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探索论文范文

艺术探索论文篇1

关键词：室内设计；汉画

1 关于南阳汉画

南阳汉画像砖、画像石的神秘气息、浪漫精神，丰富的想象力及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特征，形成中华民族的本土艺术精神，汉画像中的动物、神兽和人物、仙灵在形象特征表现上运用了想象、奇幻、夸张、神似的手法，生动奇丽，暗示性地传达了汉画的精神内涵与品质，南阳汉画的奇幻神似的形象特征，在超越时代局限的同时，在艺术成就上实现了艺术的精神内涵创造和艺术形式内涵创造的完美结合，艺术表现方面比较多样化：

(1)雕刻技法多样化，主要可分为平面阴线刻，凹面阴线刻，平面剔底浅浮雕、横竖纹衬底浅浮雕以及局部的高浮雕等。其中又以横竖纹衬底和平面剔底浅浮雕为最多。(2)画面布局疏朗，主题鲜明突出。(3)形象刻画不饰细部，注重整体效果。简略的大轮廓显示出粗犷、豪放的审美特点，(4)恰当的夸张和变形，使南阳汉画迸发出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气势，(5)画像线条流畅，动感强烈，如行云流水，又似轻歌曼舞，充盈着浪漫、洒脱的美学情趣。

2 室内空间现状问题透视

室内设计在我国成为一门专业仅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在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派作品的学习、模仿甚至抄袭的启蒙扫盲之后，中国室内设计开始步入了自己的创新阶段。不少室内建筑师已经在思考如何“创新”，如何“体现地域文化元素”，提出“本国特色”的需求，应用某些手法已反映了是在不自觉地应用某种艺术文化元素。WWW.133229.coM

室内设计元素的开发需要中国室内建筑师不断地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总结，将认识向理论高度升华。同时，室内设计又是多元的，除了满足人们的视觉需求外还有精神需求、文化需求、物质需求、使用需求、环境质量需求……所以我们对室内设计理论的探索也必定是多元而又丰富多彩的。

3 汉画在室内空间的应用

3．1 风格定位

(1)中国古典风格。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文化主干，强调的“礼”制约着中国伦理道德，也制约着人们的生活起居、伦理观念，民俗礼教的载体，在比较封闭的室内，主仆分明、长幼有序、尊卑有别，既能分割，又便与联系。在传统建筑装饰中追求个性的无拘无束、妙肖自然，“丰富完满之美”“空灵脱俗之美”“天人合一”之意境之美，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注重理想浪漫的“神似”及“情”与“理”交融，同时影响到室内的陈设，所以汉画作为中国古典设计元素足已体现出“礼”的境界。

(2)新古典风格。

①“形散神聚”是新古典的主要特点。在注重装饰效果的同时，用现代的手法和材质还原古典气质，新古典具备了古典与现代的双重审美效果，完美的结合也让人们在享受物质文明的同时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②讲求风格，在造型设计的不是仿古，也不是复古而是追求神似。③用简化的手法、现代的材料和加工技术去追求传统式样的大致轮廓特点。

新古典设计风格在当今室内设计中是比较流行的，在室内装饰上可以采用现代的手法和材料将汉画的体现出来，勾勒出汉画的轮廓，在空间增添出古典的气息，文化的韵味。

(3)帝国主义风格。

帝国风格作为法国第一帝国时期的一种风格，它显示一种权威，以男性为中心，线条硬朗，气派豪放。在举行第28届雅典奥运会时，中国与希腊联合发行《奥运会从雅典到北京》纪念邮票，其中的“北京天坛祈年殿”邮票背景衬图及小版张边饰采用了南阳汉画像石——武士，从而展现了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达到一种文化交融的效果。由此，我们尝试可以在此风格的装修中加些汉画元素。帝国主义风格体现的都是些硬直的线条，汉画一般体现的是曲线，当一种风格体现硬直的线条时，曲线的运用更加重要。帝国主义风格是炫耀般的，毫不掩饰的，高调的，汉画则需是含蓄内敛与低调的，这样的搭配在不动声色中达到视觉平衡、做到以柔克刚的效果。

(4)新汉代风格。

张锦秋师承梁思成先生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时空观和“和而不同”的创作观，新汉代风格不同于古典风格，它应是现代功能技术与早期文化特征的和谐统一，例如可以利用现代技术表现汉代的设计风格，在跨度、大空间的营造，采光、通风等各技术层面满足内部空间的使用要求，使其成为展厅、浴场、饭店等功能性场所。其次，在表现汉代风格文化的特有气质和内涵上，对空间形式的处理，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将汉代建筑的符号特征经过艺术的加工，创造性的表现出来。例如平直、古朴的檐口，简洁、雄健的柱饰；高耸、气派的石阙等，将这些元素提炼、加工，运用现代的设计手法加以表现，在建筑细部上对汉画中的人物、动物、植物、文字、几何纹、云气等纹样进行抽象再造，打造质朴、雄浑的新汉代风格，设计中可以在重点区域使用“方”、“圆”为母题组织平面布局，突现“明堂辟雍”的传统理念。色彩上以灰白色为主调，在檐口等重点部位使用红褐色加以点缀，典雅而醒目。

3．2 汉画题材的选择

(1)祥瑞、辟邪升仙类，

其中的祥瑞动物有青龙、白虎、鹿、大螺、玄武(龟)、朱雀(凤)等，以及许多叫不出名字的怪异禽兽。升仙的方式主要有羽人戏龙或乘龙、驾虎骑龟，鹿车、虎车、鱼车等。

(2)舞乐百戏类。

常见的舞蹈有建鼓舞、踏鼓舞、长袖舞、七盘舞等。杂技与幻术项目主要有倒立、飞剑跳丸、冲狭、弄壶、吐火等，

(3)角抵戏类。

其表演形式可分为人与人斗、人与兽斗和兽与兽斗三种，前两种又包括徒手相搏、持械相斗和戴假面具等多种形式，斗兽画像中常见的动物有牛、虎、熊、兕等。

(4)天文星象类。

典型画像有刻有阳乌或三足乌的日轮、刻有蟾或兔的月轮、表现日食天象的“日月合壁”、象征“四宫”二十八宿的“四神”、牛郎织女星、北斗星、苍龙星座、白虎星座、慧星(蚩尤旗)等。

(5)神话传说类。

伏羲、女娲、羲和、常羲、羿射十日、嫦娥奔月、雷公出行、风伯、雨师、河伯鱼车、东王公与西王母等。

(6)装饰图案类。

主要有菱形穿环、菱形套连、十字穿环、三角形图案等数种。

3．3 汉画在室内空间界面的体现

(1)墙面，在室内设计中，墙面的装饰效果一直被设计师所重视，也是大部分设计师发挥艺术能力的重要载体。将汉画发挥到墙面的装饰上是不难的事情，采用的材质空间比较大。

(2)吊顶，在室内装修中，一般采用木龙骨做骨架，用石膏板或木材做面板，涂料或壁纸做饰面终饰的藻井式吊顶，做这种吊顶时，我们可以将汉画图案绘制在藻井中间的位置。石膏板吊顶在室内空间应用的非常广泛，这种吊顶一般都采用在空间的四周，这样避免降低空间的高度。这样在吊顶的中间就可以采用汉化的图案。例如，酒店大堂、宾馆的吊顶中间，酒店包间的吊顶中间等等。

(3)隔断。隔断工程，近年来发展较快，许多地区已采用。隔断工程种类繁多，它能代替繁重的抹灰饰面工程，隔断的种类比较多，有活隔断、死隔断、家具隔断、立板隔断、软隔断、推拉式隔断，在隔断上采用汉画艺术是比较灵活的，可以以实体的模式进行绘制，也可以以镂空的模式进行雕刻。

(4)地面。理石拼花在大堂空间的人口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通常采用的理石拼花均为一些几何图案，造型比较单一，缺少一些艺术特色和文化特点，如果在理石拼花上采用汉画的图案一定会增添不少艺术效果。

3．4 汉画在室内空间的制作方法

(1)绘画。汉画是中国两汉时期的艺术，其所涵盖的内容主要是两部分：其一为绘画(壁画、帛画、漆画、色油画、各种器绘等)。

(2)浮雕，汉画所涵盖的内容的另一部分为画像石、画像砖、画像镜、瓦当等浮雕及其拓片。

艺术探索论文篇2

摘要：对摄影与美术比较、摄影艺术的本体性及边缘性的美学理论探讨，更新数码摄影理论与教学知识结构等，都是这门学科在教研中所面临的新课题。

在艺术高职院校里，摄影作为一门素质教育的课程，起着培养美学品味、提高审美水平的作用。要想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可从数码摄影理论与实践、摄影美学与摄影教学结合等方面予以加强。

一、摄形与美术的横向比较

在横向与美术比较，纵向与摄影历史发展比较的基础上，探讨摄影艺术的自律性及与兄弟艺术的联系性，能促使摄影眼光、品味和美学理论修养的提高。

美术的特性具有造型性、视觉性和空间性，在平面或三维空间塑造形体、创造可视性的艺术图象。论文百事通绘画雕塑具有瞬间凝固或静态的特性，与摄影关系最近。所不同的是媒介材料。美术思潮的写实技法、流派在摄影发明后，趋向更为主观的风格和流派的发展，甚至有意与摄影拉开语言距离。摄影以纪实性语言特性见长，深受美术的现实主义、写实风格等影响。

从媒介材料上看，摄影是光与影的色彩交响的瞬间组合。摄影通过光化学、数码等成像，极具感性特征，是主体和客体的空间交融。

以当今电脑技术数码影像占主导和统治地位的高科技为后盾的映像艺术(电视、摄影、计算机)昌形成规模，科学技术所产生的视觉艺术形象，不仅意味着它从根本上制约着设计艺术的更迭和演化(手绘、喷绘等手法己逐步被摄影图像、计算机辅助设计等现代高新技术所代替)，反作用于美术、设计艺术，而且还对人的思维模式和情感体验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数字图像后期处理的方便，颠覆了传统暗房复杂繁琐的工艺。美术构成了新的设计艺术形成的技术基础，数码影像则是新的艺术形成产生的审美心理基础。

在这一单元中，结合美术与摄影的共同点，重点讲授构思构图、色调构图、风景人物静物等专题:同时，将美术与摄影碰撞交融所产生的流派风格等，融合在纯粹的技法传授中，使学生具有更开阔的眼界。

二、摄影艺术的本体性

摄影与美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对摄影自身语言特性及其艺术规律的研究，属于摄影美学的范围。

随着艺术思潮的发展和数字时代的来临，典型性的瞬间艺术，已成为传统艺术或一种流派风格的代名词，艺术图像越来越多元化了。摄影象美术那样，可以表达类似超现实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多种图象，可以先设计构思，再摆放物体来摄影和后期进行特别加工。电脑数字软件使这类摄影变得越来越可行，更具有视觉传达效果上的陌生感。这类观念性图象的特征，是具有可计划性和可预见性；而且，摄影也可以象现代美术那样，表达一种多义化的“有意味的形式”。仅靠“纪实性”、“典型性”已远不能解释摄影的本体性了。因此，艺术摄影是包含着具有艺术真实的纪实性或观念性的图象信息，具有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

摄影具有自己所特有的静态的二维图象性。摄影作为静态的图象，与动态摄像、三维雕塑区别开来；二维空间的绘画尽管也是一种决定性的瞬间来形成静态的二维图象，但它的完成并非是瞬间成像的。而且媒介材料根本不同。从摄影的媒介方式上看，前期有银盐化学媒介感光、电子感应技术数字成像两种；后期是传统暗房冲印技术、丰富多彩的电脑数字软件加工。用“画笔”—各种照相机进行前期拍摄和后期暗房(数码暗房)加工，实现图象的产生。

摄影具有独一无二的自身语言。摄影的光圈与速度的组合，可以产生虚实快慢的各种变化。’镜头长短的选择，可以表现不同透视效果的图像视角。在一个底片上，用多重曝光可以产生多重图像的特株效果。一幅平庸的素材，在后期处理中，可以升华成鲜明生动的艺术性图象。胶片的颗粒性如加以突出，能具有语言的纯度、冲击力和缺陷美感。摄影构图剪裁的可塑性，往往能使素材“废片”成为好片甚至是艺术品。对光影造型元素的巧妙组合，更是摄影的长处和奥秘。越是切近这些语言特征的图像，越能体现摄影的自身魅力。

艺术探索论文篇3

【论文摘要】创新是艺术发展的动力。艺术创新受到民族文化、道德、法律等社会条件的制约。对危害社会又阻碍艺术健康发展的极端的艺术探索、艺术创新,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是错误的。宽容对待艺术探索、艺术创新,展开正常的艺术批评,是艺术繁荣和发展的要求。

创新是艺术发展的动力。艺术要发展,就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然而,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探索和创新,探索和创新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不顾民族文化、道德、法律的制约,热衷于展现黄色的、的主题和出格行为等等所谓的探索和创新,既不利于艺术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一、民族文化、道德、法律制约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为社会意识形式之一的艺术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艺术虽具有能动性、创造性等特点,但它必定受到社会存在的制约。艺术探索、艺术创新只能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前提下进行。人类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复合体,经济政治文化又具有内在的联系。一方的变化受到其它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方的变动必然引起其它方面的变化。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政治经济的制约而单刀直入,也不能离开政治经济的制约而畸形发展。文化是由科技、文学、艺术、政治法律思想等因素构成的精神力量。组成文化的各因素是互相渗透互相作用的。因此,作为文化因素之一的艺术的探索和创新,不能不考虑道德、法律等因素的制约。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相互交往越来越密切,相互碰幢越来越激烈。如何正确对待外来文艺思潮对我国文艺的影响,是摆在我们面前而又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同志早就指出,对待外来文化应本着“洋为中用”的方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在艺术探索、艺术创新中,一些人分不清香花和毒草,对外来文化全盘照搬,机械模仿。近几年,对我国艺术影响较大的是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消解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艺术作品与非艺术作品的界限、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把艺术与非艺术、艺术作品与非艺术作品、艺术与生活等同起来,取消艺术的审美、认识、教育等功能,是后现代主义文艺的基本特征。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负面影响下,艺术领域出现了以消解民族文化、道德,甚至法律为时尚,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象,浮躁、刺激、自我抚摩、回避是非、消解道义、逃避责任、告别崇高、低俗化、庸俗化等有所抬头。前几年,行为艺术极端化比较突出,吃死孩子、烙印、植皮、把人脑制成脑浆到超市去卖、男女摞在一起等行为被赋予了艺术的意义。近几年,也出现了《@41》及把自己的女性外阴特写照公开展出的事情。搞笑要有一定的限度,超出一定度的搞笑就会走向变态。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能看到一些搞笑走向变态的“艺术作品”。如可口可乐广告竟是在卫生巾上用可口可乐的颜色涂上可乐瓶的图案;红艳艳的双唇张着大嘴的男性小便池;男青年戴着镶有丰满“”的围巾,女青年穿着织有逼真“男性生殖器”的裤子……。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度”,一旦超出了它的“度”,就会走向反面。任何民族的艺术都有其文化积淀。脱离文化的艺术是悬空的,是没有生命力的。中华民族有其丰富的文化基础,有重伦理道德、重人格修养、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而极少数行为艺术家搞的所谓“行为艺术”与我国的道德、法律相悖,实属“垃圾文化”,丑恶行为。当某行为艺术家食死婴、喝男性生殖器泡的酒的行为公布与世时,连外国记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前卫艺术的大胆堪称世界之最。康德告诫人们应该从艺术中看到道德的责任。如果艺术没有道德的责任,就会变成社会的毒素。

离开民族文化民族道德,以艺术的名义,进行所谓的创新,实际上是为了名和利。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重要的不是艺术,而是艺术的‘生效’。艺术的背后是金钱。金钱是酵母,是,是动力,是手段,更是目的。金钱的魔力人人皆知。金钱不仅可以使艺术家变得艳俗,同样可以使批评变得浮夸。……美元、市场才是衡量艺术家成功的标准。艺术家成功了肯定有钱,最有钱的艺术家肯定就是最成功的艺术家。于是,按照这种’现钞主义’价值原则,吕澎的‘90年代艺术史’在一些人眼里,自然也就成了变相的财富论坛或者类似财富排行榜的化名册”。“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政治波谱、玩世现实主义等品牌化艺术以及至今仍在’倒卖’中国古董的艺术家的的一些作品已成为西方艺术大餐不可缺少的中国‘春卷’。……它部分地满足了中国艺术家渴望与西方交流、对话的欲望,并使一些艺术家一夜暴富或步入小康”。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某艺术批评家“面对当时正轰轰烈烈的中国前卫艺术用最不招人喜欢的腔调说:中国前卫艺术家都是倒爷”。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优秀的艺术作品以美的感染力来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号召人民,动员人民。落后的腐朽的黄色的的艺术作品是污染社会,败坏道德的毒源,是毒害人民的鸦片。离开民族文化、道德、法律所谓的艺术探索艺术创新是艺术发展过程中的毒瘤,其危害性不可低估。如不坚决抵制,就有进一步蔓延的危险。艺术探索、艺术创新是艺术发展的有效途径,不能因为存在一些背离民族文化民族道德甚至法律的“艺术”行为,就全盘否定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总书记在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指出 “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文艺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的积极创新,大力推进文艺体裁、题材、形式、手段的充分发展,才能创作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不断增强文艺的时代感和吸引力”。

担当起重大的社会责任,肩负起神圣的历史使命,是党和人民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积极反映人民心声,反映时展的步伐和趋势,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体现,是文艺创作的不竭源头和生命力所在。

二、对危害社会又阻碍艺术健康发展的极端的艺术探索、艺术创新,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是错误的

后现代主义宣扬“当代艺术可以乱搞”、鼓吹“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否定基础主义、本质主

义。后现代主义鼓吹艺术创作无须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艺术作品也无须反映事物的本质,只要反映生活的瞬间就行。离开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优秀道德和法律相悖的极端的“艺术”行为之所以有一定的市场,在于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对我国的负面影响所致。在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负面影响下,有些艺术家没有崇拜对象,没有权威,主张艺术创作无,无规则。他们敢于向优秀文化、道德、法律挑战,自认为吃死孩子、植皮、放血、烙印等是在艺术探索,是在艺术创新。对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中存在的不良现象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客观上助长了极端的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的蔓延。

担心对极端的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的批评会影响艺术发展,主张不要对艺术创作进行批评,让社会和观众去判断、取舍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认为艺术发展就象“大浪淘沙”,随着时间的推移,好的作品终会保留下来,不好的作品终会淘汰。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淘“沙”?是通过争鸣,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淘汰落后的腐朽的因素,还是让极端的“前卫艺术”随心所欲的蔓延。认为艺术创作只对艺术家的内心负责,不必背负沉重的社会责任的观点,同样是错误的。艺术只是表现,只对自己负责的观点与发展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道而驰。

担心对极端的前卫艺术的批评会导致相反的结果,认为“批评就是宣传”,因而放弃批评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观点认为在极端的前卫艺术作品未公开之前,民众在未知的情况下,最好不要报道它,批评它。如果报道它,批评它,客观上起到了宣传作用。笔者不同意此种观点。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封锁消息是不可能的。

认为本来清楚的概念和问题,经讨论后反而变得五花八门,越来越不清晰,因而主张对流行的某些艺术思潮不去讨论,不去争鸣的观点,实质上是逃避的表现。对文艺思潮展开讨论,势必引起各种观点相互争鸣。通过争鸣,才能统一认识,才能防止和克服错误思潮的影响和侵蚀,才能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认为讨论使问题越来越糊涂的观点,在于只看到讨论的某一阶段,而没有看到讨论的全过程所致。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艺术探索中出现的有悖文化、道德、法律的行为应展开争鸣

和批评,引导艺术探索、艺术创新走上正确的道路,是正直的艺术批评家、艺术评论家的责任和使命。

三、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艺术探索、艺术创新

对待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应采取宽容的态度。只要不是,反人类,反道德的艺术探索,都不应该横加干涉,但正常的艺术批评,还是应该具有的。思想问题认识问题只有通过争论,通过说理斗争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对待艺术探索要以冷静的态度,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平静地面对,切不可凭着一时的激情和冲动,横加指责,粗涉。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有区别。道德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道德。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各行各业又有自己的道德。艺术领域自然也有自己遵守的道德规范。社会道德与行业道德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社会道德是对行业道德的抽象和概括。由于各行各业的特殊性,其道德又有独特之处。一般来说,行业道德不能违背国家民族的道德。艺术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道德规范。从艺术发展角度上来看,对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应持宽容的态度。但宽容不是无原则的,无限度的,宽容应有自己的底线。

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标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艺术探索艺术创新必须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由于艺术的特殊性,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艺术探索及艺术创新不同的标准。

有些艺术家从艺术发展的角度出发,片面强调艺术探索、艺术创新。这些人认为艺术具有相对独立性,超出一般人的审美能力和道德要求。艺术探索要排除一般人的干扰,不要过多地考虑社会道德的制约。至于社会的稳定和道德的文明,那是政府的事情,不是艺术家考虑的问题。这种观点割裂了艺术与社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错误的。艺术是社会的艺术,个人是社会的个人。艺术作品只有与社会进步社会道德相一致,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精神保障和动力,才具有生命力。那些与社会进步社会道德相悖,污染社会环境,消磨人们意志,腐蚀人们心灵的艺术,肯定会遭到人们的反对,是没有生命力,没有前途的。艺术家个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艺术家创作也不是纯个人的事情。如果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作品,成为陶冶人们情操,激励人们奋发前进的精神力量,就会得到政府和民众的支持。如果创作的作品是危害社会的毒素,自然遭到社会的反对。

大多数艺术家从社会稳定与艺术繁荣相统一的角度出发强调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要与时俱进,与时代同步伐。坚持党的文艺方针,正确处理社会道德和艺术道德的关系,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创作出鼓舞人们斗志,激励人们奋发前进的不朽作品是时代赋予艺术家的神圣使命。

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受社会道德的制约还是受艺术道德的制约,一些人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任何人都是社会的人,都生活在社会环境之中,他的一切言行都要受到社会道德的制约。因此,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必须考虑到社会道德的容忍程度,考虑到民众的接受程度。但艺术又有它的特殊性,在社会道德制约的同时,又有它的自己独特的道德。艺术探索艺术创新不仅要遵循艺术道德,而且要考虑到社会道德。艺术家寻找社会道德与艺术道德的结合点,是艺术探索的题中之义。

艺术探索论文篇4

尽管新时期的美术在艺术形式的探索上超越了文学一小步，但194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思想的封闭与意识形态上的控制，代表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想的形式问题根本很少被探讨，即便有所探讨，也只是将形式美“归结到画家各自的审美观点和风格尚好”，或者是艺术家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观点”，③更多时候，形式问题成为文学艺术界的一个。“”时期，“美术的形式语言问题被消解，而内容、立场、身份、目的等方面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原则决定了一切。”④即便在新时期开启之时，文学艺术界依然未能摆脱艺术理论中的教条意识，例如茅盾在1978年就形式主义文学作品发表的有关见解：

形式主义的文学作品或则是剥削阶级及其帮闲们的娱乐工具，或则是为欺骗、麻醉劳动人民以求巩固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的，或则是按照作者的主观愿望，标新立异，哄动流俗，但除了一小撮的追随者，是无人欣赏的。这一切流派，其共同点是追求形式上的华丽幽雅（封建贵族及其他剥削者所喜爱的华丽幽雅），怪诞诡奇（甚至以使人看不懂为超凡入圣），而完全忽视内容的思想性，甚至主张内容的无思想性。所以形式主义文艺流派必然没有生命力，只有一二国家中像新牌化妆品似的轰动一时，旋即消歇。⑤

对于美术构成的主体、造型与视觉的艺术——绘画而言，其存在方式必然依托于形式，如果扩大了说，“一切艺术都是形式关系的发展结果，哪里有形式存在，哪里就有移情作用发生。”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理论家有不同的形式观，但形式之于美术的重要性，应该是现代以来艺术理论家所公认的。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刚刚启动，西方思想大潮尚未大量涌入中国，文学界对艺术形式问题并不能形成自觉的认识，形式问题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问题依然囚禁了不少艺术家和理论家的思维。

如果认识到美术本身即需要造型，应该也不得不突出艺术品的视觉效果，那么少数有着艺术造型敏感的艺术家——如同前述黄永玉在1976年为纪念堂所作绘画——在新时期前期即已较为自觉地开始了艺术形式的独立探索。吴冠中便是这样的例证，他20世纪40年代从法国归来，新中国建立后，首先从人物画转向了与政治关系比较疏远的风景画。在风景画中，吴冠中探索了现代艺术形式。“他的油画风景是抒情的，笔触轻快的”，将西方油画家的风格与中国人的空间感结合起来，突破美术意识形态的束缚，用一些抽象艺术技法表达更为浓厚宽阔的情感，真正“将油画风景引向了中国画的方向”，⑦营造了油画与中国画相结合的新的造型空间。不仅是创作实践，有着极深文学修养的吴冠中在1979年即率先提出绘画“形式美”的重要理论命题。⑧

在《绘画的形式美》中，吴冠中提出了若干有关形式的艺术问题。他认为：“造型艺术除了‘表现什么’之外，‘如何表现’的问题实在是千千万万艺术家们在苦心探索的重大课题，亦是美术史中的明确标杆。”指出了形式对于造型艺术的重要性。他说：“在造型艺术的形象思维中，说得更具体一点是形式思维。形式美是美木创作中关键的一环，是我们为人民服务的独特手法。”通过确认形式美的法则，吴冠中指出了艺术风格的问题，他说，“风格之形成绝非出于做作，是长期实践中忠实于自己感受的自然结果”。他又指出了西方科学兴起后东西方艺术形式差异的原因，阐释了“线条是构成形象的基本手段，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一大特色”，提出“要大谈特谈形式美的科学性，这是造型艺术的显微镜和解剖刀，要用它来总结我们的传统，丰富发展我们的传统”。⑨这些观点无疑在当时具有极大的超前性，不仅是美术家造型艺术实践上的自觉，也是作为文学家的吴冠中美术理论上的自觉。后来他又发表了《造型艺术离不开人体美的研究》《关于抽象美》《内容决定形式？》等文，点明了抽象美是形式美的核心等多个层面上的造型艺术理论问题，这些观点引起了“美术界对内容与形式、具象与抽象问题的讨论——《绘画的形式美》一文的发表及其引发的争鸣无异于破冰之举，打破了美术理论的一个”。⑩

吴冠中对“形式美”的阐释批判了“”中僵化的现实主义，唤醒了美术家乃至当时一部分作家审美意识与创作主体意识的苏醒，艺术中的表现问题也由此得到探讨和引起重视。他的“形式理论是实践性的，表面上看，是强调形式美、抽象美对于美术家、对于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但实际上针对的是几十年来政治对艺术的制约”{11}。吴冠中对形式美的阐释确实突破了政治化、功能化的艺术思维限制。1980年前后，文学界也开始进入“对西方各种名目的现代文艺的简单评价时期”。从1981年到1985年，“有关西方现代派和如何推进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现代化，一直是文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并逐渐形成对西方现代派文艺评介、翻译的热潮。”{12}在西方各种现代艺术思潮推动下，小说开始重视艺术形式问题，就在被称为“小说革命”的1985年，阿城的《孩子王》、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莫言《透明的红萝卜》、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韩少功《爸爸爸》、残雪《山上的小屋》、扎西达娃《，隐秘岁月》、刘心武《5·19 长镜头》等纷纷问世，对小说艺术形式进行了大胆实践。尤其是早前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等也对现代小说与现代派问题作出了独到的阐释。

由此，文学中的形式问题开始成为中国文学现代自觉的重要起点，尤其是在一些被归入“寻根文学”的作家，他们在小说形式上进行了大胆探索，同时又将这一形式纳入到乡村世界、边远地区等与中国民族文化有关的主题内容中，使八十年代文学具有了特别的现代意识觉醒与艺术本体自觉的重要价值。韩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阿城《孩子王》、马原《冈底斯的诱惑》等无一不是在这种大胆的形式探索与民族文化意识的自觉结合起来的。这种“文学创作的新形式探索几乎被推到了极致，用现实主义原则来评价这种形式探索的批评也几乎消失”，现代主义在当代文学中渐渐获得了合法性。

文学与思想界都对形式问题进行了讨论。作家王蒙以个人在艺术形式与技法方面的探索为例，认为对艺术形式的探索“永远是需要的”，但他指出，“形式也好、技法也好，这一切必须深深扎根于本民族的生活之中”，“单纯的形式与技巧的吸引力却不能成为推动创作的一个持久的与足够强有力的因素，只有当对新的形式与技法的探求得到生活的新的提示、新的刺激、新的挑战的支持和验证的时候，这种探求才是有益与有趣的”{13}，指出了艺术形式与生活现实的关系问题。思想家王元化则认为：“形式和表现手法毕竟不是文学的最根本问题。”“我们不能把形式和表现手法在文学创作上的作用加以无节度的夸大，用它作为衡量是否敢于突破和创新的惟一尺度。”提出了形式美问题的限度问题，应该说是在现代主义、现代派思潮甚嚣尘上时刻对美术家、文学界过分强调形式问题的一种反拨。

形式问题上，美术确实走在了文学的前面，无论是创作层面还是观念意识中，期刊杂志对这一问题的集中讨论也是一个例证。《美术》杂志不仅发表了吴冠中《绘画的形式美》一文，还先后组织了对具有现代意识的“同代人油画展”、“星星美展”等青年美术创作的介绍，组织了关于“内容与形式”“自我表现”等问题的讨论。从1985年下半年起，开设了“更新我们的艺术观念”栏目，对新潮美术创作进行呼应，{14}促进了美术创作与理论研究中西方现代观念的本土化。由于造型艺术对形式问题的敏感，在黄永玉、吴冠中等个人化的现代造型尝试之外，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以部分美术家开始了对西方艺术的模仿性的创作，在形式上进行了现代性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王克平等人的星星画派与北岛等人的今天文学团体之间在现代派美术与文学上的相互往来及其探索，实际上显现出文学与美术之间在现代艺术上的相通共融性。尤其是，诗人北岛的妻子邵飞便是星星画派的成员，他们共同的对现代艺术形式的思考与探索印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现代艺术思想的现实意义。星星画派与今天文学团体对现代艺术的介入、探讨与思考还存留着以“政治意识”去反“”时期的传统现实主义思想的做法，到1985年文学与美术现代新潮时，许多艺术家与作家已经完全将政治放在了一边，将西方所有的一系列现代艺术观念实践了一遍，实际上也体现了惟“形式”的现代探索的无力感。

文学创作中的情况大致与此相同，1985年之后，在文坛大肆兴起的“一些先锋小说作家开始从‘语言的迷宫’走出，又开始重视讲述故事”（好像是放弃了形式的探索）。这其实是“在完成了由‘写什么’到‘怎么写’以后，形式探索已不再是一个与现实主义原则对立的问题，其合法性已经毋庸置疑”。{15}这也将形式问题所代表的现代意识复归了其在中国当代文化艺术中所应具有的位置。正如王元化所说，“在文学史上，随着每个重大时期的递嬗，都经历了一场艺术形式的变革”，因此，“我们不能再重复过去那种不分皂白把一切有关艺术形式的探索一律斥为形式主义倾向的谬误了”。{16}

也由此开始，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新写实”作家们的生活与文学创作中已经吸纳融化了西方现代文学观念。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绝望与荒诞开始成为“新写实”小说重要内容。“‘新写实’”与‘现代派’的根本区别仅仅在于：‘现代派’文学以变形、夸张、象征和语言试验为特色，而‘新写实’则擅长展示‘原生态’的丑恶、琐碎、无聊、无奈。在精神实质上，两股思潮其实都是世纪末情绪的体现。”{17}

纵观上世纪八十年代，对形式问题的敏感显示了美术造型艺术的特征，吴冠中等具有深厚文学素养的美术家在创作实践基础上提出了形式美的重要现代命题，超越了文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文学界的创作与理论思考更为深入，影响也更大。客观而言，文学与美术共同推进了形式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在伤痕文学与美术之后，寻根文学在传统问题上的探索以及国画、中国书法的复兴，使得形式问题不再只是单纯的形式问题，而是具有了切合中国文化的本土价值，也为后来文学与美术中中国文化价值的凸显创造了思想空间。

注释：

①②⑦⑩[英]迈克尔·苏立文著，陈卫和、 钱岗南译：《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6页、第390页、第471页。

③伍蠡甫：《艺术形式美的一些问题》，《学术月刊》1963年第8期。

④{14}潘公凯主撰：《中国现代美术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第485页。

⑤茅盾：《漫谈文艺创作》，《红旗》1978 年第5 期。

⑥[英]赫伯特·里德著，王可平译：《艺术的真谛》，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⑧⑨吴冠中：《绘画的形式美》，《美术》1979年第5期 。

{11} 王林：《“知识分子的天职是成见”——吴冠中写作生涯与艺术论争》，《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

{12}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13}王蒙：《生活呼唤着文学》，《文艺报》1983 年第 1期。

{15}王尧：《冲突、妥协与选择——关于“八十年代文学”复杂性的思考》，《文艺研究》2010年第2期。

{16}王元化：《和新形式探索者对话》，《文艺报》1981 年第1 期。

{17}樊星：《论八十年代以来文学世俗化思潮的演化》，《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

艺术探索论文篇5

《中国艺术批评史》最为突出的特点，是首次系统地梳理出了自先秦至“五四”时期，在中国艺术发展的各个阶段中艺术批评思想的传承流变的过程，即“以中国朝代更迭的通常分期为经，以特定朝代里的艺术批评现象和重要的艺术批评家为纬，对艺术批评‘史’进行梳理和研究”，［1］成为国内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全面的中国艺术批评通史。之所以如此定位，是因为以往的一些关于中国艺术批评史的研究，往往是各种门类的艺术批评史，如绘画批评、音乐批评、舞蹈批评、书法批评、戏剧批评、设计批评等的大拼盘，而本书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研究路径，编著者从数千年的中国艺术批评思想中抽取出一些普适性的命题、范畴、观念等，并描述出这些命题、范畴、观念在几千年中国艺术的发展中演化嬗变的历程，力图寻找出中国艺术批评观念的共同规律。应该说，这正是艺术学学科研究的基本理念，正如作为学科创始人的张道一先生在十几年前所明确指出的那样:艺术学的目标并非仅限于归纳各门类艺术的特质，而是要总结出整体艺术的规律，［2］凌继尧的《中国艺术批评史》正是遵循着这一理念，灌注了东南大学艺术学学科长期的理论探索与研究积累，最终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成果，成为近十多年来中国艺术学学科理论研究的重要突破。

除了成功地实现艺术学研究的基本理念，撰写出一部反映整体艺术规律的艺术批评通史外，凌继尧的《中国艺术批评史》在中国艺术批评史研究领域还表现出十分显著的特点，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新的理论模式、理论范式的创造性的运用。首先，《中国艺术批评史》的写作，与传统的偏重文献史料考证的批评史论著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差异，它更重视对历史现象、古代文献的新的阐释，而这一特点的实现，是通过理论模式、理论范式的创新来完成的。作为国内著名的艺术学家与西方美学研究专家，凌继尧教授对于西方美学理论、艺术批评史都有着精深的研究，因此能够站在世界艺术整体发展的高度，从比较的视野来深刻把握世界艺术现象的规律，并力图借此建构出新的研究模式与理论范式，以之归纳中国数千年艺术批评思想的发展脉络，并做出全新的诠释，这在《中国艺术批评史》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如在第四章《＜周易＞的艺术批评思想》中，编著者在谈到《周易》中的“观物取象”和“观象制器”命题时，将其与亚里斯多德对事物的分类及看法问题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古代的造物原则使形而下的器荷载形而上的光辉”。［1］

在第十二章《主体的关切:唐前期艺术批评思想中“人”的向度(上)》中，编著者则从“主体的关切”的视角来审视李世民、李嗣真、王维等的艺术批评思想，认为唐代的艺术批评思想是从“人的向度”出发，因此“唐前期的艺术批评充盈着尼采酒神式的生命沉醉”的特征，［1］其中在分析李世民创作的《秦王破阵乐》时，编著者完全采用主体、客体、接受美学等理论来分析李世民的“悲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的艺术观念等。［1］这一研究理路与方法的探索，成为《中国艺术批评史》写作的一大特色。其次，本书着力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研究视角来考察中国的艺术批评，如在第三编《唐宋艺术批评思想》中，编著者充分吸收了来自于日本汉学的“唐宋变革”的历史研究命题的核心理念，并以此角度来分析阐释中国艺术批评思想史的唐宋变革。编著者明确说明:“本书所论述的‘唐宋变革’侧重点不在于宋代‘近世说’还是‘中世说’的历史分期问题，而侧重于转折内容及原因方面的探讨。即着重对‘安史之乱’前后，艺术批评思想史在内容上出现的大的转折变化予以论述、阐释，并综合现有的各‘唐宋转型’论的有关知识作为背景，融合到艺术批评思想史的研究中去。”［1］应该说，这为唐宋的艺术批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从而使研究视域宏阔，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诸多唐宋艺术批评研究中的难点、盲点，对中国艺术批评史的研究做出了突破。

实际上，凌继尧教授的《中国艺术批评史》对理论模式、理论范式的创新背后，蕴含着构筑新的中国艺术批评史体系，对中国艺术批评做出全新阐释的宏伟的理论设想。应该说，寻找中国的艺术批评规律，与寻找中国化的理论话语、理论范式，对于中国艺术史家们来说，是其一贯的理论追求，尤其在寻找适合中国现象的民族化的理论话语方面，花费了几代人的心力。以张道一、凌继尧等先生为代表的东南大学艺术学学科团队，正是在前辈学者工作的基础上，把自己的至高目标定位为创立纯正中国本位的艺术批评话语，并在这一方面做出了相当程度的努力与尝试，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化的理论诉求。他们的研究，在理论术语、范畴等的制定上努力贴合中国现象自身的特点，始终竭力避免简单套用西方的理论观念，尽量化用中国传统艺术批评的范畴加以改造，为我所用。此外，在述学风格上，他们也在竭力避免食洋不化的八股习气，不是构造出一些晦涩难解的理论术语、观念系统，让人震慑于其理论话语的玄奥，观之头晕目眩，读后不知所云，而是有意识地追求以浅近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理论洞察，以之构建中国艺术学理论系统与观念范畴，应该说这一特点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彰显，编者在前言中坦言，本书在写作上追求“有深度的通俗”，“‘有深度的通俗’完全不同于肤浅的通俗，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前者耐读，值得反复玩赏，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滋味，通俗的文字中蕴含着大量的知识点和信息量”。［1］

当然本书现有的探索，与东南大学艺术学的学科团队追求的至高目标相比，仍有着一定的距离，尚有很大提升空间，这较为明显地表现为，这部《中国艺术批评史》尚不能完全避免搬用西方的理论范畴、观念架构等分析观照中国古代艺术批评现象、归纳艺术批评发展规律，如书中提到唐前期的艺术批评思想时，认为“在感性的昂扬中，唐前期的艺术批评充盈着尼采酒神式的生命沉醉。舞蹈的身姿、书法的骨力、绘画的情性，都彰显着对大写的‘人’的华丽赞美”，［1］其实唐前期的艺术特征，深受佛教及西域文化深刻影响，因此过度套用西方理论来阐释，并不一定能真正揭示其特征及价值。应该说，不能摆脱使用西方的理论范畴、观念架构等来分析观照中国的历史文化及艺术现象，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各类中国史写作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的问题，对此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1930)中对中国学界善意的提醒，是需要我们不断警醒、时时注意的，陈寅恪以中国哲学史写作为例，实际是有普泛的针对性，“近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3］

因此我们盼望东南大学艺术学研究团队用更多的努力与耐心，继续摸索探寻，最终创建出贴合中国文艺发展理路，更为完善的理论话语系统，以便更加准确地描述出中国艺术批评发展及演化的历程，并更进一步在整个中国艺术学的研究中获得硕果。在这一探索之路上，我们一定要充分学习吸收前辈学人的有益经验，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方面所进行的尝试就值得我们认真学习，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写作中，本着“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的写作理念，［4］

艺术探索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方卫平；儿童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艺术化

批评和艺术，是两个很难让人联系到一起的词。前者指对文学理论的探讨和对作家作品及相关文学现象的阐释评价，它容易引起读者深奥，甚至艰涩的感觉，是偏于理性的词语；而艺术则往往为欣赏者带来形象感，相较于批评，是一个带有感性色彩的词。不过，在读了由明天出版社出版的《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后，我不由得将这两个词联系到了一起，原来，批评也可以很艺术。

其实，方卫平教授对批评方式的艺术化的倾心可以从他对“艺术”一词的钟爱中见出，在《文集》中，艺术一词所用的频率非常高，诸如艺术状态…、艺术内容、艺术思维、艺术对象、艺术敏感、艺术召唤、艺术踪迹、艺术秩序、艺术偏态、艺术回归等词语俯拾皆是。作者如此频繁地使用了艺术一词，不管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在我看来，《文集》所达到的儿童文学批评的艺术化效果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共四卷，是作者在儿童文学理论探索中所取得的成果的一次汇集。《文集》的第一卷和第四卷收的分别是作者的专著《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以下简称《批评史》)和《法国儿童文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卷二是作者的单篇评论性文章和专著《儿童文学接受之维》的合集，卷三主要是作者对中外儿童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进行的阐述，也是单篇评论性文章的结集。概括而言，《文集》包括了史、论、评三部分，我以为，作者的批评的艺术化这一风格在这三部分都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批评的艺术化，通常是指批评主体批评思维的艺术化和批评呈现形式(批评文本)的艺术化。于《文集》，作者无论是对文学理论批评史和文学发展史的探究，对文学现象的思考，还是对作家作品的体味和阐发，总是能以自己的学术激情和智慧对当时的文化语境进行独到的研读和体悟，进而以自己个性化的学术语言，为我们提供了既具理论深度又不失批评活力的学术文本。

文学史的书写，易流于史料的堆砌，因此，如何对史料进行艺术化处理显得极为重要，这就需要书写者对历史的独特悟性和对历史尺度的准确把握，这种悟性和把握主要见诸书写者以个人的史观对史料进行筛选，并以此为基础，完成文学史的文本叙事形态。

阅读《文集》第一卷《批评史》和第四卷《导论》，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作者客观而辨证的史观。作为文学史的书写者，作者往往能对具体的文学批评作出客观的评价，不管是肯定还是指出不足，他都不会以现今的标准去苛责前人。如在谈到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对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影响时，作者不是一味的否定，而是如是说，“虽然前苏联的理论模式在今天看来带有许多消极因素和历史局限，但它曾经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起到过促进的作用，这一历史事实是不能否定的”，从中，作者对历史把握的态度可窥一斑。此外，“历史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因果决定论所能决定得了的”、“理论的自信与理论的宽容同样重要”、“当然，现代早期儿童文学研究中存在这些不足是难免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等评述在书中也时而出现。不仅是文学史，《文集》的其它卷中也渗透着作者的这一史观，如“历史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历史提供了可能性是一回事情，把握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客观现实，这又是一回事情”(卷三)等。

文学史观决定着文学史书写者亲近历史的方式，方卫平先生以自己对文学史持有的激情体悟着文学史。“作者一反传统的史论述著中多见的述著者冷静的、局外人的‘中性’立场，以及隐蔽的‘幕后论理者’的角色惯例，频频在史论阐述的前台‘亮相”，这既是作者对文学史怀有激情的一个注脚，也是作者亲近文学史的具体方法——述评，它是作者的治史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激情是贯穿于治史方式中的，《批评史》和《导论》都是对历史的描述和对史实的理论阐发的结合，历史描述显得客观而冷静，理论阐发则透出作者的激情。两者的结合可以为文本带来活力和跳动感，而不见了文学史叙事中易于出现的沉闷之感。

文学史观还决定着书写者对史料进行收集、筛选和布局的方式。翔实、准确是《批评史》和《导论》在史料方面的一大特色，这无疑得益于作者严谨的治史态度。作者在《批评史》的“后记”中提到，“由于种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更由于这一研究领域(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引者注)的荒芜，人们常常在有意无意之中忽视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存在过的那些理论批评现实”，可见，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料的收集需要作者更多的努力，如作者在后记中提到，为确定中国现代第一部《儿童文学概论》的作者之一究竟是“周侯予”还是“周侯于”，而翻阅了大量资料。正是作者治学的严谨，为读者带来了阅读上的放心。虽然，史料的收集需要诸般努力，但，作者并没有为此将自己收集的史料进行全盘罗列，而是以自己敏锐的眼光对史料进行解读、筛选，这是《批评史》和《导论》在史料方面的另一特色。《导论》的工作即是“宏观描述与微观分析、总体把握和个案研究”的相互体认。《导论》主要是依照法国儿童文学历史发展的脉络展开叙述的，这即是“宏观描述”、“总体把握”的一侧。具体而言，作者在引言部分对法国儿童文学进行了整体的把握，阐述了法国儿童文学历史发展的主要特点，不仅如此，作者在其后十一章的主体论述部分述评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沿革。就“微观分析”和“个案研究”而言，作者以时间为纬对法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分期，且他对每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作了恰切的把握，如17世纪被概括为“法国的自觉”，18世纪被概括为“卢梭的世纪”，19世纪被概括为“黄金时代”，作者将法国儿童文学发展中的这一时期特征阐明为世纪特征，对此，他在前言中做了这样的阐述：“法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发展节奏与世纪更迭的自然时序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也许只是一种巧合，但它确实构成了一个独特而有趣的历史发展事实——对于本书来说，它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历史叙述线索和逻辑框架”；不仅仅限于“世纪特征”，“微观分析”和“个案研究”还体现在作者对各个历史时期内部的重要作家和作品的准确把握上，如19世纪的塞居尔夫人、乔治·桑、儒勒·凡尔纳、埃克托·马洛等，20世纪的圣·埃克苏佩利、保尔·阿扎尔、马塞尔·埃梅等，都是可以代表当时一个时代的法国儿童文学发展水平的作家。史料与理论支撑的紧密融合，是《批评史》和《导论》在史料方面的第三层次特色。人类学、文化学、阐释学等中外文艺理论在作者的论评说时有涌现，但作者并不是为了搬用理论而用理论，他通常在这些理论的挪移中，与文学史料贴切结合，从而为自己的理论建构而用。

如果说史观和亲近文学史的方式是作者主观上的努力方向的话，那么对史料进行收藏、筛选和布局的方式则是读者所见到的文本呈现方式，也是读者借以对作者艺术化书写文学史的风格进行感知最直接的中介。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主观上的内蕴同时也决定着他亲近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方式，那么，他在论评中呈现出来的又是怎样的艺术化方式呢?

理论探求是对思想深度展开的一次有意味的漫步。《文集》第二的书名《思想的边界》极富哲理性，但相信读者读后的强烈感觉是思想无边界。“边界”和“无边界”看似矛盾，其实正是作者艺术化批评处理的结果。边界是文本触角延伸的限域，无边界则是思想打破文本的格局，达到的空旷遨游状态。在有边界的文本格局里，飞翔着的思想却没有边界。从有边界的文本而言，卷二的理论格局为“理论探索”、“批评纵横”和《儿童文学接受之维》三个版块。虽然，三个版块各有侧重点，“理论探索”是对儿童文学中一个个具体理论点的探究，“批评纵横”主要是对儿童文学现象的考察，包括对一些理论批评者和批评著作的考察，《儿童文学接受之维》是对儿童文学中的“接受”课题进行的阐发，但是，不同的丰富性正突现着作者的批评个性，他总是选取能触动他的理论感动的批评点，这些批评点或者是在当时的儿童文学理论中尚且处于模糊状态、有待探讨的，或者是虽引起了诸多的理论关注，但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的话题，如“理论探索”中的“儿童文学理论逻辑起点”话题、“儿童本体观”话题、“经典”话题、“儿童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话题、“儿童文学的深度”话题和“少年读者”话题等。作者以自己深厚的理论储备，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对这些话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将童年作为儿童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等观点都给予了当时的探讨以推动作用。“批评纵横”中“对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建设”的考察、对“浙江儿童文学研究”的考察、对“近代儿童文学研究”的考察、对重要评论者的评论等。在诸般考察下，作者以自己敏锐的理论眼光，通过对当时复杂的现实的透视，发出了自己的批评声音；《儿童文学接受之维》选取的是儿童文学理论中受到普遍关注、并被加以诸多探讨的“接受”问题展开的思考。作者在对中外文艺理论，如接受美学、解释学、新批评等理论的信手拈来中，在对相邻学科，如心理学、教育学甚至生物遗传等学科知识的熟稔运用中，在将“接受”与现实儿童文学发展的联系拷问中，将“接受”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层次。在作者营造的思想空间中，读者体验到的是思想上没有边界的展开和漫游。

作为一位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方卫平教授既亲身投入这一领域中出现的许多重大探索，也为其中某些固守的观念而焦虑；既有对探索精神的积极肯定，也有对探索中尚且存在的某些问题进行的思考；既主动地融人新的探索，提出自己的见解，也乐意甚或期盼听到其他批评者不同的理论声音。

对文本的阐释集中体现了阐释者以自身的理论功底对文本进行感悟的能力。卷三《文本与阐释》，一则日文本，一则日阐释，此卷正是对文本进行的阐释，包括了“创作寻踪”、“年度论评”、“作品解读”、“域外偶拾”和“梦寻小记”五个模块。文本在这里获得了广义上的涵义，它既是指记载了儿童文学创作者创作足迹的具体作品，如《灰颜色白影子》、《彭懿童话文集》、《六年级大逃亡》和《狼蝙蝠》等，也指反映了儿童文学整体创作轨迹的文学记事，如1990年少年小说的发展，9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和1992、1993、1994年浙江儿童文学的发展等。进入作者理论批评视野的往往是当时儿童文学领域中的焦点文本，这显示了他的学术敏感性，如“创作寻踪”中对《中国少年文学书系》、对少年文学、对新的艺术常态及对《儿童文学选刊》等进行的思考，“作品解读”中对常新港、梅子涵、张之路、班马、秦文君等作家作品的关注，“域外偶拾”中对拉丁美洲的儿童小说、日本的“晴天下猪”等现象给予的注视。

作者在文本阐释的批评角度的切人、批评尺度的拿捏、批评过程的推演、结论的得出及希望的表达等方面都具个性。尽管具体的评论文章不尽相同，但一般而言，作者的批评擅长由描述切人论题，如《一份刊物和一个文学时代——论》、《青春的萌动——当代青少年文艺现象的描述和思考》、《论当代儿童文学形象塑造的演变过程》等文都如是；在理论和材料的支撑下，他将批评层层推演、不断深入，这种推演和深入并不急于将结论抛给读者，而是使读者在阅读的带动下完成自我意识中的推理过程，进而顺应地获得和接受结论的过程，艺术化的批评实现的是艺术化的接受。

批评的艺术化，需要艺术化的批评个性来支撑。细细品味《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作者艺术化的批评个性扑面而来——大气：他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批评立场，但同时绝不拒斥不同的批评话语，甚至持欢迎的态度，“我们应当欢迎和容纳那些来自各个角度和方向的理论思考和探索，因为这样的探索将会使未来的儿童文学研究保持生气和活力，也将带动和促进儿童文学事业的整体性的进步和发展”；敏锐：他对所处时代中的批评热点和焦点进行了及时的捕捉和把握，如对少年小说，儿童媒介对儿童文学文本阅读的影响等的关注；严谨：这是贯穿于他整个治学过程的学术品质。

艺术探索论文篇7

【关键词】中国油画 民族化 时代演变

明代万历七年（1579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首次将西方油画携入中国内地，当时带来的圣母像成为西方油画于中国的首次亮相。随后清代的宫廷画家郎世宁将油画在中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推进，他将油画的技法、透视融入中国传统的国画中，将传统国画的构图、墨韵用油画媒介予以表达。因此，郎世宁是在时间坐标上将国画与油画最早中西合璧的践行者。由于郎世宁所处社会形态、绘画体系之局限，其个体行为无法产生广泛影响，因此，油画民族化或本土化成为较为广泛讨论的课题亦是20世纪之后的事。

纵观20世纪中国油画的发展历程，“油画民族化”几乎伴随着中国油画自身的发展得以延续，油画艺术家对西方舶来艺术形式的改造，亦是为维护自身民族文化自尊而产生的自觉行为，也决定了油画民族化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以及其于不同时期艺术家实践、理论观点的多样性。

尽管“油画民族化”真正成为艺术界讨论的焦点是上世纪50年末至60年代初的事，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油画艺术在中国经历了五六十年的快速发展，而其半个多世纪的快速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亦为“油画进行民族化”埋下伏笔。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李叔同、吕斯百、颜文拧⒘鹾K凇⑿毂鸿、卫天霖为代表的油画先驱开始推动中国油画的发展。在当时，根据这些艺术家的绘画风格及艺术主张大致分为写实派、前卫派、新画派三个派别，写实派即是以徐悲鸿为代表的注重西方油画写实技法的艺术家群体，该群体还包括吕斯百、颜文拧⑽庾魅说纫帐跫摇P毂鸿作为其中的代表人物，其主张将西方油画的写实风格及绘画理论融入中国传统国画。前卫派则以庞薰l、倪贻德等人为代表，他们在当时是主张与西方现代艺术同步的画家群体，前卫派在艺术形式、精神的追求上也更显纯粹。而以林风眠、刘海粟为代表的新画派，其与徐悲鸿主张的“西体中用”及庞薰l探寻的“艺术之纯粹”不同，他们探寻着一条中西绘画融合之路，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而最终丰富油画语言。特别是林风眠作为“中西融合”的先行者，其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为中国油画民族化的先驱，在随后中国油画民族化探寻道路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赵无极、群、吴冠中等艺术家都或多或少受到林风眠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与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油画的民族化无论在艺术家实践，还是理论探讨方面都加快了发展步伐。50年代初期，由于当时在艺术创作方向的局限性，油画的民族化探索也仅在社会主义建设及历史革命题材的油画创作中有所突破。此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为董希文、罗工柳、庞薰l等人，特别是董希文的油画作品《开国大典》《春到》较为明显地体现了民族化方向的转变;在《开国大典》中，董希文在视觉效果中运用了写实表现，但在实际构图中做了精心的取舍、布局，在色彩表现方面由中国传统年画中汲取灵感，将鲜艳的油画颜料用色块平涂的方式予以表现，最终达到题材与表现性的融合，这在油画民族化中也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50年代末60年代初，油画艺术家吴作人、罗工柳、倪贻德等人在油画界正式开启了油画民族化的讨论，此阶段的谈论由最初参照国画展开，探讨油画艺术家是否应该同时学习中国画，但最终回归到了对油画本身特点的讨论。由于当时诸多艺术家认为应保留油画自身的特性，因此，该阶段的讨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油画民族化的探索设定了藩篱，这也让油画的民族化在随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仅流于表面。直到80年代，伴随着“星星画会”的出现、“85新潮”的到来，油画艺术逐渐脱离之前题材、样式的单一性，转而回归到油画艺术本体的探索，尽管当时有赵无极、吴冠中等艺术家在油画民族化的道路上有所突破，但当时在国内的油画界，更多的是学习西方已成过去或正在进行的艺术思潮。因此，此阶段的中国油画更为明显的是将西方油画艺术诸多风格、流派再次演绎。

纵观中国油画的民族化发展历程，油画艺术家大多数由三个方向出发，一是艺术家在尊重油画艺术自身特点、注重传统油画技法运用的同时，在选材上偏重本土化，例如中国的名山大川，具有原生态、民族特色的人物都是此方向上艺术家的选择题材，此种中西融合的方式不仅聚集了众多艺术家，而且也略显简单、直接;第二个方向相较前者在某种意义上显得有些极端，此方向上的油画民族化探索由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出发，在油画创作中往往融入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旨在探索中国哲学式的油画艺术，其中赵无极、尚扬便是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另外，在油画民族化的探索中，将中国传统国画水墨的技法、韵味融入油画创作中亦是方向之一，其代表艺术家当属秉持“风筝不断线”为艺术思想的吴冠中，在他的艺术生涯中，其将油画的元素融入国画，而又将国画的意境融入油画，在油画民族化的道路上可谓独树一帜。

艺术探索论文篇8

关键词：都市水墨实验水墨异同

讨论都市水墨与实验水墨的关系，就不得不提到“现代水墨艺术”，因为二者都属于现代水墨艺术中的两个不同类型，它们之间既有共性又存在差别。

一、都市水墨与实验水墨的共通性

1.问题背景相通

“现代水墨艺术”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水墨艺术类型，它的发端来自于两个方面的驱动，一是不满于传统水墨艺术的消极退避的保守主义做法，一些水墨艺术家开始从传统规范中走出，希望用古老的“水墨”媒材，对鲜活的现实文化情境作出表达。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将一个“现代性”的社会文化景观突置于水墨艺术家面前，古老的水墨与“现代性”相遇了。现代艺术家们面对这样一种现实文化情境，开始思考“水墨”这种古老的材质或画种有没有进入现代的可能，能否对发生在当下的现实文化情境作出自己的表达，水墨艺术能否进入当代艺术的行列及怎样进入等一系列问题。因此，“现代水墨艺术”从一开始除了以反传统的面貌出现外，还以一种现代的面貌呈现于大众面前，这也可以看作是“现代水墨艺术”的两个特征。

从“现代水墨艺术”的这两个特征来看，在80年代出现的表现性水墨、都市水墨、实验水墨等艺术形式都属于现代水墨艺术的范畴。因为偏离传统水墨规范和强调水墨的现代性表达这两个因素都是这些水墨艺术的基本特征，也是它们共同坚持着的基本理念。

2.基本课题相同

都市水墨与实验水墨面对着一个共同的课题，其核心在于：让水墨进入现代，探索水墨艺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实质上，这一课题几乎就是80年代以来出现的所有新型现代水墨艺术共同的探索目标。都市水墨的出现也是对水墨如何进入现代这一课题的思考，在这一点上它与实验水墨、表现性水墨等现代水墨艺术形式的基本精神是相通的。

二、都市水墨与实验水墨的差异性

1.角度不同

都市水墨在探索“水墨的现代转型”这一基本课题时，是从“水墨与都市”这一角度来切入的，或者说是出于对水墨与现代都市文化生活关系的思考。正如艺术批评家贾方舟所说：“传统水墨在日益都市化的消费主义时代面临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所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乡村文化的失落与都市文化的兴起，生存现实与文化环境的转型，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时间概念和空间观念，传统文化所植根的土壤被抽空了。在这种情况下，坚定地持守传统反而是不自然的，我们不得不作出新的选择。”①由此，都市水墨注重反映都市人的生存困境、焦虑及探索水墨的现代性表达，它体现出都市人文内涵和都市形式趣味，是与都市文化相匹配的一种现代水墨艺术类型。实验水墨是“85新潮美术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水墨艺术中偏离传统、关注当下、观念前卫，探索水墨与当代艺术的前沿问题，并积极参与国际交流，是具有实验艺术特质的一种现代水墨艺术形式。实验水墨在探索“水墨的现代转型”这一基本课题时，是从“水墨与当代”这一角度来切入的，或者说是基于对“水墨怎样进入当代艺术”这一问题的思考。实验水墨更强调实验的态度与精神。正如刘子建所说：“实验是一种态度，指对某一种事物有超乎寻常的想象并在信念中坚定它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理想，却要在黑暗中探索实践的行为。实验之于艺术，意义在于它执意要‘勇敢地探索前人从未涉足之处’。”②这种实验艺术态度包含着对传统笔墨言说方式的偏离、对西方标准的否定以及对自身昨天的否定，实验水墨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偏离与否定中体现出了实验艺术的特质。正是这种实验艺术特质使实验水墨在水墨艺术领域中扮演着前卫的角色，它总是冲在最前沿，去探索前人未涉足之处。而都市水墨并不具备实验艺术的特质，在水墨艺术中也不具有前卫性。因为对学术前沿问题的探索并不是其关注的焦点问题，它更关注于都市状态的研究，或者说更关注内容。

2.探索方式不同

从探索方式上看，都市水墨关注的是都市人文生活，因此，它更多的体现为对现代都市题材和都市文化心理的表现。这样一来，一些表现性水墨、写实水墨艺术，只要是关注都市的状态似乎都可以囊括其中，其实验的指向性、纯粹性不够明确，过于庞杂，没有一个共同的实验精神命题。而实验水墨不太关注题材，他们关心的是“水墨语言形式本身”的实验，表现为水墨材质的当代性实验、抽象语言的当代性实验、图式的当代性实验、综合材料的实验等。可以说，实验水墨更关注形式。另外，实验水墨艺术家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命题：即传统的水墨媒介能否进入当代艺术的格局中？能否获得当下的认可？实验水墨艺术家的风格虽然不同，但其精神命题却是相通的。另外，实验水墨艺术的一些探索方式，比如，抽象的言说方式、水墨装置、水墨影像实验及带有行为艺术、观念艺术色彩的水墨实验等，这些探索无疑已将实验水墨艺术推向了探索当代艺术前沿问题的平台。

当然还要看到在实验水墨作品中也有反映都市人困境及焦虑的作品，比如，王天德的《水墨菜单》、邵戈的《城市垃圾》系列、方土的《文明硕果·CD系列》等。但这些作品形式上没有脱离对语言、图式本身的实验，观念上体现出对水墨如何进入当代艺术的思考，表现出对水墨艺术前沿问题的探索，所以其前卫形象仍然十分明显。而都市水墨与实验水墨相比并不前卫，因为大多数都市水墨作品在水墨艺术领域并不具有像实验水墨那样激进、鲜明的前卫形象。

综上所述，都市水墨与实验水墨既有共性又存在差别，假如混淆二者的概念，无疑是对双方的艺术风格、个性的相互消耗。我们必须承认它们具有共性、交叉的方面，但这两种水墨艺术形式之所以能够在今天保持多元共存的格局，关键还在于它们各自风格鲜明的个性。

注释：

①贾方舟.当代水墨与都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