并对解决各类哲学问题具有支配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抽象地、直观地理解，而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恩格斯在概括和总结哲学发展史上哲学基本问题的演化过程中，提出哲学基本问题这一著名论段：“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围绕这一哲学基本问题，不仅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斗争和对立，而且也存在着辨证法和型而上学的矛盾。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唯物主义也是在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尽管中国传统哲学有其思考的特殊问题，但以“究天人之际，同古今之变”为己任的中国传统哲学，也必须要探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讨论的是不同的问题，按其历史进程来说，主要问题是：先秦两汉的天人之辩和名实之辩；魏晋至隋唐的有无之辩和形神之辩；宋元至明清的理气之辩和心物之辩。这六个主要问题实际上就是哲学基本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特殊表现形式。正是在探讨这些基本问题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哲学也产生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基本派别，形成了独特的朴素辨证唯物主义。

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围绕“天人”“名学”之辩来探讨哲学基本问题。管子以“水”为万物之本原，荀子认为“气”是一切“有生”“有知”“有义”的事物赖以生存的基本或本原等，先秦至两汉的唯物主义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原初物质”。魏晋之后，裴顾主张“崇有”论，认为万物都是“自生”“自生而必体有”，这就是说，“自生”的万物以“有”即客观存在为本体。王安石以自然之气为“本”“体”，以形器之冲气为“未”“用”，认为“道有体有用，体者，元气之不动，用者，冲气运行于天地之间。”张载提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即：“太虚”，“无形”的“气”是“有形”之气的“本体”。换言之，客观存在是世界的本体。王夫之则概括出“实有”这个哲学最普遍、最基本的范畴。认为“实有”即客观实在，是宇宙万物共同具有的本原、本质。宋元至明清时期的理气之辩和心物之辩，这些论辩几乎涉及哲学的各个方面，如：本体论、方法论、发展观、历史观等以及哲学的各个分支领域，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其中都蕴含着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和讨论。当然，中国传统哲学在这些论辩中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无论是使用概念还是表达方式都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表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传统和理论创造。

虽然在中国哲学史上，哲学家并非每个人对哲学基本问题在主观上都那么明确，也并非每个人都曾使用“物质”，“意识”这样的概念，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回避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以不同的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哲学基本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上主要问题的讨论中越来越完全地被揭示出来。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在不同时期思考与讨论的基本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概念大致是相同的，这是马克思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的契合点。

二、中国传统哲学中唯物主义同辩证法密切统一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这种统一是自觉的，是建立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之上，是经过科学的概括和论证的，这种统一是内在、有机的统一，这种统一贯穿于马克思哲学的每一个原理、每一个命题之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辨证的唯物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彻底的辩证法。

纵观中国哲学史，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整体联系、生化日新等问题，都有相当精彩的论述，形成了较为发达的辨证思想。这种朴素辩证法和朴素唯物主义在荀子、张载和王夫之那里达到了统一，形成中国哲学的朴素的辨证唯物主义的传统。

中国传统哲学一向重视“和而不同”，西周末年史伯就提出“和”的观点，并区别了“和”与“同”，后被儒家发展为“中和”的思想，这里“中”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和”则是使不同、差别、对立相结合，使之合乎节度。这无疑包含着辩证法的智慧，它同时表明，同西方辩证法相比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更为关注中庸和谐、有机整体，充分肯定宇宙是一个和谐有序相关的整体。

中国传统中学的辩证法关注生生不已、变化日新，认为变化的本质就是创新，宇宙是一个不断创新进化的过程。《易经》就已经精湛地接触到对立面的统一是事物发展规律的思想。认为“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荀子对先秦哲学作了总结，不仅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而且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因此，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事在人为。同时，只有通过人的作为，才能“制天命而用之”，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在荀子这里达到了统一。韩非也是一位拥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哲学家，他认为“道”“是万物之所然、万理之所稷”。其朴素辩证法思想明显地表现在“矛盾之说”上。一方面，他肯定了斗争在摧毁旧事物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对矛盾双方的同一性并非完全否定，并明确提出了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性。汉代的王充创造性地发展了先秦以来的“元气”学说和“天道自然无为”的学说，坚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提出了物钟之间的联系呈现出“同气相成，殊气相革”的普遍规律。宋代的张载系统地阐述了“太虚即气”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在辩证法方面特别提出了“一物两体”的命题，认为气是一种连续的物质，内部包含着阴阳两个对立面。正是由于这种本性，气具有不断产生出天地万物并形成了万物运动的规律性。按照张载的观点，“两不立则不可见，不可见则两之用息”。就是说，凡观物要察其一中之两，以及两体之一，于一观其两，于两观其一。可以看出，这种思维方式把差异和矛盾当作统一体的固有内容来把握，无疑是一种辨证的思维方式。王夫之总结并综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不仅辨证地分析了理与气、道于器、无与有、动与静、知与行以及“合二为一”与“分一为二”等等的关系。而且探讨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不论自然还是社会阴阳对立统一是事物中普遍存在的规律。而各类事物各有自己特殊的规律，人们只有认识了这些特殊的规律，才能知道如何处理各类事物，即：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王夫之的辩证法思想是丰富而深遂的，他完成了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气一元论体系，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辨证唯物主义发展到了顶峰。

三、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与主、客体辨证关系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注目于现实的人极其发展，探究人极其活动与世界的关系，以此启迪，教导人们用更高的智慧、更好地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在西方思想史上，最早提出并探讨“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问题的，当推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主张“对自然的崇拜”，而是主张征服自然。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认为，人们并不是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去征服自然，这种征服意味着在更高阶段上回归人与自然的统一。所以，应在最识合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更换。恩格斯警告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之中，因为“对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应该说，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超前性，更何况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解决这一历史问题指出了必由之路，即：按照自然规律和人的内在需要这两种尺度去改造世界。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似，中国传统哲学在“究天地之际”时，更为关注人与自然的统一。认为“天道”与“人道”不是两个道，而是一个道，认识世界与认识人本身具有一致性。孟子的“天人相通”、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张载、王夫之的“天人一气”都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和辩证法的色彩。因此，“天人合一”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共识和主导原则，虽然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包含着合理因素。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注重价值理性的特点，对于纠正那种把人与自然截然对立起来，片面强调征服自然的观点，无疑具有启示和制衡的作用。

中国传统哲学把认识世界同认识人本身统一起来的哲学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相通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辨证统一的关系，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是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逐步加深的，反过来说，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不断加深又促使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能力的提高。

总之，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同中国哲学中的朴素的辨证唯物主义传统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引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就注意的发掘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辨证唯物主义。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辨证唯物主义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的重要的历史文化基础，又构成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便利的思想桥梁。

参考文献：

[1]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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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陆源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船山学刊》，2007.2。

系统哲学论文篇7

关键词：高校　后现代主义思潮　思想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5-106-03

在上个世纪即将结束的：三十年，“现代性”遭到了全面的挑战，一时间，“后现代”一词在西方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逐渐成为一种很普遍的标签，甚至成为20世纪终结的显著标志。虽然它主要是被用来指称那种不被看好的、甚至被视为没有什么好结果的运动，虽然那些被归为“后现代”思想家的理论观点常常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虽然许多人对这个思潮及与其相关的思想运动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一些疑惑，甚至进行指责，但由于这个思潮给当代西方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至于没有人能够逃避所谓“后现代”社会的支配和控制。所以正确和客观地认识这个思潮就变得极为必要了，这无论对西方人还是对我们中国人，概莫能外。在当下中国继续关注并深入研究后现代问题，有其特殊而重要的意义。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以大学校园和青年大学生为对象进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研究，对于深入批判研究当代西方的精神文化。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矛盾，导引大学生学会鉴别各种文化思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无疑是高等教育履行人才培养的主要职责和任务。

一、应从学理上为大学生阐明作为一种哲学思潮的后现代主义

从文字上考证“后现代”一词的最早出现，很多学者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但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我们关注的是作为一种哲学思潮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一词出现在哲学领域还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主要是用于指法国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其次才是指对现性主义、乌托邦主义以及后来所谓的“基础主义”等的普遍反对，认为这些主义都是试图为知识和判断确立某种永恒不变的基础。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生、发展，是以后现代主义哲学为其理论基础与思想核心的。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形成又是同现代西方哲学中各个流派的升降沉浮密切相关的。众所周知，现代西方哲学中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潮流。科学主义思潮中的分析哲学，拘泥于狭小的认识论圈子之中，带有从命题到命题的逻辑演绎的局限性；人本主义思潮中的存在主义，有着过分注重人的自由任性和非理性主义的弊端。这些局限与弊端。使得它们的发展由势盛走向势衰。后现代主义哲学就是伴随着现象学、分析哲学的式微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的衰落，以后结构主义和哲学解释学的兴起为标志而登上当代思想舞台的。

后现代主义哲学起初是以彻底否定现代哲学的面貌出现的，人们称其为激进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以后在回应激进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过程中，又逐渐产生了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

激进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要流派有：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福科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以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以美国哲学家蒯因、罗蒂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它们的理论来源尽管有所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方法各异，但却有着共同的理论前提、理论倾向、基本观点、思想实质。这就是它们从否定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前提出发，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宣扬所谓不可通约性、不确定性、易逝性、碎片性、零散化，最终陷入了以推崇主观性和相对性为特征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为了彻底否定以往的哲学传统，论证自己的理论观点，他们采取了一些迥异于传统的方式、方法。

德里选用解构的方法(拆解结构的方法)，即从内部突破的策略。通过揭露近现代哲学文本(以文字形式出现的对象)自身的矛盾。拆解其原有的结构，消除结构中一切确定的和固定的东西，颠倒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消解中心和主体。从而颠覆文本原有结构。按照德里达的分析，在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体系中，人们总要认定一种不受质疑的“真言”(理性的声音或上帝的旨意)，总得有一种语言文字与其语意不可再分的“逻各斯”(logos)。它是认识的出发点或中心，既置身于人的认识系统之外，又维系着人的认识系统。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恰恰是传统形而上学体系的致命矛盾，甚至可以说是一切结构的致命矛盾。既然这些“中心”都是置身于结构之外的，那就说明这些结构是“中心消解”的。一旦“中心”不复存在，那么结构系统中原先在价值论上被认为是主要和次要的对立关系，不就可以颠倒过来吗?例如言说与书写、存在与非存在、本质与表象、真实与谎言、所指与能指等，一般认为前者比后者更加重要。然而，一旦认识到这些结构是一个中心消解的结构。那么，人们在价值判断上就不妨把后者看得更为重要。

新实用主义者罗蒂以宣扬后哲学文化的方式否定传统哲学。他认为启蒙运动的先知们否定了中世纪的神学文化，使神学文化变成了后神学文化，即哲学文化。现在呢?人们已经不再相信那种主张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大写哲学了。在大写哲学消失以后，接替哲学文化的就是后哲学文化。在后哲学文化中，不讲本质、不讲基础、不讲主客：分、不讲结构。后哲学文化是没有核心、没有标准的多元文化。

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的成功及深刻在于它的彻底的否定性，它的彻底的反传统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人们清理几千年来形成的层层思想束缚及思想沉疴具有深刻的解放思想的意义。然而，它的失误及片面也在于它的彻底的否定性，这使它发展到极端，有走向否定主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多元论的危险。

以美国学者大卫・雷・格里芬、小约翰・B・科布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在回应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后起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对现代哲学也是持基本否定态度的。但不主张激进性的彻底摧毁，而是强调批判性的反思，实现对现代哲学的超越。他们主张：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反对个人中心主义，认为每个人都不可能单独存在，自我不是自足的，永远处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是关系网中的一个变汇点，自我是关系中的自我。因此，个人应养成“倾听他人”、“学习他人”、“宽容他人”、“尊重他人”的美德。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世界万物都有其价值和目的。自然不是人们统治、占有、掠夺的对象，而是有待人去照料的花园，从而超越了现代哲学在人与自然关

系上的二元对立论；在不同社会群体的相互关系中，关注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的价值与利益。反对男性中心主义、父权制。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具有乐观主义的色彩。它积极寻求重建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福柯的原话是：“我们承担了在人和他的科学，他的发现和他的世界――一个具体的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关系的任务。”所谓重新反思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其实就是重建一种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将“人是自然的主人”变成“人是自然的管家”。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将“他人是地狱”变成“他人是协作伙伴”。“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这种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的作法，这种积极的进取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不足的是由于急于建设，忙于拯救世界，指导人生，势必使自己的理论缺乏严格的推敲，结果产生了“萝卜快了不洗泥”的粗制滥造的现象，甚至产生前后相矛盾的现象。

后现代主义标明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传统观念的特殊思维方式。它批判了僵化的个性和现实的等级制度，对现有的秩序和权力等级加以质疑，表现出一种叛逆性和价值选择性，并宣布：追求终极之物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不再是被秩序等级所固定，相反，世界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一个不断建构并解构的过程。事物的意义不是被决定，而是相对的，不断生成变化的。

二、应让学生学会正确辨析作为一种具有“反”特征的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并没有一个严整而统一的理论系统，多是自己阐述自己的哲学理论，互相之间也存在一定观点冲突，但其基本思想和主张却是接近或一致的。概括言之，后现代主义哲学普遍具有“反”的鲜明特征。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声称，传统的哲学认为在言语、文字之外还有根本性的事物(物质或精神)存在，这是一种既无根据、又无意义的形而上学观点，应当加以否定和抛弃。从这一观点出发。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传统哲学所主张的二元对立如物质与意识、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在场与不在场、光明与黑暗等等，以及基于这种区分所做的主要与次要、中心与边缘之区分，都是错误的，二元的区分应当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另外。后现代主义哲学还从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出发反对理论的整体化或系统化，反对建立理论系统。

反认识论。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认识问题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家则把认识论问题视为哲学的中心问题进行研究。后现代主史哲学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把人类的心灵比喻为一面能正确反映客体的镜子是毫无根据的，应当抛弃这种主张。正确的认识论应当是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或者是一种语言游戏论与解释学相结合的语言哲学理论。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语言并不表述实在，而只是一种其意义随语言规则的变化而变化的游戏；语言的交流也不具有客观确定的内容，而只具有语言游戏的约定性。从反认识论的基本立场出发，后现代主义哲学反对传统哲学的表象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

反文本的意义确定论。西方传统哲学的观点认为，文本体现了作者的原意，读者只有通过阅读文本，并借助于移情作用。才能正确领会和理解文本作者的原意。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文本的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读者阅读文本只是进行一场语言游戏，文本的内容是根据读者的语言游戏而决定的，因而阅读文本不是读者消极、被动地去理解、把握文本中作者的原意，而是积极、主动地“创造”文本的内容和意义，并从这种“创造”中获得“享乐”、“快慰”或“愉悦”。

反真理和权威。后现代主义哲学从语言游戏论出发，认为把真理说成是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符合或对应的传统哲学的真理论是形而上学，是统治者骗人的把戏和愚弄人民的手段，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抵制人民的反抗。传统哲学的真理论还造就了权成，所以应当反对权威。反对哲学至上主义。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哲学高于其他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是科学之王，政治、文学、艺术、法律等都应受哲学的指导与监督。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这是一种哲学至上主义，必须加以否定，哲学应当与其他意识形态处于平等的地位，与其他意识形态进行平等的对话。

反科学主义。西方科学主义认为，只有实证的知识才是真理，一切人文学科都应当自然科学化，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自然科学只是一种具有实用性、工具性的知识，并不能把握人的一切特别是人生的意义，所以，在人文科学研究方面应当反对科学主义。

反传统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一切占主流地位的传统意识形态都是建立在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必须加以否定，而代之以“语言游戏”为基础的反主流文化和传统的传统。

反一元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既然没有客观真理、没有权威，只有各自不同的意见，那么在思想文化方面就应当反对一元主义，实行多元主义，让不同的意见和主张同时并存，共同繁荣。因此，后现代主义哲学提倡容忍原则，反对任何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别人之上的“专制主义”和“恐怖主义”。

三、作为一种具有鲜明主张和个性的后现代主义

由于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后现代主义者的队伍非常庞杂，所以他们的观点也存在着矛盾之处，但总的说来，他们具有基本一致的观点，而且是具有鲜明主张和个性的观点。

首先，后现代哲学倡导突破所有思想领域。罗蒂认为，作为一个后现代哲人，必须注意现代社会中扭曲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沟通的事实，使西方思想从形而上学的独断中解放出来。形成一种开放宽容的民主文化氛围。没有任何一种西方政治势力或权力中心可以垄断控制思想探索和精神自由，也没有任何一种新观点或学说可以独自称雄定为一尊，而无视其他观点和学说。世界进入后现代，就意味着从黑格尔式的绝对的独断论中挣脱出来。一切都是由对话而沟通，一切意义都是由解释而生成，一切都不从先验设定的框架出发，而是从具体的实际事实出发。在过去，客观事实服从主观标准，而现在标准必须服从事实。其方法就是：牢牢把握具体事物。哲学如果能够与事物的力量配合，并且把日常生活的意义说得清楚而一致，科学与感情就会紧密相连，生活实践和想象就会密不可分。同时，真理也不再是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真理是人们走向自由和解放的产物，对真理的认识只能是人的理解和自我理解活动的结果。可以说，后现代哲学精神就体现在所有思想领域的突破里，人们可以将自己的思想触角仲向自己陌生和渴求的精神领域。

其次，后现代哲学主张对话启迪。过去，在理性的明晰要求下，心灵被认为是反映实在的镜子，而知识则被看作是这种反映的精确化和系统化，哲学也因此成为对获得知识的方法所进行的研究、检验、修补和揩净镜子的活动。即知识是由于一种特殊的镜式本质而确立的，而镜式本质使人类能够反映自然。罗蒂认为，心

灵并非是平面单纯地反映自然现实，相反，如莎士比亚所说，心灵犹如一面中了魔法的镜子。布满了迷信和欺骗。而真正的哲学是“无镜的哲学”，是由对传统知识扬弃而出现的新解释学，是人类在对话中达到理解并增进共识的哲学。哲学不在九霄云上，它就在我与你的对话之中；哲学不是一个又一个体系的罗列，哲学是一种心灵的启迪和对人类精神境界的不断超越。与传统哲学不同，后现代哲学放弃了对同一性、确定性的追求，而追求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使哲学不断进入文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各文化领域。后哲学研究成为一种“文化批评”，哲学家变成了“文化批评家”。这类后现代“文化批评家”，从不打算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金钥匙，甚至也不可能在精确的论证和命题之间达成一致，他只是自然地宽容地看待事实、标准和争端，因为没有超历史的观点，因此，任何标准都不可能具有先验绝对性，任何结论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得。后哲学文化打碎了千年形而上学的梦幻，从绝对理念、先验设定、终极价值走向了具体历史、个体经验、理解阐释。追求不确定性、可能性、价值多样性和真理的解释性，成为后现代哲学文化品格。

再次，后现代哲学是非中心、无主导性哲学。综观西方哲学全景，西方思想家梦寐以求的是一套去差异求同一的整体性观念，而哲学就是这种把握变化中之不变者、辨析流动中之恒定者的思维方式。无论是古希腊的“爱智”，还是中世纪的宗教论辩、近代的形而上学，都围绕着这一轴心推演各自的谱系。然而后现代哲学认为，今天，作为对科学、道德、艺术或宗教所提出的永恒性问题或认识问题的仲裁者的哲学已经终结。在新解释学与解构学声势夺人的今天，再认为存在一门只关心具有根本性问题的超级科学已值得怀疑；再抱着在人类生活的思想和艺术实践中存在着一种“第一原理”的看法，已显得陈旧过时；再固守有独立于历史和社会发展之外的“永恒不变的哲学问题”，似乎就有些冥顽不化了。罗蒂坚持说，当务之急是转换视界，摈弃西方特有的那种将万事万物归结为第一原理，或在人类、科学、政治、诗歌、哲学活动中寻求一种自然等级秩序的虚妄，对一切合法性的根基加以质疑，摧毁哲学中源远流长的对“心”的信任，使人们广泛丧失对镜喻本质的信心。从而走向与非历史的永恒模式相反的历史主义文化思考，并逐渐达到“后现代哲学文化”之境。那么，究竟什么是后现代哲学呢?

所谓“后现代哲学”，在罗蒂看来，即那种打破传统形而上学中心性、整体性、倡导综合性、无主导性的哲学。这是一种具有“美国后工业社会哲学精神”的新哲学，或者如德里达所说，“是非哲学式地写哲学，从外边达到哲学”。后现代哲学文化不再追求永恒不变的终极真理，也不贬斥历史的、变化的、偶然的因素。更不把哲学看成是反映现实的镜子。后现代哲学文化注重解释学精神，通过对整体性的瓦解走向差异性。后现代哲学意味着人类不再虚妄地将形而上学虚设的真理作为崇拜对象，而是不断促进人类哲学、宗教、科学、艺术、教育等多面多维的文化对话，陶冶人们的性情，启迪人们的智慧。后现代哲学家是一些能理解各种事物相关方式的专家，但没有特定的标准所遵循的特殊“方法”可供利用。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实用而具体。它促使人不再盲目接受未经检验的信条，而是通过实践和博览群书，在与历史和现实的对话中，去理解历史、时代、个体。在这个意义上，罗蒂认为，后现代哲学文化中的哲学任务是：“在思维中使它自己处身的时代得到理解”。这是后现哲学所能做的一切。

对于当代后现代主义的讨论，目前国外的高潮似乎已经过去，国内在一定范围仍是热点。但国内外对其评价都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褒之者赞其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方向，“后现代话语”被认为是最普泛、最具有时代气息的话语；贬之者则责其把现代哲学引入歧途，以至从根本上消解哲学。双方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论点找出根据。这当然反映出大家在这方面的观点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有时是出于对后现代主义所指理解各异。要在解读和评价后现代主义上取得一定程度的共识，或者至少做到能相互沟通，首先应当对后现代主义不同所指有明确的区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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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哲学论文篇8

长期以来,人们对哲学的性质、功能、内容存在着许多误解,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走进了一条死胡同。现行的哲学教学已不适于表现哲学应有的理论内容,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拟就目前哲学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并提出一些改革的设想。

一、对哲学学科定位的再思考

对哲学学科定位的再思考有助于人们厘清对哲学认识上的许多误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是多种因素的辩证统一。它不仅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直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需要哲学等人文学科来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自身,提高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素养。所谓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正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自身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在我国,长期以来习惯于把哲学(历史、文学、语言、艺术、宗教)等人文学科都包括在社会科学的范畴之内,习惯于用社会科学来统括人文学科,从而导致了知识学科部门二分法,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种分类法是近代实证主义的产物,其理论是非分析的,甚至可以说是盲目的,是一种源远流长的自然科学崇拜。在此认为,哲学的定位应确定为人文学科,而不是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群体为研究对象,因而具有整体性、抽象性、客观性和可定量化的特点。而哲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宗教、历史等人文学科则是在人的主观精神和文化精神的统一体中,从历史的、比较的角度具体地探讨人类一切群体和个人创造一切文化形式的过程,并且立足于对现实的比较和批判来构想人类的未来,因而具有批判现实、超越现实的特点和品格。它的特点是主观性、历史性、具体性和教化性。过去把哲学归类于社会科学,过多地强调哲学的政治教育功能,而忽视了哲学作为一种开启人的智慧、提高人的理论思维能力、陶冶人的内在精神的人文学科特征,因而造成把哲学政治化、教条化、公式化的状况,使哲学教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走进了死胡同。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哲学宣判的误区相关联的。哲学的人文学科性质也就决定了哲学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和功能。教育是一种历史文化的传递活动,也是一种文化创造活动。它执行着社会遗传的特殊功能。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在于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性获得,而且更在于社会学意义上的获得性遗传。每个时代都以教育的方式使个人掌握前人的经验、常识以及各种特殊知识与技能,以教育的方式掌握该时代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各种行为准则,教育具有崇高的人文理想和深刻的人文内涵。然而对教育最大的误解就是把教育当做培养“某种人”的手段。这里的“某种人”是指从事某种特定职业、具有某种特定身份、扮演某种特定角色的人。但是从高等教育的功能来说,高等教育的目的不仅是培养“某种人”,而且要培养一批有丰富文化内涵,能够面向未来的文化群体。他们是社会中坚,是影响社会文化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知识力量。因此,大学应该是现代思想的发源地,大学生应该高瞻远瞩。大学生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不论他学的是什么专业,都应在哲学、语言、文学、艺术、历史等领域有较丰富的知识,有较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高深的思想情操和对社会的责任感。这就是人文学科教育的任务和作用。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在大学教育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功能。以此看来,哲学(这里哲学含义不局限于我们现在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大学教育课程体系中应是一门素质基础课,不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把整个课程体系比做一棵大树的话,哲学就是这棵大树的根。只有根的精壮和深厚,才会有枝和叶的茂盛。我们常说文、理没有绝对分明的界限,其真实内涵就是文、理科是互相关联、互为一体的,具有内在的共生作用。因此,一个大学生如果没有哲学的支撑和营养,那是难有作为的。有没有系统的哲学熏陶,有没有深厚的哲学素养,是关系到大学教育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哲学在大学教育中具有以下一些意义:

(一)哲学课使学生们具备深厚的人文素养哲学是一门历史性和思想性的学科。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而哲学史是思想的历史。哲学和哲学的发展融注着每个时代的精神精华。对这些时代精神的正确把握,能使学生形成深厚的历史感、强烈的现实感和巨大的逻辑感的统一。哲学理论性地表征着人类生活的矛盾与困惑、理想与选择,从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所以通过哲学课教学,可以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去激励自身对真、善、美的把握、渴望与追求。

(二)哲学课教学使学生们具有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辩证智慧在全部的知识体系中,哲学始终是一种批判的自我意识,哲学模式就是对其他理论模式具有批判性、启发性、调节性和引导性的特殊理论模式。哲学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精神反思,就是对自己的思想和认识的再思想、再认识。它着眼于现实、过去和未来的历史联系;着眼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等基本关系的历史进程;着眼于对自己的观念和行为的自我反省和批判。从教育的发展来看,小学教育是描述的层次,中学教育是解释的层次,而大学教育则是反思的层次。哲学的本质和特殊恰恰就合着大学教育的本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教育,尤其是基地班的教育就贯注哲学的精神,使其能超越现实,面向未来。

(三)哲学课教学能提升学生们的精神境界哲学不仅是一套系统的概念框架,一套系统的知识,而且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的渴望与追求。人类作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统一的存在,总是显示着某种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理想目标,否定自己的现实存在,把现实变成更加理想的现实。哲学就是这样一种人类艰难而又曲折的自我认识的思想史,也就是人类的艰难而又曲折的自我认识的思想史,也就是人类的艰难而又曲折的追求崇高的精神历程。它启发人类在理想与现实、终极的指向性与历史的确定性之间,既永远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又不断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从而使人类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永远保持生机勃勃的求真意识、向善意识和审美意识,促使人类走向更加理想的崇高境界。所以,学生们在这种哲学精神的不断薰陶下,以其自我超越、自我批判的精神和勇气,去追寻人类生活的安身立命之本,并在这种追寻过程中透逸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二、哲学课教学的改革与设想

目前哲学公共课的教学无论是从内容、方法、效果上都不尽如意。从效果上看,现有的哲学课教学不仅没有达到开启学生的理论境界的目的,反而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一听说哲学就感到厌倦,因为这种哲学教学只能使人感到抽象和枯燥,但哲学恰恰是最亲切和最现实的,因为它是思想中的现实,是对现实的深层次的把握。从内容上看,现有的哲学是沿袭前苏联的哲学体系与模式,把哲学当成一套僵化的公式,一套死记硬背的概念,缺乏理论自身必备的历史感、现实感和逻辑感。它没有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供的极其丰富而深邃的认识成果,也没有体现全部哲学史所达到的认识成果。以这样的视角去审视现行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时,就可以发现,它或是离开了历史来谈新问题,以至使新问题失去了历史的和逻辑的前提,或是离开新问题来谈老问题,以至使老问题停留于某个历史时代的水平。这样,当用这样的教科书讲述原理的时候,原理往往成了没有历史的思想,而当教科书引证历史的时候,历史又成了没有思想的历史。所以学生普遍感到现有的哲学是冷冰冰的、毫无生命力的。从方法上看,现有的哲学课教学基本上还是中小学式的单向灌输式教学,老师把哲学抽象成一套僵化的公式和概念去套活生生的现实。用一些填空题、判断题、选择题等命题方式去测试评判学生的记忆力的好坏,这种教学方法与哲学就是爱智慧的本义相去甚远。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哲学课教学的改革势在必行,迫在眉睫,其具体改革方案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条:构建一个合理可行的哲学教学体系:———《哲学通论》《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全新的哲学内容———时代感、历史感、逻辑感三统一的历史性思想和思想性历史;一个既古老又年青的教学法———源自古希腊的精神助产术。

(一)合理可行的哲学教学体系现有的哲学教学之所以不理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学生在还没有掌握哲学的基本概念、基本框架、甚至什么是哲学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如同让一个没有学过加、减、乖、除的小学生去学高等数学一样的不可行。而且哲学的学习必须以哲学的态度、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的境界去学,否则,照本宣科是学不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因此,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先给学生介绍一些诸如哲学的一般特征和功能、哲学的基本态度、思维方式、概念框架等。这门课就是《哲学通论》,《哲学通论》围绕“哲学是什么”层层深入地进行哲学的自我追问、自我理解,并就哲学的历史演进、哲学的现代变革以及哲学的修养与创造展开论述。它能不断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宽学生的理论视野、提升学生的理论境界。所以这门课是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的基础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继承的基础发展起来的,它既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空中楼阁。列宁说过:不懂得黑格尔的《逻辑学》就读不懂马克思的《资本论》,那么不对西方哲学有所了解,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超越以及它所带来的哲学变革的意义。所以《哲学通论》、《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可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真正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

(二)全新的内容《哲学通论》侧重于对哲学的一般特征、概念框架、思维方式和哲学态度的学习与培养。《西方哲学》侧重于各种哲学思想、理论、观点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侧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掌握。前两门课对学生来说当然是新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课的内容也必然要进行变革。目前,我国通行的哲学教课书体系基本上是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长期以来,人们从这个体系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它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理论表达形式,到今天,这个旧的体系非变革不可了。旧的体系是按照两个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四大块(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来安排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它把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和历史观分成几个虽有联系但基本上是相互独立和并列的组成部分。这样的结构不能很好地贯彻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三者统一的原则,因而它无法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类优秀思想结晶、与实践密切统一的理论,而具有的无比丰富的理论内容和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教科书几十年来所变换的只是实例,而原理和范畴则很少变化和发展。所以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内容与模式必须变革。我们应打破传统教材的那种编排模式和讲述方法,而以问题为中心、以观点代体系、以专题为形式、以原著为起点的方式,使学生直接接触原著,从经典著作中学习、体会真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