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犯罪论文范文

刑法犯罪论文篇1

「内容提要我国刑法的通说将“经单位集体讨论或单位负责人决定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作为单位犯罪的核心要件。但是，这种理解具有难以划清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的犯罪和单位自身犯罪之间的界限、扩大或缩小单位负刑事责任的范围、不符合现实社会中的单位犯罪的实际情况、无法适用于规模较大的现代企业等弊端。 在追究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时，应从追究单位自身固有的责任角度出发，除关注单位集体决定和单位负责人的决定之外，还应考虑单位的目标、业务范围、规章制度、防范措施等单位自身制度方面的情况。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单位的真实意志，正确地认定和处理现实中所发生的单位犯罪。 「英文摘要In China，the corporate crime，generally，refers to a harmfulcommitment that is determi ned and carried out by the board ofdirectors or leaders of the corporation.It is difficult，howev er，to differ this concept，corporate crime，from that of employee‘scrime.Furthermore，this definiti on can neither indicate the rangeof corporate crimes，nor reflec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isco mmitment.In addition，this concept also cannot be used to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rporat ion in the modern society.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apart from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leader of the corporation，when we consider the legal responsibilitiesof corporate crime，we also must take the other elements intoour account，i.e.，the policy，rule and aims of the corporation. 「关 键 词单位犯罪/单位意志/刑事责任Corporate crime/Corporate will/Criminal liability 「正 文 中图分类号：DF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07（2001）04-0065-（8） 在单位犯罪的研究中，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本质，即单位到底是因为自己固有的原因而承担刑事责任还是对其组成人员的犯罪行为负连带责任的问题，历来是单位犯罪研究中的难题。在坚持后一种见解的场合，通常主张应以单位组成人员为中介来追究单位刑事责任；而在坚持前一种见解的场合，便主张不应以单位内自然人行为人为中介而应根据单位自身特征直接追究单位刑事责任。在我国，虽然刑法理论上主张单位犯罪是单位自身的犯罪，单位的刑事责任也当然是单位自身的刑事责任，但是，就目前一般所主张的单位犯罪的概念来看，仍然是以单位内自然人行为人为中介来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现行刑法虽然明确否定了以前的多个刑法草案以及学术界多数人所主张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由单位负责人员决定实施犯罪的，是单位犯罪”的主张，而代之以“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现行刑法第30条），但是，从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的探讨及司法实践的实际操作来看，仍然是以“经单位集体讨论或单位负责人决定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作为单位犯罪的核心要件的（注：另外，虽然通说根据刑法第30条的规定，认为所谓单位犯罪，是指由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机关、团体实施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但是，在单位犯罪特征的分析上，仍然认为，这种犯罪是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员决定，并由直接责任人员实施的。以上情况，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上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194页。）。（P 177）笔者认为，这种仅将经单位集体决定或负责人决定实施的犯罪作为单位自身犯罪，并以此为基础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见解不符合现代社会中单位犯罪的实际情况，也没有概括出我国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单位犯罪类型的全部情况；相反地，应当从实际出发，结合单位自身的业务范围、组织结构、规则制度等客观特征来考虑单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问题。以下从这一角度出发，谈谈笔者自己的看法。 一、通行的单位犯罪刑事责任认定标准的弊端 我们认为，以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包括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的行为和意志为基础来判断单位犯罪并追究其刑事责任，将“经单位集体讨论或单位负责人决定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作为单位犯罪的核心要件，这种认识方法之中具有以下弊端： 首先，难以划清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的犯罪和单位自身犯罪之间的界限。的确，单位负责人或单位机关成员是代表单位发言、行动的人，将他们的行为理解为单位自身的行为是最符合单位活动的实际情况的，因此，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将按他们的决定所实施的犯罪理解为单位自身的犯罪，是有其道理的。但是，如果仅将这种由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所决定实施的犯罪看作为单位犯罪，而将此之外的情况作为自然人犯罪的话，那么，所谓单位犯罪和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将单位作为道具加以利用而实施的个人犯罪有什么区别呢？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正如单位犯罪否定论所言，“经法人机关决策实行的犯罪行为，从表面上看是以法人名义实施的，似乎是法人的行为；但从实质上看，由于法人不具备主观要件，自然也不会有受犯罪主观要件支配而实施的客观上的犯罪行为，即这种犯罪行为实际上是由法人机关成员的犯罪心理支配而实施的。”单位既然完全没有自己的意志可言，完全听命于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的操纵，就像是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手中的一个道具一样，当然就不存在所谓单位犯罪了。另外，按照这种观点，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的犯罪意志直接转嫁给单位自身，成为单位的犯罪意志。那么，单位犯罪的范围是应该没有什么限制的，只要单位领导人为了单位的利益，经过决策程序所作出的决定都应该看成是单位自身的决定和行为；而且，作为预防单位犯罪的最佳对策，应当是处罚单位代表或机关的自然人，因为，只要让他们不产生犯罪的念头就够了，而没有必要特地处罚单位。但是，这些推论显然和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相悖。 其次，上述理解有扩大或缩小单位负刑事责任的范围之虞。按照上述理解，单位集体决定或单位负责人的决定就是单位自身的意志，因此，只要是按照单位负责人或单位全体成员的决定而实行的违反刑法、构成单位犯罪的行为，即便该行为是完全背离单位的宗旨或业务范围，或违反单位的有关防止违法行为政策的行为，也仍将该行为转嫁给单位自身，追究单位自身的刑事责任，这明显是在不当地扩大单位负刑事责任的范围；另一方面，当单位的一般从业人员按照单位的既定规则或政策展开业务活动时，即便引起了严重的危害社会结果，构成犯罪，但只要没有证据表明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和该犯罪行为有关，单位就可以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这显然是在不当地缩小单位负刑事责任的范围，其结果，客观上只会鼓励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将单位作为道具实施某些个人犯罪，或疏于对手下的一般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 再次，上述理解也不符合现实社会中的单位犯罪的实际情况。在现实社会中的单位犯罪，除了由单位代表机关或机关成员亲自组织、策划、实施的犯罪类型之外，还有另外两种类型：一种是单位的一般从业人员在从事单位的业务活动过程中所引起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单位代表或机关并没有直接参与其从业人员的犯罪活动。尽管如此，但我们认为，单位仍得承担刑事责任。其负责任的原因是，因为其没有尽到应尽的防止手下的从业人员实施违法行为的注意义务；另一种，是由于单位自身的原因而引起了危害社会结果发生的情况。这种情况，往往是由于单位自身的目标定得过高，只能以不合法的手段才能实现，或者单位自身的运营机制中存在诱导、鼓励或默许单位成员实施违法犯罪行 为的倾向因而导致单位从业人员所实施的犯罪现象（注：但是，这种所谓单位自身结构导致单位成员犯罪的情况也仅是从现象上来观察的结果，而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应该是，也仍然是个人。因为，既然单位由于其自身结构的不合理而导致了单位成员的犯罪，那么，单位组成人员就应该有义务和责任改革该不合理的结构和制度，以防止再次发生类似情况。但是，单位中对单位事务负有全盘监督责任的领导人员在发现了某种迹象或已现实地发生了某种违法行为之后，却疏于采取措施，以至仍然出现由于单位自身缺陷而导致单位成员的犯罪行为时，就不能将这种情况归结为单位自身的原因了，而应归结为单位的领导人员的过失。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仍可以追究单位中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一般来说，现代社会中，在企业特别是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单位中，单位代表或机关主动决定或讨论实施某种犯罪行为的情况比较少见，而比较常见的则是后两种情况。现代西方学者认为，之所以不采用处罚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的个人抑制模式，而应当采用通过对单位组织体的意思决定过程施加影响来抑制单位成员犯罪的组织体抑制模式，处罚单位自身，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P686）另外，现代社会中的单位犯罪的特征之一就是，引起危害社会结果的企业活动往往是由在复杂的组织构造中工作的众多的自然人所承担的，每一个自然人，对于企业活动的全局并没有充分的理解，只是对于自己所从事的那一部分工作有了解而已。因此，在许多场合下，单个的自然人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引起危害社会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由于企业活动而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显然不能由某一个自然人来负责，而只能追究企业等单位自身的责任。当然，从这种企业等单位自身的制度缺陷或恶劣的企业文化氛围中，或许能找到追究对本次单位犯罪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根据。 最后，上述理解无法适用于规模较大的现代企业。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中，由于拥有复杂的政策决定程序，业务实施责任分散，因此，单位代表或机关往往并不直接干预具体的业务，而是授权给各个职能部门，由他们具体操作实施，所以即便单位的一般从业人员在单位业务活动过程中实施或引起了违法犯罪行为，也常常会因为难以认定这些行为和单位上层人员之间的关系而被作为个人犯罪处理。相反，在一些中小企业中，由于单位代表人的权限比较集中，常常参与企业的具体业务活动的具体策划和实施，因此，在这种小型企业的从业人员实施了犯罪行为的场合，因为比较容易确定其代表人员同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所以，往往比较容易被认定为单位犯罪。这样，结局便是，同样是单位的一般从业人员在业务活动中所实施的行为，在大型企业中，因为难以确定该行为和企业代表机关之间具有直接联系，所以常常被看作为个人犯罪，对该直接行为人进行处罚；相反，在中小企业中，因为比较容易确定该行为与企业机关成员之间联系，所以往往被作为单位犯罪而追究企业和企业领导人的责任，客观上造成单位因其规模不同而在是否适用单位犯罪的规定上也不同的不平等结果。 之所以出现将单位犯罪看作是“经单位集体决定或单位负责人决定实施的犯罪”的现象，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在我国的单位犯罪或者说单位犯罪论的研究中，虽说在形式上将单位看作是与其组成人员的自然人相独立的主体，但实际上仍然是将单位作为自然人的附属物，而完全没有考虑单位自身情况对于单位中的自然人作出某种决定时，会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即我们现行的单位犯罪论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单位自身特征在单位犯罪的发生机制中的作用。实际上，单位犯罪的产生，并不完全是由于单位内的自然人的某个决定而引起的，而是由于单位固有的管理体制不完善或组织结构中存在某种缺陷而导致的。这种情况，往往由于和单位领导人的决定之间没有直接关系而难以认定为单位犯罪，所以，只能作为自然人的犯罪而追究自然人行为人的个人责任，或作为意外事件而不追究任何人的刑事责任。但是，对于这种由于管理体制的不完善或组织结构上的缺陷而引起的重大灾害，如果不追究任何人的刑事责任或仅仅只追究自然人行为人本人的刑事责任的话，则不仅无法满足一般人的处罚感情，而且，对于出事单位本身也不可能产生太大的触动。因此，按照现行的单位犯罪理论，将单位犯罪仅限于“单位集体决定或单位负责人决定实施的犯罪”场合，无法处罚某些真正值得处罚的单位犯罪。 历来的见解认为，单位是为了实现一定目的而设立的法律上的存在，其自身并不能实施刑 法上以自然人为主体而设计的犯罪。理论上所谓的单位犯罪不过是基于视为单位头脑的单位中枢机构的自然人的意思而实施的危害行为而已。但是，正如美国的法人犯罪论的研究成果所表明的，法人并不是单纯的自然人的集合，法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会通过一定方法，在制定正式规则的同时，还会用增加报酬、晋升职称或官职等巧妙刺激自然人的目标。（P83-85）换句话说，单位是具有远在其组成人员的自然人的总和之上的影响力和复杂性（complexity）的社会组织体。这种行为主体，在许多场合下，会成为导致其构成人员的自然人犯罪的原因（注：在我国，有些研究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具体内容可参见谢勇：《法人犯罪学——现代企业制度下的经济犯罪和超经济犯罪》，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而且，单位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之所以远大于一般人所造成的危害，其原因也在于此。因此，处罚单位犯罪，不考虑这种由于单位自身的原因而引起其构成人员犯罪的情况，仅只考虑将单位代表或机关的意志和行为转嫁给单位自身的情况，显然是不合理的。 二、单位刑事责任论的提倡 由于以上情况的存在，近年来，国外便出现了从与具体的行为人的行为相独立的单位行为、意思中考虑单位责任的见解。这些见解与传统的将个人责任转嫁给单位并以此为基础来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方法不同，而是试图从单位作为社会组织体的本质或者说独自存在的复杂特征中探求对单位进行谴责的根据。在此，单位犯罪前后单位自身的对应措施，根据单位的政策、规则、结构、议事程序、历史传统等形成的单位文化，以及单位的为防止从业人员实施违法行为的制度可组织性的措施以及使这些措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配套措施等便成为判断单位是否具有纵容、鼓励、默许单位成员犯罪，或单位是否履行了其防止、监督其从业人员的注意义务的指标。这些见解，尽管在各个学者那里，关注的重点和叙述不尽一致，但是，在关注单位作为组织体的性质，从单位的政策、结构、规模、政策或目的、业务内容等各种具体情况，并由此判断单位是否具有构成某种犯罪所必须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以力求和传统的刑事责任观念相协调一点上则是一致的。因此，即便在现行的刑事责任理论的体系之下，这种从单位自身特征出发，追究单位自身的观念也是值得我们借鉴和考虑的。 但问题是，现实社会中的单位毕竟是由人所组成的团体，尽管它可以左右其组成人员的意志和行为，但它毕竟必须通过自然人来形成其现实的意志并展开活动。因此，完全脱离其组成人员的自然人的单位犯罪的概念是否能够存在，存在疑问。 在日本，藤木英雄博士曾试图从撇开自然人的单位自身的行为中来考察单位的刑事责任。他以“个人的加害行为是基于单位的意思决定而实施的法人自身的行为，因此，可以对法人做出该种意思决定进行谴责”为前提，认为，对于过失犯，因为是以违反注意义务为其本质的，所以在观念上可以赋予单位作为组织体的义务； 当单位组织体没有履行这一义务时，便能认可单位的过失。这种见解，在直接考察单位自身的意思及基于该意思的行为方面，可以看成是组织体的单位责任论。持类似见解的板仓宏教授也以“即便在进入法律评价之前，也能具有作为企业组织体的意思形成；对于这种集团性的意思形成，也可以进行社会伦理性的意思谴责”为前提，主张从单位代表到最底层的从业人员的所有的成员行为，只要客观上具有业务关联性，就都可以看作为单位自身行为的企业组织体责任论。（P23）这种见解认为，即便在不能确定到底是谁实施了违法行为，而且，单个的行为人也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或过失的场合，只要能证明单位活动在客观上具有失误，那么就能肯定单位的过失责任。因此，可以说，这种学说也是主张单位自身的犯罪行为的见解。 但是，对于上述见解，批判意见认为，它给单位科处绝对责任，违反了责任主义。但实际上，藤木博士和板仓教授的见解也是要求单位必须违反了客观的注意的义务，因此，应当说，他们的见解并不是主张只要有从业人员的违反行为，就一定要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的意义上的绝对责任。但是，藤木博士和板仓教授都强调自己学说的长处是，即使没有特定具体的行为人也能对单位予以处罚，这就确实会让人怀疑，该学说实际上不是在主张对单位科处绝对责任吗？因为，在从业人员具有违反行为的场合，单 位具有怎样的过失？该过失和违反行为之间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些情况，如果不能特定谁以什么样的形态实施了违反行为的话，通常应是无法判断的。因此，无视上述具体问题的客观注意义务违反的见解，在结局上，不能不让人产生只要发生了违法行为就得负结果责任之嫌的感觉。但是，这种藤木、板仓说的缺点，并不能抹杀其试图建立单位固有的刑事责任的理念的妥当之处。所需要做的是，以与责任主义相调和的形式重构单位固有的刑事责任论。 笔者认为，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及犯罪构成体系出发，在考虑单位固有责任的场合，也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从单位客观上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及主观上是否具有罪过两方面来进行考虑。 首先，单位必须实施了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这是单位负刑事责任的前提。但是，单位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是通过作为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不论是单位代表或机关的组成人员还是最底层的从业人员——所实施的。因为，单位自身并不能像自然人那样活动；自然人行为人的行为若没有引起刑法所规定的、作为某种犯罪的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的话，则在客观上无法判断该单位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 由于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的行为具有既属其个人行为的一面又有属单位业务行为的一面的双重属性，因此，如何判断单位组成人员的某种行为到底是单位组成人员自身的行为还是单位自身的行为便成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认为，应当从该行为是否和单位自身的业务相关的方面来进行考察。 所谓单位组成人员的行为和单位自身的业务相关，是指单位组成人员所实施的某种违反行为，在形式上，属于该组成人员的职务或职责范围之内的行为。在单位组织体之内，单位的业务被具体划分为每个组成人员的职责和职务，即个人的职务或职责是单位业务的一部分；反过来说，单位的业务是单位组成人员的职务、职责的集大成。因此，只要单位组成人员的行为是在履行职务或职责的过程中所实施的，就肯定该行为是单位业务行为的一部分，即具有业务关联性。职务、职责的范围，一般是根据单位的内部规定及雇佣合同来划定的，但是，单位或行业内的习惯或一般做法也是判断职务、职责范围的标准之一。单位组成人员的某种违反行为，如果不是和自己的职务、职责有关的行为，就不能看作是单位自身的行为。出租车公司的雇员在驾驶出租车揽活的途中，发现自己的仇人，便有意将其撞死，这种行为显然和出租汽车公司的业务活动无关。 单位组成人员所实施的某种违反行为只要是属于单位的业务范围内的行为，就可以在形式上将其看作为单位自身的行为。从这一意义上讲，传统的将单位的代表人员、中间管理人员和最基层的从业人员分开，仅将其中部分人的行为看作为单位自身的行为，而将另外一部分人的行为不视为单位行为的做法，是人为地将单位整体加以分割，不符合单位组织体犯罪的实际情况的。但是，仅有单位组成人员的犯罪行为，并不能马上就肯定该单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因为，单位组成人员和单位自身毕竟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尽管单位组成人员的某种行为是在单位的有关业务范围之内实施的，但该行为有可能是出于该组成人员自身独断专行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是不能追究单位自身的刑事责任的。因此，为了追究单位自身的刑事责任，还得判断该单位组成人员的违法行为是否是单位组织体自身意志的真实反映。这样，便有了以下的要件。 其次，该单位组成人员的行为必须是单位自身意志的真实体现，它是单位负刑事责任的实质要件。关于单位自身意志的内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判断：一是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在单位的业务活动上所作出的决定。因为单位机关是单位的意思形成机关，他们通过一定程序所作出的决定当然是单位的最直接体现。但必须注意的是，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所作出的决定必须是在单位的业务活动上，在其职责权限之内所作出的，否则就不能视为单位自身的意志，因为，单位的人格，在本质上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即只有在成立宗旨和业务范围之内才能存在；二是单位的规章制度、目标、政策、激励机制等。之所以将这些情况也作为单位意志的体现，是因为考虑到现代社会中的单位，不单纯是财产或自然人的集合，而是超出这些人或物之外的，具有自己独特人格的组织体，而单位政策、结构、规章制度等恰是单位人格的具体体现之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现实社 会中，单位领导明目张胆地组织、策划、实施单位犯罪的情况比较少见，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制定政策、方针，确定单位目标等方式来间接地鼓励或刺激手下人员实施犯罪；或者单位作为其组成人员的监督者和利益责任的归属者，本来具有督促其从业人员不要实施违法行为的义务，单位是否履行了这种义务，根据其是否制定有防止违反行为的措施可以判断出来。因此，在追究单位自身的刑事责任时，不考虑作为单位自身的人格体现的单位构造、目标、规章制度等各种具体情况，显然是不全面的。 在从单位的主观意志方面来探索对单位进行伦理谴责的根据时，也应当以现行刑法中有关自然人的刑事责任的理念为判断基准进行分析（注：我国目前有关刑事责任的通说认为，由于人具有意志自由的能动作用，就使得国家能够要求人们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选择和决定自己的行为，并且依据人们所选择和决定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标准，来给予肯定或者否定的评价。在一定条件下，行为人本应选择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但却选择了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犯罪行为；或者本来能够避免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的危害，但却没有避免，这便使行为人被国家认定为犯罪人，受到否定的评价即谴责。因此，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的哲学根据，首先在于犯罪人是基于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实施了犯罪行为。以上内容，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上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即作为对单位进行刑事谴责的根据应当是单位尽管可以采取防止、监督其从业人员实施违法行为的措施，但却没有采取，因而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只有在这种场合下，才能对单位进行刑事谴责。但是，正如国外学者所指出的，和与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的场合所不同的是，在自然人的场合，意图实施行为的主体和形成反对动机，打消实施该行为念头的主体，当然是一致的。与此相对，在单位的场合，在内部对自然人行为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监视、制止的机制，不仅存在于该单位的组成人员的内心，而且从单位的制度性的防止犯罪措施中也能体现出来。（P686） 那么，该如何判断单位没有采取防止、监督单位组成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措施呢？在这一问题上，可以从单位内部是否存在制度性的、对单位成员的行为进行监督的防治措施方面来判断。在单位的制度性的防止犯罪措施的内容上，可以参考日本下级法院在“两罚规定”的适用中，判断业务主是否尽到了其监督义务时所采用的标准，即以是否具有“为防止、监督违反行为而采取的制度性或组织性的措施，和为使该组织性措施有效发挥作用而采用的督促、监督措施”为内容（注：参见日本高松高判昭和46.11.9，载于《附图{图}》第275号，第291页以下，即，“所谓事业主为防止违反行为所必要的措施是指，为防止该违反所采取的客观必要的措施，因此，事业主所采取的一般的、抽象的防止违反行为的注意和警告尚不够，它应当是指足以有效防止违反行为的发生而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否采取了）与上述相当的具体措施，应当以单位的机构、组成为主，根据该单位的事业种类、性质以及事业运营事情等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判定”。）。这样，便可以在现行的刑事责任理论体系之下，建立起以综合考虑了以下单位自身特征为内容的单位刑事责任论，即单位行为和单位责任应当分别判断；为追究单位固有的责任，除了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这一成立单位犯罪所必要的客观条件之外，对于单位自身，还要求其自身具有引起该种犯罪行为的主观意志。这种主观意志可以从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的意志和单位自身所具有的鼓励、促进或阻止、监督其组成人员犯罪的制度性措施或规则制度等情况来判断。单位活动，既具有作为其成员的自然人活动的一面，又具有人作为组织体的活动的一面。与这种实际情况相应，单位责任，应看成是自然人责任和组织体责任的复合。从这一角度来看，仅从组织体的角度来寻求单位责任的企业组织责任论，或仅从自然人方面来寻求单位责任的通说的见解，都不过是看到了一面而已。 应当注意的是，在上述单位自身意志的判断材料中，单位代表或机关（包括单位负责人）所做出的决定是主要的，单位自身特征是判断单位代表或机关所作出的决定是否是单位自身意志的真实表现的辅助材料。因此，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在有关单位的业务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犯罪意识和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毫无疑问地可以归于单位自身；当单位的一般组成 人员依照单位代表或机关的决定实施行为时，也可以将该种行为归于单位自身，单位的一般从业人员在单位的业务活动过程中所实施的某种犯罪行为，该种行为虽然不是基于单位自身的某种决定所实施的，但是，该种行为的发生，是由于单位中没有建立起有效的防上单位组成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机制而引起的场合，也应当将这种单位的监督过失归于单位的决策机关的失误而追究单位自身的过失责任。但这种场合下的单位过失责任是一种推定，当单位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其采取了各种制度性的措施防止单位组成人员的业务上的违法犯罪行为时，就可以免除单位自身的刑事责任。 收稿日期：2001-01-10 「参考文献 黎宏。美国近年来的法人刑事责任论述评[J].法商研究，1999（1）：88-94. 侯国云，等。新刑法疑难问题解析与适用[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 何泽宏。单位犯罪研究[J].现代法学，1998（1）：51-55. 赵秉志。关于法人不能成为犯罪主体的思考[J].法学研究，1989（5）：56-62. 〔日〕佐伯仁志。有关法人处罚的考察[A].芝原邦尔。松尾浩也先生古稀祝贺论文集（上卷）[C].日本：有斐阁，1998. 〔美〕艾伦。赫库斯特多拉。企业：20世纪的犯罪者[M].〔日〕板仓宏，等。日本：学阳书方，1990. 〔日〕藤木英雄。法人能有刑事责任吗？[J].〔日〕季刊现代经济，1974（14）：168-173. 〔日〕板仓宏。法人犯罪的理论和现实[M].日本：有斐阁，1975.

刑法犯罪论文篇2

第二、三种观点很相似。两者的主要观点值得肯定，但均有不足之处。前者认为侵犯财产的方式只限于“非法占有”，这就遗漏了非法损毁、扣压、使用等侵害行为。后者将暴力犯罪定性为“极端攻击性行为”，有欠准确。原因在于：“极端”在质和量上不易确定；暴力实施的方式不仅仅限于攻击，还可表现为强制；并非所有的暴力行为都会构成暴力犯罪。第4种观点，言简意赅，定性准确，却未提及犯罪的客体，即“他人的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暴力犯罪的特征应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 暴力犯罪首先是一种犯罪行为，符合一般犯罪构成要件。2. 暴力犯罪的手段，应当包括使用暴力、以暴力相威胁或者两者交替使用。这是暴力犯罪最本质的特征。3.暴力犯罪的犯罪对象是他人的人身或财产。既包括对他人人身进行的攻击、伤害，也包括强制、限制、威胁；既包括对他人财产的非法占有，也包括非法损毁、扣压、使用等影响他人正常行使财产权利的行为。根据这几种特征，对暴力犯罪可做如下定义：所谓暴力犯罪，是指行为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非法侵犯他人人身或财产的犯罪行为。三、 刑法条文中涉及的暴力犯罪在我国的1997年新刑法中，有关暴力犯罪的条文占很大比例，而明确提到“暴力”的刑法条文共30条。在这些条文中，第20条、81条、278条、451条，均与具体犯罪无关，故只有余下的26条有讨论意义。为方便起见，不妨把这些条文简称为“涉暴条文”。（一）前提在讨论之前，对于这26个涉暴条文的性质，首先明确以下两点：1. 这26个条文所涉及的犯罪（共31项），远非我国刑法所含暴力犯罪的全部。有许多犯罪，虽然在刑法中未明确提到暴力，但在实践中多以暴力实施，可能成为极典型的暴力犯罪，如爆炸罪、武装叛乱罪、暴乱罪等。2. 即便这些条文所涉及的犯罪本身，也不能笼统地认为就是暴力犯罪。暴力仅仅是实施犯罪的手段之一，当行为人采取其他手段实施该项犯罪时，显然不能被认为是暴力犯罪。（二）统计分析这26个涉暴条文在分则各章的分布情况，详见下表：分则章节及名称条文总数涉暴条文数量比例：（占全部涉暴条文的百分比）密度： （占本章条文百分比）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31935％29%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91727%8%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26312％12％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91312%3％第五章 侵犯财产罪1428％14％第七章 危害国防利益罪1414%7％第十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3214%3％第一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120第八章 贪污贿赂罪150第九章 渎职罪230涉暴条文在分则各章的分布从这个表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条文的分布特点：1、 覆盖面广。在分则的十章中，有七章含有涉暴条文。这说明暴力犯罪仍然在各种犯罪形式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暴力犯罪侵犯的客体，经常是包含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在内的复杂客体。2、 在各章的分布不均。（1） 无论从比例上还是密度上，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都高居榜首。这从侧面说明，就犯罪对象来说，暴力犯罪对人身的侵犯显然远远高于对财产的侵犯。这也是一些学者仅仅把人身作为暴力犯罪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2） 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是密度、比例最低的一章。这可能是由于相当一部分的军人违反职责罪是以不作为方式实施的，不会诉诸暴力；另外也可能与军人的身份，即直接参与社会交往的机会较少有关。（3） 有三章的内容不含任何涉暴条文。这是因为，在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和第九章（渎职罪）中，大部分犯罪都缺少犯罪对象，而在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中，犯罪客体过于单一，缺少下位概念。（三）分类 首先，根据造成的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可对暴力作如下分类：1、 轻微暴力：对他人人身未造成任何伤害，或仅造成极轻微的伤害。2、 一般暴力：对他人人身造成轻伤。

刑法犯罪论文篇3

摘要：单位犯罪是犯罪的一种具体形态，着眼于我国单位犯罪的有关规定，首先简要回顾了我国单位犯罪的立法现状，其次阐释了单位犯罪的概念，再次论述了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最后就单位犯罪的刑罚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单位犯罪犯罪的构成要件刑罚

单位犯罪，在刑法理论上，也称为法人犯罪，是相对于自然人犯罪而言的。我国1979年刑法未对单位犯罪作出规定，之所以在1997年刑法中规定了单位犯罪，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需要并借鉴了国外立法中优秀成分的结果。英美法系国家较早地规定了单位犯罪，英国于1842年伯明翰与格劳赛斯特案中，法人因未履行法定义务而被定罪；随之是大陆法系国家。单位犯罪的规定在我国最早出现在198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其中第四十七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犯走私罪的，由司法机关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该单位判处罚金，判处没收走私货物、物品、走私运输工具和违法所得。”此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一些刑法修改补充规定中，先后又规定了几十种单位犯罪。这些规定确定的是一些具体的单位犯罪，具有分散的特点。修订后的刑法在总则中对单位犯罪作出规定，实是立法中的又一大进步。下面试围绕单位犯罪就其有关概念、构成要件和刑罚等内容作一论述。

一、单位犯罪的概念与特征

单位犯罪是犯罪的一种具体形态，先来讨论一下犯罪问题。19世纪法国刑法学家、犯罪学家塔尔德曾经指出：“犯罪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可以用一般的社会规律来加以说明。”①我国刑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了犯罪的基本概念，即“一切危害国家、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上述犯罪概念表明，我国刑法上的犯罪概念，是一个坚持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一实质特征与违反刑法禁止性规范的形式特征相统一的犯罪概念，可以说，犯罪是指一切危害社会的、违反刑法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这一概念涵盖了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因单位犯罪同样具备这三个特征，所以作一较深入的阐释。

（一）社会危害性。法律的规定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当某一种具体行为侵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或动摇了其统治秩序时，它必然以法律的形式把它约束起来，即规定为犯罪行为，从而名正言顺地加以制约。我国刑法总则对于构成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外延作了概括的规定，分则中又将严重社会危害的内容分为十章，区别情况作了具体规定。社会危害性可以说从本质上体现了犯罪，从其表现形态来看可以划分为物质性危害和非物质性危害，前者是能够具体确定和度量的，又是具体有形的物质形态，后者是抽象的、无形的、不能具体测量的一种损害；还可以划分为现实的危害和可能的危害，前者是已经实现的社会危害，具体表现为实害犯，后者是可能发生的社会危害性，具体表现为危险犯或者不完整的故意犯罪形态，如犯罪的预备犯、未遂犯和中止犯等。某一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及其危害程度的强弱大小，这些是根据统治阶级的价值标准来判断的，因为法律毕竟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形式，它要适时而恰当地将其意志表现出来，必然要打上这一鲜明的特征烙印。同时，社会危害性还要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而体现出明显的动态意向，在不断的改变中体现其历史形态和可比性质。为了把犯罪和违法行为相区分，社会危害性还有一个程度问题，即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才能构成犯罪，否则只是一般的违法行为，用普通的道德规范加以调制就可以了。

（二）刑事违法性。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犯罪行为属我国刑法明文禁止的行为，只要触犯了这些条文即构成犯罪。与此相对应的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即自由”，这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体现。我国刑法中的禁止性规范散见于刑法典、单行法规、附属刑法中，内容广泛。如果某一个人的行为，尽管具有某种社会危害性，只要它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同样不能认定其具有犯罪的性质。

（三）应受刑罚处罚性。某一具体行为也必须达到应当给以刑罚处罚的程度时，才能认定为犯罪。从一般理论上讲，构成犯罪必然要处以刑罚，刑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二者不可分离。通常情况下，有犯罪必然有刑罚，除非具有法定免除刑罚情节、享有刑事管辖豁免、超过追诉时效等几种情节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有罪无罚。从立法上看，所有的犯罪，都必须具有应受刑罚处罚性这一特征。

犯罪概念的上述三个特征，是辩证统一的，缺一不可的，三个特征中，社会危害性是本质特征，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处罚性是从社会危害性特征派生出来的，三个特征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共同构成犯罪概念的总体，成为区分罪与非罪的总标准。

清楚了犯罪的概念及其特征，单位犯罪的概念就清晰地呈现出来。刑法第三十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根据本条的规定，笔者认为单位犯罪的概念，可作如下归纳，即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谋取单位非法利益，经单位决策机构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员决定实施的犯罪。这里没有采用“法人犯罪”这个概念，因为在实践中这类犯罪并不仅仅是法人单位实施的，也有非法人单位实施，使用“单位犯罪”这个概念能够把法人单位和非法人单位均包括在犯罪主体之中。

二、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

以上是对单位犯罪概念的阐述，下面对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探讨。

“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是指依照刑法的规定，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或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②由定义可见，犯罪构成具有如下几个特征：其一，犯罪构成是由刑法所规定的。刑法对犯罪构成的规定是通过总则性规定和分则性规定共同完成的。这不仅在刑法典上表现出来，也在刑法总则与专门刑法、附属刑法的关系上表现出来；其二，犯罪构成总体上必须符合犯罪概念的基本特征。犯罪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离开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应受刑罚处罚性，就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犯罪构成；其三，犯罪构成是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的总和。我国犯罪构成采用的模式是犯罪构成与刑事责任相联系的结构，因此，我国刑法上的犯罪构成是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四大类要件的总和。其中，具有核心意义的是主观罪过与客观危害相一致。单位犯罪同样具有以上四个构成要件。

（一）单位犯罪的主体

单位犯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

公司、企业。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也是企业，由于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在单位犯罪中所占比例较大，因而有必要将其摆在突出位置，这样有利于加强对公司犯罪的惩治和预防，所以刑法中将二者分开表述，以示其重要性。我国目前主要的公司形式就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修订后的公司法在

有限责任公司章节中规定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所为犯罪行为，是股东为了个人利益借公司名义而进行犯罪行为的，应按个人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是为了股东利益目的，并以公司名义实施的，应按单位犯罪的规定对其及责任人员进行定罪量刑。企业的内容也非常广泛，除包括国有的和集体的公司、企业外，还包括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及各种合资、合作企业，它们大多从事生产、运输、贸易等经营活动，实行经济核算并以营利为目的。

事业单位。所谓事业单位是指受国家机关领导，没有生产收入，不实行经济核算，所需经费由国家开支的单位。与公司、企业不同，事业单位一般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是注重于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有些事业单位主要依靠国家预算对其拨付经费，它们的任务只能是从事公益性事业，不参与市场竞争，因此成为单位犯罪的可能性很小；而有些事业单位能够直接参加有关的民事活动，享有民事权利，承担经济责任，甚至被推向市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虽然一般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参与了市场经济活动，是很有可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的。

机关。我国刑法第30条规定的单位犯罪的主体包括“机关”。所谓机关，从广义上讲是指所有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军队、政党等等；从狭义上讲，机关仅指国家行政机关。刑法规定构成单位犯罪主体的机关，并未明确是指广义的机关还是狭义的机关。在刑法修改乃至目前的刑法学研究及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国家机关到底能否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的争论。肯定说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刑法原则，更是宪法原则。国家机关如果触犯刑法构成犯罪，同样应受到法律制裁，不应享有任何特殊。而国家机关也会因法律的公平与公正增强其威信。否定说则认为，将国家机关作为犯罪主体有损国家机关的威信，对其惩罚无疑是国家的自我惩罚。

笔者认为，把国家机关列为单位犯罪的主体是不妥的。国家机关是国家的管理机构，行使国家的管理职能。首先，从立法背景来看，我国原是一直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国家机关经商或以其他方式介入经济领域、参与经济活动的情况比较普遍。因此，造成国家机关参与犯罪现象的存在。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1997年修改以前的刑法中尚无确认单位犯罪的规定。自80年代起，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走向市场经济，政企分开，各司其职，这使得国家机关涉足经济领域，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乃至消灭，这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对于一项渐趋消亡的事物，却在立法上将其确立为构成犯罪的主体，这种立法的迟缓和不科学有碍国家机关自身职能的发挥。其次，从国家机关职能而言，将国家机关确立为单位犯罪的主体也殊有不当。将代表国家行使特定职能的国家机关作为犯罪主体，于情理、逻辑上都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国家机关的职能是依法对国家行使管理，其利益即是国家的利益，所以，所谓国家机关的犯罪，实质上只是某些机关领导人为了政治目的或经济上的不当得利的自然人犯罪。因为，这只能是某个人的犯罪恶意，而不能上升为国家机关的犯罪恶意。再次，我国刑法对于单位犯罪的处罚刑种，只规定了罚金刑。只有犯罪单位具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资产时，其受到刑事处罚、被判受罚金刑时，才能显示出刑法对单位犯罪进行处罚的惩治效果和教育、预防犯罪的作用。而国家机关实际上并没有自己所有的财产，其资金费用均来自国库，是国家财政拨款，这在刑罚执行上存在大大的疑问，罚得再多也是左边口袋送到右边口袋，无实际处罚意义。今天罚他20万，他明天向国家财政开口要25万，因为，他除了要补回被罚掉的财产外，还会要求因此而需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等。这无疑造成国家对自己的惩罚。从司法实践看，我国从1987年公布实施的《海关法》确立国家机关为犯罪主体以来，已发生了多起影响较大的机关涉及犯罪案件。如丹东汽车走私案、泰安走私案等。但这些案件没有一件是按单位犯罪案件处理，而仅仅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这决非偶然，这反映了国家机关在单位犯罪中作为主体的不可操作性及司法机关对国家机关能否作为犯罪主体的困惑与怀疑。与其在怀疑和困惑中尴尬地保留不可行的东西，不如顺其自然，将国家机关从单位犯罪主体中剥离，以正其位。最后，我国刑法典使用机关这一“字样”的目的，也没有把某种国家机关排除在外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任何一种或一级的国家机关，只要实施了刑法所规定的单位犯罪，都应当受到惩罚。那么，如立法机关，这在实践中又有谁能立其为犯罪主体呢？法国新刑法典第121-2条明确规定了除国家外，法人在法律或条例有规定的场合，对其机关或代表其利益实施的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这是值得深思与借鉴的。。

团体。团体是指由某一行业、某一阶层的人员自主成立的组织，包括人民群众团体、社会公益团体、学生研究团体、文化意识团体、宗教团体等。与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相比，团体的结构比较松散，履行的社会职能比较特殊，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影响。

（二）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

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刑法规定的成立单位犯罪必须具备的单位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危害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我们对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进行研究，可以赋予单位一定的人格，即视其为是一个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存有自己的认识和意志，能够对外界的影响作出认知和反映，并体现于行为之中的人格化主体。这种人格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单位的认识和意志是群体的认识和意志，是单位全体共同的或者是其决策层的认识和意志，这是单位作为一个整体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观依据。集体意志是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主要区别之一，它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形成，或是由单位内有权对本单位事务作出决策的机构集体研究决定；或是由单位主管人员和负责人员以单位的名义作出决定并付诸实施。单位内任何个别成员的意志，非经上述程序转化成集体的意志，就不可能成为单位犯罪的构成要素。

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犯罪的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单位犯罪大部分是故意犯罪，但也有一些是过失犯罪。犯罪的过失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当然由过失构成的单位犯罪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数量虽小却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失犯罪应当由有关自然人负责，但这种观点不利于正确分析和认定单位犯罪，而且也违反了罪责自负，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还有一个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的问题，这主要是为了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加以区别。个人犯罪一般是为谋取个人利益，而单位犯罪则是为谋取单位利益，这里的单位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所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单位犯罪都是经济犯罪，因而具有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的主观目的。在这里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应作广义的理解，即在某些情况下，它并不一定意味着单位必定能够获得违法所得，而且也包括为本单位的局部利益或者暂时利益而实施的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

（三）单位犯罪的客体

单位犯罪的客体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就我国的现行法律规定来看，单位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还是较为狭窄的，从与国际趋势接轨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放宽对单位犯罪客体的限

制，这是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利益和要求的需要。从目前国际上的趋势看，单位犯罪涉及的罪名不断扩大，承认法人犯罪的国家绝大多数都规定，除了极少数犯罪，如重婚罪，法人不适用外，其他犯罪都可以追究法人的刑事责任。如美国刑法中法人犯罪就包括通常认为只能由自然人实施的过失杀人罪、盗窃罪等。法国新刑法典也规定了许多可以由法人构成的犯罪，只有一些只能由自然人才能实施的犯罪如犯罪、抛弃家庭罪才成为法人犯罪的例外。

（四）单位犯罪的客观方面。单位犯罪的特点在于这种犯罪行为是经单位决策机构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员决定实施的，这是单位犯罪在客观上的重要特征，也是其与个人犯罪在客观上的重大区别。这里的单位决策机构可以理解为单位的权力机构，如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这些机构成员经过集体讨论后形成的决定可以代表单位的意志。而单位负责人员则是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机关、团体、事业单位的行政领导，这些人有权就本单位的事项作出决定，所以其决策行为也可以视为单位的行为。单位其他成员的个人行为触犯刑法，如不是依法代表单位，则不构成单位犯罪，如果单位其他成员是为了完成单位交给的任务而触犯刑法则构成单位犯罪。单位犯罪多数是以作为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也有一部分属不作为形式。单位采取主动措施去从事非法经营活动，以实现其既定意图，这是单位犯罪的主要方式。通常情况下，单位的非法经营活动，是由多人共同实施的，其中有的人可能知道内情，有的人可能不知道详细的内情，而只是在上级或领导的指示下实施了犯罪行为，鉴于此种情况，只要犯罪意志是单位集体的意志，个别人的不知情并不影响单位犯罪的构成。在多人共同实施的单位犯罪行为中，虽然从整体上看是作为犯罪，但其中有些行为人可能表现为不作为。对这种情况应进行具体分析，不能因为个别人，甚至是单位主要负责人的不作为就否定了单位犯罪的成立。

从国外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看，单位不作为犯罪多数是一些造成污染、公害、危害公众健康、交通安全方面的犯罪。例如美国伊利诺斯州诉胶片再生利用系统公司的判例，由于该公司不发给工人必要的劳动保护设备，不采取正常的防护措施，致使工人中毒伤亡。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法人在从事其他经济、商业活动中的不作为犯罪，例如隐匿不报自己资信情况的商业欺诈犯罪、不报资产、收入的偷税犯罪等等。我国刑法中以不作为形式进行的单位犯罪数量比较少，比如单位偷税罪、单位逃避追缴欠款罪等。

三新领域中的单位犯罪

社会已进入了高科技信息时代，随着对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和信息技术的高度重视，环境污染犯罪、侵犯知识产权、计算机犯罪等新领域中的犯罪现象与这些领域中社会成果同时显现出来。而在这些新领域犯罪中，单位犯罪呈普遍现象。同时，这些单位犯罪又显示出许多新的特点：犯罪范围广泛，证据失全性严重，隐蔽性强，迷惑性大，危害严重。针对这些新领域、新特点的单位犯罪，刑事立法应作出相应的规定，以充分显示刑法的惩治犯罪、预防犯罪和保障社会秩序的功能。

（1）环境污染中的单位犯罪

环境保护针对的是对环境有害的影响。所谓的有害影响是指环境破坏，即一切降低环境质量、损害环境生态的事件或者行为。如工业污染、生活污染等。至目前，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都十分严重。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是各种企业事业单位。随着单位犯罪的出现，尤其是在环境犯罪方面，单位犯罪所造成的环境危害远比个人同类犯罪的危害要重。企事业单位造成的环境污染，有的十分严重，使人民的生命健康的财产受到严重损害。企事业单位污染还往往引起重大纠纷，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单位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已成为现代社会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美国学者盖斯指出：“从汽车、工厂和焚化炉排出的……有害污染物，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等于暴力强制毁灭。这些永恒存在而且日益增多的损害，直接违反当地的州的和联邦的法律，毁灭人民的健康和危害公共安全。……污染已成为大规模的犯罪浪潮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刑法中涉及环境犯罪的只有三种，即刑法第338条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第339条的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由此，特别是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涵盖看，它集水污染、大气污染等几罪为一体，显现出立法的不成熟。再如，刑法第337条规定的违反规定逃避动植物检疫罪，刑法将此罪列入侵犯公共卫生管理罪中。而动植物既是生态环境的主体，又是自然资源。该罪侵犯的同类客体，不是公共卫生，而是环境资源的保护。故应将此罪移入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现行刑法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列入结果犯也是不科学的。因为，由污染造成的公私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并非马上就看得出来，而是一个渐进缓慢的过程。为有效地保护环境资源，有利于司法机关查处案件，减少和避免精力、经费的浪费，将此罪由结果犯修改为行为犯，并将此罪分解为严重污染环境罪或水污染罪、大气污染罪及违法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罪。只要有条款中规定的污染环境的行为，即构成犯罪。把造成严重后果作为结果加重犯予以重罚。这样促使行为人或单位对被污染的环境认真治理，避免严重后果的发生，有效地遏止单位污染环境的犯罪，有效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此外，针对我国的生态资源，如草原、植被、药材、鱼类等遭到大肆破坏的现象，而其中许多是单位为牟取利益所为，在刑法环境保护一节中，可增设有关的犯罪并加以刑罚处罚。如违法采集、经营植物罪；破坏植被罪等，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罚金。对单位犯此罪的，没收违法所得，同时可处违法经营或违法所得倍数的罚金或判处禁止从业刑。由此，充分展示刑法对环境资源、生态平衡的保护功能。

（2）计算机领域中的单位犯罪

社会已步入信息时代。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普及，计算机犯罪也呈上升趋势。可以预料，在今后五年至十年左右，计算机犯罪将会大量发生，从而成为社会危害性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一种犯罪。单位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可能实施计算机犯罪，而且，其犯罪类型与形态日趋多样化、复杂化。1990年5月，日本发现了第一例公司之间采用计算机病毒作为斗争手段的案例：日本一公司企图利用计算机病毒来破坏夏普公司的X6800微型计算机系统数据文件，以达到不正当竞争的目的。我国也已发现一些计算机犯罪的案例。但鉴于我国刑法对单位进行计算机犯罪尚无规定，导致了有罪无刑，司法实践无法操作，也造成了单位可能由于实施此类危害行为可以成为违反行政性法规、规章的主体，但却不能成为非法侵入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犯罪主体，从而造成立法上的严重失衡。

根据刑法第30条规定精神，只有刑法明确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单位才能成为该罪的主体。而现行刑法第285条、第286条两种计算机犯罪均未明确单位可以成为该罪的主体。故单位犯此罪后，却得不到惩罚，只能对直接责任人员按个人犯罪惩处。这无疑轻纵了单位犯罪，加重了犯罪个人的刑事责任，这是有失公正的，也是与罪刑相符原则相悖的。所以，应尽快在刑事立法中，将单位纳入计算机犯罪主体行列加以处罚。这在国外已有立法例可以借鉴，如法国。《法国刑法典》第226-24条规定：“法人实施计算机犯罪，应负刑事责任。”确立单位为计算机犯罪的主体，有关刑种可更加丰富，如除采用罚金刑外，还可以采用资格刑和禁止从业刑。而对直接责任人员则可以分档处罚：一般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可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另外，随着电子信息发展、计算机应用范围的扩大，诸如网上侵

犯知识产权罪、网上传播物品罪，电子商务罪（包括电子商务诈骗、合同诈骗、网上购物欺诈等）新类型的犯罪将越来越多。而单位出于非法利益的功利性目的，也必然涉足这些新领域的犯罪，且其罪过恶意更深，危害更大。所以，笔者认为，我国刑事立法针对这些新领域中出现的新的犯罪（也将是全球性的犯罪）类型，确立新的犯罪罪名，并将单位当然地列入该类犯罪的主体范围，并相应扩大单位犯罪的刑罚种类，如增设永久性或限期性禁止从业刑等，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四、单位犯罪的刑罚

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应受刑罚处罚性，单位犯罪也是如此。我们先来看一下刑罚。“刑罚是统治阶级以国家名义惩罚犯罪并适用于犯罪人的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方法。”③刑罚具有几个特征：第一，刑罚是强制措施，且在国家强制措施体系中，是最为严厉的一种，是实现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第二，刑罚是刑法所规定的强制措施，刑罚作为犯罪的法律后果规定在刑事法律之中，它与犯罪相联系，并作为犯罪的法律后果与犯罪保持对应关系；第三，刑罚只能由人民法院依法适用。依照我国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审判权由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因此，除人民法院之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对公民适用刑罚。人民法院在适用刑罚的时候必须依法适用，即依照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适用；第四，刑罚只能适用于犯罪人，对任何无罪的公民，不能适用刑罚；第五，刑罚由专门机构来执行，这些机构是公安机关、监狱或其他劳动改造场所、拘役所等机构。刑罚的这五个特征，单位犯罪基本具备。单位犯罪刑罚的运用可以有效地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法国现代著名刑法学家马克?安塞尔在其新社会防卫论中强调“通过对犯罪进行预防以及对犯罪人进行妥善安置来消除犯罪、保护社会”。④特殊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以防止他们再次犯罪，而一般预防是指国家通过制定、适用和执行刑罚，警戒社会上不稳定的分子，防止他们走上犯罪道路。

刑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根据本条规定，对单位犯罪采取的是“双罚制”和“单罚制”相结合的刑罚方式，即既要对犯罪的单位判处罚金，也要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但是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所谓“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指对单位的犯罪活动负有直接责任的主要领导人员，如厂长、副厂长、经理、副经理、部门经理等等；所谓“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指除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之外，其他对单位犯罪负有责任的人员，也就是单位犯罪行为的直接实施者。对这两类人员的处刑，应根据其责任大小，依照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法定刑分别确定。双罚制符合罪责自负原则，一方面，单位犯罪是通过其组织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实施的，他们对单位犯罪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离开了他们的罪过和行为，就构不成单位犯罪；另一方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并不是单纯为了个人利益而实施犯罪行为，离开了单位组织，一般也无力实施重大的单位犯罪，因此单位组织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单位从设立到存在的过程中，都必须有足以支撑其运行的财产。罚金刑对单位有极大的威慑力，尤其是对公司、企业来说更是如此。由于单位数目众多，规模各异，其财力、物力状况也不尽相同，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再加之单位犯罪情况的复杂性，对单位罚金的数额提前限定是很不现实的，只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会罚当其罪，罪刑相当。所以，从我国新刑法的规定来看，对单位犯罪的罚金数额也未作规定。对单位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完全可以适用对自然人的处罚。在实践中，对之视具体情况而具体处罚，均会起到有力打击犯罪，有效预防犯罪的目的，这在我国1997年刑法中得到了体现。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处罚时，要根据其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分清责任，适当量刑，从而做到罚当其罪，罪刑相当。

刑法犯罪论文篇4

内容提要:对于金融领域内愈演愈烈的金融诈骗犯罪，单纯依靠刑罚来加以控制与防范已经被现实生活证明是苍白无力的也是极其幼稚的，犯罪本文在重新准确定义何谓金融诈骗犯罪的基础上，对于该罪的诈骗行为本质上是对金融活动的基本原则即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进行阐述，并对将诚信原则契合到犯罪控制领域内的合理性与可行性进行了论证，从而确立该原则在金融诈骗犯罪的控制与预防过程中的刑罚替代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作者自己对金融诈骗犯罪的非刑罚控制与防范的制度设计。关键字：金融 诈骗 金融诈骗犯罪 诚实信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不存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不过是计划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活动代明显的计划性，因此，当时金融领域内的各项活动在特定的经济体制下相对安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金融业有很大发展，金融市场应运而生，并空前活跃，对我国整个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与此同时，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随着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深入，在金融领域内的犯罪活动也急剧增加，并且不断出现一些新的犯罪行为，其中发生在金融领域的的犯罪活动，尤其是诈骗犯罪比较突出，又由于对此新类型犯罪的控制与防范机制尚未健全，导致一些犯罪分子乘机作案，金融诈骗犯罪案件明显增多，诈骗数额越来越大、涉案面越来越广、社会影响越来越恶劣，严重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直接危害到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同时，不仅我国如此，从全球范围来看，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也呈迅速增长的趋势，全世界每年因国际金融欺诈所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二亿美元左右。由此可见，金融诈骗犯罪已成为当前金融领域中的一大公害，依法防范和打击金融诈骗犯罪活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如何有效地防止金融诈骗犯罪已经成为一个时代赋予我门的一个必须完成的暂新课题。但在此，对于什么是金融诈骗犯罪却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我国刑法中虽然有金融诈骗罪这一概念，但其范围实是难以确定。因此，给金融诈骗犯罪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不仅具有理论研究的价值，更具有指导司法实践、正确适用法律的实践意义。本文所有对于这一主题的讨论也正是基于该定义展开的。从金融诈骗犯罪的具体概念来看，目前我国刑法学界有人认为：“通俗地讲，金融诈骗犯罪即指为了骗取财产或银行信用而恶意利用来自被害人自身的弱点，使金融机构或开户单位、个人陷于错误认识，自动向骗犯交付财产或提供银行信用的行为。”另有学者认为，“金融诈骗是指以骗取金融机构的财产或者信用为目的，采取虚构实是或者隐瞒真相等方法，只是金融秩序遭到破坏的行为”，还有学者认为：“金融诈骗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产或金融机构信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我们认为，上述诸种定义都未能完全揭示金融诈骗犯罪的本质，其中第一种观点的表述过于学理化，在实践中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偏差，不具可操作性；第二种观点似乎执强调了金融诈骗对金融秩序的侵害，而忽视了金融诈骗侵害的其它客体如私人财产等，这就人为地缩小了金融诈骗的定义范围；而第三种观点虽然很好地弥补了上述前两种观点的不足，但是，单纯以列举的方式来讨论金融诈骗的概念，注定是要挂一漏万的，金融诈骗的犯罪手段决不仅仅是“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笔者认为，要准确界定这一概念，首先应当立足于金融诈骗区别与其它任何罪的本质特征即“诈骗”，同时又必须看到金融诈骗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其有别于一般诈骗罪的特征即发生的领域在且仅在“金融领域”，最后我们须对所有形形色色的金融诈骗的犯罪手段和途径作一个科学而准确的概括，既不能陷于因过分抽象而失去可操作性，更不能为强调可操作性而使对诈骗的认定范围失之过窄。因此，我们认为，金融诈骗应是指在金融领域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通过欺诈的方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金融机构或其它机构或个人的信用或财产，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金融诈骗犯罪作为一独立的罪，其罪域极为广泛，从属罪名繁多，包括信贷犯罪、票据诈骗罪，集资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保险诈骗罪以及包括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等证券犯罪等等。同时，金融诈骗犯罪相对于经济犯罪而言，它仅仅是经济犯罪的一个组成 部分，但是其最重要的和基本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经济犯罪主要是由金融犯罪构成的。从两者的区别来看，金融犯罪不应包括一般的财产型犯罪、公职侵占型犯罪、公职挪用型犯罪、公职贿赂型犯罪、危害自然资源犯罪、伪造货币犯罪、破坏型经济犯罪、过失型经济犯罪等。因为这些犯罪行为本身并不属于金融领域内犯罪，二者的犯罪主体、犯罪的直接目的、行为方式和手段以及犯罪的情节与法律后果均不同。当然， 这里论及的财产犯罪是狭义的，一般是指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所规定的财产犯罪。我国惩治金融诈骗犯罪的刑事立法，始于一九七九年刑法，但是囿于当时的立法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没有对金融犯罪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对于危害十分严重的金融诈骗犯罪行为，只能依据诈骗罪定罪处罚。随着金融诈骗案件的多发，司法实践表明，仅凭一个笼统的、泛泛的“诈骗罪”，已很难有效的制裁金融诈骗犯罪活动。第八届全国人大于1995年6月30日通过了旨在惩治伪造货币和金融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非法集资诈骗等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用较大篇幅规定了金融诈骗犯罪问题，明确列举出六种金融诈骗犯罪形式，即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信用卡诈骗和保险诈骗，并且将集资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规定为死刑。在1997年新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专门规定了金融诈骗罪，其中增加了金融凭证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两种新类型的诈骗犯罪。但是，试图仅仅依靠刑罚来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显然是幼稚而不切实际的，可能的情况并且被现实生活所一再证明的是重刑之下，金融诈骗犯罪不仅没有丝毫减少，相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金融诈骗犯罪在逃避刑罚制裁的进程中不断摸索、前进，并不断通过林林种种的更为隐蔽的手法继续犯罪，可以说，金融诈骗犯罪正是在刑罚的制裁与反制裁中成熟壮大起来的。至此，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刑罚制裁对于金融诈骗犯罪仅仅只是一剂治标的药方，并且该药方并不是总是那么有效。那么，刑罚是否使对于金融诈骗犯罪的控制与防范的唯一手段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从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调整手段来看，不论何种法律，都是凭借权威对社会关系施加影响、进行规范的活动，其目的在于形成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而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途径或曰手段总括来说，无非有且仅有两种，即事前调整与事后调整。事前调整就是塑造社会关系为法律关系，使其遵循立法者意志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一种理想的秩序，如法律对主体、客体内容的限定与规范。但是，这种理想秩序并不排除被破坏的可能，而事后调整是通过适用法律责任使被破坏的法律关系恢复圆满状态的一种补救方式，如适用刑罚。对于此二种调整手段，究竟该以何种手段为主，向有争议，但是，由于事后调整的外在客观性较之事前调整要来得显著，即社会对于法律责任的认知程度较高，这就在事实上似乎确立了事后调整的主导地位。但是，从纯粹意义上来说，理想秩序的建构究竟是否真的仅仅依靠法律责任的实现就可以完成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对于理想秩序的塑造与建构，更多的是需要运用事前而非事后调整的手段对之加以规制与防范。同时，从犯罪控制论的角度来看，历来有社会预防论与刑罚报应论，纵观世界各国，对此又有一元论与二元论之分，其中二元论为我国学者所主张，认为，实现有罪必罚、罚当其罪，刑罚报应就势所难免；而运用刑罚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社会价值，就必须坚持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社会预防论。因此，对犯罪的控制应当是报应与预防的统一，并认为这是从一定社会结构出发，根据社会正义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但是，对于报应论而言，对于无限复杂的社会来说，相对有限的的刑罚手段在解决社会冲突中的适用却总是难免陷入不敷使用的尴尬境地，事实上，刑罚在解决了一部分社会冲突的同时，又制造了更多的社会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刑罚是冲突的解毒剂，但又是冲突的创造物。刑罚天然地具有强制性，对此谁也无法否认。但是，在现代法制国家，即使是适用刑罚，刑罚也应当将其现实强制性转化为诱导性强制。同时，对于预防论而言，就作为预防论基础的功利主义而言，其又必须有其赖以成就的基础，而该基础在现实社会中，我们认为、事实也的确如此，必定或表现为一定的人类本性，或表现为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而对于本文讨论的主题金融诈骗犯罪而言，我们首先不得不承认刑罚在控制与防范该类犯罪过程中的苍白与无力，这也就迫使我们必须首先抛弃单 纯的事后调整方式，而更多地采用事前调整的方式，即从预防的角度来寻找一个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犯罪的有效途径。而已如前述，预防的基础在于表现为一定形式的人类本性或社会道德规范的功利主义。对于金融诈骗犯罪，其发生在市场经济活动当中，而根据任何法律对人性本恶的假定，即任何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私自利的人。同时，反映在市场中的最基本道德规范原则为诚实信用原则，即任何人在从事商业活动或经济活动中必须诚实、不欺诈，守信用。正是基于上述事实与条件，诚实信用原则由此确立其在金融诈骗犯罪的控制与防范领域内的刑罚替代地位。 诚实信用这一道德原则由是被立法明文规定下来并由此成为整个市场经济活动中都必须恪守的一项法律基本原则，在我国的法律渊源表现为民法通则的第四条。就其宗旨乃为维持某种秩序，而这种秩序或体现为一定的利益平衡，或体现为一定的道德基础的可供依赖。从社会形态角度看，在犯罪控制领域内契合诚信原则是与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念是相契合的，法治理想在社会扎根，就必须说明这种社会的本质如何既能推动人们去追求这一理想又限制人们充分事项这一理想。唯此，才可能避免理想注意和行为注意认识法律秩序的错误。而该原则既有利于促成一种法治理想，又可防止上述流弊。即塑造一个道德高尚，诚实不伪的理想社会，最终使法律的适用尽可能地停留在事前调整的范畴。从国家角度着眼，福柯指出，压制性立法的重要用途之一是能够被法律系统用来作为临时填补缺口的策略。它既是一种权宜之计，又是在市场、在社会推动诚信的首要障碍。事实上，刑罚无论经过统治者如何精心设计，都是在把人们当作强制和表演的对象，其实质是贬低人们的道德观。诚信原则这一理念在犯罪控制领域内暗示着但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人从来不能在不考虑其行为可能对他人或社会造成影响地前提下，追求个人自己的目的，由此他的行为受到约束，该约束表现为个人由于通过认识到违反诚实信用的行为的无（负）价值而自觉放弃实施犯罪地意思决定。对于金融诈骗犯罪，其基本特征以及主要犯罪手段都是在金融领域甚至整个商业领域进行“诈骗”，而众所周知的是，诈骗实质上是对经济活动中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准则，它要求一切市场参加者符合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目的是在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和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实现平衡，并维持市场秩序。金融诈骗犯罪的诈骗特性既然是对该原则的违反，那么我们便有必要从根源上去探讨为什么该原则会遭到破坏，如何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贯彻该原则并防止或减少对该原则的任何破坏。而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也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适用是在法律上的直接适用，即在市场经济参加者一方或双方有违背诚信原则行为而导致纠纷或诉讼时，法官可将该原则作为一般条款直接适用，对违反者施加法律上的不利益，该种不利益即可表现为财产权利的丧减，也可表现为人身权利的限缩。但诚信原则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帝王条款，并不仅仅也不可能仅仅只在上述层次上得到适用，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第二层次适用，乃在于在市场中自觉而非自发的建构一种理想秩序，从而使该原则的遵守成为经济活动中理所应当的事，即使其从法律层次上升为道德的层次，即实现其终极价值的回归。但是，这一回归的实现是前提的，这一前提便是在市场中建立和完善与该原则相配套的一整套制度体系以保证诚信原则得到最大限度的遵守。而这一制度体系无疑十分繁复庞杂，但究其要旨，大致应包括下列各项具体制度和政策：（一）、建立并完善金融信用体系。诚信原则中的诚实仅为当事人的主观心态，他人无从得知与判断，但是信用却可以尤其外观，即为社会对其信用的评价。鉴于在金融活动中的参加主体双方或一方主要是金融机构，而由于金融机构公司在我国大多数为有限责任公司，即不同于股份有限公司的开放性，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种封闭性公司，法律上对其对外的信息披露要求不高，这就导致了此类金融机构的透明性不高，外部社会以及潜在的从事金融交易的相对人无从得知该机构或公司的运营状况，包括资产状况以及信用状况，这就使得金融机构的暗箱操作成为可能，这也是滋生金融腐败、金融诈骗的温床。而建立一个完善的金融信用体系则恰恰是弥补上述缺漏的最佳途径。但在我国，迄今为止，尚未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信用体系，而一个完善的金融信用体系是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市场成熟与否的一个标志。一个完善的金 融信用体系，对于规范金融活动的市场准入、保证金融交易的安全以及维护金融活动的公平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如何建立与完善金融信用体系，这从严格意义上说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策问题。在这方面做得较超前也较好的是上海市，早在九十年代末，上海市就制定了一系列关于个人征信与企业征信的制度办法，并推广一整套金融机构信用评级制度，通过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来建立和推动市场金融信用体系，这无疑是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效仿与推广的。（二）、建立并完善金融机构认证体系。金融信用体系的建立主要是对于所有金融机构的信用的一种考察与建档，使抽象的金融信用获得外在的客观性。而金融机构的认证体系与此不同，金融机构的认证体系，主要是对于那些长期以来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的金融机构认定与肯定。而对于金融机构的认证方式，笔者认为，应当采取自愿认证的方式，对其中符合认证标准的金融机构授予认证标志，并对此类获得认证的金融机构给予一定的商业优惠性政策。而潜在的交易相对人也可自主选择此类或非此类金融机构进行交易——而事实上，任何商人总是倾向于与诚实守信的商人打交道——从而保证交易的安全与效率，而这反过来又必将促进或曰推动此类金融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壮大。这对于所有金融机构而言，又不亚于是一种事实的激励机制，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推广与深入人心是有巨大现实意义的。（三）在商业金融活动领域内严格贯彻实名制。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遵守与风气的塑立，有一个必然前提，即明确市场主体身份，使其对于诚信的遵守与违反都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因为，设若有人作出有违诚信之行为而社会并未得知，则此违反几无成本，诚信原则必形同虚设，为此我们必须使各安其名，各守其分，即确立市场活动尤其是金融活动实名制。我国早在数年前就已确立了若干实名制度，譬如存款实名制、证券开户实名制等等。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总是有许多金融活动参加者采用种种手段规避法律的实名规定，来达到其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例如，使用他人身份证进行存款、开户买卖证券，从而实现避税、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非法目的，而这些正是典型的金融诈骗犯罪。“徒法不足以自行”，因此，我们必须切实地贯彻实施法律规定的实名制，不能使法律的明确规定流于形式，而为金融欺诈者大开方便之门。事实上，欺诈者的欺诈方式与手段是极其简单浅显的，监管部门只需稍尽注意义务即可防范，而我国目前许多监管部门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对此类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这无疑是十分有害的。当然，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树立一个良好的遵守诚信原则的风气，无疑还需要很多其它配套制度的支持，上述种种仅是就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犯罪而言的，正如我们前面所一再强调的，正是由于金融诈骗犯罪的特殊实质，即其恰恰是对经济活动中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使我们从事实和法律上获得了使诚信原则作为刑罚的替代来控制和防范金融犯罪的正当理由，而这也正是本文就金融诈骗犯罪的非刑罚性控制与防范的的缘由，如果这对我国更好的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犯罪有任何裨益，哪怕极其微小，这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也是本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刑法犯罪论文篇5

内容提要：犯罪过失理论处于不断的研究和发展中，犯罪过失不再认为是纯粹的心理事实而是主客观两层面的结合的构造。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犯罪过失的构造、以及违法性认识，在犯罪过失理论中是很重要的问题。注意义务不能包括结果避免义务，两者是并列的关系，而对此两种义务的违反，是过失的客观面的内容，也便是犯罪过失违法性的内容，对违法性的认识及认识的可能性，是从客观到主观的结合，作为构成要件过失和责任过失的认识因素之一。论文关键词：犯罪过失 注意义务 结果避免义务 构造 违法性认识刑法理论上对犯罪过失的认识，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进步而发展。无论中外，现在都主张犯罪过失不仅仅是一种心理事实，而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国外刑法理论原先一向认为过失是责任要素，但晚近又有学者主张在构成要件和违法性上，都要考虑过失，承认过失作为构成要件和违法性的主观要素①，从而也在理论和判例上成为一种有力的主张。新中国刑法在1950年拟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总则部分的犯罪一章中规定，过失的犯罪行为，系指犯罪人并无故意，但应预见自己行为之结果，而竟未预见或轻信可避免结果之发生者②。把“无故意”作为过失存在的前提。而此后的1980年实施的刑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而轻信可以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1997年修订刑法第十五条以同样的内容规定了过失犯罪，并没有直接规定犯罪过失。而在刑法理论上，一致认为犯罪过失是作为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的一种罪过形式。犯罪过失作为一种主观罪过，它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内容和构造，同时，如何将注意义务、违法性等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联系统一起来，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 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的问题犯罪过失，按通说，本质在于对注意义务的违反。但关于注意义务的内容，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日本学者藤木英雄认为，所谓注意义务，从客观上看，能不能说这种行为是有过失的一个标准；具体的说，为了规避结果，不仅要把必须做些什么作为结果发生的结论加以考虑。这种注意义务就叫做结果回避义务③。也有的学者认为注意义务是结果预见义务④。还有多数学者认为，注意义务包括结果预见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⑤。笔者认为，注意义务是一种主观的精神上义务，包括认识义务（结果预见义务）和意志义务；结果避免义务是一种客观的行为上的义务，包括作为义务和不作为义务。所以两者不能同时包括在过失的注意义务之中，精神义务和行为义务是有本质的不同的。注意义务也不仅是结果预见义务，结果预见义务是一种认识的义务，即要求行为人的在实施一定行为时，应该对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有正确的充分的认识；而所谓意志义务则是指，行为人应该在其认识的范围内对行为加强意志的支配，以履行结果避免义务，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犯罪过失都是对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的违反。在疏忽大意的过失中，行为人没有预见结果的发生，首先就违反了认识的义务，进而没有在意志上加强支配，表现在行为上就是没有避免结果的发生，违反了结果避免义务；在过于自信的过失中，行为虽然对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有所认识，但这种认识不能说是履行了义务，因为行为人并没有充分、正确的认识，而是错误的估计了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或者错误的相信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有利条件，从这一点上说这也是违反了认识义务，进而也便在意志上没有加强，同样没有采取行为上的措施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同样违反了结果避免义务。虽然注意义务是结果避免义务的前提，但是两者毕竟不是相同的事物，故不宜把它们统一在注意义务之下。或者会认为这样的细分会太过于复杂和繁琐，但是，笔者认为，过失中关于义务的这种构造，有利于对诸多问题的说明。首先，在过失的两种类型之间，可以形成一种平衡的关系。按照通说，疏忽大意的过失是违反了结果预见义务从而违反了结果避免义务，而过于自信的过失没有违反结果预见义务只违反结果避免义务，如此看来，过于自信的过失主要是行为义务的违反，而疏忽大意的过失主要是认识义务的违反，这两者在构造上就产生了不平衡，而在定罪和量刑上，没有明确规定区分这两种过失。其次，如前所述，注意义务是主观的精神义务，结果避免义务是客观的行为义务，两者本质不同。日本学者大塚仁认为，所谓回避犯罪就是不引起犯罪结果的?⑸艘笮形吮匦胧凳伤蟮囊欢ǖ淖魑⒉蛔魑R孕形说哪谛奶任行睦蠢斫夤保谛牡淖⒁庖逦窬筒唤鼋鍪墙峁ぜ逦瘛W魑形 四谛牡木褡饔茫兄姆矫婧颓橐獾姆矫妫谇橐夥矫娴囊兀俏凳乇芙峁枰淖魑蛔魑秤瓒囊逦瘼佟4髩V教授指出了主观精神的义务，是值得肯定的。另一位学者野村稔认为，对于过失，应当将作为主观的要素的过失与作为客观的要素的过失相区分。将前者作为应当考虑到采取结果回避措施的义务。亦即，使意识处于紧张状态以采取结果回避措施这种表明内部态度的义务（主观的态度）②。这两位学者都把预见结果和赋予动机的意志的义务作为主观的注意义务，而把在客观面上的行为义务的结果避免义务作为客观的注意义务。仍然把结果避免义务放置在注意义务之内。这样会使不作为犯的对作为义务的违反与过失犯的对注意义务的违反的界限不清。不作为犯是以不作为的形式违反了应作为的结果避免义务，而这也是过失犯，所以，注意义务和作为义务之间界限不清。如果把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分开，则自然是界限分明的，过失犯罪都是违反了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而在过失犯罪中，如果结果避免义务有要求以作为的形式履行的而行为人是以不作为方式违反的则构成了过失的不作为犯。如行为人系一铁路扳道工，在值班之时，因为过失忘记执行任务，结果发生了重大事故，则行为人本来负有一定的作为义务，但由于过失而没有注意及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是过失的不作为犯（过失忘却犯）。这样，不作为犯与过失犯就可以区分，前者是从行为方式上来说明的，后者则是从主观罪过方面来说明的。是存在相交的两个集合。所以，笔者认为过失中的义务有两种，首先是主观精神上的注意义务，其次是客观行为上的结果避免义务，这并不是注意义务的主客观两个方面。对过失的整体的把握，则犯罪过失是由主、客观两方面构成的，这在下文详述。而注意义务不是由主客观两方面所构成，因为注意义务并等同于过失。二、 犯罪过失的主客观构造犯罪过失历来是作为主观上的心理事实，只是到晚近才有许多学者提出犯罪过失不仅仅是心理事实，他们从规范责任论出发，认为过失责任的根据在于行为人违反结果避免义务，其义务虽然包括认识、预见义务，但其核心是不避免结果的发生，即不为避免结果发生而采取适当的手段。就不是单单从主观上来讨论犯罪过失。笔者认为，犯罪过失，有主观性，也有其客观性。所谓主观性，是指犯罪过失的本质是一种心理事实，这种主观性体现在过失包括有认识的因素和意志的因素，这两者，都是主观的内容，这也是过失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所谓客观性，是指过失的心理事实，终究是一种法律的评价对象，它同法规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客观的外在的评价关系，必然外在于客观现象，必须处于一个客观的环境中，才能进行评价。刑法不能处罚思想，如果单纯是内心的态度，缺乏客观的归责基础，刑事责任难以成立。单纯的心理事实，不能进入刑法的视野，而只有这种心理事实在客观上体现了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对结果避免义务的违反，具有刑法的意义，因此在主观面上，犯罪过失存在着具有非难可能性的心理事实，在客观上，存在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即对注意义务的违反，没有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而此外，考虑主体的责任能力，以及按照国外刑法理论，还讨论期待可能性的问题，这样过失的刑事责任的根据，才是圆满的。犯罪过失作为责任的要素，有主观面和客观面的构造。其中任一面都不是单独地作为犯罪过失刑事责任的基础。如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疏忽大意而没有认识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但在客观上，并没有违反结果避免义务也没有发生危害结果，缺乏了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所以，不能对之进行归责。或者在客观上发生了危害结果，但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存在过失，同样也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犯罪过失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是密切联系的，一般情况下，行为人主观上有过失，则在客观上违反了注意义务也不会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而行为人在客观上若不违反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在主观上也就不存在过失的心理事实。犯罪过失作为刑事责任的要素，应该包括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内容，对犯罪过失的归责，才能做到主客观相统一。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应该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不同于犯罪过失，过失犯罪也是一个主客观两方面统一的结构，而犯罪过失，是过失犯罪的一个主观要件，也是过失犯罪刑事责任的要素。作为主观要件的犯罪过失和作为刑事责任要素的犯罪过失两者是不相同的，在性质和机能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我国刑法在第二章犯罪中的第一节犯罪和刑事责任中规定了犯罪的概念，紧接着又规定了故意和过失以及意外事件，可 见，故意和过失都是作为刑事责任的要素。而在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中，故意和过失都被认为是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从而把犯罪过失划成了两种不同的东西。我国有的学者指出，犯罪过失是危害内容与心理形式的统一，是犯罪要件与责任根据的统一，是主观心理与客观实际的统一①。这种观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说作为刑事责任的要素的犯罪过失包括主客观两方面的内容，并不是要把它和过失犯罪混淆起来。刑事责任终究是不能脱离人的主观态度，因为它体现了一种伦理的非难性，从存在论上讲，过失是一种心理事实，但从规范论上讲，过失就包含有注意义务的违反和结果避免义务违反的这种体现法规范违反性的内容，这并不等于过失犯罪中的客观内容，即不是违反规范的行为和结果。所以，犯罪过失不等于过失犯罪。但是，笔者认为，单纯的心理事实的犯罪过失，是作为犯罪构成中主观的要件，而包括主观的心理事实和客观的规范评价的注意义务的违反和结果避免义务的违反的过失，才是作为刑事责任的要素的犯罪过失。当然，要评价犯罪过失的责任，还必须考虑主体的责任能力以及客观期待可能性问题。犯罪过失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也是紧密相关的关系，首先表现在这两种性质的机能的相互承接上。过失首先作为一种心理事实，在构成要件上，可以作为一种记述性的类型，即区别于故意而在构成要件上类型化了的心理事实，这是过失的主观面，也是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的违反的心理状态。我国刑法中不乏有在分则条文中直接使用“过失”一词的情况，如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的过失致死罪，第二百三十五条的过失重伤罪。可以说，过失作为类型化了的构成要件，主要是其主观面的机能。同时，刑法也有对一些过失犯罪从客观面上进行规定的，如分则第九章的渎职罪中，一般没有直接使用过失一词，但多数说明其违法性，如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笔者认为，过失的客观面——违反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是违法性的本质。因为违反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就是违反了法律法规等规定而造成了危害结果。违法性，是犯罪过失的客观的表现，按照大陆法系的理论，构成要件该当性原则上推定违法性，除非有阻却违法事由的存在。构成要件符合性和违法性的关系是烟与火的关系，具有违法性推定机能①。故构成要件与违法性存在紧密的联系。在外观上，故意杀人和过失致人死亡是相同的，而如果考虑构成要件性的过失，则可以区分两者在构成要件方面的区别，所以，我认为犯罪过失的主观面，是构成要件性的过失此一要素的内容，同样，违反注意义务和违反结果避免义务，则是违法性过失要素的内容。这两者相互统一，相互联系，发挥着对过失行为的评价作用。作为责任性过失要素，是包括过失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内容的，而且包括客观上的各种阻却条件如责任能力和期待可能性的考察，成为一个综合的评价结构。我国刑法犯罪论体系不同于大陆法系通行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的犯罪论，但是，犯罪过失既是犯罪构成中的主观要件，又是刑事责任的要素，这两者存在区别和联系。作为构成要件的过失，应该是指主观的心理态度（也是一种类型化的心理事实）；作为刑事责任的要素，不可避免的存在规范评价的违法性，也便不能否定其对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正是这种违法性的表现。我们说注意义务是主观的精神的义务，是说注意义务的内容是主观上的，同时说对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的违反具有客观性，两者并不矛盾。三、过失的违法性认识及认识可能性违法性认识，亦称违法性意识，是指行为人认识（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传统的理论认为，违法性认识是犯罪故意与犯罪过失的分水岭，但现在理论上认为过失也有违法性认识及认识可能性的内容。如有的学者指出，违法性意识或违法性意识的可能性应当是过失的规范评价要素之一，缺乏对行为违法性的意识或意识的可能性的评价，就不存在过失的犯罪心理②。笔者赞同此种观点，但是认为在过失的违法性认识或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的若干问题上，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必要。首先，关于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在犯罪过失中，违法性认识或认识可能性应该是什么违法性？从我国刑法规定来看，犯罪过失所应当预见以及避免的，都是危害结果，而危害结果则是社会危害性（法益受侵害性）的客观表现，因此，可以说是实质的违法性的预见或避免。然而有的学者认为，违法性就其实质而言，只不过是行为的社会的危害性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而已，是立法者以法律形式对其予以确认的结果。社会危害性是对行为社会意义的否定评价，但这种评价不是凭空进行的，而是以一定的行为准则为依据的，……因此，一种行为具有违法性，就意味着该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反之，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就必然在形式上表现为违法性。违法性认识的内涵，只能界定为对行为的形式违法性的认识③。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形式的违法性和实质的违法性并不是两个违法性，而是违法性的两个方面，上述论者对形式违法性和实质违法性之间关系的论述是值得肯定的。过失犯罪在现代立法中，一般规定了严重的危害结果作为构成要件，而且都规定只有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处罚。可见，对实质的违法的考察，是处于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的。过失犯罪作为与故意犯罪有严格区分的犯罪，在主观上存在的过失的恶性，远远不能与故意的相比较。从而只有在实际上造成危害结果的产生的，以及法律有规定的，才能对之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应该把实际的法益侵害（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过失考察的重要因素，虽然一般而言，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是同一的，但在特殊的情况下，两者会发生分离。现代社会工业化的生产活动，许多都不能及时的为法律所规范，如工业污染、食品、医药等行业的危险性，有的时候，这些范围的行为都不为法律所规定，因此，笔者主张，在原则上应坚持实质违法性的认识或认识可能性，在特定的情况下，则只要求行为人认识其行为的形式的违法性就足够了，这正是在一般情况下实质违法和形式违法同一的情形的客观反映。在犯罪过失中，行为的形式的违法性，仅仅是法律客观的，形式上的评价，对于行为人而言，并不太受关注，即行为人在实施行为之时，并不对其是否违法表示关注，而对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会有所关注。行为人的行为客观上，形式上的评价不是行为人主观罪过、刑事责任主要的或全部的基础，而实质的违法性认识或认识可能性才能更真实的反映行为人主观恶性。当然，在大部分情况下，行为人既能认识到形式违法性，也能认识到实质违法性。但是，行为人若不知道此种行为为法律所禁止，但明确认识或可能认识到此种行为?嵩斐晌：ι缁岬慕峁虿荒芩敌形艘虿痪哂行问轿シㄐ匀鲜抖袢掀涔У男睦硖鹊拇嬖凇T蛏弦允抵实奈シㄐ约翱赡苄缘哪谌菔潜冉贤椎钡摹?BR> 在违法性认识及认识可能性中，还有一个对行为违法性还是对结果违法性的认识及认识可能性的问题。即行为无价值的考察，还是结果无价值的考虑。张明楷教授认为，在已经预见法益侵害结果的前提下，没有采取某种结果回避措施因而造成结果时，才是过失行为①。这里将危害结果包括在行为之内，一并考虑，是值得肯定的。行为和结果的违法性都是过失所应该考虑的。把危害结果的无价值评价和行为的无价值评价综合在一起。但是，从传统的刑法理论上看，似乎一直在犯罪过失中注重是结果的无价值，或者因为过失犯多是结果犯。危害结果，对于犯罪过失的认定，是有重要影响的。日本学者福田平认为，在过失之构成要件上，成为构成要件该当性之判断的客体者，及系“向着适合于构成要件的结果以外的结果”的目的行为（非故意的行为）；然过失犯之违法性，不得仅仅求之于惹起“侵害法益”之结果（结果无价值），而系更应求之于遂行行为之违反客观的注意义务一点（即遂行行为这不适切性——行为之无价值）②。即使今天过失行为取得与故意行为构造上的平衡的地位，过失行为的性质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但是过失犯罪中的危害结果仍然处于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目的行为论试图以向着适合于构成要件的结果以外的结果的目的行为来统一故意行为和过失行为，可见过失行为的违法性，也日益的受到学者的关注。笔者认为，过失作为一种责任的要素，在客观上表现为行为对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的违反。如前所述，这种构造是表明犯罪过失的主客观两方面的内容。但是，刑法上又一般只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过失行为才能处罚。从而只有产生了危害结果的过失行为，才能具备刑事责任加以非难的条件。笔者也肯定，对过失行为的违法性加以考察，但并非是择一的片面，而是把行为违反性和结果违法性都予以相当的考虑。故在违法性认识中，一般应要求行为人预见行为造成危害结果的可能性，而预见此种可能性，一般就可以预见行为的违法性。在刑法中规定过失危险犯，是值得肯定的。体现了过失行为的违法性在理论上和立法上受重视的趋势，但是不能因此否定结果的违法性，否则可能扩大了过失犯罪的范围。再次，违法性认识及认识可能性在过失中的地位。有文章称近代刑法理论认定犯罪时，更注重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这种主观恶性确切地说是反刑事规范的主观恶性，即只有当行为人具备了刑事违法性认识，进而在该认识基础上实施犯罪，才能充分显示其刑法上的主观恶性，并结合客观表现施以刑法责难③。在犯罪故意的构造上，违法性意识必要说，已成为有力的主张 。犯罪过失，是一种不知误犯，在罪过上，主观恶性远非故意强烈。而违法性认识及认识可能性则可以表现行为人在主观上的非难可能性。因此，违法性认识，对于犯罪过失，具有积极的意义。首先，违法性认识是过失行为（危害结果）违法性和刑事责任的联系点。违法性认识是对过失行为（危害结果）性质的认识，同时，在形式上是对违反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的认识。在疏忽大意的过失中，行为人对其行为，存在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但是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认识，从而在主观上没有认识内容，在客观上则违反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这样，行为的违法性和主观的心理事实结合而成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同样在过于自信的过失中，行为人认识了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即有违法性的不确定的认识，而行为人在主观上则表现为认识不足，注意不足，从而也是违反了注意义务及结果避免义务，也是值得非难的。主观上的违法性认识有可能性是刑事责任的一个主观根据，从而客观上的违法性与刑事责任相联系。其次，违法性认识是过失行为（危害结果）的法规范意义在行为人的主观上的联系，强调行为人的违法性认识或认识可能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社会行为在采取行为时应注意的义务，即需要将行为（危害结果）与法规范进行观照，但是，在现代的社会生活中，社会成员大都对法规范具有认识，或者应当认识，故认识违法性认识有可能性包括在犯罪过失中，是有充足理由的。如前所述，过失行为的违法性在于对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的违反。行为人在实施行为之时，应当履行注意义务及结果避免义务，违法性认识及其可能性，体现了刑法规范的期待性，即刑法期待行为人应当认识行为是否违法，以及行为违法时应防止危害结果的产生，一般就会具有违法性认识或行为人基于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而存在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违法性认识或认识可能性，可以揭示过失的心理。如行为人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实施某一行为。只要否定故意的存在，就可以认为行为人是在过失在心理的支配下，如果没有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的，则可能构成犯罪。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430072① [日]大塚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29页以下。②高铭暄、赵秉志：《新中国刑法学研究历程》，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第42、43页。③ [日]藤木英雄：《公害犯罪》，丛选功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57页。我国亦有学者持此观点，即认为注意义务是避免结果发生的义务，参见甘雨沛主编：《犯罪与刑罚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④参见周光权：《注意义务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页。⑤参见胡鹰：《过失犯罪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72页。林亚刚：《犯罪过失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7页。① [日]大塚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48—249页。② [日]野村稔：《刑法总论》，全理其、何力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80页。①参见姜伟：《犯罪故意与犯罪过失》，群众出版社，1992年，第275-261、285、286页。①参见马克昌主编：《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232页。②林亚刚：《犯罪过失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4—185页。持此类观点的还有田宏杰博士：《违法性认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8—69页。③田宏杰：《违法性认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页、第15页。①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②转引自洪福增：《刑法理论之基础》，刑事法杂志社，1977年，第73-74页。③周晶敏：《违法性意识：故意犯罪之要件》，载《法学》，2009年第3期，第75页。

刑法犯罪论文篇6

（二） 以上这一减刑的操作程序，存在以下不足： 1、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完全由监狱一家包办。 虽然监狱的减刑会议有驻监检察室派员参加，减刑材料需报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审核并裁定，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多年以来，上报减刑案件被否决的微乎其微。监狱包办减刑，带有明显的行政命令痕迹。 由于监狱法规定的可以和应当减刑的条件过于空泛，因而，各监狱都自行制定了一套考核、奖惩罪犯的规章制度。如计分考核、分级管理等等。一般情况下，罪犯经这些制度的考核，达到某些标准，符合“认罪服法，确有悔改表现”，才有可能获得减刑。然而，监狱对罪犯的考核奖惩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却是不可诉的。罪犯在不服行政考核、奖惩时，监狱法没有规定和保障罪犯的行政诉讼权。罪犯对于监狱的行政考核与奖惩无论公允与否，必须接受，因为“是强制改造”。这是监狱考核、奖惩罪犯的惯例。否则，就会被以“不服管教”、“对抗改造”而受到教育、批评、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监狱法应当减刑规定的条件过于苛制，大量的是“可以减刑”案件。“可以”在司法解释上就存在“不可以”情况，因而，减刑带有随意性空间。而行政奖励是司法可以奖励的前提，行政奖惩的不可诉性，导致罪犯在受监狱考核过程中，“队长给你几分就是几分”，基本权利缺乏程序保障。 2、在整个减刑的全过程中，罪犯个体主张权利，无任何必经的程序来保障。罪犯处在“任人宰割”的地位。 从减刑的全过程看，从制定减刑计划到减刑集体讨论，从制作减刑材料到呈报给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每一个环节都是由监狱包办的，这种包办，体现出的是一种思想，一种声音，一种行政命令的意志。 依据监狱法，获得减刑是罪犯的重要权利之一，那么，罪犯在监狱通过什么程序能主张自己的权利？这样的程序，迄今没有。在监狱的具体司法实践中，减刑是由监狱的指令性计划控制的。罪犯不能说：“依据监狱法，根据我的表现，现申请减刑”。 从另一个方面，被减刑后认为不公平的罪犯也不能说：“我减刑减亏了”，不能提出异议。一但哪一个提出，就是“表现不好，思想不稳定”，“下次不给他减刑”。这也是监狱工作的一个惯例。没有任何不服后的申辩、申请复核、申请复议、申诉、公示质疑、乃至听证程序。 任何罪犯在减刑的全过程中，没有任何程序保证他们发表个人意见，无论减刑公允与否，任何人提出质疑都有“对抗改造”之嫌。 一名罪犯在监狱中表现怎么样，最有发言权的是罪犯的同类。罪犯与罪犯相互最了解。有的罪犯在干警面前积极，干警不在时却是另一套。这样的罪犯干警往往认为“表现好”。其实恰恰相反。 目前各监狱存在的普遍问题在于，罪犯不能发表真实的意见。这是监狱多年形成的习惯和风气。只允许赞歌，不允许异议。这样，当一名罪犯被纳入减刑计划后，不管该犯表现如何，只要该罪犯“牌子不做得很大”，监狱收到的就只有“好的意见”。这一现状，使减刑客观上很难真实、公充。 3、减刑的全过程实质上均为暗箱操作，随意性大，不利于监狱刑罚执行的公正和公平，不利于监狱法治，易产生各种腐败。更不利于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 纵观减刑的全过程，从分监区制定减刑计划到人民法院作出减刑裁定，减刑计划是保密的。罪犯不知道谁被纳入计划，不知道谁将被减刑。就是分监区干警，除了直接把握减刑计划的分监区管教、指导员外，多数干警对罪犯减刑计划知之甚少。虽然开过减刑计划讨论会，至于哪一名罪犯为什么可以减刑，干警除对自己主管的对象外，对其他罪犯一般不甚了解也从不过问。直到人民法院作出减刑裁定了，方得见庐山真面目。 这种暗箱操作，为使某罪犯纳入减刑计划，有的平时考核中就被追加奖分，有的罪犯有了违纪也不了了之。暗箱操作，可以追溯到 对罪犯的日常考核中。 这种作法，无法律监督可言。人民法院收到监狱上报的减刑材料，从不来监狱进行复核，也没有任何机关能对减刑材料的真伪提出质疑，因而，一路绿灯。人民法院制作个裁定书，盖个图章，减刑裁定就生效了。 近二十年以来，我国监狱系统发生的多起干警违法办理上报减刑、保外就医等，均与目前各监狱申报程序上的一家包办和暗箱操作有关。 4、减刑从执行机关提出建议到人民法院作出减刑裁定这一过程，时间周期过长。 安徽警官学院孙雯的观点很符合实际①，执行机关提出减刑建议，一般至少也要两个月办一批。人民法院做出裁定一般情况是自收到执行机关减刑建议的一个月内作出，特殊情况要二个月。这样，监狱提出减刑建议到人民法院做出裁定这一段时间，如果这名罪犯的行为出现了较大的反复，执行机关就十分被动。从另一方面，监狱建议的减刑期限往往由于周期过长而不得不由人民法院在做出裁定时更改。那么，这种被迫更改减刑期限是否违背了罪刑法定，过罚相适应及公正、合理性的法理原则？ 分监区制定的减刑计划的时间跨度，一般为一年，跨度过长。而且是分批上报减刑。减刑应当符合条件一个，及时减一个。从另一个方面，减刑计划应当是动态的，谁也不能保证计划对象在未来的一年内能持续表现积极、稳定。这个计划应当是指导性的。这一现状，与目前我国监狱和人民法院奉行的减刑制度有关，需要改进。 5、我国目前的减刑制度有悖于基本的法理常识和刑法、刑诉法、监狱法的立法原则。 这主要表现在：（！）减刑应当对预防和减少犯罪起积极作用，但是，多年以来刑释人员减过刑的要比未减过刑的重犯比例高。（2）减刑程序，刑诉法只有2条中提到了两句。法院在办理减刑案件时，客观上变成了由监狱操纵的橡皮图章机器。（3）减刑条件，监狱法过于粗糙。以致于各监狱都制定了各自的一套做法，象高家庄的地道很不严肃。（4）减刑比例，画蛇添足。减刑应当符合一个减一个，而不应当凑比例。（5）减刑裁定书，未规定诉权。人民法院一不小心把被减刑人的上诉权给忘了。（6）减刑裁定由人民法院作出，不伦不类。人民法院定罪量刑是法无明文不为罪，罪刑相适应，可是，作为定罪量刑的法院把刑减了，怎么能罪行相适应？其实，减刑是减刑机关的事，人民法院不应当具有裁定减刑权。

刑法犯罪论文篇7

摘 要：我国现行1997年刑法是在1979年刑法的基础上修订的，修改后的刑法虽然规定了单位犯罪，但刑法学界对单位犯罪的诸多方面仍存在分歧。本文立足于我国单位犯罪的有关规定，对单位犯罪的概念、特征构成、处罚原则进行论述，并阐述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惩治单位犯罪应重视和完善的相关问题，同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论文关键词：单位犯罪 刑事责任 处罚原则 立法完善单位犯罪是相对于自然人犯罪而言的，我国1979年刑法未对单位犯罪作出规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发展，非自然人犯罪开始向经济、社会领域日益渗透和发展，单位是否能成为犯罪主体，能否对单位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成为1979年刑法颁布后理论界研究热点和立法界的争论焦点。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单位走私活动的不断增加，为遏止这些单位走私行为，1987年2月22日通过并于同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揭开了单位犯罪立法的序幕，该法第47条明确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犯走私罪的，由司法机关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该单位判处罚金……”。1988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第五条、第九条再次明确了单位可以构成走私犯罪主体。此后，又陆续有11件单行刑法先后对60多种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些单行刑法均属分则性规范，而当时的1979年刑法总则并未规定有单位犯罪，因而1979年刑法与单行刑法存在逻辑冲突，由于缺乏刑法总则规范作指导，致使单位犯罪的刑事立法显得零乱、分散而不统一。修改后的1997年刑法解决了1979刑法与单行刑法间的逻辑冲突，全面确立了单位犯罪制度，本文拟结合1997年刑法对单位犯罪作一论述。一、单位犯罪的概念1997年刑法虽然在总则第二章第四节中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但并未对“单位犯罪”的概念明确作出规定，而仅是对单位犯罪主体范围和单位在多大范围内可以成为犯罪主体作了规定。结合该节规定和刑法第13条的规定，笔者认为单位犯罪可以定义为：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由负责人员决定实施的，危害社会且被法律明确规定为单位犯罪而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二、单位犯罪的特征1、单位犯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团体。单位是相对于自然人而言的社会、经济、民事等活动的一个重要主体。1997年刑法第30条中所谓的“单位”特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及团体。其中的公司，笔者认为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条规定的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则是指除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等以盈利为目的，以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为内容的社会经济组织；事业单位，是指不从事生产、经营等盈利性活动，接受国家机关领导并由国家开支经费，依照法律或者行政命令而设立的组织；机关，是指行使国家和党派管理职能的各级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党政机关和军事机关；团体是指由特定行业、阶层依法自愿组成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在1997年刑法修订时，理论界对于私营公司、企业能否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存在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种对立的观点。否定说认为：在我国，个体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等，其所有制形式是一样的，都是私人所有。无论何种形式的私营企业，都不可能被视为我国单位犯罪的主体。一旦这些企业有犯罪行为，应追究企业所有者的刑事责任。①但从单位犯罪的立法演变的过程来看，私营企业逐渐纳入了单位犯罪主体的范围。1999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69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刑法第30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根据这一规定，私营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只要是具有法人资格的，都可以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②需要说明的是，单位犯罪在刑法理论上也称做法人犯罪，在刑法理论的研究中，已经接受并广泛应用法人犯罪的概念。但我国自《海关法》首次确立了非自然人犯罪以来，在立法中一直沿用“单位犯罪”的概念，笔者认为其合理性在于刑法中的某些非自然人构成的犯罪主体，不仅包括具有有法人资格的单位,而且还包括机关、法人 的分支机构（如商业银行的分支行），非法人团体及某些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如合伙企业、独资企业等。所以，我国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的外延比法人犯罪的外延更为宽泛。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单位必须是依法成立或设立的合法组织。那种“地下工厂”、非法组织甚至是犯罪组织，都不可能是单位犯罪中所指的单位。这些非法组织或“地下工厂”的人员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是自然人犯罪（或自然人共同犯罪）。③2、单位犯罪构成中单位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必须是我国法律明文禁止单位实施的那些危害社会的行为。在1997年刑法分则中96个法条规定了116种单位犯罪，其中危害国家安全罪1个法条1种单位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罪4个法条5种单位犯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60个法条69种单位犯罪，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24个法条34钟单位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1个法条1种单位犯罪，危害国防利益罪2个法条2种单位犯罪，贪污贿赂罪3个法条3种单位犯罪，渎职罪1个法条1种单位犯罪。我国目前仍然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不断发展的时期，有些界限的划分还有待于进一步明确，与单位犯罪有关的问题仍然十分复杂。因此，我国刑法只针对那些实践中比较突出，社会危害比较大，罪与非罪的界限比较容易划清的单位危害社会的行为，在刑法分则中做出规定。并非所有的犯罪均可由单位构成，只有法律明文规定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的犯罪，单位才能成为主体并承担刑事责任。3、单位犯罪，目的是为该单位谋取非法利益，并且单位犯罪行为的实施必须与单位的工作或业务相联系。如果以单位名义进行犯罪，结果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就不能认为是单位犯罪，而是单位内部成员个人的犯罪。如果犯罪行为的实施没有与单位的工作或业务相联系，就无法认定这种犯罪行为与单位之间的关系。依照1999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69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下列行为，均不应视为单位犯罪，而只能以自然人犯罪处罚：（1）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2）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3）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所得或私分的。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单位犯罪，主要是由单位集体决定或者由单位的领导人员决定，而由单位内部人员具体实施的。三、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1997年刑法第31条规定了单位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具体处罚原则，即“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刑法的该条规定基本确定了单位犯罪的“双罚制”原则。但是如果刑法分则或其他法律规定只处罚直接责任人员的，则依规定实行单罚，例如刑法典第107条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第244条强迫职工劳动罪等单位犯罪便是只处罚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而不处罚单位本身。对于罚金的确定，1997年刑法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1）仅仅规定对单位科处罚金，但对于数额没有限定，例如第387条单位受贿罪，第393条单位行贿罪等；（2）明确科处罚金的数额。此种科处方式依据数额计算方式的不同，又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明确规定罚金的数量，例如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177条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第187条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等。另一种是以犯罪数额为基准，按比例科处罚金，例如第175条高利转贷罪、第180条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191条洗钱罪等。四、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惩治单位犯罪应重视和完善的问题及相应对策1、应加强对单位犯罪刑事诉讼程序的研究和实践，从立法上建立和完善单位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要完善单位犯罪立法，笔者认为，第一，应对单位犯罪的概念作出明确界定。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单位犯罪的概念，科学地揭示出单位犯罪的本质特征，并使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严格区分，以助于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犯罪。第二，我国《刑事诉讼法》是先于1997年刑法颁布的，在刑诉法中没有明确规定追究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诉讼程序和对单位应采取的强制措施。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国外单位犯罪的有关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引入具结保证、他方担保、限制登记、冻结财产、限制经营、缴纳保证金等强制措施，以区别于针对自然人所采取 的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第三，我国1997年刑法对单位犯罪的刑罚处罚规定尚待完善。如前所述，我国1997年刑法对单位犯罪的刑罚采取了一般规定（双罚制）与特殊规定（单罚制）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对绝大多数的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在个别情况下适用单罚制。与外国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刑罚的种类相比，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处罚方式单一，从宏观出发，不利于有效遏止单位犯罪。第四，借鉴我国刑法中对于自然人犯罪所采取的剥夺政治权利的资格刑和相关行政法中的停业整顿、扣缴、吊销执照等行政制裁措施，创建我国的单位犯罪资格刑处罚制度，以此加大对单位犯罪的制裁力度，又可以起到预防犯罪，以儆效尤的作用。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还需需要解决以下问题：一、为体现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区别，应统一规范单位犯罪诉讼主体的称谓。二、由于单位住所地不同于自然人居住地，应明确单位犯罪案件的地域管辖。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地域管辖以犯罪地管辖为主，以被告地为辅；以先立案法院为主，以主要犯罪地法院管辖为辅。但是单位犯罪有其特殊性，其犯罪地往往不限于一地、涉及面广，以犯罪地为管辖地不太现实。有些学者和司法界人士主张对单位犯罪，由单位注册地法院管辖，但是由单位注册地法院管辖一方面可能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在犯罪地取证。笔者认为，单位犯罪以单位注册地法院管辖为主，以犯罪行为地法院（包括单位犯罪行为实施地、犯罪结果发生地）管辖为辅较为合适，有利于对单位犯罪案件的侦查和审判。2、应加强对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团体关于单位犯罪的法制教育，预防和减少单位犯罪的发生。长期以来，社会上一直存在“法不责众”、“为公是过不是罪”等错误认识，造成单位特别是单位决策机构和负责人缺乏对单位犯罪的警惕和应有约束。受到查处时，一些上级领导和上级机关还为之说情，充当说客，纵容和包庇单位犯罪，甚至阻碍对单位犯罪的查处，这是十分危险的，是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的建立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位必须知法、学法，用法、守法，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用法律来规范自身的行为。1997年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标志着我国刑事立法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国家加强对单位犯罪的刑事立法，也反映了非自然人犯罪向经济、社会领域日益严重的渗透和发展。正确认识单位犯罪，运用刑罚惩治这些犯罪，并在司法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健全和完善单位犯罪法律制度，对于有效地遏止单位犯罪的发展蔓延，维护我国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健康有序的经济秩序具有重要意义。[注释]①娄云生：《法人犯罪》，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7页；②陈兴良：《单位犯罪：以规范为角度的分析》，见《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郑州），2009年第1期，第20页；③李邦友：《论单位犯罪的定义》，见《法学评论》（双月刊），1998年第5期（总第91期），第81页；

刑法犯罪论文篇8

受贿犯罪，根据刑法学上的观点，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贿赂或者收取他人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不正当行为。本文从经济学中个人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出发，详细分析了受贿者实施受贿犯罪的心理动因，得出受贿犯罪发现、查处概率低，受贿实际成本不高，受贿可能收益高是受贿犯罪存在的根本原因，最后从这三方面提出相应的一些对策。一、受贿犯罪者的心理动因。在经济学的观点中，人是具有驱利性和理性二维特征的经济人，他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在实际付出较小甚至零成本的前提下，选择得到最大的利益。以上分析尽管并没有对个人思想道德多做考虑，具有很浓厚的“人性本恶”的意味，但这恰恰排除了个人感性因素的干扰，从而更理性的对受贿犯罪进行分析。在受贿犯罪中，受贿人同样是为了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而选择实施受贿行为的。在受贿以前，他考虑的必然是如果实施受贿行为，其有无可能被发现，发现后会不会被查处，如果被查处会失去什么以及他可以从受贿中获得些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受贿的发现、查处概率，受贿成本、受贿收益三方面问题。在现实中，受贿人之所以选择犯罪，实际就是对以上三方面仔细权衡的结果。（一） 受贿的发现、查处概率低。受贿犯罪是一种隐蔽性较强的犯罪，一般不存在其他证人，也不易被人发现。即使司法机关发现了并进行查处，受贿人也不是没有机会减轻或者逃脱法律的惩罚。我国的刑法第383条、第386条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或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这虽然有利于受贿人主动交待罪行，积极退出赃物，但客观上也为某些受贿人员通过关系网，以行政处罚代替法律制裁创造了条件。并且，刑法中关于受贿犯罪的量刑区间比较大，这给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为受贿人减轻处罚提供了条件。根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的研究，目前我国的公务员腐败被发现的概率大约在10-20%之间；并且就是在被发现后受法律惩处的概率也只大约在6-10%之间，按照他对中央组织部的数据计算，1993-1998年全国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累计达到2.89万人，平均每100名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只有42.7人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其中只有6.6人被判刑。 这客观上促使一些潜在受贿人产生侥幸心理，从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二）受贿的实际成本不高。所谓受贿成本，指的是个人因为其受贿行为而需要付出的代价。它除了受贿的直接投入外，还包括法律处置成本（法律成本）、经济处罚成本（经济成本）、精神或名誉损失（精神成本）、未来收益损失（养老金、住房和医疗保险等），以及因为受贿所付出的道德代价。 理论上，这意味着个人如果实施了受贿行为，他就要背上可能被发现的心理包袱，并且，一旦受贿行为被发现，他将声败名裂，受到党纪政纪的惩处。如果受贿的数额达到一定数额（我国刑法规定为5000元以上），他将面临法律的制裁，这不仅意味着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家庭财产的损失，更多得是他将在监狱里度过剩余的人生。但以上的受贿成本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成本，受贿人的实际付出并不一定会有这么大：首先，就法律成本而言，如前文所述，受贿人可以通过关系网，减轻甚至逃脱法律的惩罚；其次，经济上的处罚也并不一定很有效。很多受贿人在案发以前，常常将其受贿所得隐藏到亲戚朋友家去。案发后，他们常常抱着“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思想，拒不退赃。有的受贿人甚至将其受贿所得转移到海外，利用瑞士等国的银行保密法作为护身符，使办案人员无法追查。像福建“远华”案中的赖昌星就是这样，早在案发以前他就将自己的全部财产转移到了加拿大，并且随后自己也跑了过去，这使得侦查人员只得通过外交途径请求加拿大警方给予协助。此外，由于个人观点不同，名誉成本的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对于一些“无赖”型的人物来说，名誉成本对他的压力几乎为零。所以，犯罪的实际成本并不如理论上所说的那么高。犯罪嫌疑人铤而走险走上受贿犯罪道路，这恐怕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三）受贿的收益高。受贿的收益指的是受贿人通过受贿行为而取得的各种收益。它不仅仅包括经济利益，同时也包括非经济的精神利益。受贿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受贿人是否可以从受贿行为中获得巨大的精神收益 ？我认为这是肯定的。常常有些受贿人存在着不平衡的心理，总以为自己的付出与所得不相符合。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每一次受贿，都会使他们内心产生实现“自我价值”的满足感，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收益。此外，目前学术界议论较多的“性贿赂”问题，也说明了精神收益的巨大。在“性贿赂”中，受贿人冒着被发现的风险，但却没有丝毫经济收益，看似不合情理。但他们在接受受贿人提供的“性贿赂”时，其精神上产生的巨大满足感，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收益。由上可见，受贿犯罪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都可以产生巨大的收益，这也正是促使受贿犯罪产生的原动力。二、遏制受贿犯罪的对策。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受贿犯罪是由于受贿人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实施了“高收益低风险”的受贿行为而产生的，所以我们要打击受贿犯罪，必然要反其道而行之，即从提高对受贿犯罪的发现、查处概率，提高受贿的实际成本，降低受贿收益三方面入手。（一）提高受贿犯罪的发现、查处概率。我以为这是打击受贿犯罪的关键。因为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受贿的成本才有讨论的必要，受贿的收益也才有研究的价值。在这里，我们应做到以下两点：1、严格检察制度，提高受贿犯罪的发现概率。目前检察机关查处受贿案件的线索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举报。但是由于害怕报复、碍于人情等因素，知情群众的举报并不是很积极，并且即使举报了也往往采用匿名的方式，这大大限制了检察机关的查案范围，增加了其调查取证的难度，也降低了检举材料的可信度。对此，我们应该效仿香港的检察制度，制定严密的保密措施，限制非办案人员对检举材料的接触，对泄密者给予严厉惩处，给提供重要线索的群众以一定经济奖励等。2、独立行使检察权，提高受贿犯罪的查处概率。尽管在立法中，检察权应该是不受任何外来影响，完全独立行使的。但实际上，由于检察机关的经济、人事方面还依靠于行政机关，于是它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行政机关对它的牵制，这大大影响其办案力度和深度。我认为检察机关要真正的独立行使职权，首先就要将检察机关的经济脱离地方财政，其经费预算应直接从中央财政中取得。其次，在人事方面，检察机关人员的进入、级别晋升不应该为行政机关的组织部门所左右，而应该独立进行。这样，除去了后顾之忧，检察机关就可以轻装上阵，一心一意打击受贿犯罪了。（二）提高受贿的实际成本。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受贿人也不例外。在受贿以前，他必然会思考这种行为可能给他带来的后果。针对受贿人的这种心理，我们应做到以下几方面内容。在法律处置方面，不受外来影响，严格执法；在经济处罚方面，除了要追缴违法所得以外，还应该给受贿人处以严厉的财产刑，使其得不偿失；在精神惩罚方面，可通过媒体将受贿人公布于众，使其身败名裂。这样，潜在受贿人考虑到受贿实际成本如此巨大，必然不敢轻易受贿。不过，我认为以上的惩罚措施应该仅仅适用于受贿人，对行贿人该如何处罚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因为尽管行贿人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受贿犯罪的发生，主观恶性较大，理应严惩。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受贿犯罪的隐秘性较强，证据不易收集，这时候，行贿人的合作就显得十分重要。但是行贿人如果知道其证言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后果时，是绝对不会开口的，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来打消他们的顾虑，换取他们的合作。这样，以较少的代价（放弃或减轻对行贿人的刑事惩罚），获得较大的收益（打击犯罪，挽回损失），相比较还是合算的。（三）降低受贿的可能收益。由上文分析可知，受贿犯罪的收益来自于经济和精神两方面，所以我们要降低它的可能收益，还是要从这两方面入手：1、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是对受贿犯罪的不法所得予以追缴，使受贿人在受贿行为上无利可图。追缴受贿所得，如果受贿人乖乖合作，那自然很好。但如果受贿人抱定“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思想，拒不交待，这时候我们就应该从受贿人的家属入手，进行思想、政策教育，使其明白只有主动上交受贿所得，受贿人才可能被宽大处理；家人、朋友如果协助受贿人隐瞒赃物，将以窝赃论处。此外，我们还应从银行、周围群众、受贿人朋友等多方面入手，追查赃款的流向，，使潜在受贿人感到受贿得不偿失。这样，受贿犯罪自然会逐渐减少了。2、精神方面。我以为降低 精神收益的最好方法还在于平时的预防。我们应该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使他们能够认识自我，调整心态。认识自我，是指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权力完全来自于人民，认识到自己只是人民的“公仆”，没有任何权利滥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力；调整心态，就是要求他们端正对金钱的态度，既不漠视、也不盲目追求，真正做到以一颗平常的心来看这个问题。这样，没有了对金钱、权力的热衷，受贿的欲望自然也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