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征文范文

法律征文篇1

关键词：宪法政治性法律性

宪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作为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客观的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它具有政治性;宪法是法，法是一定社会关系的调整者，统治阶级制定法的目的，是通过法来调整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同时具有法律性。宪法的政治属性与法律属性之间不是一种平行并存的关系，而是一种存在主次之别的辩证统一关系。“法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政治，但政治可以形成法律’。

一、宪法的主导属性是政治性

(一)宪法的政治性取决于宪法制定权的政治性

“宪法制定权(简称制宪权)是制宪主体按照一定原则创造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的一种权力。制宪权是一种价值体系，既包括制宪的事实力量，也包括把宪法加以正当化的权威与价值”。国家权力分为制定宪法的权力和山宪法所创立的权力。前者指宪法的制定和修改权，这一权力属于人民，不受任何限制，宪法的制定或修改须经人民一致同意。后者是指依宪法设立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制度化、组织化的具体国家权力形态。这些权力都由制宪权派生出来的，必须受宪法的约束，只有根据宪法才能行使。在宪法学界，虽然学者们对制宪权性质的理解、表述不同，但制宪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性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己成为一种共识，宪法的政治性在终极意义上乃是根源于制宪权的政治性。

(二)宪法的政治性决定于宪法的阶级性

宪法与其他法律一样，都是在阶级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掌握了国家政权的阶级以国家或人民的名义制定的，都是统治阶级意志利益的体现。所不同的是，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在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时更集中、更全面而己。宪法的阶级性主要表现在:宪法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和总结;宪法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是宪法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

宪法的阶级性要求宪法的制定、实施必须符合特定阶级的利益要求，必须服务于掌握政权的阶级巩固统治关系的现实政治需要，必须满足特定阶级在一定时期的政治需求。为了反映和实现宪法阶级性的这些要求，宪法制定者往往都自觉地在宪法文本中规定许多显然是政治方面的内容。承认或强调宪法的阶级性就必然要承认或强调宪法的政治性，宪法的阶级性决定了宪法必须要有政治性，是“政治法’夕，必须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服务。

二、宪法的从属属性是法律性

首先，宪法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调整来完成对社会关系调整的，是人们的最高行为准则，具有很强的规范性。与其他法律一样，宪法具有概括性、普适性。它是一般的、概括的规则、命令，不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平等地、普遍地、反复地适用了一切个人和组织。在逻辑结构上，宪法与一般法律一样，也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要素组成，体现出明显的规范性。

其次，宪法关系是根据宪法规范产生的，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反映一国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基本性质的法律关系，是宪法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结果。与普通法律一样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义务的方式来设定人们的行为模式，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万样，宪法也是通过规定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为人们设定最基本的行为模式来完成对社会关系的调整的。以权利义务双向规定为特征的调整机制是宪法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方式。

三、宪法的政治性与法律性的辨证关系

首先，宪法的政治属性和法律属性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存在于宪法规范之中。一方面宪法的政治属性是宪法赖以产生、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宪法必须反映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是‘政治法”。另一方面宪法所反映的特定政治需求的具体内容必须以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宪法的政治内容只有通过规范的形式，在规范性范畴内表达出来才有实际意义。宪法对特定政治内容的规范性安排实质上是对政治权力的限制。

其次，宪法的政治属性与法律属性具有层次性，存在主次之分。宪法的政治属性相对于宪法的法律属性而言居于优势的地位。宪法的政治性是宪法内在固有的、根本的、居于主导地位的属性特征，它始终影响、制约着宪法的法律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宪法的政治性不仅决定着立宪的宗旨、目的，而且决定着宪法的实际内容，宪法的法律性说到底不过是宪法实际内容的规范表达。

法律征文篇2

关键词:土地征收;农民利益;立法完善

土地是一种稀缺资源,伴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对土地的需求量突飞猛进,而建设用地的稀缺性也相应突出。国家通过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的方式缓解其中的矛盾,但由于土地征收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征收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反倒日益激化了社会矛盾。因而,充分认识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势在必行。

一、集体土地征收概述

由于我国土地所有采取公有制,而社会形态又呈现城乡二元结构,所以我国土地所有也相应的呈现二元化,根据宪法,分别为国家所有和农村集体所有。同时,在我国,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能直接进入一、二级土地市场,所以土地征收是农用地转为国家建设用地的重要途径。我国土地征收制度包含几个反映其本质的要素,例如公共目的、法定程序、主体强制、给予补偿等。因此,可以初步认定集体土地征收是国家为满足公共利益需求,依据法律,按照法定程序,并给予集体经济组织补偿,强制将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的行政行为。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概括出集体土地征收具备的特点有:目的公共性、程序法定性、主体唯一性、行为强制性、权属转移性、征地有偿性.

二、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一)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

公共利益为目的是判断征地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重要前提和标尺,应当是约束国家行使公权力的有效武器,但由于我国关于征地问题中的公共利益立法的空白,使得这一武器成为双刃剑。各级政府多以公共利益为借口强行征收集体土地,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土地财政”。

(二)收益分配问题

国家在征收土地的时候,给予的征地补偿作为一种经济收益,同样面临分配的严重问题。现实中,乡镇政府或村一级集体经济组织把持征地补偿,失去土地直接受损害的是农民,而分享失地补偿最少的也是农民,农民个体利益受到空前的剥削。

(三)征收程序问题

首先,整个征收程序基本由政府一手操作,征地程序缺少适当透明度。其次,实际中存在许多地方政府对土地以征收名义在未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实行先占的情况,使得大量土地事先集中到政府手中,形成土地闲置和浪费。最后,土地征收缺乏必要监督。土地征收往往就是政府部门对自己的行为加以监督,这样的监督机制并不具备实质作用。

(四)补偿问题

首先,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不明确,《土地管理法》仅就补偿的标准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具体实施时仍以各地方政府各自任意标准为主,农民利益很难保障。其次,补偿标准过低,现行的《土地管理法》以土地原有作用和价值作为测算补偿金额的依据,根据这样的标准测算得出的结果相比征收后土地产生的收益根本是天壤之别。最后,补偿方式不合理,总体来说,现在主要的补偿仅仅以货币形式发放,而失地农民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所以,仅仅给农民少量的货币补偿难以弥补土地相对于农民原有的生活保障作用。

三、关于土地征收立法完善的建议

(一)明确界定公共利益

我国对公共利益的概念采取的是在宪法法律中概括性叙述的方式,这种方式能够跟的上社会发展步伐,确保法律概念的动态变化,但也受随意性的牵绊,使得政府在行为时自由把握的范围过宽,甚至可能被利用无限夸大权力范围,导致公权力滥用。所以,我国应当采取概括性叙述和逐条列举相结合的立法方式,以为不特定多数人共同利益的目的作为公共利益的底线加以概括叙述,再在法律中对明显的公共利益范畴加以列举说明。

(二)明确集体土地产权

明确集体土地产权的意义在于充分保证征地补偿收益能够切实落实到农民手中,因此,应当明确村民小组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代表,在割裂村民小组同基层政权的经济联系后,撤销原本乡镇一级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地位。这样,农民作为村民小组的成员,可以直接参与到整个土地征收程序中来,有助于保障农民利益。

(三)细化土地征收程序规范

这就要求在立法中,对现行法律的程序性事项更加细致的规定,填补征地程序的空白,使整个征地活动从申请审批到征收补偿再到批准出让土地使用权都有法可依。另外,还要在法律中赋予被征地农民以相应的知情权,使农民在土地征收中不再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能够自主保护自己的利益。

(四)调整补偿标准

对于补偿标准的调整不应当仅仅是数字上的增加或减少,最好的方式是适当引入市场机制,利用市场的价值规律平衡各方利益。应当赋予集体土地征收各方一定的市场地位,甚至可以考虑在协商补偿问题时引入听证制度,从而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汪军民.土地权利配置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法律征文篇3

宣城市第八中学 七（1）班 袁杰

中国，是一个生活着十三亿中国人名的集体，当然，拥有这么强大数目的国家也必然离不开法律的制裁。提到法律，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其实不然，他却是我们维护自身权益最有力的武器。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遭遇一些不遵纪守法的人，也许当我们向他们提出意见的时候，他们不但不听还变本加厉，如果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就应当采用法律来干预此事了。

比如我家附近，开始是一片到处鲜花和绿化带的美丽土地，在这里我们可以嗅到大自然的气息，无论是春夏秋冬都是孩子们的乐园。可是自从我家隔壁来了一家从农村搬来的新邻居之后，我的生活一天都没安宁过。这家人挖掉了这些草和花，种上了蔬菜，天天浇大粪。臭的行人纷纷绕道。每天早晨，我打开窗户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的，可是没想到的是一股扑面而来的刺鼻的浓烟，我伸头一看，原来是邻居家在用柴草烧水，我满怀愉快的心情一下子消失在了九霄云外了。顿时我对这家人十分反感，加上他家的小女儿大清早的大哭，我真想去投诉他们，但是我没有，因为好歹也是邻居一场。于是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几天后，父亲也忍无可忍了，跑到他家去说理，竟然被对方狠狠地骂了一通，灰溜溜回来了。无论我们怎么劝说，都毫无效果，再想想平时放学回来，满是浓烟的院子，阳台上衣服上的灰，都是他家烧水的后果。直到有一天，母亲把此事告到了告到了居委会，邻居家收到了居委会警告并保证在不扰民之后，我才安心。

如今，一起又都恢复了平静。

由此我发现，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法律，法律就在我们的身边。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的梦才会实现，我们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梦才会实现，这才是我们共同的梦。

指导教师：查红武

法律征文篇4

[关键词]：中国西部；法律文化；臣民人治型法律文化；草民自治型法律文化；牧民神治型法律文化；

             公民法治型法律文化

由于西部相对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现代化具有一系列较为显著的“后发”特征，由此决定了该地区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因素保留较多的地区；同时，西部地区还是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多社会经济形式和多种文明群体共存的地区，是历史上世界各国法律文化频繁交流和互动的地区，这就决定了该地区法律文化的多元性品格。在西部，国家制定法、宗教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地区习惯法以及家法族规杂然相处，共同对西部社会关系及民众行为起着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规制作用，而处于这一制度系统（行为约束选择集）之中的人类个体便基于制度的“硬化”（规范化）机制而具备了多重人格和行为选择。根据王宗礼等人对西北农牧民政治人格类型的分析 [1]（P64），并结合相关的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资料。我认为，目前流行的关于法律文化研究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人治与法治的二元分析模式并不能准确阐释当代中国西部法律文化的复杂特性。实际的情形是，通过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两大文化基因即中原农耕文化和西部游牧文化在西部特定时空中的相互交融和历史变迁，已生成了当代中国西部独特的、纷繁复杂的、多元共存的法律文化型态。为了描述和阐释上的方便，根据对规则或权威的认同以及对待国家法的不同态度，可以将西部法律文化刻划为以下四种类型：臣民人治型法律文化、草民自治型法律文化、牧民神治型法律文化和公民法治型法律文化。当然，这仅是一种理想的类型分析，实践中，几乎无法找到某种纯粹的法律文化类型的承载主体或分享群落，而是多表现为某种主导性法律文化类型支配下的多元混合、交织并存的法律文化型态。下面具体分述之。

一、臣民人治型法律文化

臣民人治型法律文化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理想型态，也是中华法系的核心“法统”和文化特质，是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秩序结构的文化基础。尽管近现代以来，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通过一系列激进的社会变革和文化批判，对臣民人治型法律文化及其所依托的儒家宗法伦理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征伐，然而，该种法律文化的历史惯性之大，超乎寻常，以至于在今天的中国政治文化氛围中仍然弥散着臣民人治型法律文化的气息。由于这种法律文化类型反映的是中华法系的共性和文化上的积淀，对于较少或较晚遭遇现代性之“格式化”的西部地区，便成为臣民人治型法律文化得以传承、存留和延绵的最佳时空。隋唐以前关中曾是我国统一王朝的畿辅之地，传统政治文化对西北地区产生了直接的辐射力，进而使该地区形成了底蕴更为深厚的臣民人治型法律文化传统。

臣民与公民是两个相互对应的概念。运用人和人格（personality）分离的学说，可以从实质内涵上区分臣民和公民。按照现代各国民法所包含的人本主义精神理解，自然人均应具有人格，但世界法制史证明，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国家，却有完全无人格之人（奴隶）和无完全人格之人（农奴）。据此可以认为，公民是能够形成并实践自己意志的社会主体，是完全人格之人；臣民是能够形成但却不能完全实践自己意志的社会主体，因而臣民是无完全人格之人。臣民观念是非独立产权主体或具有依附性的社会成员必然产生的一种价值观念，因而在经济基础落后、人口流动缓慢、市场化程度不高的西部地区，臣民观念必然有其生存和繁衍的土壤。在大部分西部农牧民甚至一些猎民中间，都存有较为浓厚的“臣民”、“子民”和“顺民”意识。内蒙古的一位鄂温克族青年在提供给调查者的一个形象的隐喻图式中，将国家主席与工人、农民的关系比喻为大脑与手脚的关系。这显然反映出一种最为原始和朴素的臣民意识。引伸之意即为：工农不是独立的人格主体，不能独立形成和实践自己的意志；国家主席才是完全的人格主体，他能够代表所有人进行思维和决策。

人治意识的共同特征是极力推崇人的因素，而忽视制度性因素对社会治理的作用。通过观察，我们发现，西部农牧民普遍存在着深层的“清官情结”和为民请命意识，相信司法正义只能诉诸包青天式的典范人物，认为以神奇、权宜、不畏权势和尚方宝剑等人治色彩浓厚的手段是达成社会正义的不二法门。在西部社会，包青天意象以秦腔、陇剧等戏曲小说形式广泛根植于民众的心目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倾向，从而对传统不理性的人治文化产生了主动建构的共犯作用，使我们在走往法治的艰苦道路上，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其实，包青天是中国人治主义文化的人格代表，是一种人治主义社会的个人崇拜情结 [2]（P46）。在广西苗族杉坪寨这一村落中，人们往往把本村发展的全部希望寄托于一个“能人”的引领。通常是通过一个特定的宗教仪式推选出这一能人，并在其姓名上加上“东宏”这个象征最高荣誉的称号，从此以后，他就可以穿着红绸制作的礼服，而且不管在任何场合出现，都受到大家的尊重，他所说的话也就具有最高权威性。更重要的是，这个尊号将被列入祖先的死亡名单，死后可以万古流芳 [3]（P251）。

在西部社会，强调身份等级的法律文化观念可谓是根深蒂固，积淀浓厚。比如在一些农村社区，通常以辈份而不是年龄来决定一个人的地位，一些年长的晚辈总是对年幼的长辈恭敬有加。陕北人的上炕及其坐位排列习惯，也体现出浓厚的身份等级观念。比如，按照陕北人的习惯和规矩，上炕是要脱鞋的，这与一种洁净观念有关。炕上是人们吃饭的地方，也是人们晚上睡觉的地方，毡就铺在炕上，被褥就放在炕上，所以上炕脱鞋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但是，所谓“干净”也是一个相对的标准，如果一个人穿着打扮比你的炕还干净，他就可以上炕不脱鞋了；另外，对于某些人，即使他的穿着打扮没有你的炕干净，但你也不能嫌他脏，他照样可以穿鞋上炕，比如，尊长者。强世功在陕北采访的一起“炕上开庭”，便描述了这样一个场境：一起县法院组织的民事调解案要在某村民家的炕上开庭。法官、信用社主任、营业所主任、派出所干警和村支书都不脱鞋就上了炕，并且在相互的谦让中按某种“默会”的位置依次坐定。当采访者（强世功）刚要脱鞋时，就被主人拦住了，“烂土炕，不干净，随便上”。然而，案件当事人被告却没有上炕 [4]（P492）。由此可见，在这一事件中，什么人可以上炕不脱鞋，什么人应当脱了鞋再上炕，与其说是一种关系生活的科学性知识，还不如说是一套标识人们长幼尊卑的社会身份的仪式或礼仪。

发生纠纷时，注重调解而非诉讼是臣民人治型法律文化的一个必然追求。“每有纷争，最初由亲友耆老和解，不服则诉诸各房分祠，不服则诉诸叠绳堂。叠绳堂为一乡最高法庭，不服则讼官矣” [5]（P277） 因此，“和息”成为民间社会解决纠纷的最高目标。在甘肃省临洮县太石乡水泉村，村民大多以这样的步骤来解决纠纷：首先，力争在家庭内部解决，若家庭内部解决不了，就请各房头最亲近且有一定地位的人进行调解，若仍解决不了，就请村民委员会解决，最后一招是向法院申诉。一般人都尊奉“气死不告状”、“家丑不可外扬”的信条，去法院打官司是不光彩的。云南白族某些村落的习惯法还有明确反对斗狠好讼的规定，如：“近有仇视刁蛮小人，请讼师占原告，自鸣得意。此后不论大小事故，先由村内公处，如不合者，方可报官，否则，村不齿，为绅耆者，不可武断乡曲。” [6]（P522）

二、草民自治型法律文化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自治”并非是基于自觉的、理性规则的治理；而是自发的、机会主义的、随机确立规则的治理：“草民”乃是一个中性的描述性概念，并没有特定的所指。借用这一概念作为分析框架，旨在弥补法律文化研究中较为流行的传统与现代二维分析模型的不足，试图概括一种将传统性与现代性双重丧失的人格类型。在西部地区，存在着一种变异的、“无政治的”法律文化类型-草民自治型法律文化。分享这一法律文化类型的群体，基本上属于“化外”之民（不带贬义），在西部乡土社会具有普遍性。

面对多元并存的制度规则（国家法、习惯法、村规民约等），西部农牧民有时显得无所适从，有时却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规避国家法，“私了”的情形非常普遍，通常将遵守国家法当作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追求自我利益的一种选择；既使不得已通过司法的途径来处理纠纷，也不关注法律是如何规定的，而是想方设法查询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法条，竭力避免那些不利的法律规定或法律解释，而不是力求严格守法。这种现象不但在西部，就是在全国也具有普遍性[7]（P66）。这可能主要是由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规则冲突所引发的。当然从学理上看，由于在社会控制的大系统中，各类规范机制的功能通常是互相交叉渗透、协同作用的，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表明人们向社会提出管理模式的不同要求，因而草民自治型法律文化对各种制度机制的机会主义态度也可能有利各类规范机制的相互竞争和自我完善，进而催生出新的制度萌芽。

西部贫困地区的农牧民，普遍缺乏一种精神信仰和价值依归，既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认同和对国家法的价值体悟，也没有少数民族那样的宗教信仰。这可能有两种历史起因：其一，基于垦植、屯田和戎边等原因，中国历史上（包括建国以来）曾有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西迁，而被迁入者大部分都来自中原农耕区，定居于相对封闭的西部并经数代的繁衍生息，便逐渐遗失了祖先的中原农耕文化之根，也与作为可资信仰的儒学思想发生了断乳；其二，西部历史上的大部分游牧民族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通过垦植而转化为定居的农耕民族，安逸、散漫的农耕生活，逐渐使这些民族遗弃了原初用于凝聚游牧部落的宗教信仰。由于这一部分农牧民文化水平较低，大部分缺乏自主性，服从权威，但又不崇敬具有权威的人，缺少敏锐正确的判断能力，而且一般私心较重，但又不善于保护自己，争取权利。在西北一个贫困山村，村民们在回答“你认为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的问题时，有87％的村民选择了“命不好”这一答案；而选择“缺乏科学技术”这一答案的仅占回收问卷的7.4%；选择“人的努力不够”这一答案的仅占5.8% [1]（P326）。

“草民”或“草奴”人格源于传统中国社会的一种“小人”人格，具有不孝、不悌、不仁、不义等特点。在中国西部的贫困山区，大部分农牧民对政治几乎一无所和，仅有一种生存的渴望，重生计而轻“事业”，既愚昧又不安。问卷调查中，大部分农牧民对“你在乎不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问题的回答是：“在不在乎都无所谓”，“我们这号子人嘛，还算得上人吗？糊里糊涂混饭吃的人，别人爱咋说咋说去。” [1]（P79） 这种态度并不是一种有修养的宽厚容忍心理，而是一种麻木状态。在这里，我们也许已经隐约地看到了西部人“等、靠、要”的思想得以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当然，西部农牧民的这种自我贬损的草奴心态也与西部严酷的生存条件有关。不从根本上改善西部农牧民的生存和生活条件，就无法消除其草奴人格意识。

在西部某些农村地区，家族内部发生纠纷和矛盾，大都以“实力”和“武力”来解决。某一家族兄弟四人由于分家析产而发生口角，当地叫“闹场伙”，也即相互对骂，往往是女性打头阵，男的也帮腔，一般是隔壁、隔河或隔田坎对骂，时间长短，规模大小也不一样，如果累了，还可以端根板凳坐下来再骂，一天不行，第二天又接着来，有时几乎倾家出动，场面相当大，往往会引得很多人来围观和劝解，所骂的大都是脏话，相当难听。极少有人在“闹场伙”时讲理的。但是，“闹场伙”并未解决问题，最后还是由村干部出面调解了事 [8]（P452－453）。在西部一些农村，如嫁至他族的已婚妇女自杀或非正常死亡时，往往发生死者父方的家族成员成群结队去其夫家“闹人命”的事件，轻则吃光喝光，重则毁家焚屋，导致械斗，造成人员死亡，一些家族成员在狭隘、自私、保守、自大的心理驱使下，为了本家族的利益，甚至有时是为了一小块坟地、荒土而常常发生械斗。

三、牧民神治型法律文化

这里的“牧民”仍然是一个分析性概念，并非仅仅指涉一种特定的职业群体（游牧民或从事畜牧业者），而主要是指大致分享一种共同的法律文化基因的社会群体。该群体都有浓厚的宗教信仰传统，认可宗教戒律和神职人员的绝对权威，在疑难案件中往往适用神意裁判的方式。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宗教法的世俗化和国家法的宗教化的双向互动，进而使两者在功能上均获得了扩张和强化。故在牧民神治型法律文化群落中，国家法一般也会以变通的方式得到贯彻。在中国西部，牧民神治型法律文化主要分布于西南山地少数民族和西北地区信仰宗教的少数民族中间，在一些汉族地区也有分布。与臣民人治型法律文化相比，牧民神治型法律文化具有更为久远的传统，带有明显的“初民社会”的特征。目前，这一法律文化类型正在被现代法律生活“格式化”而渐趋萎缩。

在众多的西南少数民族中，几乎都有强烈的宗教认同意识。云南傣族、德昂、布朗等族居民在平时生活中谨小慎微，严格恪守佛教教义和教律，以“三皈”、“九戒”律身。在西北，自元明起，就有十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他们是回、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塔吉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东乡、撒拉、保安等。《古兰经》中的教义对以上民族的社会生活起着十分关键的调控功能，其中带有宗教色彩的禁忌乃是最严格的社会控制机制，它实际上是“人类最古老的无形法律”。目前，伴随着伊斯兰文化的复兴运动，那些为穆斯林所公认的禁忌已成为习惯法或法的组成部分，而且有了强制性和权威性，兼具神灵与世俗的双重保障。

与规则认同上的宗教法观念相适应，西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现在仍然存在神意裁判。如西双版纳傣族的法律规定，当审判不出谁是犯罪和谁无罪时，最后只有祈求神佛来明断：“念经、祭神、烧着火和开水，将东西投入，让犯人去拿，用神来审查就可以鉴定出好人坏人。” [6]（P506） 诚然，西部少数民族的神判法观念，用现代人眼光观察，真是不可思议。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来看，这是一种典型的形式非理性的法律推理理念，即判决具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和步骤，实际上就是一种原始的诉讼程序，因而是形式化的；但结果是无法预期的，只能听天由命，因而是非理性的。通过神判活动，人们至少完成了在观念层面上从原始宗教到法律活动的认识过渡和逻辑推论，进而在事实上全面开始了宗教对法律活动的介入、占有和影响。法律所具有仪式性、传统性、权威性、普遍性，以及习俗、约束力等属性，与原始宗教支配下的神判所具有的基本属性形成了相互交叉、互相渗透、互相深化的关系。神判是在科技条件有限、调处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一种最早的神示证据制度，其一般功能除震慑犯罪、强化宗教神秘意识之外，还有迪尔凯姆所谓的“重申集体良知”的作用。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宗教的世俗化和政权的宗教化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是一个历史的“共谋”。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宗教性的权威阶层，诸如师公、佛爷、牧师等，往往与当地的头人、族长、巫师千丝万缕或合二为一，形成了既有世俗权力、又有神权的权威阶层，他们集“立法、执法、司法”大权于一身。同时，外来宗教的教义、教规被逐渐地纳入到世俗的各民族的固有法之中，变成其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并带动原有的习惯法，使之影响力和实施范围更加巨大和扩张，确立和实施时更加符合“逻辑”与规范，表现形式逐步成文化和程式化。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命案调解活动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宗教人士，如活佛等，通常也身兼数职，在国家正式机构中据有一席之地。在西北藏族地区，传统的土司制度、部落制度、政教合一制度与宗教信仰进一步整合起来，并通过对偶像的神化塑造及对广大农牧民生活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宗教教义、教规以及神职人员的箴言成为最高权威甚至唯一权威。伊斯兰教不仅要求信教者要服从真主的意志，服从宗教政权，而且也要求他们服从世俗政权。但是，信教者（穆斯林）的世俗法律意识并不强，注重按教义做人，更乐于服从宗教法律的裁决。

四、公民法治型法律文化

所谓公民法治型法律文化，是指现代社会中具有独立人格意识的社会主体自觉恪守国家法律、并要求他人尤其是国家机构也要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为价值诉求的法律文化类型。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典型的、理想的法律文化类型。在法律文化研究的层面上，公民和臣民是相互界定的。公民是法治（rule of law）社会的细胞，是法治社会得以形成的主体要件，从这个意义也可以说，法治社会就是公民社会。公民意识与法治意识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只有当每个人都平等地服从于法律的时候，公民才能成其为公民；只有当法律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时候，法治才能成其为法治。当人们的意识还停留在“依法而治”（rule by law ）的阶段时，公民意识尚未完全觉醒，因为在rule by law下，法律乃是人治者的工具。在中国西部，由于传统法律文化观念的根深蒂固，使现代性的公民意识、法治观念的生成步履维艰。但是，从198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普法教育的深入，西部地区包括一些贫穷地区的人们中间，现代公民法治意识已显著增强。

西部主体法律文化的非现代性并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可变的，并不断从非现代性向现代性法律文化演进的。西部农村绝大多数地区已经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传统的家庭式生产被个人单个所代替，个人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大，人情面子正在失去往日的重要性，平等观念和自主意识开始增强。村落家族内部开始分化，分门立户的人开始多起来，全族性大家庭逐渐被夫妻二人加上一两个孩子的小家庭所代替，人们更重视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已开始有些“狗撵来，各顾各”了（ 不过与别的家庭发生矛盾和纷争，也都能做到“一致对外”，依然是“形散而神不散”，家庭本位观念还是存在的）。农牧民的生产方式日益多样化，有的扛起背包进城打工，有的联合乡亲兴办乡镇企业，有的凑钱买车跑短途运输，有的走乡串户经商做买卖，一些农民“打工仔”和“保姆族”也开始走进西部一些中心城市，新型的以契约为纽带的人际关系开始形成。

面对有些农村干部花样翻新的各种摊派，民众反映十分强烈，偶尔也能听到农民“上访”政府甚至打官司的新闻报道；在遭遇强大宗法势力的迫害时，能够据法力争、誓死维权的“秋菊”式人物开始出现[9].这说明，西部一些地区的农民已具有了较强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几千年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所造就的相对保守、只知义务、不知权利的臣民政治人格开始逐渐向现代公民政治人格变迁。历次“普法教育宣传”使得现代法制文明观念更多地进入贫穷山区，越来越来越多的人们不再抱有“贱讼”和“耻讼”的观念了。在西部城镇，这种法律主体意识更为强烈了，近年来，不仅各种因劳动争议纠纷、消费者投诉、合同纠纷、联营纠纷、租赁纠纷、人身伤害等诉诸法院的事例层出不穷，而且以往很少见的行政处罚争议和国家赔偿案件也是屡有发生。一些知识产权案件、环境侵权案件的出现，更是说明人们已经自觉地树立了依法办事、寻求救济的法律意识 [10]（P38）。在法治现代化观念不断灌输的同时，青海土族一些村落的传统家庭婚姻习惯已开始发生重大变化。1990年以后，青海土族村落开始正式执行国家婚姻法，但结婚登记表贴男女合影的规定，一开始就遇到麻烦，因为当事男女不正式见面，照合影不容易，人们就把两个人的照片拼在一起应付婚姻登记人员。到1993年，来登记的男女就普遍用合影了，现在土族流行让男女当事人在订婚前正式见面，传统的习惯法发生了现代性转向。在家族势力主宰的时代，土族中无子的人家必须在族内过继，可是，在近十多年，族内已无力维持这一习俗，现在没有一家采用这种方式，一律转向招婿。

法律征文篇5

“无法则人不树，无法则国不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儿时的游戏让我懂得了规则的制订和遵守，是《青少年保护法》让我接触了真正的法律条文，是学校的普法教育让我学到了许多法律常识。渐渐的我知道了学法、守法的重要性，更知道遵纪守法要从点滴做起。

“勿以恶小而为之”，这是三国时刘备告勉自己儿子刘禅的一句话，这位古代政治家的至理名言虽然历经1700多年，但它的哲理光芒永存。是啊，“小恶不制，必然发展”，看看社会中那些犯罪分子哪个不是从“小恶”一步步走向犯罪道路的呢？就如一只小白蚁在般板上咬一个小洞是很不起眼的，但如果任期发展起来，船就会沉没。我们少年儿童预防犯罪要从预防不良行为的发生做起。

目前，种种迹象表明，青少年违法犯罪率呈直线上升趋势。去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已点全部刑事案件的10%。这是一个多么让人痛心的数据！有许多案子让人触目惊心。杀人犯赵某仅12周岁，因向一女童索要一包方便面横遭拒绝，竞将她拖至水中溺死。一初中生杨某，只因与一同学几句不和，竞一气之下将该同学用刀捅死。事后，他还无知的说“是他先说我的，难道我错了吗？

人们常说，家庭是我们的第一课堂，父母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可是有些家长在教育孩子知法守法方面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甚至自己不能以身作则，这就从小在孩子身上种下罪恶的种子，再加上社会不良环境的影响、就有可能促使罪恶的种子发芽，结果。

我们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的希望。如果我们不从小培养法律意识，养成学法、知法、守法、用法、护法的良好习惯，那么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正如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所说的：“守法精神比法律本身重要得多。”所以，将法根植于我们的内心，知法守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甚至百年后，仍可以挺起胸膛、自豪地说：“看，我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法律在我心中！我们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国家，无愧于这个时代！

法律征文篇6

第五，提倡法律理论的创新，并与传统理论加以融合。如前所述，传统法律所面临的挑战是知识社会所引发的，那么，要适应知识社会的发展就得对传统法律理论进行改造与创新。例如，知识经济条件下“劳动雇佣资本”的现象改变了过去“资本雇佣劳动”形式下的投资、管理和分配方式，并使企业的治理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这就需要在风险投资、市场主体、条件保障和税收等方面对传统法律理论加以创新。[97]通过理论创新，回应性的法律手段与传统法律中的内在机理进行融合，从而完成过渡并实现回应型法律向部门法的转化。 第六，重视对其它社会资源如政治、经济、道德、伦理和文化等的利用，形成适应知识社会结构的新文明。这不仅是因为在社会转型期法律失范使得回应型法律必须借助其它社会资源以渡过“难关”，实现法律功能再造；也不仅因为回应型法律在内在价值中可以实现与其它社会资源的“同构”；而且在于：法律与政治、经济、道德和文化等因素是一个社会范式的整体，只有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知识社会的新文明，法律由此也才能成为这个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45] 在西方法学分类中，没有我国目前的这种部门法划分方法。这里采用部门法划分方式，只是便于问题的探讨。 关于我国部门法的划分问题，总的说来，类似于大陆法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受前苏联法学的影响，认为部门法的分类就是建立本国的法律体系（或法的体系），并且否定了公私法的划分。这种主张，其划分的标准主要是法律调整对象（即社会关系）和法律调整方法。其实，这种具体部门法的划分，还是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前苏联地区的法律传统也属于大陆法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学界逐渐非意识形态化，法学研究也逐渐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于此同时，中华民国以来继受大陆法的历史传统也渐渐得以恢复。近年来，在区分公私法的基础上，具体法律门类划分多以法律调整的领域、社会关系和调整方法等为标准，从多个角度加以研习；而且，新型法律分类，多以学术研究为出发点。参见沈宗灵：《比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463页以下；又参见石泰峰：《当代世界法律基本格局及发展趋势》，载虞云耀、杨春贵（主编）：《关于当代世界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128－140页。 [46] 易继明、李辉凤：《论著作权犯罪与刑罚的价值取向》，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年第3期。 [47] 孙万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责任基础构造比较》，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48] 《决定》第1条规定了四种应处以刑罚的侵权行为是：（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二）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三）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四）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决定》第2条规定了以营利为目的而销售明知是第1条规定的侵权复制品的行为。 [49] 新刑法第217条、第218条基本上沿袭了《决定》中关于“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规定。 [50]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4－97条。 [51] 参见《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法律部分），黄晖译，郑成思审校，商务印书馆1999年7月版。最近，我国民法典制定的过程中，关于知识产权部分如何处理的问题，也是引起了一些讨论。具体意见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采用《民法通则》的办法，在民法典“民事权利 ”部分对知识产权进行宣示性规定，然后进行专利、商标、著作权等单行立法；二是在民法典之外，制定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典》；三是将知识产权作为民法典的专门一编加以规范。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正在组织加紧制定我国民法典，一度采纳了第三种意见，但在制定过程中发现一些不能消弭或协调的问题（如专利存在的行政性实质审查、复议等程序），便最后放弃了这种做法。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审议的民法草案有九编，但没有将知识产权单独列编。 [52] 从罗马时代开始，法律一直被分为私法与公法；即所谓“公法关涉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关涉个人利益”（J. 1.1.4.）。参见[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12月第1版，第5－6页。

法律征文篇7

关键词:法律英语 英语翻译 文化差异 法系差异 心理思维差异

法律英语,是以英语为基础,用以表述法律科学概念及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时所用的语种或某一语种的部分用语,它是在立法和司法等活动中形成和使用的具有法律专业特点的语言。法律英语特点鲜明,在词汇使用上庄重规范,书面语多,句法结构纷繁复杂,大量使用祈使句、被动语态、综合复杂句以及虚拟语气等。法律英语目前已经成为法律与英语中的一门交叉学科,在社会上日益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应用,本文主要对法律英语翻译进行了总结分析,希望能够对法律英语翻译的进一步发展有所帮助。

一、法律英语的特征

法律英语就其文体来说属于职业专用英语,是一种正式的书面语体,是应用语的一个分支,也是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一种语种。其行文庄重、结构严谨、表达准确。作为一种专用英语,法律英语在词汇的使用、句法的安排、文体的选择上都有自己独有的特征,具体来说:

1.句法特征

句法特征是法律英语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包括惯用长句,分词短语使用普遍(为了清晰地表达句意,法律英语往往更多地使用分词短语来代替从句做定语、状语或宾语),介词和介词短语使用频率高,条件从句使用率高。法律英语句法的这些特征是我们研究和对其进行翻译时所必须深入考虑和分析的。

2.词汇特征

词汇特征是法律英语特征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分为使用法律专门术语(法律英语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个性化色彩的法律语言);拉丁语频繁被使用(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拉丁语在英美法律实践中频繁被使用);相对词义的词语大量涌现;普通词语被赋予法律含义,如Party在法律英语中被理解为“当事人”等。

3.文体特征

法律英语属于书面英语。在起草法律文件时,严密准确是法律英语最重要的最基本的要求和特征。只有严密准确的法律英语才能保障法律的权威性,才能更好地反映立法意图并体现立法原则,才能更好地维护法律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才能更好地便于对法律进行解读和执行,从而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法制水平。

二、法律英语翻译

1.法律英语翻译的一般原则

法律英语是一种应用性比较强的语言类型,法律英语翻译一般来说要遵循以下一些基本原则:①词语使用的庄严性。法律英语由于其直接鉴定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所以对用词的准确性要求相当高。这一点是在进行翻译时必须牢记的。②准确性原则。在对法律英语进行翻译时应当表达清楚具体,并尽量摆脱汉语思维习惯的影响,注意两种语言在表达上存在的差异,避免因使用错误的词语而使翻译失去准确性。③精炼性原则。翻译法律英语除了准确外,还应遵循精炼的原则,即用少量的词语传达大量的信息。精炼性原则要求应尽量做到舍繁求简,避免逐词翻译、行文拖沓。④术语一致性原则。为了维护同一概念、内涵或事物在法律上始终同一,以免引起歧义,即使同一词语多次重复,一经选定就必须前后统一等。法律英语的这些翻译原则是我们在进行法律英语翻译时所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2.法律英语翻译的基本方法

法律英语翻译是国家间进行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法律英语翻译的目的就是克服客观物质世界存在的民族差异性的障碍,促进国家之间的法律交流。根据笔者多年的学习、观察,法律英语翻译的基本方法主要有:①选择内涵最接近的法律词汇进行翻译。在中西法律文化之间,有些词的含义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在这两种文化之间会存在内涵最为接近的词汇,这时可以采用而不会导致太大的误读。②创造新的法律词汇。很多的情况之下,译者们在面临一种文化中有而另一种文化中无的事物时,会采用音译的办法,翻译法律英语时也需要进行一种创造性的加工和想象,如罗马法系中的“legal person”最初被译成“法人”,“due procedure”译成“正当程序”等都是一种建设性的创新。③必要的解释。由于中西方诸多法律理念的基本差异,法律英语中有许多的词汇如果直接翻译,就会使它的意义非常不明确,此时,在忠实原文内涵的基础上做一些人为的增减就非常必要。法律英语以上的一些基本翻译方法是我们在进行法律英语翻译中可以采取的一些基本方法。

三、影响法律英语翻译的因素

1.语言文化差异

英汉两种语言文化背景不一,在行文结构、遣词习惯及句法层面上相去甚远。英语句子重分析,故造句多形合。而汉语句子则重意合,是靠逻辑事理的顺序来实现意合、流动、气韵三位一体的横向铺排的。由于两种语言特征各异,再加之法律语言的措辞要求严谨,故在翻译时往往不能正确遵循各自的语法要求,从而不利于表达。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已经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可和重视。

2.包括法系在内的法律文化差异

王佐良先生认为:“翻译工作者处理的是个别之词,面对的却是两大文化。”法律英语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对译,恰恰相反,由于法律英语涉猎范围甚广,包括各部门法以及诸多法律边缘学科,故从事法律英语翻译的人士须熟悉中英有关的法律知识,如果缺少相应的法律文化底蕴尤其是一些法制史方面知识的了解,稍有不慎就会谬以千里,造成不完全理解或理解错误。法律文化的差异目前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3.思维方式差异

中西方由于语言文化习惯、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的差异导致他们在逻辑思维方式上同样存在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一方面将影响到其思考、分析问题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也将影响到其理解、翻译语言的方式。因而,可以说,思维方式的差异同样是影响法律英语翻译的重要因素之一。

法律英语是法律与英语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应用非常强的学科。法律英语翻译之难就在于翻译的过程要实现法律与英语的双重要求。区别于其他的英语翻译,法律英语由于其准确性要求高,法律知识面要求广,因而法律英语对翻译人员提出了更高的综合素质要求。这既对他们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机遇。希望本文对法律英语翻译的有关知识点的总结和梳理能够对我们认识和把握法律英语翻译,并进而提高法律英语的翻译质量和水平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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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珊.法律英语及其语言特征.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3]陈水池,罗孝智.法律英语用词的准确性特征.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9月.

[4]谢燕鸿.法律英语翻 译的准确性与模糊性.载.双语学习.2007年9月.

[5]李慧.文化差异对法律英语翻译的影响.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11期.

[6]沈春华.法律英语翻译的基本方法.载.武汉工业学院学报.2004年9月.

法律征文篇8

【关键词】土地征用；权利保护；农民利益

目前, 我国经济社会呈平稳快速发展的态势, 城市化进程迅速展开。而一些地方把“ 圈地” 当“发展” , 违法批地, 滥用征地权, 层层克扣征地补偿费, 侵占了农民利益, 引发大量社会矛盾。农民失去土地, 生产和生活无保障, 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土地不仅具有自然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还具有重要的法律属性，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日益剧烈土地资源的重要性也日益受到普遍的重视，对土地的利用，开发固然要借助于法律予以规制蕴含在土地经营开发过程中的巨大经济利益更是进行土地管理，完善土地立法的动因。

1 土地法律规范与土地法律关系的性质比较

土地法律规范泛指调整土地权益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相关的行政规定包括从国家宪法到乡镇一级政府的所有调整土地的文件， 而不仅仅是指狭义上的法律规范，理由在于在法律规范并不完善的状态下一些行政性文件具有类似于法律规范的实效由于土地法律调整的利益关系归属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这些文件从大类区分为公法类规范和私法类规范 受计划经济观念，制度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我国的土地法律直到今天仍然是以管理为主 突出国家对土地的绝对性支配地位和不恰当地强化了国家对土地的权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土地法律不适当地忽视甚至否认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和当事人意志"。致使土地法律被定位于土地权力法" 从而形成土地权利法的萎缩状态，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土地法律规范文件不下上百件从立法主体、立法内容权利义务配置规范结构到法规名称都可以看出其对行政权力的强化， 而对具有私益性质的土地私法类问题则多半是一带而过语焉不详这种立法局面强化了土地管理部门的权力以及与此相关的土地管理权力意识， 而对土地管理部门作为行政机关应有的服务意识没有必要的促进作用"深层次的原因是漠视土地法律关系的多元性从法律关系所指向的利益看 土地法律关系分为公法性质的法律关系和私法性质的法律关系两大类具有公法性质的土地法律关系包括土地管理法律关系指的是国家对土地资源进行管理与各类土地管理之相对人所发生的行政法律关系，包括宏观管理关系和具体的土地行政法律关系土地管理法律关系狭义上仅仅是指以土地为媒介在管理者与受管理者之间直接形成的管理权力义务关系但是广义上的土地管理关系还包括以土地为媒介间接形成的土地规划关系土地征用关系土地利用关系土地整治关系与土地保护关系 。土地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永久性资源规划利用整治和保护是国家的职能"在法律上是国家的一项行政权力。这项权力根源于国家作为政治实体的领土" 是从国家土地管理权派生出来的管理权力土地税收行政法律关系! 这是指利用土地从事商业或者类似商业的经营时，依据法律规定"在土地使用者与国家税收行政机关之间所形成的专业经济关系。 是同土地管理关系密切联系但又是独立的公法性质的土地法律关系，具有私法性质的土地法律关系，一般来说是由民法的物权法调整的"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几类一是土地所有法律关系 指土地所有者与其他一切所有者以外的主体之间就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能依法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 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故土地所有者只能是国家和集体

2 是土地使用法律关系

土地使用者因使用国家或者集体的土地 而与国家或者集体经济组织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是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分离的法律表现和结果土地征用补偿法律关系：土地征用是政府的公共管理权，而征地补偿是对政府合法损害的一种补救"土地征用补偿是具有私法性质的土地法律关系是被征地之利益相关者的一项请求权 ，也是政府的一项民事义务土地征用需要详细的法律规范土地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公有制形式的客观存在!必定发生土地所有权转移而随着经济建设用地急剧增加，必然大量发生不同所有制的土地移转问题理论上可以有国有土地转换为集体土地! 和集体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两种转移形式我国由于计划经济一大二公$观念和制度的影响!土地移转历来就是只有集体土地向国有土地转移的情形! 而从来未发生过国有土地转换为集体土地的例子 这种状况在法律上就称为土地单向转移制度。我国现行法律只认可集体土地所有权向国家土地所有权单向转移，广大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就被以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方式被征用征收!农村的土地资源日益枯竭和萎缩集体所有的土地资源，其所有权主体实质上被剥夺了对土地的支配权由于禁止土地买卖集体土地无从流转相反，只要国家具有名义上形式上的需要就可以动用国家行政权力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征用，转化为国有土地"无形中使得作为公有制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其所有权主体对土地丧失了实质意义上的支配力。

3 我国土地征用存在的问题

根据以上的理论分析可推测土地征用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主要是由于公共利益的扩大化导致的征用权滥用以及对被征用人不合理的补偿。我国的土地征用制度形成于建国初期，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征地难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要求我们仔细分析当前土地征用中的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改革中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认为根本上存在着如下问题：滥用征用权《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也就是说，农用地征用的目的性很明确，即为了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在实际操作中，国家为了进行经济建设也可以动用征用权，将经济建设也归为公共利益的行为，广义化了公共利益的涵义，导致了土地征用权的滥用。我国征地制度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带有计划经济的浓重色彩，目前我国的土地征用补偿存在征用补偿范围窄，补偿标准低的现象。新土地管理法确定的农用地征用补偿范围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补偿的范围仅限于与土地有直接联系的一部分损失，残地损失和其它间接的损失没有列入补偿的范围。与补偿范围窄同时存在的问题是补偿的标准低。新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倍。土地补偿费以农地收益来计算，并没有反映农地转为非农地的预期收益，失去土地的村集体及村民受益程度低，被征用人的利益在土地征用补偿中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我们在苏南的调查显示，土地征用费用仅相当于出让价格的最低。这样的补偿标准，属于市场外的产物，未得到市场的检验与认同，完全是政府行为的结果在征用过程中，不尊重农民的财产所有权，给农民很低的补偿是产生征地难的主要症结。补偿项目设置不合理，劳动力安置困难我国土地征用补偿项目设置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土地补偿费是对土地所有人的投资以及土地所有权转移的一种补偿和“购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是对土地投资的一种补偿，而劳动力安置补助费的设置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其实质是一种实物补偿的异化。在计划经济时代，劳动力的就业安置是确保农民生活水平不下降的有效措施。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有了较大的用工自由，土地征用安置的劳动力容易面临下岗失业的威胁。另外，劳动力安置成功与否，取决于企业的经济效益，如果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则劳动力的生活将面临困难，这与劳动力安置的初始设计目标相背

4 地方政府征地与农民利益之博弈模型构建

4.1 严格规定土地用权行使的范围

《土地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对公共利益范围的界定宽泛模糊，对于“公共利益”的把握基本上属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使地方政府和官员有更大的可能与更多的机会以此为名来实现自身利益。为此，应完善有关法律和政策，可参照日韩等国采取列举加概括的办法严格限定“公共利益”。国家应尽快制定出详细征地目录，只有进入征地目录的用地项目才能启动征地程序。其它非公益性用地，政府不能动用征地权， 可以让土地需求方与集体土地所有者进行谈判和交易，地方政府作为组织者、协调者以及监督者参与其中，国家通过税费和土地总体规划进行调控。

4.2 实行土地征用协议制度

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虽然确定了“两公告一登记”的程序，但征地补偿安置主要是由市、县地方政府单方面拟定的， 缺乏与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组织或者农民的沟通和协调，因而导致征地过程中时常发生冲突。实行和健全政府与被征地农民的协商机制，扩大征地行为透明度和广大农民的参与程度， 将土地征用过程中的一次博弈转变为多次博弈，可以减免政府与农民冲突的产生，达到共赢的局面。为此，可以在征地程序中增加征地协议环节，政府制定征地补偿方案前应与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组织或者农民进行沟通，并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广泛征求村民代表意见的内容，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相应保障。

4.3 建立土地仲裁纠纷机构，保障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合法民利。

按照目前法律规定， 在征地过程中发生补偿费用争议的，应有县级以上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则有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由于农地征用主体是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实际上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在征地博弈中农民处于弱势地位，缺少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渠道。因此可以将土地纠纷问题引入司法程序，建立独立于政府的仲裁机构来裁决征地纠纷和对农民进行司法救济。一方面既可以降低农民抵制政府违规征地的成本，又可以提高抵制成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相应地是对地方政府违规征地的一种“威胁”，弱化违规征地的力。其次，经仲裁机构裁决后，对于有些农民恶意抵制的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保障征地的顺利进行。这样，有利于推动政府与农民的博弈达到理想状态可以有效的保护国家、集体、农民三者的权益。

5 结语

综合上述分析，土地所有者的民事权利和利益，土地使用者的在先权利和土地上的他项权利，因为土地被征用所引起的损失或者预期的收益，应当给予及时有效和充分的补偿。 不能以其他任何理由限制甚至剥夺相关各方的民事权利。不得以土地规划利用关系代替土地征用民事法律关系，掠夺被征用地之民事权利和利益。上述土地法律关系概括表明，土地法律关系区分为私法关系和公法关系，由于土地公有制分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由此产生了国家对集体的土地进行征用的问题，并进而影响到被征用的土地之使用者的利益，土地法律规范确认的土地所有权单向转移制度和土地征用中忽视土地私法关系和权利保护的弊病，需要通过立法加以改进。

参考文献

[1]鲁金萍,浦春玲.土地征用储备中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博弈行为浅析[J].农村经济,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