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哲学论文范文

英文哲学论文篇1

关键词：双语教学；思维训练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05-0192-02

双语教学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搜索《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发现仅2013年一年就有将近五千篇文章讨论双语教学，这说明双语教学研究已经成为教育者和教育研究者共同关注的热点课题。

哲学作为一门性质独特的学科而言，也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重视英语语言的学习、使用和思维训练。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是我们表达观点、反思常识、进行判断推理并进而掌握思维方式的工具。黑格尔曾经说过：“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为此他提出要“教给哲学说德语”，认为“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邓晓芒先生深以为然，并认为，当前哲学学习的任务是“教哲学说汉语”。但是，邓晓芒先生也承认，在教哲学说汉语之前，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向西方人学习纯正的哲学思维”，认为只有在深入领会了西方人“对思维的思维”之后，才能找到恰当的手段把我们的语言文化优势发挥出来，教会哲学说汉语，带来汉语语言与哲学两者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一、哲学系双语教学中的难点

沈阳大学非常重视开设双语课程，鼓励教师参加双语教师培训，且已经在很多专业开设了双语课程。政法学院哲学系的双语课程由本人承担，目前经过六个学期近三百个课时的实践经验，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获得学生们的认可和好评。但是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正是在应对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找到了推进改革的契机和动力。

在学生方面，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对语言的练习和使用上。一种语言，如果不能用来表述思想，就只能是僵化的符号。很多学生对使用英文的自信不够，不肯开口说英语，把活生生的语言学成了化石。在双语课程的开设之初，我们首先进行了学生英文水平的测试，包括听力、词汇、语法、阅读、写作五大方面。反馈的结果是，当考核的内容仅关涉日常交流时，学生们的成绩还算差强人意，但是一旦考核的内容涉及到哲学专业知识，学生们的成绩就有点惨不忍睹。很多学生宁肯把单词拼写出来，也不肯读出来，有什么想法了，宁肯写出来，也不肯说出来。“哑巴英语”的现象在偏远地区生源中表现的尤为突出，给双语教学课程带来了很多困难。

在教师方面，遇到的难题主要包括以下三点：第一，学生们对双语教学的必要性认识不够。有一部分学生对双语课很排斥，认为双语教学加大了学习的负担。很显然，他们一方面要认真学学英语，应对四六级考试，学习语言的任务已经不轻松。在另一方面，哲学的专业课已经在进行思维的思辨训练，任务也是非常繁重，实在没有必要加重学习负担。此外，因为哲学学习的内容抽象玄远，哲学家的观点复杂多变，想要学好哲学，还需要阅读大量哲学原著，在已经有中文译本的情况下，本科生的学习似乎使用中文就足够了。很多学生认为，采用双语方式学习西方哲学家的原著，他们需要付出双倍甚至多倍的努力，还未必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第二，学生们对双语教学目的认识不清。他们认为在哲学系开设双语教学，目的是为了学语言，把双语课看成大学英语教学的辅助手段。大部分学生在双语课程开设之初就跟教师反映自己的英语水平很差，希望通过双语课程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也有很多学生把学习的重点放置在词汇记忆、语法解析等问题之上。第三，学生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一方面很难保证双语教学课程的英语使用比例，另一方面也为公平公正的考核带来难题。很多在课堂中表现很好的学生，却没有在试卷中获得好的成绩，相反，很多平时不是很积极的学生，却能获得较好分数。

二、哲学系双语教学的改革尝试

在哲学专业开设双语课程，其目的绝不仅仅是进行语言的学习，而是要通过语言的学习，进行思维上的训练。当前的哲学是说德语、说英语的，由条件所限，我们首先有必要通过英语语言的学习，熟悉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进而理清哲学的基本概念，理解哲学命题的真实含义。为此目的，就必须在我们当前进行的双语教学中进行改革，设计有针对性的、切实可行的双语教学模式，达成通过语言学习哲学的目的。哲学专业双语教学的模式探索由以下四个部分构成：

1.通过对语言的历史性分析培养学生兴趣。不能否认的是，学习语言绝不是轻松的娱乐，必须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如果没有兴趣作为支撑，学习的过程很难被坚持下去。因此必须采用一切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以往的教学实践中，我们总结出了一个有效的方式，那就是对语言进行历史性分析。也就是说对于基本的词汇，我们考察和讲解它的词源和历史变迁，对不同哲学家使用的相同概念，进行历史性解读，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加深学生对词汇的理解。因为本人曾经学习两年的古典文字拉丁文，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也经常为学生讲解英语词汇和拉丁文词汇之间的关联，对于理解安格鲁萨克森语言习惯也有不少帮助。

2.通过讨论课训练学生的表达能力。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基者索绪尔认为“语言对思想所起的独特作用不是为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使他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间彼此划清界限”，因此，声音是语言的重要特点，一种语言若是没有声音，就丧失了实际的使用。因此，在通过语言来学习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双语教学中，就必须鼓励学生使用语言。我们采用的方式是增加讨论课的数量。一般而言，在学习一个章节之后，我们都会组织讨论课，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复述、讨论哲学家的观点和对命题的论证，这样一来，不仅能够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还能有效激发学生开口说英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英语的潜力。

3.通过分段式教学培养学生用英语思维的能力。语言的学习过程绝非一蹴而就，在哲学系以培养思维习惯为目标的双语教学活动中，我们采用的是分段式教学的方法，来达成目标。在一个学年两个学期的双语教学活动中，坚持用英语组织教学，在第一阶段通过教师的双语讲授，使学生熟悉英文材料。此时，英文使用比例大约在60%左右。第二阶段，要求学生阅读带有中文对照的英文原著，和哲学家的思维进行无中介的接触，使用英文理解、分析哲学家的基本思想。此时，英文使用的比例大约在80%左右，只有少量较为复杂的论证过程需要用中文加以补充。第三阶段是使用纯英文原著，在对英文的阅读过程中熟悉西方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并训练学生使用英文发表观点、论证命题。恩格斯曾经有名言，说看一个人是否掌握的一门外语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能够用这种语言思考。通过这三个阶段的努力，我们希望所有的学生都能达到用英语思考的目的。

4.多种考核形式，全面反映学生学习水平。针对有些学生课堂表现较好，但是考试成绩较差，同时有些学生不爱开口，却能考出好成绩的情况，我们在教学活动中采用了多样化的考核方法，适当增加平时分数的比例，争取尽量公平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水平。对于那些口语表达较好，但是考试表现不佳的学生，我们认真考察了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有些学生是因为技术层面的原因（比如单词记忆错误等等），我们要求他们认真对待学习的每一个步骤和环节。对于那些不爱说话，但是考试却表现很好的学生，我们鼓励他们多发言，尽量激发他们英语水平的全面发展。同时，采用多样化的考核方法，在课堂表现、课后阅读、小组讨论、期中小论文、期末试卷五个方面加权评分，尽量公平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水平。

三、改革的实际效果总结

哲学系在每届学生中都开设两个学期的双语课程，使用的教材是古腾堡网站上David Hume著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在第一学期，学习的重点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在第二学期，学习的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用英文思维的能力。

可以说，这样的努力获得了较好的成果：通过对语言的历史性分析，让学生对学习语言的兴趣得到了提高的同时，深入领会了语言所承载的思维的历史；学生们用英文发言、进行小组讨论、写作论文，使用语言表达思维的能力也获得了发展，语言从符号变成思维的工具。经过两个学期分段式教学，他们不再畏惧外语，能够顺利阅读、翻译、理解英文原著；能够熟悉哲学中的重要概念、领会哲学家的著名命题，以语言为载体，切中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这些成就都为他们的进一步深造提供了有利条件。在10级哲学考研的过程中，尤其是面试阶段，很多“985”、“211”院校都要求学生用英文解释哲学家的基本概念和命题，而我们的学生在这个环节表现的尤为突出。有两名学生因为面试环节的突出表现获得首都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奖学金。当然，成绩只能说明过去，而双语教学是历时长久的事业，还需要我们在未来不断努力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邓晓芒.让哲学说汉语――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起[EB/OL].[2010-12-22].

http：///link？url=F3_Izor5oV3jZZbeSujS_v3eQV2CaxTbDYVyjN3eX_09YJMRpdTrNTOWOgxZGQrOJiv7LZ9I_B9xEu23yTaWkIJJAuH-94KmNaMhPUvcsXW.

[2]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

英文哲学论文篇2

关于“信息哲学”这个名称，我们似乎可以回顾一下科学哲学中“逻辑实证论”这个名称问世的情况。“维也纳学派”的重要成员费格尔（HerbertFeigl）曾于1932年在《哲学杂志》发表了名为《逻辑实证论——欧洲一个新的哲学运动》的具有宣言性质的论文，介绍“维也纳学派”的基本观点和任务。在美国哲学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不同的反响。而“逻辑实证论”这个名称就是这篇论文首先提出的，后来就也被人广泛使用，成为经典的科学哲学的标识。那么“信息哲学”作为“新的哲学范式”的标签，无疑应归于《什么是信息哲学？》这篇论文。

费格尔首创“逻辑哲学论”名称的情况，自然使人联想到费格尔与“维也纳小组”的关系。费格尔的那篇文章实际上是在宣扬“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观点和任务，因为费格尔曾是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MoritzSchlick）的学生。但是，“信息哲学”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因为它的创始人与美国哲学界并没有类似于石里克与费格尔那样的关系。因而，将其说是欧美哲学界的互动和呼应更为贴切。在英美学术圈，往往是一个学科先在英国问世，然后再到美国完成所谓的“乘数效应”，最后达到其应有的功效。

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已经问世一年多了，但关于“信息哲学”的名称，国际哲学界似乎还有些方面需要没有完全达成一致。我以为也需要就名称问题检讨一下。

1、国际现状。弗洛里迪认为，关于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的名称存在两种趋势：一是追赶时髦，如“赛伯哲学”（cyberphilosophy）、“数字哲学”（digitalphilosophy）、“计算机哲学”（computerphilosophy）；一是表达某种特殊的理论旨趣，如“计算科学哲学”（philosophyofcomputingscience）、“计算哲学”（philosophyofcomputation）、“人工智能哲学”（philosophyofartificialintelligence）、“计算机与哲学”(computerandphilosophy)、“计算与哲学”(computingandphilosophy)等。而弗洛里迪则认为，“信息哲学”（philosophyofinformation）这个名称是最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明确指称一个新兴的哲学学科。可是，一年多来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单纯，人们对“信息哲学”这个名称还是有不同的意见。

2、PCI之一。弗洛里迪在《元哲学》（Metaphilosophy）发表的奠基性文章用的是“信息哲学”（PhilosophyofInformation,PI）。而在《布莱克威尔哲学导引丛书》（BlackwellPhilosophyGuidesSeries），却用的是《计算与信息哲学》（PhilosophyofComputingandInformation,PCI）。这究竟是为什么？弗洛里迪的在《计算与信息哲学》的前言中是这样解释的，“对于本书的名称，布莱克维尔的哲学编辑和我同意使用“计算与信息哲学”（PCI）这个名称。PCI是个新的但依然是个鲜明的标签，希望这个新标签既可以满足学术的需要，也可以满足市场的需要。本书导言的标题是“什么是信息哲学？”，其中我对这个新的范式进行了论证，认为“信息哲学”（PI）在概念上要比现在这个名称更令人满意，因为它明确地保证了新范式背后真正的东西与名称的一致性。作为本书的基础，我认为还是将其放在网上，免费供大家使用。”不难看出，“计算与信息哲学”这个名称，显然有比较强的妥协因素在其中。其结果就是“导言”不放在这部书的印刷本中，弗洛里迪还是坚持他的理念。

3、计算与信息。那么这著作在多大程度上有悖于弗洛里迪的意愿呢？我以为瑞典学者的解释很有启发意义，可作为参考。在《科学哲学的范式转移：信息哲学与新的复兴》这篇文章中，多迪希－斯诺科维奇（GordanaDodig-Crnkovic）说：“在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中，人们分别用‘Informatik’,‘Informatique’和‘Informatica’（在英语中对应的术语是informatics）来指称computing。有意思的是英语术语computing具有经验的取向，而与之对应的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术语informatics，却具有抽象的取向。”在她看来，“这种术语的差异可以分别追溯到19世纪英国经验主义与欧洲大陆的抽象传统之间的差异。”实际上，信息与计算恰巧强调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常说的“informatics”就是指利用计算机和统计学技术来管理信息的学科,更具体一些，它是以及时保有和在空间传输知识为目的，对于看作知识媒体的数据与信息进行系统处理的学科与技术的总称。举例来说，在基因组计划中，informatics包括发展快速搜索数据库、分析DNA序列信息、从DNA序列数据预测蛋白质序列和结构的方法等。

4、PCI之二。今年8月份在土耳其召开的“第二十一届世界哲学大会”（The21stWorldCongressofPhilosophy）专门新辟了一个section，其名称为philosophyof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我注意到五年前的1998年，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第二十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并没有这个section。可以推断，作为一个新兴的哲学分支，1998年之后才引起国际哲学界的关注。这与信息哲学得以确立的时间基本吻合。参加此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社科院哲学所原副所长姚介厚教授，回国后在哲学所做了专场报告，其中还专门提到这个新兴的领域，并说哲学所目前也有人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他把philosophyof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译为“交往与信息哲学”，我以为这也是个意蕴深远的理解。在中文中communication也是个外延很广的词，有“传播”的意思，在这个词项下它往往与“传输、传递（transmit）、扩散、散布、广播（dissemination,spread,broadcast）”相关联，表征的是某种（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单向“流动”，还有我们通常所谓的“通讯”或“通信”的意思。但是，communication这个词的真正意思是“交通、交流、交换（exchange,intercourse）、互动（interactive）”具有双向流动的意思。这使人联想起当下比较流行的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计算机网络构成的语义空间就是一个交往空间，是一个公共领域，因而在这个空间中引发的诸多话题无疑为哲学探究开辟无限广阔的前景。

5、中文译名。由此可以看出，“计算”和“信息”不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历史渊源方面均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信息哲学的内涵要更宽泛。我们说，“计算”更强调方法论的作用。而“信息”则肯定要包含更为宽泛的内容，计算机、网络、通信等诸多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的哲学成就。另一方面，信息哲学对于信息的本质的讨论则远远超出计算机哲学所要讨论的范围。据我的研究，情况基本如此，信息与计算恰巧强调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从这门哲学学科的名称上来看，基本采取了一种整合英美与欧陆哲学传统的态度，这也算是“信息哲学”所表现出的一种新气象吧。至于中译名，我以为“信息哲学”这个名称足以表达其间的意蕴。我与弗洛里迪曾专门讨论过中文的表达方式的问题，他也赞同我的观点，认为中文可以就叫“信息哲学”，而无需加入“计算”，因为我们没有他们所遇到的那类困难。我们的难处属于另类，或许叫“信息与资讯哲学”才对，这样便将台湾的表达方式反映出来。

英文哲学论文篇3

【关键词】大学英语 教学改革 文化哲学

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我们在传授英语知识的同时，也应注重对英美文化的传播。英语课程作为一种跨文化、跨地域的课程，其中包含有与我国文化有很多相异的方面。所谓的文化哲学是哲学角度研究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从学科分类角度来看，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研究者从哲学研究的理论高度出发，通过对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进行严格的批判反思和学术定位，而展开研究和论述的哲学理论。我们从文化哲学中考虑，我国大学英语的改革是对文化、人以及英语课程三者之间关系的全面深层次的考虑。这对于进一步实现大学英语的课程改革，为将来一轮改革提供一个全新的思维空间。

一、大学英语课程中文化方面解读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很多教师以及学生都认为知识包含于文化，这也是很多学者被称为文化人的重要原因。这种将知识和文化结合为一体的认识是错误的，这种认识在大学英语的教学过程中也非常严重，这也反映出在大学英语知识教学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文化的教学。有很大一部分人都认为在大学英语的学习过程中，只要我们掌握了英语中所含的词汇以及与英语相关的语法知识，我们就能够顺利通过各种类型的考试。因此，我们在教学中过多的强调知识学习，而忽略了文化的学习，更别谈跨文化交际的英语学习。这也是我国当前大学英语教育的工作者应该深深反思的一个问题。

文化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文化从不同的角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将政治、社会、经济、艺术、文学以及历史称作与知识相关的文化，第二类是将社会习俗、思维方式以及相应的生活习惯称作为常识文化或者称作交际文化。我们的大学英语教学更加强调第二类文化的植入教学。所以，我们在进行大学英语的教学过程中必须嵌入相关的文化教学，使学生在进行英语技能学习锻炼的同时，逐步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等相关方面的能力。

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如何提高大学生的文化哲学素质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国家对于大学英语人才的培养不断增加，大学英语的改革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大学英语的教学过程中应该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探究出适合新一轮大学英语课程改革的创新意识，提高综合文化素养及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大学英语课程改革的内部驱动力。

1.加强我国传统文化对于大学英语课改中文化哲学的渗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剧和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开辟了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的新时代。全球化使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借鉴，但也带来了摩擦和冲突。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些摩擦和冲突，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发现，这些研究者几乎都把眼光聚集在外语教育中的目标语文化上，外语教学中强调英美文化的学习，培养学习者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英语的实用交际能力，鲜有涉及本族语文化的导入。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中着重分析西方文化在思维模式、行为规范、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特征，过多强调对西方文化的认同与适应。然而，汉语的发展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许多高校的课程设置中，和民族文化相关的课程大体上都只有“大学语文”，且几乎都把该课程设为辅修课程。从英语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而言，英语的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与英语综合能力是整个英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我们也应当注意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传播，不断增强我们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2.培养学生英语的自主学习的能力，增强学生文化哲学领悟能力。大学英语是一门量大面广的公共基础课，大学英语教学长期面临教学资源严重不足与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等困难。大学英语大班教学“齐步走”的最终结果是优生“吃不饱”和差生的“吃不消”，最终导致学生的“齐不走”。随着多元化教育的不断发展，大学英语课程改革的人文关怀精神也发生了渐进式的变化。详细的来说就是，大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应选择适合自身的教材进行学习以及适合自身学习的学习方法进行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进行相应的指导。大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逐步转变传统教师的主体地位，逐渐增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导程度。

3.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增加外国文化氛围创设。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增加外国文化氛围创设对于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有着非常大的帮助作用。教师在进行教学过程中可以结合大学英语课本中的具体内容收集相关的视频资料或者一些实物，当讲到这些内容时，全方位的展示给大家，让大家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此外，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也可以动员学生进行搜集。

综上所述，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应当注重对于学生人文特性的培养，可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实现终身教育，提高综合文化素养。因此，设计大学英语课程时也应当充分考虑对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和国际文化知识的传授。

三、结束语

我国的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期，国家对于大学英语教学的改革也会不断加大力度。在大学英语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对于英语文化哲学的研究，从文化哲学的角度不断更新大学英语等相关课程的设置。在课程内容上借助于学科课程的文化价值和精神财富揭示出东西方民族文化深层结构中的隐蔽部分，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适合各民族文化特征的交际策略，从而实现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参考文献：

[1]郭万群.论间性理论视阈下的大学英语多模态教学与研究――兼论外语教育技术的哲学基础[J].外语电化教学，2013.

[2]张虹，王娜，曹红晖.“层次化立体交互大学英语教学体系”研究――来自北京科技大学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实践的报告[J].中国外语，2009.

[3]杜丽萍.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思路与对策[J].陕西教育，2009.

英文哲学论文篇4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同样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体系时也要坚持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还指出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保证。北大哲学教授张世英先生在2001年4月上海举行的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讨论会，也曾阐述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重要指导意义。

 

一、中国近代哲学史就是学习和召唤西方主体性哲学的历史。

 

张世英先生说：“鸦片战争以后，一批先进的思想家认识到，要想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科学技术，而且要学习与之相联系的西方近代的哲学思想。他们着力介绍西方近代哲学主客二分式(即主—客关系式)和与之相联系的主体性哲学。例如，梁启超就曾以介绍西方近代哲学“初祖”为题，撰文盛赞笛卡尔和康德的主客二分思想和主体性哲学;谭嗣同则强调“我”与“非我”之分，高扬“心”之力亦即主体性;孙中山明确提出精神、物质二元论和“精神胜物质”的主张。从哲学角度看，“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这两大口号，就是召唤西方近代主——客关系式的主体性哲学：科学就是要发挥人(主体)的主体性以征服自然(客体)，民主就是要发挥人的主体性以推翻封建统治，两者都是强调以主体统一客体。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哲学史，就是学习和召唤西方近代主——客关系的思维模式和主体性哲学的历史。”[1]新中国成立前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也是如此。《上海公报》正式签字前，毛泽东与美国尼克松总统会面时说“我们只谈哲学，哲学谈好了，其他问题就解决了。”，由此可见，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历史上对中国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哲学社会科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依然很重要，说“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3]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光只是经济的强大，更加需要文化的强大，一个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需要拥有一个强大的思想理论作为支撑，从古至今，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一直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二、马克思主义主张现实性，重在改造世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张世英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相比其他西方哲学更具优越性，他指出西方近代哲学史上注重强调“主体性形而上学”，最典型的两种学说是唯理论和经验论，无论是培根和洛克的经验论还是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唯理论，都讲哲学上升到了远离生活、远离现实的只存于象牙塔内的高深学问，正是因为过于抽象，导致哲学的受众面很小，让人难以理解。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开始进入反形而上学的“西方现代”哲学时代，西方哲学才开始重新关注现实性，但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同时期学说不同，张世英先生说：“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他西方现代哲学派别仍然停留在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这一旧的窠臼之中，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把自己的任务规定为以革命的方法改造世界。”[1]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主体性原则，又反对主体性哲学的形而上学抽象性因而具有具体性和现实性精神，更进而主张以革命的方法改造世界。我以为，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西方现代其他各种哲学纷呈于中国当时思想界的局面中独占鳌头的原因。”[1]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上也着重强调了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开辟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哲学道路，说“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3]还讲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还远未结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3]所以张世英先生的观点，与的观点一致，对于中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问题，他们都认为要坚定不移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发展路线，着重的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对于哲学的态度，张世英先生认为，哲学的本质作用是每个人都能通过修养、陶冶，超越自我(主体)，提高境界，他说到：“……实现这些意愿，意味着对封建传统势力的进一步清除，意味着一系列深刻的文化改革。但我认为只有这样，就个人来说，才有可能拜托封建主义的“樊笼”，回归本己的精神家园;就民族来说，才有可能达到文化创新、民族复兴的光敏前景。”[4]也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的研究，张世英先生指出了三个需要面对的问题。第一是只重认识，不重情、意。只关注客观规律，不重视人的情感，他说“一种只重认识、使用而不重情感意欲、不重灵魂深处相见相遇的哲学，必然把人生的意义和空间变得异常贫乏、狭窄和枯寂。”[1]也说到：“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3]第二是只重生产，不重生活。张世英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只局限于指导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人类的活动不应该仅限于与自然作斗争的生产活动，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的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对人类的活动都能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第三是只讲主——客关系而不讲主体性。张世英先生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不应该局限于“主体性哲学”的思维模式。他说：“改革开放以前，我们讲的是阶级出身决定人的命运，一切服从组织安排，以及驯服工具论等等，没有人的主体性科研。我想，也许这就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讲西方近代哲学的主体性精神的根本原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按其本质和本意来说，应该是包含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精神的，尽管它产生于19世纪中叶西方近代哲学终结以后。”[1]所以，张世英先生将实践性很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文主义关怀更加突出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横向的比较，力求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与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相结合。也指出“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3]客观的肯定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文化价值，并提出了希望，他说：“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对于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二是要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要吸收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还指出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张世英先生的研究成果非常好的印证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观点，无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深入发展，还是对我们进行“两学一做”活动和深刻理解“两学一做”精神都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

 

英文哲学论文篇5

[关键词]《论语》 理雅各 韦利 安乐哲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9-0053-01

就本文选取的《论语》的三个译本，分别是英籍传教士理雅格的译本，汉学家亚瑟·韦利的译本，哲学家安乐哲和罗思文的译本。译者尽量避免用西方哲学的超越的概念，二元论和中国基督教化与西方的翻译方法及其目的论来代替中国哲学。时代的跨越，让我们认识到了《论语》的英语译本所发展的轨迹，这三个译本是海外影响很大的经典之作。

一、译本异化策略对比分析

三个译本的共同点都是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共同点中也存在着不同。传教士的身份，让理雅格在翻译《论语》时主要的目的很直接，把中国的哲学思想传给西方读者，并且在《论语》的翻译过程中保留了孔子的中心思想。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尽量保持作者的原文，保持语言的流畅性。韦利译本的出现要在理雅格几十年后，在这段时间，西方读者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更加的深入，加上英语本身的发展，韦利通过用现代英语将《论语》再次展现在西方人的面前，他的译本既能够表达中心思想，又不失掉语言的流畅。安乐哲对于《论语》的英译，主要是对其中哲学部分的诠释，他主要提出了《论语》当中哲学思想的异化。

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及语言文化之间转化的多样化，包括译者对原文、原语语法以及对作品当中的文学性的理解，所以译本中不能避免出现误读误译。理雅格、韦利、安乐哲他们处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背景，对《论语》都有着自己不同的阐释，这当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对原著的误读。

（一）文化预设的引发

文化预设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十分明显的。文化预设的出现是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产生的。如不同的背景受到不同的文化熏染，这都是译者很感兴趣的。

（二）文化预设的复杂性

因为受到的文化熏染不同，文化的多样，使其容易在交际中缺乏互相理解，产生文化交流的障碍。文化预设的复杂性的分析，有利于在译者翻译的过程中针对不同方面的文化预设，有更充分的文化交流和对原文的误译。

二、译本误译的原因探析

在中国，传统的理念和思想教会我们实践经验和整体思考的重要性，并且借助直觉与知觉在认识对方的过程当中从模糊到直接。让我们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对方内在的本质和规律，从而能够直接快速地把握整体的感觉。《论语》则是靠直观的自然知识证明道德规范。

语言是文化，翻译是文化意义的传递。文化预设作为潜在的观念选择，影响着译者对于翻译文本的解读。文化预设的不可避免、复杂性和历史性，导致了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译读。

在翻译《论语》的过程中，相对复杂的是语言的转换，这种复杂性是导致几乎任何一个译本都会出现误读和误译。处于不同时代、不同背景，译者不能避免地会出现这些错误。

（一）理雅格译本

1861年，香港出版了理雅格对《论语》的译本，传教士的动机和偏见导致了理雅格出现误读，误译，但他还是试图努力地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达到客观和公正。理雅格对《论语》的翻译大多采用直译的方法，几乎是每个字每句话的英译，努力把握《论语》的中心思想，对于思维形式和句法的结构他都尽量和原文一致。

（二）韦利译本

韦利译本，1938年在伦敦开始发行初版，1956年发行的新版。他的译文当中并没有附带中文原有的文章，而是注明了解释和序言。韦利是一个翻译家，也是汉学家和文学家，他希望通过翻译《论语》能够超越理雅格对于汉宋注疏的依赖，并且他希望传达《论语》表达的中心思想。韦利翻译的文章充满了文学的色彩和现代的气息，有着英语的语言流畅和语言的优美，能够做到把古代的汉语转换到现代的英语。

（三）安哲乐

本着对《论语》哲学的诠释精神，安乐哲和罗思文也翻译了《论语》，并且做到了精准、精确，他们翻译的《论语》对于《论语》本身的文本哲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并且能够反映出对于早期中国思想有了很深的解读，包括语言的、动态和关联上的解读。这表现了中西方之间的差异、不同。

三、结语

综上所诉，文化预设使翻译当中的差异凸显出来，并以文化预设的沟通互换结束。但是，在翻译中，最敏感的话题就是以什么样的文化为主体，翻译当中的目的和译者本身主体所存在的差异是受到不同时代和不同背景的影响，并且具有异化策略的特点。理雅格译本出现的误解，是因为他受到中西方的互相的交流不深入；韦利对于汉语的特殊句式和语法结构的曲解；安乐哲译本相对的错误减少，基本的根源是中西方的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

【参考文献】

[1]理雅格.汉英四书[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

[2]Waley，Arthur.The Analects[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3]安乐哲，罗斯文.《论语》的哲学诠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英文哲学论文篇6

首先，确立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之间的逻辑联系。    

弗雷格与胡塞尔之间的关系一直被看作是分析哲学与现象学思想交流的主要话题。这不仅是因为这两位哲学家之间有一些令人关注的个人交往，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某些思想出发点上有着一些在后人看来惊人的相似，而这些看似相似的出发点却引发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传统。这些显然都足以引起哲学家们的极大关注。在西方哲学界，较早关注到这两位思想家之间关系的是著名的挪威哲学家弗莱斯达尔(D.F}llesdal ),他在19s8年的著作《胡塞尔与弗雷格》中就较为全面地考察了这两位哲学家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特别强调了弗雷格的反心理主义对胡塞尔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弗莱斯达尔的影响下，一些哲学家也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弗雷格与胡塞尔之间的关系，例如，英国哲学家索罗门(R. C.Solomon)就在1970年的文章《涵义和本质:弗雷格和胡塞尔》中强调了两者之间在意义问题上的重要分歧，同时表示，在胡塞尔与弗雷格之间有一场“痛苦的遭遇”。对胡塞尔与弗雷格思想比较研究最为重要的哲学家是印度裔的美国哲学家莫汉蒂(J. N. Mohanty)，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表文章，讨论这两位哲学家之间的思想联系。1982年他出版了《胡塞尔与弗雷格》一书，奠定了他在英美与欧陆哲学比较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对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哲学关系的研究也始终是哲学家们讨论的热点问题。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最早开始于20世纪h0年代初，当时德国哲学家阿佩尔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专门讨论如何通过对这两个哲学家思想的比较研究，寻求在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现象学之间的共同话题。这些文章引起了哲学家们的重视，开始讨论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思想之间的某些相似性，并由此促使西方哲学家们试图弥合在这两个哲学家所代表的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深刻鸿沟，如冯·赖特、哈贝马斯、施太格缪勒和罗蒂等人。    

当代西方哲学家们对弗雷格与胡塞尔、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之间关系的分析和解释，都表达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即他们思想之间的相似性表明了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一致，这种一致表现在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历史地看，弗雷格与胡塞尔之间有过思想上的交流，虽然他们对逻辑和数学的理解分歧明显，但他们在反心理主义以及追求思想表达的严格性上却是异曲同工;同样，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同处于一个时代，虽然他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思想交往，但维特根斯坦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理解却是人木三分。这些都使得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可以被理解为同一棵“大树”上生长出来的两个不同果实，阿佩尔和罗蒂都把这棵“大树”看作是对传统哲学的反叛，而查尔斯·泰勒则看作是对人类生命意义的追求。逻辑上看，早期分析哲学家关心的是科学理论术语的经验意义，他们希望通过直接的证实方法就能确定语词的意义，而胡塞尔现象学的出发点是要摆脱传统哲学的理论束缚，希望通过本质直观达到对事物的把握。他们的不同在于，维也纳学派希望得到对经验命题意义的澄清，而胡塞尔则希望得到关于意识活动的客观描述。当然，我们无法从逻辑上把这两种不同哲学思想看作具有相同哲学目的，否则就无法解释弥漫于整个20世纪的关于这两种哲学传统之间存在巨大鸿沟的公认说法。我们的目的仅在于，通过分析这两种哲学传统的共同思想根源以及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思想联系，寻找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的这两种哲学传统之间开始交流乃至融合的逻辑原因。    

其次，确立分析哲学与诊释学之间的互补关系。    

越来越多的分析哲学家和诊释学家开始意识到，这两种哲学传统在理解和说明问题上的观点具有某种互补的作用。1968年阿佩尔在维也纳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种从认知人类学观点出发的科学理论构想，即在科学主义与诊释学之间存在着某种互补的可能性。他把科学理论不仅理解为科学主义传统中的科学概念，而且理解为包括了诊释学以及意识形态批判在内的精神活动产物。他所谓的“认知人类学”是指对认识可能性条件的探究，这样的条件不仅指对于意识来说是一种客观有效的、统一的世界观条件，而且是使一个科学探究有可能成为有意义探究的所有条件。在这里，前者可以被理解为科学主义传统始终倡导或追寻的条件，而后者则是诊释学致力于探究的条件。阿佩尔的工作激发了具有不同哲学背景的哲学家们的极大兴趣。在诊释学方面，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竭力表明，把传统的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森严壁垒式的界限消解在理解和说明之中，这的确为我们更好地解释意义和重建理性观念提供了很好的前提或扫清了道路。分析哲学哲学家们则更加关注如何以诊释学的方法探究对自然科学的解释和理解等问题。这些哲学家们逐渐形成的一些基本观念是，在对自然科学的解释过程中，意义优先于技术，实践优先于理论，具体J清况优先于抽象论述。他们特别强调库恩的不可通约性思想和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思想与诊释学之间的相通之处，即两者都把科学哲学的研究看作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结构的揭示，因而在这种思想背景中，意义、实践和具体情况就构成了科学解释活动的核心和出发点。弗莱斯达尔明确指出，自然科学研究的现象并非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完全脱离精神活动，而诊释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界限也并非径渭分明，自然利学、社会利学和人文科学在研究的主题上都是相似的，这个主题都与意义密切相关。    

英文哲学论文篇7

关键词：现代西方哲学；翻译；哲学演变

笔者在阅读现代西方哲学及其相关著作时发现，“现代西方哲学”的名称英译内涵丰富，不能仅凭字面理解，需要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在我国传播的历史做认真探究之后方能有正确的结论。“哲学”一词的英文对应词是“philosophy”。毫无疑问，“现代西方”的对应英译为“ModernWestern”，从翻译学的视角看，按照直译原则肯定是没有问题。问题是译成“ModernWesternPhilosophy”，国内读者的理解会明白无误，但如果同国外的同行或学者进行交流，他们是否会首肯或赞许呢？这里就直接涉及到西方哲学史的发展及时间概念的划分问题。

实际上，西方人所指的modernphilosophy并不等于国内普遍所说的“现代哲学”。modernphilosophy这一类课程的内容涉及的是17至19世纪的哲学，[1]相当于国内表述的西方近代哲学。英语中找不到与“近代”相对应的词，earlymodern（现代前期）这一词组接近汉语中“近代”含义。我国所说的“现代”大约与英语中“latermodern”（现代后期）相近。但是西方学者们不大用“现代后期哲学”这一说法，而更倾向于采用“ContemporaryPhilosophy”（当代哲学）作为学科名称。而ContemporaryPhilosophy涵盖的内容都是关于20世纪的哲学。这在外国人是很自然的事。英语“contemporary”的原义为“同时代的，当代的”。当代哲学涉及到生活在20世纪至21世纪的哲学家的学术成果。当代哲学即20-21世纪哲学。然而这种时间概念却难以让中国人接受。我们所说的“当代”只是指20世纪的后半叶，“现代”大约指20世纪的全部。“现代”这一时间概念在有的学科里比20世纪稍长一些，在有的学科里稍短一些。

一、现代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人所研究的现代西方哲学的时间跨度比20世纪长。把西方哲学最早传入中国的最有影响的著作应该说是严复（1845-1921）翻译的《天演论》等，其进化论思想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哲学观念，可以说，他是把西方哲学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功臣。[2]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学科研究在20世纪的中国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2]第一个时期，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是西方哲学学科研究在中国的创立期，也是中国人对于西方哲学学术研究的起步期。传播者多为社会变革的政治领袖，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与蔡元培等。“哲学”这个新名词于1920年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出现。1914年北京大学将1911年成立的“理学门”更名为“哲学门”。1917年正式改名为“哲学系”。到1919年，北京大学的哲学系还成立了哲学研究所。第二个时期，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即“后五四”时期。这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时期。第三个时期，从1949年至70年代末，这是西方哲学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在中国的曲折时期。第四个时期，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是对西方哲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一个再发展并走向全面繁荣时期。现在所说的现代西方哲学开始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之后，即从19世纪后期一直到现在的西方哲学；20世纪西方哲学是其中最长的一段，但不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全部。现代西方哲学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主要流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哲学流派的总称。一般指黑格尔之后至今的西方哲学。它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对中国的现实思潮影响巨大，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

二、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演变

黑格尔哲学是19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体系。它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创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具有百科全书式的丰富性，居于整个资产阶级哲学的高峰。但是，在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提出了有价值的辩证法思想，认为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是一个过程，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而其内部矛盾乃是发展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创立了唯物辩证法。

自黑格尔之后，出现了唯意志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直觉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新流派。它们带来了西方哲学两千年来最为深刻的思想方式变革：反形而上学、反基础主义、向语言的转向、对境域的关注等，令人耳目一新，极大地丰富了人的哲学思维。这种变化使得现代西方哲学具有了很强的向其他学科渗透、与之交叉的能力以及建立新的次级学科的能力，比如科学哲学、语言哲学等。现代西方哲学与科学技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和文学艺术实践之间形成了更为密切的互动关系。而且，由于思想方式的转变，相比于传统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和深入对话的可能。

三、现代西方哲学的几个发展阶段

现代西方哲学是西方传统哲学的继续和发展。古希腊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17～18世纪的理性论和经验论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等，都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不同流派发生了重大影响。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本体论、伦理学等方面的问题，仍然是现代西方哲学所讨论和研究的重点。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和演变，从时间上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1.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末

这个时期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晚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出现了许多流派，如唯意志论、生命哲学、实证主义、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它们对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2.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时期，西方流行的主要哲学流派有新实在论、实用主义、人格主义、逻辑原子论、逻辑实证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

新实在论形成于20世纪初，它在奥地利以F.布伦塔诺（1838～1917）、A.迈农为代表，在英国以G.E.摩尔、罗素、A.N.怀特海、S.亚历山大等人为代表，在美国则以R.B.佩里、W.P.蒙塔古等人为代表。此外，以G.桑塔雅那等人为代表的批判实在论，以R.W.塞拉斯等人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在20世纪前40年内相继流行于美国。但这一时期在美国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哲学界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其主要代表是C.S.皮尔士、W.詹姆斯和J.杜威以及英国的F.C.S.席勒。实用主义者的基本特征是把经验当作世界的基础，强调行动和效果，反对真理的符合论。

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这个时期，英美国家流行的主要是分析哲学的各个支派，在欧洲大陆国家主要有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和解释学。

现代西方哲学的不同流派和不同哲学家，都重视并深入研究知识和真理、自然和人、语言和意义等问题。他们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阐明自己的观点。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叙述也可以看出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新动向。

四、结论

对于中西方学者来说，“当代”或“20世纪”、“21世纪”都只是时间性概念，“现代”则是一个表示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理论性概念，它与“传统”相对应。那么，如何确立“传统”与“现代”的界限呢？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而涉及到文化和思想史的发展分期。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始于17世纪，因此，他们把17世纪以来的哲学当作现代哲学。而中国人对这种“现代”概念似乎难以接受。中国学者的理解是，17世纪至19世纪前期的哲学（即我们所指近代西方哲学）是一个新的传统。我们所指的西方现代哲学，既与17世纪以前的老传统又与17世纪以后新的哲学传统相分别的哲学。

英文哲学论文篇8

[关键词] 罗尔斯的秘密； 斯退士； 黑格尔； 正义理论； 分析哲学； 政治哲学； 当代经济学

张国清： 罗尔斯的秘密及其后果

2013年7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一、 引言

每个伟大的思想家都有其特殊的学术出身和学术经历。他的特殊遭遇，他的求学或受教育过程，他遇到的一些具体的人和事，他个人的思想追求和精神困惑，他参与或经历的某些重大事件，比如重大的科学发现或科技进步、民族分裂或独立战争、种族或阶级斗争、社会变革和政治革命、社会基本制度的变化和更替、国内战争、国际战争，包括在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取得的具体进展，所有这一切造就了一个思想家的具体思想，也使其思想成就成为一个具体时所当然的结果。我们研究和了解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就需要具体研究和了解上面提到的诸多具体因素。但是，我们不能单纯依赖哲学家本人说出或公开的东西，还需要研究他没有说出或可能故意隐藏的东西。在当代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身上，就存在着一些没有得到充分揭示的隐秘事物，笔者称之为“罗尔斯的秘密”或“罗尔斯秘密”。

罗尔斯秘密的具体表现是，由于特殊的社会和学术原因，罗尔斯有意隐藏了自己的学术出身，主要是斯退士的东方神秘主义的印度教和佛教因素、德国古典哲学的黑格尔因素以及解决基本政治哲学问题的当代经济学路径。在以功利主义为主要攻击目标的幌子下，这些隐藏加上他一再明确表示的分析哲学的求学和研究经历，误导世人在分析哲学语境下来解读他的政治哲学。像“无知之幕”、“原初状态”、“重叠共识”、“正义原则”甚至晚年的“万民法”等众多概念或术语，研究者只是从单纯的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中给予解读，忽视了它们的非分析哲学的思想来源。由于国内的罗尔斯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罗尔斯秘密，他们便对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尤其是他的两个正义原则做出了错误的解读。由于两个正义原则在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核心地位，这种误解所产生的学术和社会后果都是严重的。

自大卫・休谟以来，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一直困扰着哲学家。尽管世人一般认为探索客观真理和追求社会正义是高度一致的，但要从哲学上论证这种一致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了20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的一大贡献在于明确表示，事实是事实，价值是价值，事实与价值分别属于两个各自相对独立的领域，不存在那种所谓的一致性。像艾耶尔认为的那样，价值断定不是科学的，而是“情感的”，“价值陈述……只是既不真又不假的情感的表达”[1]116。有关真理问题的探索属于事实领域，有关正义问题的追求则属于价值领域。后来分析哲学的发展似乎预示着属于价值领域的政治哲学的死亡。

正当人们对政治哲学的未来感到悲观之际，罗尔斯在分析哲学传统中发展出了一套精细的正义理论，1971年面世的《正义论》震动了整个西方政治哲学界。罗尔斯试图模糊分析哲学家在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区分，把公平正义作为一项可靠的分析哲学工作建构起来。比如他在此书第一节里的一段话似乎要把事实和价值的关系进行全新解读：“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实是思想体系的首要美德。一种理论如果是不真实的，那么无论它多么高雅，多么简单扼要，也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拒绝或修正；同样，法律和制度如果是不正义的，那么无论它们多么有效，多么有条不紊，也必然会为人们所改革或废除。”[2]3 通过仔细解读和考察，我们发现，罗尔斯政治哲学不仅印证了黑格尔关于哲学是时代的精华之论断，而且揭示了黑格尔关于晚近的哲学总是更加成熟的论断。随着罗尔斯在哈佛的两大授课笔记《道德哲学史讲义》（2000）和《政治哲学史讲义》（2007）的陆续出版，罗尔斯与传统哲学的关系部分得到了呈现。“虽然《道德哲学史讲义》只是一部罗尔斯在哈佛大学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讲座用的讲义，但是，透过《道德哲学史讲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罗尔斯哲学和历史上一些重要哲学流派的渊源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到罗尔斯作为一名哈佛大学教授的实际工作和实际身份。罗尔斯不仅是一位政治哲学家和法哲学家，而且是一位道德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史学家。”[3]1《政治哲学史讲义》也呈现了那种关系，罗尔斯与历史上一些重要哲学家的思想渊源是清晰的。问题是，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究竟属于分析哲学还是属于欧洲大陆哲学？或者说，罗尔斯和政治哲学传统究竟是什么关系？

除了梳理已为学界熟知的思想来源外，本文将探讨“罗尔斯的秘密”，重点考察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德国古典哲学因素，为解读罗尔斯正义理论提供一个新视角。

二、 罗尔斯和分析哲学：马尔柯姆、伯林与哈特

罗尔斯是一位地道的分析哲学家，其正义理论经由分析哲学四大重镇（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修造而终于成型。理查德・罗蒂把罗尔斯视为分析哲学的代表：“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区分是极其粗线条的，但它的确为区分哲学教授提供了一条捷径。要想了解一位哲学教授究竟喜好大陆哲学还是分析哲学，只要看他书架上摆放的书就知道了。如果他的书架上都是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原著或者研究他们的书籍，而没有摆上戴维森或罗尔斯的著作，那么他大概愿意被称作喜好大陆哲学的教授。”[4]120罗蒂以及罗尔斯的老师、哈佛同事和同时代哲学家对于罗尔斯的分析哲学家身份几乎已经达成共识。

罗尔斯的哲学启蒙老师、普林斯顿大学的马尔柯姆（Norman Malcolm）教授是维特根斯坦的弟子和密友，在常识哲学和语言哲学领域颇有建树，主要致力于把维特根斯坦思想在美国发扬光大。他对罗尔斯的治学态度和学业方向选择都有很大影响。马尔柯姆向罗尔斯开设了政治哲学入门课程，这是罗尔斯在大学本科阶段受到的唯一政治哲学训练，以至于罗尔斯传记作者、弟子弗雷曼（Samuel Freeman）说，罗尔斯几乎是靠自学成才的[5]2225。得益于马尔柯姆的指导，罗尔斯选修政治哲学并以之为一生事业。

1952―1953年，罗尔斯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成为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牛津的博士后经历使罗尔斯在学业上突飞猛进。在那里，他是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的贵宾桌成员，法哲学家哈特成为他的导师。除了出席哈特法哲学讲座，参加以赛亚・伯林和斯图亚特・汉普谢尔的哲学研讨班，他还参加了在吉尔伯特・赖尔住所定期举行的哲学研究小组。青年罗尔斯在1955年完成的政治哲学论文《两种规则概念》（“Two Concepts of Rules”）对“惯例”（practice）和“行动”（action）做了区分，让人想起伯林的政治哲学名篇《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和哈特的法哲学名著《法律的概念》（Concept of Law），明显带有伯林和哈特的思想痕迹，给人留下试图把两人思想综合起来的印象。

罗尔斯在牛津时的这些哲学家秉承罗素、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传统，注重语言分析和逻辑演绎。罗尔斯不仅继承分析哲学的研究方法，而且继承了哈特、伯林等人的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主题，他运用的论证方法是分析哲学常用的逻辑方法。罗尔斯试图回答伯林的多元价值论难题。伯林认为价值多元论难题是人类必须面对的困境，而罗尔斯设计正义原则的词典式排序，在一个公共理性框架之内，通过基本正义制度设置，尽量消除各种价值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完成对两种自由的保护，实现价值的完备性。罗尔斯一生追求构建一个可以实现的公平正义的乌托邦（a realistic utopia with justice as fairness）。

然而，罗尔斯对待语词的态度并非分析哲学家应持有的态度。罗尔斯对正义观和正义概念进行了区分，提出了自己的正义观，即作为公平的正义观；除了有限的语词界定外，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并无太多对语词分析的关注。罗尔斯对概念所处的语义环境亦并不十分关注，相比之下，他更关注概念在制度设计中的重要作用。罗尔斯既吸收了分析哲学的长处，又像哈特和伯林一样背离了分析哲学，把正义问题，实际上是社会基本结构的设计问题，当作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价值领域的事物，像公平、正义、爱、同情等等，不再像艾耶尔认为的那样，只是人的主观情感的表达，而具有其客观实在性和客观结构。罗尔斯想把“社会基本结构”客观地揭示出来。因此，正如《两种规则概念》中已经显露出来的那样，分析哲学对罗尔斯来说只具有方法论意义。

三、 罗尔斯的秘密： 康德、黑格尔和斯退士

由于当时的特殊社会原因或学术原因，一些思想家会给自己的思想改头换面，有意隐藏或抹去其思想中在当时不讨人喜欢的某些因素。罗尔斯在建构正义理论时，是否像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完全受到分析哲学启发，来源于分析哲学，还是有意隐藏了自己思想中不受欢迎的非分析因素，却披上分析哲学的外衣？下面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在19世纪以来的英美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传统中，一直有一个黑格尔传统，这在古希腊哲学研究者和《柏拉图全集》英文译者乔维特（B.Jowett）那里有明确的起点。乔维特的学生托马斯・希尔・格林（Thomas Hill Green）是当时著名的黑格尔主义者，他对积极自由和公共产品的讨论，是古典自由主义的重要转折。格林后来成为著名黑格尔研究者鲍桑葵（Bernard Basanquet）的老师，鲍桑葵的黑格尔国家学说对20世纪英美国家学说有着深刻影响。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也和这个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格林几乎与马克思处于同一个时代，是英国19世纪后期最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是牛津唯心主义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自由权利理论在英国思想史乃至整个欧洲历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格林在1855年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学院学习，师从乔维特，毕业后一直在牛津工作，曾经担任怀特讲座道德哲学教授。格林所处的时代，劳工阶级崛起，成为日益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要求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和生存状态，融入现代产业制度之中，分享现代化带来的成果。当时英国的整个社会意识也逐渐认同或支持劳工阶级的要求。于是，格林修正了早期的放任自由主义，提出了“公共产品”和“积极自由”等概念。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格林的影响下，自由主义在英美政治哲学占据主导地位。格林的修正自由主义学说为英国公共政策从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干预奠定了理论基础。

作为格林的弟子，鲍桑葵进一步发展了国家干预理论，提出了“国家至上”理论。他说：“国家的公共意志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必然是独一无二的。”[6]1314他在这种理论中明确加进了黑格尔因素，被称为新黑格尔主义。鲍桑葵谈到了“穷人”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格林和马克思共同关注的问题，更是后来罗尔斯关注的问题，只是罗尔斯用“最少受惠者”概念取代了“穷人”概念。“国家是最后的和绝对的调节力量，因而对每一个个人来说必然是独一无二的。”[6]13于是，他关于国家应当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积极角色的主张持久而深入人心。

然而，由于黑格尔政治哲学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的联系，有一种说法甚至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归结于黑格尔思想。黑格尔赞扬战争调和了市民社会因人们需求不满足导致的冲突，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国家自我完善的途径。在黑格尔那里，战争具有伦理学意义，它对于防止民族堕落、促进民族发展有正面作用。“战争是严肃对待尘世财产和事物的虚无性的一种状态……战争还具有更崇高的意义……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7]341由于黑格尔明确鼓吹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真实爆发，人类受尽苦难，黑格尔成为众矢之的。从此以后，黑格尔研究被排除出英美主流哲学圈。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美哲学学术圈，大家可以接受哲学家阅读康德，接受康德的影响，却闭口不提黑格尔。同为牛津学者，像查尔斯・泰勒那样从黑格尔出发来解读现代性问题的，毕竟是凤毛麟角。

因此，在牛津政治哲学传统中，既有英美分析的传统，也有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只是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黑格尔因素被刻意掩盖了起来。这一点在罗尔斯身上得到了清晰的体现。罗尔斯对待黑格尔的态度既有学术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罗尔斯的个人经历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创伤，使他在内心对黑格尔学说充满着排斥，他在意识层面坚决拒斥黑格尔哲学。相比之下，他更偏爱康德。他在哈佛讲授的“道德哲学史”课程几乎以康德道德哲学研究为主题。正义理论以他对康德尊重人的观念的解读为基础，建立在自律的概念上。从《正义论》“正当先于善”的观念以及公平正义的康德式解读，到康德（以及后来的政治）建构主义和“道德理论独立性”，再到《政治自由主义》的道德人格观、合理性（the reasonable）和理性（the rational）区分，最后到《万民法》拒斥世界国家（a world state）和“实际乌托邦”（realistic utopia）观念，罗尔斯的思想都留有康德的痕迹。康德认为，人是“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8]222，自律而主动。一切事物都须经过理性的裁判。根据罗尔斯的正义观，人们在原初状态下做出理性选择，为免于受到侵害，人们必然服从自由平等的理性主体一致同意的原则。于是，原初状态可以被看作是在经验理论的框架内对康德自律和绝对命令观念的程序性解释。

康德强调人的自主理性，黑格尔则重视制度的优先性。在这一层面上，罗尔斯却是接近于黑格尔而远离康德。追随于黑格尔之后，罗尔斯将社会基本结构视为正义的首要主题。罗尔斯特别提到，公平正义是政治的而非形而上的，这一政治观念尤其适用于现代民主国家的“基本结构”。社会基本结构指社会的基本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它们在社会合作中融合成一个整体[9]389。理性制度建构是罗尔斯关注的重点，他关注的不是人们的理性或信念，而是在社会基本结构中实现公平的正义。由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是一部有关人类基本制度结构的设计性著作，因此，虽然罗尔斯更加欣赏康德的哲学主张，但他和黑格尔实际上有更多共同的学术偏好。

因此，罗尔斯一直掩盖他与黑格尔的联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只好掩盖其同另一个未曾公开露脸的人物的关系，他就是斯退士。罗尔斯从本科开始就追随斯退士，并师从斯退士攻读博士学位。作为英语世界著名的黑格尔研究专家，斯退士的存在对罗尔斯哲学思想的形成是决定性的。罗尔斯的朋友、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德莱本（Burton Dreben）说：如果抹去《正义论》的作者，读者会以为这是一部从德语翻译过来的英文版哲学译著

这个说法转引自弗雷曼：“像以往世纪的任何一个伟大的欧洲哲学家一样，罗尔斯是一个系统的哲学家。因此，如果我们没有把罗尔斯整个理论以及他同其历史先驱的关系放在一个较大语境中来考察，就难以理解和掌握他的观点。在方法和风格上，罗尔斯都摆脱了分析传统。（他的朋友伯顿・德莱本曾经将罗尔斯整体论方法同黑格尔方法进行比较，并在谈到《正义论》时说道：‘它读起来像是从德语译过来的。’）”见S.Freeman， Rawl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28。。伯顿・德莱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评论，是因为黑格尔哲学通过斯退士深刻地影响了罗尔斯，以至于《正义论》的结构框架同黑格尔《逻辑学》的结构框架形成了一种呼应关系。罗尔斯有意无意地遵循大一二三和小一二三的逻辑结构来组织《正义论》的主要论题，即《正义论》由三编组成，分别为“理论”、“制度”和“目的”；每一编下面又有三章组成，如第一编的三章为“公平的正义”、“正义的原则”、“原初状态”；第二编的三章为“平等的自由”、“分配的份额”、“义务和职责”；第三编的三章为“理性的善”、“正义感”、“正义的善”。这是一种典型的黑格尔式安排。其中第三编的三章很有黑格尔式“正―反―合”或“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意味。

斯退士是一位有东方哲学背景的哲学家。他指导罗尔斯学习黑格尔哲学，也学习神学、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知识。在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期间，罗尔斯跟随斯退士研修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和康德哲学。罗尔斯有意隐瞒了与斯退士的师生关系，但罗尔斯通过斯退士仍然同黑格尔哲学联系在了一起，虽然罗尔斯生前很少谈起斯退士，也没有在任何著作中感谢甚至提到这位老师，甚至很少谈起他同黑格尔的关联。一旦揭示了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黑格尔因素和斯退士因素，我们就更容易看清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欧洲大陆哲学的因素，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因素。

罗尔斯“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2]3的看法表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直接指向社会基本制度。虽然罗尔斯明确表示，政治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索设计社会基本结构的法理依据或道德基础，是一项政治学的而非形而上学的工作，他想以此强调自己秉承分析哲学传统，但《正义论》开场白却完全是黑格尔式的叙述。罗尔斯不仅进行事实描述，强调人们经由主观价值判断做出判断，甚至整个正义理论得以构建都是基于欧洲大陆哲学的价值判断。

罗尔斯故意隐去斯退士影响的原因不甚清楚，但有一点可以得到明确判断，那就是在罗尔斯写作《正义论》时，黑格尔是被美英分析哲学界完全无视的人物。罗尔斯只有通过隐去在其学院出身上的斯退士因素，才能进而抹去其哲学思想中的黑格尔因素，使《正义论》显得是一部在分析哲学两大重镇普林斯顿和牛津的直接熏陶下，并且在维特根斯坦嫡传弟子马尔柯姆的直接调教下，在哈特和以赛亚・伯林等人影响下成就的政治哲学成果。

在斯退士和马尔柯姆之间，在黑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之间，在宗教神秘主义和常识理性主义之间，罗尔斯做出了艰难但聪明的选择，罗尔斯离开普林斯顿而投入马尔柯姆的康奈尔哲学阵营怀抱即是明证。弗雷曼干脆说，罗尔斯只受到马尔柯姆的少得可怜的政治哲学教导，几乎是自学成才的。弗雷曼有意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经济学，即功利主义哲学的社会科学基础，淡化黑格尔传统尤其是斯退士的影响。但弗雷曼还是不经意间披露了罗尔斯的秘密，即罗尔斯政治哲学的黑格尔起源。罗尔斯本人越是拒绝黑格尔，黑格尔哲学越是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无意识地呈现。他可以掩盖他同斯退士的师徒关系，但他的哲学著作掩盖不了那层关系。斯退士1967年在美国加州拉古钠海滩去世，四年后，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罗尔斯在《正义论》序言中，提到了许多朋友、同事和老师对他的帮助，其中唯独少了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斯退士。在整个《正义论》中，他只在一个脚注中提了一下：“有关这一点见W.T.斯退士《道德的概念》”[2]129。

四、 罗尔斯秘密的消极后果

正像当年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哲学中存在着“黑格尔秘密”一样，罗尔斯政治哲学中也存在着“罗尔斯秘密”。罗尔斯秘密的客观存在导致了一些消极的学术后果，主要表现为中国学者对罗尔斯正义原则和其他思想的误读，有些误读较为严重，已经产生消极的影响。鉴于正义原则在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关键地位，本文在此对由罗尔斯秘密导致的误读的具体表现只是点到为止（至于由这种误读产生的其他后果，将另文论述）：如果说中国的罗尔斯研究者把“the most extensive basic liberty”译为“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12]56，把短语“total system”或词语“system”译为“体系”，一开始就把《正义论》中文读者对第一个正义原则的理解引入了误区，罗尔斯本人负有一定责任，那么，当罗尔斯在回应哈特的批评从而弃用“system”术语后，用来表述第一个正义原则至关重要的术语“scheme”仍然被译为“体制”[13]70、“图式”[10]5或“体系”[14]47，就不再是罗尔斯的责任了。同样，在译介罗尔斯原著的翻译实践中，短语“the most extensiv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8]53被译为“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14]47，短语“a fully adequate scheme of equal basic rights and liberties”[15]5被译为“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之完全充分的图式”[10]5，短语“a fully adequat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16]4243被译为“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适当的体制”[13]70，这些译法都偏离了罗尔斯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些表述方式也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罗尔斯研究者已经深陷入罗尔斯陷阱之中而难以自拔。其实，在这里，无论“system”还是“scheme”，都只是量词，而不是名词。罗尔斯对“system”的自我澄清即“as a whole， as one system”[8]178是最好的佐证。同样，在讨论第一个正义原则时，“scheme”不能译为“体系”、“图式”或“体制”，而应译为“组合”、“组”或“套”。“the most extensiv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不妨译为“一套最广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a fully adequat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则译为“一套恰如其分的平等的基本自由”[17]1011。罗尔斯在1971年《正义论》中第一次表述第一个正义原则的恰当中文应当是：“人人拥有平等的权利，享有最广泛的基本自由，那种自由兼容于其他人皆享有的类似自由。”[2]10

同研究正义理论基本内涵一道，研究罗尔斯正义理论或政治哲学的思想来源是罗尔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笔者的考察，罗尔斯本人有意抹去同一些当代不甚重要的哲学家的关系。罗尔斯在谈到《正义论》的写作动机时，只说自己的工作是洛克、卢梭和康德的社会契约论传统的继续，有意回避我们前面提及的一些思想家对其思想形成的决定性影响。罗尔斯这种舍近就远的做法误导了罗尔斯政治哲学思想来源的研究者。

五、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第一，罗尔斯正义理论有着清晰的分析哲学来源。罗尔斯同斯退士、伯林和哈特的思想关系的紧密性超过了他本人表示的同洛克、卢梭和康德的关系，即使从政治哲学史上来看，他同休谟、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与他本人表示的同洛克、卢梭和康德的关系相比，至少是同等重要的。

第二，当代经济学理论是影响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全面展示罗尔斯政治哲学同当代经济学的关系，但弗雷曼的一段话足以呈现这种关系的基本轮廓。他说：“1990年，罗尔斯在接受《哈佛哲学评论》访谈时说，完成博士论文后，他在1950年秋季开始搜集与后来的《正义论》有关的笔记。在这个时期，他师从鲍莫尔学习经济学，认真研读了保罗・萨缪尔森的一般平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希克斯的《价值和资本》、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弗兰克・奈特的《竞争伦理学》以及冯・诺伊曼和莫根斯特恩的博弈论。”[5]13

第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有其深刻的思想来源和神秘之处。罗尔斯以经济学为武器，以分析哲学为研究方法，以功利主义为批判对象，解决基本自由的问题，将自己与社会契约论传统联系起来，构建起完善的正义理论。除了在方法论上部分继承分析哲学传统，无论在行文结构、价值判断或者是正义理论的构建方面，都具有黑格尔风格。黑格尔这位巨人很大程度启发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构建。在《我的教学工作》（1993）未公开发表的说法中，罗尔斯提到在《正义论》中他最喜欢的是第三部分，讨论道德心理学的部分，这恰恰是从黑格尔和斯退士那里获得的部分。

第四，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罗尔斯在《正义论》发表之初便说明这一理论得益于黑格尔，那么这本书也许会失去许多读者，至少它将无法进入一流哲学评论家的眼中。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本来交叉重叠，学习两者可相得益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面对大陆哲学尤其是黑格尔思想被摒弃的情况，罗尔斯或许在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之间做了艰难选择，运用分析哲学外衣，巧妙隐藏大陆哲学因素，去掉了令人不快的因素，取得了成功。

第五，我们试图揭去罗尔斯分析哲学的外表，揭示其深层的德国古典哲学根源，尤其是一直隐藏其中的黑格尔因素，以表明罗尔斯哲学既有英美分析的一面，更有欧洲大陆的传统。如此，长期以来在罗尔斯和桑德尔、泰勒、麦金太尔、罗蒂等人之间的争论并不是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是学派与学派的争斗，而更像是同一个大家族背景之下的“兄弟之争”。这一家族的家长有时是康德，有时是黑格尔，有时则是马克思。无论家长是谁，它显然有着纯正的欧洲大陆血统，而与英美分析传统无涉。如此，罗尔斯学说中的实用主义因素也得以清楚呈现。一般来说，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之间有一条明确的鸿沟。分析哲学反对黑格尔，实用主义则对黑格尔充满好感，黑格尔成为区分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准。然而，罗尔斯距离黑格尔并不遥远，离实用主义也不遥远，因此，从深层来说，罗尔斯是一位地道的欧洲大陆哲学家。

总而言之，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罗尔斯本人的主观原因，罗尔斯没有明确地澄清他个人的思想来源。罗尔斯政治哲学吸收和借鉴了德国古典哲学、英美分析哲学、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政治学、当代经济学等众多思想成果，呈现出从洛克、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斯退士）、马克思到维特根斯坦（马尔柯姆）、伯林、哈特的多重来源。其中，摆脱基督教的影响成为罗尔斯思考社会正义问题的逻辑起点，黑格尔哲学为罗尔斯构思正义理论提供了体系框架，分析哲学为他论证正义理论中的诸多原则提供了精细的方法论指导，当代经济学为罗尔斯解决正义问题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路径。由于罗尔斯本人有意隐瞒其中某些思想来源，尤其是隐瞒同黑格尔和斯退士的关系，形成了“罗尔斯的秘密”，导致中国学者误读了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进而误读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因此，中国的罗尔斯研究要想精确地把握其正义理论，必须从准确而全面地理解罗尔斯的思想来源开始，尤其是要注意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经济学因素，否则，仍将停留在似是而非的浅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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