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论文范文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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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论文

社会实践论文

大学生消费结构调查与分析

首先,在学习方面,尽量考取一些资格认证,以备毕业后容易寻求工作。其次,积极参与学生会工作、社团活动,以及校外兼职工作,欲积累一定经验,因此这就保证了商家利用学生会大搞校内宣传,并充分利用兼职的高质量廉价劳动力成为可能。

㈡通过以上调研结果可以看出,大学生的基本生活消费和心理整体上是现实的、合理的,但离散趋势明显,个体差异大。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⒈大学生消费有其不理性的一面

大学生没有经济来源,经济独立性差,消费没有基础,经济的非独立性决定了大学生自主消费经验少,不能理性地对消费价值与成本进行衡量。大学生没有形成完整的,稳定的消费观念,自控能力不强,多数消费都是受媒体宣传诱导或是受身边同学影响而产生的随机消费,冲动消费。这也正是大学生消费示范效应的结果。拿手机产品来说,目前,有手机的大学生中,一部分有通信的需要,且家庭经济条件允许;另一部分有通信需要,但是家庭经济条件负担不起的情况下“趋前”消费;还有一部分是既无通信需要又无家庭经济条件负担的“奢侈”消费。而“奢侈”消费则是由大学生消费的示范效应,攀比心理导致的。

⒉大学生对品牌的忠诚度很高

大学生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会相信自己的真实体验,如果使用某种品牌产品产生好的体验,就会坚持使用,从而逐步形成固定偏好,最终形成使用习惯,保持对此产品良好的忠诚度。比如洗发水,感性认识上的气味清香,质量好,效果明显,都会促使他们继续使用下去。

⒊大学生更侧重时尚性消费

学生思想活跃,对新事物有强烈的求知欲,喜欢追求新潮,并敢于创新,消费的趋附性强,娱乐消费占全部消费额的比重很大。对企业而言,中国移动做的较好,他们借助流行时尚代言人周杰伦为“M-ZONE ”加油助威,同时利用学生追求物美价廉的心理,推出学生卡,从而赢得不菲的业绩。

㈢给商家的一些建议:

⒈为避免各大院校统一购书乱收费之嫌,国家2001年明文规定,不强制学生通过学校渠道来统一购书,因此,绝大多数学生通过班级集体在外书店订购,价格按8.5折。我认为这便为书商、网络书店提供了良机,如果在开学之际,书商能够去各大院校通过学生会主动联系采购,并且能够折价更低一些,势必会赢利不菲并能最终实现学生、商家互利互惠。同样,各大网络书店在这方面也尚需改进,其渠道不够透明,信息不够明确,这便严重阻碍销售。

⒉通过调查,可看出大学生对日用品的消费尤其是洗发水的消费比例很大。各大洗发水商家应注意大学生这一特殊消费群体,并更侧重于自身产品的差异化,特殊化,比如生产有利于清醒大脑,集中精神的洗发品牌等等。

⒊在一个地区的各大院校周边开设连锁快餐店,提供专门针对学生的特色饭菜,并凭借良好的快捷的服务,干净卫生的就餐条件必能赢的广大学生的青睐。

总之,大学生群体消费市场在逐渐扩大,人们对其关注也逐渐提上日程。因此,大学生消费市场定将成为商家的必争之地,各企业、商家应深度拓展其消费市场,抢得先机。

宫廷社会研究论文

一、诺贝特•埃利亚斯的学术生涯及其《宫廷社会》的出版

1933年他向法兰克福大学提交了一篇名《宫廷人物:宫廷社会学、宫廷社会和专制君主的构建》的职称论文,使他获得了在德国大学任教的资格。但因纳粹上台而被迫开始了流亡生涯,他先是逃到法国,随后奔赴英国。1954年他成为英国莱斯特大学讲师,在其57岁高龄时才开始其大学教师的职业生涯。1962~1964年,在他正式退休后,他到西非成为加纳大学社会学教授,在此期间他收集了大量非洲艺术品。在1960年代中期,他在德国和荷兰担任客座教授。1978年到1984年他成为德国比勒费尔德跨学科研究中心终身研究员。1990年死于阿姆斯特丹,享年93岁。诺贝特•埃利亚斯的职称论文最初写的并不是关于宫廷社会的题目,而是在阿尔弗雷德•韦伯指导下写的《近代自然科学的谱系》。这篇论文的写作提纲是在他死后在阿尔弗雷德的文件中发现的,主要探讨的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他对自然科学和艺术发展之间的关系着力尤多。在他以后关于知识、科学和艺术的著述中这个主题反复出现,但这篇论文却并未完成。在1930年他成为卡尔•曼海曼的助手时,他中断了与阿尔弗雷德职称论文的合作计划,改变了他的研究主题,转而开始写作关于宫廷社会的职称论文。他向法兰克福大学提交了这篇关于宫廷社会的论文后便开始了流亡生涯,因此这篇论文一直没有发表。直到1960年代他退休后他才发现了这篇论文的打印稿,并在此稿基础上于1969年出版了德文版《宫廷社会》一书。那篇德文的职称论文现已遗失,它与该书的异同难以考究,不过该书的第一章《社会学与历史学》是为1969年出版该书而专门写的;关于散见书中的对社会学的批判和附录1等内容都是后来才写的。

二、诺贝特•埃利亚斯主要的社会学观点

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宫廷社会》一书中对宫廷社会的研究反映了他在后来的一些著述中表达的社会学观点,即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和长时段的历史观。他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集中在《个体的社会》一书中,在书中他将个体的人置于社会与历史中来认识,认为人是一定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的产物。他认为“单个的人,从他出生之日起就被置于某种具有完全特定结构的职能序列中,他必须使自己适应这个职能序列,根据它来塑造自己,并且以它为出发点适时地发展自己”,而否定“天地初开,惟有一人,而且是孤零零的一个已成年之人”,这样,人的本质便是社会关系的构成和历史的构成。埃利亚斯不同于同时代多数社会学家,他主张在长时段中考察社会发展,反对社会的静态研究;同时又反对社会发展的目的论,强调社会发展与生物进化之间的区别。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孔德为代表的社会进化论影响很大,他们认为社会制度的发展同生物有机体一样存在着某种规律,人的自然特性决定了社会的发展,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认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生存竞争和优胜劣汰。对此,埃利亚斯一方面采取了社会进化论的长时段研究传统,反对静态的社会研究,例如他反对他的主要竞争理论帕森斯的共时功能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否定了社会进化论的目的论和决定论,强调社会发展与生物进化之间的区别,认为社会发展是能够走向倒退的。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和其长时段历史观使他提出了“构型”的概念,并在分析宫廷社会时频繁地使用这个概念。埃利亚斯的“构型”,是指“彼此相互依赖的个人之间的网络,网络之中的权力均衡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非均衡状态。”这个概念有两层含义,首先强调人是处于相互依赖的网络,即社会关系之中的,网络由人构成,一旦形成便无法离开它;其次,强调了网络内部的不稳定性、变化性,因此网络或社会关系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动的结构,需要对此进行动态和历史的研究。这样,“构型”这个概念便整合了他的两个主要的社会学观点。他在《宫廷社会》一书中最早应用了这个概念来研究西欧尤其是法国的宫廷社会。

三、历史学与社会学的比较诺贝特•埃利亚斯

在《宫廷社会》中对宫廷社会的论述首先是从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对比开始的。作为社会学家的他研究的宫廷社会并不是他所处时代的宫廷社会,而是旧制度下尤其是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宫廷社会,因此他的研究既是社会学的研究,也是历史学的考察,两者区别明显却也密不可分。他首先认识到了社会学研究的不足。他对宫廷社会的研究并非像普通社会学家那样对其作横切面的研究,而是将其放入较长历史时段中来考察,“社会结构的社会学考察如果离开许多国家宫廷社会的长期发展将是无任何意义的,”惟有如此才能解释“在构型中相互依赖的人们如何使统治者在少数人帮助下维持他们对压倒多数臣民的长期统治”这个问题。历史学的研究对此的解释是诸如路易十四之类的君主采取某些策略而维持了自己的权位,社会学的研究则将君主和臣民置于某种相互关联的网络中来考察,认为他们的地位是由某种社会结构决定的,但这种社会结构却正是个别君主策略长期发展的结果。这样,离开历史学研究的社会学研究是目光短浅的、狭隘的。他对历史学研究的局限性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他认为历史学研究通常更强调事件的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传统历史学(实证历史学)的研究将孤立的不可复制的资料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缺乏系统的或可作证的架构。”即历史学的个别研究不能说明问题,而只是资料的堆积。于是他发出了这样的反问:“文献之类的原始资料难道就是历史的本质?”对他来说,没有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历史人物是很难评判的,只有将人物放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才能理解他们的价值和意义,这才是历史的本质。即缺乏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研究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因此,他认为对宫廷社会的研究必须将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即用“构型”理论来解释宫廷社会。他认为,“宫廷社会并不是一种独立于构建它的个人之外的现象;个人一旦构造了它,无论是国王还是仆人都不能独立于他们共同创造的社会之外。”因此法国宫廷社会这个“构型”由路易十四等君主构建后,在较长历史时期内维持着稳定,少数人长期维持着对多数人的统治。在诺贝特•埃利亚斯看来,个人是不可复制的,但是构型却是可以复制的,这就是构型形成后个人不能脱离它的原因。但构型并不是一个永远稳定的结构,其内部力量对比常有变化,一旦内部力量对比失衡构型便被打破;法国宫廷社会的终结便是构型内部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

四、宫廷社会的形成及其特征

在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后,诺贝特•埃利亚斯接着论述了宫廷的形成及其社会地位。他指出,宫廷社会的这个“构型”是由国王、官员、仆人、顾问、侍从等人构成,国王自认为自己是以绝对权力统治着其他的人,国王是这些人等级、经济和职务升降的决定者,他们之间以某种等级制度和礼仪制度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宫廷社会的前身和范例是教会的显贵,阿维农教廷是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宫廷,而与之相竞争的则是意大利的各个王公的宫廷。但对宫廷的历史最为重要的则是法国宫廷的出现,因为在16世纪末以后的两个世纪中它一直是各国宫廷的楷模。关于宫廷的社会地位,他指出宫廷在17、18世纪的西欧国家是社会的代表和中心,正如近日城市和市民一样。由于在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反对国王和宫廷,便妨碍了我们对宫廷社会地位的认识。革命中革命者对宫廷批评最多的是其“奢侈”的生活方式,以此否定宫廷的社会价值,但在他看来宫廷并不是一种多余的东西,而是一种社会的自我认同。宫廷的社会中心地位是与国王的绝对统治相联系的。在旧制度下,宫廷只不过是法国国王家庭的扩大版而已,而国王就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旧制度的本质就是家天下,法王路易十四将国家视为他个人的财产,而宫廷就代表着他本人,宫廷是国王与臣民的媒介,是上传下达的必经之路。宫廷的社会学即是君主的社会学。在宫廷中国王的行为国家化,在宫廷之外国家的行为国王化。接着,诺贝特•埃利亚斯探讨了旧制度下法国宫廷社会的形成。他认为,法国的国王和大贵族从中世纪以来就存在着既斗争又相互依赖的关系:一方面国王与贵族展开了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都是贵族阶层,都希望能维持贵族阶层的社会地位。到了17世纪,这两种倾向终于结合到了一起。由于旧贵族的衰落,国王便趁机将宫廷作为既保护又驯服贵族的工具。旧贵族只有进入宫廷依靠国王的庇护才能继续过着贵族式的生活,这样,宫廷贵族就取代了旧贵族;而国王只有将贵族赶进宫廷才能驯服,以保障自己的绝对权力。法国国王,尤其是路易十四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宫廷礼仪,来确定国王和宫廷贵族的这种新的社会地位。这样,就出现了宫廷社会。在宫廷社会中,无论是国王还是贵族,长期以来都在有意和无意中一直严守宫廷礼仪,原因就在于宫廷礼仪是对其权力关系的认同,是将他们联结为宫廷社会的纽带,他们已经无法离开这个社会。宫廷社会的构型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无论是国王还是仆从,都必须遵从宫廷礼仪,以维持自己在构型中的特定地位。即在某种程度上人的行为不具有自主性,社会构型和人们的地位决定了人们的行为。

五、宫廷社会的终结

最后,诺贝特•埃利亚斯还探讨了宫廷社会的终结。他首先分析了旧制度下宫廷社会的权力结构。他认为在旧制度下社会等级与权力并不能等同,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穿袍贵族虽然在社会等级上低于佩剑贵族,但垄断了政府中的要职;而佩剑贵族虽然在等级上高于前者,但只能垄断军事、外交和宫廷职务。穿袍贵族和佩剑贵族相互竞争,从而构成了宫廷社会的主要矛盾;他们在国王的干预下达成了权力的平衡,谁也不能在权力上超越对方,从而共同垄断了国家的权力,并都受制于国王。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了英国宫廷与法国宫廷的异同。他认为在17、18世纪英国宫廷与法国宫廷一样存在着上层阶级内部相互争夺地位和名声的斗争,但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并不像法国那样界限分明,并成为国王维系其权力的手段。英国独有的富裕的土地所有者阶层,即绅士阶层是贵族与资产阶级的结合,该阶层并不热衷于争权夺利;英国革命后英王的权力受到议会的严格限制,宫廷并不是当时唯一的权力中心。因此英国宫廷的权力结构虽与法国宫廷类似但程度却不一样。这样,英国宫廷在英国革命后长期保持着稳定,绅士阶层也没有被毁灭,而法国的宫廷和贵族却因内部斗争和权力结构的僵化走向了灭亡。他指出,路易十四时期因为国王拥有巧妙的政治手段,他与所有社会等级都保持着某种距离,既使穿袍贵族和佩剑贵族达成权力平衡,又使他们都受制于他;而到了路易十六时期,路易十六不再拥有路易十四的政治手段和权力,他不再充当权力斗争中仲裁人的角色,而是直接卷入了派系斗争。路易十六时期便形成了国王、穿袍贵族和佩剑贵族的权力三足鼎立的局面,任何一方都不能超越其他另一方,造成了权力结构(构型)的僵化,而不能融入新的血液。但随着近代化、商业化、城市化和中央集权化的发展,壮大的平民阶层对这样的权力分配越来越不满,而宫廷社会中的特权阶层虽然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已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却因为宫廷社会这个构型的惯性使其仍然顽固地不肯放弃权力。虽然在路易十六时期出现了许多的改革思想,但改革必会触犯到垄断权力的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在三方权力制衡的情况下改革是注定不能成功的。因此他指出正是“这个构型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换言之,社会结构的僵化和利益的固定化导致了革命的发生,并最终粉碎了这个构型自身。

六、结束语

国内学术界对诺贝特•埃利亚斯的认识主要限于《文明的进程》、《个体与社会》等著作,对其关于西方文明形成的进程和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论述较为熟知。他在几乎所有主要著作中都论及了西欧宫廷社会或上流社会的行为举止与文明和社会的关系,其对宫廷社会的研究最早始于《宫廷社会》一书。因此该书奠定了其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并在西方学术界最早专门探讨了西欧宫廷社会。该书以“构型”理论探讨了西欧尤其是法国宫廷社会的形成过程,反映了诺贝特•埃利亚斯对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认识:他认为缺乏社会模型分析的历史学研究只是资料的堆积,不能说明问题;而缺乏长时段的历史研究的社会学研究则是目光短浅的,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的发展变化;只有将社会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结合起来才是理想的研究方法。因此,诺贝特•埃利亚斯在西方学术界开创了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先河,对我国学术界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作者:贾迎亮单位:天水师范学院

探索理论社会文化论文

一、多维度的研究成果

1.婚姻家庭、女性性伦婚姻、家庭、女性、性伦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梁景和的《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和《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均以婚姻、家庭、女性、性伦等问题为切入点,可以说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姊妹篇。前者对五四时期“个性主义文化观”予以重点考察,指出“个性主义”“就是主张和强调个人具有自由、平等、独立、自主、自信、自立、自强、自尊、自我、奉献、义务、奋斗、享受的权利”。作者不仅揭示了它在近代中国演变的源流,而且辩证地明确了“个性主义”在人类精神进化中的核心意义。有人指出:“作者采用重构历史现场的方法,引用、梁启超、蒋梦麟等人的言论,提出了健全的个人主义=个性主义=个人命运和家国盛衰相互依存这个等式。这样就有力地驳斥了某些固有的偏见,从而还原了历史真实。”后者通过对人人平等、个性解放、生活幸福感等价值的关怀和探究,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这段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状态,以期让读者从理性上感悟那个时代。李慧波的《北京市婚姻文化嬗变研究》一书从婚姻制度与婚姻文化互动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间,北京市不同职业群体择偶模式、婚姻确立方式等方面的分析,总结出北京市婚姻文化的嬗变主要体现为:“民众从服从家庭权威向服从国家权威过渡;家庭内部权力从家长向个体成员过渡;男女两性的社会权益和婚姻权益从不平等逐渐趋向平等;人们婚姻文化观念的变迁反映了人性的自我完善过程。”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作者借助了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成果,充分运用第一手的口述史资料,试图用“民众的声音”表述民众的历史记忆和感受,努力将婚姻制度与婚姻文化联系起来,解释社会结构变迁中婚姻文化的传承和演变。

2.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问题。罗检秋在《文化新潮中的人伦礼俗》研究中,运用多元丰富的史学资料,多角度、多层面地研究了精英思想与大众文化的交替和互动,条分缕析地揭示了人伦观念转化为社会礼俗的过程。作者认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内容同异互见,两者既有差异性,有些内容又不能决然两分,精英文化蕴含了大众文化,反之亦然;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某一时期畛域分明,但经过漫—53长的历史演变,其属性可能发生转换;两种文化与正统、异端的关系并非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文化一旦与政治发生关系,其地位便有正统与异端之分。”导论娱乐生活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女性走进演艺界,直接参与大众娱乐,影响大众文化的发展是20世纪的新现象。姜进等著的《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聚焦“女性与演艺”这两个20世纪上海城市文化空间中最为活跃的部分,搭建了由女性主义史学、大众文化史和文化的社会史这三种视角和方法交叉构成的总体框架,通过对20世纪上海都市文化和现代城市公众空间的性别和阶层问题的探讨,对上海都市大众文化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作者发现:“上海大众文化的女性化特征十分明显。从民国初的女子文明戏,到旦角和女演员先后在越、沪、淮等剧种中成为台柱,再到全女班越剧的兴盛,这些都是中国女子社会地位和角色变化的一个突出体现。”

3.国家、社会与文化文化是国家和社会互动的中介。韩晓莉的《被改造的民间戏曲—以20世纪山西秧歌小戏为中心的社会史考察》,以山西乡村社会影响广泛的秧歌小戏为研究对象,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百年来民间戏曲的变迁过程进行考察。20世纪以来,以秧歌小戏为代表的民间戏曲经历了一次次的改造,作者认为:“戏曲改造的背后是政权力量以文化为中介开展的社会改造。通过对小戏改造,国家权力进一步渗透到乡村社会,实现了对乡村社会话语权的掌握,进而加强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领导。”在梳理时代变革下秧歌小戏变迁轨迹的同时,作者尤其注重揭示文化背后各种“关系”的调整,这样的研究思路恰恰体现了社会文化史所强调的从社会的层面考察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理解社会的学术追求。突出文化的能动性,重视文化与社会的互动,不仅会为社会事象赋予文化意义和内涵,避免研究的“碎化”,也为社会史所关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茶馆是下层民众活动的一个公共空间。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把茶馆视为城市社会的一个“细胞”,并在“显微镜”下对这个细胞进行分析,使读者对城市社会的认识更加具体深入。正如作者所言“当我们将微观视野放在民众、日常、街头、茶馆等问题时,精英、国家、政治运动等也不可避免地会纳入我们的讨论之中。”所以《茶馆》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对茶馆的关注和研究,它更关注的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注国家是怎样逐步深入和干涉人们日常生活的。另外,黄东的《塑造顺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一书对抗战时期汉奸及其政权所致力的统治“正当性”建构、对治下民众的“国家认同”建构进行了探索,从建构的旨趣、内容、方法等方面对华北伪政权的“国家认同”建构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促使人们谨慎地重新审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敌人的价值”。

4.书院、教育与社会书院研究历来是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书院是一种文化的符号。肖永明在《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一书中,广泛吸收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以社会文化史的视野对千年书院进行全面地透视,将书院这一特殊的文化教育组织,放入社会大系统之中进行研究,以进一步认识书院,了解书院制度的特色、地位、功能,进而对千年以来书院的历史进行了立体、宏观的研究。可以说“该书是近年来书院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创获之一,也是人们认识书院文化最佳读物之一”。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民国社会教育研究》的作者杨才林认为,社会教育是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相对应的教育形式,对个体实现社会化,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本书探究了民国时期新式学校教育存在的主要弊病:“教育制度多抄袭;教育不脱科举精神;学问不求实用,毕业即失业;新式教育都市化,对乡村无所增益。”16那么,为了培养“新民”,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政府和社会团体推进社会教育三十多年,其间开创了哪些事业?经历了怎样的曲折?成效如何?本书都一一做了解答。

5.疾病与文化梁其姿教授的新著《从疠风到麻风:一种疾病的社会文化史》是一部值得关注的疾病医疗史和社会文化史方面的力作。作者将麻风病在中国的历史置于全球史的背景下,用麻风病在中国的历史给一直以来为欧洲经验所左右的现代化叙事提供有益的替代,从而实现中西学术的对话。梁著出版后,凯博文(ArthurKleeinman)、艾尔曼(BenjaminA.Elman)、班凯乐(CarolBenedict)等著名学者纷纷为其撰写书评,刊登在不同领域的权威杂志上。杨璐玮和余新忠结合已有评论“将该书置于中国的学术背景下,对其中一些内容予以重点介绍和评论,藉此彰显该书的价值、意义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并进而就如何书写中国的疾病史问题作一探讨”。除专著外,五年来出版了一些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编著。主要有梁景和主编的系列社会文化史学术辑刊,包括《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思想交汇》、《社会生活探索》《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和刘永华主编的《社会文化史读本》等。《婚姻·家庭·性别研究》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录用研究性学术论文的篇幅长短不限,比如第二辑收录的《十七年“家务劳动”话语研究》一文约有15万字的篇幅;二是注重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在已经出版的4辑当中,共收集了20篇学术论文,其中18篇是研究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社会生活的,甚至有一篇是研究21世纪最初12年的婚姻问题。本书旨在推进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为今天和未来的生活提供借鉴和启发,鼓励人们去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思想交汇》和《社会生活探索》均属于交叉学科学术辑刊。为博采众长,进行多学科的对话和交流,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组织了系列学术讲座和沙龙活动,邀请历史学、伦理学、文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等多位学界精英进行讲座,并将讲座内容整理为《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思想交汇》进行出版,以加深研究者对社会文化史的多角度理解。同时,作者认为社会生活就是一个应该从多学科视角,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综合探讨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具体领域,基于这样的理念,编写了《社会生活探索》系列辑刊。《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的内容主要是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普通百姓与基层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该书以“访谈录”而非“口述史”命名,是因为编者认为:“访谈录和口述史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这四辑访谈录主要包括: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医疗卫生制度,“”时期家庭政治化,个体生命史,1949年至1966年北京地区婚姻文化变革,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婚姻、家庭、娱乐等文化变革的采访。随着时间的推移,访谈录的史料价值会越发的突显。刘永华认为,“社会文化史不同于社会史、文化史的地方,就在于这种方法强调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应结合社会史分析和文化史诠释。”基于这样的认识,编写了《社会文化史读本》,该书按主题分成五编,即认同、神明信仰、宗教仪式、历史记忆、感知和空间及其他,基本涵盖了社会文化史的重要论题。为便于读者全面地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进展,编者特地编辑了“延伸阅读”论著目录,并作了简要的批注,是一本初学者入门的必备读本。

二、新层面的理论探索

1.注重理论的本土化探索针对目前学界将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相混淆,或者偏重于借鉴西方“新文化史”而忽视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史发展脉络的现象,李长莉撰文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与发展、中国社会文化史与西方“社会文化史”的异同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提炼和概括,并大胆预测了社会文化史未来发展的大致趋势。而罗检秋的研究除了对中国社会文化史进行回顾外,对欧美“新文化史”的研究现状和问题也进行了进一步剖析,并从本土史学的发展角度出发,提出20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方法对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借鉴意义。礼俗互动是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的特色。刘志琴指出,社会文化本身融通物质生活、社会习俗和精神气象,从上层和下层、观念与生活的互动中,揭示社会和文化的特质。生活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从生活日用中提升概念,是中国人思维的特征。传统中国为礼俗社会,礼俗整合的后果,使得礼中有俗,俗中有礼,礼和俗相互依存,双向地增强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渗透。从这一视角出发,刘文揭示了要从本土资源中来建构社会文化史理论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2.注重研究方法的反思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是社会文化史理论探索的关键。社会文化史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把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这些社会生活变化的情况描绘出来,研究社会文化史一定要从“生活”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而不能仅仅局限描述社会“生活”现象的低浅层面。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点,是关注于这些生活现象背后所孕育的“文化”含义,既要研究社会生活,还要研究其背后隐藏的社会观念,特别关注社会生活与观念之间的互动。社会文化史以生活为中心,要发掘另一个中国形形色色的民众生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以它的特色走向人文学科的前沿。梁景和通过对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几对重要概念的辨析,论述了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这样的一些问题意识下对社会文化史的发展进行了理论思考,指出社会文化史研究要有一个辩证的眼光,如对常态与动态、碎片与整合的辩证理解;要了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如对真实与建构的研究;要抓住当今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如对常态与动态的研究等等,通过对概念的辨析力图厘清一些模糊认识,以对社会文化史研究产生一些共识。由于社会文化史关注下层,注重大众文化的研究,致使“碎片化”问题严重。李长莉在《“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中,对微观研究、“碎片化”与新兴史学的伴生关系进行了论述,阐述了“碎片化”症结与新兴史学方法论困境的问题。重点论述了矫正“碎片化”的方法论路径“实证”与“建构”这一主题,并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实践这一主旨的学术路径,指出“我们需要不断探索适于新兴史学的研究方法,以推进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的深入发展”。

3.注重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可以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另辟蹊径。梁景和和常建华在这方面做了新的努力,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打开了新局面。梁景和在《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一文中,提出把生活质量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新维度,并对生活质量的概念以及研究生活质量的价值、内容和问题等作了全面的论述,详细介绍了宏观微观、综合解析、感受想象等六种研究生活质量的具体方法,并指出这些“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辩证联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在运用上可能是多维交叉同步进行的。我们对生活质量的理解和认识要具有这样的辩证分析态度”。日常生活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常建华撰文阐述了西方新文化史中的日常生活研究,指出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虽然中国社会文化史在日常生活史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在西方新文化史观照下反思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也应把日常生活史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础。

三、结语

以上从近五年来的学术活动、学术著作和理论探索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反映了五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现状,透视出这几年社会文化史炽盛与深入的发展态势。可以看到,这一阶段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注重国际交流,在研究内容上,婚姻家庭、女性性伦、教育医疗、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国家与社会等等,依然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在研究方法上,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日益明显;在研究时间上,研究时段的后移现象突出,部分大胆的研究者已经将研究时段推演到2012年;在史料运用上,呈现多元丰富的特点。同时,有关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探索仍是重中之重,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在深入发展的情状下,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目前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学术局限:其一,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对接不够。在实际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中,怎样把理论探索与专题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还要做进一步艰辛的努力。其二,学术研究的重镇寥寥无几。在国内应当有更多的学术团队来从事社会文化史的学术研究,现在看来,这样的学术团队数量还比较少,这与社会文化史研究蓬勃快速的发展不成正比。其三,以往谈及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以及典范的研究专著等问题还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变,需要进一步下功夫而有所建树。总之,五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成绩与问题并存,希望在未来的若干时间内,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能够出现更为令人兴奋和欣慰的新气象。

作者:梁景和武婵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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