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管理论文范文

海洋管理论文篇1

旅游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对于旅游产业战略地位的实现十分关键。国内外学者近年来对此进行一定探讨。国外尤其强调课程设置、组合以及实习环节对学生综合素质提升的重要性。国内，邹统钎等通过对国内外旅游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梳理，提出了国际合作与产学研一体化相结合的旅游人才培养“钻石型”模式。赵玲分析了目前中国在邮轮旅游人才教育方面存在的培养目标模糊、课程体系不规范、师资力量薄弱、专业教材缺乏等问题。陈紫华认为邮轮旅游产品的高端性决定了旅游人才的专业性和国际性，有专业邮轮旅游服务经验的人才是运作邮轮旅游产品的基本条件，但这也是目前国内发展海洋旅游面临的重要难题之一。在国家发展海洋战略的背景下，探究海洋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缓解人才匮乏局面，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经济都有重要贡献。据悉在中国海洋经济总产值中，滨海旅游业占25.6%，位居第一。十以后，我国把发展海洋产业提升到国家重点战略的高度，海洋旅游已经成为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引擎。海洋旅游日渐朝着综合化、精细化、精品化方向发展，对相关人才“质”和“量”的需求已迫在眉睫。目前相关经营与管理人才在数量、质量和结构上匮乏。具体而言，一是数量少，既懂旅游又懂海运，又擅长项目策划、市场营销、资本运作的复合型人才少，高层次、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严重缺乏；二是专业化程度低，部分经营管理人员不熟悉相关政策、法规，不了解旅游产业、海洋产业的发展动态，不擅长市场化运作和产业化经营；三是结构不合理，包括从业人员的行业结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等。滨海旅游、邮轮服务和管理人才的短缺将成为制约我国海洋旅游产品研发、健康运行的重大障碍。因此，从属于旅游管理的邮轮旅游专业，与邮轮运营相似度高的酒店管理专业在人才培养中应当审时度势，建立适合我国的海洋旅游管理人才的培养模式和体系，提高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的适用性，是我国海洋旅游产业能持续发展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二、海洋旅游产业人才架构及素质要求

现代海洋旅游产业涵盖了发生在海滨地区、近海、深海、大洋的各种旅游休闲现象，包括海洋旅游建设、滨海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活动，涉及酒店、餐饮、滨海别墅、旅游码头、零售业、休闲游船、海岸生态旅游、邮轮游艇旅游、潜水、休闲垂钓等许多业态。由于其涉及的产业和领域广泛，对人才也有广度和深度上的需求。

（一）海洋旅游产业人才结构组成

海洋旅游从业人才整体上呈同心状扩散层次结构，包括以下四层：

1.基层服务人员。

处于同心层结构起点的是基层服务人员，他们是对客的窗口，对邮轮旅游活动的牵制作用最为直接，是邮轮旅游顺利开展的基础和保障。包括导游、翻译、旅游接待、客房服务、餐饮接待、娱乐组织等为游客提供具体服务人才。海洋旅游对该类人才的需求量最大也最直接，但此类人员又是流动性最大的一类，故此对该类人才的培养任务最重。

2.高层管理人员。

同心层结构第二层是高层管理人员，他们为企业制定总目标、总战略，又负责组织策划、经营开发和海运运作等重大决策，兼有参谋和主管双重身份。他们在行业中层次最高、专业性最强，往往需要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丰富的行业运作经验、准确的市场预测能力，其对海洋旅游活动起着整体的指导作用。这类人才的需求量不是最高，但其作用最大，掌控着整个海洋旅游业有效运作的大局，对这类人才的培养应注重长期性和专业性并举。

3.支撑人才。

支撑人才主要指对海洋旅游发展提供科学技术支持的人才，包括专业技术人才提供实地的技术辅导如水产品培育、航运授课、技术指导、生态修复人员等；科技研发人才，他们研发新技术如生态养殖新技术，然后将其运用到具体产品的开发中如培育珍珠贝类新品种、河蚌育珠、鱼蛋白发泡剂的研究等，丰富海洋旅游的产品体系，使相关活动多样化。这类人才在整个海洋旅游链中起支撑保障作用，虽然其获取和再教育成本都很高，但其带来的价值同样也是无法比拟的。

4.产业拓展人才。

这类人才处于同心层结构的最外层，对海洋旅游业其辐射作用。包括港口物流、船舶修造、海洋化工、海洋生物、海产品精深加工、机械、建筑、通讯、交通、海监、海洋信息服务等人才，这类人才对于海洋旅游的顺利进行同样不可或缺。这类人才涉及面最广，不一定直接或全部为海洋旅游服务，但某一部分出现问题或做得不好，整个海洋旅游行业也将难以顺利进行。

（二）海洋旅游产业人才素质要求

海洋旅游涉及范围广，专业性强，对人才综合能力要求高。究其核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理论素养。

扎实的理论知识能力是对现代服务型复合人才的基本需求。首先需要掌握特定的海洋专业理论知识，熟悉海洋文化，了解相关管理和服务的一般程序和相关事项，具有海上活动策划、游客组织与带动、市场营销、广告宣传、文化营建等相关理论和知识素养。其次要具备旅游专业知识，海洋旅游具有国际化特点，常常要往来于不同的国家，要求经济与管理人员应掌握地理、休闲度假、时尚前沿知识、现代奢侈品消费等各个方面的广博知识。最后相关人员较强的外语听说能力，能实现跨文化无障碍交流。

2.综合心理素质。

首先要有良好的就业心态，能耐得住基层工作的考验、长期繁重的服务工作环境以及狭窄或不确定的晋升通道限制。其次，能有效调节和管理自己的情绪，对工作中可能遇到的突发事件要有一定的应变创造能力和承受能力。比如对于邮轮旅游这种主题旅游形式，其游客往往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且每艘邮轮都须配备上千名员工，他们也均来自世界各地，这种复杂的人际环境，要求相关人员要有灵活的适应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另外由于工作人员要长期颠簸于海上，工作强度和压力都很大，又远离亲人，感情无法寄托，没有较强的身体素质和心理承受能力将很难承受。

3.人际交往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是人与人之间合作共赢的需要。海洋旅游通常穿梭于世界各国和旅游城市之间，需要经济与管理人才有很强的人际交往和沟通协调能力，尤其是跨文化沟通能力。能够把自己的美好心愿和热情服务变成别人能理解能接受的愉快体验，成功创建“满意之旅”；在组织内部要注意协调与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营造一个和谐舒适的工作环境。

4.高质服务意识。

相关人员要立足于打好“服务牌”、“中华牌”，进一步增强海洋旅游的综合功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海洋旅游发展中，培养自己提供高质服务的意识。其中海洋邮轮旅游是一个高端的旅游体验，比其他形式的旅游更关注服务，它不仅包括航线的设计、邮轮活动内容的设计，更多地包括了客房服务、餐饮服务、康乐服务、会议服务等直接对客服务，这就要求邮轮旅游专业人才具备较高的服务意识和较强的服务能力，而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的培养则主要来源于教育培训中对于服务理念和技能的传授。

三、海洋旅游人才培养模式

一流人才才能创造一流的产业，海洋旅游产业的发展要靠大批高素质的创新人才、管理人才、服务人才来实现。探索符合我国海洋旅游产业发展条件的旅游专业人才培养之道，是迫切、必要之事。将政府的控制力、企业的吸引力、高等学校的推动力和社会办学的辅助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以高校教育为基础、以产业实践为核心、以社会培训为辅助的办学模式，将高校、社会和企业人才培养力量结合，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海洋旅游人才培养体系。

（一）建立“三元对接”教学体系

构建“三元对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活动）”的教学体系。针对海洋旅游、邮轮旅游构建特色专业课程体系。在课堂上广泛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开发多媒体课件；综合利用师生社会服务、产业实践和创新研究中的经验和成果，建立模块化的教学案例库；采用启发式、案例式、情景式、互动式教学方法，不断提高课程教学效果，实现了课堂教学、行业实践与社会应用的有机结合。同时，充分利用高校社团、专业知识竞赛、校园文化节庆等，开展如海洋与旅游文化展示、导游模拟大赛、旅游策划大赛、美食节等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开拓视野、陶冶情操，深化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提高操作技能水平。

（二）构建“平面+立体”的实践环节

构建“平面+立体”的教学实践基地，高度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在建立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基地。要求大学一年级组织多次参观（认知实习），二年级开展短期小见习（专业调查+专业课程实习），三年级开展3至6个月的邮轮跟班生产实习，四年级进行与就业挂钩的毕业实习，不断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同时，搭建“学生+教师”双主体教学实践平台，提高学生在教学实践中的主导地位，实行“智商+情商”双轨教育，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社会认知能力和适应能力。

（三）探索“四力合一”人才培养模式

1.政府控制力。

政府控制力，是指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利用政策、税收杠杆对海洋旅游人才的培养予以引导、指导和监督，通过制度管理和政策约束保证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海洋服务人员上岗资格证，服务职业资格证，管理经理资格证、旅游资格证等，发挥政府在海洋旅游人才培养上的主导作用。具体包括：首先，鼓励高校进行海洋旅游人才的培养，同时加强对社会职业培训机构的监督和管理；第二对海洋相关行业进行法律保障和资格认证；第三加强国际的联系，在培养相关人才上可以政府为主出面与海洋强国和相关机构联系合作，学习其在邮轮管理人才培养方面的先进经验、派人员前往学习等，以提高我国邮轮管理人才的培养水平，形成海洋经济与管理人才培养体系。

2.产业吸引力。

产业吸引力是指海洋旅游相关行业通过内部进行人才的再培训、由其出面对人员进行实践的教育或与有关高校建立合作关系，提升相应人才的实际服务意识和能力，使各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人才迅速成为企业的专门人才。同时在培养人才时应注意将内外部培养相结合。包括：（1）内部培养：世界著名的邮轮企业都有自己的员工培训系统，通过企业内部的培训和教育，构建邮轮企业内部高素质人才的提升机制，适应海洋旅游的高端服务对象。我国应当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通过内部培养和引导组建一支高素质高质量的人才队伍。（2）校企培养：海洋旅游业是一个关联性和实践性很强的行业，企业与高校结合进行教育可以很好地发挥高校在理论和文化熏陶功能以及企业的实践功能，使高校学生更好地就业，同时减少产业内的企业对员工进行专业培训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3.高校推动力。

高校推动力是指高校对学生进行体系化、学历化的教育，是海洋旅游人才培养的基础。通过高校教育可以使学员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专业知识，具备学习和吸收新知识的能力和意识，能够在实践中迅速发展起来，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平和背景、符合海洋企业要求的人才。高校教育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理论教育。注意课程纵横向的交叉渗透，加强相关学科相互渗透和相互结合。借鉴国内外旅游专业人才培养和课程设置的先进经验，重构课程体系，确定旅行社、导游、酒店、邮轮、乘务等职业方向的课程。在教学方式上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充分发挥院校的优势，真正做到资源共享。实践教学。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必须通过一系列高质量的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训练，才能够得到有效的培养。高等院校可通过与相关海洋旅游企业建立密切的产学研联系，双方签订合约，将企业作为实践基地，一方面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另一方面运用在企业的实践机会使学生了解更多实际操办过程，培养锻炼其策划、创新、组织协调能力。

4.社会辅助力。

社会辅助力是指社会上的职业培训机构。他们通过对人员进行专业的职业培训，让其在短期的针对性学习中提供能力和素质，起到缓解当前海洋旅游专业人才紧缺的作用。首先社会职业培训机构的培训层次定位准确，培训内容符合实际。培训机构大多根据自身实力和学员的自身特点、要求对其培训进行定位，据此划分为不同的培训方向和层次，是快速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好方式。其次培训方式灵活，培训目标明确，能根据现实即时提供教育内容。

四、结语

就现阶段我国海洋旅游人才供需状况来看，人才培养将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我国应紧扣海洋旅游发展需求，加快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探索“三元对接，四力合一”的面向海洋旅游发展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为海洋旅游战略的实施提供更多、更好的创新人才和应用型人才。

海洋管理论文篇2

设备管理是企业信誉的保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中标单位的生产企业，需完全按照合同执行。合同一经签定，即受到法律保护，无特殊情况不能变更，违约将受严厉的经济制裁。特别是与国外公司合作，还要参考国外的相关法律和行业惯例，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违约，将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同时在国际上信誉受到影响，也影响进一步的市场开发工作。因此，优异的设备性能、较高的管理水平和良好的设备运转状态是生产交货期、生产质量等的保证。设备管理是企业安全生产的保证。在当前的企业管理中，安全生产越来越受重视，安全上出问题，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部门，无不强调安全生产，要常抓不懈、紧绷安全这根弦。做好安全生产除了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管理制度的完善与执行力，在设备方面也应提升到新的高度，设备设计的合理，安装防护装置的完备性则是确保设备安全运行、人员安全使用的关键，人员定期维护、定期检查是消除设备隐患的重要一环，可以杜绝安全事故发生。设备管理是企业提高效益的基础。生产企业的最终目的，是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企业的一切经营管理活动也是紧紧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这个中心进行的，设备管理无疑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

（1）提高产品质量和产量。加强设备管理是提高质量、产量的重要手段。要时刻关注新设备、新技术的开展，引进先进设备，应用先进技术，不断创新，确保设备有良好的运转状态，保持较高的设备利用率和完好率，减少设备故障发生，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注重设备的更新改造，提升设备性能，延长设备寿命，从而达到提高效益的目的。

（2）提高劳动生产率关键是要提高设备的生产效率。企业内部要从设备上下功夫，引进自动化水平高的设备，减少操作人员投入，减少设备故障时间。

（3）降低配件降低能源消耗是降低设备使用成本的关键。除了关注设备购置一次性成本的投入，更应注重设备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很多情况下，企业关注的是设备购置一次性发生的费用，会进行比较分析论证，如进口设备与国产设备的选择，而往往忽视设备从使用到报废全过程所发生的费用，进口设备一次性投入高，后期使用成本可能很低，国产设备一次性投入低，后期可能故障、配件损坏频繁，造成实际发生的成本往往高于进口设备。设备在使用中一方面消耗配件，一方面消耗能源，加强设备管理，提高设备运转效率，正确操作，定期维护，才能确保以最少的配件消耗和能源消耗产生最大的效益。做好设备配件管理也是重要的环节，合理的配件存贮，可以减少资金积压，使资金更好地流动起来，提升资金价值。

2海洋工程建造企业设备的特点

作为海洋工程企业，所需要的生产设备较为复杂，涉及焊接、起重、运输、钢材加工、喷涂等众多领域，设备技术复杂，特别是设备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引进，所需要的专业人员随之增多，管理难度大。海洋工程的建造，从生产工艺流程上，需要钢材的预处理、切割、焊接、焊后处理，钢结构的喷涂防腐、起重吊装、运输，管线加工、焊接、试压、保温，电气仪表施工，质量检验等，以及为上述工艺配备的能源动力系统，包括锅炉、二氧化碳、氧气汽化器、空气压缩机、变配电站等，从生产布局上，包括结构车间、喷涂车间、制管车间、组块配套车间等。结构车间作为钢材直接加工车间，是建造海洋采油平台最基本的车间，包括钢材预处理生产线、数控板材切割机、H型钢切割机、焊机、桥式起重机等生产设备，特别是钢材预处理生产线、数控板材切割机、H型钢切割机等设备对于车间的正常运行十分重要，任何一点问题都可能造成停产，直接影响公司生产运行。喷涂车间是进行钢结构防腐喷涂的场所，对于空气温湿度、油漆安全性要求很高，而且对于大气环境污染控制有很高要求，气温低、湿度大，则油漆干燥慢，影响施工进度；要获得温度高、湿度低环境，则需要专业施工设备，如空气加热机组、除湿机等，增加了生产成本和管理难度。车间油漆浓度是安全管理必须控制的指标，必须实时监测，否则可能造成浓度超标，后果严重，车间排放的气体必须经过严格的空气处理，否则将污染周围环境，空气处理机组必不可少。组块配套车间主要进行采油平台管线切割、焊接、试压等，各种焊接工装设备、机加工设备众多，高效的管线切割设备是此车间生产的最重要的环节，利用车间有限的空间，合理地进行生产布局，生产流程规划和设备配置是保证完成各采油平台项目施工进度的关键。制管车间作为生产制造导管架的主战场，其设备的重要性则更为突出，该车间包括钢板的卷制、焊接、切割，导管接长等，由于导管架将会矗立在海中，承受重力、洋流冲击的复杂环境，其钢板均比较厚，且材质特殊，板材卷制采用卷板机，同一导管架采用多种不同厚度的钢板，这就需要多种规格的卷板机与之匹配，而有限的车间空间及成本控制，不得不以最少的卷板机配置数量，完成最大的卷管任务，而现实中，基本上一种规格卷板机只配备一台，然而任何一台出现故障将直接造成导管架生产滞后。

3海洋工程企业设备管理的难点和存在的问题

（1）制度相对完善，但执行欠缺。设备管理制度从公司级到车间级建立相对较为完善，制度的建立也比较贴合公司现状及管理实际情况，但在执行过程中，均存在一定的问题，特别是操作类制度的执行不利，直接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转和维护保养，严重将造成停产或事故发生。

（2）弱化设备管理，重视生产施工。设备虽然是公司生产的基础，但是大部分情况，为了忙生产、赶进度，难以按照规定进行设备维护保养，使设备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个别人员违规操作、私自改变设备状态，意识淡薄，存在侥幸心理。

（3）人员专业性不强，岗位流动大。设备管理人员缺少专业性、针对性的培训，管理知识不足，设备操作人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特别对进口设备，英文资料的查阅也是难点之一，操作人员虽然经过培训，但人员岗位流动大，造成已熟悉操作的人员流失。

（4）新技术新工艺引进欠缺。公司各级人员精力基本上放在现有设备的管理和使用，对行业新技术、新工艺的了解不足，造成有些工艺环节施工设备落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能源浪费，施工效率低，成本增加，难以适应如今高速发展的技术革新。

4改进措施和建议

（1）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持续改进，努力提高操作人员制度执行意识，并注重考核分析，加强现场检查落实，完善奖惩措施，奖罚分明，逐步引导操作人员的重视程度和执行力，互相监督，充分发挥各级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加强设备管理重要性的宣贯，引用各方面事故案例，提高各级管理人员重视程度，完善奖励机制，提高员工责任心，使设备能够高效合理地应用到实际生产中，最大程度发挥设备的效率，同时减少各种故障和隐患。

（3）加大培训力度，不断选拔引进优秀人才加入设备管理队伍，树立统筹和全局管理理念，引进科学的管理手段。加强定人、定机、定岗要求的执行，规划好人员发展，减少人员频繁流动，保证企业设备管理操作队伍稳定。

（4）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技术交流与展会，充分了解国内外相关行业的发展动态，结合生产实际，有选择性地引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并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要求，提高施工效率和作业能力，提高企业竞争力。

海洋管理论文篇3

关键词： 海洋综合管理 体系创新 陆海统筹 集成管理

中图分类号：P711 文献标识码：A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各国对海洋管理基本概念的理解经历了80多年的实践与理论探索。回顾国内外海洋综合管理实践与理论，我们不得不把目光移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丰富的海洋管理实践中提出了最初的海洋管理理论。1972年美国颁布了《海岸带管理法》，标志着海洋管理已成为国家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随后各国不断加以丰富，相继提出了海洋管理法规、条例和政策。1993年，《世界海岸大会宣言》指出，沿海国家实F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是对海岸带实施综合管理，也是解决海岸区域的有效对策。

1.中美海洋管理范围、类型与手段比较

在阿姆斯特朗和赖纳合作完成的《美国海洋管理》一书中，海洋管理被看作是将某一海域的海洋资源、海况及人类活动加以统筹考虑的特定空间的管理活动。随着海洋科技尤其是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人们对海洋开发利用实践活动不断加强，海洋管理的内容有了很大的扩展。如美国对自然区域海洋管理范围的理解，经历了包括自然部分、管理部分、管辖部分三大范围不断深化的过程，其中最基本的是自然部分，即表层水、水体、海床、底土；又如从海洋管理层次与类型对海洋管理的理解不断拓展，将海洋管理明晰为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群岛水域管理等等，以此为依据分别制定了一系列区域性海洋法律制度。

在我国，海洋管理范围有哪些？海洋管理的类型有哪些？海洋管理的手段有哪些？同样困惑着我国海洋实际部门和学术界。尽管我们经过了30多年海洋管理实践与理论的不断探索，并已初步形成自己的海洋管理体系，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

鹿守本1998年认为，在开发、利用、保护、权益、研究海洋事业等活动所发生的指挥、协调、控制及执行实施总体过程中产生的行政与非行政的一般职能，就是海洋管理。管华诗、王曙光2003年主张，海洋管理是指政府以及海洋开发主体对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开发利用活动、海洋权益等进行的调查、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工作。

与美国相比，我国海洋管理所包括的范围、类型和手段有较大差别。一方面，是由于中美两国历史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体制等有较大差别，另一方面，主要是海洋技术、海洋管理权限、海洋管理机制等有较大差别。

2.传统与现代海洋管理内容、对象、方法和特征比较

现代海洋管理与传统海洋管理相比较，两者之间有哪些不同内容？目前海洋管理部门和理论界尚无定论，主要反映在海洋管理的具体内容上有不同见解。

传统海洋管理，是指国家海洋行政机构对海洋的管理，是单纯的行政管理。随着时展，人类社会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程度与规模不断扩大，人们对海洋的依赖日益增加，而且由于海洋生态系统的特殊性、海洋比陆地有更多的不可抗力，决定了海洋管理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系统性。近百年海洋环境日益恶化，生态资源逐步枯竭、海洋灾害发生频率不断增加等现象足以说明，现代海洋管理必须突破传统海洋管理的局限，有更高的要求和标准。

海洋综合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到各涉海部门的利益调整，不仅需要理论与实践的深化完善，而且急需培养一批熟悉海洋综合管理的人才队伍。海洋综合管理人才队伍是海洋管理的核心，关系到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成败。只有造就一批政治素质高、政策性强、业务知识面宽、具有国际视野、熟悉海洋管理规律、具有战略头脑、开拓进取、善于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海洋综合管理人才队伍，才能适应21世纪中国海洋事业迅猛发展的需要，使我国由海洋大国变成海洋强国。

3.我国海洋综合管理体系创新的主要内容

现代海洋管理的实践和理论不断拓展，客观上要求我国海洋综合管理的内容不断拓展和创新。将海洋权益管理、海洋战略管理、海洋资源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洋人力资源管理、海洋科技管理、海洋信息管理、海洋安全管理、陆海统筹管理、海洋区域管理、海洋管理组织等，作为创新与完善我国海洋综合管理体系的主要内容。

3.1 海洋权益管理

海洋权的产生与发展，在全球沿海各国和地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工业化、全球化以来，海洋权益的内容不断丰富，海洋权益管理不断加强。随着国际海洋法的不断丰富，国际海洋法规和现代海洋权益制度不断完善。中国海洋法制建设水平亟须提高，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越来大的声音。在海洋权益的维权管理及海洋权益法制管理方面，沿海各国和地区对海洋维权管理的原则越来越明晰。海洋执法在维护所管辖海域海洋权益，海洋司法在解决国际海事纠纷和海上划界争议等方面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全球在管辖海域外的海洋权益上，尽管存在不少分歧，但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国际公约继续发挥作用。

3.2海洋战略管理

海洋战略及其管理决定了一国和地区海洋管理的顶层设计水平，也决定了海洋管理的基本走向。不同社会环境、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等，产生不同类型的海洋战略及其管理模式。海洋战略管理体系，由海洋经济战略、海洋政治战略、海洋军事战略、海洋社会战略、海洋文化战略、海洋科技战略、海洋生态战略、海洋环境保护战略、海洋安全战略等内容构成。我国海洋战略管理必须改变长期存在的重陆地、轻海洋，重近海、轻远洋的传统观念，树立海洋可持续发展战略管理、海洋强国战略管理、陆海统筹战略管理、海洋安全战略管理、“一带一路”战略管理等观念并付诸实施，形成全球视野的海洋战略管理体系。

3.3 海洋资源管理

科学界定海洋资源管理的分类方法，认识海洋资源管理的本质和特性，选择科学合理的开发模式和海洋资源管理制度。

3.4 海洋环境管理

科学界定海洋环境管理的原则和任务，分析海洋环境污染行为。在比较中外海洋环境管理实践活动基础上，加强各级政府在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环境监测、海洋环保国际合作、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方面的管理。

3.5 海洋人力资源管理

分析海洋人力资源海洋产业管理。明确海洋产业管理的形式、分类及其演进阶段，加强海洋产业组织管理、产业规模管理的职能、内容、途径，克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升我国海洋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3.6海洋科技管理

明确海洋科技管理的原则、特性，分析影响海洋科技产业化的因素，完善海洋科技研发与应用、组织管理、应用管理，提出海洋科技产业化管理内容与方式，加速海洋科技产业化。

3.7 海洋信息管理

明确海洋信息管理战略在海洋信息用户培育与管理、海洋信息管理在海洋开发事业中的作用；分析制约我国海洋信息管理的相关因素、问题及解决措施，明确海洋管理信息系统建立的技术基础与实现途径。

3.8海洋安全管理

认识国家海洋权益安全管理的价值，分析我国海洋权益安全和海洋权益安全管理现状，从国家海洋经济安全管理、政治军事安全管理、生态环境安全管理、社会安全管理等角度，完善海洋安全支撑理论、海洋强国目标取向和海洋安全推进策略等。

3.9 陆海统筹管理

明确陆海统筹管理的地位、背景、价值、必然性与相关理论，陆海统筹创建海域经济带的时代背景、全程路线图解、战略价值认定、综合优势支撑用现存难点，制定陆海统筹管理的内容、陆海两域规划衔接、陆海两域资源配置、陆海两域产业结构整合、陆海两域科技研发、陆海两域基础设施建设、陆海两域交通网络完善、陆海两域环境整治、陆海两域金融市场和对外开放体系建设等规划及对策。

3.10 海洋区域管理

提出海洋区域管理的原则、目标、任务，明确海岸带、海岛和海域使用管理的目标、任务、原则、手段，分析世界发达国家及地区的海岸带、海岛和海域使用管理经验对我国的借鉴作用；拓展大陆架以外公海、两极等的外海管理，明确内海与外海管理的目标与任务、外海管理的主要措施，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运用于外海管理。

3.11海洋管理组织

分析海洋管理组织的属性、海洋管理组织结构基础、类型、设计、差异等，认识全球海洋管理冲突，海洋管理组织在国际关系协调中的作用，海洋管理沟通机制和谈判过程和海洋管理组织变革管理。

在回顾我国海洋管理体制改革主要历程，分析我国海洋管理体制创新的难点问题和国际海洋管理体制创新趋势基础上，研究我国现代海洋管理体制创新的目的、原则和模式，提出我国海洋管理体制创新的总体要求、思路和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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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管理论文篇4

关键词：海洋行政管理学；框架体系；构建原则；

作者简介：娄成武(1949-)，男，满族，辽宁北宁人，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行政管理研究。

海洋行政管理学是研究政府对于海洋事务进行有效管理的规律的科学，在中国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海洋行政管理一般被定义为“国家尤其是政府部门依法对涉海行业以及涉海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1］（P139）英文译为“MarineAdministration”(英语中administration与management含义不同)通常海洋行政管理被归于行政管理之列，借助于行政管理的学科平台、基础理念等具体研究海洋事务以及政府自身涉海管理活动，符合行政管理一般的原理与发展规律。随着中国海洋事务尤其是国家战略层面的再设计，海洋行政管理学需不断更新，以适应海洋事务的新需求且发挥理论的引导价值。

一、海洋行政管理学发展现状

海洋行政管理学始自20世纪后期人类对于海洋利益的高度重视。超越陆地，走向海洋，拓展人类生存发展空间成为社会共识，如果说古代海洋开发利用与近代航海时代停留在尚未完全成型、统治管理职能不够明晰的政府的引导之下，那么近几十年来海洋事务的兴盛，则是由成熟的管理型行政的政府统摄之下推进而成，海洋行政管理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内涵。海洋行政管理学正是在工业化时代背景下研究人类海洋事务管理规律，服务于社会对于海洋快速增长的需求。

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发端于上个世纪90年代，学者与海洋部门官员对于海洋领域具体管理问题的论述。进入21世纪，学者逐渐开始由实证研究转向理论提升的过程，作为一门学问的海洋行政管理学也在其中不断地得到展开，如郑敬高于2002年出版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目前学界的研究集中在海洋行政管理学定义以及海洋行政管理学框架体系设计上。

最初的研究尚无明确的“海洋行政管理学”定义。学者通过基于海洋管理学探讨“海洋行政管理”，略加阐述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学界对于海洋管理学的定义突出政府的主体作用，这与海洋行政管理学以政府为核心主体相合。王琪在《海洋管理：从理念到制度》一书中引述以往有关海洋管理的定义，如美国学者J.M.阿姆斯特朗和P.C.赖纳在《美国海洋管理》对于“海洋管理”的定义：“指政府能对海洋空间和海洋活动采取的一系列的干预行动”。［2］（P3）早期国内学者对于海洋管理的理解近似于海洋行政管理的定义，比如“海洋管理市政府对海洋及其环境和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活动的计划、组织和控制活动”。［3］（P49）而王琪等编著的《海洋管理：从理念到制度》多是从倡导海洋管理的高度，着重介绍海洋管理的已有研究成果，并且将海洋管理归于公共管理范畴，认为“海洋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主体的涉海公共组织为保持海洋生态平衡、维护海洋权益、解决海洋开发利用中的各种矛盾冲突所依法对海洋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这一思路与世界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一脉相承，海洋行政管理学只是以专业名词的身份出现，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篇章，也没有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

2013年3月出版的《变革中的海洋管理》一书中在公共管理的思路下审视行政管理，辟有“海洋行政管理”一章。在该书中，王琪等认为“海洋行政管理是指国家尤其是政府部门依法对涉海行业及涉海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1］（P139）并且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突出海洋特色、系统性、以政府为核心等原则，将海洋行政管理体系划分为基本理论、管理组织、管理行为以及工具、具体实践、海洋行政伦理、海洋行政管理发展等六个方面，并结合国内海洋管理实际，具体分析了海洋执法体制与海洋政策问题。这部分论述关涉海洋行政管理定义、构建原则、体系设计等基础内容，可以视为学界系统探索海洋行政管理的代表，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科以及海洋行政管理学自身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海洋行政管理学》一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总结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的著作。海洋行政管理学从属于行政管理学，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有效地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行政机关内部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以及一般规律的科学”，［4］（P17）因而行政管理学的基础理论对于海洋行政管理学具有总体的规范效应，但是海洋行政管理学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具有学科的独立性，它是“以涉海行政组织及其行政实践行为为研究对象，要揭示海洋行政组织的职能、结构特征，海洋行政组织的运行过程和运行规律，更要研究海洋领域中的特殊管理问题”，［4］（P11）由此海洋行政管理学既要研究传统行政管理已有的行政职能、行政组织、海洋政策、行政法治等内容，也要展现海洋信息管理、海域使用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岛管理、海洋应急管理等特色部分，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从而兼具行政管理学以及海洋特色内容。

针对海洋行政管理学的框架体系，国内学者还有其他表述。郑敬高在《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中将海洋行政管理的体系分为海洋行政管理体制；海洋立法与执法管理；海洋政策与决策；海洋权益管理；海洋资源管理；海洋环境管理等几个方面。滕祖文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主要从行政法的角度进行阐述，全书的体系也类似于行政法教材的体系。吕建华等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将海洋行政管理学的体系设计为“海洋职能、海洋制度、海洋战略、海洋决策、海洋实施、海洋财政、海洋伦理”［5］（P44）等七个方面。

现有的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已经初具规模，但是依然没有达致理论自洽。其一表现在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研究不足。原有研究只是原则性的将其理论基础划分为行政管理学以及海洋科学理论，这种思路无疑是对的，然而由于缺乏细致的理论再分解，因而缺乏较强的理论解释力；第二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缺少管理行为工具层面的论述。以往只是在论述政府职能时提及经济职能，体现资源分配作用的海洋政策以及海洋财政没有凸显出来，而海洋政策与海洋财政正是与海洋管理实践结合最为密切的部分。此外，正式著作中缺少海洋战略的规划设计，这与国家层面海洋强国的整体实践不能有效衔接，因而也不能体现行政管理学的问题导向意识。理论体系的前瞻性设计影响着后续理论发展乃至具体实践，实践的需求又会反作用于理论，推动理论的不断发展。中国的海洋行政管理学本就是由海洋管理实践所触发，当前海洋强国建设的实践更是呼唤着完善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指导，由此需要重新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理论体系。

二、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构建原则

中国海洋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历经几十载发展，海洋行业管理、海洋综合管理、海洋区域管理等方面已经具备较为丰富的素材，从明确构建原则出发统合素材、形成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就水到渠成。

(一)工具性原则

行政管理学自19世纪末诞生之日起就有着浓厚的工具性与应用性色彩，它是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美国学者为了解决政府管理无效现实以及政党分肥现象而逐步创造出来。技术与效率成为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主题，尤其以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为最显著。虽然此后新公共行政与新公共服务等理论对行政管理工具性价值取向大加鞭挞，然而，新公共管理运动却不断提醒世人行政管理追求效率的合理性。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本身就是民主与效率价值此消彼长的过程。

行政管理的发展史证明面对新兴事物，效率是初始阶段的首要价值。针对海洋这一新兴领域发展而来的海洋行政管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走上追求工具性价值的道路。突出工具性价值，强调应用性，能够引导人类实践迅速适应海洋的易变性；并且海洋事务的发展首先需要海洋科技的支撑，技术的发展本身就蕴含着对于工具性管理的需求，因而，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不应放弃工具性价值，应结合海洋科技，更好的服务人类海洋实践。

(二)差异性原则

海洋赋予海洋行政管理学相较于传统行政管理学的鲜明特质，这样海洋行政管理学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以及具体研究领域等方面不同于传统的行政管理学。一方面，海洋行政管理学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为国家海洋权益维护提供制度支持为研究目标；其研究对象聚焦于国家海洋事务有效管理的规律；另一方面，海洋又使得海洋行政管理学具有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比如针对海洋信息、海洋环境保护的研究。因而，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需要遵循与传统行政管理学相差异的原则。

(三)系统化原则

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需遵循系统化原则，即“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要相互联系、符合逻辑性，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这就需要认真考察理论整体与部分、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够达到逻辑自洽的效果。比如，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内涵与外延意指何在，其外延能否已由各个子部分有效呈现；子部分之间演进的逻辑顺序又是如何，是否遵循一般行政管理学的规律等。系统化原则有助于海洋行政管理学形成完整规范的体系结构，解决以往该领域理论的碎片化现象。

(四)生态性原则

生态性原则可做两层意思来理解。一是与工具性原则相对，生态性原则呼应人类对于环境问题的严重关切，在海洋行政管理学中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建设理念，侧重海洋环境管理的研究，为人类现实中的环境问题提供解决工具；二是注意西方理论在中国文化生态环境下的适应性，海洋行政管理学在美国也有着自己的学术观点，发展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必然要借鉴国外成果，然而需要利用中国的文化生态加以检验和甄别，不可盲目照搬，单纯从纯学理角度引入国外理论。

三、海洋行政管理学的框架体系

按照人类一般的认知规律以及行政管理学现有的框架体系，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框架可以包括海洋行政管理学概念阐释、海洋行政管理理论基础、海洋行政管理理念、海洋行政管理主体、海洋行政管理行为工具、海洋行政管理实践等六个部分。理论基础部分主要包括一般行政管理学理论和海洋科学理论；理念层面包括海洋意识与海洋价值、海洋伦理相关理论；管理主体部分按照传统行政管理的定位，应该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组织；管理实践部分内涵管理客体内容，并且应该是海洋行政管理学海洋性特色的体现，意即包括海洋权益管理、海洋环境管理等。由此，从管理理念到管理主体、行为工具、管理实践部分的设计，体现了由精神层面过渡到制度层面再到操作层面的演变。

(一)概念阐释

在构建框架体系时，概念的区别为体系构建提供边界，因而厘清概念尤为必要。海洋行政管理学研究首先应该认真处理“海洋管理”、“海洋行政管理”、“海洋综合管理”等基本概念的关系。对于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一般将“海洋管理”定义为“政府以及海洋开发主体对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开发活动、海洋权益等进行的调查、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工作”，［6］（P1）海洋管理涉及多元主体，这与强调政府单一主体的海洋行政管理有着明显区别，借助于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分，比较容易在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概念区分上达成共识。然而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则很难简单加以分别。现有的研究将海洋综合管理定义为“国家和地方海洋行政部门依据法律法规，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科技和教育等手段，对海洋权益、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等事关全局、影响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公共问题进行决策、规划、组织、协调、控制的一系列活动及行为过程”，［3］（P90）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主体都是国家和地方海洋行政机关，海洋综合管理属于高层次的战略管理层面。学者在编写教材体例上多将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并列，但是没有给出明确的分类理由。笔者认为，随着行政国家的发展，政府往往借助行政、立法乃至部分司法功能达成预定的公共目标，加强海洋的区域管理亦或是综合管理，都是政府行政管理中的应有之义，因而海洋综合管理可以归于海洋行政管理之列。

此外在美国学术界，“MarineAdministration”不同于“CoastalAdministration”与“CoastalManagement”，更是不同于陆地行政管理(LandAdministration)。美国的海洋行政管理分为海洋资源管理、海洋工业管理、政策与冲突解决、海洋环境管理四类。这种分类方法侧重于海洋经济价值的开发以及海洋环境保护，但是不能完全照搬。海洋资源管理内涵广阔，参与主体以企业为主，更多的属于工商管理或者经济管理的范畴；海洋工业管理可以说是政府经济职能的体现，没有必要单独列出；至于强调海洋政策以及冲突解决，意在加强所属海洋权益的维护以及国际国内海洋争端的处理，这对于目前中国复杂的海洋事务具有借鉴意义。而美国海洋行政管理(MarineAdministration)已经将研究范围从“海岸带(coastalzone)扩展到海洋深处(marine)，并且将陆地、海岸带、海洋行政管理结合起来；在具体的海洋行政管理实践中还将注入全球、地区、国家视野。”［7］（P432）在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体系的构建中应注意明晰海岸带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在设计基本框架时要突显海洋行政管理与陆地行政管理的差异，与国外海洋行政管理相接轨。

(二)理论基础

一般性行政管理学理论是指发展较为成熟，可以为海洋行政管理学借鉴的管理理论。权变理论强调组织所处的环境决定着所适用的管理观念与技术手段，以变化与因地制宜的思维方式指导管理实践；整体治理理论赋予管理者统摄全局的视野、管理过程的开放性。海洋科学理论侧重于海洋生态学理论、系统理论在海洋事务方面的运用以及提升总结。海洋生态学是“研究海洋生物及其与海洋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它是生态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海洋生物学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海洋生物在海洋环境中的繁殖、生长、分布和数量变化，以及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阐明生物海洋学的规律，为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和增养殖，保护海洋环境和生态平衡等提供科学依据。”［8］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它研究各种系统的共同特征，用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其功能，寻求并确立适用于一切系统的原理、原则和数学模型，是具有逻辑和数学性质的一门新兴的科学。海洋是具有高度复杂性与流动性的存在，海洋行政管理学需要重视海洋自身的客观规律。海洋生态学与系统论作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体现出海洋行政管理学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旨趣与尊重海洋自身规律的科学精神。

(三)管理理念

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念包含整体性、国际性、生态性。海洋事务具有明显的整体性与国际性特征，海洋行政管理关涉的领域包括领海、毗连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其管理在地域上有着明显的梯度，由于海洋自身的流动性特征，使得在上述范围内的行政管理需具备整体化思维；海洋行政管理相对传统行政管理，一国政府在海洋行政管理领域的行政行为不仅对本国公民产生影响，而且对于周边国家乃至更广的范围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海洋行政管理政府行为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国际化色彩；此外，海洋本身也是全球最大的生态系统，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均需遵循海洋环境的生态规律，否则将会付出高昂的管理成本，因而海洋行政管理理念更应该突出整体性、国际性、生态性，注意海洋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协调国际海洋事务，不要局限于传统的一国或者一区的范围之内。

(四)管理主体

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管理主体自然以政府为核心，研究内容包括政府职能、涉海行政组织。政府职能包括政治统治职能与管理服务职能，海洋行政管理学更应加强对于行政组织的管理服务职能的研究，尤其要明晰行政组织职能的边界与职责，以优化涉海行政组织结构。中国海警局的成立是对海洋行政组织具有的维护海洋公共秩序与海洋国土权益职能的确认与优先体现，但是不能就此忽视引导海洋有序开发利用和激发国民海洋意识等经济、文化职能的有效实现。

职能决定组织结构的设计。“组织的结构域过程影响着组织的行为，也影响着组织成员的行为方式。同样，组织的结构与过程对其顾客或者服务对象也有深刻的影响……因此，组织问题是公共行政研究者和实务者必须首先考虑的中心问题。”［9］（P151）以往“九龙闹海”、多头治理海洋事务的局面使得中国在处理国际海洋事务时捉襟见肘，虽然这一情况随着海洋事务委员会以及中国海洋局重置、中国海警局的设立得以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如何有效整合原有的涉海行政部门、优化涉海组织内部结构是一项全新而又紧迫的课题。

(五)行为工具

海洋行政管理学需要研究海洋行政管理实务中的行为工具，以更好地服务实践要求，这主要包含海洋战略、海洋政策、海洋财政、海洋法治。海洋战略大致分为总体战略与子战略，如海洋强国战略与海洋经济战略的划分；海洋政策主要是为落实海洋战略服务，注重微观层面的规划设计；海洋财政主要针对政府在海洋领域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状况，包括海洋财政占总体财政的比重以及财政手段在海洋开发利用与保护中的有效使用；海洋法治包括海洋立法、海洋司法、海洋执法等一系列过程，其中海洋执法集中体现出海洋行为与技术工具的发展状况。

(六)管理实践

这部分内容应该着力突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特色，体现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具体门类，可分为海洋信息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洋应急管理等。海洋信息管理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海洋信息数据库，将其作为海洋行政管理的资源共享平台；海洋环境管理是政府为维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持续发展，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技术、法律等手段进行的管理活动；海洋应急管理包括一般性海洋突发事件应对(如海上溢油事件)以及非传统型海洋突发事件(如各种形式的海上恐怖主义活动)。

四、深化海洋行政管理学发展的思考

(一)跨学科整合

亚里士多德最早进行了学科划分，近代启蒙思想时期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带来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变革，学科细分成为发展潮流。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也有了较为明确的边界，威尔逊与古德诺的学术努力又将行政学从政治学分离出来，使行政学获得独立学科地位。然而，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后工业化社会特征凸显，这就使得原有泾渭分明的学科之间有了许多共同主题或者学问交叉点，甚至有学者如张康之认为，“诸如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可能会整合成为社会治理的科学”，［10］（P26）这就意味着后工业社会环境下，学科间由分化走向综合将成为趋势。

随着当今行政管理领域对于公共性等价值理性的高度认知，以往过分注重效率等工具理性的做法得以纠正，海洋行政管理学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发展，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理念中具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品格。海洋科学从本质上是对技术的推崇，也就是对于工具理性的重视，如果仅仅出于认识海洋的目的，工具理性已经足以应对，然而，海洋的多重价值使得人类的开发利用不会单纯停留在认知角度，人类必将对海洋展开全方位、立体式的利用，其中涉及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单靠海洋科学无力回答实践要求，因而从学科整合的角度入手，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一方面要借鉴海洋科学研究所揭示出来的海洋自身活动规律，掌握涉海科技，尊重海洋的客观规律，探求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限度；另一方面应该探索政府与涉海其他主体的关系，探索政府管理海洋事务的有效方式，为海洋事业的发展供给完整的制度架构与管理手段，开拓海洋科学的运用平台，并为海洋科学的实际应用注入价值理性。

(二)争取学术话语权

“话语权”一词多见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学术意义上的话语权是指“在学术领域中，说话权利和说话权力的统一，话语资格和话语权威的统一，也就是权的主体方面与客体方面的统一”。［11］（P27）从“权利”来看有“创造更新权、意义赋予权、学术自主权”；从“权力”角度则有“指引导向权、鉴定评判权、行动支配权”。学术话语权的取得，有赖于学术的数量与质量以及相关学术组织的建立。海洋行政管理学归属于行政管理学，但是目前海洋行政管理学在行政管理学难以进入正统研究行列，缺乏基本的学术话语权。仅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历届年会以及《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为例，历届年会收录的文章中，《中国行政管理》自1994年到2013年间仅有孙迎春的《公共部门协作治理改革的新趋势———以美国国家海洋政策协同框架为例》、吕建华与高娜的《整体性治理对我国海洋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李白齐的《对我国海洋综合管理问题的几点思考》等少数文章。海洋管理类学术组织也只有中国海洋学会、太平洋学会、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等。党的十八大报告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以及中国海洋领域如海警局的设置等实践的广泛开展，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实践上海洋事务的勃兴与理论层面海洋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失语”形成鲜明对比，这就迫切要求海洋行政管理学从加强海洋特色管理研究入手谋取学术话语权，积极响应海洋实践的需求，以期成为中国行政管理学的重要理论分支。

(三)深度开展海洋管理实践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2］（P135）中国的海洋管理实践由来已久，春秋时期齐国就开始重视开发渔盐之利。建国后也比较重视海洋领域的管理，并且由最初的行业管理发展到综合管理、区域管理，重点集中于海洋行政执法体制的有效整合以及国际海洋事务处理，但是，相比美国、日本、韩国等海洋强国前瞻性的出台海洋基本法律以及相应的海洋发展战略等举措，中国的海洋管理实践具有较强的被动性，缺乏长远设计。同时海洋实践缺少传统行政管理有关行政组织的成熟理论，因而，学界应当加强对于诸如三沙市等涉海行政组织内部运行规律的研究，为海洋行政组织的深入整合提供借鉴。

五、结语

海洋管理论文篇5

关键词：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机制；演化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F55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引言

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海洋经济作为一个复杂的经济体，其管理体制的健全与否直接影响到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但究其本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演化是受自身发展规律约束的，政策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的整个过程中只是起到加速或减缓的作用。

1、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其内涵

可持续发展起源于环境保护，但它超越了单纯的环境保护问题，它将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性战略。其实质是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三个方面持续的和谐统一。核心是健康的经济发展需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追求的目标既要满足人类的各种需要，个人得到自由发展，又要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开发资源，不会威胁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它所关注的是各种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强调对资源、环境有利的经济活动应给予鼓励，不单纯用GDP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指标，而是用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等多项指标来衡量发展。海洋可持续发展就是处理海洋经济、海洋社会、海洋资源与海洋环境四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可以把海洋可持续发展定义为：通过合理利用法律手段、政策机制和市场机制,依靠科技进步,尽可能科学、合理地开发与利用海洋资源,提高海洋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确保海洋社会、海洋经济、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的协调发展,并留给后代人一个良好的海洋资源生态环境。海洋可持续发展具体内容包含海洋经济可持续、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海洋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和海洋社会可持续。海洋开发的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必然包含四层含义:一是海洋经济的可持续性。海洋经济的可持续性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也是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中心。片面追求海洋经济的速度、产值和规模，损害了海洋的可持续，则会使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应该把海洋经济的发展建立在“技术———开发———保护”体系的基础上。二是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主要体现在海洋生态过程的可持续。海洋生态过程的可持续表现为在时间和空间上，海洋经济发展所依赖的生态系统能高效、和谐地自我调节。在海洋经济开发发展中应以保护自然为基础，不超越生态系统的更新能力，实现海洋生态的良性循环。三是海洋资源的可持续。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海洋生态过程的可持续为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保证，但是，人类对海洋资源过多的需求和有限供给形成尖锐的矛盾。人类利用海洋资源的观念、方式和方法直接关系到海洋资源是否可持续利用。四是社会的可持续性。社会的可持续性是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社会是由个体人组成的，可持续发展是以当代人的需要和后代人的需要来定义的，所以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人的问题。要以当代人之间的公平性和世代的公平性，要求当代人不应从事通过消耗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生态系统生产力基础以支持目前的生活水准，而把比当代人更贫困的前景和危机留给后代的实践活动。这四层含义互为依托，密不可分,四个方面融合统一构成海洋可持续的整体内容。

2、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博弈模型

2.1演化博弈模型

演化博弈论是建立在传统博弈论基础之上，假设参与人是有限理性的条件下，将动态的重复的策略调整融入到传统的博弈理论之中而发展起来的，用来分析生物、社会、经济等一系列活动变迁行为的一套新的理论。演化博弈论的思想最早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理论渊源来自于两个方面：演化理论与博弈理论。它突破了传统博弈论关于参与者完全理性的假设，认为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的，参与者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来决定下一步的策略。演化博弈论虽然是建立在传统博弈的基础上，但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演化”。演化博弈论包含两个基本概念：演化稳定策略（ESS）和复制者动态（RD）。这一对基本概念共同构成了演化博弈理论的两大基石。

2.2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博弈模型

海洋经济管理中有众多的参与者，根据具体实施主体，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中央、地方政府以及各海洋产业。其中，海洋产业是海洋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海洋经济管理工作实施的基本单位。海洋产业发展需要合适的海洋经济管理体制作为支撑，海洋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可协调的矛盾也推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本文中将各海洋产业作为演化博弈模型的主要参与者，旨在通过分析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博弈来透视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机制。

2.3模型假设

2.3.1海洋经济活动中的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的。

2.3.2每个参与者都有两个选择策略：“独立”、“联合”。

模型中参数设置如下：A、B分别为海洋经济中任意两个有关联关系的海洋产业；S为可能的策略集，S={“独立”，“联合”}；p、q分别为参与者A、B选择“独立”策略的概率；λ为海洋产业选择独立发展导致产业间矛盾产生的损失值；α为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后由于法律法规、活动空间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导致自身能力无法尽情施展而导致的损失率；β为该海洋产业与相关产业组的关联度，关联度越高，协同效应越高；这里假定α、β值为既定的。

2.4模型构建

下面我们对博弈双方的收益情况进行分析：（1）当A、B都采取“独立”策略时，两部门获得正常收益的同时，承担由于活动交叉导致矛盾产生而造成的损失值λ；（2）当A、B都采取“联合”策略时，两部门在避免了矛盾产生所造成的损失值λ的同时，获取由于协同作用而产生的额外收益，A、B获取的额外收益分别为βL、βL，但同时也会由于自身发展受限而遭受一部分损失，损失值与本产业的发展水平有关；（3）当A、B两个参与者，一个采用“独立”策略，另一个采用“联合”策略时，采用“独立”策略的一方由于对方采用了“联合”策略而免受矛盾产生所带来的损失，同时也不能获得额外收益；采用“联合”策略的一方由于加入关联产业组而获取一定的额外收益，同时也由于自身发展受限而遭受一部分损失。

当时，即一个海洋产业加入与其相关的产业组后获得的额外收益高于加入产业组时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通过观察、学习和模仿会不断调整自己的选择策略，逐步向产业“联合”方式发展。此时，（联合，联合）是演化稳定策略。

2.4.1若各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

当时，海洋产业在加入产业组时会考虑加入前后收益或成本的大小，由于，即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后总体损失值降低了，但是出于显性利润的驱使，参与者选择“联合”策略的动机并不强烈。此时海洋产业会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加入或不加入相关产业组。此种情况下，演化博弈模型没有演化稳定策略。

2.4.2若（其中，i=1,2），各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

当时，海洋产业在加入产业组时会考虑加入前后收益或成本的大小，由于，即产业加入产业组后总体损失值升高了。此时明智的海洋产业会选择“独立”策略。此时，（独立，独立）是演化稳定策略。

3、结束语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时，着力点多集中其历史沿革、现行体制的“好坏”以及改良的路径与措施等方面，尽管也有少数学者试图从历史学的角度探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但分析结果多停留理论层面，并未从体制形成的根源出发探讨体制变迁的内在机制。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突破方法上的单一性，从演化博弈论的角度出发，找出影响其变迁的主要因素，深层次剖析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变迁的机理，探索其演化的内在规律。

参考文献：

[1]张辉.国际海洋法与我国的海洋管理体制[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5:27-30.

[2]帅学明,朱坚真.海洋综合管理概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海洋管理论文篇6

审计6班17011056 黄董文希

【摘要】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将“贯彻新发展理念”写入宪法，其中绿色发展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的目标是促进海洋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同时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本文以新发展理念下绿色发展的视角出发，结合审计理论和绿色发展相关理论，探讨了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的理论框架，探索海洋资源绩效审计发展现状，并通过案例分析印证理论框架，最后从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审计队伍建设、完善审计技术方法和重视绩效审计评价四个方面提出可行建议。

【关键词】海洋资源环境；绿色发展；绩效审计

Research 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Performance Auditing of Marin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Abstract:The 13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pass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into the constitution, in which green development is the key to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The goal of the marine resourc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udit i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while achieving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uditing of marine resources,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marine resource performance auditing, and confirm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rough case analysis, combining audit theories and related theories of green development.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udit team, improve the audit technology and methods, and pay attention to performance audit evaluation.

Key words:marin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green developmentperformance audit

目录

摘 要…………………………………………………………………………………………i

Abstract ………………………………………………………………………………………ii

一、引言 ………………………………………………………………………………………1

二、文献综述 …………………………………………………………………………………1

三、理论研究 …………………………………………………………………………………2

（一）相关概念…………………………………………………………………………2

（二）理论基础…………………………………………………………………………3

（三）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理论框架………………………………………………5

四、我国海洋环境资源审计现状分析 ………………………………………………………6

（一）实践情况…………………………………………………………………………6

（二）实践评价…………………………………………………………………………6

五、案例分析 …………………………………………………………………………………7

（一）SZ市的背景概述 …………………………………………………………………7

（二）审计目标…………………………………………………………………………7

（三）审计内容及范围…………………………………………………………………7

（四）审计结果…………………………………………………………………………8

六、新发展理念下优化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的建议 ……………………………………9

（一）健全海洋资源环境审计法律法规…………………………………………………9

（二）加强人才培训和审计队伍建设……………………………………………………9

（三）完善审计技术和方法……………………………………………………………9

（四）以财政财务资金为牵引，同时更加重视绩效评价………………………………9

参考文献………………………………………………………………………………………10

致谢………………………………………………………………………………………11

一、引言

我国幅员辽阔，水资源丰富，但由于人口众多，并且浪费和污染现象严重，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作为水资源利用的一部分，近年来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中海洋渔业、海洋旅游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能源产业等主要海洋经济产业都必须依托在良好的海洋资源环境上，若不加以管理和监督，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将对这些产业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出，要“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加强海洋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强化海洋环境污染源头控制，切实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同时新发展理念写入宪法，绿色发展、生态文明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本文在新发展理念的视角下研究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兼顾海洋资源利用的经济性、效益型、效果性以及公平性和环境性，望有助于我国资源环境绩效审计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二、文献综述

对于水环境审计，国外起步早于我国，一些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已发展较为成熟。美国、荷兰、加拿大等国家在上世纪就陆续颁布了关于水环境保护的法律，加拿大在水资源利用保护环境审计方面走在国际前列，就是得益于较早关注环境问题并提供法律支持，如《海洋废弃物倾倒控制法》、《加拿大水法》等，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在审计实践方面，国际注册环境审计师委员会了相关实务准则，INTOSAI在2001年还颁布了一项指南，专门指导审计人员从环境视角进行审计工作，该指南海阐述了环境绩效审计的内容，为我国政府执行环境审计提供思路。在我国也已有多部关于水环境的立法，但环境审计的主要法律依据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骆良彬（2019）认为，审计法虽然赋予了国家审计机关监督财政财务收支合法合规性的责任，但审计机关对于公共环境管理绩效水平的评价依据仍然不足。我国虽然起步晚，但在审计实践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成就，2001年至2007年，审计署对“三河三湖”进行了水污染防治情况审查；2009年，我国颁布了《审计署关于加强资源环境审计工作的意见》，为我国水环境审计的发展明确方向。

海洋资源审计是水环境审计下具体的一类，现阶段国内外学者对理论的研究还较少，而更多针对是资源环境审计这一大门类。这里列举一部分学者的研究。Ernst（2001）根据环境管理、服务、能源以及生物多样化为水利相关行业建立了四个层面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Gray（2010）从环境、社会和可持续方面的角度出发，指出当前环境审计鉴证实践的一些弱项；Boiral（2010）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审计为研究方向，分析和批判了可持续发展绩效的相关理论。国内对于海洋资源环境审计的研究近年来会相对多一些，胡文霞（2018）阐述了海洋资源环境审计的主客体、内容和重点以及标准，搭建了海洋资源环境审计的实施框架；张奇琦等（2020）基于PSR模型对海洋资源审计评价体系进行了探究；彭兰香等（2015）创造性地将PSR与绩效棱柱理论，针对浙江省“五水共治”绩效审计构建了评价体系。

再具体到水资源绩效审计，我国早已有了很多实践，但理论研究也仍然较少，从而也限制了实践的发展。李璐（2012）认为我国水环境审计报告虽然有绩效字眼，但内容上大部分还是财务的合规性问题，还未更进一步在合规性的基础上分析制度政策的合理性、评价环保资金的效益性等等；韩杰等（2018）认为水环境绩效审计是对社会各界给予水环境保护采取的措施通过统一指标体系进行鉴证评价，并给出建议；史金鑫等（2019）指出，审计机关应当在监督财政财务资金收支过程中，考虑环境效益问题，把环境绩效审计当作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有力工具。大多数学者的态度表明，资源环境绩效审计将发展为环境审计的主流，并且将更多的关注点从经济发展转移到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上去。

三、理论研究

（一）、相关概念

1.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指的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我国“十三五时期”甚至更长一段时期的发展思路，本文研究资源环境方面的审计，所以将更加关注绿色发展。近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增长，代价便是环境的严重破坏。其实不仅是我国，国际上大部分国家都是通过牺牲环境效益来换取经济利益的，201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可持续发展大会就提出要持续关注绿色经济，即相比于以往，各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该也关注社会环境效益，对于环境责任不能再是零成本。这几年，我国在治理环境污染、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和低碳产业也作出了许多努力，获取了一些成就。2017年，在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并首次奖建设“美丽中国”加入到本世纪中叶的强国目标中去；2018年，党的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新发展理念写入宪法，所蕴含的内涵，就是要摒弃以往先开发再保护的错误思想，区别于单纯保护生态环境下的发展，而是要将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经济发展有机统一，将资源资产、经济资产与财富有机统一，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水资源审计及海洋资源环境审计

我国虽然幅员辽阔，水资源丰富，但相对于十几亿的人口来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甚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为解决水污染严重、水资源匮乏的问题，我国加大了对水利建设、水资源保护方面的投资，于是相关水资源的审计也尤为重要。根据世界权威机构WGEA的定义，水资源审计是环境审计的一部分，同样也可以包括财务真实性审计、合规性审计以及绩效审计等方面。海洋资源环境审计又是水资源审计的细分，主要是针对海洋资源开发、海洋资源利用、海洋资源治理和海洋资源收益等内容进行审计。

3.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

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简单来看是资源环境审计和绩效审计的结合，但其中理论联系学术界还未有确切定论。从广义来讲，绩效是指人对委托人期望的履行情况，委托人对人的全部期望组成了绩效的内容，即绩效审计就由真实性审计、合规审计和效益性审计的加总。那么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就是委托人对海洋资源的管理利用方，即涉海相关部门、企业及人员在涉海资金管理利用、相关法规政策制订与执行情况及目标达成和资源使用效率情况进行鉴证评价。从狭义来看，即把真实、合规和效益相独立开来，认为绩效审计是根据审计目标来确定的，把效益性审计单独称为绩效审计，这样情况下，绩效审计的核心就是鉴证、提供目标达成情况及资源利用是否效率的相关信息。具体到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我们可以理解为其就是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治理专项资金真实、合规审计的基础上，进一步评价资金使用时候具有效率，是否同时有益于生态文明和经济发展。

（二）、理论基础

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来研究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除了最基础的受托责任理论，学界中认同的理论还有可持续发展论、资源环境价值论、外部性理论。

1.受托责任理论

审计因受托责任产生而产生，在本课题中，受托责任主要是受托管理资源环境的责任。根据我国性质，自然资源理应归全体公民所有，但个体公民是无法对如此丰富的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利用的，于是各级政府则受托管理这些自然资源，并有义务向委托人说明其行为过程及结果。作为独立的监督者，审计机关应接受这些资源财产所有者的共同代表，即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委托，对公共资源的管理者进行监督，这就是自然资源审计的三方关系。将该理论应用于本课题，海洋资源无疑具有公共性、共享性的特点，各级政府及有关企业在利用海洋资源产生经济利益的同时，可能会为了谋求自己利益最大化而过度开发、忽视保护或事违规利用，危害环境的同时也危害了资源所有者——公民的利益，所以审计机关应推进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过程中相关项目建设的资金筹集、使用情况，有关资源的战略规划情况，相关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等方面进行监督，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2.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就是资源要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也不对后代人发展对资源的需要构成危害。建国以来，在我们经济力量不够雄厚的时候，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对资源环境造成了难以逆转的破坏，并引起了严重的代际间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为弥补以往的过失，我们往往需要花更大的时间和资金成本去修复环境。但其实，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反而能促进经济良性发展。因此，政府应该重视可持续发展方向的环境绩效审计。对于海洋资源，虽然海洋幅员辽阔，但我们目前有能力利用的资源只有一部分。另外，水源具有流动性，一定区域的污染很有可能蔓延出去，造成恶性循环。因此，绩效审计应当充分关注各海洋资源管理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海洋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等，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长远战略的制订提供有用信息。

3.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原来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可以理解为一个行为主体对其他个体造成的非市场行为，但其实经济学家们并未统一外部性的定义。现在，外部性早已不光光是生产领域或事消费领域中的问题了，而是被赋予了更广阔的空间概念，即代内和代际的外部性，代内的外部性就是要考虑资源是否合理利用和配置，代际的外部性则是要解决我们人类代际之间对资源环境利用行为的影响，这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基本相似的。海洋资源属于公共资源，且并不具备绝对的排他性，使得经济主体在利用海洋资源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并不会自觉得加以保护，对资源的再利用造成阻碍。这种行为是无法自发调节的，必须借助国家审计的监督力量。

4.环境资源价值理论

该理论认为环境中蕴含着资源，有资源就一定有价值。环境资源价值是指环境资源本身具有一定的存在价值，当这种价值表现为总经济价值，则可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学界对环境资源价值已有一些评估方法，基于“支付意愿”理论，人们可以通过直接市场评价法、揭示偏好价值评价法等方法对一定区域的环境资源做量化评价，分析这些资源在合理期间内对经济带来的价值，甚至可以把资源的损耗、环境的破坏作为影响因子加以考虑，这就能对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的设计提供一些思路。

（三）、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理论框架

1.审计客体

对于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审计客体一定是受托管理海洋资源的相关部门和领导人员，主要包括沿海地区的政府部门，涉及海洋开发和保护的部门如海事局、水务局、渔政等部门，当然，涉海资金流动轨迹上的所有部门和企业也都可以延伸作为审计的对象。

2.审计主体

审计主体通常包括政府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本文认为政府审计最适合作为海洋资源环境审计的主体，这一结论的得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海洋资源环境审计中，政府部门本身作为审计客体，从权力等级上来讲，审计主体就应该是上级审计机关或特殊情况下的同级政府审计机关，也只有政府审计有必需的强制力。另一方面，可以考虑海洋资源环境的特点，海洋流域大、影响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广、涉及的资金量庞杂、需要的专业技术难，而民间升级和内部审计的专业领域、人员设施配备可能不足以应对如此庞大的项目，所以依靠政府资源调动、人员培训、资金调配的能力，在合理的成本效益下实施审计工作。

3.审计目标

从宏观上来看，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的目标就是维护海洋资源的利益，保障海洋资源环境安全，并能够促进海洋资源长期可持续利用和发展。若更多从绩效审计鉴证和评价功能去思考，在制定目标时还可以考虑对绩效信息的真实性的鉴证和相关绩效水平的提高。

4.审计内容和重点

根据WGEA在2001年的指南，本文将海洋资源环境的绩效审计内容概括为五部分，分别是对政府涉海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的审计、对政府针对海洋环境项目的经济效益进行的审计、对政府其他项目对海洋资源环境造成影响情况的审计、对海洋环境管理监管系统的审计和对计划的海洋资源环境开发利用及保护政策和项目可行性、科学性的评估。针对具体项目的审计重点，可以从“5E”理论出发来考虑。经济性可以是海洋资境治理资金预算是否合理、各项经济资源的利用是否节约；效率性主要考虑成本效益，投入资金是否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是否有不必要的支出；效果性反映目标执行结果，比如有关海洋的资源环境管理政策是否有效执行、环境治理项目是否达到改善环境目标等；公平性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影响，比如说代际公平，资源环境的管理利用和保护能否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是否有只开发不保护的现象；环境性反映环境影响，要评估政府涉海项目对海洋生物多样性、水质等情况的影响大小、范围，从而合理开发、有效保护。

四、我国海洋环境资源审计现状分析

（一）、实践情况

下面简单例举2018年的几个审计项目：

浙江省嵊泗县审计局对全县海洋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进行了审计。此次审计重点关注了东部乡镇的贻贝养殖情况，并发现存在养殖海域未批准私自启用、违规扩张养殖海域而阻碍航道等问题，同时发现海洋局与渔业局在海洋特别保护区法规贯彻落实不到位、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不完善的问题。后期整改中，该县一是细化了法规，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并与环保、边防等部门联合执法，推进海洋资源和环境的双重保护；二是追回了欠缴的海洋生态补偿金、海域使用金等未收款项，加强了资金管理，提高资金绩效。

深圳办在Y省进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中，将审计重点确定为海岸带管理、围填海项目和海水养殖，旨在推动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此次审计发现了违规下放围填海项目管理审批权、优质海岸线资源被占用、无序粗放建设、海水养殖入海排污造成局部污染等众多问题。

山东青岛省围绕海洋资源资产基本情况、海洋职能部门履职情况、海洋资源环境开发利用及修复情况进行了审计工作。此次审计重点落在了胶州湾保护、渔业养殖清理、排污总量控制等的专项资金审查，对涉及污染防治的海洋渔业执法、涉及海岛海域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等情况的责任落实，并且利用了卫星遥感技术等创新技术方法。

（二）、实践评价

从审计署官网公布的审计信息来看，近年来，审计机构越来越频繁地对海洋资源环境的利用和保护进行审计或是在临海省市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中关注海洋资源利用。我国海洋资源审计的内容和范围也越发丰富，涵盖了海洋资源政策、资金使用、资源开发保护和收益等方面，但是也可以发现，这些审计工作大部分围绕了专项资金使用真实性、合法性和政策执行的合规性，而通过量化绩效评价指标来对工作绩效做评价考察的实践较少。海洋资源，甚至自然资源管理，目的就是要兼顾开发和保护资源，在当期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维护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所以推行绩效审计是趋势，即在合规和财务真实性审计的同时，还要关注资源利用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五、案例分析

（一）、SZ市的背景概述

SZ是全国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的示范市，其地理位置优越，共有东西两大港口群，将近260公里的海岸线分隔开。西部港区水深港阔，四通八达，可与国内沿海及世界港口相通；东部港区海面开阔，风平浪静，是华南地区的天然优良港湾。

据统计，2005年，SZ港外贸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了亿吨大关，同比增长20%。2017年完成货物吞吐量2.41亿吨，集装箱吞吐量约2520万标箱，已经连续五年成为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枢纽港。到2018年底，SZ港共开通集装箱班轮航线239条，形成了完善的班轮运输结构。尽管SZ市港口建设水平世界领先，海洋经济总量持续上涨，但其海洋经济发展也面临着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生产风险突出等问题。为面向未来，进一步建设绿色港口，国家审计决定对SZ市开展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绩效审计，以护卫经济发展。

（二）、审计目标

本次审计是为落实“十八大”提出的“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要求，为实现海洋经济良性发展而开展的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绩效审计。直接目标是为了鉴证和提供有关政策执行情况、各项涉海资金使用效益、海洋环境治理及生产安全风险防护情况等方面的信息，识别绩效差异，寻找原因并提出改进建议，最终提升海洋资源利用的绩效水平。

（三）、审计内容及范围

本案例审计对象主要为市海洋局、海事局、市财政委、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及市水务局等相关单位。部分审计内容如下：

一是海洋综合管理法规体系的建立和执行情况。2012年，市政府将海洋综合管理职能划入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委员会，从机构上实现了陆海的统一。下一步就是要积极推进海洋管理的立法和制定海洋规划。由于海陆统筹涉及多部门分工与合作，所以需要建立相关的综合管理体系，区分职责、明确责任。另外海洋整体发展规划完善与否也是审计的一方面，从过去偏重对陆地的开发，到现阶段对海洋经济资源利用的重视，需要对本市海域整体利用和规划，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对海洋资源进行可持续发展利用，使得投入资金达到最优效益。

二是海洋污染的防护与治理情况。本市设立了113个海洋监测站点，形成了全市海域监测站网，定期公开数据、公告。本次审计应对这些海洋监测站点的运行情况进行监测，对生成数据的真实性进行检查。同时，审计组了解到该市海洋污染主要来自陆地，因此对入海口排污情况，及相关责任单位如市环保部门、水务部门、海洋局等在海洋污染情况的监控、防治和管理等方面通力合作情况也要做绩效评价。

三是海上及港口生产安全突发事件的防控情况。对于海港，每日货轮来往频繁，针对海面溢油事件的处理能力一般都是审计的重点之一。另外，对其他海上危险化学品泄露的处理能力和相关装备物资的储备情况也是审计需要关注的方面。

（四）、审计结果

第一，海洋资源规划布局缺乏战略性。检查文件发现，该市在2004年制定了《SZ市海洋功能区划》对2005～2010年的海洋资源开发作出了指导，但随着国家战略布局及相关功能区划的标准发生变化，该市《功能区划》未能及时修订，同时也未按《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的要求制定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配套规划。对于SZ市丰富的海洋资源，管理部门应建立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的长期利用和保护规划，以及中短期功能区划及产业布局，做到在保护中利用海洋资源，在绿色发展的指导下发展海洋经济。但是审计发现实际规划严重不足，以沙滩资源为例，东部海滩约有50余个沙滩，仅个位数合法取得海域使用证，开发海水浴场等旅游产业，其余海滩无人管理或被私自使用，并经常能看到垃圾在未经批准的沙滩上堆砌，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和环境。

第二，部分海域污染严重，污染排放严重超标。审计组以海水水质标准为评价依据，发现西部海域海水水质标准超四类海水水质标准1倍以上，远差于东部海域。经过了解，该市海域污染主要来自于陆地，即污水排放。检测结果显示，15个入海排污口中有6个排污口排放超标，这表明海陆共治维护生态环境的目标并没有实现，投入建设的排污管道、污水处理厂、监测站点等设施的使用绩效低下。追责到有关部门，审计组发现环保部门、水务部门、海洋局等相关部门在污染防治方面并没有相互协调合作，从而导致污染防治的海陆脱节，违规现象暗中滋生。

第三，面对突发生产安全问题能力存有缺陷。首先，面对海面溢油的意外情况应对能力不足。SZ港运输等业务发展迅速，常有上万吨级别的邮轮停靠，万一发生溢油事件，溢油扩散出港区外，可能对海洋生态和资源造成难以逆转的伤害。SZ港能够处理的溢油吨数应大于邮轮油舱破损的最大溢油量，才能保证安全，然而根据调查，该市海域油污清除能力仅在50吨左右，远低于标准。另外，SZ港对危险化工物品泄漏的防控抢险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应急设备库的建设也还没有启动。目前海事等部门仅有一些初级的检测防护设备，应急部门相关人员的应急处理技术和能力不足，这方面隐藏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六、新发展理念视角下优化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的建议

（一）、健全海洋资源环境审计法律法规

我国还没有一套专门指导水环境审计的准则。政府审计依据《审计法》开展工作，但对水环境审计工作针对性不强，对于水资源的特殊性，应该专门制订一套水环境审计准则为理论指导。我国已有的一些与水资源有关的环境保护法如《水污染防治法》、《长江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等，都是以治理环境，绿色发展为出发点的，可以作为审计标准应用，但这些法律多是阐述合规性问题，并未提供相对统一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我国应针对水环境绩效审计建立绩效评价指标库，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三层次综合评价资源利用绩效水平，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绿色发展。

（二）、加强人才培训和审计队伍建设

海洋资源环境审计不同于常规的财务审计，不仅需要审计人员懂得财会和审计知识，还要要求审计组中有如环境工程、化学、水利、地理等跨专业人才。对于现有审计人员，应定期组织培训，更新知识；对于疑难问题，还应当合理利用专家工作。同时，审计机构应该与海事局、环保局、水务局这类相关机构建立联系，共享信息，这样可以大大节约审计资源，提高审计效率。

（三）、完善审计技术和方法

针对海洋资源环境的审计涉及面广，不仅仅是海域内资源，海岸带、港口，甚至城市内排污管都可能在审计范围内。在自然资源审计中，最常见到的就是遥感技术，通过空间图像与数据信息的结合，可以帮助捕捉审计疑点。另外，根据海洋资源环境审计涉及的数据种类多、变化快等特点，可以将海域开发利用、海岸线开发治理等相关矢量数据进行空间叠加，建立一个动态的信息数据管理监控系统，这样可以全方位的评价资源管理绩效。在海洋污染防治中，还需要进行一系列跟踪审计，并适当评价治理绩效，提出优化意见，提高治污水平。

（四）、以财政财务资金为牵引，同时更加重视绩效评价

资源环境绩效评价是发展趋势，并不是要我们忽视财务审计，对于一个庞大项目，财政资金流转到哪里，相关责任就落到哪里。在海洋资源环境审计中，对于环保专项资金、项目建设专项资金的审查可以帮助审计人员快速发现疑点，有针对性的进行进一步审计程序。但是，财务审计并不是终点，不能以“配套资金未及时拨付”、“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这样的字眼评价绩效，而是把资金的筹集、拨付、使用、管理作为绩效评价的一个方面，融合进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去综合考虑。比如在评价海洋资源开发环节的绩效水平时，可以考虑资金拨付率；在资源利用环节，可以计算海洋产值增值量占投资的比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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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海洋管理论文篇7

利用海洋资源大力开发海洋旅游，必须关注海洋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海洋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就是推动海洋生态旅游，这也是世界旅游业发展的方向。除了海洋以外，其基本类型还包括山地、森林、草地、各种水域及沼泽等。在可持续发展理论视域中，提倡海洋旅游资源的适度和合理的开发，密切关注海洋生态环境，真正达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三者和谐统一，需要不断的努力。

一、海洋旅游的发展对环境的影响

海洋旅游是指人们以海洋资源为基础的包括观光、度假和特种旅游的各类旅游形式的总称。亚热带海滨旅游是从19世纪末在地中海北岸兴起的，热带海岛海滨旅游则是从二战之后才兴起，但由于海洋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其发展速度惊人，拥有广阔的前景。我国的海洋旅游近年来发展迅速，但在东南沿海和南中国海仍然有许多海洋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尚未开发或充分开发。太平洋中的岛屿、印度洋沿岸、非洲大陆沿岸、南美洲大陆沿海等也有许多可以开发的海洋旅游资源，这些海洋旅游资源的开发将会推动海洋旅游在世界旅游中的地位继续上升。

此外，海洋高新技术突破和发展也将继续丰富海洋旅游活动。随着海洋科技的发展，新的海洋旅游活动形式不断涌现，人们能够潜入更深的海底，能够看到海床上喷发的热液与矿物的火山，甚至能够潜入北极厚厚的冰层以下，观赏亘古不变的冰川与海床。这些旅游活动和项目高新技术含量高，以其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和真实性吸引着大批旅游者，带动了海洋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一方面，海洋旅游的发展推动了地区经济的有效增长，另一方面，也给当地的生态和社会环境带来诸多影响，这些影响大部分是负面的。规划和开发不当，使自然和人文环境发生退化，而这恰恰是对旅游者的核心吸引力。海洋旅游开发所带来的对环境影响的失控是危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旅游景区环境污染严重。旅游促销和宣传带来了大量的客源，许多海洋旅游区在旺季时，游客猛增，接待量远远超出该区域旅游的承载能力，加剧了大气水体的污染，游客产生的生活垃圾增加了景区环境的压力，拥挤的游人又造成了景观视觉污染，尤其是旅游“黄金周”产生的大量客流，使景区交通拥堵，大量消耗了物质和能源。

2、生态环境系统失调。海洋旅游热潮使海洋旅游开发受到了沿海各级政府前所未有的关注，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而大力发展。从我国大部分沿海省市的海洋旅游发展规划来看，未来十几年我国将面临新一轮旅游资源大规模开发的热潮，滨海、海岛、沙滩等海洋自然区域则是开发的重点。这些区域往往是生态敏感和脆弱区域，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势必对其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3、旅游热造成基础设施压力。旅游热潮带来的最大影响莫过于人流拥挤和交通阻塞，影响了旅游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也降低了游览质量，给旅游地的社会和文化也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由于游客管理措施不力，景区内随意丢弃废物、乱刻乱画等污染现象大量存在，这些影响在短期内是难以消除的。

二、生态旅游及海洋生态旅游的理论基础

与传统的大众旅游相比较，生态旅游是指对资源的利用与保护并重，强调适度的开发规模，保持合理的游客密度，争取最小环境影响的一种旅游活动。生态旅游旨在使旅游产业与环境保护之间达到平衡与协调，保证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生态旅游肩负着保护环境的责任，是一种高品位、高档次、高格调的旅游活动。目前，生态旅游已经成为全球热点并继续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生态美理论及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目前理论界公认的指导生态旅游发展的三大理论基石，其基本概念、观点及体现的生态旅游价值可归纳为表1。这三大理论体系已经较为成熟，在生态旅游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表1 生态旅游三大理论及其生态旅游价值体现

理论 基本概念 基本观点及生态旅游价值体现

人与自然关系理论 是主要研究人与各个自然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 包括人类中心论、人与自然协调论、倒退论及生态人文论。其生态旅游价值体现为人与自然共存共生，相互协调；对于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必须慎重的加以保护。

生态美理论 是主要研究生态系统中存在的美的现象及其本质的理论，也包括对审美活动的研究 包括自然生态美、人文生态美两种。其生态旅游价值体现为以美的体验和对美的欣赏为出发点，营造美好的生态环境，并加大保护力度。

可持续发展理论 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包括公平原则、持续性原则、共同性原则。其生态旅游价值体现为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提升环保意识，将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观点贯穿于工作的始终。

海洋生态旅游除了以上述三大理论为研究基础外，还涉及到海洋科学、环境伦理学、景观生态学、生态环境承载力理论、清洁生产理论、旅游经济学、循环经济学、旅游管理学等跨学科的理论，对这些理论成果的交叉研究有助于推进海洋生态旅游的实践。

三、海洋生态旅游开发中的主要问题

我国海洋旅游产业较国际市场起步较晚，因此在海洋生态旅游开发思路上尚不成熟，与国际先进水平的海洋旅游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相关的理论研究、法制建设、管理运作及人们的生态认识和观念等都相对滞后，导致在旅游开发活动中，海洋生态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海洋资源浪费较为严重，阻碍了海洋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态意识比较淡薄，认识不到位。

近年来，我国海洋污染、海洋环境质量恶化的总体趋势并未有效地遏制，污染范围仍在不断扩大。如有机污染、油污染、重金属污染、海洋垃圾、赤潮等环境污染事件频发，海洋生态环境仍不断遭到破坏。这与海洋旅游相关者（决策者、规划者、管理者等）的生态意识淡薄有很大关系，不注重对生态和环保的综合考虑，缺乏对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认真思考。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缺乏对生态和环境保护相关知识的了解，没有正确认识生态旅游中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互为保护作用。加上一些旅游者素质尚待提高，不文明的旅游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旅游环境的破坏和污染。

（二）海洋生态旅游规划设计和管理不科学，缺乏对科学开发规律的正确把握。

快速扩张的海洋旅游需求导致游客过多，在造成对旅游目的巨大压力的同时也与脆弱的海洋生态环境形成了强烈反差。大多数地区尚未建立科学完善的资源开发评价体系，存在旅游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低水平开发问题以及海洋资源错位使用，功能重复交叉甚至相互干扰的情况，盲目围海造地及不合理的建设已引起部分海洋旅游区沙质海岸向泥岸退化。大量适合于海洋旅游开发的优势资源被污染严重的工业、能源、港口、养殖等产业占用，自然生态无法复原，失去了发展海洋旅游的机会。海南陵水县新村港珍稀红树林因“向海要粮”（围海造田）被砍伐，濒临灭绝，造成生态严重失衡，虽然海南省正积极弥补，但是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失是不可逆转的，直接导致当地生态旅游价值的消失。因此，在决策时，对旅游项目的性质、功能论证不足，定位不准确，出现功能之间的相互冲突和排斥，将导致海洋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破坏。

（三）海洋旅游产业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缺少自主和创新品牌。

目前，我国海洋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尚不充分，导致海洋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就海洋旅游业来讲，已经开发利用的海洋旅游资源占总资源的30%，总体经济规模排名大体处于中等水平，产业素质不高，具体表现为产业链不完整，海洋旅游产品设计不健全，难以发挥整体效益；海洋资源开发技术水平发展不平衡，有些资源开发技术和设施还比较落后，科技含量不高，缺少自主和创新品牌，导致海洋开发效率低、集约化程度低、资源浪费严重。

（四）法律、法规不健全，缺乏海洋生态旅游专业人才。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生态旅游的专门法规或者规定，即使在其他法律法规中有一些涉及旅游的法律条款，也往往缺乏准确性，对生态旅游行为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和约束。

缺乏海洋生态旅游相关的专业管理人才，大部分生态旅游管理者没有经过系统的专门培训，也没有长期从事旅游及环保方面的工作经验，缺乏专业知识、职业操守、社会责任以及法制、政策方面的教育。偏远地区的海洋旅游开发基本始于本地自发开展，有比较浓重的原始色彩，由于缺乏先进的发展理念，文化、技术、信息等多方面条件有限，其旅游策划及管理水平低下，造成内耗式的竞争。此外，服务水平的缺失也给海洋旅游业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旅游资源作为一切自然资源和人文社会资源的集合，其丰裕程度和品质优良程度是十分重要的，它是旅游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没有丰厚而独特的海洋旅游资源，也就失去了旅游地开发的基础；同样，旅游活动从本质上看是人类与周围环境之间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过程，海洋旅游的发展与海洋生态环境的关系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优良的海洋生态环境条件是促进海洋旅游经济进一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该论文为三亚市院地科技合作项目（2013YD66）的研究成果之一，同时受到作者李卉妍2012年海南省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奖励的资助。

海洋管理论文篇8

海洋法一直被认为是国际法的一个部分，被纳入国际法的范畴。这一认识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第一，海洋法学者把海洋法界定为国际法。我国台湾地区著名海洋法专家、台湾海洋大学海洋法学研究所原所长陈荔彤先生曾断言：“海洋法”“是国际法中最早形成的法规之一”，“是国际法中最古老的部门之一”①。美国学者也认为海洋法是“关于国家如何使用和控制海洋及其资源的国际法体系”②。第二，国际法学著作把海洋法当作国际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奥本海国际法》就有海洋法的内容③。德国学者英戈•冯•闽希主编的《国际法教程》第二部分“特殊国际法”设六章④，其中的一章是“国际海洋法”⑤。总之，说海洋法是国际法可谓众口一词。在海洋法学研究中存在海洋法和国际海洋法两个语词。这让我们心存一点希望———或许“海洋法”这个语词所表达的海洋法不同于国际法意义上的海洋法。然而，在海洋法学者们的著作中，这两个语词并没有导出国际海洋法与非国际法的海洋法的分野。海洋法和国际海洋法是表达同一个概念的两个语词，而不是分别表达不同概念的两个语词。陈荔彤教授在2008年出版和再版了两本与海洋有关的法学著作，一本是《海洋法论》，一本是《国际海洋法论》。虽然是两本同时出版的书，虽然两本书的书名不一样，但作者显然没有把两本书的内容看作是两种不同的学问或归属于不同学科的两门学问。两本书实际阐述的内容属于同一学科。作者把两本书中的后者，即《国际海洋法论》的“研究重点”概括为“海域划界”、“海洋环境保护”和“国际海洋法暨国际法规范”。这三部分内容都出现在另一本书中。前书《海洋法论》的第六章是《海域划界法则与实践》，与后书的第一个重点“海域划界”相对应；第八章是《海洋环境污染的国际法规范》，与后书的第二个重点相应；第九章《海上船舶航行安全的国际法规则》、第十章《海洋平时军事使用的规范管制》等与后书的第三个重点相对应。这两本书的区别仅在于，前者阐述海洋法学的一般理论（即书名中的“论”），而后者重点阐述海洋法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实践⑥。作者给后者《国际海洋法论》起的英文名字“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and　Taiwan”，表达了海洋法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实践的意思。翻检海洋法学著作不难发现，那些称为国际海洋法的著作都心甘情愿地投身国际法的营垒。陈德恭先生曾任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副代表，参加过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二期到第十期会议，他所著《现代国际海洋法》（以下简称陈著书）显然可以称为国际海洋法，就像他的著作的名字所显示的那样。陈著书的章节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篇章基本一致①，前者是对后者的说明。这样的一本著作，它与《公约》一样无法跳出国际法的圈子②。我国台湾地区海洋法学者姜皇池曾于2004年出版两卷本的《国际海洋法》。从姜教授的著作中可以轻易地看出，一方面，他清楚地表达了海洋法的国际法特征；另一方面，作者理解的国际海洋法就是海洋法。在该书中，《公约》这个明显的国际法律文件可以称为海洋法③，而不必一定在海洋法这个语词之前添加“国际”这个限制词。同时，最早产生的海洋法都被姜先生认定为国际海洋法④。那些没有加“国际”这个限制词的专门研究海洋法或海洋法学的著作，也没有把自己看作是国际海洋法之外的另一门学问。曾任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院长的屈广清教授所主编的《海洋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简称“屈编书”）就是一个例子⑤。对屈编书与按照《公约》框架结构安排章节的陈著书所作的比对，说明两者的内容基本相同。如果用学科体系这一标准来衡量，二者之间是同一关系。屈编书的作者也是这样理解的。他们认为“海洋法是法，而且是国际法”，是“具有自己的特点”的“不同于国内法”的法⑥。

二、突破国际法的边界———法制建设对海洋法概念的内涵、外延之充实、扩展

虽然学者们异口同声地把海洋法界定为国际法，并在他们的著作中努力保持海洋法之“不同于国内法”的纯真，但这样的界定与海洋法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早已发生了背离，这样的捍卫也无法阻止海洋法向非国际法领域的迈进。非常明显，海洋基本法的产生已经宣布仅仅属于国际法的海洋法的历史的结束。例如，如果海洋法只能是国际法，加拿大《海洋法》中的“海洋管理战略”就只能是处理海洋事务中的国际关系的战略；依据该法享有权力、负有义务和职责的那个部（Department）就只能是外交部或国防部等。即使按照该法的规定，享有权力、负有义务和职责的部是“渔业和海洋”部（theDepartment　of　Fisheries　and　Oceans），那么，这个被称为“渔业和海洋”的部也一定是主要担当外交和国防使命的部。而事实上，加拿大《海洋法》中的“海洋管理战略”更加关心的是“对发生在作为加拿大组成部分的河口区、海岸带和海洋上的行为的综合管理”①。我国海洋法制建设的历史也证明了单纯的国际海洋法的时代的结束。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的贾宇先生对“新中国成立后②的海洋法制建设”进行了总结。她按照时间顺序列举了我国先后制定的以下法律法规（以下简称“中国海洋法”）：（1）《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2）《关于商船通过老铁山水道的规定》（1956年政务院）③；（3）《外国籍非军用船舶通过琼州海峡管理规则》（1964年国务院颁布）④；（4）《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1982年）；（5）《海洋环境保护法》（1982年制定，1999年修订）；（6）《海上交通安全法》（1982年）；（7）《领海及毗连区法》（1992年）；（8）《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1998年）；（9）《海域使用管理法》⑤。这9项法律文件并不是那个时期我国制定的全部涉海法律法规，不是那个时期中国海洋法的全部⑥。然而，就这个不完全的列举已经说明，它们并非都能被国际海洋法所接受。在这9项中国海洋法中至少有2项其内容既不见于《公约》⑦，也无法得到陈著书和屈编书等海洋法学著作所接受的海洋法学理论的学理关照。到贾宇先生实施总结时依然有效的、用来“健全完善”《海域使用管理法》的“各项配套制度”的法律文件《关于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用海有关问题的通知》（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务院关于海洋功能区划的批复》（2002年8月22日）、《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02年9月4日国家海洋局）⑧等，在《公约》中也找不到对应的章节条款（为论述的方便，下文称这些法律法规为“《公约》外法”）⑨，这些法律文件在上述海洋法学著作中也没有位置，不在那些海洋法学著作讨论的范围之内。不管是名为“国际海洋法”的陈著书，还是称为“海洋法”的屈编书，都不包含这些法律文件中的内容瑏瑠。“《公约》外法”在形式上不见于《公约》，为陈著书、屈编书等海洋法学著作所不论，更重要的是，其内容无法为国际法所容纳。我们说“《公约》外法”作为由我国立法机关或立法机关授权的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不是国际法的基本依据是：它们不具备国际法的基本特征。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汉斯•凯尔森认为：“国际法或万国法是一系列规则的总称，这些规则———按照通常的定义———调整各国在其彼此交往中的行为”瑏瑡。已故我国著名国际法学家王铁崖先生从发生学的角度阐述了国际法的特征。他说：“国家，特别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是不能孤立而存在的。国家必须与其他国家在一定的范围内和在一定的程度上有彼此的交往。国家对其它国家的往来关系构成国家的对外关系，而所有国家的关系，综合起来就成为国际关系”①。而那些“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加以规范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就是国际法”②。《奥本海国际法》虽然不认为“国家”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但其对国际法的基本判断仍然是“对国家在它们彼此往来中有法律拘束力的规则的总体”，是由“支配国家的关系”③的规则构成的体系。该书还说：“国际法是从各国并列状态中产生的，而国际私法则是从各种法律体系的并列状态中产生的”④。这些著作的表达虽不完全相同，但它们对国际法的理解却基本上是一致的。按照这些著作所给出的解释，国际法所调整的关系是国际关系，这种关系的主体虽然不必一定是国家，但关系的双方或多方一定不是处在同一国家内部的两个或多个主体。也就是说，这种关系一定要么出现在“各国并列状态”中，要么出现在不同“法律体系的并列状态”中。“《公约》外法”，不管是《海上交通安全法》，还是《海域使用管理法》及其配套法规，都不以国家作为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主体，都不是调整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也都不以国家间的“并列状态”或“法律体系的并列状态”为存在的条件⑤。这些法律，至少这些法律文件的主要内容不是国际法。

三、海洋共有事务———连接国际海洋法和国内海洋法的桥梁

海洋法发展的实践已经说明海洋法不必然是国际法，在国际海洋法之外还有国内海洋法。海洋法一定是国际法的判断是错误的，简单地把海洋法称为国际法也是不恰当的。然而，简单地对海洋法学理论的某个观点实施，既不能自然地使海洋法学理论归于正确，也不能自然地满足当今海洋法制建设的理论需求。我们面临的历史性的任务是让海洋法学理论赶上海洋法制建设的实践，并进而走在制度建设之前，对海洋法制建设发挥理论引领作用。为了海洋法学理论建设和海洋法的制度建设的双重目的，我们既需要支持不仅仅属于国际法的海洋法的法学理论，也需要给把海洋法界定为国际法的海洋法学观点找到归宿。海洋法学者把海洋法视为国际法，从海洋法发展的历史来看是有道理的，或者说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在《公约》问世之前，人类创造了著名的“日内瓦海洋法四公约”。这是对海洋法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海洋法文件。而这四项公约中的三项都在解决一类问题，即海洋空间划分，或者说是与国家领土有关的区域划分。《领海和毗连区公约》（Convention　on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theContiguous　Zone）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一个国家的在其陆地领土和内水之外延伸所至的与其海岸相连的海水带称为领海”。非常清楚，所谓领海就是从公海和沿海国家的陆地国土及其内水之间划出的一个带状区域；所谓领海法就是把这个带状区域划入沿海国范围之内的法。该《公约》接下来的规定都是为实现这个基本目标服务的。比如《公约》第二四条规定，沿海国在遇有某种“必要”⑥时可以在“公海的毗连其领海的一个区域行使管辖权”。所谓“毗连区”就是毗连沿海国领海的一个原本被视为公海的区域，而毗连区法的作用就是使沿海国对这个区域的某些管辖活动合法化。《领海和毗连区公约》第二章“毗连区”就是一部毗连区法。该章第二四条以下的那些条款都服务于确定毗连区及明确沿海国在毗连区的管辖权。《公海公约》（Convention　on　the　High　Seas）第一条宣布：“所谓公海是指海洋的不属于国家领海和内水的所有部分”。把公海和内水、领海并列在一起，用领海和内水这些表现为空间的水域界定公海，被界定的公海也只能是，至少首先是一个区域，一个不归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对所有国家都开放的区域①。宣布这个区域不是国家领土的意义之一是明确国家领土的界限。《大陆架公约》（convention　on　the　continental　shelf）宣布“大陆架”指“领海以外与海岸相临区域的水下的”一定深度的“海床、底土”，或者与此相近的与岛屿海岸相连的“海床、底土”②。如果说领海、毗连区、公海是沿海平面展开的区域，那么，大陆架则是水下（submarine）的区域。自然地理常识告诉我们，“大陆架”、“海床”（seabed）一定是一个展开的区域，而不能只是一个点或一条线。“底土”不会只是一撮土，而是和陆地国土一样平面展开的且有一定规模的区域。不管是《领海和毗连区公约》使用的“带”（belt）、区域（zone）概念，还是《公海公约》使用的“部分”（part）概念、《大陆架公约》使用的范围（area）概念，其所传递的基本信息都是区域，而把这些区域与“”（sovereignty）、控制（control）等联系起来，它们所界定的这些区域也都具有界定领土的意义。这样的海洋法首先是领土法，是用来解决国家控制范围的法。《公约》对于日内瓦海洋法公约而言无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没有使其丧失划分空间、领土的功能。《公约》共有17章，除第一章“用语和范围”、第五章“争端解决”、第十六章“一般规定”、第十七章“最后条款”外，其余13章中的10章的内容或者是关于空间划分的，或者是与空间划分有关。“领海和毗连区”（第二章）、“专属经济区”（第五章）是划分空间的法，“大陆架”（第六章）、“公海”（第七章）、“岛屿制度”（第八章）、“区域”（第十一章）也是划分空间的法，“群岛国”（第四章）关注的主要不是群岛之上，而是群岛之间或群岛周围的水域及其底土空间。“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第三章）、“闭海半闭海”（第九章）、“内陆国出入海洋的权利和过境”（第十章），无疑也都与空间划分及其归属有关。总之，划分地球空间，确定国家与地球上的海洋空间之间的关系，是海洋法长期扮演的角色。正是海洋法的这种角色影响了学者对海洋法的认识。在许多学者的眼里，海洋法首先就是国家间划分海洋的法。《奥本海国际法》的《国家领土》章（第五章）专门讨论“国家领土的各部分”。其所列四个目为（1）“陆地、内水、领海”，（2）“群岛水域”，（3）“空气空间”和（4）“沿岸国有管辖权和权利的其他区域”。按照该书的划分，内水、领海是与陆地领土具有同等意义的“国家领土”。该书把“国家领土”界定为“隶属于国家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③。按照这一界定，内水、领海就是像陆地一样的“隶属于国家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该书明确指出：“一个国家的领土首先是其疆界以内的陆地，包括其下的土壤。如果是一个有海岸的国家，它的领土就包括其陆地疆界内或与其陆地相邻接的某些水域。这些水域有两种———国内水或内水和领海”④。此外还有“沿海国可以扩充施行其某些法律的那个公海上区域”，即“毗连其领海的公海区域”⑤。在这部经典的国际法学著作中，海洋法被定位为领土法中的海洋领土法。日本学者寺泽一山、山本草二认为：“地球上的空间在国际法上按照国家能够行使权力的性质，分为国家领土和公海。国家领土是由以领陆为中心和周围的领海以及它们上空的领空所组成……除领海外的一切海洋部分称为公海，它不属于任何国家所有”⑥。按照这两位学者的理解，《公约》的大部分内容都可以归结为“领土”法①。领土法显然是调整国家之间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关系的法。用来划分地球空间的海洋法，当这种划分是为了明确国家的范围时，也只能是调整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关系的法。海洋法原本就是关于划分海洋区域，明确国家区域界限的法，确定国家在不享有完全的海域可以享有的权利的法。这样的法不能不是国际法。规定领海、毗连区、大陆架等制度的法就是典型的海洋法。对这样的海洋法做归类处理，其处理结果只能是国际法。海洋法的国际法地位就是这样奠定的。说海洋法就是国际法的根据就来源于此。然而，海洋法却不仅仅是划分海域、确定国家在海洋上的范围或者享有某些权利的区域范围的法。《公约》的《序言》称，是因为“意识到各海洋区域的种种问题都是彼此密切相关的，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缔约各国”才“协议”创造了《公约》。这样的《公约》显然不能只解决划分“各海洋区域”及其上的国家权利问题，《公约》的“缔约各国”所“认识到”的，也是它们制定《公约》所要追求的“便利国际交通和促进海洋的和平用途，海洋资源的公平而有效的利用，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以及研究、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②等，也显然不只是与划分海域和确定管辖权有关③。《公约》的这一表态已经暗示了它突破国际法界限的可能。《公约》除了划分海域、确定国家在海洋上的范围或者享有某些权利的区域范围的内容之外，还有其他许多规定。这些规定可以概括为三类，即关于海洋公共事务的规定、关于海洋共有事务的规定和关于既是海洋公共事务又是海洋共有事务的规定。在海洋上存在公共事务和共有事务，是由具有广泛连通性的海洋可以且事实上被划分为“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域”④和“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域”⑤两部分决定的。因为有“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域”，而这部分海域又被《公约》缔约国一致认同为“对所有国家开放”，不论是“沿海国或内陆国”在公海都享有“航行自由”、“飞越自由”、“捕鱼自由”等自由⑥，对这部分海洋的利用和管理是公共事务，是缔约各国甚至全世界各国的公共事务。比如，“公海应只用于和平目的”⑦的规定就是这种公共事务⑧。再如，“海洋科学研究应专为和平目的而进行”的原则也属于海洋公共事务。它追求的目标是通过各国“依照”《公约》制定“有关规章”①建立具有“和平”特点的公共海洋秩序。因为有“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域”的存在，因为处于不同国家管辖下的海域之间，这些海域与公海之间是互相联通的，而所有海域都有相同的品质，这便决定了在各国管辖海域存在由各国分别实施管理的共有事务。比如“各国开发其自然资源的权利”②的行使就是“缔约各国”的共有“事务”。再如，第二〇七条规定的“制定法律和规章，以防止、减少和控制陆地来源，包括河流、河口湾、管道和排水口结构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是各国普遍实施的海洋污染防治事务，是各国的共有事务。有些海洋事务既是世界各国的公共事务，又是有关国家的共有事务。而《公约》的有些规定就是规范这类事务的。比如，第一九二条规定：“各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在国内事务中它表现为国家组织其公民、法人实施海洋环境保护；在国际关系领域，它表现为国家对邻国或国际社会履行保护海洋环境的义务。再如，第十二章第二节规定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合作”，既是海洋公共事务，又是海洋共有事务。“各国应尽力积极参与区域性和全球性方案，以取得有关鉴定污染的性质和范围，面临污染的情况以及其通过的途径、危险和补救办法的知识”（第二〇〇条），是各国的共有事务，一般来说是发展中国家的共有事务，而运用“有关鉴定污染的性质和范围，面临污染的情况以及其通过的途径、危险和补救办法的知识”，却是“消除污染的影响并防止或尽量减少损害”（第一九九条），包括消除污染在公海上的影响，减少污染在公海上造成的“损害”所需要的，属于各国的公共事务。从保护整体的海洋环境的需要来看，这类事务都是海洋公共事务。这些关于海洋共有事务和公共事务的规定都是国际法，都具有国际法的一般特征。然而，它们中的一部分又具有“转化为国内法”③的先天条件。首先，《公约》关于海洋共有事务的规定需要转化为国内法。不管是对“各国根据其环境政策和按照其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职责开发其自然资源”的“授权”，还是对各国提出的“制定法律和规章，以防止、减少和控制陆地来源”的“污染”的要求，抑或是对各国提出的“按照”《公约》的规定“促进和便利海洋科学研究的发展和进行”的要求，都需要在各国国内实施。各国把这类事务纳入国家立法的调整范围之内，通过建立制度、设定行为规范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务，这些各国共有事务就变成了一国内的事务，而规范这些事务的法是“对内事务”的国内法④。贾宇先生总结的“中国海洋法”中的《海域使用管理法》、《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等，就是这样的国内海洋法。这些法所涉及的事务都以《公约》第一九三条的授权为依据⑤。其次，上文总结的既是海洋公共事务又是海洋共有事务的那些国际法规范，也可以转化为国内法。不管是海洋环境保护，还是海洋科学研究、海洋技术的发展与转让，总体上说都既是海洋公共事务又是海洋共有事务。它们可以是海洋共有事务意味着它们可以用处理国内不同主体间关系的法来调整。因为海洋环境保护也是海洋共有事务，也就是说可以是一国国内的事务，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为保护海洋环境向其公民授予权利、施加义务，形成自己的国内海洋环境保护法。贾宇先生总结的“中国海洋法”中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就是这样的国内海洋法。因为海洋科学研究既具有揭示对人类普遍有益的自然奥秘、科学道理的意义，又具有为不同国家实现各自利益的意义，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在其管辖范围内开展海洋科学研究，并用与处理普通公民、法人之间关系的法具有相同特点的国内法，来推动、促进甚至强制海洋科学研究的发展。

四、我国海洋基本法的调整范围———新海洋法概念下的立法思考

海洋法不只是“关于国家如何使用和控制海洋及其资源的国际法体系”，而是调整国家间海洋归属和利用等关系，处理国际社会的海洋公共事务、国家的国内海洋事务的法，是调整国家间海洋归属和利用等关系，处理国际社会海洋公共事务、国家国内海洋事务的行为规范构成的整体。海洋法从理论上走出国际法的范围，不仅免除了学者们因受传统海洋法理论的束缚而在面对已经走出国际法的现代海洋法时的尴尬①，而且给国家的海洋法制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对今天的中国而言，还为制定海洋基本法排除了理论障碍。海洋法既可以是国际法，又可以是国内法的结论，为国内法意义上的海洋法提供了理论空间，国内海洋法因此而取得“合法”地位。这样一来，海洋法便自然形成一个国际海洋法和国内海洋法二分的体系。我们也可以说海洋法是一个由国际海洋法和国内海洋法构成的体系。这样诠解的海洋法概念与海洋法制建设的实践十分吻合。国际海洋法部分的基本构成，如果以《公约》为范例的话，可以概括为一个由海洋领土法、公海和国际海底等人类共同海洋空间法、海洋事务（包括海洋公共事务和共有事务）共同规则、海洋国际组织法和海洋争端处理法构成的体系。国内海洋法部分是一个由国内海洋事务的内容及其法律需求决定的海洋法律体系。根据目前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海洋法制建设的实际情况，可以进入这个体系的法律主要有以下几个分支：（1）海洋规划和海洋功能区法、（2）海洋交通法（含港口法）、（3）海岸带和海岛管理法（含海域使用管理法）、（4）海洋渔业法、（5）海洋矿产资源法（含海洋能源法）、（6）海洋科学研究管理与促进法（含海洋监测法）、（7）海洋污染防治法、（8）海洋生态保护法（含海洋自然保护区法）、（9）海洋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保护法、（10）海上治安管理法、（11）海洋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法、（12）海事诉讼法。这可能还不是国内海洋法的全部。一方面，有些应当建立的法律支系可能由于立法者认识上的原因，或者由于管理上的习惯等，还没有建立起来。另一方面，海洋事业的发展、海洋事务种类的增加或减少会对这个体系提出充实或削减的要求。如果说海域使用管理、海洋监测等在我国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走进立法者视野的海洋事务，那么，随着海洋开发利用的深度、广度的加大还会有新的海洋事务出现。新的海洋事务的出现会提出建立相应的法律的要求。新的海洋法概念可以使国家的海洋法制建设任务更加明确。这个任务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参与由国际组织创制的和以条约、公约形式形成的国际海洋法的建设；第二，独立地制定诸如领海法、专属经济区法等处理本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国际海洋法；第三，制定国内海洋法。这是所有的沿海国家都负有的建设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