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史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31 07:30:40

医学史论文

医学史论文篇1

值得研究的是:中国古代医学的辉煌成就, 进入近代是怎样向前发展的?近代医学家通过 什么力量、以何种方法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 上不断前进?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近代是连接 古代与现代的桥梁,只有通过近代人的继承与 发展,中医药学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才能在 今天继续为人类健康作出贡献。

从历史学角度看,近代虽然只有短暂的 100多年,但是,在中国历史长河里,这一代人 却走过了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他们迈出了历 史上重要的一步,在医学史上也留下了属于那 个时代的重要成就。以往某些医史论著称:近 百年中医药学发展十分缓慢,甚至濒于停滞状 态。现在看来,这一评价并未准确、全面地反 映近代医学发展的真实面貌。随着近代医史研 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已经 形成新的格局,产生新的特点,出现新的趋势。 如果将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研究与近代文化史、 与古代医学史、与东西方医学交流史的研究联 系起来,一定能把近代医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一 步。无疑这是--个很复杂、涉及多学科综合研 究的新课题。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次尝试性的探 讨,以此求教于同道。研究近代医史,首先要研究近代历史,特 别要研究近代文化史。从这里出发,才能沿着历史的足迹,探索近代医学发展的轨道。

近代社会与文化

在人们的观念里,一向认为近代中国是落 后的。其实从总体看,中国近代社会具有落后 与进步两重性。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日益陷入贫 困落后状态。这是近代历史的一面;中国人民 不断觉醒,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努力寻求中 国独立富强之路。则是近代历史的又一面。用 辩证的观点认识近代史这两方面,对于研究近 代文化史和近代医学史都有重要意义。

近代历史是在扭曲中向前发展。伴随这一 趋向,近代文化也在向前发展,与古代文化比 较,近代文化是进步了,尽管局部或个别领域, 它有不如古代文化辉煌之处,但是,它比古代 文化毕竟前进了。近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的发展道路不同。它 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 统文化冲突的过程中、相互会通融合而成。其 发展历程有以下特征。

1.近代文化是在继承古代文化的基础上, 被动吸收外来文化,形成的新文化。它与古代 文化相比有质的变化。

中国古代文化,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发 展的。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无与伦比的延续 性。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不曾终绝过的古 老文化,在一国范围内,文化各门类保存如此 完整连续的形态,也是世界文化史的特例。

中国近代文化的产生,是在列强入侵,西 学东渐之后,当时掌权的封建顽固派拒绝接受 西学,而一般群众也由于西学是随侵略而来对 其反感,一些知识分子对西学也不甚了解。加 之,两种文化的模式绝然不同,必然产生冲突。 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比较、争论与选择,中 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在总体趋势上是承 认和接受的。只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激剧变化 的复杂背景和各阶层不同的地位,形成人们对 外来文化的态度有种种不同。文化史专家归纳 为三种:一是盲目拒绝、自我封闭型(或称保 存国粹派);二是全盘接受、追随模仿型(或称 全盘西化派三是主动选择、自我更新型(或 称调和折衷派)。这三种态度明显的表现在 近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医学界自然也不例外。

2. 近代文化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 对古代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中国古代文化有两个最大的缺点,一是,缺 乏实证科学。二是,缺乏民主传统。中国古代 科学,没有发展到近代实证科学。清朝由于封 建专制主义和满清贵族的高压统治,文化专制 和八股取士的禁锢,使思想界、文化界笼罩一 片万马齐喑的气氛。改变这种封闭、僵化、静 止的局面,必须借助科学的力量。西方近代科 学的传入,恰恰适应了这种需要。

19世纪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近 代西方科学技术与科学著作相继在中国出现。 此期传入的西学,虽无显赫之势,但在民间却 广为传播,影响着社会心理和传统文化的变化, 形成与明清时期迥然不同的流向,改变了前期 西学传播的被动局面,中国人开始独立地翻译 传播西学的历程。

中国古代文化的另一缺点是缺乏民主传 统。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封建专制主 义。古代多数时期,没有自由辩论的环境,文 人的工作往往限于注经、解经,这自然限制了 人们的独立思考与创新,也妨碍了科学的发展。

在近代历史大变革面前,人们急于找到中 国落后的原因,寻求振兴民族的富强之路,于 是便一面把目光投向一个陌生的世界——西 方;一面开始对传统的旧学体系进行反思,涌 现出一批有见识有勇气的先进人物,他们敢于 正视现实,承认中国文化有不如西方文化之处, 因此,致力于从西方文化中探索富强之术;同 时,对传统文化勇敢地进行批判与更新。这种 寻求与探索、批判与更新,直到“五四”新文 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响亮的提出:“民主”与 “科学”的口号,成为近代文化的核心。这正是 历史的进步。

3. 近代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紧密相联。

文化史学者称:中国古代文化以“求治”为 目标的“政治型”文化[3]。这种强烈的政治化倾 向,就其积极性而言,使古代中国的政治学说 丰富而具体,在浓厚的政治斗争氛围中,孕育 了许多富于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教育家、文 学家、科学家。然而它也存在明显的弊端,封 建统治者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枝、奇技淫巧,未 能为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自由的环境。一些科 技成果与科学思想往往由于无人问津而迅速绝 迹。事实上造成的后果还远不止于此。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遭到外国入侵的条件 下发生发展的。一些有见识的中国人努力从西 方文化中寻求救国的办法,提出“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口号。尤其是在甲 午战争失败后,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引起社会 很大震动。戊戍维新运动,便将维资产阶级之 新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密切结合。“五四”新 文化运动,更是从主张政治民主出发,进而反 对文化专制,主张文化民主。因此,文化与政 治的紧密结合,始终是近代文化的一个特点。

4.近代文化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

近代文化从认识论讲,是一个不断认识.、接 受新信息,改造、更新旧观念的过程。但是,由 于社会的急剧变化,使每种思潮都未能充分展 开,就让位于新的认识过程,形成思想变化迅 速又都消化不良的后果,使近代文化出现新旧 并存、中西合揉的势态。加之,各地区经济、政 治发展不平衡,影响文化发展也不平衡,使之 难以形成一个成熟完整的文化体系。

总之,近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承前 启后的作用。它改变了长期以来封建文化(至 少是明代以后)腐朽、僵化、停滞的局面。建 立了开放的、充满生机的新文化,为以后新文 化运动的发展、乃至今天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打下了基础。然而近代历史的多变,西方文化 的急剧输入,各地区、各民族间文化发展不平 衡等等复杂因素,又使近代文化没能达到应有 的高度。

近代医学的特点

近代医学是在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文化背 景下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的愿望和活动 “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 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4]”。近代医学做为自然科 学的一门学科,它既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与制 约;又受自身内在一般规律的支配。从医学史 的角度,分析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呈现何种势 态,有什么新特点和新趋势,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医学,19世纪初已经发展到成熟 阶段,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其主要标志是:① 确立了系统的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前人 以无数次反复的临证实践经验为基础,运用古 代具有朴素唯物论与自发辩证法的阴阳五行学 说,系统地总结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 疗、预防、养生诸方面的理论,通过理、法、方 药相互配合、全面实施,形成完整、独立的医 学体系,尤以统一整体观、永恒运动观、辨证 施治为指导思想与诊治方法,使中医学成为一 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古代科学。②中医药学卓 越的疗效,久经检验而不衰。数千年来,中医 药学是中国人民战胜疾病、保持健康、繁衍昌 盛唯一的医疗保健方法。它已深深地扎根在中 国的土壤里。在古代科学成果中,被公认是一 门最有实际效益的学科。③出现一大批著名的 医药学家,留下浩如烟海的医学著作。医学史 上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医学人物,用自己丰富的 医疗经验、各有特色的学术思想和重视实践、认 真继承、努力创新的科学精神,铸造了一座辉 煌的古代医学宫殿。④在中外医药交流史上,写 下了一些“世界之最”的记录。我国曾经是世 界上医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免疫法的先驱 ——“疗淛犬咬人方”和“人痘接种术”、“麻 风病隔离病院”,当时都居于世界医学前列;国 家药典-一《新修本草》、法医学专著——《洗 冤集录》、医疗体操图“导引图”、医学教 学模型——“针灸铜人”以及龋齿病、天花病、 脚气病的记载等,皆为世界医学史最早的记录。 并且传往国外,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医学当时已经达到很 高水平。当然它不是完美无缺,由于时代的局 限,历史的灰尘不可避免,精华与糟粕并存,保 守与创新同在。但是,瑕不掩五,实践证明:它 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

进入近代,时间的前进,科学的发展,疾 病谱的改变,西医学的广泛传播,使古老的中 医药学面临着新的挑战。短暂的100年,中医 界思考、比较、探索、论争、选择……历经磨 难,终于取得新的进展。但是,与古代医学相 比,近代医学在发展势态上显得缓慢,在科学 成果上也不如古代辉煌,然而它确实进步了。产 生了新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学术论争,总结了 新的经验,吸收了新的知识,采用了新的传授 方法,呈现出新的特点与新的趋势。

1.新的格局。

西方医学广泛传播后,改变了存在数千年、 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出现了中医与 西医并存的新格局。

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医学处于重要的 领先地位。近代西医学的传播与明清时期不同, 那时传入的西医学过于简略、影响很小。近代 西医学传入,通过办医院,建学校、译医书等 新的传播手段,在民间广为流传。到1937年时, 在华英、美基督教会所办医院已有300多所、诊 所600余处。[5]20世纪初,各国在华开办医学 院校20余所、译著西医书200多种。使一部 分人对西医学由逆反心理,逐渐转为顺向心理, 西医的手术、药物等疗效明显,也日益被人们 接受。此后,西医学便比其他西学迅速传播,在 传统中医学之旁,另辟蹊径,展开了对中医学 的挑战。

还需要指出:近代西医学的传播,有一特 殊现象,就是除了与列强入侵有关外;还与传 教士的活动密切相联,不仅医院、学校无一不 是教会所设,而且译著医书也多出自传教士之 手。传教士自称:宗教与科学“相辅而行”。实 际上科学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所以,他 们不可能无保留地介绍西方科学的新成果。此 时传入的西医学知识也人为地打上了宗教和炮 舰的印记,在传播中自然会遇到阻力。

如前所述,尽管近代西医学传入有复杂的 背景,但是,作为一门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我 国后,还是被医学界和广大群众所接受,井逐 步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医疗技术力量。在中国 医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中、西医学两种医学体系 并存的新格局。

2.新的学术论争。

近代学术论争,背景之复杂,内容之丰富, 论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与古代截然不同。古 代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学术论争。宋金元时 期,刘完素、张元素等著名医学家,在“古今 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的革新思想指导下,根 据各自不同的临证经验和对《内经》等古医籍 的不同理解,提出了新的学术主张,通过师徒 传授的形式不断发展,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可 谓第一次学术论争。明清时期,出现第二次学 术论争。一是,金元学术论争的继续。如张景 岳对阴阳学说的阐发,缪希雍、陆九芝对运气 学说的研究等。二是,对某些理论与古代医家 的学说和医疗经验有不同见解,形成不同的学 术流派。如温补学派、反温补学派、温病学派 等等。反映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 发展。

近代的学术论争,在深度与广度上均与古 代不同。它与近代社会背景,特别是与西医学 的传播以及旧政府实行排斥乃至废止中医的政 策有直接关系。此时的学术论争,总体上以中 西医之争和中西医汇通之争为主线,其它伤寒 与温病之争,经方与时方之争,温补与反温补 之争,皆趋于缓和。

关于中、西医之争。自西医学传入后.医 学界及社会各阶层产生强烈反响,面对如何对 待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和旧政府消灭中医的种 种措施,医学界、文化界、商业界乃至一些海 外侨胞都发表许多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 进行了长期的论争。这场论争主要围绕四个问 题:①怎样认识西医学。②中、西医学能否汇 通。③中医学有无存在价值。④中医学怎样向 前发展。这些问题的论争涉及范围很广,大致 可分为三个主要流派:即中西医汇通派。以唐 宗海、张锡纯、朱沛文、挥铁樵等为代表;废 止中医派,以余岩、汪企张为代表;中医科学

化派,以陆渊雷、谭次仲为代表。这场论争经 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发展 变化,不同时期论争的内容、形式、代表人物 均有所不同。同时,还有各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其势态虽有起有伏、有断有续、有激战、有 缓解,但总体上则贯穿近代史全过程。这场论 争实质上是中国文化近代化运动在医学领域的 反映,也是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中,一个重要 的组成部分。

近代医史证明:中医药界并不拒绝接受外 来的医药学知识。在传统与近代化、现代化之 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传统医学本身 就包含了足以引起变化的内在矛盾与合理内 核。这是它能以接受新东西的基本条件。因此, 在两种医学的接触与交流中,中医学不是简单 的为求生存而吸收新东西,而是其自身就在不 断变化、发展、前进。近代学术论争正是这一 发展的反映。

3.新的经验。

近代由于中医学确有实效,中医学家担负 着繁重的医疗任务,因此,不断积累新经验,主 要有以下几点:①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近代 疾病谱的改变,临证经验更加丰富,各科都有 一些专门论治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内科有中 风、肝病、胃病、肺病、霍乱等专著。如张山 雷《中风斟诠》、王旭高《肝症论治》、杨志一 《胃病研究》、秦伯未《痨病指南》等。外科对 疮疡、瘰疠、麻风、梅毒、性病等都有专论,并 出现一批外伤科专家。如马培之、余景和、江 考卿等。妇科对经、带、胎、产诸病的治疗也 有新经验。如潘爵《女科要略》、单南山《胎产 指南》等。儿科对麻疹、痘疮的诊治有进一步 研究,仅介绍种痘之书已有10余种,眼科对常 见病的诊治有系统论述。如陈国笃《眼科六 要》、陈滋《中西眼科汇通》等。喉科由于喉痧 多次流行,对喉痧的研究尤为突出,论治白喉 的专书也较多。如夏春农《疫喉浅论》、丁甘仁 《喉痧症治概要》、李纪方《白喉全生集》等。总 之,呈现出各科深入发展的趋势。②治疗方法 多样化。内科,如费伯雄治疗慢性病强调:“平 淡之极,乃为神奇。”并创制一些治疗肺痨、痰 饮、骨萎等有效方剂。外科,如马培之不仅善 用古方,而且自创新方,《外科传薪集》反映了 他治疗上的多样性与用药的广泛性。尤其是吴 尚先的《理淪骈文》,第一次系统论述外治法, 扩大外治法的适应范围,是一项新成果。喉科, 治疗白喉也运用外治法,如吹药、噙药、贴药、 针刺等辅助疗法。总之,近代临证各科重视整 体观与辨证施治,主张内外兼治,治疗方法多 种多样,并有不少专著问世。

4. 新的知识。

近代中医学发展的主流,虽仍是继承古代 医学理论不断丰富、充实、提高。但是,一些 医学家在探索发展中医学的过程中,吸收了新 的科学知识,向着系统化、专门化、科学化的 方向迈进。如针灸学家吸收解剖学知识,提高 了取穴的速度和准确性,承淡安在《中国针灸 治疗学》中,论述人身度量标准、穴位的解剖 部位,所述经络俞穴.必引证现代解剖。被称 为“针灸善书”。至于在理论、临证、用药等方 面从事中西医汇通的尝试.更是不胜枚举。这 些都反映出中医界努力面向新科学,迎接新挑 战,虽然取得成果不多,但是,它标志着中医 药学正在向着新的目标前进。

近代中医界在吸收西医学与近代科学知识 同时,还受到近代科学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 影响,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给中国带 来新的自然观,也为中医学的发展增加了新内 容。随着近代科学分科日渐明确,各科研究迅 速深化,人们把精力集中在某个专科进行研究, 成为普遍现象,直接促进研究方法的更新。进 入20世纪,西医学已有更多学科分类,各学科 分门别类、深入具体的研究方法,对中医学有 相当影响,有些医学家在进行中西医汇通的探 索时,采用实验方法,如张锡纯被誉为“医学 实验派大师”。恽铁樵也主张“中西医汇通应注 意吸收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虽然他们的研究 在方法学上还很幼稚,但有进步意义。

5. 新的传授方式。

在近代学校兴起的大潮中,在西学广泛传 播的形势下,更重要的是由于医学自身发展的 要求,产生了近代的医学教育。它与占代的医 学教育相比,教学形式与观念、教学内容与方 法完全不同。近代创建了多种类型的新式医学 院校。大体有三种办学形式;①教会创办的西 医学院校。最早建立的有广州博济医学校(约 1866)、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880)、杭州 广济医学专门学校(1884)等。20世纪30年代 教会开办西医院校已有20余所。成为传播西医 学的重要基地。②政府开办的西医院校。19世 纪末,清政府开始兴办医学校。20世纪40年 代,已有公办医学院校30多所。这些院校培养 的医生,虽数量有限,但却是我国西医学的重 要人才,成为发展西医学的骨干力量。③私人 或学术团体集资创办的中医学院校。近代中医 界为争取办教育的权利,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斗 争,直到1949年,中医教育还未列入囯家教育 系统。留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仅有私人或团体 创办的90余所中医学院校。成为保存、传授、 发展中医学的重要阵地。近代还建立一些研究中西医学的团体,出 版一些宣传医学知识的杂志,也是传授医药学 知识的新方式。

近代医学的新趋势

综观近代医学史,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 医学已经不同于古代医学,呈现出新的趋势。

1.中医学的自我更新。

近代中医学正在由单一的、封闭式的理论 体系向着多元的、开放式的方向发展。虽然其 主流始终表现在:中医学自身实践与理论的丰 富、提高与创新方面;但是,不断吸收外来医 学成果,努力探索新的医学理论体系,也是近 代中医学前进的一条重要轨迹。

2 .西医学的发展壮大。

任何外来文化,都必须经过本土文化的比 较、选择、消化、吸收,才能在新土壤里成长。 近代西医学传入后,经过“抗阻”与“吸收”、 “冲突”与“交融”的历程,已经在我国形成一 支独立的医疗队伍,并且不断发展壮大,成为

我国卫生事业重要的技术力量。

3.探索中西医学汇通之路。

近代在两种医学理论体系并存的形势下, 有些医学家努力探索中西医汇通的道路,他们 从不同角度比较两种理论的异同优劣,从临床 需要出发,中西两法并举,中西药物同用.并 吸取西医学的实验方法,作为发展中医学的… 种手段。虽然限于吋代与个人的局限,没有取 得应有的成果,但是,已经形成一个重要的学 派,在近代医史上起r进步作用。其影响直至 现在。

当时间跨过个世纪,历史延续到今天,在 历史与现实的凝聚处,我们惊喜地发现:近代 医学发展的三大趋势,时至今日还在继续,而 且是在一个新的条件下,有了新的进展和新的 成果。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尊重历史 事实,通过历史研究探索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 规律。从这个意义讲,近代医学发展的三大趋 势,反映了我国近代医学发展的客观规律。这 个规律也是联系近代医学与现代医学的纽带。 不知道昨天,也就不能理解今天,更难以预测 明天。我国1982年通过的新《宪法》总纲第21 条规定:发展西医学、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三 支医疗保健力量。“团结中西医”是中国政府一 贯的卫生工作方针。历史雄辩的证明:《宪法》 的规定与政府的方针是符合医学发展规律的。 近代医史的研究,如果能为人们正确理解和执 行《宪法》和卫生工作方针提供历史依据,也 是史学工作者的光荣。

医学史论文篇2

关键词:蒙医要学 医学交流 医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创造了华夏文明。在众多民族医药当中,蒙医学是一块灿烂的瑰宝,是祖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蒙医学同其他传统医学一样,都是在人们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由于历史的原因,蒙医药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医学、古印度阿输吠陀医学、藏医学、阿拉伯医学的影响。与其他传统医药之间的交流,对蒙医学近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蒙医药学的发展史也是蒙医药学与各民族医药之间的交流史。

民族医学之间交流的方式、交流的内容与每一传统医学的母体文化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医药交流的影响因素主要有:① 有使用价值。②合乎本民族的文化模式。③符合民族的心理特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性,它是民族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医学理论是作为文化的一分子被吸收进来的。文化模式给医学提供了生存发展的空间,同时医学本身直接参与了文化模式的建构。蒙医学是根据蒙古地区自然环境、生活习俗和疾病特点,在原有的理论雏形和经验的基础上的吸收外来医药的精华而形成的。蒙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既是对其他医学进行民族化的产物,也是历史传承的必然结果。

一、传统蒙医学经验积累时期的医学交流

13世纪之前是传统蒙医学积累经验的时期。蒙古族的先民不仅积累了与地理环境、生活条件相适应的卫生保健习俗和经验,而且在饮食、药物及外治等方面也发明了很多颇具特色的治疗方法,有些方法在中医学或藏医学著作中有零散的记载。

这是北方少数民族医学经验在中医经典中的生动反映,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蒙医学与中医学之间的交流。

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记载的烧地炕急救法,与《史记》中记载的汉使苏武自刎时匈奴人所用急救的方法十分相近,很有可能这种与北方寒冷气候相适应的急救法在此时已经传人了中原地区。唐代社会繁荣。中外医学交流日趋活跃。中医学著作

二、传统蒙医学形成时期的医学交流

13世纪初至l6世纪中叶,随着蒙古族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全面发展,蒙医传统疗术、饮食疗法及临证用药等诸方面在原有的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提高,骨伤科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独立的临证学科嗍。由于统治者提倡各种文化兼容并蓄,蒙古族与各兄弟民族,特别是同汉、藏族之间的往来更加密切,与印度、阿拉倍和欧洲等国家的通商及文化交流频繁,极大地促进了医学交流。中医学与蒙医学的交流空前活跃。据《长春真人西游记) 记载,成吉思汗仰慕道家养生,特召见中原全真道教领袖长春真人丘处机。两人当面谈论道家之养生之法。据《元史》记载,1226年在蒙古军中发生传染性疾病,精通中原文化的耶律楚材应用中药大黄治疗,这是蒙古族使用中药的较早记载。[71在蒙汉民族往来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不少北方民族医家致力于学习和研究汉医,有些汉医著作被传播到蒙古地区,对传统蒙医学产生了一定影响。、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蒙汉医学合璧之杰作。其中相当篇幅论述了蒙古族传统医药及其北方游牧民族医药知识。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所著《饮膳正要》成书于1330年,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营养学专著。书中收录了大量蒙古族传统饮食,并作了理论阐释。

元朝时随着广惠司、回回药物院等医疗保健机构的设立和发展,必然会有回回医药著作及医疗技术、药物大量从西域的传入,促进了阿拉伯医学与中医学、蒙医学的交流。《回回药方》就是一部中医学、蒙医学与阿拉伯医学学术交流的产物。蒙古族的正骨技术也是比较进步的。一般认为,《回回药方》中之正骨、骨外伤手术等,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中的正骨、脱臼之治疗原则等,元代李仲南《永类钤方》中的骨伤科处理措施等,都或多或少吸收和总结了蒙古族正骨经验和技术。《晶珠本草》、《兰塔布》、《蓝琉璃》等等医药著作先后传人蒙古地区,促进了蒙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同时中医学对蒙医学也有较大影响。中医学的某些内容直接或通过藏医学传人蒙古地区,从而影响和丰富了蒙医理论,如阴阳五行学说,脉诊等成为蒙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章列举了l8种病的治疗方法。《方海》等方剂学著作中也收录了大金丸、理中丸、八理散等一些中医方剂。明路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收录了不少蒙古地区常用药物及用药经验。

医学史论文篇3

关键词:桑吉嘉措;藏族医学;贡献

中图分类号:K8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2

一、第巴桑吉嘉措身世背景论述

众所周知,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初期,对于藏族历史而言是个多事的年代。自17世纪中叶开始,藏传佛教之格鲁教派和噶举教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噶举教派以当时后藏地区的藏巴汗政权势力为强大后盾,与集中于前藏地区的格鲁教派对峙,以至兵戎相见。由于双方力量悬殊,格鲁教派面临危机四伏的境地。鉴于此,五世达赖喇嘛高瞻远瞩,为谋求格鲁教派的生存和长足发展,他毅然决定求助外援――蒙古和硕特部汗王固始汗。自此,格鲁派依靠蒙古和硕特固始汗强大的军事势力统治的藏巴汗地方政权,进而建立起“噶丹颇章”地方政权,第五世达赖喇嘛成为地方的政教领袖。同时,固始汗以“持教法王”的身份掌握实权,蒙古和硕特部驻足。这就引起了后来蒙藏上层人物间长期的政治斗争,上层统治阶层形成一种蒙藏政治势力交错对峙的局面。

正是在这种教派对峙、蒙藏政治势力联合执政的历史大背景下,第巴桑吉嘉措于公元1653年(藏历第十一绕迥水蛇年)出生在拉萨北郊埝卜仁的大贵族仲麦巴家族,父亲阿苏,母亲布赤加姆①。其叔叔仲麦巴陈列嘉措是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第二任“第巴”②。桑吉嘉措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文化熏陶。由于历史的机遇,1660年,即桑吉嘉措八岁之时,有幸朝拜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并聆听其教诲。此后,桑吉嘉措便留在达赖喇嘛身边,接受种种严格的教育和特殊的培养。五世达赖喇嘛对桑吉嘉措寄予厚望,决定要将他培养成一个学识渊博并具有果敢政治魄力的。由此可以推断,五世达赖喇嘛不仅有意把桑吉嘉措培养成佛学人才,并且有意把他训练成学识渊博、政治敏锐的政教活动家和格鲁派的接班人。有的学者根据五世达赖喇嘛对桑吉嘉措这种宠爱和特殊关照,结合有关文献资料分析认为,他们二人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亲缘关系;也有不少学者对此种观点持否定的态度。

后来,桑吉嘉措学有所成,以盖世才华登上噶丹颇章地方政府之“第巴”要职,达赖喇嘛掌管地方的政务,从此也成为格鲁教派政权历史上的第五位“第巴”。他先后执政20多年,期间以出众的才能、显赫的权势、非凡的魄力,叱咤风云于历史舞台,最终因政治斗争而死于非命。对于他那带有传奇色彩的政治生涯,史学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第巴桑吉嘉措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大学者,他一身作为颇多,是一位罕见的历史人物。

二、对藏族医学的贡献

(一)整理旧籍,继承先人成果

桑吉嘉措从16岁开始就拜师学医,开始学习《四部医典》(藏文《居悉》),同时钻研大量汉地与印度的医学典籍。众所周知,《四部医典》最早为公元8世纪时的藏医鼻祖宇妥云丹贡布所著,可惜由于年代久远,原本失传。桑吉嘉措针对《四部医典》原传本残缺及纰漏现象,决心整理以《四部医典》为主的医药旧典籍,并付诸行动。

1687年(藏历第十二绕迥之火兔年),桑吉嘉措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校正了《四部医典》,主要参阅《月王药诊》、《八支精要》、《月光》、《毕吉黄色经函》、《教诲明灯十三条》、《大小甘露精华》、《十八分支》等古典藏医书籍,尤其是重点参阅宇妥云丹贡布的《亲手翻阅书》和舒卡年尼多吉的《藏箱之四部医典》,同时对照历代各种重要版本,诸如老苏卡版、扎当版、总噶版、干木保版、德丹版、乌东版的《四部医典》,对比分析,进行核实、研究,最后以《扎当居悉》为底本,加以校勘和全面整理、注释《四部医典》。由此可以看出,桑吉嘉措在发展藏医学事业上极其重视继承前人的成果,他认真总结医学前辈们的经验成果,善于汲取其中的精华,在此基础上加以提炼、概括和提高。本人认为,桑吉嘉措这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看世界”的科学态度,在那个时代具有开创意义,很值得我们称赞和学习。

经第巴桑吉嘉措校正后形成的扎当版《四部医典》,是目前较早的刻版传本,它含《本续》(藏文《杂居》)、《释续》(藏文《解局》)、《诀窍续》(藏文《曼阿局》)和《后续》(藏文《启迈局》)四部,共157章,3200多页,约24.1万字。其内容十分广泛,从医学理论到临床实践、从药物到方剂、从卫生保健到胚胎发育、几乎医药学上所涉及的各个方面都有详细的论述,堪称藏医学之经典著作。

(二)著书立说,夯实医药理论

继承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发展,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其两者是相互促进、一脉相承的。桑吉嘉措在善于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富于开创,因此,他在藏医学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处于领先地位。

1688年(藏历第十二绕迥之土龙年),第巴桑吉嘉措撰写《医学广论药师佛意庄严四续光明蓝琉璃》(通常简称《蓝琉璃》)一书,并于次年在刊行。此书把当时的藏医学的水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一,《蓝琉璃》内容丰富,既有理论原则,又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是作者对藏族地区南、北两派学说的医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诸家之长,聚集精华于一体。既体现了历史传统的特色,又具有时展的气息。无怪乎后来的藏医大师达娃俄西指出,如此著作首先必须对前辈大师的医学秘诀有清楚的理解,尚能写出。其二,《四部医典》原以韵文体写成,虽然朗朗上口,但理解起来很费劲。而第巴桑吉嘉措所著的《蓝琉璃》语言通俗易懂,内容翔实,图文并茂,为藏医药的普及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更为广阔的道路。后来有人称赞说,宇妥云丹贡布的《四部医典》如同金锁,而第巴桑吉嘉措的《蓝琉璃》则是一把开启走向藏医学光明大道的钥匙。由此不难看出,此书的学术价值和在藏医学上的地位。其三,《蓝琉璃》对原著《四部医典》的药物种类加以扩展,并对“六味、八性、十七效”③作了进一步阐释说明,这对藏医学发展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蓝琉璃》的问世使《四部医典》变得较通俗易懂,历代医学家把《四部医典》尊为藏医学的必修教科书,又把《蓝琉璃》奉为它的标准注解本,并且一直沿用至今,影响深远。

除此之外,第巴桑吉嘉措还写了很多藏医学方面的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他晚年之时,凭借对藏医学的长期研究和丰富的临床实践,撰写了《医学概论贤人喜筵》。这是一部有关藏医学史方面的著作,书中收集有关医学起源的各种学说,并加以系统总结。以桑吉嘉措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地位来看,他掌握着当时宫廷里大量的文献资料,因而也有充足的历史依据,比其他作者有更优越的条件来完成此书。此书观点新颖,较为详尽地阐述了从传说时期一直到桑吉嘉措本人执政时期的藏族医学发展情况,还重点论述了宇妥云丹贡布、查瓦温嘉、措吉雄努等藏医学史上重要人物的业绩,是一部比较权威的藏医学史著作,它对研究古代藏医发展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开设学校,培养藏医人才

第巴桑吉嘉措对藏医文化的贡献精神,还表现在他热心发展藏医学教育事业上。藏医学教育在“甘丹颇章”政权时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五世达赖喇嘛起就重视医学人才培养,鼓励大力地培养接班人,并先后在哲蚌寺设立“索日卓潘林”(即“藏医学利众院”),同时下令恢复日喀则的医学校,命名为“昌松堆白林”(意为“仙医云集寺”)。所有的医学校都招收优秀青年入学,主要学习《四部医典》,兼学草药药物学知识。后来,第巴桑吉嘉措发现布达拉宫对面的药王山是个很好的地方,他察看风水地相,决定在此开设医学校。1696年,他在拉萨药王山上重新创办了一所藏医专业学校,这就是以培养优秀的藏医学人才而闻名的药王山医学利众院(藏语为“加波日卓潘林”)。同时,这所藏学学校成为乃至整个藏区的第一所官办正规高等医学院。

学校建成以后,桑吉嘉措亲自主持管理,他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课程内容,教材主要以《四部医典》为主,同时开设《增补四部医典秘诀本集》、《草药秘方》等课程。除了学医,还要学习天文历算、历史、语法等,学院有严格的考试制度。医学院规定学制为3年、6年、9年不等。其生源有三个渠道,分别是:各大寺选送的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僧人;从藏军的士兵中派人培训;招收具有一定医学基础的各地社会青年入学。最初学生为20、30人左右,后发展到70余人,人数最多时达170多人。④这所学校一直是近代培养藏医人才的主要场所。桑吉嘉措在主持开办药王山医学利众院、培养藏医学人才事业上,可以说是苦心孤诣。他从藏医学科实际出发,采取医药不分家的传统教学方法,要求学生既懂医理,又通药性。尤其重视教学上的实践活动,规定学员每年必须外出采药一段时间,以便实地掌握草药的采集和识别知识,增强了临床效果。对此,桑吉嘉措本人也身体力行,每年夏秋时节,他经常外出采药,辨认各种草药。在他所撰写的《藏医史》还着重提及如何辨别药物,这些足以证明桑吉嘉措对辨别药物之实践的极其重视。

在开办药王山众利院的同时,第巴桑吉嘉措还于布达拉宫的“拉旺”(即神灵之权利的意思,亦称“神权”)角,设立医学提高班,专门从各地聘请高级医药学者前来讲座、授课,开展藏医学术交流活动使学员的医术水平不断提高,办学效果日益显著。第巴桑吉嘉措在执政期间将心血倾注于藏医教育事业,采取卓有成效的措施发展藏医专门教育,一方面使医学纳入了正规教学轨道,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藏医学者;另一方面也促使藏医理论日趋完善定型,为后来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绘制“曼唐”,丰富唐卡艺术

为了更好地开展藏医学院教学,切实培养一批具有实用性的藏医学人才,第巴桑吉嘉措不遗余力地为之创造条件。值得称赞的是藏医系列彩色挂图的绘制,这种彩绘挂图藏语称为“曼唐”,从称谓上不难得知它就是藏族特有的唐卡艺术的一种类,是用图画的形式形象地表达藏医学的内容。这种‘曼唐’曾在藏医南北两派中出现过,但主要是解剖方面、放血穴位以及草药方面的标本图。作为系统介绍藏医各个方面的全部内容的彩绘挂图,在第巴桑吉嘉措以前尚未出现过。

第巴桑吉嘉措在撰写《藏医史》一书时,亲自主持召集全藏区著名的医学家和画家到拉萨,以北方学派名医伦丁都智吉美所绘《四部医典教学图画》为底本,综合《月王药诊》和各派画稿,增补必要的内容,具体分工进行着色绘制,并于1703年制成79幅成套《四部医典彩色系列挂图》(又称“曼唐”),具体有:《本续》方面共绘有4幅,《释续》方面有35幅,《诀窍续》方面有16幅,《后续》方面有24幅,共计79幅。⑤他主持绘制“曼唐”在藏族医学发展史上是个重大的创举。这一整套“曼唐”的出现使博大精深的藏医学理论更趋形象化、具体化,为藏医学习和传承提供了捷径。它的绘制不但丰富和完善了传统藏族医学的解剖学,而且大大促进了趋重于理论学习的藏族医学向临床实践的转变。

此套“曼唐”是现存藏医学彩图的完整的蓝本。其内容涵盖广泛,举凡基础理论、药物治疗、生理解剖、防病治病、临床各科和饮食起居等等,无不涉及,具有丰富的医学内容。其中有关人体胚胎学的“曼唐”,极为形象地表达了人体由父精和母血的结合开始为原动力逐周发育,一直到38周左右分娩等概况,这充分表明了人胚的发育是动物进化的重复过程,这一藏医学理论与现代医学的胚胎发育理论基本吻合,当时藏族医学的发达与先进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曼唐”对于继承和保存古代藏医学遗产,普及藏医学知识,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像这样数目众多、卷帙浩繁的彩绘图,不但是藏医学史上的一大宝贵遗产,而且是藏族特有艺术――唐卡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极大地丰富了藏族文化艺术宝库,在藏族文化艺术、藏医学、民族学等研究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三、结论

综上论述,第巴桑吉嘉措在藏族医学方面业绩卓著。可以说,他是自藏医鼻祖宇妥云丹贡布以来,对推动藏族医学发展具有重大贡献的一位人物。他对藏族医学的卓越贡献集中体现在,上承传统藏医系统完整的医药理论,下启新式公办藏医教学的先河,这对藏族医学的传承和再发展开辟了新途径,具有历史意义。然而,第巴桑吉嘉措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仰者,生活在一个政教合一制度的社会里,自身对藏传佛教怀有特殊的情愫,他的所作所为不可避免地受时代性和阶级性的限制,他的诸多论著中可能存在一些纯唯心的观点和思想。尽管如此,当我们还原历史时不难发现,他是清代藏族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我们论述他对藏族医学的贡献业绩,对评价这位历史人物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不仅如此,第巴桑吉嘉措在藏族文化发展史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诸如对藏族历史学、建筑学、天文历算和文学方面的业绩,涉及藏族传统“十明”⑥文化。在历史的长河里,以他的盖世才华,本可以在藏族文化领域中有更多的作为,但由于政治身份的特殊性,被卷入政治斗争,死于非命,使自己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他一生继承和发展藏文化,推动藏文化事业的发展进步,极大地丰富和繁荣了藏文化的瑰丽宝库。

参考文献:

[1]第巴桑吉嘉措 著:《五世达赖喇嘛灵塔志》(藏文),人民出版社 ,1990年出版;

[2]第巴桑吉嘉措 著,毛继祖、卡洛、毛韶玲 译校:《蓝琉璃》,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出版;

[3]得容泽仁邓珠 著:《藏族通史吉祥宝瓶》,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4]恰白次旦平措 等著:《通史――松石宝串》,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

[5]张天锁 著:《古代科技简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6]陈柏萍、卓玛 著:《试论藏族杰出人物第巴桑结嘉措》,《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三期;

注解

①第巴桑吉嘉措 著:《五世达赖喇嘛灵塔志》(藏文)人民出版社 ,1990年5月出版:P819;

②第巴:为藏语音译词,原指部落酋长或头人。格鲁派执掌政教大权,建立噶丹颇章政权,随之地方政府的首领称之为“第巴”,达赖喇嘛总揽政务。

③第巴桑吉嘉措 著,毛继祖、卡洛、毛韶玲 译校:《蓝琉璃》,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出版:P236

④得荣泽仁邓珠 著:《藏族通史吉祥宝瓶》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P522;

⑤张天锁 著:《古代科技简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P316;

医学史论文篇4

关键词:哲学诠释学;中医典籍;译者主体性;重译;文化阐释

作者简介:朱翔(1979-),女,湖南衡阳人,广州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广东?广州?51000)何高大(1957-),男,湖南汝城人,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广东?广州?510642)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28-0156-02

中医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在数千年的医疗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是世界医学中的一朵奇葩。中医典籍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对中国医学发展影响深远,是中国医学中最宝贵、最光辉的遗产。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外医学交流日益增多,中医越来越受到海外医学界人士重视,来我国学习中医药的留学生、进修生也不断增加。要向海外传播中医文化,真正做到中医药学全面对外交流,实现“中医现代化”和“中医国际化”,让中医药学早日走向世界,中医典籍翻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历史上有着长远的解释经典的传统,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是基于诠释学方法而逐步建立和发展的,中医学术的发展史,也可以说就是对古典著作的诠释史。[1]而就翻译的性质而言,语言学和哲学早已达成共识:翻译即诠释。[2]从哲学诠释学角度研究中医典籍的翻译,探索如何有效、准确地将中医经典翻译成外文的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一、诠释学

诠释学是关于理解、翻译和解释的学科,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从古代诠释学发展到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及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等为主要代表,以本体论为主要取向的哲学诠释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诠释学科奠定者伽达默尔在其著作《真理与方法》中给诠释学定义为:研讨对文本的理解技术的古典学科就是诠释学。[2]理解的历史性、文本的开放性和未定视域与视域的融合是哲学诠释学三大重要概念。哲学诠释学认为翻译即解释,翻译必须基于理解,有理解就有解释,解释是翻译的普遍特征。哲学诠释学和翻译研究都是探寻意义转换问题,因此能够对翻译研究产生指引作用。

二、中医典籍的翻译

1.理解的历史性

理解的历史性是哲学诠释学中一个至为关键的概念。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人是历史的存在,有其无法摆脱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我们的理解必须始于筹划熟悉的东西,这种熟悉的东西就是前见。正是人的历史性决定了人具有前见,任何理解都是带有前见的理解,只有合理的前见才能达到正确的理解和解释。伽达默尔认为谁试图去理解,谁就面临着那种并非由事物本身所产生的前意义的干扰。[3]任何理解都是在历史内进行的,任何作者和读者都以自己的一定生存方式处于历史中,阐释活动就是正确地评价和适应历史性。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阐释者不可避免地要把他自己的前见带进所要翻译的原文本之中,而不是用空白的头脑去被动地接受。译者的前见对原作所作的阐释实际上是创造性的表现,这为我们重新审视翻译中译者的地位及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评价依据,中医典籍翻译应该体现译者因素。以李照国(以下简称“李译”)和吴氏父子(以下简称“吴译”)所翻的《黄帝内经》为例:

岐伯对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李译:Qibo answered,“The sages in ancient times who knew the Dao(the tenets for cultivating health)followed [the rules of] Yin and Yang and adjusted Shushu(the ways to cultivate health).

吴译:Qibo answered,“Those who knew the way of keeping a good health in ancient times always kept in their behavior in daily lif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ure. They followed the principle of Yin and Yang and kep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art of prophecy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of Yin and Yang.

在以上翻译中,“道”李译为“the Dao(the tenets for cultivating health)”;吴译为“the way of keeping a good health… always kept in their behavior in daily lif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ure”。“术数”李译为“Shushu(the ways to cultivate health)”;吴译为“the art of prophecy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of Yin and Yang”。

李照国先学英文,后习医学,他翻译《黄帝内经》的原则就是译古如古,文不加饰。[4]李译中术语倾向异化,将相关翻译作为文内注解附于其后,以保持中医概念的原始内涵。篇章翻译较严格地遵守原文的结构形式和表达方式,需要增加的词语均置于中括号之中。李译本普遍被我国中医翻译界认为是汉语背景译者英译《黄帝内经》的代表,入选《大中华文库》。

医学史论文篇5

关键词:中医学/科学 历史 趋势

科学是关于现实本质联系的客观真知的动态体系,是对绝对性或神性的渴望。客观真知是由特殊的社会活动而获得的和发展起来的,并由其应用而转化为社会的直接实践力量,它要由客观实践反复检验,而后者又要客观真知(即科学理论)反复论证。历史学就是一种根据结果析解它发生的过程的研究。许多历史的反思与理论的突破都是在科学精神的大旗下完成的。

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土壤,古代哲学对中医影响很大,传统科学文化的实用理性价值观,使古代科学理论哲学化和科学研究技术化,古代哲学只重生活上的实证悟而不重逻辑的论证。中医先定经典著作于一尊,历代围绕它做“经典”式引申而预成化,经学化这对理论统一规范化有积极作用,而源自一家的学术争鸣促进了中医理论向规范化系统化发展,形成了完善了反映中医理论构建及其总特征的医学模式,它是中医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水平的映证,其先进性时代性对中医学发展有巨大推力并使之长盛不衰。文化的传播,使邻国医药学(如汉方医学)发展,也影响了本国其他民族医学。西学东进后,科学意识理性精神的倡导使中西汇通学派思潮涌现,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等争论热点升温,中医观点部分被科学阐明,但很少有新的系统化理论,庞大的中医体系仍树状分枝而屹立,天地人三维模式也没变换。

东西文化的融汇,产生了启蒙主义,带来了科学的昌盛与革命。或许受中国文化的启示,本世纪产生了相对论,量子力学等,但丝毫设改变牛顿一拉格朗曰一哈密顿经典力学的内容,只是使它的使用范围有所限定,这些理论是在19世纪科学的描述性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伴随现代科技,西医学出现许多分支学科,并不断丰富发展,形成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转变。在古代,科学与哲学混同为大统一的自然哲学与社会哲学所统属,自然科学只是神学的婢女。当今自然哲学(不是唯心的)仍是科学哲学的补充,科学离哲学越来越远,除关于相对论和测不准科学原理的哲学探讨外,哲学对科学的干预是灾难性的。

科学是很综合的文化,在中国更是如此。不同的层次观文化观历史观对科学方法的崇奉有程度上的差异。传统领域都有凝聚性且处于近饱和的类似状态。科学的发展是信息积累的一种特殊的链式反应,它可能具有一浪高一浪的性质,或是一时衰减停息的过程。科学史表明,先经验后理论的发展方式是迟缓的,能否有一个共同遵循的“规范”是一门科学成熟的标志。20世纪科学中很多大进展是与某些或明或暗的统一化趋势相关的,科学与理论在分与合的对立统一中发展。脱离科学技术与经济部门的整体水平哪门科学技术都难发展,工程技术不正改变着中医模式。近百年来,西方医学或各种文化思潮不断冲刷着中医的阵地岸堤,并有淹没的危险,结核病曾是中医棘手也让鲁迅感慨的病,近年来又呈高发态势,耐药问题等似乎近期难以解决,多种传染病又死灰复燃。一场SARS的中医阻击战,让人为之叫好,赞叹之余,不禁发问:中医治病的思想非常先进,其阴阳运气术提前预报SARS等疫病是否经得起推敲重复?某些疫病当代医学都难以作为,而中医确能快速实用有效?关于阴阳五行的科学内涵曾获国家资助奖励,深入细致的研究从未间断,中科院院士数学家吴文俊却说阴阳五行没有科学的影子连伪科学都谈不上,简直是反科学。中国的阴阳五行说《易经》是阻碍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阴阳系统论的阐述,经络的经典溯源,神经反射学说,攀登计划等以及方剂的实验研究交相辉映,折射出注释学,现代科技方法手段等对中医的研究已呈现多样化,即使不能得出满意明确的结果,伴随而来的多种副产品,也能使人开拓思路,知识创新,好的方法仍需拿来,应用时可以产生多种结论,历史与经验和科学的研究表明人体是复杂的开放巨系统,如何选择参照点就成为焦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与上帝相连的,有不少自相矛盾,除了美国的空间实验验证外,国人也对它做出质疑等,但无人回应,能超越它吗?不论是用生物模式,人文科学对中医做什么尝试,都将是一种观念方法的运用实验注释,也必将产生多种理论观念,质疑(如天人相应已遭学人的质疑)与价值经济等问题。如今生物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和各种实用或尖端科技的发展,都将对中医的文化观,价值观产生新的影响,人体实验不仅仅局限于(传统)中医养生家、修炼者(有人说中药方剂是历经无数人体试验试的结果,但其真实安全性已遭质疑),凡关注人类健康和疾病的科技手段、团体力量都将考与,由学术争鸣引发产生的共同和不同的参照标准(系)如对疾病的认识或科学真理观,也将影响一门学科或新学科及其文化价值观的兴衰结局,道变人亦变,经验的科学的历史都存在着新旧划分,推陈出新中的肯定否定、思维惯性、扬弃、模仿、吸纳实用创新等观念,也将影响着中医的未来趋势。有人预言,现代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协同性结合将导致新的科学革命。

爱因斯坦曾说过两段互补的话“纯粹的逻辑思想不能给我们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我们现在特别清楚地领会到,那些相信理论是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理论家是多么错误呀。甚至伟大的牛顿也不能摆脱这种错误(我不作假设)。”中科院院士何作庥则认为归纳法与演绎法辨证地统一,才是完整的科学,面临多元文化的挑战,愈是民族性愈有国际性,我们不仅要反思曾为中医学带来大发展的模式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和医学背景,还要增强开放突破超越与大医学意识,从基础理论着手如对经典理论的逻辑推敲重新诠释,而不仅仅是先人为主,断章取义,信奉教条,注重微观分析上的宏观综合,标新立异,那么,充满时代气息的中医学才能沿历史轨道不断发展前进。

医学史论文篇6

    时展到今天,包括中医学、蒙医学在内的传统医学,都无可避免地走进了现代科技时代。19世纪中期起的半个世纪是西方医学在中国确立地位的关键时期,[1](P.55)从那时起作为中国国粹的中医经典其权威性尚且受到质疑,包括蒙医学在内的民族医学更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单纯的传统理论与经验很难为现代人接受。传统医学在现代的发展史,基本上属于它的衰落史。然而,另一方面,看似无所不能的现代科技以及被现代科技滋养着的现代医学,远远没有给人们解决所有的健康问题。鉴于人类疾病的复杂性和现代医学的局限性,人们在返璞归真中,重新思考着传统医学、民族医学的价值和作用。医学人类学者亦提出了“多元医疗模式”(medicalpluralism)的概念,分析探讨在同一社会中,多种医疗体系和医疗资源如何共生、共存。本文从医学人类学的视角,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征进行考察,并以生活在内蒙古的蒙古族医疗信仰和实践的多样性为例,分析探讨多元医疗模式的存在带给人们的多样化选择。以期为理解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健康的关系,以及医疗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新的认识视角。

    一、医学人类学视角中的医疗文化

    就医学的性质而言,一方面,现代西方医学将人看成一个生物体,在实验室进行器官、组织、细胞以至分子水平的研究,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但由于作为医学服务对象的人既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具有生物特征,同时人还具有社会特征,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文化的创造者。因而,健康和疾病不仅仅是生物学问题,更是社会文化问题。

    医学人类学着重于有关健康与疾病的跨文化研究,在20世纪60年发展成为人类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医学人类学在人类学基本理论指导下,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生物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的疾病和保健问题及其与生物学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2](P.2)在医学人类学文献中,根据医疗体系在其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病因观①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类型。

    第一类:现代医学,即现代西医。在其所在国被称为是常规医学、正统医学或主流医学等。在当代,现代西医借助科技力量获得快速发展,在治疗人类的疾病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认定为正统医学体系,而当地的民族传统医学则被归入非正统的医学体系。

    第二类:替代医学或称补充医学。这类医学一般有较长的发展历史、较系统的医学理论,且疗效确切,但因其医学理论和治病机理尚未能用科学做出圆满的解释,使得这类医学的治疗者执业的合法性受到一定限制,其药品在许多西方国家不能作为药品销售,只能作为健康补充品在一般食品商店里销售。中医学及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学等都属于这一类。

    第三类:民间医学。依照医疗人类学的定义,就是非现代西方的、土着的、当地人自行发展出来的或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的一套固定而完整的医疗观念和行为,包括对疾病的认知、命名、分类、病因查找、治疗、预防等内容。[3](P.42)

    上述分类采用的是以现代医学作为常规医学的西方国家的划分标准。在中国,上述分类标准中的替代医学或补充医学被称为传统医学,就是指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中医学以及少数民族医学。在我国的医疗制度中赋予中医学、蒙医学等传统医学和西医学一样的合法地位,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不仅是政府的选择也是社会文化的选择。可见对医学体系的分类与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及所处的历史时期有关。

    医学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科学,而且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不同民族的传统医学是该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该民族利用当地的植物、动物、和其他自然资源对抗疾病的经验总结。不能因为其理论和方法暂时还不能用现代科学做出圆满的解释而轻易予以否定。一般认为,传统医学的历史往往是一个古老民族文化的缩影,甚至被视为是本民族的象征之一。蒙古族传统医学,简称蒙医药学,是一门历史悠久、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传统医学系统。蒙医药是蒙古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千百年来,为蒙古民族的繁衍昌盛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更好地理解蒙医药学等民族医学在维护健康治疗疾病方面的作用,及其所具有的持久而旺盛生命力的原因所在,笔者认为,有必要就蒙医药学的形成、发展及特征做简要论述。

    二、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发展与特征

    蒙医药学的形成与发展可概略地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2世纪以前,原始医学阶段,即蒙医药学的萌芽和积累经验时期。古代蒙古族及其祖先,繁衍生息在北方辽阔的蒙古高原,过着逐水草而游牧、狩猎的生活,在同寒冷、潮湿、风雪等自然灾害和各种疾病抗争的实践中,逐步积累了原始的医疗知识和经验,早在12世纪以前,就发明和使用了许多适合当时蒙古社会、经济、文化、气候、地理条件的独特治疗方法。当时,蒙古人多饮用酸马奶、羊肉汤以补养身体;对由寒冷所致的疾病用热敷、热针、艾灸及瑟必素疗法;①对于因长期食用肉食,积热内盛,则施以放血、煎服大黄根等医治。自古以来蒙古人因狩猎、游牧等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长期的征战,经常骑射搏击,容易发生跌伤、骨折、脱臼、脑震荡等外伤事故。因而,古代蒙古人积累了丰富的治疗骨伤的经验,创造出许多适合当时社会生产、生活条件的整骨疗伤的方法。这一时期是蒙医药学的萌芽和积累经验时期。

    第二阶段: 13-16世纪上半叶,古代蒙医药学的形成时期。从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到明朝初期,随着蒙古帝国的兴起和强大,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十分频繁,蒙医药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原始时期产生的整骨术、蒙古灸、刺血疗法、外伤科、饮食疗法以及药物学知识均有了新的发展。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产生了初步的医学理论。至迟到公元13世纪,蒙古族开始孕育自己的医学体系。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随着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发展,医药学方面的交流也更加频繁。蒙医药学不仅吸取了其他民族医药学的精华,丰富了自己的内容,而且,蒙医药对其他民族医药学的发展也给予了一定的影响。

    第三阶段: 16-20世纪中叶,近代蒙医药学的形成与发展时期。16世纪以后的近400年的历史时期,蒙医药学在古代蒙古族经验医学的基础上,吸收了古印度医学和藏医学、中医学等传统医学的成分,发展成为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又保持原有古代蒙医药学丰富医疗经验特点的近代蒙医药学。随着印、藏医学的传入,在蒙医内部出现了三个不同的学术派别,即:传统的古代蒙医学派、藏医学派和近代蒙医学派。

    古代蒙医学派:这个学派以擅长传统医疗技术而闻名。他们有丰富的蒙古传统医疗经验,尤其在骨伤科、传统疗术和饮食疗法等方面经验丰富。当时这个学派的某些疗术带有蒙古传统宗教———萨满教的色彩。这一学派崇尚自然疗法,理论上受蒙古族传统的天人相协思想影响,追求顺应自然,强调和谐,因此治疗思想基本是通过传统的针刺、放血、药浴、整骨、正脑等方法,达到寒、温、动、静的相对平衡状态。

    藏医学派:印、藏医学经典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以后,蒙古族中学习印、藏医学,尤其学习《四部医典》并支持其理论的人日益增多,并成为一个学派。此学派基本沿用藏医理论、方法治病。他们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其中的很多人精通《四部医典》,编写了许多医学着作,对藏医理论和医疗经验的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们忽视古代蒙医学的传统疗术和临床经验。

    近代蒙医学派:大约17世纪末、18世纪中叶,在上述两派争鸣的基础上形成了这一学派。他们主张古代蒙医学同印度医学和藏医学相结合的观点。这个学派既熟悉古代蒙医的传统医疗经验,又精通藏医《四部医典》的理论。在几个学派的长期并存中,近代蒙医学派逐渐强大,到了19世纪以后成为蒙医学的主流。这个时期是蒙医药学发展史上的极盛时期。在这400年的历史中涌现了很多着名的蒙医药学家,他们给后人留下了《方海》、《四部甘露》、《蒙药正典》等数十部丰硕的古典医学巨着。[4](P.71-73)

    包括蒙医药学在内的民族医学大多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千百万年的演进发展中,形成各自不同的特征,但同时民族医学也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

    朴素的自然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人与自然相抗争、相协调的过程中,充分尊重和运用自然力,尽量调整人体自身以适应自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整体的、以调整人体功能为主的医学观。即认为人是由身体、心理和精神构成的精细而复杂的整体,因此,要以整体观来诊断和治疗疾病。又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有不同的体质和气质,医生在诊断和治疗时要分别对待。

    对本地区、本民族的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有深入的探索和独特的疗效,对当地植物、动物、矿物的深刻认识和有效利用,反映了民族医药的民族性、地域性和传统性。除一般的药物疗法外,民族医学的外治疗法多种多样。

医学史论文篇7

摘要:以评议的方式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论证了中 西医结合的必然性及其发展过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指出中西医要实现交流与结合,不能单 从两个医学理论的本身相互解释,必须找到能在更高层次上统一这两种从不同角度发现人的 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手段。

关键词: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产生于中西两种医学同时存在的客观现实,这既是我国医学发展的一个 努力方向,也是创新医学理论与手段的尝试。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医学发展中的一个独立学科 。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今,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中西医结合仍只处于奠基与初步发展阶段[1],面临着诸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并且一直面对着各种批评与质疑 。本文拟从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角度,论证其发展过程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坚定学科发展的信 心,探索学科发展的方向,以期推进学科的发展与进步。

1 中西医结合发展的过程性

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多元的文化起源,孕育出多元的自然科学技术。中西医学正是源 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东西方医学同时并存、不同发展的结果。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真理一元 性决定了多元科技趋于统一的历史必然性。在同一领域,不同的理论终将融合为统一的科学 理论,统一在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之中。

从东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看,中西医的差异不是孤立的,更不是唯一的。在不同的人类 文明的发源地,不仅孕育出了多元的医学,也孕育过多元的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学、物 理学、化学等,这些学科都已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走向了世界范围的融合统一,形成了 世界范围内科学家们共同遵循的理论体系。在自然科学领域,除了医学,东方科技基本都已 成为历史,西方科技早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超越并融合了东方科技。而在医学领域,西方医 学虽然在19~20世纪之交已经超越了中医学,并成为中国的主流医学,但却一直没 有完全取代中医学,成为唯一的、统一的医学。对此,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的研究表 明,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融合时间表,而中西医学的融合时间尚不知在何时(见表1)[ 2]。西方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融通的速度和进程,与各学科研究对象的有机程度相关, 有机程度越高,统一的速度越慢,“某一门学科越复杂,就越难实现东西方的统一”[ 2]。中西医结合,正是朝着医学融合的方向,在中西医汇通之后,试图将两种医学统 一起来的又一次尝试。而在两种医学理论的融合点没有出现之前,还只能是寻求医学进步、 提高医疗效果、促进医学统一的一种探索和实验。表1 东西方不同学科的融合时间表(略)

近50年中西医结合的实践与存在的争议也表明,中西医结合尚处于方向和道路探索的起步阶 段,处在寻找结合点或结合途径的阶段,距离实现中西医结合的既定科学目标还有着目前无 法开列其时间表的探索过程。对这一点,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学者应该有充分思想准备。

在中西医结合的发展过程中,各种不同的认识存在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今天还远没有找到融 通这两种医学理论的方法与手段。要实现这一目标,正视否定性意见,研究和回答否定性意 见,对探索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与方法来说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因此,总结、回顾中西医结合 中的各种争论,在现阶段有着特殊的意义。

2 中西医结合发展的复杂性

就某一学科领域的形成与发展而言,任何一门新的科学学科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在现有学科 存在着不足、其理论和技术难以解释或改造客观世界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的基础上萌芽和 出现、发展和成熟,从而取代原有的学科或者从原有学科中分划出来的。这是一个长期的、 艰巨的、有时是反复的科学探索的过程。中西医结合医学也是如此。

同一领域两个不同医学理论的同时存在并被实践证明各有其效,各有不足,为中西医结合的 尝试提供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基础;而要在理论内核上将两种医学理论融合而发展成为毛泽东 所预言的“一个医”,就目前而言,在理论和技术上都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困难与挑战。

其一,就中西医结合的指导思想而言,毛泽东的认识,确实存在着“以西统中”的思维偏差 。这从通过培养“西学中”的高明理论家而促进中西医统一的指示中可以明显反映出来。 融汇两种医学理论体系的学科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其道路与发展模式应该是多元的。名 家、名人的某一论断或某种尝试可能揭示了某种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但若将其作为学科发展 的唯一依据,则可能限制了其他可能推进这一学科发展的多元探索与实践。围绕中西医结合 学科发展道路以及毛泽东有关论断的争论,正反映出这种真理是否“唯上”、“唯权”的问 题 。只有将不同的声音在中西医结合多元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相互借鉴、认同,才能形成中西医 结合发展的合力。

其二,从实践层面上看,近半个世纪的中西医结合,基本上遵循着“以西统中”的指导思想 ;以西医学的理论与方法,或曰自然科学的方法发掘、改造、融合中医学。而当代自然科学 面临的困境表明,“自然科学、技术、经济学、管理和政治学中,线性思维显然已经过时” [3]。而在中西医结合中我们却在千方百计地沿着线性思维的方法与模式批判、改 造着中医学。当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无法按照自然科学的标准,破解中医学的基本概念时 ,其理论上的结合也就变得无从下手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多学科的中医研究,中医自身 要 先行现代化的呼声开始高涨起来。从这一点上,也说明了中西医结合还处在选择道路与寻找 方向即所谓“突破口”、“结合点”的阶段,而解决这一方向性问题在今天的研究条件下, 尚无人能够预期。

其三,中西医结合医学能在我国成为独立的医学学科,既是广大医学工作者、特别是中西医 结 合工作者努力的成果,也是政府政策扶持与保障的结果。政策的支撑,为中西医结合的发展 提供了科学发展的良好环境,但一门科学学科的成熟,最终必须依靠学科队伍的科学研究成 果。今天,从临床技术应用的角度,我们已经取得了许许多多中西医结合防治疾病的成果, 但这些成果同时也是中西医两种医学的共同成果。在中西医结合医学还没有形成自身特有的 、不同于中医学和西医学的理论体系之前,只是拿来、应用了相关学科的现有技术。这一现 实,使中西医结合的学科评价也呈现出复杂的情况。中西医结合只有突破对中西医理论、技 术简单组合的这一阶段,才能迎来属于自身学科的理论与技术发展。在此之前,争议与批评 将一直存在。直面争议,研究争议,回答争议,是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因 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正是中西医结合医学从起步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

3 中西医结合发展的艰巨性

20世纪50年代,当毛泽东预言通过“西学中”的实践,造就出中西医结合的“高明的理论家 ” ,创造中国的新医药学时,中西医结合的目标似乎不太遥远。20世纪60~70年代,当“新医 学 ”成为我国医学发展的口号并成为改造中医的指南时,人们以为中西医结合的时代已经到来 。而今天我们看到,近半个世纪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虽然产生了技术层面上居于世界领先水 平的临床成果(如针刺麻醉、急腹症治疗、骨折治疗等),但却没有揭示出属于中西医结合医 学自身独立的医学概念,更没有形成不同于中医或西医学的理论体系。在临床上广泛应用的 中西医结合技术,在理论上依然脚踩着中医和西医的两条“旧船”。其不断宣称和发表的学 术成果,没有一项能构筑起中西医结合的专门理论。这一局面让许多医学工作者为中西医结 合的前途担忧。一个没有自己独立的科学理论的学科,其发展的道路将是怎样呢?于是一些 学 者将其总结为:“中医学与西医学属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两种医学所形成的文化背景不同 ,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按照指导中医学形成的自然观和方法论改造西医,或按照西医学形 成的自然观和方法论改造中医,都无法进行。因此,在目前阶段,取中西医学之长,建立统 一的中西医结合医学,还只是理想中的事情”[4]。  其实,从中西医学共同的研究对象和同一目的来看,只能说中西医学是医学研究领域两个不 同的理论体系,不管其差别如何之大,基于都在研究人的生命现象这一共同点,二者有着不 可否认的相互联系,因此我们才能对二者进行比较和认识。从科学发展的长远看,完全意义 上的医学科学也只能有一种理论存在。科学发展的“优化律”揭示:“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 之间的竞争与选择,除了一方战胜淘汰另一方的情况之外,还有一种情形,那便是两种理论 范式各自独立发展到一定阶段,将被一个新的更高水平的理论范式所取代”[5]。 这种取代不是对前两者的全盘否定与推翻,而是一种扬弃,是在吸收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的 一种更高层次上的重组、融合、互补。科学史上对于光的认识便是这种情形。两千年来中西 医学长期共存、共同发展的事实预示着这一历史趋势。中西医结合的实践,正是我国医学工 作者为了实现医学发展的这一目标所进行的可贵尝试,但也面临着这样的难题:

(1)现阶段,中西医学不同表述的理论之间是难以沟通的,各自的理论体系都不能证明对 方。因此,我们习惯了的用西医学理论来验证中医学理论的中西医结合方式是不能革新中医 理论的。科学发展的历史早已表明,同一领域的两个独立存在的、不同的理论范式是无法互 相证明的。

(2)真理一元观告诉我们,中西医理论体系都包含了对生命活动规律的认识,是生命认识 的局部与整体的两个方面,理应有一个能包涵这两个方面规律的更高层次的科学理论;未来 的新医学体系将能实现其真理的统一。也就是说,中西医学未来的结合,将宣告中西医两种 理论并存的局面的终结。但是今天,无论从西医学的角度,还是从中医学的角度,人们还无 法窥见未来的终极真理。

总之,在科学发展从局部走向整体综合总趋势的今天,中西医学交流与结合是医学发展的客 观要求,是创新医学体系的一个努力方向。但要实现其结合,不能单从两个医学理论的本身 相互解释,必须有使其可能整合的、能在更高的层次上统一这两种从不同角度发现人的生 命活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手段。换句话说,当中西医学两种不同的医学范式,发展到可 以 相互认识时,其难以沟通的问题、“结而不合”的问题便能得到解决。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中西医结合还有大量的艰巨的工作要做。

我们正处于科学革命和大转变的年代,“这个异乎寻常的发展带来了西方科学的基本概念和 中国古典的自然观的更紧密的结合……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结合,一个新的归纳, 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 统结合起来。”[6]也许,普里高津的认识能给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带来一点启示。

参考文献

[1]吴咸中.21世纪的中西医结合――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西医学习中医批 示4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J].中西医结合实用临床急救,1998,5(11):487.

[2]潘吉兴.李约瑟论文集[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21,2 15.

[3]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 01.序言.

[4]陈利国.关于中西医结合问题的思考[J].医学与哲学,1999,20(12) :32.

[5]张宗明.医学与时空[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4,14(1):36.

医学史论文篇8

论文摘要: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而就读于中医院校的大学生多为理科生,要对他们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具有一定难度。文章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教学为例进行探讨,分析教学中应注意的情况以及相对应的方法,旨在寻找适应中医院校大学生情况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与途径,从而有力地推动我国现有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完善和优化中医院校大学生的政治素养,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04年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了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依照《意见》的精神,、教育部又于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提出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并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z7。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要拥有更高的素质,坚持以人为本,用知识塑造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此后,教育部新增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作为对既有公共思想理论课程体系的补充。

可以说,自2004年开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的地位在逐步提高,而各高校也逐渐加强对本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校体系中的一部分,中医院校也必须加强对学生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但是中医院校不同于综合性院校,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具有特殊性。

众所周知,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然而在近代,由于系统的西方医学传入中国,而中医却没有相应的现论与之抗衡,致使中医一度遭致梁启超、鲁迅等人的批判,被归W‘封建迷信”、“文化糟粕’之属。尽管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不断加强对中医学科的建设,但社会上业已存在的对中医的轻视,以及中医院校学生的就业率不如西医院校等原因,使得中医院校学生容易产生自卑感和挫折感。加之医学专业本身就具备一定的难度,导致部分中医院校的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影响其自身学习效能以及学校的教学质量。因此,针对中医院校的具体情况,设计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和形式,才可以有效地解决存在于学生中的思想问题。笔者仅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为例,结合实践教学中的问题,探讨在中医院校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法和途径,并在此提出四条建议,以供参考。

第一,在教学准备上,重视相关知识积累,并做好课前调查,区分学生的文理背景,制定不同深度的授课教案.

从授课内容上看,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内容一般比较抽象,就连《纲要》这样以历史为主要内容的课程中也不乏概念性很强的理论知识,譬如延安整风运动中所涉及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学生往往难以理解,但又不会以此向教师提出问题。因此,教师在教学准备时,首先应当多注意掌握与课程相关的专业知识,在已有的授课内容中发掘可以提起学生兴趣的亮点,同时注意强调和分析课程内容的重点、难点,帮助学生更好的消化课本知识,做好应对考试的准备。

此外,中医院校的思想政治教师还要做一项准备工作—课前调查。因为,从生源背景来看,中医院校通过高考所招收的大多数学生是理科生,只有少部分的是文科生。在“高考至上”、“分数至上”的观念指导下,这些理科生在中学阶段所接受的历史、政治等文科课程的教育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在通过会考之后就再未了解过与历史、政治相关的知识。经历高三一年的集中复习,许多理科生的脑中仅存些许零星的、不成体系的史政知识点。而文科生由于高考的需要,对历史知识掌握的相对较好,《纲要》教科书中所提到的史实往往是他们耳熟能详的,仅仅涉及课本的内容难以满足文科学生的学习需要,也很难调动他们的学习热情。所以,事先调查所授课班级的学生情况,区分文理背景,并为之制定合适深度的授课教案就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

具体来说,中医院校中多数为纯理科生班级,文理兼收专业班与纯文科班较少。对纯理科生班的教案,在设计制定时应以梳理课本知识为主要表述内容,增加少量细节性质的知识叙述,以清晰、有条理的讲授为主,以力求帮助学生较好的理解课本为基本目标;对文理兼收班则可以适当增加部分相关史实材料,并设计有一定深度的课堂问题和课后任务,以引导学生对授课内容进行适度的思考和联系为基本目标;对纯文科班则要侧重在扩展知识范围,使学生通过所学内容深度思考历史发展脉络,并可加入较深入的师生交流活动以及可展现学生思考成果的课堂辩论等项目,以激发学生深入思考理解为基本目标。总之,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应当以不同的教学方案对待,这样才可能实现‘因材施教”的目标。

第二,在教学心理上,关注学生的个性特点、学习兴趣和学习需要,运用教育心理学方法引导学生.

不同年级的大学生有不同的特点。多数低年级学生对校园里的生活和学习的环境,尤其是对大学的教学方法,均不甚了解。而中医院校所设专业大多需要学生修习中医医学理论和知识,这对于刚刚踏入校门不久的低年级学生而言,颇具难度。因此他们需要心理适应的时间,也更需要任课教师和辅导员耐心细致的对待。而中、高年级的学生已经熟悉了在大学里的生活和学习,逻辑思维能力也比刚入校时强,要解决是如何开发自我潜能,确定未来的人生方向。

不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授课对象多集中在大学一、二年级,所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当多针对大一、大二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理解课程内容和理论涵义。

一般来说,大一学生刚进入大学,对中医学科以及其他大学课程存在神秘感,好奇心重,创新意识强,但是思想不成熟,对一些新鲜的观点,常常辩不清真伪而盲从;而大二学生已经经过一年的学习,对大学课程有了一定的了解,开始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同时在理论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基础和模式,但是他们也容易盲目自信,喜欢挑战传统观点。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必须注意大一、大二学生求新求变的心理特点,引导学生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分析具体历史事件和结论,得出正确的结论和评价,不能简单粗暴的否定学生的观点而不予任何解释。

现在的大学生多属80后和90后,独生子女的身份往往赋予他们很强的独立性和个性。他们的视野也比较开阔。他们对于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问题,对于中国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对于知识经济时代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问题都异常关注,不仅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更想了解“为什么,’fo“怎么办”。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作为一门运用历史知识进行思想教育的课程,正可以为大学生分析现实问题、看清未来方向提供经验和借鉴。所以,教师需要结合学生的所思所想安排教学内容,正面引导和回答学生关心的话题,提高教学的针对性,使学生明确自己肩负的重任,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第三,在教学修养上,坚定自身的理想信念,坚持以情动人,平等待人。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JRJ>中,把‘以人为本’咋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这不仅要求教师要围绕学生进行教育,而且自身的信仰必须坚定,用“情”打动学生,霍‘情”中体验心灵的净化、精神的升华,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历史观,达到‘以史为鉴,以人为鉴”的目的。设想,假如教师对所讲授观点都不确信,又如何才能理直气壮的用科学理论的魅力说服学生呢?

除此以外,“以人为本”的精神还要求教师要平等待人。师者,其职责在于传道授业解惑。唐代的文学家韩愈在钊币说》中就写道:“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3〕如果一味以师者身份自傲,而不顾学生的良好建议或正确意见,则必然会使师生关系处于紧张的状态中。教育具有相对性,只有一方的意见和观点,而没有相对方的反应,这种教育本身就是失败的,更何况是极其需要交流的思想政治教育。因此,在进行近现代史教学时A一言堂”,不允许学生提出任何不同看法,显然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

事实上,对历史上具体事件的评价经常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一定改变,但是总的原则是不会变的。中医院校的学生毕竟都不是历史或哲学专业的学生,不可能对每一个涉及近现代史的思想政治问题都能用最专业的眼光来剖析。因此教师在教学时,应当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不论他们的意见正确与否,都应当认真听取,而后再耐心的帮助和引导他们的思想向正确的方向转变‘

第四,在教学实践上,丰富教学形式,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从性质上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一门新开设的公共政治理论课。它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渤(以下简称概论》)课不同,《纲要》课不是要去展开地论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而是要用事实去阐明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和相关的理论观点。(4〕由于它借助历史知识作为思想教育的媒介,因此相对于其他公共政治理论课,《纲要》的基本理论较为清晰简单,授课内容也容易为学生所理解。这是《纲要》的优势所在。

但笔者在教学中了解到,中医院校的大学生,有不少人在中学时期接受的是填鸭式、应试型教育,因会考、高考的压力,对史地政的学习方法就是“死记硬背~种。而进入大学后,政治理论课对多数大学生来说,理论性太强,内容枯燥乏味,难以理解。即便《纲要》的理论知识相对较容易掌握,但存在于理科学生中的对历史的畏难情绪,还是会阻碍他们对《纲要》的学习。此外,对中医院校中的理科生而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与专业课知识鲜有直接联系。因此若教师在授课时只照本宣科地讲课,就会使学生对思想政治课丧失兴趣,甚至产生厌学情绪,这就是在中医院校进行包括政治理论课教学时,不得不面临的难题之一。因此,在教学手段上求新求变,是调动学生学习热情的关键。前苏联教育学家巴班斯基指出:“教学方法的最优化程序中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问题是合理地选择各种教学方法并使之达到这样的结合,即在该条件下,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最好的教学效果。

首先,在以讲授法为主的授课过程中,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尽量使用准确的、较易理解的语言,把要阐述的大道理和具体平实的事例结合起来,并适时增加乡土内容,注意寻找与学生专业相关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增加学生对历史的亲近感。例如在讲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历程时,就可联系其医师背景,提示学生不仅要掌握专业知识,更要心中有祖国。事实上,将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将理性的内容感性化,用通俗的话语将空洞的说教转化为贴近现实的理论指导,这种授课方式的效果己经十分明显—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节目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尽管《百家讲坛》所邀请的专家,大都不专门从事思想政治课教学,但是从目前大学生的反映来看,他们深入浅出的讲授方式是深受年轻学子欢迎的。因此,这种成功经验可以为我们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提供有益借鉴。

其次,在授课手段上,应当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的优势。《纲要》课教科书分上、中、下三篇,分10章,内容繁多,但课时量仅短短36学时,与教学相关的文献资料又难以大量呈现。而多媒体教学具备传输信息量大、资料直观、声影兼备等特点,正能满足《纲要》教学的这方面要求。而在目前PowerPoint, Photoshop,Flash等多媒体教学辅助软件的应用技术已经得到普及,大多数中医院校也己配备了相应的多媒体设备的情况下,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不仅能够解决《纲要》课时量不足、内容繁杂难以直观呈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发挥影像资料的感染力,通过形象生动的历史情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加深了学生对国史、国情的感性认识,使学生得到理想信念、爱国主义及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增强教学实效性。

再次,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联系学校所在地的近现代革命教育基地、近现代事件发生地、近代历史人物故居、革命纪念馆、展览馆等单位,组织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参观,撰写相关内容的论文或组织一定范围的学习成果展示活动。这可以使学生真正从课本中阅读历史,增强感性认识,在现实中感受历史,体味先辈的奋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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