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论文范文

民族文学论文篇1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格鲁夫音乐大词典（第6卷）［Z］.P275.香港：美国Macmillan公司出版，1980.

[2]沈洽，董维松.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183.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3]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P231.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4]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121.

[5]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213.

[6]民族研究丛刊（第1辑）［C］.P287.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7]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273.

[8]古宗智.EML理论方法应用［M］.P81、84.贵阳：贵州艺校印刷，1992.

[9]高厚永.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J］.音乐研究.1980（4）.

[10]黄友葵.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开幕词［J］.南艺学报.1980（2）.

[11]吕骥.在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J］.南艺学报.1980（2）.

[12]自沈洽.民族音乐学在中国［J］.中国音乐学1996（3）.

民族文学论文篇2

高校60％以上都是少数民族学生，以藏族学生为主，因此处理好民族关系、民族问题就是高校学生学习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要想处理好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做好民族工作，就必须坚持正确的民族观，即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在高校中开设《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概述》《中国民族理论新编》《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等重要的民族学课程，就是通过科学的理论学习，让同学们了解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的一般规律及解决民族问题的原则方法，在共同学习生活中有效地处理好民族问题、民族关系，友好相处，共同团结进步，让民族团结之花结出社会和谐稳定之果。

2．在日常教育管理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由于近几年达赖集团分裂祖国，与我们争夺青少年的阴谋始终没有改变，因此在高校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要不断加强高校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坚持旗帜鲜明、针锋相对、掌握主动、争取人心、强基固本的方针，始终树立高举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旗帜，谋长久之策、行固本之举，下好先手棋、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确保长治久安，在同达赖集团的斗争中，树立我们都是“战斗队”和“突击队”的信念，唯有全力以赴，才能胜利。发挥好宣传的主阵地作用，充分利用好第二课堂。我们要牢记“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育人指导思想，充分利用课堂外的活动载体，如班会、团学活动、社团活动等，积极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全过程贯穿、全方位贯穿，让爱国主义成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

3．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政策，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工作

社会实践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有着不可言喻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融入马克思主义民族的思想政治教育，让同学们感受到民族团结是福，分裂动乱是祸的实际意义。通过开展“暑期三下乡”、参观新农村建设示范工程等活动，亲身感受新的巨变，坚定各族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才能过上幸福生活的信念。在社会实践中，大学生可深切地感知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十六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和睦相处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基本观点，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证。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藏族在内的各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要经常性地开展“三个离不开”政策教育，使学生充分认识到藏族是我国各民族大家庭的重要一员，坚决维护民族团结，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相互依存的观念。通过扎实有效的宣传教育，大学生会深刻认识到，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全国人民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共同创造了绚丽多彩的中国民族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深刻认识到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所在，生命所在，各民族只有和睦相处、相互包容、同心同德、共同努力，才能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4．在校园文化活动中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高校应在各项校园文化活动中融入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让学生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当代大学生共识、实现团结和谐的根本途径。因为核心价值观蕴含着人们对世界、人生、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价值共识，深刻影响着每个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是人们思想上精神上的灵魂旗帜［4］。是多民族地区，要把人们思想意志凝聚起来，没有一个有效发挥统摄作用的核心价值观是不科学的，因此在高校中通过开展诚信教育、学雷锋活动、新旧对比教育等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可让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在科研中育人

我们培养的大学生要有科研创新能力，在导师的带领下，在科研中融入科学的精神。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需要从主、客观两方面着手。一是积极引导高校学生面向生活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二是积极引导高校学生加强民族团结意识，只有共同努力，互相借鉴，发挥民族特色，才能做好具有特点的科学研究。三是要培养科学精神，为形成合理的思维方式营造良好的精神氛围［5］。培养学生们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动力，激发求知欲望，引导他们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为祖国建设发展中。在2005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强调指出，要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以及民族基本知识的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增强振兴和维护民族团结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我们要看到在地区，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做好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但也要清晰地认识到这不是一蹴而就或是一劳永逸的，是长期的、细致的、全面的，同时也是艰巨的。因此我们要积极探索新途径、新方法，既要在课堂上做好思想政治教育，也要在日常教育管理、社会实践等各环节上下功夫，从而培养一批适应中国特色、特点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民族文学论文篇3

教育部高教司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也明确要求：“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这里所说的“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和“国际交流的需要”，不仅局限于学习地道的英语，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传统，还应以英语为媒介传播中国文化。因此，英语教学不仅是对学生外语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也是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这种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双向的，意味着不仅要吸纳国外的文化，还担着传播本国先进文化的重任。目前，民族高校的大学英语课程教育中多以介绍英美国家文化为主，缺少中国文化内容，对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宣扬和教学内容几乎没有，与时代的需求和学生的现实需求不符。民族院校的大学英语教育必须肩负起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的神圣使命。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在多元文化教育的模式下获得外语能力和文化素养的能力，使其在了解主体文化和外国语言文化的同时，继续发扬和保持民族文化，并且推进文化传承与创新。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及文化工作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其中就包括西方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冲击，所以要从战略的高度重视民族文化，在推进外语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保持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并将其推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包括各个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民族院校大学生对于民族文化国际传播能力需求调查

（一）研究对象本研究对象为中央民族大学2012级和2013级非英语专业的本科生，两个年级总共发放调查问卷200份，每个年级各100份，回收有效问卷200份。其中，男生56人占28%；女生144人占72%。汉族学生84人占42%，少数民族学生112人占58%。

（二）研究工具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五点数据量表（Likertscale）进行问卷设计。本问卷共计20道题，每道题分别有1完全不同意；2基本不同意；3不确定；4基本同意；5完全同意五种计分。问卷运用SPSS19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和分析，并获得相关数据和结果。

（三）问卷调查统计结果从表1的统计结果来看，每道题分值的平均数都在3分以上，其中最小平均数为3.54分；最大平均数为4.48。标准方差值中最小方差值为0.336，最大方差值为1.373，方差值较小的题为第15题、第2题、第11题、第14题和第20题。此数据结果表明，学生对这几个题目在基本同意和完全同意选项选择是最多的。这几个选项分别是第5题有必要在英语教材中加入中国民族文化的内容，基本同意占44%，完全同意占52%；第2题有提高和学习用英语表达中国民族文化的愿望，基本同意占58%，完全同意占30%；第11题在上大学英语课时，有必要学习中国民族文化的知识，基本同意占54%，完全同意占36%；第14题希望自己能用英语流利地表达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基本同意占40%，完全同意占50%。第20题民族院校大学生在民族文化方面应该具有国际传播能力，基本同意占40%，完全同意占54%。这几个选项的结果已经充分说明，民族院校的大学生有强烈的愿望希望用英语能够表达中国的民族文化，并且希望在大学英语课堂上和教材中增加民族文化的内容。在其他的选项中，如第1题在和外国人进行交流时，有必要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本同意占32%，完全同意占56%；第7题在用英语表达有关中国文化的知识时较吃力，基本同意占40%，完全同意占50%；第8题对于中国民族文化方面的英语词汇较少，基本同意占38%，完全同意占46%。第13题现有教材中包含有中国文化的内容太少，基本同意占52%，完全同意占26%。这四项数据结果充分表明绝大多数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对自己目前的民族文化英语表达能力不太满意，认为自己在民族文化方面的英语词汇过少，并且英语教材里面包含中国文化的内容过少。再如，第16题需要在大学英语课上能够补充一些中国民族文化的内容，基本同意占48%，完全同意占38%；第17题需要有一门选修课或通识课用英语讲解中国民族文化，基本同意占38%，完全同意占38%；第18题希望能有一本专门的关于中国民族文化的英语学习教材，基本同意占42%，完全同意占42%。这三项数据表达了学生有愿望在英语课堂中补充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这部分内容，且希望有专门的教材和专门的选修课。最后，在第19题民族院校的大学生有责任用英语向世界宣传我们的民族文化，基本同意占36%，完全同意占52%。这道题完全同意的比例很大，表明民族院校的大学生意识到自己在大学英语教育中不仅要进行英语知识的学习的同时，还肩负着用英语向世界宣传民族文化的责任和使命。

三、民族院校民族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培养途径

（一）民族文化英语课程的设置民族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学要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实行开放性的多样化教学。在课程设置方面要在后续课程、通识课程和选修课程等方面增加中国民族文化方面的课程，如民族文化阅读课和口语课等。如果课程设置方面有困难的话，可以在教学内容方面，合理利用教材的同时，把中国民族文化的英语表达教学内容贯穿到各层次的英语教学之中，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作为补充，提高各民族学生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英语表达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例如，口语课程内容可以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相关话题为单元，通过情境导入、词汇认知、主题阅读、讨论练习、拓展话题等环节串联各单元学习内容，使学生基本掌握中国民族文化的英语词汇及相关表达方法，进而能用较为得体的英语向外国友人介绍中华民族文化相关的基本概念、历史背景，以及文化现象等。

（二）校园民族英语文化的建设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可以将有民族特色的建筑物用英文标识；在民族传统节日活动和宣传中注入英文元素；学校英语广播电台可以在内容上增设学生感兴趣的民族英语活动和民族英语新闻广播；组织各项民族文化英语活动，如民族文化英语演讲和翻译大赛；开展民族地区英语导游和模拟对外交流接待等社会实践活动；鼓励各民族大学生创办以弘扬民族文化为特色的学生社团；定期出版校园民族文化英语刊物，利用节假日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研等。这些丰富而多彩的活动以多种形式弘扬民族文化，且适合不同英语水平的学生学习，激发了学生的对民族英语文化学习的热情，使校园民族英语文化建设落到了实处。

（三）民族文化国际传播的文化资源建设首先，校园民族英语网络文化建设是文化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校园网络的发展和高校教学平台的建设，使学生能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学习民族文化的英语知识。其次，文化资源建设还包括对于民族文化英语资料库的建设。资料库包括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风俗和习惯的英文翻译资料、对民族文学和民族艺术欣赏的英文资料、以民族英语文化为主的图书资料，以及国内外网站关于民族英语文化方面的收集资料等。这些资源的建设可以为今后民族院校的少数民族英语文化传播中心的筹建提供基础。当然，这些建设都依靠大学英语教师精诚合作，就民族英语文化国际传播问题展开全面而细致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民族文学论文篇4

笔者以为，只有把文化研究的方法引入民族文学研究，注重对其作一种文化的透视，才能够真正把握民族文学的特性，并使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成为可能。究其原因，其一，研究方法的选择应该主要取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民族文学首先是文学，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文学的第一特性是审美性，从这点看主张对民族文学进行审美研究有其合理性。但这只是从一般情况而言。如果深入考察民族文学的性质就会发现，作为文学的民族文学有其特殊性，而且这种特殊性已然构成了民族文学的又一种显著的特性，这就是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最有代表性的一批小说无不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如《正红旗下》、《茫茫的草原》、乌热尔图小说、《心灵史》、扎西达娃小说、《尘埃落定》、《摄魂之地》、《太阳部落》等。“这些作品或对民族文化资源作了新的阐释，或对民族文化心理作了艺术描绘，或表现了不同文化碰撞中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理困惑与嬗变等等。”基于民族文学的这个基本事实，研究的方法也必须与之相适应。正如关纪新所言：“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不能就文学而论文学，必须将其与相关的民族文化历史命运的考察和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做出比较准确、深入的研讨。”民族文学之所以会显现出显著的文化特色，其原因与民族文学作家对文学本身的认识有关。不妨看两位作家的自述。侗族作家滕树嵩在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后，说过：“坦率地讲，在这部作品中，我但能将我所属的侗家这个民族，特别是这个民族的气质，让侗家山区以外的人们有所了解，就很满足了。”侗族作家张泽忠也曾坦诚地说：“我是一位侗胞，当初选择文学，无疑是想借文学这种形式，传达我的思想情感，进行我的思索，为我的民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样的想法：选择文学，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民族。而这种文学的服务，显然不是“审美地表现”所能涵盖的，或许应是“文化的表现”。这样的创作意图在民族文学作家中绝非偶然，而是较为普遍，它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作家民族认同感的体现。也就是说，民族文学作家往往倾向于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创作，这可说是他们与汉族作家的不同之处。而这种创作意图也就使得民族作家文学往往成了民族文化的载体，具有了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由此可见，从研究对象上看，对民族文学作文化意义的研究就具有了某种合理性。其二，在宣扬民族文化、挑战话语霸权、反抗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同质化威胁等创作意图指导下，民族文学作家往往自觉地借助文学作品来传达母族文化，甚至不惜以牺牲作品的审美性为代价，比如前几年兴起的“民族志写作”就是如此。这就使得民族文学的文化现象异常丰富，呈现出一种学科综合性。对此，单纯的文学审美研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无法道出民族文学的全部真相，甚至会产生误读。因为如果忽视了文化因素单从审美形态的角度考察，有时哪怕民族特色非常强烈的作品也看不出它与其它民族比如汉族的作品有何差别之处，甚至导致对这些作品价值的某种遮蔽。比如民族作家文学中，在一种宗教（文化）观念指导下的现实主义叙事很可能被误认为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叙事，这就是单纯以审美的尺度来鉴定民族文学作品所难免的误解。而若把文化的因素考虑进去，就会明白这种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显得玄妙的叙事其实并不玄妙，只不过带上了特定民族的宗教文化观念而已。笔者在以前的研究中曾将之命名为“宗教文化叙事”，并发现它具有叙事学上的理论意义。其三，文学本来就是文化的形态之一种，对文学作一种文化的研究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当代的文化研究本是肇始于文学研究，而在当前很多时候却疏离甚至放弃了文学，从文学研究的意义上说是走入了一个误区。我以为，文化研究走到这个地步其实与某些研究者们误解了文化研究的作用和没找到合适的文学研究对象有关。文化研究不仅能够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而且还可以照顾到文学的审美特性并与其有机地和谐共处（这并非意味着文化研究与审美研究不会冲突），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深刻地认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在具体的研究中加以有机地协调。为使文学为文化研究提供用武之地并发挥最大作用，选择那些具有鲜明而丰富的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颇为重要，而民族作家文学正是这种可以选择的最好对象之一。

二、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价值

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有何价值呢？首先，可以真正把握民族文学的独特内涵，更好地阐释民族文学，为民族文学的理论建设服务。在民族文学中，审美性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悬置，而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却得到凸显。对此，仅从审美的角度给以否定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根据民族文学的实际情况，把研究的目光更多地放在其文化性上。这不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甚至可能以此为立足点和契机，建构具有民族文学特色的新的文学理论体系，当然，这种文学理论体系是要把“文化”的维度包括在内的。在今天的后现代语境下，建立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的文学理论已不再可能。与此相对的是，在“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理论”反而成了大势所趋。正如论者所言“：作为过去几年里强烈抗议全球化的一部分，相当多的理论家认为，差异性的激增、向更为地方化的话语和实践的迈进，成了当代场景的特色。照这种观点看来，理论和政治应当从全球化及与之伴随着、通常是总体化的宏观维度的层面转移开来，以便集中关注日常经验的地方性、具体性、特殊性、异质性及微观层面的东西。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相关联的一系列理论，就比针对更加综合性或普遍性状况的更一般的理论和政治，较为瞩目于差异性、他者性、边缘性、个体性、特殊性和具体性。”笔者以为，我们所倡导建设的“民族文学理论”就应该是这样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理论”。这样一种地方性理论的建立着眼于我国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的特质之上。帕里和洛德在《故事的歌手》一书中通过对口头史诗的研究，发现了其有别于作家创作的独特的创作和传播方法，以此建立了口头文学新的理论和批评标准，改变了人们以往对口头文学的不正确认识，这种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关于民族文学研究的有益借鉴。其次，为文学的文化研究探索一条新路。文化研究虽从文学起步，现在却远离文学，从西方到中国的发展皆是如此。有的文化研究虽然兼顾到文学，但往往对作品随意肢解，断章取义地随意发挥，完全放逐了文学的审美特性。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真地无法兼容吗？文化研究又应该如何在文学研究的领域大显身手而又兼顾到文学的审美性呢？我以为，民族文学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很好的研究平台和实验范本。或许，我们可以在对民族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对这一问题的新的、有价值的理论突破。这是我国的民族文学给我们文学研究者的一种馈赠，这种研究也是颇具吸引力的。再次，可以带来如文学史等其它研究领域的突破。一直以来，中国的文学史对民族作家作品采取了一种轻视或忽视态度，所谓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等同于汉族文学史，这种局面直到近些年才得到某些改观，但要改变由来已久的偏见还有待时日。实际上，民族文学相对于汉族文学而言有很多独特之处，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给既往的中国文学史带来诸多挑战。比如关于寻根文学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被公认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诞生了一些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作家作品，但在文学史认定的代表性的寻根作家中却几乎看不到民族文学作家的身影。实际上，从精神实质上说，所谓寻根就是寻“民族的文化之根”。寻根文学寻找的其实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而中华文化其实是一种多民族的文化。但“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所追寻的典型的文化形态如吴越文化、道家文化等说到底都属于汉族的文化，并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华文化，因为它并没有把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在内。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根文学所寻之根是不完整的。民族作家文学中不仅有寻根意义上的文学（尽管没有被划为“寻根文学”的范畴，如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小说《，隐秘岁月》、满族作家边玲玲的小说《德布达理》等），而且其发生的时间更早，持续的时间更长（一直到现在这样的作品还经常可见），只不过它们寻的是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之根。相对于当年“寻根文学”不彻底的寻根实践而言，民族作家文学今天的寻根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文化现在的文化转型、文化反思和重建都不无启示。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其实是一次不完整和不彻底的寻根，而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寻根发生更早，且一直延续至今，从精神内涵上说也有其独特意义，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不无启发。如此看来，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民族文学的思路就颠覆了以往文学史对“寻根文学”的一般认识，这对我们今后重写中国文学史都不无参照意义。

三、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策略

必须说明的是，以前的研究并非没有注意到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但大都将之限制在审美研究的框架之内，也就无形之中束缚了文化研究的深度。笔者所倡导的文化研究试图转换研究视野，更强调以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为中心来展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以获得更多的理论发现。具体的研究策略很多，已有论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加以研究。比如有人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观照少数民族文学，发现其独特的生态文化意义。有人从当代少数民族的文化“混血”特点发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混血”现象。而笔者所做的研究则是从民族（文化）认同的角度来介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认同理论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本质的认同论”到“建构的认同论”的发展历程。建构的认同论认为，认同是一种建构的行为和结果而非对于某种本质属性的归附。建构需要借助于手段，文学作为一种话语表意的实践活动，是建构认同的一种重要手段。当然，认同本身的形态也是多样的，比如民族认同、阶级认同、性别认同等，笔者关注的主要是民族认同，而所谓民族认同基本上可以等同于民族文化认同。在我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文学对民族认同的建构表现得尤为丰富和复杂，这些小说往往通过特定的途径和策略来完成民族认同的建构，如作品中的故事、人物、题材、文体、语言、叙事等都可能参与这种建构的过程。这种建构可分为显性的和隐性的两个层面，如故事、人物、题材等对民族认同的建构属于显性的，如文体、语言、叙事等的建构则属于显性的。当然，在实际的情形中显性的建构和隐性的建构往往结合在一起。比如藏族作家阿来通过“重述神话”的小说《格萨尔王》，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对藏民族的复杂建构，笔者称之为“差异的建构”——小说《格萨尔王》是通过对藏族神话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回归与疏离的双重张力书写中完成的。基于如上认识，笔者所做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是如何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其建构的原因、策略、机制、手段、意义和限度等是什么？这种建构对民族作家文学文本造成何种影响？给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带来何种启示？等等。笔者的这一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这里不再赘述。一直以来，审美的研究方法在民族文学研究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笔者对这种方法并不排斥和否定，只是认为要针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适时地采用文化的研究方法，以便更好地为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建设服务。基于这种研究思想，在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民族认同建构所作的研究中，一方面笔者注意到文学本身的审美特性，并让审美价值成为我选择理论个案的重要标准（这与一般的文化研究只关心个案对理论的阐发意义而不关心文本的文学价值不同）；另一方面，鉴于民族（文化）认同的特点，我又积极地引入认同理论、文化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的知识作为理论资源，这就使得这种研究逸出了传统的审美研究范畴，而在一种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双重维度中展开。这样一种研究的思路是别开生面的，由此也获得了许多新的理论认识。比如：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一种鲜明的特点，是民族文学作家一种无意识或自觉的创作追求。这种民族认同建构赋予了民族作家文学以独特的价值，比如宣扬了本民族文化、彰显了边缘写作的意义等，但也有其自身的限度，如二元对立的逻辑建构原则、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悖论等。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是一件很有必要，也大有可为的事情（尽管这种研究也并非万能，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大行其道且建树颇丰。借助于这股学术研究的“东风”，相信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也会有灿烂的前景。

民族文学论文篇5

一、扩充知识，做自信有趣的演说家，教师自身要有足够的民族文化底蕴

（一）引入丰富多彩的课外知识

一堂课的讲述首先是由教师的备课开始。对于老师来说，备课已经成为了一件老生常谈的事了，把握本单元的任务目标，深入研究阅读教材是必不可少的。但结合课外知识这方面却经常被很多人忽略或者马虎带过。适当引入课外知识对扩充学生的知识面，引导学生选择正确的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意义。

例如在讲到杜牧的《赤壁》时，除了要预备讲述简要的三国历史外，还需把杜牧年代以前的“盛唐印象”一一道来。“那时候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大显与世，文化发达对法交流颇为频繁，号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令人向往的国家。”对盛唐的讴歌并不是无用的，当学生们沉浸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的同时，“中唐”大背景的带入显得特别有必要了，杜牧在中唐坎坷的仕途也是非常有必要讲述的。这样“高潮”与“低谷”相结合，赞美讴歌传统民族文化的同时，更加贴近了课文教学的核心。

社戏是人们在敬拜土地神及祭祀土地神的活动，在介绍鲁迅《社戏》时，教师可以从详细介绍社戏入手，结合当地民俗民风，把课文和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充分调动起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

（二）做一个自信有趣的演说家

对于很多老师来说，尤其是新老师，演说能力的缺乏或者是演说无趣是影响教师在课堂“完美授课”的两大拦路虎。在课堂上教师扮演着“主持人”的作用，如何“hold住”你的舞台，带动台下的观众，成为教师所要练习的“必杀技”。在完整的备课后，教师可以在一个小房间或者空旷的地方练习演说，随着熟练度的提升可以和亲人朋友一起练习，相信在亲人朋友的鼓励下，你的自信度会迈上一个新台阶。

在提高了自己演说的自信度后，是该想想怎样使自己的演说风格变得更有趣了。在过去有一种职业叫说书（又叫评书），他们在演说的时候除了语气音调的变化外，常常会伴随着简单的音乐做辅助。我想我们的教师可以从古代评书家那里找到经验，在授课时除了语气音调随情节的变化外，有时也可以选用适当的多媒体音乐视频来辅助自己的演说，二者合一，能更加引人入胜！

二、双管齐下，做民族文化的传承人，在教学中传承民族文化

理论贯穿于实践，在语文教学中理论与实践也是相互联系和推动的。实践，使我们所学的知识更具有指导性。而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夯实理论和实践的桥梁，双管齐下，民族文化的烙印将更加深刻。

（一）理论铸造思想

理论是思想的指导者，课堂上的理论知识多而杂，老师教授知识滔滔不绝，却不一定能转化成思想原料灌输给众多的学生。此时位置反转，学生成了思想争夺战的主力军。检测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度，教会学生主宰自己的思维，是我们语文教学后期的重要任务。

作文可以体现一个学生的思想，教师可以通过做一些相关命题的作文检测来了解学生当前的思想状态，并在之后的教学中有机会对其采取适当的措施。从沈从文的《端午日》单元发起对学生对“端午节”由来、发展、意义的讨论；从中秋咏月诗三首单元激起学生对“中秋节”传统风俗的热情。

（二）实践激起民族文化的热情

从遥远的古代开始，中华各民族人民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神州大地上，共同为中华文明和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贡献自己的才智。多民族的文化共同发展是我国民族文化的基本现象，俗语有云“家和万事兴”，而“小则家大则国”的和平与安定需要靠人与人之间的民族认同感来牵引。学生是祖国未来的骄阳，加强学生对本国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意义非凡。

在初中语文的教学中，教师应该结合课外的各种文艺活动来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毛笔书法是有别于世界他国文化的艺术形式，学校可以定期举行毛笔书法比赛，让学生从实践中感受先祖的灵魂。篆书李斯、隶书程邈、草书张旭、楷书颜真卿、行书王羲之、燕书马永安，不同的书法风格不同的文化享受。学生会在实践中不知不觉的扎下对民族文化认同感的深根。当然除了书法外，汉服文化的欣赏会、古典文学的交流活动、参观博物馆也是不错的实践机会。

民族文学论文篇6

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英语，由于政治、历史等各种原因，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是国际间交流必不可少的工具。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速，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也越来越多，因而对英语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英语学习的重要性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被强调，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毫无递减的趋势。英语成为大中小学生教育中一个很重要的模块，也是考试中的“重头戏”。许多望子成龙的家长从幼儿园开始就想给予自己的孩子“国际化教育”，渴望他们能赢在起跑线上。许多学校为了升学率，也大肆强调英语学习的重要性。许多双语幼儿园、外语培训机构应运而生，办的风生水起。现在的年轻人也被灌输了“学好英语，走遍天下”的思想。在他们看来，学好英语是紧跟时代潮流，成为国际化青年的必备条件。在英语学习中，英语国家的文化也被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因为语言的学习与目标文化的学习有着很重要的联系，仅仅学会了某种语言只能算是获得了空壳，文化才是真正的灵魂所在。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英语文化的导入也自然成为英语学习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对这些外来文化的过度重视已经严重冲击了我们本族文化，许多外语学习者对那些外来文化了如指掌，津津乐道，甚至盲目跟风，认为外来文化都是好的，是优于我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另一方面，大多数外语学习者，特别是作为主力军的大中小学生，却对我们自己的文化知之甚少，在所谓的跨文化交际中也不能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播出去，也没有认识到学习本民族文化构建本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性，造成了本民族文化的失语和民族身份的迷失。近期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英语在中高考中比重的减少，这被许多人看作是相关部门在意识到了外语学习中民族文化的迷失的问题的严重性后采取的措施。有人认为，减少英语在高考中的比重而相应增加汉语比重，可以减轻人们对英语学习的过度崇拜，回归到本族语和文化的学习当中去，从而可以帮助外语学习者重获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解决民族文化身份迷失，民族传统文化失语的现象。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英语对于中国在世界范围的发展，传播中国文化，构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仍然十分重要。对于英语的学习不应该受到压制，我们应该探究的是如何将英语学习和本民族文化的学习更好地结合起来，在英语学习中更好地构建民族文化身份，也让英语更好地为中国文化的输出和中国在国际上更好地构建话语权服务。

2民族文化身份及相关研究

民族文化身份（cultureidentity），又称民族文化认同，主要是指某个民族的本质特征和带有该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这些特征是某一特定的文化所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文化身份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与生俱来，磨灭不掉的印记。民族文化认同关系着整个民族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因而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国内外关注的热点研究问题。研究者们从各方面民族文化身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比如其重大作用、现状等。关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大作用，研究成果颇丰。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民族文化认同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团结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高永久认为，民族文化认同意识往往是与国家认同结合在一起的，它能够对民族社会稳定、协调和有序起到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它表现在对本民族及祖国的强烈情感、对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公正的强烈需求以及对本民族自身利益的关切。这也是民族文化认同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文化霸权会给许多国家带来危机感的重要原因。民族文化身份的构建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同时，许多研究者还从个体的角度研究民族文化认同的影响。Suh认为稳定的文化身份对某个个体的心理稳定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文化身份的迷失会给其带来心理上的副作用。Berry和Phinney等的研究表明,对本民族文化和主流社会文化都持积极认同预示着该个体具有积极的心理水平。王亚鹏(2002)的调查研究表明藏族大学生的文化不适应会造成其心理上的疏离感。甚至还有研究者指出民族文化认同与个体的自尊、成就动机等人格的形成成正相关关系。关于民族文化认同的研究在中国一直备受关注。一方面是关于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研究，这关系着我国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但另一方面的研究随着文化全球化和文化霸权的发展而越来越受重视，即关于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下我国民族文化认同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传统文化失语、中华民族文化身份迷失和认同危机的研究。王立洲认为在中国经济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促进下得到迅猛发展的同时，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信仰危机已成为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的核心问题。许多研究者对外语教学和学习中的文化失语和身份危机表现出了担忧，并纷纷提出挽救措施。樊娟认为社会转型背景下，由于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传统教育模式的缺失以及互联网广泛传播西方文化所造成的无序挤压,当代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产生了危机。黄纪针指出要化解当前的文化认同危机，外语教育应加强文化安全意识，避免外语教育中的自我殖民化倾向。

3外语学习中民族文化身份危机的成因及对策

正如前文指出，大批的年轻人涌入学习英语的、走向国际化的热潮，他们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却不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渐渐忘了自己是“谁”，民族文化身份出现危机。而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性在前一部分已经指出，这也是相关部分意欲通过减少英语在考试中的比重来唤醒人们重建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探究如何化解民族身份危机、重建民族文化身份之前，我们需要仔细审视现在外语学习者为什么会出现身份危机。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可以从外语教学和外语学习者自身两方面来分析。在外语教学中有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的指导观念，因此外语教学者们认为要想教好外语，就必须加强相应外来文化的导入，让学习者更多地了解外国文化。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交际法在外语教学中的研究的不断深入，到文化与外语教学之间的密切联系越来越受到外语教学界的重视，在外语教学中加强目的语文化导入的观念也越来越受到倡导。目的语文化的导入确实能够有效地帮助学生了解异域文化，促进语言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推动外语教育的发展。这种观点本身没有错误，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要想真正学好一门外语，了解目的语的文化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目前的外语教学过度强调目的语文化的灌输而忽视了对母语文化的维护和传播，久而久之，母语文化在外语教学中就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造成传统文化失语和民族身份危机。此外，外语教学中母语对外语学习的负迁移一直备受关注。许多外语教学研究者认为母语的负迁移会阻碍外语的学习，因此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应该学会“摒弃”母语的影响，这就使得母语在外语学习中被边缘化。其实，近年来对母语迁移理论的深入研究发现，母语和母语文化对外语学习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负迁移，它们对外语学习和外语交际能力的培养也同时存在相当大的正迁移。具有良好的母语交际能力的外语学习者更容易获得良好的外语交际能力。因此，母语在外语教学中不应该被视为阻止前进的“恶魔”。合理地将母语和母语文化教育和外语教学结合起来，相较于“原汁原味”的外语教育，会起到更好的效果。更何况，在将外语教学进行好的同时，引导学习者维护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防范文化霸权也是外语教学者很重要的责任之一。从外语学习者的角度看，现在大多数外语学习者都是生长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大环境中的年轻人，他们的民族文化身份还没有完全稳定地建立，辨别判断能力不强，在现在这个文化多元化的语境下，多种文化的碰撞使他们很容易迷失方向。他们很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做出错误判断，盲目跟风。他们离传统文化越来越远，认为传统就等于落后。相反，在西方文化强势的影响下，他们对西方节日、饮食、服装等情有独钟，在他们看来月饼、饺子没有麦当劳和肯德基的汉堡包好吃；民族传统戏剧、古典文学不比好莱坞大片、欧美文学作品好看，他们对中国传统的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节日越来越不感兴趣.而对西方节日如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等却极力推崇。在他们看来，凡是与西方文化挂钩的都是时髦的，而且自己作为外语学习者更应该努力学习这些西方文化，促进自己外语的学习。因此，对这些学习者进行正确的引导，是很有必要的，要让他们认识到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化的同时不能忘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才是我们的根基，明确自身的文化身份，找准自己在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定位很重要。而且，作为外语学习者，将中华民族文化发扬光大更是我们不可推卸的重任。根据以上的原因分析，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帮助外语学习者在外语学习过程化解民族文化认同危机，构建民族文化身份。

1)增强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归属感。现在许多外语学习者出现民族文化身份危机，很重要的原因是受“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影响，他们对我们本民族的文化没有自信，总觉得那些外来文化要优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此，增强外语学习者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很有必要。要让他们意识到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没有优劣之分，教导他们树立文化上独立、平等的意识。只有客观正确的认识本民族的文化，并能对其产生归属感，外语学习者在面对种种诱惑时才能坚定立场，维持本民族文化身份。

2)引导学习者增强文化安全意识，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取向。现在许多外语学习者缺乏客观判断文化趋向的能力，因而很容易出现民族文化认同危机。因此外语教学者有责任和义务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以保证他们不会在多元文化混杂的环境中迷失，在文化上遭受“殖民化”。外语学习者一方面应该多接触外来文化，促进外语学习，并为将来更好的跨文化交际做好准备，但是文化安全意识应时时谨记，一旦有松懈，就可能出现认同危机。

3)加强母语教育和母语文化的导入。外语教学界过度重视外来文化的导入，而忽视母语文化是造成传统文化失语的重要原因之一。加强母语教育和母语文化的输入需要从多个方面努力，包括教师本身母语文化素养的提高和文化认同感的增强、课程设计中母语和母语文化比重的增加、外语教材中母语文化的植入、教学过程中母语文化意识的增强等等。只有全方位地增强对外语教学中母语教育的重视，而不是单方面减少对外语的重视，才能真正唤醒外语学习者构建本民族文化身份的意识，同时也能保证年轻人学好外语，将中华民族文化发扬光大，走向国际。

4结束语

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加入到外语学习的行列，他们学习外语，也学习外来文化。许多人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出现了民族文化身份危机。而中华民族文化身份是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的向心力，它是我们在这后殖民主义时代抵制文化霸权主义，保护本民族文化的最有力的后盾。文化全球化不是文化一体化，而是世界上各种文化在“融合”和“互异”的同时作用下，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但是文化却不能独立于经济、政治而单独存在，因此文化的流动必然会受到各方面的影响。经济、政治上比较强势的国家文化势必会成为强势文化，试图入侵弱势文化，实现文化上的霸权。许多人对外语学习者的民族文化身份危机表现出担忧，也有相关部门采取了一些措施，减少英语分数比重就是一例，但是笔者认为该措施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一方面，学习外语和外来文化对实现我国的跨文化交流必不可少。另一方面，学好外语对传播民族文化，构建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文化话语权相当重要。因此，外语学习不能轻视。但是面对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霸权主义，面对现在民族文化身份的破碎和认同危机，外语教学者需要正确引导外语学习者的文化价值取向，加强母语文化导入，增强他们对本民族的文化自豪感和归属感。外语学习者也需要辩证地认识中国的民族文化身份，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实现正确的自我定位，既能维持本族文化身份，又能汲取外来文化的精华，从而实现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觉传承和发扬光大。

民族文学论文篇7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格鲁夫音乐大词典（第6卷）［Z］.P275.香港：美国Macmillan公司出版，1980.

[2]沈洽，董维松.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183.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3]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P231.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4]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121.

[5]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213.

[6]民族研究丛刊（第1辑）［C］.P287.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7]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273.

[8]古宗智.EML理论方法应用［M］.P81、84.贵阳：贵州艺校印刷，1992.

[9]高厚永.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J］.音乐研究.1980（4）.

[10]黄友葵.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开幕词［J］.南艺学报.1980（2）.

[11]吕骥.在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J］.南艺学报.1980（2）.

[12]自沈洽.民族音乐学在中国［J］.中国音乐学1996（3）.

民族文学论文篇8

(一)英国文学特点及其发展历程

文化、历史、政治、社会的变革都会对英国文学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英国文学的发展和演变。文艺复兴是英国文学的重要变革时期，这一阶段出现了莎士比亚、萨里、斯宾塞、华埃特、海伍德等著名的文学家。文艺复兴过后，又先后出现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发展阶段。到了18世纪初，又兴起了新古典主义，这使得宗教神学开始在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发展到19世纪，浪漫主义气息逐渐渗透到英国文学创作中，这一时期的文学家更加追求自由和解放。到了19世纪后半期，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影响下，英国文学的题材逐渐扩展，文学也被赋予了某种经济和政治色彩，大多数文学作品宣扬自由平等思想。在此之后，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英国文学趋于写实，在选材上更加关注现实生活。而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文化也趋于多样化发展，这促使英国文学顺应时展，呈现出更加全面、多元的特点。

(二)美国文学特点及其发展历程

相较于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发展历程相对较短，但美国民族较多，且有大量移民。这就使得美国文学呈现出更加多样性、复杂性、庞大性的特征。总体而言，美国文学先后经历了殖民时期、革命后、一战前、二战前后等阶段。在最早的殖民时期，美国文学呈现出鲜明的早期浪漫主义色彩。这一时期的美国大陆相对落后，文学仍源于生活和劳动，因此，文学作品多是赞颂人们的品格和自然风光。到了一战前后，现实主义和乡土文学出现在美国文学中，对美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使美国文学的现实性不断加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文学的转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饱受战争摧残，对社会和人性开始反思，深入思考人性的善与恶，美国文学也一度陷入迷茫时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文学逐渐进入第二次繁荣时期。到了19世纪2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进入高度发展时期，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中的矛盾逐渐暴露，各种文学流派也相继出现，文学作品的现实性更加鲜明。30年代的美国文坛则以左翼文学为主导。而到30年代后期，文坛上则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学流派纷纷出现，且大胆发表自己的文学见解，彼此之间相互争论、交流和借鉴。在此过程中左翼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逐渐成为美国文学思潮的主要引导者。与此同时，美国文学逐渐与世界相互交流，并对世界文学产生一定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产生了重大打击，二战后，美国文学逐渐呈现出多样化格局。

(三)英美文学评论的主要内涵

英美文学评论随着英美文学的产生而出现，并伴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在英美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评论的要求越来越规范严格，理论指导也越来越系统化。英美文学评论以文学作品为主体，并依据相关的文学理论对文学作品进行系统化研究和分析，进而探索英美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以便为之后的文学创作提供理论指导，推动英美文学更快、更好发展。文学评论家通常综合考虑作品的写作手法、表现特色、思想观点、创作风格等要素，对作品进行多角度分析和评价，以帮助读者更加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思想和主旨。此外，文学评论也有助于文学创作者得到更加客观的反馈，进而以此为依据进行反思，并不断进步。

二、民族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一)文化内涵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在历史、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下，英国文学评论常遭遇矛盾和挣扎。17、18世纪英国文学作品呈现出鲜明的宗教色彩，创作手法也相对荒诞，在这种文学背景下，文学评论就陷入矛盾中。到了20世纪，英国文学评论家开始重新思考和审视之前的理论，并朝着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方向发展，逐渐进入转型时期。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转变对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美国文学评论与美国文学背景有着密切联系，美国的早期殖民历史，使其文学创作接受了印第安文学、英国文学等欧洲大陆文学的影响。当然，美国文学并非单纯地模仿和复制这些文学，而是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学艺术，并日趋成熟，最终从英国文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正是这种特殊的文学演变历程，促使美国文学具有更加自由、开放的文化内涵。与之相对应的，美国文学评论对传承传统文化的关注较少，反而更加重视作品的独到见解和创新性。

(二)文化载体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语言不仅是重要的文化载体，还是民族文化根基。就文学创作而言，它又是文学作品的构成基础。因此，语言差异也会对文学评论产生一定的影响，不同民族的评论者对同一部文学作品的评价也会略有差异。受历史传统、、地理环境的影响，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在谚语、典故、习俗等方面都会有所不同。因此，若无法准确把握这些差异，就会影响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评论。相比较而言，英式英语较为严谨，英国评论者在评论文学作品时对语言的运用更加谨慎，同时，受语言习惯影响，英国评论者对所评论的文学作品往往都抱着一种尊敬的心理，这也正是英式英语沉稳、庄严的表现。而在英式英语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美式英语则相对自由、随意，其对英式英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革新，同时，美国评论者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也相对轻松。相较于英式英语，美式英语发展历史较短，与之相对应的，美国的文学作品受传统束缚也相对较小，更加关注创新和个性特点。在文学评论中美式英语的用词也更加自由和开放。文学评论也会反作用于文学创作，因此，受英国文学评论理性、传统特点的影响，英国的文学作品更加规范，在语言运用方面更加严谨，带有浓重的历史感。而自由、独立的美国文学评论则会让文学创作更加关注个性展示，这更容易引起文学思潮。正是受文学载体的影响，英美文学评论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与此同时，文学评论也反作用于文学创作，使美国文学创作在短短的发展历史中，越来越具有独特性，在世界文学舞台上大放异彩。

(三)历史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纵观英国文学发展史，其创作演变历程带有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人本主义只是相对于禁欲主义与神权主义来说的。整体而言，英国文学评论中的人本主义观点还相对保守，这主要源于英国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在社会文明不断发展的今天，英国文学评论的这一特点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相较于英国，美国文学评论中的人本主义就带有明显的独创性。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发展历史较短，没有沉重的传统束缚，文学评论不必面对历史遗留问题。同时，美国在独立战争后，逐渐形成了自由、独立、民主的文化氛围，这也促使美国文学评论更富创造力。

(四)人道主义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早在15世纪，人道主义就已经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而存在了，随着人类历史的变迁和发展，人道主义的内涵也日趋完整。受基督教思想影响，英国的人道主义具有鲜明的人文特点，这无疑也将影响英美文学评论的发展。但受民族文化差异影响，英美文学创作对人道主义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相比较而言，英国评论者对人道主义的理解更加成熟保守，美国文学评论者则在对人道主义的理解中融入了更多的创新元素。英国著名文学家、诗人、思想家莎士比亚创作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尔王》《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等作品都带有明显的人文主义特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文学评论者对这种人道主义开始产生了质疑。可见，保守的人道主义是社会发展、完善的重要条件，但若要不断推动社会进步，就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相较于英国，美国评论者对人道主义的理解显然更加激进，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这主要是因为在独立战争后，美国的文学评论氛围更加宽松、自由，评论者的观点也更加个性化。例如马克·吐温的代表作《费恩历险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历史，但却没有过多论及美国奴隶制度。针对于此，一些评论者认为这部作品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一定的欺骗性。有的则认为这部作品中的黑奴并非真正获得了自由。还有部分评论者认为这部作品很好地讽刺了美国社会现存的种族歧视。由此不难看出，美国评论者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显然更加自由和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