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28 16:23:09
生态论文篇1
关键词：文化生态;生态体系;生态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3-0225-03
“文化生态”是文化生态学的一个衍生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于1955年在《文化变迁理论》（Theory of Culture Change）一书中首次提出，我国学者黄育馥于1999年率先介绍到国内，后来再被中国学者引用到多个研究领域。
一、“文化生态”概念的提出
斯图尔德的学术思想源于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的文化相对主义和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的新进化论思想。博厄斯认为任何一个民族或者部落都有自己的思维逻辑、社会思想、世界观和道德观，人们不应该用自己的一套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明确确立了文化相对观。怀特认为文化是不断创新的，其创新的动力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其不同的文化特征。在博厄斯和怀特的影响下，斯图尔德在研究美国西部印地安部落的民族志时，把用于研究生物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生态学引入研究，从而创立了文化生态学理论。在斯图尔德看来，文化与其生态环境密不可分，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又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文化生命体系，其中人是最具主动性的因素，因此文化生态学既要研究生态环境与生物有机体之间的关系还要研究它们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像传统生态学那样仅研究自然环境与生物有机体之间的关系，他特别强调文化与环境之间的作用和关系，认为相似的生态环境下会产生相似的文化形态，而相异的生态环境则造就了另一种与之相应的文化形态，世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种文化生态。由此可见，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将人类文化置于生态环境的多维空间中给予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性考察，不仅给人类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还赋予生态环境以应有的人类文化地位，因此《文化变迁理论》被学界普遍看作文化生态学正式诞生的标志。20世纪60年代末，在斯图尔德的影响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态学著作《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R・内廷，1968）、《献给祖先的猪：新几内亚一个民族的生态礼仪》（R・拉帕波特，1968）和《北方平原居民》（J・贝内特，1969）问世，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研究。70年代，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论”，认为社会下层建筑研究应该优先于基础建筑和上层建筑的研究，其中下层建筑由生产模式、人口结构以及宗教仪式构成，基础建筑主要指家庭经济、政治经济，上层建筑则由娱乐、美学的产品及其服务构成，显然这一研究比斯图尔德等人的研究更具体、更深入，给文化生态学提供了一个真实可感的研究平台。20世纪80年代，文化生态学己基本成熟，其影响也逐渐扩大，许多人类学学者都参与了这一研究。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化生态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系统论被纳入文化生态学研究，并成为这一学科的研究基础;（2）由环境单向决定文化研究转向了环境与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3）拓宽了文化生态环境的内涵，把人化环境、信息环境也作为文化生态环境纳入研究;（4）文化生态研究从美国走向了全世界，出现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可喜局面。由此可见，文化生态不等同于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是一门研究文化生态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而文化生态只是文化生态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及其研究对象之一。
二、国内学者对“文化生态”的重释
1999年，黄育馥在《国外社会科学》第6期上《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第一次向国内学者介绍了文化生态学的早期发展情况，并考察了斯图尔德提出文化生态概念以及运用这一概念研究文化变迁的过程和原因。在随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国内一些学者也把自己的研究视角转向了这一领域，有的深入探讨文化生态学的基础理论，有的用它来研究具体问题，使该领域研究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学者还试图对文化生态这一概念做中国化的重释，总的来说可以把这些重释划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生态是一个有一定生命机能的文化生态系统，持此观点的学者有王长乐[1]、方李莉[2]、柴毅龙[3]、孙兆刚[4]、王金柱[5]、徐建[6]、韩振丽[7]等。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文化生态系统，由许多文化要素构成，且这些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使这个文化生态系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环境下表现出不同的状态。相对来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最多，目前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但是文化生态所涉及的文化要素到底有哪些，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他们没有交代清楚。
2.文化生态是一个由许多文化要素构成的文化系统，持此观点的学者有邓先瑞[8]、张[9]、王玉德[10]等。乍一看此观点与前一观点好像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它远不如前一观点深刻，因为该观点只看到了文化生态的复杂性，却忽略了这些文化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各自的能动性，把文化生态看成了一个文化要素的被动组合体。
3.文化生态是诸多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状态，管宁[11]、李学江[12]、戴伟华[13]、孙卫卫[14]等学者持此观点。这一观点既看到了文化生态的复杂性，也看到了文化要素之间的关联性，但他们却把文化生态看成了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状态，忽视了文化要素的系统性及其能动性，就像只看到了风吹树动的动态效果，却忽略了由树构成的森林这个整体效果，落脚点发生了偏差。
4.文化生态是“一定的文化形态与特定自然、历史和种种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15]，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是高小康。文化形态指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如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自然、历史和社会环境则属于文化要素，显然这一观点在概念的界定上出现了一些偏差。
5.文化生态就是生态文明，即一种和谐的、理想的文化状态，持此观点的学者有熊春林[16]等人。很明显，这一观点把文化生态看作了生态文化，其实文化生态与生态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一个文化要素的有机体，而后者只是文化的一个类型。
三、对“文化生态”的再理解
鉴于以上学者对文化生态在重释中留下的问题和产生的偏差，我们有必要对它做进一步的厘清。
1.文化生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文化系统，由诸多文化要素构成。要理解这一内涵，必须先理解“文化”这一概念，因为文化生态首先是一个文化系统。关于文化，多数中外学者都愿意把爱德华・泰勒的定义当作经典去引用，但是定义过于宽泛，难以具体化文化的所指范畴。我国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曾说：“凡人类（具体点说，是各民族、各部落乃至于各氏族）在经营社会生活过程中，为了生存或发展的需要，人为地创造、传承和享用的东西，大都属于文化范围。它既有物质的东西（如衣、食、住、工具及一切器物），也有精神的东西（如语言、文学、艺术、道德、哲学、宗教、风俗等），当然还有那些为取得生活物资的活动（如打猎、农耕、匠作等）和为延续人种而存在的家族结构及其他各种社会组织。”[17]陈建宪在《文化学教程》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文化系统的表层是物质文化，中层是制度和行为文化，里层是精神文化，贯串文化系统表里的是信息文化，其中物质文化是最活跃、变化最快的要素，制度文化与行为文化有相当的稳定性与继承性，精神文化是文化变迁中最难改变的部分。[18]由他们的界定可以看出，文化生态不仅由诸多文化要素构成，且这些文化要素有各自不同的活跃程度和分布区域：处在外层的是地理、气候、历史、政治、经济、建筑、交通、军事、科技等，它们客观地存在于大千世界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深深地影响着文化生态，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程度的最直接的外在标识;处在内层的是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教育观、审美观，乃至思想情感、民族性格等，即有关“人心”的方面，这是文化生态最核心的部分，是文化变迁中最难改变的部分，也是最能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部分;处在外部与内部之间的是制度、风俗、语言、文字、图画等，它们连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是文化生态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生态得以体现的载体。
2.文化生态是一个具有“生命”体征的文化有机体。方李莉说：“人类所创造的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各种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类似生物链的文化链。它们互相关联成一张动态的生命之网，其作为人类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为维护整个人类文化的完整性而发挥着自己的作用。”[19]这是理解文化生态的关键。文化生态由诸多文化要素构成，这些文化要素并不是被动的存在，而是具有各自的“生命”能动性，自产生之日起就不断地“成长”，使其在历史长河中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比如中国文字，经历了从殷商甲骨文到西周金文、春秋金文、战国文字、秦代小篆、汉代隶书、魏晋以来的楷书几个发展阶段，它们之所以发生变化，不仅受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政治体制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促进自身发展，以适应社会和人类的需要。正如有些学者所说：“文化既赋予现实以意义，又需要现实的载承。而现实是一种动态的存在，是‘变’与‘不变’的复合体，‘变’的表征是时间的流逝，‘不变’的表征是空间的凝固。只有在这种时空构造中，文化才能够得到充分的认识。”[20]
3.文化生态是一个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由诸多文化要素构成，这些要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相互依存的文化生态系统，只要有一个文化要素发生变化，其他要素也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从而引起整个文化生态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比如蒸汽机对纺织、冶炼、机器制造、轮船、铁路等行业的推动发展，既典型地说明了科技与机器制造、纺织、交通等文化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也说明了它们相互依赖、互兴共荣的利害关系。
4.文化生态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受文化要素的影响文化生态也带上了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比如我们可以说长江流域文化生态、黄土高原文化生态、峨眉山文化生态、河西走廊文化生态、蒙古草原文化生态、塔克拉玛干沙漠文化生态，也可以说藏族文化生态、苗族文化生态、汉族文化生态、哈萨克族文化生态、保安族文化生态等，就是因为文化生态有其地域性和民族性。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1]同理，人们创造文化也要受条件的限制，地域和民族是两个主要条件，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生态，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生态，可以说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其文化生态就不同。
综上所述，文化生态是指由影响文化生成和变迁的自然环境、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习俗、语言文字、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以及思想感情等变量所构成的文化生态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变量不仅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演变规律，它们还相互作用影响着整个文化生态，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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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ultural Ecology Again
XU Feng
（Lanzhou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College of Literature，Lanzhou，Gansu 730000，China）
Abstract：Although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ecology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China for more than ten years，and also has been cited by many scholars，but it was not yet clear in the academic world so far. To it to do research，we find that cultural ecology is a live culture system that has been constituted by many cultural elements interrelated and interacted，it's not equal to The Cultural Ecology and ecological culture，it is a distinctive regional and national concept.
生态论文篇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农业、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方面取得令国人骄傲、世人惊叹的成就，然而一些地区过度利用生态资源、乱弃垃圾、乱排乱放污染物、乱采滥伐森林、围湖养殖、非法捕杀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等破坏生态平衡的现象较为严重，导致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系统无法得到保护和延续，使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问题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高职院校实践类课程教师应当善于通过网络、电视、报刊杂志以及实地考察等渠道，大量收集国内外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最新信息资料，并及时渗透到专业技术实践教学中去，着力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建设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危机感，增强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和实践技能。
2 注重正面教育，引导学生充分认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2．1 充分认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生态文明建设改革方面，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高职院校实践课程教师要结合专业岗位技能操作基础理论教学的内容，有计划有目的地宣传党和国家有关生态文明建设改革与创新的重大举措。要善于将党和国家有关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最新方针政策巧妙地渗透到专业技术技能教学中去。可以结合有关知识和技能的教学过程，有意识地向学生阐述这些重大改革举措的意义和基本要求，使学生逐步形成和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学生在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懂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提高环境保护意识，提升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素养和基本技能水平。同时，教师在传授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过程中，要注意将生态文明教育和专业技能训练有机的结合起来，努力实现思想境界、学习兴趣和技能素养无缝对接。要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去强化学生的学习动机，通过生态环境保护基础知识与技能的实际应用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他们更好、更深入地从生态文明建设角度理解岗位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标准。特别是要引导学生充分运用所学的基础知识分析评价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环境状况，试图用生态文明观念指导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让学生感受到生态环境问题离他们很近，与他们生活、学习、工作的关系十分密切。例如，安徽省池州市位于长江中下游，是我国第一个生态经济示范区和安徽省第一个部级森林城市，境内有升金湖部级自然保护区、牯牛降部级自然保护区、老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十八索省级自然保护区以及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目连山省级森林公园等著名生态品牌。当前，国务院已启动实施打造“长江经济带”战略，池州市正在实施全面启动和促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三区”大发展战略，如何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是池州人民热切关注的话题。因此，可以此为契机，组织学生针对池州市生态环境问题进行调查分析和课堂辩论，让学生在学习实践中长本领、强意识、正言行。
2．2 充分认识建设生态文明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幸福安康
人类是地球的人类，自然是人类发展的母体，人类要重视自然、爱护环境，要把发展经济建立在顺应自然生态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生态文明根植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中。生态文明蕴含着严谨、科学的生态伦理观念和绿色、高效的资源消费理念。可以说，生态文明是倡导生态伦理观和资源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它将对人类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起着潜移默化的规范和导向作用。在党的十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道被纳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人民群众对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改革与体制机制创新、建设美丽中国寄予前所未有的期盼和厚望。近三十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一些地区毫无选择和节制地进行招商引资和自然资源开发，甚至不惜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去追求所谓的GDP，导致自然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生态系统平衡被人为打破，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受到巨大冲击。自然生态系统遵循着一系列自然法则和科学规律，人类所消耗的物质、能源等都必然是从大自然中索取。过分地追求高消费，最终必将使有限的自然资源被人类更快消耗殆尽。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奉行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的原则，要树立严谨、科学的生态伦理观和绿色、高效的资源消费观，珍惜和敬畏存在于自然中的每一个生命，自觉呵护周边自然生态环境，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在开发和利用自然生态资源以及现代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服务业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充分考虑生物多样性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承受力，守住区域生态红线，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环保产业、生态旅游、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构筑符合区域实际的新型产业结构体系，建立系统、科学、长效的生态补偿机制，促进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必须改变传统、落后的发展思维和模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如果继续坚持“经济效益至高无上，生态为经济让路”的发展思维以及“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那么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将不可能走出举步维艰的困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难以实现。近年来，总体上我国在坚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注重自然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但在局部区域还存在水、大气、土壤等污染较为严重，自然生态系统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幅度减弱等现象，例如，因长江上游地区森林过度砍伐等原因，导致长江流域洪涝灾害频发。1998年长江洪灾正是开发长江流域过程中种种生态经济矛盾积累的集中反映，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4］。因此，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力度，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我国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高职院校实践课程教师要针对学生身边发生的塌方、泥石流、洪涝灾害、雾霾以及典型的食品安全事件等，教育和启发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和生态价值观。例如，在生物技术类实践教学中，教师可结合安徽省著名的黄山风景区时常出现的酸雨（Acid rain）现象，对学生进行生态消费观念和生态文明行为教育。酸雨是指pH＜5．6的大气降水，包括雨、雪、雾、露、霜等，在国外被公认为“空中死神”，其潜在的危害不仅表现在破坏生态系统，而且对人体健康危害十分明显，对建筑物、机械和市政设施也具有很强的腐蚀作用。造成酸雨的主要原因是燃烧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为避免或控制酸雨的侵害，教师可在分析酸雨形成原因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从日常生活细节来约束自己，从倡导节约能源、生态出行等方面入手，减少有害气体排放。
3 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将生态文明教育与职业技术技能培养融为一体
3．1 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之中
在全面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改革过程中，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是至关重要的根本举措。但是，在强调生态文明法制建设和制度创新的同时，必须重视从公民思想道德层面强化生态伦理观和资源消费观教育，营造生态文明的社会道德氛围。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和正能量，起着指导人们判断自身行为正当与否的标杆作用。道德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区域性和时代性特征，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充实和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高职院校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培养与思想道德教育已经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立德树人，是各级各类学校的首要工作任务。高职院校在培养学生岗位专业基本技能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关注学生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职业道德养成教育和文明修身教育。当学生道德体系中建立起了对生态文明行为的善恶评价标准时，就会自觉地持久地保持良好的生态文明行为习惯，从而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改革创新，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想释放出更多的正能量。因此，高职院校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习实训等教育教学改革的过程中，要抓住一切有利时机，通过有针对性地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活动，努力把生态文明意识和行为内化为学生内心的道德指向和道德情感，从而培养社会满意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此外，在全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努力营造生态文明教育良好氛围，必然会推动高职院校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也是高职院校学生文明修身教育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之一。
3．2 将生态文明教育贯穿于实践教学和专业顶岗实习全过程
对人类来说，环境就是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的行为与周围环境同处在一个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中。迄今为止，虽然人类主要还是居住在地球表层，但其活动的领域已深入到了地壳深处，且已离开地球开始进入了星际空间。至于影响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因素，更是远远超出了地球表层的范围，全球环保形势十分严峻。在实践教学和专业顶岗实习实践中，要在培养学生生态学观点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基础上，引导和教育学生将他们的新的思想观念落实在具体行动中，从约束自身日常生活起居行为和爱护身边的花草树木做起，自觉保护生物多样性。高职院校实践类课程教师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应有意识地挖掘专业实践课程教学内容，拓展生态文明教育主题实践活动的形式和范围，将生态文明教育与大学生文明修身教育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注重引导学生把生态文明行为的具体要求上升到思想道德的高度。同时，将生态文明教育与实践教学内容结合起来，促使学生将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和技能有机地贯穿于专业岗位技能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之中。此外，在高职学生进入校外企业进行专业顶岗实习期间，实习指导老师也应当鼓励和引导学生结合岗位特点和企业实际，积极参与企业和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拓展学生生态知识和环保技能。
3．3 改革实践课程教学评价
将生态文明素质纳入技术技能水平考核高职院校实践类课程教师要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结合专业岗位技术技能特点和教学实际，认真研究完善实践课程教学标准，创新实践课程教学方法，科学地设计实践教学环节、教学内容和技术技能考核评价方案。在对学生进行技术技能考核评价时，要有意识地加大节约高效、绿色环保等方面内容的权重系数。通过运用系统、科学、可行的人才培养模式，促进高职院校学生在提升专业岗位技术技能素质的同时自觉提升生态文明素养和基本生态环境保护技能。
生态论文篇3
多元化的观点:它强调生态群落内部及其之间的关系不是一元的、单一的、平面化的，而是多元的、复杂的、立体化的，正是这一特性才使生态系统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与平衡。生态理论作为研究生物与环境辩证统一关系的理论，其思维范式要求人们从更高层次上认识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依存关系，特别是其原理与方法日益拓展与深化到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且产生了不少重大的影响。教育学者也尝试把生态理论应用到教育领域。1976年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院长GreminLaw-rence在《公共教育》(PublicEducation)一书中提出“教育生态”这一概念，由此拉开教育生态研究的序幕，到20世纪80年代，教育生态理论的研究在深广度上均有重大突破，Bowers．C．AJ连续出版三本专著，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对教育生态及相关理论给予探讨。我国学者对教育生态理论的研究比西方国家要晚，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吴鼎福1990年出版了国内第一部《教育生态学》，引起强烈反响;范国睿借鉴生态学系统、联系、共生的思想与方法，研究教育系统的变革与发展，较早提出教育可持续发展思想;贺祖斌将生态理论引入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基于生态理论的价值取向，对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给予了生态理论的考察。这些研究使站在生态理论的视域审视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相关问题变得相对容易而现实，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深化认识、拓宽思路，找到解决应用型本科院校变革与发展的新思路。
二、应用型本科院校亟需突破的问题
(一)过分的行政依赖
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系来看，高等教育的实质性管理权，主要集中在政府手中，高等院校自主办学的张力相当缺乏，政府对高校集权式管理的惯性让高校产生了对政府的过度依赖。政府集主办权、管理权、评价权于一体，高校相对缺乏办学的自和决策权。在办学定位、发展目标、特色培育等方面，不少高校只需听命于教育主管部门，高校只需对教育主管部门的计划负责，这从根本上弱化了高校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一致性，从而失去了应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相对学术型本科院校而言，其本质决定了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目标、办学理念、变革思路等一系列问题必须与社会、市场、生产等具有高度匹配性，但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实然状态与应然愿景还存在较大落差。
(二)稀缺的教育资源
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其承载力已达到了最大的负荷，高校各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仪器设备与图书资料有失水准、财务状况恶化风险增大、教育教学质量下滑、就业供求失衡等使高等教育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当前，在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主要是地方新建本科院校，这些高校多为传统的大专甚至中专院校升格而成，均具有应用学科少、实验设备少、实训场所少、应用师资少、投入经费少等诸多问题。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中，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注重规模发展的前提下，利用有限的人财物力，举办高质量的应用型本科教育，还存在诸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在短时间内无法有效解决。
(三)淡化的教育特色
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应用型”作为其本质特征是应有之义。然而我国教育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正陷于“升格式”“扩展式”与“追赶式”的怪圈而难以自拔。在层次上:中专学校想升格为大专学校，专科院校想升格为本科院校;在门类上:单科院校想扩展为多科院校，多科院校想扩展为综合型大学。在类型上，教学为主型院校想追赶教学研究型院校，教学研究型院校想追赶研究为主型院校。高等院校在升格、扩展、追赶中，越来越失去自我特色，在办学定位上出现“钟摆现象”。尤其一些应用型本科院校，本可抓住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机遇形成自己的特色，为国家培养大量应用型人才，但却都办成了趋同化的大众化院校，丧失了发展机遇。
三、生态理论视野下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审视
应用型本科院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内的新生事物，在实践过程中，难免产生诸多困惑，如果站在生态理论的视域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相关问题予以审视，则能拓展视野和思路。
(一)在“生态位”中找准发展定位
所谓高校发展定位是一所高校根据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及自身条件和所处的环境，从学校的办学传统与办学现状出发，对自身在某一时期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分工和协作关系中所处位置和角色特征的选择，它包括确定高校的类型层次水平及发展方向等［2］。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如同复杂的生态系统，如果一所高校找到了自己合适的生态位，则可以获得合理的资源分配，能达到层级类别分明而减少同质高校的竞争，这样就能使高等教育呈现较为科学而合理的生态结构，成为生存竞争的潜在动力。当前，参考国际惯例，我国的高等院校可以分为三类，即研究为主型、教学研究型、教学为主型。按照这一归类方法，应用型本科院校不管是从内涵还是外延来看，其办学的应然定位都应是教学为主型院校，其人才培养的主要任务应是技术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因而，应用型本科院校如果在办学中找不到自己的“生态位”，一味与研究型高校展开同质竞争就有可能自取灭亡。
(二)在“多元化”中彰显办学特色
按照生态理论的观点，多元化是生态环境得以保持的先决条件，生态群落之间，由于多元化最后导致稳定性，没有多元化，就没有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是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没有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就不可能实现大众化［3］。我国高等教育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多样性发展。高等教育发展多样性最为主要的表现即为办学类型，在高等教育系统中，既要有研究型大学、更要有应用型大学。在我国，属于研究型的重点大学的数量只占普通高校的5%，它们继续承担着培养精英———研究型人才的任务。在数量上更多的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因而诸多地方的、新建的、专业的高校切忌再盲目追随研究型大学的办学之路，应该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在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特色，进而在高等教育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中彰显自己的特色。
(三)在“胜汰性”中培养竞争力
在生态系统中，各种群之间在竞争中最终取得生存机会且具有种群优势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一旦在这个过程中得以生存的物种，均具有了相对的竞争力，这就是生态学中的胜汰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行各业都存在竞争并优胜劣汰。在如同生态系统的高等教育系统内，各级各类高校的竞争也时刻没有停止，要想生存得更好，就必须提升竞争力。对此，应用型本科院校“对于多数大学生而言，大学学业主要还是一种专门的职业性训练，以满足多数学生就业的需求。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必须在研究型与技能型之间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4］，这就充分说明，应用型本科院校走“升格式”“扩展式”与“追赶式”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不在办学的层次、门类、类型上精准定位，就有可能在高等教育这样复杂的生态系统中失去自己应有的“生态位”。
(四)在“共生式”中寻求发展
“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共生不仅是一种自然状态，也是一种可塑状态;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识别机制;也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5］。应用型本科院校和生态系统十分相似，生态系统内部的共生机制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持续发展有着较强的借鉴意义。应用型本科院校内部的共生机制可以认定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系统内存在内在联系的企业单位、教育机构以及相关社会主体之间相互补充、协同发展的机制。共生机制的本质是系统内主体间的内在联系机制，因此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控制影响共生机制形成的相关因素，构成协调机制、选择机制、保障机制、监控机制等确保应用型本科院校办学目标实现的亚机制。
(五)在“整体性”中整合资源
开放性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基本特征，正是由于开放性把应用型本科院校与外界相连，构成了一个“生态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应用型本科院校不断地从外界吸收养分，整合资源，发展壮大自己。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成功案例看，政、产、学、研四位一体的合作范式是应用型本科院校最为突出的特征，更是培养本科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坚实载体。一方面，通过政、产、学、研四位一体的合作范式，就可以将政府机构、生产一线、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等按照各自的职责、优势给予系统化组合共同培养应用型人才。另一方面，通过政、产、学、研四位一体的合作范式，将有效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应性，以及促进应用性科研技术共同开发和成果转化等形式的运作。如同生态系统，系统与外部环境不断地进行能量交换，应用型本科院校必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生态因子相协调，才能达到外部环境的平衡，实现质与量的转换。
四、余论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教育生态系统，因而，从生态理论的视域对应用型本科院校予以探讨，意义深远。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必须要借助于多维度、多层级、多视域、多学科的研究。当前，生态理论是发展得比较完善、在各个领域应用得非常广泛的理论体系，将生态理论引入到应用型本科院校研究之中，以期能够用新的视域来审视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发展，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当然，众所周知，生态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的生态现象，生态现象与人类现象相差甚远，二者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暗示教育研究者在研究中不能背叛“人”———这一本质的属性，教育的本源就是为人的发展服务［6］。因而，生态理论的视域只能给研究者提供一种审视问题的思路，而不能在教育的操作层面上生搬硬套。
生态论文篇4
航运金融生态系统的构成通过比较自然生态系统和金融生态系统，我们可以发现，作为金融系统的分支，航运业的金融系统也是一个具有很多生态学特征的系统，通过与生态系统和金融生态系统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简要的得出航运金融生态的组成结构图，我们可以对航运业中金融生态系统的要素关系进行简要的分析：航运金融生态系统包括了航运金融生态主体和航运金融生态环境两大部分。航运金融生态主体中的生产者，主要包括各类航运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如各类银行、保险公司、交易所等，它们将资金从没有生产性用途的人手中导入有生产性用途的航运企业手中。作为航运金融产品的消费者，主要包括航运、港口以及相关企业，它们通过船舶融资、融资租赁、IPO上市等方式获得资金，并将获得的资金运用到运输生产服务中。作为金融废弃物的分解者，主要指金融中介和监管机构，航运金融的发展，需要保险经纪、保险公估、法律服务、会计、船舶检验等各类中介机构提供专业化服务，以保证航运金融生态链的顺畅运作[3]。在航运金融生态环境因素中，外部经济环境包括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结构等方面内容。法律制度环境是指航运金融运行所依托的法律和制度。创新环境是指为适应航运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对制度安排、业务品种、金融工具、金融产品等方面所进行的创造性的变革和开发活动，它是金融结构提升的主要方式和金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航运金融离不开信息、技术和人才方面的支持，如航运企业在资金结算、管理等方面需要银行业提供较好的技术、信息服务等。另外，航运金融业是涉及航运、金融、法律等多方面的产业，对从业人员素质要求较高。
航运金融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分析
基于自然生态和金融生态的组成结构，我们建立了航运金融系统的生态结构图，在这个生态结构图中，存在各种要素与元素，这些要素与元素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包括上下游的关系、平行关系以及间接的联系等。为了揭示立航运金融生态的运行机制，本文尝试从生态圈的角度建立航运金融生态圈，如图2所示，外圈表示航运金融生态环境，内圈为航运金融生态环境主体。外圈的航运金融生态环境包括了外部经济环境，法律制度环境，创新环境，技术、信息、人才环境等，这些都是航运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内圈的航运金融生态主体结构表达的是航运金融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之间的循环关系，反映航运金融主体内部各层次之间的协作关系。航运金融生态主体和航运金融环境组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生态圈，相互之间具有很强的依存性。航运金融生态主体和生态环境各自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作用，系统才能发挥有效功能，然而在航运金融生态系统中，系统是否协调取决于其内部各个组成部分是否结构合理、大小匀称、功能配套。
航运金融生态系统和谐性分析
航运金融生态系统和谐性判别模型航运金融生态系统是否能够可持续性发展，取决于航运金融生态系统内部的结构、发展水平与金融生态环境是否和谐。从国内外的既有文献看，多集中于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对于金融生态系统和谐性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借鉴和谐系统理论[4]，对航运金融生态系统的和谐性进行分析，首先是对航运金融产业生态主体的和谐性进行判别，主要是对航运金融生态中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和谐程度判别，判别标准依据设定的和谐判别区间，若未通过此判别，则判别结束，认为航运金融系统是不和谐的，若通过判别，则还需将航运金融生态主体系统和航运金融生态环境系统进行和谐性判别，从而得出航运金融生态系统是否和谐。为了描述系统内部或系统之间各要素之间和谐一致、配合得当的关系，我们采用和谐度值来衡量系统内部或系统之间协调状况好坏的定量指标。本文利用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对两个系统之间的和谐程度进行评价。和谐度的测度依据系统是否根据时间变化，和谐度的测度分为静态和谐度和动态和谐度的测算两类。（1）静态和谐度。和谐发展是一个内涵明确而外延不明确的模糊概念，因此，可采用模糊数学中隶属度概念对其进行描述[5]，隶属度变化规律可以通过隶属度函数来反映，和谐度函数公式如下：（式略式中：US为静态和谐度；x为观测值；x'为和谐值，可通过建立回归方式求得；s2为方差。实际值越接近和谐值，静态和谐度就越大，说明系统的和谐程度就越高。静态协调度反映了系统在某一特定时期的和谐程度。两系统之间的静态和谐度计算公式为：（式略）式中，u(i/j)是i系统对j系统的静态和谐度，是i系统的观测值xi与j系统观测值xj要求的协调值的接近程度；反之，u(j/i)是j系统对i系统的静态和谐度。就两个系统而言，静态和谐度Cs(i,j)和系统和谐状态如表1所示。（2）动态和谐度的测度。动态和谐度反映的是两系统相互协调发展的程度，公式为：（式略）
提高我国航运金融生态系统和谐性的对策
生态论文篇5
1.1高校老师等工作人员的生态文明现状分析
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在实际的教育工作中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表现在老师等高校工作人员身上，具体如下：第一，没有充分掌握生态环保的基础知识。高校的生态文明教育工作者自身没有充分掌握生态环保的相关概念，没有充分调查环境资源与人类生存的关系以及环境导致的一些疾病，在对生态环保相关知识的掌握过程中，老师的理解仍然是停留在表层，没有完全了解生态文明的内涵。第二，老师的生态文明意识薄弱。在生态文明意识中主要存在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老师没有生态环保的忧患意识。许多生态文明教育者根本就不担心我们生活中的环境变化，没有对生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也没有形成正确的忧患观念。二是老师的责任意识比较薄弱。目前高校的许多生态文明教育者很少与身边的人谈论关于环境保护的话题，说明老师的生态责任意识有待提高。三是法制意识薄弱。主要体现在生态文明工作者没有充分意识到生态法治的重要性，在实际工作中和生活中没有较强的生态法制意识。四是生态消费意识薄弱。所谓的生态消费，主要是指环保、节能、生命三个方面，生态文明工作者们在购物自备购物袋、不穿动物皮毛制成的衣服等消费方面没有形成良好的生态文明观念，这样可能会危害到将来后代的生存发展。五是没有参与意识。在日常开展的环保活动中，很少有老师积极参与进来，对环保事业比较冷淡，也没有很强烈的生态参与意识。六是教育者没有良好的节约意识。很多生态文明教育者没有充分做到对用过的物品进行合理的、科学的循环使用，没有形成良好的节约意识。第三，生态文明工作者需要提高自身的生态实践行为。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部分生态文明教育者没有形成正确的生态实践行为。
1.2高校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现状分析
高校开展生态文明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第一，目前高校的生态文明教育比较薄弱。众所周知，校园生态文化、实践教育、校园生态环境、课堂教育等对大学生的生态环境意识以及生态文明教育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高校的生态文明教育者自身的行为和意识直接会影响到学生的生态文明观念，但是目前在高校的生态文明教育中，很少有学生意识到自己已经在上生态文明相关的课程，对学校开展的生态文明活动不知情，这也说明高校并没有充分重视生态文明教育，开展的环保生态活动比较少，学生参与的环保活动很多是从影视广播、杂志报刊或者是互联网等媒体中获取的信息。第二，没有建设良好的校园生态环境。学校的生态环境主要是指校园的规划格局、校园所处的自然环境、校园硬件设施等，良好的校园环境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对环境产生共鸣之感，使学生能够在享受美感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形成生态文明意识。第三，学校的师资水平有待提高。高校的师资水平也是衡量高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因素。目前高校的师资人员比较少，在快速发展的环境教育中，对老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生态文明教育工作者还没有具备充分的环境问题前沿知识，在环境教育过程中没有先进的教学技能，老师自身的生态文明知识掌握不充分，生态文明意识有待加强。
2改善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现状的措施
2.1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现状反思
针对高校生态文明教育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首先应该要提高高校管理者的生态文明素质。高校管理者的生态文明观念直接影响到其他工作者的生态文明意识，具有引导和示范的作用。目前，高校管理者的生态文明意识停留在表层，没有充分意识到生态文明的内涵和规律，这样就没有充分重视生态文明教育工作，影响整个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素质培养。其次，高校应该要重视生态文明教育工作。生态文明教育在高校开展的课程或实践活动并不是十分完善，许多高校不能重视生态文明教育，在工作中只是按照上级国家规定象征性地开展一些相关的活动，这样并不能提高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和观念。
2.2改善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现状的途径
首先，要加强对生态文明老师的指导和规范工作，主要是体现在对在职老师进行专业再培训工作。在对老师的生态环保专业知识的训练和培训阶段，培养老师的生态文明素养，使老师可以脱产攻读生态文明相关专业的学位，同时在寒暑假期间，学校组织老师开展短期的生态文明教育培训活动，并请相关的生态文明教育专家开展生态文明知识普及的讲座，组织老师经常参观和实地考察环境，这样能够增强老师对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在亲身体验的过程中，形成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念，在学校组织的研讨会上，老师之间就生态文明教育的方法和内容进行交流，提高老师的生态文明教育的教学技能。其次，要加强对师范院校的生态文明教育工作，这样能够为该专业储备更多的后续师资资源。众所周知，师范学院是培养教师队伍的重要力量，因此在老师走入工作岗位之前，应该在学院学习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渗入生态文明教育的思想，这样能够使其更快地在行为、生活、思维、消费方式等方面形成关心环境和生态的思想，提高自身的生态文明素养，促使这些未来的老师在今后的生态文明教育中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正确的榜样，使学生也形成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念。除了在师资方面为高校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提供前提保证之外，高校也应该要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作用，使学生能够在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课程知识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加入生态文明知识，使学生能够充分了解当今时代的生态环境问题、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的关系、人类自身应履行的义务等，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教育观念。利用学生的文化活动主阵地开展多样的生态文化活动，高校可以号召学生参与社区、企业、旅游景点的生态文明活动和实践中，加强学生对生态文明现状的认识，理解生态文明知识，养成正确的生态文明行为，这样能够使学生从理论到实践活动、从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从他律到自律，充分学习生态文明教育的基础知识，通过理论和实践活动的生态文明学习，不断强化自身的素养，使学生充分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并能够在学习和生活中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念。
3总结
高校生态文明教育是符合时展和社会发展的要求，遵循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宗旨。目前高校在生态文明教育中教师队伍以及管理者的生态文明观念有待加强，教学质量和内容有待扩充。老师自身要充分掌握生态文明的相关知识和教学技能，这样才能够在教育学生学习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使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念。
生态论文篇6
网络文化生态涉足与现实社会自然文化相对应的网络文化，以及社会主体在网络环境中对文化信息的消费习惯和行为方式。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看出网络文化生态具备以下几个较为明显的特征。
(一)人本性
人本性是网络文化生态的目标。互联网络主体是网络文化生态最为根本的构成要素，形成良好的网络文化生态是实现人自由而健康发展的关键。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较2012年底提升了3．7个百分点。从整体上看，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逐步饱和，网民规模增长速度保持放缓态势，我国互联网朝着加深网民使用程度和提升网络服务质量的方向发展。这也就是说，提升网络文化的服务水平和传播效果，为切实有效地满足网络主体对文化信息的需求注入动力与活力。如今，“科技以人为本”、“科技为人服务”的理念深入人心，网络主体通过运用互联网满足了自身对文化信息的吸收应用和传播交流，最终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再创造。所以，互联网作为一个新兴开放的内容传播平台和虚拟社会，不仅成为人民大众获取文化信息的主要渠道，还塑造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形态，满足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美好期盼。
(二)多样性
多样性是网络文化生态的基础。从大自然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多样性是生态的基本特性，即物质是多样的;从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来看，世界的多样性反映了人类生活的基本状态。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多样性是保证网络文化生态的基本元素。网络文化是在虚拟社会中对传统文化的延伸和多样化展现。一方面，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信息传播的广阔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的人们充分发挥着文化理性、文化自觉、文化创造的主观能动性，形成内容丰富、健康和谐的网络文化，涵盖了大众传媒的网站文化、言论活跃的论坛文化、群体体验的游戏文化、网络电商的消费文化、个体吸引的社交文化等跨越时空的多样文化;另一方面，无论是网络主体使用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所创造的网络歌曲、动漫、文学、影视等文化产品，还是网络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文化引导、隐形价值观念、行为约束标准等，在这里都可以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声音等多媒体形式表现出来。由此观之，只有拥有多样的文化内容和丰富的表现形式，才能满足网络主体较为多元的文化需求，才能有序推进网络文化生态的优化发展。
(三)平衡性
平衡性是网络文化生态的核心。网络文化生态寻求的是一种良性互动、共融共生、科学发展的平衡状态。网络文化生态包括静态平衡和动态平衡两个方面，二者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在静态平衡上，网络文化生态呈现出稳定、和谐、包容的姿态，主要表现在先进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网络文化大众化与个性化的和谐共存、协调发展，并实现了互动交流、共建共享，共同推进网络文化生态的繁荣与发展。在动态平衡上，网络文化生态体现科学、健康、圆融的姿态。其中，在网络文化生态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时，能够快速准确地采取相应措施维持生态的稳定和健康;在原有的网络文化生态平衡被打破时，能够较为科学地实现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动态演进，促进网络文化生态的圆融发展。所以，平衡性是网络文化生态的核心，在平衡的网络文化生态氛围中，更容易发挥文化教育引导功能，激发网络文化的内在活力。
(四)开放性
开放性是网络文化生态的前提。网络文化生态环境从自发到有序，并不是封闭的，一直发挥着开放演进的创新驱动作用。互联网作为承载和传播文化信息的媒介，就是将人的延伸发挥到极致的体现，这都归功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公共性。而基于互联网平台创造和传播的文化信息也因具备开放性特征展现出共融共生、和谐发展的存在状态。人们可以较为公平地享有网络信息和资源，也可以广泛发表自己的见解和宣泄自己的情绪，使得网络文化生态需要不断协调社会大众化和个性化文化需求关系。由于网络文化的开放性，为人们互动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不断提升了人们双向交流和深化思维的能力，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深层次地影响人们自由价值观念的变革，更为网络文化自身的演进和优化创造新条件。
二、网络文化生态的发展障碍
网络文化生态是互联网络平台、文化资源、社会消费者、网络行业共同构建的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展现“内容———渠道———目标群体”的联动效应，它们交互纵深、和谐共进。但是由于社会消费人群对网络文化的非理性对待、网络平台的管理力度不足、网络行业的文化建设缺位等障碍，严重制约着网络文化生态健康和谐的构建。
(一)网络群体的非理性消费
互联网广泛应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大多数人充分发挥了它“资源丰富、方便快捷”的作用。然而，由于部分消费者对网络的非理性消费，对网络文化生态的形成造成严重威胁。一方面，网络群体非理性参与形成非主流的群体文化，成为社会矛盾不断被放大的助推力量。尤其是网络群体在应对现实重大社会矛盾时，由于欠缺正确舆论引导，往往依据自身价值观念异同形成不同性质的群体文化，导致非主流的群体文化在网络文化消费和传播中占据一定地位，影响人民大众对社会矛盾的正确认知。另一方面，网络群体把互联网络视为非理性宣泄的平台。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了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和民生问题积累较多，矛盾和冲突多发易发，这种在现实生活中广受约束和限制的心态在虚拟社会中得到释放与宣泄，很快就引起网络人的共鸣。当人们过度依赖互联网，透过网络来看社会现实时，往往会被扭曲膨胀的假象误导和迷惑，情绪化地表达出对这一假象问题的意见和看法，从而引起社会现实更大的朦胧和冲突。所以，一些人把互联网看作非理想消费的载体，也就意味着在虚拟社会中不断放任自身消费行为，可以映射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浮躁心态。
(二)网络平台的管理力度不足
网络平台的管理力度不足主要体现为网络平台的把关力度不足和管理体制滞后。网络平台的把关力度不足导致网络平台的非法性应用。如今，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借助互联网实施诈骗、贩毒、、色情等犯罪行为，把互联网“演进”成为一个新的犯罪平台。再加之网络犯罪的手段和方式隐蔽多样，使其成为制约健康网络生态构建的难题。网络平台的管理体制滞后制约着网络平台的科学与规范化管理。我国互联网络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健全，难以跟随互联网发展的步伐，也无法适应和满足当前网络文化发展的需求。可以肯定地说，互联网行业的管理办法还没有在法律层面加以明确界定，对虚拟社会的监管还存在空白区域，这就对网络文化生态的构建造成巨大的困境。可以看出网络平台管理力度不足关键在于没有做好区分平台自律和监管的作用，造成二者关系的混乱局面，难以拓展网络文化生态的发展空间。
(三)网络行业的文化建设缺位
网络行业的文化建设是指在文化建设上产业自身的规范、自律及公益，但这些层面仍然存在严重缺位。一些网站专事金钱、血腥、色情、吸毒、、诈骗、自杀等不良内容传播，甚至还有网上同居、网婚、等大肆流传的低级趣味娱乐。这一切表明在人类科技革命背景下形成的互联网行业，在文化生态方面存在巨大缺陷，影响着健康、和谐、向上的网络文化建设。另外，网络行业是最大的内容提供商，在利益集团的管控下，不断追求网络次级经济利益而很少考虑到营造良好的网络文化生态环境，微博、微信、互联网网页最为“流行”的商业广告成为“注意力”经济的表现形式，极大可能导致网络社会文化的底线失守。没有网络行业的健康发展，没有生产力素质的提升，没有文化建设的高度认识，光靠网络平台和网络主体的努力，不足以培育良好的网络文化生态，仍然不会有健康产业的未来。
三、网络文化生态的建设路径
前文已述网络文化生态的特征和建设障碍，不难发现政府、产业、社会主体都必须成为网络健康生态的有效建设力量，才能进一步激发网络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活力。
(一)提高社会主体的网络文化创新意识
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根本前提是事物的动态发展。同理，网络文化健康、文明发展离不开网络主体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即网络文化创新不仅影响着社会成员的消费行为，更是网络文化生态构建的动力源泉。不断提高社会主体的网络文化创新意识，就能够鼓励以传统文化资源为灵感之源，不断创作出别具一格的特色网络文化作品，为网络文化发展注入新空气、新血液。更为重要的是，还能够动员全社会参与网络文化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融合传统文化产业和网络文化产业，营造彼此之间的协调共生关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网络文化建设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全面提升网络文化产业的专业化、规模化。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创新，提高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为网络文化生态的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因此，网络文化生态的科学发展依靠的是社会主体提供创新驱动的智力支持，着力解决制约其发展的关键问题，为建立以网络文化产业为主体、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发展体系做足准备。
(二)完善网络行业的科学管理制度
科学管理网络行业是为了实现网络文化的良性传播，较为公正和全面地满足社会主体的价值诉求。一方面，发挥网络言论的引导作用。鉴于网络具有即时性和开放性特征，有时错误、虚假信息的和传播会激化利益主体的矛盾冲突，不利于网络文化健康发展。这就需要建立健全应对网络膨胀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发挥网络行业的舆论导向功能。具体来看，网络行业应在社会重大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权威或主流消息，尽量避免社会矛盾在虚拟社会的进一步扩大，保证确切、健康的网络文化信息占据主导地位，引领网络文化的发展方向，也能有效防止不法分子通过非主流群体文化影响和改变人们的行为。另一方面，加强网络安全文化建设。由于大多数网民安全意识、责任意识相对薄弱，网络行业应通过网站进行宣传教育，通过正面引导的方式，增强人民大众的网络安全意识。同时，广泛开展网络文化活动，充分发挥网络文化公众教化的功能，通过形式多样的网络文化活动促进网络安全文化建设。
(三)营造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
在互联网络法制建设的背景下，只有通过营造良好的网络秩序，规范网络主体的行为，才能够形成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首先，通过推进互联网络法制建设进程，保障网络文化生态构建与发展。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及时性、匿名性等特征，加之不法分子的犯罪形式多元，不仅增加了网络管制的难度，还会引发新的法律问题。所以，需要加快互联网法制建设的进程，促使网络法规建设不断适应时展的需要，满足网络文化发展的需要。其次，需要加强网络执法队伍建设，维护良好的网络秩序。只有培养一支高素质、高水平、高服务质量的网络执法与管理队伍，才能有效地保障网络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再次，加强对网络文化的把关力度，尤其是重点塑造青少年良好的网络道德。目前，网络中的虚拟诱惑较为盛行，特别是色情、犯罪等不良内容对青少年的网络道德规范形成挑战，影响其思维方式和现实行为。网络对青少年带来的巨大消极影响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强硬措施净化网络环境，还孩子一片干净纯洁的网络蓝天。最后，建构网上补偿性奉献渠道，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主体在网络环境中的奉献热情。这种方式不仅为网络奉献者留名，更将奉献后的社会效果反馈给奉献者，从而强化其乐于奉献的心理，促使他们做出更多、更具体的奉献。
(四)发挥网络文化的主流价值功能
网络文化的主流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的网络文化主旋律，不仅要求网络行业坚守网络主阵地，维护网络的一方净土，更要为网络文化生态的构建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一是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虚拟社会的指导地位。在多元化的社会思潮中，只有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共生的网络文化，只有调节好社会大众与个性化的文化需求，才能有效抑制落后的、腐朽的、错误的反核心思潮对网络主体的消极影响，增强网络文化的活力、凝聚力、创新力和影响力。二是繁荣与发展先进网络文化。这就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网上教育阵地的建设，营造人民网、新华网等先进网络文化基地，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三是激发社会群体在网络环境中的文化创造活力。网络的具体化、形象化、动态化的表现形式能有效地规避文字表现形式的模糊性缺陷，具体生动地将网络文化展现出来，不仅能构成强烈的愿景，更能直接转化为人们的文化生产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发挥网络文化的主流价值作用时，不是将非主流文化价值一律摒弃，而是要坚持文化多元共存机制，尽量消除“劣质”文化对社会主体的消极影响。
生态论文篇7
（一）发展农村生态产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实需求
新农村建设是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正式提出的，并且确立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二十字方针，来协调推进新农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中国经历了数百年的稻作农业史，但近半个世纪以来，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塑料地膜的污染，乡镇企业、工厂大规模发展而产生的生产废弃物，以及不节制的农业生产带来的水土流失、森林植被破坏、草地退化等等，都为我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增添了难以修复、回旋无力的难题。如果不加以紧急治理，大力发展农村生态产业，那就是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背道而驰的。反之，发展生态环保的农村产业，在保证农村GDP的同时，实现了农村生存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双重优化，也才能有效、可持续的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发展农村生态产业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必要步骤
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和主体，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要以农村的现代化为基点。而新农村建设也仅仅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第一步。中国的农村现代化，不仅是统筹城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更是要提高农民的教育文化水平，着眼于“三农”，利用先进的科技成果，去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生态产业的发展，是真正实现农村现代化，进而实现农村长效永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农村生态产业不仅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创收，更是给中国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动力，为农村建设添加了和煦环保的色彩，帮助农民实现了自我价值的运用和再生。
二、农村生态产业的主要类型及发展现状
（一）生态农业
生态农业强调“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运用系统的方法，全面规划、合理组织，使农业生产实现高产、优质、高效、持续发展，达到生态与经济两个系统的良性循环，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便开始试点发展生态农业。历经三十多年，我国的生态农业现已发展成为一个懂得因地制宜地利用先进科学技术，集中开发农业生产各种要素的最优组合，可持续地利用资源的立体系统。当前国内推广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有14种。比如根据地形、海拔所造成的环境差异而进行的立体种植、立体养殖、立体复合种养模式；利用水陆交接、山地平原交接等各种地形交界处的边缘效应，适应生物多样性特征而开展的生态农业模式，如北方防治沙化的乔木防护林和人工草地相结合的模式；充分利用闲置时间和家庭剩余劳动力的庭院生态农业模式，有效地结合了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实现了每一寸土地和资源的高效利用。除了上述的几种生态农业模式外，还有生态食物链模式、农林复合系统模式、丘陵山区小流域综合开发模式、观光生态农业模式、草地生态恢复与持续利用生态模式等等。我国的生态农业是农、林、牧、副、渔相结合的、多层次的复合农业系统，它不仅避免了石油农业带来的生态破坏，还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已经产生危机的农业生态环境，是实现农民增收，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的有效途径，更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
（二）农村生态工业
新的历史时期下，我国农村面临着城市工业转移和农村大规模开发的双重境遇，这为我国的农村产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为农村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挑战。我国的农村工业主要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或个人所有的乡镇企业构成。一般的乡镇企业规模小但数量多，带动的农村劳动力就业也多，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全国的工业发展有极大的贡献。我国的乡镇企业涉及工业生产的各个门类，从而导致了工业生产带来的污染面广且种类繁多。1995年，全国乡镇企业的固体废物排放1．8亿吨，工业粉尘排放1325．3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441．1万吨。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其中乡镇工业污染损失值超过50％，乡镇工业已经成为中国环境污染的重要主体。因此，农村的生态工业是从防治污染和生态建设两方面来进行的。防治农村工业污染，主要通过严格管理乡镇企业污染源，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重污染企业进行限制治理和关停处理，对乡镇企业所在的周边环境进行监测管理，推行洁净的生产技术等等。另一方面，通过建设农村生态工业园，合理布局乡镇企业，来建设农村生态工业。如对农村的工业区进行科学规划，融合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并建设有辐射能力的农村经济、文化中心。除此之外，对乡镇企业进行功能区分，如将废弃物排放多的企业建设在水源地的下游，污染严重的企业建设在远离村民聚居地的地方等等。
（三）农村生态旅游
农村产业和经济的发展，不仅仅只有农业产量和产品经济，还包括服务化的农业，农村的生态旅游就是其重要体现。生态旅游是以认识自然，欣赏自然，保护自然，不破坏其生态平衡为基础的，具有学习、观光、度假、休养、科学考察、探险和科普教育等多重功能。农村的生态旅游资源开发，要建立在科学指导和村民共同规划的基础上，以确保不影响正常、可持续的农业生产，因地制宜、注重个性品牌战略的同时，也需要开发有度，不破坏农村的生态环境。福建省永安市天宝岩保护区村落古木参天，溪流密布，瀑布成群，有极高的旅游价值。为了不破坏生态环境，又最大程度上实现经济利益，这个村在保存传统生活方式的同时，进行系统的改造，包括村落环境的整治，道路的铺设和整修，农田景观的设计，院落房舍的卫生改造，以及对农民的培训、组织和管理方面。另外对已经发展成熟的农村旅游地，也要推行生态旅游的方式，以期做到缓解旅游地的生态压力和环境污染，给予其休养恢复的空间。安徽省黄山市拥有举世瞩目且保存完好的徽派原始村落宏村和西递，黄山风景区的实际承载力为10324人／d，而实际的旅客接待量却远远超出了其生态环境承载力。因此，在黄山村落地区，实行更生态的旅游规划，分散空间和时间上的客流，对此地的生态保护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农村生态园区规划
这里的农村生态园区主要指农村生态家园和少量的农村生态工业园，两者都是把生态生产纳入一个系统进行，都是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双向协调发展的典型模式。2000年3月，农业部以生态家园为建设目标，制定了家园富民计划。建设生态家园是以农户入手，利用农村可再生资源，以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为原则，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而发展的农村生态经济方式。典型的技术模式有以沼气利用为主体的方式，如北方的“四位一体”、南方的“猪—沼—果”和西北的“五配套”都是联合改建了沼气池、畜舍、卫生厕所，使之成为一个系统来发挥作用，最终实现了清洁的家居生活环境、无害的农业产品和丰厚的经济收入。另外还有对太阳能的利用和小型电源的利用等等技术模式。农村生态家园在布局上，也讲究因地制宜，西北风沙大的地方考虑风力发电，新疆是山、盆地相间的地形就发展绿洲农业。生态工业园区，是通过物流或能流传递等方式将不同工厂或企业连接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寻求物质闭路循环、能量多级利用和废物产生最小化的工业发展模式。农村工业虽然还多是规模较小的乡镇企业，但随着农村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的工业水平和环保意识都将有质的飞跃，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生态工业园一定会得到大力推广。科学规划农村生态工业园区，有助于系统帮助农村产业的发展，取得丰厚的经济回报，同时减轻工业生产对环境的污染。
三、农村生态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建设农村生态产业的认识尚不到位
生态文明建设无疑是新时期的重要议题，围绕生态文明开展的各项研究、讨论、推广和发展也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在农村地区，由于教育水平和信息网络的缺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观念乃至生态产业在农村的发展。在新农村建设和发展农村经济的过程中，往往还是在走“先发展、后治理”或“只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不计生态破坏”的老路子，致使经济是发展了，生态环境却一天天恶化。另者由于我国分散的小农生产方式，养成农民各自为阵的习惯，缺乏公共环保意识。加之，地方政府和农业部门在推广、实践生态产业的时候，片面侧重技术的引进，忽视了对农民生态心理的教育和建设，使得生态产业的综合效益出不来。
（二）建设农村生态产业的项目选择困难
当前的农业生产有时会出现阶段性过剩的情况，由于不注重市场需求和农民的从众心理，盲目选择产品项目，导致生产出来的生态农产品面临买卖困难的窘境。而有些市场急需的产品得不到有效供应，有些具有发展潜力的农村产业也没有开发出来。农民由于自身知识水平和教育背景的局限，很难科学把控生态农业生产包括项目选择在内的各个细节。还有一些先进的生态农业技术与当地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有冲突，而导致一些生态项目不被农民接受，无法真正得以实施。在甘肃省临洮县，当地的传统居住方式一是灶在厢房，难以与炕连接，二是当地迷信“灶王爷”不能进正房。这样的传统生活习惯就会对诸如生态家园建设中的沼气系统改造新技术的实施带来阻力，使之难以为继。
（三）建设农村生态产业缺乏实践耐心
由于农村生态产业的系统性和复杂性，造就了其发展具有长线性的特征。从农村生态产业的先期规划，到具体实践，再到中期管理，最后到产品销售，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较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财力。广大的农民，都希望自己的辛勤劳作，能早一点收获成果，并且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所以，放弃选择生态产业，而从事更为熟知和见效快的农业生产。但这样缺乏实践生态农业生产的耐心，躲避先进生态农业的普及，是竭泽而渔，只会让现代农业的发展停滞不前，实现不了惠及子孙后代的农业可持续发展。
（四）建设农村生态产业存在资金缺口
农村生态产业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系统，无论于政府、企业、农民本身都有着重大的经济考量。先期的投入，不可能只靠单方面力量，农民、企业往往通过贷款的方式得到政府扶持，再投入大量的人力去建设。可是由于贷款的资金有限，步骤繁琐，有一定门槛，农民自身知识文化水平不高，就可能错失了贷款的机会，甚至主动放弃贷款的方式。而这些没有政府贷款又经济困难的农户，空有一腔发展生态产业的热血，是没有办法促成农村生态产业的发展的。
（五）农村生态产业在部分地区发展“过热”
生态文明建设，乃至生态产业的建设是当今最热的科学发展议题，相关的建设项目也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但也有一些地区，在技术力量不充沛，硬件设施不到位，相关人才也严重缺乏，后续服务跟不上的情况下，也不考虑发展的条件是否成熟，大搞“政绩工程”，就盲目开展生态产业建设。这样不仅严重影响生态产业工程建设的质量，甚至有些建设项目发展到半路就夭折了，并且这种不切实际的盲目发展只会引起当地农民情绪上的反感和抵触。
四、发展农村生态产业的若干建议
（一）加强生态伦理意识教育，树立正确的生态权利观念
生态伦理意识，强调人们运用伦理道德的眼光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求人们尊重自然、珍惜资源，与自然和谐相处。正确的伦理意识能指导人们进行正确的实践活动。加强农民的生态伦理意识教育，能引导农民重视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在生产、生活中承担一定的生态责任与义务，促成原先粗放型的农业生产向集约型转换，以及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的转变。农民在农村生态系统中具有生态选择、生态保护、生态发展等各项权益。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念，农民懂得自主运用生态权利，才能最大程度上不损害自身利益，又达到生态产业的建设目标。生态伦理意识和生态权利观念的养成，能大大提升农村生态产业的发展程度，也同时有利于农村的道德、文化建设，是全方位实现生态农村的有效途径。
（二）注重运用市场机制，发展农村产业化的经营方式
市场需求无疑是产品生产最可靠的风向标，能有效地调节资源配置。注重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运用，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市场，了解顾客需求，指导生态产业的项目选择和发展。比如，随着人们食物结构的调整，瘦肉型畜产品和草食性畜产品受到青睐，在畜牧业生产中，草食性牲畜将会得到重点发展，发展优质牧草就有了较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发展优质牧草的生态养殖和瘦肉型、草食性牲畜的生态放养就会带来不错的经济收益。但在农村生态产业发展中，农民由于信息相对闭塞，不是最了解市场的群体。然而，以销售和获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产品销售公司和农村龙头企业是市场最敏锐的观察者。所以，公司、龙头企业、农户，通过签约合作，成为利益共同体的产业化经营方式应受到鼓励。这样会更加精准地把握市场规律，帮助农民选择较好的产业项目，从而促进农村生态产业的发展。结合各地区不同的自然地域条件和历史文化优势，有针对性地培育挖掘一批特色明显、类型多样、竞争力强的专业生产特色村镇和特色农产品，如优质粮食、高山蔬菜、精品养殖、园艺农业、特色茶园、观光农业等，也是在当前新的历史环境中有长远市场潜力的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
（三）重视典型成果示范，培养生态产业发展带头人
由于农村生态产业具有长线性的特征，农民注重眼前利益，所以就容易缺乏实践生态产业的耐心。只有通过典型成果示范，让农民们看到农村生态产业带来的切实利益和好处，才能真正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劳动效率。2003年，为治理石漠化，促进荒山植被恢复，广西省平果县果化镇党委、政府决定在当地开展生态农业，种植火龙果。到2011年，火龙果基地挂果上市面积达7公顷多，每公顷产约60000斤，产值达120万元，仅此项该屯人均增收达2390元以上。发展林牧结合的生态农业，也是帮助农民增收的好项目。防护林带一般能减少土壤水分蒸发20％以上，增加土壤含水量9％；在它的防护范围内，可降低风速35％以上；在林带的影响区域范围内，牧草产量可增加100％～200％。广大农民了解到生态农业可以带来如此丰厚的经济回报，定会更加积极地投身其中。另外，农民容易受到感染从众心理的影响，多喜欢向周边的农民朋友学习。所以先引导一批对农村生态产业积极性高、抗压性好的农民优先发展。在这些带头人的带动下和先期成效的影响下，都会争先恐后、团结互助地开展农村生态产业的学习和建设。
（四）加大财政帮扶力度，做好政府管理和后续服务工作
我国现行的用于农村生态建设的项目贷款多为每年还本付息的，且申请手续较为复杂，还有一定限额。只有加大对农村生态产业这一块的财政扶持，简化贷款申请手续，加大农村的无息贷款投入力度，才能帮助农民们解决发展生态产业的后顾之忧。进一步加强相关政策法规宣传，创新发展配套服务，完善资金和项目工程建设的监督管理机制也是必要之举，以规范生态产业建设标准，防止局部地区发生建设“过热”的现象。另外，农村生态产业的后续服务也要跟上，以期能保障生态产品生产结构调整和生态产品本身的销路。
生态论文篇8
制度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先导和基础。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不能仅仅依靠人们意识的提高和革命自觉，而必须依赖一个有效的制度体系的支撑，特别是一个科学而有效实施的法律制度体系的支撑。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对法律制度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标准，需要从生态文明的角度重新审视和评估我国的法律制度，特别是环境资源法律制度。我国需要用可持续发展理念替展理念，需要把生态理性纳入法治运行轨道，确立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法治系统。从生态文明的角度重新审视和评估我国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根据生态文明的精神和要求评估与审视我国的环境资源法律体系，再根据这种评估修订现有的环境资源立法，同时提出新的立法规划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其次，由于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体系性、整体性的事业，还需要对其他相关的立法进行可持续发展评估，并根据评估进行相应的修改和解释来实现其他法律的生态化改造。法律责任制度是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是一项立法能否得到实施，能否最终实现其目标的关键要素，特别是对于环境立法这种带有强烈政策性特征的立法而言，法律责任条款是一项立法有效性的关键决定因素。出于这一考虑，本文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对我国环境立法中的法律责任进行评估和审视，并根据这种评估和审视提出未来中国环境责任立法的完善建议。
二、我国目前环境法律责任制度不能适应生态文明要求的突出问题
(一)环境违法的成本过低，导致企业缺乏环境守法的动力
决定企业是否进行环境守法的因素很多，包括守法保障管理、守法促进措施的有效性、守法监测和评估等因素。而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环境违法成本。所谓环境违法成本，指企业违反环境法律所应承担的负担和损失。环境违法成本=违法的责任后果×违法责任承担的概率(查处概率)。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企业作为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组织，决定其选择环境违法还是环境守法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环境违法成本和环境守法成本之间的对比关系。当违法成本大于守法成本时，企业守法才有利可图，环境法的执行和实施才有可能是有效的。而当环境守法成本大于环境违法成本时，环境违法成为了有利可图的行为，环境法的实施必然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国企业环境守法意识淡薄、企业环境守法信用不高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提高企业的环境违法成本的重要意义。通过分析我国环境法律中的法律责任可以发现这么一个现象:我国目前环境违法的责任后果总体偏轻;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成本大大高于罚款数额的现实促使企业宁可违法排污缴纳罚款，也不愿意运行污染治理设施。以大气污染治理为例，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对不使用污染治理设施进行排污的行政处罚的最高金额只能达到10万元，这种罚款额度对一些小型的污染治理设施有一定作用，但对那些每天的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都远远超过10万元的大中型污染源则不能发挥引导企业遵守环境法律法规的正向激励功能。
(二)承担环境法律责任的主体过于狭窄
生态文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环境资源问题的新视角，也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思路和方法。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体系性、整体性的事业，因此需要具有整体性和体系性的解决方案。正是居于生态环境问题的体系性和整体性的特征，十报告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这就要求包括技术转型、经济转型、政治转型、文化转型和社会转型在内的体系性和整体性的转型。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看，以下两点原则对贯彻整体性和体系性的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应当加强政策之间的整合，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等是相互依赖和相互加强的，达到这些目标的政策应当整合;第二，由于转型是整体性的，不仅仅私人机构需要根本性地改变其行为模式，而且政府、个人等其他主体也需要改变其行为模式;在私人机构中，不仅直接的污染源主体需要改变其行为模式，投资者、销售商等相关主体也需要改变其行为模式。我国目前的环境法律责任是以规制污染源企业为核心的，针对作为排污主体的企业的法律责任的条款很多，而规定政府的法律责任的条款相对较少，规定消费者、银行、证券公司、销售商等其他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的条款几乎是空白。这种以污染源主体为核心的、其他主体法律责任条款薄弱甚至空白的法律责任结构与生态文明建设所要求的整体性和体系性的模式转型是不相适应的。环境保护责任的承担主体不应当限于企业、公司等经济组织，还应当包括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其他组织和个体。
三、扩张环境法律责任的主体
(一)确立和强化消费者的环境法律责任
建构于传统经济理论和模式之上的消费者权利话语，是一种对消费主义迷醉的表达，这种话语以经济发展观上的盲目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的盲目乐观主义为基础，认为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没有止境，不会受到生态、资源和环境的约束。这种传统的经济模式和理论正在把人类及其生存的家园引向危险的边缘。生态和环境危机的应对不可能在“经营者义务———消费者权利”这一传统的理论模型下得以破解，而是需要对生产和消费进行联动的规制，需要用正确的社会生态义务来调整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使之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消费者生态义务的理论在此背景下破土而出。所谓消费者的生态义务，是指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达成生态消费模式、实现良好的消费秩序而承担的法律义务，具体包括适度节约消费的义务、依法处置消费废弃物的义务等。适度和节约消费的义务并不是直接禁止人民进行奢侈性消费，而是要求进行奢侈性消费的人对其所占用的其他人排放空间和资源付费，以确保总体的排放总量和资源消费在生态环境的容纳总量范围之内。通过住房空置税收制度、高额消费税收制度、阶梯资源价格制度、垃圾分类制度等制度确立消费者的义务和法律责任，对推动消费者行为模式的转型，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政府环境法律责任的强化
在英美国家，“公共信托”理论是支撑政府环境义务和责任的主要理论学说。这一学说认为，政府作为环境资源这一全体共有人的受托人而享有管理的权力，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在大陆法系国家，政府的环境义务及责任理论可以从国家义务理论推导出来，具体而言，这种义务包括国家的积极保护义务、消极不作为义务和给付义务。为推动和保障义务的实现，相应的法律责任制度的建构就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政府环境责任问题在我国被广泛讨论，如何通过具体的立法确立起政府环境责任被认为是中国环境法制完善的一个关键问题。近年来，政府的环境法律责任立法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例如，2007年新修订的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第69条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本法规定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不依法做出行政许可或者办理批准文件的，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违法行为的举报后不予查处的，或者有其他未依照本法规定履行职责行为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然而，我国的环境立法过分强调政府的环境管理权力而缺乏追究政府环境责任的有效机制。政府环境责任的缺失被认为是中国环境法治最重要的问题。从国外的法制经验来看，政府承担生态环境义务及相应的法律及政治责任是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的必不可少的法律路径。以目前国内讨论得最为热烈的环境公益诉讼为例，在国外，环境公益诉讼最重要的目的和功能就是通过诉讼督促政府依法履行其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因此，在国外，第一位序的公益诉讼启动者是公民与社会组织。美国的《清洁水法》关于公民诉讼的规定是环境公益诉讼立法中的最著名的规定之一。根据其规定，任何公民可以以违反该法为由，针对任何人———包括美国政府和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提讼。该法对可能被控的人的定义为:个体、企业、合伙者、协会、州、市镇、委员会，一个州内更细分的政治组成部分，或者任何州际间的实体。通过公益诉讼的特别规定，赋予公民通过诉讼监督政府部门依法履行其生态环境保护的义务，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最重要的目的和功能。中国的环境立法和司法需要在公民和社会团体监督政府行为这方面做出突破，通过公益诉讼撤销政府损害环境的违法行为和促使政府积极履行其环保职责。具体而言，完善政府的法律责任制度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进一步强化环境生态质量的政治责任制度，建立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度。
以雾霾防治为例，《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要求构建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的目标责任考核体系，并将考核和评估结果作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这可谓是对片面追求GDP政绩观的一次纠正。但是，目前考核结果与领导干部的任职和升迁没有直接挂钩，其对领导干部的约束效果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我国的大气污染形势亟待彻底改变的背景下，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建立空气质量考核一票否决机制，对未能完成大气污染防治目标任务的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唯有如此，才能彻底改变各级政府官员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为强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雾霾难题也才能得以根本解决。
第二，建立对不履行环境治理职责或治理不达标的地方政府的经济罚款制度。
运用经济罚款制度来惩罚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违法行为。目前我国在污染治理方面的行政罚款主要是针对行政相对人的，在国家层面还没有建立起针对地方政府的经济罚款制度。而在污染治理的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不惜以违反环境法为代价，成为环境污染治理法律和政策实施的主要障碍，因此，有必要建立起针对地方政府的经济罚款制度来预防和纠正其违法行为。在这一方面，西方的经验可为我国的制度建构提供借鉴。例如，在欧盟，针对成员国在环境保护方面违反欧盟法的行为，欧委会在对成员国违规现象提出通报批评或警告后，相关成员国须及时回复，并在欧委会书面警告之后两个月内准备应诉。如果成员国的回复和整改不能达到法律的要求，欧委会有权诉诸法律程序，对违规国家进行经济处罚。
第三，建立环境治理达标与中央财政投资联动的制度。
单纯的经济处罚在威慑和预防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违法行为的功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即使建立起了针对地方政府的罚款制度，罚款的数额相比项目给地方带来的巨大利益还是无法比拟，因此，针对地方政府的经济处罚制度不应当仅仅限于罚款，还应当使环境治理和中央的相关投资挂钩，倒逼地方政府选择发展与环保的双赢道路。美国为了制裁地方政府的环境违法行为，设计了一系列督促地方执行联邦法律政策的惩罚机制，例如，对环保不力的地方，国家环保局可将其环境管理权收归联邦，该地方也将失去获得高速公路基金或建设新排放源的权利。在这方面，我国的区域限批制度已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下一步应当探索大气污染防治及环保达标与中央的发展投资联动的制度。
第四，完善政府的大气污染防治信息公开法律责任制度。
我国应当通过法律明确政府大气污染信息公开的义务，扩大政府大气污染防治信息公开的范围，并赋予公民和社会团体在政府未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时请求法院判决强制其公开的法律责任。政府应当在已经制度化的空气质量信息公开、空气质量预警信息等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信息公开扩大到适时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日常监管信息、公布企业污染物排放数据等方面，通过信息公开的力量，来监督企业守法和政府依法监管。
第五，完善现有的政府法律责任制度的相关制度。
现有的撤销违法的行政许可的法律制度、行政不作为制度、行政赔偿制度等追究政府法律责任的制度，在雾霾治理中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但是，由于雾霾治理是一个涉及公众利益的事业，需要通过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来促成这些传统的政府法律责任制度在雾霾治理中的实施。
(三)股东、信贷机构、环境专业中介机构等相关主体环境法律责任的确立和强化
环境法律责任的扩张，不仅仅涉及消费者和政府，股东、信贷机构、销售商、环境专业中介机构等其他主体也要承担起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责任。
1．股东的环境法律责任
企业的环境污染主要发生在生产环节，但是，要从根本上预防环境风险，需要将环境风险的预防尽可能地提前，对投资环节也进行有效的规制。股东的资金是企业生产的重要资金来源，一直以来，传统的法律理论只要求股东承担公司法上的股东有限责任，而对投资机构所投资的项目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后果则无需承担任何环境责任。这导致一些恶意的股东利用公司的人格来从事损害环境的项目以谋取暴利，待获得利益后又注销公司从事新项目，其造成的环境和生态破坏最终由受害人和国家买单。针对此种不公正的现象，需要确立股东在特定条件下对公司的环境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的相应制度和机制。
2．信贷机构的环境法律责任
当信贷机构的信贷资金为了追逐利润而大量流入严重破坏环境的项目时，信贷机构也成为一个隐形的污染者，成为污染行为的有力帮手，因而，信贷机构承担相应的环境法律义务和责任对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毋庸置疑的意义。目前，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绿色信贷的政策性文件和规范，规定了信贷机构的绿色信贷义务，但这些义务都是一些倡导性的政策性义务，其实施的效果非常有限。绿色信贷要得到真正的推行，离不开法律的支持。法律一方面要规定倡导性的义务并配置税收优惠、贴息优惠等措施的支持，另一方面，法律也需要为信贷机构设置强制性的、“底线防御”类型的绿色信贷义务，并针对违反此类强制性义务的信贷机构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例如禁止向未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的项目进行贷款的义务，中止对环境具有重大破坏性的项目贷款的义务等，如果违反这些强制性的法律义务，法律应规定信贷机构承担信贷合同无效的法律责任。
3．环境专业中介机构的环境法律责任
节能服务公司、环境监测机构、环评机构、环境设施专业运营机构、环境审计机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环境法律责任。以环评机构为例，由于环评机构是接受项目单位的委托而进行的环境影响评价，而委托本身又是一种收费式的商业行为，因此当环评机构为了商业利益而出现信用风险时，就需要通过有效的法律责任机制来进行治理。除了承担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外，和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主体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也是一种有力的手段，这种责任属于专家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新修订的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5条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环境监测机构以及从事环境监测设备和防治污染设施维护、运营的机构，在有关环境服务活动中弄虚作假，对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负有责任的，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还应当与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其他责任者承担连带责任。”这在法律上明确了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环境监测机构以及从事环境监测设备和防治污染设施维护、运营的机构的连带民事责任。将来需要通过其他法律法规来进一步确认节能服务公司、环境审计机构等专业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
四、提高环境违法的成本
(一)近年来提高环境违法成本的立法进展
提高环境违法成本已经成为我国环境法学理论和实务界的共识，在立法上也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比较重要的进展如下:
第一，增大了行政罚款力度。
2008年修订的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第73条规定，对不正常使用水污染处理设施的违法行为，环保部门可以处以应缴排污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而修订前的罚款数额是10万元以下。2014年最新修订的我国《环境保护法》第59条规定了针对违法排污的按日计罚制度，并明确规定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按照防治污染设施的运行成本、违法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或者违法所得等因素来确定罚款数额。
第二，规定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拘留的法律责任。
根据2014年最新修订的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的规定，针对拒不改正违法行为和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公安部门可以对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实施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
第三，明确了应当对环境监管人员进行相应行政处分的具体情形，并规定了引咎辞职制度。
2014年最新修订的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8条具体列举了对环境监管人员应当进行行政处分的九种情形，并规定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主管的责任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在此种情形下，主要负责人引咎辞职。
第四，赋予了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更多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权力。
例如，2008年修订的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第74条把限期治理的决策权赋予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而修订前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才能做出限期治理的决定)。2014年最新修订的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0条赋予了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制生产、责令停产整顿的权力，第25条赋予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查封、扣押的权力，第61条赋予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针对未通过环评开工建设的项目责令恢复原状的权力。
第五，降低了环境刑事责任的门槛。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第338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了两处修改:其一，将“危险废物”修改为“有害物质”;其二，将“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的”。201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细化了环境刑事犯罪的构成标准。
第六，规定了环境信用评价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将企业环境违法的信息公开会对企业的公众形象及商誉造成影响，这也是提高企业环境违法成本的重要途径之一。美国联邦环境总署通过执法与守法在线数据库公布全部执法和守法记录，这一做法在守法促进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新修订的我国《环境保护法》第54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统一国家环境质量、重点污染源监测信息及其他重大环境信息。”第55条规定:“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如实向社会公开其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接受社会监督。”第54条第3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将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环境违法信息记入社会诚信档案，及时向社会公布违法者名单。”我国新《环境保护法》不仅运用信息公开的方法来提高环境违法成本，而且把信息公开和环境信用评价结合起来，对企业环境方面的行为进行长期的跟踪评价。
(二)提高环境违法成本的未来走向
第一，完善环境行政罚款制度，进一步提高环境行政罚款的力度。
首先，改革数值封顶式罚款中的不合理的数值限制和倍率封顶式罚款中的不合理的基数设定。针对许多环境行政处罚的数值封顶式罚款中的数值限定远远低于守法成本的情形，需要及时提高封顶的数值或者将数值封顶式罚款变更为倍率封顶式罚款。针对倍率封顶式罚款不能与守法成本和所造成的损害相匹配的情形，改革赔率封顶式罚款中的基数设定。例如，针对超标排放和超过总量限制排放的企业，可以以采取污染治理措施所需费用作为罚款的基数，这样处理才能够满足违法成本大于守法成本的条件。其次，设计科学合理的行政罚款额度确定标准和程序。科学合理的环境行政罚款制度设计要最终落实以实现其制度目标，还有赖于科学的罚款额度的计算标准和程序。加拿大为了推动环境执法和罚款的统一性和科学性，专门制定了《环境执行法案》。这方面，美国联邦环境总署的做法也值得我国借鉴。其颁布的《民事处罚政策》(GM－21)和《处罚实施的具体法令措施框架》(GM－22)，不仅奠定了科学设定环境违法处罚的框架，还设计了具体的罚款额度计算标准、模型和程序。环境行政处罚的基点是违法收益，并设计了专门的计算机程序模型(BEN模型)进行计算，以剥夺违法者的违法收益，消除违法者由此获得的相对竞争优势。BEN模型所计算的违法收益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机会成本，即违法者没有按时购买处理设施并运行维护所节省的费用用于其他方面可获取的收益;二是货币的时间价值，即货币的贴现。通过计算机模型的使用，将违法者的收益尽量量化，提供了处罚的明确依据和清晰的计算过程，另外，法律还要求将所有内容和计算方式通过听证会的方式予以公开并接受质疑。计算机模型和公开程序的双重约束，保障了环境违法成本不低于环境守法成本，保障了环境行政处罚额度确定的科学和公正。借鉴美国的经验，我国的环境行政罚款也要通过计算机模型的开发来限制自由裁量权，避免行政罚款在实施中被打折扣。
第二，完善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制度，赋予环境信用评价结果特定的法律效力。
许多企业很善于钻法律的空子，虽然其很少实施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行为，然而轻微的违法行为却总是不断。针对这种“精明的”违法者，环境行政处罚的转换制度和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制度能够有效提高其环境违法的成本，例如，可以把违法者每次受到的警告处罚记录在案，累积到一定次数便可以向更高一级处罚形式转化。目前，我国新《环境保护法》作出了将企业环境违法行为记入社会诚信档案的规定。一些省市已经在试点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制度。然而，信用评价的结果的运用范围非常有限，使得这一制度没有发挥出其在提高环境违法成本上应有的功效。将来的制度改革应建立每个企业的环境守法和违法行为的信用档案并定期进行信用评级，而且，对那些信用评级差的企业在环保资金补贴、政府采购、银行信贷、证券上市及增股融资等方面进行限制甚至直接剥夺其资格。
第三，建立生态修复法律责任制度。
目前，我国污染环境的损害赔偿责任主要是依据《侵权责任法》赔偿相关受害人的人身及财产权益的损害。而对环境本身的损害的污染治理和生态恢复的责任一直由政府承担，这是一种既不公平也不合理的现象。因此，应当建立污染者的环境修复法律责任。
第四，完善公益诉讼制度。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已经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实施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基础，我国新《环境保护法》也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团体的范围，然而，我国目前真正以生态环境本身损害赔偿为目的的民事公益诉讼却呈现“零受案率”现象。导致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零受案率”的原因很多，其中原告资格的受限性和对原告激励机制的缺乏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被限定为国家机关和法律规定的社会团体，当国家机关和法律规定的社会团体出于某些原因不提起公益诉讼时，这一诉讼机制就不能启动。要真正推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实施，一方面要建立起当国家机关和法律规定的社会团体出于某些原因不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时其他合法团体和公民的代位诉讼制度，另一方面要通过让败诉方承担诉讼费、律师费等公益诉讼费用的规则和让公益诉讼原告分享一部分公益赔偿金的“赏金猎人”规则来对原告进行激励。另外，由于不同类型的公益诉讼的诉讼原理和规则是有所区别的，我国还需要在未来的《行政诉讼法》修订中引入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并通过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环境保护中的运用推动我国的环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