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考察报告范文

北京考察报告篇1

我县的传统企业要想通过“互联网+”达到转型升级，首先要在理念思维上转型升级。目前，我县的多数企业还停留在“扩大生产再销售”，热衷于线下的实体店销售和批量订单，对电子商务也紧紧是认为产品只是网上销售，卖出一件是一件的狭隘认识，定价上还认为影响了线下销售，所以对电子商务并不感兴趣。这次外出考察的首农栗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北京油鸡肉蛋产品定位高端，鸡蛋可以卖到3元/枚，老母鸡180元一只，年收入近2亿元。该公司目前80%的产品销量是线下销售，20%的是线上销售。而今后的目标是产品销量的80%通过线上，20%通过线下。该公司在全国大城市的各大超市都有专门销售点和销售人员，仅北京导购员就有600多人，通过网上销售后可以减少线下的销售点和销售人员，极大的降低用工成本，这样就可以更大程度的让利消费者，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进一步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可以看出互联网具有打破经济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专业化分工和提升劳动生产率的特点，为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机遇。

所以下一步，我们要依托张北商学院，通过互联网思维和我县企业行业特点和实际相结合，建立起适合企业发展转型要求的互联网理念，并通过各种培训研讨、外出学习考察，引导、帮助本地传统企业管理者突破固有思维禁锢，统一思想，树立转型变革紧迫感，加快推动转型升级。

二是创模式。互联网技术驱动商业模式创新，企业只有明晰互联网转型的定位与方向，找准目标客户，创新设计出适合自身企业的新模式，才能成功的转型、更好的发展。中国智慧就业创业平台，采用天网、人网、地网三网合一的服务模式，提供智力、金融、渠道等方面的全方位服务，解决许多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的就业不便捷、创业就业服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而创业就业者享受的智力、金融、渠道都是免费的，费用由第三方支付，这就是互联网+企业的商业免费模式。巢湖的三瓜公社将电子商务和旅游相结合，把企业自主产品及周边地方特色产品实现了网上推广和销售，线上网店与线下实体体验店、景区相互配合，为游客再次购买提供便利的同时，扩大了产品销售量和品牌知名度。 对于我县的传统企业而言，不应该一味地追求大而全、做大规模，而是应该集中自己的优势资源，发现自身产品或服务的独特性，瞄住精准的目标用户，发掘出用户的痛点，设计好针对用户痛点的极致产品，围绕产品打造核心用户群，并以此为据点，不断创新，快速地打造出自身品牌。同时，要引导企业不断提升产业整合能力，从流量竞争模式转变为个性化定制，谋求差异化竞争模式。

三是建平台。互联网下新型运作模式的实现必须有相应的IT平台支撑。我县企业可以自己打造IT平台，也可以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建立自己的电商平台。但由于我县的电子商务才刚刚起步，企业在这方面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没有专业的技术和人才，所以最好和第三方机构合作，搭建自己的平台。这次考察的中国网库就是一家专业的大型第三方电子商务服务机构，主要致力于推进实体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在帮助实体企业建设电子商务平台的同时，直接参与平台的运营和发展，利用互联网对企业进行转型升级，并提升企业品质及形象。我县的企业可以与中国网库合作创建自己的平台，达到以下几个方面目标：第一，设计企业的logo，统一产品标准，加强企业的品牌建设。第二，建立企业官网，开设公司介绍、新闻中心及品牌文化等栏目，方便消费者了解公司情况，不断吸引加盟商。第三，建立企业线上销售平台，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采购、分销批发和企业客户定制等多种网上交易模式。第四，中国网库通过将自身平台内的所有企业数据进行后台开放，让企业都能在网库的平台进行精准的询价和报价，通过后台报价获得大量的分销批发和大宗采购业务，通过询价节约大量采购成本。

四是改机制。互联网下新型商业模式的实现必须和组织管理机制相适应。我们要将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应用到企业内部管理，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引进现代管理理念，对落后的经营方式、僵化的组织结构、低效的管理流程等，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如果那些不适应信息化时代要求的传统的管理体制不改革、老的组织结构不整合、落后的机制不转变、陈旧的设备不改造，仅仅采用了计算机，上了互联网，信息化的优势也难以发挥，企业的管理水平也难以提高。

北京考察报告篇2

一、三市城市管理现状

上海市浦东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目前在编人员40名，部门领导5名，1正4副（含公安局局长兼任城管局副局长1名），下设环境监察支队、城管支队，其中环境监察支队下设6个部门，城管支队下设6个执法大队，同时在街道办事处下设12个执法中队，镇政府设立24个中队，实现镇管镇用，每一支队伍配备了一名指导员。

上海市浦东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主要工作职责：市容环境、绿化、市政工程、水务、环保、工商、建设、规划房地产和其他等，共“19+X类1232项”执法权限，目前上海市浦东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正在和有关部门对接相应职责，后期管理职责还会增多。

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目前正在构建跨部门、跨领域综合行政执法和相关专业领域执法为主，其他部门内设机构专业为辅，行政执法力量主要在区（县、市）的组织体系，基本建立分工合理、职责清晰、协同高效的“综合行政执法+专业领域执法+联合执法(即“1+5+3+X”：“1”是指综合行政执法是指生态环保、市场监管、交通运输、文化市场、农业等专业领域的行政执法；“3”是指自然资源、卫生健康、人力社保等专业领域的行政执法；“X”是指其他领域的行政执法)执法体系，加快形成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机制，促进执法更加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监管更加有效。

除中央和省委另有规定外，整合现有站所、分局等执法力量和资源，下沉至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实行属地管理；上级明确实行垂直管理的执法机构，通过派驻乡镇(街道)的方法，纳入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力量建立由乡镇(街道)统一指挥协调的工作机制。经报省、市政府批准后以乡镇(街道)名义相对集中行使基层治理所需的行政处罚权，实现乡镇(街道)一支队伍管执法。

同时合理划分乡镇（街道）与区（县、市）级部门两个执法8层级的执法分工，乡镇（街道）主要负责日常执法检查，对发生频率高的、执法内容简单的、专业技术要求不高的、能快速办理的一般违法案件进行查处；专业性技术强、执法程序要求高的案件，移送区（县、市）相应的执法部门处理。

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2010在全国率先实行公安兼职模式：市城管执法局由原市市政市容委的部门管理机构，调整为市政府直属行政执法机构。常务副市长、主管副市长任组长，办公室设在城管局，城管执法局局长任主任。2017年北京市城管局落实执法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要求，区、街关系调整为以街乡镇为主的双重管理模式，执法队人、财、物、编制已全部下放到街乡镇，一线执法人员的比例达到了90%，同时市局业务指导区局，区局业务指导乡镇执法队，实现了街办吹哨，部门报到的联动机制。履行综合监管职能，利用一线执法易于发现问题的优势，向市、区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及时反映问题、通报情况，推动责任落实。

北京市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城管执法工作，先后出台八个深化城管执法体制机制改革的文件,从组织和制度建设上,初步解决制约城管执法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先试先行取得阶段成效。 

二、三市主要经验及做法

上海市城管局拥有完善的城市管理法律法规体系，顶层设计比较合理，从城市管理上升到城市治理，拥有强而有效的执法监督机制，执法监督方式多样，警城联动、法检联动、警城法联动使行政处罚与行事处罚无缝对接。同时成立案件管理中心，专职审理审核案卷，提高办案效率，对于违法处罚建立严格的考评监督机制。上海市城管局以“重心下移、属地管理、监管分离、权责对等、理顺职能、整体联动、公共参与、共同治理”为基本原则，明晰了综合执法职责范围，建立了公安城管大数据平台，实现资源信息共享。

杭州市城管局的市、区（县、市）业务主管部门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落实监管主体责任。即：监管过程中发现需要立案查处的，及时将案件线索、初步的据、相关认定等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对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要求出具审批材料、相关认定、专业检测、鉴定意见等证据材料的业务主管部门及专业技术机构应在规定期限内提供。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履行行政处罚权及与之相关的监督检查行政强制措施等职权；业务主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收集的有关事实材料可作为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证据。

北京考察报告篇3

关于促进农民增收的调研报告

基于社会学角度的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

北京市草莓产业发展的SWOT分析及建议

大兴区观光采摘园发展的探讨

北京郊区生态环境建设指标体系探究

“菜贱伤农”与“菜贵伤民”并存的原因及对策

贵州天龙屯堡乡村旅游产业组织模式对北京的启示

关于进一步优化北京市财政科技投入结构的思考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农村社区建设——基于辽宁省清原县的调研报告

关于昌平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思考

园艺系植物病虫害生物防治技术在14个省市获得推广应用

关于加快推进西集镇小城镇建设的对策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行动导向教学法及其启示

工作过程导向的《农产品有害物质检测》课程设计

高职《果蔬贮运与加工质量监控》课程改革

高职院校计算机实验室建设的思考

携手企业合作育人建设校企共融文化

白兆秀、侯引绪教授获北京市第七届高校教学名师称号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稿约

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为实现建设一流的高水平职业学院而努力奋斗——在庆祝建党90周年表彰大会暨文艺演出上的讲话

北京郊区生态环境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京郊休闲农业提档升级的路径选择

工业化中期我国农业多功能的开发与拓展——从经济功能向复合型多功能的转型升级

荷花的离子注入诱变育种技术初探

劳动力要素价值化与农业家庭经营发展的思考

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北京市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制约因素及措施

天津市整合城乡居民医保制度考察报告

对通州区市政市容环境管理水平的调查和思考

大学生就业法律问题探究

荷兰Lentiz教育集团的职业教育

《国际贸易》课程教学改革思考

高职生物技术专业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高研究

基于个案的高职学生心理问题分析及应对措施

浅议高校图书馆员职业精神的培育

从学习型组织视角看高职院校机关党支部建设

论点摘编

奶牛养殖和果树生产专家积极开展技术服务

基于决策视角的比较分析与思考——也谈农村改革与发展30年

关于密云县推进新农村建设思路及措施的研究

我国贫困地区建设新农村的困境及路径选择——以甘肃省为例

北京跨界水源地生态可持续发展模式比较研究——以官厅水库流域延庆怀来两县为例

福建茶文化旅游开发探析

对永宁镇豆制品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

超临界CO_2流体夹带丙酮萃取甜瓜籽油的研究

对国货复进口快速增长现象的思考

京郊农民专业合作社互助资金来源研究——以通州区于家务乡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为例

门头沟区农民收入问题研究

赴美国、墨西哥农村考察报告

梨园镇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建设的思考

项目教学法在高职实践教学中的尝试与探索

高等职业教育中实践指导教师的作用

关于农业高职院校涉农会计课程建设的思考

学院3个项目获准中国职教学会2008-2009年度科研规划项目立项

基于典型工作任务的花卉生产技术课程改革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稿约

发酵床生态养猪技术扎根京郊

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努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在北京市2008年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北京考察报告篇4

5月28日和29日，我参加了宁河县"千名计划"学员赴北京学访考察的活动。我们考察团在进修学校顾老师的带领下，一行73人到北京，我们小学组先后参观考察了北京市海淀区定慧里小学，昌平区城关小学，北京润丰学校并聆听了卓立校长的报告。

我们考察的这几所学校，都是北京市著名的重点示范学校。这四所学校的校长都有自己的办学理念和思路，带出了一批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两天的学访使我大开眼界，看着学校内部管理中的非常之举和先进做法，内心不时地涌动着诸多感动，带着收获满载而归。下面，就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一、主要收获

能实质性接触这样知名度很高的学校，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因此，我始终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认真考察做好记录，聆听讲座，吮吸一流的教育精华，收获颇多。

走进北京市海淀区定慧里小学，校园内清新隽永，融人文与生态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校园文化。经过不断努力，整个校园处处充满了诗情画意，洋溢着浓浓的文化气息。

"渡英桥、求知亭、悦读廊、暮省园"为定慧里小学独有的建筑景观，水、石、松、竹等自然景物巧妙地融入到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由此梳理出了慧小文化八景。景景意蕴深刻又相辅相成，既使人感到儒雅恬静、积极向上，又能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也让我们从心底受到了震撼！

5月29日上午，我们来到了昌平区城关小学，听了柏继明校长关于"团队减负"的报告，随后听了刘主任和柏校长的两节课，最后是学生的才艺表演。柏校长从学生发展的角度着眼，在教学上进行了大胆改革，"激发兴趣、培养习惯、注重能力、提高成绩",为学生今后的发展奠基，在教育教学方法上创新，锐意打造"负担不重质量高"的素质教育品牌校。打造了阳光校园、阳光教师、阳光少年，形成了自主发展的素质教育办学特色。53岁的女校长柏继明特别干练，领导有方，亲自为我们讲课，真让我们钦佩！

下午来到了北京润丰学校，远远看到校门就着实让我们惊讶：太大了，太漂亮了！我们聆听了卓立校长的报告，卓立校长为北京市特级教师，被评为首届全国十大明星校长、全国名校长，卓立校长在教育这个领域里，不停地开拓，辛勤的耕耘。他提出了"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为了明天"的办学指导思想，"和谐教育"的办学特色，以及"三全三爱三服务"的办学宗旨，即：使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面向全体学生、对学生全方位负责；爱事业、爱学校、爱学生；为学生服务、为家长服务、为社会服务。

听完报告，我们一行七十多人认真考察了校园的每一个细节，对教室布置、班牌设计、校园景观等看得尤为仔细。学校的七彩玻璃幕墙光彩夺目、七星少年雕塑群设计独特、七彩阳光展示区张扬个性、十二个功能展厅设施先进、各种专用教室特色鲜明、校训墙，校训园庄重典雅……大到校园的整体设计，小到每一个细微之处都是浸透着润丰人的心血，彰显出润丰人的智慧，处处体现着"和谐教育"这一理念，这些都我们各位老师大开眼界，感触颇深。

二、几点启示

（一）提高校长的治校能力

我们所参观的几所学校的校长既有鲜明的办学思想，又有全新的管理策略；既能实现现代化教育技术的革新，又能很好地实施"科研兴校"战略，既重视教师素质的提高，也重视学生全面发展，他们既是开展教育科研的专家，又是所教学科的带头人，充分验证了"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这句话。校长应该是具有奉献精神和人文关怀的人；应该是不断追求和胸怀宽广的人；应该是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善于挖掘教师潜力，给教师提供平台，让教师走向成功的智者。

（二）创建充满人文精神的校园环境。

学校是育人的场所，学子们在校园内随时都应得到一种文化的熏陶。令教师和学生时刻都感受着浓厚的人文氛围和文化气息，潜移默化地感受中国古老而丰富的文化熏陶，自然而然地激发了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和上进心。校园的外显环境同时也要能明晰地体现出学校的特色，处处有育人的效果。以"文化育人"提升学校办学品质，在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十分必要。

（三）形成教学特色，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在素质教育大背景下，课堂教学必须做深入的研究和大胆的实践，使课堂教学在既体现本校办学特色的前提下，又初步体现新课程标准的要求。教师角色的定位应该更多样化，立体化，大力推进教学创新，讲究"精、活、实、广",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以科研促教改，提升教师的科研探索意识，使教师在教科研中有所得、有发展，最终达到提高教师业务水平，优化教学的作用。

（四）提高团队合作精神。

一个合作的团队，一个同甘共苦的集体，才能把大家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战胜一切困难，取得更大的成绩！从班级到年组，从办公室到各部门？？整个团队就是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其中蕴藏着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

北京考察报告篇5

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北京要搞地下铁道，不仅北京要搞，有很多城市也要搞，一定要搞起来。”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1953年11月，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上报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要点》明确提出：“为了提供城市居民以最便利、最经济的交通工具，必须及早筹划地下铁道的建设。”

从当时的交通状况看，筹建地铁是一个相当“奢侈”的决定。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常住人口还不到300万人，机动车也仅有5000多辆，人们出行多是步行或乘人力车，连乘公共汽车的人都是少数。而修地铁投资大、技术要求高，这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对这些情况，中央是清楚的，那么为什么还要在这时筹建地铁呢？据当年的地铁筹备处总工程师谢仁德回忆，曾说：“北京修建地铁，完全是为了备战。如果为了交通，只要买200辆公共汽车就能解决。”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扩大朝鲜战争，并出动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10月，美国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中国安全，刚刚成立一年的新中国被迫卷入朝鲜战争。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战备理所应当地成为北京城市规划中首先考虑的因素；而且中国领导人也从苏联地铁的战备功用得到启发。1941年德军大举进犯莫斯科，刚刚建成6年的莫斯科地铁，不但成了莫斯科市民躲避战火的掩体，更成为苏军的战时指挥部。这样，建设地铁便纳入了中国领导人的视野。

批示：地下铁道要修，可先试点

对于地铁，当时不但中国老百姓一无所知，就连国内的工程技术人员也知之甚少。在专业技术人员严重匮乏的情况下，1953年11月，中共北京市委就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对于地下铁道的建设问题，并请中央考虑可否指定专门机构并聘请苏联专家，着手勘探研究。”1956年4月，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第一次提出了《北京市近期及远期地下铁道路网规划草案》。1956年8月18日，中共北京市委就筹备地下铁道工作问题向中央请示道：“关于地下铁道的筹建问题，我们于7月20日曾向中央请示，建议由铁道部或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主持，由北京市协助。如果专家组在8月底或9月初能来，则时间已经十分紧迫了，很多筹备工作再不立即进行，专家来了以后势必窝工。如果中央尚未决定以哪个部门为主来负责筹备，可由北京市暂先负责筹备。为此，必须抽调一些干部和技术力量，进行日常的工作。由于北京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力量，无法抽调，请中央责成有关部门迅速解决这个问题。”9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央对此作出批示：“关于北京地下铁道筹建问题，同意暂由北京市委负责。筹建所需行政技术干部，北京市无法解决者可分别由铁道部、地质部、城市建设部等有关单位抽调支援。”邓小平的批示及时解决了地铁建设中的关键问题，为新中国第一条地铁建设提供了重要保证。于是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北京的地铁建设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展开。10月底，由铁道部、地质部、北京市分头抽调干部，组建成“北京地下铁道筹建处”作为专职办事机构，日常领导工作由北京市负责。

同年10月，苏联地下铁道专家组来京，在京半年期间，拟定了北京地下铁道远景规划方案，对一期工程的线路选择、埋设深度、隧道结构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为中国地铁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持。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制定出地铁建设的初步方案：第一期工程线路有两个选择方案，即第一方案从东郊的红庙(在即将兴建的热电站附近）起，经建国门，沿东西长安街直到西郊五棵松，全长18公里；第二方案从龙潭起，经天安门广场、南长街、西四、西直门到达颐和园，全长21公里。

这两个方案各有利弊。第一方案途经中央机关多，交通流量集中，修了地铁后对防空和交通都能起到很大作用，但不能连接北京西北。第二方案则可以连接京西北，但颐和园一带客流少，对平时的交通影响不大。而且，北京西北郊的地质条件不如西郊，第二线施工起来比第一线更复杂。

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先修建哪条线呢？无论从施工，还是交通角度，苏联专家都认为，第一线比较好。但在“战备为主，兼顾交通”的总原则指导下，北京市委还是倾向于先建第二线。到1959年，这两条线又有了一些调整。第一线变为，北京站至石景山，途经东单、文化宫、中山公园等沿长安街一直到石景山。第二线总体不变，只是拟在中山公园站建一个上下换乘的中转站，把两条线连接起来。这两条线的规划，显然与后来的地铁一期工程有很大出入。

在施工方案问题上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埋设深度问题。从地质考察分析来看，在北京修建地下铁道是有一定难度的，主要是松散的土层很厚，并且越往东越厚。如果从战备的角度来考虑，地铁采取深埋在西郊比较适宜。第一方案复兴门到公主坟段可以埋到30―40米深；第二方案西直门到颐和园段可以埋到60―80米深；在天安门到东单段则需要埋到110―120米深，再往东还需要埋得更深，且修建时间长、施工问题复杂、投资大。如果采用浅埋的方法（即离地面2―5米深），则只能解决交通问题，不能解决防空问题；如果采用浅埋加固结构使隧道具有较大的防护能力，必然会加大投资，且这种防护能力也是有限的。

按照深埋或者基本深埋的方案，北京市上报中央的方案是大约设计工作要用3年，施工要用7年；同时，还要派专家到苏联学习。这些人力、物力的投入，对于刚刚成立不到10年的新中国来说是相当困难的。针对以上问题，北京市委建议，“如果不考虑战备上的需要，只从城市交通的需要出发，那么，在十几年内北京的城市交通主要应当从改善地面交通着手（这比修建地下铁道省钱得多），在第四个五年计划内不需要，同时国家的财力物力也不可能修建地下铁道”。1957年9月23日，中央作出批示：“关于北京地下铁道建设问题所提出的两个方案的报告阅悉，可先采取第一方案，并同意明年派人去苏考察，对于现有组织机构，技术干部应压缩一下，技术干部留少一点，明年出国考察人员亦不要过多。同时应继续将地质情况勘察清楚。待各方面情况弄清后再定。”

1958年，中共中央指示，要尽速修建北京地下铁道，并定铁道部负责组织设计和施工。10月30日，中共北京市委就《关于北京地下铁道一期工程线路埋设方案》进行讨论并作出决议：“地下铁道应迅速筹备修建，争取尽快开工，全部采用深埋方案。”11月27日，铁道部地下铁道工程局成立，受铁道部和北京市委双重领导，同时撤销北京地下铁道筹建处。12月31日，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局长会议传达了的指示：“地下铁道要修，可先试点，取得经验。”至此，新中国地铁建设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邓小平说：坐中国车好

北京地下铁道建设原本定于1961年7月1日开工，但因受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被迫暂缓开工。同年11月3日，铁道部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被撤消，北京地下铁道建设的筹划工作暂告一段落，北京地铁建设暂时被搁置。

1964年，在全国战胜暂时经济困难后，国民经济情况得到好转，北京地下铁道建设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再次上马。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指示，1965年1月15日，司令员杨勇、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报送了关于北京地下铁道建设近期规划方案的专题报告。1月25日，彭真、李富春等一致同意这个近期规划方案，并报告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2月4日，亲自审阅了北京地铁建设方案，并向杨勇批示：“你是委员会的统帅。希望你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是为至盼！”这一番话语重心长，是鼓励更是鞭策。

根据的批示，以杨勇为组长，万里、武竞天为副组长的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于1965年2月7日正式成立。同日召开的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决定：组成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办事机构和设计施工单位。2月15日，组成了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办公室；5月1日，重新组建铁道部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

1965年7月1日，北京地下铁道一期工程正式举行开工典礼，中国地铁建设迈出了令国人振奋的一步。当时，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彭真、李先念、罗瑞卿等参加了开工典礼。、邓小平等还视察了建设工地和生活区，与参加建设的干部、工人和铁道兵指战员亲切交谈。此后，邓小平多次询问工程建设，对车站设计装修作出重要指示：车站要朴素大方，坚固适用，不要豪华。

一期工程是规划方案中1号线和环线的一部分，是北京地下铁道东西走向的干线，全长30.5公里，其中运营线路从北京站到古城站，全长22.87公里，后延长到苹果园站，全长23.6公里，由铁道兵第十二师、铁道部地下铁道工程局和北京市城建局三个单位施工。从1965年7月1日举行开工典礼到1969年10月基本建成通车，建设工期为4年零3个月。一期工程采取的是敞口明挖施工方法，车站及少数特殊地段采用了工字钢支护明挖施工，在木樨地过河段采用了钢板桩围堰法施工，隧道均为整体式钢筋混凝土矩形框架结构，总投资额为7亿元，完成土石方81842万立方米。

1970年12月3日，对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关于北京地下铁道运营准备工作情况的报告》给予批示：“拟同意，改为1971年1月开始，在内部售票，运行一段，接待参观群众。”按照的指示，地铁一期线路于1971年1月15日开始试运营。1973年3月4日，再次对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关于北京地铁正式运营问题》请示报告批示：“……看正式运营是否可不出大乱子，如走电失火，瓦斯窒息，上下车失脚，出入口拥挤等等。”并派出检查组来地铁检查。4月7日，对地铁安全联合检查组《关于地铁安全检查情况报告》批示：“地铁按现实情况，尚有四个有关安全运营问题未能解决，故以暂不忙公开宣布运营。”

1974年6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亲临一线地铁考察。当他听说车辆、设备不是标准产品不过关时，当即指示：“要进行技术改造，可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地铁领导机关认真抓了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全面整治设备的工作，迅速改变车辆、设备落后的面貌，基本满足运营需要。

1981年通过专家鉴定，地铁一期工程经国家批准正式验收，投入运营。

地铁一期工程完工后，地铁二期工程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二期工程是根据于1970年3月4日批准的《北京地下铁道一期工程总结及第二期工程涉及意见的报告》进行设计、施工的。二期工程是北京地下铁道环线的东、北、西环，由一期的北京站东端起，经建国门、东直门、西直门、复兴门，在礼士路至长椿街区间与一期工程相接，线路全长16.1公里。二期工程全部采用浅埋明挖法施工，在车站和特殊地段用工字钢桩加横撑支护以及混凝土灌注桩和土层锚杆支护方法。隧道结构全部为钢筋混凝土矩形框架支护结构，总投资11.76亿元，完成土石方1371万立方米，于1971年3月开工，到1981年12月基本建成。

地铁二期工程在施工期间，由于工程设备存在着诸多问题，特别是积水潭变电站于1983年9月19日发生了事故，党中央、国务院对于工程设备安全问题便越发重视。10月14日，等受邓小平的委托，责成国家经委、机械工业部等10个部委和上海、辽宁等15个省市的130多个厂家，对二期工程设备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改造。

1984年9月19日，二期工程沿建国门、东直门、西直门、复兴门站以“马蹄型”方式试运营。10月5日晚，邓小平在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陪同下，视察了北京地铁二期工程。邓小平乘坐了环线地铁列车，并询问地铁客车的造价性能。当听到北京地铁列车采用国产化并具备自己维修制造能力时，邓小平高兴地连声说：“坐中国车好，坐中国车好。”

北京考察报告篇6

关键词：国联教育考察团；民国；高等教育；演进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2-0064-05

1931年9月至12月由波兰教育部司长华尔斯基（M.Falski）、柏林大学教授卡尔・柏克尔（C.H.Becker）、法兰西学院教授蓝格汶（P.Langevin）和伦敦大学教授唐奈（R.H.Tawney）四人组成的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是近现代中央政府首次邀请西方学者对中国教育作“概括的考查，作系统的报告”的活动。[1]252考察团通过各种途径考察中国教育状况，在事后提交的报告书中检讨了中国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状况，并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检讨，为国民政府改造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重要参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探讨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与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演进之间的关系，对于梳理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而言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考察团来华考察的背景与

概况

1931年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是在国民政府大举改造中国教育的背景下启动的。据1929年“三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决议案》披露，训政之初的国民政府对当时中国教育状况很不满，痛斥中国教育存在着“六滥”（即学校滥、办学人滥、师资滥、教材滥、招生滥和升学滥）和“四恶”（即教育成为个人造势的工具，浪费了师生的才气、增加了学生的欲望及增加了分利失业之徒）等问题。对此，《决议案》指出各级政府须抓紧“救治”，“以三民主义之精神，融化东西文化之所长”、“矫正从前教育放任主义之失，而代之以国家教育之政策”。[2]此决定宣示国民政府将改造中国教育。尔后，教育部一面着手改造事宜，一面借鉴西方经验，以使中国教育“融化东西文化之所长”。当时，以胡汉民为代表的政府高层认为中国教育的“放任主义”问题是由教育界人士片面学习美国引起的，他们更欣赏欧洲教育经验。[3]故1931年三四月间，教育部、行政院分别致函国际联盟秘书处，请求委派欧洲专家来华考察。于是，同年9月，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

按国民政府邀请之意，考察团来华是为了帮助“拟定并实施中国政府所颁布的改造中国的计划，以期促进中国教育制度之改善”[4]1。据此目的，考察团于1931年9月至12月间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河北定县、杭州、镇江、无锡、广州等地考察教育管理体制、学制系统、教育财政、教学组织、各级各类教育、师生关系等方面情况；并于1932年出版总计15章222页的考察报告――《中国教育之改进》。该报告检讨中国教育状况，提出不少改进建议。如考察报告指出中国小学教育普及率太低，小学生多是富家子弟；中等教育方面则未重视职业教育。针对于此，报告建议中国政府应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在中学开设职业技术课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高等教育有着不少问题，国民政府痛斥这些问题是造成国家缺乏建设人才的主因，故考察报告第三章对高等教育作了份量较重的检讨，篇幅约计58页。

而对考察团的检讨，政府高层和教育界人士很关注。如在考察报告撰述完毕后，戴季陶和朱家骅两位政要为之作了序，蒋梦麟[5]、任鸿隽[6]、李建勋、罗廷光[7]、廖世承[8]、张佛泉[9]、尚仲衣[10]、黄问歧[11]、章光涛[12]、许恪士[13]等人撰写了评论文章。从这些文章看，当时政界人士的褒奖较多。如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称赞考察团提交的报告书“对于各级教育之制度方针与乎其内容之剖析”，有着诸多精到处。[14]教育界人士对考察团开展的考察则提出了批评。如认为考察团仅在中国东部地区作考察，考察范围有限；认为考察团开展的检讨意在推动中国教育欧洲化。不过，在考察团检讨高等教育方面，教育界人士不吝赞誉。1933年，署名为“青士”的学人撰文说，考察团提出的意见很有价值，值得参考[15]。同年，李建勋说，除大学教授由教育部任命以及取消学分制的建议“尚有讨论余地”外，考察团提出的其他建议“均为改良吾国大学教育之良策”，倘若政府当局“照此方策进行，则吾国大学教育不能蒸蒸日上者，吾不信也”。[1]167事实上，国民政府在改造中国高等教育时的确参考了考察团的意见。

二、考察团对中国高等教育状况的检讨

如前所述，国联教育考察团重点考察了中国高等教育状况，并在考察报告第三章中作了检讨。其中，该章第二、三节批评了中国大学分布失衡、高校间缺乏分工合作、课程设置不合理、学分制实施不当、教师聘任不规范、招生缺乏严格标准、过于注重讲授法、教材内容过于西方化、学生太过放任等问题。第四节提出了设立全国大学会议、促进大学间分工合作、加快发展理工科学校、以考试制代替学分制、规范教师聘任、成立大学教授会议、组织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试行大学毕业考试、厘定大学课程标准、编写本土化的大学教材、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等建议。从这些内容看，考察团较系统地检讨了中国高等教育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在检讨时，考察团依据国民政府希望加强调控教育及增进中外教育交流的意旨[4]1，积极引介欧洲教育经验。如考察团建议由大学教员、大学行政人员、社会知名人士及教育部官员组成全国大学会议，并由该会职掌“决定各区域应设国立大学之数目及种类”、“大学教育经费之分配，并规定付款之条件”、“校长及教授之委任”、“厘定关于人员之安置，教职员之薪俸与进级”等事务。[4]194-195该建议就把英国设立大学拨款委员会及法国设立大学评议会的作法介绍到中国。[16]考察团建议中国大学取消学分制，实施毕业考试，考试及格的学生“方能毕业”，该建议则与英、法、德各国推行的中学毕业考试制度相近。[17]1-2

从检讨的内容看，考察团看出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有针对性。如考察团对中国大学分布失衡的批评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考察报告指出：中国大学分布“杂乱无章”，东部地区高校过多，而其他区域的学校较少；“在同一区域内常有多所大学，诸大学间亦无合理之分工”。考察团认为，这种不合理的高校分布如不消除，“有效之大学制度实无从兴起”。[4]160-196从1931年的情况看，考察团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这一年，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有76、21、8所高校。其中，上海一地就有23所高等院校，超过西部各省总和。[18]

再如，考察团检讨中国大学课程的问题也是一个突出例子。报告指出：中国大学课程有三点问题。第一，用学分制组织课程，使得课程支离破碎，学生的学习缺乏整体感；同时，一些学生拿满学分后，即以能毕业为由，“将该学科束之高阁”，不再认真学习。[4]178-180第二，许多大学将某一学科分为“若干不同之学程”，希望把该学科的前沿成果介绍给学生，这使得基础科目未受到重视。[4]180-181第三，许多大学教材过于西方化，这将使得中国“民族文化必致堕落”，使得学生脱离本国实际。[4]181-184考察团遂建议中国政府应重视基础科目、推动教材本土化。[4]205

此外，考察团对中国大学招生的批评也很有见地。报告指出，中国大学招生缺乏统一标准。如“被此校淘汰之学生，往往因他校之条件不甚严格，得以考入肄业，若再被第二校拒绝，尚有第三校可以收容”，这种招生办法产生了严重后果。首先，大学为了招满学生，降低招生标准；这使得教学工作“降格以适合学生所能达到之水平线”，进而大学的办学质量下滑。其次，由于招生标准宽松，许多入校学生不合格，他们也不认真学习，学校就无法培养合格人才。鉴于此，考察团提议，中国政府应试行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以提升大学生质量。[4]174-175具体作法为：管理上，“教育部特派之大学教师及教育部代表组织一委员会主持”，并由该会“确定录取标准”；考试上，政府部门把“投考一切国立大学之学生于一处而行之”，或“分大学为数组而行之”；录取上，“投考学生应叙明其所愿入之大学，考取之学生，则按照各校设施之方便及其在考试中之名次，分配于各大学”。[4]204从这些内容看，考察团的提议有着较强的针对性。

三、考察团来华考察对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演进的影响

由于国联教育考察团认清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若干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有着针对性，故考察团来华考察对民国中后期中国高等教育的演进产生了影响。影响较大者为以下三方面。

（一）推动了民国中后期西部高校的发展

1931年前，西部高校稀少，国内教育界人士也很少讨论西部高教。但国联教育考察团提交报告书后，教育界人士的相关讨论增多，并形成两派。一派赞成考察团的意见，认为应均衡发展中国高校。一派认为没有必要对中国高校布局作调整，而应让各地根据自身的物质和文化条件自行发展。[19]而对这两派意见，国民政府采纳了前者，即按国联考察团的批评，均衡发展中国高校。抗战期间曾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就于1972年回忆说：针对战前国联考察团批评中国大学分布不合理问题，战时教育部发展高校“注意合理分布的原则”，并“将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合成为综合大学，在后方分区设置；将农、工、医、商、教育等专门学院由大学分开就各地区需要分别设置”。[20]65战后出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也说，国联考察团曾批评中国大学地理分布“杂乱无章”，故战后教育部对高教资源分布“作相当合理的配备，以奠定整个国家未来教育发展的基础”。[21]

具体来讲，1932年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两类措施发展西部高校。其一，为促进大学分布均衡出台政策。1936年，国民政府颁行《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规定：“国立大学及国立专科学校之设立，应注重地区之需要，以维持各地区人民享受高等教育之机会均等，而促进全国文化之平衡发展。”[22]2871938年，《战时各级教育实施纲要》规定：“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明显，并谋各地平均发展”。[23]14同年，教育部拟定《专科以上学校分布原则》，规定：国立大学将“就全国地域予以适宜之分布”，师范学院以分区独设为原则，农、工、商、医等独立学院就各省需要分区设置。[24]711-712其二，在西部地区新设高校。或将迁入西部的部分东中部高校改组，留在西部办学；或在西部地区新设国立高校，或将西部省立高校改为国立高校，批准成立省立和私立高校（参见表1[25]588-794）。而通过创设，近现代中国大学分布失衡问题纾缓。1947年，西部高校增至50所。[25]578-587高校的分工也较明晰。如贵州省有综合、医学及师范三类高校，甘肃省有综合、师范、医学、工学四类高校。

（二）促进了战时大学课程的改革

如何解决民国时期大学课程不重视基础课程和过于西方化的问题，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提议与国内政教界人士的看法大抵相近。如1931年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在作《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及应行注意各点》的演讲时指出：中国大学“每每迁就学生的意见，因把习见的基本功课都轻视”的作法有问题；他建议改革大学课程，促使“大学毕业生具有普通的常识，了解基本的理论”。[26]这一相近表明考察团确实发现了当时大学课程的问题。而针对这些问题，国民政府接受国联考察团及国内教育界的意见，从1932年开始改革大学课程。[27]大规模的改革则在抗战时期开展。1972年陈立夫回忆说，鉴于战前国联教育考察团批评了中国大学课程“不切中国需要”、“内容支离分裂”等问题，他在战时主持教育部时，主要从课程标准、科目设置和教材编写三方面着手改革。[20]661976年曾任战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的吴俊升也回忆说：针对战前国联考察团曾批评中国大学课程过于西方化、不适合中国需要的问题，他协助陈立夫部长整理了大学课程。[28]

从战时教育部采取的措施看，国民政府大体解决了大学课程过于洋化和不重视基础科目等问题。如1938年，教育部确定了三点课程设置标准：第一，课程内容应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须“与国家文化及建设的政策相吻合”；第二，课程教学应“注重基本训练，先从事学术广博基础的培养，由博返约，不因专门的研究而有偏固之弊”；第三，课程设置应“注重精要科目，所设科目，力求统整与集中，使学生对于一种学科的精要科目，有充分的修养而有融会贯通的精神”。[20]66据此，国民政府随后出台各专业必修和选修科目表，其中，有关中国的科目及基础科目明显增多。如法学院政治学门开设中国通史、中国政府、中国外交史和中国政治史等科目，理学院气象学组开设中国通史、中国地理总论和中国区域地理等科目。基础课程方面，政治学门开设国文、中国通史、西洋通史、论理学、哲学概论、政治学等科目，气象学组开设国文、中国通史、高等数学、微积分学、地理通论、气象学、地形学、测量学和制图学等科目。[29]

（三）影响了公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的试行

1938至1940年间，国民政府试行公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项创举。而这也受到国联教育考察团的影响。如前所述，1931年考察团建议中国政府试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建议提出即后受到国民政府的注意。但由于种种原因，战前这一意见未能采纳。[30]抗战爆发后，陈立夫深感战时“交通困难”，认为战前国联教育考察团提出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建议在此时有必要推行。故1938至1940年间，教育部试行公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20]67（见表2[25]531-537）。

具体作法为：管理上，教育部成立统一招生委员会，办理“制定法规、制定试题、订定标准、取录与分发学生”等事宜；各考区成立招生委员会，办理“报考、考试、监考、阅卷、造送成绩表册、榜示学生”等事宜。考试科目上，凡报考文、法各院系，师范学院教育、公民训育、体育、国文、英语、史地、家政等学系，以及工学院铁道管理系的学生，须参加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外国史地等科目的考试，以及任选物理、化学、生物一门考试。凡报考工学院各系，理学院数学、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土木等系，师范学院数学、理化等系的学生，须参加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的考试。凡报考医学院、农学院各系，理化院生物、地理、地质等学系，以及师范学院博物系的学生，须参加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生物等科目的考试，以及任选物理、化学一门考试。此外，报考体育专业的学生还须加试术科。[17]3-4通过试行统一招考，国民政府初步改变了近代以来大学招生各行其是的局面，提高了入校生的质量，“免（除了）考生徨歧路兼考数校之苦”[17]3，意义可谓重大。

四、结 语

推动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演进的因素有许多。比如：国内教育界人士深入探讨，各级政府出台调控政策和措施，以及抗战建国的需要，都是重要的因素。此外，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从本文的探讨看，考察团开展的检讨，对1931年以后中国大学分布、课程设置、招生制度产生了积极影响。其实，考察团的检讨还影响到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管理机制、师资聘任、会考制度和训导制度。如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成立学术审议委员会就是以考察团提出的全国大学会议为“最初构架”的。[31] 20世纪30、40年代国民政府审定大学教师资格，也与考察团的提议有关。[20]66总之，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所起的作用是全方位的。

当时，由于考察团产生的影响，以及与其他一些因素的交相作用，中国高等教育的演进呈现出两点显著变化。其一，与1931年以前中国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及大学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并表现出鲜明的美国模式相比[32]，民国中后期中国大学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一些作法。其二，与1931年以前中国大学在设校、招生、教学、管理等方面呈现出混乱的局面相较，1931年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更有秩序，学校分布失衡问题有所缓解，入校学生素质有所提升，课程克服了脱离中国实际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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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考察报告篇7

各汀类报刊也渐渐对市场进行了详细的划分，纷纷锁定自己的目标读者群，这在发行方式上也能够体现出来，订阅、零售、赠送、派送等方式层出不穷，而我们分析某一媒体的广告价 -值，最值得参考的标准就是其零售发行量，因为订阅融合单位订阅和个人订阅，其面对因素相对复杂，而零售是读者主动付费型的一种阅读行为，有直接的市场性和目的性，其广告价值的参考意义远远大于赠阅性阅读，也更清晰于订阅性的阅读方式，考察报刊的零售状况即是考察其读者规模、市场竞争能力和广告价值的最有效的手段。

IT类报纸，“马太效应”的凸现

根据世纪华文监测数据，目前，在全国销量比较好的IT类报纸有《电脑报》、《电脑商情报》等。《电脑报》是目前销量第一的IT类报纸，其销量是其他报纸的几倍甚至几十倍，《电脑商情报》目前销量排名第二个在零售领域明显表现出铺摊力度不够而导致其销量受限，这或许是因为《电脑商情报》面对的对象是企业及渠道商，赠阅、派送等份额比例较大，零售份额相对较少，在所监测的数据中，《电脑商情报》除在北京地区的覆盖率达到60％外，在其他几城市的覆盖率均不到30％，市场潜力仍很大。《电脑报》目前零售量和订阅量几乎各占一半，订阅以个人订阅为主，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西安等城市《电脑报》的销量均排名第一。销量排名第三位的是《中国电脑教育报》，排在第四位的是《计算机世界》。《中国计算机报(电脑工程师)》排在末位，因其覆盖率较低，又面向一定人群，因而销量较低市场影响力也很小。

从城市角度看，目前所有IT类报纸均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型城市销量较高，《电脑报》在这三个城市的单摊平均销量在5份以上，在西安、深圳、成都这样的城市，单摊平均销量在3份左右，这主要是因为铺摊力度不够，如果《电脑报》在西安、深圳、成都等城市继续扩大覆盖范围，销量有望继续增加，市场份额也将继续扩大。《电脑商情报》在北京、上海、广州的单摊平均销量为2份左右，在其他城市的单摊平均销量则不到0．5份／摊，可见，《电脑商情报》区域性发展策略较为明显，与《电脑报》在零售领域相比差距还很大。其他汀类报纸除在北京单摊平均销量有超出0．5份的以外，在其他城市表现逊色，在此不再赘述。

“马太效应”是指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一种现象，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电脑报》目前主导着汀类报纸的大半个市场份额，在各城市的平均销量均在90％以上，覆盖率在各城市高于其他IT类报纸，表现出很强曲独霸全国的势力。其他IT类报纸包括《电脑商情报》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里，在零售领域仍无法与《电脑报"目抗衡，“马太效应”在IT类报纸中表现尤为明显。

IT类杂志：

竞争更为激烈

和IT类报纸相比，汀类杂志则显得期刊种目繁多，销量差别不大，读者定位类似等等特点，竞争也因此显得更为激烈，在所监测的20多份IT类杂志中，《电脑爱好者》、《微型计算机》、《网友世界》、《计算机应用文摘》和《大众硬件》，这五份杂志销量相对较大，它们占据了汀类杂志66％以上的市场份额，《电脑爱好者》是目前销量最好的IT类杂志，占据21％以上的市场份额，《微型计算机》的市场份额为19．8％，仅次于《电脑爱好者》，《网友世界》排名第三，市场份额为12，55％，《计算机应用文摘》和《大众硬件》排名第三、第四，市场份额为6％左右。从整体实力来看，《电脑爱好者》和《微型计算机》为同等竞争实力的媒体，《网友世界》、《计算机应用文摘》和《大众硬件》为第二竞争实力的媒体。

从各城市总销量来看，《电脑爱好者》目前在北京、广州等地的单摊平均销量达到4份以上，在成都、深圳等地的单摊平均销量也达到2份以上，整体实力较高《微型计算机》在北京、广州、西安等地的单摊平均销量达到3份以上，并且在上海、深圳、成都等城市的销量超过《电脑爱好者》，排名第一。《电脑爱好者》在北京、广州、西安等城市的销量排名第一。《网友世界》在北京、西安两城市的平均销量都在3份以上，但在其他城市销量很不均衡，在深圳单摊平均销量甚至达不到0．5份／摊；《计算机应用文摘》和《大众硬件》同样存在着区域销量落差大的特点，

《计算机应用文摘》在广州、北京等城市的平均销量达到2份左右，在其他城市销量则较小，《大众硬件》除了在北京的单摊平均销量在2份以上，在成都、西安等城市平均销量只有0．5份。若从城市销量的角度来看，《电脑爱好者》和《微型计算机》具备较好的广告投放价值，这两份媒体在全国城市中覆盖面广，城市间销量相对均衡，影响力也较大。

从全国零售市场特征上来看，各杂志均在广州和上海两城市表现出低覆盖率高销售率的特征，这表明这两地的零售市场相对特殊，整体市场饱和度不足。

考察一份媒体的市场发行状况，通常结合这份媒体的市场覆盖率和销售率来进行比较，覆盖率和销售率都处于非常高的水平，说明这种媒体处于比较均衡的发行状态，媒体的竞争实力和市场影响力都将有很高的体现。高覆盖率、低销售率往往说明这份媒体存在发行浪费的现象，同时销售率低也说明这份媒体的读者数量有限，读者不是太喜欢阅读。低覆盖率、高销售率也是零售领域的不正常表现，不能正确把握市场，零售终端对媒体没有信心也将影响媒体的销量和广告投放市场。

《电脑爱好者》VS《微型计算机》：这两份媒体零售特征较为近似，相比之下，《电脑爱好者》在各城市的覆盖率比《微型计算机》大10个百分点左右，而两刊的销售率则不分上下，均在90％以上。覆盖范围偏差是两刊销量产生差距的主要原因，这也预示着，《微型计算机》若扩大铺摊力度，销量也会再逼近《电脑爱好者》，而《电脑爱好者》目前仍是无可厚非的最具影响力的、最具市场实力和广告投放价值的IT类杂志。

北京考察报告篇8

奥运会举办城市的申办文件

首先申办城市要向国际奥委会提出书面申请。国际奥委会在每届奥运会举行的前八年即开始招标，并规定明确的截止日期。有举办奥运会希望的城市须在此日期前以正式的书面形式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请。申请报告必须经本国奥委会的批准，并由该国政府签署表示支持。如果同一国家有两个以上的城市想申办，由该国奥委会从中确定一个，也就是说，国际奥委会只允许每一个国家有一个城市申办一届奥运会。

接下来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对提出申办的城市进行初步筛选，包括对各提出申办城市进行“资格”审定，根据申办城市自己的陈述以及对每个申办城市的基本情况的了解，筛选出数名城市“入围”，进入正式的申办程序。

对申办城市进行实地考察是国际奥委会确定举办城市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国际奥委会全会表决前六个月，申办城市需递交申办报告。然后，国际奥委会组成有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代表、国家奥委会代表、运动员代表、环境保护及财政方面的专家等参加的评估委员会，亲赴各申办城市进行实地考察，并将考察的结果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呈交国际奥委会，发给每一位委员，作为委员在最后的全会表决时的参考依据之一。

奥运会举办城市的最后确定权完全掌握在国际奥委会全会的手中。在奥运会举办前七年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由全体委员秘密投票表决。在投票中获得半数以上选票的申办城市即被确定为举办城市。

举办城市确定后，该城市即与国际奥委会签订正式的协议――“举办城市合同”，承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责任，保证组委会将遵照《奥林匹克》和国际奥委会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履行协议中的各项条款。

北京市承办2008年第二奥林匹克运动会申请书

1991年2月13日，国家体委、外交部、财政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申请在北京承办2000年奥运会的请示》，揭开了北京首次申奥的序幕。1993年9月24日，北京时间凌晨2时30分，在蒙特卡洛的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体会议上，北京以两票之差落选。尽管如此，北京还是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北京不会因此而放弃。这是因为，北京申办奥运会，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梦想，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示自己魅力与经济实力的舞台。

沉寂了五年之后，1998年，中国再次提出申办奥运会。此时的中国与北京已是今非昔比。中国经济和社会事业的高速发展，交通、通讯、场馆以及环境建设的更加完善，为北京再次提出申办奥运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8年11月，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后对申办工作进行了研究，最终决定由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1998年11月25日上午，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向中国奥委会递交了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申请书。

1999年4月7日，经中国奥委会批准，中国北京市市长刘淇和中国奥委会主席伍绍祖飞赴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总部，向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递交了《北京市承办2008年第二奥林匹克运动会申请书》。萨马兰奇主席代表国际奥委会正式接受北京的申请，并预祝北京申办成功。

扎实申办，脱颖而出

1999年9月6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由国家体育总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相关部门组成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申办大幕正式拉开。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有76名成员，刘淇任主席，伍绍祖任执行主席。

对于再度申办奥运会，北京市政府更为务实，市长刘淇旗帜鲜明地提出“以申奥促发展，以发展助申奥”，即申办奥运会和城市发展建设、改善百姓生活等齐头并进，相得益彰。无论申办成功还是不成功，北京都要发展，北京都要建设。申办成功以后，我国投入巨资兴建奥运会相关体育设施，包括新建19个、改扩建13个比赛场馆的投资以及在奥林匹克公园、五棵松体育中心内规划设计酒店、会议、商业、办公等其他配套设施，并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以成功举办奥运会为目标的整体规划。仅北京市用于奥运会的投资就达2800亿元，其中的64%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通讯系统建设、扩建机场、建设高速公路等，此外在举办奥运会所需的能源、水利、交通、环保、城市绿化、垃圾处理、信息传递等方面也都进行了大量的工程建设。在硬件建设的同时，北京市把“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作为推进人文奥运的重要切入点，从根本上逐步培育和提升广大市民的整体文明素质，以此来促进北京市软环境的改善。

申办2008年奥运会，是一项工作量巨大的系统工程，又是一次富有悬念的挑战。在评估委员会考察期间出现的一个小插曲就险些让天安门广场成为奥运会的沙滩排球场。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排球联合会主席阿科斯塔热衷于推广吸引观众的沙滩排球，而申奥期间各个国际体育单项组织是可以就本身有关运动项目的比赛场地问题向候选城市提出自己的要求和建议的。于是阿科斯塔向奥申委提出了沙滩排球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要求，有关同志为了争取他这一票，同意了他的要求。随后这个决定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国内很多人认为，如果让身穿比基尼泳装的运动员在天安门广场打沙滩排球，是对天安门广场的亵渎。个别委员表示，如果这样安排沙滩排球比赛，他们将不支持北京举办奥运会。对此，北京奥申委一时没有妥善的解决办法。幸而评估委员会副主席费利向何振梁先生建议，既然不便由奥申委体育部门提出改变地点，可以在向评估委员会做陈述时由奥申委的交通管理部门提出来，说沙滩排球比赛地点位于市中心，交通不好管理，然后由评估委员会来决定，要求奥申委改变地点。在争取了其他委员的支持后，北京奥申委又请萨马兰奇主席亲自做阿科斯塔的工作，说服他不要坚持原意，评估委员会因此决定改变沙滩排球比赛地点。

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在全国人民的拥护下，北京奥申委的工作扎实有效地进行，终于迎来了2001年7月13日这个所有中华儿女都难以忘怀的日子。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上，北京以56票高票胜出，这标志着奥林匹克运动真正接受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