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安全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06 15:39:08

财产安全论文

财产安全论文篇1

关键词:公共安全;多数;平稳与安宁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5)-12-0083-03

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一类罪共同侵犯的法益是“公共安全”,因此,准确界定“公共安全”的概念、全面把握其内涵,对于我们准确认定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具体犯罪,具有非常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然而,对于什么是公共安全,理论上仍有诸多不同意见,基于此,笔者试图从理论界关于“公共安全”概念的不同观点出发,结合司法实践,从“公共”与“安全”两个方面入手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一、“公共安全”的理论观点与分歧

什么是“公共安全”呢?对此,理论上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我国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安全,“即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 [1]第二种观点认为,“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以及社会生产、工作、生活的安全。”[2]第三种观点认为,“公共安全是指特定或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3]第四种观点认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保护法益,是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的安全及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4]除此之外,国外刑法理论上也存在不同观点,例如日本,关于公共危险的内容,存在见解的分歧:(a)有立场认为是对不特定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的危险:(b)有见解认为,不问特定?不特定,是针对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的危险;(c)有见解认为是针对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重要财产的危险;(d)有见解认为是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财产的危险。[5]

从这些不同观点来看,其主要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公共安全”中“公共”一词应当如何理解的问题,即“公共”一词是指“不特定”,还是指“多数”,还是指“不特定多数”,还是指“不特定或者多数”。其二,“公共安全”中“安全”一词应当如何理解的问题,即“安全”一词应当理解为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还是理解为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以及社会生产、工作、生活的安全,还是理解为生命和财产安全,还是应当理解为生命、身体的安全及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基于此,笔者将从这两个方面对此进行分析。

二、“公共”的含义解读

从以上理论观点来看,在“公共安全”中“公共”一词的含义方面,理论观点的分歧主要在于“公共”是指“不特定”,还是指“多数”,还是指“不特定或者多数”,还是指“不特定多数”。

从词语上分析,“公共”是指属于社会的;公有公用的。[6]而“社会”一词,则是指:①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②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6] “人群”是指成群的人。[6] “群”是指:①聚在一起的人。②众多的人。③成群的。④量词,用于成群的人或者东西。[6]四者联系起来理解,“公共”就是指属于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众多人的。既然是属于“众多人”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是“公共”一词的含义就是指的“众多”即理论观点中指出的“多数”。因此,从语词上来看,“公共安全”中“公共”一词包含“多数”这一含义应当是没有疑义的,正如学者所言,“‘多数’是‘公共’概念的核心,‘少数’的情形应当排斥在外。”[4]

那么,这里的“多数”应不应当对之进行“特定”或者“不特定”的限制呢?是否应如我国学者中第二种观点认为的必须是“不特定多数人”呢?对此,笔者认为不应当作此限定。正如有学者所言,“‘不特定多数人’的表述意味着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等安全,以及不特定的人的生命、健康等安全,都不是公共安全,这似乎缩小了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范围,也与司法实践不相符合。”[4]因此,在笔者看来,这里的“多数”不应当对之进行“特定”或者“不特定”的限定,无论是特定的“多数”还是不特定的“多数”都包含在“公共”一词的含义中。

另外,在理解“公共”一词的含义上,我国学者几乎一致地认为“公共”一词包括“不特定”的意思。在学者们看来,所谓“不特定”,是指“犯罪行为可能侵害的对象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事前无法确定,行为人对此既无法预料也难以实际控制,行为造成的危险或者侵害结果可能随时扩大或者增加。”[4]在这里,“不特定”既不是指“谁碰到谁倒霉”,也不是指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行为的行为人主观上没有具体的行为对象或目标。在具体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犯罪人主观罪过中已经有明确的侵害对象或目标,只是因为行为人对行为实际上造成的或者可能造成的后果难以预料或者控制,如果行为危害到公共安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对于为什么将“不特定”作为“公共”一词的含义,在学者看来,其原因在于,“‘不特定’意味着随时有向‘多数’发展的现实可能性,会使社会多数成员遭受危险和侵害。”[4]在我们看来,以此为理由将“不特定”作为“公共”一词的含义值得推敲。

从语词上分析,“特定”是指:①特别指定的;②某一个(人、时期、地方等)。[6]基于此,“不特定”就是指没有特别指定的某一个(人、时期、地方等),既包括没有特别指定的某一个(人、时期、地方等),也可以包括没有特别指定的某些(人、时期、地方等)。而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公共”一词的含义应该是多数,而不能是少数,更不能是某一(人、时期、地方等),因此,将“不特定”的少数或者某个人放入“公共”含义中是不妥当的。而从另一方面讲,从学者的理由来看,之所以加入“不特定”一词,其原因在于阐明行为向“多数”发展的现实可能性,但在笔者看来,加入“不特定”一词来阐明行为向“多数”发展的现实可能性是多余的。这是因为,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很多犯罪都是危险犯,只要求行为人的行为使公共安全处于一种具体的危险状态就可以构成犯罪,但是必须要求这种危险状态本身应当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必须在存在对“多数”人的生命、健康等权利造成侵害的危险的现实可能性的前提下,才能认为是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不存在给“多数”人的生命、健康等权利造成侵害危险的现实可能性,就不能认为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因此,没有必要用“不特定”来阐明行为向“多数”发展的现实可能性。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公共安全”中“公共”一词的含义只需理解为“多数”即可。

三、“安全”的含义解读

从上述观点不难看出,对于“安全”一词的理解,理论上都认为包括生命、健康安全,争议主要在于“安全”是否包括财产安全,是否包括人的生命、健康、财产以外的其他社会安全。在笔者看来,“公共安全”中“安全”一词的含义应当包括重大财产安全,除此之外,还应当包括人的生命、健康、财产以外的社会生活的平稳与安宁。

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理论均将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作为公共安全的内容,这种观点值得反思。在论者看来,如果认为行为人只要侵害了重大财产安全就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么一些盗窃并获取价值重大财物的行为(如盗窃银行、博物馆),就可以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另外,如果认为仅仅需要行为给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财产造成了侵害就可以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么受害人为多数并获取财物的行为(如受害人为多数的集资诈骗行为)也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4]对此,有论者批判认为,判断行为构不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还应当根据行为人的行为方式进行判断,赞同公共安全的范围包括公众重大财产安全,并不是指 “只要取得”重大财产就可以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进行定罪处罚,还必须看其行为方式是否是以危险的方式来实施,“只有以危险方式‘危害’公众之重大财产的方能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7]

在笔者看来,讨论是否有必要将公私财产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公共“安全”,还是应当回到“公共安全”中的“公共”一词的理解上来。“公共”是指“多数”,这里的“多数”既包括受害主体为多数人,也包括对多数被害人权益造成破坏的危险或者后果是重大的,还包括基于对权益造成破坏的危险或者后果而由此给社会公众带来的影响是重大的,而不单单是指受害的主体(包括可能受害主体)是多数,或者造成的后果是重大后果或者重大危险。盗窃银行、博物馆并取得重大价值财物行为,由于被害人是单个的银行、博物馆,而不是多数受害人,因此,从这方面看,就不应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且盗窃银行、博物馆并取得重大价值财物行为,尽管造成的后果比较重大,但对财物本身和社会公众造成的影响后果并不大,因此,也不能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

另外,在笔者看来,将重大公私财产纳入“安全”的范畴,虽然不能简单地从行为人的行为方式上予以证明,但行为方式的差别仍然是区分此罪与彼罪的一个根据。从行为特征上来看,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犯罪,其行为方式都表现出一次性特征,也就是说,其行为实施过程很多情况下表现出瞬时性,在行为实施的那一瞬间,即给多数人的权益带来侵害或者侵害的危险。而集资诈骗行为,虽然行为对象是不特定或者多数人,而且在实践中,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后果也可能非常严重,但因为行为具有一定聚合性,构成集资诈骗罪,其行为往往表现为在一段时间内对多数人实施集资诈骗行为,不同于典型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典型犯罪如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等所具备的一次性、瞬时性的特征。因此,从这方面来看,集资诈骗行为不能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但要指出的是,由于本类罪为危害公共安全罪,主要是为了保护重要法益,因此,成为“公共安全”范围的公私财产应当是重大的公私财产,如果只是非重大的财产受到损害或者损害危险,没有必要纳入本类罪中予以保护。

根据以上论述,将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包括“公共安全”范围之内是恰当的。而从前面的引述中可以看出,我国还有学者认为“公共安全”的范围除了包括这些内容外,还包括其他内容。如上述观点中,有学者认为还包括社会工作、生产、生活的安全,另有学者以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为例,认为还包括社会生活的平稳与安宁。在笔者看来,虽然两者表示不一样,但含义基本一致。对此,有学者予以否定,其认为,对于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行为而言,如果没有造成危害并且也不会对公众的生命、健康造成危险,只是对重大财产造成危害的,如果广播电视设施是公众财产,那么应当认定为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如果广播电视设施是个人财产,那么则应当认定为故意毁坏财物罪。[7]对此观点,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在笔者看来,以广播电视设施的财产属性来判断是否构成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是不恰当的。一方面,因为对广播电视设施的破坏基本上不会对公众的生命、健康造成危险,另一方面,对广播电视设施的破坏并不一定都会造成重大财产的破坏,例如可能只是拆了一个关键的零件,但造成整个广播电视设施失去功用,那么依照论者观点,此种情形也不能构成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然而,这种情况应当按照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来论处。[4]正如赞同者反驳的,这样理解基本上废除了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在笔者看,恰恰是这样的情形存在,更能说明,“公共安全”的范围不能仅仅包括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安全,还应当包括社会生活的平稳与安宁。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客体即公共安全,是指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安全和社会生活的平稳与安宁。

参考文献:

[1] 高铭暄,马克昌. 刑法学(第五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339.

[2] 赵长青. 中国刑法教程[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3] 高格. 定罪与量刑(上卷)[M].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

[4] 张明楷. 刑法学(第四版)[M],法律出版社,2011:603,601,601,601,602,602,603.

[5] [日]大V仁著,冯军译:刑法概说(各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46.

[6] 现代汉语词典[M],商务印书馆,1998 :435,1115,1064,1054,1235.

财产安全论文篇2

[关键词]财政安全;财政职能;经济全球化;财政机会主义

财政的不安全自古有之,在古代和近代,财政危机通常是社会动荡、暴力革命、政府更迭的导火索。但自由市场经济建立后的近200年间,早期市场经济国家基本没有发生过财政危机(其中甚至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政的不安全迹象开始出现并呈蔓延之势。

先看早期工业化国家: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绝大多数福利国家的政府出现被称为“福利病”的财政危机。里根政府大幅减税以刺激经济从而引发天文数字的财政赤字,美国国内关注财政安全的呼声鹊起;90年代后进入长期萧条的日本力求通过政府投资带动整个经济复苏,因此大量发行国债,也使财政安全堪忧。再看新兴工业化国家:拉美、东亚、东南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80年代以来相继出现外债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三种危机交织到一起,互为作用,财政是这些危机的最终承担者,一些国家的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国际经济组织的援助,接受结构性重组,丧失部分财政。还有转轨国家:转轨国家的政府一方面失去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收入基础,另一方面还要承担转型的代价,承担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支出责任,同时还要利用财政政策稳定经济,财政困难尤甚。

可以这样说,世界上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安全隐患。这一现象已受到各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典型的表现是,致力于协调世界经济平稳发展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组织曾专门组织有关专家与各国财政部门合作研究一国的财政可否持续。综上所述,我们足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财政安全问题正在世界范围内呈显性化之势。

财政安全问题的显性化激发了理论界对其根源的反思。

在市场经济制度与财政安全的关系上似乎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根据经典经济理论,市场经济内生财政平衡。公共财政学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只需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执行经济职能。有限的作用领域决定了政府的支出规模是有限度的,而以支定收的税收理论依据也排除了支大于收的可能。虽不能排除经济萧条时期出现财政赤字的可能,但从整个经济周期考察,财政预算基本能达到周期性的平衡;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国家不应存在财政安全问题。或者退一步说即使出现财政安全问题,也至多是某些国家的特例。而事实上是新老市场经济国家都面临着财政的安全问题,这是为什么?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内生财政不安全因素,因为经济风险是市场经济固有的,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都面临风险,财政风险不可避免。这种观点虽有道理,但又不符史实。我们说过,市场经济建立之初的200年间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普遍存在于各类国家的财政风险,而恰恰是在当今市场经济制度日益成熟之时,在政治法律制度日臻完善之日,财政安全问题反倒在世界范围内凸显,这又该作何解释?

更多学者试图寻找制度以外的原因: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财政安全问题凸显的原因。但经济史实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前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早期市场经济国家并没有发生财政安全问题。可见,经济全球化既不是财政安全问题凸显的充分条件,也不是财政安全问题凸显的必要条件。有人认为政府从资金与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向私人部门担保者的角色转换带来了财政风险,但不直接提供资金服务恰好不给政府带来直接的支付负担,何以祸及财政安全呢?有人认为是财政机会主义倾向造成政府过多的隐性的、或有的负债给财政安全造成了威胁,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有机会主义行为呢?

可见,上述观点都能从某个角度说明财政安全问题凸显的原因,但都没有抓住财政安全问题何以产生的全貌,没有找到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为此,笔者主张对上述观点用逻辑的、历史的方法进行梳理,以对该问题有个全面的认识。

(一)市场经济中财政职能的扩展是财政安全问题显性化的根本原因。

1 资源配置和调节分配。市场经济建立之初人们把财政的职能定位在资源配置和调节分配。这种定位是亚当斯密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在政府财政领域的反映,即政府以提供公共物品的形式参与资源配置,并主要以税收的形式调节分配不公。这种财政职能观决定了政府收支是有限度的,并可基本保持平衡,代议制和行之有效的法律(主要是预算法案)为政府收支平衡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史实亦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能保持预算的年度平衡。现在看,那个时期充分就业状态是预算平衡的宏观经济背景。

2 稳定经济。资源配置和调节分配的职能观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30年代的大危机催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论证了总需求对产出的决定作用(现在看应该加上非充分就业这个前提),这就意味着财政支出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对产出的决定作用,从而为财政的第三个职能--稳定经济打下了理论基础。此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虽先后经历了战后的迅速增长、70年代滞胀及80年代的复苏,经济理论界也曾出现新古典综合派、新自由主义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各领一时的局面,政府的支出和收入作为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组成部分始终是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杠杆。

有了理论的导航,世界各个地区的政府规模和职责范围都不同程度地扩大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财政的稳定职能在抵消经济波动的同时为自身埋下了安全隐患,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财政安全问题的显性化的原因之一。首先,政府为拉动经济增加公共投资必须大量发行国债,这就给政府带来偿付风险。同时,政府要偿还国债利息,这样就间接承担了市场利率风险。国债是政府稳定职能带来的第一项安全隐患。其次,国债筹集来的资金多用为公共投资,投资项目建成后还要发生维护费用需要续投资,也要由政府承担。而且,公共投资项目的收益和成本状况也要随市场价格波动,面临市场风险。因此,公共投资的维护是政府稳定职能带来的第二项安全隐患。最后,大危机后为平稳消费及社会安定,政府主导建立了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基金面临市场利率风险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偿付风险等。这是政府稳定职能带来的第三项安全隐患。

3 促进发展。财政是否应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职能,至今在理论界还颇受争议,但事实上以东亚、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一直在实践着这项职能,所以我们在此先抛开理论争论确认这项职能。新兴市场国家政府促进发展所采取的措施多种多样,在此无需赘述,但这些措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政府力图依赖市场而不是代替市场促进发展,这是市场经济观念的典型表现。经济有效率地发展还是要靠民间和企业的作用,政府不应“作为增长的直接提供者,而是作为催化剂、合作者和促进者” 。这种观念体现在具体做法上,就是政府尽量避免采取预算内补贴或直接为公共产品融资等措施,而是以政府担保形式为银行和企业的发展提供动力。这种市场主导型做法本身无可非议,但它却为财政自身的安全埋下了隐患。政府担保等并不出现在传统的预算内,但它们在特定情况下(如金融危机)确实又会构成政府支出,而一旦这些特定情况发生。政府就可能陷入财政危机,p0lackova把这种支出叫做“显性或有负债”(见表1)。典型的显性或有负债包括:银行倒闭或地方政府支付危机转移给财政的负债以及政府担保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遇到困难由财政承担等。显性或有负债的特点有三:其一,不出现在传统的预算之内;其二,与传统预算内出现的支出不同,这类支出不一定发生,其发生与否视特定事件是否发生,所以称之为“或有的”;其三,是法律明确规定政府要承担的义务。或有负债并不是新鲜事,早期工业化国家政府也有或有负债,如美国地方政府为企业的担保,但由于这些国家较早建立了或有负债的披露机制且对其风险管理严格①,加之金融系统较完善,需要政府担保的事例并不多,且这些国家的金融系统较为稳定,“或有”并没有变成“现实”,因此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但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让人们认识到了或有负债的重要性。或有负债是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另一个经济联系通道,政府为银行提供担保引起道德风险,从而加剧了银行系统不良债务,而一旦银行系统不良债务累计到一定程度引发金融危机,政府就要拿出大量资金救助,或有负债就变成了真实负债,对或有负债没有任何准备的政府就此面临财政危机。

4 推动转轨。推动转轨职能更是在经典财政学教科书中找不到的字眼,但确实是在世界经济生活中发生并对整个世界经济状况产生巨大影响的事实。如果早期工业化国家政府面临的财政安全隐患主要来自公共投资和社会保障,新兴工业化国家政府的财政安全隐患还加上了来自政府担保引发的显性或有负债,那么转轨国家的财政安全则面临包括以上两者在内的更多的隐患。由于转轨方式分为渐进和激进两种,而不同转轨方式面临的财政安全隐患又不相同,这里因主题所限不能分别详述,在此仅以渐进式转轨的中国为例做简单个案分析。

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首先要把资源配置的主角地位让位给市场,从而失去了原有的收入基础。同时,政府还要把原来由企业承担的社会职能承接过来,以执行调节分配和社会稳定职能,这给财政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以中国为例,就有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失业救济金缺口和医疗保险缺口,加之过早进入老龄社会和国有企业改革等又给这些支出项目上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构成了中国财政安全的一大隐患。中国财政还要承担稳定经济职能,1998年开始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一例,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政府带来了巨额国债以及未来的利息支付和后续公共工程投资维护义务。推动转轨--或者说改革开放,给中国财政带来的安全隐患更多,如各种政策性银行的债权、各级政府部门的融资、各级政府部门为引资进行的担保、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等等(见表2)。

(二)经济全球化是财政安全问题显性化的催化剂。

上文中我们通过史实论证了经济全球化既不是财政不安全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它的必要条件,但经济全球化对财政安全的影响确实不容忽视。

经济全球化加大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而金融危机会在短期内给政府带来巨额财政负担,甚至引发财政危机。经济全球化导致大量私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经济依赖,也加剧了一国国内金融系统和企业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转轨国家尤甚。“各种风险--高汇率高利率带来的政策风险、国内资产价值泡沫、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过度借款--可能引发投资者短期内迅速抛出各种证券、国债和货币”,这就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骤然加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危机后经济萧条造成税基锐减,政府要为金融系统重组埋单,政府还要支付其他形式的担保(如公共设施、道路桥梁)等等。如果说金融危机给财政支出带来的压力是短期内骤然出现的,那么经济全球化给财政收入带来的冲击则是危及财政安全的中长期因素。一个冲击来自税收竞争。资本高度流动下,各国为吸引投资纷纷降低公司税率和所得税率,减税成为世界潮流。另一个冲击来自跨国税费逃避。跨国公司利用越来越开放的经济管制,在国际间进行税收筹划,使得自己的税收负担最小化,使各国财政收入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至此我们就能弄清楚经济全球化与财政安全的关系:并不是经济全球化导致了财政不安全,而是财政职能扩展造成财政本身的运行机制存在威胁自身安全的隐患。这些隐患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下极易变成现实,所以说经济全球化可被喻为财政安全问题显性化的“催化剂”。

(三)财政机会主义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财政机会主义是我们不得不提到的第三个原因,虽然这是很多国家政府不愿面对的指责。什么是财政机会主义?结合easterly和p0lackova的论述,可以这样定义:当有诸如议会、国际经济组织等外部机构监控政府的预算内收支时,政府就会利用预算外收支短期内并不会给财政平衡造成影响的机会,产生从事预算外收支活动的偏好,而这种暂时隐匿的影响迟早会在中长期体现出来。上述我们提到过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政府担保等行为即是财政机会主义行为典型的表现。这些国家政府在最开始进行担保时应该是以利用市场机制为初衷的,但随着政府认识到这类行为不像直接发债那样影响预算平衡,便不自觉地产生了不计实际效率而继续这种行为的偏好,导致政府担保等行为过多。财政机会主义行为是危险的,因为一旦诸如金融危机等事件发生,它带来的过多的或有负债就会变成真实的政府负担。从而危及财政安全。可见,财政机会主义行为并不是危及财政安全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还是政府职能的扩展。因为如果没有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推动,财政机会主义就失去了原动力,也就不会发生。但财政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过多的或有负债确实增大了财政风险,所以给它的角色定位应该是“推波助澜”。

至此,我们对财政安全问题凸显的原因有了个全面的认识,同时也解开了前文提到的“市场经济制度与财政安全之间关系的悖论”。应该看到,经济波动及其带来的风险是市场经济固有的,这些风险不可避免地要通过价格、利率等杠杆传导到财政收支而影响预算平衡。而财政承担的职能越多财政越不安全的史实告诉我们,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政府要“有所作为”。可见,悖论并不存在,市场经济中财政的不安全是内生的、绝对的、永恒的,安全则是外生的、相对的、暂时的。

财产安全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财务安全,辨识标志,内部控制

 

一、引言<

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从商业巨子雷曼兄弟的轰然倒下,再到行业翘楚通用申请破产保护,危机的不良影响正逐步从虚拟经济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2009年6月,美国通用汽车为摆脱困境放下身段,正式申请破产保护; 2009年11月,迪拜财政部突然宣布,棕榈岛集团将推迟至少6个月偿付数十亿美元的债务,以便进行债务重组;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依然存在,中国企业面临国内需求不足,

二、企业财务安全

企业财务安全是指在企业的财务管理过程中,企业不会因为来自企业内部和外部的财务风险或财务困境的影响内部控制,引发严重的财务危机,造成企业的财务失败,从而保持一种可

企业从面临风险到陷入危机直至破产消亡,我们关注的重点通常是风险产生后的事后处理阶段。但纵观整个过程,风险的前一阶段,财务由安全向风险转移阶段才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重点。通常情况下,企业财务安全隐患具有动态易变性和可逆性,及早察识财务安全隐患,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风险,就能规避

三、企业财务安全

构筑财务安全的防火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财务风险,而这一切与企业内部控制密不可分。完善而有效的内部控制,通常指企业拥有健全的内控制度,措施完善合理,并且在实际中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从而能充分实现管理目标和达到控制风险的目的论文开题报告范例。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控制度本身的有效性内部控制,至少

对于企业而言,通过各项指标提示企业的内部财务控制是否有效,来辨识财务安全程度,无疑是一个简便且

表1 国外学者预测企业财务安

研究者

样本

变量及模型

具有较强解释力或预测力的指标

Fitzpatrick(1932)

19家公司

单个财务比率模型

净利润/股东权益、股东权益/负债

Beaver (1966)

79家经营失败和79家经营成功公司

30个变量,

单变量判别模型

现金流量/负债、流动比率、净收益/资产、资产负债率、营运资本/总资产等6个财务比率准确性较高

Altman

(1968)

33家破产和33家非破产公司

5个比率, Z-score模型

营运资本/总资产、留存收益/总资产、息税前利润/总资产、股东权益市场价值/负债账面价值、销售收入/总资产

Blum(1974)

115家财务失败和115家非财务失败公司

多元判别分析方法

选择反映流动性,盈利性和变异性三个方面的财务指标

Altman、Haldeman、Narayanan(1977)

53家破产和58家正常企业

7个变量,

ZETA模型

经营收益/总资产、收益稳定性、利息保障倍数、留存收益与总资产之比、流动比率、普通股权益与总资本之比和普通股权益与总资产之比

Martin

(1977)

58家出现财务危机的银行

25个变量,

Logit回归分析法

总资产收益率、坏账与营业净利润之比、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总贷款与总资产之比

Ohlson

(1980)

105家破产公司,

2058家非破产公司

9个变量,

Probit模型

公司规模(总资产/GNP物价指数后取对数)、资本结构(总负债/总资产)、资产报酬率或来自经营的资金/总负债、短期流动性(营运资金/总资产、流动负债/流动资产)

Aziz、Emanuel(1988)

<

表2 国内学者预测企业财务 研究者

样本

变量及模型

具有较强解释力或预测力的指标

陈静(1999)

27家ST和27家非ST公司

多元线性分析

负债比率、净资产收益率、流动比率、营运资本/总资产、总资产周转率

陈晓等(2000)

38家ST公司

1260种变量组合,Logit回归

负债权益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主营业务利润/总资产、留存收益/总资产

吴世农、卢贤义(2001)

70家财务困境公司,

70家财务正常公司

21个变量,预警模型

盈利增长指数、资产报酬率、流动比率、长期负债与股东权益比率、营运资本与总资产比和资产周转率

姜秀华、孙铮(2001)

42家ST和42家非ST公司

Logit预测模型

毛利率、其它应收款与总资产比率、短期借款与总资产的比率、股权集中系数,公司治理变量(股权集中度)

章之旺(2004)

60家财务困境和120家正常公司

logistic

现金流量比率

王克敏(2005)

128家ST公司,非ST公司

5个变量,logist

引入公司治理、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等非财务指标

吴超鹏、吴世农(2005)

540家价值损害型上市公司

20个变量, 人工神经网络法

总资产收益率、股票超额收益率、公司治理指数和投资者利益保护指数

郭斌等(2006)

1265个正常类到期的实际贷款样本、890个违约类样本

30个指标,Logit模型

贷款期限和M2增长率这两个非财务指标,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

陈燕和廖冠民(2006)

104家上市公司

Logit模型

大股东持股比例、国有股比例、董事会规模对公司财务安全均具有显著影响

钱爱民、张淑君和程幸(

由上表可以看

(1)从方法来看,泰勒级数展开式、事件历史分析、遗传算法、数据包络分析等方法在最近几年相继应用于相关的研究

(2)从研究的数量和指标解释力来看,财务指标结合非财务指标的研究已成为主流的方向。在财务解释变量的选择上,以资产

由此可得,财务安全的辨识标志可以分为两大类:从财务指标来看,负债比率和营业利益率、流动比率、存货周转率、总资

四、结论与启

(1)建立财务安全指标体系对企业内控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良好的内控制度可以提高财务安全测度的准确性。外部环境复杂多变、错误的筹资决策、资产流动性较差、盈利能力低下、公司治理机构的影响、行业因素的影响等方面使财务活动本

(2)科学严密的内部财务控制,是财务安全的基础。建立健全财务内部控制,一方面是出于防护性需要,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保

(3)确立财务安全指标并结合非财务指标内部控制,引入财务内部控制有效的变量,构建财务安全体系,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证财产的安全;另一方面是出建设性需要,及时暴露财务管理方面的弱点,保护财务安全,提高管理效率,保障企业发展。

身和环境的变得复杂多样,这些都是财务不安全的原因所在。由此看来,财务安全与否不是仅由某方面原因引起的,而是多个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造成的。通过加强内部控制防范风险,使企业处在财务安全状态,企业应该高度重视。

产周转率和现金流量比率综合观察,比较有解释力;从非财务指标来看,公司治理变量、审计信息比较有解释力。

负债表比率和现金量表比率为主;在非财务变量的选择上,主要集中在股权结构,审计信息,股东持股比率等方面。

中,并取得了一定成果论文开题报告范例。而国内的研究多是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建立模型。

出:

2008)

31家ST公司

13个变量、主成份分析路基回归

自由现金流量指标体系可以提前两年对公司财务危机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

郑育书和刘沂佩(2008)

50家财务危机公司,

50家财务正常公司

6个变量,Logit和Granger检验

财产安全论文篇4

关键词:善意取得 占有脱离物 公示公信

善意取得制度,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一项民事制度。善意取得制度旨在维护动态的交易安全,强调的是财产善意占有后的权利归属。即在解决原权利人与善意受让人的利益冲突上,给予了善意受让人以更多的优待。虽然相对减弱了对原权利人所有权的保护,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则求得了交易秩序的安全和稳定。它反映了由个人本位主义到社会本位主义的法学思潮,符合社会效益的原则,有助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维护正常的商品交换,因而该制度业己在世界范围内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民事立法所确认。深入、系统地研究善意取得制度理论并完善该制度理论体系对在我国民法体系内尤其是在物权法领域内确立该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善意取得的概念

(一)善意取得概念的起源

近现代成文民法的许多制度都源于罗马法,或者至少可以在罗马法中找到某种萌芽形态。而善意取得制度却是一个例外,其不是来源于古代罗马法,而是来自于同样具有非常久远历史的日耳曼法。罗马法贯彻“无论何人不能以大于自己所有的权利让与他人”的原则及“发现己物,我即收回”的原则,其结果,“终罗马法时代,法律始终不知善意取得为何物”。①一般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发端于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Hand muss Hand Wahren)”原则。这一原则的含义是:“交给占有之手,而且仅该手,必须对物的返还承担担保。”其效果,有法谚云:“汝将汝的信赖置于何处,应于该处寻之。”②即“信赖他人并给予其占有的人,只能向他给予信赖的人请求物的返还”。有学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与日耳曼法上的以手护手原则“在法律结构与意义上大异其趣”。③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既不在于善意保护,也不在于商业交易利益,而在于日耳曼法程序法的特殊性”,“其着眼点并非第三人的权利取得,而是原权利人的权利丧失”。第三人的权利取得“只是因所有权的薄弱性而对物的追索限制的反射结果”,且第三人善意与否根本毫无关联。因此称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仅为善意取得制度“提供了形式上的便宜”。④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善意取得制度与日耳曼法的渊源关系,即使近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善意取得制度之基础和价值与其产生之初已有很大差异,日耳曼法上的“以手护手原则”仍然是现代民法善意取得制度之雏形。

(二)现代善意取得之概念

学术界对于善意取得制度的概念有着不同的表述,⑤从以上各位学者对善意取得制度的不同表述,可以看出,所谓善意取得,又称即时取得,依学界通说,其是指:“动产占有人无权处分其占有的动产,但他将该动产转让给第三人,受让人取得该动产时出于善意,则受让人将依法即时取得对该动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⑥正是基于该项制度能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维护日常的商品交换,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民事立法都确立了善意取得制度。

二、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是善意取得制度的核心内容,世界各国在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上,都对善意取得制度设定了较为严格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善意取得应该具备下列要件。

(一)处分人实施了无权处分行为

若转让人为有处分权人,则其转让为有权行为,不欠缺法律依据,自然无法适用善意取得。无权处分以下列行为为其典型表现形式:第一,出卖他人之物,包括互易、赠与与借贷他人之物。第二,出租他人之物以及出借他人之物。第三,擅自转租行为。第四,私卖共有物。第五,以他人财产设定抵押或其它权利负担。第六,所有权保留买卖中,买受人在支付完全部价款以前出卖标的物的行为。

(二)取得人通过有偿交易获得财产

所谓通过交易而取得财产,是要求善意第三人通过买卖、互易、出资等方式,为其取得财产支付了一定对价。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应以受让人通过交易有偿取得财产为前提。对受让人取得财产适用善意取得是否以有偿为条件,学说对此意见不一。笔者认为,善意取得的适用,必须以受让人有偿取得财产为要件。1.善意取得制度的必要构成要件之一,即为善意。在商品经济中,若无偿转让动产,在许多情况下,本身就表明该动产的来源可能是不正当的,受让人在受让财产时,应当查明财产的来源,并支付对价。如果不经调查、不支付对价,难免有取得非法利益之意。2.因受让人取得财产时并未支付任何代价,故追回原物对受让人而言不可能有任何损失,也无碍商品交易的安全和财产的流转。3.第三人无偿取得他人财产而使原所有人利益受损,有违民法上的公平和等价有偿等基本原则。4.如果允许第三人无偿取得财产,势必会助长让与人规避法律,把占有的财产赠与家属、亲朋好友等随意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使原所有人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5.第三人如因保管、搬运等付出了代价,可向无权转让人要求赔偿,而不是通过善意取得制度来保护。⑦

(三)第三人取得财产须为善意

“善意”一词源于拉丁文Bona fides或者Good faith,意为“不知情”。近现代民事立法中,“善意”一词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行为人动机纯正,没有损人利己的不法或不当目的的主观态度;二是指行为人在为某种民事行为时不知存在某种足以影响该行为法律效力的因素的一种心理状态,即“行为人的行为是真诚的,不知道也没有理由相信其请求是不合理的”。善意取得的“善意”属后一种意义,也就是第三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出让人转让动产时无处分该动产的权利。

(四)善意取得的标的物不限于动产

关于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动产交易,各国立法均不持异议,但是否亦行之有效地适用于不动产交易,各国民法则规定不―,理论上有较大争议。本文认为不动产物权也应当适用于善意取得制度,其依据如下。第一,从各国立法例上看,我们可以窥探出善意取得不仅适于动产,也适用于不动产。⑧第二,从理论上分析,善意取得也应该适用于不动产物权的取得。从善意取得的目的上看,善意取得的本质在于涉及所有权保护与交易安全冲突时,其利益衡量和价值选择的尺度是以舍弃前者的利益来保护后者、以牺牲财产的静的安全为代价而保护财产的动的安全,是对动的交易安全的尊重。那么,因登记错误、疏漏、未登记等事由而发生无权处分问题的不动产交易,同样应当保护第三人善意获得不动产物权。

三、善意取得的适用

从善意取得制度实现立法化的第一天起,如何通过对于该制度适用范围的妥当规定,合理兼顾所有权人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社会震荡,就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讨论的重心。作为兼顾措施之一,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上,大多设有相关例外规定,以维护交易当事人利益的公平。

(一)占有委托物与占有脱离物的区分

区分占有委托物与占有脱离物,是近现代各国民法建立善意取得制度的基本前提。占有委托物是指出于动产所有人的意思而丧失占有之物,占有脱离物是指非出于动产所有人的意思而丧失占有之物。此种区分的意义在于赋予二者以不同的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即占有委托物,原则上发生善意取得,而占有脱离物则不尽然。民法所以赋予占有委托物与占有脱离物以不同的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其理由主要在于:动产脱离其真正所有人,而由让与人占有,不是出自所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基于所有权无论何时何地均有受到普遍保护的价值,以及维系社会的财产归属秩序,故原则上应使受让人不得取得动产所有权。但占有委托物是因所有权人的意思占有动产,所有人自己因创造了一个可使第三人信赖的状态,对交易安全产生危险,故理应承担其动产被他人无权处分的不利益。因此占有委托物一旦具备善意取得之要件,便可发生善意取得之适用。

(二)占有脱离物应适用善意取得

占有委托物适用善意取得一般并无异议,而对于占有脱离物却有如此之大的争议,笔者认为,占有脱离物应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构成要件上与占有委托物可有所区别。

1. 从善意取得制度的目的看。各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是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是为了维护动态的交易安全,动态交易安全是指法律保护交易当事人基于交易行为所取得的利益,认为在特定的场合下,应牺牲真正的权利人的利益来保护善意无过失交易者的利益,以此维护活泼生动的交易活动秩序,促进民事流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注意动态交易安全才能创造更大的社会生产力和更多的财富,制造更多的交易机会,符合社会效益原则,促进市场繁荣。

2. 从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上看,占有脱离物同样符合。首先,受让人取得财产时出于善意;其次,善意取得的财产必须是法律上的自由流通物;再次,转让人必须为无权处分财产人;最后,受让人通过有偿交易而取得财产。受让人受让物权处分之财产并受善意取得制度保护,应以基于合法有偿交易为必要。这些交易行为如买卖、交换或其他以物权设定转移为目的的法律行为。一般来说,受让人从以下场所通过法律行为取得受让财产可视为善意:由拍卖而取得受让物;由公开市场取得受让物,公开市场既包括公营市场也包括公开的交易场所;由贩卖同种类之物的商人处取得受让物。同时,善意受让人受善意取得制度保护应当以有偿交易行为为限,原因如前所述。

所以,笔者认为,善意取得不仅应该包括占有委托物,而且占有脱离物也应该包括在内,这是促进商品交易、维护交易秩序稳定的必然选择。

注释:

①[英]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黄风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②王泽鉴:《民法物权(2)用益物权・占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

③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④王利明、王轶:《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第4页。

⑤参见余淑玲:《善意取得制度初探》,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6期,第49-54页;李建华、傅穹:《论占有与善意取得》,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3期,第25-30页;顾振哲:《建立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想》,载《长白论丛》1995年第3期,第34页。

⑥王利明:《再论善意取得制度》,载王利明著:《民商法研究》第四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

⑦吴巨澜:《论善意取得制度》,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10月1日。

财产安全论文篇5

论文摘要:执行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的程序对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内容,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的行为,即执行是案件审判程序后的实现阶段,执行的依据为已生效法律文书,特别是审判方式改革后,审执已严格的分开,各级法院都设立执行局案件的执行,而财产保全是指与当事人争议有关的财产可能被转移、隐匿、毁灭等情形,从而可能造成对利害关系权益的损害或可能使法院将来的判决难以执行或不能执行时人民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或当事人的申请或按审判职权对有关财产采取的保护措施,即财产保全是在审判程序中实施的,其执行的依据仅为一种可能性,但实际工作中二者又紧密相连,财产保全在执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当事人的争议一旦经立案进入到诉讼程序,这种争议的事实既处于一种待确定的状态,双方当事人应遵循诉讼的原则,保持这种争议事实及相关财产于一种相对稳定状态,然而一旦一方不遵循该规定或有不遵循的现实可能性,对与当事人争议有关的财产进行转移、隐匿、毁灭,那么将使诉讼失去实际价值,使执行成为泡影,因此说财产保全对执行在标的上有重要的保障性。

二、财产保全分为诉前保全和诉讼保全,这两者分别发生在立案前和诉讼中,在这一时间里,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如果双方争议所涉及的财产处于情况紧急的状态,而不采取财产保全这一确定财产状态的强制措施,而案件生效的法律文书又未产生,缺乏执行的依据,很可能使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遭受到不可弥补的现实危险,即使等到生效的法律文书产生,也将难以或无法执行,因此说财产保全在保障执行的作用中有着黄金的时间段,如果错过很难挽回。

三、财产保全的对象是指案件的标的物,呆供站起来执行法院判决的财物或利害关系人请求予以保全的财物,即对财产保全对象的描述都着重于“将来”一种不确定状态,因此我们在采取这一措施时,都强调安全性,申请人必须交纳足额的担保,否则法院将依法驳回申请,即一旦申请人的申请失实,给对方造成损失,将可进行及时的赔偿,因此,说财产保全措施在保障执行的同时,具有绝对的安全性和可适用性。

财产安全论文篇6

内容提要: 财产犯罪是所有现代化国家犯罪的主要形式,表明财产犯罪与现代化密不可分,它是现代化发展付出代价的一个重要表现。在现代化进程中,造成财产犯罪增多的原因在于:犯罪机会增多,贫富悬殊加剧,价值观念混乱,腐败现象蔓延,犯罪惯性使然。必须针对这些原因,采取有效的对策,才能控制财产犯罪的增长。

一、现代化与财产犯罪及其内在关系

(一)现代化与财产犯罪的内涵

对现代化,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从自己学科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富于本学科特色的现代化概念。①社会学家认为,现代化是对传统社会变革的过程,也就是从欠发达获得较发达社会共有特征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各个社会领域相互影响而导致社会结构的变迁,如民主化、国家福利保障、工业化、第三产业人(产业结构升级) 、城市化、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等。与此相对应,现代社会就是那些政治上实现竞争制民主、经济上实现市场经济、社会上实现大众消费和福利消费的国家。经济学家认为,现代化是经济由不发达到发达的发展过程,社会消费由低级向高级上升的过程。他们认为经济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其主体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其实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从传统经济状态向现代经济状态的转变过程。历史学家认为,现代化是随着人类掌握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从历史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客观环境的过程。当然这种体制适应过程牵涉到政治、经济等所有社会内容,不同之处在于强调现代化是一种历史范畴。人类文化学家认为,现代化是促使社会、文化和个人各自获得科学知识,并把它运用于生产和生活的过程。

财产犯罪是指为满足个人私欲而故意实施的非法占有、挪用、毁坏公私财物的犯罪行为。财产犯罪是一类犯罪,它由多种具体侵犯财产犯罪的类型所组成。其中包括:抢劫犯罪、盗窃犯罪、诈骗犯罪、侵占犯罪、抢夺犯罪及毁坏财物犯罪和破坏生产经营犯罪等。

财产犯罪与经济犯罪是不同的。刑法理论将犯罪分为自然犯罪和法定犯罪。一般而言,自然犯罪是指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的犯罪;法定犯罪是由于法律的专门规定才构成的犯罪。大部分的财产犯罪,都属于自然犯罪。而经济犯罪则是典型的法定犯罪。

在传统社会中,财产所有权和财产关系的稳固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因而社会利益更多的体现在静态的财产上;伦理道德也就围绕着侵犯它安全的财产犯罪而展开评价。而经济犯罪概念的提出,是由于社会经济关系的重心,开始由财产的静态所有关系向动态的流转关系转移,因而维护财产流转关系中的自由、公正和安全倍受社会关注。经济的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来它与传统道德间的脱节,法律评价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缺。现代化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市场的运行当中,经济领域的一举一动都开始与其利益直接挂钩。因此,在公众心里,市场所赖以生存的“诚实信用”、“公平竞争”同样受到了认同和尊重。现在看来,作为法定的经济犯罪,同样不能忽略它所具有的尽管薄弱但确已存在的道德基础。由于经济犯罪本身的一些特点,使得民众对它的感官认识还不够,因而相对于财产犯罪,它更侧重于法律法规的评价。

(二)现代化与财产犯罪的内在关联

财产犯罪虽然是一种古老的犯罪类型,但在现代社会却得到长足的发展,其突出表现是发案数量愈来愈大,在整个刑事犯罪中所占比例愈来愈高。在我国是这样,在早已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同样如此。正如路易丝谢利所言:“侵犯财产的犯罪,无论就其总数或个别种类而言,都远远超过侵犯人身的犯罪。在发达国家中,财产犯罪占犯罪总数的82%。”②这说明财产犯罪与现代化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现代化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造成社会财富大量增多,而“那些不断接触属于别人所有的大量物质财富的城市居民更经常地感到自己受到相对地被剥夺。

社会发展进程导致更加城市化和随之而来的更大的金钱诱惑。”③有些人经不住这种诱惑,就大肆实施财产犯罪,特别是盗窃犯罪和诈骗犯罪等。现代化发展进程造成巨大的社会变迁,加剧了人口的流动,促使大量农民涌向城市,在中国形成所谓的“民工潮”。“这些新的城市居民和原来的城市居民相比处于被剥夺的状态,而且为前所未见的丰富的物质财富所包围,他们向往着现代化进程的果实。因此,盗窃部分地是由于他们难以满足的愿望,部分地则出于实际的需求,使得财产犯罪达到了新的高峰”。④

现代化的发展还造成社会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化,由此对一些传统观念形成巨大的冲击,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不仅使社会地位处于急剧的变动之中,而且使社会地位的标志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同路易丝谢利所说:“财产犯罪在所有现代化国家都是犯罪的主要形式是因为日益受世俗的而不是宗教的准则所支配的有形财富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在社会地位不断变动的现代社会里,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是财产而不是出身。在这种情况下,取得财物已不仅是为了满足实际的需要而且是得到社会地位的手段。”⑤所以,财产犯罪不多发才是怪事。此外,现代化的发展还使科学技术得到普及和发展,使信用卡、网络等进入普通百姓家中。这些新技术的发展,促使财产犯罪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使诸如信用卡诈骗、网络盗窃等犯罪发展起来。没有现代化的发展,此类财产犯罪是不可能发生的。总之,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财产犯罪得到长足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它是现代化发展付出代价的一个重要表现。

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财产犯罪增多的具体原因

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财产犯罪大量增多有多方面的具体原因:

(一)犯罪机会的增多

犯罪机会论认为,和其他社会行为一样,造成犯罪行为的动因是人的理性。不过,在罪犯的理性中,他们关于成本—收益的看法常常是短视的,并只限于他们直接所处的环境。犯罪机会论还认为,影响犯罪的其他因素(如社会紧张)常常掩盖甚至压倒了有诱惑力的犯罪机会对财产犯罪率的正效应。从理论上说,经济越繁荣,对财产犯罪有吸引力的目标就越多。如果经济繁荣没能缓解社会紧张和控制社会混乱,就可能造成更多的财产犯罪。⑥

目前,我国财产犯罪之所以大量增多,原因正在于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建设欣欣向荣,经济活动频繁,社会财富丰富,人财物流动加快,这就必然为财产犯罪提供了更多的目标和机会。与此不相适应的是,社会整体防范机制却相对薄弱。具体表现在:拥有金钱和财物的个人和单位自我防范能力极为薄弱。特别是那些来钱容易的个体户和小型私营企业,自我保护意识更为薄弱。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在一些领域也存在着失控现象。不少特种行业的业主唯利是图,公然违反政府规定,收赃销赃;部分群众贪小便宜,购买赃物自用,甚至从中介绍销赃,这在客观上为盗窃犯罪分子销售赃物提供了方便,实际上亦是为财产犯罪提供了犯罪机会。

网络财产犯罪之所以多发,与网络安全欠佳是密切联系的。一是电子商务安全意识严重不足为实施网络侵财犯罪留下了可乘之机。二是电子商务客户端安全薄弱,使网络侵财犯罪易于实施。三是网上大量无人维护的主机成为网络侵财的犯罪工具⑦。

总之,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虚似世界,都存在着大量犯罪机会,使犯罪人容易得手。犯罪机会普遍存在,必然导致犯罪成本低廉;犯罪成本低廉必然刺激起更多人的犯罪欲望。我国的财产犯罪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日趋严重的。

(二)贫富悬殊的加剧

现代化的发展,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已很大程度地消除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但“共同富裕”仍在理想宏图之中。现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形成了一种“马太效应”。从大量情况看,我国贫富差距有三个特点,一是贫困和相对不富裕的阶层越来越大,形成中产阶级结构性缺损;二是地区之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三是贫富之间差距越来越悬殊。这三个特点都会对犯罪产生重要的影响,以第一个特点产生的影响最大。理论研究认为,中产阶级对于社会稳定的意义非常重要,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超过30% ,这个社会就会取得相对稳定;超过40% ,就达到稳定期。我国现在的中产阶级约为12% ,贫困或相对不富裕的阶层达到60%以上,占绝大多数。这种状况使我国社会形成一个近似金字塔的形态,而并非一个菱形结构的社会形态(中产阶级社会) 。具体地说,就是接受文化、法律教育相对较少,工作不稳定、收入少的人口数量庞大; 而受过良好的文化、法律教育,有比较稳定的家庭和丰厚的收入,安心在社会上工作的中产阶级数量不足。社会分层结构性缺损极易造成社会紧张,引起大量社会矛盾,造成犯罪非常态地增加。⑧ 在一个贫富差距比较大的社会,穷人常常无法通过合法渠道获得比较满足的收入,从事合法活动的收益较低,因而导致了穷人犯罪的机会成本很低,同时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富人的财富对穷人来说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如果穷人将时间更多地配置在非法活动上,其收益可能会更高,因此,贫富差距过大会鼓励穷人通过犯罪活动获得物质利益。许多实证研究都证实,贫富差距过大会对财产犯罪产生显著的影响,尤其对抢劫、盗窃等犯罪影响更大。

(三)价值观念的混乱

现代化的发展造成社会迅速转型,而社会转型期间一个重要的失范现象就是社会价值观念混乱。由现代化和社会转型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汇同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某些消极因素,犹如决堤之水,猛烈地冲击着我国过去长期形成的“左”的伦理价值准则的堤坝,使“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等革命信仰,在相当一部分人心中已失去了往昔的神圣光环。传统的价值准则已被动摇,适合于现代化和社会转型所需要的新的价值准则尚未完全确立,这种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价值准则“真空”现象,极易让我国传统文化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和现代西方文化中的“自我中心主义”等腐朽的价值准则乘虚而入,从而导致了当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的人生价值观泛滥。这种社会现实,是我国当前侵犯财产犯罪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腐败现象的蔓延

形形色色腐败现象的蔓延,对社会转型期犯罪的增多有着直接的影响。有些腐败行为本身就是犯罪,如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走私贩私等。腐败现象的实质是利用权力侵吞公有和私有财产,很容易使一些社会公众产生“相对被剥夺感”,由对腐败现象的痛恨转而同情偷盗等违法犯罪之徒,甚至自己也产生违法犯罪的动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腐败现象损害了国家、执法人员的形象和国家政治、法律的尊严,削弱了社会公众的守法观念,导致一些人以身试法,违法犯罪。腐败现象严重也是导致财产犯罪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犯罪惯性的存在

犯罪为什么会存在惯性? 已有的看法认为,可能过去犯罪活动的经历会影响未来犯罪的决定,犯罪人通过一次犯罪掌握了犯罪技巧,从而会继续实施该种犯罪,而且被定罪过的人会更少有合法就业的机会和更低的预期工资,犯罪的机会成本就小。这两种机制都应该在中国起作用。当然,到底具体是哪一种机制起到了更多的作用则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加以确证。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整个社会系统的改变是缓慢的,因而由整个社会系统决定的财产犯罪率的变化也不可能是非常剧烈的,它必然保持一种惯性。中国社会的财富积累是慢慢增加的;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也是缓慢改变的;各种社会控制方式、文化观念的改变也是缓慢的,所以由这些因素所决定的财产犯罪率也必然是缓慢改变的,这就使财产犯罪会呈现出一种惯性特征。⑨

三、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控制财产犯罪增长的对策

(一)大力发展经济,解决贫富悬殊问题

贫富悬殊问题同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解决公平和效率问题是联结在一起的。一味追求公平,会严重挫伤群体的积极性,影响“效率优先”;仅仅“兼顾”公平,恐怕会只“兼”难“顾”,难以遏制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我们既反对以牺牲效率来换取公平,也反对以牺牲公平来换取效率。这就要建立效率与公平之间良性互动的动态平衡,为此,就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要努力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因为社会保障制度是对社会收入分配进行再调节的有效经济杠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现代化发展中的社会分配不公、贫富过分悬殊。因此,必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及其功能,特别要加强对贫困群体的扶持力度。要积极推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使农村扶贫制度化和规范化。还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基本医疗及教育援助。目前应尽快健全和完善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出发,实施多渠道、多层次、保障范围不断扩大、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保障。通过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切实保障低收入者的生存需求,减少犯罪群体产生。

国际经验证明,对因市场经济竞争而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要通过对高收入者征税,对低收入者进行有效的转移支付来进行调节。从我国的情况看,再分配的调节手段和功能严重不足。一是对高收入者的调节不力,致使高收入群体的“逃税”或“避税”现象极为普遍。二是对低收入者缺乏有效保护,某些形式的转移支付制度明显向高收入者倾斜。三是许多形式的再分配存在“逆向调节”特征,即一些税赋政策的实际结果不是在缩小差距,而是在扩大差距,这个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是住房、医疗等福利分配体制。因此,正确的政策选择应做到:一是对不同性质的收入采取不同性质的政策。对非法收入,应依法予以剥夺;对合法收入应依法予以保护。二是对不同类型的收入在调节的度上应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劳动收__入的调节力度应该小于资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调节力度。三是政府的调节不宜预设固定的控制线,而应视贫富差距的实际情况来确定。

(二)坚持“打防并举”,扼制财产犯罪

财产犯罪的种类很多,要按照“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什么方式更加有效就采取什么方式”的原则,坚持以打开路,重拳出击,强化破案攻坚,及时破获财产犯罪案件,形成强有力的打击震慑效应。对发生的现行犯罪,要坚持快速反应,抓住破案的有利时机,采取围、追、堵、控、查等多种措施,力争快侦快破案件,提高抓获现行犯罪分子的能力。要围绕犯罪性质、袭击目标、作案工具、作案手段、活动区域等方面的规律特点,加强案件串并,发现跨地区的系列案件和带有地域性的犯罪帮伙,要组织涉案地公安机关联手攻坚,力争做到破一案、带一串,抓一个、带一伙。同时,积极开展网上追逃财产犯罪,进一步加大对在逃嫌疑人的追捕力度,全力缉捕归案,切实消除社会治安隐患。

要通过侦查破案和打击犯罪,及时发现防范管理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漏洞,坚持以打促防、打防结合,大力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织密治安防控网络,全面挤压财产犯罪空间,尽量减少财产犯罪的机会,有效遏制和减少财产犯罪。一是加强社会面巡逻防控。要以提高见警率、管事率和现场抓获率为目标,深入推进社会面巡防机制改革。在巡逻工作中要全面实行四班三运转,最大限度地把警力压向街面路面,切实加强巡逻检查、设卡盘查和伏击守候工作,着力形成对社会治安全时空、多方位的控制。二是深入实施社区警务战略。要壮大社区民警、保安联防及治保队伍等力量,织密社区防控网络,不断提高社区防控能力。三是严密场所行业阵地控制。要围绕犯罪分子“吃、住、行、销、乐”等环节,加大对中小旅馆、桑拿浴室、网吧和二手机动车市场、手机市场、金银首饰加工点、典当行、农贸市场、废品收购站等重点场所和行业的管理控制,主动发现和打击财产犯罪。

(三)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增强自我防范意识

财产犯罪之所以不断增多,与精神文明建设滑坡也是密切相联系的,因此,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必须始终注重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要特别重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民众的思想和道德素质。要通过抓思想道德建设为精神文明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要坚持抓好共同理想教育,弘扬振兴中华民族的精神,坚决批判淡化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错误倾向,引导人们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要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全社会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坚决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和抵制见利忘义和惟利是图的错误行为,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形成健康有序的经济社会规范。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要教育公民自觉提高对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社会适应性。要懂得和了解,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社会现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每个人来说,都有一个心理适应过程。面对财产犯罪增多,治安状况不佳的社会环境,个人有无预防被害的意识,以何种心理反应与行为方式予以应付,是能否减少与预防财产犯罪的一个重要环节。增强社会适应性,首要的是要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有一个正确、客观的认识,千万不要以主观的、理想主义的思想方法看待现代社会。要知道,犯罪增多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难以避免的社会现象。重要的是自己头脑中必须树立起随时随地预防犯罪侵害的观念,增强自我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要注意“正心”,培养自己具有科学求实的态度,不侥幸,不贪婪,不轻信,不盲从,自觉落实各项防范措施,要具有识别坏人与“小人”的能力,这样才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避免生活中发生的圈套与陷阱,更好地预防财产犯罪。

(四)适应新形势,构建电子商务安全防控体系

1. 加强电子商务安全保障的立法及制度建构。第一,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保证用户的个人隐私及其对互联网信息进行控制的自主权,保证消费者在电子商务活动中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第二,明确电子商务安全保障制度体系。要求参与网上交易的双方须持有权威认证机构颁发的电子身份认证证书,明确电子支付的当事人包括付款人、收款人和银行之间的法律关系。第三,建立信用评估制度,定期公布信用评估结果。2002年以来,广东省起草了《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管理规定》及其实施细则,以及《广东省电子交易条例》,用于规范电子商务等领域的信息安全工作,并创设电子签章、安全审验、安全服务、事故报告等制度,明确了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和其他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措施,这些有益探索值得借鉴。

2. 建立电子商务安全认证及其标准,明确电子商务服务机构的安全责任。第一,建立电子商务行业内统一的身份认证机构,提供权威性CA认证。第二,联合电子商务服务单位共同研究技术标准,制定风险评估机制,积极防范和打击网络侵财犯罪。第三,对电子商务服务提供者加强安全宣传,通过各种渠道告知消费者在网上交易时可能存在的风险,经常性地与用户沟通,发现交易内容异动,及时向当事人核实。第四,电子商务服务机构应强化内部管理,避免核心数据外泄;推广使用应用层中间件技术,解决网上交易系统中的数据机密性、数据完整性、防抵赖、身份识别、访问控制等关键安全问题;服务器要完整记录用户的每一笔交易,主要包括时间、IP地址以及操作内容,以便在需要的时候提供数据,配合公安机关破案。

参考文献

①马崇明:《中国现代化进程》,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②[美]路易丝谢利:《犯罪与现代化》,何秉松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

③同上注,第88页。

④同上注,第160页。

⑤同上注,第16页。

⑥[美]L汉农:《犯罪机会论和贫穷与财产犯罪的关系》,载《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⑦张晓薇:《广东省网络侵财犯罪的实证分析》,载《刑事法学》2007年第10期。

⑧孙育海:《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对犯罪的影响及防控方略》,载《犯罪研究》2008年第2期。

财产安全论文篇7

关键词:网络;特征;问题;创新

当今世界,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空前发展。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标志着人类社会正在向网络经济时代迈进。作为网络经济的基础,互联网正在改变着人类社会传统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极大地挑战着传统的财会工作的理论和实践。

一、 网络时代会计的新特征

会计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理论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基础上的。所谓会计环境,就是指会计理论与实务赖以产生、存在、发展的客观社会环境。这些客观社会环境包括社会文化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教育环境等方面。会计环境的变化发展必然引起会计理论与实务的变更。

1、网络环境下会计理论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得到了扩展,多主体、多币种、计量属性多元化,会计核算方法多元化。

2、高度的集成和共享。在网络环境下,企业的管理将变成以知识和信息为核心的管理,这就要求企业信息高度集成,会计信息资源高度共享。计算机网络排除了时空的束缚,使信息处理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为这种集成提供了可能。财务部门能够通过网络直接从计划、生产、采购、销售、人事以及总务等部门采集数据,同时实施生产管理、零存货管理,管理者的其他决策都可以通过内部网络从财务部门获得实时信息。会计与其他部门的关系更加紧密,会计信息与其他经济信息构成信息整体,会计核算将融入企业集成管理信息系统中,共同为信息使用者服务。

3、智能反馈。网络时代的财务系统,将一改传统财务软件重视反馈、忽视数据挖掘与分析的弊病,有效改善我国80%以上的财务数据有效利用不足的现状,可将企业过去长期被忽视的多种形式的历史数据进行智能分析、预测和报告,并将这些分析和预测和结果形成报告提交给企业的决策者。

综上所述,在网络时代,计算机、网络技术等先进信息手段的融入,将对传统会计理论、理论与方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财务工作者应该认识到网络时代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潜能,将财务工作提升到企业战略的高度,使企业具备快速、灵活了解业务并及时调整战略的能力,使会计事业在网络时代获得更大的发展。

二、网络环境引发的财务会计问题

1、网络系统的安全性问题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络技术的提高,网络带宽影响网络传输速度的问题应该说已基本解决,宽带接入为实现网络会计提供了在线操作的保证,但宽带接入的背后却隐藏了无限的杀机,据IT界业内人士介绍,近来有些“间谍软件”能够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进行安装,并悄悄把截获的一些机密信息发送给第三者,还有软件将浏览器引导至某些特定网页,以此盗取用户的活动信息。据IT业界和美国国土安全部共同成立的“国家互联网安全联盟”的估计,90%使用宽带接入的用户至少会被一个间谍软件或广告软件所感染,并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

2、会计信息的非安全性、非完整性问题

会计信息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科学性和其他要素的安全,是电子商务交易的关键,是网络会计安全的核心是会计监督的安全保障。然而,由于一些因素的作用,网络会计信息的安全性着实令人担忧。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使各种计算机系统互相连接,从而使系统间的数据流动性很大。

网络会计在运作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但与传统会计相比它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只要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最大限度的发挥它的优势,实现企业数字化管理,全面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总之,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会计将会得到更广泛的重视,并且会更加国际化标准化。

三、网络经济要求会计创新

网络经济改变了传统的会计体系, 改变了传统会计的工作方式, 必然对会计产生深刻与重大的影响。我们必须树立全新的会计理念, 对会计信息系统进行全方位的创新。

1、 会计内容的创新

在网络经济时代, 无形资产的比例和重要性日益提高。与固定资产相比, 知识资本、知识产权、技术、人力资本是企业未来资产价值的主要发展动力。人力资源是生产力主导因素, 必须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源会计体系。

首先, 把人力资源和知识纳入企业资产的范围, 无疑是对会计观念的重大挑战。其次, 网络经济对所有者权益要素也产生了影响。要求会计重新明确利润的含义, 划分员工劳动报酬和智力资本回报的界限, 确认和计量智力资本带来的利润。因此, 要对会计学科、会计内容、会计要素进行修正。

 

(1)建立无形资产会计。在网络经济环境下, 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总额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衡量企业价值的主要标志不是物质资源多少, 而是无形资产多少。而无形资产会计核算却滞后于网络经济的发展, 无形资产的真正价值无法在会计报告中充分反映出来。因此, 为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 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无形资产会计核算体系。

 

(2)时间成本的确立。网络经济社会最显著的特点是“ 速度快” , 科技发展快、产品更新快、市场变化快。市场竞争不仅比价格、比质量、比服务, 更要比速度。“ 快”的实质就是降低时间成本, 时间成本已成为网络经济的命脉。

2、结算方式的创新

在网络环境下, 货币的电子化不仅可以通过网络来实现网上支付, 而且还可以实现网上结算, 产生了电子货币结算方式电子货币结算方式, 不仅方便快捷, 而且成本低。因此, 要对网络上的结算方式进行研究, 建立方便、安全、可靠的货币结算方式。

3、会计规范与会计制度创新

在网络经济环境下, 摆在会计管理人员面前的是会计规范内容与会计制度的修正, 不断修订旧法规、旧准则、旧制度, 不断制定新法规、新准则、新制度。网络经济推动财务工作由桌面走向网络, 基于互联网的会计信息系统, 对会计自身的会计控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 必须对会计的控制创新, 建立内部控制体系, 对组织与操作进行控制、开发与维护进行控制、硬件系统与软件系统进行控制、系统安全与应用等进行控制, 以保证会计信息系统的安全可靠。

参考文献:

[1] 陈翔鸥.网络财务理论与技术[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5.6.

[2] 谢华伟.网络环境下财务管理的安全性研究[J].审计理论与实践,2003.1.

[3]  李晓玲, 王淑华网络经济对会计发展的影响田中国会计电算化, 2002.7

财产安全论文篇8

关键词:湘西民族地区;财产保险;市场绩效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1-0146-02

一、前言

市场绩效是指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下,一定的厂商行为使某一产业在价格、产量、成本、利润、产品质量、品种以及技术进步等方面所达到的状态。也即,厂商的经营是否增加了社会福利,是否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也就是说,厂商是否提高了生产效率、实现了资源配置效率;是否生产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是否生产满足社会需要的数量。保险市场业绩也就是指在一定的保险市场结构下有一定的保险市场行为产生的价格、成本、产量、利润、产品质量和品质以及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最终经济成果,它是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反映了保险市场运行的效率和资源配置的效果。

二、湘西民族地区财产保险市场绩效评价

保险市场绩效评价主要是从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的规模结构效率来说。对于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而言,主要针对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市场机制完善,各种资源可以自由流动,资源会自动流动生产效率最高的部门,从而达到效率最大化的目标。一般用承保利润和保费利润来衡量。而对于产业规模结构效率。是由Charnes、Coopor和Rhodes于1978年提出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选择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这两个指标来反映公司规模经济效率的实际情况。

(一)DEA模型简介

数据包络分析(the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是1978年由美国著名的运筹学家A.Charnes和W.W.Cooper等学者,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他们的第一个模型被命名为C2R模型,从生产函数角度看,这一模型是用来研究具有多个输入、特别是具有多个输出的“生产部门”同时为“规模有效”与“技术有效”的十分理想且卓有成效的方法。1984年R.D.Banker,A.Charnes和W.W.Cooper给出了一个被称为BC2的模型。

(二)数据来源及指标构建

通过选取湘西民族地区4家主要的财产保险公司,样本公司的保险收入总和占湘西民族地区总保费收入的大部分,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整个保险市场的效率水平状况。样本期间为2008—2012年,各指标数值根据《湘西统计年鉴》以及湘西自治州保险业协会相关资料计算整理得出。

在DEA分析中,指标体系的选择至关重要,在参考了其他作者确定的投入产出项以后,把承保利润、利润总额、保费收入作为产出项。把总投资和赔款和给付支出作为投入项。承保利润和利润总额反映保险公司总的盈利能力,也体现保险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保费收入反映保险公司总产出能力,是衡量保险公司经营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总投资和赔款与给付支出反映保险公司经营成本和保险公司管理技术水平。

财产保险公司的输入、输出指标和决策单元(DMU)

输入指标:承保利润、利润总额、保费收入

输出指标:总投资和赔款、给付支出

(三)结果分析

由下页表1可知,从纯技术效率看,湘西民族地区保险公司的纯技术效率在2008—2012年之间变化不大,表面湘西民族地区保险公司整体技术相对比较成熟,公司间差异不大。从目前来看,有人保财险、平安财险和中华联合三家保险公司具备完全纯技术效率,而中国平安却不具备纯技术效率,说明湘西民族地区平安财险的经营方式依旧是粗放型,虽然在拓展湘西民族地区保险市场份额上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不注重以技术创新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技术创新亟待提高。而从规模效率来看,湘西民族地区有人保财险和中华联合两家规模报酬不变,而平安财产保险公司呈现规模报酬递增趋势,太平洋保险呈现规模保险递减趋势。这说明平安财险在发展公司规模方面应当尽可能的努力,以提高公司整体业绩水平。而对于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而言,应该适当控制发展速度,同时积极采取措施提高技术能力和改善效率,为公司的壮大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三、结论及政策含义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湘西民族地区财产保险市场绩效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湘西民族地区财产保险市场绩效处于一般水平,且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尽相同。从纯技术效率而言,人保财险、平安财险和中华联合三家保险公司具备完全纯技术效率,而中国平安却不具备纯技术效率。从规模效率而言,人保财险和中华联合两家规模报酬不变,而平安财产保险公司呈现规模报酬递增趋势,太平洋保险呈现规模保险递减趋势。

通过对湘西民族地区财产保险市场绩效的评价进行研究,深化了贫困地区保险市场的研究,也可使政府认识到保险业对于社会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与影响。同时,对于明确保险在湘西州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进而推动湘西州扶贫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也有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数据的可得性等原因,未能对湘西民族地区所有财产保险企业的绩效进行评价研究,如能增加研究对象,相信能得到更具普遍意义的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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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韩庆华,葛美连.中国保险业市场结构与绩效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06,(12):119-122.

[5] 李绍星,冯艳丽.中国保险业集中度及其规模对绩效的影响[J].经济与管理,2007,(8):74-76.

[6] 邵全权.中国产险公司市场结构、竞争模式与绩效关系研究——基于2001—2005年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

术经济研究,2008,(8):123-160.

[7] 王兵.房地产企业多元化经营绩效实证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9.

[8] 曹乾.中国保险业经营效率的动态演进:基于DEA与MI模型的考察[C].保险学术获奖成果汇编(2008),2009:12.

[9] 王晓英,彭雪梅.探析国有上市保险公司股权结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G]//中国会计学会教育分会.中国会计学会2011学术年会

论文集,2011:9.

收稿日期:2013-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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