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哲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9-16 12:41:00

生活与哲学论文

生活与哲学论文篇1

想;学生心灵;哲学思维方法

〔中图分类号〕 G633.2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1)

09(B)―0054―01

经常有学生反映生活与哲学课枯燥。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生活与哲学课教学生活味和哲学味不浓,而说教味有余。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生活与哲学课教学进行探讨研究。

一、应让学生了解哲学家及其经典思想

哲学家以其璀璨的思想“照亮”了整个世界,让人们对其充满无限的遐想。教师可以让学生去了解哲学家都想些什么问题,又都是怎么想问题的。如被称为哲学的奠基人――苏格拉底,他通过跟别人对话来接近真理,但最后发现自己之所以比别人更有智慧,就是拥有没有智慧的这份自知。认为哲学不能只专注于自然,还应该思索人自身,“认识你自己”是苏格拉底思想的重要内容。因此,在生活与哲学课的教学中,教师有意识地介绍哲学家及其经典的哲学思想有助于学生理解哲学的时代性和智慧性,懂得哲学思想的来龙去脉,像哲学家一样思考。

二、应关注学生的心灵

生活与哲学课的任务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心智。然而,我们却真实地感受到,在生活与哲学课教学中,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师不得不注重知识的传授与灌输,使原本体悟智慧、关注心灵的生活与哲学教学变了味。因此,我们有必要大声疾呼:生活与哲学课教学应渗透人文精神,重视学生的情感培养,净化学生的心灵,完善学生的人格,让学生寻找正确的生活方式,作为完整的人走向社会。人文精神贯穿于生活与哲学的教材中,具有隐蔽性,表现为不思则无,思之则有,深思则远,远思则宽。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对教材进行深入的分析,挖掘教材中蕴涵人文精神的知识点,充分挖掘情感教育因素,同时结合学生的思想情感,创设让学生同自己心灵对话的课堂氛围,“用学生心灵深处的能源,照亮学生的精神世界”。教师要让生活与哲学课教学在完成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觉悟的“三位一体”基本任务的同时,充满着对人文精神的积极追求,引领学生不断追求更高的生命境界。

三、应注重学生哲学思维方法的培养

生活与哲学课教学必须让学生学习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让学生体味哲学方法,特别是辩证思维方法的精髓。学生一旦学会哲学思维方法,将会终身受益。因此,在生活与哲学课的教学中,教师应特别注重对学生抽象思维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的培养。一方面,让学生从广泛的社会实践中,从千差万别的个性中找到事物的共性,培养学生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另一方面,注重学生辩证思维能力的培养,让学生逐步学会在运动、联系、矛盾中分析事物。在生活与哲学教材中,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基本内容,而哲学思维方式则隐含于教材内容之中。如果教师机械地用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教学,忽视对学生思维方式的培养,就会造成学生不能正确地理解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哲学思维把知识和方法串连起来,如果没有它,生活与哲学教学就缺少内在联系,不能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

生活与哲学论文篇2

文化该如何界定

什么是文化?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在研讨会上,学者们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霍桂桓认为,当前的文化哲学研究隐含着一个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这便是对文化的界定问题。就目前来说,对作为文化哲学研究对象而存在的“文化”,缺乏经得起严格学术推敲,因而没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解释力的定义。因此,他非常明确地指出当文化哲学面对众多文化定义的时候,需要对文化定义产生的来源、学科背景、方法以及目的等方面作深入的批判性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程认为,文化的根本特质是“生活”,即具有生命的人类共同的活生生的现实存在,或者说文化状况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生命状况。而人类的生命过程是文化生命活力与文化制度建构的“共在”过程,正是由于人类文化的这种双元模式,使得文化这个“存在”不是凝固的模式,而是一个充满活动能力、情感赋向和思想活力的永不休止的动态过程。西安交通大学陈学凯认为,人类的文化理念和文化信仰是在各自不同的生存方式中不断滋长和形成的,因此,对文化的界定应该包括三个层次,即物质基础、社会基础和观念意识。《哲学研究》的鉴传今认为,从当前国内的文化观念来看,学界对文化的界定过于抽象,缺乏一种目的性、针对性的关照。因此,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和研究应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实关怀,应当从人类历史文本和现实文化演进入手,只有这样才能使哲学乃至文化哲学不再远离现实的生活世界。

文化哲学何以可能

黑龙江大学丁立群认为,就目前的文化哲学研究现状来看,还未在学理层面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和完整的文化哲学体系,也未能形成关于文化哲学理解上的统一坐标。在他看来,文化哲学并不是一般哲学之下的部门哲学,而是哲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其自身就蕴含着一种新的元哲学规定。从体系上看,文化哲学的理论结构是与存在的理论区间紧密相关的,它包含三个层面:(1)哲学的文化价值学研究,这是文化哲学的前提性研究;(2)文化形而上学研究,这是关于文化总体性的深层价值研究;(3)文化哲学的第三个层面是文化批判,它是文化哲学的实践层面,以文化整合和最终统一为理想。武汉大学何萍认为,文化哲学作为一种人类哲学的思维方式,就是哲学不再以某种物化的实体形态作为其致思的终点,不再以空间作为它的思维方式,而是以时间、以生命作为它的思维方式。因此,文化哲学直接以文化为其研究对象。程认为,文化哲学不仅仅是用文化解释哲学,或者是给文化学的研究加上一个哲学帽子。实际上文化哲学是对传统哲学研究方法的新突破。清华大学邹广文认为,文化哲学不是一个纯粹学理性的问题。从文化与哲学这两种不同概念之间的嫁接,就已经体现出文化哲学的独特学科定位。文化哲学是一种将哲学的形而上思考奠基于现实文化之上的当代哲学发展的新形态,是一种打通理性与经验、“形上”与“形下”两种思维运思屏障的新的哲学态度和研究方法。

中国现代性语境中文化哲学的出路

对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出路问题的思考,充分体现了我国文化哲学学者对时代问题的理论关切。程认为,在当代,我们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必须从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文化历史和中西文化间的历史进行深入的哲学反思开始。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要求我们建构中国文化的当代基本哲学理念。而这种建构不只需要世界主义的文化哲学视角,而且更需要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蕴含的哲学理念进行重新学习和研究。由此,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具有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新哲学,也即建立起中国文化哲学自身的学术“主体性”。何萍认为,中国文化哲学产生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西古今文化的碰撞、交流、融会和重构。这一背景决定了中国文化哲学以中国现代化为主题,要走进现实生活,并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改造,创造出以生命的文化创造为内核的本体论,并把对文化的现实和形上的思考结合为一体。

生活与哲学论文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生活 联系 影响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1-0033-01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于上个世纪初期根据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事实基础上,结合了自然科学的成果,吸取了历史上优秀有价值的思想成果而创建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现实基础与理论源泉。单纯的理论与概念只是一种抽象的概括,即使这理论与实践是来源于实践的积累。理论如果脱离了现实的实践就会变得空洞而无内涵,当然也就没有了实际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实践的科学,不仅在于其理论的论述,同时也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这足以体现出其实践的价值与作用。

首先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显著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核心的,这既体现在理论的阐述中,也能够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历史过程得到验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注与实践的,而实践的最直接参与者就是人,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关注的显然即是人的活动。但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人的活动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强调了的是现实存在的,现实的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的活动。人类的历史源远流长,这段历史的早就则是归功于一代又一代的人的不断付出与劳动,是人们的不断的实践活动创造了历史,创造了社会与文明,纵观人类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唯物主力理论,是以物质为独享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必然会涉及到人类生产生活过程的各个方面。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一门严肃的实践的理论,但其不局限于理论的研究,其哲学范畴放大了。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并且其自称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严谨的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是一种底层的理论与方法,这一特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得其能够适用于人的日常生活,这也恰恰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因此,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行研究时,不仅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经典理论开始,同时还要充分结合新时代的现象、问题与矛盾,只有不脱离现实的研究与阐释,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得到新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生活中的应用

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理论,也是科学,同时更是方法,其显著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性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的生活中得到相当广泛的应用。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实践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生活中会遇到的矛盾与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等问题。对于生活中问题的复杂性,则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的理论联系实际和批判性方法,这样能够尽可能的严谨分析复杂问题中的本质现象,从而为做出做正确的决定提供最为正确的支持;而对于问题的多样性来说,则要运用理论联系实践来帮助解决,通常认为,生活中虽然有许多的问题,但是,很多问题都存在一定的联系和相似性,通过对这部分联系与相似性的考量与把握,人们能够将多样的问题归类化简,是的负责多样的问题群类得到简化,更加便于人们的实际生活。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是通过指导人们理想信念体现出来的。可以说,哲学发展的历史即是具有反思精神的人类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的历史。正是在不断地追问和反思的旅途中人类创造着自己的文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也就主要通过给人们提供理想信念体现出来的,但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为人们提供有关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及其趋向基础上的,因此,它在任何时候都更重视实际和行动。但是,由于人们的任何行为和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都离不开人们的思想和精神。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为人们的行动提供方法。人们也许永远不可能像技术那样使哲学直接实用,但是,它对于人们精神上的助益已足以使它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哲学的应用,绝不是哲学的庸俗化和功利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对我们进行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教育,使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帮助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我们的政治理论素质和思维水平,为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确立崇高理想信念打下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生活中的问题会显著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运用则能够提供有力的帮助。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并不是简单的提上理论的标签,而是需要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底层性,做出相应的理论支撑与指导作用,这样在我们面对新问题新环境时,能够在生活中获取巨大的帮助;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也能够在这个时间的过程中得到一定的完善与丰富。

参考文献

[1] 李昕桐. 施密茨身体现象学视域下的马克思感性活动思想[J]. 学术交流,2014(03) .

生活与哲学论文篇4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社会哲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为初创阶段,主要是厘定学科内容及研究方法;90年代初期至中期为起步阶段,着重于发展哲学的研究;90年代中期以后可谓纵深阶段,对社会生活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研讨,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学科观念,诸如社会哲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确立了社会哲学研究的大方向。

【英文摘要】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social philosophy can be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from mid-80s to 90s is theinitiative stage. at this stage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research methods of this discipline are established. theperiod between early to mid -90s is the starting stage.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studies of this philosophicaldiscipline are developed. the 3rd stage is the latter part of90s when a series of important issues in social life aredealt with and a system of academic concepts begins to takeshape.

【关 键 词】社会哲学/发展哲学/当代中国/社会转型 social philosophy/developmental philosophy/modern china/social reform

【 正 文 】 社会哲学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中国社会哲学的发展也相应地是一个过程。从80年代至今,中国社会哲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有其关注的不同的中心问题和不同的理论方法。现将这三个阶段的主要观点作一综述和评析。 一、初创阶段:学科内容的厘定 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是我国社会哲学研究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一段时间,社会生活有了明显变化,对于改革开放、社会生活的变化,需要提供理论上的说明。这一时期就哲学本身来说并未作好理论上的准备,仍基本沿用原有的思维框架,用哲学教科书体系原理对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进行分析,社会哲学的研究还较为空泛。 1.围绕对社会哲学涵义的探讨,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哲学顾名思义即是关于社会的哲学解释和概括。而社会往往在三种概念范式中被理解和运用。其一是“自然—社会”关系范式;其二是“人类—社会”关系范式;其三是“文化—社会”关系范式。社会在这里分别被划分为广义、中义和狭义三个不同层次。以此为根据,社会哲学相应地也被划分为广义社会哲学、中义社会哲学和狭义社会哲学。广义社会哲学包括人类哲学和中义社会哲学。中义社会哲学则由文化哲学(文艺哲学、科技哲学、宗教哲学、语言哲学等)及狭义社会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道德哲学、教育哲学等)所组成。广义社会哲学还包括研究人类社会纵向发展一般规律的历史哲学和一般社会哲学(亦可称普通社会哲学)。普通社会哲学是研究属于人类、文化及社会之中带有共同性的普遍现象(如社会活动、社会价值、社会心理)的哲学理论,它旨在探究社会的一般本质、结构、功能、性状、过程、变迁、发展及其规律,力图对社会的整体图景和未来趋势作形而上学的沉思。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哲学是关于社会生活的知识的哲学。论者认为,社会历史不仅有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层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层面,即社会主体的人自身的生活活动、生活关系、生活方式等的社会生活方面。这一方面,关系到人的形成、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机制、规律。关于这一方面的哲学概括,就属于社会哲学的范畴。社会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社会史以及其他有关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相联结的桥梁和中介。它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 2.围绕对社会哲学研究对象的理解,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哲学是研究社会最一般的本质、结构、过程、规律和发展趋势的哲学理论。它以社会整体为研究对象,用哲学的方式揭示、描述社会,总结概括人们认识和改造社会的经验。论者认为,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机体,它具有双重的功能和任务:一是对社会机体进行横向的解剖,研究其静态结构,揭示其本质;二是对社会机体进行纵向的分析,研究其动态结构,揭示其规律和发展方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结构来看,社会哲学是以一般哲学原理为指导,以具体社会科学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哲学理论,它是联结辩证唯物主义与具体社会科学的中介、桥梁。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哲学是以社会有机体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哲学。从根本上说,社会哲学的对象就是社会存在。这里的社会存在是作为自然存在的对应物提出来的,它的实体是劳动,其存在形式是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在马克思的社会哲学中,社会存在不仅是认识论范畴,而且更重要的是本体论范畴。因为对社会哲学来说,什么是人,什么是社会,什么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等,这一切问题离开了对社会存在的正确理解,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答案。 3.关于对社会哲学研究内容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哲学的内容大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哲学方面。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是人类能动活动的产物,人的活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因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问题的哲学方面,是社会哲学的中心和基本内容。它包括人性、人的本质、人的社会化、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社会主义新人的形成等一系列问题。二是社会机体的结构、职能和机制。以人为主体的社会机体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由各种要素在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上组成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研究社会结构各层次和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探讨社会职能及其作用机制的形成、发展和衰落的规律,也是社会哲学的基本内容。三是当代国际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的哲学方面。社会哲学不仅要研究单个的、具体的社会的社会生活,而且要研究整个人类社会,特别要研究当代国际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即“全球性问题”的哲学方面。同时当代社会实践也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进行综合性研究和提到哲学高度认识的问题,如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发展相互作用的机制,世界文化交流的机制等。又如涉及整个人类生活的和平、人口、城市化、粮食、资源、生态环境、人类健康等问题。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哲学是对社会作总体性研究的哲学理论。社会哲学的总体应包括社会本质论、社会结构论、社会过程论、社会规律论和社会自由论。只有通过对这些部分的分析与综合,才能完成社会哲学的任务,形成科学的社会观和社会认识的方法论。社会本质论的主要任务是揭示人类社会的普遍本质,包括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方式,社会与自然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本质。社会结构论的主要任务是从静态的角度研究社会,揭示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基本层次,从总体上把握社会结构的网络系统。社会过程论的主要任务是从动态的角度研究社会,揭示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包括社会发展的动因、动力、社会进步的基本形式,以及社会过程的运动轨迹。社会规律论的主要任务是揭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它包括社会规律的特点和作用机制,社会规律的系统结构,以及发现社会规律的基本途径。社会自由论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和总的趋势,揭示人的解放和人类自由的本质,把握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基本条件和途径。 4.对社会哲学研究方法的认识。论者认为,社会哲学是一门应用哲学,应当把哲学方法与研究社会总体的社会科学方法结合起来。社会哲学需要总结和概括人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经验,因而必须以哲学的分析、抽象和概括方法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站在哲学的高度以抽象的思维方式认识社会、思考历史。社会哲学需要总结和概括社会学、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因而也要吸收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占有真实而全面的材料,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升华为哲学理论。社会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哲学方法与社会学、历史学方法的统一。论者认为,必须运用科学的系统方法对社会作总体性的研究,再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建立社会哲学范畴体系,达到对社会哲学的全面把握。 由上可见,这一阶段社会哲学的理论内容和方法基本上沿用旧有的哲学框架和范式。这时候的社会哲学研究总的说来是比较空洞的,很少在深层次上触及到真正的社会问题,还没有真正找到属于社会哲学自己的理论问题,也没有形成基本的学术规范。但这一阶段研究的重大意义也是不容抹煞的。首先,它表明哲学活动已开始把目光转向了现实生活,转向对于社会结构机制的研究,这无疑是一种意义重大的哲学转向,是社会哲学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其次,这一时期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使马克思理论中的社会哲学维度得以发挥,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理论重新得到重视。再次,这一时期的研究在一些理论问题上也提出了一些新见解。 二、起步阶段:发展哲学的思考 90年代初期至中期,中国社会哲学研究进入第二个阶段。我们知道,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中国的改革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人们的经济状况得到很大改善。但这一时期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刚刚确立,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消失,怎样把计划与市场有效地结合起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做到社会发展的稳定、高效,还需进一步探索,经济体制改革还需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矛盾,社会转型的总体性、复杂性,需要有解释力的说明。此时,也是国际上社会发展理论的大转变时期,二战后各国普遍致力于经济的发展,但西方国家的发展理论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同于发达国家,它是把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浓缩在同一个时期,市场化、现代化、社会改革同时进行,社会整体必然发生急剧而全面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变化,同时涉及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发展中国家亟需一种整体发展观,这种发展观要求从社会生活的整体去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所以,这一时期,就中国社会哲学的研究而言,主要是着眼于社会发展问题,是以国外社会发展理论为学术资源,可以说是一种发展哲学。 1.围绕发展哲学的涵义,主要有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从哲学层面上确立的发展观应是一种整体的发展观,它必须以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尺度和终极目标,以此来选择和确立社会的整个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发展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探究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它从全球背景上阐明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的远景;狭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则是专门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主要是探究这些国家落后的原因,发展的环境条件,以及走向现代化的理论、模式、战略方针和具体政策。 第三种观点认为,发展哲学既指广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在各学科研究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基础上,从哲学的高度进行概括性的研究,并给予各学科对发展问题的研究以方法论的指导;也指在狭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中,总结概括那些从本国情况出发,尤其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对社会发展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从中揭示社会的基本结构和社会变迁一般规律的学说,以为社会决策者构拟发展规划和战略,为实施改革方案提供总体的思维模式。 第四种观点把社会发展理论看作是宏观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人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的历史进程,它大致可划分为两大层面:一是以经济起飞、技术发展、体制完善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层面的现代化;二是以文化转型、素质提高、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转变为主要内容的人自身的现代化。 2.关于发展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主要有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反映20世纪发展现实的发展哲学应围绕“生存—实践—发展”三个主要范畴展开。(1 )生存范畴作为发展哲学的起始范畴,是由20世纪人类面临的生存问题决定的。(2)20 世纪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发展障碍都是由人类现实活动造成的,这就要求发展哲学探讨20世纪实践活动的本质特点,研究20世纪实践的合理性、实践的自我控制、实践的优化问题,研究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类的自我提高和完善问题。(3)由于人类实践活动本身的双重效应, 实践活动的主观目的并不能保证实践的合理性,这就要求发展哲学在反思实践活动时,必须研究诸如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发展的目标和尺度、发展进程等问题,以促进对既成实践的超越,促进现实实践的优化发展。 第二种观点认为,发展哲学较之其他学科所致力的研究目标,更应该注意研究社会发展的价值意义层面,对发展的深度、广度和规模,甚至发展的负作用问题都要进行一种全方位的人文思考,从而阐明一种关注人类命运和未来的“伦理的真理”。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必须澄清发展的文化内涵,赋予发展理论以20世纪特有的文化内涵。 (2)注意研究技术革命和发展的关系,必须使科技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相协调,弘扬科学中的人文精神。(3)注意探索未来世界发展的一体化、国际化、普遍化与发展的民族性的关系。(4 )注意协调和优化人同自然的关系。(5)致力于社会发展和个性完善的统一。 第三种观点认为,发展哲学的研究对象,从时空界限上说,主要是研究20世纪(特别是它的后半期)以来特定的社会发展即现代化问题。它在空间上是从中国现代化出发向世界性问题辐射的,所要回答的问题主要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动力、道路和模式、发展规律和发展阶段、社会发展的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发展前景等问题。 第四种观点认为,发展哲学的对象是社会发展问题。从历时态角度看,发展哲学是断代史意义上的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从共时态的角度看,它要研究的国家和地区,既包括已经进入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和发达社会的国家和地区,也包括没有、正在和将要进入工业社会、现代社会和发达社会的国家和地区。对这些对象要从哲学角度进行研究。因此,发展哲学的对象是对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研究,是各门具体发展学说的理论概括,是从整体上来研究发展问题。具体说来发展哲学的内容包括不平等与贫困、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动力结构、社会协调、社会预测、社会发展模式与改革方略、社会发展研究方法等。 关于这一阶段的研究状况,可以作出如下评价:第一,从社会基本结构发展的变化来考虑,开始抓住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不是笼统地谈论。第二,对于发展问题没有从理论上进行深入分析,基本上是借用了国外一些现成的发展理论的观念框架。第三,没有把发展哲学同具体科学区分开来,变成一种实证研究,缺乏哲学的提升。此时的研究尽管有某些不足,但中国哲学理应研究发展问题,为正在进行的改革与建设提供思路、方案与方法已经成为共识,因此建构发展哲学是社会实践的需要,同时也是哲学发展的有益尝试。 三、纵深阶段:学科观念的澄明 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哲学研究进入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哲学对社会生活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初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学科观念,包括社会哲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这是社会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它澄清了长期以来社会哲学学科观念的模糊混乱状态,确立了社会哲学研究的大方向。社会哲学研究也正式纳入教学科研体制,诸多博士、硕士点将其作为研究方向,尤其是南开大学社会哲学研究所发表了上百篇社会哲学论文,并由山西教育出版社推出了“社会哲学研究”丛书。这时期的主要进展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在社会哲学涵义的阐述上,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中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两个维度的关系,纠正了把历史与社会混为一谈的错误观念。论者认为,历史哲学的维度是一种纵向研究的维度,它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揭示人类历史的一般本性和一般规律。社会哲学的维度则是一种横向研究的维度,是直接关注现实生活的维度,它研究具体社会形态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中,历史哲学的维度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维度是我们所熟悉的,社会哲学的维度却被我们忽视了。事实上,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这两个维度的区分是十分清楚的,联系也是十分紧密的。对于现实社会生活过程的关注和研究始终是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源泉和起点,从学理上讲,社会哲学是历史哲学的基础。如果抛开了社会哲学的维度,就会退回到马克思一再批判的旧的历史哲学的老路上去。在我国社会哲学兴起的早期,学界出现了两种偏向。一种是把社会哲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必多此一举再搞什么社会哲学,或者把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范畴原理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就叫做社会哲学。另一种偏向是把社会哲学混同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特别是混同于社会学,多限于社会问题的实证研究。这两种偏向都在于没有把握到历史哲学与社会哲学这两个维度的关系。把握这两个哲学维度的区别和联系对于思考社会哲学的许多问题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关于两个哲学维度的观念可以说是关于社会哲学的学科观念中最为核心的观念。 2.在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方面,找到了社会哲学研究的切入点。论者认为,理论研究的切入点归根到底是由研究者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实践所限定的,具体的社会实践既给理论研究提出了具体的任务,又为富有成效的研究提供最基本的信息资源。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变既要求从哲学层面上提供一种总体性的观念,以实现对于这种巨变的观念引导,又为这种研究提供了最丰富、最直接的鲜活素材。所以,当代中国社会哲学的研究,最适宜的切入点就应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把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作为切入点,能够最为清楚地把握住社会哲学的维度,它既是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关注和研究,又获得了一种透视人类社会生活总体的最好的视角。考察社会哲学思想史可以发现,近代西方社会哲学的兴起,也是由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推动的社会结构转型的产物。 3.在研究方法上要确立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论者认为,社会哲学是一种直接关注和研究现实社会生活的哲学维度,它选定当前正在进行的现实的社会转型作为切入点,那么,这种研究就必定是、必须是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的,是以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为中心的。以问题为中心,从方法论上讲,就是反对从概念、原理出发,反对体系先行,就是要坚决摒弃一切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社会哲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更新社会观念,因为旧的社会观念不足以解释和引导新的社会现实,因而要重建社会观念,建立起能够解释和引导新的社会现实生活的新的社会观念。 4.在社会哲学研究内容上,提出了一系列能够较为深入地把握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观念。主要有:(1 )关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的观念。这就是把从非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把握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三大活动领域的基本结构关系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的转变过程。这是中国人自己提出的社会转型学说。这一转型理论成为我们把握社会转型的基本观念框架。(2 )关于社会转型过程中两种类型的代价的观念。这就是把社会转型的代价划分为模式代价和过程代价两类,能够较好地用来对转型过程进行代价分析,例如对于代价的本质和意义、代价和风险以及代价的补偿、风险的减弱和避免等重要问题都能作出较好的分析。(3)关于文化的层面性结构的观念。 这就是把文化划分为理想性文化与实用性文化两个层面,能较为确切地分析市场经济社会中文化分化的状况。(4)关于复调文化的观念。 这一观念能较好地说明理想性文化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存在状态,说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5)关于市场经济导致诸道德价值疏离化的观念,有助于说明市场经济社会中道德角色化的现象。(6 )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之间具有三重关系的观念,能较清晰地把握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的复杂关系,等等。这些观念虽然还有待于深化和完备,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是在对于现实生活的分析研究中提炼出来的,对于推进社会观念的更新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5.关于社会哲学研究的意义,论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发挥:(1)对于现实生活的意义。 社会哲学兴起的直接动因就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巨变。社会哲学作为对于社会生活的总体把握,它的直接的实践意义就在于提高人们对于社会转型过程的自觉性。(2 )社会哲学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科学建设的意义。为了说明这种意义,首先需要认可这样一种看法,就是中国的社会科学需要重建。社会科学作为经验科学,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制约于它所要解释的经验。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理论是不足以解释中国的情况的。这几年,社会科学家们对于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本土化”就是重建。没有社会科学的重建,不完成这个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任务,中国的现代化是难以进行的。“重建”不是枝枝节节的修修补补,而必须涉及基本理论、基本原理的修正,这在实质上便属于社会哲学的范围了。显然,如果没有社会哲学的帮助,社会科学的重建是难以有效地进行的。(3 )对于哲学自身发展的意义。社会哲学兴起的直接动因是现实实践的需要,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总体把握是社会哲学的直接的实践兴趣所在。但社会哲学作为一种理论活动,作为一种哲学研究,必定会超越特定的实践兴趣,它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把握必定要上升到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本质把握的层面上,必定要在对于人类社会生活普遍本质的把握这一层面的观照下去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而一旦以人类社会生活为对象,它就具有了指向第一哲学的意义。开展社会哲学的研究是现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它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可见这一时期的研究抓住了理论上的一些根本问题,并进行了深入探讨,逐步形成了自己具有特色的理论,社会哲学已发展成为一种显学。这种发展状况也说明社会哲学研究本身的重要性和继续发展的可能性。中国社会转型的后发性,所处国际环境的特殊性,以及中国所处的独特的研究视角,都为中国社会哲学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的余地和可能性空间。总之,社会哲学的领域是一个充满了理论生长点的领域,是一个孕育着新理论、新学说的领域,是一个具有极其广阔的发展空间的领域。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社会哲学研究必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生活与哲学论文篇5

「正 文

公共哲学的空间

如果人们仍然认定“哲学”乃“爱智”之谓的原始本义,那么“公共哲学”(public philosophy )的概念就应当首先限定在人类对公共生活智慧的追求范围内。形成公共的生活世界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大标志,其形成运作与人类语言的公共运用具有同等的人类文明意义。李普曼将公共哲学与人类社会文明联系起来考察的哲学立场是正确的(注:李普曼:《公共哲学的复兴》,载于《公共论丛——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7~29页。)。事实上,公共哲学本身的存在理由和可能性应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如何确定其理论限度、言说或表达方式、以及建立一种公共哲学解释的方法。

确定公共哲学的理论限度也就是确立其基本主题和理论空间,亦即公共哲学可以说些什么。惟有先弄清它可以说些什么,才好进一步讨论如何说(表达方式)和怎样才能说得清晰完整、正当有理(理论论证)。把公共哲学说成是人们对社会生活或公共生活之智慧追求,隐含着一种工艺化和技术化的意图,即把公共哲学理解为给人提示某种在世生存技巧的学问或技术。这会产生非知识化的危险,而非知识化本身又隐含着公共理解的不可能性,这恰恰构成了对解释公共生活或社会生活之可能性本身的否定。所以公共哲学的第一困难是如何确立自己的言论主题和范围。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不能把公共哲学看作是囊括一切社会问题和社会层面或方面的解释系统,即使在相对于私人或个人哲学(这是标示公共哲学最起码界限的方式)的意义上也不能这样理解。公共哲学应有其特有的主题范围和层次。我个人较倾向于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等当性主义社会哲学家们的立场,这一立场将公共哲学的主题确定在(现代)社会的公共理性及其运用的范围。不同的是,罗尔斯对公共理性有着较为严格的政治哲学限制,而哈贝马斯则更钟情于一种系统化的普遍理性主义社会哲学。由是,两者对公共哲学的理论层次便出现了不尽相同的定位;以严格的政治哲学维度来框视,所谓“公共理性”便是一组通过文化多元论前提下合乎理性的“重叠共识”所达成的基本政治原则。如宪政的合法性原则、政治中立性原则和社会基本政治结构的理念(如“自由”、“平等”和“正义”)等等。按照普遍理性主义的进路,所谓“公共理性”就必须通过更为复杂的社会观念和实践的批判来寻求,结果,多元文化和多种理性(“reasons”,理由)之间的对话、以及形成这种对话所必需的语言、语境和言述之语用学与语言学条件,就不言而喻地成为了公共哲学的基本课题。更重要的一点是,虽然这两种思路都力图摆脱传统形上学的思维框架,以便使公共哲学问题的讨论免除因各种先验主义或本质主义的前提预设所造成的不可证明性,但严格的政治哲学限定,实质上把公共哲学的讨论锁定在一种低度理性化的层次,这就是罗尔斯所提出的“最低限度的最大可能性规则”。而系统化普遍理性主义的立场则仍然保持着对公共哲学的某种相对高度的理性化诉求,哈贝马斯对公共交谈所需“理想语言”的语用学探究明显地标示出这一哲学意向。

社会批判理论与严格政治哲学在有关公共哲学的主题范围与理论层次等问题上的差异并不带有根本性意义(哈贝马斯将之称为“家族内部的分歧”),它们对传统社会政治哲学的重构才是根本性的。在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传统首先发轫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国家”理论,随后在罗马帝国时期的斯多亚派之“世界主义”和“普遍理性主义”的“自然法”理论中得到充分的扩展,这一时期所形成并在文艺复兴中期得到发展的“律法主义”政治哲学和法学(从西塞罗、查士丁尼到马基雅维里)是这一理论的经典成果,它实际上已经成为近现代西方“民族国家”观念或社会政治哲学的理论滥觞。尽管17世纪以降(从霍布斯、洛克到康德、黑格尔,再到功利主义学派)的社会政治哲学在其实质性理论构成上多有突破,如,对民主、民权、政体等基本观念的理解;对社会阶层或阶级结构的分辨;对自由、平等和宽容或博爱等基本价值理念的解释;等等;但在有关社会政治哲学的主题界限及其哲学论式方面,却呈现出某种不变理路的连贯性特征:即以传统的大一统式的哲学方式来思考公共哲学问题。由于20世纪以前的哲学还不曾卸脱“科学之母”(即“科学的科学”)的皇冠,且对于人类社会事务的所有哲学解释都无法避免形形色色的“普遍人性”或“普遍理性”之前提预设,因此,几乎所有“前现代”的西方社会政治哲学不仅都带有先验本质主义的形上色彩(用李普曼的话说,就是混淆了“生存领域”与“本质领域”的界限),而且其主题本身也随着古典哲学论题的泛化而扩大化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主题泛化和前提预制的形上品性,也是包括中国传统哲学在内的几乎所有东方传统哲学共有的。其基本特点是,一切关于社会政治课题的哲学探究都或明或暗地服从于某种社会伦理的价值预设,所谓“政治道德化”或“道德政治化”的判断即由此而来。这一理论特点极大地限制了传统社会政治哲学对公与私、群与己、内与外、政与德等重要问题的分辨力,在实际操作层面更是顾此失彼,难以保证公共哲学自身应有的公正合法的解释能力。

对照这一历史背景,当代社会批判理论和政治哲学的优越性显而易见。首先,对道德形上学的回避不仅明确了公共哲学的理论视界,使其获得了确定无疑的理论定位,而且使实质性层面的公共哲学解释和制度实践有了可能。其次,不管是以何种方式来寻绎公共理性,对公共理性的主题确认终究可以突显公共哲学作为人类社会文明和公共生活智慧的普世特征,从而使其获得独立自律的理论品格。再次,这一理论取向可以满足现代人类理解其日趋社会化、分层化生活的知识需求。这一点或可成为对现代知识社会学的一种哲学支持。复次,它在对现代诸种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交际会通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给这一趋势展示了新的可能性。最后,在哲学逐渐丧失其传统知识权威的现代语境中,为哲学开辟了新的解释课题和话语语汇。

将公共理性作为公共哲学的主题,并藉此将公共哲学从传统的哲学形而上学高度撤退到公共生活的经验层面,势必产生两个相关的问题:(1)脱出原有理论的哲学语境, 意味着公共哲学必须改变传统的社会政治哲学话语,在新的语境中生产自己可以言述的公共哲学话语;(2)主题的变换要求哲学论式的改变,具体地说,如何论证公共理性的普遍正当性并使公共理性的运用保持其合法效应,将是现代公共哲学的主要任务。

先谈第一个问题。

维特根斯坦等现代分析哲学家曾经用严格的或科学的知识论(按:依据当代西方著名分析哲学家希拉里·帕特南[一译“普特南”]的见解,人类的知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科学的”与“非科学的”)标准辨别了“公共语言”与“私人语言”,这是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在辨析“意见”与“观念”时就已经察觉但未能充分辩证的一个重大哲学课题。从一般知识论意义上讲,“公共语言”与“私人语言”的根本分别,在于前者可普遍化而后者却不可普遍化。因此,惟有“公共语言” 才能进入公共话语的交流,成为人们对话沟通的可普遍化语言。

问题是,如何判别公共生活领域里的语言的公共性质与私人性质?在严格知识论的范畴内,我们可以凭借科学证实和逻辑证明两把尺子来完成这一工作,但在公共生活领域却不尽然。现代分析哲学在指出“科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类型差别时,实际已经提醒了我们,科学的语言与生活的语言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而且“非科学的知识”(关于价值的知识)也具有普遍的真理意义——如果满足一定的语用学条件的话。譬如说,“说谎不好”一类的规范性语言,在正常语境中就具有客观普遍性意义。由此可见,在公共生活领域里,语言的公共性取决于其语用学意义上的普遍客观性。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关于沟通对话之“理想语言”的语用学探讨是有意义的。

公共哲学的言述应当且必须限制在公共语言的范围。这需要建立公共语言及其使用的语用标准,需要建立公共的话语语境,需要展开公共话语或对话的公共论坛。所以在现代社会政治哲学中,思想和言论自由往往不仅具有民主与人权的价值意义,同时也蕴含着一种公共普遍化的话语要求。也就是说,它既是一种个人权利和社会民主的价值原则表达,也是公共哲学所诉诸的一种平等对话的公共话语形式。公共话语所能谈论的只能是那些可以进入公共生活领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题,尤其是有关社会基本结构(包括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观念形态或系统等)、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的话题。当然,它也会涉及到个人德性、私人行为和个人信仰等非公共的因素,但只有当这些非公共的因素与社会公共事务产生某种相关性时,才会进入公共话语的言谈范围。比如说,只有当个人德性问题已经扩展为公民美德问题时,它才会成为公共话语的主题,因之成为公共哲学的探究课题。传统的社会政治哲学基本上没有或未能够作出这种必要的区分,因而许多概念假设、哲学的原则、命题和判断都落入了一种不可言说、不可证明的暖昧性语言黑洞。不用说柏拉图以先验的人性类型图式来论证社会等级结构的不可证实性,即使像康德这样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也因为无法彻底免于道德形上学的本体论诱惑而最终未能走出罗尔斯所谓之的“道德建构主义”(注:详见拙文:《政治自由主义的现代建构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读解》,《学人》第12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公共哲学的话语转换取决于公共哲学本身的主题限定和理论层次的下移,但这种限定和下移——即从统合式的形上学到限制性的公共生活的实际经验层次的变换—— 并不意味着公共哲学将放弃其普遍性的理论吁求,在可普遍化的理论方向上,现代公共哲学与传统的社会政治哲学并无根本不同,差别只在于普遍性的寻求方式。前面说过,现代公共哲学的基本主题是公共理性。公共理性也是一种普遍理性。表面看来,这一点与传统社会政治哲学中的“普遍人性”和“普遍理性”并无二致,实际上两者的求证方式却有根本差别。

我曾经谈到过,寻求普遍性的哲学方式至少有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前者为传统哲学的共同理路,后者是我们需要开辟的现代公共哲学理路。所谓自上而下,只是我的一种形象说法,它是指那种预先设定某种形式的先验性哲学前提,如人性(善恶)理论,天赋人权观念,等等;然后以此作为确定无疑的出发点,演绎推导出一系列的普遍原则、规范和命题。这种哲学论式往往具有超验的理想的特点,其普遍性的哲学追求主要是靠前提预制或基本理念假设来驱动和支持的,而依靠传统社会单一统合性社会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支撑,不单可以实现其普遍化的哲学目标,而且能够赢得宰制性权威的垄断地位。

可是,在人类社会文明业已进入文化多元化之际,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无法凭借某种非哲学的强制性力量而实现其普遍化意图。同样,任何超越科学逻辑和经验事实的哲学假设本身都不能保证哲学自身的普遍性,现代公共哲学尤其如此。因此,我们把公共理性而不是某种形式的先验理性或“普遍理性”的达成看作是现代公共哲学的基本任务,公共哲学的理论论式也因此转换为公共理性的论证方式,公共理性是一种普遍的或可普遍化的理性,但它的普遍性品格不是诉诸任何先验的哲学预设或非哲学权威力量而获得的,相反,它是基于最基本的公共生活事实和公共文化背景,以低限度普遍化论证方式求得的。这就是我所谓的自下而上的哲学论式。

采取这种自下而上的低限度论式,并不是某种学理上的策略性选择,毋宁说它是建立现代公共哲学惟一可能的路径。现代哲学家们不管在理论立场和方法上存在多少歧见,有一点几乎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可现代文化多元论这一基本社会事实。罗尔斯还特别提醒人们,文化多元或“理性多元论”将是现代民主社会里一个长期存在的基本事实。(见其新著:《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在刊之中)因此,正视文化多元的社会事实,同时也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对某种单一化的普遍理性的追求,意味着公共哲学只能建立在公共理性的基础上。公共理性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普遍的理性,不是依靠某种形式的理想假设或外在权威,而是并且只能是通过公共对话,在相互沟通的基础上达成共享性的理解。用罗尔斯的话说,公共理性无外乎一种“重叠共识”。显然,建立公共理性的基础只能是经验的、现实的,其可能的理论限度也只能是基本的、起码的、自下而上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想强调指出,除了现代社会的生活经验基础之外,公共哲学尤其需要现代诸种社会科学,特别是现代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资源滋养与知识支援,一旦公共哲学进入公共生活的制度化操作层面,这种需要就更加强烈。

公共伦理:正义还是美德——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

在中国学人的阅读视野中,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前沿性研究和焦点性争论似乎以北美为重心,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争论是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向自由主义发起的挑战以及后者的回应。汉语文化圈密切关注这方面的最新发展动向,并把得自西方理论话语的启示运用于对本土问题的思考,比如大陆学界有人把反自由主义话语用于对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质疑,而台湾知识分子则把社群主义理论当作思考国家认同、民族主义与宪政民主的参考框架。可以说,准确地、全面地、深刻地理解发生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探讨和争论,在学术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较大的意义。

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既是政治哲学问题,也是伦理学问题。双方争论的核心问题包括,作为人与人关系的基础,作为考虑政治、社会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应该是正义(justice), 还是共同善(common good)或美德(virtue)。这里的伦理,主要是一种社会伦理。伦理和政治哲学的密切相关、难解难分使人想起英国哲学家达梅特(M·Dummett)的观点,他认为,哲学的各个分枝形成一个层次系统,有的哲学门类比其他门类更为基本,即解决某些问题有赖于对更基础性问题的解决,比如,伦理学就是政治哲学的基础。

自由主义区别于其他政治哲学的显著特征是,它以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立论的基点,把它们的价值的普遍有效性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显然,不论在形而上学层面还是在方法论层面,人们都可能对之质疑和挑战,从逻辑上看是如此,事实上也是如此。社群主义在这一轮的批判中,关键问题仍然在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发生在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文化论背景之中。

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

我认为,自由主义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仍居主流地位,同时还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这么说,不仅是因为社群主义等理论流派的挑战是在自由主义思想缔造的宪政框架和意识形态前提下进行的,而且还因为自由主义的新形式,以及自由主义不同流派的争论仍然是政治哲学的主导性话语。这一点最为雄辩的证据就是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产生的广泛、深远影响和取得的崇高地位。

《正义论》构思宏大、思想深邃、论证严密,这里作详细说明既无可能,又无必要,但有两点情况必须引起注意。第一,《正义论》是在英美哲学中元伦理学(或分析的伦理学)占支配地位数十年之后突破形式主义局限,使规范伦理学(normative ethics)重显活力,而且一出手就极为不凡的名著,它的论证方法是契约论式的,这克服了在它之前的功利主义主义型自由主义的缺陷(比如有人指责功利主义要依靠问题甚多的直觉主义,还有人抱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但会引起无穷争议,而且会使自由主义接近或转向社会主义),并实现了罗尔斯的抱负:使洛克、卢梭和康德代表的传统社会契约论进一步普遍化,使之提升到一个更抽象的层次。这就是说,《正义论》代表了自由主义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领域中的一项巨大成就和突破。

第二,我们来看看罗尔斯关于正义理论的主要观点,它可以用一般语言表述如下:“所有的社会基本好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好处的不平等分配对最不利者有所助益”。根据罗尔斯的标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必须得到第一优先的考虑,但是,它们又不是唯一的、绝对的考虑,在确保自由优先的前提下,平等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在西方的政治哲学传统中,历来认为自由和平等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自由主义受訾议之处,也是它只关注个人自由而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罗尔斯的主张,表现了以一种精致、复杂的程序兼顾二者的努力。我们可以将此举视为罗尔斯对自由主义的修正,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让步,也可以说他是正视了西方社会的现实和时代潮流的发展,以灵活的态度和弹性手段给自由主义传统注入新的活力。

生活与哲学论文篇6

[关键词]参与式;教学法;哲学;专业课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2 ― 0188 ― 02

主体意识的觉醒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法和生活习惯,也深刻地影响了教育理念和方法。传统的教学法注重教师的讲授,而轻视学生的参与,致使学生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课堂氛围沉闷,教学效果甚微。为此,适应新的发展需要,要改变旧的教学方法,采取能有效发挥学生主体能动性的新方法。参与式教学法在吸取传统教学法合理性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虽然“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但其非功利的特性使其短期效益很难呈现出来,导致部分学生欠缺学习动力。因此,哲学专业课必须改变陈旧的教育理念,使学生切实参与到哲学思辨中,深刻领悟到哲学的魅力。

一、哲学专业课教学现状分析

目前文科生就业前景不容乐观,尤其哲学这种被视为冷门的专业,其就业的对口行业并不明显,致使部分不理解哲学本性且缺乏目标的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哲学教育理念陈旧,教师传统的教学模式尤其加重了学生的厌学情绪,上课玩手机、迟到、旷课、看闲书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不仅难以实现哲学培养学生反思批判精神、锻炼逻辑思维能力的初衷,甚至无法达到一般大学教育的目标。

1.哲学非功利的本性

苏格拉底强调“人应当知道自己无知”,只有承认无知才能更好地探寻世界的本质。亚里士多德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认为哲学起于惊异,正是由于惊异才感到困惑,才意识到自己无知。“既然人们研究哲学是为了摆脱无知,那就很明显,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2〕因此,研究哲学并非有着功利性的目的,纯粹出于爱智和求知的本性。学习哲学的人一定要清楚哲学非功利的这一本性,否则将它看作一门实用的学问而与其它应用性的学科相比较,那么其不适于立即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哲学对于人类而言最大的意义莫过于对自由的追求,追求自由就要质疑现存,就不会不加思考地与现存相认同,这体现了哲学的价值是内在和深远的,其实用效果绝非立竿见影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哲学是一门闲暇的学问,也就是探讨哲学是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或者说哲学不考虑人们的生计问题,当然更不以此为目的。不以物质需求为目的,这便保证了哲学不会被利益所驱使,而能够自由地追寻。因此,哲学专业的学生更多以哲学的反思批判精神为主导,运用锻炼出来的思辨逻辑能力去从事一定的工作,而不是讲究对口并取得暂时的效果。

2.哲学教育理念陈旧

学生不理解哲学的非功利本性,尚未进入哲学,尤其需要教师的积极引导,但目前陈旧的哲学教育理念难以展现哲学的本性和魅力,反而更加剧了学生的厌学情绪。在容易就业、收入丰厚这一普遍追求的环境下,虽然感于哲学思辨的魅力,热爱哲学的不乏其人,但真正以此为专业,报考哲学专业的学生却相对较少。很多调剂到哲学专业的学生本身对哲学不感兴趣甚至抵触哲学,这一事实更加剧了哲学教师授课的难度。而目前的哲学教育理念陈旧,很多人对于哲学的理解过于狭隘,仍停留在传统教科书的层面上。这种狭隘的理解难以彰显哲学思辨的魅力,很y吸引学生热爱哲学。因此,如何将哲学的思辨本性和批判精神展现出来,如何使学生体会到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陈旧的教育理念已不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必须采取新的教学方法。

二、参与式教学法与哲学本性相契合

参与式教学法不仅强调教师的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使教学不再是传统的主体-客体的形式,而变成了主体-主体间的互动。“教师将学生看作与自身同样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学生将教师看作能够平等交流和沟通的主体”〔3〕,这便是主体间性的对话。这种将被动的客体变为积极参与主体的方式更加适合哲学专业课的教学,和哲学的本性相契合,体现了哲学的思辨特性,益于发扬哲学的批判精神。

1.哲学的思辨本性要求参与式教学法

哲学的根本特性是思辨,思辨不仅体现在思维的思辨,即纯粹思想活动的思辨,其外在显现也必将是思辨的。苏格拉底的对话式是哲学思辨本性的精彩呈现,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更是透过文字处处显现了思辨的魅力,也正是哲学的思辨本性吸引着无数的爱智者。哲学专业课的教学方式因此也就与其它专业不同,要求教师与学生进行平等的沟通和对话。在对话式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以引导学生进入哲学思辨领域为主,而不再是传统式教学方法的依靠教师权威的强制灌输,这会激发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增加了对哲学的兴趣和热爱。专业课的学习不再变成教师一人的独角戏,学生不再单纯被动地以接受为主,而是可以作为平等的主体与教师进行对话。因此,参与式教学法使学生在对话中锻炼了逻辑思辨能力,在思想碰撞中闪现出智慧的火花,其教学效果不言而喻,对哲学思辨本性的认知、理解与实践也就更为深刻。

2.参与式教学法益于发扬哲学的批判精神

参与式教学法使学生作为平等的主体与教师进行对话,这种行为方式本身就意味着对教师这一传统身份权威的挑战。学生不再唯教师的讲授是从,参与课堂的过程中肯定要提出质疑并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哲学的批判精神就是对历史、现在和未来永存怀疑的态度,敢于质疑权威和对现存进行反思和考查。辩论的过程实际上就体现了哲学的批判精神,哲学的海洋如此浩瀚,教师由于自身思维能力和知识水平的限制必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参与式教学法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在阅读原著和思考哲学问题的过程中,学生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通过平等的沟通和对话进一步澄清认识和理解。这一过程中,不仅学生的不明之处予以澄清,于教师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由此,参与式教学法并不是降低了对教师的要求,让学生自己学习,将课堂完全交给学生,相反教师却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学生的思维活跃而发散,面对学生的质疑,教师要有理有据地进行驳斥,课下就需下更多功夫。如若学生的说法更能说服人,教师也要秉持开放的态度谦虚地接受。当然,平等的沟通和对话并不意味着教师角色的消失,毕竟学生因其年轻和经验不足极易产生偏差,这时教师就要发挥自身所长进行积极引导。

三、参与式教学法在哲学专业课中实施的构想

鉴于参与式教学法的诸多优势,加之与哲学本身的契合,哲学专业课中可以实施参与式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的应用并非任意随性的,应以规范性和科学性为基本的原则,具体形式可以灵活多样。哲学专业课要特别注重基础理论研究,以文本为依据,直接阅读原著。针对不同阶段的学生,教师也要采取不同的授课内容,实施有层次的授课,考核则可以采用讨论、论文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只有科学性和灵活性相统一,参与式教学法才能发挥其特长和优势。

1.注重基础理论研究

参与式教学法强调变学生的被动地位为主动,学生不再是课堂的客体,而成为主体。但学生主体地位的提高绝不意味着仅仅强调灵活多样的互动形式而忽视了基础理论的学习。哲学的思辨并非诡辩,哲学的反思不是瞎想,哲学的批判也反对无理的攻击。参与式教学法的有效实施一定是以坚实的基础理论研究为基础的,于教师而言必须以文本为依据对学生进行反驳和引导,对学生来说也要阅读书籍来提问和质疑,否则课堂气氛再活跃也仅如空中楼阁、水中浮萍。那么,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呢?这不妨从教材的改革入手。“考察西方著名大学的哲学系,可以看到,用原著或者原著选篇作为教材,已成为一种十分普遍而有效的教学方式。”〔4〕用原著作为教材,最接近地反映了哲学家的反思批判精神、抽象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方式。之所以说最接近是因为我们限于语言的掌握,很多人阅读的是中译本,其思想的原貌可能更多地要从哲学家本身所使用的语言中去领略。如若期望原汁原味的哲学家思想,哲学系的学生可能需要掌握德语、英语、法语、希腊文、拉丁文等,甚至还包括各种语言的古代用法。这也是各个高校开设专业外语的初衷,但目前普遍存在层次差距大、课时少、师资不足、学生兴趣不高等情况,各高校可根据自身情况来不断完善专业外语的开设。

2.针对不同阶段进行有层次的授课

由于哲学并非实用性和功利性的学科,其思维方式又异于常识,因此哲学专业的学习首先需要改变学生的常识思维方式,使之适应并习惯哲学的思辨特点。对于这一阶段的学生,哲学专业可以开设哲学导论、逻辑学等课程,以引导学生走入哲学、习惯哲学、热爱哲学为目标。在建立起基本的哲W思维方式的基础上,第二阶段则将哲学史和哲学原著相结合,以期体悟哲学这只密涅瓦猫头鹰的理性魅力,感受其宛如厮杀战场的激烈纷争。哲学史是向学生呈现这个厮杀战场的原貌,而原著则能深入历史,与哲学家直接进行对话。其中原著的阅读尤其重要,各种哲学史的书写正是建立在原著的基础上的,而且面对各种层次的哲学史教材也要以原著作为判别其优劣的标准。在哲学史和原著的基础上还可以开设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等课程,让学生领略这些专门性学科的特点。最后,有了哲学史和原著的基础,学生可以运用逻辑思维能力进行专题性的探讨,进一步理解并彰显哲学的反思批判精神。

3.采取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参与式教学法以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平等对话为重要特征,因此课堂适于采取讨论的方式,并将其作为考核的重要一环。当然,讨论对教师和学生都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教学的新的要求。首先,讨论要有一定的主题。其次,教师和学生在讨论前都要阅读大量书籍并进行深入思考。最后,教师要适时引导,学生则应做到语言凝练、逻辑性强。哲学的抽象思辨能力除了口头语言的表述,还要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这就是论文。论文和讨论相结合更全面反映了学生的真实水平,应作为哲学专业课的重要考核方式。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0.

〔2〕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19.

〔3〕庄龙玉.主体间性视域下的参与式教学理念探析〔J〕.教育与职业,2013,(35):108.

生活与哲学论文篇7

不可否认,因新中国诞生60周年而掀开的“总结”热潮,已经广泛地渗透于各学科的研究之中,成为当下学术界的一种新的学术取向,生成了新的“总结范式”。这一范式的总体特征是通过对学科学术史的检讨,彰显与折射出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历史性变革与跃迁,从而凸显一个鲜明的主题: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实践的大发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取得了全面而深刻的发展与繁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亦或更是如此。

按照学术自身的发展逻辑,在总结与反思中展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理论自觉与成熟的重要特征,也是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断深入的一个重要前提。从这个意义上看,“总结”与反思、追问与诊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达到理性自觉。乃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在环节与题中之义。

然而,不可回避的是,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程的总结中,因对应该“总结什么”以及“如何总结”等缺乏应有的理论自觉与理论共识,忘记总结与反思的方法论存在着问题,导致“总结”泛化、简单化、甚至平面化与知识化的倾向。整体上说来,“总结”未能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与求真的本质,由此带来一系列不可忽略的问题。

首先,总结与反思依然在知识论的平台上进行,缺乏应有的价值审视,于是,总结中应确立与贯彻的价值尺度和价值观照普遍弱化。全面而深刻地反思与总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要求。然而,总结决不仅仅是一种线性的理论发展成果的汇总,也不是单一维度的理论脉络的澄清。更不是一系列既成的理论事实的堆积。而是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从整体性的高度,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展现出来的、生动的发展生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总结”6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意蕴着深刻的价值观照和未来取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遭遇的历史性“问题”这一关键枢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展开进程作出历史性的解读与判断,明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困境与将获得有效拓展的新未来。换句话说,总结、反思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通过总结与反思,探索与确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身的内在逻辑,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动向,从而让总结与反思成为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境界的契机,彰显出“总结”的内在价值来。只有这样,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高卢雄鸡”的引领品质,而防范马克思主义哲学蜕变为“黄昏时才起飞的”“猫头鹰”。由此,“总结”就必须完整地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就与困境并在、现实与未来并行、整体性与个体性协同、理论与实践整合的实际态势,唯有如此才能真实而全面地揭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路径、新空间。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未来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既不同于前30年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后30年的发展模式。这样,能否探索与提供较为符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型发展模式,就成为检验当下我们总结与反思是否达到应有的理论深度与广度的一个尺度。

然而,毋庸讳言,在总结与反思6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成长的过程中,就其实际的理论分析与诊断而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真正遭遇的困境分析得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理想性与学术发展的可能性路径展望得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个性空间展现得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术研究成果沉淀得少。之所以如此,严格地说,正是由于目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只是在知识增长意义上进行,缺乏深刻的历史维度和价值维度,这是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最为缺失的一个方面。

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科学知识体系,但严格说来,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更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之所在。如此在知识论的平台来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的发展,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相背离的。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正是在知识论的平台上来加以总结与反思,也就必然缺乏应有的“问题意识”,看不到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一步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不能正视与诊断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遭遇的真正危机。于是,在独白式思维支配与控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常常出现以“话语游戏”遮蔽真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面前“失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实矛盾与多元文化交织的生活困惑中遭遇多重质疑与诘难。鉴于此,笔者认为,必须改变现有的总结与反思的方法论原则,强调深刻的问题诊断,纠正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相悖的价值原则与思维取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置于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问题之中,从而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清醒的反思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

其次,未能分领域、分层次、分主题地进行反思性总结与研究,总结与反思后缺乏整体性的概括,由此,导致总结与反思要么依然停留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状况语焉不详的宏大叙事,要么停留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的表象勾勒与描述,未能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主题与实质变换的层面,未能真实地反映与揭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多样、多元和多变特质所构成的研究生态。

不可否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范畴所蕴涵的内容是多维与多样的。这一特点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多样化的称谓即可得到印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即是“实践哲学”、“实践唯物主义”、“价值哲学”、“人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发展哲学”和“生活哲学”等等,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多样性、多元性研究范式共在的学术生态。而每一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性化称谓,以及由此所昭示的个性化研究范式,都以为真正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规定,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理论蕴涵,并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支脉。同时每一称谓所表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解读框架,以及由此而生的一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展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有的理论实质与精神风格,这样,在客观上也就呈现与蕴含着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与研究领域与空间。鉴于此,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个性化研究的时代已经来临。在此,我们姑且不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置换为以上那些特殊的称谓是否科学与恰当,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年学界倾力从不同维度、不同界面、不同领域、围绕不同的主题而开启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严肃认真的研究,打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千人一面”的单调状态,消解了“唯我独马”的单一研究和解读模式的权威性,生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元研究范式并在的格局,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的研究生态。这不仅深度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资源,客观上大大地推进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涵的理论广度与生命力。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如此丰富的生态中,有的研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空间,正确而恰当地深化与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的研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有的研究及所得出的结论早已溢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边界,有的则附加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新的”内容,如此等等就说明,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无论是研究方法、研究主题,还是研究所坚持的原则以及研究的实际效果都显示出多样性的特征。

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分化与多样化范式的实际,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60年的理论成就与发展态势,内在要求我们必须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面,即从这些不同称谓所展开的不同领域和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总结,揭示与把握其中的问题之生成与转换、理论演变与发展的内在逻辑,确认不同研究范式的理论优势与特质,以及不同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唯有如此,总结才不至于悬浮于具体的研究领域之上,过滤掉具体的问题研究,从而使总结显示出深刻的内在性特质和发展性品质。换句话说,真正有价值的总结,必须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及其理论在各个领域所实际取得的进展、尚存的问题,也就是说哪些问题是已经解决了的,哪些是需要彼此协作进行深入探讨的,哪些理论已经达成基本的共识;更为重要的是,在总结中必须明确,只有坚持什么样的价值原则、采取什么样的科学方法、明确什么样的研究主旨,才是真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才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相一致的研究。这是“总结”能成为实质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前提。由此来检讨当前的总结,也就能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存在的实质性问题了。 本文由收集整理

第三,总结的视角单一,未能从多视角、多维度、多层面协同展开。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丰富成果就被忽略或被淡化了,进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真理性,以及现实的理论征服力未能得到应有的充分展现。就目前理论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反思的视角而言,主要侧重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换、执政党于不同历史阶段在具体的执政指导思想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强调“斗争哲学”向“发展哲学”与“和谐哲学”的转向。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间的逻辑统一,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直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不同时期的重大问题所作出的理论创新,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开放性品质。应该说,这一总结与反思的视角,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为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现实生活实践的主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脉。但是,若仅仅停留或仅以此为唯一合法的总结,那么,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结与反思的理论空间显然是不够的,也不可能较为完整地反映与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真实状况。由此,我们认为,完整的总结与反思,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现实和实践关系、理论自身成长与发展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文化语境变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阵容内部的真实状况等等多维视角进行综合性的反思。从而形成多维度的“视界融合”。唯有如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进路与嬗变态势才能真实地得以理论再现,从而也才能更真实地将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得到较为准确的发掘。

具体来说,从理论与实际、实践的关系视角来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抓住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的生活主题之间的互动性关系,方可真正解读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内涵与精神实质,也才能在研究中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与实践特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观念自我演绎而构筑的观念哲学,而是始终围绕着现实生活主题、现实问题与矛盾而展开的批判性运动,从而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塑造新生活的价值取向。这样,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逻辑中,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就必将围绕着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等诸多层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来具体研究。由此就不难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滞后性所形成的巨大反差。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深入现实生活,把握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与尖锐的矛盾,作出真正的理论创新,真正凸显哲学引领与塑造新时代生活的功能与价值来。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亦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比较视角来审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可以说无论从哲学研究范式、哲学话语方式以及哲学方法论层面,还是从其对现实生活问题意识的敏感性和诊断的深刻性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都未能达到应有的哲学高度。正是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尚未达到以“哲学的方式”来反思与检讨自身历史性的变化过程,并由此促进自身理论自觉化程度的提升,导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从整体上来看,依然停留于对各种政治策略与方针政策的诠释范式中,而其所谓学术性的追求并未超越脱离现实的窠臼,并未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相对独立性与先行性特征,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就丧失或严重弱化了它本应具有的批判精神与强大的理论征服力,致使各种思潮在当代中国大行其道。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视角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至今依然仅在原则上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对话,并未深入而具体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之间如何实现、在哪些理论方面围绕着中国现实生活主题及其问题的变化实现了理论的有效整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之间依然处于二元分裂状态,搭建

的对话平台也依然是外在性的,这样一方面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脱离中国文化语境,未能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传统中国哲学之间的有机整合,从而有力地催生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借以“国学热”的浪潮,大肆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应有的指导价值与功能,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民众的文化意识中显得既空洞、苍白,又高高在上,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哲学意识、哲学思维到哲学世界观都外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与交往思维。这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生命力的巨大挑战。

从以上几个视角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均未能充分实现它应有的理论目的。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依然被人们搁置于“意识形态”而“敬而远之”,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信仰危机的隐性表达。这也是较为全景式地总结与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要深度关注的问题。

第四,总结未能充分正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面临的整体性理论贫困,尚未揭示研究中真正的问题——追问精神和理论创新能力的缺失,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与研究实际存在的困境。面对建设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理应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难得的历史机遇与取得重大发展的大好时机,然而,由于整个理论准备与储备的不足,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面貌相似性多、雷同性强,整体抄袭性密度过高,理论创新的冲动与创新的客观效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苛刻地说,若过滤掉从别的学科嫁接而来的研究范式、迁移而来的研究方法,剔除掉从现代西方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借用来的一些范畴或研究视角,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内容、新范式到底有多少?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应具有自身的逻辑,显示出理论的自主性与自足性,凸显出理论的前瞻性与预见性。然而,近些年,在学术性与现实性、学术性与政治性关系纠缠中,较为普遍地误将学术化简单等同于精英化、将现实性与政治性等同于庸俗化和意识形态化,将大众化等同于初级化、漫画故事化,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性在夹缝中诉求其正当性,而简单化与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与“研究”却不断地演绎出来,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整体贫困的境况。这样,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丧失了学术规范的状况下所展现出来的理论面貌与特征,往往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去甚远:另一方面,在这种缺乏真正学术规范性制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断在低水平上复制,这不仅严重遮蔽了现实生活中的真问题,而且真问题不断被扭曲,更为严重的是真正的学术追思链条被整体性地忽略或切断。“回归生活世界”标识着哲学研究转向的宣言式主张。却一直只是停留于原则性的号召上,未能见到真正的落实。同时在“回归生活世界”转向的原则下,并未追问回到“谁的”生活世界、回到生活世界的“什么”、“如何”回到生活世界、“怎样才算?”回到生活世界,以及“为何”要回到生活世界等一系列问题。这样,一场浩荡的“回到生活世界”的哲学运动,至今依然未见有真正的有效成果出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存在的缺乏深度追问的精神和学术病症,也由此可见一斑。

第五,总结未能充分反映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于“本本”与“现实问题”之间的二难困境。应该说,近些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献学、文本学研究,以及经典著作的深度耕耘,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较为良好的学术基础。建构了较为可靠的学术平台,这为我们完整而准确地把握、进而借鉴和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的理论资源、基本的理论观点、价值原则和方法论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生活互动性关系的内在需要而言,中国的文献学研究、文本学研究、以至于基础理论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依然需要我们花大力气、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否则,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不可能获得完备准确的理论之“脉”。这也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纯”理论研究是全面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和格局的重要维度与前提条件。

然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而言,同样不可能忽略的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实践中的“问题”诊断与研究,并实际地改变现实生活世界,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改造与建设生活世界的价值旨归。于此,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就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与改变现实功能的重要环节。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呈现出重“本本”和重“现实问题”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这两种取向进而演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理论派”与“实践派”,由此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深度差异性、甚至是对立性的学术研究格局。

就“理论派”而言,本质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教旨主义”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的理论命题与言说的问题路径为理论标本,对“中国特色”亦或“中国模式”、“中国问题”所承载和包容的具体内容加以特殊化,进而拒绝或弱化对“中国问题”的实质,从普遍交往的现代性视角、从中国历史与现实交融的视角来加以审视,将“中国特色”误判为中国式的资本主义。这样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既有的理论结论,并将之教条化的取向,是切断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之根的抽象化的学术之路,原则上是贯穿着先验主义的哲学精神。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悖的。

就“实践派”而言,本质上是借以凸显“中国问题”,强调中国经验、中国模式至上论的倾向。这一取向的症结在于未能充分认识到“中国问题”本身并不是孤立生成的。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问题”,它不仅具有中国的特殊性。而且具有世界普遍性,由此,“实践派”以民族性、特殊性消解“中国问题”的世界性和普遍性。在理论总结上。认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现实实践经验的总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不具有本质的内在联系,其本质是通过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彰显割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一脉相承的理论承接与开启关系。

严格地说,无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理论派”亦或“实践派”都是与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当代中国现实实践之间的必然联系为总体的特征的。在思维方式上,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这一“本本”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这一“现实问题”的关系简单化、对立化的二元主义。都严重地束缚和阻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分为基础理论研究、理论应用性研究等不同层次,而这些不同层面的研究虽然在学术的具体规范性和要求上有别,但是整体上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遵循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相统一的基本规范,坚持生活第一性的价值宗旨,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才能在理论层面真实地体现或再现现实实践的问题,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在总结与反思中,应该说未能突出揭示和概括出的问题,首先存在着方法论上的误区和不科学,具体表现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结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除了上文提及的五个方面之外,还存在着诸如面对着当代社会价值愈来愈多元化的境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面临的多样冲击和深层次危机、危机的缘由与实质,如何有效地应对危机等都未能得到充分的揭示与探索:也尚未能从现代传播学的意义上,反思与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队伍内部长期存在的积弊等等;未能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大众化与学术化的内在矛盾关系本质上即是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具体化表征。而这些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从而严重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与活力的展现。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我们就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些存在的实质及其根源,进而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矫正。这一系列问题都必须从总结方法论的高度来加以深刻反思,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

生活与哲学论文篇8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问题/研究空间/思想创新

如何评价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然成为学术界热烈议论的话题。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往日的繁荣,日益被边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原因是什么?哲学家本人自然要对此负责,但“人是环境的产物”,依我看,这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处的环境有关。这些年来它一直生活在夹缝之中,哲学家的人格被扭曲,空间也因此而被压缩,研究陷入困境并不在情理之外。造成困境的原因虽然有客观的一面,但走出困境的希望却在哲学家主观努力之中。从夹缝中走出来,天地宽阔。

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体状况。“天”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地”是指中国以及世界当前的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研究天,也要研究地,研究它们的结合——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为解决现实问题作贡献。这是它的主要任务。但是今天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这几个方面做得都不够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重新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时代提出的任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义语,而且对此深信不疑。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此很快提出质疑。上一世纪80年代初我国兴起了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讨论,许多哲学家主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与最终归宿,其中已经包含着对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见物不见人的批评。80年代中期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编写,实践唯物主义思潮崛起,并且很快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基于实践唯物主义新教材体系构想不断涌现,马克思主义哲学面目一新。实践唯物主义思潮的兴起固然与西方国家以及当时苏联哲学的影响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呼唤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则需要并培养着中国人的主体意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世界的物质性、客观性,是苏联社会主义改造中计划经济建设的产物。市场经济由“看不见的手”控制,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掌握它的规律,只有充分发挥主体性、勇于实践、勇于探索的人才能在市场经济中获得成功。时代需要新的、以弘扬人的主体性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适应这种需要,张一兵教授1999年提出的“回到马克思”成为获得普遍反响的口号,哲学家们纷纷重新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但是,至今已有八年过去,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的面貌不是更清晰,而是更模糊了。以马解马、以恩解马、以西解马、以海(海德格尔)解马、以中解马,不一而足。还有完全根据自己的想象解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者马克思、生存论者马克思,甚至存在主义者马克思、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发展者马克思,令人眼花缭乱。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起码是什么是马克思哲学,迄今众说纷纭。人们各说各话,甚至什么场合说什么话(所谓“讲坛哲学、论坛哲学”),互不交锋,似乎重新深入理解并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含义这一任务根本就不存在。更让人感到奇怪和不安的是,当前有不少论著名义上是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实际上很少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引用的文献主要来自西方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与此相关,其中的观点很少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文本依据,与其说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如说是属于广义的西方哲学或者只是作者的“私家哲学”。这不能不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

在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评价中,一些学者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主要的问题是脱离实际,脱离了当前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他们对此提出批评,有的意见还很尖锐。如孙麾:“我们的哲学对我们的生活环境、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究竟有多大的智慧启迪与理性穿透力?可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我们的哲学还有精神焦虑、还有冒险精神吗?以至精神力量能否推动和影响历史变革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这些问题的提出多少应该对贵族化、经院化的哲学家有所触动,拉开纯学术的幕,使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从书斋走向外面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贵族化、经院化”倾向,问题够严重了。

不论我们是否同意孙麾的具体说法,但他所说的问题,哲学界的确是存在的。

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已经基本上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哲学家享有以往难以想象的自由。但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关注现实问题的人越来越少,即使研究现实问题,也基本上是简单地套用哲学教科书上的常识对照、解释现实而已,很少有显出“精神焦虑”、富有“冒险精神”的佳作。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最有影响的成果,几乎都是纯粹学术性质的。人们的注意力普遍放在了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上。一些著作专业性、学术性太强,只有为数不多的“圈子里的”哲学专门家,才能读懂。所谓的“贵族化、经院化”可能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哲学与宗教一样,属于距离生活实际最远的意识形式。学术性、理论性是哲学的特点,任何时候都必须有一批人从事纯学术的研究。即使从事实际问题的研究,哲学也要保持自己的理论特色,与具体科学有所区别。但是这不能作为哲学家逃避现实问题的理由。哲学的形式是抽象的,它的理论指向却应该是现实的、具体的,它应该为整个社会以及个人认识与解决面临的重大实际问题从世界观方法论方面提供启示或者指导。这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重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批判、改变世界为宗旨,是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今天的现实生活正在发生剧烈变化。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如何解决?中国的发展能不能持续,中国这块土地将来还是不是适合人类居住?全球化带给人类的究竟是什么,中国能不能和平崛起?值此物欲横流之际我们的精神家园应该如何安置?怎样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当中国社会从上到下正在为这些问题而焦虑不安的时候,如果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躲进象牙塔,置身局外,显然是不妥当的。关注现实问题是一切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责任。

天与地本来是相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使命就在于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为民众提供世界观方法论,积极参与到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之中。一旦“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哲学家就可以在天地之间上下不受拘束自由翱翔。自由是很自由,不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色和学者的社会使命,都淡化了。它被边缘化,不可避免。

二、在夹缝中生存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今天的状况,从客观方面看,与两个因素有关。第一是政治,第二是市场经济。

自古以来中国主流文化中就有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经世致用是读书人的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从改革之初发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到提出实践唯物主义,都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学以致用干预生活的传统。积极干预生活必然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然而生活是复杂的,政治是复杂的,中国的民主建设是个漫长的过程。改革与稳定在中国缺一不可。知识分子从理想出发更多地强调改革,政治家立足现实,在积极改革的同时更多地看到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多民族国家保持稳定的重要。把握改革与稳定之间的平衡需要丰富的政治经验与极高的智慧,远非读书人所能做到。正因为如此,一些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以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形式表现出来,遭受了挫折。这在两个方面影响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第一,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刻意压制自己干预现实的冲动,退回书房。上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开始在我国流行,人们说这是处于前现代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超前消费”。其实,这只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碰了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落与灰心在抛弃大话语解构一切的后现代主义那里找到知音,得到安慰。“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表明大量知识分子,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告别政治回到了书房。应该承认,在中国,注重理想的知识分子与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之间的张力仍将存在。这也是中国社会在稳定中发展所必要的。从政治的角度看,知识分子干预现实的空间只能一步一步地扩大。

第二,政治是知识分子无法逃避也无法越过的客观存在,它的影响在纯哲学的理论研究中也有体现。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出于政治稳定和宣传教育的需要,从上世纪90年代起相关讨论事实上已经终止,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哲学家们可以“各取所需”相安无事。然而不讨论,没有思想交流,不可能形成学术界的共识。今天我国哲学界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混乱与此直接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影响最大的不是政治,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但压缩了学术空间,而且通过这一改变扭曲了哲学家的人格。

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批判才能知不足,批判才能有所改变有所前进。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普列汉诺夫、列宁、、西方马克思主义,无不以批判现实为己任。但是这个特征今天在大多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身上不见了。以往我们在阅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时,看到他们批判发达国家的物化、支配、单向度化、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等等现象,总感到那是在说别人的事情。现在不同了,这就是在说我们自己的事。从上一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整个中国社会迅速地单向度化了。在这种变化面前,大量知识分子患了失语症;面对众多需要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他们丧失了创新的冲动与勇气。

一些人把责任归于政治干预,这是不公平的。如前所说,哲学家与政治家、理想与现实总有张力存在,来自政治的干预和限制,哲学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难以摆脱。但是这种来自外部的影响不可能造成人的单向度化,单向度化是人自觉地完成的。西方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人们失去批判向度是因为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在限制他们的自由使各种关系物化的同时,不断地为他们提供了他们可能得到的最好的物质享受。“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物质享受的满足使人在技术理性的支配面前自动缴械了。

人的单向度化在中国又有自己的特色。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时代政治挂帅,大批唯生产力论。在他的鼓舞下,一些人提出“穷则变、变则富、富则修”的荒唐逻辑,提出“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口号。其结果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正是长期的突出政治造成的国家危机和人民难以忍受的贫困,引发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得到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这种脱贫致富的急切心情,产生了对时代均贫富、大话语流行、人人关心政治把解放全人类时刻放在心头的政治狂热的反动。空头政治无视人民物质生活需要的教训刻骨铭心。这使得中国人很容易自觉地把发展生产力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文学家们最早向世人发出人文精神失落的警示。工程技术院校门庭若市,人文学科,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冷落。技术理性至高无上,技术与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被自觉接受,因为它的确给人们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似乎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迎刃而解,人文社会科学家关心现实问题已属多余。这种单向度化是近年来中国环境恶化,资源趋于枯竭,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视现实生活的需要只是中国人单向度化诸多表现之一。

技术理性对人的支配,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切方面。哲学研究被当作技术工程来管理,gdp挂帅在这里变成学术成果挂帅。要求哲学家像工人每天生产多少件统一标准的产品一样,每年必须发表多少文章,至于这些文章是否有个性、有创新,则不予考虑。而且文章的数量与哲学家个人的职称、收入、地位,以及他所在的院系甚至学校的级别、名誉、获得经费资助的多少,直接挂钩。出于各种原因,哲学家事实上接受了这种现实,留给自己的空间越来越少。对哲学家而言,在思辨王国自由驰骋自然要比研究实际问题和理论创新省力而又安全得多,或者说“效益”要好得多。人文学科的学术有了产业的味道。人们批评哲学家浮躁,在当今中国,哪个不浮躁?

社会稳定的需要通过政治为哲学家的活动划出明确的界限,限定的范围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时而扩大,时而缩小,但不论什么时候,哲学家的社会责任都使他不能不接受当时给定的边界。另一方面,哲学家的单向度化又使其往往自觉自愿地放弃了自己相当多的理论空间。十几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就生活在由这两方面的原因形成的夹缝中,太不容易了。

三、创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唯一出路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怎样才能振兴?简单形象地说,就是要克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状况,一方面加强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研究整理,另一方面下大力气研究中国的和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

我国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不统一的,甚至是混乱的、相互矛盾的理解,与作为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地位极不相称。建构新的适应当今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这个世界上唯一社会主义大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前面提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高度重视客观规律性的产物,是当时那个时代人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创建的。时代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以人为本”口号的提出表明被现实生活摆在首位的不再是科技理性、客观规律,而是与人的生存及解放相关的各种问题。它要求我们从新的角度出发重新阅读、理解、选择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与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未过时,但它已不适当今时代的迫切需要。我们在二十年前曾经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提出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弘扬人的主体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和整个改革开放事业。但是,它是不是准确全面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还有待研究。更重要的是,它与原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哲学家们还远远没有达成共识。已故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高清海教授曾经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讲坛哲学”、“论坛哲学”,形象地说明了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巨大分歧。这里所说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事实上存在的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这种局面不应当继续下去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哲学家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站在时代的高度,在阅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上下大功夫,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创新。

研究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是重要的,但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必须研究重大的现实问题。在讲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陈先达先生有一段话说得很精彩:“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和研究家,一切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要想真正有所成就、有所创造,必须立足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问题为中心,把问题中的哲学变为哲学中的问题。”在新的时代,我们面临的是崭新的问题,例如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全球化等等。我们常说“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这固然是在说实践是理论发展的动力,但也是告诉我们,一种理论有没有生命,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如何,完全取决于它能不能满足社会实践的需要。不面对生活实际,不能回答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任何哲学都将最终被社会抛弃。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边缘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解决生活实践提出的上述任务中发挥应有的与人们的期待相适应的作用,没有以人们普遍关心、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中心,在不少人那里,哲学成为哲学家们的游戏。近年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宗教哲学等日益成为我国哲学生活的中心,政治哲学迅速崛起,这些变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究其原因,贴近生活是重要一条。

陈先达先生的话是说给“一切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听的。他指出,要有出息必须创新,要创新必须立足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一切工作最后要落实在创新上。只有提出了新思想,帮助人们解决了现实问题,哲学才能得到人们肯定,充满活力。不能创造新思想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是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充其量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解释者、宣传者。就个人而言,有没有出息是哲学家自己的事,就整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有没有出息就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兴衰。

振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求大家人人争做“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面向生活实际,大胆理论创新。这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出路。这与重新解释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是一致的。重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因为现实中的新问题的解决需要新的理论工具、思想资源;反过来看,在解决新的现实问题中产生的对新的理论工具和思想资源的需要,又为人们重新理解和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提供了新的角度、新的启示。只有立足解决实际问题,理论创新,才能创建出新的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面向现实很重要,但不能要求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投身到现实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复杂的系统。文献研究、文本研究、基本原理研究、马哲史研究、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育,甚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宣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服务,都有必要。但是,第一,不论在哪个领域,理论创新都十分重要;第二,在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处于中心的,应该是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思考。最有才华、最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思考上,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社会责任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命运所系,是庞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复杂系统的目标与最后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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