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论文范文

媒体论文篇1

1.1硬件建设相对滞后高校管理者基于各方面的限制，对高校媒体硬件设施的投入支持力度不够，导致高校媒体硬件设施建设相对滞后，高校的媒体形式主要以传统的纸质书刊、小功率的电台以及宣传栏等形式存在，而没有应用具有多媒体技术的现代媒体设备，既有高校购置了先进的媒体设备，但是由于其运行维修费用过高，导致其出现损坏后，不能及时地维修影响使用。

1.2传播内容不够丰富当前高校媒体的宣传内容主要集中在高校管理者的活动、各种学校会务信息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等，而缺乏对高校基础信息的宣传，尤其是与学生个人相关的信息更是非常少，这样的传播内容很难引起学生的关注，而且高校媒体宣传的内容也缺乏时效性，不能及时对最新发生的信息进行传播，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学生了解信息的渠道非常广泛，一旦高校媒体宣传的内容超过了它的新鲜实效，就不足产生其宣传功效。

1.3媒体资源缺乏整合分析高校媒体资源可以说形式多样、种类繁多，既有学校层次的学报、高校网站以及高校广播站，还有各个院系组建的系报、系信息宣传栏等等，这些高校媒体之间相对独立，缺乏有效的内部沟通，结果导致宣传的内容出现重复现象，造成资源的浪费，没有产生造势增值的新闻传播效果。

2发挥校园媒体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功能的有效途

2.1重视校园媒体作用，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高校媒体是高校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也是推动校园文化发展的重要工具，因此校园媒体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因此高校媒体要切实履行其功能，发挥把关人作用，抵制不良文化。高校媒体要对进行宣传的信息进行仔细地甄别，防止将一些错误的思想意识灌输给学生；校园媒体要发挥其引导、宣传教育作用，积极将一些良好的社会风气融入到校园文化的构建体系当中，比如高校媒体可以利用学校广播站积极宣传高校内所发生的的好人好事，加强对良好校园风气的宣传，从而带动整个校园内的风气朝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

2.2高校要提高对校园媒体的支持力度校园媒体要发挥对校园文化功能的建设作用，需要高校加强对校园媒体的支持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为校园文化提供先进的载体，加强对校园媒体的支持：第一，高校管理者要高度重视媒体的硬件建设，高校要增加对采购先进媒体设备的资金投入，及时购置先进的媒体设备，同时也要加强对设备的维护保养，制定科学的设备使用规范，以此延长媒体设备的使用年限；第二，提高媒体工作者的业务素质，从事校园媒体工作的学生由于其没有专业的媒体设备使用技能，因此需要高校加强对学生的技能培训，提高他们应用媒体设备的技能，同时还要增强学生的职业道德，本着事实求是的态度从事新闻媒体工作；第三，高校要建立切实可行的运作模式，在不影响学生学习的情况下，激发学生的参与激情。

2.3整合校园媒体资源，丰富校园文化素材整合高校媒体资源，充分发挥各自的宣传优势，是丰富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措施，通过整合媒体资源可以多方面的拓展校园文化宣传素材，为学生提供各式各样的校园文化建设信息，有助于构建具有高校区域特色的媒体宣传体系，实现资源的共享，避免了媒体宣传内容的同质化现象。整合校园媒体资源：一方面要完善媒体管理体制，完善的媒体管理机制是保证媒体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就如同清华大学、同济大学设立的新闻中心，就是通过统一的管理部门实现对高校媒体工作者的集中管理，并且根据新闻工作的实际需要开展针对性的管理策略；另一方面高校要加强不同媒体之间的协作，形成合理舆论引导。不同的媒体具有不同的宣传侧重点，比如学院的学报主要是宣传高校的教育教学理论研究、高校网站则侧重对高校整体发展的宣传，而二级院系的刊物，则主要集中在本院系的日常活动或者好人好事等，因此通过加强它们之间的协作，可以加快信息传播、扩大信息接受层面。

2.4拓展校园文化活动，提高媒体工作者的素质校园文化的内涵是随着高校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而不断丰富与发展的，校园文化的丰富需要借助媒体的宣传功能，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得以实现：第一，高校媒体栏目要开始互动活动。高校媒体通过开始互动活动，可以增加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从而让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接受先进的校园文化；第二，在校园内开展丰富多彩的专题活动，提高校园文化活动的层次。高校要广泛开展各种校园文化活动，比图组织演讲比赛、辩论赛等，通过媒体对这些活动的宣传，带动周围学生的参与激情；第三，在校园媒体工作者内部开展各种校园文化活动。通过在媒体工作者内部开展技能比赛，可以提升工作者的思想意识，进而带动整个高校媒体工作的发展。

3结束语

总之，高校媒体与校园文化建设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通过校园媒体不仅能够丰富校园文化内容，拓展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而且对于实现校园文化的育人作用也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因此，高校宣传工作者要充分重视校园媒体对高校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从而培养高素质的大学生。

媒体论文篇2

[关键词]媒体受众人种学研究方法

Abstract：EthnographyismoreandmorebeusedinmediaandaudienceresearchonmatterinWesternorEasternworld,andthetendencywasaccompaniedwithglobalizationanddifferentiationofaudiencegroups.Itisimportanttoawareoftheinteractionandinterlinkofanthropologyandmasscommunication，soweneedtomakesureethnographicapproachintheresearchofmediaandaudience,includingtheoriginal,opinion,difficultandavailableboundofthiskindofmethod.

Keywords：Media,Audience,Ethnography,Method

人种学(ethnography，或译作民族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传播学者的著述中，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我们渐渐发现传媒史、传媒事业、传媒效果等等的研究无法离开处于“生活流”中的人来谈，我们造就的，也在造就我们，因此研究“生活流”中人类的人类学不可避免地进入传播学者的视野；其二，在全球化渐渐逼近的今天，我们越来越发现民族性或本土与全球化的关系是相依相存的，在对大众传媒这个全球化机制或“机器”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研究民族性和本土的人类学，反之亦然，人类学家发现今天难以找到排除大众传媒的“田野”，文化与传媒（尤其是大众传媒）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人类学家也需要将大众传媒纳入其视域。用英国传播学者Machin的话来说，人类学的人种学（民族志）研究从巫术（magic）中走进媒体。

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的起点

人种学是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一种将先前主要由传教士、冒险家等在非西方社会中进行对“他文化”（otherculture）的资料收集活动以及专业的人类学家在书斋里的理论建构和分析活动结合为一体的学术和职业实践。人种学要求人类学家进行“田野工作”（fieldwork），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他文化”的日常生活，因此这个过程最短也得有1－2年，而且要求调查者学会被访者的语言，和被访者打成一片，以求得和被访者一致的文化体验和直觉，正确地感受、认识“他文化”。在完成田野工作后，细描、说明所观察和体验到的“他文化”。

1969年，大众传媒首次成为美国人类学界会议的重要议题，大多数与会人类学家认为，当下公众已经丧失人类学的基本知识和理念，但自己却没有技能和渠道去推广、普及。因此人类学家有必要研究传媒，具体的研究策略为：（A）理论研究：研究传媒内容、技术、从业者和受众的结构、功能、过程和影响等；（B）应用研究：研究如何通过传媒直接传播人类学的知识和洞见，如何间接地在大众传播的实践中（包括新闻叙述中）融入人类学的理念，如在新闻传统的五个W中再加上一个W：Whole“整体观”。

这个人类学界的公关策略却引发了人类学与大众传播学两大学科之间频繁和复杂的接触。因为公关策略与学科引进无关，所以在人类学家在对传媒进行研究时，并没有严格引入人类学的学科规范，直接导致了今天传播学与人类学交叉地带的纷乱，学者们各自为政，根据自己的研究偏向定义了不同的学术研究名称：媒体人类学，媒体的人类学，大众传播人类学，传媒的人类学研究进路，文化与传媒的人类学……

根本冲突在于媒体人类学到底是一种应用人类学的工具，还是一种传播学与人类学交叉结合后产生的新的理论。工具论认为传媒是人类学家完成人种学的新工具（信息采集、记录工具；人种学表达和传播工具，如影视、视觉人类学），或是被研究者日常生活中类似陶器、石器一样的重要工具（电视等现代传播技术在某个社区的生命史、消费史研究）。新学科论则认为，当今的文化是被大众传媒在大众传媒中生产、传递、接受和重新定义的。因此大众传媒本身即使文化，当代的文化人类学因而只可能是媒体人类学。人类学家FayeGinsburg认为这就是经典人类学视大众传媒为禁忌的原因，接受媒体人类学就意味着弑父，创建一个新的秩序。

但不论是工具论还是新学科论具体的研究方法都离不开人种学。

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者开始运用人种学方法。1980莫利（Moley）对英国电视新闻栏目Nationwide受众的研究，被认为是最早成功在媒体受众研究中运用了人类学人种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之后，莫利开始阐述人种学方法在媒体受众研究中的运用（包括利弊），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提出受众研究范式的变化：从文本、数据中的受众到日常生活中的受众，90年代前后与西尔弗斯通（RogerSilverstone）的合作让莫利从霍尔编码解码理论的证实者变成更为彻底的媒体受众人种学研究者，研究重心从受众如何解读媒体转向对媒体与受众文化关系：在自然的，或生活场景中，媒体与受众关系的研究，研究的范围从家庭电视到媒体消费的社会学，从技术层面到形而上层面，从客厅到全球。他们把人种学归结为大众传播研究方法中的一种质化取向。

莫利是媒体与受众研究中积极运用人种学研究方法的代表，伴随着他们的实践，传播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媒体人类学（MediaAnthropology）或从人类学的视角或方法来研究大众传媒（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络等）的理论研究风起云涌。在英国Hamburg等大学人类学系或传播学系下设置了媒体人类学专业培养从本科到博士层次的专业人才，甚至还有相关的博士后方向。

人种学从巫术中走进媒体，走的是一条从实践到理论的路。迄今为止，人种学的研究方法已在西方大众传媒研究中广泛使用：在对流行音乐、家庭电视收视行为、新闻制作、肥皂剧收视、电影明星崇拜现象以及网络使用的研究中，都有人种学研究的成功案例。

中国电视受众的人种学研究，几乎是空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介绍这种方法的重要性，比如王铭铭、潘忠党、刘强、蔡骐、常燕荣、胡明宇、郭建斌。但是很少有具体的研究案例：如郭建斌（《云南少数民族受众的媒介接触与知识、观念和行为的相关分析》，《独山电视》）、陆晔（《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等学者对少数民族受众或传媒从业者进行了一些人种学研究的尝试。

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的主张

人种学是揭示人们行动原因的有力工具，它的核心就是：让研究者按照被研究者自己的主张或逻辑去阐释为什么被研究者的生活对他们自己而言是有意义的。通过观察和倾听田野对象的日常生活，使研究者能认识、并理解田野对象如何按照自己的方式实施行动和思想的方法，

这种方法既不同于用某种既存理论解释社会生活的方法，也不同于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一系列与主题相关的问题来回应我们已经对人们特殊行为原因做出的理论假设。人种学要通过“进入－出来”的参与和观察过程，考察田野对象自然而然地完成事务的那种方式，使我们能更近地观察这些使田野对象的生活有意义的规则，并帮助我们创造一幅社会生活是如何为田野对象组织起来的图画。

普通人简简单单的一天是件非常复杂的成果，它需要多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试想象一下编制一个计算机程序，要求它不仅完成早餐，还要明白为什么向别人做的评论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工作和拥护一支足球队是重要的，或为什么我们觉得出门听到喜鹊声是幸运的……这些就是我不止一次提到过关键词“本地文化/知识系统”，它并非一个显现的东西，而是深藏在本地生活中的结构关系网络。田野对象的行为主要是由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决定的，通过该文化人们获得一套形成世界观、自我认知的工具体系。人种学方法正是能够解释地方生活中结构关系网络的方法。

媒体研究中的人种学方法要求在一个群体（包括其中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流”中展开媒体及其效果研究，媒体因为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而不断地“成为（being）”媒体，这个“成为”的过程本身正是媒体效果的一种呈现。

因为，媒体研究的人种学视角认为，在不论是作为意识形态机器，抑或是娱乐制造机的电视，都不是电视这种技术本身、或电视传播者造就的，而是在一个群体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生成的。“造就者”与“被造就物”之间是相互不断造就的关系。因此必须呈现处于日常“生活流”中的人和媒体，在其中，不论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人，还是媒体，都是动态生成的、总体性的，而不是静止确定的，不是分割、碎片化的。

这种方法要求以诸如这样的问题进入传媒与受众的研究：

这个群体以什么样的方式接受，又以什么样的方式消费这种媒体（作为奢侈品、日常消费品、显富物、嫁妆、祭品、家庭权杖……）？这个群体将这种媒体安排在世界结构（分类）中的什么位置？

这个群体如何对媒体内容进行分类，如何选择、解读媒体内容（节目、报道等）？这个分类的变化过程如何？

这个群体如何解读媒体中呈现的信息、生活？

这种媒体如何影响那个群体的日常生活作息安排、家庭结构、社群关系、话语方式、社区传统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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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涉及到生活中观众的研究――受众研究惯常使用的方法：问卷调查、实验室法、统计等量化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把受众从他们的“生活流”中抠出来，在研究者预先设计好的解释框架周围游走。文本研究、文化研究等质化研究方法也存在种种弊病，要么忽视传播技术和文化变迁所造成的整体性环境变化，要么让受众进入到宏观的意识形态争斗之中难以呈现自己，要么让受众进入文化强劲有力的“消化系统”变成文化的消化物。

而人种学的方法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以上提到的种种弊病，但可以较好地还原生活，还原在生活中的传媒和受众，让传媒和受众都出现在各种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场景中，呈现他们当时当地的意义，呈现大语境（文化、历史、社会）和小语境（具体的受众、社区、传媒）之间的关系。

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的难度

人种学包括田野考察（以参与观察为代表）和人种学的撰写（以深描为代表）两大部分，近年来在对人种学的批评中，人们频频将矛头对准这两部分：田野考察中研究者“进入”被研究对象的可能性或“进入”的程度；人种学写作中研究者对被研究对象文化的主观描述，以及对其文化模式的主观建构，对研究结果真实性的影响。在这样的表述危机下，人们认为人类学（人种学）应该回归为一种“文化批评”，而不是一种对真实的反映。

传媒之所以与石器、陶器不同，是因为传媒不仅仅是一种物，更是种定期、不间断地撒播符号（意义）的实践，因而它比器具更难以“进入”和表述。长期浸淫在传媒中的研究者如何才能厘清田野中传媒与非传媒的边界？如何将熟悉或已经自然而然的媒体解读习惯“陌生化”，从而进入到被研究者的媒体解读范式或习性中去？报道人在消费媒体内容时又变成媒介世界（非他/她自己的文化世界）的“他者”，如何把握报道人身份的种种转变？如何以个体之身去体验大众传媒大范围内的同步撒播？如何保持对（作为物的，作为撒播工具的，作为节目的）传媒与群体生活关系的整体进入？与此同时，如何分辨日常生活中，哪是与媒体本身形而下物性的关系，哪是与媒体内容形而上的关系？当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成为一种文化批评时，该如何评价或解读某种群体中某种传媒的文化？哪是“我文化”，哪是“异文化”？

几乎有太多的难题表明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只能是一种文化阐释活动。作为一种质化研究方法，这似乎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有时候，人种学研究被视为一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对话以及二者自我表达的媒介。作为一种“开放性结论”的包容度，为被研究者和研究者都提供了足够的表达和阐释空间。

媒体与受众人种学研究的运用范围

人种学主张的是地方视角，本土文化，其研究结果往往是一个具体的地方性知识。我们无法要求人种学的研究结果走出这个地方，去追求它的普适性。本尼迪克特（Benedict）的《与刀》是关于日本的，放在中国就不行了，米德的（Mead）《萨摩亚人的青春》虽然是为了美国人的青春进行的研究，但其证明的正是青春的本土性。

因此，人种学进入大众传媒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全球性的传媒进行地方化，地方化是个相对的“边界”，对美国传媒而言，中国传媒就是地方化的；对中央电视台而言，成都电视台就是地方化的；对于汉族受众而言，彝族受众就是地方化的。

传媒研究的地方化或者说传媒的人种学研究，在今天有两个有力的支撑：一是现代人类学开始从封闭的原始社区走向开放的城市社区，在这个过程中，人种学的方法得到了验证。另一方面，卫星电视，有线电视等的发展，使得电视传播出现分众化现象，许多频道的针对性越来越强，因此，对具体的受众群和社区进行研究变得有了市场。

必须认识到，传媒与受众的人种学研究是一项长期的，广泛的工作，如果各地的人种学得以长期的坚持，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拼贴画”的方式把整个“现在进行时”的大众的传媒消费文化图（数据库）建立起来，就像“世界文化地图”一样，每一个地方有自己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地貌地形”，当看到这样的传媒消费文化世界地图，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进行传媒的比较研究，以保持本土传媒文化的自我反省，增强人们对全球化和本土化关系的掌控能力。

[参考文献]期刊均缺页数

[1]MihaiComan,MediaAnthropology:AnOverview.

[2](英)戴维·莫利著(史安斌主译)（DavidMoley）：《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3]DavidMorleyandRogerSilverstone文：《媒体阅听众传播和脉络：从民族志学观点看媒体观众》，摘自KlausB.JensenandNicholasW.Jankowski著（唐维敏译）：《大众传播研究方法――质化取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

[4]王铭铭文：《传媒时代与社会人类学》，《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

[5]潘忠党文：《传播媒介与文化：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三个模式（上）》，《现代传播》，1996年4期。

[6]刘强文：《走向文化人类学的传播学》，《淮阴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7]蔡骐、常燕荣文：《文化与传播—论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

[8]胡明宇文：《受众解读与媒介文本—文化研究派对受众的研究》，《当代传播》，2002年第4期。

[9]郭建斌文：《民族志：一种值得提倡的研究方法》，《新闻大学》，2003年春季刊。

[10]DavidMachin,EthnographicResearchforMediaStudies.London:Arnold.Co-pubilishedintheUnitedStatesofAmericabyoxforduniversitypressinv,newyork.2002.page.1.

[11](美)马尔库塞（Marcus,G.E），费彻尔（Fischer,M.J）等著（王铭铭等译）：《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三联书店，1998年版。

媒体论文篇3

媒体，参照1998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换发全国统一记者证的通知》中列举的范围，包括报纸、新闻性杂志、通讯社、广播、电视、网络和新闻性电影，即通常所说的狭义的媒体。媒体出现以后发展到今天，普遍的共识是媒体是大众传播的工具。

权利是个法律概念，从法理学上说它是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和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以此来理解，媒体的权利就是隐含在媒体法律规范中、实现于媒体法律关系中的，媒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和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那么，媒体的利益是什么?从媒体的概念可以看出，媒体是一种工具，这种工具既产生于又实现于大众传播的需要(利益)，所以。媒体的权利和利益与大众的权利和利益紧密相关。媒体依靠利益集团，容易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忽视大众传播的利益；媒体成为市场主体。需要正确处理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的利益和实现大众传播利益的关系。

对媒体的权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它可以被理解成为一种行动的资格，媒体享有了某项权利就有了某种作为和不作为的可能；它也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可强制执行性的主张，侵犯了媒体的权利，媒体就可以向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机关按照法定程序提出主张，要求恢复或补偿自己的权利和受到的损害；媒体的权利还是一种自由，获得了某项权利，媒体就获得了在这项权利许可的范围内自由行动的选择；媒体的权利也是一种用以享有或维护媒体利益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法律背后国家强制力的支撑。所以，我国媒体权利的实现，目前既有待于立法的系统和完备，更需要媒体权利意识的“觉醒”。

二、我国媒体的现状

我国现行的媒体大多诞生于党领导武装斗争时期，是党争取统治地位的斗争工具之一，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不过，党取得统治地位后，正如党领导市场经济是个新课题一样，如何在国家体制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领导媒体，也是一个新的课题。

目前，我国的媒体实行许可制。广播电视台一律由政府开办，报刊的准入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媒体的改革伴着市场的脚步进行。首先，媒体的市场主体地位已经确立并被认可。从媒体的地位来看，尽管我国的新闻立法还比较滞后，现有的对媒体地位规定的法律法规位阶还比较低，却也不难找到对媒体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认。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我国《民法通则》颁布实施后出现的媒体当被告热，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国务院1997年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对出版单位的设立、法律责任的规定等，都赋予了媒体市场主体地位的资格。而且，当前正在进行的新闻体制改革，新闻、出版集团的组建乃至上市，报社设立股份制的试点，印刷、出版物发行、零售允许外资的进入，处罚媒体的行政决定日益规范，这些都说明媒体正在被当成真正的“市场人”来对待。

其次，从媒体参与市场竞争的程度上看，虽然还没有建立媒体竞争的汰出制。但媒体也正越来越按照“大众需求”的市场法则运行，媒体的生存状况也越来越靠市场来确定。当今中国媒体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制度、市场和技术的催生下，媒体在当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再也不限于传统上的或宣传工具，而是更贴近于媒体本身的基本职能。

三、媒体立法并非可有可无

如前所述，媒体是大众传播的工具。依笔者的理解，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大众”而不仅仅是几个媒体人在运用媒体这个工具进行信息传播。二是传播的内容和目的是为了满足大众获取信息，实现公民权利。因此，媒体的权利事关大众的权利。从权利背后是利益的角度观察，因为媒体人也要生存生活，当媒体不再依靠政府拨款时，媒体的权利不仅包含媒体自身的生存发展利益，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媒体这个工具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民的权利和利益。既然这种工具的作用如此巨大和重要，从法律上对媒体与其他社会主体的关系(权利和义务关系)进行确定、划界和协调，就显得十分必要。因为在国家管理中，统治阶级总是通过对重要的社会关系进行法律上的权利义务的划分和规定、使处于不断矛盾和冲突的社会关系中的利益关系得到规范、调整和协调，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

从法的历史和发展来看，实行法治和不断扩大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范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专制社会法的特征规定的义务较多，强调的是服从；文明社会法的特征规定的权利多些，强调的是国家的权力服从服务于公民的权利。公民享有的权利多了，其享有的自由就更充分，表明每个人的发展更全面、更充实，由此体现了人类的文明进步。所以，首先从媒体立法上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出版自由权和规范媒体的权利义务绝非可有可无。

四、亟待明确的几项媒体权利

针对我国媒体的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当前媒体的市场主体地位

平等权、传播信息报道权、批评权、出版发行权亟待明确。

市场主体地位平等权，就是媒体在市场竞争中地位一律平等，平等地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和承担法律责任。自由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市场主体在商品交换中的地位平等。如果地位不是平等的，你的东西我可以随便获取，便无法进行交易。在媒体越来越成为名副其实的市场主体的今天，认识和规定媒体的市场主体地位平等权有利于媒体在“生产经营”“新闻产品”上享有自。纸质媒体在发行上应该拒绝任何行政命令式的“权力发行”。

传播信息报道权是指媒体依法享有的传播各种信息，进行观点式报道的权利。媒体是传播各种信息的载体，但同时也应当允许媒体在传播这些信息时带有媒体观点的报道，事实上，除了法律的禁止性规范以外，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媒体都进行了选择。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下列内容：(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二)危害国家的安全、和领土完整的；(三)危害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四)煽动民族分裂，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破坏民族团结的；(五)泄露国家秘密的；(六)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该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出版物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不得含有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也就是说，除了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所规定的媒体报道“”以外，媒体都有按照各自的选择进行报道的权利，一切干扰媒体报道，指定媒体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的行为都是不符合法律精神的，媒体都有权进行抵制。只是，媒体的报道如果侵犯了其他权利，它应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而已。

媒体行使传播信息报道权的难点当前在于如何实现我国宪法关于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等政治权利的规定。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对新闻自由发展过程中从自由主义到社会责任的理论，值得我们借鉴参考。我们既不能采取媒体上的“自由主义”，但也不能过多地对媒体传播信息报道“自由”加以限制，而且政府还应该主动地事关公民权利的一切信息。总体上，媒体要正确处理所享有的传播信息报道权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现在，在媒体传播信息报道权的行使上，现行法律法规中义务性的规范比较多，政策性的限制也不少，这就需要媒体人在认清媒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基础上去依法把握。

在实现我国宪法关于公民政治权利的规定方面，互联网技术带来了革命性的效果，而纸质媒体中，《南方周末》开全国的办报先河，将自己的评论版从一个版增加到了四个版。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满足公民的公共事务知情权方面，我国正在不断地取得可喜进步，国务院颁布了《信息公开条例》，政府各部门建立了不同级别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甚至国防部也在2007年年底宣布要设立新闻发言人，定期国防军事信息。

笔者认为，采访权是传播信息报道权派生出来的权利。行使传播信息报道权，满足公民获取信息和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少不了专门的人员运用专门的工具，进行信息收集和选取；具有了传播信息报道的权利，也就具备了通过一切法不禁止的方式收集信息的权利。新闻理论界关于偷拍偷录(录音录像)是否合法的争论，笔者以为是对传播信息报道权缺乏充分认识引起的。只要媒体没有将法律禁止的涉及国家机密和安全的信息、公民的个人隐私等公之于众，都应当允许和宽容(使用窃听、窃照器材等为法律所禁止的工具除外)。当然，采访权的行使也不是为了满足记者个人的“偷窥欲”。

批评权是指媒体对违反人权、国家利益和公序良俗的现象和行为进行批判、评论和建议的权利。对批评权也有论者称之为舆论监督权，参照我国宪法的规定以及我国的现状，笔者认为明碗媒体享有批评权似乎更加合适和准确。

媒体行使批评权与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的性质并不矛盾。党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身的利益。一方面，党和政府的各级机关及其组成人员都有犯“错误”的可能。另一方面，在党领导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随着我国法律的不断完善，在各方面正在变得有法可依，而法律则为媒体行使批评权提供了很好的标准。理论上讲，只要是不符合法律的行为媒体都可以进行批评。据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经制定了229件现行有效的法律和170多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制定了700多件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7400多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制定了660多件现行有效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宪法为统帅，由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法与非诉讼程序法七个法律部门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三个位阶层次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如前所述，法律是对重要社会关系和利益的划分和规定，法律的每一项规定背后都涉及党和人民的重要利益，媒体对一切违法行为行使批评权都是在维护党和人民的重要利益。笔者认为，媒体对批评权的行使还不仅仅限于此，媒体还应该站得更高，以是否有违人权、国家利益和公序良俗为标准，来评判社会现象和一切行为。由此看来，对媒体享有批评权的认识还远远没有到位，媒体的批评不是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当然批评的方式方法和社会的承受能力则是另外一个话题，本文不再讨论。

媒体的诉讼多由行使批评权引发。现在，学界和实务界已经形成普遍的共识，当媒体侵权的对象是一般公民时，在保护媒体的权利还是保护一般公民的权利上，向一般公民倾斜；当原告为公众人物或报道内容涉及维护公众利益时，在保护媒体的权利还是保护“公众人物”的权利上，向媒体倾斜。更有学者主张，在批评“无失实”中心区周围应该有一个“安全失实”区，只有在媒体超出该安全区时媒体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只要媒体作者不是出于故意，而是那种只要是正常人都可能发生的无意的言论失实，媒体都应得到“安全失实”区的保护。根据案情的不同“安全失实”区应该大小不同。然而，现实却不容乐观。笔者认为，这些现象有待于法官和全社会对媒体批评权认识的法律精神提升。

出版发行权，是媒体对自己的出版物享有的向大众推介发行的权利。由于这一权利比较明确易解，笔者在这里不再赘述。但由于我国的法律对出版发行权也缺乏明确的规定，现实中，也不断出现媒体在行使批评权时，媒体的出版发行权遭到侵犯的事情，比如有的地方“封杀”某期报纸杂志。地方广播电台、电视台在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播出时插播是否侵犯播出权的问题，也值得进一步商榷。

五、结束语

在媒体日益市场化的今天，在我国的新闻立法还相对比较滞后的情况下，对我国媒体的市场主体地位平等权、传播信息报道权、批评权和出版发行权等这些基本权利的认识和关注，无论对媒体自身还是对全社会都显得具有现实紧迫性。媒体认清了自身的权利，才能更加明确哪些可以为，哪些不可以为，才能在自身的权利受到侵犯时，不至于“束手无策”或盲从。社会特别是政府只有充分尊重媒体的权利，才能更加进步和文明。现实将不断证明，媒体行使自己的这些权利愈加充分，就愈加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走出困境，立于不败之地。

论文关键词：媒体权利批评权法律

媒体论文篇4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新闻工作者邵飘萍对新闻人的最好解释。他这种对新闻事业的执着和奉献，到全媒体时代的今天仍然能激励着我们每一位新闻工作者。在今天的中国，更需要如邵飘萍这样的新闻工作者为新闻事业奋斗，弘扬主旋律、抓住时代脉博、传递正能量、引领社会风尚。从古至今，新闻工作者是社会思想和价值观的传递者，肩负着舆论引导和文化引领的重任。特别是在改革发展的中国，媒体人更要本着从实际出发，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坚守职业道德和理想，多发出“正能量”的声音，担任好“建设者”的角色。在今天的媒体环境中，新闻记者如何履行好“建设者”角色才能赢得受众的点赞？

显然，正能量传递已成为各主流媒体所必须把握的主旋律。作为新闻记者，首当其冲的就是宣传与时展相适应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传播健康文化，反对低俗文化。凝聚正气场，提升公信力，营造好氛围，传播真善美，反对假丑恶，在社会的喧嚣中弘扬正能量，在人心的浮躁中传递正能量。长期灌输正能量新闻会使人愈发阳光，长期积累负能量新闻则会使人产生心理冲突，甚至是心理扭曲。作为媒体人，传递正能量已是一种时代使命。

第一，关注民生新闻的报道。如何在新形势下做好民生新闻，正确引导舆论，传播正能量，满足受众需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是“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把对于百姓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不回避，敢于担当，敢于直面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敢于揭露社会出现的不良现象。这是新闻记者道德的提升。

第二，关注重大主题的报道。重大主题报道反映了社会时代的亮点，是主流媒体弘扬主旋律、引导社会舆论的基本手段。主要围绕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重大部署、重大活动及相关的社会热点而进行的集中、大规模的战役性报道，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掌握主动权的报道，是在意识形态上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也是彰显正能量的报道。这是新闻记者政治觉悟的提升。

第三，宣扬先进典型的报道。说：“典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典型是群众身边最鲜活的正能量，每年全国道德模范人物的评选、感动中国人物的评选，每次被推选出来的榜样和楷模都将给人最好的引导。这是新闻记者业务的提升。

第四、做好灾难新闻的报道。常言道，灾害无情人有情，在报道中正向发展，激发人民向上至善的力量，通过议题设置和版面语言，更好地向灾区人民、向整个社会传递正能量，更好地宣传“大爱无疆”的人间真情和人性光芒。这是新闻记者思想的提升。

二、传递正能量，净化媒体平台的武器

作为社会守望者的媒体，不仅要传递信息，还要传递着一种文化能量，具有引导、引领的作用。新闻媒体要以一种恰当的姿态出现在百姓的视野之中，真正做到为民服务、以人为本，成为老百姓可以信赖和倾诉的一个渠道。如今网络媒体的传播信息快，覆盖面广，影响力大。主流媒体要强化对网络舆论的掌控引导，就要充分利用网络新技术、新手段，通过建设新闻网站、开通微博、论坛等渠道拓宽舆论阵地，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用正面宣传挤压各种噪音杂音泛滥的网络言论生存空间，用正面声音消解各种错误观点的不良影响，通过多渠道发声抢占舆情的主动权，传递正能量，凝聚社会共识。创造一个积极健康、引领主流文化价值观、净化社会风气的媒体环境。

媒体对信息的“选择”，会对人们认识和判断周围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主流媒体在进行“议程设置”时，应绕开可能使矛盾激化的信息，以正面宣传为主。在全媒体时代，我们更需要正能量的传递，更需要正能量的提倡和宣扬，更应该积极主动地发挥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公信力，通过更多有影响力的平台让“好事传千里”，构建和谐、正义、团结、稳定、融合的大环境，让我们的社会充满“正能量”，这是我们生活其中的每个人内心诉求的正能量，这是新闻工作者义不容辞、任重而道远的责任和任务，也是我们主流媒体的职责使命。不言而喻，在今天这个时代，新闻媒体传递正能量，对受众、新闻工作者和媒体都具有时代意义。

媒体论文篇5

数字媒体技术的核心在于“以科技为媒，以文化为体”，这项新兴技术不仅要求其参与者具备一定的计算机使用技能，更要求其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品质，不仅要熟悉软硬件的应用和开发平台的使用，更要对于媒体艺术本身的内涵有深刻认识。在数字媒体技术爆炸式发展的今天，作为21世纪知识经济核心的数字媒体产业承载着高科技与人类智慧创意融合的新兴文化内核，已涵盖在线教育、电玩娱乐、通信服务、广播广告等多个领域。在我国，数字媒体技术还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期，很多方面有待规范，但市场潜力巨大。在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传统行业举步维艰，而数字媒体产业的发展却逆势而上，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2008年，我国数字媒体产业产值达9,000亿人民币，2010年更是达到15,000亿，年复合增长率超过50%,。在这种突飞猛进的态势之下，数字媒体技术如要有更大的发展，必须突破现有的瓶颈——渠道和网络。不仅要在互联网状态下保持不断地深化延展，更要融入电信服务商和电视媒体。

2电视媒体中数字媒体技术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未来的媒体传播将要依赖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依托于互联网网速的提高，网络访问速度的提高更是决定于三网融合的拟合度和兼容性。从目前来看，我国三网融合还处在探索阶段，技术壁垒已经不是决定性的问题，政策导向和推动将是今后发展的动力，这也将是三网融合技术的起始点。移动互联网的入口，即终端、内容、交互应用将进一步改变三网融合的格局，最终演化为下一代广播电视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的融合。

2.1增强现实技术在电视媒体中的应用

增强现实技术是一种跨界于虚拟与现实世界，将两个世界的信息一体化的新技术。其通过技术手段模拟仿真后，将虚拟的信息放置在现实，实现了一种超现实的感官。未来媒体发展的两个趋势是信息平台一体化和虚拟现实视界融合。而作为传统电视媒体要想跟上时代的节奏，不能只通过政策来防止终端的流失，而应通过改革来应对被互联网蚕食的市场份额。现如今，网络机顶盒风靡全国，它不仅拥有传统电视所具有的内容，更是实现了网络资源和交互式功能的集成。因此，很多的广电用户转而变相投奔了互联网资源。而作为电视媒体也正在积极发展高清机顶盒业务，这一技术既丰富了传播内容，也提高了画面质量。从电视内容上看，视觉增强技术有利于提高节目制作质量，在直播一些重大体育赛事时，可以通过视觉增强技术，实现多空间、多内容的交互叠加，以提高画面的丰富性和趣味性。由此不仅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回归电视媒体，同时对于电视广告的推广也具有重要意义。

2.2建立以需求为生产驱动的电视媒体系统

建立一个全方位交互式的电视媒体系统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它需要现有的电视网络突破地域和政策上的限制，更大程度的满足人们的差异化需求。以需求带动节目的制作和播出，不仅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快捷、完备的新闻资讯，还可以为用户提供权威的指导。但这对于电视媒体来讲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以用户为中心的节目制作，其中必要的审查和监督机制的建立是系统的核心内容。只有在内容上得到保证，为用户过滤掉垃圾内容，才能保障用户享受到最方便、最周到的服务，以提升自己的生活品味。

2.3电视媒体传播载体的发展

从最初的单向电视节目的传播，到现如今交互式高清节目的出现，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改变人类思维方式的同时，也成为人类不断突破想象力极限的原动力。最初人们获得信息只能依靠电视和广播，而后就发展成为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甚至是可穿戴设备。可以说这些终端设备的不断演变和发展，推动了人们获得信息的途径，也改变着人们获取信息的习惯。试想，若干年后，当你需要获得第一手的信息资讯时，可能带上眼镜，电视媒体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同时将触觉、嗅觉等不同的感官信息集合到智能可穿戴设备上，这将彻底颠覆原有的呈现模式。简言之，电视媒体下的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将使媒体内容和传播途径发生巨大改变，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与人们的生活也将更加紧密。

3电视媒体需要改进的问题

3.1需借鉴数字媒体的尖端技术

如借鉴数字媒体的服务与互动元素，改变以往的制作播出模式，增加互动点播模式，从终端点播的数据中分析其规律和偏好，将对今后节目制作的方法和广告的推广有着重要的意义。还应通过各种网络平台、移动终端平台，增加观众互动环节，以增强观众的参与感和互动性。

3.2全面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水平和行业洞察力

这就要求电视从业人员无论在新技术的应用方面，还是节目的采编和采访渠道的手段等方面都应该有所提高。以热点话题的敏感性为切入点，不断延伸节目主题的深度和宽度，从受众的角度出发，揣摩其心理好奇点，进行内容最大限度的延展，增加观众的粘性。

3.3建立健全、完善的数字媒体与电视媒体的相关政策制度

随着数字媒体爆炸似发展，应尽快建立业内标准，这样既可以保证媒体发展的脚步，又可以保证其在一个合理合法的环境中公平竞争。

4结语

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传统的电视传媒应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应对，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传播机构、技术机构、从业人员的重视程度，合力推进数字技术与电视媒体的融合。

媒体论文篇6

（一）“微媒体”的涵义

“微媒体”是指在web2.0基础上构建的，通过短小凝练的文本、图片、影音等形式，以信息、共享与互动为特点的，作为文化传播手段，向受众传达信息咨询的新型网络传播媒介，如“微博”“、微信”等新兴网络传播平台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二）微媒体的主要类型

“微媒体”的主要类型有“微博”、“微信”、“微课”、“微电影”、“微小说”等,其中在德育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有：（1）微博”（Weibo），微型博客（MicroBlog）的简称，即一句话的博客，是一种通过关注机制分享精简实时讯息的网络社交平台。（2）“微信”（Wechat）,是腾讯公司推出的为智能网络终端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应用程序，它可以通过网络快速发送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并可以共享信息咨询和媒体内容。（3）“微课”就是“微型教学视频”，它是指在一定教学思想的指导下，使用多媒体技术就某一个知识点进行针对性讲解的一段视频。可以进一步形成“系列微课”，即若干个微课组成一个系列，进行一系列具有连贯性专题知识的讲解。

二、“微媒体”对当前学校德育工作的影响

（一）“微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正面影响

1.提升师生之间的互信度

这一现象成为德育工作的主要难题，“微媒体”的产生，给师生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全新的方式。德育工作中，教师使用“微博”、“微信”、“微课”的做法可以消除学生心中的戒备心理，增强师生之间的互信度，学生有了问题也敢于和教师交流，从而更好的开展德育工作。

2.为学生个性心理特征的健全发展提供空间

当代青少年学生自主意识强，想自由的发表意见，并且希望他人尊重自己的意见。但这在当前德育环境中很难实现，学生在当前德育活动中总觉得自己是被动的。“微媒体”具有平等性、开放性、即时性等特征，为学生个性心理特征的健全发展提供了空间。

3.提供了开展德育工作的新平台

“微媒体”与其他社交媒体相比，降低了准入门槛，交流变得更为简单、便捷。只要有手机、有网络，就能进行信息交流。在“微媒体”平台上，积极主动的传播“正能量”言论，突破了场所与环境的限制，也易于为学生接受。

（二）“微媒体”对学生德育工作的负面影响

1.负面信息咨询的存在

由于微平台信息的自由度很高，因此会存在非法的、消极的、迷信的、暴力色情的信息咨询，其瞬间转发功能仍然会给职业学校的学生群体带来负面影响。某些被称作“微水军”、“僵尸粉”等群体，出于各种目的，对某件事或某个人肆意的评论和转发，大肆歪曲事实，形成错误的舆论导向，这使学生不能客观正确地认识事件的事实。

2.交友欺骗的频发

微媒体中推荐好友、搜索附近的人等功能无疑为学生群体提供了交友场所，陌生人之间单纯依靠网络交流，必然会存在很多虚假的信息。当情感从虚拟世界回到现实社会往往经不起考验，若因欺骗感情而导致恶性事件在校园里也时有发生。

三、运用“微媒体”开展德育工作中的有效途径

（一）运用“微媒体”抢占德育工作主阵地

“微媒体”的迅速发展，对学生的影响极大。学校德育工作要充分利用多种“微媒体”资源，抢占德育主阵地。德育工作要利用好“微媒体”这把双刃剑，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学生群体，利用学生喜欢的媒体平台更好地开展德育工作。首先以班级或社团等为单位建立群聊、团队、关注群体等，积极鼓励教育教学工作者使用“微媒体”进行信息交流，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其次举办基于“微媒体”平台的“微演讲”、“微咨询”等活动，在互动中答疑解惑，发挥德育工作的积极影响。因此，学校要重视“微平台”的建立健全，要发挥其功能，抢占德育主阵地，宣传正面、积极的信息，要起到积极引导的作用。

（二）运用“微媒体”创新德育工作方式

德育工作要充分结合各种类型“微媒体”的功能，提高其吸引力。首先，可以充分利用“微博”的热点推荐功能，及时发现学生比较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再结合现实教育活动，加深互动，积极引导学生。其次，可以充分运用“微信”的语音对讲功能，通知、活动等，学生只要随身携带手机，能及时收到通知。再次，可以充分利用“微媒体”手机客户端的“随拍”功能，不管身处何处，都能随时收取信息，随时分享语音、图片、视频等，丰富德育内容，调动学生参与的热情，激发学生的兴趣。

（三）积极建立校园绿色“微”环境

德育工作者要善于运用各种手段，严防各种负面新闻、非法信息在“微平台”的传播，积极构建和谐、绿色的微环境；要充分运用微媒体平台丰富校园文化资源形成网络文化品牌。德育工作者可以通过组建微信团队和微博关注与学生“互粉”,与学生社团、同学、老师直接互动交流最大限度地发挥微媒体的育人功能。

媒体论文篇7

今年春节前夕，沈阳《华商晨报》连续报道的“穷父救女求助富人”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吉林农民刘福成为了给11个月大的女儿治疗先天性心脏病，在花光了东拼西凑借来的6万元后，写信向他听说过的“中国富豪”们求助。在第一封求助信发出10天没有回音的情况下，刘又分别写信给更多的“中国富豪”，并将此事告知媒体。获悉此事的《华商晨报》不仅公开了被求助的六位富豪的名字，而且不断打电话询问富豪们的打算和反应。对于有捐款意向的富豪，媒体热情报道，而还没有捐款的富豪则在报道中被再次点名。“穷父救女求助富人”事件在《华商晨报》刊出的次日，全国许多报纸加以转载，电视媒体也迅速跟进——转瞬间，一个本来很普通的私人求助事件，因为媒体的公开与放大而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话题。在围绕这个话题的众多言说中，政府救助体系的缺位成了一个反思的重点，相形之下，对新闻界伦理规范意识缺位的反思就显得不那么清晰了。尽管有的评论明确指出，这是媒体对富人集团的“舆论绑架”、“道德强制”甚或是“逼宫”，但要对相关的新闻伦理道德进行系统梳理，光有这些感彩强烈的词汇还是远远不够的。

面对这样一件私人性的求助事件，媒体将被求助的6位富豪公开“点名”并对他们的反应“持续追踪”的做法，是典型的媒体逼视。媒体逼视是对私人领域过度公开的报道行为，这种行为给被报道的个体带来他们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同时也造成了大众传媒的功能失调，是新闻媒体社会角色的错位。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媒体如此明显地僭越私人领域，还是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媒体的“慈善之举”，这也说明“媒体逼视”这一广泛存在的新闻伦理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警惕和重视。

媒体逼视对个体的压力

媒体对私人领域过度公开会给处在媒体“逼视”下的被报道的个体带来莫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是他们在正常的私人情境中本不必承受的。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Goffman）的“拟剧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由多重剧幕组成的大舞台，而人们在社会舞台上的角色行为与他们“表演”的区域——社会情境有很大的关系[1]。例如在一个朋友聚会上的聊天可以轻松随意甚至可以有点肆无忌惮，而在大学校园里做演讲则被期望是严谨和有价值的。当社会情境改变的时候人们的角色扮演也会随之改变，否则就可能因为角色行为不适合新情境的社会期待而产生压力[2]。一个穿着睡衣到办公室上班的人肯定会感到同事的侧目和讶异，因为他在私人情境中的角色扮演（穿睡衣）显然不适合一个新情境（办公场合）的社会期待。

戈夫曼提出的社会情境更多是从行为发生的物理场所和面对面人际交流的传统关系中来考察的，而媒体理论家梅罗维茨（JoshuaMeyrowitz）则指出，与物理场地类似，媒体同样可以展示或隐藏某些东西，从而创造出新的“信息场景”[3]。媒体新情境与私人情境的区别在于：一方面，大众传播时代新闻媒体迅速而广泛的“传通”能力使得媒体新情境可以轻易聚集起海量观众，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公开”；另一方面，新闻媒体有限的关注容量和对社会生活“探照灯”式的反应方式本身就使媒体新情境具有“舞台化”的效果，而媒体越是刻意渲染，媒体新情境的“舞台化”效果就越强烈，给被报道对象赋予的象征意义也就越明显。这样，当媒体把处在私人领域的人不加保护地强行曝光于媒体新情境时，被报道对象在原有私人情境中的角色行为一旦不能适应媒体新情境的社会期待就会感到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下个人或者被迫改变原有角色行为以适应新的期待，或者因无法完成转变而感到窘迫和不安。

本来，富豪们是否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提供帮助应该完全出于他们个人的意愿，是无可厚非的。首先，富豪们并没有道德义务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提供帮助。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富人们要纳更多的税，这就是社会公平杠杆向弱势群体倾斜的表现之一。在完成了社会义务和承担了社会责任之后，富人也有做自己的事的权利和自由，而不必去当谁的救世主[4]。其次，即使富人们在道义上愿意帮助处在困境中的个人，客观上他们也无法对每一个求助者都伸出援手。报道中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在表示了捐款意向后也对记者说：“接到的这类信件很多，我们不能全都帮助……”。当有记者问刘福成“有没有想过，如果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都像你一样给富豪写信，怎么办”时，刘福成也回答说：“我觉得他们肯定会进行选择吧……”。可见，在一个正常的私人求助情境中，被求助的富人无论捐助与否都是无可指责的，他们本人也不会感到有什么道义上的压力。

但是，当媒体把这一情境公开化后，原本普通的私人求助事件却演变成了对被求助富豪的一场道德“拷问”。尽管最先报道此事的媒体在语言选择上显得还比较谨慎和有分寸，但媒体的点名报道不可避免地把富豪们直接推到“众目睽睽”的媒体新场景中，成为被众多不相干的“观众”注视和评说的对象。在“穷父救女求助富人”事件见报的次日，某网站就推出了名为“富豪们会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吗？”的民意调查，结果认为富豪会捐助的有1321人，不会捐助的1411人。在这种公众瞩目下，位列中国顶级富豪的被求助者们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公众形象和社会影响。另一方面，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和大量细节的渲染，使得媒体新场景的“舞台化”效应分外突出，给一件新闻价值有限的普通个案注入了其本身难以承载的内涵。被点名的富豪成了“富人集团”的代表，困窘的父亲则浓缩了“弱势群体”的苦难，“穷”与“富”的二元对立又正好暗合了当下的许多社会情绪，事件本身的色彩在重大象征意义的笼罩下反而变得模糊不清。在报道中，沈阳市慈善总会副秘书长魏广义说过这样的话，“不能从某一个个案来反映企业是不是在尽社会义务，或者反映这个社会有没有同情心。”可惜这样理性的判断在“人道关怀”、“拯救生命”等宏大的话语下显得有点微不足道。

可见，媒体对私人领域一次普通求助的大肆渲染使之变成了象征性事件，而媒体“公开点名”和“持续追踪”的报道方式更是把富豪们从私人情境直接推向了媒体新情境。在高度象征化、公开化的媒体新情境下，富翁们原来的角色行为如果与新的角色期待不一致，就会形成一种精神压力，进而还可能迫使他们进行角色调整已达到角色适应的目的。在这一事件中，患儿父亲刘福成在求助富豪的同时也主动求助媒体，说明这位父亲很清楚媒体的公开报道很有可能对求助的效果（富翁们的决定）产生重要影响。这位父亲要求公开报道自己的求助行为，属于他个人的想法，但是否公开、以何种方式公开的主动权在媒体。对于处在困境中的个人，我们不宜指责这位父亲的行为是否在私人间的道义上有所欠缺，但媒体对自身话语渠道使用的不审慎和公开报道方式的不恰当，却是值得反思的。

媒体逼视与传媒功能失调

媒体逼视是新闻媒体对私人领域的过度公开，这种行为不仅给被报道对象带来负面影响，而且会造成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的失调。媒体的新闻传播活动是现代社会环境监测和社会协调职能的重要承担者。然而，媒体逼视却因为转移公众对社会重要问题的视线和破坏社会关系的协调，妨碍了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的履行。

私人事件不是不能公开，但是媒体逼视却是对私人领域“过度”地关注，这必然导致公共问题的报道量减少，因为媒体的容量毕竟有限，受众在一段时间内接受“议题”的容量也有限。例如，2003年7月，皇家马德里足球队来华访问期间，媒体上铺天盖地都是皇马巨星们的报道，甚至详细到球星贝克汉姆的发型和内衣的款式。同时期发生的云南大姚县6.2级的强烈地震却只能在媒体上占据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尽管这场地震造成了数百人死伤，10亿元以上的直接经济损失。此外，媒体逼视的叙事角度往往热衷于对私人事件的细节渲染，营造更大的“舞台化”效果，而私人事件背后与公共利益有重要关系的深层原因则被轻易忽略了。

再如对马加爵事件的报道，血腥的细节、当事人和受害人家属的反应被极度渲染。马加爵被捕后两天内就有20余家媒体的记者轮番轰炸采访马加爵的父母，一遍遍地把两位老人的震惊、痛苦、愧疚乃至绝望裸地展示出来，以至有评论呼吁记者们“饶了马加爵的父母”，可却很少有媒体去反思教育制度和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穷父救女求助富人”事件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报道充满了“默默地流泪”、“眼泪刷刷地往下掉”等“特写镜头”，但穷父“无奈之举”背后的体制性原因则很少提到。

同时，扮演“逼视者”角色的媒体也无法履行好社会协调的职能。一方面，粗鲁而具有冒犯性的媒体让人人自危，不知道哪天就会曝光于媒体探照灯下，损害保证社会良性互动的信任感。江苏赣榆纪委为了端正全县干部的工作作风，纠正“机关病”，采用针孔摄像机偷拍干部违纪的情况，并在县电视台集中曝光。管理者的良好动机不容否定，但管理之道应该以透明、公开和信任为基石，而不是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正如赣榆当地一位官员所说的，“如果你总感觉到身边有‘特务’，你心里会不会舒服？虽说现在讲的是严格限定在工作地点、工作时间，但万一扩大就有点可怕了”[5]。

另一方面，媒体逼视往往把一方树为“被看”的对象，人为制造出“我们”和“他们”的对立，影响社会关系的和谐。就像在“穷父救女求助富人”事件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媒体顺从或者说主动利用了业已存在的普通民众对富人群体的反感情绪（当然，造成这一状况的社会原因是复杂的），站在“关怀弱势群体”的道德制高点上要求富豪们对刘福成的求助作出回应。在充满人情味的氛围中，对富豪们私人空间的应有尊重则被媒体和受众共同“理直气壮”地忽视了。被点名的富豪成为被看的“他者”，媒体和受众一起天然地成为正义的“我方”，已经存在的仇富心理在媒体建构的叙事模式下又一次得到强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场以道义为名的“舆论绑架”中，“被看”的一方感到众目睽睽下的压力，而大多数“看客”也只是抱着“凑热闹”的心态看富人们到底会不会捐钱而已，真正的道义反而成了缺席者。也许媒体的初衷确实是简单和善良的，客观上也确实促使一些富豪拿出钱来救助一个小生命，但是可以肯定，如果再搞几次这样的点名逼视，不仅富豪，就是一般人都会对慈善救助心生冷淡（慈善疲劳症），这无异于挖掉了社会慈善的道德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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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逼视的原因与规避

尽管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呼吁要规范媒体的行为，警惕媒体对私人领域的过度公开，但“媒体逼视”还是频频出现，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与媒体对商业利益的过度追求和自身角色的定位混乱有重大的干系。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新闻娱乐化的浪潮波及全球，其背后的动因就是商业利益。研究者认为，新闻娱乐化的重要表征在于内容取舍上偏向软新闻，“舍硬就软”或者竭力在严肃题材的新闻中挖掘娱乐价值，“硬新闻软着陆”[6]。在娱乐化带来的纯粹商业利益的刺激下，媒体在进行新闻选择的时候必然热衷于渲染私领域中的感情因素和戏剧性情节，而将那些严肃、重大的公共话题和对私人事件的理性反思弃若敝履。与此同时，不少媒体为了自身利益而僭越私人领域时往往打出的是“顺从民意”的招牌。

2004年10月，电影导演冯小刚因为自家住址被媒体曝光而在新闻会上指责某周刊记者，这位记者的回答倒也耐人寻味，他说，“因为读者喜欢看。也证明我们有发行量啊。”[7]所谓“读者喜欢”，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在顺应“民意”的掩护下，媒体可以坦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丝毫不顾忌被报道对象的权利和感受。一家媒体的越位操作往往又引来众多媒体的跟风炒作，而不是联手抵制，新闻圈的生产策略在集体“庇护”下导演着一场场越玩越大的话语游戏。不可否认，有些媒体在僭越私人领域时的初衷是好的，但高尚的目的也不能成为不当手段的借口。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转需要各种社会组织的“各司其职”，协调发展。媒体只是社会环境的“瞭望者”，其职责就是面向整个社会提供有价值的新闻。如果越过了这个角色定位，成为私人领域的“逼视者”、“窥探者”或是“审判者”的话，即便是出于善良的愿望，也必然会造成社会生活的无序。

新闻伦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是一门权衡的艺术，规避媒体逼视，也就是在各种利益与价值的权衡比较中，合理把握对私人领域报道的“度”。私人事件不是不能报道，有些私人事件有很高的新闻价值，是受众未知、欲知和应知的。但如果对私人领域的公开过度，不恰当地把私人事件从“后台”推到“前台”，则必然像本文所分析的那样，既给被报道的个体造成压力，也妨碍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的履行。判断什么样的私人事件可以公开以及应用什么样的方式公开，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将私人情境媒体化后可能出现的负效果（包括对个人的影响和对媒体社会功能的影响）与报道可能产生的公共利益（而非媒体私利和受众不健康的窥私心理或无休止的好奇心）进行比较。具体来说，媒体在进行操作的时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权衡。

其一，对于那些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纯粹私人事件，除非被报道者本人同意或对被报道者没有负面影响，否则不应报道。例如，好莱坞女星珍妮弗·安妮斯顿在自家阳台享受日光浴完全是个人的行为，与公共利益没有任何关系，但却被好事的狗仔队用超长焦镜头拍到了这位美女的半片。恼怒的安妮斯顿只好宣布，任何购买并公布照片的图片社和媒体组织都会收到她的书。在有些情况下，当事人出于各种动机乐于公开他们的私事，这时媒体也必须权衡这种公开是否会对其他人造成伤害或者是否可能降低社会舆论的品味，而不宜迫不及待地与当事人“合谋”，向社会兜售庸俗的新闻商品。2003年，一桩莫须有的“皇阿玛易丑闻”在媒体上炒得火热，这一事件最后被证明只不过是某个急于出名的小角色向媒体散布的谎言。面对当事人漏洞百出的“指控”，不少媒体如获至宝，不惜篇幅地大加渲染，在对所谓隐私的反复把玩下，受伤害的不仅有被无辜牵扯进来的名演员，还有整个社会的体面。

其二，对那些与公共利益有一定关联的私人事件，媒体应选好报道的角度，关注私人事件背后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社会问题，而不是沉溺于对私人事件本身的细节渲染。在“穷父救女求助富人”事件中，刘福成选择了私人求助的方式，这一选择背后折射出的社会救助体系的缺失。遗憾的是，媒体在进行报道的时候，有意无意回避了这些“硬问题”，而仅仅只是把报道热情挥洒在刘家的困境和被求助富翁的反应上，把一个本来可以发人深省的对社会“症候”的观照，变成了对某一类人的道德绑架和舆论逼视。

其三，在把私人情境公开为媒体情境的过程中，媒体应充分考虑到可能对被报道个体带来的负面影响，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尽可能将伤害降到最低。公开点名、面部清晰的照片、特写镜头等报道手段都会把被报道对象裸地曝光于媒体情境中，尤其当报道的内容是被报道对象不欲公开或让人难堪的私事时，其压力是可以想象的。2003年10月23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一位行窃的女青年被商店工作人员挂上“我我是小偷”的牌子，并站在商店门口“示众”了20多分钟。记者报道此事的本意是反对商店的这种做法，但同时配发的一张现场图片，却能够让人轻易分辨出该女青年的相貌，反而等于是在更大范围内让该女士“示众”。出于同情，美国绝大多数的新闻编辑都反对公开受害人的姓名，因为当性犯罪的受害人还与一种难以言喻的羞辱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无异于使她们两度受害：第一次在罪案发生时，第二次在媒体报道此事时[8]。但媒体可以公开案件发生的地点，以提醒当地的居民注意自身安全。在“穷父救女求助富人”事件中，如果媒体不是咄咄逼人地公开富翁们的姓名并对他们的反应“持续追踪”，而只是对刘福成的状况寄予同情或提醒公众反思这一事件背后的社会问题，相信是决不会面对这么多指责和非议的。

从历史上看，媒体角色形象和行为规范的确立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大众新闻业兴起早期，报纸曾一度盛行偷窥之风，如1886年，克里夫兰（GroverCleveland）总统的新婚之夜，大批记者甚至夜宿总统蜜月房门外，探听这对新婚夫妇的隐私。[9]正是这类从钥匙孔向外窥探的新闻促使两位美国律师沃伦（SamuelD.Warren）和布兰代斯（LouisBrandeis）写了著名的《隐私权》（TheRighttoPrivacy）。这篇文章发表于1890年，被视为当代隐私法最初之渊源[10]。公民对私人领域保护意识的觉醒最终用法的形式在规范媒体的行为，提醒媒体不可逾越正当和庄重的界限。尽管随着时代的改变，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也在变化，但是可以想见的是，在一个愈加文明的社会里，尊重个人空间和重视职业规范将成为必然的趋势。抛弃媒体逼视等越轨做法，应当成为媒体的主动选择。

注释：

[1]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黄爱华冯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p102-114

[2]周晓红：《现代西方社会心理学派》，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p242

[3]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体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p7

[4]那小放：《农民刘福成高调“讨债”中国富翁不是谁的救世主》，《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1月24日

[5]徐楠：《江苏赣榆纪委新办法针孔拍摄暗访干部违纪》，《南方周末》，2005年6月9日

[6]于都、胡舜文：《媒体要从“媚俗”泥潭走出来》，《军事记者》，2005年第10期

[7]《冯小刚会上大骂记者：凭什么公布我家住址》，《北京娱乐信报》，2004年10月19日

[8]罗恩·史密斯：《新闻道德评价》，李青藜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p202

[9]曾庆香、黄春平、肖赞军：《谁在新闻中说话——论新闻的话语主体》，《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3期

媒体论文篇8

多媒体技术作为专题教学中的辅助手段，有着过去传统教学手段不可替代的优势，对提高专题教学的效果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一，多媒体手段能有效地增强专题教学的吸引力。从内容上讲，专题教学是科学性、系统性、专注性、实践性和针对性的有机统一，具有浓厚的理性的、抽象的、思辨的色彩。从目的上看，专题教学要着力解决入耳、入脑的问题，使学员通过学习达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专题教学的内容和目的，决定了在专题课中使用多媒体，有其独到的优势。多媒体具有文本、图形、动画、视频、图像、声音等多种媒体集成的特点，能够使课堂教学图文并茂，情景交融，形声互举。这些丰富的感性材料符合学员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的认知规律。

第二，使用多媒体课件能有效地增大专题教学的信息量。当前，在专题教学中，学员对课堂信息量的要求越来越大，教师传递的信息量越大，学员学到的知识就越多，授课教师就越受学员的欢迎。多媒体可以成百上千倍地处理各种信息，节约教师的课堂讲授时间。传统的教学手段大量运用语言进行各种信息传递，要把一个理论观点说清楚，教师在课堂上要用成倍的语言，而如果在课堂上将授课的内容、纲目、要点、声音、图片、动态影像用多媒体手段展示给学员，将可节省三倍以上的语言。教师在授课时节省语言就等于节省时间，这就可传授、传递更多的知识和信息。

二、专题教学的多媒体教学，必须确立正确的教学指导思想

运用多媒体技术，并不是对书本上的内容简单地“复制”和“粘贴”，通过电脑“发送”给学员，也不是让鼠标取代粉笔，屏幕取代黑板，让学员的思维跟着电脑转。而应该确立正确的教学指导思想，结合教学专题本身的特点展开教学。

首先，要充分重视和发挥教师在多媒体教学中的主导作用。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教师在多媒体教学中的主导作用，特别是在专题教学的多媒体应用中的主导作用更应肯定。专题教学十分注重说“理”，语言在专题教学中仍有其独特的魅力。在课堂教学组织中，教师需要把握课堂氛围，教师在课堂上的手势、表情和眼神，讲课过程中使用语言的语气、语调、语速，教师和学员双方非语言的交流和沟通，都会对教学效果起着重要的影响。

其次，多媒体教学必须紧紧围绕专题教学的主题。多媒体作为辅助教学的重要手段，不仅仅是对教员讲解内容简单的重复和说明。教学中要紧紧抓住专题教学的主题，充分运用多媒体的优势和功能，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和内在动机，增强课堂教学的效果和吸引力。专题教学运用多媒体教学的立足点，是帮助教员解决那些在课堂的有限时间内仅靠语言一时难以说清、学员又难以听懂、难以弄通的问题，尽可能地运用线条、图表、图形、数据、动画、声音、图片和影像等媒体要素，把零碎的东西系统化、条理化，通过比较、分析、模拟、演示来剖析其逻辑结构和思路，揭示其内在的特点和规律，使教学中那些不易讲清或短时间说不明白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通过多媒体教学而一目了然，迎刃而解。

第三，多媒体教学中要避免电子声像图文的满堂“轰炸”。多媒体课件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只是一个“附件”，在教学中只起着辅助教学的作用，而不是代替教员的教学。如果整节课都被多媒体所左右，其目的不是让学员更好地挖掘知识内涵，而仅仅是在讲解多媒体课件，这就违背了教学的初衷和基本原则。一节课是否有必要采用多媒体教学，插入多媒体课件内容的多少，时间的长短，要根据课程内容及教学的实际需要来定。另外，评估一个多媒体课件质量的好坏，不仅仅是看它的画面内容多少，构图美观与否，关键是要看它是不是有几个抓住学员思维的精彩“片断”，在教学中有无让学员茅塞顿开、拍案叫绝之处，最终的课堂教学效果究竟如何。形式要为内容服务，这是多媒体教学中需要始终把握的一个原则。

三、专题教学课多媒体教学要协调好内容构思与课件创作的关系

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多媒体教学，主要是通过教学软件，即所谓课件实现的。从目前教员队伍的情况来看，大多数的教员还要依靠专职教育技术人员的帮助来共同完成多媒体课件的制作。这就涉及到处理和协调多媒体课件内容构思与创作之间的关系问题。

第一，专题教学教员与教育技术人员是编导与摄影、剪辑的关系。在整个多媒体课件的制作过程中，教员始终扮演着编剧与导演的角色，是专题教学多媒体课件的设计师。在多媒体课件制作前必须有一个良好的脚本，这个脚本体现了任课教员的教学目的和创意，也是教员主导作用的具体体现。而作为多媒体教学课件具体制作的技术人员则充当着摄影师与剪辑的角色。所以作为编导的教员也要给技术人员“说戏”，在脚本的基础上恰当而准确地表现任课教员的授课艺术和教学目的，把任课教员的设想和构思体现在多媒体课件中。

第二，专题教学教员与教育技术人员要相互配合，密切协作。在多媒体课件总体框架搭建完成后，后期制作也十分艰巨和复杂，其中大量的是教育技术人员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任课教员与技术人员要积极合作，加强交流和探讨。

第三，专题教学教员要努力学习计算机知识，掌握多媒体技术。若想制作一部适合本专业课程教学特点的高质量的多媒体课件，任课教员必须自己动手独立制作多媒体课件，以达到多媒体课件构思与创作的最佳结合，这就对政治理论教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对我们从事政治理论教学的教员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只有勇敢地迎接这一挑战，努力学习，大胆实践，才能抓住机遇，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参考文献:

[1]张政诚，吕小定．计算机多媒体教材编制与应用．出版社．

[2]张小川等．多媒体实用技术．电子工业出版社．

[3]林筑英等．多媒体教学应用原理与开发技术．电子工业出版社．

[4]陈启祥．多媒体技术与应用．电子工业出版社．

[5]查英青．科技创新与中国现代化(修订本)．中共中央党校，2005．

[6]吴迎春．中国记者观察外国科普教育．中共中央党校，2005．

[7]万良春．新编领导科学教程(第四版)．中共中央党校，2005．

[8]田应奎．领导干部知识新概念丛书．中共中央党校，2005．

[摘要]多媒体教学手段可以增强专题教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增大专题教学的信息量；要充分发挥教员的主导作用，紧紧围绕专题教学的主题，恰当地使用各种媒体要素；创作专题教学多媒体课件，要协调好构思与制作的关系，准确地表现专题教学的内容体系和教学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