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21 22:59:26

自媒体论文

自媒体论文篇1

微博、微信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发表意见和观点的平台。在我们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群人,他们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又是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他们在大众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的作用,他们被称为“意见领袖”。如今,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得意见领袖不再仅仅依靠大众传播这一种途径,新媒体给意见领袖们发表观点和意见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文章出轨姚笛事件,在网络上一时传得沸沸扬扬。而马伊琍在微博上一句的恋爱虽易,婚姻不易,且行其珍惜更是造出了“且行且珍惜体”。这条微博引来超过900多万条转发,大家纷纷加入了接龙的行列。如吃饭虽易,减肥不易,且行且珍惜;创业虽易,赚钱不易,且行且珍惜。这足以见得网络中知名认识对广大网民的影响之深。(1)信息量不足。微博仅仅140个字的容量根本无法包含太多信息。微博、微信虽在速度上见长,但是在叙述事实方面,还是无法与传统媒体相匹敌。和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的从业人员往往缺乏经验,他们不具备杂事的写作功底,140字的篇幅限制更无法进行全面理智系统的分析。(2)信息不具备权威性。由于在微博上信息比较容易,很多人肆意传播虚假信息,有时甚至会造成不良后果。在浙江苍南城管打人与被打事件的实践中,微博、微信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原本事件的起因是城管打人,后来这一消息通过微博、微信迅速扩散,还有人传出谣言,说城管打伤的人在转院过程中不治身亡了。最初大家都是来看热闹的,但是微博、微信的传播使得现场事态失控,人们受虚假信息的蛊惑,开始砸车打人了。激动的群众由“围观”变成了“围攻”。(3)个人信息安全受到威胁。人们注册微博和微信时,强制登记制度使得人们的个人信息安全受到威胁。由于新注册的新浪微博和搜狐微博用户必须使用真实的身份证号和手机号码进行注册,一些不法分子或是商业公司很容易趁机窃取用户的联系方式,工作经历等信息。微博用户们因此会接到推销电话,广告骚扰,甚至是诈骗信息。

二、自媒体舆论监督的发展对策

在媒体环境剧烈变革的时代,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这场变革中发生碰撞,纠结心态是一剂慢性毒药,消磨向上的意志,而根治这一病症的药剂则是走一条媒体转型之路。今年4月24日,中国传媒业、互联网界高层人士将聚首杭州召开中国新媒体峰会,探寻中国新媒体发展趋向,分享新媒体产业化经验,为新媒体未来发展道路需找出路。(1)加强法律对自媒体的监管力度。中国是个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我国的治国之本。面对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存在的诸多问题,法律是制约无序化传播的重要手段。我们要加快新媒体立法,从制度层面加强对新媒体的监管力度,一方面要保证保护新媒体制度下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另一方面还要加强舆论监督。与此同时,推动行业自律,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也是必不可少的。要让公民意识到通过新媒体窃取他人信息,或是散布谣言都是违法行为。可以通过为公民播放宣传片,签订自律道德条款等方式普及公众的法律知识。(2)走一条新旧媒体融合之路。新媒体就像一只火箭,在传播速度上占优势但带来的只是碎片化的信息。而传统媒体在报道深度上更胜一筹,而报道翔实的消息。如果将这二者相结合,新媒体获取新闻线索,通过传统媒体将其报道出去,能够达到深度与速度兼备的效果。目前,《新周刊》杂志的新浪微博粉丝在传统媒体中居首位,超过582万,《21世纪经济报道》的粉丝也有130万,而《商业价值》则达到了59万。

三、结语

“媒介即讯息”,这是麦克卢汉对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一种高度概括,其含义是:人类有了某种媒介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正是拥有了新媒体这种媒介,人类才可以从事微博、微信运营,微信聊天等一系列的活动。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要看到它的弊端所在,用法律来约束它的传播,用新旧媒体融合的方式来解决它对传统媒介的冲击。

自媒体论文篇2

关键词:网络媒体 自律 web1.0 web2.0

Analyse mode of Self-discipline of national internet mediatransform the mode of self-discipline from Web1.0 to Web2.0Abstract: The self-discipline of internet media is to solv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Internet, the self-discipline of national internet media is accompani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shows a different pattern of development and brings new enlightenment to self-discipline of Chinese media. This paper will be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of national internet media self-discipline to analyse selection of self-discipline mode of Chinese Internet media in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Key Word: Internet media self-discipline web1.0 web2.0

一、网络失范频发:开启媒体自律模式

据201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颁布的《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途径。80%以上的网民主要依靠互联网获取新闻信息。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91亿,稳居世界第一。

互联网因为具备强大的信息传播功能,在现实世界中扮演了重要的媒体角色,被人们称为网络媒体。作为一种新兴媒体,网络媒体一方面是对传统媒体的继承,另一方面又表现出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网络媒体不断发展中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正能量:首先,网络媒体加强了舆论监督作用;其次,网络媒体提升了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最后,网络媒体提高了我国公民言论自由的水平。

但正如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一样,在我国,快速发展的网络媒体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正面效应的同时,随之而来的弊端也清晰可见。

比如,最近发生的全国著名的李某某强奸案就出现了网络谣言层出不穷,网民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的隐私不断曝光,对被告人及其家属的侮辱和诽谤等问题。这里就涉及到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到的多数人的暴政,在网络上也越发变得明显,原本一件普通的强奸案件,最后演变成了几亿网民对于几名被告人和其家属的讨伐,被告人的人格权利被极大的践踏了。如何净化网络媒体,我认为法律只能是最基本、最底线的规定,而只有互联网媒体开始自律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我国互联网自律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文尝试以不同网络媒体技术发展时期来分析中国互联网媒体自律模式。

二、Web1.0时期:网络新闻评议会制度

所谓的Web1.0是以静态、单向阅读为主,网站负责提供各种内容吸引用户,用户主要是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后较被动地接受信息。最为代表性的是现在各大门户网站。在Web1.0时代下网络媒体更像一种传统的网络媒体,之所以说它传统,是因为它与传统媒体一样,以内容为王,信息传输单向,与受众互动性较差,除了利用了互联网技术外,与传统的报刊、电视、广播无太多实质性的差别。虽然与传统媒体差距不大,但令人欣喜的是对于Web1.0时代下网络媒体的自律并没有走中国传统媒体自律机制的老路,而是尝试着建立中国网络新闻评议会制度。

所谓的新闻评议制度是运用自律方式让新闻界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做法,它包括新闻评议组织、新闻评议刊物和日常性的评议活动,以及相应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裘正义、黄瑚:《欧美各国的新闻评议制度与新闻自律》[J],《新闻战线》,1996年第1期]国外新闻评议会是西方新闻自由理念和社会责任论融合的结果,在其发展的历程上始终遵循的理念是“以自律换自由”。[焦俊波:《论我国新闻评议会的构建》,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早在1910年瑞典就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新闻评议会(名称为报业仲裁委员会),其大量出现则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目前全世界已有近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新闻评议会组织,其中包括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郑保卫:《组建新闻评议机构强化行业自律监督》,载《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年11月8日]

西方的新闻评议会制度与我国传统媒体自律组织从法律地位、自律性质都极为不同。西方媒介根据宪法的规定自由设立和运行,独立于政府,媒介行业自律组织新闻评议会也强调它对于政府和其它利益集团的独立地位,西方媒介自律理念是以自律换取自由,通过自律来保护和实现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而中国的媒介自身隶属于党政部门,媒介行业组织同样必须隶属于相应的主管部门,接受主管部门的指令,而且中国媒介自律目的是维护正常的传播秩序,不存在以自律换取自由的说法。

正是由于以上的不同,所以西方的新闻评议会制度没能在中国传统媒体中取得突破,相反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中国第一个以新闻评议命名的自律组织出现在互联网行业中。在2006年4月13日,由北京市互联网宣传管理办公室指导,北京网络媒体协会(现首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北京网络新闻信息评议会成立,它是北京网络媒体协会对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行业自律的北京地区网络媒体实施监督与评议的机构。[北京网络新闻信息评议会简介baom.com.cn/pingyihui/2006-04/13/content_3047.htm]其主要职责是对北京网络媒体行业开展新闻信息服务的情况实施“社会公众评议”。北京网络新闻信息评议会的成员由政府管理部门代表,网络媒体代表,专家学者代表和网民代表按比例构成,现任的评议会主任是闵大洪。评议会的评议内容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网民举报,网站间的相互监督以及政府管理部门在监管中发现后提交的问题。[ baom.sina.eom.en]评议会定期专业委员会的评议公报,对网络上不良新闻和违法现象进行通报,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网络媒体的乱象。但是主办该评议会的机构是首都互联网协会(原北京网络媒体协会),而首都互联网协会又是接受业务主管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北京市民政局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协会介绍baom.com.cn/jianjie/node_133.htm]由此看来,这个协会所创办的网络新闻评议会这个自律组织并不纯粹。而且从最近几年该协会的评议公报来看,内容越来越倾向政府主导,官方,企业参与,鲜有公众的声音。对网络的约束更多来自政府和企业的利益。

总体看,北京网络新闻信息评议会在名称上和形式上确实是专家和学者努力的一次有益的尝试。但是由于在web1.0时代,这种网络新闻内容单向生产模式,使得政府可以非常容易像控制传统媒体那样控制网络媒体的新闻内容,因为只要控制了源头就可以控制全部,所以网络新闻评议会不断受到政府权力的扩张,评议会的性质也从一种西方式的自律组织不断演变成政府他律的组织。

三、Web2.0时期:社区公约制度

所谓的Web2.0是相对Web1.0而言的,并没有准确的定义,而是对现象的一种描述。Web2.0是让用户自己主导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从而打破了原来门户网站所惯用的单向传输模式。最为代表性的是以用户产生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为主体的各类论坛、博客、独立SNS网站、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

尤其是从2010年开始,微博这种体现Web2.0时代特征的互联网应用出现在公众面前。仅以新浪微博为例,截至2012年,微博用户数已经达到5亿,日活跃用户数达到4620万。[ news.xinhuanet.com/info/2013-02/21/c_132181760.htm]仅在这一种UGC上每天就产生大量的信息,形成一个巨大的舆论传播空间。面对着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Web2.0的迅猛发展,对其监管如果还简单套用Web1.0模式下的新闻评议会模式的话,在面对每天浩如烟海的信息时恐怕是难以奏效,如果像传统媒体那样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宣传纪律要求网民来遵守,这也是不切实际的。

可喜的是最近几年,新浪微博正在不断尝试借鉴国外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建立自己的自律公约,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国内首个微博社区公约——《新浪微博社区公约》,通过与注册的新浪微博网友签订格式合同,凡是想要使用新浪微博必须遵守该公约,使得该公约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相比Web1.0时代下互联网新闻评议会章程的制定是通过执政党和政府的指导下完成的,该公约的制定是新浪召集相关用户、专家和网站从业者共同完成,并且广泛征集了用户的建议,体现出浓厚的网络民主特点。[朱巍:《新浪微博社区公约:互联网自律的一个里程碑》,载《光明日报》2012年5月3日]《新浪微博社区公约》在性质上属于公民自律,截止到2013年5月8日,在试运行的一年期间,微博社区管理中心共接到用户举报超过1500万次,其中处理骚扰用户的垃圾广告1200多万次,淫秽色情危害信息100多万次,处理用户纠纷及不实信息200万次,超过20万人被扣除信用积分。[ finance.chinanews.com/it/2013/05-31/4881515.shtml]它的运行机制是通过在微博上公开招募社区委员会成员,委员会又分为人数为5000至10000名成员的普通委员会和人数为1000至1500名成员的专家委员会,普通用户只要在微博上达到一定活跃程度就可以申请成为普通委员会会员,而专家委员会会员完全是从普通委员会会员中晋升。在微博上如果信息被人举报,委员会就会随机抽取21名普通会员在24小时之内以少数服从多数来对这条信息进行评判,如果被判输者不服,可以申请专家委员会随机组织9名专家会员在24小时之内再次评判,并得到最终判决。这种融合司法二审制度和陪审员制度的方法在国内互联网自律方面确实是个创新。

可以说微博的社区委员会制度对于互联网自律是一次非常有益的尝试,它的做法不仅体现了在处理微博纠纷类时似于司法的程序性,公开性,参与的广泛性,在一定程度上惩治了微博社区不良现象,更提供了一种网民治网的途径,培养了网民如何规范的表达,对于公民网络民主也有极大的启发作用。

四、启示

自媒体论文篇3

1.1教学主体的使用学生通过团队策划,完成一期节目的架构。分工合作拍摄新闻素材,完成后由团队成员完成出镜,最后合成新闻。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每一期节目都由师生共同完成,而不是专职的记者或主播。每期节目都配有专业指导老师,其职责是在节目制作前期准备阶段的选题、内容到细节方面进行督导,在录制阶段进行全面的指导和把关。最终通过后期剪辑完成节目,上传视频网站至校园网平台上进行播出。在校园新闻栏目组的学生主播个个都要参与节目前期的采编工作,然后才是进演播室直面观众。观众看到他们出镜实践不过几分钟,但是学生主播要花数十倍的时间和精力完成大量的前期工作包括:选题、策划、外拍、后期、采访等系列工作。学生新闻学生做,使得节目的风格比较年轻化有朝气,选题和效果也是如观看者所期待。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在节目制作中的沟通主要是微信群语音、QQ群组文字讨论等方式完成,而在宣传节目方式上,从微博到微信平台,再到校园网平台之间的互动来完成。同时,这也需要学生团队成立相应的宣传组,掌握相应宣传的方式方法。

1.2教学实践的效果从目前学生已完成的自媒体节目数量和质量上来说,被主流采纳的几率尚且不高,这跟主流媒体平台对内容规格的要求及限制和学生自身制作水平仍有待提高关系密切。广西的桂中之声频率,采用过学生上传到自媒体上的素材用来制作成节目。视频方面,如笔者所指导上载于优酷,转载在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校园网平台上的《漓院新闻》,从2013至今以创作16期之多,播音主持的学生投入较多热情,既负责采编,还要负责出镜,每一期的节目内容和主播的表现都在微博上引起热议。直接服务了尚无校园电视台的该校,对于关注身边事,解决身边问题的学生们。对于参与到其中的学生都有直接的影响,使得他们对媒体和电视播音主持业务实践有了直接感性的认识,除了教师教,还有身边人看的一种模拟主播状态,有效的提升了实践教学的环节。从学生构成来看,播音主持与新闻学专业是主力军,较好的平衡节目采编播一体化的融合,专业之间的互补性较好。指导教师也各司其职,达到台前幕后的合理分工。从参与实践的效果来看,学生主播从生涩到熟练,很多参与过节目的学生对自身能力和不足有了清醒的认识。正是因为学生和教师打造了在优酷上的这个自媒体平台,后来才被学校所采纳作为正是的校园对外宣传的窗口节目。

2自媒体传播方式的使用思考

2.1专业技能差异的消解在自媒体时代,不同水平传播与艺术专业的教育者和学习者面临着两项重要的任务:第一是转变对主流大众传播媒体“神秘性”的认识;第二是对本专业和行业中的成见进行消解。在SNS,Blog,Weibo,App等网络服务成为自媒体的传播主体时,改变了传统纸媒和电子媒体为受众进行议程设置,构建受众所期待图景的局面。信息技术为民众参与大众传播、表达意见提供了便利,拓宽了民众思路,起到了“启智”的作用。在公共意见的领域,年轻人总是活跃在虚拟世界,尚不能在主流媒体的世界里发声。因此,因为得不到有效的锻炼,使得他们初入职场时能力达不到想象的高度。当在需要负责的传播语境中,青年人进一步成为主体,用独立思考认识世界,表达自己的观点,接受网民的检验。学会面对质疑和挑剔,能够进一步稳固他们的职业心态。知名院校的毕业生能够较顺畅的接触到传媒行业的实习实践机会,但一般学校的学生除了在课堂上学过大致相同的内容,在机遇和眼界上,远不如前者。好在自媒体的繁荣,给了他们一个释放自我才华的机会,让自己的作品和呐喊能够被听到和看到。作为播音教育旗舰的中国传媒大学目前对于学生的口语表达课程的教学改革和研究走在了最前方,通过微博和微信公众号这些自媒体,笔者也密切关注着教育方式的创新,思考如何整合自己的教学思路,这一点上,自媒体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提供的不仅是一个观看的过程,还有互动交流,发现不足。

2.2专业实践思路的加强针对在教学中出现的问题,笔者也多次思考,如何将自媒体巧用到实践教学中。在出镜报道一章里,要求学生经过课堂理论和视频实例的分析后独立完成完成出镜报道。笔者将三周的教学内容分为第一周理论,第二周不出镜只报道的校园新闻,第三周出镜且报道的社会新闻。其中第二周的内容上传至荔枝FM的校园新闻报道,选择优秀的作品在校广播台中播放。第三周上传至优酷,回课时,教师播放视频,学生进行评议。在第三周拍摄之前,学生通过QQ群组将出镜报道的内容策划同老师讨论,这个教学过程中,至始至终都在智能手机这个工具上。报道的时间一般不超过3min,能够较好完成视频作业的学生都至少尝试过10遍以上,较好的解决了打结、磕巴的常见心理问题,从实践中加强心理建设和提高报道能力。等到再使用摄像机拍摄时,学生普遍具备报道思路,不会浪费时间。避免了见到摄像机的生涩感,因为自己动手拍过,能更好的与摄像配合完成报道。

2.3自媒体使用不当的预防互联网上的自媒体工具,为信息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各种信息、观点,随着百度、谷歌轻松拿下。便捷之外,要警惕“拿来主义”滥用习惯的养成。信息的冗余是互联网在播音教学使用上面对的大问题。很多的学生在做新闻评论节目时,其观点和材料几乎完全参照自媒体上的内容。评论上失去了独立分析、判断的能力,觉得看了背了自然就是懂了,自己懒得去调查、交谈。因此,教师在策划审题阶段也要进行把关。这首先要求教师做到对学生所使用素材进行了解,便于避免指导时的“乱点兵”。同时,教师应该在微博或QQ上进行话题的布置和衔接顺序的选择。从而避免学生的懒惰习惯和刻板思维的形成。推荐较好的官方微博给学生,每一条新闻也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以作业的形式,要求学生完成在相关微博下的一句话评论,教师解答,把课堂和课下的教育结合起来。

3自媒体使用方式的发展趋势

3.1强强联合自媒体再新,成为主流尚且还需时日。如果学生制作的节目如果能够把握住传统媒体的标准,被吸纳和采用相互融合,才是播音主持教育中实践教学最大作用的发挥。服务于地方的文化经济建设,引发思考和关注才是“发声”教育的主要作用。如何突破校园新闻的节目内容和形式,关注服务地方各项事业建设,仍是教师在教学和引导学生实践方面需要思考的问题。

3.2整合资源各种教学手段运用,对于业界呼唤采编播一体化教学的播音专业来说,已经是物尽其用。但是教学资源的匮乏,仍是播音教育中不能不面对的事实,如摄像机的人均数量不多,演播室练习时间的不够等等。所以校园电视台的节目制度和多样化,可以成为学生实践的平台首要根据地。除了新闻节目,一些名师名人访谈,真人秀节目,关注周边民生的纪录片,都可以是节目的新类型。同样,业界的节目发展趋势必须要关注,注重时效性。学校的播音主持教育,永远在追随着业界的步伐。这个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让学界可以通过发达的自媒体锻炼试图去填补和业界之间的鸿沟,但是对于学生用什么怎么用,教师要在当中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常用常新,才是做好未来传媒人的一个基本态度吧。

自媒体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自主学习,多媒体,网络技术

 

近年来,在我国高校大学英语教育中,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2007年7月,教育部颁布《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明确规定“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然而作为我国高校学习群体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重点公共基础课程之一的大学英语,“粉笔+黑板“的传统教学模式很难将大学英语课程讲解得淋漓尽致,更不易于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此,教育部同时指出大学英语教学“应大量使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推进基于计算机和网络的英语教学”,实施以计算机、网络、教学软件、课堂综合运用为主的个性化和主动式教学模式的改革措施,“使英语教学朝着个性化学习、自主式学习方向发展”[1]。

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外学者[2-5]就曾从不同的视角探讨过自主学习。近年来远程教育论文,我国学者也对自主学习开展了许多以评价和验证为主的研究[6-11]。目前,基于多媒体网络技术的大学英语自主学习已经成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方向,而如何有效运用多媒体网络技术引导学生自主地学习也相应成为每个英语教师的责任。

一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高校的教育模式仍然是以专业划分为主,大学课程也是按照专业来安排,即前两年以公共基础课为主,后两年则侧重专业课。与专业课相比,学生对公共基础课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意识普遍较弱。加之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内容多,教学任务重,且教师面临大班上课和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等种种问题,很难有效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引导和监督。传统教学模式下,为了让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更多知识,教师大都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灌输式教学方法,导致学生难以对大学英语学习进行更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监控,对教师依赖性强,缺乏独立性。

美国学者阿尔温托夫勒指出:未来的文盲不再是目不识丁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当前,多媒体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大学英语自主学习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前提和丰富的视、听、说资源。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就是要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契机,改进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课堂教学模式,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创建教师、媒体、网络资源相辅相成的学习环境,使英语教学摆脱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朝着个性化、主动式学习方向发展,从而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潜能,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

二 高校实行自主学习的可行性

1 硬件方面

目前,计算机与互联网连接在我国已经广泛普及。高校的计算机与互联网使用更是延伸到了宿舍、教室和图书馆。在网络教育信息化的今天,许多高校也大都建立了基于校园计算机网络系统条件下的自主学习教室。在这种新的学习模式下,每个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均可完成下列操作功能:(1)查询和访问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多种信息源(必要时可以从该信息源拷贝所需的软件或资料);(2)对选择出的信息资料进行分析、加工(排序、重组或变换)和存储;(3)和教师或其他学习者直接通讯(进行咨询、辅导、讨论和交流);(4)和教师或其他学习者共享或共同操纵某个软件或文档资料的内容论文范文。大学英语教学可以充分利用这种教学平台和网络资源远程教育论文,帮助学生建立网络自主学习的意识,指导并协助学生建立系统的学习及管理计划。

2 软件方面

随着网络教育的普及,各种各样的学习软件也应运而生。如《新时代交互英语》学习软件、《新视野大学英语》网上学习系统、《新理念大学英语》网上学习平台、《英语在线》、《曼联网络英语》、《蓝鸽英语在线》(大学版)等一系列实用英语学习软件。这些网络资源是在传统的英语学习软件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的网络学习方式和理念制作,能为学习者提供图文音像并茂、丰富多彩的交互式人机界面,提供符合人类联想思维与联想记忆特点的、按超文本结构组织的大规模知识库与信息库,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学习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及学习兴趣,并为学习者实现探索式、发现式学习创造有利条件。从而真正达到让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实现自己获取知识、自我更新甚至创造新知识的理想目标。

自主学习室和学习软件的有机结合既有利于进行个别化教学,又可以进行协作型教学(通过各种协作式教学策略的运用而实现),还可以将“个别化”与“协作型”二者结合起来,所以是一种全新的网络教学模式。开始阶段,可以以排课的形式,强制规定参加大学英语教改的学生进行每周2小时的自主学习,参加大学英语教改的教师每周2小时到自主学习室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进行“导学”,同时通过网络对学生的自主学习情况进行全面监控。以利于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熟练操作大学英语网络自主学习平台,提高对各种教学资源的有效利用。

三 自主学习模式下的师生角色及关系

自主学习作为全新的教学模式为外语教学提供了新思路。但自主学习并不是“孤立地学习”或“没有教师的自学”。“有时候,学生自主能力被认为是完全独立于教师、其他学生和被认可的教学大纲,而实际并非如此。完全独立并不是自主学习,而是自闭”[12]。在自主学习的环境下,虽然学生的自主性得到了增强,但教师的作用并没有减少,“教师在促进学习者自我实现并定期向他们提供帮助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学习的主体是学生,教师的主导作用只有在学生这个主体的学习自主性得到充分发挥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实际的理想效果。自主学习模式下,教师既要对学生的共同特征有一定的认识,更要对个别学生的状况有比较具体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远程教育论文,设计出一整套“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方案并加以实施,以便帮助学生确立学习目标,掌握学习内容和进度,选择学习方法和技巧,监控学习过程和评估学习效果。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培养教师自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师生会一起进步,一起提高,实现师生角色从“教师为主体”到“学生为主体”的真正转变,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新型教学模式,实现我国大学英语教学质的飞跃[13]。

四 结语

自主学习是针对传统教学授课法的特质和局限性提出的,又吸纳了现代启发式、自学辅导式、导学式等的精髓和人本主义思想而创立的。现代多媒体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大学英语自主学习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前提和丰富的资源,学习者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真实的语言环境。英语教学从课堂延伸到课外,学习者由“苦学”变为“好学”、“乐学”;“学会”的能力转化为“会学”的能力,对学习者成绩的提高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并且效果越来越显著;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与学习成绩之间成正比关系[8]。

参考文献:

[1]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Holec H.Autonomy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Ml.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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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ittle D.Autonomy in Language Learning [M]. London: CILT. 1990:29-34.

[5]Benson P. &P. Voller. Autonomy and Independ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 [C]. Harlow: Longman, 1997: 63.

[6]束定芳,庄智象.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7]彭金定.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学习者自主”问题研究[J]. 外语界, 2002, (3).

[8]王笃勤.大学英语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J]. 外语界, 2002, (5).

[10]黄远振.自主学习的定位、策略与实践[J]. 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 2003, (10).

[11]李红.学习自主性与中国英语教学[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8, (10).

[12]Little D.Learning as Dialogue: the Dependence of Learner Autonomy on Teacher Autonomy[J]. System, 1995(23/2): 175-182.

[13]吴军赞,朱葵.关于大学生大学英语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2).

 

自媒体论文篇5

自媒体的平等性和虚拟性可以使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得到提高。自媒体技术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建立起了沟通的平台,改变了大学生的生活和交际方式。在自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可以尽可能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言论,通过自媒体,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可以随时了解到大学生内心的真实想法,尽可能地正确把握他们的思想动态,了解他们存在的现实心理问题和心理困惑,也可以围绕一些共性的问题与学生共同展开讨论和探讨,从而增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同时,在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教师与学生不能完全平等,交流的方式和效果得不到保证,而在自媒体的环境下,师生之间有了一定的平等性和隐蔽性,交流的双方都能更加突破身份的限制,同时缩短双方的心理距离,增强双方的信任强度,使双方零距离交流思想,从而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效果,解决大学生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心理问题,及时排除大学生常见的心理隐患问题,解决他们在学习、人际交往、宿舍关系、恋爱与友谊等实际心理问题,使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得到提高。

自媒体在给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挑战。自媒体传播比较自由,传播的方式比较个性化,有时候信息的隐蔽性也很强,有可能使得一些不良信息扰乱整个信息的传播环境,这使得自媒体的开放多元性会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他们思想单纯,好奇心强,有可能会被一些不良信息所蒙蔽,这将给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带来一定的干扰。同时,自媒体时代,大学生交往的虚拟性不断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大学生在现实中的人际交往经验减少,但是,虚拟的人际交往不能代替现实的人际交往,长期以来,自媒体会对大学生的现实交际能力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要做好自媒体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结合,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首先,做好自媒体与其他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载体的有机结合。自媒体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媒介,要进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创新应用中,还需要做好它与其他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有机结合,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媒体的作用。自媒体与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载体如广播、电视、报纸、宣传资料等相结合,有利于提高信息的传播力度,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载体与自媒体相结合可以充分发挥自媒体互动性较强的特点,引起学生的讨论与更深层次的思考,对于学生的教育和观念改变都有更为深刻的影响作用,同时如果有意识地开展一些宣传活动,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内容融入进去,使他们从活动中受到相关的心理健康知识的教育和熏陶,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同时,自媒体的多样性、便捷性,可以在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时加以利用,可以在交流的过程中体现互动的特点,使更多的同学了解自媒体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相结合的优势,对于提高整个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有十分显著的作用。

其次,高校还要健全自媒体运行的保障机制,优化自媒体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相结合时的环境。具体来说,就是高校应该出台一些具体的政策来健全校内公众平台及学生建立的自媒体平台的管理水平,在保证自媒体传播时效性和互动性的同时,对自媒体传播的信息进行严格的审核,结合一定的身份验证来提高自媒体用户的真实性,同时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技术手段,对一些不良信息进行处理,使得自媒体信息自动过滤及筛选掉一些不良信息,从而从源头上使得不良信息难以传播和难以扩散,使得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与自媒体有效结合的健康发展。综上,自媒体对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有一定的影响作用,给其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作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从业者,要学会扬长避短,充分利用新媒体的特点,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做出特色和效果,从而最终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

自媒体论文篇6

【关键词】自媒体时代;媒体文化;媒体生态;微博

从2009年的微博控宣告自媒体时代到来至今,我国的媒体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回看2011年,媒体文化①研究依然如火如荼,保持着惯有的“理论热情”。媒体文化研究的话题一贯以来就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大有囊括一切的势头。这一点应该予以理解,毕竟在互联网发展起来以后,媒体这张大网几乎已经覆盖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世间万物似乎都与媒体沾边。伊尼斯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发现,一种新的媒体可能会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他依据媒体的形态、性质为人类文明史下注脚的方式也启发了无数后来者。显然,媒体文化现已成为参与、塑造我们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复杂文化形态。在我国,自上世纪末以来,媒体文化就成为理论界的显学。回到2011年,媒体文化研究有哪些关注点?参看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章以及同年出版的著作就能略知大概。自媒体文化研究、微博研究是本年度媒体文化研究的“大部头”,除此之外,还有些研究者沿袭过去媒体文化的研究思路,对具体媒体现象进行阐释、批评。下面,本文将对此进行梳理。

首先,部分研究者承继媒体文化研究中的批判传统,采取文化研究的策略,揭示媒体文化中呈现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消费特性,对具体媒体现象进行文本分析、意识形态批判。这类文章从媒体文化研究进入公众视野之后,就一直存在,颇有“旧话重提”的意味。具体来看,有些研究者回到西方媒体文化理论中,阐发具有原创性理论家的思想,像法兰克福学派、麦克卢汉、道格拉斯・凯尔纳、约翰・菲斯克、莱文森等在媒体文化研究中的视野、方法是被关注的对象。译著《去西方化媒介研究》通过研究一系列来自亚洲、非洲、南北美洲、欧洲、中东地区和澳洲的案例,在回顾传统媒体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媒体、权力和社会的关系,挑战了盛行的全球化理论;有些研究者关注媒体与青少年亚文化、女性文化的关系,其中,由青年政治学院、北师大文学院、文艺研究杂志社联合举办了以“媒介与青年亚文化”为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讨论了青年亚文化的学术源流,涉及酷儿理论、消费理论、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批评的文化批评等议题,其中,手机、微博、网络游戏等新媒体对青年亚文化的新影响是热议的话题;还有些研究者侧重于文本分析,分析电视剧、电影、广告或者具体的媒体事件,在媒体、受众、社会之间进行互动研究。《读书》杂志开设了专门的媒介批评专栏,即用文本分析的方式,进行媒体文化研究。其中蒋原伦的《今夜星光灿烂》通过分析年轻人上电视,阐述了伴随电视成长起来的当代青年,他们习惯在电视中扮演自己,他们是名副其实“身披电视屏幕”的媒体人。邱林川、陈韬文主编的《新媒体事件研究》分析的就是造成社会影响的重大媒体事件。另外,热播韩剧、网络游戏、电视娱乐节目、网络视频等都是媒体文化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对象,对其研究往往涉及受众心理分析、政治意识形态、消费意识形态、性别对抗、权利关系等传统文化研究的话题。

其次,本年度最具中国特色的媒体文化研究,是探讨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族群文化如何利用媒体有效传播。如徐康的《红岩文化与媒体传播》、徐会乐的《中原武术文化媒体传播的现状与对策研究》、顾苏的《中德媒体2010上海世博会报道中的中国形象――从媒体政治、跨文化视角分析自我与他者形象》等,这些文章提倡利用新媒体的优势,把传统文化打造成适时的文化产品,推动其传播与发展。问题是,当传统文化在新媒体中重现时,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商业集团、传媒机构的介入,它们已改头换面,被“去传统化”了。如何保护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族群文化的原生态性,是这类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然,本年度媒体文化研究的热点当数自媒体文化。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媒体的生态环境,致使媒体文化呈现出新的特征。基于过去传播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基础上形成的媒体文化研究已经无法对自媒体文化的新特性给出合理解释。基于此,自媒体文化成为中西方媒体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早在2002年美国专栏作家Dan Gillmor就已提出自媒体概念,把以博客为代表的个人媒体看做是“新闻媒体3.0”的象征与代表(其中1.0是指传统媒体或旧媒体,2.0指新媒体),2003年,美国报业协会媒体中心出版了谢因・波曼(shayne Bowman)与克里斯・威里斯(Chris Willis)合著的自媒体的研究报告,拉开了中西方学界关注自媒体研究的大幕。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里斯的报告研究了美国公民利用电子邮件、博客、论坛等,在美国公共事件中(如“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参与制作并报道新闻的重大影响,这种“自己动手做新闻”的热情就是自媒体时代的特征。在过去那种批判性的媒体文化研究中,媒体文化被看做是以种种形式诱使个人认同那种占优势的社会和政治的意识形态、立场以及表征等。当然它也为个人能够获得反抗社会的力量提供了种种资源。[1]传统媒体文化的掌控权,交织在政客、商业集团、传媒机构的相互牵制之中,它与大众的关系是自上而下的。而今,自媒体拓展了自下而上的新传播模式,大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他们同时参与信息的创造与传播。这样大众部分获得了媒体文化控制权,推动了传播民主化的趋向,促成了网络公共领域的构建,改变了媒体生态环境。

从2005年开始,我国的媒体文化研究开始关注自媒体的影响,当年仅两篇文章谈及这一话题。2009年之前,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很薄弱,零星有研究者分析自媒体时代可能出现的媒体文化特征、动向及其对传统媒体的挑战,那时的研究颇有前瞻性的意味。毕竟“人人都能动手做新闻”,不是件容易的事,它需要科技发展作为坚强的后盾。在我国,当博客开始流行,尤其是智能手机全面上市,网民才成为随时“寓居”网上的、名副其实的网人。另外,各大门户网站,如搜狐、新浪、腾讯等都全面打造自媒体式的平台,电子邮件、论坛、腾讯QQ、MSN、博客、微博等都发挥着自媒体的功能。尤其是2009年微博控的流行,正式宣告了自媒体时代的全面来临。总体来说,从2009年起我国对自媒体的研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11年自媒体研究的论文明显多于前几年,这的确是自媒体时代来临的症候。

而在本年度自媒体文化研究中,微博是最热的话题,中国知网中题目出现微博的文章有上千篇,微博的热度由此可见一斑。2010年蒋原伦、张柠主编的《媒介批评》(第四辑)的核心话题就是微博,涉及的话题有微博与公共领域、微博言说方式、媒体生态等。2011年微博的话题依旧火热,除了直接以微博为题的文章之外,探讨自媒体文化、新媒体文化的多数文章都涉及微博,我想是因为微博的确宣告了自媒体时代的全面到来。在研究微博的文章中,有些把微博作为新的教育途径,倡导通过微博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有些阐释微博的出现对其他媒体(报纸、广播、电视)造成的影响以及其他媒体该采取何种策略来应对,如《中国报业》、《新闻知识》、《新闻记者》、《新闻爱好者》等很多杂志都刊登过类似文章。这类文章特别提到在新闻界,报刊、电视不再是唯一能进行“权威”的中心了,微博中大量涌现的公民新闻已经斩获了部分创造与传播新闻的话语权,甚至传统媒体有时需从微博中采集新闻。如“辫子新闻”就指传统媒体、公民新闻、社会性媒体相融合的趋势。看来,未来传统媒体发展的前景必然是与新媒体的融合;还有些文章着重探讨微博对突发事件的介入及微博问政等情况,像宜黄拆迁、上海火灾、动车事故等公共事件的微博报道、两会的微博问政等。杨琰的《以两会微博为例谈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刘卉的《从宜黄拆迁自焚事件看微博传播的特点》、吉卫华的《微博客的媒介生态研究》即认为微博以其传播的自主性、互动性、扩散性、及时性推动了我国民主化的进程。

无疑,微博对公共领域的构建、媒体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微博研究的焦点,有研究者认为微博开启了信息传播的新纪元,有效改善了人际关系模式,加速了公共领域的构建;也有研究者认为应对微博“热”进行“冷”思考,因为微博中的信息庞杂、碎片化导致信息真假难辨。另外,由于网络使用地区不平衡、社会阶层、年龄、学历结构形成的数字鸿沟,会造成边远地区、农村和其他不接触互联网的弱势群体在公共领域构建中“失语”。总体来看,微博有效改善了人际关系,有了微博,大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他们同时还是信息的创造者与传播者,大众的主体性获得了彰显,他们的社会热情与政治热情就会被调动起来。当大众的信息在碰撞与交流中形成公共舆论时,就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由传统媒体文化诱使个人所认同的那种占优势的社会和政治的意识形态,这样公共舆论在民主选举、灾难救助、突发事件中就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当然,如何更有效地发挥微博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让大众通过这一平台发出的有社会意义的声音不被信息的洪流所淹没,这是理论研究尚需解决的问题。另外,媒体、文化、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环境、经济发展都会制约媒体文化的发展,所以关于微博的进一步研究,还需更多关注如何保持自由、健康的媒体生态环境。

除微博之外,还有些研究者探讨了我国自媒体文化发展的进程、特征及其影响。如周晓虹的《自媒体时代:从传播到互播的转变》、王长潇的《播客平台的商业模式、监管自律与播客自媒体公民意志的再传播》、尹章池等的《刍议“自媒体”的兴起与少数民族文化网络传播策略的创新》等,这类研究侧重通过自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比较,来谈自媒体文化的特征及其意义。如夏德元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用“媒介共鸣效应”和“溢散效应”来形容,认为传统媒体因其沉淀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是新媒体的唯一参照系,具有历史价值,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必然是共生共存的。邓若伊认为自媒体中的公共领域已不同于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互联网中难以再现俱乐部、咖啡馆中的美好、真诚的交流情景。另外,保罗・莱文森的《新新媒介》对美国新新媒介(本文称自媒体)有全面介绍,书中谈到的兴盛于21世纪的自媒体有博客网、优视网、维基网、掘客网、聚友网、脸谱网、推特网、第二人生、播客网,莱文森分析了这些不同媒体的各自特征,并认为这些媒体在过去其他媒体优势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他称赞新新媒介的民主化特征,称每一位消费者都是生产者,个人能选择适合自己才能和兴趣的新新媒介,新新媒介没有自上而下的控制,新新媒介使人人都能成为出版人、制作人、促销人。当然,他也看到了新新媒介潜在的危险,如知识产权受侵犯、信息垃圾、留言、攻击、煽动、盯梢、恐怖、欺凌等在新新媒介中时有发生。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他呼吁网民理性参与、回应新新媒介。尽管莱文森是针对美国自媒体来谈问题的,但同在“地球村”,我们也定能从中受益。

总之,2011年我国的媒体文化研究中,传统媒体文化研究与自媒体文化研究并行不悖。自媒体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尚需以传统媒体文化研究为参照。此外,媒体技术不断发展,媒体生态环境也有相应改变,如何构建积极健康的媒体生态环境,是今后媒体文化研究的关键点。

注 释:

①本文依照学界的流行观念把媒体分为传统媒体、新媒体、自媒体三类,传统媒体指互联网出现之前的媒体,新媒体指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上出现的第一代媒体,自媒体特指与新媒体相对的20世纪末出现的人人都能创造和信息的个人媒体。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M].商务印书馆,2004.

(作者为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09级博士生)

自媒体论文篇7

关键词:文学;传播;媒介环境学

尼克•史蒂文森在《认识媒介文化》一书中概括了西方媒介研究的三种主要范式:批判范式、象征与文化研究范式、媒介形态范式。批判范式探究媒介的内容与意识形态、权力控制等因素的关系;象征与文化研究范式探究媒介的符号意义以及受众对符号的解读;媒介形态范式考察媒介本身对我们共同视野的影响[1](P3)。从他对这三种媒介研究范式的分析中能看出,西方的媒介理论研究长期以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媒介所承载的内容方面,正像英国传播学者大卫•霍尔莫斯所说的那样:“除了少数几个理论家,比如麦克卢汉、德博尔,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包括鲍德里亚,媒介研究的主流领域很少关注媒介的形式和某一种具体的媒介,看起来图像的具体内容以及围绕图像进行的表述具有一种魔力,这种魔力掩盖了促使内容得以实现循环的特定传播模式。传播学研究,尤其是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对人际传播中实际存在的互动过程以及信源、信宿和信息之间的双重传播模式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即使考虑到上面提到的那几个理论家,传播媒介的实际结构特性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相对来说很少受到重视。”[2](P5)然而随着信息媒介的技术革新,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互联网大肆扩张,对传播媒介的社会意义进行理论研究的必要性日益突出,于是带来了一种转机,使我们能全面理解媒介所包含的综合维度,而不仅仅是作为附属于语言学的衍生品。媒介研究似乎一直在等待一个历史性的研究对象,那就是互联网,互联网为媒介理论提供了恰如其分的视角,使其得以借助媒介来理解传播。”[2](P5)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迫使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媒介形式本身对人、社会、文化的影响,考察媒介形态特点所构建的媒介环境对人类社会的总体影响。这种研究范式逐渐形成一个比较紧密的学术集群———媒介环境学,成为与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并行的第三种传播学研究范式。

一、媒介环境学概述

媒介环境学虽然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就出现了,但是正如霍尔莫斯所言,真正形成一种流派是以互联网的兴起为契机。媒介环境学的主要源流是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多伦多学派的代表是哈罗德•伊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二人号称“多伦多双星”。纽约学派以尼尔•波斯曼为旗手,他最早把“MediaEcology”这个词语学术化和体制化,在纽约大学设立了媒介环境学的博士学位点,称得上是媒介环境学的学科奠基人。媒介环境学的理论立足点是“人”,认为相对于人来说,媒介并不是完全中性的,媒介的形式特性构成社会传播环境,媒介技术所提供的传播倾向对人和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会进一步影响人类的思想和社会文化的样态。伊尼斯、麦克卢汉、波斯曼、尼斯特洛姆、翁、莱文森、梅洛维茨、林文刚等媒介环境学代表人物从媒介与环境互动的“人文———技术”视角考察各种媒介形态本身对人的心理、思维、感知等产生的影响,以及媒介对人类社会文化的重大影响,力求为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提供一种反制力量,提醒人们对媒介的偏向和影响做好预先准备和防范,以维护媒介环境的平衡。最能代表媒介环境学思想精华的是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讯息”,媒介就是讯息本身,而不只是其物质载体。媒介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变化的重要因素,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是这个时代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媒介构成我们的传播环境,人与媒介环境的关系就像鱼和水的关系,人是鱼,而媒介就像人生存于其中的水,媒介创造了一种完全把我们包裹住的感知环境,“结果就是我们看不到这个环境,就像鱼儿看不到水一样,这个过程建构了我们的感觉,我们与它亲密无间。自动的感知导致一种休克的状态,就像水仙花神那样麻木地沉醉于自己的倒影,我们也被自己创造的技术所控制”[3]。

国内对媒介环境学的关注始自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传播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中,张咏华、李明伟、何道宽等传播学者把目光投向新兴的媒介形态研究。张咏华著《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综合分析了伊尼斯、麦克卢汉、威廉斯、梅洛维茨等人的媒介理论,着重梳理他们关于媒介技术及其影响的观点,并且对国内媒介研究进行述评,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李明伟的博士论文《媒介形态理论研究》(2005)把伊尼斯、麦克卢汉、梅洛维茨、莱文森等人的思想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一种范式来加以界定和阐释,系统分析了他称之为“媒介形态理论”流派的整体情况,认为“媒介形态理论是从研究不同媒介形态的特性出发,关注媒介形态(尤其是社会主导媒介)及其变化可能产生的深远社会影响这样一种研究范式”[4](P11)。何道宽翻译了大量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著作,连续发表多篇关于媒介环境学派及其主要理论家的评述,阐释这个新兴传播学派的源流、理论命题等;并与李明伟、美国传播学者林文刚①等人对“MediaEcology”这个学派的名称翻译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其与国内本土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存在范式、内涵、旨趣、方法等多方面的不同,直译为“媒介生态学”会产生混淆。为了与国内媒介生态学相区别,也为了更恰当反映这个学派的内涵和主旨,最终决定依据这个学派的根本性质和研究主旨,而不是采取字面直译的方法,将其定名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环境学被中国学者视作第三种传播学研究范式,这种认识不是人为的拔高,而是基于现实传播环境所做出的客观思考。当下网络和移动终端媒介已经成为主流,多元而且发展迅速的媒介形态带来全新的传播实践和体验,全媒体、融媒体、复媒介等新概念迭出,传播学也要跟随这种变化而更新,在媒介化生存的社会中,世界和中国都需要寻求能够解释当下复杂传播现象的理论,以期获得理性的思索。“媒介环境学所关注的媒介技术及其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更贴近传播学本来应有的母题。研究面向公众和处于媒介环境中的个体与社会,有助于改变行政、市场导向主导的传播学研究格局,回应公众的需求”[5]。

二、引入媒介环境学视阈拓展文学传播学研究

媒介环境学派主导了20世纪后半期传播学的媒介转向,并将历史意识和宏观模式分析引入传播学研究,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领域。从目前情况来看,媒介环境学的引进译介工作在何道宽等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很大进展,我们面临的是在与国外媒介理论研究互动的基础上,如何把这个理论的研究导向本土化,结合我们的具体理论现实和社会现实,对其进行更具有现实指导性的解读和深化。媒介环境学理论走向本土化和深化的途径之一就是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交叉。研究文学与媒介环境的关系既是对文学现实处境的回应,也体现了当下学术融合和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可以为文学和文艺学研究拓展新的增长领域,同时也是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体现。文学首先是一种基于媒介的艺术,文学活动与传播活动产生交叉互动的平台也是媒介。媒介的形态特征必然会影响到文学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和整体面貌。当文学传播研究开始关注媒介问题时,传统的世界—作者—文本—读者的框架开始显露出它的局限性,而作为文学发生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的媒介,越来越显示出它对文学传播活动的重大影响力。无论是作者与媒介,文本与媒介,还是读者与媒介的关系,都对文学传播的具体形态和效果产生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作为文学传播的第五维,媒介与文学的关系成为文学传播学的重要理论焦点和学科增长点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媒介环境学主张泛技术论、泛媒介论、泛环境论、泛文化论。换言之,一切技术都是媒介、环境和文化”,这是媒介环境学有别于其他传播学派的最重要的理念[6]。一般认为,媒介是个静态的、消极的、中性的概念,仅仅是承载信息的容器罢了,而麦克卢汉这样阐释他那句名言“媒介即讯息”:“任何媒介,无论广播还是轮子,都有一个趋势,那就是创造一个全新的环境,这样的人的环境往往带有一种难以看见的属性。我们对环境习而不察,但得到一个补偿机制,那就是注意环境的内容。”

正是在内容的诱惑之下,经验学派不遗余力地追寻着变化莫测的传播过程,试图用有限的实证主义的策略来对付无限的多变的传播现实;批判学派用寻求正义和公平的价值标杆衡量媒介传播的权力,力求媒介内容的客观公正,而没有充分注意到媒介本身的倾向性。麦克卢汉用他那警钟一样的格言提醒我们,媒介并不仅仅是告诉我们世界发生的变化,实际上它们自己才是这些变化的真正的内容和原因。所以积极地接触并且深刻分析西方的媒介研究理论,借鉴其理论观点和视角,对文学活动进行新的开掘和尝试,是目前文学传播学充实学科内涵的需要,也是扩展学科发展前途的重要途径之一。将媒介环境学引入文学研究,对我国文学传播学研究的推动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助于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媒介曾经被认为是外在的物质载体,似乎是中立的,毫无价值倾向的,以至于长期被文学研究所忽视,我们的文学研究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文学作品、文学流派、文学理论等研究对象。文学传播学是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以及传播学的促进下发展起来的新兴交叉研究领域,这个领域最初仍然倾向于关注文学传播媒介所承载的内容的传播,对文学传播媒介自身的考察不足。媒介环境学的主要学者尼斯特洛姆认为媒介环境学的核心思想是由物理学的相对论引申而来,“观察者使用的探索工具不同,对世界认识的结果不同。所以,人类要研究这个并不独立于人类存在的,随着观察者和探索工具变化的世界,就需要研究探索工具本身,因为探索工具本身影响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而媒介技术就是探索工具之一,不同的媒介技术可以影响并导致人们对世界的不同认识”[8]。

对文学而言,这些探索工具不仅仅是文学所依附的书籍、报刊、影视、网络等各种媒介物质形态,还包括语言,语言在组织构建现实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学传播学要研究各种探索工具包括语言如何通过文学活动构建和重构我们栖息其中的现实世界。引入媒介环境学的研究视野能够激发我们从媒介形态特性的角度思考问题,换一个角度,也许一些看似毫无关联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背后隐含的文化动因和发展轨迹可以显现出来。二是为文学研究提供更高的追求。媒介环境学研究的目的是把媒介作为环境,从中透视社会文化历史变迁的整体轨迹和规律,宏观理解社会现象和历史变革。媒介环境学是思想批评传统的一部分,这种研究目标带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它促使我们把目光从具体个案上移开,上升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分析,认识到人类能够了解的现实是观察条件综合作用之后的现实,观察条件限制、改变了我们所能了解和认知的现实;认识到媒介的局限性、人自身的局限性。正是基于这种对局限性的洞察,媒介环境学从着眼于人类文明发展未来的出发点考察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历史,力求为主流思想提供反制力量,确保社会环境的平衡。这就给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参照,借助对媒介形态及其形成的媒介环境的研究,考察文学传播活动这个社会传播子系统与媒介的互动关系;分析在网络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重新界定人类传播活动的情况下,如何认识文学在数字传播环境中的现实价值和存在意义;在关注文学发展命运和轨迹的同时,探索文学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制衡和推动作用,以及维持人类精神情感世界平衡的意义。三是丰富文学研究的方法。

在方法论层面上,媒介环境学以直觉洞察和宏观模式识别为主,将哲学思辨、直观体验、历史对比、模式识别等研究方法综合起来,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拓展新方法的可能性。麦克卢汉等媒介环境学者把模式识别作为理解文化和技术的手段,不是采用线性的、三段论式的论述,而是采用类似于立体主义画派的那种多维视角共存的论述方式。所以他的解释提供观点,却不提供论证,转向形而上的因果关系,从形式上直接把握某种事物之所以成为这种事物的原因。麦克卢汉的目的是超越线性视觉原理,吁求恢复多元感知的模式识别方式,重新认识关系模式,并用这种多维关系模式理解媒介。长期的文字传统把文学研究范式局限在线性逻辑推延的范围内,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其他的研究范式。因此引入媒介环境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文学研究尝试开放的多维度的研究方法和评价体系,从新的视角和标准重新审视社会、文化、历史中文学的角色、作用和价值。目前无论是在文学传播研究中借鉴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和方法,还是以媒介环境学的视阈考察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这两方面的相关研究都需要继续加强。截止2017年1月,以“媒介”为主题词并含“文学”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能搜索到三千多篇文献,其中以论述新兴的网络媒介、视觉媒介等对文学的影响居多。从这些文章的参考文献能够看出,初期他们所参考的理论和方法大多来自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美学、哲学等,即使借助传播学理论也大多是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理论。随着媒介环境学逐渐被中国学者熟悉并接受,麦克卢汉、伊尼斯、波斯曼、莱文森等人的理论和观点正在逐渐成为分析文学传播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之一。

总体来看,目前关于文学与媒介的关系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尤其是关于网络等新媒介对文学及文艺理论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但是从宏观媒介环境的视角分析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的研究还亟需拓展,我们在研究文学传播问题时尚需开拓视野和方法,对媒介形态塑造的媒介环境与文学生产、文学接受、文学批评等的相互关系予以更多的重视。因此,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文学传播学的研究亟需从传播学的新范式中吸取富有启发性的新观点和新视角来扩展理论视野,开掘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尤其需要改变目前媒介环境意识淡薄的现象,重视媒介在文学传播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从宏观规律和微观现象两个方面对文学与媒介环境的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为数字化媒介环境中的文学艺术提供理性启示和方法支持。媒介环境学也需要通过与其他学科的对接融合拓展自己的适用性,将理论触角探入学科交叉领域,培育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成果。麦克卢汉对艺术家寄予厚望:“(媒介)环境纯粹是一套基本规则,一种总体上囊括一切的力量,这种形式几乎辨认不出来,唯一的例外是艺术家,他们一般用激情向人们解释新环境的性质,提出对付新环境需要的文化策略。”[7](P46)文学艺术身处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虽然媒介环境经历着巨变,但是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文学仍然散发着它无可代替的魅力。只有参与到媒介环境的变化中去,放弃情绪化的表述,从文学与媒介的互动关系中探查其中的规律和秘密,对文学的价值和界限做出比较清醒客观的认识,才是文学以及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气度和风范的体现。

三、借助媒介环境学研究文学传播需注意的问题

“媒介即讯息”的本意绝不是让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只关注媒介而不关注其内容,借鉴媒介环境学来分析文学传播活动也并非意味着文学的内容不重要。文学的艺术审美价值主要还是由文学作品的具体内涵来实现的。当我们引入媒介环境学的视野之后,会发现文学的内容与媒介形式,不论是与文学的符号媒介形式还是物质媒介形式之间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的内容并不是独立于媒介的,相反,一定时期的媒介形态与文学内容以及文学传播的方式和效果都存在交互关系。而且从文学发生的历史来看,文学传播经历了不止一次重大媒介变革,这些变革也相应影响到文学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和因素,影响到文学的内容,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文学是经历多次媒介演变的累积结果。文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提醒我们在借鉴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和方法时要充分考虑与文学研究的相互适应性,尤其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关注文学主体的能动性

就像许多学者在分析媒介环境学的局限性时所说的那样,媒介不是孤立的存在,不是单独对社会和文化发挥作用的因素,媒介的作用和影响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构建多元化理解和阐释的关系模式时,仍然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避免将某个因素的影响夸大,遮蔽了其他因素的作用,因此做出误导性的结论。尤其要注意的是关注作为文学主体的人的作用,关注人的主观能动性。人面对媒介时不是被动的,媒介是人创造的产物,也是人选择的产物,所以人的意识、情感、思维、立场等是影响媒介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媒介如何与社会互动的重要因素,毕竟媒介的作用也好,媒介对社会的影响也好,都要借助人以及人的社会化活动为中介才能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又是媒介的“媒介”。媒介环境学更多地关注媒介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在某些问题和方面忽视了人的能动性,这些局限性是我们考察文学传播研究活动时应该予以纠正的。

(二)注重间性分析

无论是线性的逻辑思维也好,还是麦克卢汉所采用的“四元因果关系”模式也好,任何处于关系性存在的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其存在的状态和行动轨迹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是关系性的存在。所以我们要采用主体间性的方法去分析媒介环境对文学传播的影响,既要考虑媒介技术和媒介形态对文学创作、出版、发行、阅读、反馈等环节的影响,也不能把媒介的形式和内容割裂开,还要考虑媒介对文学内容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和因素对媒介的影响和反作用,从多个方面,综合多种因素考察文学与媒介的相互关系。既要看到媒介形式的影响,也要看到媒介并不是个空壳,要结合内容进行分析;既要看到文学活动中的媒介,又要看到媒介环境中的文学,两者互为背景,互为主体,形成主体间性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全面地认识文学传播活动的内涵、属性及其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将媒介环境学视阈引入文学传播学研究是对社会现实的呼应,是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和理论生长的自然选择,文学自身需要寻求能够解释当下复杂的多元的传播活动的理论和方法。从媒介环境的角度看待文学活动,可以重新认识和理解文学活动运行的内在社会机制和艺术生产机制,重新阐释文学的文化价值和艺术规则,实现从传播学的视角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从文学的视角丰富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成果。

参考文献:

[1][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李明伟.媒介形态理论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05.

[5]陈力丹,毛湛文.媒介环境学在中国接受的过程和社会语境[J].现代传播,2013,(10).

[6]何道宽.媒介环境学:从边缘到庙堂[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3).

[7][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8]梁颐.物理学视野下的媒介环境研究[J].东南传播,2013,(8).

自媒体论文篇8

法兰克福学派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移居美国后便将重心转向了流行文化批判,教育人们在流行文化面前保持理性思考与文化尊严。他们在流行文化批判方面的开创性努力为教育学者分析媒体文化的内涵与影响提供了第一笔理论遗产。事实也是如此,吉鲁(H.A.Giroux)、凯尔纳、麦克拉伦(P.McLaren)等人八十年代起在教育学界发展媒体文化教育学时,都曾到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寻求理论基础,并将法兰克福学派视为媒体文化教育先驱。如马丁?杰伊(M.Jay)所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许多知识创造都是为了分析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膜拜”起工业社会新出现的外在“权威”尤其是“法西斯主义”,以及这种膜拜引发的人格与心灵扭曲,进而教导人们在非理性的权威膜拜社会氛围中,保持“康德式的理性自主与尊严”。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美国四十年代崛起的流行文化正是另一种新的“集权主义”形式,它同样可以摧毁人的理性,因此必须发展一种流行文化批判,防止个体被其中隐含的低俗意图吞没,丧失文化上的高贵尊严。[6]言外之意,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其一贯的高贵与低俗、自主与盲从、理性与非理性等两元对立架构,为媒体文化教育预设了合理的价值追求,如果教育学者采纳他们的理论架构,自然会将教师培养成理性自主及高贵文化的扞卫者,激励教师引导学生分析流行文化的“集权主义”本质。而法兰克福学派恰好还为教育学者及教师分析流行文化的“集权主义”本质及其危害提供了一副理论工具。在着名的《论文化工业》中,霍克海姆和阿多诺联手设计了一套“文化工业”理论,意在批判流行文化的企业化生产体系及其“商业化”属性,揭示其生产低俗的“文化商品”来刺激、支配大众,使大众成为低俗的流行文化消费者,从而获取“利润”。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为教育学者发展媒体文化教育提供的基本理论。虽然“文化工业”或“文化商品”理论并不能全面透视成分复杂的媒体世界,但却有助于教育学者针对“商业化”的媒体文化发展出一种有效的课程与教育力量,从而启发教师深入分析这类媒体文化的生产机制及意图。如果将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流行文化批判着作,如《现代音乐哲学》、《单向度的人》等,引入教师教育领域,教师除了掌握法兰克福学派的流行文化理论外,还可能在教育信仰方面被熏陶成高贵文化与独立人格的扞卫者、塑造者,乃至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坚信,教育、文化或艺术“必须超越大众的流行意识”和“单向度”的“市场取向”。[7]

二、伯明翰学派:教师作为大众与青少年亚文化的同情者

继法兰克福学派之后,伯明翰学派贡献了另一种影响广泛的媒体文化教育模式。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总是坚持“高高在上的态度”,[8]自创始人霍加特(R.Hoggart)起,伯明翰学派就对贵族与精英阶层从文化上歧视大众感到不平。在他们看来,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关键在于是否来自真实的生活与情感,例如底层人表达自我的爵士乐,就丝毫不比古典音乐逊色,[9]但大众自身的文化及其内涵在学术及教育界几乎从未得到正视,因此他们试图发展一种以同情、理解为本的大众文化研究,并向中学英语教师推广。伯明翰学派选择这条路径,有其经验基础。即如霍加特,便是成长于二十世纪初期和谐安详的英国工人社区。在其中,朴实的工人群体创造了健康、道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正是这种经验基础,促使霍加特后来决心将工人生活与文化引入历来被精英文化垄断的课堂里,其教育目标是引导学生、教师认识工人阶层创造的诸多美好、有意义的大众文化。然而,这种工人文化其实仅存在于美好的童年记忆中,以之为基础的教育常常只是在培养一种文化怀旧感。连霍加特本人都忧伤地意识到,现实中的工人社区早已被商业化的流行大众文化俘虏和侵蚀了,他的大众文化教育因此陷入困境。[10]后期伯明翰学派(如P.Willis)因此特别关注大众的“抵抗”力,并引入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转向研究中下层青少年如何以自己的“亚文化”,来抵抗或颠覆种种凌驾在他们之上的“文化霸权”,以此建构自我风格和获得。这一转向为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教育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同时有利于教师深入当代中下层青少年的“叛逆”精神世界。不过一味尊重、理解这类青少年为彰显自我、获得而建构的“亚文化”,如雷鬼乐、朋克摇滚乐等,也会引发教育冲突与危机:在这个以理解为本的过程中,“叛逆”青少年的“抵抗”力得到了尽情释放,乃至能让“正派人士气得哑口无言”,但教师的教育责任乃是将他们引向真正“算得上艺术”的文化,而不是姑息他们沉迷于“娱乐”与“堕落”。[11]综上所述,早期伯明翰学派为媒体文化时代的教育学者开辟了一条颇具社会公平和美学意义的大众文化教育途径,由此途径,教育学者即可引导教师走入被商业流行文化淹没的真正的大众文化,反抗精英阶层对于大众的不公文化歧视,而且在理解昔日大众生活及其“情感结构”的过程中,心中还会泛起一种久久难以释怀的美感。后期伯明翰学派依靠“文化霸权”、“抵制”、“自我风格”、“”建构起来的新理论,则为教育学者及教师理解青少年为何“叛逆”、热衷于嬉皮士、摇滚乐等“亚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分析工具,尽管这套理论并未解决怎样让推崇“亚文化”的青少年接受“真正的艺术”和进步的教育。

三、洛杉矶学派:教师作为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媒体文化教育一大引人注目的进展是,吉鲁、麦克拉伦等一批教育学者加入了探索队伍,专业的教育研究与教师教育领域因此出现大众文化或媒体文化转向。在这一理论运动中,表现最突出的乃是洛杉矶地区的教育学者,这得益于洛杉矶特殊的地理文化条件:好莱坞所在地,同时,该地区的两所世界名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ofSouthernCalifornia),拥有全美最强的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实力。就洛杉矶学派的媒体文化教育探索而言,代表人物是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的教育哲学教授凯尔纳。在近三十年的努力过程中,凯尔纳曾因其杰出成就,被美国文化界誉为“杜威式的公共知识分子”,[12]“媒体政治学批判的领军人物”。[13]中国人文思想界也从十年前开始陆续引进凯尔纳的着作,如《后现论》、《媒体文化》、《媒体奇观》等,近年国内人文学界还推出了研究凯尔纳“重建批判理论”的专着。[14]但这些评价与研究都未从教育学的角度展开,来分析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贡献。简单地说,除了在专业的教师教育领域发展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当代文化理论及媒体文化等课程外,凯尔纳最主要的教育学贡献便是以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重建了杜威以来的民主主义教育学传统,其专业使命是将教师培养成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者。由此,向教师及公众示范什么样的媒体文化批判研究,就成了其媒体文化教育学的核心问题。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即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从凯尔纳的媒体文化研究着作及教师教育实践来看,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主要由以下四块内容构成。首先,凯尔纳深切关注当代美国的种种社会“苦难”,进而转向貌似自由、民主,实际总是对“苦难”避而不谈或持某种偏见的主流媒体文化,充斥着投资、收视率、名利的争夺。正是这种深切的社会关注,促使凯尔纳确立了希望通过媒体文化批判和教育来追求民主的坚定专业决心及志向。[15]其次,在理论基础建构方面,凯尔纳是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的追随者,同时也超越了两派的局限,并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影响广泛的社会文化理论中,吸收合适的理论资源,为发展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奠定知识基础。[16]再次便是对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系列重大影响的“媒体文化文本”展开批判性的研究,这构成了凯尔纳媒体文化教育学的主要内容。自八十年代好莱坞与右翼政治势力结成合作以来,凯尔纳一直非常重视研究右翼政治势力及其利益同盟在媒体生产中的作用。从1992年推出《波斯湾电视战》,揭示布什政府通过独家授权覆盖全球的电视网(CNN),将一般公众无法知道的真实的海湾战争,精心制作成对自己有利的“海湾战争报道”,以动员全世界的民众支持其侵略行动;到2010年在《电影战争》中考察小布什政府如何与好莱坞合作,制作对其有利的政治电影,诱使民众支持其战争、反恐等计划,[17]这些研究都显示了凯尔纳执着的专业志向,同时也让他成了为数不多的能自己开发媒体文化课程的教育学家。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示范如何透过电影、电视节目认识美国政治权力的同时,凯尔纳还十分重视研究各种能向美国右翼及主流势力发起挑战的媒体文化,发展有益推进自由、民主的媒体文化。例如,考察麦当娜怎样自由解构、加工美国主流文化、商业文化在女性外表、形象和时尚等层面刻意设置的“本质”或“标准”,创造颠覆意味十足的“主体形式”;分析美国黑人艺术家如何制作媒体文化,表达自己对于美国社会的看法,抵制种族压迫。此外,由于凯尔纳本人有过十多年的独立纪录片制作经历,并因此被誉为“杜威式的知识分子”,所以在他的媒体文化教育学中,还注重选择独立制片人创造的媒体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和课程资源。最后,关于确立基本教学方法,凯尔纳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做法无法认识媒体文化的丰富内涵;伯明翰学派的方式可以深入媒体文化,但容易“一味赞美”,因此需要加以融合。此外,凯尔纳还在媒体教育实践领域发现了三种模式:一是欣赏模式,试图让学生以欣赏“高雅文化”来抵制“媒体的负面影响”;二是创作模式,引导学生理解美学意义丰富的媒体文化,同时向学生传授自我表达的媒体技术;三是批判模式,教育学生对媒体话语保持批判态度,培养批判的媒体解读能力(criticalmedialiteracy),也强调学会通过媒体表达自我,形成社会行动。凯尔纳向教师推荐的是第三种模式,强调媒体文化教学必须坚持两点原则:一是“传授批判的技巧”;二是引导学生“把媒体当作社会变革的工具”,创造有益社会进步的媒体文化。[18]在大学教育学院进行媒体文化教育时,凯尔纳主要通过课堂发言、话题交流、媒体文本研究、课程论文以及戏剧的应用等,培养未来的“准”教师们在媒体文化教学中形成批判的媒体思考与创造。应该说,能否形成批判的媒体思考和民主的媒体行动,正是凯尔纳评价媒体文化教学的基本原则。总之,凯尔纳不仅在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理论方面贡献卓着,而且依靠从事教师教育培养了许多能对媒体文化做出有力批判、甚至还能通过创造媒体文化推动社会民主的教师。而这一切都首先缘于凯尔纳本人是一位杰出的媒体文化批判者和民主媒体文化创造者。

四、中国本土的媒体文化教育学与教师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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