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学论文范文

律师学论文篇1

通常情况下，我们习惯于将涉及到企业控制权变动的产权交易行为中的企业兼并和企业收购行为统称为企业并购。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国企改制和入世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目前企业并购已经成为跨国企业和境内企业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企业并购的主要目的应是改善企业资源配置质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参与并购各方主体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企业并购行为所涉及到的往往都是相对比较复杂而且专业性又非常强的工作，这种复杂的工作客观上需要各方面专家和机构在其中发挥作用，如执业律师、注册会计师、评估师以及熟悉国家产业政策并具备资本运营实际操作经验的投资银行机构等。这些人士或机构提供的专业调查和咨询意见是防范并购中存在的系列风险、促进企业并购行为依法规范运作的重要保障。本文通过介绍律师在企业并购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希望参与企业并购的各方充分认识到聘用律师等中介机构帮助自己完成企业产权交易的必要性问题。在企业并购行为中，所涉及到的各方利益主体一般包括：兼并方或收购方（简称“并购方”）、被兼并方或被收购方（以下称“目标公司”）、目标公司的债权人和债务人、政府部门（尤其是国有控股企业）等。其中最需要聘用律师的是并购方和目标公司。下面就针对并购方和目标公司律师所应发挥的作用分别展开叙述。一、并购方律师的主要工作事项对并购方而言，任何并购交易中都可能存在着风险，只有对并购交易中的风险有充分的认识，并做好相应的对策，才能有效防范并购风险，保证并购交易的成功及实现并购的目的。并购方之所以需要专门从事并购法律事务的律师，是因为律师可以在并购业务中发挥以下重要作用：（一）在实施并购前对并购交易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购不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其中在参与主体、市场准入、经营规模和范围等方面必然受到有关国家法律法规或相关政策的限制，特别是当并购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时候，政府干预是必然的，而且政府在并购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时会直接关系到并购的成败。所以，律师参与企业并购业务首先要对并购交易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二）对目标企业所涉及的法律事项做尽职调查。为了确保并购的可靠性，减少并购可能产生的风险与损失，并购方在决定并购目标公司前，必须要对目标公司的内部情况进行一些审慎的调查与评估。这些调查和评估事项包括：1、目标公司的产权证明资料（一般指涉及国有产权时国资管理部门核发的产权证或投资证明资料）；2、目标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包括公司章程、各类出资或验资证明报告等）；3、有关目标公司经营财务报表或资产评估报告；4、参与并购的中介机构从业资质；5、目标公司所拥有的知识产权情况；6、目标公司重大资产（包括房产、土地使用权等无形资产）、负债或合同事项；7、目标公司管理框架结构和人员组成；8、有关国家对目标公司的税收政策；9、各类可能的或有负债情况（包括各类担保、诉讼或面临行政处罚等事项）；10、其他根据目标公司的特殊情况所需要调查的特殊事项，如社会保险、环保、不可抗力、可能不需要并购方同意就加诸于并购方的潜在责任等。目标公司若不反对并购，应对并购方律师尽职调查持合作态度，应并购方要求或依规定要求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地将自身情况，有关材料、资料、文件等告知或提供给并购方。（三）出具完备的并购方案和法律意见书。并购方律师参与并购的核心工作就是为其实施并购行为提供或设计切实可行的并购方案和出具相关的法律意见书，以便对并购中所涉及的法律风险进行提示或适当的规避。目前，对国有企业产权的交易，一般律师的法律意见书是向管理国有资产的上级主管部门或政府机关报批时所必须的法律文件。（四）起草相关的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件。企业并购行为往往同时涉及企业的资产、负债或人员等重组事项，其间必然涉及到需要律师起草或审核的大量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件。这些合同或协议文件是最终确立企业并购各方权利义务法律关系的依据，务必需要专业律师从中进行必要的审核把关。（五）参与有关的并购事项商务谈判。对企业并购而言，主要还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需要参与并购的各方反复进行（有时甚至是非常艰苦的）商务方面的谈判，至于面临企业并购失败的风险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只有最后谈成的结果才能形成书面上的法律文件。律师参与并购业务的谈判，有利于律师全面了解或掌握交易各方的真实意图，并随时为交易各方提供谈判内容的法律依据或咨询服务。二、目标公司律师的主要工作事项对目标公司而言，其实更需要 专业律师的参与。但是，现实中由于目标公司存在种种问题往往忽视律师的作用，甚至认为律师的参与会对顺利实现并购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实践中，被并购一方很少注意发挥律师的作用（这或许也是它们之所以成为被并购的目标公司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在外资并购业务中，一般是由外资并购方单方聘请律师完成并购的。这种错误的观念往往使目标公司在企业并购过程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损失掉许多应该争取的权益，且容易导致并购失败后面临更加被动的局面。目标公司之所以需要专门从事并购事务的律师，是因为律师可以在并购业务中对其而言可以发挥以下重要的作用：（一）审核并购方的正式授权和谈判效力问题。作为被并购的目标公司，其本身往往存在多种不足，有时甚至是面临破产倒闭的边缘，所以非常地急需“输血打气”。而越是如此，反越是容易被他人利用，尤其是被许多骗子公司所利用。现实中，打着“企业并购”的幌子行骗的不在少数。即便是对有并购意图和并购实力的公司，也需要目标公司对其真实的意图进行研究。所以，对目标公司而言，有些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在谈判初期，应让熟悉并购业务的专业律师参与或通过咨询的方式了解并购方谈判代表的相关授权、企业资质和资金实力等有关状况并确认谈判的效力问题后再继续有关的谈判工作，律师的参与对避免企业被骗或并购失败风险是至关重要的。（二）制作或审核有关的并购保密及承诺事项协议或担保文件。对目标公司而言，因为在并购完成前其需要向并购方提供一系列的调查资料（尤其是企业的财务状况、销售渠道、目标客户、知识产权等资料），尤其是对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实施的并购，一旦遇到恶意并购或并购失败情况，其所遭受的损失往往无法挽回。所以，在并购实施前，要求并购方提供有利于保护自己权益的保密及承诺事项协议或有关并购资金来源的担保协议有时是非常重要的。通过专业律师的参与或提示，至少可以避免或防止目标公司可能会遇到此类风险。（三）协助目标公司回答并购方提出或调查了解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并购方向目标公司所调查了解的情况，有时往往比较专业。目标公司为了及时高效、完整准确、恰当有据地向并购方回答疑问或提供材料，最好需要专业律师的协助。（四）参与起草或审核与并购相关的合同或协议等法律文件。并购方律师起草的关于并购事项的协议，首先是为了维护并购一方的利益，往往存在许多对目标公司不利的条款内容，有时甚至是故意设置法律的陷阱。若目标公司不注重对有关合同或协议条款进行研究，往往事后会陷入被动局面，对其造成的损失可能会是成千上亿。律师的参与，可以最大限度的使被并购的目标公司在合同条款内容上不会处于明显的被动不利地位。（五）参与或直接代表目标公司进行商务谈判。目标公司聘用律师参与商务谈判的目的与并购方聘用律师的目的是一样的，而且有时双方律师坐在一起谈判也确实是更容易进行交流，有利于提高谈判的效率，有利于促成交易的尽快达成。当然，对不同的并购项目，并购各方需要律师参与的深度或广度是不一样的，其间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也会千差万别。但无论是作为并购方或目标公司单方聘请的律师，还是并购方或目标公司双方共同聘请的律师，促成并购交易的实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严格遵守并购方面的国家政策或法律法规应是律师参与企业并购事务的基本目标和原则。从律师自身角度讲，能否为并购各方服好务，除了要有良好的律师职业操守外，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丰富的业务操作经验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从事并购业务的专业律师来说，除了熟悉与并购相关的法律法规外，最好还要有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或工作经验，另外懂得财务和税务方面的知识并且了解被并购的目标公司所处行业的产业发展现状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总之，企业并购是为了企业自身不断地发展和创新，从事并购业务的专业律师为了更好地发挥其作为专项顾问的中介服务作用更应当在执业生涯中不断地发展和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准。

律师学论文篇2

要提升职称那就要，律师行业也是升职加薪的一种重要手段。当律师辛辛苦苦将论文写好后，该怎么投呢?法律适合在哪些期刊上呢?研究生论文网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   适合法律的期刊一《中国律师》   《中国律师》杂志宗旨是对律师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从理论上指导律师，提高律师的政治思想觉悟。其内容主要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与律师相关的一些经验以及信息，并研究中国的律师行业和国外的律师制度。   要在这个期刊上进行法律，相对比较严格，其属于部级的期刊，拥有统一的刊号，是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主办的一本杂志。其杂志的栏目包括，理论、人物、要闻、了望、视点等。   适合法律的期刊二《法律与生活》   《法律与生活》杂志是中央级的法制类的新闻刊物，其于1984年创刊，一直从法律的角度去审视社会，观察生活。以法制的理念，去传递社会正能量，担当社会道义。是一部深度的法制类新闻杂志。   该期刊是司法部门主管，法律出版社进行主办，是一个半月刊。其主要的栏目包括了，法界人物、读者记者、法眼围城、事件关注、当事日记、大案纪实、要案回访等等。   适合法律的期刊三《法学》   《法学》杂志是省级期刊，是由华东政法大学主办的，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管的期刊，每月出刊一次。《法学》杂志的栏目包括新法解读、案例评析、司法实践与改革专题研究、各科专论、青年法苑等。

律师学论文篇3

一、讲授法教学方法的特点

讲授法是成文法国家最为传统的教学方法，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讲授法长期以来也是我国法学本科教学中最传统和最普遍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一般由某门课程的教师在课堂上依据教学大纲、教科书等教学参考资料向学生系统讲授该门课程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及基本知识。与其他教学方法相比，这种教学方法有下列一些优点：一是高效性。讲授法以教师为中心，学生顺着教师的思维去获取新知识、新观点、新思想，教师能够通过讲授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最大限度的将本学科的基本知识传授给学生。二是系统性。教师依据教材和教学大纲进行授课，能够系统的将经济法学的法律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通过课堂学习就可以全面、系统掌握课程的基本概念、原则和知识。三是成本低廉。教师运用讲授法进行教学简便、易行，成本低廉。当然，讲授法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固有的缺陷，一是教师往往进行的是“灌输式”的讲授，照本宣科，填鸭式的向学生强行注入理论、原理和学术观点，讲授的内容抽象、笼统、不易理解，缺乏趣味性，学生容易产生厌倦感和压抑感，从而丧失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因教学方式的单向性和学习方式的被动性，学生没有思维和想象力的启发，大部分学生为考试而学，阻碍了学生法律实务能力的养成；三是讲授法容易培养学生的认同思维，扼杀学生的创造力，学生学习将会走入“抄笔记、背法条、考笔记”的误区，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薄弱。四上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处于权威地位，极少有学生会挑战其观点，使其丧失进一步提高自己水平的动力。由于讲授法存在以上一些固有的缺点，使得讲授法并不适应现代社会对学生法律职业能力的需要，因此，很多教师和学者都主张摒弃这种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但笔者认为，尽管传统的讲授法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但是也有着其他教学方法难以替代的优点，如全面性、系统性、简便易行性，因而对其不应完全否定。笔者认为，在经济法学的教学过程中，经济法总论理论性极强的特点比较适宜主要采用讲授法的教学方法，但应当进行一定的改进以发挥讲授法的优点，克服其缺陷；而经济法分论的实践性特征则更加适宜将讲授法作为辅助教学方法，而着重采用能够有效提高学生法律运用能力和培养学生法律实践能力的实践教学方法。

二、经济法总论的教学应对传统的讲授法进行改进

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学交叉学科，经济法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极为紧密，对其的学习，必须要建立在其他学科知识的基础上，其他学科不仅包括法理学、民法学、刑法学等传统法学学科，还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这对于缺乏系统、扎实的法学基础知识和较高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法学本科生而言，学习难度极大，因而，学生对经济法总论的系统、深入把握，绝对离不开讲授法的运用。然而，传统的讲授法所固有的缺陷却容易使学生学习经济法总论时觉得枯燥、乏味，丧失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因而，教师在运用传统的讲授法进行经济法总论的教学时，必须要进行一定的改进，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第一，改进、创新讲授法的教学形式。一方面，讲授法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参与性不强；另一方面，经济法总论的内容理论性极强，如果学生没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和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学生对所讲授的内容往往难以理解和消化。因而，在经济法总论的授课的过程中，教师应当特别注意授课内容的逻辑性、条理性；语言的抑扬顿挫、生动有趣；适时的对学生进行提问，提高学生对讲授过程的参与性；否则，学生很容易有疲劳感，教学效果也就不理想。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在讲授过程中，教师还应当充分有效的实现现代教育技术与教学内容的有机结合，应当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文字处理、图片、声音、视频等有机结合，增强授课的生动性、形象性、直观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1]

第二，教师必须积极拓展知识面，提高自身的水平。经济性是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意味着经济法和经济法学与经济生活联系极为紧密，而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迅猛、可谓日新月异，经济领域中的新现象、新知识、新观点、新理论更是层出不穷，经济法总论作为与经济有密切联系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管理法的理论抽象，当然需要对这些有所反映。因而，教师必须积极拓展知识面，尤其是经济学学科方面的知识，努力做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才能避免照本宣科，提高教学质量。

第三，针对特定的教学内容，有针对性的采用特定的分析方法2011年第11期中旬刊（总第462期）时代TimesF予以讲授。经济法总论研究的是宏观调控法和市场管理法的共性原理，主要涉及到的是经济法学中的基础理论问题，对于这些理论问题，应当根据具体内容的不同，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进行讲述，以增强讲授的逻辑性、层次性，以便于消化，加深理解。例如，在讲授经济法的历史发展时，就应当着重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经济法概念、现象及理论的发展进行全面深入的讲述；在诠释经济法学的基本原理时，必须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中外经济法、成文法国家与普通法国家的经济法、发达国家间的经济法、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法以及各国之间的经济法进行讲述；在探讨经济法的理论基础时，必须运用经济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对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和介绍。

第四，讲授过程中，必须要结合社会现实，增强经济法总论的实践性。经济法总论是经济法分论的理论抽象，理应对经济法分论具有指导意义，体现出一定的实践性，然而，长期以来，经济法总论和经济法分论都存在着“两张皮”问题。所谓“两张皮”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喻指经济法总论与经济法分论联系松散，不能对经济法分论进行有效的指导，缺乏实践意义。“两张皮”问题的出现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经济法总论没有类似于《民法通则》和《刑法》这样的法律渊源，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教师在讲述经济法总论过程中，往往注重理论分析和逻辑论证，很少结合社会现实进行讲述。这使得经济法总论教学过程中，除了极少数对理论感兴趣的学生具有学习的积极性之外，大部分学生都会觉得经济法总论与实践脱节，没有应用价值，而缺乏学习的热情。因而，教师在讲述经济法总论过程中，应当注重经济法总论和经济法分论案例的互动，既要运用经济法分论案例对经济法总论进行说明，又要用经济法总论去诠释和解决这些案例。

三、经济法分论的教学应着重运用实践性教学方法

无论是经济法分论中的宏观调控法还是市场管理法，基本上都是以我国实践中存在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为实践基础。因而，传统的讲授法对于经济法分论主要运用的是法律解释学的教学方法，即运用当然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效力解释、法例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阐释基本的法律概念和现有的经济法律、法规立法体系和有关的经济法律制度。这种法条解释的讲授方法，属于成文法国家最传统的法学教育方法，它对于夯实学生基础，使学生全面系统掌握我国经济法分论的立法体系和相关法律规定具有良好效果。然而，这种教学方法并不能适应经济法分论教学的需要，因为经济法分论与总论不同，其与法律职业实践密切相关。学生对经济法分论立法体系和法律制度的了解和熟悉仅仅是最基本的教学要求，更重要的是，学生应该能够灵活有效的将这些知识运用于法律实践。可是，这种教学方法培养出的学生法律实践应用能力和法律思维能力普遍有所欠缺，根本不能适应法律职业的需要。因而，笔者认为，在经济法分论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仅停留在对传统讲授法的有限改进，而应当着重运用包括案例教学法、辩论教学法、模拟法庭、课程实习及法律诊所教育等实践教学方法，以增强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和法律职业素养。

（一）案例教学法所谓案例教学法，是指在通过引导学生对具体案件进行分析、讨论，达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2]与传统的讲授法相比，案例教学法运用生动、活泼的典型案例，形象化的阐释相关的理论问题，使学生能更形象、更深刻的理解所讲授的内容，同时，通过学生的参与、讨论，也更好的培养了学生的法律思维和实践运用能力，这无形中也缩短了课堂教学与司法实践的距离。案例教学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特点契合了经济法分论实践性强的特点，与讲授法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因而，笔者认为，无论是讲授知识点时，还是组织课堂讨论以增强学生对特点知识点的灵活运用能力，均应当加强对案例教学法的有效运用。

（二）辩论式教学法法律职业者不仅要熟悉法律，还要有雄辩的口才和缜密的逻辑金融inanceNO.11，2011（CumulativetyNO.462）思维能力。辩论式教学法作为教师、学生就特定教学内容以问题为纽带而展开分析、讨论、辩驳及总结，从而获得真知的一种教学方法，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法律思维能力，因而，经济法分论教学过程中应当适当的采用这种教学方法。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准备一些争议较大的理论或者实践问题，对学生进行提问，并引导学生对所提问题展开辩论，学生要开动脑筋对教师所提问题进行分析、辩论并提出新问题，实现师生之间、学生相互之间的互动，最后，由教师对辩论过程进行概括和总结。其所要达到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得出一个在法律社会中被普遍接受的某一项法学原理、法律原则或法律精神，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去感受、思考获得这些法律知识的过程，去亲身体验法律职业的思维方法和解决实践问题能力的具体运用，并在这种感受和体验中锤炼出学生自己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甚至创新的精神。[3]

（三）模拟法庭教学法与其他的教学方法相比，模拟法庭教学法是一种对学生知识和能力要求较高的综合性的实践教学方法，能够全面锻炼学生实体法、程序法、法律文书写作、表达和法律思维等各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一般来说，模拟法庭教学要经过六个程序：确定案例；分派角色；分组讨论；诉讼文书的准备；正式开庭和总结评析。其中，确定案例和总结评析是最重要的两个环节。在确定案例时，教师应当选用经济法分论中典型的具有可辩性的疑难问题，最好是真实的社会热点案例。这样，才能最大限度激活学生的思维；在总结评析阶段，教师应当首先组织学生对模拟审判活动进行全面地总结或讨论，让亲自参加庭审的同学及旁听的同学分别发表对该案件在事实认定、证据材料、法律文书、适用法律及庭审表现等方面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教师应对庭审过程和庭审表现进行全方位点评，如案件的事实是否调查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庭审程序是否进行完整正确、法庭辩论是否有理有据、运用法律是否准确得当、今后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等等。

（四）课程实习教学法目前，法学院系的法学本科教育都开设了专门的毕业实习课程，还有些法学院系有假期社会实践的要求，对此，笔者是非常赞成的，因为法学专业是一个实践性极强的专业，法学本科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学生全面的熟悉法学原理和相关立法，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正确的将理论和立法运用到现实生活中的案例的能力。然而，目前的实习、实践教学的教学效果并不好，往往流于形式，这与院系和教师没有进行有效的组织和考核有密切关系，要想真正发挥实习、实践教学的作用，必须要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在经济法分论的教学过程中，笔者主张适当的增加实习、实践环节，开展专门的课程实习，要求并组织学生利用课余和寒暑假时间去律师事务所、法院等法律机构进行实习。为了保证教学效果，实现教学目的，应当要求学生将经济法分论课程实习的内容进行详细记录，并对实践中接触到的真实案例，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总结并由实习单位和教师共同给出实习成绩，此外，还应当将实习成绩作为经济法学课程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作为课程考核合格的必要条件，以督促学生积极有效的开展课程实习。

律师学论文篇4

关键词:律师;豁免权;法庭;辩论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4-0065-04

长期以来,由于法律规范在保护律师执业豁免权方面的缺位,中国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一直面临巨大的风险,成为律师行业挥之不去的阴影。2007年10月28日修订,并于2008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律师法》对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作出了明确规定,为改善中国律师执业环境,充分发挥律师的职能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一、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内涵

“豁免权是一种不受某种后果约束或不受某种法律规范管辖的状态。”[1]在罗马法中,享有豁免权的人,即不受法定义务约束之权利主体。作为一种法律上的特权,豁免权乃是法律赋予某种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如外交人员、人大代表)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因职务需要所为之特定行为免受法律责任追究之权利。具体到律师行业,此类豁免权是律师豁免权。根据中国现行《律师法》的规定,律师豁免权仅指的是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具体而言,就是指律师在刑事、行政和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因正当职业之需要而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

中国《律师法》第37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根据此一法律条文,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内涵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从权利享有的主体来看,应当对该条文里的“律师”作广义理解,将其扩大解释为包括法律工作者在内的所有人或辩护人。有学者认为,律师执业豁免权的主体是指实施律师职业活动的人员,即必须是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在律师事务所实习的实习律师或实习期满取得律师执照的律师 [2]。这似乎忽视了《律师法》之所以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立法初衷,也与中国目前的司法现状不符。法律之所以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乃是为了使得作为当事人合法利益维护者的人或辩护人,能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无所顾虑,充分发挥其职能而免受非难,即使出于职业正当需要不得已而损害第三人的权利亦可得免责。基于此种价值,狭义上的律师较之于其他人或辩护人并没有获得法律优先保护的特殊性与正当性,法律理应对两者一体保护。另一方面,从司法现状的角度看,由于中国现阶段法治建设的特殊国情,现实中实际从事法律事务的法律工作者群体的规模远远大于所谓真正的律师群体,他们在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对这个群体的保护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其二,从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权利内容看,律师在庭审过程中发表的、辩护意见既包括刑事责任的豁免,又包括民事责任的豁免。在刑事案件中,由于被指控人往往被采取了某种刑事强制措施,处于丧失人身自由的羁押状态,难以真正实现自我辩护的目的,再加之现代法律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得律师辩护成为维护被控告人合法权益不可或缺之途径。然而,现实中律师辩护权长期以来都得不到保障,站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的辩护律师都不得不面临随时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威胁,基于此,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最迫切、最核心的无疑是律师刑事责任的豁免。而律师民事责任的豁免问题,则关系到法律对律师自由辩护权的保护与对公民人格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保护之间的平衡问题。人在法庭这个特定空间出于职业需要,在为正当维护当事人利益的情境下发表的言论难免会对他人隐私权等人身权益造成不利影响,法律不应因保护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而造成对律师言论自由进行不当限制,当然,亦不应容许律师滥用言论自由损害公民名誉权、隐私权。所以,现行《律师法》第37条规定的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所包括的民事责任的豁免,应以不超出一般社会容许限度为标准,防止律师滥用法庭辩论豁免权。

二、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理论基础 ①

(一)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法理基础

1.权利来源。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由律师辩护权所派生,并最终源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最直接的权利基础在于律师辩护权。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首要目的在于保障律师辩护权,使得律师在辩护当中为保护当事人利益敢于据理力争,无所顾虑。因此,律师辩护权并不是一种本源意义上的权利,被指控人的辩护权是第一性的权利,律师辩护权则是第二性的权利 [3]。律师辩护权依附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就此而言,律师豁免权的正当性,最终决定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由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利是被指控人最核心的权利,在整个刑事辩护制度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和价值,“从刑事辩护制度产生的那一天起,它就是为保护被追诉人(被控告人)的合法权利服务的。”[4]因此,律师法庭辩论权具有结实的权利基础。

2.权利性质。首先,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具有派生性。从权利来源上看,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由律师辩护权所派生,从属于律师辩护权,并随律师辩护权的产生而产生,随其消亡而消亡,不具有独立性;从权利行使的目的看,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自始至终都是为了保障律师辩护权的顺利实现,具有价值目的上的依附性。其次,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是不可放弃、不可剥夺的权利。除非当事人同意或法律另有规定,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剥夺律师的此一权利。此外,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还具有法定性,为中国现行《律师法》第37条所明确规定。

3.权利的必要性。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必要性有二:其一,律师辩护权天然就存在被侵害的威胁,特别是来自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侵害。中国刑事诉讼模式历来深受职权主义的影响,其诉讼价值取向往往过分强调社会效益,强调有效地惩治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律师的刑事辩护职能被错误地看成迅速处理案件的一种障碍,相当一部分的检察官对辩护权持排斥态度,甚至将律师辩护看做是对控制犯罪的一种障碍。因此,为保护律师辩护权免受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侵害,规定律师相应豁免权有着现实的必要性。其二,考察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面对强大的国家公权力,辩方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当无异议,被控告人由于如前所述的特殊境遇,其权利的维护全然仰仗于辩护律师,“如果律师因为当事人的利益与国家司法机关对抗,而随时都有可能因对方启动追诉权而使自己沦为被追诉者,那么没有一个律师会去与司法机关对抗,也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担任刑事案件的辩护人。这样的后果只能是刑事案件的辩护形同虚设或者没有辩护,显然,现代的刑事诉讼已经不能容忍这种倒退。”[5]

(二)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经济分析

任何法律除了追求正义、公平等价值以外,效率的价值亦不可忽视。经济学作为研究法律的一种有效分析工具,在对《律师法》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问题上,亦可发挥重要作用。“ 律师职业不同于官方法律职业,它具有业务性,即其所从事的是一种业务活动而非职务活动。律师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是有偿的,表现为一种等价交换关系。” [6] 市场经济下的律师,无不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的目标,这显然符合经济学有关理性人的理论预设,而现代国家中司法系统的运行也当然要求追求效率价值。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借助于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律师豁免权规定的必要性进行探讨。

经济人考虑成本―收益。律师在选择做刑事辩护人时,自然会将成本纳入考虑的范围。沉没成本是首先应当考虑的。所谓沉没成本,就是指已经投入而又无法收回的成本 [7]。一名律师在成长过程中因受教育所支付的巨额费用,构成了律师执业的主体沉没成本。同时,律师选择做刑事辩护人的机会成本亦不可忽视,即律师在选择为被控告人辩护的同时意味着失去了去作其他民事案件或非讼案件的机会。由是观之,律师的成本本来就不菲,倘若在辩护过程中没有豁免权的庇护,随时背负着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包袱,就意味着律师的总成本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加上了高昂的风险成本,再加之律师根本无法预知何时将被检察官追究控诉,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人身风险之预期成本大大增加。如此一来,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的激励必然会随之减小,担任刑事辩护律师的积极性也就会受到抑制。

同时,如果缺乏对律师豁免权的制度性保障,市场激励机制最终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司法不公。前面已经分析了律师在刑事案件辩护中的成本相当高昂,根据均衡理论,在市场条件一定、价格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愿意接受当事人委托的律师趋向于越来越少,原来的均衡不断被打破,继而对被控告人来说,聘请律师的价格就会随之不断上涨。在律师费愈加高昂的情境下,自然只有少数经济富裕的被控告人才请得起律师,而一般的被控告人就只能自我辩护。概言之,不保障律师豁免权,将导致律师总成本大大增加,导致律师费用的居高不下,导致只有富人才请得起律师的现象。如此一来,司法公正只能是“海市蜃楼”而已。

(三)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比较法分析

“律师制度有其本土性的一面,即要求律师制度必须要适应本国的政体、司法制度及相关意识形态,符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习惯;律师制度又有国际性的一面,即要求各国律师制度相互接轨。”[8]中国现行《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律师制度相衔接,顺应了法治发展之时代潮流,正如学者所言,现行《律师法》的出台是中国法律国际化的一个产物 [9]。

赋予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1990年,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0条对律师的豁免权作了专门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英格兰和威尔士出庭律师行为准则》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律师对他在法庭辩论中的言论享有豁免权。”法国1881年7月29日实施的《刑法典》第41条规定,“不得对律师在法庭上发言或向法院提交的诉讼文书提起诽谤、侮辱或蔑视法庭的诉讼”。此外,德国、荷兰、卢森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均规定了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由此观之,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目前已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但同时也都被予以一定的限制。这些都是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

三、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适用

1.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边界。在肯定律师享有法庭辩论豁免权的同时,有必要明确此豁免权的边界,以防止权利的不当膨胀和滥用。现行《律师法》第37条同时在权利的内涵和外延两方面对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适用作出了必要的限制。

从内涵方面,现行《律师法》第37条对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适用的例外情形作出了规定,即律师发表的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不属于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范围。这里的限制主要集中在辩护内容的合法性,既包括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也包括他人的正当权益,具体表现为:一是律师在辩护发言时不能攻击国家的根本制度、危害国家安全;二是不得恶意诽谤他人;三是在辩护发言时不得侮辱法官、扰乱法庭秩序。不难看出,现行《律师法》对例外情形的立法规定属于概括性限制,在适用上具有相当的弹性,然而也存在标准过于模糊的弊端,在司法实践中可能被用来架空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因为究竟何为危害国家安全,扰乱法庭秩序到底怎样才算严重,均有含糊之嫌。

从外延方面,现行《律师法》从三个维度对律师的此项豁免权进行了限定:在行使权利的形式上,仅限于庭审中的口头、书面言论,而不包括律师的具体身体行为;在时间上,仅限于庭审当中,而不包括侦查和审查阶段;在空间上,仅限于律师在法庭这个特定的空间,而不包括法庭之外。从这些限制上足以看出立法者的审慎,该规定也因此而成为现行《律师法》实施一年多来众多律师、学者所诟病之处。

2.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适用困境。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虽然已为现行《律师法》所明确规定,然而质疑之声自始未曾中断,悲观者不乏其人,抱怨其不够彻底之人有之,怀疑其现实效果之人亦有之。究其原因,主要是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在适用上确实存在不可忽视的法律困境,这集中体现在关于现行《律师法》第37条的规定如何与现行《刑法》第306条之间协调的问题。

现行《刑法》第306条的规定可能使得现行《律师法》保护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效果大打折扣。该条所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亦被律师界戏称为律师伪证罪),具体包括三种行为:一是毁灭、伪造证据;二是帮助当事人共谋毁灭、伪造证据;三是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不难看出,前两种行为特征均相对明确,至少在内容上并无不妥,问题在于“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规定,不仅在内容上含混不清,易被混淆乃至滥用,欠缺实体法上的确定性,而且在程序上大大加剧了控辩双方力量的失衡,这对于本来就极其脆弱的律师辩护不啻为雪上加霜!而且,该条款以律师作为特定主体,“本身就明显带有对律师行为特别规制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色彩,在实践中极易被一些公安、检察机关人为地曲解,成为追究律师‘引诱’、‘威胁’证人的法律责任的根据。” [10] 面对随时都可能因《刑法》第306条而成为被控告人的现实威胁,中国现行《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法庭辩论豁免制度应该重构。

四、中国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构建

1.观念层面。任何权利在从应然状态到实然状态转化的过程当中,都是以观念上的转变为先导的。中国司法实践中历来残存着权力至上的官本位思想,国家公权力机关往往以高高在上的管理者自居,习惯性地俯视甚至藐视其他私权的存在。因此,要真正实现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司法人员首先应当转变权力本位的观念,同时必须认识到,赋予律师一定的豁免权,“并非是给律师什么逃避法律制裁的特权,而是为了给律师职业提供可靠的保障,使其放开手脚进行执业活动,这不仅有利于专门机关公正处理案件,也有利于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11]另外,就律师自身而言,也应当树立良好的职业伦理观念,加强自身约束,不能利用自己专业优势玩弄法律,恣意滥用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置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及他人正当权益于不顾。

2.制度层面。应当构建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建立法律职业互通制度。所谓法律职业共同体,就是由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在内的法律人所构成的团体。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组成成员具有高度同质性,他们有着共同的知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维、共同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因而他们在根本上应当是统一、协作的关系,而非彼此对立甚至对抗的关系。所以,法律职业者彼此之间应互相理解和尊重,在分工的基础上进行良好的功能性协作。然而现实中由于中国司法干部和律师来自不同的阶层,不存在共同的职业背景,导致法官、检察官对律师往往缺乏职业认同,甚至滥用公权力对其人身进行打击报复。有鉴于此,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要想真正能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实施,有赖于从根本上建立中国法律职业互通制度,以避免和减少来自这些部门(司法机关)对律师的职业报复和打击。”[12]

3.法律层面。法律层面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正确对待现行《刑法》第306条,这关系到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最终能否实现。对此,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完善:一方面,从实体内容上看,需要对该条文本身作出一定的修改。其基本思路为,对律师伪证罪中的引诱作限制解释,指利诱,即以利益引诱,而不包括以诱导性发问的方法使证人改变证言 [3]。因为如果将引诱性发问纳入引诱范围之中,辩护人在法庭辩论中不得不考虑因言获罪之忧患,从而战战兢兢,畏首畏尾,无法充分为被控告人的权利行使辩论权,甚至使整个法庭上的控辩双方愈加失衡。另一方面,在《律师法》与《刑法》适用顺位上,宜采纳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优先适用《律师法》。在牵涉到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保护与律师伪证罪的认定上,将《律师法》视为对《刑法》在不违背刑法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基础上的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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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兴良.为辩护权辩护――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辩护权[J].法学,2004,(1).

[4]田文昌.刑事辩护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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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兴良.为辩护权辩护――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辩护权[J].法学,2004,(1).

[7][美]曼昆.经济学原理:第4版[M].梁小民,译.北京:北大出版社,2006:298.

[8]尹鸿伟.从新律师法看律师职业豁免权[EB/OL].,最后访问时间:2009-09-12.

[9]王晶.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解决途径:第2卷[J].法商论丛,2009:144.

[10]支果.刑事辩护的价值与律师豁免权探析:第20卷[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05,(1).

[11]马秀娟.论律师执业豁免权[J].西部法律评论,2008,(4).

[12]岳文婷.论中国律师职业豁免权的构建[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7,(12).

On Lawyer’s Right of Immunity on Court Debate

――The new “Law Law”Perspective

PENG Dong-fang

(Hunan Dong-Fang-Ming Law Firm, Shaoyang 422000, China)

Abstract: The so-called law court debate immunity refers to the lawyers in the agency of criminal, administrative and civil cases in the process of needs for legitimate job-agent released in court, the defense the right to opinions without legal action. China's June 1, 2008 formally implemented the “Law Law” for the first time the debate on the legal immunity the court made it clear that has been historic. This immunity from the court of Chinese lawyers concept, legislation and its meaning to start, and then from the legal, law and economics, as well as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aw can demonstrate that their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thu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ight to make a concrete analysis of the final comprehensive proposal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

律师学论文篇5

关键词：法学本科生；法学教育；法律思维能力；模式建构

一、国内法学本科生法律思维能力的整体现状分析

第一，法学本科生法律思维能力的整体现状及其原因。笔者曾在2013年12月末做了一项调研。调查的对象是，在随机挑选的几所法学院校中随机选出数十位在校本科生和刚毕业不久的本科生。调查的内容是，让这些学生（老生）思考笔者现场提供的关于法律方面问题的生活案例。调查结果显示，大概有70%的学生只是生搬硬套现有的法律条文；大概有10%的学生以这问题太难或是课堂上没学过为由拒绝回答；只有少部分人可以从不同角度（主要是结合理论和实践），采用逻辑思辨的方式为案例提供解决方案。这份调研报告所显示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学院校本科生法律思维能力的整体现状，即欠缺应有的法律思维能力。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其一，本科生自身的问题。即不正确地求学法学知识，所谓的方法论错误。他们常以“死记硬背”的方式学习，纯属机械性记忆、理解和运用。法学实践就是到律师事务所或是相关司法部门打小杂。其二，教师教学的问题。暂且抛开学生培养法律思维的自觉性和自主性，刚开始求学的学生难不了对法学求学方法论的认识存在误差，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逐渐引导。但是，在实际教学实践中，教师常常忽略对他们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其三，法学教育的问题。无论是本科生自身的问题，还是教师教学的问题，在当前中国高校法学教育模式下，应该主要归根于法学教育问题。首先，当前的法学教育过于重视行政式教学，其次，当前的法学教育以“工匠式教育”为主要模式，即以职业培训教育为模式。把学生类比成工匠，教育的目的是让这些“工匠”具备从事法律职业的“技术”。第二，培养本科生法律思维能力的重要性分析。法学教育是追求卓越人才的教育，它的中心任务应放在对法科学生如何运用法律原理的能力培养。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时期，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应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需要，但是在教高[2011]10号文件中也反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还不够深入，培养模式相对单一，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不足”，即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相对只是死板地输入，无法很好地法律思维，形成自身的法学理论和实践体系，因此“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成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大学之法学教育的首要任务，并不是只为了养成律师或法官，而是要培养法律人能够认识、理解‘法’在社会应有之机能为何，使其在面对具体问题时，有予以分析、判断之能力，这就是培养法律专家所共通的素养——法律思维能力。”与此同时，它是检验法学教育质量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对法学院校的教育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本文提及的法律思维能力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法学本科生需同时具备理论性法律思维能力和实践性法律思维能力：理论性的法律思维能力指学生具备了体系化、网络化的灵活的法律知识框架，同时能不断挖掘出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来扩大框架；实践性的法律思维能力指学生能自信地将理论化的法律思维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具备逻辑分析能力，能灵活地分析问题，并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二者是并重的关系，法学教育应该着重从这两方面入手，并建构一定的培养模式，从而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

二、国内外法学院校法律思维能力培养模式的比较

翻看了相关文献和参考文书，国内外一些法学院校有着值得思忖以及学习和借鉴的法律思维能力培养模式，笔者重点总结并比较分析了如下几种模式。通过下文的比较分析，会发现它们的目标都是：意图改变传统的教学和求学模式，追求多样的灵活的培养模式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理论性法律思维能力和实践性法律思维能力。第一，读书会的模式。西北政法大学在课堂之外设立了“终南山法学小组读书会”，它是一种在院校领导、青年教师指导和广泛邀请校外知名学者参加下，由学生和教师自发组成的以研讨法学原著为主要内容，采用主题报告、评论或者自由讨论的方式，让学生自由发挥，进行思维碰撞和融合，以此培养学生分析法律问题能力、提升科研能力的重要形式。终南山法学小组的读书会模式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它很好地利用了课余的时间，在课时之外实现教师和学生间平等、自由的交流；在知名学者和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进行头脑风暴、发散理论性思维、通过逻辑突破涵摄限制。当然，读书会法律思维能力培养模式也有它的局限性，即它只以理论性思维培养为目标且是精英式培养，会带给学生很大的压力。第二，导师辅导的模式。导师辅导模式指院校通过分散学生集体学习的方式，任命每个教师负责指导几个学生，其中指导的内容是不受限制的。这种模式它一方面减轻教师的教学负担（因为它是一个教师负责少数学生），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学生法律思维的能力。这种模式的优点是采用“一对少数”的方式进行创新性因材施教，避开记忆流，采用灵活的自主的交流方式。但是，这种模式在实际运行中并非很理想，特别是在本科阶段。主要原因是导师辅导主要集中在抽象理论的指导，总体上缺乏一定的生动性，并且这种模式留给学生的自由空间过大，这样学生积极性、自觉性、重视性和主动性欠缺或是交流的重心偏移。第三，研讨会的模式。研讨会培养模式为德国法学教育最是常见，即学生在参加研讨会之前需花费较长的时间精力准备某一论题并撰写论文，研讨会开始时学生需先宣讲论文，然后评讲自己的思路，再由学生和教授评论。研讨会的最后，学生需要上交一份报告。这种模式的教育理念是让学生通过舌枪论剑的方式进行循序渐进的思维，因此，德国以研讨会及其他类似的培养模式培养出了一大批法律精英。由于这种模式以理论性研讨为主，所以在法律思维能力培养方面局限性和读书会模式相类似。因而在2013年，德国颁布并实施法学教育改革法，用于弥补理论性教学的不足。第四，法律诊所的模式。“诊所式法律教育”（clinicallegaleducation）最早源于美国的教学改革，它的理念是重视实践性教学，让学生亲自参与和诊断，从而“对症下药”。〔4〕西北政法大学是中国法学院校中最早采用法律诊所模式培养学生思维的，但大体都是针对本科3年级以上的学生。西北政法大学的诊所培养模式的有很多优点，能根据学生的兴趣设计诊所类型，同时它重视实践效果，具备现实可操作性，规定了相关管理制度（类似一个机构），让学生真实投入现实中产生一份实实在在的责任感（类似在工作），即以律师或是法官、检察官等身份来审视问题，以求形成自己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逻辑思维。这是不同于只停留在虚拟层面上的模拟法庭培养模式的。

三、国内法学院校对本科生法律思维能力培养的模式建构

在法学教育改革方面，考虑到出台类似德国的《教育改革法》需要一定的过程，因而笔者结合国内的教育国情即逐渐转变传统记忆性教学，暂且只从具体可操作的角度，围绕理论性思维能力培养和实践性思维能力培养建构如下模式。第一，理论性的法律思维能力培养。其一，想象型教学和脑图型学习。这是由导师辅导式和研讨会式引发的设想。导师辅导式的一大特色是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下进行思维碰撞，研讨会式的一大特色是学生能直抒己见，想象型教学和脑图型学习模式就是充分利用并创新了这些特色。想象型教学是教师教学的模式，它应该成为法学教师教学的主流方法。它的关键是让学生不受束缚地想象和理解，是突破传统的死记硬背，将抽象的法学概念或是命题有形化，同时又要造成恰当类型的混乱，仿佛每一个法学概念或命题都是看得见的又四处蹦跳的小精灵。通过想象型教学，一方面教师教学轻松，另一方面学生能饱含兴致，通过想象深刻理解和反思理论问题。脑图型学习是学生在课上和课下培养理论性思维能力的模式。脑图型学习源自“头脑风暴”，即借鉴图表的方式，把自己头脑所思索的或是人与人间所交流的形成无限制的头脑网线，并将该网线一一记录下来。脑图型学习的关键作用是有着哲学上所阐述的非线性作用的特征，即1＋1>2的效果。其二，聚会式交流。这是由西北政法大学的读书会模式引发的设想。考虑到读书会模式会带给学生压力，笔者构建了类似社团交流的培养模式——聚会方式的交流“。聚会式交流”即要求学生和教师像家人一样聚在一起畅谈，只是畅谈的内容必须限定在法律相关的问题、事宜，参加聚会的人通过畅谈能形成一定的理论性逻辑思维“。聚会式交流”应该成为法学院校的一项品牌教学模式，让每个人（不论老师还是学生）都是教师，同时也都是学生。法学院校应该隐形地把学生和教师在“聚会式交流”中的表现当成他们素质（教师是教学质量等）考核的评判标准之一。第二，实践性的法律思维能力培养。实践性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重在引导学生积极实践，引导他们将理论性思维同实际相结合，形成一套实践性逻辑思维。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虽然法律诊所教学模式已经在多所法学院校践行，但还是处在雏形阶段尚未成熟；二是模拟法庭的发展成熟度相较诊所式更高；三是模拟法庭模式的虚拟程度较深，无法让学生真切感受现实。笔者借鉴了法律诊所式的优点和模拟法庭模式的发展程度，在实践性思维能力培养上，构建了法律援助型模拟法庭模式。法律援助型模拟法庭模式包含两个特点：一是具有公益性援助的性质。二是具有模拟法庭的性质。当然，该模式能否健康运行前提需要各法学院校向校内校外宣传“公益性法律援助”，以求获得大量的案件。其次，虽然该模式强调学生的自主性，但也应该设定一定的实践性绩效管理机制，避免该模式流于形式。最后，学生自主性应起关键作用，需要学生明确实践性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性，积极主动参与到援助型模拟法庭来。

四、结束语

笔者通过建构理论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模式和实践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模式，希望能对国内法学本科生的法律思维的养成和提升有所帮助，对国内的法学教育改革有所借鉴。培养一大批具备卓越的法律思维能力的法律人是你我共同的追求。

作者:何佩佩 刘风 单位:福州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王瀚主编：《法学教育研究（第九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2〕邱联恭：“法曹养成教育之课题与展望”，载其所著《程序制度机能论》，自印本1996年版。

〔3〕邱昭继：《读书会与法科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载王瀚主编：《法学教育研究（第四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4〕王瀚主编：《法学教育研究（第六卷）》，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律师学论文篇6

【关键词】法律 教学 案例 特点 环节 法律课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法律法规的概念比较抽象，法律原理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应用性，不易于学生认识和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普遍感到学习内容枯燥乏味，因此学生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全理解并掌握法律知识的精髓。而案例教学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使用案例，围绕着具体的法律案例来组织教学，从而使得抽象的法律规则变得具体化，枯燥的法律条文变得生动化，符合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规律，符合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教学规律，因而法律课教学的目标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法律知识的层面，更要注重法律能力的培养，因此，在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方法显得十分必要。

一、案例教学方法的特点

案例教学方法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由于教学内容是生动、形象、直观、具体的实例，可以使学生置身于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因此可以有效避免传统教学方法所带来的抽象和枯燥，从而使抽象的法理变得形象，使枯燥的法律条文变得生动，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的调动起来。二是，可以发展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模拟真实问题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主动思考问题和提出问题，促使学生对教学案例进行思考、分析和研究，促使其思维的不断深化，进而探索所学知识和实际生活的内在联系，得出结论并解决实际问题。三是，重视师生的双向交流，有助于教学相长，可以有效克服传统教学过程中是教师讲学生听的枯燥局面，同时也可以摆脱教学效果难以掌握的不利局面，可以有效活跃课堂教学气氛，强化课堂教学效果，学生锻炼交流沟通能力和合作意识。同时也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教学能力、工作态度及教学责任心提出了比传统授课方法更高的要求，有利于提高教师素质，提高教学质量。

二、合适案例的选择

案例是案例教学的主要载体，也是案例教学有别于其它教学模式的关键所在，因此选择合适的教学案例，是案例式教学的第一步，案例选择是否恰当，直接关系到整个教学活动是否能够顺利进行，关系到教学培养目标能否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好的案例意味着案例教学成功的一半，它不仅可以使课堂充满活力，而且可以让同学们记忆深刻。案例的选择首先要具有典型性和真实性，要贴近生活，使学生更好地融入案情中，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其次，选择的案例要有明确的教学目的，使学生通过讨论加深对课程中重点难点内容的理解。第三，必须根据时事的变化选择具有针对性和冲突性的案例。

三、案例导入教学的时机

在授课过程中，教师应将案例与理论知识讲授融合在一起。教师可以在讲授知识前先引入案例，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听课，自主寻求答案，可以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教师也可以先讲授知识点后引入案例，让学生们分组讨论，互相辩论，加深学生对抽象化法律条文的理解。案例引入的方式可以通过发放事先准备好的文字材料，便于学生掌握案情；还可以通过多媒体的形式，其优点是图文并茂，形象直观。案例教学法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要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引入案例，着重引导学生们去分析，加强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让他们学会向周围事物质疑。在案例教学中教师要因材施教，注重与传统教学方法相结合，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精心组织课堂讨论环节

传统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不是很明显，教师的角色主要是信息的传递者，学生则处于信息接受者的位置，师生间的互动主要表现为老师通过观察学生的听课状态或是师生间的问答来实现，而在案例教学中，学生所传递的信息可能会多于老师，老师从以讲为主转变为以听为主，但这并不能否定老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1]课堂讨论是案例教学的关键环节，可将同学们分成几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讨论结束后，由各组选派代表发言，抓住问题关键进行辩论。教师要善于通过各种巧妙的提问，引导学生展开讨论，将关键性发言引向深入，充分尊重学生的分析。同时教师事先要做好准备，防止讨论主题漫无目的地扩散，合理引导讨论主题，严格控制讨论时间，并且适时地给发言学生以充分的肯定和激励，有效地控制好讨论的主题和节奏。[2]教师在讲解、分析和归纳案例讨论意见时，要语言精炼、要点明晰、重点突出，并将案例分析与所涉及的理论知识融合起来，使学生能够通过案例分析掌握基本原理和概念，熟练运用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3]对学生的表现要给予积极评价，以激励他下次更好地参与讨论分析。

五、案例教学中的注意事项

在高职法律教学中，教师高度重视案例教学法，也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但实践中需注意以下问题，以纠正错误倾向，切实发挥案例教学法的优势。要合理分配和控制课堂时间，同时营造出一种民主、平等、宽松、和谐的课堂气氛。运用激励机制，对学生发言中的闪光点给予赞扬和肯定，对学生的言论误区则要及时加以纠正，但要注意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和发言积极性。[4]善于分析和归纳学生的观点，抓住学生讨论的矛盾点，并结合教学内容启发学生的思考，最终引导学生围绕教学目标深入展开讨论。案例教学不是举例教学，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案例教学法与举例教学法都要通过事例来说明一定的法学理论或法律规定，但二者具有明显的不同，举例教学是教师在运用讲授法讲授法学理论时为方便学生理解而列举有关事例，属于教师的单方行为，学生很少参与讨论和互动，是课堂讲授的一种辅助方法，居于次要地位。案例教学法在高职法律教学中作用显著，但其不应成为法律教学中唯一的方法，不能忽视讲授法及其他教学方法。法律课程理论性较强，对于大量的法学理论和法律规定仅靠案例教学无法完成，需要通过任课教师深入浅出、恰如其分的讲解才能完成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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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学论文篇7

关键词:中职法律课;民法学;案例教学法;应用

在教学过程中，好的教学方法能在师生之间搭建起良性沟通桥梁。近年来，源自英美法系判例教学法的案例教学法在我国法学教育中逐渐推广。由于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加强其实践性教学，注重案例教学法，已在法学教育领域形成共识。尽管在实践中案例教学法已被广泛运用，但对于怎样结合学科特点和学生特质，将该方法的效果和功用充分发挥，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拟就案例教学法在中职民法学课程中的实施浅抒己见，以期推进法律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

案例教学法的特点

在法学教学中，案例教学法是指教师结合具体的教学目的，组织、引导学生对某些真实案例或虚拟案例进行分析、讨论，以提高学生综合运用所学法律知识和其他相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是一种灵活、生动的教学方法，它可以实现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教学过程的双向互动。案例教学法通常包括下列环节:(1)教师呈现案情;(2)在教师启发下学生思考和分析;(3)不限形式的群体讨论;(4)学生得出结论，教师归纳总结;(5)知识的延伸性学习;(6)教学效果的评价或考核。

传统的法律课程教学主要是纯粹性的法律理论的传授，以课堂的讲解为主，教师多是向学生灌输知识，这种方法容易忽略师生的互动，使得法律教学和法律职业出现脱节。案例教学法是由具体的实例出发，从特殊到一般进行演绎。通过以案论法，以案说理，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积极参与研讨和发言，能够逐步培养独立思考、分析推理的能力以及表达能力。它将形象生动的案例情节与枯燥的理论知识相结合，既便于学生感受认知，又有助于活跃沉闷的课堂气氛，从而促进师生的双向交流，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因为上述优势，许多法学院系都不同程度地在教学中探索和使用案例教学法，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开展案例教学的必要性

民法学是中职法律学校的一门核心课程。民法的知识博大精深，体系繁芜庞杂。中职法律教学，由于学生的文化基础较薄弱，教师的任务主要是帮助他们系统化掌握民法的重要概念、原理、制度等基础性问题，不要求在知识的深度上过于挖掘。但学生所学的不应只限于民法学的一般性理论知识。民法也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它是规范市场经济中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基本法律，和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教师如果只囿于传统的课堂讲授，学生接触到的全是抽象而枯燥的理论，他们将难以掌握民法学科的应用价值，会对实践中的法律问题束手无策。教师应以基础的理论知识为载体，培养学生正确的思维方法和分析能力，使他们能够学以致用，结合社会生活背景和特定的法律情境切实地运用民事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从职业需要看，中职法律学校培养的是基础性和辅助性法律岗位的工作者，强调对学生职业技能、实践能力的培养。案例教学法可将民法学理论与鲜活的社会景象、司法实践融为一体，让学生投入到真正的事实环境中，观察到法律实践，使其法律职业的思维能力和技能得到训练。如在学习瑕疵法律行为时，法律条款对于无效法律行为、可撤销法律行为及效力未定法律行为的规定只有寥寥数语，书本上的理论阐述也文字不多，但是这些行为的涵义、类型划分、法律效力等是比较复杂的，学生学习起来十分容易混淆，运用起来有一定难度。教师在讲授时应针对各类法律行为列举丰富的案例加以解释和说明，让学生了解到生活中的法律行为的具体表现，帮助学生将法律文本和现实的法律问题结合起来。所以，探讨中职法律课程有效教学模式，宜将案例教学法作为实践性教学的重要一环加以研究。

案例教学法的实施

中职法律课实施案例教学法，不应盲目地简单照抄其他学校或课程的固有模式，要根据教学的需要和课程的专业特色来进行。

(一)案例教学法是一种辅助性教学方法

由于我国是成文法系国家，受大陆法系国家法律文化影响较大，在我国并无英美法系中“遵循先例”的传统。承接大陆法系之对全部社会关系加以理性设计和安排的特点，我国法学教学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教师的讲授来解释法律理论和成文法规及其运用。虽然案例教学法具有注重实践性教育的优势，但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课堂讲授。因为学生只有在熟练掌握法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才有能力对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故在进行中职民法学教学时，教师仍应以对书本理论的系统化传授为主，从而使学生能构建起完整的、具有逻辑性和条理性的民法学科知识体系。案例教学法宜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教学手段穿插其中，主要用来解决教学难点和疑点。通过案例的学习使学生融会贯通蕴含在其中的法律原理和法律精神，从而启发和引导学生，促进他们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案例应依照教学进度、配合教学设计来选择。既可以针对学生易困惑的问题选用简短的案例对应性地阐释说明，也可以在若干章节教学完毕后，选用稍微复杂的综合性案例将相关知识要点全部涵盖进去，以达到复习巩固、归纳总结的目的。由于民法学课程的内容比较多，教师在授课时应合理分配时间，要在保证学生完整学习基础理论的前提下适当地安排案例教学，将其作为一种补充教学手段。

(二)选择案例的标准

现实社会中发生的各类民事法律案例或法律事件数量繁多。如要把案例恰当地运用到相关教学环节中，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并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挑选案例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案例应具有关联性案例教学法始终是实现教学计划和安排的手段和途径，因此教师应以教学目标为核心来运用这一方法。案例的选择，应围绕教学目标的实施而进行，与所教授的课程内容相契合，即所选案例均应能恰如其分地体现出案情与所讲授法律规则内涵、课程要求的对应关系。法律情境的分析、思考的方向以及案例问题的解决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教学内容，教师必须考虑到所采用的案例与教学理论观点或相关主题的内在联系，突出案例与理论的关联度，使案例真正为教学服务。应避免采用牵强附会、与理论知识点无多大联系的案例。

案例应具有典型性法律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是千差万别的，而典型案例往往是将某种法律关系最具普遍性、规律性的特质展现出来。学习典型案例有助于学生掌握法学知识的核心精髓和法律精神中最本质的成分。中职民法课程中采用的案例应集中概括相关的理论要点，与所教授的课程内容相契合，具有代表性和一定的专业深度。可选择反映社会热点、有一定影响的案件。如在讲解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时，笔者向学生介绍了2001年发生在四川泸州的“二奶”遗赠纠纷案。①学生对这个案件中的法律关系表现出十分浓厚的兴趣，纷纷发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课堂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通过课堂上的争论和学习，学生深刻体会到公序良俗原则所涉及的不同利益冲突和价值观冲突，对这个内涵十分模糊、在学理和司法实践中均难以界定的原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案例的内容应贴近现实案例可以是真实的案例，也可以是经过教师加工、提炼之后的虚拟案例，但都应是源于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确有发生或存在的，是客观事件的真实反映。教师在课堂上引入案例，目的是再现与社会现实相同或相似的法律情境，让学生身处其中，将现实中的问题与所学的法律知识相结合，进行思考、判断和领悟。因此，只有与社会现实紧密相扣的案例才可能引起学生的共鸣，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真切感，同时让学生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法律实践中，而非纸上谈兵。但是，教师应注意，不应为了博得学生的暂时关注而过于渲染案例的情节，学生为了听故事而学案例就是本末倒置了。

案例难度应适中由于受中职学生文化基础较薄弱等因素所限，在民法教学中采用的案例难易程度应与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相当。如果案情过于简单，答案一目了然，就无法留下思考和发挥的空间，学生会觉得平淡无味而丧失学习兴趣。如果案例太复杂，篇幅过长或信息量过大超出学生的解决范畴，让学生望而生畏不知从何下手，则有违实施案例教学法的初衷。

(三)案例教学对教师的要求

有效地实施案例教学法，对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有一定的要求。一方面，教师应充分了解教材内容的编排，对所教授知识的重点、难点，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及兴趣所在等十分熟悉，这样才能根据教学需要选择适合的案例并顺利驾驭教学过程。另一方面，教师要广泛阅读，尽量收集新颖、具代表性、富有启发意义的案例资料，不断积累丰富的素材。教师要秉承开放的教育指导思想，不囿于案例已有的标准答案，而要深入挖掘案例的本质、内涵及其中隐含的法律问题、社会问题，引导学生用发散性、拓展性的思维去学习和思考。案例教学还可借助多媒体课件、视频资料等手段更加形象地再现案情，丰富学生的视觉感受，增强学生参与教学的兴趣。

(四)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实施案例教学法的目的，是让学生在学习中变被动为主动，由单纯的接受知识转为创造性地探求知识。因此，学生应在教学中居于主体地位，他们的参与程度是评价案例教学法实施效果的关键因素。教师要善于组织、引导学生围绕教学目的展开对案例的学习分析活动，给学生充分的表达机会，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让学生从具体案例中引申出相应的理论，拥有自己的认识和观点。学生只有经历了探寻答案的思维加工过程，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有效提高。如在学生讨论学习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死亡赔偿金问题时，笔者首先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让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在网络上收集近年来的典型案例，并查找此方面的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然后，在课堂上围绕着案例、法规资料，通过将学生陈述、教师归纳、观看视频短片相结合的办法使他们细致地了解到我国目前“城乡有别，同命不同价”死亡赔偿金制度的现状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学生针对这些问题再按组别进行群体讨论，各组推选代表发言交流心得和启示，最后教师点评并作总结。通过这样的学习，学生对我国死亡赔偿金制度的弊端和改革的措施进行反思，深刻体会到了生命的无价性和生命权的平等性这些现代民法追求的基本价值。

案例教学法使学生能够主动地接受知识和运用知识，他们不仅学到了相关法律原理，而且也逐步领会到了正确适用法律的方法。

注释:

①该案有“中国公序良俗第一案”之称。此案最后判决发生在2001年10月11日，关于其资料，可以从当时许多媒体的报道中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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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学论文篇8

关键词：成人法学教学；讲授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运用

中图分类号：G7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1)25-126-03

成人法学教育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凸显出了不适应性和不完善性。我国大陆法学教育与法律实践长期脱节，课堂式教育内容偏重理论，对法律实践操作与综合运用能力不够重视。法学研究的使命就是要通过法律现象探索制约和支配各种社会法律现象的客观规律，创造出反映这些客观规律要求的理论，以指导法制建设实践，达到预期的目的。在大力培养法学人才的过程中，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存在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因此，对法学教学进行改革势在必行。

一、传统法学教学法剖析

长期以来，讲授式教学法仍然是我国成人法学教学中主要的教学方法。该教学方法的特点是采用灌输式，即教师讲，学生听。在没有理解有关原理的情况下，让学生对案例作出分析是比较困难的，也是不现实的。因此，讲授教学法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传统教学法中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法学理论教育，是我国法学教学的一大优势，美国法学院的教授也承认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传统的教学方法，能保证在特定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向学生传授最多的语言信息量，可强化学生的接受能力，对于培养学生理解和掌握法学理论问题也具有积极的作用。经过一段时期的学习，学生对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都有相当程度的掌握，而且有的学生还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但是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

(一)不利于教师自身整体素质的提高

在讲授式教学法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着重强调法学的系统性、抽象性、理论性、概念化及其形式结构。教师在讲授法律时，不能不阐述这些在立法时就已经被植入条文中的概念和理论，而法律的应用层面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因而，教师的综合素质也得不到提高。

(二)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在讲授式教学法中，教师过于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教师所讲授的主要是如何注释现有的法律条文以及论述各门课程的体系和基本原理，其目的在于引导学生掌握系统的知识，如学会通过分析条文和逻辑推理得出正确的答案。他们大多喜欢联系古今中外的理论资料介绍、分析和评价法学基本理论或学术观点，而忽视对具体个案的分析和研究、对学生进行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及如何运用理论对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概括和总结，造成理论与实际的严重脱节。这种教学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生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的缺失。学生往往注重理论意义上的概念、分类、性质、特点、意义等问题，只会机械记忆基本原理和法律条文，未能真正掌握并运用它们分析实际问题的方法技巧。于是，从事法律职业所必需的一些技能，在课堂教学中均得不到必要的训练，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也被抹杀了。一些教师意识到这方面的不足，尽量在讲授中引用一些事实和案例对基本原理和法律条文加以解说，但此种方式也只是将案例作为例示加以运用，即在讲授了法律规则和法律原理以后，举出案例加以说明和解释，然而囿于课堂讲授的形式要求，对于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却于事无补。同时，讲授式教学法过于注重法条教育，教师较少考虑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也较少考虑社会的实际需求，往往追求理论讲授的精深，缺乏全面素质教育的实践技能的培养，缺乏怀疑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培养，从而使培养的学生很难进入工作角色，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此外，讲授式教学法极少需要学生努力学习和具有创新精神，同时学生被拘束在课堂里，被占用的时间也非常多，这导致学习效率的低下。

(三)不利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讲授教学法课堂教学方法“单打一”，基本上是教师台上讲得口干舌燥，学生在下面记得胳膊酸手疼，具有呆板、填鸭式、不能很好调动学生积极性的特点，教学手段单一、呆板，教学内容比较枯燥、抽象，学生接受起来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理论和实际脱节，对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实际经验则涉及较少，培养的学生动手能力差。灌输式教学在课堂中仍占据主导地位，不注重开展师生交流、师生互动，不重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减少了学生动口、动手、动脑以及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机会，压制了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

二、案例教学法的价值

“案例教学法”(Case method)，又称“苏格拉底式教学法”(Socratic method)是英美法系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等国法学院最主要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Case Method)在美国法学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美国法学教育中最主要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是19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C.C.Langdell，1826―1906年)首创。到20世纪初，案例教学法在美国各重要法学院推行。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经受实践考验的案例教学法已经广泛为美国法学院所信服和普遍使用。案例教学法实际上是通过研究法官的判决来掌握法律的基本原则与法律推理，在教学法上以苏格拉底问题讨论法(Socratic Method)代替传统的课堂讲授。具体而言，案例教学法是指在法学的教学活动中，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需要，以一个具体的典型案例为出发点和主线索，在教师的引导下，将学生带入真实案例或虚拟案例，以学生为主体对案件进行讨论分析以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与传统的讲授式法学教学方法比较，其对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一)有利于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

在案例教学法中，教师需要作为组织者组织、引导学生围绕教学目的开展案例分析、讨论活动，这不仅要求教师拥有渊博的法学理论知识、丰富的教学与实践经验，同时要求教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保持高度敏感性，不断地从司法实践中收集和整理适宜教学的新案例。此外，在进行案例教学过程中，要求教师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分析理解能力以及反应能力以组织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案例教学法对教师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这就能够大大调动教师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和从事教学改革的积极性，从而不断地改进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水平，以适应教学的需要。

(二)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案例教学法的主要优点是能够为学生提供一种真实的法

律环境，提供进行法律分析的素材和机会。这样，通过大量案例学习法律的学生就能够有更多的法律运用的训练，“像律师那样思索”，使其在分析案件、进行辩论、起草法律文书等技能方面的训练得到强化，在毕业后很快地适应实际的法律操作。案例教学法的教学素材是教师选择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而非枯燥的法条、概念和理论，因而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学习案例中所蕴涵的法学知识的积极性。在案例教学法中，学生学习由被动接受知识变为主动索取知识。在此过程中，学生必须查阅相关法律法规，搜集并整理有关材料，对案例中所提出的问题必须自己独立设计出解决方法或途径，并且充分说明该方法或途径的可行性。在整个教学活动过程中，学生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的多向信息交流的开放式活动，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问题，围绕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展开热烈讨论，教师一般不发表任何意见和进行任何法学内容阐述。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系列积极的创造性思维活动，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一个优秀的法学教学案例必然会牵涉众多法学部门及其他非法学部门的知识(例如，分析一个经济犯罪的案例，就涉及刑法、刑事诉讼法、经济法甚至有关的具体经济业务知识等方面的问题)，案例教学法有利于克服目前我国法学教育条块分割的弊病，有助于学生形成连贯的知识体系并拓展其相关知识。更为重要的是，案例教学法通过给学生提供一次认识和解决法律问题的模拟临战的机会，使学生们能够得到一定的法律职业应用能力(如敏捷的思维能力、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和雄辩的口才能力)的训练，因而毕业后能很快适应法律具体操作实践的需要。

(三)有利于形成师生间的良性互动

案例教学法事实上是一种实践教学模式，它要求学生课前阅读有关案例，通过阅读案例寻找规律，进而探求法官居中判决时的原则依据。在教学过程中，既有教师和学生之问的问答，又有互相辩论，通过互动。加深学生对法学的理解并使其具备基本的实践能力。这种师生双方平等的、对话式的、探讨式的互动教学模式，不仅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探索问题的兴趣，也锻炼了学生运用法言法语的能力、法律逻辑上的思维能力和判断的能力，从而大大提高了法科学生的实务操作能力。在案例教学模式下，整个课堂教学呈现以学习和学生为中心的导学特征，教师注重学生解决问题的扩散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课堂活动的主体是师生双方。

三、案例教学法具体运用方式

案例教学法取得的效果，取决于教师所准备的案例的质量、课堂讨论的情况以及教师适时的总结。因此，围绕这一目的，教师和学生必须根据自己在案例教学法中的作用，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一)精心准备案例

首先，准备的案例应该具有典型性。要根据教学目标的需要选择有代表性的案例，案例内容要能与被说明的法学原理或法律规则具有关联性。在法学教学中，必须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选择案例，并设定不同的案例要求。在成人法学教学中，应多做生动、直观的案例教学的讨论。报纸、杂志、电视台和网络等媒体披露中有大量现实案件，这样教师可以分门别类地选择、整理出具有代表性的法律案例，特别注意所准备案例应该是能够解释清楚一个或数个法学理论的知识难点或法律条文的内涵及其运用。其次，准备的案例应该具有疑难性。教学案例要具有一定的难度，要提供多种处理意见，让学生扩展思路，在讨论中各抒己见，去思考、比较，给学生开辟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避免采用单一化和模式化的僵硬思想模式，从而调动学生积极性，提高认识，巩固相关理论知识。再次，准备的案例应当注重推理性。一方面，要注重案件事实的分析推理；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法律适用的推理，案件的处理结论应该是缜密推理的结果。学生在掌握了合适的推理手段之后，才能真正掌握法学的思维方式及正确适用法律的能力。最后，在准备的案例中设计的问题富有启发性。案例中蕴涵的问题并不在多，而在于能否启发思考，能否给学生留下较多的思维空间。因此，在准备的案例中设计的问题应给学生留下思考的空间，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引导课堂讨论

教师在课堂上主要起引导启发作用，教师呈现案例，提出关键性的问题。在学生讨论时，教师应给予适当的引导，启发学生从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去思考、去争论，最好达到激烈辩论的效果。对学生的疑问可以进行解答，但不能进行系统性和结论性的讲解。教师可以协助学生理清思路，使他们的观点更能站得住脚。如果学生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尚不成熟，教师可以通过提问其他同学的方式对他给予支持，帮助他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更为扎实的基础之上。应该鼓励学生积极发言，争取让所有学生都有展示自己观点的机会，同时，也提供了解其他人的不同观点的机会，要鼓励学生提出各种不同的主张，不要批评不同的意见，认识上的不同是正常的，对一个复杂的案例，极少出现只存在一种答案的现象。同时，在课堂讨论时，教师也可以适时给出一些线索，使学生注意调整自己的视角，以便思考问题时不偏离方向。

(三)总结案例讨论

总结案例讨论可以将整个案例教学推向高潮，达到讲授式教学法所无法达到的效果。它可以使教师帮助学生找到分析案例的切入点，向学生传授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使教师更准确地掌握学生在哪些方面存在不足，以便及时调整课堂教学重点；可以使学生发现自身存在的不足，使今后的学习更具有针对性。因此，案例讨论结束后，教师应及时总结讨论。对讨论中学生提出的各种观点，教师不能采取简单否定或肯定的做法。教师应客观、公正地评价学生的各种观点，指出本次案例讨论主要解决的问题和思路，对学生讨论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可作出深入讲解，提出自己的观点，以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法学教育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学科内容和人才素质均与社会实践紧密相连。具体到法学教育，我们能否培养出信念上理解法律精神、追求社会公正、能力上熟悉法律知识、掌握法律技能的高级专门人才，是衡量法学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体现在教学计划、课程体系乃至于整个学校教育教学运作机制能否适应社会对法学人才的需求上。案例教学法相较于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法具有明显优势，强化了实践教学的作用，较好地体现了应用性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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