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论文范文

外国文学论文篇1

有助于开发中学生的语言沟通能力

中学语文中外国文学的教学任务就是要充分开发中学生理解与使用语言的沟通能力。文学的本质是语言，优秀的中外国文学著作可以借由语言艺术提升中学生的语言交流与沟通能力，文学教学可以促使中学生吸取文字营养，帮助中学生进一步开发语言沟通能力，更是提升中学生文学素养的有效手段。

有助于发展中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中学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是每一个中学生都能够接受中外国文学教育。原因是文学教学的目标不单单是培养中学生阅读、欣赏文学著作的素养，更重要的是开发中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文学作品教学旨在培养中学生的思维、开发中学生的创造能力与想象能力。文学作品感染人心的重要途径就是形象思维，文学作品可以唤起人心中的想象与联想，从而诱发出人的创造性思维，而思维则是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所以说，文学教育有助于培养中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

加强中学语文中外国文学教学的重要途径

1广泛征引国内外作品，充分教授综合的文学知识

中学语文中外国文学教学具有强烈的综合性，一定的文学知识可以促进中学生加强理性化的认识，也有利于知识的快速掌握。中学语文中的文学题材通常涉及到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多种类型，在文言文与诗词歌赋的教学中，语文老师通过引导中学生记忆文学载体中涉及到的文学知识，促使中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外国的古代文化，体会中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语文老师在议论文、小说等现代化的文学题材中，广泛征引文学作品，充分教授给中学生适当的文学知识，从而促使其了解、接触中外国的社会、文学与历史，正确看待中外国文学内涵。文学教学不可以局限在人物形象的明确与表达手法的感悟方面，还应当充分了解涉及到的社会、历史与现状，并在充分了解中外国文学背景的基础上，区别、明确两者间的差异，从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2深入挖掘外国文学的作品内涵，有效发挥作品的感染能力

在中学的语文教材中所选的外国课文，具有较浓的文学特征。各类文学作品，不但能给人以具体、形象及生动的感性认识，同时又有着精细、含蓄、凝练，和无穷的思想内容。如果外国文学教育能够达到好的效果，把握到形象教育这一特征，实现以情感人和以文感人，这更能让同学们的思想情操受到熏陶。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最重要的是在于对教材的透彻理解，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内容，抓住外国文学作品的特色，做到寓教于文，寓教于趣，使学生觉得学习外国文学更有兴趣，提高教学的质量。语文课有了语文的味道，学生就不会觉得枯燥乏味。文学是形象的东西，是现实生活的再现，学习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生活的兴趣，这样就要求必须倾注于感情，使学生在感情上达到共鸣，受到文学的熏陶，在心灵中激起浪花，从而影响他们的智慧、情感、意志、思想、道德和信念。抓住了文学特点，对课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挖掘就深，教学才会有深度及新意。另外，在外国文学教学时，需要充分发挥艺术形象的感染力，才能使学生文学中学到一些文采，受到启迪，增强文学素养，受到艺术的熏陶。

3纵向拓展作品深度，积极传扬名著的精神意义

外国文学论文篇2

一、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新范式的兴起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在新左派观点的影响下，他们从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角度切入来探讨各类社会现象，尤其是大众文化现象。传媒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文化研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以及它在理论上所借鉴的各种学术资源都深深地影响了该学派的传媒研究，具体到受众研究来说，受众的主动性得到了重视，一种全新的受众研究范式开始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促成了福利国家的建立，缓和了战前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同时，以通俗性、娱乐性为特征的美国文化凭借现代传媒技术在欧美社会中广泛流行，这使得社会文化日益趋同，有人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及意识形态与中产阶级已经没有很大区别，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大同的时代开始降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产生。其代表人物多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们希望能够帮助工人阶级了解自己的真实状况，而不至于被文化政治营造出来的幻觉所欺骗。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对工人阶级内部文化的研究来证明工人阶级价值体系与社会结构并未随着福利国家的来临以及通俗文化的流行而消失。他们同时也肯定工人阶级在消费文化产品时的能动性，肯定他们会做出符合自己文化的选择，这一出发点是其后来强调受众主动性的源头。此外，该学派的受众研究也同样受益于文化研究一直青睐的符号学方法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其代表人物霍尔的《编码/解码》一文就显示了这多种因素的融合，它标志着该学派在受众研究领域的突破，与早期的媒介效果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新的研究模式导入了符号学方法。对于媒介研究来说，符号学一个最让人兴奋的方面是那种可以运用于视觉形式——电影、电视、摄影与广告图片——的方法，这为研究现代意义生产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方案，而这种途径传统的语言学分支是无法提供的。[2]在霍尔的文章中，一条讯息不再被看成一个包裹或一个球可以由发送者抛给接受者。讯息现在是由节目制作者编码，再由受众来进行解码。这样一种观念就意味着发送的讯息和接收的讯息并不一定是同一的，不同的受众可能对节目有不同的解码。[3]于是，讯息的效果就不再是根据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模式发生，而是要依赖于受众的解读过程。由此，霍尔肯定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它们并不是效果研究所认为的那种原子化个体的集合。此外，根据符号学原理，任何讯息都是多义的，其所能生产的意义或诠释总是在一个以上，因此也就绝对无法化减至一个“最终的”或“真实的”意义。[4]这样，霍尔指出文本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讯息潜在的解读方式不止一个，并提出受众可以有三种解读立场：统治—霸权立场、协商立场与对抗立场。后两种立场的提出也使得文化研究敞开了受众主动性研究的大门。

其次，对于霍尔来说，该模式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广泛讨论的一部分，它标志着从主流意识形态观点的多元决定论转向了由葛兰西霸权模式所提出的更为复杂的观点。[5]在此之前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援引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意识形态理论暗示，意识形态力量用适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式构造主体几乎是无法抵御的。所以他们认为在以传媒为主要场所的文化工业的操纵下，压制性的意识形态直接注入到大众的意识之中，人们成为“文化傀儡”，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毒害人民的鸦片”的受害者。文化研究学派修正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批判了他们的文化悲观主义，充分关注受众的诠释活动。这样从霍尔开始，文化研究学派开始摆脱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再认为文本结构将主导受众讯息接收的结果。相反，他们吸收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与被统治者的社会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矛盾，其交汇处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场所。这样，文本不再是一个意义完全封闭的结构，受众也不再是盲目顺从主流生产体系的消极客体，而是不断进行抗争来给自身定位的积极主体。

在霍尔的三种解读模式提出之后，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兴起并迅速扩展开来。20世纪80年代，莫利出版了《〈全国〉观众》与《家庭电视》，将霍尔的受众解读模式应用于经验性研究，而伊恩·昂、拉德威以及费斯克也分别对美国肥皂剧《达拉斯》的观众、浪漫小说的读者以及大众文化消费者进行了研究。

从这些新型受众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受众的主动性是其最基本的理论观点。我们上面提到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所做的研究都试图反对单向片面的意识形态控制论，希望证明受众的接收活动存在着协商与反抗的创造性空间。尤其是费斯克，他不仅提出了“语意斗争”、“文化民主”等概念，认为受众是才是真正的意义生产者，进而他还借用巴特的观点——作品只有在被阅读时才成为文本——认为文本根本就是不确定存在的东西，主张“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符号学民族志，在这里没有文本，没有观众，只有制造与流通意义和的过程。”[6]

除此之外，这种新范式还有一些其他特点，据此我们能够把它与强调受众主动性的另一种重要的传播学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区别开来。

首先，它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来理解传播现象，认为受众接触媒介后参与了意义的建构；而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介的使用是一种功能性选择的结果，是从功能的角度来理解传播现象。

其次，它认为解读是支配性意识形态与受众的替代性、反抗性意义之间的斗争，不是受众个人的随机活动，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传媒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权力博弈的真实情况。而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是“受众使用媒介而非被媒介所使用。这种使用有助于产生一种个人身份的认同感，收集信息；此外还能满足休闲的需要并协助社会互动”。[7]这样，它高估了受众的主动性、讯息的开放性以及可供选择的媒体数量，并不认可一种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存在。

再次，它借鉴了社会学，把个人看作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是包含了许多次团体与亚文化的复杂类型，这些因素以及解读活动的具体情境会影响人们的解码方式。而使用与满足理论从考察个人的心理需求出发，从心理层次来解释人们对媒介和讯息的使用。

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在具体操作时又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其一是将受众作为文本解读者的文本分析，其二是将受众置于日常生活语境之中的接受分析。

二、作为文本解读者的受众

在文化研究领域中，将受众作为文本解读者的文本分析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针对新闻时事类节目，分析受众透过哪些特定的话语来解读文本；二是针对大众文化产品，如肥皂剧等，分析受众如何从文本中获得或者是自行建构意义来抵制原有的社会体系。

1、受众对新闻文本之解读

对于新闻时事类节目，研究者们认定，从一开始它们就扮演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角色，编码者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封闭了文本的意义，预设了一个处于优势的或主流的意义。而这种意义能否成功传播，取决于受众所持有的文化符码是否与节目的符码相一致。这样，受众到底持什么样的文化符码，这些符码又是如何形成的，就成为研究者努力想解开的谜团。

最初是霍尔受到社会学家法兰克·帕金的启发，将受众视为阶级的产物。帕金认为西方社会有着三个主要“意义体系”：主流、主控的价值体系，臣服的价值体系，激烈而急进的价值体系。[8]而不同社会阶级的成员，分别拥有不同的“意义体系”。霍尔将这一模式引入到传播领域，根据受众的阶级变项推导出对新闻文本的三种解码方式。在这种观点下，我们甚至可以推断，由于传媒往往是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这样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一般对文本进行倾向式解读，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往往会因为利益受损而进行反抗式解读。

随后，莫利对BBC的晚间新闻节目《全国》的观众进行研究，试图对霍尔模式进行经验性的验证并探讨还有哪些社会因素会影响受众的解读活动。在该研究中，莫利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尽可能的考察各个不同层面的因素对解码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了客观的社会人口学变项——年龄、性别、种族以及阶级；也包括“文化架构与认同”的程度，即个人所处的社会部门以及所从属的不同的亚文化，使得他对某些特定的语言和规则的熟悉程度不同，对某些话语把握的深浅程度也不同；还包括较难设计却十分明显的个人特质。二是他不再简单的将社会变项当作决定解码的因素，而是提出“话语”的说法，他认为“问题总是社会位置加上特定的话语（该词台湾多译成论述）位置，然后才会造成特殊的解读方式”。[9]话语是理解一个重要的社会经验区域的社会性的定位方式。[10]人们分别拥有着自身的话语，他们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融合其中，告诉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社会经验。在观看节目时，人们是根据其话语来理解文本，意义的建构也因此而不同。

如果说霍尔从统治/协商/对抗模式来理解受众还略显粗糙，那么莫利则是从话语入手，对它进行了精细化的处理。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莫利也感到困惑，因为形成话语的社会因素过于繁多且不确定，要对它们进行统计分析无疑是相当困难的。于是在他之后的众多研究者不再执着于将受众作为多种话语的构建物，不再致力于深究受众话语的组成，而是开始关注受众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游击队员从通俗文化中所获得的。

2、受众对通俗文化文本之解读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主要参照系不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也渐渐脱离阿尔都塞式及葛兰西式的理论话语，开始接受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着开放、自由甚至是游戏的思想方式，它破除了权威话语，颠覆了传统，对许多约定俗成的概念提出质疑。这为研究受众对文本的解读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此时较有特色的是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受德塞图抵制理论的影响颇深，后者强调大众作为弱者在文化实践中可以利用生产文化产品的权力机构对他们的限制，自行创造出行为空间。所以，费斯克认为大众是具有生产能力的，能够在统治性体制所提供的有限资源中，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使用文化商品。比如，他研究了麦当娜这一流行文化现象。尽管麦当娜以玛丽莲·梦露为形象基础，处处暴露自己的性征，但是费斯克认为她并不是父系霸权的代言人，并没有教会那些女性崇拜者像男人观看她们那样去看她们自己，并没有怂恿她们作父权制内的女性主体。他认为在麦当娜的形象中有某些间隙或空缝逃脱了意识形态控制，比如她对宗教象征物（十字架、念珠）的随意享用，涂抹过艳的口红，佩戴过量的首饰，都使她从主导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利用其能指而拒绝其所指，并且这也向其歌迷展示了她们完全可以创造自己的意义。麦当娜的形象制造让女孩们看到，女性性征能被置于她们的控制之下，能按她们的利益来制造，她们的主体性不必完全由占主导地位的父权制来决定。因此，麦当娜的流行是权力与抵制、意义与反意义、快乐与争夺控制权的复合体。[11]

总之，在通俗文化研究者那儿，文化是复杂的、矛盾的和不确定的，容易被使用者经常改造，这些使用者在其本性上是文化素材料主动的操纵者。[12]因此，受众是具有策略的意义生产者，他们拥有强大的战斗力，总能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

上述关于新闻时事节目与通俗文化产品的受众研究，是以媒介文本为中心，以受众的阶级、地位、性别等为变量而展开的讨论，是与文本分析联系一起的受众研究路径。但是，正如莫利自己所意识到的那样，分析受众解读文本的话语组成，带有阿尔都塞式的倾向，将解码者化约成特定结构的人格化产物，而各种话语则贯穿主体性向他“发言”。[13]所以，他希望从另外一个立场——解码情境出发，来获知这些话语是如何在一种具体的情境中起作用的。与此类似，受众为何选择通俗文化文本，以及在哪种情境下才能真正从文本中获得。这样，受众研究就必须关注另外一个领域，即受众媒介使用行为所产生的日常生活情境。

三、受众与日常生活情境

科纳认为，对电视研究来说，最好是把“置收视行为于情境中”的想法视为将分析工作连接两个脉络的范围，而不是单单一个，它们就是收视的“社会关系”以及收视的“时空情境”。[14]前文对文本与受众关系的分析所涉及到的结构性社会因素，可以看作是收视中“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而受众研究接下来的工作便是透过时空情境（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的收看行为）来探寻其社会关系，这就先要了解接受信息时的物理情境，再要发现受众收看电视的意义是什么。这种研究的前提是认为电视的基本消费单位是家庭，不是个别的观众。所以，一切都围绕着家庭中电视使用的具体情况来进行。此外，研究者不仅仅关注电视在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功能性角色，而且转向关注收视过程中的权力运作实践，即作为家庭成员的受众会采取什么位置，达成什么认同，构建什么意义。

对收视过程中的家庭权力关系研究做出贡献的首先是莫利的《家庭电视》，该研究的起点是认为受众总是有着不同的电视使用经验。在受众看报纸、看电视，听广播时，往往并不是全心全意的接受其内容。打开电视也许仅仅是为了排遣独处的寂寞，碰到不喜欢的电视节目就不停地换台，也会边看电视边吃饭或干其他的事情等等。受众的信息接受总是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经验。莫利想要了解的是究竟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收视体验，尤其是家庭的动态过程是如何与看电视的行为发生互动关系的。起初他试图象研究《全国》的观众一样从家庭的社会位置、阶级属性出发，将家庭作为动态单位进行分析，后来却发现“贯穿所有访谈家庭的一个结构性原则，很明显是性别的问题”。于是，他开始研究性别对收视实践的影响，确认了8个方面的主题，获得了样本中男女收视习惯所体现的经验性差异。①控制节目选择的权力。他发现没有一个主妇有规律地使用遥控器，遥控器总是父亲在用，父亲不在，则由儿子霸占。②看电视的风格。男人希望专注地看电视，不被打扰；而主妇则认为看电视是一项社会活动，包括不断地对话以及同时进行至少一项以上的室内活动。③有计划与漫无计划地看电视。男性往往事先对照报纸，了解电视播出情况，决定晚间的收视活动。许多主妇则是抱着有就看、没有就算了的态度。④与电视有关的谈话。主妇愿意承认与朋友同事聊天时会谈论电视，而男人则不愿意承认常看电视，除了体育节目。⑤科技：录像机的使用。主妇并不擅长使用录像机，都靠先生或子女帮她们用。⑥一人独看电视与罪恶的。主妇们表示最大的快乐是在家人都不在的时候，看一部她们最喜爱的连续剧。同时，她们接受了男性霸权，认为自己的爱好微不足道，而自己的快乐也带有罪恶感。⑦节目类型的偏好。男性偏好事实型节目，女性则偏好虚构性节目。⑧全国及地方新闻节目。女性对全国新闻不感兴趣，却喜欢地方新闻节目，尤其是地方犯罪新闻。[15]对于这些经验性差异，莫利认为不是由男女生物性特征造成的，而是因为男女在家庭中的社会角色不同。家庭对于男性来说是休闲场所；对于女性来说则是工作场所。正是这种由性别关系所建构、结构化了的家庭环境，才导致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收视经验。这样，正如特纳所指出，莫利的研究直接引导我们关注那些生产出受众的社会力量，有效地将我们带离文本和受众的检视工作，更广泛地研究日常生活的实践与话语。[16]

除了电视，拉德威针对已婚职业妇女阅读浪漫小说所进行的研究也堪称经典。她早期关注于文本分析，以后又转向接受研究，这时文本的内容已不再重要，而阅读“本身是一种主动的、虽然不自由的、建立意义和乐趣的过程，是文本与读者间的协商，其结果无法由文本本身预测”。[17]她将妇女阅读浪漫小说的快乐和妇女在父权制家庭中的从属地位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妇女之所以阅读浪漫小说与逃避繁重家务与养儿育女的压力有关。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被训练成为无私的母亲与体贴的妻子，而其自身的需求往往被忽视。不过，借助阅读浪漫小说这种行为，妇女们能够从日常家务劳动中抽身而出，她们憧憬浪漫小说中强有力却对女性温柔体贴的男性，也喜欢能够控制自身命运的女性，由此她们会拒绝父权文化现实的合法性。因此，拉德威认为妇女是在把阅读浪漫小说当作一种“独立的宣示”，通过这种行为在乌托邦式的幻想中重建其性别主体性，来反抗父权文化。[18]

当然，家庭中的情境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面两例尤为重视的性别权力关系，有学者也指出其他因素的重要性，比如家庭的物理空间大小，空间大可以照顾到每个成员的偏好，空间小就需要成员们之间不停的互相协商。再比如家庭的组成结构，教育程度低、不富裕的单亲家庭，电视显得格外重要，电视成为“背景噪音”，要不停的开着，以排解孤独消解茫然；而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家庭，看电视往往是带着特定的目的在特定的时间段观看特定的节目。也正是因为这些繁杂的情境的存在，使得接受研究转向“日常生活的微观社会学”，而为了获得受众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资料，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受众研究领域盛行起来。

四、民族志方法与受众研究的推进

1、采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众的原因

民族志原本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学者们主要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在一种比较自然的环境中了解并描述某一文化或族群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后由威利斯介绍到文化研究领域中来。

文化研究采用这样的方法研究受众，可以说是为了实现两方面的突破。其一，突破以统计方法为基础的量化调查。其二，突破了文化研究一直偏爱的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研究方法。

传统的受众研究一直受量化实证主义范式的支配。这种以测量传播效果为主旨的研究将传播内容等同于事实资料的讯息，将受众当作某一客观的社会类别的代表，从其社会文化系统、日常的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来调查阅读率和收视率，或设计问卷（多为封闭式问题）向受众提问，再统计各类数据以获知受众的反应。与此不同的是，民族志研究强调在一种自然的环境中收集资料，并将所获得的事实资料仅作为受众文化过程的证据。所以，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有关民族志方法的经典描述是，“研究者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观看发生了什么，聆听他们说了些什么，并就问题提问。”[19]在这过程中，研究者们收集着一些与议题有关的资料。而在访谈这一层，研究者们也摈弃了问卷式的封闭式提问，并不在乎花上几个小时与采访对象东拉西扯，因为他们认为正是在这种罗嗦冗长的交谈中，才能真正了解受众复杂的读解情况，才能了解受众到底会使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形容自己的收视或阅读感觉，而通过分析可供受众使用的这些话语，哪怕只是“呀”、“哦”这样的语气词，往往也能追根到它们背后的社会权力因素。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听任整个访谈漫无目的地进行，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意图事先规划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再进行开放式的访谈，尽可能记录下有价值的内容。用费特曼的话来说，就是“开放的心胸，而非空洞的大脑”。[20]

另一方面，文化研究自兴起后，曾经历过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范式的交锋。在文化主义传统中，民族志曾一度被用来研究亚文化群体的日常生活，如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研究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但在后来的传媒研究中，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一直身居要位，一直到理论家们意识到“理论中的‘后阿尔都塞的’甚至‘葛兰西的’的方案也有危险，它倾向于对文化形式进行一种纯形式主义的表述。我们想要指出在文化研究所能采用的方法中一种质化的研究方法的独特性。”[21]因为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关注的是传播意义的建构方式，于是从文本意义的建构方面来看，就很容易高估文本预设的主导意义，低估受众真正的解读能力，认为有可能直接从受众的社会位置推论出他可能的解读方式，从而忽视了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其他因素的作用。民族志研究则主张通过“深描”来掌握社会群体与文化的复杂性，因为人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文化中认识世界的。这一主张运用到受众研究领域则要求对受众的日常生活进行完整详尽的了解，从生活实践来把握受众的传播实践。因此，有学者指出，“民族志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好处在于它超越文本来理解受众作出了何种解读”。[22]

2、经典的受众民族志研究

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众始自我们前文所提到的莫利的《全国观众》研究。该研究在访谈这一环节使用了民族志方法，在一种团体的情境下进行重点访谈。在最初几个阶段的访问中，研究者没有预设方向，而是先通过交谈了解受众对一个节目评价的参照物是什么，通常使用什么样的词汇，此后才开始有关该电视节目的话题。不过，在该研究中，由于受众是在非自然的收视状态下接受访问，因此受到一些学者的责难。

同一年还有霍布森所主持的关于家庭主妇与大众媒介的研究。其中的访谈资料都节选自霍布森未曾发表的硕士论文《对家庭中工人阶级妇女的研究：女性、家务与母性》这也是第一次针对女性受众的民族志研究。通过与主妇们的交谈，霍布森发现，“电视和广播从未被作为消遣或休闲活动而提及，而是被这些女人定位为她们白天的组成部分。”[23]主妇们一天的作息往往是根据广播来做安排，她们将广播节目当作朋友，并将电台主播们视为她们接触外界及消除生活中孤独感的重要途径。电视根据性别差异也可分为两个世界，男人和女人对节目有着不同的偏好。正是从这一研究开始，对受众的性别分析初具雏形。

莫利和霍布森可谓是倡导民族志研究的中坚人物。在尝试了前面的深度访谈之后，他们又都继续开始了参与观察式的方法，完成了经典的《家庭电视》和《十字路口》研究。

特纳曾说到，霍布森的研究与莫利的研究在方法上的关键不同之处就在于她不是把观众带进她学术研究者的世界，而是她走进他们的世界。[24]她在肥皂剧的播放时段，走进观众的家里，和他们一起看电视，在这期间她对他们进行访问和观察，节目结束后她还要与研究对象们之间进行长时间的开放式对话。她特别强调这些访问是开放式的，因为“我想要观众来决定，那些节目尤其是那些我们已经看过的剧集中，什么是有趣的，或什么是他们所关注的，喜欢的，不喜欢的。我希望他们说出节目受欢迎的原因，以及他们挑剔的又是哪些。”[25]这项研究被认为是受众研究史上第一次采用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方法。

到了1986年，莫利也推出了他真正采用民族志方法的受众研究《家庭电视》。该项研究中，莫利选取了18个家庭作为样本，研究者们亲自走进这些家庭中进行访问。访问既针对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续一至二小时。为了留有空间进行思考、提问，整个访谈过程并没有结构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场，以及对采访对象有着繁复的质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获得真实的情况。通过这样一种参与观察加访谈的形式，莫利了解到了“客厅政治”对家庭收视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家庭成员的收视体验。

由上可见，民族志方法使研究者们真正贴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了解到具体的时空情境中不同身份角色的受众接收媒介的真实情况，为受众研究向微观层面推进开辟了新的天地。

综上观之，文化研究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学术潮流，本着对个体主体性的关怀，始终关注各种文化现象中的权力实践，把受众建构为主动的文本解码者、媒介使用者，并且将其置于社会语境中来研究，实现了对经验主义受众研究的突破。尽管对于社会语境，学者们还存在着不少争议，因为它是一个囊括了过多因素的范畴，无论是立足于某些社会变项开展研究，还是针对微观的日常生活来进行的民族志分析，也都不能完全准确把握受众复杂的接受过程；但文化研究学派所提供的研究范式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受众与社会及文化互动的不同景观，它也因此奠定了在受众研究中的独特地位。

注释：

[1]JohnHartley,Communication,CulturalandMediaStudies:TheKeyConcepts,Routledge,2002，P11.

[2]JohnCorner,StudyingMedia:ProblemsofTheoryandMethod,EdinburghUniversityPress,1998,P14.

[3]PerttiAlasuutari(ed),RethinkingTheMediaAudience:TheNewAgenda,SagePublications,1999,P3.

[4]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第131页。

[5]PerttiAlasuutari(ed),RethinkingTheMediaAudience:TheNewAgenda,P27.

[6]IoanDavies,CulturalStudiesandBeyond:FragmentsofEmpire,Routledge,1995,P123.

[7]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Palgrave,2002,P156.

[8]参见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139页。

[8]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184页。

[19]约翰·费斯克著：《英国文化研究和电视》，见罗伯特·C·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05页。

[11]参见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2—122页。

[12]AndrewTudor,DecodingCulture:TheoryandMethodinCultureStudies,SagePublications,1999,P165。

[13]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211页。

[14]JohnCorner著：《意义、类型与脉络：新阅听人研究中的‘公共知识’的问题意识》，见JamesCurran&MichaelGurevitch编：《大众媒介与社会》，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第386页。

[15]参见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225—245页。

[16]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138。

[17]转引自IenAngandJokeHermes著：《性别与/于使用媒体》，见JamesCurran&MichaelGurevitch编：《大众媒介与社会》，第433页。

[18]JaniceRadway,“IdentifyingIdeologicalSeams:MassCulture,AnalyticalMethod,andPoliticalPractice.”Communication,9,1986.

[19]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SagePublications,2000.P27.

[20]转引自林福岳：《阅听人地理学——以民族志方法进行阅听人研究之缘起与发展》，台湾新闻学研究第52期，jour.nccu.edu.tw/Mcr/0052/14.asp。

[21]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s),Culture,Media,Language,HutchinsonGroupLtd,1981,P74.

[22]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P174.

[23]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s),Culture,Media,Language,P105.

[24]GrameTurnor,BritishCultureStudies:AnIntroduction,P129.

外国文学论文篇3

我国老一辈作家、家，尤其是作家兼家，不仅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而已在外国文学评论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着郑振铎是怎样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论中国第一个外国文学大师林纾（琴南）的功过：

我们看了这个统计（指林纾所外国文学作品的统计），一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凭外，因为他介绍了这许多重要的世界名著给我们，但一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归于虚耗，因为在他所的一百五十六种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著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匕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归咎于林先生，因为他是个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了与他合作的口者之身上。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者所误的：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极好的剧本、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著者莎士比亚"及"原著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 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了四十余种名著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奄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奄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与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认识。①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本的。一本是伍光建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比：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taking a walk that day. we had been wandering, indeed, in the leafless shrubbery an hour in the morning; but since dinner（mrs. reed，when there was no company, dined early)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clouds so sombre，and rain so penetrating，that further outdoor exercise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伍）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寒冷的冬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文都是直，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是尽可能地移了原文的句法的。如果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如果我们将这两段文读着读着，回过去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柔美的情调。伍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与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一段，李亦比伍更为"字对字"，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而外，"寒冷的冬风刮来……"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寒风"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因为伍要避去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组织"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才一定能得很妥贴的。②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i was glad of it: i never liked long walks, especially on chilly afternoons，dreadful to me was the coming home in the raw twilight，with nipped fingers and toes，and a heart saddened by the chidings of bessie, the nurse, and humbled by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 liza, john, and georgiana reed.

（伍）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

（李）这是我高兴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因为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得好。原文的"dreadful to me"直贯句尾，李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是省去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中间略去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我以为伍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伍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的"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这证明了直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明了直法如果太拘泥于"字对字"，便容易流为死板，使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这跟直有相当的距离。久历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与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接受批评，毫无疑问，是更加困难的一个面，前辈中也不难找到永久值得效法的楷模。他就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人旗手鲁迅，他虚心接受批评意见的事实，大量存在于他同翟秋白关于问题的通讯中。例如鲁秋白先生对于地重的法捷耶夫《毁灭》，根据俄文提出九点商榷，他都欣然同意，回信说："如来信所举的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得更'达'，也可以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读者和者，都有很大的益处"。③

在外国文学评论面，甚至在接受批评面，都有前辈树立了卓越的榜样和楷模。但统观半个世纪以上的外国文学评论，似乎还同外国文学的发展不相适应，没有做到相辅相成，同步前进。不仅没有形成一个健康发展的为文学事业服务的面军，而且还出现或"左'或右的现象。所谓"左"，典型的表现见五十年代出版的《通报》。北京《通报》编辑委员会..一..出版了《通报》第一卷～期；.．--．．出版了第二卷～期；..--.．出版了～期（期为特大号）；．．出版了一月号；二月号因故休刊。直到此刻为止，《通报吨理论研究和外国文学介绍与评论面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经过年月的作刊整顿，三月号便以配合三反运动的严峻面目出现，例如三月号首篇文章，便是题为《展开界的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紧接着就是检举和斗争，并在批评栏中开始点名批判已经相当有名气的一些家。到了四月号，旗帜就更加鲜明了，大字通栏标题则三反运动中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辑》，接着分《自我批评之部》和《批评之部》。一些名家在《自我》部和《批》部相继被点名批判和作检查。五、六两月号仍为特辑，检讨和批判仍在继续进行，不过其火药味已开始有所减弱，好端端的《通报》他就跟着三反运动的结束而停刊。

不容讳言，当时界少数人确实存在着抢、滥、剽窃，甚至作"中间把头"等等恶劣现象，严重的可作三反对象清查处理。但绝大多数家，虽然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仍然见有所不为的，在专辑中所发表的"批判"和"检讨"，究竟有多少符合真学术意义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己信服也让人信服，恐怕需做进一步的研讨和商榷，很难盖棺论定。

所谓"右"，表现在前几年对于黄色或接近黄色的书刊的放之任之，无人过问、那几年，学术著作和严肃的文学市场，已被蚕食殆尽，但外国文学批评界则然若寒蝉，无敢挺身而出者，致使黄色泛滥，臭气熏天。

如何健康地开展常的外国文学的评论工作呢？

我认为，第一，评论有两个任务：一是奖善，一是罚恶，而前者应为其主要任务。所谓奖善，是向读者介绍推荐善佳，使他们有所欣赏和借鉴。所谓罚恶，是分析批判那些诲淫诲盗或错误百出的品，使读者知所警惕，免得继续受害。

第二，评论法应当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如是善佳，首先应从宏观的即文学的观点评论～下者是否重现或者切合或者接近了原文的风格，其次应从微观即语言学的观点，研究文是怎样利用语言特点来体现原文的风格的。为了使读者容易理解，自然免不掉要举些实例、同例、句例以及段例，如是劣、坏，亦应宏微结合，首先评论一本原著本身的文学价值如何，社会效益如何，其次应毫不留情地指出者的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实例。

第三，要想常地开展评论工作，还必须有个调节机构。建议由《中国》编辑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为"外国文学评论联合调节部"，一则两部都有强大的编辑力量，二是舆论反应出版信息比较灵通，除掉本身有力量及时撰写发表有分量的评论，还可组约与自己有联系的者动笔撰写。此外，文学出版社还有能力肩负以优代劣的任务，那就是，一发现一部值得的作品被得不堪入目，除及时撰文予以严厉批评外，文学社有义务也有能力马上组织胜任者重出版。只有采取这种双管齐下的补求办法，才能使坏劣逐步退出市场。

第四、批评者应有象郑振铎、茅盾前辈等那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切忌意气用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受批评者应有鲁迅那样的虚怀若谷的精神，对的就应该接受，不断地提高自己。如果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其结果只能是自己受害。

①参着郑振铎《林琴南先生》，《中国文学研究》下册，作家出版社，年版。

②参看茅盾《简爱的两个本》，《文》年新卷第期。

外国文学论文篇4

我国老一辈作家、翻译家,尤其是作家兼翻译家,不仅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而已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着郑振铎是怎样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论中国第一个外国文学翻译大师林纾(琴南)的功过:

我们看了这个统计(指林纾所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统计),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凭外,由于他先容了这很多重要的世界名着给我们,但一方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回于虚耗,由于在他所译的一百五十六种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着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匕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译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回咎于林先生,由于他是个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了和他合作的口译者之身上。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和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很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很多叙事,删减了很多对话,简直变成和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和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着者莎士比亚"及"原着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名着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翻译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译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和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翻译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和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未几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和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文体,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熟悉。①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译本的。一本是伍光建译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译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选:

Therewasnopossibilityoftakingawalkthatday.Wehadbeenwandering,indeed,intheleaflessshrubberyanhourinthemorning;butsincedinner(Mrs.Reed,whentherewasnocompany,dinedearly)thecoldwinterwindhadbroughtwithitcloudssosombre,andrainsopenetrating,thatfurtheroutdoorexercisewasoutofthequestion。

(伍译)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冷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尽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译)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周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严冷的北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译文都是直译,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译是尽可能地移译了原文的句法的。假如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译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译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假如我们将这两段译文读着读着,回过往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美丽的情调。伍译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冷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尽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和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coldwinterwindhadbroughtWithit…"一段,李译亦比伍译更为"字对字",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而外,"严冷的北风刮来……"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冷风"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由于伍译要避往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组织"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译才一定能译得很妥贴的。②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

Iwasgladofit:Ineverlikedlongwalks,especiallyonchillyafternoons,dreadfultomewasthecominghomeIntherawtwilight,withnippedfingersandtoes,andaheartsaddenedbythechidingsofBessie,thenurse,andhumbledbyconsciousnessofmyphysicalinferioritytoEliza,John,andGeorgianaReed.

(伍译)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冷光中,散步回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

(李译)这是我兴奋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由于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译得好。原文的"dreadfultome"直贯句尾,李译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译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译是省往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中间略往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译。我以为伍译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冷光中散步回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bytheconsciousnessofmyphysicalinferiorityto…"伍译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bytheconsciousnessof译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译的"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译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译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译,这证实了直译方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实了直译方法假如太拘泥于"字对字",便轻易流为死板,使译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译,--这跟直译有相当的间隔。久历译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译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

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译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正.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和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尽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翻译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方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接受批评,毫无疑问,是更加困难的一个方面,前辈中也不难找到永久值得效法的楷模。他就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人旗手鲁迅,他虚心接受批评意见的事实,大量存在于他同翟秋白有关翻译新题目的通讯中。例如鲁秋白先生对于地重译的法捷耶夫《毁灭》,根据俄文提出九点商榷,他都欣然同意,回信说:"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以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读者和译者,都有很大的益处"。③

外国文学论文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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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简·肖形象的变迁看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剧的衰落原因

从《父亲的法则》反观赖特小说书名间的转义链

男性社谊、欲望、弔诡:《三国演义》及《亚瑟王之死》的跨文化比较(英文)

从认知叙事角度浅析科幻惊悚短篇小说《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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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语对埃兹拉·庞德《华夏集》的影响

《万有引力之虹》中托马斯·品钦对技术理性的反思与批判

视频在听力测试中认知度和接受度的实证研究

英汉动宾搭配的词汇化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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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艺》到《诗选》——20世纪前英国汉诗英译研究

论《秋山图》——兼论文本的多义与有限

基于语用意识的斯特林堡新女性主义反思与开拓研究

春来花发第一支——评李贵苍新著《书写他处:亚裔北美文学鼻祖水仙花研究》

反抗与复兴:西尔科《说书人》内外的恶作剧者

功能语言学视角下英语学术语篇的情态与语用身份建构

国内语言偏离研究现状述评——基于国内12种核心期刊(2000-2013)的实证分析

《一个印第安男孩绝对真实的日记》——印白两种族的相互包容

爱情游戏——《踩影游戏》的二元对立与解构

从回归到重构——《黎明之屋》与《典仪》主人公印第安文化身份认同模式之比较

意义、记忆和神话:为印第安母亲命名——评西尔科的《说故事的人》

倾诉的渴望——瓦肯罗德的语言批评与德国早期浪漫派的萌芽

权力、性机制和肉体意识视角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对比性解读

外国文学论文篇6

外国的文学经历了长久的发展时期，在多种多样的外国文学作品中，英雄形象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作者通过对各种英雄形象的反复描写，反映了作家本身对当时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深刻认识，并且试图通过对英雄的描写表达出自己内心的各种诉求。

2、古典英雄形象分析

外国文学中的古典英雄的塑造阶段，作者通过作品主要是为了向读者传递关于拯救的精神。古典英雄主要指的是拯救式的英雄人物，如奥德修斯和哈姆莱特等，从他们的身上都能看到人类对英雄正义精神的向往和赞美之情。在外国文学的古典英雄阶段，作者生活的环境都与他们塑造的英雄人物形象相符合，如果当时社会正在面临与其他民族的斗争，此时文学作品中塑造的英雄形象大多是身负种族希望，迎难而上去战斗的英雄。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就是典型的古典英雄形象，古希腊神话中有着许多具有超人类能量的英雄，如赫拉克勒斯、西绪福斯等，这些英雄形象都是故事中构成整个行动的根本，推动了整个故事的发展。如《伊利亚特》这一作品中，主要是讲了个人英雄与入侵的异族进行斗争的故事，阿基琉斯是当时希腊的第一勇士，不顾整个希腊联军的战斗结果，也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荣誉，最终选择罢战。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强烈的英雄主义和个人意识。特洛伊之战中的勇士赫克托耳更具有集体意识，但是他的英雄主义中又增加了一些悲剧色彩，没有继续只渲染个人主义的英雄形象。《奥德赛》是继悲情英雄主义后的又一英雄主义种类，描述了主人公奥德赛在与自然的抗争过程中，沉着冷静、机智无畏的英雄特质。不同的时代中都有关于这位英雄在海上漂泊的描述，古典作品中更偏重于主人公海上漂泊的过程，而近代的描述中则更偏重于主人公海上漂泊的象征意义。哈姆莱特经历了一连串打击后，由一个快乐天真的王子走上了替父报仇的道路，但是由于面对着过于强大的邪恶势力，在复仇的过程中被焦虑和迷惘进退两难。最终作者通过哈姆莱特的死向世人表达了对新秩序和道德理想的渴望。

3、个人主义英雄形象分析

个人英雄主义相比于古典英雄主义来说，不再偏重于社会和道德理想，而更注重于个人理想，也就是在人物塑造过程中，更注重于个人的意志情感的表达。如拜伦的作品中，个人英雄主义形象就出现了许多次。《东方叙事诗》这一作品中，在塑造叛逆人物形象的同时，也展现除了强烈的个人主义精神。其中《哈洛尔德游记》中的恰尔德、《海盗》中的康拉德和《曼弗雷德》中的曼弗雷德，这些人物即使处于不同的境遇或者有着不同的经历，但是仍然体现除了一些共同特点，他们的性格中都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或忧郁或傲慢，与世人的整体都有着很大的区别，也无法融入到周围的社会中。这些人物被后世人成为“拜伦式英雄”，他们大多是斗争总是以失败为结局的出身高贵的反叛者，拜伦的英雄理想从这些人身上很好地体现出来。这种英雄理想带有强烈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色彩的英雄主义，深刻表现出了人们对于自身尊严的维护。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是法国复辟时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渴望成为富豪和伟人，他不同于那些只是渴望温饱的同龄青年，也不屑于与出卖自己的灵魂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作者着重描述了于连野心的高贵之处，表现了他与社会的斗争。最终于连的死亡为整个故事添加了崇高的色彩，作为孤军奋斗的英雄形象，他的死亡揭示了当时社会个人与整个社会对抗的不平等，出色的个体在当时的社会秩序中必然不会有好结果。

4、“反英雄式”英雄形象分析

在古典英雄和个人英雄后，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反英雄式”英雄逐渐出现在外国文学作品中。“反英雄式”英雄指的是作者在进行英雄塑造的时候，不再拘泥于传统模式，英雄的形象也不再高高在上，这取决于20世纪现代主义的巨大影响。非理性的人本意识的发展随着现代文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正因为如此，人的基本形象由传统文学作品中遥不可及的美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反英雄式的常态。在乔伊斯的作品《尤利西斯》中，描述了一副平凡、庸俗、乏味的都市生活画面，昔日作品中的英雄也被平庸自私的小人物和老百姓取代。布鲁姆只是一个普通的广告推销员，过着平凡的日子，虽然内心深处有着自身善良的本性和对社会的渴望，但无能和庸俗才是他的突出特质。在得知妻子出轨后也只是自己默默忍受，更是做出偷窥女人内衣、在抽屉中藏黄色照片等一系列猥琐的事情。但是这些小人物仍然能够带给我们特有的感动，布鲁姆虽然只是一个卑微的普通百姓，但是他对社会也有着自己的美好期望。“反英雄式”英雄形象在外国文学中的出现，不仅是对文学作品中的惯有任务形象进行了改革，更主要的是针对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的控诉。工业文明后催生的物质化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强烈的思想冲击，但在冲击背后仍然存在着许多可以感动人们的品质，让读者能够通过丑陋的现实也感受到对未来的希望，感受到隐藏在丑陋后的温暖和善良。作者通过作品中对小人物的深刻描写，让人不再只关注那些遥不可及的大英雄，更多的学习这些小人物身上的正能量。

5、结语

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外国文学中的英雄人物形象也随之改变，作品中英雄形象的嬗变也反映了作者内心深处对于整个社会的呐喊。各个时代的英雄形象都反映了作者对于理想的坚持，因此，无论是古典英雄、个人英雄，还是与传统英雄形象大相径庭的“反英雄式”英雄，都代表了各自的时代，都应当一直存在于文学作品中。

外国文学论文篇7

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自20世纪初以来，不少领域的专家都曾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公认的定义。可见，给文化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据统计，至少有两百多种有关“文化”的不同定义。人们对“文化”一词的理解差异如此之大，恰恰说明了界定“文化”概念的难度。但在对文化不同的阐释中，人们都认可文学和文化是紧密相连的，文学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文学’决不是一个自在自为的封闭系统，不论是文学的内容，还是文学的形式，甚至文学创作的全部过程，都是文化的产物，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1]

因此，从文化角度研究文学，不仅有助于发现和证实文学在文化系统中的独特价值，还可以拓展文学研究的潜能和无限可能性。外国文学史其实就是外国文化系统中的文学史，在一个文化研究已越来越热的时代里，单纯的、狭隘的文学研究和教学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外国文学教学已越来越多地与外国文化联系在一起。

一、电影辅助外国文学教学的可行性

21世纪用“视觉时代”来描述是再恰当不过了：视觉信号和视觉技术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它们正从根本上改变着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内容到方式决定着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规划着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定制着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反应。而视觉时代的另一个说法就是“读图时代”。我们不再单纯、甚至不再主要依靠文字来传递、接受、理解和处理信息，而是越来越多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图像，使图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功能，也使图像的应用范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图像技术和艺术也正在超越文字技术和艺术，成为时代的新宠。

电影作为现代科技的产物，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综合运用声、光、影技术，形象逼真地表现文本，并以极为直观、方便的欣赏方式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影视的传播方式和对受众的覆盖面，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难以与之抗衡的。“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曾指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形象社会或景观社会，视像对人们的影响已超过甚至取代了文学。”[2]在这样的背景下，电影也就成了很多当代大学生了解外国文学的一个重要途径。加之时代背景和文化差异等原因，很多学生在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曾遇到过不同程度的障碍。且看外国文学史的一些经典著作，如《荷马史诗》、《战争与和平》、《尤利西斯》等，它们或篇幅过长，或叙事节奏缓慢，或语言晦涩，对于90后学生而言可读性不强，学生普遍阅读兴趣不浓。而据名著改编而成的电影却比原著对学生有着更大的吸引力，有不少学生表示，他们是先接触到《乱世佳人》这部电影，才去看《飘》这本小说的。

这并不是说可以用观看电影来取代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然而在读图时代，用影视资源来弥补作品阅读的不足、重新培养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不失为一个选择。

二、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方面的优势

正因电影具有丰富的视觉效果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时，运用影视媒介不仅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还可以给学生营造一种特定的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有助于他们了解外国文学作品所涉及的地域风情和社会习俗，从而更好地理解作品的主题及价值观。在外国文学教学方面，文化潜力还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利用电影进行文化教学将大有助益。

（一）加深对外国文化的理解和接受

外国文学包括欧美、亚非拉许多国家民族的经典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时间跨度大、地域涵盖广、内容丰富庞杂。因此，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首要困难来自于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

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和艺术再现。外国文学形象再现了各个国家和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描写了不同阶层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而这些与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必然会表现出明显的文化差异和文化隔膜，这就造成了一定的接受困难。而电影，则可以营造一种特定的语言环境和文化氛围，提供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和了解到文化的差异。

在电影中，环境、风俗、礼仪、服饰、言谈举止等一系列感性印象替代了抽象的文化符号，原本不可触摸的“文化”被置换成了具体可感的场景，有利于学生对外国文化的理解。如在电影《傲慢与偏见》中，我们在轻松愉悦中感知到了19世纪初处于保守和闭塞状态下的英国乡镇生活和世态人情；电影《名利场》通过具体的场景和形象使我们看到了19世纪英国中上层社会名位、权势、利禄原是相连相通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出身寒微的蓓基·夏泼要不择手段飞上高枝了；而2013年由巴兹·鲁曼导演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不仅还原了小说中描绘的1920年代的纽约的质感，甚至找回了那种“爵士时代”的某种耽美和玩乐主义的感觉。电影以最为直观和生动具象的方式反映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这种身临其境的文化情境，无疑有助于学生体会外国文学作品中更深层的文化内涵。

（二）促进对作品主题的理解和反思

在外国文学中，有些经典作品尽管声名远播，却由于种种原因使中国读者望而生畏，如美国当代作家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海勒曾以这部小说迅速走红文坛，产生了震撼性效应。这部小说是海勒为读者精心设计的一座文字迷宫，“小说自然时间序列被破坏，因果关系也缺失，各章节、各段落可以相互取代，可以从任何位置开始，也可以在任何位置结束。”[3]这种刻意为之的“混乱无章”对于很多追求情节生动曲折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艰辛的阅读旅程。而借助于迈克·尼克尔斯导演的同名电影，则更有利于学生对小说主题的理解。观影中，我们感知到了整个飞行大队士气低落的气氛，士兵们有的酗酒闹事，有的开小差，有的找胡混，有的架了飞机作超低空冒险飞行解闷。尤索林地站在队伍前接受勋章，丹尼卡医生活生生地变成了一个“死人”，这些画面不仅给观者以一种忍俊不禁的感觉，又传达出了作品中愤世嫉俗的深层含义，令人悲伤，引人沉思。

三、运用电影进行外国文学教学的注意事项

如上所述，电影对外国文学的文化教学大有裨益。但这并不是说可以用电影赏析来代替正常的教学内容，更不能把外国文学课程当做影视鉴赏课来上。结合教学实践，在运用电影进行外国文学文化教学时，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一）选取优秀影片

在外国文学史上，有很多经典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了电影，从网络上流传甚广的一个帖子《88部电影，外国文学史不用愁》就可见一斑。但影视和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它们在创作方式、表现方式、存在方式和受众接收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有些作品在文学史上默默无闻，却因为被改编成电影而带动了相关图书的热销，如F·S·菲茨杰拉德的《返老还童》，原本不为人们所注目，却因2007年上映的、由大卫·芬奇导演、皮拉德·皮特主演的同名电影而名声大噪；而某些由经典作品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却反响一般，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曾被数次改编成电影，其中1958年上映的同名电影在当年的奥斯卡中获得了最佳原创音乐奖项，以及最佳男主角奖和最佳摄影奖提名，但海明威本人却很不认同演员的表现，很多观众也反映影片比原著要逊色很多。在外国文学史上，有不少名著也被不同国家、民族、时代的导演们搬上屏幕，如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有多个影视版本：1940年版、1980年版、1995年版及2005年版，其中，1995年BBC的6集迷你剧是公认的迄今为止最好的版本。而这首先得益于它忠实于原著，不过多地烘托男男女女的情感悲哀，通过对话来刻画世俗的人物形象，那些琐碎的、奥斯丁式的幽默被保留了下来。

面对这种现象，在外国文学文化教学中，要慎重选择影片，尽量选取那些忠实于原著的、文学性较强的影视作品。

（二）进行有效赏析

由于课时的限制，在课堂教学时间内放映整部电影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一方面，教师可以布置学生在课外进行完整的电影赏析；另一方面，为了在课堂教学中更好地达到教学效果，教师可以把最能体现外国文化、民俗风情的片段剪辑出来，在课堂上适时展示。这样既丰富了学生的课外活动，又丰富了课堂教学，激发学生对外国文学课程的兴趣。

另外，在课堂教学中，决不能仅仅把影视欣赏当作娱乐消遣。教师在上课前，要做到“四熟”：对教材内容熟悉、对作品内容熟悉、对影片内容熟悉、对学生学情熟悉。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对文学文本和影片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整体的认识，在播放影片时进行恰当的点评和讲解。而在欣赏之后，教师还应引发学生进行思考。或单纯从影视欣赏角度出发，探讨中外文化的差异；或从影视改编的角度出发，探讨影片有哪些创造性叛逆以及对作品主题的影响。这种思考可以在课堂上以小组讨论、主题发言的形式来体现，也可以通过观后感的形式来抒发。如此，学生不仅通过影片欣赏巩固了文学知识、丰富了文学素养，还提升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和钻研精神。

尽管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有很大优势，但它也只是了解原著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远远不能代替对文本的直接阅读。“对外国文学名著文本的直接阅读依然是外国文学教学最基础的环节，也是最有效果、最为直接的学习方法。”[4]因此，教师要利用电影这一媒介帮助外国文学找回失去的读者，使学生通过观看影视作品产生对原著的阅读兴趣，在影视和文学作品的有效结合中，达到外国文学文化教学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曾艳兵.跨文化语境中的外国文学教学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06，（02）.

[2]胡亚敏.比较文学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徐练宏.《第二十二条军规》结构特色评析[J].宿州学院学报，2005，（12）.

[4]王永奇.影视资源在高校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应用[C].Advanc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Volume 6）——Proceedings of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SE 2011），2011-10-01.

外国文学论文篇8

在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大楼的正门前，有一座红色的尖顶小屋，上面醒目地写着“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ChildLeftBehind)。这是2001年由布什政府颁布的一项法案的名称。在这一法案的规定下，美国进行了十几年的教育改革，各校都建立了让每个学生都受到良好教育的保证机制。我们在学校看到，学生通过多种多样的教学组织形式进行学习，小学生分组而坐，差异性教学、集体学习与个别辅导相结合。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学校有专门的时间与专职的教师，在专设的个别辅导室进行个别辅导。我们了解到，为了使每个孩子“不掉队”，有一所学校甚至申请到了专用经费，让四个教师辅导一个学生的学习。《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及适应培养现代人要求的教育方式，促进了美国中小学教育的发展，使各个学校都显示出了鲜明的教育特色。学生在学习时表现得非常投入与主动。

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教育口号到各中小学校提出的“阅读第一”“让每个孩子在学校生活得快乐”“让每个学生升入理想的大学”等明确的理念表达，我们感到，美国教育的核心是注重实践，注重教育是否能增进受教育者知识、能力、情感和价值取向的培养，注重教育能否使受教育者适应社会需求，达到满足社会需要的理想状态。在这种方向作用下，一切教育形式和手段都服务于教育的本质，即培养人、锻炼人和尊重人。美国学者及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追求把教育理论阐述得简明通俗，把简单的教育理论运用在实际中，在实际中抓好、做好。在务实思维方式作用下，教育处处以受教育者的感受和体验为本，注重教育实效。

二、自主办学的运行机制

美国各学校享有充分的办学自。联邦政府、州政府及社区的法定责任是保障——保障经费，保障学校的办学权利，监督学校的教育质量。学校则是自主办学，面向每个学生开展适合其发展的教育。美国中小学的运行机制是建立在校长全面负责、学校拥有办学自的基础上的。因此，校长及教师表现出了对下负责的价值取向。正是这一层级责任分明的运行机制，使美国的教育统一管理有法规，有考试标准；学校有教学大纲，有丰富多彩的校本课程。这一完全自主的办学模式体现了美国教育宏观上依法严格管理，微观上办学自主灵活的特点。这一特点使学校教育显现出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风貌，每所学校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办学特点。“以学生为中心、为每个学生提供教育服务”是每所中小学校都努力追求的教育目的。

校长全面负责、具有办学自的运行机制，使各个学校的组织结构各不相同，但目的都是为了使学生受到良好的教育。比如，纽约一所重点高中的校长，下设11个副校长，分别管理学生的各个方面。一所小学的校长下面不设副校长，直接设主任保证学校的教学秩序。除了编制的自主外，学校的机构设置也完全自主，一个学校一个特点。比如，各学校为学生提供服务的组织机构名称就多种多样：有为学生及家长提供直接服务的家长接待中心，有为学生成长设立的心理、社会活动中心，有为学生升学设置的升学指导中心，有为学生选课设置的指导中心。这些机构的名称和功能虽有不同，但其服务学生的目标十分明确，功能十分明显。在学生升学指导中心我们看到，教师正在帮助学生选择大学志愿，从为学生争取奖学金到指导填写申请书、准备推荐信等，都做得十分周全。

在美国，我们考察的所有学校，无论规模大小、水平高低，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这种对学校办学不予统一要求、完全自主的管理运行机制，是保证学校特色办学的前提。

三、灵活多样的教学组织方式

美国中小学校采取灵活多样、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在小学，教师有根据学生学习兴趣进行自主教学的权力。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学习。学校非常重视阅读教学和学生的创新思考。我所参观的美国小学要求学生每天要阅读30分钟，20－50页，而且要做记录。在中学，我们听的历史课，教师要求学生的阅读量每天要达到40页以上。我们见到的学校教材，都是厚厚的上千页一大本。原本认为美国学生课业负担不重的认识，在这里被现实否定了。美国中小学生的学习明显体现出了追求兴趣性、综合性、专题性、探索性和创造性的特点。在一所小学，我们看到学生的一份作业，是统计本班学生眼睛的颜色。学生要统计出人数并制作成柱形图，还要写m统计报告，表述计算的方法。学生上的似乎是数学课，但却涉及了语文、美术、历史、地理等知识。这种学习在国内叫学科联动，在美国是十分普及的教学方式。在中学，学科整合的教学方式十分普遍。在一所初中校，我们看到同学科的两位教师共同上课，看到不同学科的教师共同研究教学的专用办公室。教师之间经常在教学上相互联系，自愿结合，自主确定选题，可谓实现了学科间的全部整合的教学。

在美国中小学，课程设置完全以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力培养为出发点。在纽约一所考取名牌大学保持第一的著名高中，我们惊讶地看到，学生的第一节课是在乐队教师的带领下学习管乐、舞蹈、戏剧、绘画。学生一天的学习生活比我们国内的学生还要紧张。他们每天上十节课，每节43分钟到47分钟不等，每节课间隔只有3－4分钟。下课铃声响后，匆匆而行的学生穿行于学校各个楼层，到自己选修的教室上课，教师们则都在教室等学生。走班制的教学形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许多中学都开设了AP课程(大学预科)，大学课程在中学就可以选修。许多高中学校的教师既在中学任教，又在大学任教。这种大学教育与中学教育的结合，对学生在升学方面的指导十分有效。

四、学校设施的教学适应性

在我国，现行课改所倡导的学习方式，较之以往不同的是：强调要凸显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学生要跳出固定的教学班，采取走班制上课；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小组讨论、自由组合等学习方式将会成为常态。同时，研究性学习、选修课学习等新的课程形式也将提供给学生更多地选择。学习内容与形式的变化，必然要求学校的硬件设施与设备做适应性调整，而上述学习内容及学习方式的变化，与美国中小学校的教学是十分相象的。怎样使学校的设施条件适应课改的要求呢?我们不妨借鉴美国中小学校的经验。

美国的许多中小学校，其设施的学习适应性很强。走进教室，你总能被教室的色彩、光线和各种服务设施所吸引。为了适应教师在小组结合的形式下教学，教学班内三面有黑板；为了适应研究性学习，过去的专用计算机室的设备被分散到每个教室，学生可随时到电脑上通过网络检索信息；为了满足学生课堂生成的学习成果或作业的交流分享，教室内有可随时用于固定纸张的多条悬挂线。此外，教室内还有展示台、图书架、衣服柜、饮水机、洗手池等供学生进行研究学习时使用。每问教室都是一个文化氛围墙，都是设施便利实用的功能性教室。楼道和其他公共空间几乎也全是孩子们的活动展示天地，橱窗、展示柜、娱乐休憩角等随处可见。身处这样的环境里，你会觉得这不是教室，而是学习生活的快乐屋；这不是楼道和空场，而是陶冶情趣的美育园。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中小学校的硬件设施已经不错了，现在该进行的是软件强化管理了。比之美国学校设施的教学适用性现状，显然硬件投入“饱和”的看法是存在认识误区的。借鉴美国中小学校教育设施建设经验，我们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所学校要研究修改现在办学条件的标准，使其适应教育改革的需要；要在现有条件下进行必要的设施改造，增加满足灵活多样教学需要的功能。笔者认为国内学校的建设也应本着实用、多样的原则进行必要的投入。今后的财政拔款要支持学校按照多功能的标准进行改造。从美国中小学校楼道、教室的功能化，我们看到了这种改造的必要。如果我国中小学校建设在硬件继续提供保证，那么，以软件为主的课程改革也将会进行得更加顺利。

五、以评价问责制保证教育质量

2001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法案颁布后，各个学校都实行了教育的标准化，明确了学生的毕业标准，并按照标准制定了具体的保证措施。对《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联邦政府采用问责制来促进法案的实施，设有专门的组织对教育质量进行评估，并将评价结果给学校，以督促学校进行改进。这种以评价督促学校促进教学的制度受到了校长们的欢迎。一位中学校长说：“过去校长要参加许多会议，现在不用了，现在学督只看数字报告，哪方面下降就提醒学校改进。校长可以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学校工作。”通过对中小学校实行教育评价为主导的宏观管理，使美国的中小学管理既能做到法定性统一，又能实现各校办学自主，上下两方面都能各司其职地工作。

美国中小学校以学生为中心的特点十分突出。我们考察的所有学校，给每个学生都建立了学习档案，学生上的课、活动表现、所修学分等都记录在案，这些档案将与学生上大学密切相关。校长要组织十分具体的学生学习档案的数据统计工作，以符合上级管理部门对学校的评价要求。每个学生的档案包括500多条信息，其中仅学生的基本信息就包括：祖籍、收入、电话号码、免疫信息等，此外还要统计有关学习的信息，包括学习状态、统一考试成绩等。

学区对学校的必修课程采取统考的形式，试卷由学校评判，但学区会随时对学校进行抽查。抽查时要求学校把所有试卷都上交，由学区组织人重新评判，以检查学校阅卷的真实性。各个学校都由校长组织对教师工作进行评价。评价的主要目的不是决定教师的去留任用，而是为了帮助教师改进工作。在我们所考察的学校，有的每年开展三次对教师的正式评价，评价时随时进课堂、随时观摩，评价后要将改进意见反馈给教师。这所学校还用5％的预算鼓励教师改进工作，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对新教师，规定必须先实习，经过专门的评价，方能获得独立授课资格证书，那时才算正式教师。学校一般采用教练式的帮助方式，帮助青年教师取得资格证书。校长每周都与教练研究指导青年教师。美国纽约市建立的自上而下、目的明确、标准清晰的评价系统，发挥了教育的导向功能，使各中小学校的工作得以有序、有效地开展。

六、值得借鉴的纪律法案

每所中小学校都少不了学生行为规范教育，习惯上称之为养成教育、品德习惯培养。对中小学生提出行为守则和规范要求，是常用的教育管理方式之一。然而，你见过以法律的形式对学生提出纪律要求和进行行为管理的教育形式吗?在纽约市，我们就见到了这样一个法案。

纽约市约克学院附属皇后科学高中校长张洁女士在与我们交流时，带来了一本纽约市纪律和干预措施标准(纪律准则)。在另一所高中，校长将《纽约市教育局幼儿园至12年级学生权利与责任法案》送给我们。我们遂将此作为考察学校学生纪律管理的一个重点内容。这是最新颁布的教育法案，于2008年9月生效。此法案将学生的行为表现划分为五级，从幼儿园高年级至高中12年级的违纪行为的划分是：一级，违纪——不守纪律的行为；二级，违纪——扰乱性的不良行为；三级，违纪——严重扰乱或危险的行为；四级，违纪——危险或暴力行为；五级，违纪——严重危险或暴力行为。五级规定的具体违纪行为计124条。此法案的核心是纪律措施部分，分别提出了针对124条违纪行为学校可以采取的措施以及在适当情况下，在纪律措施以外可以采用的指导干预范围(若干条)等。法案详细具体，措施规定明确，不是一份只就纪律说纪律的常规管理规则，而是一份以行为及其所承担的责任为主的法规性规定。我们问过多所纽约中小学校的校长，他们都一致肯定了这一法案的有效性，认为这可以使学校在与家长和学生就行为管理方面达成共识时做到有据可依。

反思国内教育，中小学生行为守则和日常行为规范提出规定多，对违反规定的惩罚措施少。只从正面教育的方式提出要求，对一些不良行为学生的教育，就显得十分软弱与无奈。借鉴纽约市的经验，我国也应该制定一部“行为法案”，使更多的力量能够依法参与学校的管理，参与学生的行为教育。我们应该重新修订对学生行为要求的纪律规范，加大对违反纪律行为的惩戒力度，明确对具体违纪行为实施惩罚的具体措施，使学生的行为表现与所承担的责任及后果紧密结合起来，使学校在严格管理学生行为方面“有法可依”。由此说来，纽约市的这一学生纪律管理法案，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七、引入竞争机制的特许学校

美国的特许教育(charterSchool)，简单说就是以法律作保证，以政府经费作支持，以多元办学为主体，以面向学生提供优质教育为目的，以竞争为机制且获得政府及教育部门特殊许可的基础教育办学模式。这种办学模式的发展方兴未艾。从1991年第一所特许学校建立，到现在已经发展到全美40个州和一个特区，共有4300所学校，120万美国中小学生在此类学校就读，占美国中小学在校生人数的3％以上。现在许多美国家庭都接受把孩子送入特许学校，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排队等候让孩子入学的情景。

特许学校获得了美国权威部门方方面面的支持，获得了众多家长、学生的认可，虽然存在争论，但现实的发展却是一路绿灯。其原因在于：特许学校特在学生可以选择学校，但学校不许选择学生；特在必须签约面向每个孩子提供优质教育，如果不能满足优质办学的要求，就让你“死亡”关门；特在只要你以提高质量、保证质量为目的，就可以享有不受干涉的办学自。特许学校的出现，给美国公立学校、私立学校都带来了压力。我们觉得美同人在探讨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上是有了作为了，是有了以机制促质量的办法了。

这种以大动体制之刀的改革也许并不适用我国，但这种基础教育必须面向每个孩子开展优质教育的办学模式，未必就没有可借鉴之处。把选择学校的权力交给家庭，把不许选择学生但却必须提供优质教育的竞争机制引人学校，在保证优质标准的前提下，把办学自下放给办学者，开放给家长、社区等参与者。在政府大包大揽全权办教育中，用这样一个活性因素激起波澜，促进教育的均衡优质发展，难道不是我们各级领导和基层办学者以及其他关心教育改革的有识之士的期望吗?

通过对美国教育状况的考察，笔者看到了美国学校的办学成绩，受到了很多启发。笔者也感觉到过于放开(也可称为放任)、各自为战的办学运行机制也有它的不足。最大的不利是这种各行其是的办学难以形成一个研究共性的教育平台，难以保证学生教育的连续性与高效能。在交流中我们感觉到，美国的校长难于和我们讨论诸如教育的专业化、教育的整体效能等重要问题。基于各自办学基础上的实践，虽然显得丰富，但也难以形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共振，这也是美国基础教育质量评估在国际上始终落后的主要原因。

与考察团其他成员交流，大家一致认为，美国教育对自己最大的影响是教育理念的冲击。但这种冲击不是直接来自教育理念本身，而是实实在在的在理念指导下的实践。美国各中小学校所表述的理念不难理解，语句也平实。但就是这简明、平实的理念却与实践的联系是那样的紧密。学校教育的灵活多样、工作扎实、组织严密、十分重视落实到每个学生身上，所有这些又都与教育理念紧紧相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大家也认为，中美两国国情确实不同，不同的国情与文化传统形成了不同的教育方式。但双方可以相互借鉴的，双方的教育在一定范围内也有互补性。借鉴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努力力、好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为中国及人类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是笔者两次赴美考察所强化了的教育信念。

摘要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等理念指引下，美国教育创造了不简单的成绩。美国中小学教育的特点有：自主办学机制、灵活多样的教学组织方式、学校设施的教学适应性以及以评价问责保证教育质量，此外，纪律法案、特许学校也展现了美国中小学教育的特色。美国中小学教育利弊共存，但中美教育可以相互借鉴，在一定范围内也有互补性，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可以为我们办好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提供一定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