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论文范文

古代文学论文篇1

古代文学论文浅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包含了丰厚的文化内涵、思想内涵，以及高尚的人格、渊源的民族肉体、是中国人民思想、聪慧、感情以及真善美的交融结晶。

1.文化内涵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多是包含了政治、杂话、史志中的非盲目性理论，即便在《二十四诗品》、《文心雕龙》等地道性文学作品中，也包含了丰厚的文化内涵，为现代化论述从客观上留下宽广考虑空间、与话语空间，并构成多维度研讨。因而，今人多从儒、道、释等角度动身，也有人从民俗、历史、书法、音乐、绘画、文献、经学、考据等多方面学科停止深化讨论与剖析，例如童庆炳教师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理想意义》一书中，就是以文艺心理学为动身点，论述了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郁陶”、“蓄愤”等思想，并提出更有见解性、愈加科学的观念。针对古代文学这一特征，以文化经济学为动身点，以为这是一个富矿型学科。固然它作为传统学科，必然呈现很多超积聚研讨现象，且学术人口超编严重，但是由于它的内存丰厚，并可提供多元化学术选题，因而不会呈现“词穷”、“学术撞车”等现象，这也是其自然、科学的优势，利于不时积聚价值。

2.文学现象的阐释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对古代文学现象的直接论述，同时是现代文学研讨的重点对象，可发挥“以古释古”的作用。由于它没有时期的差距和语境的隔膜，因而具有现代文论中缺乏的直接性、有效性。例如以金圣叹的“草蛇灰线法”解释《水浒传》的构造，远比应用现代叙事学晦涩、繁琐的理论更明白；而应用庄子“坐忘”、“心斋”等思想剖析苏东坡的“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诗”，比本格森的直觉主义观念论述得更到位、更深入。当然，这种“以古释谷”仅是诸多阐释办法的其中一种，而任何一种办法都不是独一的，但能够发作共同效果，可见中国文学理论的价值性。再加上先天近缘的便利性，在论述古代文学时，古代文学理论更具有优先性。因而，研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并不只是“学问考古学”，而是更具备理想意义。

3.社会政治价值

社会政治功用是古代文学理论的最主要价值，历代文学家都对此研讨十分注重。由于这种功用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因而促进文学理论直接参与到理想政治斗争中，并从中取得较好的政治功利效益。例如，孔子的“事君”、“事父”说，学《诗》“授政”说等，就是政治观念的典型代表，它对文学效劳于社会政治提出了客观请求，并担负推进社会开展的历史重担。

反对文学中的“嘲风月、弄花草”等行为，批判脱离理想社会，这是积极进步的价值观。以这一目标为动身点，古代文学家也提出了诸多观念，如“乡人”、 “事君”、 “化下”、 “邦国”、 “经国”、 “润饰鸿业”、 “劝善惩恶”、 “匡主和民”以及“移习俗”、 “厚人伦”、 “美教化”、 “文以载道”、 “有补于世”、 “补察时政”等，无不表现出古代文学理论的社会政治功用。

4.思想文化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丰厚的肉体文化遗产，促进人类经过对历史的理解而认识本身，并从中取得本身能量与进步。固然古代文学理论并没有对现代创作与作品停止直接阐释和指导，但是也为文学理论提供了参考、比拟等根据，促进现代文学理论既取得根性自信、有限启示，也以此校正本身开展方向，最终落实为统一的历史逻辑。

任何时间段内思想的正确性，都需求经过历史检验，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已是被历史证明的思想，因而指明了现代创作与理论走向，从历史深思中推论其价值的逻辑性、合理性与合理性。而将来的文学理论开展，也需求树立在历史的逻辑根底上，才干进步可行性与真实性。因而，当前盛行的只注重感官愉悦、疏忽深入的群众主义文化，无论从写作层面还是论述层面来看，都需求与历史亲密联络，也就是说古代文学理论对当前时期、偶尔、媚俗等思想倾向具有匡正价值。

5.审美文娱价值

审美文娱是古代文学理论研讨中的重要文学价值。这种观念曾经在《左传》中记载的“季札观乐”中有所表现，例如季札每欣赏“一乐”，就会表现出“美哉”的心情。而孔子所说：“《诗》能够兴。”也对激起人的积极心情发挥重要作用，包含审美价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曾经对文学理论的审美功用有了深入认识，例如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中提出“著文自娱”；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诗能够让人“贫贱易安，幽剧靡闷”；陆机的《文赋》中，以为创作是“可乐之事”；颜之推的《颜氏家族》以为文学的“熏陶灵性”；萧统的《文选序》中指出作品具有“悦目之玩”、“入耳之娱”的成效价值。而自唐代至清代，大批文论家也指出了“相娱”、“相慰”、“消愁”、“解闷”、“娱耳悦目”、“以文为戏”等观念，其阐述的范围由诗文扩展到小说戏曲等。可见，审美文娱轮主要表现了“自娱”、“娱人”两方面，具有深入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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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的学术史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相互渗透，早很多古代文学中得到了证实。其中，宋学和宋代文学观念的关系，是国学与古代文学相互渗透的典型代表；二是，国学学术史具有比较独特的特点，在很多时候可以更好地凸显文学家多方面的思想观念，使古代文学家的思想得以充分展示。同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全面地研究古代文学的文学成就；三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的相关研究必须客观、公正，才能对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评价。因此，从学术史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对国学和古代文学的关系有更系统的了解，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可靠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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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论唐代的规范诗学

这里使用的“规范诗学”一语，来自于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定义。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1890—1957)在《诗学的定义》一文中指出：“有一种研究文学作品的方法，它表现在规范诗学中。对现有的程序不作客观描述，而是评价、判断它们，并指出某些唯一合理的程序来，这就是规范诗学的任务。规范诗学以教导人们应该如何写文学作品为目的。”① 之所以要借用这样一个说法，是因为它能够较为简捷明确地表达我对唐代诗学中一个重要特征的把握。唐代诗学的核心就是诗格，所谓“诗格”，其范围包括以“诗格”、“诗式”、“诗法”等命名的著作，其后由诗扩展到其他文类，而出现“文格”、“赋格”、“四六格”等书。清人沈涛《匏庐诗话·自序》指出：“诗话之作起于有宋，唐以前则曰品、曰式、曰例、曰格、曰范、曰评，初不以话名也。”② 唐代的诗格(包括部分文格和赋格)虽然颇有散佚，但通考存佚之作，约有六十余种之多③。“格”的意思是法式、标准，所以诗格的含义也就是指做诗的规范。唐代诗格的写作动机不外两方面：一是以便应举，二是以训初学，总括起来，都是“以教导人们应该如何写文学作品为目的”。因此，本文使用“规范诗学”一语来概括唐代诗学的特征。

一、“规范诗学”的形成轨迹

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者，对于隋唐五代一段的历史地位有不同看法，比如郭绍虞先生名之曰“复古期”④，张健先生名之曰“中衰期”⑤，张少康、刘三富先生则名之曰“深入扩展期”⑥。言其“复古”，则以唐人诗学殊乏创新；谓之“中衰”，则以其略无起色；“深入扩展”云云，又混唐宋金元四朝而言。究竟隋唐五代约三百八十年(581—960)间的文学批评价值何在，地位如何，实有待从总体上予以说明并作出切实的分析。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大转折。在此之前，文学批评的重心是文学作品要“写什么”，而到了唐代，就转移到文学作品应该“怎么写”。当然，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也并非跳跃式的一蹴而就。下面简略勾勒一下这个转变的轨迹。

文学规范的建立，与文学的自觉程度是一个紧密联系的话题。关于什么是文学的自觉，依我看来，文学是一个多面体，无论认识到其哪一面，都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自觉。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孟子认为说《诗》者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⑦，能说这是对文学 (以《诗》为代表)的特性无所自觉吗？《汉书·艺文志》中专列“诗赋略”，这表明自刘向、歆父子到班固，都认识到诗赋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字著述的特征所在。但其重视的赋，应该具备“恻隐古诗之义”；至于歌诗的意义，也主要在“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一句话，他们重视的还是“写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看，曹丕《典论·论文》中“诗赋欲丽”的提出，实在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换，因为他所自觉到的文学，是其文学性的一面。不在于其中表现的内容是什么，而在于用什么方式来表现。“诗赋欲丽”的“欲”，假如与“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中的两“宜”一“尚”联系起来，表达的不仅是一种内在的要求，似乎也含有一种外在规范的意味。所以我认为，唐人“规范诗学”的源头不妨追溯到这里。

唐以前最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著作，允推刘勰《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总术》专讲“文术”之重要，所谓“文术”，就是指作文的法则。其开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笔的区分是对作品文学性的进一步自觉，但刘勰并不完全认同这一提法，他认为这种区分于古无征，“自近代耳”。又对这一说的代表人物颜延之的意见加以批驳，最后说出自己的意见：“予以为发口为言，属笔为翰。”⑧ 口头表述者为言，笔墨描述者为翰，这反映了刘勰对于文采的重视。“翰”指翠鸟的羽毛，晋以来常常被用以形容富有文采的作品，这是时代风尚。然而在刘勰看来，用笔墨描写的也并非都堪称作品，强弱优劣的关键即在“研术”。据《文心雕龙·序志》，其书的下篇乃“割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涉及文学的创作、批评、历史等诸多方面的理论。其中创作论部分，又涉及文学的想象、构思、辞采、剪裁、用典、声律、炼字、对偶等命题，部分建立起文学的写作规范，虽然还不免是笼统的。

齐梁以来积极建立诗学规范的，可以沈约等“永明体”诗人为代表。从沈约开始，中国诗歌的音律有了人为的限定，并且要求严格执行。在其“规范”的视野之下重新审视诗歌史，尽管自古以来就有“高言妙句，音韵天成”者，但都是“暗与理合，匪由思至”。而文学史上享有大名的作家，如“张(衡)、蔡(邕)、曹 (植)、王(粲)，曾无先觉；潘(岳)、陆(机)、颜(延之)、谢(灵运)，去之弥远”⑨。他所试图建立的是一个崭新的规范，了解诗歌的音韵规律成为写作、谈论文学的必要前提。“作五言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而流靡；能达八体，则陆离而华洁。”⑩ 然而，这样一种有关规范的意见在当时并未能得到普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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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中国古代文学的线性空间

是语言的艺术，即以语言为媒介来塑造艺术形 象，以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审美把握和主体思想感情的表 达。语言作为文学的媒介和工具，是在时间的序列中绵 延的线条。于培杰说：“语言的线型性质使它在反映现 实生活时必须改变、扭曲对象的实际状态：共时性的现 实存在变成了历时性的语言流动，三维空间的形体，被 挤压到一维时间的线条中去。”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外 一切文学都具有“线”性特征，而且时代越早，“线” 性特征越明显。但是，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与绘画、 雕塑等艺术样式一样，西方文学逐渐将“线”演变成团 块结构，而中 国古代 文学则沿 着原始 叙事文 学原初的

“线”路，发展并凝固成“线”性结构。可以从两个方面 加以认识，其一，“线”性叙事；其二，白描出神。

1.“线”性叙事

文学的叙事方式，大略地划分，有两种类型，线型 和非线型。中国古代文学的叙事方式属于前一种。

中国古代文学的叙事方式主要是线性叙事。中国文 学从原始劳动歌谣、远古神话到 《诗经》 中的叙事作品， 从标志着中国小说成熟的唐传奇、变文，直到宋元话本、 元代杂剧、明清长篇小说，在叙述事件时，通常采用时 间顺序方式，有头有尾，强凋情节单一和完整性，体现出 鲜明的 “线 ”性特征 。如 《吴越 春秋》 所 载的一 首

《弹歌》：

断竹，续竹，

飞土，逐宍。

四句八言，描写了砍竹、接竹、 制造出狩猎工具，然后用弹丸去追捕 猎物的整个劳动过程。再如见于 《山 海 经·海 外 北 经》 的 神 话 《夸 父 逐 日》：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 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 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 为邓林。

这是一个悲壮的英雄故事，从中 可以看出对事件过程的单向的时间描 述。又如 《诗经·采薇》 篇前三叠：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 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 遑启居，猃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 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 戍未定，靡使归聘。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 岁亦阳止。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 心孔疚，我行不来。

这三章分别以“采薇采薇，薇亦 作 止 ”、 “ 采 薇 采 薇 ，薇 亦 柔 止 ”、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开头，从薇 之“作” （萌芽） 到薇之“柔” （幼 苗鲜嫩状） 到薇之“刚” （长成坚硬

的茎），依时间顺序描述薇的生长过 程 。又由“岁亦暮止”到 “岁亦阳 止”，即从岁暮年终到夏历十月，这 样便将戍边生活置于一个绵延连续的 时间段中，由薇的生长周期与寒来暑 往的时节转换来暗示戍边生活的长 久。再如 《诗经·卫风·氓》 篇，这是 一首弃妇诗。全诗以这不幸女子的口 吻叙述了她与氓从求爱，定婚，结婚 到受虐待，遭遗弃的全过程，是一种 典型的单向性时间叙述过程。汉乐府 民歌 《孔雀东南飞》 也是一个悲剧的 爱情故事，全诗叙述了刘兰芝与焦仲 卿从美好婚姻走向悲剧结局的线性过 程，自始自终，首尾连贯。 《陌上 桑》 中“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 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完全是顺 序展开。 《木兰辞》 中“东市买骏 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面面俱到，务求完整。这

类例子不胜枚举。

当然，最能 体现中 国古代文 学 “线”性结构的还是小说。小说作为 一种最典型的叙事文学体裁，包括情

节、环境、人物三个最基本的要素。 中国古代小说最重视的还是情节，最 看重历时性的生活流程，当然也有环 境的描写和人物的刻画，但环境是作 为情节展开的氛围而出现的，而人物 则是以情节—事件的开始、发展、 高潮、结局的参与者，执行者和完成 者而出现的。相对于情节而言，环境 和人物已退居次要地位，环境和人物 从来不会冲淡情节之“线”的绵延， 相反，环境和人物都被纳入、融合于 情节之中，共同推动情节的发展。在 情节结构中，中国古代小说大都遵循 自然时空顺序，“按照情节的开端、 发展、高潮、结局来安排结构，虽然 其中也有插叙、倒叙，但插叙、倒叙 都不影响情节的线性发展，所以作品 呈现出一种线式结构形式。在这种结 构形式中，时间总是朝着一个方向， 即‘始’是向着‘终’行进的，空间 总是有其连续性，作家依循着时间的一 维 性 和 空 间 的 连 续 性 来 结 构 小 说。”②如白行简的传奇小说 《李娃 传》，写贵族公子荥阳生赴京应考， 与妓女李娃相识相爱；当资财荡尽 后，李娃遵照鸨母旨意，设计弃逐荥 阳生，致使荥阳生由一个世家公子沦 落为挽歌郎；继之在京遭父鞭挞，沦 为乞丐；后与李娃邂逅重逢，李娃悔 悟，遂救荥阳生于危难，并助其应考 得官，成就功名，最后二人结为夫 妻。作者将荥阳生和李娃由相爱到终 结连理这一复杂的过程一步步展现出 来，曲折有致地描绘其所遭遇的磨难 和坎坷，线索清晰，时空顺序连接有 序。再如 《柳毅传》 作者通过神奇而 优美的想象，精心结撰了书生柳毅传 书龙女，并与龙女化身分氏结为夫 妻，最后变成神仙的故事。 《白娘子 永镇雷峰塔》，描写的是一个悲剧爱 情故事。主人公白娘子是蟒蛇精，出 于对人间爱情生活的向往，遂化为美丽多情的少女与许仙结为夫妻。但她

的举动冒犯了天条，为了她所追求的 爱情理想，决不逆来顺受，而是起来 抗争，她盗官银、财物、戏弄道土、 惊吓心怀不轨的李将仕，驱逐蛇先 生，最后勇斗法海，直到被镇于雷峰 塔下。无论是大团圆式的浪漫爱情， 还是棒打鸳鸯式的悲剧爱情，作者都 是按时间的自然顺序，有头有尾，自 始至终地展示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 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一条“线”，读 者可以循着这条“线”去寻绎爱的美 丽与凄婉。

当然，中国古典小说并非都是如 上所举的单一的线型故事，还有复线 型故事、环线型故事等等。

复线型故事，即大故事中套小故 事，就每个故事而言，采用的仍然是 “线”性描述。在古典小说中，诸如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至于……

按 下 不 表 ”、 “ 且 说 ”、 “ 却 说 ”、 “再说”等转承语比比皆是。无论套 了多少小故事，整个情节 （大故事） 中仍有一条贯串始终的依时间顺序展

开的主线，决没有西方小说的倒叙、 断开、闪回等叙述方式。如 《水 浒 传》 的结构，“英雄排座次”以前是 若干个英雄人物的传记故事，一环紧 扣一环地先后连接。就每个传记故事 来看都相当完整，自成段落，情节为 单线发展。就整部 《水浒传》 来说， 从“逼上梁山”到轰轰烈烈的英雄伟 业，最后接受招安，英雄末路，主线 明晰，仍然只有一个叙事方向。再如

《三国演义》，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长 篇小说，它的出现，标志着章回体长 篇小说的初步定型，尽管卷帙繁浩， 但“演义 ”的整体线索是相当清晰 的。从群雄逐鹿到三足鼎立；从蜀、 魏、吴三国之间征战到三国的渐次消 亡，这是一个风云变幻、峰峦叠起的

“过程”，对这一“过程”曲尽其致的 叙述，形成了 《三国演义》 的线性结 构。另一方面，每章每回的情节展开 都是一段相对完整的时间之“线”， 整部小说的“线”就是由这一段一段 的“线”连接而成的。

环线型故事，不像单线型故事和

复线型故事那样具有贯串始终的主 线，而由许多小故事连缀成篇。这些 小故事或是上下钩连的连环式结构， 即由一个故事引出另一个故事；或是 独立的平行的故事，前者可以 《官场 现形记》 为代表，后者可以 《聊斋志 异》 为代表。

关于 《官场 现形记》 的连环结 构，可参考胡亚敏教授在她的 《叙事 学》 ③中所引述的西方学者唐纳德·霍 洛齐的分析：

《官场现形记》 是由彼此相关的 十个环形构成的，每个环形包括四到 九个事件，限于某一群人物或某一地 域，当出现一个新主人公或一个新的 环境时，就标志着一个环形转向另一 个环形。比如第一个环形是对官场内 部关系的介绍，第二个环形是官场对 外关系问题，第三至第八个环形依次 具体展示了官场活动的各个层次和各 个方面，第九、十个环形则是一种结 论性的总结，指出了官场的腐败与奴 性。这样，小说的焦点不断地从一个 环形移向另一个环形，中国晚清官场 内幕也一次一个方面地逐步得以揭 示。这种环形式情节类型的统一原则 在于事件的语义安排。

《聊斋志异》 则不同，功名失意 的蒲松龄“于耳目所者者见记，里巷 所流传，同人之籍录，又随笔撰次而 为此书。” （蒲立德 《聊斋志异》 跋） 其故事来源驳杂，体裁不一，主题多 样，人物各异。如果说，从 《官场现 形记》 和 《儒林外史》 中我们看到的 “线”是上下钩连，左右绾结的网络

式的“线”，那么，从 《聊斋志异》 中我们看到的则是一束自由律动、平 行发展的“线”。

2.白描出神 中国古代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借鉴

了绘画中的“白描”手法，在描写景 物、刻画人物时，用粗线条勾勒的方 式略貌取神，或营造意境或表现人物 的典型性格。如 《世说新语》 写阮籍 与晋文王同坐，坐席间严肃庄重。唯 阮籍“箕踞啸歌，酣放自若”，只用 了八个字就勾勒出阮籍不拘礼法，任

达简傲的性格。再如，司马迁 《史 记》 就用极其简练的笔墨，一两句话 甚至几个字就能生动地表现人物的情 态或心理。如写荆轲刺秦王失败反被 秦王所击，“断其左股”、“被八创” 而荆轲却“倚柱而笑，箕倨以骂”， 仅八个字就活脱脱地展示了一个侠义 之士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气概。其 他如 《三国演义》 写关羽温酒斩华 雄，着墨极少，关羽勇猛善战形象便 跃然纸上。 《水浒》 中鲁提辖鲁智深 三拳打死镇关西一段，“打”的过程 极为简练，鲁智深的勇武便活灵活现 地展示出来了。 《红楼梦》 第33回宝 玉挨打后宝钗来探望，说道：“早听 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别说老太 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 也—”一个“也”字包含有爱怜、 矜持、羞涩、圆通，取得了以少胜多 的 效 果 。 黛 玉 来 时 只 说 了 一 句 话 ：

“你可都改了罢！”语短情长，表面上 是责备，心底却是说不尽的痛楚和珍 惜，比起宝钗，则显得更为知已，更 为贴心。再如第74回抄检大观园时， 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啷’一 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提着底子，往 地下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来。” 探春：“一语未了，只听‘拍’的一 声，王家的脸上早着了探春一巴掌。” 寥寥数字的动作描写，就将睛雯的不 甘屈服和探春的凛然不可侵犯的性格 特征展现出来了。

古代诗词多以冷静客观的笔触图 山范水，轻描淡写，简约入神，不施 粉黛，自得风流。如陶渊明 《归园田 居》 （其一） 中“暧暧远人村，依依 墟里烟”，由远及近，如同素描，极 形象地表现了田园生活的恬静 、优 美。再如，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 落日圆”，寥寥几笔就勾勒了一个画 面，表达了一个意境。“江流天地 外，山色有无中”则近于水墨画，以 粗线条把握整体印象，气势雄豪，令 人称奇。

在表现情感和哲理方面，古代诗 词亦多用简笔。柳永 《八声甘州》 中

“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一句道出了

“妆楼颙望”的佳人执著深沉的思念 和无奈、惆怅、失望、寂寥的心境。 李清照 《声声慢》 中开头的一组叠字 将孤苦无依，清凄哀怨、沉痛悲凉的 境遇和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具有一 唱三叹，荡气回肠的抒情效果。辛弃疾 《摸鱼儿》 中“闲愁最苦”四字传 达的是请缨无路，报国无门的幽怨和 愤懑，摧刚为柔，潜气内转 。晏 殊

《浣溪沙》 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 曾相识燕归来”一联蕴含着深刻的哲 理：一切美好事物都可能与时俱逝， 这是极其自然的，也是不依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人生总是交织着成功与失 败、得意与失意，往往是得中有失， 失中有得；既如此，我们就不必为一 时的失意而自暴自弃，也不必为一时 的成功而趾高气扬。苏轼的“横看成 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高 处不胜寒”、“何处低头不见我，四 方同此水中天”、朱熹的“问渠那得 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等等， 都通向哲学和理趣，言简意赅，给人 们以多方位的深层启迪。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学侧重历 时性时间流程的叙事模式和白描手法 的 运 用 ， 铸 就 了 中 国 古 代 文 学 的 “线”性品格，并以此与西方文学的 团块模式区别开来。

注释：

①于培杰： 《线条和团块——中西 传统艺术结构模式比较》， 《学术论坛》

1996年第1 期。

②刘安海、孙文宪主编： 《文学理 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151 页。

③胡亚敏： 《叙事学》，华中师范 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 页。

古代文学论文篇5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着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着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着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着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着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着《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着《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着《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着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着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着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着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着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着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着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着《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着《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着《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着《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着《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着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着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着的科学着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着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着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着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着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着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着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着的天文历法方面的着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着作以及其它着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着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着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泛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着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着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着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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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篇6

让学生较快进入年代遥远的古诗的情境中，氛围的营造相当重要，聆听情境俱佳的范读是一条捷径。范读是古诗课堂教学中的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听专家标准化的范读、教师声情并茂的现场范读、学生有模有样的模仿范读是教学中的常见方式。专家范读，主要是借助音频、视频媒介来引领学生走进诗文世界，课堂教学中恰当运用专家范读，有助于营造艺术的氛围，有利于引感的反应。教师范读，教师以饱满的感情专注的态度来朗读，全身心沉浸到诗文中去，把自己对古诗情感内涵的感悟传达给学生，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古诗的兴趣。学生范读，就是教师遴选班级中普通话素质好、朗读技巧高的同学来示范朗读，同龄人的精彩表现，更利于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的意识。听读激感，情感挑动求知欲。而求知欲的满足得从“知人论世”开始，“知人论世”在古诗文的学习中尤为重要。因为诗人与我们相隔久远，他们的身份、家世、经历、思想，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都决定着他们作品的内涵价值与情感思想。不同朝代不同际遇的诗人，自然有着不同的思想内涵和不同的情感体验，同一朝代相同际遇的诗人，也会有着不同的思想内涵和不同的情感体验，即使是同一个诗人，在不同时期不同际遇时，也会有着不同的思想内涵不同的情感体验并诉诸于作品。所以，“知人论世”是读诗的必要步骤。“知人论世”不但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古诗文的浓厚兴趣，有利于古诗文教学的顺利进行，还可以帮助学生准确把握诗歌的情感，正确理解诗歌的意境，精确分析诗歌的形象。笔者在教学古诗文前，都要指导学生并和他们一起广泛收集，了解诗文作者的人生经历以及本篇作品的创作背景，充分做好课前准备工作，不但为课堂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而且还丰富了他们对于诗文作者、历史背景、社会现象等的认识了解，丰富学生的知识积累，为他们以后再去赏读该诗人的作品以及其他诗人该时期的作品打开了一条路径。

第二步：想读徜徉诗境，畅说诗景画意

宋代大儒朱熹提倡读诗要“心到、眼到、口到”。听读诗文，知人论世，让我们走近了诗人，走近了诗文，而要进入诗人所描述的情境中，必须“想读”。这里的“想读”，意思是在朗读时，张开想象的翅膀，施展联想的能力，想象诗中的画面景色、设想诗中的人物活动。这个环节的朗读，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笔者觉得自由朗读更能利于学生想象和联想，学生可以读得摇头晃脑，可以读得眼神迷离，可以读得低沉缓慢，可以读得高昂急速。可以读一遍，可以读多遍，可以读整首诗，可以读某几句，读到如置身诗中的画面中，读到如身临诗中的情境里。朱熹说：“大抵观书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得之于心，述之于口。在学生读后，教师趁热打铁，让学生用具体生动形象的语言畅说所想象到的画面景色以及所设想到的人物活动。可以畅说整首诗带给他的想象，可以畅说某一句激发起的联想，可以让学生自由选择诗句畅说，也可教师有的放矢指定诗句畅说。当然在让学生畅所欲言之前，教者可将诗文中的关键字词加以讲解，在学生畅说诗意之时，若有欠妥之处，教者可及时纠正完善。

第三步：赏读感悟诗美，品评精妙华彩

教师引导学生品味古诗词的语言艺术，领悟古诗词的语言魅力，有助于形成高雅的语言素养。一番想读，一番畅说，诗中画面如在眼前，诗中人物如在对面。诗人如何以最精准的文字描述如此动人的意境，如何以最简约的语句表达如此丰厚的内涵，若要体悟到这些，赏读必不可少，也就是朗读时，带着想象，带着联想，带着欣赏，带着品味。这一环节的朗读，教师可加以指导，读出节奏停顿，读出轻重缓急，读出语气语调，读出抑扬顿挫。可形式多样地朗读，可多次反复地朗读，让学生在听读中徜徉诗境，在自读中浸润诗美。“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充分印证了反复朗读对于语言学习的重要功能。在反复朗读中，学生对古诗词的遣词造句的技巧、谋篇布局的章法会有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的领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适时结合具体诗句教给学生古诗鉴赏的一些方法，如意象的含义、鉴赏的角度，鉴赏的术语等。诗歌中的意象是作者情感的寄托，思想的载物，它们表达着诗人的情感，倾诉着诗人的心声，寄寓着诗人的情趣，承载着诗人的意志。因此在教学中可指导学生从具体意象中寻出其中的情感旨趣。古诗词的语言精美，表现多样，所以鉴赏古诗词的角度自然也多样，遣词造句、修辞手法、写作方法、表达方式、表达情感、蕴含哲理、诗人风格等。不仅如此，教师还要教给学生一些相应的专业术语，以提高学生鉴赏的准确性，品评的精炼性，表达的流畅性。学生可选择多角度赏析，也可选择一个角度赏析，可赏析整首诗，也可赏析某句诗，只要言之有理，都该鼓励赞扬。

第四步：吟读体会诗情，表述情感思想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中说道：“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在读中知人论世走近诗人，在读中联想想象走进诗文，在读中品析词句走进诗人，就是要在读中体会诗人表达的情感、表明的志趣、揭示的道理。《尚书•尧典》中也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就是说，诗中所表达的志意，要通过有韵律、有节奏地朗读来体会，而有韵律、有节奏地朗读也能表达出诗中的志意。在这个环节的朗读中，要让学生联系到诗人背景，联想到画面情境，结合到词句章法。可让学生再次聆听范读后再自己吟读，朗读方式可多样，朗读次数可多遍，不妨让学生个别朗读，读后大家再评。注满情感的诗篇，溢满情感的朗读，到此时让学生表述诗人所表达的情感、志趣，或是表述自己体会到的志意、道理，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在节奏和谐、音韵优美的朗读声中，一段古诗教学的“四步舞”圆满结束。当然，“四步舞”的舞步是变化多端、摇曳多姿的，我们可变换步伐的先后、步频的快慢，只要能有华彩的舞曲、优美的舞姿，就能获得精神的享受、心灵的熏陶。古诗词教学，是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出的要求，也是开阔学生视野，陶冶学生情操、提升学生素养的重要途径。学习古诗词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文学知识，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还能够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欣赏品位，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要实现古诗词学习的这些作用，语文教师必须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要在态度上重视古诗词的教学，行动上不断充实提高自己，正确把握作品内涵，科学有效使用教学手段，充分展示自身语言魅力，以自己的语言影响学生的语言，以自己情感激发学生的情感，引导学生发现古诗词的美，欣赏古诗词的美，进而享受古诗词的美，最终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丰厚学生的人文素养。

古代文学论文篇7

师范院校在讲授古代汉语常识时，应尽量联系中学文言文的例子，这样，学生学起来觉得熟悉，既温习了旧知，又拓展了新知。在联系中学文言文知识的时候，应注意把中学相关文言知识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并以此作为进一步学习的基础。例如中学课本《山海经•夸父逐日》对“夸父”的解释很简单：“夸父，古代神话人物”，但在《核舟记》中对“虞山叔远甫刻”的注释则为：甫，通“父”，男子美称，多附于字之后。在学习古代汉语文选《夸父逐日》时，则应在此基础上把这些中学已有的知识串起来，进一步说明“父”的用法，既要说清“父”在古代是用在男子名称后面的美称，又要说明此用法又常写作“甫”［6］7。有的篇目中学课本有，而大学教材没有入选。这时教师在讲授古汉语课程相关知识点时，应联系中学学过的旧知。如《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中学教材对“扑朔”的解释为：“据说，提着兔子的耳朵悬在半空时，雄兔两只前脚时时动弹，雌兔两只眼睛时常眯着，所以容易辨认。扑朔，动弹。迷离，眯着眼。”在讲授古代汉语课程知识点“古无轻唇音”时，就可以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列举其他几种观点，相互比较，从而深化认识。据刘成德先生概括，对于“扑朔”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1）兔走足缩之貌（张玉谷《古诗赏析》；（2）跳跃貌（余冠英《乐府诗选》）；（3）扑腾，乱动的样子（北大中文系编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4）貌蓬松的样子（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尔雅》郝懿行义疏指出，“扑朔”与“扑、扶疏、朴簌”同一语源。树木丛生的样子为“扑”，枝叶丛生的样子叫“扶疏”，鸟兽的羽毛丛生的样子为“扑簌、扑朔”［7］11。对一个初中的学生来说，从语境出发，从易于理解的角度看，（3）更易于理解（这恐怕是中学教材采用这种解释的原因所在）。但从语源的角度看，显然，朱东润的解释是较妥当的。这样，在串起旧知的基础上拓展新知识，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习效率。此外，在讲授古汉语修辞方式时，也可以多联系中学文言文内容。上例“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一句的修辞也可以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讨论。例如有人认为句中“扑朔”与“迷离”互补为义，即雄兔与雌兔均有“脚扑朔”、“眼迷离”的习性，这才难以区分雄雌。这样的说法对不对？联系下文“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讨论，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理解。这样的讨论是在中学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展开的，可以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又比如在讲授古代汉语中有关对仗的知识时，不妨联系高中语文第二册《滕王阁序》课后练习。该课后练习五指出：“课文中有很多对偶句不但上下句相对，而且在一句中自成对偶。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对‘孤鹜’，‘秋水’对‘长天’。这种‘当句对’的句式，是王勃骈文的一大特点。”学习新知，与已有知识相联系，可以使得学生对对仗的基本类型有更深入的认识。

二、在新旧知识对比的基础上，使学生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

例如，中学课本对通假字一般以“通”来表明，如《勾践灭吴》“三年释其政”，课本的注释是“‘政’通‘征’，征税”。但有的古今字则也用“通”来说明，如《烛之武退秦师》“失其所与，不知”———“知”通“智”。古今字则有的加以说明，如《论语十则》“不亦说乎”课文的注释为“说，‘悦’的古字，愉快”。但更多的时候并不注明，例如高中第一册《烛之武退秦师》“共其乏困”———“共”同“供”，供给；“秦伯说，与郑人盟”———“说”同“悦”。《勾践灭吴》“令壮者无取老妇”———“取”同“娶”。师范院校古代汉语教学则要系统讲授相关知识，要求严格区分通假字、古今字、异体字。因此，在古汉语教学中一方面应该讲清古今字与通假字、异体字的区别，同时也应讲清中学课本这样处理的原因所在。这样既可以让学生很好地掌握古代汉语相关知识，又可以使他们明白中学文言文教学因为教学对象、教学要求的不同，不能照搬大学古代汉语课程中的相关术语。中学文言文有不少词类活用的典型用例，但一般只是随文注释，并未明确说明是哪一种类型的词类活用。我们在讲授古汉语常识之词类的活用时，就可以举这些例子，并且要让学生知道中学文言文为什么这样注释。例如，中学《寓言两则》（《韩非子》、《淮南子•人间训》片段）对“智子疑邻”的解释是：智，聪明，这里的意思是“以……为聪明”。《狼》中对“犬坐于前”的解释：像狗似的蹲坐在前面。《大道之行也》对“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解释：亲，用如动词，以……为亲；下文“子其子”中的第一个“子”也是动词。《过秦论》“瓮牖绳枢”———以破瓮作窗户，以草绳系户枢。等等。中学教材并没有细致分析这些词原来是什么，又活用为哪类，更没有作进一步的理论概括（中学无此必要）。而大学古代汉语的学习则应使学生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以这样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并且加以理论概括，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理论知识，还可以深化学生对中学教材的认识。又如《木兰诗》中的句子：“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以上句子课文并未注释，然而课文练“翻译下列句子，注意上下句的意思是互相交错、补充的”，其实已暗含“互文”的特点。虽然王力版、郭锡良版古汉语教材均未选入《木兰诗》，但我们在讲授古代汉语关于修辞方式的相关内容时，可以举这个例子，结合相关知识，使得学生深入理解“相互交错、补充”的内在含义。再如：中学课文《庄子•秋水》对“望洋向若”中“望洋”的解释是“仰视的样子”，而郭锡良《古代汉语》“望洋：叠韵连绵词，仰视的样子”；“少仲尼之闻”中学课文的解释“少，动词，小看”，而郭锡良《古代汉语》注释为“少，形容词用作意动，觉得……少”［6］624。通过这样的对比，结合系统性教学，就能使学生知其然且能知其所以然。

三、应明确高校古代汉语教材语法体系与中学语法体系的区别

古代汉语教学，少不了一些语法术语。然而，由于古代汉语教材语法体系与中学语法体系不同，这既给学生带来不小的困惑，也给古汉语教师带来难题。例如：高中课文《师说》的注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者，助词，用在主语之后表示判断；“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之，结构助词，无实在意义。这里的“者”、“之”的说明均不同于古代汉语课本。虽然王力、郭锡良两种版本均未选《师说》，但在通论及文选中郭锡良等把“者”看作代词，“者”在主语的后面复指，引出谓语；“之”郭本看作连词，王力则看作介词。对这类现象，在古汉语教学时不能回避，相反，应明确指出这是因为语法体系的不同造成的，告诉学生这是人们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认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语法体系的不同固然需要指出，且可以略加介绍，但不需要详谈，更不必深入研究，以免增加学生负担。此外，在对师范生讲授古代汉语语法知识时，除了尽量多举中学教材中出现的例子外，对中学教材中出现但没有讲明的语法术语，也应予以明确说明。这显然有助于学生系统深刻地掌握相关语法知识。例如：高中语文第二册《师说》的注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以，用来……的，……的凭借，跟现代汉语中表因果关系的“所以”不同。在古汉语教学时，除明确讲明古代汉语“所以”的两种主要用法外，还应指出：古汉语“所以”是代词加介词构成，而现代汉语的“所以”则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连词，不再是代词加介词。

四、讲授古代汉语知识时，既要注意其系统性也要注意补充教材之外的相关知识

讲授古代汉语知识，既要注意其系统性也要注意补充教材之外的相关知识，这样，才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以前学过的知识。对于教师来说，能更好地把古代汉语教学与中学文言文教学衔接起来。例如：中学课本对辛弃疾《西江月》“听取蛙声一片”的解释———取，助词，用在动词后表示完成，可释为“得”、“着”。古汉语教材未选辛弃疾的这首词。但是在讲授古汉语的词类知识时，我们可以提出疑问，即古代汉语教材为什么没有涉及“取”的这类用法？这就关系到古代汉语课程的研究对象，更涉及汉语语法史的相关内容。古代汉语课程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书面语以及后代用这种书面语写成的“文言”，而这种“文言”中“取”是没有时态助词用法的。时态助词在汉语历史的长河中，有一个逐步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9］86。适当补充汉语史的基本知识，让学生建立语言发展的观点，既深化学生的认识，也使得古汉语教学与中学文言文教学有机结合起来。作为师范院校的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师，不仅要对大学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要求做到心中有数，也要对中学文言文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要求了然于胸。国家教委师范司颁布的《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教学大纲》中明确指出：“古代汉语课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的一门基础课，本课程的学习目的是掌握古代汉语基础知识，提高阅读古籍的能力，批判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并运用有关知识进行文言文教学，提高中学文言文的教学水平。”［10］23这也要求师范院校的古代汉语教师，不能只顾自己的教学体系而无视中学文言文实际。据柳士镇先生统计，以2003年人教社中学课本为例，课内外合计，中学阶段学生接触到的古诗文总数约在250篇（首）以上。中学这么多的古诗文学习内容，理应成为高校古代汉语教学很好的铺垫［5］13－14。因而师范院校的古代汉语教师对中学文言文有哪些篇目、中学生已经掌握哪些文言实词、文言虚词和文言句式，应做到心中有数。这样将大大有助于古代汉语教学，才能真正把古代汉语教学与中学文言文教学有机结合起来，也有助于提高师范生将来的中学文言文的教学水平。总之，我们所说的衔接是多角度的衔接，既包括文选，也包括各个知识点。由于学习的层次不一样，中学、大学选篇重复的毕竟不多，更多的是二者不重复。如文选篇目重复，我们固然可以做全方面的衔接；如篇目不重复，但一些知识点属于同类型的问题，也应做到有效衔接，如尽量联系中学学过的例句和知识点，在相关通论或在讲评文选时加以拓展。不过，完全不同的知识点，则不必强做联系。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高校现有的古代汉语课程不仅没做好与中学文言文的衔接，在古代语言文化类课程内部科目的教学内容的衔接方面也有问题。例如，“古代汉语”有相当的篇幅介绍训诂学、古文字学的知识，但在教学实践中，人们很少考虑古代汉语与训诂学、古汉字学相关内容的有效衔接，容易造成重复学习，浪费时间。此外，高校古代汉语课程教学跟古代文学、古代文学作品选等相关课程的衔接也值得我们关注，许多篇目古代汉语学了，古代文学课程再学，作品选课程还要学，既造成学生厌烦，也造成教学资源的极大浪费。这些都应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应成为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改革关注的一个要点。注释：①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和郭锡良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是全国高校尤其是师范院校广泛采用的教材，因此本文的讨论以这两套教材为主。同样，人教版中学语文影响最大、运用最广，我们在说明中学文言文教学时，即以人教版教材为讨论对象。

古代文学论文篇8

对于考核，主要集中在是否该有考核以及具体形式等问题。针对是否喜欢闭卷考试这个问题，36人选择了不喜欢，占比64%，而20人选择了喜欢，占比36%。这表明很多学生不喜欢闭卷考试这种形式，这种选择也许因为闭卷考试对于学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但另一角度也表明《古代文学》的考核形式相对较为单一，可以作更多形式的尝试。对于考试内容，50人选择了基础知识和能力分析相结合，占比89%。这说明在学习古代文学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学生愿意理论与应用相结合，在打好理论基础的同时提高自身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上述问卷分析，我们发现，《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课程意识的边缘化

在当今市场经济体制的就业压力和功利思想影响下，许多学生都对古代文学课程持学习无用论。上述调查分析中，有61%的学生认为古代文学课程作为一门文学专业的基础课，其重要程度仅仅是一般甚至是不重要的。这说明，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古代文学已经不再是强势课程，它的重要性最多只停留在中文专业的教学大纲或教师苦口婆心的教育上。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古代文学》的课程意识大大地边缘化。

（二）教学目标过于功利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还发现，学生对古代文学的教学目标并不明确。大多数同学认为古代文学的教学目标仅仅是为了了解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环境、文学特点以及发展概况。这种认识较为狭隘，或者过于功利。抱着这个目的去学习古代文学，学习积极性必然不高。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古代文学的任课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忽略了向学生阐述教学目标，或者在阐述教学目标的过程中，并没有将教学目标高度化，而仅仅停留在向学生简单传输知识的基础上。这对学生学习古代文学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三）教学方法

因循守旧古代文学教学一直是传统的教学模式，即使现在引进了多媒体教学手段，但仍以灌输式的培养模式为主。教学过分强调单方面的传授和知识的完整性，学生一直是被动地接收呆板、固化的知识。教学也很少注重古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的关联，以及古代文学知识的现代转化等问题。在对学生的调查中，71%的同学不喜欢这种传统的以教师为主的上课形式，更喜欢师生互动，共同完成授课。因循守旧的教学模式在激发学生主动的学习兴趣，和激发学生创新思维方面确实存在很大的不足和缺陷。而且由于教学思维模式的固定化，大多数教师未意识到这一点，教学理念趋于保守，大多不能与时俱进。

（四）考核评价机制单一

古代文学作为中文专业的一门核心课，一般都在期末以闭卷考试的方式来评定学生成绩，现在虽然引入了平时作业等其它式样的考核方式，但多流于形式。考核评价机制过于单一，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或者真正起到考察学生知识掌握程度的目的。过分单一的闭卷考核方式只会导致学生为应付考试对所学知识只是死记硬背。更麻烦的是，这种单一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的内容选取上主要是以基础知识的识记为主，缺乏对学生分析能力的考核，不利于学生自主创造性的提高。

三、建议与对策

（一）更新教学理念

《古代文学》课程历史长、基础厚、学术氛围相对凝固。新时期的《古代文学》教师必须更新教学理念，把教学立足于当代的人才培养要求，并树立起新的师生观。除知识传授外，《古代文学》教学还应交给学生什么，这应成为教师上课前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让学生树立文学作品的典范意识，明白文学经典的意义，并强调博古通今、古为今用的意识，这样就破解了“古代文学无用论”的观点。其次从古代优秀作品和人物所体现出的高尚品德对学生进行德行教育，让学生明白古代文学正是中国文化血脉所在的意义。教学中教师还应建立起实践观念，让已远去的文学形式重新散发出鲜活的时代魅力，学生的模拟和创作可以去掉学生与古代文学之间的隔膜，从而提高学习兴趣。

（二）改变教学内容，明确教学目标

《古代文学》博大精深，讲授时间跨度长达三至四个学期，涉及知识面广，领域宽。在授课过程中，教师应该首先向学生讲授清楚《古代文学》的教学目标。我们认为，之所以很多学生对《古代文学》的教学目标不明确，与《古代文学》传统的教学方式有关系。传统《古代文学》最好的教学方式是“线”“点”“面”结合的视野和思路。这种教学方式最大可能地实现了几千年庞杂知识的梳理和传授，但是却存在一个最大弊病，即忽视了学生的感受和时代的需求，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产生了错误的想法，认为《古代文学》的教学目的仅就是了解、接受几千年来的文学知识，而这种接受是非常机械、固化的。因此，为了明确《古代文学》的教学目标，应该对《古代文学》的传统教学内容进行改革，教学过程中转变以往以史讲授为主的方式，而将教学重点放在具体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认知和把握上。因为作品才是构成文学史最真实、最本始的东西，以作品为主的教学内容也是对文学史本来面目的还原。而对作品的直接拥抱，可以增强学生对文学史的直观和感性认识，转向素质教育。即在不同朝代、不同题材选择合适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在作品解析中，折射概括出朝代文学特点及文体特征，以感性的理解代替空泛的史的知识。或者以文体流变为主线，贯穿时代讲解知识，这样更容易让学生形成文学史的认识。这些教学方式也更有利于古代文学知识的现代性转化。

（三）改革教学方法，优化教学过程

在明确教学目标，把握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的基础上，形成古代文学新的教学方法。

1.教师讲授与学生讨论相结合

调查结果表明，68%的同学希望一节课应该由教师的教授与学生讨论组合而成。因此，应该改变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方式，提高教学中学生的参与意识。课前可将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针对教学具体内容，在课前布置相关思考题目，或将教学内容解析成一个一个的问题，让学生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课堂小组讨论，在观点争鸣中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和看法。或者让学生一起解析作品，自己梳理文学史知识。这种探究式的学习方式，不仅能强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深化学习内容，而且可以拓展学生思路，增强学生的科研能力、创新思维的培养。但这要求教师必须加强对学生学习自主性的引导和监督。

2.作品学习与人文修养相结合

作品的学习不仅是掌握古代文学的教学知识点，更应该将古代文学作品的表达经验和基本的人文精神挖掘和传达出来。教师有责任教会学生如何欣赏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真正体味到经大浪淘沙后留存下来的古代文学精典之美。如研究诗歌的教师，在学习诗歌时，教学重点更在于与学生一起体会蕴含于诗中的情之美、文之美等。传授的教学知识是生硬的，但教师教学是灵活的。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将文学与艺术的表达方式结合起来，如古诗的演唱、吟诵，作品的书法演绎，人物及作品的戏剧、小品演出，作品的改编，乐器的演奏等等。文学艺术本来相通，这些教学方式可以让学生与几千年前的作者和作品形成理解并产生共鸣，让生硬的知识变成生动的再现。但是这种教学方式对老师提出了极大的考验，或参与表演，不能参于表演的老师也要有着艺术的感知和对学生的有效引导。

3.知识传授与学术培养相结合

在对学生的调查中，笔者发现，50%的同学希望教师在教授课程的过程中，结合教师的研究成果，将教师的研究成果与知识学习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可以让学生与教师加强了解和交流，一方面可以让学生了解当代最新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动向，并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意识，让学生学会带着问题去学习，深化所学知识。

（四）完善评价考核机制

实现考核多元化考核机制单一化一直是古代文学课程的一大弊端，这也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性不高的一个原因。因此，完善评价考核机制，实现考核多元化是古代文学课程改革的当务之急。

1.调整闭卷考试内容

传统的古代文学考试主要以死记硬背的基础知识为主，基础知识固然重要，但是这种考试内容比较单一。因此应该将基础知识的掌握与能力分析的考核结合起来，这样既可以考察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也可以锻炼学生的分析能力以及对理论知识进行应用的能力，如增加材料分析题、作品解析题、观点辨析题等考试内容。

2.丰富考试模式

可以将创新表演记入期末成绩的考核要点之一，完善评价机制，激发学生的创作动力和学习兴趣。甚至可以将学生模拟古代文学形式创作的古典诗文词曲等作品作为学生通过文学史考试的标准。建议成立一个由专业教师组成的考核小组，对学生提交的自创作品进行评估。当然考试形式的改革不是一个任课老师所能做到的，它更需要相关职能部门如教务处、学院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传统核心课程，在当今社会，任课教师应该结合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要，以及课程赋予自身传承中国文化传统的使命，怀着改革的勇气，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进行课程改革，这样这门传统课程才能不脱离于朝代而日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