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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机械论文篇1

关键词：文艺科学；还原论科学；复杂性科学

中图分类号：K8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1-0030-07

文学艺术能否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否存在一个叫做文艺科学的知识部门?如何建立和发展这门科学?我们对这些问题曾经做过讨论，本文再做点补充和引申。与此相关，钱学森把有关文学艺术规律性的研究作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11个大部门之一，还提出“文艺技术科学”、“文艺的科学理论”、“科学文学艺术”、“文艺科学院”等说法，本文将对他的这种科学文艺观或文艺科学观做点评析。

一、还原论科学造成文艺与科技相分离

自古迄今，文艺与科技都是文化的两个主要分系统，人类生存发展缺一不可。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两者在古代大体是平行发展的，不存在严格的分界线。有成就的文化人一般都是两者兼修，著名科学家往往也有很高的文艺修养，著名文艺家往往也有很高的科技修养。汉代大学者张衡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和地理学上都有出色贡献，同时也是著名文学家(辞赋家)和画家。清代大文豪曹雪芹因《红楼梦》而登上中国文学最高峰，迄今无有比肩者，他同时对建筑、医学、烹调等都有极高的造诣。古希腊、古阿拉伯、古印度的情形大体也如此。

科技与文艺在古代如此结缘有其深刻的根源。从实践层面看，作为两种知识形态，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最初“都起源于人们的物质生产劳动”，因而同根同源。生产劳动需要求真、实用，这导致最初的科技创造。生产劳动、特别是生活也需要赏心悦目，即求美，也就创造了最初的文艺。钱学森认为：“我看人类的文艺活动始于技术艺术，人的美感始于‘实用美’。开始时，有用就是美。”为了生产，必须创造技术；为了欢乐，需要在技术中加点艺术，文艺创作和赏析需要一定的技术。生产和生活的实践造成古代科技与文艺相结合。从意识形态层面看，古代宇宙观是朴素有机论，方法论是直观整体论，思维方式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并重，它们既适用于科技，也适用于文艺。两方面都决定了科技与文艺是近邻，不需要也不可能严格分家。

由欧洲文艺复兴开启的人类文明新的转型演化打破了这种均衡，亦即导致对称破缺。适应新生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科学技术作为知识系统发生了历史形态的转变，从古代科学转变为近现代科学。追求确定性、一致性、精确性、简单性、标准化、形式化、唯一解，等等，成为这种新科学的显著特征。从更深的意识形态层面看，这种科学的世界观是机械论，方法论是还原论，它独尊形式逻辑而排斥辩证逻辑，独尊抽象思维而排斥形象思维，独尊线性思维而鄙视非线性思维。因而可以称之为机械论科学，或还原论科学，或线性科学，亦即简单性科学。短短400年中，简单性科学获得巨大发展，不仅创造了古代科学无法相提并论的知识体系，而且用它所产生的技术创造了一个由钢铁、水泥、化工品主导的人工世界，物质财富空前富有，却极度缺乏情趣和美感。

但在同一历史时期中，文学艺术并未发生相应的变化。还原论科学创造的某些技术手段无疑也在文艺活动中派上用场，促使文学艺术有了诸多改进和提高，却无法产生全新的文艺形式。文艺理论是随着文艺形式的创新而创新的，新的文艺形式产生后，需要文论家从理论上论证它的合理性、进步性，帮助它走向成熟和完善，也就创造出新的文艺理论。既然文艺形式没有全新的创造，也就不会有与之适应的全新文艺理论。这就是说，文学艺术作为人类文化的另一个分系统，没有像科学技术那样发生历史性的形态转变，与其古代形态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因此，由于还原论科学的产生发展，科技和文艺这两种文化渐行渐远，不可避免地相互分离了。

钱学森考察技术与艺术之关系的历史演变后指出：在原始社会，“技术和艺术是结合的，伴生的”。进入阶级社会后二者的关系发生变化，技术成为统治阶级追求艺术的手段。“及至资本主义社会，技术与艺术的相互关系分两条道路走：一条是传统的工艺日用品，则由于人民生活的改善，能把封建社会中上层阶级享用的大众化了(只是部分――引者)；这里生产技术有很大的提高，但技术和艺术是结合的。另一条则是封建社会没有的东西，如机器、火车、汽车，这里就只有技术，没有艺术。也可以说来不及有艺术。讲技术与艺术的脱离，我想主要是讲这一方面，当然又是早年资本主义最突出的一面”。那时的广大工人为了生活。不得不常年跟“丑恶的机器”打交道，没有美的享受可谈，高雅艺术更与他们无缘。科技与文艺的分离不过是社会阶级新划分的一种表现方式而已。

科技跟文艺这种分离还有意识形态的根源：

1.宇宙观。文艺创作和赏析本质上不能跟机械论宇宙观相协调，因为文学是“情学”。在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中，曹雪芹对此理解最深刻、透彻。在他看来，“情天情海幻情身”，天有情，地(海)有情，天地之情经过幻化(集成和升华)才产生了人(身)之情。科学需要的是祛情思维，追求结论的客观性，切忌把主观情感因素带人科学结论中。文艺需要的却是有情思维、醇情思维，力求表现的是个性，通过个性张扬普遍的人性。所以，真正的文艺作品都“大旨谈情”(曹雪芹语)。而机械的世界是无情的、冷冰冰的，“情”是人类在意识活动中去机械化的产物。这就决定了文学艺术不可能与机械论科学同步前进，或者说科技与文艺分离乃宇宙观分歧的产物。

2.方法论。文艺创作和赏析也需要还原分析方法，如作家的创作思想要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就必须字斟句酌，这也是一种还原、分析。但文艺创作和赏析不需要还原论，因为文艺创作和赏析的第一要义是整体地、形象地把握事物，而不是探究什么文艺的分子、原子、基本粒子，然后再从部分过渡到整体。机器一般都是构成式的，先有部分(零部件)，后组装为整体。文艺作品本质上是生成式的，从一个囫囵整体的创作念头出发，逐步生成其最终产品的组成部分和整体。文艺拒斥确定性、唯一性、标准化，最忌讳“千人一面，千部一腔”。总之，还原论科学行事的方式方法本质上不适用于文学艺术，还原论的勃兴必然使科技与文艺日趋分离。

为还原论科学奠定基础的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恩格斯曾经称颂他们是“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还原论科学勃兴所造成的科技与文艺相分离，一种显在的表现竟然是两支文化队伍彼此隔膜，甚至对立。文艺家嫌弃科技专家死心眼，行事古板，没有情趣。科技专家抱怨文艺家性格古怪，主观主义，行事不讲逻辑。两支队伍各行其是，老死不相往来，自然无法形成二者同心协力才能够涌现出来的巨大创造性。这是还原论科学带来的影响深远的

消极面之一。达・芬奇们如果地下有知，必定会为这种事与愿违的后果深感困惑。

二、科学系统新的转型演化

推动文艺与科技相融合

科技与文艺的这种分离既是历史的必要和必然，又是一定历史阶段中的暂时现象，相分离的趋势必然要辩证地产生出使它们再次相融合的历史需要和条件。

首先，科技和文艺的重新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强烈需要。人的本性是爱美的，即使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也会力所能及地寻找一些美的享受。而社会的进步，生产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特别是工业文明的昌盛，必然提高人们对审美、即对文学艺术的需求。历史进入20世纪，这已表现在社会的各方面。就生产劳动的环境而言，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如钱学森所说，到20世纪中叶“‘丑恶的机器’已为人们所厌弃”，“就连机械加工的机床也并不是非老是那个样子不可”。就是说，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自发地促使劳动工具和劳动环境都在弃丑求美，以满足劳动者最起码的审美需求。对于日常生活用品，人们在实用之外越来越追求美观大方，要求把工业艺术应用到一切工业产品中，满足广大使用者的审美需求。更重要的是，现代文明的发展使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和高雅艺术的普及越来越迫切。资本主义为了自身的存续发展，也不能不考虑文学艺术的普及问题。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当家作主的广大人民天然地要求既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也有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总之，普及的需求历史地呼唤文学艺术有全新的发展。

但文学艺术自身无法单独解决这种问题，人类历史上已创造的文艺形式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文化生活需求。例如，看戏是自古以来中国广大农民艺术欣赏的主要形式，但即使富贵如贾府的人家也不能天天演戏。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崇高目标，有赖于创造全新的文艺形式，即能够普及到全体社会成员、普及到每个家庭和个人的文艺形式。而单靠文艺自身的演变创造不出这种新形式，还原论科学提供的技术(机械制造技术、能源技术、化工技术等)也无助于解决这样的大问题。文学艺术的发展，强烈呼唤建立全新的科学技术，帮助文学艺术创造全新的、有更大普适性的表现形式。

科技和文艺重新结合更深刻的历史原因要到人类文明转型演化中寻找。以还原论科学为智力支撑而发展起来的是所谓工业一机械文明，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文明。这是一种极其片面的文明，它在掠夺不发达民族的基础上实现了少数国家的现代化，必然唤醒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意识，但后者又历史地失去按照前者的方式现代化的可能性。这就形成一个深刻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矛盾。工业一机械文明又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文明，它在短短400年中极大地发展了物质生产力，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后果，不仅物欲横流，贫富差别急剧加大，而且造成资源匮乏、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如果没有根本的改变，这种文明将会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这是另一个深刻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矛盾。工业一机械文明自身的延伸和发展无法解决这两大矛盾，唯一的出路是创造一种新文明。而历史发展已经表明，这就是信息一生态文明。信息文明的深层本质在于：崇尚信息富有胜于崇尚物质富有，追求精神享受胜于追求物质享受。生态文明的深层本质在于：摒弃拷问自然、征服自然的狂想，在敬畏自然、保护生态、友好环境的宗旨下开发、改造自然。从意识形态来看，这两方面都归结为抛弃机械论宇宙观，代之以科学的有机论宇宙观。做到这一点，就从宇宙观上为科技与文艺重新结合做好了准备。

文明系统的转型演化包含科学系统的转型演化，新文明的智力支撑只能是新形态的科学。科学作为一类文化系统也在历史地演变着，不同时代呈现不同的形态，旧形态的衰落、新形态的崛起构成科学系统演化的真实历史。还原论科学仅仅是适用于工业一机械文明的科学形态，工业一机械文明上述弊病的产生与它息息相关。所以，还原论科学必然会在自身发展中逐步暴露其弊病。恩格斯早在19世纪中叶就指出，还原论在科学中取得支配地位的同时，也给科学自身造成“一些迷人的障碍”，这些障碍堵塞了科学“从认识个别到认识整体，到洞察普遍联系的道路”。在牛顿理论居主导地位的时代，这些障碍对科学发展尚无大碍。到19世纪末，随着大工业、大农业、大科学、大工程的萌发和兴起，这些障碍的危害日趋明显，科学文化的各方面都响起弱化甚至消除还原论的呼声。发展到20世纪中叶，科学系统新的历史形态，即取代还原论科学的新形态，终于初露真容。这种新的科学形态，普利高津称其为新型科学(还原论科学是经典科学)，从宇宙观看是有机论科学，从方法论看是系统论科学，从研究对象看是复杂性科学，从思维方式看是非线性科学、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并重的科学。

科学系统的这种转型演化与本文的主题有什么关联?我们从西方学界的两个动向中大体可以觅得端倪。科学转型演化在西方学术界引起种种反响。从消极面看，出现形形色色的终结论，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历史的终结、艺术的终结，等等。它们在颂扬科学文化已有成就的名义下，宣布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已达到人类创造力的极限。这就等于宣告科技与文艺的分离是永恒的，人类平等地享受文学艺术成果的理想不可能实现。这无疑是逆历史潮流的论调，不足取。

从积极方面看，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用演化的观点审视科学史，把科学系统区分为前现代科学、现代科学和后现代科学三种历史形态，颇具辩证性。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倡导者往往有某种宗教情结，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但宗教是一种文化，渗透着人文情怀是它的积极面；而带着人文关怀的情结去看科学，就使得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易于体认到还原论科学与文艺相分离带来的恶果。他们把“魅力”概念引入科学观，给科学系统的三种历史形态以具体的界定：跟文艺没有分离的古代科学是“附魅的科学”，还原论科学是“祛魅的科学”，将要取而代之的是“返魅的科学”，科学系统的转型演化被归结为从附魅到祛魅再到返魅的辩证过程。在历史上，科学祛魅的过程就是科学与文艺分离的过程；在今天，科学返魅的过程就是科学与文艺重新结合的过程。这表明，他们的观点也是新的科学转型演化推动文艺与科技重新结合这一历史趋势的观念形态反映。

科技与文艺相分离的趋势在西方造成唯科学主义思潮的盛行，但对它的怀疑也同时在孕育着，只是总体上长期处于自发状态而已。一切有历史内涵的思潮都是从自发孕育开始的，总有一天会发展到自觉状态，这是社会历史自组织演化的必然进程。英国学者斯诺于1962年发表的著作《两种文化》，尖锐地揭露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分离的错误和恶果。这是人类对科技与文艺相分离长期反思从自发到自觉的集中表现，亦即对科技与文艺重新走向结合的自觉呼唤。它发生在20世纪中期，即科学系统转型演化的关键时期，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在同一时期思考同一问题的绝非斯诺一人，

回归祖国的中国人钱学森就是一个。1957年，在受命组建中国导弹火箭研制队伍的大忙中，钱学森出人意料地发表了一篇题为《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文章，就园林建设这个专题讨论了科技与艺术相结合的意义和方法。文章表明他对此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这之后的20年钱学森并未针对此问题发表新的作品，但20世纪80年代密集发表的大量言论表明，科技与文艺相结合一直是他关注的问题，而且颇有心得。这不能单纯归结为他的个人爱好和学识素养，而是科学系统转型演化、科技与文艺重新结合的历史大趋势使然。

钱学森这方面的论述经钱学敏收集整理，形成《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一书。书名极有时代特色，凝结了钱学森科学文艺观的基本精神。中心思想可以用钱翁这样一段话来表述：“不忘中国五千年辉辉的文艺传统，但我们在二十一世纪要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发扬这一文艺传统”，“这样的文艺似可以称之为‘科学的艺术’。而我近年来提出的文艺理论与文艺学就可以称之为‘艺术的科学’了。”这段话的主题是谈论文艺，而非文艺与科技的关系，但大背景显然是正在进行着的科学系统转型演化及其对文艺的影响。他不仅谈论了文艺与科技的重新结合，更重要的是指出在同一大背景下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知识系统正在发生的形态转变，可简单表示为：

传统文艺科学的文艺

(I)

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知识的一个大门类也是一种复杂系统，随着历史发展而演化，有不同的历史形态。传统的文艺和科学的文艺代表这一系统两种前行后续的历史形态。转型演化(I)完成后，科技和文艺都将超越它们的现有形态，共同构成信息一生态文明的智力支撑。整个社会作为系统也将进入新的历史形态，故意义重大。

三、新科技为文艺研究从学科变为

科学准备了物质实践基础

研究文学艺术规律性所形成的知识体系，一直被称为文艺理论。在还原论科学当旺的时代，文艺理论确实只是学科，称不上科学。但随着科技与文艺重新走向融合，文艺理论以及有关文艺现象的其它学术研究就不仅是学科，而应该是一门科学了。如钱学森所说：“文艺作品不是科学，但是，研究文艺的文艺理论是科学。”在前面的引文中，钱翁还提出“艺术的科学”概念，在别处又有“文艺科学”的说法。这就是说，上面提到的演化(I)正在催生或孕育另一种演化：文艺理论文艺科学

(Ⅱ)

考察人类文化近百年来的演变趋势，今天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文艺科学正在沿着两条道路产生发展起来。或者说，有关文学艺术创造和赏析的知识体系要发展成为一门科学，须满足两个先决条件。首先要做到科学技术广泛、深入地进入文学艺术创作和赏析的实践中，成为新的文艺表现形式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人们只有掌握相关的科学技术才可能进行相关的文艺创作和赏析。这是由新型科学技术的特殊性质决定的，还原论科学及其本征技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辩证法告诉我们，一个事物自身的发展演变可能内在地孕育出自己的他物，即未来将要取代它的新事物。在这一过程的相当长时期内，新事物是作为既存事物自我改进、自我完善的举措出现的，人们对它的本质全然不认识；只有当它在旧事物的母体中孕育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们才会发现它原来具有全新的质性，代表一种将要取代现存事物的新事物，以往的演变过程不过是借旧事物之壳孵化新事物之蛋。例如，战争是一个历史地演变着的复杂系统，已经出现过徒手战、冷兵器战、热兵器战等不同的历史形态。工业革命成功促使热兵器战争被机械化战争这种历史形态所取代(18世纪)。电报、电话等信息技术出现(19世纪)后迅速被引入战争，显著提高了机械化战争的有效性，成为这种战争形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主要推手之一。战后之初，信息技术仍然作为机械化战争自我完善化的手段继续发展。但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终于意识到，这一发展趋势实际上孕育出一种新的战争形态――信息化战争，它正在取代机械化战争而成为未来战争的基本形态。

还原论科学及其技术的发展演变也存在类似情况。电气技术原本是还原论科学开发出来的一种新能源技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能够发挥既有能源技术难以发挥的作用，因而成为工业一机械文明自我完善的重要的新手段、新途径，直接催生了标志着垄断资本主义出现的大工业、大企业。发展到20世纪，电子技术逐渐显示出它也是信息生产过程(信息的获取、传送、加工、存取、控制等)不可或缺的能源技术，这方面的应用进一步推动工业化走向完善。依托这种技术又发明了照相、电影等信息技术，却仍然被理解为对工业一机械文明的提高和改进。一直到电视技术、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明和迅速推广，人们才认识到，这一系列新技术实质上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信息文明的核心技术。电子技术是还原论科学创造的、已走到信息高新技术大门口的一种技术，它的真正神奇之处在于为信息高新技术提供不可或缺的能源形式。

钱学森说得对：“文学艺术的表现总是用物质的手段的，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影响这些物质的手段，也就必然影响文学艺术。”摄影、电视、摄像等信息技术既可以应用于物质生产，同时也蕴藏着新的文艺表现形式。它开启了文艺形式大变革的先河，但在很长时期内未被人们意识到。上世纪80年代，钱学森曾批评我国文艺界“就是缺少对新艺术形式的探讨”。他接着指出：“回顾本世纪的历史就看到这是文艺人和文艺理论工作者的老毛病。电影出现了，是自生地发展；电视出现了，是自生地发展。录音伴奏(卡拉OK)出现了，有些文艺理论工作者惊慌失措!这怎么行!被动呵!”钱翁讲的这些“自生的”现象乃是信息技术催生新文艺形式的自发自组织过程，有其历史必然性。历史地看问题，他的批评有些过头，因为任何新事物的自组织生成过程都是以自发行为开始的，没有发展到足够程度，人们不可能从自发转变为自觉，从被动转变为主动。在电影出现后不久就要求文艺家看出它是文艺系统新的历史形态的开端，那显然不现实。但放在20世纪80年代看，钱翁的批评完全正确而及时。在那时的历史条件下，文艺领域的人们已经能够”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一切可以为文艺活动服务的高新技术，并研究如何利用它来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文艺，繁荣新中国的文艺。”从哲学上说，就是要认识到“技术与艺术的辩证关系”后，“主观能动地把技术和艺术结合起来，为人民的美好生活服务”。这是时代的要求，更是建立和发展文艺科学的大好时机。

以电影技术和电影艺术的发明为起点的这种趋势演变到今天，我们已有足够的根据说：新的科学技术正在广泛而深入地进入文学艺术创作和赏析的实践中，成为新的文艺表现形式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有了这样的物质的和实践的基础，就历史地要求在观念形态上有所反映，形成相应的知识体系，既有可操作的内容，也有理论概括，从而形成相应的科学技术部门――文艺科学。

四、复杂性科学能够为文艺提供科学诠释

科学是由概念、命题和推理论证构成的知识体系。文艺理论要从学科转变为科学，必须有一套概念、原理和方法，能够用来阐释文学艺术工作的基本规律和方法。还原论科学的基本概念(如力、能量、速度、电流、熵、分子、基本粒子等)，它的重要原理(如牛顿三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波尔兹曼公式、爱因斯坦质能公式、薛定谔方程等)，无一能够用来解释文艺现象和阐明文艺规律。这也是文艺理论不能与还原论科学同步发展、没有形成一门科学的重要原因。所以，只要科学技术仍然以还原论为主导，关于文学艺术创造和赏析规律性的研究就只能是学科，而不是科学。

但是，在科学从“祛魅”到“返魅”的演变中诞生的复杂性科学正在改变这种状况，提出一系列新概念，如信息、系统、结构、环境、反馈、编码、开放性、非线性、模糊性、复杂性、不确定性、虚拟现实、长期行为不可预测性等，以及信息不守恒原理、整体涌现性原理等，文学艺术的规律性开始得到科学的阐释。参考文献[1]已从信息科学角度做过阐述，本文再从以下几方面做点说明。

(1)用系统科学阐述文学艺术问题

尽管还原论堵塞了科学从了解部分到了解整体、洞察普遍联系之路，但也开辟了认识世界的其它重要路径。其一，揭示部分或深层次(微观世界)的还原释放性，建立微观世界的科学理论，发明相应的技术。其二，对于简单系统找到了从部分过渡到整体的路径，建立简单系统的科学理论，发明相应的技术。现代科学就是由这两方面构成的。文学艺术则不然，整体观在这里具有决定性意义，文学艺术必须整体地构思、整体地布局、整体地把握所描述的对象，揭示事物的整体美。中国文论推崇的神韵、意境等，都是某种整体涌现性，经不起还原分解。如果采用还原论，神韵、意境等就荡然无存，不再是文学艺术了。文艺创作如此，解读文艺作品也是如此。

最典型的可能是诗词。大诗人极擅长从整体上把握事物，揭示整体性美。如王维的诗句：“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进入“青霭”等于对云团进行分割，面对的只是眼前的局部，看不到洁白的云团；“回望”时面对的是合在一起的雾霭，作为整体的洁白云团便涌现出来。又如韩愈的诗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遥看”看到的是整个田野，草色清晰可见；“近看”面对的是从整个田野中分隔出的眼前那一小块，破坏了田野的整体涌现性，。最高明的是李商隐的诗句：“倾国宜通体，谁来独赏眉”，极其准确、深刻而又形象地揭示出系统科学的整体涌现性原理。

中国文论讲究炼字、炼句、炼篇，而不讲究还原、分解。相反，“炼”局部是为彰显整体，如同哲学上抓主要矛盾。用陆机的说法：“片言居要，众词效绩”，追求的仍然是整体效应。

系统科学的许多分支学科，如模糊学、分形学、控制论、网络论等，都有助于理解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揭示某些规律性。我们曾经讨论过古代诗词的模糊学解读[9]和分形学解读[10]。概言之，传统文论的许多精华可以从系统科学中找到科学理论依据。

(2)用非线性科学来阐述文学艺术问题

真实世界是非线性的，线性系统只是对弱非线性系统简化处理后得到的数学模型。这叫做非线性系统的线性化，是还原论科学的基本方法。由此形成线性思维，是还原论科学的主要思维方式。但复杂事物不允许线性化，必须把非线性当非线性对待，把复杂性当复杂性对待。文学艺术是典型的复杂事物，它的所有表现形式都忌讳平铺直叙、平淡无奇、一眼望穿，所推崇称许的是曲折不平、波涛起伏、回环往复，什么抑扬顿挫，什么大开大合，什么出人意料，什么无理而妙，等等。放在科学的视野看，就是主张文艺创作要运用非线性思维、非线性方法。在文学艺术领域，无论创作，还是赏析，都是非线性动力学过程。文学艺术切忌线性化，文艺研究要成为科学，必须引进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和方法(当然要依据文学艺术的本质加以改造，而不是简单地移植套用)。

我们以《红楼梦》研究为例做点说明。胡适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但他深受西方文论的影响。西方文论100多年来受到还原论科学的诸多影响，如以是否满足“线性流走”来评判文艺作品的优劣。按照线性思维读《红楼梦》，是胡适看不上这部小说、不愿从文学艺术角度给以评价的重要原因。就小说的底事而论，胡适认定贾府败落于“坐吃山空”的“自然趋势”，是线性思维；鲁迅的“大故迭起”说是非线性思维，不然无法理解曹雪芹自己说的“字字看来皆是血”。《红楼梦》整部小说的结构、故事情节和写作手法处处显露出非线性思维的特点。早期评红大家脂砚斋一再指出的“伏线”手法，戚蓼生所说的“一管两喉”，20世纪40年代李辰东用海浪作比喻，20世纪末以来周汝昌把复杂性概念引入红学研究，对脂砚斋、戚蓼生评红观点的肯定和发挥，都是对《红楼梦》非线性思维和方法的精彩分析论证。这一切胡适都没有认识到，不能不归罪于他的线性思维。

(3)用思维科学阐述文学艺术问题

钱学森提出建立思维科学，国外则有认知科学，都有助于给文艺现象以科学的阐释。简单性科学的基本思维方式是逻辑思维，文学艺术的基本思维方式是形象思维，这也是二者分离之因。复杂性科学必须把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起来，科学化的文学艺术也需要这种结合。有关文学艺术的知识既然成为一门科学，重视逻辑思维理所当然。钱学森在这方面有诸多论述，还借用哲学家熊十力的“性智”、“量智”概念，说明科技和文艺在思维方式上的联系和区别。他还说：“文艺始于对事物的科学认识，然后才是艺术；而科技始于对事物的形象探索，这需要文艺修养，然后落实到科学的论证。可以说文艺是先科学后艺术；科技是先艺术后科学。”这些表明，要建立文艺科学，需要从思维科学角度去考察文学艺术。

以上讲的是新科技对文学艺术的推动，而科技与文艺总是相互作用的。在复杂性科学兴起的背景下，科技发展也需要文学艺术的帮助，钱学森反复提到这一点。“我是泛艺术论同泛科学论相结合的信徒。我认为，高度文明的社会就应该艺术、美无所不在，科学技术也无所不在……客观实际就是泛艺术论同泛科技论相结合的。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呀”。鉴于这已超出本文主题，只能留待另文讨论。

参考文献：

[1]笛东升.文艺科学刍议[J].贺州学院学报，2010，(03)：1-5.

[2]钱学森.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3]钱学森.钱学森书信[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7.

[4]钱学敏.钱学森科学思想研究(第2版)[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5]曹雪芹.脂砚斋全评石头记[M].霍国玲、紫军校勘.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M].马季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8]陆机.文赋[A].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9]苗东升.诗与禅与模糊思维[J].中国文化研究，2000，(03)：78-84.

汽车机械论文篇2

关键词：协同理论；研究生；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志码：A？摇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8-0067-02

随着社会、科技和经济的高速发展，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高层次创新人才的竞争。研究生教育作为我国最高层次的教育，培养高素质、高层次的创造型人才责无旁贷。继“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战略任务后，教育部在教育“十二五”规划中指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尤其加强对创新人才的培养是重中之重。因此，加快高校研究生创新教育的改革，突出创新能力培养，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一、目前国内研究生创新能力的现状及原因

通过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现状的实例分析[1，2]，结果表明，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研究生存在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缺乏，创新技能不足等状况。而究其原因，除了研究生自身原因、经费投入和硬件建设方面等原因外，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2-5]：

1.培养体制的问题，这是导致研究生创新能力差的首要原因。我国的研究生选拔培养机制基本上是“严进宽出”，这种制度下培养的研究生质量令人堪忧。中国教育在线2011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据调查报告[6]中显示，截止到2009年，我国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已经跨入教育大国的行列，与美国21世纪初水平相当。我国2001—2006年间，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与博士研究生基本持平，自2007年起，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则略超过博士研究生毕业人数，而硕士学位授予人数一直超过硕士研究生毕业人数。这说明我国研究生教育与本、专科教育的相似，在“严进”的同时，未能实现“严出”。同时，研究生培养的课程设置不合理也是目前的一个主要问题。大部分省属院校的课程设置中缺乏跨学科选修课程、方法论性质的课程、相关学科前沿性课程以及创新课程讲座等创新课程，而只有基础课和专业选修课等，这对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非常不利。这一点在我院的培养中尤其明显。

2.指导老师的原因。目前我国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在不断扩大，从1978年正式恢复研究生教育开始录取10708人已经发展到2013年计划招收的60.8万，增长了近60倍。这种大规模的扩招，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扩招使导师学生比例严重失调，客观上导师不能充分指导所有研究生，使研究生科研水平和论文质量下降。同时，省属高校中的非强势学科专业的导师所主持的大型的、可延续的科研项目不多，在缺乏科研经费支持下培养的学生很难做出创造性成果。此外，有些导师本身的创新意识不强、创新素养不够，因而很难指导学生创新。因而，本文针对目前研究生存在的课程体系不合理、研究生自律性较差、实践性较弱等问题，引入协同创新理论，开展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

二、基于协同理论的创新能力培养措施

要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从学校内部协同创新和校外协同创新两个类别分别进行研究，内部协同创新是在本学院内部以及院系中形成知识、导师等分享机制，建立相近学科之间的跨学科培养；外部协同创新的主要形式就是产学研协同创新，以学院已有的省级、校级优秀实习教学基地为依托，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与模式。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构建研究生协同创新机制中的课程体系。要构建具有宽厚、系统、弹性等特点的研究生创新课程体系。除了公共课、学科通开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开设一些供研究生选修的跨学科课程、方法论课程及相关学科的前沿性课程，如跨学科课程可以有跨学科分析、工程问题研究案例、项目管理、机械论坛研讨会、法律与政策、财务概论等课程，让学生受到各个领域知识的熏陶。其次，设立系列化创新课程讲座和开设文献阅读研讨课。此创新课程最好以学分形式纳入创新型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学生毕业学分。再次，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可鼓励多名老师讲授同一门综合性研究型课程，如检测技术课程可由学院中研究方向相近的老师共同承担，使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最精华的内容在最短的时间内传授给学生，让学生有更多探究的时间。

2.构建研究生协同创新机制中的导师指导模式。推行由2～4位导师构成的导师组联合指导模式。打破目前我院研究生与各个导师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建立导师组联合指导制，充分发挥导师团队的智慧，使研究生在学习和研究中能够从导师团队中获得全方位的帮助和指导。导师组的形成可根据方向相关性、项目的互通互补等原则，在院领导或校领导协调组织下进行。导师之间的研究方向既有协同性，也有差异性，鼓励形成交叉学科的科研团队。在导师组的培养指导下，让研究生更快地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

3.设计研究生协同创新机制中的实践环节。首先，对学位课程中的实践环节尽量采用综合性实验设计，以团队形式进行，明确分工，既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综合把握问题的能力，又可以锻炼学生的协作与沟通能力。其次，丰富研究生的第二课堂。增大校级和院级研究生科技创新活动的投入，鼓励研究生积极参加课外科技活动、社会实践活动、职业技能培训等活动，拓宽学生创新的途径。再次，进行校企联合培养。可选择一些表现优秀的学生，与我院的省级、校级优秀实习基地（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建立联合培养模式，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参与企业的管理和科技攻关，让研究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实际、锻炼能力，使他们在理论上的创新能及时得到验证和完善，从而提升应用创新能力。最后，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导师组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在实际项目中锻炼研究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不同课题组成员之间进行定期交流，扩大研究生的知识面，形成更广泛的学术交叉。

本文通过对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现状的分析，针对本院目前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课程体系不合理、研究生自律性、实践能力较弱等不足，引入协同理论，提出了构建研究生协同机制中的课程体系、导师指导模式以及实践环节等措施。这对提高研究生人文素养、科学素质，进一步激发起参与科研、技术开发等实践活动的动手能力，对推进我校研究生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2009博士生教育质量调查报告[R].2010：26-38.

[2]朱红，李文利，左祖晶.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的现状及其影响机制[J].高等教育研究，2011，32（2）：74-82.

[3]徐亚清，王怡然.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述评[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4（2）：98-101.

[4]中国教育在线.2011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据调查报告[R].2012：8-10.

汽车机械论文篇3

关键词：现代主义思想；后现代经济理论；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6.001

如果中国追随美国的做法，购买汽油动力的汽车，那么对于中国乃至于整个世界来说还是没有什么希望。中国面临的挑战可以从这个事实中得出，到2007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居于全球领先地位。这些气体绝大部分来自于烧煤。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同时说明了中国的领导者和人民显而易见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2008年，中国利用可再生资源的发电量在世界上也居于前列[1]。

中国传统文化：道教、儒教和佛教，它们都教育人们幸福不能从财富中得到，而应该通过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睦相处中得到。马克思主义同样也肯定了社会和谐的重要性，但是却没有理解同自然和谐相处的关键价值。今天，与人和谐共处以及与自然和谐共处是中国以及亚洲的一种价值观。中国和西方都应该重视这种价值观。

中西方可以互相学习。你可以通过让人们享有更多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以及思想上的自由来发现新的挽救我们世界的办法。西方世界正在努力学习亚洲关于社会、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我们需要这两种智慧来生存。

现代主义思想和经济学鼓吹现代主义的世界观是原子主义的、机械主义的以及二元论的。像伽利略、笛卡尔、牛顿这样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认为自然的物质世界是由真空中运动着的细小的物质原子所构成的。尽管这些原子互相反弹，它们还是被认为是独立存在的，不需要互相依存。在这种关于自然的现代主义观点里，存在和每一个原子的性质都是依靠其自身而存在的。没有原子为了存在或成为它自身需要依赖别的原子。

此外，现代主义还是机械论的和二元论的。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创始人将物质世界想象为一部巨大的机器，它的每一个齿轮都被其它的齿轮所驱动。这个原则构成了如同一部巨大机器一般的工厂，工人们在那里就像他们被希望的那样与机器融为了一体，而不是使机器去适应人。

现代主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也都是二元论者。他们相信人类的精神和心灵——我们的思想、感觉、经验以及理性自身——不是自然的一部分。它们是被上帝在人类身上超自然地创造出来的。其他动物只是被简单地看作是机器，它们没有经验，感觉不到痛苦，没有喜怒哀乐，因此也没有内在价值。上帝创造的世界和动物们只是为了适合人类的需要。

这些现代观念被经济学作为基本原则继承了下来。要知道现代主义是二元论的，它把人类精神和自然世界截然分开。既然自然本身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动物们也没有感受痛苦的能力，那么人类对于自然来说就被认为没有道德上的义务。自然的存在完全是因为对我们有用。

物质世界的原子观同样被直接应用到经济学理论中。人类被看成如同原子一般——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存在和独立的，而不是交织在一起的有机体的一部分。因此，标准的现代主义的方法在经济学中就是：如果每个个人追求他们个人的（原子的）经济利益，那么整个经济状况可以正确地运行起来。消费者知道他自己需要些什么，而企业家则会为他们提供这些需要而赚钱。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相信最少的政府干预是最好的。他们认为，如果每个人都关照好他们个人的（原子的）利益的话，那么任何人就不用太需要去关心公共利益了。

考虑一下现代经济学的伦理特征。全世界最伟大的那些宗教传统，像是道教、儒教、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教，它们都认为人类是被欲望和贪婪所驱动。但是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伟大的宗教传统把人类看作一个有机整体的一部分。他们教导我们控制欲望与贪婪的重要性，因为它们使我们拒绝了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使我们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

相反，现代主义经济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将个人的欲望和贪婪看作是经济的动力。单个的人渴望获得商品和消费服务。与此同时，具有创造性的企业家为了获得他们的个人利益而提供这些商品和服务。因此，创造了工作机会的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增长，而且因为人们的消费欲望而使产品和服务生产了出来。欲望和贪婪因此成为了经济的发动机。如果我们控制我们的欲望，我们就会陷入衰退和萧条，销售会下降，工业会破产，而人们将会失去工作。

对我这里所说的“贪婪”，需要作一个解释。人们为了公正地生活进行的交易和在农场中的工作完全是正确的和好的。每一个社会中的人们都需要赚钱过活。并且，西方世界强大的自由市场经济允许和激发人们通过寻找一种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创造性方案去追求美好的生活。例如，自由市场经济可以激励人们寻找技术革新和实践来帮助我们解决全球环境危机。

我在这个语境下使用“贪婪”这个词，我指的是不受限制的欲望攫取最大限度的利益，而不去顾忌别人和环境所付出的代价。我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批评在于它将“贪婪”标榜为经济上的美德。那些商业领袖们越是获得最大化的利益，他们就越不顾及对人们和对环境的影响。因为这些商业领袖们往往在他们自己不同的公司里交叉任职，即使是他们自己的公司运营不佳时他们也可以互相给予巨额薪水。让美国人感到惊讶的是，即使是在经过了2008年和2009年的银行和商业公司倒闭风潮之后，美国政府付出了接近万亿美元去“保释”那些公司，而他们的领导者反而仍然获得了巨额奖金。

2010年夏天，位于墨西哥湾的石油钻探平台发生爆炸，导致11名工人死亡，并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漏油事故。但是对这起事故负主要的责任的越洋公司却给他们的高级行政人员巨额奖金以表彰他们实现了“公司历史上安全表现最佳的一年”。将它描述为“杰出”的安全记录，是因为它达到或超过了有关公司内部关于事故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的安全指标。

我所说的“贪婪”的意思，这家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之所以可以获得高额奖金，是因为他们安全标准设定得如此低下，以至于在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漏油事件和11名工人死亡之后，还宣称那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安全的一年。他们的安全奖金是为了获取最大利益而设，而不是为了安全。

并且，2010年美国的CEO们的薪水上涨了27%，而工人们的平均工资却只上涨了2.1%。此外，这种经济体制给予了CEO们解雇工人及保持他们低工资的能力。贪婪是现代主义经济中值得肯定的一种美德[2]。

由于人们对于商品和服务的欲望超过了我们的负担能力，因此处于现代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人们为了寻求更多的利益而将我们拖入了从未像现在这样深的债务陷阱中。

这种经济理论的结果是直接和显而易见的。建立在持续增长的债务之上的经济并不能维持其自身。近来的经济萧条就是高速运转的现代经济的直接结果，而这种经济是由对最大利益无限攫取的贪婪和追求最小政府管制所驱动的。并且，我们视自然并无内在价值，它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而存在，这导致了自然的被消耗和被毁灭。

在当前实践层面上——当然了，以上观念在美国最为强烈——政府也的确对商业企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管制。但是，显而易见，当前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由于人们和企业不计后果贪婪地获取最大利益以及政府对金融市场严重缺乏管理所导致的。

这样一来，强大的利润获取机制和对公共利益的漠不关心就成为大问题。它们在过去50年造成了美国社会贫富之间加速扩大的鸿沟。新的数据显示，位于美国社会顶层的30万人聚集了大约相当于社会底层的1.5亿人口的财富。社会上最富有的那群人中的每个人，他的收入相当于社会底层民众平均起来半生收入的440倍。这个差距几乎是1980年的2倍[3]。

很明显，当一种被过度消费强烈刺激起来的经济系统与其潜在地将自然视为仅仅是满足人类需求的资源这种哲学观念结合起来时，我们对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进行的猛烈破坏就不足为奇了。

后现代经济学理论与现代经济学相反，认为我们必须关注公共利益，而不仅仅是个人利益。后现代思想家表明，社会和谐，而不是最大化利益，必须成为导向性的价值。在一种生态文明中，它的经济理论和实践必须经受住对每个人影响的考验，包括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自然环境。生态文明中的经济理论必定会严肃对待传统及后现代关于生活的两种智慧的相互联系，这就是我们没有人可以离开他人而单独生存下来。

这里再次强调的是，中国和西方可以互相学习，以便寻求一种平衡个人经济动机和关注社会、自然和谐的方法。中国需要学习的是，在保存市场经济巨大的创造力和活力的同时，将其与中国民众所关注的个体欲望——这种欲望要同社会和自然的公共利益相和谐——平衡起来。

美国人民和美国文化拥有许多优点。尽管有许多可以看到的缺陷，但是我们尊重个人权利并且带着巨大的多样性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美国人民可以是慷慨的和富有同情心的，也会在危机到来时一贯地为世界人民提供帮助。美国人民非常重视自然环境，也想学会怎样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生活。但是，我们毕竟还是生活在一种自私自利行为得到鼓励的经济和政治文化当中。

2008年，大卫·弗罗伊登博格博士在中国后现展中心发起的会议上发表了论文《后现代农业文明的原则》[4]。我知道这篇文章在中国被广泛转载，包括《新华文摘》杂志。其中有些观点也被中国领导人所肯定。连同被约翰·艾克教授和约翰·柯布教授发展出的那些观点一起，在这里有必要复述一些前两者的主要观点。按照怀特海的建议，我们必须始于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那么，就让我将他们的精辟见解带入到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当中。

相比较而言，当我们驱车400英里去看望我们的儿子时，我们经过了200英里的美丽平坦的田野，里面长满了庄稼。它们是现代工业化农业的绝佳例证，是大卫和迪恩·弗罗伊登博格提到的与农业-文明相对照的农业-工业。农业-工业有一个基本原则，即它必须适用于工厂专业化和机械化。耕作时，这就意味着它把数千英亩的土地合并成一个只耕种一种庄稼的单一农场，这就可以使少数工人使用农业机器进行高效率的工作。农场越大，工人越少，效率越高，利润就越高。这样的农场实现了两个目标。一是它们的产量非常巨大，能够满足世界的需求。二是它们为拥有这些农场的公司赢得了巨额利润。

大卫和迪恩·弗罗伊登博格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因为现代农场是工业化和机械化的，它们需要更多的土地和更少的工人。所以，非常明显，小型的家庭拥有的那些农场必然会倒闭，那么，这些家庭也肯定会走向城市。这就意味着那些小型城镇的消失。这就是为什么迪恩·弗罗伊登博格讲农业-工业是与农业-文明相对照的原因——没有了人也就没有了文明。大的农场为大公司所有，这就使得像我生活于其中的那种农场联合体越来越难生存下来并维持一种农业-文明。

我随同约翰·柯布教授、大卫、迪恩·弗罗伊登博格、约翰·艾克，以及别的后现代思想家一起展望一种生态文明并力促你们不要接受西方农业-工业的实践。

首先，在那些生活在这种农场社区中的中国民众身上会发生些什么？举例来说，在美国和澳大利亚，1%的人口为其余99%的人口提供粮食，还有额外的粮食以供出口。在中国，这意味着超过8亿农民需要离开土地生活在城市中，这就需要为每1千万人口建立一座城市——一共要建成80座新城。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吗？这会使中国人民快乐吗？

城市对于文化来说是重要的和非凡的场所。教育、良好的卫生保健和工业会繁荣昌盛。我们是需要城市的。但是中国可以使8亿被迫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的农民过得更好吗？

作为将农民赶离土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进入城市这种事情的代替，为什么不用中国的资源，将城市的方便带给你们的农民和建成一种健康的农业-文明呢？

从事农业是一种光荣和有价值的职业。整个世界都在依赖农民。我们需要对他们以及他们的工作给予尊重，而且要尽可能地使他们过上一种好的以及值得过的生活。大卫和迪恩·弗罗伊登博格强调澳大利亚可以将城市的便利带到农村，例如太阳能和互联网带到了农田之中。利用互联网，澳大利亚使她国土上每个角落的人民都享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们估计10年之内这种情形会出现在中国。用同样的方式，这可能让乡村的医生和护士使用便携的、廉价的设备，拍一张X光片，然后用E-mail发送给城市医院中的医生，使他们能够做出诊断并将治疗方案快速地发送回去。城市里文化也可以带到农田中。我知道在我所在的大学里，会有来自于全世界的乐团和剧团为我们进行票价相对低廉的表演。当他们在各大城市之间旅行时，也会停下来在我们的剧院中为我们演出。我们的舞台上甚至有中国的杂技演员。

如果中国也这样做，就有可能让农民们留在土地上，而且能用现代技术合理地利用文化资源，带来良好的教育、卫生保健和更好的收入，甚至是让我们依赖的那些人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

弗罗伊登博格在论文里写到：“前现代农业建立在利用贫穷的人们进行耕作的基础上。现代农业建立在耕作的无人化之上。而后现代农业需要建立在拥有在数以百万计的，富有教养的，健康的，从事各种职业的，拥有种种娱乐机会包括艺术享受的农民身上。后现代农业需要人们转变态度，如同基本的公共服务一样。”[4]

问题依然存在，你们将农场工业化了之后粮食一定会变得便宜且质量更好了吗？所有人都会从中获益吗？我在这里还是对中国应该怎么样去做提出一个谨慎的看法。你们能改进你们现有的实践模式，例如依靠大量的劳动力、牲口及可持续的有机的耕种方法吗？作为一名哲学家，我能提供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以下三点上：诚实、公正、和谐。

首先，尽管利用机械化来耕种的确能更有效率地生产粮食，但是当我们把机械化生产真正的成本隐藏起来的时候，粮食看起来是便宜的。重要的是，说出它的真正成本。

我们还记得如果只有1%的人口从事农耕，那么就会有8亿农民必须移居到城市中。为这8亿人口建造城市的代价有多大？诚实在这里就要求你们把为这些人建造城市的成本计算到将农业工业化之后生产出来的粮食里面去。

工业化农业严重依赖机器，而这些机器又会消耗大量油料。如果中国走的是这样一条道路，那么你们会急剧加速消耗掉世界上有限的石油供应。全球变暖将会加剧，海平面将会上升，沙漠化也会加剧。那么，在计算粮食价格的时候有没有计算这一成本呢？

每一件使中国更加依赖石油的那些事情，将使中国陷入到与美国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中。我尤其担心，中国不得不做美国已经做过的事情，即利用军队去侵占别国以保证石油供应。在2009年，世界各国的军费开支是1.738万亿美元。其中，美国独占了41%，而中国位居第二，仅占世界总额的8.2%[5]。为什么美国人会有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很明显，就是要保证我们对于国外石油及其他资源的使用权。诚实要求我们的粮食成本中将用战争获得的石油成本包括进去。

在2009年，奥巴马总统估计每送一个士兵到阿富汗其一年的花费是100万美元。而我们有14万士兵在那里。设想一下，我们将这些成本加入到每加仑石油中，进而加入到粮食的生产成本中，这对于消费者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因此，我们借钱为战争付款从而将这些成本隐藏了起来，而我们国家则陷入了更深的债务当中。

众所周知，中国拥有大量美国国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将粮食廉价销售给了中国。我们通过向中国借债来维持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现代化的机械化农业。中国像这样走的每一步都会让你们更加依赖石油，并使你们走上美国的方向。诚实要求我们认识到农业-工业对于石油的依赖导致了不义的战争，无法与其他国家和谐相处。对于美国来说，生命失去的不义，同其他国家的不和谐，还有战争的经济成本都是粮食真实成本的一部分。当你们决定中国要怎样做时，请记住这一点。

还有另外一个明显的理由让我们不能接受现代工业化农业，因为它以多种方式破坏土地，其危害甚至超过了燃烧矿物燃料。工业化农业依赖于有毒的化肥，引起了严重的污染，使土壤渐渐贫瘠。就像大卫和迪恩·弗罗伊登博格所强调的：“现代‘绿色革命’能够养育650万人口，但它是不可持续的。”[4]

工业化农业使人们砍伐森林，破坏了土地的生活多样化。而健康的土地会养育更多的作物。不同的生命形式生长在健康的土地上还能净化水和空气。中国已经意识到植树造林的必要性。树木可以维持土壤，还可以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这是应对全球变暖的重要举措。同样重要的是，毁灭大地上的生命会导致水污染。活生生的，健康的土壤连同其上的动物、植物和其中的细菌，对于保持我们水源的流动性和健康是非常必要的。在澳大利亚，弗罗伊登博格在报告中说，过度使用土壤会增加土地和水中的含盐量。而当土地变得贫瘠时，农民们所面临的问题会更加严重。并且，城市也会失去它新鲜的水供应。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的农民可以从提供大范围的生态系统的食物和服务中获益，这也会使清洁的水能够流入中国的河流，比方说长江和黄河[4]。

一种生态文明必须建立在公正、和谐以及诚实之上。生态文明中的可持续性农业需要我们诚实，诚实地对待粮食生产的所有成本——农民们生活的成本，为离开土地的农民建立新城市的成本，维持我们的空气质量，土地健康，水质新鲜的成本。在美国，还有为维持军事帝国而获取石油供应的真实的经济成本和道德成本。一种生态文明必须建立在确认粮食的真实成本之上。它建立在经济诚实，与自然世界的和谐以及建立在公正对待哺育我们的农民之上。

幸运的是，还有其他可以替代工业化农业的方案。还有许多人在探寻着可持续性农业。

作为将人们从土地上移居到城市里的代替，中国可以提高农业人口的生活质量。中国可以帮助农民们寻找可持续农业的不同模式，建立和维持一种农民们的社区，让他们有不错的收入，接受良好的教育，良好的卫生保健以及拥有有声有色的文化活动。诚实地正视将中国民众转变到工业农业这个过程中的真正成本——诚实、公正、和谐地计算这个成本——会显示出它更加便宜，而且是一种非常好的投资——在发现一种对生态文明来说非常必要的后现代的，可持续性的农业方面。

当然，可持续的后现代生态文明并不是要盲目返回19世纪的农业样式，我们必须要发展新的方法出来。

[参考文献]

[1] Bill McKibben.Can China Go Green？[J].National Geographic，June 2011：120.

[2] Matt Krantz，Barbara Hansen.CEO Pay Soars while workers' Pay Stalls[EB/OL].（2011-04-04）From ？_r=2&.

[4] 大卫·弗罗伊登博格.中国应走后现代农业之路[J].周邦宪，译.新华文摘，2009（10）：145-148.

[5]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Recent trends in military expenditure[EB/OL].（2012-04-17）[2012-01-02]http：∥/research/armaments/milex/resultoutput/trends.

Perspective of a Sustainable Post-moder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ob Maisl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American Graceland University，La Moni City， Iowa 50140，USA，Translated by GUO Peng）

Abstract：To curb greed and desire is a key to the happiness of individual， and also a common wealth. Western capitalism has always held greed and desire as the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becomes the root of excessive consumption， debt and the unsustainability.As for this， China should be sensible enough to make its efforts to build a sustainable post-moder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embrace the free market system of freedom and creativ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reject the destructive western greed and desire.

汽车机械论文篇4

【正文】

在马克思一生浩如烟海的著述中，除了早年的博士论文以外，直接谈及时空问题的，迄今未见。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但也是个谜团，令人疑惑不解。时空观如同物质观、意识观、运动观、真理观一样，是哲学构成的基本板块，为一切完备的哲学体系所必需。马克思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实是不可能存在时空空场的。那么，马克思的时空观在哪里呢?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形态呢?下面试作一间接的探寻和演绎。

物质时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说：“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556、392页。)而《反杜林论》恰恰是恩格斯集中论述时空问题的著作，那里曾专辟一章《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既然马克思对《反杜林论》全书，其中包括时空这一章已经“听”了，有所“了解”，并未提出异议，那么就可以认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阐发的时空观也就是马克思所赞同的时空观。

马克思赞同恩格斯的时空观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学理意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把时空定义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并在批判杜林的过程中深刻地论述了空间的无限性和三维性以及时间的永恒性与一维性等原理。恩格斯对时空本质和特性的表述是对历史上唯物主义时空观的批判继承，代表了当时对时空认识的最高水平。

古代不可能有时空观，古人只能从自身活动和对自然界的变化的观察和体悟中形成顺序、间隔、距离、规模等模糊的时空意识。德谟克利特开独立的空间概念之先河，他的原子—虚空说实际上是把虚空理解为空间，认其为原子运动的场所。从此开始，对时空的研思越来越独立化、抽象化，走上了纯粹的哲学致思之路。

历史上一切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共同特点是否认时空的客观性，把时空看成是主观感觉或意识的产物。贝克莱把他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命题运用于时空，认为时空仅仅是人们心中的观念。他的名言是：“离开了心中观念的前后继承，时间是不存在的。”还说：“广袤所在之外……即是在他心中的。”康德也反对时空的客观性，认为时空不过是人类先验固有的“感性直观的纯粹形式”，在他看来，抽去感性，时空就不存在。黑格尔不仅认为时空是绝对观念的外化，还杜撰了时空分离论，认为自然界先有空间，绝对观念外化为人类社会以后才出现时间。

与唯心主义相反，一切唯物主义者都坚持时空的客观性，反对把时空看成是感性和意识的产物。但是他们又将时空的客观性无限夸大，把时空看成是脱离物质或与物质平行的独立存在。伽桑狄、洛克及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奉行机械唯物论的科学家一般都拥护和承袭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虚空说，认为时空是物体运动的框架，这个框架存在于人和人的意识之外，是均匀和绝对不变的。牛顿集机械唯物主义时空观之大成，在实验观察及前人认识的基础上，他系统地论述了绝对时空的原理，并以此为根据建立了庞大的经典力学体系。牛顿认为，“空间是一切事物的贮藏所”，时间在事物之外均匀流动，与外界无关，存在着“空无一物”和“空无一事”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

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时面对的就是上述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机械论这两种时空观。它们虽然在总体上都是错误的，但其性质不同，价值和意义也不同。唯心主义时空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哲学玄想，是适应体系建构的需要而提出的一种独断。它既无生活实践的根基，也缺少坚强的逻辑，不过是对时空现象的一种主观化的曲解而已，驳倒它并非难事。而机械唯物主义时空观，特别是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其性质和境遇则大不相同。由于绝对时空观符合人们日常的经验思维，加之在低速宏观领域内牛顿经典力学的全部原理在绝对时空中都畅通无阻，适合于人类的日常生活和一切工程设计，所以，绝对时空观长期统治着科学界和哲学界，要撼动它并非易事。

恩格斯的划时代贡献在于，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他不仅推倒了唯心主义时空观坚持了时空的客观性，而且在恪守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前提下，把时空准确地定义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一方面，时空离不开物质，如恩格斯说：“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离开物质，当然都是无，都只是在我们头脑中存在的空洞的观念、抽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556、392页。)另一方面，物质也离不开它的存在形式，只能在时空中存在，如恩格斯所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556、392页。)恩格斯给时空下的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定义又划清了与旧唯物主义机械论时空观的界限，指明时空不是与物质平行或无关的独立存在，而只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面对恩格斯的定义，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念就没有立足的余地了，时间既不是物质之外均匀流淌的河流，空间也不是盛原子的容器，相反，时空作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与物质密不可分，只要是物质存在就必定占有空间，经历时间，而时空正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和体现。这样，恩格斯就把时空与物质的关系彻底说清了，它不仅继承了旧唯物主义关于时空的客观性、广延性、持续性等合理内核，而且在历史上第一次对时空的本质予以科学的界说，从哲学上给后来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时空观留下逻辑空间。

爱因斯坦相对论是对牛顿绝对时空观念的巨大冲击，它有力地证明了恩格斯时空定义的预见性和正确性。按照恩格斯的定义，时空既然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那么，时空的特性就应由物质的状况所决定，这是逻辑上的潜台词，是可以而且应该能够导引出来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恰恰揭示了时空对物质存在状态的依赖关系：狭义相对论指出，时空的特性是随着物体运动的速度的变化而改变的，当物体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就会发生“尺缩钟慢”的现象，即空间延伸缩短，时间因速率变慢而延长；广义相对论又进一步揭示了时空与物质运动的内在联系，指出物质质量分布越大，运动速度越快，引力场作用越强，则空间曲率越大，时间流逝也越慢。

爱因斯坦相对论展示了一个前所未闻的新的时空观。1876年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时，比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早近30年。当时的时空观念无论在科学和哲学上都没有进一步跃迁的准备和积淀。在这种条件下，恩格斯凭借自己的哲学沉思，提出了时空是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正确理念，既批判了唯心主义的感性观念的时空观，又反对了旧唯物主义割裂时空与物质本质关联的机械论时空观，还包容和孕育了后来时空观念深刻变革的前提和可能，给那个时代的时空观念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个事实就使马克思在时空问题上无重新思考和重建的余地，马克思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他熟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时空观，认同时空的客观实在性，而恩格斯对时空本质的揭示远远高于历史上一切唯物主义者的水平，克服了他们时空观的种种弊病，因此，在《反杜林论》中一接触到时空问题，马克思赞同恩格斯的观点就十分自然了。

马克思一生有计划但却没有机会写出正面阐述自己哲学思想的系统专著，因而也没有可能去展示自己在物质、运动、时空等一切哲学都不可或缺的重大基本问题上的观点。但是可以想像，马克思在一些问题上没有机会表述自己的观点不等于他没有自己的观点，没有谈到时空观不等于他没有自己的时空观。各方面的情况都显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表述的时空观也就是马克思赞同的时空观。这个时空观是从旧唯物主义那里承袭过来并加以完善和发展了的，但在根本点上是一致的，如同列宁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的一切更基本的问题上，“同一切旧唯物主义者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差别”(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6页。)。列宁这句话虽然不甚精确，但道出了一个基本精神，即在时空这类唯物主义更基本的问题上，马克思同传统唯物主义观点相一致是必然的，而认同恩格斯更加精确完备的时空观就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实践时空：实践活动的广延和持续

赞同恩格斯的时空观还只是马克思时空观的一个方面，仅局限于这一方面并不能使我们满足，而且严格说来，也未能使我们的认识有更大长进。一直以来时空问题无人问津，特别是马克思的时空观成为哲学研究中的寂静领域，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认识到此就停步不前了，总觉得该说的都说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余地似乎已经告罄。其实远非如此，按照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马克思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时空观，存在着把唯物主义时空观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潜能及余地，而这是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是在唯物主义基地上发生的，他把唯物主义从传统的唯物质形态推进到唯实践的形态，创立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时空观作为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表述也随之转化为对人类实践活动的持续和规模的哲学表达。

马克思以前的时空观都是本体论思维方式的产物，是适应“解释世界”的需要，为说明世界的终极本原或本体的属性或存在方式而出现的。这种时空观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与本体或本原相一致，是彻底脱离人和人的生活实践的，仅仅是对世界终极存在或“世界图式”的一种追寻。马克思彻底扬弃了本体论思维方式，不去追寻世界的终极本原和始基，而是赋予世界以属人性质，使世界向人和人的生活现实回归。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而不是虚玄的世界乃是人生活的世界，世界的奥秘首先在于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128、131页。)“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128、131页。)把世界归结为人，使世界和自然人化，这只是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的第一层次。还要继续追问：人何以为人?人的奥秘在哪里?马克思回答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128、131页。)，劳动、实践是创造生命和世界的活动，人通过劳动而生成，通过实践而自立，劳动实践是人及自然和整个物质世界的根基和奥秘所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劳动和实践提到如同世界的本原和本体的崇高地位，他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地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8、60、86页。)，并说它哪怕中断一年，整个人类世界也就不存在了。这样，马克思作为一个唯物者与先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者相比在对世界的理解上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马克思总结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8、60、86页。)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恰恰相反，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8、60、86页。)。对世界、自然、对象、事物、感性这种理解上的根本区别，为马克思时空观的变革准备了逻辑前提，奠定了马克思新时空观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既然用实践超越了抽象的物质或自然，确立了实践活动的世界基础地位，那么原来作为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时空也就必然相应地向实践转移。经过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时空已不局限于与物质相联结，为物质而存在，只表征物质存在的持续性和广延性。而是相反，时空开始与实践活动相关联，为实践而存在，用以表征实践活动的规模大小和持续的长短。因此，对马克思来说，时空既是他一贯认同的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更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它表明实践活动的持续和广延特性。这样，先前唯物主义时空观的一个致命缺点，即离开人和人的实践来谈论时空就被彻底克服了，传统时空观的抽象性及由本体论思维方式所加诸的一切弊病也就都被扬弃了。从此，实践活动成为时空的载体，上升为时空观中的核心概念，马克思新时空观的一切要素和特点也都由此演绎而来。

马克思说过，实践即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最根本的类特性，只要人类存在，人的实践活动就永远伴随，生生不息。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活动就如同物质一样，其时间和空间也具有无限和永恒的特性。但是，实践是个总体性概念，任何具体的实践，其时空持续和规模又是暂时的、有限的，永恒和暂时、无限和有限的对立和统一是马克思新时空观的根本特点。正确处理人类实践活动的有限和无限的关系，使实践活动的持续和广延相宜适度，这是个价值取向问题。马克思新时空观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使时空由原来对物质存在的“解释”转向对实践活动的规模和持续性的关注，使时空问题成为人类实践活动时刻都必须重视的问题。对人类的实践活动来说，采取多大规模，持续多长时间，这对实践的成败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战争中战线过长，行动拖沓，不能速战速决会导致战役的失败；经济建设中基础设施规模过大，战线太长，贪多求快，也会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大跃进”年代，事事都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片面要求多、快，根本不可能好、省。所有这些事实都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实践活动中的时空适度问题。

马克思一生经历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但他从未直接谈论过实践活动中的时空选择问题。按照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时空既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那么，对时空就不应像从前那样，“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应把它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而主体都带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选择尺度，这就不能不使马克思的实践活动和理论主张带有时空的倾向性和倾斜度。比如，马克思一直认为资本是一种国际的力量，不能囿于一国或民族范围内去理解；人类历史发展是从民族史、地域史走向世界历史，驱动世界历史潮流的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要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遵从国际主义原则；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8、60、86页。)他自己的生活实践也十分广阔，称自己为“世界公民”，建立了第一个世界性的共产党，领导和支持了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革命。可以看出，马克思倾向于大尺度的宽广视野，反对狭小封闭的手工业方式，类似今天广泛流行的说法，叫做“做大做强”，“发挥规模效益”。

在时间问题上，马克思倾向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他既有对革命的急切期待，多次预言革命的发生，但他又不主张巴黎公社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发动革命，可是革命一旦发生，他又能正确对待。他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革命的胜利，可是晚年又明确表示，他“人老了”，对革命只能“预见”而不能“亲眼看见”。本来马克思一向主张革命要有序地进行，在时间上应按部就班，首先要经历资本主义，进入世界历史，然后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可是晚年当俄国出现革命形势时，他又反对革命后的俄国立即跳入资本主义火坑，主张在保存村社土地公有制的条件下，借助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共产主义。马克思跳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在时间上与原来的主张相比既是一种无序，但又明显带有抓住机遇，相机行事之意。

总之，伴随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马克思在时空观上也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他把对世界的实践理解带到时空观中，使时空由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变成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从此过去一向与人类实践活动毫不沾边并只用来“解释世界”的时空范畴就转化为人类“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基本样态。过去以本体论思维方式所理解的时空，由于只具有“解释世界”的世界观的意义，其实践功能就全部让位于牛顿经典力学的绝对时空观了。由于相对论时空观离现实太远，绝对时空观在日常生活中又畅通无阻，所以绝对时空观虽被批判，但对人类的实践活动并无妨碍。人们照样可以把时空理喻为均匀不变的河流和贮藏器，并用以计量实践活动的规模和速度。马克思的新时空观不仅使时空与实践相联结，而且赋予时空以主体性和价值选择的功能。正确地处理好实践中的时空适度问题是当代科学和哲学的新课题，它鲜明地体现了时空观也像全部哲学一样，已离开“解释世界”的静谧王国，而向生活世界回归。

信息时空：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尺缩钟慢”效应

马克思的实践时空观开时空与实践对接的先河，使时空成为人类实践活动中随时都可以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存在。与传统的物质时空观相比，这种时空观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是开放的，动态的，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和提升，形成与时代息息相通的新的时空理念。

“二战”以来，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以电子计算机为中心的网络化和数字化的信息革命，迅速地把世界推进到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大特点是高速化，与从前相比，一切都处在快速运转中。交通便利快捷，信息传递神速，计算快速简单，生活节奏加快。这一切都诱发时空的变化，并导致新时空观念的萌生。

爱因斯坦相对论认为，时空随着物体运动速度的变化而改变，当物体以接近光速运动时，空间就会缩小，而时间就会变慢。这里描述的是接近光速这种极高速度下的时空变化，人的实践活动速度的变化当然不能与之相比。但是当今信息的传递和处理已经达到每秒上百亿次，其速度之快，足以影响和带动时空的变化了。

说来也颇为神奇，如果我们沿着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的思路，把时空由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提升为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用实践的持续和规模来指谓时空，那么在当今全球化和信息化高速运转的背景下，时空确实朝着爱因斯坦相对论所指引的方向发生深刻的变化。首先是空间缩短，人类正深切地感受到他们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地球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在规模效应的作用下，人类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空间规模的缺乏和宝贵，地大物博不存在了，土地稀少，资源奇缺，海洋和地球空间争夺激烈，人和动物也在争夺生存空间。万里之遥，瞬间通话，洲际之隔，半日到达，今日的世界犹如一台电脑，在股掌方寸之中，人生的斗争拼搏犹如棋盘上的博弈。其次是时间变慢，单位时间效率大增，“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和“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正在到来。高速意味着效率，而效率就意味着时间的节省，能在较少的时间内做出最大的效益。如果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耗费了很多时间，其效率自然低下。只有时间过得慢，用较少的时间间隔产生出相当于“二十年”、“几千年”的效益才能体现出高速的意义。所以，速度快、空间小的另一面必然是时钟变慢，这主要通过效益竞争、寿命延长、生产流程加速、策划研发、推销等非生产要素的增加等直接间接地反映出来。时间弥足珍贵，必须一分一秒地充分发挥其效益，倏忽而过，无所事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全球化信息化所带来的时空变化正在多方面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给传统的生活习俗、节律带来极大的冲击和挑战。

首先，空间变小使人们交往的机会增多，交往越来越超出民族或地域的狭小范围，而趋向国际化，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验证和充实。交往的增多使竞争日趋激烈，国外的商品、资本都会冲击本国市场，行业垄断逐渐被打破，在人们密切交往的同时，磨擦纷争也会增多，交往的诚信受到考验，法律和道德的救助越来越成为必需。

第二，空间变小将使世界越来越拥挤和嘈杂，为了摆脱由此而来的烦躁，地球将面临更深度的开发。一方面城市扩大，土地减少，耕地、林地、草地不断锐减；另一方面，地铁增多，高层建筑拔地林立，海洋的进一步开发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人们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相对宽裕的自由空间，以求得安逸和清静。人类的这种本性和需求是难以遏止的，所以，土地、空间、海洋的竞争永无终结，由此将大大改变地球的面貌，加剧生态危机。同时也会从相反方面激起一部分人的出世情怀，他们厌倦交往，逃避斗争，过分迷恋电脑，在其虚拟的场景中讨生活，以满足自己对空间的需求感。

第三，空间缩小导致与空间相关联的产品价格高昂，从而影响人们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心理。土地是人类生存之母，房屋、道路和农产品都是土地的产物，直接关系着人类的衣食住行，粮食可以通过科技革命，大幅度提高单产来平衡粮价，而房屋和道路所占据的土地则是不可再生的，只能越用越少，这就不能不使房屋和道路的价格总趋势绝对升高。比较起来，道路尚有海洋、空间、地下可用来分流，而房屋价格最易长期居高不下，占据人们消费支出的主要部分。在发达国家，人们几乎用一辈子的努力来解决住房问题，我国也出现类似趋势。这就说明，人们虽不明了空间的哲理，但生活的现实已使他们确信，拥有自己的一块空间该是多么重要。

第四，时间变慢昭示我们应百倍地珍爱生命，充分地享受生活。时间变慢对人的实践活动来说，是间接感受到的，主要是与从前相比照。过去，在那种悠闲的生活状态下，时光不知不觉一晃而过，与此同时，成就鲜有，常有光阴似箭的虚度感。而当代，时间的含金量极高，每一时刻都联结着巨大的效益，乘飞机可以一小时就飞到千里之外，一部复杂的电脑和汽车可以在几分钟之内组装起来。所以现代时间十分珍贵，都是一秒一秒数着过去的。时间变慢意味着效率的提高和由此带来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改善，人们会产生一种仔细品味生活，充分享受生活的时代认同感。寿命成倍地延长，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过去为温饱而奔波的危机感消失了，电视、上网、锻炼、旅游等享受生活的众多乐天项目被开发出来。这一切都有一个背后的潜台词：时间在变慢、效率在提高、寿命在增长、生活在变好。因此，必须百倍地珍爱生命，充分地享受生活，这是时代的昭示，也是当代人类面临的新的课题，我们要从时空观的演变上确立这种哲学的自觉。

第五，时空适度问题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而迫切。人类作为智慧动物，在实践活动中凭借自发本能都会意识到时空适度的重要性，因为时空的失衡意味着资源和劳动的浪费。但是，从前时空不适度造成的危害远不及今天来得大，人们也经常重视不足。在计划经济时代，工厂的规模大小，工人人数的多少，浪费程度多大，往往不予计算或者算不出来，因此出现许多规模过大、效益不高的超级大厂。“文革”及“文革”以前搞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或生产运动成风，规模过大、时间过长，从不计算投入产出，更出现停产闹革命、停课闹革命的荒唐事。而“大跃进”中遍地开花的大炼钢铁的小铁炉，后来允许兴建的大量小煤矿、小金矿等又是规模过小，技术落后，不断出现安全事故。这些都值得我们引以为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深刻体悟到时空问题的重要性，并从适度把握时空机制入手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举措。邓小平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就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隔几年就上一个新台阶，首先从时间上为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规范。加快发展以提高效率为前提，高效率就要求在少时间内多出成果，这是与信息时代时间变慢的效应完全一致的。

近年来随着企业的破产、兼并和重组，规模效益日益显示出来。世界500强企业许多都是跨国公司或集团，商业中世界规模的连锁店在竞争中拥有巨大优势。我国高等教育实施扩招，把学校规模做大，已使许多学校走出办学的低谷。当然，在空间上也决非规模越大越好。发达国家的小农场支撑农业生产的全部或大部，它远比我国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和前苏联的集体农庄优越得多。我国从具体国情出发，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规模虽小，但机制灵活，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多年来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并走上由关注量而转向追求质的良性发展道路。

汽车机械论文篇5

【正文】

在马克思一生浩如烟海的著述中，除了早年的博士论文以外，直接谈及时空问题的，迄今未见。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但也是个谜团，令人疑惑不解。时空观如同物质观、意识观、运动观、真理观一样，是哲学构成的基本板块，为一切完备的哲学体系所必需。马克思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实是不可能存在时空空场的。那么，马克思的时空观在哪里呢?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形态呢?下面试作一间接的探寻和演绎。

物质时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说：“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556、392页。)而《反杜林论》恰恰是恩格斯集中论述时空问题的著作，那里曾专辟一章《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既然马克思对《反杜林论》全书，其中包括时空这一章已经“听”了，有所“了解”，并未提出异议，那么就可以认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阐发的时空观也就是马克思所赞同的时空观。

马克思赞同恩格斯的时空观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学理意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把时空定义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并在批判杜林的过程中深刻地论述了空间的无限性和三维性以及时间的永恒性与一维性等原理。恩格斯对时空本质和特性的表述是对历史上唯物主义时空观的批判继承，代表了当时对时空认识的最高水平。

古代不可能有时空观，古人只能从自身活动和对自然界的变化的观察和体悟中形成顺序、间隔、距离、规模等模糊的时空意识。德谟克利特开独立的空间概念之先河，他的原子—虚空说实际上是把虚空理解为空间，认其为原子运动的场所。从此开始，对时空的研思越来越独立化、抽象化，走上了纯粹的哲学致思之路。

历史上一切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共同特点是否认时空的客观性，把时空看成是主观感觉或意识的产物。贝克莱把他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命题运用于时空，认为时空仅仅是人们心中的观念。他的名言是：“离开了心中观念的前后继承，时间是不存在的。”还说：“广袤所在之外……即是在他心中的。”康德也反对时空的客观性，认为时空不过是人类先验固有的“感性直观的纯粹形式”，在他看来，抽去感性，时空就不存在。黑格尔不仅认为时空是绝对观念的外化，还杜撰了时空分离论，认为自然界先有空间，绝对观念外化为人类社会以后才出现时间。

与唯心主义相反，一切唯物主义者都坚持时空的客观性，反对把时空看成是感性和意识的产物。但是他们又将时空的客观性无限夸大，把时空看成是脱离物质或与物质平行的独立存在。伽桑狄、洛克及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奉行机械唯物论的科学家一般都拥护和承袭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虚空说，认为时空是物体运动的框架，这个框架存在于人和人的意识之外，是均匀和绝对不变的。牛顿集机械唯物主义时空观之大成，在实验观察及前人认识的基础上，他系统地论述了绝对时空的原理，并以此为根据建立了庞大的经典力学体系。牛顿认为，“空间是一切事物的贮藏所”，时间在事物之外均匀流动，与外界无关，存在着“空无一物”和“空无一事”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

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时面对的就是上述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机械论这两种时空观。它们虽然在总体上都是错误的，但其性质不同，价值和意义也不同。唯心主义时空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哲学玄想，是适应体系建构的需要而提出的一种独断。它既无生活实践的根基，也缺少坚强的逻辑，不过是对时空现象的一种主观化的曲解而已，驳倒它并非难事。而机械唯物主义时空观，特别是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其性质和境遇则大不相同。由于绝对时空观符合人们日常的经验思维，加之在低速宏观领域内牛顿经典力学的全部原理在绝对时空中都畅通无阻，适合于人类的日常生活和一切工程设计，所以，绝对时空观长期统治着科学界和哲学界，要撼动它并非易事。

恩格斯的划时代贡献在于，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他不仅推倒了唯心主义时空观坚持了时空的客观性，而且在恪守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前提下，把时空准确地定义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一方面，时空离不开物质，如恩格斯说：“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离开物质，当然都是无，都只是在我们头脑中存在的空洞的观念、抽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556、392页。)另一方面，物质也离不开它的存在形式，只能在时空中存在，如恩格斯所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556、392页。)恩格斯给时空下的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定义又划清了与旧唯物主义机械论时空观的界限，指明时空不是与物质平行或无关的独立存在，而只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面对恩格斯的定义，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念就没有立足的余地了，时间既不是物质之外均匀流淌的河流，空间也不是盛原子的容器，相反，时空作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与物质密不可分，只要是物质存在就必定占有空间，经历时间，而时空正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和体现。这样，恩格斯就把时空与物质的关系彻底说清了，它不仅继承了旧唯物主义关于时空的客观性、广延性、持续性等合理内核，而且在历史上第一次对时空的本质予以科学的界说，从哲学上给后来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时空观留下逻辑空间。

爱因斯坦相对论是对牛顿绝对时空观念的巨大冲击，它有力地证明了恩格斯时空定义的预见性和正确性。按照恩格斯的定义，时空既然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那么，时空的特性就应由物质的状况所决定，这是逻辑上的潜台词，是可以而且应该能够导引出来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恰恰揭示了时空对物质存在状态的依赖关系：狭义相对论指出，时空的特性是随着物体运动的速度的变化而改变的，当物体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就会发生“尺缩钟慢”的现象，即空间延伸缩短，时间因速率变慢而延长；广义相对论又进一步揭示了时空与物质运动的内在联系，指出物质质量分布越大，运动速度越快，引力场作用越强，则空间曲率越大，时间流逝也越慢。

爱因斯坦相对论展示了一个前所未闻的新的时空观。1876年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时，比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早近30年。当时的时空观念无论在科学和哲学上都没有进一步跃迁的准备和积淀。在这种条件下，恩格斯凭借自己的哲学沉思，提出了时空是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正确理念，既批判了唯心主义的感性观念的时空观，又反对了旧唯物主义割裂时空与物质本质关联的机械论时空观，还包容和孕育了后来时空观念深刻变革的前提和可能，给那个时代的时空观念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个事实就使马克思在时空问题上无重新思考和重建的余地，马克思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他熟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时空观，认同时空的客观实在性，而恩格斯对时空本质的揭示远远高于历史上一切唯物主义者的水平，克服了他们时空观的种种弊病，因此，在《反杜林论》中一接触到时空问题，马克思赞同恩格斯的观点就十分自然了。

马克思一生有计划但却没有机会写出正面阐述自己哲学思想的系统专著，因而也没有可能去展示自己在物质、运动、时空等一切哲学都不可或缺的重大基本问题上的观点。但是可以想像，马克思在一些问题上没有机会表述自己的观点不等于他没有自己的观点，没有谈到时空观不等于他没有自己的时空观。各方面的情况都显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表述的时空观也就是马克思赞同的时空观。这个时空观是从旧唯物主义那里承袭过来并加以完善和发展了的，但在根本点上是一致的，如同列宁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的一切更基本的问题上，“同一切旧唯物主义者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差别”(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6页。)。列宁这句话虽然不甚精确，但道出了一个基本精神，即在时空这类唯物主义更基本的问题上，马克思同传统唯物主义观点相一致是必然的，而认同恩格斯更加精确完备的时空观就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实践时空：实践活动的广延和持续

赞同恩格斯的时空观还只是马克思时空观的一个方面，仅局限于这一方面并不能使我们满足，而且严格说来，也未能使我们的认识有更大长进。一直以来时空问题无人问津，特别是马克思的时空观成为哲学研究中的寂静领域，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认识到此就停步不前了，总觉得该说的都说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余地似乎已经告罄。其实远非如此，按照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马克思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时空观，存在着把唯物主义时空观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潜能及余地，而这是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是在唯物主义基地上发生的，他把唯物主义从传统的唯物质形态推进到唯实践的形态，创立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时空观作为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表述也随之转化为对人类实践活动的持续和规模的哲学表达。

马克思以前的时空观都是本体论思维方式的产物，是适应“解释世界”的需要，为说明世界的终极本原或本体的属性或存在方式而出现的。这种时空观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与本体或本原相一致，是彻底脱离人和人的生活实践的，仅仅是对世界终极存在或“世界图式”的一种追寻。马克思彻底扬弃了本体论思维方式，不去追寻世界的终极本原和始基，而是赋予世界以属人性质，使世界向人和人的生活现实回归。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而不是虚玄的世界乃是人生活的世界，世界的奥秘首先在于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128、131页。)“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128、131页。)把世界归结为人，使世界和自然人化，这只是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的第一层次。还要继续追问：人何以为人?人的奥秘在哪里?马克思回答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128、131页。)，劳动、实践是创造生命和世界的活动，人通过劳动而生成，通过实践而自立，劳动实践是人及自然和整个物质世界的根基和奥秘所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劳动和实践提到如同世界的本原和本体的崇高地位，他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地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8、60、86页。)，并说它哪怕中断一年，整个人类世界也就不存在了。这样，马克思作为一个唯物者与先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者相比在对世界的理解上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马克思总结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8、60、86页。)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恰恰相反，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8、60、86页。)。对世界、自然、对象、事物、感性这种理解上的根本区别，为马克思时空观的变革准备了逻辑前提，奠定了马克思新时空观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既然用实践超越了抽象的物质或自然，确立了实践活动的世界基础地位，那么原来作为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时空也就必然相应地向实践转移。经过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时空已不局限于与物质相联结，为物质而存在，只表征物质存在的持续性和广延性。而是相反，时空开始与实践活动相关联，为实践而存在，用以表征实践活动的规模大小和持续的长短。因此，对马克思来说，时空既是他一贯认同的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更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它表明实践活动的持续和广延特性。这样，先前唯物主义时空观的一个致命缺点，即离开人和人的实践来谈论时空就被彻底克服了，传统时空观的抽象性及由本体论思维方式所加诸的一切弊病也就都被扬弃了。从此，实践活动成为时空的载体，上升为时空观中的核心概念，马克思新时空观的一切要素和特点也都由此演绎而来。

马克思说过，实践即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最根本的类特性，只要人类存在，人的实践活动就永远伴随，生生不息。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活动就如同物质一样，其时间和空间也具有无限和永恒的特性。但是，实践是个总体性概念，任何具体的实践，其时空持续和规模又是暂时的、有限的，永恒和暂时、无限和有限的对立和统一是马克思新时空观的根本特点。

正确处理人类实践活动的有限和无限的关系，使实践活动的持续和广延相宜适度，这是个价值取向问题。马克思新时空观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使时空由原来对物质存在的“解释”转向对实践活动的规模和持续性的关注，使时空问题成为人类实践活动时刻都必须重视的问题。对人类的实践活动来说，采取多大规模，持续多长时间，这对实践的成败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战争中战线过长，行动拖沓，不能速战速决会导致战役的失败；经济建设中基础设施规模过大，战线太长，贪多求快，也会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大跃进”年代，事事都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片面要求多、快，根本不可能好、省。所有这些事实都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实践活动中的时空适度问题。

马克思一生经历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但他从未直接谈论过实践活动中的时空选择问题。按照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时空既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那么，对时空就不应像从前那样，“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应把它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而主体都带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选择尺度，这就不能不使马克思的实践活动和理论主张带有时空的倾向性和倾斜度。比如，马克思一直认为资本是一种国际的力量，不能囿于一国或民族范围内去理解；人类历史发展是从民族史、地域史走向世界历史，驱动世界历史潮流的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要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遵从国际主义原则；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8、60、86页。)他自己的生活实践也十分广阔，称自己为“世界公民”，建立了第一个世界性的共产党，领导和支持了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革命。可以看出，马克思倾向于大尺度的宽广视野，反对狭小封闭的手工业方式，类似今天广泛流行的说法，叫做“做大做强”，“发挥规模效益”。

在时间问题上，马克思倾向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他既有对革命的急切期待，多次预言革命的发生，但他又不主张巴黎公社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发动革命，可是革命一旦发生，他又能正确对待。他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革命的胜利，可是晚年又明确表示，他“人老了”，对革命只能“预见”而不能“亲眼看见”。本来马克思一向主张革命要有序地进行，在时间上应按部就班，首先要经历资本主义，进入世界历史，然后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可是晚年当俄国出现革命形势时，他又反对革命后的俄国立即跳入资本主义火坑，主张在保存村社土地公有制的条件下，借助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共产主义。马克思跳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在时间上与原来的主张相比既是一种无序，但又明显带有抓住机遇，相机行事之意。

总之，伴随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马克思在时空观上也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他把对世界的实践理解带到时空观中，使时空由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变成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从此过去一向与人类实践活动毫不沾边并只用来“解释世界”的时空范畴就转化为人类“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基本样态。过去以本体论思维方式所理解的时空，由于只具有“解释世界”的世界观的意义，其实践功能就全部让位于牛顿经典力学的绝对时空观了。由于相对论时空观离现实太远，绝对时空观在日常生活中又畅通无阻，所以绝对时空观虽被批判，但对人类的实践活动并无妨碍。人们照样可以把时空理喻为均匀不变的河流和贮藏器，并用以计量实践活动的规模和速度。马克思的新时空观不仅使时空与实践相联结，而且赋予时空以主体性和价值选择的功能。正确地处理好实践中的时空适度问题是当代科学和哲学的新课题，它鲜明地体现了时空观也像全部哲学一样，已离开“解释世界”的静谧王国，而向生活世界回归。

信息时空：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尺缩钟慢”效应

马克思的实践时空观开时空与实践对接的先河，使时空成为人类实践活动中随时都可以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存在。与传统的物质时空观相比，这种时空观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是开放的，动态的，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和提升，形成与时代息息相通的新的时空理念。

“二战”以来，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以电子计算机为中心的网络化和数字化的信息革命，迅速地把世界推进到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大特点是高速化，与从前相比，一切都处在快速运转中。交通便利快捷，信息传递神速，计算快速简单，生活节奏加快。这一切都诱发时空的变化，并导致新时空观念的萌生。

爱因斯坦相对论认为，时空随着物体运动速度的变化而改变，当物体以接近光速运动时，空间就会缩小，而时间就会变慢。这里描述的是接近光速这种极高速度下的时空变化，人的实践活动速度的变化当然不能与之相比。但是当今信息的传递和处理已经达到每秒上百亿次，其速度之快，足以影响和带动时空的变化了。

说来也颇为神奇，如果我们沿着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的思路，把时空由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提升为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用实践的持续和规模来指谓时空，那么在当今全球化和信息化高速运转的背景下，时空确实朝着爱因斯坦相对论所指引的方向发生深刻的变化。首先是空间缩短，人类正深切地感受到他们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地球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在规模效应的作用下，人类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空间规模的缺乏和宝贵，地大物博不存在了，土地稀少，资源奇缺，海洋和地球空间争夺激烈，人和动物也在争夺生存空间。万里之遥，瞬间通话，洲际之隔，半日到达，今日的世界犹如一台电脑，在股掌方寸之中，人生的斗争拼搏犹如棋盘上的博弈。其次是时间变慢，单位时间效率大增，“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和“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正在到来。高速意味着效率，而效率就意味着时间的节省，能在较少的时间内做出最大的效益。如果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耗费了很多时间，其效率自然低下。只有时间过得慢，用较少的时间间隔产生出相当于“二十年”、“几千年”的效益才能体现出高速的意义。所以，速度快、空间小的另一面必然是时钟变慢，这主要通过效益竞争、寿命延长、生产流程加速、策划研发、推销等非生产要素的增加等直接间接地反映出来。时间弥足珍贵，必须一分一秒地充分发挥其效益，倏忽而过，无所事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全球化信息化所带来的时空变化正在多方面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给传统的生活习俗、节律带来极大的冲击和挑战。

首先，空间变小使人们交往的机会增多，交往越来越超出民族或地域的狭小范围，而趋向国际化，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验证和充实。交往的增多使竞争日趋激烈，国外的商品、资本都会冲击本国市场，行业垄断逐渐被打破，在人们密切交往的同时，磨擦纷争也会增多，交往的诚信受到考验，法律和道德的救助越来越成为必需。

第二，空间变小将使世界越来越拥挤和嘈杂，为了摆脱由此而来的烦躁，地球将面临更深度的开发。一方面城市扩大，土地减少，耕地、林地、草地不断锐减；另一方面，地铁增多，高层建筑拔地林立，海洋的进一步开发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人们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相对宽裕的自由空间，以求得安逸和清静。人类的这种本性和需求是难以遏止的，所以，土地、空间、海洋的竞争永无终结，由此将大大改变地球的面貌，加剧生态危机。同时也会从相反方面激起一部分人的出世情怀，他们厌倦交往，逃避斗争，过分迷恋电脑，在其虚拟的场景中讨生活，以满足自己对空间的需求感。

第三，空间缩小导致与空间相关联的产品价格高昂，从而影响人们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心理。土地是人类生存之母，房屋、道路和农产品都是土地的产物，直接关系着人类的衣食住行，粮食可以通过科技革命，大幅度提高单产来平衡粮价，而房屋和道路所占据的土地则是不可再生的，只能越用越少，这就不能不使房屋和道路的价格总趋势绝对升高。比较起来，道路尚有海洋、空间、地下可用来分流，而房屋价格最易长期居高不下，占据人们消费支出的主要部分。在发达国家，人们几乎用一辈子的努力来解决住房问题，我国也出现类似趋势。这就说明，人们虽不明了空间的哲理，但生活的现实已使他们确信，拥有自己的一块空间该是多么重要。

第四，时间变慢昭示我们应百倍地珍爱生命，充分地享受生活。时间变慢对人的实践活动来说，是间接感受到的，主要是与从前相比照。过去，在那种悠闲的生活状态下，时光不知不觉一晃而过，与此同时，成就鲜有，常有光阴似箭的虚度感。而当代，时间的含金量极高，每一时刻都联结着巨大的效益，乘飞机可以一小时就飞到千里之外，一部复杂的电脑和汽车可以在几分钟之内组装起来。所以现代时间十分珍贵，都是一秒一秒数着过去的。时间变慢意味着效率的提高和由此带来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改善，人们会产生一种仔细品味生活，充分享受生活的时代认同感。寿命成倍地延长，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过去为温饱而奔波的危机感消失了，电视、上网、锻炼、旅游等享受生活的众多乐天项目被开发出来。这一切都有一个背后的潜台词：时间在变慢、效率在提高、寿命在增长、生活在变好。因此，必须百倍地珍爱生命，充分地享受生活，这是时代的昭示，也是当代人类面临的新的课题，我们要从时空观的演变上确立这种哲学的自觉。

第五，时空适度问题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而迫切。人类作为智慧动物，在实践活动中凭借自发本能都会意识到时空适度的重要性，因为时空的失衡意味着资源和劳动的浪费。但是，从前时空不适度造成的危害远不及今天来得大，人们也经常重视不足。在计划经济时代，工厂的规模大小，工人人数的多少，浪费程度多大，往往不予计算或者算不出来，因此出现许多规模过大、效益不高的超级大厂。“文革”及“文革”以前搞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或生产运动成风，规模过大、时间过长，从不计算投入产出，更出现停产闹革命、停课闹革命的荒唐事。而“大跃进”中遍地开花的大炼钢铁的小铁炉，后来允许兴建的大量小煤矿、小金矿等又是规模过小，技术落后，不断出现安全事故。这些都值得我们引以为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深刻体悟到时空问题的重要性，并从适度把握时空机制入手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举措。邓小平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就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隔几年就上一个新台阶，首先从时间上为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规范。加快发展以提高效率为前提，高效率就要求在少时间内多出成果，这是与信息时代时间变慢的效应完全一致的。

近年来随着企业的破产、兼并和重组，规模效益日益显示出来。世界500强企业许多都是跨国公司或集团，商业中世界规模的连锁店在竞争中拥有巨大优势。我国高等教育实施扩招，把学校规模做大，已使许多学校走出办学的低谷。当然，在空间上也决非规模越大越好。发达国家的小农场支撑农业生产的全部或大部，它远比我国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和前苏联的集体农庄优越得多。我国从具体国情出发，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规模虽小，但机制灵活，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多年来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并走上由关注量而转向追求质的良性发展道路。

汽车机械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循环经济税收政策探讨

【论文摘要】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这就要求我们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的循环发展。循环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方面的支持,政府的推动和积极倡导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保证,而税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无疑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所以当前如何利用税收政策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循环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循环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它关注的是资源减量、循环及再利用的问题。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尤其是财政税收政策,调节和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建立起自觉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机制。

1税收与发展循环经济的关系

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和调控企业经济行为最有效的措施,政府制定的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是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主导推动力。发展循环经济必须由立法机构和政府制定一系列强制性的法律和政策规则,规范企业和消费者的市场行为。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不是直接作为微观的主体加入循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而是通过制度安排,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激励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循环经济模式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其中政府制定的税收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适当提高资源税和改进计征办法,使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获得应有的收益比如对一些严重污染环境的物品开征环境税,提高排污收费标准或将费改税,从严征收,使环境成本内部化;比如扩大综合利用“三废”税收减免的范围,对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减免税收;比如加强对资源性产品和开发生产过程中高污染的产品进口关税或出口退税的调节力度,等等。总之,通过有增、有减的税收调节,起到限制和鼓励某种经济活动的作用,也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根本性措施之一。

2我国循环经济税收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2.1资源利用环节

2.1.1对资源课税的目的局限于调节级差收入,其定位与当前循环经济的战略不相符合

现阶段我国自然资源由国家垄断,而参与市场经济的主体无论是企业或个人,均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必然体现为一定的经济差别。而我国现行的资源课税体系是通过制定定额税率对经营过程中的级差收入进行调节,而对占用国有自然资源必然带来的收益未纳入资源课税体系,使各个经济主体竞相掠夺性地开采和使用自然资源,从而影响我国循环经济战略的实施。

2.1.2现行税制对资源课税的范围窄,税收的调控功能无法发挥到位

目前,我国对资源课税范围仅限定在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其他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属于资源课税体系,仍然征收资源使用费,形成税费并存的局面。收取资源使用费,随意性很大,社会效益低下;资源课税和资源使用费给经营者带来的负担不同,产生不公平的问题;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浪费现象严重,生态效益低下。

2.1.3资源课税的规定比较分散,未形成统一、协调的课税体系

我国现行资源课税的规定主要分布于《增值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资源税暂行条例》、《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和《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等税收法规之中,各个条例都有自己的立法目的,税收政策体系不配套,无法形循环经济税收政策研究成严密的调控体系。

2.1.4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不合理

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是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对企业已经开采但未销售或未使用的资源不征税,直接鼓励了企业和个人对资源的无序开采,造成大量的资源积压和浪费。《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规定,计税依据是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耕地)面积,基本未考虑土地所处的地理位置及以后该地段的土地价格及收益情况,刺激了企业和个人占用好地以及繁华地段的土地,加剧了人类生存空间与土地使用的矛盾。

2.1.5税率的设计与价格机制不协调,无法实现立法初衷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会不断增加,资源的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按照市场机制原理,资源的价格必然会提高。但我国现行资源课税税收制度大多数采用定额税率,使应纳税额与资源的价格相脱离,税率、应纳税额与价格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联系,税收杠杆和价格杠杆均无法发挥调节作用。

2.2产品制造环节

2.2.1增值税存在的问题

虽然新税法规定符合条件的固定资产的进项税可以抵扣,但该项优惠局限性很大。另外,当前增值税即征即退、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只集中在电力、水泥、新型墙体材料方面,仅涉及煤研石、石煤、炉渣、粉煤灰、油母页岩等几项,这些只是循环经济的一小部分,还有很多其他的循环链及相应的原料和产品未被纳入。

2.2.2消费税存在的问题

现行消费税对发展循环经济能够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从范围上看,没有涉及我国消费最主要的能源产品—煤炭,那些容易给环境带来污染的日常消费品如电池、一次性塑料包装袋、一次性餐饮容器等,也没有被列入征税范围。而且从力度上看,现行消费税很难对重要战略资源(如石油)的消费起到限制作用。

2.2.3企业所得税存在的问题

首先,现行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期限过短、优惠方式单一。目前所得税对循环利用资源的企业优惠期限为5年或1年,不符合循环利用企业的运行规律.因为循环利用企业从正式投产经营到形成一定规模并初见效益一般需要几年的时间,维护正常生产的成本也比浪费资源进行生产的企业成本高。所以,一旦优惠期过,企业面临的是同其他非循环企业一样的税收政策以及高于这些企业的生产成本,很容易导致企业放弃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的生产模式,转向低成本利用原生材料生产的模式。同时,优惠方式单一,仅限于减免税,缺乏针对性、灵活性和可持续性。其次,企业所得税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及无形资产的摊销管理很严,对折旧方法,折旧年限,残值比例,摊销方法和年限都有严格的限定。

2.3资源再利用环节

2.3.1增值税存在的问题

在资源再利用环节,增值税没有形成合理的税负差距。对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来说,以低成本的废渣等废弃物为原料进行生产,产品增值部分所占比例较高,而使用的废弃物又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虽然取得相关票据,但抵扣率低于征收率,在按增值的比例缴纳增值税时,形成高征收低抵扣的状况,与其他非循环利用资源的企业相比要缴纳更高比例的税收。另外,增值税优惠政策的设计思路遵循的是“末端治理”的资源化原则。比如对废旧物资回收企业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废旧物资回收企业和以废旧物资为原料的生产企业一般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但其优惠程度回收企业明显高于生产利用企业,具有鼓励回收有余、促进生产利用不足的嫌疑。国家对资源综合利用的增值税优惠,促使一部分企业投资于对资源废弃物的综合治理中,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但这一政策只是促使企业把废弃物再次变成资源以减少最终处理量,而没有考虑从输入端节约资源的减化和尽可能延长产品使用周期的再利用原则。

2.3.2所得税存在的问题

在这个环节,企业所得税仍然存在着税收优惠期限过短、优惠方式单一的问题,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在废弃物产生环节,没有设立适当的税种。目前对企业的污染行为,是以循环经济税收政策研究排污费的形式对空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排放进行末端约束。现行排污费制度存在收费标准偏低、征收面窄、征收依据不科学、征收效率低等一系列问题,且专向收费的收入功能在一些地区被异化,演变为收入第一、治污第二,在制度安排上不利于环保及循环经济工作的开展。由于总体上企业的排污负担较低,一些社会责任感不强的企业在副产品综合循环利用与排污两者之间选择排污。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税制中的优惠政策本身没有充分体现循环经济税收理念,不利于政策引导作用的充分发挥;而涉及循环经济的主要税种调解力度不均衡、不到位,甚至缺位,不利于资源的节约、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

3我国循环经济税收政策的完善

3.1资源利用环节相关税收的完善

(1)生产和消费要尽可能地从使用污染环境的原料和能源转移到可再生利用的材料上来,从而奠定了减少污染物排放和废物资源化的基础,是再循环的前提。而且,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出,通过原材料和能源消耗的减量化,也可以使不可再生资源的循环周期拉长,为自然资源的再生和人类寻找替代资源提供了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从而促进自然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2)生产者应尽可能地生产可以满足消费需求的、可以直接再延用或回收再利用的包装材料、容器和其他产品,减少废弃物的产生量,为再利用原则创造条件。显而易见,通过再利用和再循环原则的实施,反过来又深化了减量化的实施。而循环经济的税收政策中,资源课税是实现减量化的有效手段,所以,当前对资源课税的改革和完善也就成为了重点。

(3)建立一般性质的资源税,弱化其原有的调节级差收益的功能,向所有的自然资源开采、生产单位和个人普遍征收。改革之初,建议先将水资源、森林资源和草场资源纳入征税范围,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和森林、草场资源的生态破坏问题。条件成熟时,将现行的其他税种如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纳入资源税,并将其他资源(如海洋、地热、动植物等)纳入其征税范围。

(4)调整税率,对所有的资源应普遍提高单位税额或税率,使之与目前资源市场的供求状况相协调。通过对资源税的改革,可以提高自然资源的价格,有利于从物质输入端对物质的输入量进行控制,适当减少对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同时也有利于缩小原生.资源与再生资源的价格差距,促进对再生资源的再循环利用。

3.2产品制造环节相关税收的完善

3.2.1增值税的完善

当原材料投入生产环节后,税源不容易控制。因此从效率角度看,不适宜作为重要的纳税环节。重点应该放在对符合循环经济的行为给与相应的税收优惠上。针对国家将要出台的发展循环经济的产品目录,结合工艺流程特点、重要性、现实可操作性一要求,有选择地扩大增值税即征即退、减半征收的产品适用面。重点是重化工产业部分产业链上的产品,因为这些产业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其税收优惠效应将会得到有效扩散,有利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进而引起我国经济结构和布局的变革。

3.2.2消费税的完善

要重点将非循环经济范畴的重要消费品纳入消费税范畴,以此拉开其与循环经济范畴产品的税负差距。应把资源消耗量大的消费品,如一次性生活用品、高档建材等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对高能耗的享受型交通工具,如大排量的小汽车、越野车、摩托车等征收较高的消费税,对使用新型或可再生能源的低能耗的交通工具实行低税或免税。为了保护煤炭这一宝贵的战略资源,缩小其与石化能源的比价,可增设煤炭资源消费税税目。对于资源消耗量小、能循环利用资源的产品和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绿色产品、清洁产品不征收消费税。

3.2.3企业所得税的完善

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只要在生产过程中积极购置机器设备防止污染,改进技术、工艺流程,生产高产出、低消耗产品,或者在资源开采和利用中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回收率以减少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等,均给予税收减免优惠。

3.3资源再利用环节相关税收的完善

3.3.1增值税的完善

对利用废旧物资生产的产品,除继续实行从废旧物资经营单位取得普通发票所注明金额的10%抵扣进项税额的政策外,在企业能按税法规定或税务机关依法确定的核算条件下,再按利用废旧物资的价值比例给予同比例减征增值税的优惠。对资源综合利用企业从外部购入的废渣等原材料、循环利用的内部废弃物等纳入增值税抵扣链条。在核实购入量、使用量等数据基础上准予抵扣,从而降低企业税负,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对于意义重大、但回收成本高、经营亏损的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如垃圾电厂、废旧电池处理厂等,可由他们在即征即退和免税等优惠政策中自行选择一种优惠方式,并上报主管税务局备案。

3.3.2企业所得税的完善

对综合利用资源的企业,制定多种优惠方式。例如对于新成立的以废弃物为原材料的企业,可以采用在开始经营生产的五年内减免税收的方式;对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综合利用内部生产形成的废弃物,可以给予延期纳税或退税的政策;也可以由符合条件的企业自行申请所得税优惠方式,税务机关予以审批。另外,对按照循环经济模式设立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综合税收优惠,以从源头上鼓励企业进行可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孟赤兵.循环经济要览[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5.

[2]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组委会秘书处.中国循环经济高端论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张凯.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

汽车机械论文篇7

【论文摘要】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这就要求我们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的循环发展。循环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方面的支持,政府的推动和积极倡导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保证,而税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无疑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所以当前如何利用税收政策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循环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循环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它关注的是资源减量、循环及再利用的问题。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尤其是财政税收政策,调节和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建立起自觉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机制。

1 税收与发展循环经济的关系

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和调控企业经济行为最有效的措施,政府制定的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是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主导推动力。发展循环经济必须由立法机构和政府制定一系列强制性的法律和政策规则,规范企业和消费者的市场行为。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不是直接作为微观的主体加入循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而是通过制度安排,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激励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循环经济模式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其中政府制定的税收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适当提高资源税和改进计征办法,使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获得应有的收益比如对一些严重污染环境的物品开征环境税,提高排污收费标准或将费改税,从严征收,使环境成本内部化;比如扩大综合利用“三废”税收减免的范围,对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减免税收;比如加强对资源性产品和开发生产过程中高污染的产品进口关税或出口退税的调节力度,等等。总之,通过有增、有减的税收调节,起到限制和鼓励某种经济活动的作用,也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根本性措施之一。

2 我国循环经济税收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资源利用环节

2.1.1 对资源课税的目的局限于调节级差收入,其定位与当前循环经济的战略不相符合

现阶段我国自然资源由国家垄断,而参与市场经济的主体无论是企业或个人,均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必然体现为一定的经济差别。而我国现行的资源课税体系是通过制定定额税率对经营过程中的级差收入进行调节,而对占用国有自然资源必然带来的收益未纳入资源课税体系,使各个经济主体竞相掠夺性地开采和使用自然资源,从而影响我国循环经济战略的实施。

2.1.2 现行税制对资源课税的范围窄,税收的调控功能无法发挥到位

目前,我国对资源课税范围仅限定在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其他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属于资源课税体系,仍然征收资源使用费,形成税费并存的局面。收取资源使用费,随意性很大,社会效益低下;资源课税和资源使用费给经营者带来的负担不同,产生不公平的问题;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浪费现象严重,生态效益低下。

2.1.3 资源课税的规定比较分散,未形成统一、协调的课税体系

我国现行资源课税的规定主要分布于《增值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资源税暂行条例》、《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和《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等税收法规之中,各个条例都有自己的立法目的,税收政策体系不配套,无法形循环经济税收政策研究成严密的调控体系。

2.1.4 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不合理

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是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对企业已经开采但未销售或未使用的资源不征税,直接鼓励了企业和个人对资源的无序开采,造成大量的资源积压和浪费。《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规定,计税依据是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耕地)面积,基本未考虑土地所处的地理位置及以后该地段的土地价格及收益情况,刺激了企业和个人占用好地以及繁华地段的土地,加剧了人类生存空间与土地使用的矛盾。

2.1.5 税率的设计与价格机制不协调,无法实现立法初衷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会不断增加,资源的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按照市场机制原理,资源的价格必然会提高。但我国现行资源课税税收制度大多数采用定额税率,使应纳税额与资源的价格相脱离,税率、应纳税额与价格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联系,税收杠杆和价格杠杆均无法发挥调节作用。

2.2 产品制造环节

2.2.1 增值税存在的问题

虽然新税法规定符合条件的固定资产的进项税可以抵扣,但该项优惠局限性很大。另外,当前增值税即征即退、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只集中在电力、水泥、新型墙体材料方面,仅涉及煤研石、石煤、炉渣、粉煤灰、油母页岩等几项,这些只是循环经济的一小部分,还有很多其他的循环链及相应的原料和产品未被纳入。

2.2.2 消费税存在的问题

现行消费税对发展循环经济能够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从范围上看,没有涉及我国消费最主要的能源产品—煤炭,那些容易给环境带来污染的日常消费品如电池、一次性塑料包装袋、一次性餐饮容器等,也没有被列入征税范围。而且从力度上看,现行消费税很难对重要战略资源(如石油)的消费起到限制作用。

2.2.3 企业所得税存在的问题

首先,现行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期限过短、优惠方式单一。目前所得税对循环利用资源的企业优惠期限为5年或1年,不符合循环利用企业的运行规律.因为循环利用企业从正式投产经营到形成一定规模并初见效益一般需要几年的时间,维护正常生产的成本也比浪费资源进行生产的企业成本高。所以,一旦优惠期过,企业面临的是同其他非循环企业一样的税收政策以及高于这些企业的生产成本,很容易导致企业放弃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的生产模式,转向低成本利用原生材料生产的模式。同时,优惠方式单一,仅限于减免税,缺乏针对性、灵活性和可持续性。其次,企业所得税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及无形资产的摊销管理很严,对折旧方法,折旧年限,残值比例,摊销方法和年限都有严格的限定。

2.3 资源再利用环节

2.3.1 增值税存在的问题

在资源再利用环节,增值税没有形成合理的税负差距。对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来说,以低成本的废渣等废弃物为原料进行生产,产品增值部分所占比例较高,而使用的废弃物又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虽然取得相关票据,但抵扣率低于征收率,在按增值的比例缴纳增值税时,形成高征收低抵扣的状况,与其他非循环利用资源的企业相比要缴纳更高比例的税收。另外,增值税优惠政策的设计思路遵循的是“末端治理”的资源化原则。比如对废旧物资回收企业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废旧物资回收企业和以废旧物资为原料的生产企业一般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但其优惠程度回收企业明显高于生产利用企业,具有鼓励回收有余、促进生产利用不足的嫌疑。国家对资源综合利用的增值税优惠,促使一部分企业投资于对资源废弃物的综合治理中,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但这一政策只是促使企业把废弃物再次变成资源以减少最终处理量,而没有考虑从输入端节约资源的减化和尽可能延长产品使用周期的再利用原则。

2.3.2 所得税存在的问题

在这个环节,企业所得税仍然存在着税收优惠期限过短、优惠方式单一的问题,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在废弃物产生环节,没有设立适当的税种。目前对企业的污染行为,是以循环经济税收政策研究排污费的形式对空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排放进行末端约束。现行排污费制度存在收费标准偏低、征收面窄、征收依据不科学、征收效率低等一系列问题,且专向收费的收入功能在一些地区被异化,演变为收入第一、治污第二,在制度安排上不利于环保及循环经济工作的开展。由于总体上企业的排污负担较低,一些社会责任感不强的企业在副产品综合循环利用与排污两者之间选择排污。

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税制中的优惠政策本身没有充分体现循环经济税收理念,不利于政策引导作用的充分发挥;而涉及循环经济的主要税种调解力度不均衡、不到位,甚至缺位,不利于资源的节约、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

3 我国循环经济税收政策的完善

3.1 资源利用环节相关税收的完善

(1) 生产和消费要尽可能地从使用污染环境的原料和能源转移到可再生利用的材料上来,从而奠定了减少污染物排放和废物资源化的基础,是再循环的前提。而且,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出,通过原材料和能源消耗的减量化,也可以使不可再生资源的循环周期拉长,为自然资源的再生和人类寻找替代资源提供了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从而促进自然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2)生产者应尽可能地生产可以满足消费需求的、可以直接再延用或回收再利用的包装材料、容器和其他产品,减少废弃物的产生量,为再利用原则创造条件。显而易见,通过再利用和再循环原则的实施,反过来又深化了减量化的实施。而循环经济的税收政策中,资源课税是实现减量化的有效手段,所以,当前对资源课税的改革和完善也就成为了重点。

(3)建立一般性质的资源税,弱化其原有的调节级差收益的功能,向所有的自然资源开采、生产单位和个人普遍征收。改革之初,建议先将水资源、森林资源和草场资源纳入征税范围,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和森林、草场资源的生态破坏问题。条件成熟时,将现行的其他税种如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纳入资源税,并将其他资源(如海洋、地热、动植物等)纳入其征税范围。

(4)调整税率,对所有的资源应普遍提高单位税额或税率,使之与目前资源市场的供求状况相协调。通过对资源税的改革,可以提高自然资源的价格,有利于从物质输入端对物质的输入量进行控制,适当减少对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同时也有利于缩小原生.资源与再生资源的价格差距,促进对再生资源的再循环利用。

3.2 产品制造环节相关税收的完善

3.2.1 增值税的完善

当原材料投入生产环节后,税源不容易控制。因此从效率角度看,不适宜作为重要的纳税环节。重点应该放在对符合循环经济的行为给与相应的税收优惠上。针对国家将要出台的发展循环经济的产品目录,结合工艺流程特点、重要性、现实可操作性一要求,有选择地扩大增值税即征即退、减半征收的产品适用面。重点是重化工产业部分产业链上的产品,因为这些产业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其税收优惠效应将会得到有效扩散,有利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进而引起我国经济结构和布局的变革。

3.2.2 消费税的完善

要重点将非循环经济范畴的重要消费品纳入消费税范畴,以此拉开其与循环经济范畴产品的税负差距。应把资源消耗量大的消费品,如一次性生活用品、高档建材等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对高能耗的享受型交通工具,如大排量的小汽车、越野车、摩托车等征收较高的消费税,对使用新型或可再生能源的低能耗的交通工具实行低税或免税。为了保护煤炭这一宝贵的战略资源,缩小其与石化能源的比价,可增设煤炭资源消费税税目。对于资源消耗量小、能循环利用资源的产品和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绿色产品、清洁产品不征收消费税。

3.2.3 企业所得税的完善

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只要在生产过程中积极购置机器设备防止污染,改进技术、工艺流程,生产高产出、低消耗产品,或者在资源开采和利用中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回收率以减少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等,均给予税收减免优惠。

3.3 资源再利用环节相关税收的完善

3.3.1 增值税的完善

对利用废旧物资生产的产品,除继续实行从废旧物资经营单位取得普通发票所注明金额的10%抵扣进项税额的政策外,在企业能按税法规定或税务机关依法确定的核算条件下,再按利用废旧物资的价值比例给予同比例减征增值税的优惠。对资源综合利用企业从外部购入的废渣等原材料、循环利用的内部废弃物等纳入增值税抵扣链条。在核实购入量、使用量等数据基础上准予抵扣,从而降低企业税负,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对于意义重大、但回收成本高、经营亏损的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如垃圾电厂、废旧电池处理厂等,可由他们在即征即退和免税等优惠政策中自行选择一种优惠方式,并上报主管税务局备案。

3.3.2 企业所得税的完善

对综合利用资源的企业,制定多种优惠方式。例如对于新成立的以废弃物为原材料的企业,可以采用在开始经营生产的五年内减免税收的方式;对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综合利用内部生产形成的废弃物,可以给予延期纳税或退税的政策;也可以由符合条件的企业自行申请所得税优惠方式,税务机关予以审批。另外,对按照循环经济模式设立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综合税收优惠,以从源头上鼓励企业进行可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孟赤兵.循环经济要览[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5.

[2]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组委会秘书处.中国循环经济高端论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 张凯.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

汽车机械论文篇8

论文摘要：介绍了循环经济的概念、基本原则和主要模式，阐述了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经验，提出了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的思路。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自身发展引来了越来越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生态环境恶化、水体环境的污染、土地荒漠化．生物灭绝等一系列的事件，使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面对挑战。人们开始对传统工业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探寻新的经济发展道路。在这一背景下，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开始考虑形成并逐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甘j“宇宙飞船理论”，可以作为循环经济理论的早期代表。鲍尔丁的这一比喻凸显了地球的狭小、拥挤和资源有限性；必须避免毁灭性的冲突以及要像由不同的人组成的机组人员那样和谐共处．形成一种世界共同体的概念。可见在“宇宙飞船理论”看来。人类要想在地球上生存更长的时间．就必须要努力提高地球资源的循环利用能力。但是即便如此。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仍然更主要采取的是末端治理的环境保护方式．8o年代人们开始全面重视资源的回收利用以及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90年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盛行尤其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进，使得人们更加重视从源头进行污染治理，并且注重通过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提高经济增长效率。降低环境和生态成本。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和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该发展观形成的重要标志，循环经济的概念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

l循环经济的概念及基本原则

1．1循环经济的概念

循环经济(CyclicEconomy)的概念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按照清沽生产的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一产品一消费—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本质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基本要点是：以生态思维傲经济活动全过程的总体设计，使经济活动像生态系统那样，自我调节控制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傲到综合、反复利用资源．变以往末端治理污染为源头消除或最大限度减少污染，保护自然环境，从而产生最大社会效益。

与传统经济相比．循环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一产品一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人们以越来越高的强度把地球上的物质和能源开发出来，在生产加工和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地排放到环境中去，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导致了许多自然资源的短缺与枯竭，并酿成了灾难性环境污染后果。如“伦敦烟雾事件”“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就是突出代表事件。与此不同．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范式．其实质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l，2循环经济运行遵循的原则

作为一种先进的经济形态．循环经济不但要求人们建立“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经济新思维，还要在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领域倡导新的行为准则，也就是著名的“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环(Recycle)”。“3R”原则是循环经济理论的灵魂和核心。“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是循环经济最重要的实际操作原则(3R原则)。减量化原则属于输入端方法，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量，从源头节约资源使用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再利用原则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要求产品和包装容器以初始形式多次使用．减少一次用品的污染；再循环原则属于输出端方法．要求物品完成使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再生资源，俗称“吃干榨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废品的回收和综合利用。

“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原则在循环经济中的重要性并不是并列的。循环经济不是简单地通过循环利用实现废弃物资源化，而是强调在优先减少资源消耗和减少废物产生的基础上综合运用3R原则，3R原则的优先顺序是：减量化一再利用一再循环。

2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

从世界范围看，在循环经济的发展中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主要代表的不同模式：

2．1杜邦模式—企业内部的循环经济模式

通过组织厂内各工艺之间的物料循环，延长生产链条，减少生产过程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尽量减少废弃物和有毒物质的排放，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资源，提高产品的耐用性等。

2．2工业园区模式

按照工业生态学的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产业问的代谢和共生耦合关系，使一家T_厂的废气、废水、废渣、废热或副产品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和能源，建立工业生态园区。典型代表是丹麦卡伦堡工业园区。

2．3德国DSD——回收再利用体系

德国的包装物双元回收体系(DSD)是专门组织回收处理包装废弃物的非营利社会中介组织，1995年由95家产品生产厂家，包装物生产厂家、商业企业以及垃圾网收部门联合组成，目前有1．6万家企业加入。它将这些企业组织成为网络，在需要回收的包装物上打上绿点标记，然后由DSD委托回收企业进行处理。“绿点”计划的基本原则是：谁生产垃圾谁就要为此付出代价。企业交纳的“绿点”费由DSD用来收集包装垃圾．然后进行清理、分拣和循环再生利用。

2．4日本的循环型社会模式

日本在循环型社会建设方面主要体现3个层次上：一是政府推动构筑多层次法律体系；二是要求企业开发高新技术．首先在设汁产品的时候就要考虑资源再利用问题．如家电、汽车和大楼在拆毁时各部分怎样直接变为再生资源等；三是要求国民从根本上改变观念，不要鄙视垃圾．要把它视为有用资源。堆在一起是垃圾，分类存放就是资源。

3国内外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和对策

目前，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已经比较成熟，也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其巾有许多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3．1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经验

发达国家循环经济主要经验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有效平衡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三者关系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先被经济发达国家所采用。

(1)通过立法．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目前发达国家有关循环经济的立法模式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是污染预防性．如美国、加拿大等国，此模式虽然比末端治理进了一步，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与环境的矛盾与冲突：二是经济循环性．如德国和13本，它将整个社会活动纳入循环经济轨道．建立循环型社会，杜绝了污染问题。

(2)政府制定各种激励政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第一．政府奖励政策。发达国家政府奖励政策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一是美国的“总统绿色化学挑战奖”。该奖1995年设立，为了重视和支持那些具有基础性和创新性、并对工业界有实用价值的化学工艺新方法，以通过减少资源消耗来实现对污染的防治。二是英国的Jerwood—Salters环境奖。该奖于2000年开始设立．用于资助在绿色化学方面卓有成就的年轻学者。三是日本的资源回收奖。这种奖项旨在鼓励市民回收有用物质的积极性。

第二，税收优惠政策。对发展循环经济有成就的企业，发达国家政府要给予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予以鼓励．如美国亚利桑纳州1999年颁布的有关法规中，对分期付款购买回用再生资源及污染控制型设备的企业可减税(销售税)10％。日本对废塑料制品类再生处理设备在使用年度内．除了普通退税外，还按取得价格的14％进行特别退税。

第三，政府优先采购政策。对发展循环经济有利的项目或产品．发达国家政府还要通过自己优先采购行为来予以鼓励，如有再生成分的产品在政府采购中就占据优先地位。

第四，价格优惠政策。价格优惠是发达国家鼓励发展循环经济的又一重要政策。如日本有关法规中规定废旧物资要实行商品化收费，即废弃者应该支付与废旧家电收集、再商品化等有关的费用。目前，日本规定的4种废旧家电的再商品化费用，每台电冰箱平均4600日元，每台室内空调器3500日元．每台洗衣机2400日元。

另外，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循环经济的切入点、明确企业在发展循环经济申的主体作用、加强政府监管、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循环意识等方面均是不错的经验。

3、2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我国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推动经济发展的“3+1”模式，即小循环、中循环、大循环．加上资源再生产业(也可称为第四产业或静脉产业)。

(1)小循环—企业层面。选择典型企业和大型企业，建立以清洁生产为核心的物质小循环，根据生态效率理念，通过产品生态设计、清洁生产等措施进行单个企业的生态工业试点，减少产品和服务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实现污染物排放的最小化。2003年我国颁布了《清洁生产促进法》，标志着我国依法推进和实施清洁生产新阶段的开始。目前，陕西、辽宁、江苏等省以及太原、沈阳等城市均制定了地方清洁生产工艺政策和法规。我国已在20多个省(区、市)的20多个行业、40O多家企业开展了清洁生产审计，建立了20个行业或地方的清洁生产中心，l万多人次参加了不同类型的清洁生产培训班。有5000多家企业通过了ISOI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几百种产品获得了环境标志。

(2)中循环——区域层面。按照工业生态学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在企业间形成工业代谢和共生关系．建立工业生态园区。在区域层面．国家环保总局于1999年开始．在山东鲁北(化工)、内蒙古包头(铝业)、广西贵港(糖业)、新疆石河子(造纸)等地进行了生态工业园区建设试点。目前，通过国家环保总局批准建立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已发展到l7个。其中行业类园区8个，占总数的47．1％．综合类园区9个，占总数的52．9％；西部地区(内蒙古、新疆、陕两、贵州和广西)6个．东部和中部地区l1个．另外还有十几家生态工业园Ⅸ正在规划中。

(3)大循环——社会层面．重点进行循环型城市和省区的建立，最终建成循环经济型社会。在社会层面，从2002年开始，国家环保总局率先在辽宁省、贵阳市进行了循环经济省市的试点工作，2002年5月贵阳市被国家环保总局确定为全国循环经济生态城市首家试点单位，同时也成为联合国环境规戈Ⅱ署全球唯一循环经济试点城市。目前已在东、中、西部地区开展了建设循环经济省市试点，由国家环保总局主持论证的循环经济试点省市达到8个，其中包括2个循环经济试点省和6个循环经济试点城市，分别为辽宁省、江苏省、辽宁盘锦市、山东目照市、河南义马市、河南鹤壁市、甘肃武威市和贵州贵阳市，其中东部省市4个，中部2个，西部2个。

(4)资源再生产业——建立废物和废旧资源的处理，处置和再生产业，从根本上解决废物和废旧资源在全社会的循环利用问题。目前我国在资源再生利用方面的主要障碍是缺少有效的组织，未形成产业规模，缺少技术研发。我国在废物的再回收、再利用、再循环方面存在较大的潜力，大力发展资源再生产业，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形成产业规模，会较大地缓解我国资源紧缺、浪费巨大、污染严重的矛盾。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