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医生论文范文

公司医生论文篇1

[关键词]关系营销；顾客忠诚；辉瑞公司

[DOI]10.13939/ki.zgsc.2015.44.025

近年来，医药企业大量兴起，竞争对手的产品也不断推陈出新，医药企业利用各种营销手段和方法组合运用，力争在医药行业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在产品同质情况下，企业营销策略的优劣将显得极其重要。而关系营销模式强调以“关系”为导向，企业在营销过程中与参与营销活动的各方成员建立并维持长期稳定的关系，从追求每一笔交易的利益最大化转向追求各方利益最优化。然而，我国医药企业在关系营销的应用过程中仍存在着大量的问题。研究关系营销在医药企业中的有效应用，了解辉瑞公司的关系营销策略就会显得极为重要。

1 关系营销的起源与发展

关系营销发迹于20世纪70年代，由北欧的诺丁学派首先提出，但是当时并未完整提出关系营销的实质概念，只是提出市场营销存在很重要的一个维度，就是关系导向。而科特勒于1991年提出全面营销理论指出，关系营销的应用不仅仅局限于企业与消费者之间，还可以在企业与社会中各相关对象进行普遍的应用。此后，众多学者也就将市场营销的任务确定为创造和保持顾客。当前关系营销的研究更加注重保持与客户之间的联系，更重视通过高质量的顾客服务、顾客参与、顾客联系来创造顾客忠诚度，从而为企业创造长期的利益。企业所开展的一切活动都要以客户为导向，时时刻刻把握客户的需求和利益，善于捕捉市场信号，及时提供满足客户需要的产品和服务。[1] 这不仅要求企业管理者能够有较强的大局观念和合作意识，更要求企业各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为关系营销策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力量。

2 辉瑞公司简介

辉瑞公司创建于1849年，迄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总部位于美国纽约，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以研发为基础的生物制药公司。辉瑞公司的产品覆盖了包括化学药物、生物制剂、疫苗、健康药物等诸多广泛而极具潜力的治疗及健康领域，同时其卓越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辉瑞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念中包括“客户至上”以及在日常营销活动中运用关系营销的策略都是领跑在整个行业前沿。其在日常营销活动中十分注重关系营销，企业管理者意识到企业与客户（医生与终端客户）的关系是最为关键的一部分，企业所有其他的经营活动，基本都是在为其服务。

3 关系营销在辉瑞公司的应用

关系营销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将营销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企业与分销商、供应商、竞争对手、公共机构、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内部员工等各种关系上，从而划分为六个市场，即企业营销活动以顾客市场为中心，围绕它还存在五个支持性市场，分别是供应商市场、分销商市场、竞争者市场、影响者市场和内部市场。[2] 本文主要从顾客市场角度分析辉瑞公司在关系营销中的应用研究。

3.1 学术推广会议策略

学术推广会议是辉瑞公司典型的学术性会议的代表经典之一。公司邀请在医学界有一定权威及学术影响力较大的主任作为会议讲者，主讲医药产品的相关适用患者及产品优势。邀请小范围内的周边医院的主治及以上医师参与，通过病例讨论以及学术研讨会的形式，在最大程度上推进医生在临床用药过程中的规范性。学术推广会议的展开能为公司带来稳固的客户基础，提高客户的忠诚度，同时可以通过学术探讨来促进医生了解企业药品的知识，为客户提供较高水平的学术展示共享平台，从而巩固公司与客户之间、公司营销人员与客户之间的关系，最终达到预期的产品推广效果。

3.2 病房科室会议策略

公司市场部以及销售部在市场战略上也相当注重学术推广会议策略应用，要求定期在病房科室中开展科室会议，邀请科室主任、高年资主治医生或者公司营销人员通过幻灯片向科室内部的医生讲解相关疾病以及药品等知识。在科会结尾还会进行互动讨论环节，可以让轮转医生和医学生向主治及以上医生请教平时在临床上遇到的问题和用药知识，进而增强医生对公司及其药品的忠诚度。病房科室会议不仅能够对拥有直接处方权的医生进行产品普及，更能深入地与临床客户进行无障碍的医学信息沟通与合作，推动产品的推广进程。

3.3 患者教育策略

辉瑞公司除了注重与客户关系营销的忠诚度培养，还注重患者（药品最终使用者）。因此，辉瑞公司实施患者教育策略，公司营销人员在自己所负责的医院中定期邀请科室中高年资主治医生及以上以患者教育的形式在医院病房或社区服务站点开展患者教育会议，为患者及其家属进行疾病知识方面的教育，正确认识疾病并且科学合理用药。公司也通过电话会议的形式，由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来为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健康教育。

3.4 重点客户策略

企业要实现盈利目标，必须依赖于客户。处方药是患者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消费的特殊商品，辉瑞公司的药品以处方药居多，医院又是医药企业的必争之地。因此，面对竞争激烈的医院市场，公司实施重点客户策略是关系营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与其建立一个稳定长期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互惠互利，彼此充分了解和信任的合作关系。重点客户策略对公司营销人员要求较高，需要其具备较好的专业知识以及销售技巧，能够发掘重点客户的真实需求，传递公司的推广策略，培养重点客户忠诚度。

3.5 社区服务策略

辉瑞公司的社区服务策略正是公司企业文化“社区精神”的体现。在社区服务站点，公司通过展览、咨询和讲座等形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健康知识教育，定期展开义务血压血脂筛查服务，使得社区的老年人提早预防疾病，增强定期检查的意识。

4 关系营销在辉瑞公司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和对策建议

辉瑞公司作为医药企业的领先者，其在关系营销应用方面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公司内部的管理者以及市场部、销售部等都非常注重关系营销的应用，但由于管理者、营销人员以及顾客市场等各方面原因，关系营销应用仍存在问题。为辉瑞公司更好地制定和实施关系营销，使关系营销在应用中收获更多的经济效益，本文分析了公司在关系营销应用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4.1 管理者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

作为公司的管理者，对关系营销的认识及重视程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管理者应开展关系营销的相关培训计划，对关系营销有更具特色的见解，提出更具前瞻性的策略。应适当地跟随营销人员实施重点客户拜访等策略，实地考察关系营销应用存在的问题，及时和营销人员沟通并共同讨论对策，为公司获取理想的效果和收益。同时，公司管理者通过定期开展周会的形式与营销人员进行沟通，形式单一，可以适当改变流程，增加趣味性的环节，使营销人员不感到乏味枯燥。这要求管理者在与营销人员之间的关系营销应用要恰到好处，可以适当增多团队建设活动，提高团队凝聚力。

4.2 营销人员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

辉瑞公司对于营销人员的培训机制是比较完善合理的，营销人员是在市场上直接与客户接触，其形象及表现将影响客户对于公司的印象。营销人员也应具备良好规范的职业操守，具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并将其表现于平日的行为规范中，为公司树立专业规范的优质形象。在平时的医药营销过程中，营销人员往往对关系营销的理解不到位。辉瑞公司需要重视对营销人员的关系营销应用的培训，使得营销人员对关系营销有更深的理解，对于公司制定的关系营销策略，积极主动配合。营销人员也应积极主动向上级反馈日常工作，与上级保持沟通，及时解决在市场中出现的问题。

4.3 患者教育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

辉瑞公司在患者教育上，需要管理者制定多种形式策略，鼓励营销人员实施内容新颖且形式创新的患者教育会议，通过增强患教会议的趣味性来增强会议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并采用通俗易懂的会议宣教内容，使患者及其家属能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接受健康教育。如今社会的信息传播迅速，且媒介发达，公司可以打破患者教育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例如通过网络上传疾病知识视频，利用互联网进行患者教育，方便患者及其家属学习健康知识。

4.4 病房科室会议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

在病房科室会议中，辉瑞公司也不应局限于讲解幻灯片，这往往使得医生感到枯燥乏味。可以适当在会议中增添病例讨论，及时为医生解决在临床上遇到的问题。或者组织科室医生一同外出活动，增加科室医生间的感情交流和工作沟通，有利于平时工作中的协作，同时让医生感受到公司的真诚与热情，了解到公司的企业文化，与其保持良好的关系，增强其忠诚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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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于海飞，冯宇，葛涵.关系营销在我国医药企业营销中的应用[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4）：2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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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arson，Amy C.Relationship marketing developmental stages[D]. Storrs：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2006.

公司医生论文篇2

[关键词]　医疗损害鉴定；一元化；构建；专业性；公正性

随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下简称《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的实施，我国医疗损害赔偿制度正式形成了由三个“双轨制”构成的二元化结构，即医疗损害责任诉因(案由)双轨制、医疗损害赔偿标准双轨制和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双轨制，三个双轨制构成的损害责任体系，表现为医疗事故责任和医疗过错责任的二元化。医疗损害责任体系的二元化结构，典型地表现了我国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现实状况和法律适用的混乱程度。在二元化机制下，医患双方各自以对自己有利的法律规范为立足点，因缺，乏解决争议的统一标准而各持各理，各执一端，大大增加了医疗纠纷通过非诉讼或诉讼解决的难度，导致医疗纠纷在诉讼过程中矛盾升级，案件久拖不决。同类案件案由各种各样，鉴定程序各异，处理结果相差甚远，也严重影响了司法权威性。

2008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实施，取消了《民事案件规定(试行)》中的“医疗事故”案由，将因医疗纠纷而提起的侵权之诉案由统一为“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使当事人不再纠缠于“医疗事故”与“人身损害赔偿”案由之争，从而终结了医疗损害赔偿的“案由二元化”局面。2010年7月1日生效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进行了专门规定，首次将医疗损害赔偿的立法纳入到法律层面。由于它的法律效力高于国务院制定的《条例》的法律效力，它的实施意味着《条例》与之相冲突的条款自动失效，这标志着医疗损害立法进入“医疗损害统一赔偿”阶段。至此医疗损害赔偿“赔偿标准二元化”被解决。

当“医疗事故”不再成为医疗损害赔偿的前提，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作为民事诉讼制度不再有效。但是医疗损害鉴定由谁来做，在《侵权责任法》中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对医疗损害鉴定作出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才依职权决定进行医疗损害鉴定的，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及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组织鉴定。”该司法解释统一了鉴定的名称――医疗损害鉴定，但对谁来做医疗损害鉴定、怎样做规定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如何构建统一的科学公平的医疗鉴定体制成为当前医疗损害赔偿立法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医疗损害鉴定制度构建的两个基本原则

无论是司法实践中还是理论界关于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争论异常激烈，从未终止，也从未达成一致意见。无论名称怎么不同，在民事诉讼中，医疗损害鉴定属于司法鉴定范畴。作为司法鉴定制度既有保障案件真实发现的工具价值，又承载着实现司法公正的程序价值。因此，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构建应当遵循两个最基本的原则――专业性原则和公正性原则。

(一)专业性原则。司法鉴定是司法机关指派或当事人委托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诉讼中的专门性事实问题作出断定的一种活动。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必须依据事实与法律对纠纷作出裁判。然而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精细化，各行业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人们所能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也越来越精细和专业，身为事实裁判者的法官就不再是无所不知的万能者。然而裁判者也不能以诉讼中需要判断的事实超出其认识能力范围之外而拒绝作出裁判。司法鉴定正是为缓解裁判者必须裁判的义务和裁判者认识能力欠缺两者之间的矛盾的一种制度设计。在大陆法系国家，为了弥补法官在某些问题上判断能力不足的缺陷，鉴定人作为“帮助法官发现事实真相，实现正义”的助手而引入到诉讼中去，成为法官“手足”的延伸。我国在鉴定人的定位问题上基本上采用了大陆法系的立场，设置了鉴定人制度。在我国，立法上将鉴定人称为“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认为鉴定人是解决“专门性问题”的诉讼参与人。司法鉴定的工具性价值在于查明案件事实，实现实体正义。“法官依法而有权威，鉴定人则因具备专门知识而有权威。”因此，鉴定人首要条件是必须具有被鉴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因为不科学的鉴定将直接导致法官对案件事实认定的错误，从而影响通过诉讼对司法实体正义的实现。

(二)公正性原则。司法鉴定程序作为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司法不仅应该实现结果公正，而且还要实现过程公正。因此司法鉴定也体现公正性原则，具体表现为：鉴定程序公正、鉴定实体公正和鉴定主体公正三个方面。(1)司法鉴定程序公正，就是鉴定提请、鉴定决定与委托、鉴定受理、鉴定实施、补充鉴定、重新鉴定、专家共同鉴定、鉴定结论的质证等环节，在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都应当体现平等原则。司法鉴定在运作的过程中，程序性规则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即是为诉讼双方提供平等的机会参与其中，并对司法鉴定的展开享有对等的发言权。(2)司法鉴定实体公正，就是要确保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准确性、真实性，这是司法鉴定最大的公正，也是鉴定的根本目的所在。要做实体公正，立法规范鉴定人的选任条件、鉴定机构的准入、鉴定的步骤和方法、鉴定的标准，制定各类专门性问题的鉴定标准等。(3)司法鉴定主体的中立性，是确保鉴定活动和鉴定结论公正性的关键。鉴定程序和实体的公正性必须通过鉴定主体去实施。若鉴定主体不居中实施，受案情、人情、私利、内外干扰等因素的影响，鉴定过程与结果都必将造成司法不公正。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必须站在科学技术的立场上，不偏向诉讼主体的任何一方。鉴定制度的构建必须通过制度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法律约束和监督促使司法鉴定主体保持中立性。

二、对现行两种鉴定制度缺陷的分析

当前进行的两种鉴定：医学会组织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司法鉴定机构组织的医疗纠纷鉴定，从司法鉴定所应遵循的专业性原则和公正性原则看，两种鉴定机制都存在着缺陷。

(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的缺陷。从理论上分析，作为医疗同行的专家，对于医患双方所争议的医疗纠纷是否存在医疗过错，以及损害后果与医疗过错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判断是最有发言权的，正是基于此，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采取了“同行评价”的形式。然而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同行共谋”现象，影响了鉴定结论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1.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功能双重性影响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在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医疗

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充当着医疗损害赔偿的关键证据功能，但同时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也是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事故发生的当事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鉴定结论同时承载着民事侵权赔偿诉讼的证据和行政处罚的依据双重功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在作出鉴定结论过程为减轻或避免被鉴定者因医疗事故遭受的行政责任而可能作出偏轻鉴定，从而影响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客观性。

2.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受地域性限制，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组织者与参与者不利于医疗鉴定的公正性。根据《条例》规定，委托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首次鉴定只能是在本行政区(设区的市级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接管辖的县(市)地方医学会鉴定，再次鉴定只能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医学会进行鉴定，这种地域限制使得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只能在本地区医学会进行鉴定，鉴定组的成员也只能是本地区的医疗机构的专家。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组织者为本地区的医学会。由于医学会在平时开展工作过程中与本区域的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联系密切。虽然医学会工作人员不是鉴定组的成员，但医学会工作人员作为组织者在组织鉴定过程中，其观点难免对鉴定专家作出鉴定结论产生正向的或负向的影响。因此有人把医学会比作是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下的一个分支机构，把《条例》的这一改革比作是将原来的“老子鉴定儿子”改成了“叔叔鉴定侄儿”。受到社会更为强烈不满的是医疗鉴定的专家组成员。医疗鉴定专家与被鉴定的医务人员(或他们科室、单位的医务人员)存在着校友、师生或朋友关系，这样无法避免因为熟人关系而影响鉴定结论的公正性，这种人情关系对鉴定公正性的不利影响在首次鉴定、小城市尤为明显。同时，今天作为鉴定别人的鉴定专家明天也可能作为医疗纠纷的当事人被鉴定，这样就难保鉴定专家将鉴定作为相互保护的人情交易。

3.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采取集体鉴定，缺乏有效的监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采取“集体鉴定制”，专家鉴定不签名，不出庭作证，“集体负责”的结果就是无人负责。因为“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体负责制削弱了鉴定人的责任，不利于保障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客观性。因为一旦发生了错鉴需要追究责任时，这种‘集体负责制’，不是集体负责，而是集体中的每个人都不负责”。在鉴定结论的庭审质证过程中，《条例》没有要求鉴定专家出庭质证，使得当事人和法官无法对鉴定程序进行有效的监督。

(二)医疗过错鉴定制度的缺陷。医疗过错鉴定由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由于司法鉴定机构严格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进行设置和鉴定，鉴定人是法医，不是医疗行业的从业者，鉴定人的中立性和鉴定人个人负责制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患者和司法机关的高度认可。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医疗过错鉴定最大的障碍是专业知识的缺乏。由于临床医学分类细、学科多，学科之间泾渭分明，即便都是医学专家，不同专业、不同学科之间的专家不能相互“串台”，这也决定了医疗过错鉴定的复杂性和不可替代性。然而，当前医疗过错鉴定队伍堪忧。翻开国家司法鉴定名册，具有多种、多名临床医学学科的兼具临床医生与身份的医疗过错鉴定专家太少，一些鉴定机构寥寥三人就可以申请取得法医临床鉴定项目。医疗纠纷鉴定比法医临床鉴定中的其他项目无疑复杂许多，在法律没有对医疗纠纷鉴定的资质准入的情况下，一些不具备医疗过错鉴定能力的司法鉴定机构难免为了商业利益而介入其没有能力鉴定的医疗纠纷鉴定。

一些司法鉴定机构为了解决专业知识的不足问题，通过聘请具有这个学科的知识和经验的临床专家来参与了鉴定，提供重要的咨询意见，法医依据临床专家和咨询意见人作出的鉴定结论。然而鉴定人和提供鉴定意见的人是分离的，提供鉴定意见的人不仅不署名，而且没有任何程序性的保障；法医不提供鉴定意见，却在法医鉴定文书上署名。这样做的结果，首先是鉴定结论的科学性没有保障，其次是鉴定的公正性、客观性也没有保障。

正是由于这些缺陷的存在，使得新的医疗损害鉴定无法使用现有的鉴定机制。对新的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建构可以在吸取现有两种鉴定制度的优点、避免现有两种鉴定制度的缺点基础上进行。

三、医疗损害鉴定一元化构建所要解决的问题

医疗损害鉴定程序和机构必须统一，下面就医疗损害鉴定一元化构建过程中必须厘清的几个争议问题进行探讨。

(一)医疗损害鉴定由谁来做：医学专家还是法医?司法鉴定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作为鉴定人的基本条件首先是具备能够作出科学鉴定结论的专业知识，其次是鉴定程序和结论要实现公正。谁有资格做医疗损害鉴定的鉴定人：临床医学专家还是法医?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法医承担着医疗纠纷鉴定的任务。然而客观事实无法否认，缺少足够的临床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的法医难以信任高度复杂的医疗损害鉴定。其原因在于：

1.医疗过错鉴定的复杂性。医学专业是一门庞大而极为复杂的学科。随着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临床医学更是突飞猛进，传统意义上的“内外妇儿”这样的分科都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医疗实践的需要了。比如，现在的外科学，涉及大量的药物治疗和营养学的内容，内科学在治疗方面同样涉及大量的介入性的操作方法。而且在传统的分科基础上，目前已经出现了二级临床科目、三级临床科目，甚至更深层次的分科。且不说法医在，就是目前正在从事一般外科学工作的专家，要让他来评价神经外科方面的诊疗技术，也无能为力。医学专业的庞大性和医学领域的极为复杂性决定普通法医难以信任医疗损害鉴定工作。

2.医疗过错判定标准的多元性。医疗损害鉴定重点在于医疗行为有无过失之判断与认定，是过失责任领域中最困难之部分。医疗行为的过错鉴定不同于伤残等级鉴定，后者是静态的，有统一的标准可供参考，而医疗行为注意义务的标准缺乏完整而统一的规范。医师的注意义务标准包括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卫生行政部门所颁发的规范性文件等明确规定。除此之外，医师的注意义务的标准还包括医学文献、医学水准、医疗习惯等。对医疗常规，操作规范的标准，国家至今还没有颁布统一的规范，它们零星散见于医学教科书、权威著作和医疗同行的通常做法中，而在这些教科书和权威著作之间有时还存在着不一致和冲突。所以对标准的不一致与冲突，需要选择更符合医疗同行的通常做法，这就更需要由熟悉本专业领域医疗水平的医学专家来进行评价。

3.医疗过错判断标准的实践性。医学知识并不等于临床技能，医疗实践比教材复杂得多，仅凭几本医学教科书和权威著作无法对复杂的医疗行为进行评判，需要同时拥有扎实的医学专业知识和丰富的临床医学经验的医学专家。而且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不同级别的医师水平，采取的医疗行为亦有不同，因此判断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的标准按由同专科领域的医学专家

根据该地区该等级医疗机构的医师医疗水平予以判断。

4.医疗过错判断标准的动态性。作为医疗过错判断标准的教科书和权威著作还具有滞后性。医学的进步日新月异，作为肩负着救死负伤崇高使命的医师所应具备的常识及技能水准因医学的进步应相应提高。若因新知的缺乏引起误诊或失败，在法律上不能不认为过失。

有研究者认为，鉴于医疗损害鉴定不只是单纯的医学科学问题，也不同于单纯的法医鉴定，还涉及到偷、法律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因此，鉴定组织应由医学专家、法学专家、伦理学专家、法医及医法复合型专家等组成，以提高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与公正性。医疗损害鉴定不是法律审判，更不是道德评判，而是医疗专门问题的事实判断，如果让法学专家充当鉴定人。无疑取代了法官的裁判职权，让伦理学专家充当鉴定人，将会使医疗鉴定演变成道德裁判。笔者认为医疗损害鉴定应该由医学专家进行鉴定，方能体现鉴定之专业性的原则性。如果涉及到死因鉴定可以先交由法医进行尸体解剖作出尸检报告，而对于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医疗行为与损害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实判断仍应交由医学专家独立完成。

(二)鉴定机构：医学会还是另行成立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医疗损害鉴定机构是选择改良(利用原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机构进行功能扩充)还是选择重建(根据《司法鉴定机构管理办法》另行组建)?笔者赞同前者，理由有四：首先，由医学会组织医疗鉴定是其他国家的通行做法，如德国，每一个州的医生协会分会中都设鉴定委员会，对医生责任争议进行鉴定，该鉴定结论可以成为法院审理的证据。其次，人们对“医学会偏袒医务人员”的猜疑是因为现行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受地域限制所致。只要委托鉴定时取消地域限制，允许委托异地鉴定，就能够避开鉴定组织、医疗专家与被鉴定医院、医务人员存在的人情关系。再次，医学会可以利用其学术团体的便利，将本地区的符合条件的医学专家分专科建立专家库，这是其他鉴定机构无法比拟的。如果另设独立的司法鉴定机构，专家库的优势将不复存在，由于吸纳的专家有限，或专科不全，或资质较低，将难保证鉴定的科学性。最后，医学会是一个地区的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自愿组成并依法登记成立的学术性、公益性、非营利性法人社团，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地区的医学水平，在鉴定结论作出之前会考虑其应代表的医学专业水准和其声誉而慎重作出鉴定结论。而目前完全社会化和商业化的司法鉴定机构良莠不齐，在目前难以追究司法鉴定机构法律责任的情况下，一些司法鉴定机构为了商业利益或者接受贿赂的情况下故意作出不公正的鉴定结论。因此笔者认为，应由医学会进行组织医疗损害鉴定，但医学会应当到司法行政部门进行注册登记，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管理和法律监督。

(三)鉴定的委托是否应受地域限制?根据《条例》的规定，无论是医患共同委托、卫生行政部门移交还是人民法院委托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都是受到地域限制的，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由设区的市级地方医学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接管辖的县(市)地方医学会组织，对首次鉴定不服的再次鉴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医学会组织。这种地域限制使得被鉴定者与鉴定专家因地域关系而形成的人情关系影响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公正性。有研究者提出对医疗鉴定实行异地鉴定，即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医疗事故争议发生地以外的地方医学会组织的制度，也就是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医学会，与发生医疗事故争议的医疗机构，不属于同一个行政区域。异地鉴定可以有效消除鉴定专家的顾虑，排除鉴定专家和卫生行政部门对被鉴定者的地方保护，从而有效提高患者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信任度，有效促进医疗事故争议的行政处理㈣。这种异地鉴定制度是值得医疗损害鉴定参考的。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的规定，鉴定机构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不受地域范围的限制。因此在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建构过程中，应当取消地域限制，这样既符合法律的规定，又能够最大程度上切断鉴定专家与被鉴定者之间的联系，从而大大提高鉴定结论的公正性与公信力。对于鉴定机构的选择，由原被告双方进行协商，协商不一致的，首次鉴定由双方当事人在司法鉴定名册中抽取设区的市级地方医学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接管辖的县(市)地方医学会作为鉴定机构，重新鉴定在鉴定名册中选择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医学会作为鉴定机构。

(四)是否应按专业建立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目前承担医疗纠纷鉴定的司法鉴定机构没有按照临床专业建立医疗损害鉴定的专家库，而现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按法律规定建立了专家库，《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负责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应当建立专家库。对于进入专家库的专家的资质也进行了规定：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执业品德；受聘于医疗卫生机构或者医学教学、科研机构并担任相应专业高级技术职务3年以上。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执业品德并具备高级技术任职资格的法医可以受聘进入专家库。根据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学科专业组名录(试行)》的规定，鉴定专家库分为26个学科60个医学专科类别。该制度将各地区高级职称的医学专家和法医统一纳入到鉴定专家库，并且由纠纷所涉及的专科专家进行鉴定反应了医疗损害鉴定的复杂性，体现了医疗损害鉴定的专业性，这种制度安排保证了鉴定的科学性。因此构建医疗损害赔偿鉴定时，这种专家库制度应当予以保留。

(五)鉴定专家是指定还是随机抽签决定?在司法鉴定实践中，司法鉴定机构接受司法鉴定委托后，对于鉴定专家的选择往往由司法鉴定机构指定。法院审判对案件所涉及的专门性事实的认定往往依赖于司法鉴定。在司法实践中，有一些基层法院法官由于缺乏医疗行业的专业知识或经验，对鉴定的质证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或仅限于形式上的审查，这就造成司法鉴定成为双方当事人所争夺的焦点。在司法鉴定实践中。当事人为了取得有利于自己的鉴定从而赢得诉讼，在法院确定委托鉴定机构后想方设法打听鉴定人姓名，找熟人托关系给鉴定人请客送礼，以让鉴定人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鉴定，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

而医疗事故鉴定对鉴定专家的选取采用随机抽取的方法确定。《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负责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专家鉴定组进行。参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相关专业的专家，由医患双方在医学会主持下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医学会对当事人准备抽取的专家进行随机编号，并主持双方当事人随机抽取相同数量的专家编号，最后一个专家由医学会随机抽取。随机抽取结束后，医学会当场向双方当事人公布所抽取的专家鉴定组成员和候补成员的编号并记录在案。鉴定当日医患双方才知晓所抽取编号所对应的专家姓名。由于鉴定前医患双方并不知晓所抽取专家编号所对应的专家

姓名，而且鉴定结论在鉴定会后当日作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当事人在鉴定前和鉴定后通过受贿方式影响到鉴定的公正性。

(六)鉴定形式：采取集体鉴定还是个人鉴定?医疗过错鉴定采取个人鉴定，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实行集体鉴定制。《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专家鉴定组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实行合议制。专家鉴定组人数为单数，涉及的主要学科的专家一般不得少于鉴定组成员的二分之一；涉及死因、伤残等级鉴定的，并应当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法医参加专家鉴定组。”笔者认为，医疗过错鉴定仍应实行集体鉴定。理由有三：首先，医学是一门相当复杂的学科，一位临床医学专家不可能知晓所有医学知识，只能对其专科内的某一方面知识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另外，由于个体的复杂性及医疗行为、病情转归的多因一果性和一因多果性，只请某个专家个人实施鉴定是专家能力所不能及的，所以只有请多位专家采取集体鉴定的方式，才能取长补短弥补各人知识的不足，而且集体鉴定可排除个人鉴定通常存在的个别性引起的失真问。其次，很多医疗争议往往涉及多个医学专科，而医学的分科越来越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同一个医疗争议需要多个医学专科的专家共同进行鉴定，从而形成科学的鉴定结论。最后，集体鉴定，有利于杜绝个人鉴定中存在的腐败问题。鉴定专家拥有的鉴定权必须防止其被滥用。相对于个人鉴定来说，鉴定专家组是临时组成的，在鉴定之前无法知晓鉴定专家的姓名，就即便知道专家姓名。要收买占有鉴定组的多数专家存在难度，而采取个人鉴定制，收买难度小，因而对鉴定人进行行贿而造成司法鉴定不公可能性极大。

(七)鉴定程序：是否要采取听证程序?医疗过错鉴定中没有硬性规定司法鉴定机构组织医患双方进行听证，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则要求必须进行鉴定听证。《条例》第三十条规定：“专家鉴定组应当认真审查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材料。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答辩并进行核实。”专家鉴定组成员还可以根据需要向双方当事人进行调查和提问。这一制度设计可以让鉴定专家掌握双方所争议的焦点、双方各自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专家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判断。从而作出科学的鉴定结论。而在司法鉴定过程中，听证程序没有成为必经程序仅凭法院所提交的病历资料进行鉴定。笔者认为，鉴定听证程序应当成为法定程序，理由有三：首先，病历资料不等于客观事实，不代表全部客观事实，鉴定专家需要通过鉴定听证会来听取双方对事实的陈述和调查，从而掌握与医疗争议有关的全部事实。其次，由于医疗过程涉及专业性问题复杂而多，鉴定专家不可能解释医疗过程中医疗行为每一个环节及每一项用药，这就需要了解双方的争议焦点及双方的观点，从而有针对性地作出鉴定结论。避免鉴定结论作出后，再出现鉴定没有解决的其他争议。最后，通过鉴定听证程序有助于了解双方的争议焦点，双方的观点和案件全部事实，通过鉴定听证会这种程序让当事人充分陈述和发表观点，感受到鉴定的程序正义。

(八)鉴定的签名与质证。医疗过错鉴定采取鉴定人独立鉴定制。鉴定人对鉴定意见负责并在鉴定书上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实行少数服从多数，鉴定书不需要鉴定人签名，鉴定人不需要出庭接受质证。对司法鉴定进行法律监督是促使鉴定人作出科学、公正鉴定的制度性保障。缺乏签名导致法律无法追究鉴定人错误鉴定的法律责任。鉴定结论是证据的一种，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通过质证，当事人对证据发表质证意见，鉴定人对当事人的异议进行答辩与解释，法官在质证的基础上对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进行认定，这既是实体公正的需要，也是程序公正的需要。因此笔者认为，在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如果当事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的，医疗损害鉴定的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证。如果全体意见一致，由鉴定组组长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证；如果鉴定意见不一致，由形成鉴定意见的多数派专家推选代表出庭接受法庭质证。鉴定组组长属于多数派的，由鉴定组组长出庭接受法庭的质证。

综上所述。专业性与公正性是医疗损害鉴定制度构建应当遵守的两项基本原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医疗损害鉴定管理法律，按照专业性与公正性原则对现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进行改良。由医学会向司法行政部门登记成立司法鉴定机构，受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和监督，医学专家成为医疗损害鉴定的鉴定人，保留医学会的专家库、随机抽签制度和听证程序，鉴定采取集体鉴定方式。鉴定人必须进行签名和接受法庭质证，接受诉讼当事人和法院的监督。

[参考文献]

[1]杨立新.医疗损害责任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2]谢青松.《侵权责任法》：开启医疗损害赔偿新纪元[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7).

[3]汪建成司法鉴定基础理论研究[J].法学家，2009，(4).

[4]朱富美.科学鉴定与刑事侦查[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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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蒋奎，詹启奎.对医疗过错司法鉴定中几个关键问题的思考[J].中国司法，2009，(2).

[7]刘鑫，梁俊超.论医疗损害技术鉴定危机与改革[J].证据科学，2010，(4).

[8]苏玉菊.医疗损害鉴定体制研究[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12).

[9]杨立新.医疗损害责任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10]汪建荣.建立医疗事故异地鉴定制度的可行性分析[J].中国卫生法制，2008，(4).

公司医生论文篇3

关键词：丰城市，低保群体，医疗保障，商业医保

 

从当前制度设计上看，我国初步形成了较全面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险体系，构建了较完备的医疗保障框架，低保群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硕士论文，医疗保障。但在实践过程中，低保群体最容易滑入医疗“贫困陷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硕士论文，医疗保障。

一、低保群体医疗保险的基本状况及分析

现以丰城市原始调研数据为依据，分析我国低保群体的基本状况及低保群体医疗保障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1.调查基本情况与初步分析

我们共调查了丰城市100户低保家庭，城市和农村各50户。（1）年龄结构：低保群体多数是中老年人，60岁以上高达38%。说明低保群体老龄化问题相当严重，给国家带来低保救济和老人供养的双重压力。硕士论文，医疗保障。硕士论文，医疗保障。（2）致贫原因：致使他们成为低保户的原因，主要是常年性的低收入；其次是其他原因，如家庭主劳动力早逝、下岗、家园遭受自然灾害等；然后是多年重病和伤残。（3）月人均收入：低保户的月人均收入主要在100至300元之间，其中大部分来自政府发放的低保金及子女给予的赡养费。然而，这只能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若遇到疾病风险，他们将陷入巨大困境，甚至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4）年人均医疗费用：在100户被调查低保户中，有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的年平均医疗费用在500元左右，超过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的年平均医疗费用超过1000元，其中有三户超过5000元以上。

2.存在的问题：（1）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低，难以解决低保群体“看病贵”的问题。在调查的100户中，平均每年的医疗费用支出在1000元左右，而这些医疗费用支出是在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新农合和城乡疗救助报销之外的。据被调查的低保户反映，其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在40%～60%之间。对于大部分的低保户来说，这部分报销之外的医疗费用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占其生活总支出的35%以上。（2）报销范围过小，只能在定点医院才能报销。报销医疗费用的范围仅仅局限于国家规定的医药目录，很多疾病的相关治疗药物被排除在报销范围之外。低保户普遍反映不住院就不能报销医疗费用，而住院各项医疗费用又比外面一些诊所贵，即使报销了一些费用也不划算。在丰城，定点医院偏少，仅有丰城市人民医院、丰城市中医院以及丰城市红十字会医院三家是医疗保险定点医院，对于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地方，特别是农村地区来说，“看病难”问题十分突出。硕士论文，医疗保障。（3）报销手续过于繁杂，报销花费时间过长。调查发现，低保户对现行医疗保险体制不满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手续太多、程序太繁，他们希望政府能简化手续，减少程序。比如，丰城市的医疗救助首先要向居(村)委会申请，然后通过乡镇、县市民政以及医保、新农合等相关部门的审核，手续繁琐，审批时间长达一个多月。

二、政府为低保群体采购商业医保的政策设计

1.模式借鉴：（1）江苏江阴模式：自01年起江阴的农村医保就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江阴支行管理，实行27元保费，2万元补偿的方案，太保可以从医保基金中提取10%的管理费，征缴、管理、监督三权分立。（2）河南新乡模式：自04年起河南新乡的新农合作就委托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新乡分公司管理，当时国寿提取的管理费为保费的1%，07年为2%。2008年新乡开始将城镇居民和职工基本医保委托给寿保公司经办或部分经办。

2.政策设计及建议：（1）政府通过招标方式引入商保竞争机制，与实力雄厚，专业化水平高的保险公司合作，将低保群体的医疗保险循序渐进地委托给商保公司管理，由商保公司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采集原始数据并通过精算确定保费率及补偿额。（2）实行“征、管、监”分离制度，政府负责医保方案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等工作；民政部门负责资金筹集，向保险公司支付保费和监督等工作；保险公司以第三方管理者的身份，受托承办低保群体医保运行管理中的报销，结算和审核等工作。（3）政府规定保险公司可以从医保基金中提取1%—10%的管理费用，具体比例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4）政府将低保群体的医保基金划拨到保险公司专项账户，采用信托方式运作，实现医保基金和政府其他资金的有效隔离。保险公司按照收支两条线统一管理，实现专项资金和分公司其他费用分开核算。

三、政府为低保群体采购商业医保的政策论证

1.政策成本分析：09年我国低保总人数为7107万人，根据丰城市的调查数据，低保户期望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为80%，每人平均每年医疗费用支出约为1000元，则

总成本：71.07亿元

低保户期望报销额：56.856亿元（71.07×80%）。

其中：城镇基本医保和新农合负担额：28.428亿元（56.856×50%）（50%为全国平均水平）

其他补充，如城乡医疗救助等负担额：17.0568亿元（56.856×30%）

商业医保负担额：11.3712亿元（56.856×20%）

即政府实行为低保群体采购商业医保的政策，共需筹集资金11.3712亿元，此即为其政策成本。

2.政府财政可承受性分析

低保户自缴保费：0.94547亿元（城市2347.7万人×20元/人=0.46954亿元；农村4759.3万人×10元/人=0.47593亿元）。

政府因引入为低保群体采购商业医保政策后，可以精简政府机构，减少工作人员，节省财政经费：按河南新乡模式，工作人员由544人减少到50人，财政经费由千万以上较少到不过150万元，可测算节省额至少有2亿元。

政府因引入为低保群体采购商业医保政策后，可以降低不合理的医疗费用支出：按江苏江阴模式，不合理的医疗费用从一般水平的30％下降到了15％，可以测算节省额至少有1千万元。

其他，如社会慈善捐助：1亿元。硕士论文，医疗保障。

则政府财政还需负担7.32573亿元。

可设计，中央财政负担60%：4.395438亿元；地方财政（省级）负担40%：2.930292亿元。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测算2009—2011年各级政府投入8500亿元。因而政府因引入为低保群体采购商业医保政策后由政府财政负担的7.32573亿元，可以得到确实保障。

参考文献:

[1]惠忠.江阴：商业医保进农村[J].江苏农村经济，2004,(6)：44-45.

 

公司医生论文篇4

关键词：公立医院 财务特征 现金持有 决定因素

一、引言

目前不少公立医院都持有大量的现金，以北京地区为例，2007年底，二级医院持有的现金净资产比均值为19.1%，能够维持医院运营的天数平均达到73天；三级医院持有现金净资产比均值达到20.16%，足以维持医院平均运营107天。有的医院持有的现金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高达67%。而美国非盈利医院持有现金维持运营的天数平均则不超过50天；同样为我国公立非营利组织的高校，其现金持有水平不超过总资产的12%。现代财务管理中有关现金持有的理论认为一旦组织留够日常运营和短期应急需要的现金后，就应当通过投资或者发放现金股利来使持有的现金最小化。公立医院这么高的现金持有量显然和公司理财中的现金持有理论相悖。在笔者走访的公立医院中，其管理者抱怨“医院由于资金不足，无法及时更新设备的不在少数。那么公立医院为什么要持有这高的现金？公立医院现金持有的决定因素有哪些？始于2009年的新的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公立医院改革是关键，而现金资产是公立医院重要资产之一，关系着医院的生存和健康发展，开展公立医院的现金持有相关研究非常必要。

二、文献回顾及理论分析

（ 一 ）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公司的现金持有进行了解释，形成了关于现金持有的交易成本理论、权衡理论、理论、融资优序理论等相对成熟的理论。基于这些理论，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这些因素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反应公司财务状况、公司规模、营运能力、发展前景等财务特征的因素，如企业规模、财务杠杆、成长机会、现金流量、净营运资本、银行性负债、现金流量不确定性等；二是反应公司治理情况的因素，如董事会规模、外部独立董事比利、领导权结构、经营者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等；三是外部因素包括行业竞争、宏观经济发展等。关于非营利组织现金持有决定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Fisman and Hubbard（2005）以收入来源主要为捐赠的非盈利组织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非营利组织经理积累现金主要出于谨慎性原因，即现金持有的主要决定因素在于收入不确定性和融资约束；Core etal（2006）认为非营利组织经理持有高额现金源于与捐赠者之间的问题；Angela k.Gore （2009）则验证现金流的不确定性、融资约束、收入资源的有限性、政府规模、成长机会、政府收入等因素与政府的现金持有水平相关。Howard L.Rivenson（2011）验证盈利能力、现金流的不确定性、成长机会、债务规模影响非营利医院的现金持有水平。国内学者胡学忠和蒋方华（2011）研究了作为非营利组织的高校的现金持有决定因素，结果表明高校资产规模与现金持有呈正向关系，成长机会则与现金持有呈反向关系，而资产负债率与现金持有的关系则因高效性质不同而不同，本科高校呈正相关关系，高职高校成反相关关系。国内尚无学者开展医院现金持有的相关研究，只有零星几篇的文献从学理的出发探讨了公立医院现金的日常管理。

（ 二 ）理论分析 （1）医院规模。Rajan和Zingales（1995）从信息不对称角度认为相对于大公司，小公司对外披露的信息较少，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将面临更多的信贷约束和更高的外部融资成本，因此将持有较多的现金量。Opler et al.（1999）探讨过：规模较大的组织在流动资产将会出现规模经济，因此大公司将持有相对少的现金流量。基于这个假设，Opler et al.（1999）、Core et al.（2006） 和Angela K.Gore（2009）都发现规模与现金持有之间是相反关系。本文预期公立医院规模与其现金持有之间呈反向关系。（2）成长机会。Myers（1977）认为相对于成长性低的公司，成长性高的公司拥有更多的投资选择权，面临的成本也更高。而高昂的成本会导致外部融资成本更高，为了避免资金不足时丧失未来投资机会，公司必须持有足额的现金量。Opler、Pinkowitz、Stulz和Williamson（1999）均证明成长性越好、投资机会越多的公司，现金持有量越高。公立医院拥有的成长机会也将刺激其积累现金持有量来满足未来大型项目投资的需要，因此，我们预期公立医院的成长成长机会将与其现金持有量呈正相关关系。（3）现金流。Howard L.Rivenson（2011）证明：美国非营利医院创造现金流量的能力越强预示着其未来交易将需要更多的现金，为了避免因现金持有量不足所导致的资产转换成本，将持有更多现金。我国的公立医院是政府主办的非盈利医院，拥有非营利医院不能上市募集资本和向股东分配股利以及享受免税优惠等特征，唯一不同在服务收费上实行政府指导价格，同时获取政府补助。因此，公立医院创造现金流量能力越强，也将需要持有越多的现金。（4）现金流的不确定性。依据权衡理论，现金流不确定性越强，无法预期的未来现金流恶化就会增加企面临现金短缺的可能性，因此，现金流的不确定性与公司的现金持有呈正比关系。理论也认为：当现金流波动性较大的情况下，内部人进行私利性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就会增加，为了不放弃获取私利的投资机会，内部人会倾向于储备更多现金。本文预期公立医院现金流量的不确定性与其现金持有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5）银行贷款获得机会。公立医院的现金持有和银行贷款获得机会之间的关系相对复杂一些。一方面，公立医院可以通过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来减少谨慎性现金持有额度。Core et al.（2006）、Fisman and Hubbard（2005）认为非营利组织筹资渠道有限，因此将维持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公立医院性质决定几乎不存在破产的可能，像普通企业那样因破产清算银行无法收回贷款的风险于公立医院几乎不存在；目前我国尚未实现实现全民医保，公立医院的服务对象中自费病人仍占据较大比例，其收入仍是以现金收入为主，加上社会医疗保险的后付费方式，医院垫付的那部分医保病人收费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现金性”收入，充裕的现金流入使公立医院成为商业银行青睐的对象，在商业银行之间恶性竞争下，公立医院尤其是大型公立医院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银行贷款；在不少时候公立医院的银行贷款还能获得政府贴息。在较低的资金成本和“不愁病人”的刺激下，以及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公立医院会有积累现金进行投资的冲动。基于这个逻辑，公立医院的现金持有与银行贷款机会之间是正相关关系。（6）资本支出。按照理论，管理者会按照自身利益来决定现金的使用。一般来说，医院规模越大，管理者控制的资源就越多，权力就越大，同时声望也越大，因此，管理者会有过度投资的冲动；公立医院的目标定位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医疗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最大化，政府对其考核与评鉴也主要是围绕这两方面展开。在外部考核的压力下，公立医院管理者会有通过固定资产过度投资以便改善就医环境、扩大病人容纳量、提高医疗技术，从而吸引更多的病人前来就医的冲动。过度投资的结果就是导致其现金持有量下降。本文预期资本支出与公立医院现金持有量之间呈负的相关关系。（7）非现金流动资产。Shleifer和Vishny（1993）对企业销售资产融资进行了讨论：当公司缺乏现金时，具有大量非现金流动资产的公司也许可以不需要使用资本市场进行筹资。医院在某些时候可以通过销售自产来进行融资。当医院缺乏资金时，医院资产中除现金以外的其他流动资产就可以成为现金替代，并且流动性高的医院短期偿债能力也较强。因此，拥有非现金流动资产较多的医院将拥有较低的现金持有量。本文借鉴Dichu Bao and Kam C.Chan（2012）选择净营运资本作为非现金流动资产的替代变量。（8）政府财政补助。公立医院作为政府主办公的非营利医院，在医疗服务收费上没有自主定价权，执行的政府指导价，政府制定的医疗服务价格长期偏离医疗服务价值，如果单靠医院自我积累根本无法弥补医疗服务成本，更无法实现医院设备、房屋等固定资产的更新，公立医院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政府的财政补助。但长期以来，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不健全，除了补偿金额严重不足外，“补什么，补多少，怎么补”也没有明确的标准，公立医院不得不自我储备积累资金以应对现金的交易、投机等需求。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助包括基本补助和专项补助，基本补助用于在职及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工资，专项补助用于固定资产的购置，专项补助占每年财政补助的绝大部分比例，但实际上只是公立医院固定资产购置资金的一部分来源，另一部分依靠公立医院自我积累，即采取政府补一部分，医院自筹或匹配一部分，才能实现固定资产的购置。这种补偿方式造成公立医院要想购置固定资产，必须先获得政府补助，获得了政府补助后，还需自我储备相应的匹配资金。基于这样的逻辑，公立医院获得的政府补助越多，需要储备持有的现金量也就越多。

三、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样本来自北京地区公立医院，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数据的可比性，剔除北京地区的各类军队医院以及企业等其他组织主办的医院，只选取了归北京地区政府部门主管的公立医院；鉴于新医改方案明确规定一级医院将转变为社区医院，与二级和三级医院不同，将适用《基层医疗机构会计制度》，因此，本文在分析时，剔除了一级医院。本文选取北京地区公立医院中该地区各级政府主管的所有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其中二级医院114家，三级医院57家，共计171家，剔除数据不全的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各一家，入选的样本医院数为169家。在期间选择上，则要剔除新医改的影响，以2010年之前的数据为分析依据，具体来说，本文选取2006年至2009年为研究期间。由于计算现金流不确定性时要使用滞后二期计算收入变异系数，因此实际数据只有2008年至2009两个年度，共338个观测值，文中所有数据均取自医院提交上级主管部门的财务报表。

（ 二 ）变量定义 本文变量及其定义见表（1）所示。对部分变量的解释如下：（1）现金流量（Cash Flows）变量解释。财务管理中一般采用利息、折旧前盈余来计算公司的现金流量。我国公立医院的总收入中的财政补助收入和上级补助收入两个项目是来自财政和上级部门的补助，包括基本补助和专项补助，其中基本补助用于医院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的基本工资薪金的发放，而专项补助用于补助医院的基本建设的补助，对应的支出是“财政项目补助支出”， 是项目补助，在会计核算上属于资本性支出，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计算利息及折旧前盈余时，将“财政项目补助收入”和“财政项目补助支出”从总收入和总支出中剔除。（2）现金流不确定性（Uncertainty of Cash Flows）变量解释。本文借鉴借鉴Fishman and Hubbard（2005）、Angela K.Gore（2009）及Howard L.Rivenson（2011），使用公立医院的收入的变异系数来定义现金流量的不确定性。具体说是公立医院t-2至t年收入的变异系数，即Revenuet、Revenuet-1、Revenuet-2的变异系数。（3）成长机会（Growth）变量解释。在营利性企业投资研究中，习惯使用托宾Q或者市净率来反映企业未来成长性；对于非上市企业，有学者尝试使用销售收入增长率作为企业成长机会的替代变量。公立医院不同于普通的营利性企业，没有公开的资本市场，无法计算其托宾Q值和市净率，其成长机会的替代变量与普通企业有所不同。Tae Hyun Kim和Tae Hyun Kim（2008）认为医院的未来发展离不开病人、医生和资本这三大要素，这三大要素取决于医院面临的市场需求，而市场需求则综合体现在医院的收入的增长上。因此，本文将选择服务人次增长率作为公立医院增长机会的替代变量。（4）银行贷款机会（Access to Bank Loan）变量解释。本文将借鉴Core et al（2006）和Fisman and Hubbard（2005）度量非盈利组织信贷市场机会的方法，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引入公立医院的银行贷款机会变量：存在银行贷款，为1；不存在银行贷款为0。 银行贷款包括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

（ 三 ）模型建立 为了检验公立医院财务特征对现金持有量的影响，本文构建以下实证模型：

四、实证检验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 表（2）是描述性统计结果。北京地区公立医院平均现金持有比例在19.45%，平均可以维持医院日常运营65天。171家医院中，现金持有比例最高达67.05%，可以维持医院日常运营208天。而据胡学忠、蒋方华（2011）对公立高校现金持有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公立高校的现金持有平均比例在8%-10%之间，公立医院的现金持有水平明显高于同样为非盈利性质的公立高校。Howard L.Rivenson（2011）研究了美国608家非营利医院在1999年度的现金持有水平，使用的指标为现金持有天数，即本文的Cash1，其研究发现美国非营利医院现金持有运营天数处在28天和48天之间，也明显低于我国的公立医院的现金持有水平。

（ 二 ）相关性分析 表（3）是相关性分析结果。模型变量中CVRE和SIZE与其他变量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但所有变量的“容忍度”值最小值为0.295，“方差膨胀因子VIF”最大值为3.392，依据共线性判断标准“容忍度大于0.1或方差膨胀因子小于10”，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 三 ）回归分析 本文模型（1）检验了财务特征因素是否也对公立医院的现金持有量产生影响。结果显示这些财务特征中，只有现金流、非现金流动资产以及银行借款机会与公立医院现金持有量三个财务特征变量与公立医院现金持有量之间呈现的相关关系与公司相同，而现金流不确定性、成长性和规模以及资本性支出财务特征因素与现金持有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则在公立医院中没有得到验证。考虑到公立医院的特殊性质，我们在公司现金持有量组织特征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政府财政投入（FIAS）”财务特征变量，模型（2）回归结果显示：“政府财政投入（FIAS）”与公立医院现金持有量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预期结果得到验证；另外，加入“政府财政投入（FIAS）”变量后，所有财务特征变量与现金持有量之间相关关系的显著性较模型（1）都有所增强，尤其是在模型（1）无显著显著相关关系的“现金流不确定性”、“成长性”和“医院规模”三个变量也在10%或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验证；模型对现金持有量的可解释程度也由模型（1）的25.2提高到40.5%。政府财政补助收入除了独立对公立医院现金持有量产生重要影响外，还间接的影响着其他财务特征变量的作用程度：首先，如果没有政府的财政补助，公立即便是拥有较多的成长机会，单靠自我积累根本无法对医疗设备、房屋等固定资产进行更新，其结果只能是坐视成长机会的丧失，自然也不会为把握成长机会而储备现金量；规模变量对公立医院现金持有量的作用机理大致也是如此，政府的财政补助给予了公立医院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机会，但目前不完善的财政补助政策导致补助明显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还要依靠公立医院的自我积累，规模越大的医院必然需要储备的现金量要高于规模小的医院。而对于现金流不确定性变量，我们认为当现金流不确定性较大时，如果政府财政投入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缓冲现金流量不确定性所给医院带来的风险。鉴于公立医院中的教学医院除了提供医疗服务外，还要承担教学、科研任务，因此我们预期教学医院会比非教学医院拥有更多的现金持有量，为了验证此预期，我们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进控制变量“是否教学医院（TEAC）”，构建模型（3），回归结果表明变量的显著性相比模型（2）并没有得到增强，而是有所下降，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也略有下降。

（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前文回归结果的稳定性，本文借鉴Rivenson（2011）将持有现金运营天数作为因变量，重复模型（1）到（3）的回归过程，回归结果见（表5）的模型（4）到模型（6）。和前模型（1）至（3）回归相比，在变量相关方向及显著性上具有一致性，但模型拟合程度上较低。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在公立医院众多财务特征中，政府财政投入是影响公立医院现金持有量的第一因素，并且和现金持有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财政投入多少，引导着公立医院的财务行为，同样也影响着其现金管理行为：如果能够获取政府补助，医院才有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基础，也才有必要去储备自有资金，为投资做准备；相反如果不能获得政府补助，仅靠医院自我积累，大型的战略性投资是不现实的。（2）公立医院现金持有量与其现金流、成长机会、现金流的不确定性及医院规模呈正相关关系；与银行借款机会、净营运资本呈负相关关系 。这一点与众多研究者在研究公司财务特征对公司现金持有量影响的结果一致。（3）公立医院的资本性支出及是否教学医院与其现金持有量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有文献研究证明公司的资本性支出与其现金持有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本文中这一点没有的到验证。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1）文中所选研究期间为2006年至2009年，公立医院会计核算执行的是1998年颁布的医院会计制度，该制度没有要求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而是比照企业计提折旧的方法计提修购基金，计入净资产性质的“专项基金”账户。如此的会计处理方法必然会导致医院高估资产、高估净资产。文中的大部分变量定义的是与总资产的比值，在总资产高估的情况下，各变量值也就相对低估。但如果所有变量都低估，则不会影响整个回归结果。（2）鉴于数据获取的限制，文中以北京地区公立医院数据验证。而北京地区是全国医疗资源最为密集的地区，并不能代表全国整体情况，因此结论的推广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公立医院固定资产非效率投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71203148）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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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医生论文篇5

关键词：上市公司；医药行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0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一、我国医药类上市企业的资本结构现状和特点

1.资产负债率偏低，债权融资渠道不畅。2009年我国创业板块医药类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重庆莱美药业0.1755、天津红日药业0.1271、北京乐普医疗器械0.0467、北京北陆药业0.039、安徽安科生物工程0.0947，看出创业板上市的医药类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大部分在20%以下，有的甚至更低，凸显了负债结构不合理的缺点，当然这与其首次上市融资有关。

2009年我国沪深股市上市的医药类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广州白云山制药0.5923、华北制药0.6382、华兰生物0.5473、上海雷允上药业0.5652、苏州二叶0.6910，看出我国医药类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较保守，稳健的结构应是资产负债率维持在60%，我国医药类上市公司大部分在60%以下，有的甚至更低。

2.长期资金来源以权益融资为主。西方现代资本结构理论提出，企业融资次序应遵循内源融资优先，债务融资其次，股权融资最后的顺序。从我国近几年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看，则是尽量避免借债，在再融资时，多采取配股或增发新股等股权融资方式。融资的顺序一般表现为：股权融资、短期负债融资、长期负债融资，这也是我国上市公司的通病。

3.流动负债比例大。2009年我国医药类上市公司流动负债/总负债：重庆莱美药业1.0、天津红日药业0.8924、北京乐普医疗器械0.95、北京北陆药业1.0、安徽安科生物工程0.9787，看出：流动负债的比重几乎达到100%。合理提高债务资金的比例，可以降低综合资金成本和获取相应的财务杠杆利益，对于资产负债率偏低而流动负债比例如此之大的公司来说，短期偿债风险较大，由此带来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也相对较大。

二、我国医药行业企业资本结构问题分析

1.我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整体水平偏低的原因。对于创业板上市公司来说，资产负债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医药公司通过发行新股等筹集资金后，净资产大幅度增加导致。另一个原因是公司募集资金到位，增加了流动资金，同时公司非流动负债较少所致。医药行业（特别是生物制药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量较大，资金的筹措对生物医药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资金需求量太大，仅靠部分社会资本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国家的支持，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应从整体上优于软件行业以便吸引更多资金。

2.存在股权融资偏好的原因。首先，我国的证券市场不够成熟，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存在问题，股东不能掌握公司的真实状况，信息的不对称性直接导致股东没有证据向公司施加分红派息的压力，导致外部股权融资成本偏低，债权融资的避税作用对公司的吸引力却不大；其次，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机制不健全，缺乏对股权再融资资金投向的严格审查，上市公司将筹集的资金滥用，股东却无能为力，而债权人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债务人对资金的使用。因此股权融资成为筹集资金的偏好；第三，我国债券市场不完善，极大的限制了上市公司对债券融资方式的利用。

3.流动负债比例大的原因。营利性高往往是负债规模和偿债能力的保证与标志，企业可以适当增加资本结构中的负债比例。负债比重（特别是流动负债比重）大的好处是虽然承受了相应的财务风险，但企业可以获得一定的财务杠杆利益，这是利益驱动使然。另一方面也说明医药类公司盈利能力的提高也伴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银行借款增加，公司流动负债也随之增加，但非流动负债不能同比增长，导致公司流动负债在债务结构中的比例逐渐增加。

三、优化我国医药类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对策

（一）优化医药类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对策

1.提高盈利和营运能力，扩大内源融资与债务融资。针对我国医药行业资产负债率普遍较低而流动负债较高的特点，公司应从自身长远发展的目标出发，调整负债比率，适当引进股权融资。同时政府应帮助医药企业拓宽资金渠道，运用金融信贷，吸引外资政府，财政风险投资等多种手段共同解决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的资金问题，同时对医药行业特别是生物医药产业提供发展基金，支持重点项目建设，随其贷款实行财政贴息政策，引导银行贷款向医药行业倾斜。

2.扩展公司规模，适度掌控成长速度与内部流动性。扩大企业规模，是关系到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企业领导者必须慎之又慎，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

3.完善治理结构，加强对公司经营者的监督与激励。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严格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工作，提高财务报表的透明度和上市公司质量。加强对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从股票期权﹑地位和声誉上完善激励机制，从产品市场﹑资本市场上来完善经营者市场约束机制。

（二）改善我国医药类上市公司融资环境的对策

1.加大债券市场建设力度，发展和完善债券市场。由于市场约束和制度方面的原因，我国公司债券无论是在规模、品种还是在市场的发育程度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即使同我国迅速发展的股票市场相比，债券市场也显得较为低迷，改善医药行业公司融资环境必须突破短板效应，大力发展债券市场，推动资本市场平衡发展。

2.健全证券市场相关制度，完警市场运作规范。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制度还不健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不透明，存在着利润操纵行为，严重损害投资者的利益。现阶段急需健全证券市场相关制度，完警市场运作规范，加强证券法制建设和实施，严格规范股权融资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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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医生论文篇6

关键词：医疗纠纷；鉴定体制；医疗责任保险

一、医疗纠纷的概述

医疗纠纷的界定是本文研究问题的起点，只有在明确医疗纠纷概念的基础上，才能合理的构筑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关于医疗纠纷的定义理论界说法不一，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亦有所不同。本文对医疗纠纷所定义：是指以患者及其利益相关人与医务人员、医疗服务机构在特定的诊疗护理活动等医疗过程中发生的，造成患者人身、财产损害引起的各种争议，从而产生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与义务的一种法律关系。对于医患纠纷的界定，本文认为应该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其应包括由医源性引发的医疗纠纷和由非医源性引发的医患纠纷。医疗事故的定义在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有明确的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可见，医疗事故只是医疗纠纷中的一特殊的表现形式，并非所有的医疗纠纷都属于医疗事故。医疗过失的定义主要被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其涵义与上文介绍的由医源性引发的医疗纠纷基本一致。

二、我国医疗纠纷解决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医疗纠纷解决现状

1.法律法规的适用。2002年国务院颁布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我国目前审理医疗纠纷主要的依据。此外医疗侵权行为还适用《民法通则》、刚刚出台的《侵权责任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条例》规定对构成医疗事故的进行赔偿，对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过失行为不赔偿。但在司法实践中，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为只占很小的比例。因此，立法者解释对那些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过失行为适用《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的规定。对造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过失行为，按照《条例》的相关规定来确定赔偿的范围和赔偿的标准。对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过失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规定的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来进行索赔。

2.医疗鉴定制度。我国医疗鉴定制度包括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司法鉴定。当发生医疗事故时，医患双方都可以提请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也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司法鉴定。《条例》颁布后，改变了原来的医疗事故鉴定主体，由医学会来主持医疗事故的鉴定工作。医学会的鉴定体制是集体临鉴定制，鉴定专家不在鉴定结论上签字。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证明医疗机构及医疗人员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重要证据。但鉴定结论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是否具有过错，及过错程度大小没有明确的说明。因此，法官要弄清楚这些问题还要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司法鉴定。

3.医疗纠纷解决的程序。《条例》规定，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时，医患双方既可以协商解决或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还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当事人既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又向人民法院提讼的，卫生行政部门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终止处理。

（二）我国现行医疗纠纷解决中存在的问题

1.法律法规适用冲突。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只对构成医疗事故所造成的损害给予赔偿，其它的类型的医疗过错不给予赔偿。但在司法实践中，有及少数的医疗纠纷被鉴定为是医疗事故，如果对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过失行为不给予患者赔偿必定会造成不公平的现象出现。为此，立法者表示，对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过失行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的若干意见》中规定的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对患者进行赔偿。这一解释看似很合理，但确出现一个问题，构成医疗事故的赔偿额却比不构成医疗事故的赔偿额少，但我们都知道，医疗事故是最严重的医疗过失行为，怎么会赔得更少了。法官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常出现适用法律难的情况，因此，不能作出公平合理的判决。如何确定赔偿范围及赔偿标准，成为审理这类案件的难点，紧紧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势必会造成不公平的现象出现，也不利于对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的保护。

2.医疗鉴定体制存在缺陷。由于医疗知识的复杂性、高难度性和专业性，法官在审理医疗纠纷时不能独自对争议的问题作出准确的裁断，因此医学鉴定对法官审理案件至关重要。但是我们国家的医疗鉴定制度却存在问题：第一，医疗事故鉴定主体的公正性受到置疑。我国现行医学会的工作人员都是从各家医院抽调的，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为鉴定委员会专家颁发资格证书。因此，这就决定了医学会的鉴定人员与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导致其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受到置疑。第二，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缺乏质证程序。只有在法庭上经过质证的证据才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作为认定医疗机构是否存在过错的唯一证据，应该经当事人质证，并由法官判定其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条例》并没有规定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质证程序，并且鉴定人并不在鉴定结论上签名，且不对错误的鉴定结论负责，以致于医疗事故鉴定制度形同虚设。

三、完善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几点建议

（一）建全医疗纠纷处理的法律体系

我国的立法机构应当尽快地制定一部完整的《医疗纠纷处理法》，这部法律既是一部实体法，也应是一部程序法。法律条文应该明确规定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统一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并且对医疗鉴定制度作出合理的规定。应该修改《条例》中医疗事故的概念。扩大其外延，涵盖所有的医疗过错行为，并且法律应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应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并对保险的范围，保险率的计算作出详细的规定。

（二）建立非诉讼解决程序优先和诉讼程序相结合的模式

目前我国的医疗纠纷诉讼解决机制并不成熟，没有建立像国外那样成熟的非诉讼解决机制。鉴于医疗纠纷案件的复杂性，通过诉讼程序解决花费的时间长，诉讼费用高，不利于保护患者的利益。因此，通过成本低，效率高的非诉讼解决方式来处理医疗纠纷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但由于我们国家与国外相关的法律体制、法律文化和背景存大着差异，我们并不能完全照搬他们的经验。目前，我们国家的司法资源还不太丰富，单独的成立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和医疗仲裁委员会存在着许多障碍，因此我们应该另觅新路，通过简单便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们可以在法院内设立纠纷的调解处，并聘用医学专家来参与调解，形成由法官和医学专家组成的调解委员会，为医患双方的沟通提供一个双互沟通的“平台”，避免双方对簿公堂，加剧紧张的关系。调解委员会通过介入医疗纠纷案件，确定医方是否有过错以及过错的程度，并对赔偿数额进行初步的估定。调解委员会的处理意见只是建议性的，不具有法律效力，如果调解双方不同意调解意见，还可以向法院。

（三）完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自《条例》颁布后，医疗机构意识到自身的风险加大，因此，纷纷将目光转向了医疗责任风险机制上来，欲通过第三方的介入来分担风险。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对医患双方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然而，目前我们国家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与其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处于空白的状态。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医疗责任保险的法律制度：

1.在立法上应当确立强制保险原则。即将制定的《医疗纠纷处理法》中应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应强制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只有确立大范围的参保主体，才能确保共同分担风险，维持医疗责任保险制度顺利有效的运行下去。

2.明确医疗责任保险的赔偿范围。我国现行的医疗责任保险范围只限于医疗事故，对其它类型的医疗过失行为不予赔偿。这大大缩减了保险的范围。因此，医疗责任保险的范围应包括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一切医疗过失行为，只要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有过错，就应该赔偿。

3.取消赔偿额度的限制。现行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规定保险公司最多只赔十万元。这一限度，完全打消了医疗机构的投保积极性。因此应取缔这一限制额度。既然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也参加了责任保险，那么就应该由保险公司全额赔偿患者的损失。

4建立责任保险金的多渠道来源。医疗责任保险金的来源是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确立的关键所在，是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最主要的物质来源。因此，要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由于，目前大部分医院的性质都是公立的，受当地的卫生行政部门管理，资金的来源大部分都是由国家财政拔款。因此，医疗机构可以从这一部分的拔款中拿出一小部分作为责任保险金。医务人员也应该适当缴纳一部分保险金从其工薪中划扣小额的比例作为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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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医生论文篇7

丁香园目前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网上医生社区，全国260万医生，有200万是丁香园的会员，其中活跃用户达100万，而李天天则是丁香园的“斑竹”。

李天天经常说，他的团队花了14年时间，其实说到底只办了一件事，建一个医生的自治体系。

“聊出来”的丁香园

李天天读了8年医学院，当过住院医生，他知道医生的苦和累。正因为他了解医生，全国上百万的医生才愿意聚在李天天的丁香园。

2000年，李天天还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医学专用检索网站Pub med，瞬间被其中海量的资源和方便的检索方式吸引。但很多检索技术他都不会使用，他便开办了一个论坛，取名丁香园，和网友一起探讨医学文献检索的方法和技巧，并相互分享和讨论医学文献。

这个开头和很多专业小众网站的成立类似，由兴趣驱使，网站作为平台聚集了一批兴趣相近的会员。但转折很快到来，在用户的第一波热情减退后，要如何继续保持活跃度？

他在论坛上结识了一群好友，倘若论坛荒了，和朋友们相聚的大本营就没有了，李天天舍不得。李天天为此研究了天涯和猫扑，两者都是以猎奇、八卦的内容保持活跃度，当然这种内容并不适用于本质是严肃学术交流的丁香园，但利用用户好奇心态的思路是可以借鉴的。医生们的猎奇点无疑在于最新的研究成果或者独特病例，于是李天天开始在论坛上发表专业研究的帖子，因为专业讨论的一个特点是思想碰撞，越讨论越热烈，不会出现没话说的情况。有了方向，下一步就是克服现实操作的难度。

虽然是医学院的研究生，李天天并不擅长每一个医学分支领域。所以丁香园需要一批业内权威来主持论坛里的讨论。丁香园的网友多数是专科医生或者研究人员，其中不乏各个领域的佼佼者。

在寒暑假，李天天开始“仗剑走天涯”。拜访网友，喝酒、聊天，经常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聊行业发展，也聊丁香园的未来，有时累极了就睡人家沙发上了。丁香园的各大版主硬是被李天天谈下来了。

专业权威担任版主迅速提升了用户的粘性和活跃度，丁香园迎来了一个用户增长高峰，2004年用户人数达到4万人，丁香园度过了第一次生存危机。随着用户人数越来越多，服务器、网站运营、管理等都需要钱。然而，丁香园的各个板块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版主在管理，想要转型，需要征得他们的同意。李天天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跑遍大半个中国，一个一个去跟他们面对面谈，听他们的顾虑，让他们提想法，大部分都很支持商业化，但提了一点要求：不能广告满天飞，不能到处弹窗小广告。

丁香园的商业模式

李天天至今保留着一个特殊的爱好――见网友。这个方法很土，但很有效，通过和医生们的当面交流，李天天了解到了这个群体很多真实的需求。

如今，丁香园提供的服务从文献检索扩展到专业论坛，又进一步覆盖了求职信息、耗材订购、药品查询等领域，对于丁香园的经营，李天天有一条底线，那就是如果不是医生们想要的，即使赚钱，也坚决不做。

丁香园的合作伙伴主要是制药公司、医疗器械公司、生物技术公司和医院。为了保证网站公益性和商业性之间的平衡，李天天给营销定下了两条原则，裸的广告坚决不做：第一，要有学术证据，要有已经发表的论文、公开的资料支持，有临床的科学印证来支持；第二，在推广过程中，确保要推广的内容符合国家对于医药产品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对于营销，丁香园会加入相应的学术内容，变成知识竞赛、专家讲座、专家答疑、病例讨论、投票调查等等。

医生最反感的就是纯粹的广告，而通过这种学术性的活动，医生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知识，接受起来就比较容易。这种以知识驱动型为主的产品推广活动在国内的论坛中不是很常见，可以说是丁香园的一个特色。

深耕多年培育的用户粘性，开始让丁香园厚积薄发。“丁香人才”是为医生服务的专业招聘栏目，很多医生在这个平台上很快找到合适的工作，进而成为丁香园新的盈利增长点；多年来累积的权威医学数据库，也让丁香园的用户数量增加到上百万，结集出版的中文专业图书以及英文医学期刊，都提高了丁香园在医学领域的影响力；另外，开设在线电子商务平台，为医生购买实验器材、小动物等，凡是医学领域需要的事情，丁香园都做。

丁香园还在内部发起“写书”项目，通过在社区内“众包”的形式，写一本医学类著作。该书的不同章节由社区内专业的医生认领。正是这种互相分享、互相成长的核心吸引力，造就了丁香园的高粘性。

李天天的愿景

腾讯7000万美元入资丁香园，成为近年来金额最大的互联网医疗投资事件，并非偶然。丁香园一家的估值，也许会超过所有其他医疗互联网公司的总值。

仅2014年“十一”前后，丁香园微信订阅号刊发的文章，如《国产药的质量为什么上不去？》、《善良的选择》、《别让孩子拎个炸弹到处溜达》等，阅读量都在10万多的数量级上，成为名符其实的微信公号中的大号。而这些文章内容的选择上，印证了李天天对于未来丁香园的定位：扮演一个可靠权威的信息源的角色。可靠的信息，在医疗信息不对称的大众健康领域尤为稀缺。这种稀缺性不仅吸引医生，也更黏住了大众。

其实腾讯四年前就表达过投资意向，李天天谢绝了。当时丁香园已经开始盈利，并不缺钱，更重要的是，那时没有想好下一步做什么。作为在互联网领域深耕14年的老人，李天天对时下流行的互联网思维和一夜暴富的商业模式表示不懂。

这几年找李天天的风投很多，但是那些三年就想IPO的，他一律谢绝，因为他觉得天底下没有那么便宜的事。之所以选腾讯，李天天也是因为微信起来以后，认同了腾讯“连接人与技术、人与人、人与服务”的理念和目标。

李天天跟马化腾说，丁香园早就实现了持续规模化盈利，之所以继续融资，并不是要做烧钱的大公司，而是希望有耐心地在医疗健康领域做更多有价值的事，做真正有价值的医疗服务。

关于丁香园的未来，李天天是这么定位的，一是成为行业内的企业跟医生沟通、信息流通的桥梁和渠道。丁香园还要扮演一个可靠权威的信息源的角色。在目前这种互联网时代，网络上存在着大量的虚假、夸张、错误的医疗信息，丁香园要做一个可靠权威的知识来源。

当拥有中国最优质医疗资源即医生群体的丁香园与腾讯联姻后，未来发展最大的想象是打通医和患、线上和线下的O2O闭合链条。但出乎意料的是，李天天坚定地认为，医患间的线上问诊不具有可持续性。

在李天天看来，移动医疗很多时候“移不动”，即“在线问诊”会存在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隐患，他更倾向于医生和患者之间要有线下的互动，通过线上的手段来进行流程的管理。所以丁香园第三个角色是想建立医生和患者之间长期、稳定的熟客关系，把它变成一个医生和患者之间深度互动的平台，而不是简单的搞个问诊，拍照片然后问一下。

在李天天的医生自由执业平台的设想中，未来的医生会是一个自由流动的个体，他们会通过移动医疗的手段为患者提供“私人定制”的医疗服务。而李天天本人，也希望能重新实现自己的医生梦想――当初为了办公司，他放弃了攻读医学博士。

公司医生论文篇8

[关键词]医院集团；集团管控模式；　内部控制体系；集团战略；　内部会计控制

近年来，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医院集团化进程在各地展开，组建集团医院对满足群众需求、实现卫生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卫生事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我国医院集团化发展刚刚起步，缺乏成熟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内部控制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如北京朝阳医院集团虽然集结了北京市多家医院的雄厚资金与优秀人才，仍然宣告解体。它深刻地告诫我们，医院集团不是简单的资产与人员的合并，集团管控需要科学的技术。

一、集团化医院发展的现状

通过对“CHKD期刊全文数据库”1998年至2009年99篇有关医院集团的期刊论文研究。朱蔚(1998)《从鼓医集团的组建谈医院集团的发展》一文开始了我国医院集团化发展的研究。胡善联(2000)对医疗服务集团模式及其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此后数据库每年收录相关研究的文章十多篇，不仅对集团医院组建进行理论探讨，同时也介绍医院集团组建中的成功经验，标志着我国医院集团化正在全国各地展开。张娜(2007)提出了医疗集团资金控制的问题。此后，关于集团医院法人治理、集团文化、信息网络、发展战略等涉及集团医院建设的多层次、多视角的文章逐步增多，说明我国集团化医院建设从最初的组建阶段逐步进入到了成长的阶段。随着医院集团化进程的深入，管理层级随之增加，如何解决“集而不团”、“各自为政”的现象，控制集团运营风险是任何一个集团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集团化医院的管控方略

(一)集团管控释义

集团管控，就是母公司大规模地使用母公司各个部门的功能，有效地对子公司的管理进行协作、支持和制约。医院集团《Hospital Group)或医院集团体系(Multihosplial system)是指由3所或3所以上具有法人资格的医院，经协商谈判联合成具有隶属关系和连锁经营的集团组织。在集团中必须有一所相当规模水平和品牌效应的医院作为集团的母体或主体。为使集团统一运行，必须协商产生最高议事决策机构，以统一制定集团发展规划、协调内部利益和重大事务促使大家共同遵守章程，医院集团管控由此而生。

(二)常见的集团管控模式

常见的集团管控模式，按总部的集、分权程度不同划分成：财务控制型、战略控制型和运营控制型。

1.财务控制型

采用该种模式的集团，其总部作为投资决策中心，以追求资本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管理方式以财务指标考核、控制为主。

2.战略控制型

采用该种模式的集团，其总部作为战略决策和投资决策中心，以追求集团总体战略控制和协同效应的培育为目标，管理方式通过战略规划和业务计划体系进行管理。

3.运营控制型

采用该种模式的集团，其总部作为经营决策中心和生产指标管理中心，以对资源的集中控制和管理，追求企业经营活动的统一和优化为目标，直接管理集团的生产经营活动{或具体业务)。

目前国内医院集团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协作经营型，协作各方出于各自利益考虑，以协议方式所建立起来的协作经营关系；二是连锁经营型，以某个专科或技术特色项目为模版，开展单项串联式的经营活动；三是兼并经营型。以资产经营管理权或品牌等关系为纽带的以核心医院为中心与其成员单位结成合作经营关系。

三、瑞医集团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

瑞医集团位于浙江温州，母公司瑞安市人民医院为国家三级乙等综合性医院，现有省级重点学科2个，温州市重点学科6个，温州重点学科群1个，医院拥有高级专业人才180名，博士研究生2人，硕士研究生65人，温州医学院聘任教授15人，硕士生导师8人，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1人，是温州南翼的医疗与科研中心。为进一步拓宽医院发展道路，于2003年兼并瑞安市妇幼保健院，2005年兼并了瑞安市红十字医院，并投资创办了浙江惠仁医院有限公司、浙江瑞诚医药有限公司、瑞安市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瑞安市糖尿病研究中心和瑞安市烧伤外科研究中心。在放大医院品牌技术和管理效应的过程中。形成了兼并经营型的医院集团的产权关系，如图1(为了便于描述，下文将子医院、子公司等统一称为子公司)。

(一)瑞医集团的战略目标

2006年，瑞医集团启动了集团发展的“十一五”战略工作，确定了以“医疗服务为核心的系统集成健康产业”的产业定位，提出“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服务社会，不断追求卓越，立足温州争创国内一流现代化医院，实现集团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

(二)瑞医集团业务分析

通过波士顿矩阵分析(见图2)，瑞医集团将业务重点保持在金牛象限内的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红十字医院，并持续地投入，确保在技术和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加大明星象限内惠仁医药的投入，扩大市场份额，取得规模效益；关注和培育幼童象限内的司法鉴定所、瑞诚医药投资等项目使其能够持续发展而夯实基础。集团业务的分析为集团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瑞医集团管控模式的选择

瑞医集团以医疗服务产业为核心，与药品流通企业、医药投资企业、科研机构等共同组成了以卫生产业为核心的产业链。根据对控股子公司战略地位、资源相关度和发展阶段三要素的分析，可以得出瑞医集团各控股子公司管理模式。如表1所示，

因此，瑞医集团可对控股子公司采取以战略控制型为主，运营控制型与财务控制型为辅的管控模式。对金牛、明星企业注重战略控制，对幼童企业注重指导，不仅符合瑞医集团发展的方向，也符合瑞医集团的实际情况。

(四)瑞医集团内部控制的组织架构

根据集团公司三种管制模式的影响因素。结合目前瑞医集团业务发展情况，笔者认为建立事业部制组织机构，有利于瑞医集团内部控制模式的建立，同时也有利于瑞医集团战略目标的实现。在此基础上明确了集团总部的定位，并通过设立战略委员会、人事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和产业委员会等专业顾问机构，引进矩阵式管理模式的同时，以专业委员会的形式来保持组织机构的相对稳定性。瑞医集团的内部控制组织架构如图3所示。

集团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成立集团董事会，董事会成员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委派和集团职工代表组成，是集团的决策机构，也是代表所有权人行使权力的常设机构。董事会下设四个专业委员会协助总院长对集团和控股子公司重大经营事项的评估，提供决策支撑。

在总院长下设四个副院长，协助总院长分别负责母公司(人民医院)及集团的行政、后勤、医疗业务管理。副院长通过相关职能科室，实行对母公司及集团子公司的管控。

在职能科室中专设“产业发展部”和“监察审计部”由总院长直接管理，其中“产业发展部”作为子公司与母公司联系的专门纽带，被赋予更大的权利。一方面，代表母公司管理子公司，收集相关资料，分析子公司经营情况，提交董事、监事决策参考；另一方面，要求和监督并协调财务科、人力资源部等职能部门加强对子公司职能的管理。产业发展部按集团业务分类分成三个事业部：医疗事业部、企业事业部和科技事业部。分别负责对不同行业的子公司进行管理。

四、瑞医集团内部控制体系的实施

从上述结构可以看出集团医院治理结构的复杂性，母公司对整个集团的管理必须要通过层层的委托传导，委托关系越长，成本就越多，风险也就相应被放大了。为了控制风险，瑞医集团主要从战略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和投资管理四个方面制订完整的工作程序，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并激励与约束各级人，使其向集团统一目标努力。

(一)战略管理的内部控制

瑞医集团母公司负责制定集团战略规划，并在必要时通过产业发展处对子公司的战略规划制定进行指导；子公司根据集团总体战略规划及发展目标，制定自身的战略规划，报母公司战略发展委员会评估后，提交母公司集团董事会审批。批准后的子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由母公司派出人员(院长、总经理)按照子公司议事规则，参与子公司决策机构表决策。战略管理是用最有效的方法，管理集团战略实现过程，以创建竞争优势。

(二)人事管理的内部控制

瑞医集团母公司将子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与核心管理、技术人员纳入控制范围，实施关键人员及关键事项的管控。关键人员系指集团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派出人员，包括子公司的董事长、院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重要管理人员和核心专业技术人员。关键事项指对子公司负责人的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年度考核对医院来说主要从医疗服务水平、患者安全目标、医疗质量控制、护理质量控制、综合管理能力等五类指标，考核医院体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和社会保障职能的履行情况。对于企业考核主要从不同角度反映企业财务效益状况、资产营运状况、偿债能力状况和发展能力状况。任期考核指标包括基本指标和分类指标，以三年为一个任期分段考核。基本指标包括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和三年结余总额平均增长率。分类指标根据各公司所处行业和特点，综合考虑反映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及发展能力等因素确定。

(三)财务管理的内部控制

瑞医集团母公司采用相对集中的财务管理控制模式。建立以母子公司财务制度为基础，以预算管理为起点，以资金集中管理和合同管理为手段，通过财务人员委派实现财务管控的内部控制制度。财务制度是实行财务管控的基础，瑞医集团母公司制定总的财务管理原则，要求各子公司据此制定自己的财务制度，并向母公司备案。子公母预算需报母公司审批，并由母公司实行监管。资金集中管理主要是对各子公司的账户实行集中管理，由母公司通过账户控制各子公司的经营活动，必要时可实行集团内资金有偿调剂，以加强资金监管，发挥资金效率。财务人员委派是实施财务管控的关键手段，通过委派总会计师、财务科长及会计事务三种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对子公司财务直接或间接的管控，集团财务同时要接受监察审计部审计。

(四)投资管理的内部控制

瑞医集团母公司对投资管理采取集权制的控制方法，同时还实施监控和效果评估，以保障子公司投资能达到预期目标。纳入投资管理的控制事项还包括子公司的融资、对外担保、合同审批、信用政策、资产处置等。子公司在对外投资事项的启动阶段，派出人员应将合作意向及时通报母公司，母公司通过派出人员的掌握情况和控制进展，待形成论证结果后，上报董事会审批，形成会议纪要。子公司根据母公司审批意见，以合法的方式在子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上对子公司的投资事项提出意见，进行表决。对表决通过的事项，派出人员还应监督对外投资项目过程，进行事中控制，投资项目运营情况列入子公司考核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