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问题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24 04:53:27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1
界定自己与身外的世界，事关一个组织的安全感。产科护士会告诉妈妈，新生儿需要裹紧了睡，因为孩子在边界分明的被包中会觉得就像在母体“内”那样安全。其实她是安全的，但大人操心的是她的安全感。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所以这里谈点心理常识并不牵强。2006年，共和党控制下的美国国会和布什总统为了挽救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不利选情，通过一项法案，授权联邦政府出资在美国与墨西哥边界上修建700英里高科技的隔离墙，以防止非法移民越境。有识之士指出，这项法案其实根本就没有安排足够的配套资金；而且即便有资金建成全部隔离墙，也不能根治非法墨西哥移民的问题。但是，布什的虚晃一枪和表面文章打点的就是广大选民的安全感。
对于西欧与北美，移民问题归根结底是个自己与他人的界限问题。面对大量的外国移民，传统居民感觉到自己不再能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文化制度甚至语言等等，因而感到存在意义上的害怕与无助。于是，有些传统居民诉诸极端的反移民政见或措施。这些极端立场被称作“排外主义”。排外主义听上去是政治概念，而其英文原文 “Xenophobia”和幽闭症、恐高症等心理疾病的名称一样都有phobia(恐惧症)这个词根。排外主义无非是内心对外人之过度害怕在政治文化层面的表达。
中国没有外族移民问题，但中国也有安全与安全感问题，也有界定自身与身外的问题。2006年，这个问题再次以外资政策争议的形式浮出水面。
似是而非
本刊2004年10月（下）曾发表葛顺奇的文章，全面系统地驳斥外资危及我国经济安全的论调。然而，在去年初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即将离任的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以一番言辞激烈的发言再次点燃了外资危及国家经济安全论的不灭之火。此后，一系列社会名流跻身质疑外资的行列。另有一些官员和学者，比如商务部官员胡景岩和郭京毅，商务部的研究员王志乐和马宇则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口吻反击该论点。
一般而言，就公共政策问题的辩论应该就事论事，重实质，轻形式。不过，有些所谓的公共政策问题本身子虚乌有，那么讨论其之被讨论的形式反而更加能揭示问题的实质。外资―国家经济安全论就是这样一个基于似是而非的话语形式而生成的政策命题。
似是而非的论证有多种形式。第一种是牵强附会。有些人高调批判了外资危及国家经济安全之后，为了言之有物，把正面的具体政策建议落到反垄断审查机制上，其它具体措施则乏善可陈。殊不知，反垄断主要关注的是消费者权益和促进自由市场竞争，跟国家经济安全没有必然联系。一个外资企业可能是中国火腿市场的垄断者，但这不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除非把火腿进一步附会成民以食为天的民生大事。如果外资真有对国家经济安全那样广泛的威胁，主要依靠反垄断机制来因应就近乎渎职了。然而，在话语层面，反垄断与并购是经常相提并论的；并购当中，跨境的外资并购往往是招人瞩目的。由此，反垄断与限制外资的并购的话语联系易如反掌。至于反垄断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那就是言者有心暗示、听者也无心探明究竟，近乎蒙太奇效果的理论飞跃了。
第二种似是而非的论证方式是使用大量看上去热闹但完全不说明问题的统计数据。某大学教授在所谓“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里用统计数据和图表显示更多的外资企业选择在中国独资而不是与中国企业合资或合作，以此且仅以此证明外资意图保持垄断。这是把投资人追求对个别企业的百分之百控制（即独资）和对同行业市场的控制混为一谈，犯了常识的错误。该教授对外资企业掌握大量知识产权忧心忡忡，于是他呼吁中国政府为了抵御外资对知识产权的“控制”，要制定“知识产权法”。殊不知，我国早已建立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否则连加入WTO都困难。而且，如果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是以另眼看待外国人为宗旨，那我们就违背了国际条约义务。类似的，有些忧国人士因为操心国家经济安全，就大而化之地呼吁制定“国家安全法”，而国家安全的法规和机制早已有之。比如，某些类别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程序之一是国家安全部门的备案；在上海，外国企业代表处必须设在经过特殊审批的写字楼，安全机制之细腻可见一斑。在战略层面上，那些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限制外资的政策建议更大的误区在于他们不知道中国之所谓外资其实包括来自港澳台的投资，而这些自家人的“外资”占我国FDI的相当高比例。这里的国家安全意义自不待言。
第三种似是而非的论证方式是不学不问、望文生义。为了证明以产业安全的名义限制某些外资是国际惯例，某知名大学校长称产业安全是WTO“安全例外”原则的核心。实际上，WTO体制下的“安全例外”（GATT的第21条）明确局限于国防与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安全。
第四种似是而非是正话反说。对于所有谈论“产业安全”的文本，我们可以试着用WORD软件里的替换功能把“安全”换成“竞争力”。半瓶水可以说成是几乎满了，也可以说成几乎空了。说成“安全”，就有了敌我斗争的同仇敌忾。说成“竞争力”，自然就会引来追问：哪些行业因为什么原因竞争不过外资企业？为什么要动用“国民待遇”原则的例外将其置于外资不能竞争的保护伞下？谁又将受益于如此保护下的“安全”？既然是市场经济，竞争就是基本法则。这个法则下就可能有个别企业的破产、或整个行业的全军覆没。个别行业的难以为继，一方面往往未必由外资竞争所致；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整体经济社会效益也未必不是好事。因此，在国际竞争的背景下抽象地谈维护一个国家的产业安全遮盖了问题的实质：什么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足，而又有基于公共利益获得额外的政策倾斜的理由？
醉翁之意不在酒
经不起推敲的观点何以能在朝野得到这样广泛的响应？因为这样的观点听着自然顺耳。把“涉外”与“安全”联系起来不用费力，因为这样的联系本来就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液里；把它们在具体政策问题领域中分析、区别开来却至少要动用常识和理性。
“国家经济安全”的提法在执政党的十四大报告里还没出现，尽管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十五大报告第七部分谈及“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其中第三段：“……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权益，实行国民待遇……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十六大报告同样在第七部分谈及“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时，提到“在扩大对外开放中，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看来,“国家经济安全”这个话语的出身就不好，从一开始就是限于外资和对外开放语境下的紧箍咒。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不是一定只有在涉外经济活动中才存在？当然不是。远者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国家经济安全”这个词）显然与外资外贸无关，近者有“非典”几乎造成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也与外资外贸无关。我们可以轻易罗列一系列国内环境、人口、教育、腐败、地方保护主义等非涉外因素直接与国家经济安全有关。但是，这些都不会令朝野兴奋。攘外，只要是攘外,不论是真的还是嚷嚷的，却一定不乏“同去、同去”者。
自2002年十六大之后，外资主管部门的法规文件几乎都念叨着“国家经济安全”的诫语，有的在法规的操作性条款里，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法规开头的立法宗旨部分。2006年出台的六部委“关于外资并购的规定”和稍后国家发改委的“十一五利用外资规划”里都非常突出地谈到利用外资要注意国家经济安全。六部委的规定甚至苦心孤诣地针对外资并购“中华老字号”设立额外的通报与备案机制。孤立地看，这本无可厚非，但放眼横看才会看到真正的门道。自2002年末，国资主管部门颁行的法规无论是关于资本市场改革的、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的，还是关于国有产权评估与转让的，无论是关于产权无偿转让的还是向管理层有偿转让的，都闭口不提国家经济安全。此处无声胜有声！真正占据重点行业和垄断行业的主要是这些国有企业，而管好国有企业却被当作企业治理层面的“保值增值”问题，完全避开经济安全这样的宏大话语。相对于我国高度成熟和成功的外资政策与实践，国资改革起步晚、难度大、触及深、影响广，指导性理论几乎为中国独创，缺乏其它国家的经验作为借鉴。如果国资体制改革不能顺利推进，会直接带来政治社会稳定性的问题，从而引发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置如此重大的风险暴露面于不顾，只对着外资领域耳提面命地念叨经济安全，难免令人闻到一股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
安全感
毫无疑问，2006年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对于基本顺利地走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5年过渡期的中国，2006年是个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此后，中国不再有适用于过渡期的那些操作性、时间性非常强的具体开放措施的约束，而世贸组织的多哈回合的谈判进展缓慢，以多边机制为初衷的世贸组织的影响力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蚕食。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实力不断攀升，一方面，中国的作为与不作为皆对国际规则的形成与实际效力构成日益增加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内需规模之大已经使得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比以往30年任何时候更能够躲进自家成一统，管它外面春夏与秋冬。国际上，正如美国财长鲍尔森所坦率承认的，当前保护主义在发达国家甚嚣尘上，这使得发展中国家觉得很不公平；他们觉得发达国家在开放对自己有利的时候鼓吹开放，当开放伤害自己利益的时候就背信弃义，重新树起保护主义的壁垒。所有这些国内外的利益格局和舆论环境都为中国经济重心在2006年后向内转提供了理由、原因、诱惑和便利。
2006年实际上没有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在安全的时候拿安全说事，还能够引起广泛的社会共鸣，这再一次显示安全与安全感是两回事。过去，我们不曾在政策层面反对中华老字号或驰名商标企业与外商合资；今天，却要针对外资并购中华老字号另设障碍。法理上难以自圆其说，但心理上却不难理解。今非昔比。今天我们背后的实力，给了我们在自己与外人间重新划定界限的从容。实际上或许无关重要，但是祖上传下来的不落别人手，这个感觉就足够重要，尤其对于今天的中国，重要得似乎可以支撑国家经济安全的重担。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2
关键词：政治安全；传统安全；人本安全；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D03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1-0016-07
对政治安全的研究，学者们习惯于从政治安全的主体、政治安全的核心议题、维护政治安全的手段和途径等方面来进行分析，与国家安全、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等研究进行区分并重新定位，以期政治安全的议程设置更加明确具体，从而为维护政治安全的行动逻辑提供理论支持。而在总体上，较少有人把政治安全的理念价值与政治安全研究的科学性、有效性问题结合起来讨论。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我国面临的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必须坚持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就国家内部安全与发展而言，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免于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恐惧，才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美国视角和欧洲视角的安全理论而言，其主要是源于西方语境的阐释，这些理论无疑对研究我国的政治安全问题提供了多元的借鉴路径，但由于西方各种安全理论的侧重点以及价值理念的差异。对安全的界说重点以及实现路径也就各不相同，因此，如何以更具包容性的视角，吸收西方安全理论的合理成分。以推进我国政治安全理论的深入研究，对转型期的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政治安全研究的学术语境定位
要研究政治安全问题。首先要理解“安全”的内涵。根据巴瑞・布赞（Barry Buzan）等人的界定，“安全是关乎生存的。当一个问题被作为对一个特定的指代物构成存在的威胁（existential threat）提出时，它就是安全”。当一国政治体系被作为指代物时，安全就是对国家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秩序的威胁。具体来讲，政治安全是指一国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协调运转，维持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的基本稳定，适应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从而确保政治运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良好状态。它通常可以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政治秩序、执政党执政地位等几个方面来衡量。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把国家视为客观存在的实体。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地位独立是国家实体存在的具体表现，对这三者体现的价值的维护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其针对的主要是来自外部的极具破坏性的军事威胁和武力侵略。而政治安全除了要考虑来自外部的威胁外，还涵盖了国家内部对政权合法性的挑战，即要确保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受到民众的认同和拥护。可见，政治安全与传统国家安全有着紧密的联系，但随着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其内涵和外延无疑大为拓展了。
后冷战时期欧洲国家和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不断重组，随之而来各国的经济版图和辐射力也得以重新调整，一些非军事性的威胁和安全问题开始逐渐取代军事安全成为各国安全战略关注的重点。诸如大范围传染性疾病、自然灾害、生态危机、金融危机、人口危机、国家认同危机、民族冲突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此起彼伏，这些危机的突然爆发可以极大地摧毁民众的心理承受力，它所带来的破坏力和心理阴影有时甚至比一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更为严重和持久。如果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不幸造成了国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程度的急剧倒退。有可能还会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造成新的社会动荡并直接威胁到国家现政权的稳定。因此，作为一种安全的新威胁，非传统安全问题随时都有可能替代军事安全而成为国家和整个人类的安全大敌。
“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就是一切免于由非军事武力所造成的生存性威胁的自由”。它是一种广义安全，与传统安全主要研究国家间的安全互动和单纯侧重于军事安全议题相比，非传统安全主要关注“跨国家”的安全互动以及国家内部产生的安全威胁，其重心侧重于非军事安全问题对国家和国际安全造成的影响（两者的差别详见表1）。如2003年突然爆发的SARS疫情，不仅夺走了数百人的生命，同时给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和中国造成了持续性的心理恐慌，给人们正常的社会活动造成了障碍，更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良性发展。再如2008年始发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犹如一场大地震，使美国遭遇了长达一年的经济衰退，这一金融动荡还直接影响到欧洲的银行，其因参与美国抵押贷款而举步维艰，发展中国家则因为出口需求减少而身陷困境。这次金融危机波及全球金融体制，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使得大批知名企业破产，失业率随之大幅增加，银行业出现信贷危机，实业同样也大受影响。由此可见，非传统安全’因素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势必成为各国重点关注的安全战略议题，其关注度甚至超越了传统军事安全问题。在这些新问题的侵扰下，虽然国家实体并没有受到别国的直接武力侵犯，但是民众却依然普遍缺乏安全感，由此而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紊乱，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也构成严峻的考验。
可以预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深入，非传统安全因素将日益成为政治安全的重要变量，其对政治安全的影响力也会不断强化。因此，对政治安全的维护逐渐成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交叉领域。对政治安全理论的研究也将随着近年来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兴起而开拓新方法，从而不断丰富政治安全研究的层次和观察的视野。
二、安全研究范式演变推动政治安全研究范式转换
从研究逻辑来看，政治安全研究范式转换是安全研究范式演变的必然要求，其演变过程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转变相伴随。如果说冷战结束后世界安全格局的深刻变化是非传统安全理论产生的外部条件，那么由全球化带来的诸如环境恶化、民族认同、国家内部冲突等各种社会问题则直接成为人们超越国家本位主义对安全理论进行反思的内在动力。
伴随着传统安全理论研究的日渐式微，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渊源不断得以拓展和深化，并分化为不同的流派和研究范式，主要包括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批判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安全研究、人的安全研究等。布赞和汉森（Lene Hansen）把这些理论范式大体分为“美国路径”（大部分常规建构主义及批判建构主义）和“欧洲路径”（批判安全研究和哥本哈根学派），而女性主义同时向欧洲和美国的传统视角提出了挑战（不同安全研究范式的主要差别详见表2）。比较而言，传统安全观的伦理向度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领土的安全作为评判的标准，表现为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而非传统安全观更趋向于关注人类自身的安全和伦理关怀，力图摆脱国家中心论的束缚。本文试图从安全研究视角的指涉对象是优先关注国家还是个体，以及安全研究范围是否偏重于军事一政治领域两个层面，把国际安全研究的诸多理论流派大致作一个概念图谱的描述，以厘清各理论范式之间的差异及其演变轨迹，并思考这种范式演变与政治安全研究范式转换之间的某种内在逻辑。
传统安全研究。在冷战结束之前，安全研究深受理性主义的影响，它借助微观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把视角聚焦于结构如何影响行为体的工具理性方面。
在理性主义者看来，由于行为者能正确预见其某种行为的结果，而结果又可以通过理性预测来解释，因而只有那些按理性行事的行为者才有机会获得成功。他们认定国家的最高目标不是权力就是安全，拥有权力就获得安全，因此，国家必须采取理性的策略追求与自身实力相符的利益，而这种理性常常倾向于想方设法地增强自身实力，震慑和削弱对手，从而获得国家安全。
而传统安全研究即是由理性主义所主导的，在传统安全研究视角中，普遍认为国家面对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是国家间军事武力的威胁，这种局限于武力使用的过于狭隘的安全研究范式常常忽略文化、道德、规范等观念性因素对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影响，导致其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倾向。传统安全研究片面强调国家和军事中心主义，而国家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只有不断巩固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建立联盟才能与更具威胁的国家相抗衡，如此一来，军事竞赛和军事联盟不可避免。这样一种紧张状态一旦成为常态。就意味着国家总是处于不安全的境地。时刻要面对各种不同的威胁，而这种隐形的威胁极易形成循环的不安全或对抗心理。
以冷战的结束为界限，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逐渐增多，除了军事一政治因素外，还有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等各种因素。随着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共同利益不断增多，传统主义者已经不能应对后冷战时代的挑战，安全研究关注的范围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占据安全研究中心议题的不再是军事事件或传统主义者所定义的大国事件了，因此，传统安全研究范式也必须寻求突破。20世纪90年代之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将威胁来源由国家行为体开始转向非国家行为体，安全领域由高政治转向低政治。但高政治问题和低政治问题之间已经没有严格的等级之分，“所有问题都附属于军事安全的时代不复存在”。
建构主义学派。与传统安全研究不同，建构主义超越了理性主义路径，特别强调了观念因素的重要性。奥努夫（Nicholas Onuf）1989年第一次将建构主义这一术语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把语言和规则作为理论核心，倡导用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世界政治。在建构主义学派看来，安全并不是外在于国家而客观存在，等着分析家和政治家去发现的，相反，它是由人类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而创造的，正如社会世界是由生活于其中的人构建和重构的。⑧虽然他们仍然关注军事、国家中心议题，但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把文化、身份、规范、理念、认同等作为重要的分析变量，强调国家主体间安全行为的互动，因而使传统的安全议题有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和视角。
建构主义内部分为常规建构主义和批判建构主义两个分支。1996年，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将建构主义的方法用于国家安全研究，其代表作《国家安全的文化》更是成为常规建构主义的标志性著作。他在书中指出，建构主义者能够证明安全的观念因素能够更容易地解释那些“超越军事问题或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安全概念。常规建构主义这一安全范式主要流行于美国，它在扩展安全概念上最不激进，总是将自己定位为一种较为传统、范围较为狭小的安全研究。虽然仍然关注与国家中心和军事中心的议题，研究重心看似与战略研究相似，但它“选择通过观念因素而不是物质因素来解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从而使安全研究的深化和拓展路径从客观主义走向主观主义，从理性主义走向文化建构主义。20世纪90年代后期批判建构主义开始从常规建构主义流派中分离出来，它主要源于美国，在欧洲比较流行。批判建构主义主要关注军事安全，但也开始更多地面向国家以外的集体行为体。
建构主义也招致了一些批评的声音，如传统主义者以及其他安全流派认为建构主义并未在指涉对象上超越传统论者，它只是对传统安全理论进行了补充，并认为它“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依此观点，常规建构主义并未对“安全”进行批判性的建构，而且它在规范意义上依然接受国家是安全的指涉对象以及坚持军事的优先性。但也应该看到，建构主义安全观把认同作为安全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考察，认为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安全与否取决于各国不同的身份认同，不同的文化认同造就了国家间不同的安全状况。这无疑也为我国政治安全理论研究拓展了视界。
哥本哈根学派。这一学派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其代表人物是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OleWaever），他们出版了大量区域安全和全球安全关系研究方面的著作。这一学派对拓展安全研究贡献了两个有价值的概念：社会安全（societal security）和安全化（securitisation）。
社会安全被定义为“在变化的条件中以及在面临潜在或实际的威胁下，一个社会保持其基本社会特征的能力”。这意味着，在国家作为政治、军事、环境和经济安全的指涉对象的同时，社会也成为社会安全的指涉对象。总体上，哥本哈根学派在安全的指涉对象上。采取的是较为保守的立场，既对两个可能性的集体指涉对象即国家和社会进行了限制，又将安全拓展到个人和全球层面。而安全化的过程是对安全指涉对象建构一种存在性威胁，并号召人们采取特殊的应对方式去消除这种威胁。安全化“将一些问题要么设定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议题，要么居于政治之上”，因此，它也是一种限制安全概念过度扩展的手段，它通过话语的形式将安全的定义固定下来。
当然，哥本哈根学派也受到了挑战，比如说有学者认为它错误地将安全和生存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国家中心主义的、话语主导的、保守的、政治上被动的研究范式。另外，在方法论上，哥本哈根学派把安全定义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一行为”。使安全问题转化为一种特殊的修辞结构或安全逻辑，使得安全化理论也存有一定的模糊性，“安全”的界定变得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标准。
批判安全研究。批判安全研究是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一个分支，冷战后在英国比较兴盛。它奠基于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在政治规范意义上批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两个核心概念，并在规范性目标上强调了个体安全甚于国家安全，关注个体安全和个体解放。在概念层面，批判安全研究认为个体的人才是安全的最终指涉对象，国家并非安全的可靠提供者。相比于环境安全、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国家间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更小，威胁程度也更低。这导致了一个全球安全的悲观主义观点：国家导致个人不安全，而不是创造稳定和繁荣。
批判安全研究的批评者认为，坚持将个人作为指涉对象并与国家相对立，不过是重复了那个非要在两者中选择其一的经典型错误。所有的政治概念都阐明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因而一个仅仅指向个人的指涉对象是不可能实现的。解放个人必须被置于集体层面的解决方案中，认为个人层面就能解决问题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
女性主义安全研究。性别缺失是国际安全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传统的军事一国家中心取向的安全研究没有为性别与安全留有空间，一系列以性别为特点的安全问题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研究中一直被忽视。因此，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反对传统安全研究。强烈呼吁要更少地从国家中心和军事方面来考虑安全问题，号召将“女性”和“性别”作为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这种基于女性经验的研究视角在国际安全研究中自成一体。
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同批判安全研究一样都号召安全研究要分析一个更为宽泛的安全指涉对象，包括个体层面的“女性”以及非军事安全的领域。这深化了安全的指涉对象，扩大了安全的适用领域。然而，大多数关于性别与安全的研究并非理论性的，也并非直接涉及安全的概念，而只是一些低理论的、经验性的类型。这意味着，女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事件来推动的。
人的安全研究。联合国发展署在1994年提出了“人的安全”概念，将安全概念扩大成为一个包含“发展”的概念。联合国发展署最初对人的安全界定的逻辑是，应该在领土防卫、国家利益及核震慑基础上拓展至“普世关注”与冲突预防以及更为紧要的展开全球合作以消除贫困与不发达。与批判安全研究相近，人的安全研究议程包括贫困问题和对人类的其他潜在威胁，因此强调人类安全应当是安全的主要客体。
人的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从民族一国家转移到了“人民”，关注人在社会中如何生存、如何自由选择、多大程度上可以获取市场与社会机会以及生活于冲突还是和平之中。这意味着扩大了安全威胁的类型与领域，意味着安全也适用于环境、人口增长、经济机会不平等、移民以及恐怖主义等领域。正因为如此，“人的安全”因其过于宽泛，导致学术与政治上的“空洞”而遭到质疑。如帕里斯（Roland Paris）指出，如果“人的安全”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东西，那么它其实什么都不是。还有一些批评者如布赞认为，“安全”与“人”联结，其实质是一个人权议程，并无多少新的内涵以助于理论的分析，也无多少与人权讨论的区别以体现实际的价值。无论“人的安全”的指涉对象是“集体”还是“个体”或者是作为整体的“人类”，都有可以替换的与之对应的概念。因此，“人的安全”在国际安全研究中缺乏作为分析框架的理论价值。人的安全确实是一个宽泛的议程，在人的安全的边界不断受到质疑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自从联合国发展署提出“人的安全”概念之后，欧盟、加拿大、挪威和日本等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广泛的应用。加拿大政府甚至为“加拿大人的安全年会”提供经费支持，并自2002年起不断出版“人的安全”电子期刊。总之，在人的安全的争论中，极为关键的或许是它既体现了制度化的价值（其概念由联合国发展署提出，并被多国采纳），也证实了一个概念的成功与失败并非完全由学术标准所决定。
以上是国际安全研究的几种主流范式。除了上述理论范式之外，还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等等其他理论流派，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呈现其理论特点。总体上看。这些理论范式都是源于西方发达国家语境，寻求后冷战时期从多角度对安全概念进行拓展。安全研究是一个多种理论并存与竞争的领域，然而，无论这些理论流派如何争鸣，都反映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学科的社会群体对于安全的各不相同的主观感知。毫无疑问，这些学术争论受大国政治所影响，它们所讨论的安全概念范围、安全议程必然存有差异，而这种差异性也客观上促进了国际安全研究路径的拓展与深化。
严格说来，这些安全研究范式的演变并不遵循理论逻辑和发生时间上的衔接性和延续性，但是这种演变与政治安全研究范式的转换有着必然的联系。如，安全威胁来源由国家行为体开始转向非国家行为体，凸显了传统安全研究范式的局限；建构主义把规范、理念和认同等分析变量引入安全研究，强调国家主体间安全行为的互动性；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了社会安全和安全化概念：批判安全和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强调更为宽泛的安全指涉对象，认为个体安全甚于国家安全，应该关注个体安全和个体解放；人的安全的提出，直接强调人类安全应当是安全的主要客体，等等。这些安全理论成果给中国政治安全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使国家安全研究向政治安全研究转变，传统安全研究向非传统安全研究转变，促使了政治安全研究范式的转换。
三、人本安全：新时期政治安全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走向
在社会的转型期，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增多，传统国家安全研究者已经不能应对时代的挑战，不能从容地面对层出不穷的现实安全问题。在此意义上，政治安全研究已然突破了军事的和国家中心的安全议题的狭隘性，正在寻求安全概念的扩展路径，这是对国家安全研究指涉对象和范围上的超越。国际安全理论流派对于我国政治安全研究最大的理论贡献莫过于研究者在思维观念上的变化，即安全的落脚点究竟是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人的安全抑或是全球的安全，安全研究的范围是军事中心的或是其他更广泛的领域。在批判地吸收国际安全理论研究各流派合理构想的基础上，也许中国政治安全理念和范式的确立可以从中得到某种启示：中国的政治安全不是单向度的，而应该是复合的和交互的，即人的安全得到充分保障的政治安全。政治安全需要有效地维护的人的安全。概括来讲，就是必须树立以人的安全为中心的人本政治安全观。在此，我们特提出“人本安全”（humanistic securi-ty）的概念，以与联合国发展署提出的“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相区别。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关系的核心指向。当然，人可以理解成个体的人、群体的人以及作为类存在的人。政治安全体系的构建，在本质上就是以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为本原起点和价值目标的，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的生存状态的优化以及人的自主自由发展是政治安全的最终评判标准。我们所倡导的人本政治安全观既不属于中国传统的民本政治文化，也不同于联合国发展署提出的人的安全理论，因为其指涉对象不局限于人类个体的安全，而应是人本安全和政治安全互为促进的和谐统一。概括来讲，政治安全为人本安全提供切实的保障，因为个人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下才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而人本安全则是政治安全的目标和最终归宿。因此，人本安全就成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安全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走向。
第一，树立人本安全观能有效提升国家的认同感，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实的民众基础。在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度，注重发挥民众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聪明才智，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能有效增加对国家的认同感。关于国家和人权的争论由来已久。传统安全论者认为，生存和安全是每个国家的利益核心，只有在生存和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各国才能安全地追求其他利益（目标）。但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凸显，非国家行为体开始更多地关注人权、公正、生态平衡等公共价值，甚至有西方学者开始极力宣扬人权高于的理念，这虽然有一种打着“人权”的幌子干涉他国事务的嫌疑，但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所言，“国家必须不再被用作粗暴践踏人权的挡箭牌”。
必须承认，安全实质上是作为个体的人所面临的一种状态，因此，要重视社会化的个人所获得的保障或受到的威胁，不能一味以“国家至上”解决问题。而要考虑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协调和平衡。这意味着既要承认国家的权威，又要看重社区和个人的独立声音：既要承认物理层面加强的意义，又要看重体制层面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价值。应将国家总体的安危与公民个体的安危结合起来，或者说，将个体安全作为总体安全的基石。只有个体认同国家的合法权威，国家才有权界定个体安全的范围，因此，个体安全概念和集体/国家安全概念无法割裂。
第二，树立人本安全观能有效提升执政党的执政安全。个体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全是政治安全之本，中国共产党要增强其执政合法性基础与执政能力，必须实施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确保人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宁，切不可本末倒置，以牺牲人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来获得执政安全。没有民众从内心认同和支持的执政安全只是无源之水，这种安全其实只能是表面上的暂时的安全，而这恰恰是最不安全的。人民群众是共产党执政的服务对象，只有强化安全问题的人本关注和社会关怀，服务好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群众的内心诉求和需要，才能依靠广大群众，获取群众的支持，确保执政党的执政安全。
第三，树立人本安全观有利于促进民众有序参与，确保政治秩序安全。政治秩序安全体现为政治结构和政治体系保持基本稳定并有效运转，政治参与活动有序进行。在网络时代，微博等传播工具的主要特征体现为社交性和自媒体性，如果网民没有其他畅通的政治参与渠道，无法及时表达个体或所属群体的政治诉求，就很容易转向微博等自媒体工具满足其参与动机。当网民的言论或披露的不确定信息涉及社会公共危机事件或敏感事件时，这种自媒体就很容易转化为公共媒体，引发围观。由于网络海量信息的即时扩散性，利用网络舆情监测工具实行实时监测进而进行有效疏导和控制毕竟是一个事后措施，终究不是网络化治理时代的优选方案。在社会贫富悬殊以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树立人本安全观，真正尊重民意，以民生为本，将极大地缓解社会矛盾，提升民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而对于这种安全感的依赖将有效缓解广大民众在参与政治生活时的焦虑感。保持克制，促进理性有序参与，从而确保政治秩序的长久稳定。
第四，树立人本安全观能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社会正能量的持续积累有利于维护政治制度安全。坚持人本安全观，首要的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社会个体的安全和群体的安全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政治安全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只有提高人民的社会权利并增强人民的满意度，才能充分激发社会各个阶层的潜能，使社会各个阶层的积极性能够充分地调动起来，使全体人民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只有确立广大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才能妥善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特别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制度性保障。也只有构建以人为本的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敏感的社会预警机制和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才能有效推进政治制度文明的建设，维护政治制度安全。
第五，树立人本安全观有助于推动政治意识形态创新。促进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和优化发展。从政治的本原来看，“任何政治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都应是人本身。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的观念，便有什么样的政治学说”。人民的政治认同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只有尊重人民群体的政治主体地位，以提升社会个体的满意度为目标和根本动力，加强政治意识形态创新，才能确保政治意识形态的优化。
在后传统安全时代，非国家行为体的暴力和破坏行为对于国家或社会安全价值观的威胁并不亚于国家行为体的军事侵略，如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和发生在2012年9月13日的由美国宗教电影引发的利比亚美国大使馆骚乱及全球伊斯兰国家的反美浪潮，都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警告国际社会，必须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和利益。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正在使传统安全理论的窄化研究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结合的全面研究回归和提升。只有树立人本安全观，尊重社会个体和特定群体的利益和安全需要。国家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才可能被最大程度地认同和接纳，才能最终促进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和优化发展。
结语
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时期，改革开放不断触及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也不可避免地撼动着社会既得利益群体的地位，社会制度系统（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家庭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变迁，在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特征也恰好对应着社会发展序列中的非稳定状态，因此，在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经济安全受到重视之后，政治安全的维护理念和制度建设也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传统安全范式正在向人本安全范式转变。“人本安全”虽然借用了联合国发展署的“人的安全”概念，但由于语境和国情的不同。与单纯的“人的安全”的内涵又有着显著的差别。总体上，“人本安全”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人本安全观是一个超越一切狭隘安全观的具有统摄性的本原性的安全观。我们不认同将政治安全、社会安全、人的安全甚至国家安全、人类安全、全球安全相互对立起来的观念，真正的安全理念和范式应该是人本安全、社会安全和政治安全保持高度统一与和谐的良好状态。而政治安全则应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所谓“政治是统率、是灵魂”只有在人本安全的理念和范式下才能真正得到体现。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3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安全生产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决定，在安全监管监察系统开展思考研究安全生产若干重要问题论文征集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安全发展”指导原则，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一系列方针、政策，落实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党组总体工作部署，深刻分析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安全生产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新形势新任务、新矛盾新课题，通过开展深入研究，理性思考，把握特点，探索规律，推动以“安全发展”为核心的安全生产理论创新，建立安全监管监察长效机制，促进全国安全生产状况的持续稳定好转。
二、论文选题的参考范围
1．巩固发展百日安全督查工作成效。这次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专项行动有哪些特点；取得哪些切实成效；还存在着哪些问题，如何改进提高；今后的督查工作如何进行。
2．深入持久抓好隐患排查治理。隐患排查治理是开展安全生产工作的基本途径，也是加强安全监管的有效措施。如何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如何使这项工作在基层得到落实，取得实效。
3．加大安全生产工作力度。如何做到安全生产警钟长鸣；通过什么方法和途径，才能保持高压态势，并使安全生产工作常抓常新；北京奥运会之后以及下一阶段，如何有效防止事故反弹。
4．营造有利于加强安全生产的舆论环境。怎样形成强大的舆论环境，凝聚全党全社会共识，为加强安全生产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5．抓好煤矿这个重中之重。如何贯彻落实太原“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座谈会”和辽宁“全国煤矿瓦斯治理现场会”精神，建立“通风可靠、抽采达标、监控有效、管理到位”的瓦斯综合治理工作体系，继续整顿关闭不合法、不合格的小煤矿，深化煤矿安全两个攻坚战。
6．抓好各行业（领域）重点工作。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烟花爆竹等行业领域，安全监管监察的基本思路和要点是什么；当前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7．探索实行分类指导、重点监管。如何通过普查、评估、会诊等方法，对企业安全生产进行科学分类，明确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监管监察工作重点；如何强化责任，逐级落实责任，确保监管监察到位。
8．加强监管监察队伍建设。近年来队伍建设的基本经验、最大教训是什么；采取哪些得力措施，让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机关这个“龙头”摆起来；如何提高各级安全监管监察人员的业务素质。
9．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如何才能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安全生产立法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10．加强执法体系和执法队伍建设。如何建立健全安全监管监察执法体系，当前的薄弱环节是什么；如何建立健全与安全监管监察繁重任务相适应的执法队伍。
11．完善执法手段和途径。现阶段安全监管监察执法有哪些手段和途径，如何用好这些手段和途径。
12．加强和改进联合执法。采取哪些办法，才能充分调动相关部门的积极性，提高联合执法的效率效能。
13．落实“两个主体责任”。目前存在的突出矛盾、主要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如何建立促使“两个主体责任”落实到位的工作机制。
14．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工作。从生产三要素（劳动场所、劳动工具、劳动者）分析，目前各类企业特别是高危行业企业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
15．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治标包括哪些内容；治本包括哪些内容；如何才能做到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16．完善控制考核指标体系。如何进一步增强安全生产控制考核指标体系的权威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采取哪些行之有效措施，推动指标体系落实，确保目标实现。
17．建立长效机制。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从哪些环节着手建立长效机制。
18．支撑体系的构成。支撑体系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由哪些子体系构成；支撑体系建设的现状，存在哪些薄弱环节；当前要突出抓好的工作是什么。
19．科技支撑体系建设。安全生产科技支撑体系的职能任务是什么；如何建立健全科技支撑体系，发挥相关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作用；如何建立强大的安全生产专家队伍，发挥专家的作用；安全生产科研攻关的主攻方向和技术进步的重点是什么，*年和今后两年要在哪些重点课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20．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应急救援体系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当前应着力抓好哪些环节的工作。
21．发挥协会和事业单位的作用。协会和事业单位如何服从服务于安全生产这个中心，围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党组的总体部署和阶段性任务开展工作；采取什么办法措施，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在督查检查、评估评价、普查调查、咨询服务等方面的作用。
22．利用好外部资源。如何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参与支持安全生产工作。
三、论文的基本要求
1．以上所列22个论文选题为参考范围，可在此范围内根据研讨需要自定题目，但要紧紧围绕所列研讨方向。
2．论文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既要体现一定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水平，又要理论联系实际，回答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增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3．论文要紧扣主题，观点正确，思路和逻辑关系比较清晰，语言比较精炼，力求数据准确，列举事例具体，分析问题深入，善于抓住本质，把握规律性。
4．论文个人或集体署名均可，字数在3000字左右，请于*年8月底前，将论文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政法司，来稿请写明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联系电话。
四、论文的组织与评选
1．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成立评审领导小组。组长由总局领导担任，成员由总局办公厅、政法司、协调司、监管一司、监管二司、危化司、人事培训司、直属机关党委和煤矿安监局综合司、安全监察司，应急指挥中心等单位负责同志组成。有关组织协调工作由政法司负责。
2．论文的组织、推荐工作，分别由各单位负责。征文期间，各单位推荐稿数不限。
3．奖项分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4．获奖论文将汇集成册，编印《安全生产优秀论文集》，并予以奖励。
五、工作要求
1．搞好发动，积极参与。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及时召开全体干部会议，进行广泛的思想发动，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积极参与论文征集活动，为搞好安全生产献计献策。
2．领导带头，精心组织。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要带头研究和撰写文章。同时，要精心组织，促使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围绕安全生产领域亟待回答和解决的一些重点问题，结合实际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为安全生产工作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4
关键词：权利观；能力观；法治健全观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143-03
所谓安全（security），《现代汉语词典》其解释为“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安全的属性具有二元性，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是指特定的客观事实，而主观方面则是指人们对这些客观事实的感受。美国政治学家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在《冲突与合作》中指出：“所谓安全，从客观意义上来讲，是指所拥有的价值不存在现实的威胁，从主观意义上来说，是指不存在价值受到攻击的恐惧感。”[1]这个说法被概括成广为接受的安全概念，即安全就是指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安全依主体而存在，其表现就是不安全的客观事实，离开了主体就无所谓安全。感受“不安全”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人、某个组织，也可以是社会上的某个利益集团（如某个阶级、阶层等），也可以是国家乃至整个社会。
一、产业安全研究文献
国家安全分为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繁荣和发展的保障。而产业是研究国家竞争态势的基本单位，产业安全问题是一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问题，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关键是保障产业安全。
1.产业安全研究溯源
关于产业安全问题的探讨最初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的贸易理论，产业安全最早可见于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要对涉及国家安全的国防工业进行保护和扶持的思想。后来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eidrich Liszt）为代表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成为产业保护的理论依据。该理论认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最初发展阶段必须向幼稚产业提供关税等形式的贸易保护，以确保其在国外强大的竞争下继续生存和发展。
我国的产业安全研究贯穿于外贸和外资政策制定的各个历史阶段，但是产业安全问题真正成为理论和政策研究的热点，是在外资大量进入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比重和影响迅速提高所引起的[2]。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部分学者认为产业安全这个概念并没有什么意义。他们认为，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只有全球产业而无民族产业，民族产业已经失去了具体的意义而只有抽象的价值。丁冬红（1996）提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以资本比例、产地、品牌划分产业的民族属性已经过时。这种否定民族产业的意见，实际上否定了产业安全的问题。当然，更多的观点认为，民族产业的概念不论是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意义。程秀生（1996）认为：“尽管当代民族经济的外在形态出现了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民族经济概念需要拓宽，但是蕴含于企业权益背后的民族权益关系并没有改变。”因此民族产业的概念还是有意义的，产业安全问题是存在的。笔者认为，产业安全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而且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
然而，由于人们对产业“不安全”的最初感受直接来源于“外资”的进入，因此许多观点都通过“外资”或者“民族资本”来进行衡量产业安全问题。顾海兵（1997）认为，产业安全是经济安全的组成部分。经济安全是指由于外国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对我国经济进行渗透而产生的威胁。他的衡量标准就主要是“三资”企业的比重；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课题组（1996，1997）则从民族资本的角度认为，产业安全意味着民族资本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国内重要行业掌握着控制权；张碧琼（1999）从直接投资方面认为，国家产业安全问题最主要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FDI）产生的，指的是外商利用其资本、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合资、直接收购等方式控制国内企业，甚至控制某些重要产业，由此而对国家经济构成的威胁。
上述观点的贡献在于坚持了产业安全对民族权益保护的重要性，但却没有提出比较明确的产业安全概念的定义，多数观点仅仅从外商投资对国内产业的影响来认识的，包括外商投资所占的比重，民族资本对重要产业的控制权等，可以说，这些观点是我国早期经济发展的“产业安全”问题的客观现实，但就当今的形势来看，这些观点都是产业安全狭义上的含义，是表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2.产业安全“权利”观
也有学者从安全的概念角度给出了产业安全的含义。前文已述，安全是一种“状态”。赵世洪（1998）认为，产业安全，简单地说是指一国国民使其既有的或潜在的产业权益免受危害的状态和能力。产业权益受到的危害可以来自自然、社会或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何维达和宋胜洲（2003）认为，产业安全，即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重要产业的生存发展以及政府对这些产业的调整权或控制权受到威胁的状态。
仔细考察发现，这些概念已经提出了产业安全的基本范围，即何维达和宋胜洲老师指出的产业的生存权、发展权以及政府对这些产业的调整权或控制权。其实，在此之前，就已经有学者从权利的角度研究产业安全。于新东（2000）提出界定产业安全的三种权利，他认为，所谓产业安全是指一国对某一产业的创始权、调整权和发展权的控制程度，如果对这三种权利都拥有相应的自或称控制权的话，即可认定该产业在该国是安全的。李连成、张玉波（2002）提出界定产业安全的两种权利，一是指一国拥有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和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力，二是这些产业在国际比较意义下的发展力。
3.产业安全“能力”观
就同样的问题，也有学者从“能力”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这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学者们对产业安全比较全面的认识，王瑛（2001）提出了衡量产业安全的“能力”，即是指一国产业对来自国内外不利因素具有足够的抵御和抗衡能力，能够保持各产业部门的均衡协调发展。具体表现三方面，第一是国家经济命脉是否被外资所控制；第二是国内市场结构状况，这是影响一国产业安全的重要因素，主要指外国企业占有特定市场份额的大小；第三是产业结构安全，从经济长期发展、综合国力提高和国际竞争力增强等整体角度而言，国民经济应保持整体结构的合理性。杨公朴等（2000）也认为，产业安全是指一国对国内重要产业的控制能力及该产业抵御外部威胁的能力（主要体现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张立（2002）提出，产业安全是指一国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在国际竞争的发展进程中，具有保持民族产业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始终保持着本国资本对本国产业主体的控制。
这些观点认为产业安全是“权利”或者“能力”，与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产业安全”观相比，其外延有明显的扩大，对产业安全有了比较明晰的认识。然而，其不足之处便在于仍然缺乏对产业安全内涵全面、系统的阐述。
最近几年一些学者就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对产业安全内涵进行总结，形成了一些相对全面的观点。赵惟（2005）认为，产业安全是指某一种或某一类产业在受内外部综合因素作用的环境中，既关系产业自身防范损害或威胁，保持发展和创新，也涉及国家产业政策调整，乃至国际产业制度演进的总和。景玉琴（2005）认为产业安全是指本国产业具有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要准确理解产业安全的概念，必须从三个层次上进行把握：一是宏观层次。宏观层次的产业安全是指政府具有适当规制产业的能力，国内相关制度安排能够引致合理的市场结构及市场行为，产业结构合理，国内产业具有活力。二是中观层次。中观层次的产业安全是指在开放竞争中本国的重要产业具有竞争力，绝大多数产业能够生存并持续发展。三是微观层次。微观层次的产业安全是指本国国民所控制的企业达到生存规模，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及较大的产业影响力，在开放竞争中具有一定的优势。
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我国对于产业安全的理论研究日趋成熟化，不但从产业本身生存、发展、控制的能力上考察产业安全，学者们已经从制度、政策的视角关注产业安全问题。
二、矿业安全研究文献评述
1.独立研究矿业安全的文献
我国就矿业安全研究而言，主要有马成成的《我国矿业安全生产问题探析》（2010，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主要梳理了国内对于矿业安全生产问题的研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可以依据研究视角的不同，将研究成果分为监管制度、法律制度、产权制度和其他研究角度等方面。通过分析国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矿业安全问题中存在的不足，并争取找出能有效解决我国矿业安全生产问题的方法。马成成、孙巧珍《制度视域下的矿业安全探析》从制度视角进行矿业安全生产的相关研究有其必要性，对制度和矿业安全进行深入分析是现实的需要。在矿业安全问题中，制度可以发挥重要功能，如确定政府权力边界、维持市场经济秩序以及遏制现实不良行为等。合理的制度构建应该遵循合理性、效率性和现实性的原则，以求能更好的维持矿业安全生产的良性运行[3]。王义保、李爱彬在《制度视角下的矿业安全思考》一文中提出，我国矿业生产领域的安全问题已然超出了安全科学技术保障的范围，矿业生产领域的市场、产权及政府监管等制度创新与完善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切入点[4]。王忠，揭俐的《基于矿业安全的矿权配置与管制政策》，提出中国矿业市场的治理应从“控制式的行政管制”向“协作式的市场规制”转型，充分发挥政府规制、自由市场与社会组织的力量，构建三者协作共管的“三维一体”均衡管制机制。郭艺在《矿业安全中的政府管理》提出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制定政策，完善法制，采取经济、法律、行政并存的手段加大矿业生产中的安全投入，减少安全欠账及环境污染，降低矿业安全隐患系数，降低矿难发生频率，推进矿业健康、安全的发展。
综合审视上述文献，这些研究都是将矿业安全背景置于矿难之下，发现将矿业安全与矿业安全生产等同，实际上是缩小了“矿业安全”的研究范围。
2.将矿业安全与矿产资源安全混同的文献
从字面上看，矿业是“业”，矿产资源是“产”，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从我国现有研究看，通常将两者等同。笔者将矿业安全与矿产资源安全同时通过中国知网统计，发现除了前述主要矿业安全的文献之外，有关矿产资源安全的文章更多。而通过查看内容，凡是写矿产资源安全的文章都包括了矿业安全，比如汪云甲（2002）认为，矿产资源安全的含义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矿产资源供应的稳定性（经济安全性）；二是开发使用的安全性，指矿产资源开发及使用不应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构成威胁。沈镭、何贤杰（2004）等从我国矿产资源安全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出发，提出解决我国的资源安全问题的两方面建议，一方面要树立资源观念，建立相关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是给予政策支持，鼓励科技创新，培育矿业集团，并建立资源储备及加强资源管理。张久铭（2007）提出保障我国矿产资源安全的战略对策是：树立矿产资源安全观、构建矿产资源安全保障管理体系、开展资源外交、培育具国际竞争力的矿业集团公司、加强科研开发和做好矿产资源战略储备工作；马伟东、古德生（2008）针对我国常用有色金属矿产资源供需矛盾和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的问题，提出了提高我国有色金属资源安全应采取的对策，即加强矿产资源的保护力度；加大矿产资源勘探投入；提高科技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和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率；积极参与海外资源开发、建设稳定的供应基地等。
可以看出，这些文章在探讨矿产资源安全问题时，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包括了矿业安全，也就是说，我国现有研究的多数文献都没有严格区分矿产资源和矿业的区别，而是在讨论矿产资源安全时，同时谈到矿业安全问题。
3.严格区分“矿业”和“矿产资源”的文献
真正将矿产资源与矿业区别的代表性著作有李显冬的《中国矿业立法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详细探讨了矿业权的立法取向以及矿业企业税费法律制度研究、矿业权出资立法研究、矿业用地使用制度研究、矿山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等；康纪田教授直接对矿业制度设置的总体方向进行了思考。他根据物权状态的二元论观点，将物权分为归属明确的静态物权和开发利用的动态物权，属于静态物权的矿产资源产品属于普通物权，应当统一由财产性的私法调整；而动态物权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权利，因强势者获利的同时可能损害弱势者的利益而显失公平，矿业权必须由政府加强规制。由此，《矿产资源法》应当是以财产性的“矿”为主要对象的法律制度，而以管制性的“业”为基本对象的法律制度应当是《矿业法》，因此我国应当制定以社会性管制为主的《矿业法》[5]。
笔者认为，这一思路有助于厘清矿产资源产和矿业权的重大理论问题，有助于我国矿产资源法律制度的完善。然而，这一观点也有不尽完善之处。首先，按照物权状态的二元论结构将矿产资源划为归属明确的静态物权，将矿业权划为动态物权，这是明显地将问题简单化。原因在于，矿产资源使用的普遍性、不可再生性、稀缺性等特点决定了矿产资源并非单纯私法上的物，对其提供、保护、配置等问题，普通财产权远远不能胜任，它实际上是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其次，如果仅仅从“物”静态的存在就划分为静态物权的话，那么很难解释矿产品的地位、价值、国际市场对矿产品的争夺以及发达国家对我国稀土资源设置的“陷阱”等问题。这一点从有关矿产资源安全问题的文献可以得到证实。
三、矿业安全的界定
在笔者看来，矿业安全不仅仅是指矿业生产安全，也不能与矿产资源安全简单地等同。
事实上，按照“安全”的含义，矿产资源的国际供应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产业安全问题。原因在于，矿产资源的供需矛盾是一种客观事实，企业、产业及至整个社会通过这些客观事实感受到了“不安全”，感受到了矿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因此，本文认为，在论及矿业安全时，论及矿产资源的供给安全才符合中国的现实。矿业安全与否的关键是相关法律制度是否健全。
具体来说，产业安全是一种受威胁、不稳定、有危险的状态和对这种状态控制的能力，这些状态既有来自自身能力不够强的比较感受、也有来自国际上激烈竞争对某产业的影响。笔者认为，产业安全，其内涵就是产业的生存能力、发展能力、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由此，笔者根据这些“能力”的地位，将产业安全分为产业内部安全和产业外部安全。所谓内部，通常是指深层次的，起决定作用的能力，具体来说，产业内部安全就是指产业本身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以及国家对产业的调整能力、控制能力等根本性问题，只有健全的“体魄”和良好的制度才有能力抵御任何形式的外部不安全因素。所谓产业外部安全，主要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如果产业的对外依存度低，国际竞争力强，就表明产业具有安全性，反之亦然。当然，根据内因决定外因的原理，要改善产业安全问题，根本途径在于提高产业内部安全，只有国内法律制度健全了，产业本身的能力增强了，才能增强国际竞争力抑或降低对外依存度。
总之，要提高产业安全，既要通过发展和创新来提高产业自身生存、发展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又要通过国家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产业政策调整，提高国家对产业的调整控制能力，从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据此，矿产资源开发产业安全也可以分为产业内部安全和产业外部安全。
矿产资源开发产业内部安全包括矿产资源的生产安全、环境生态安全、职业安全，这些安全是产业自身生存、发展能力的体现，这些“能力”最终通过矿产资源法律制度以及相应的政策予以保障。
矿产资源开发产业外部安全，主要指矿产资源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表现的客观事实又集中在矿产资源的供需安全上。它是国家经济安全的直接体现。在我国的矿产资源开发产业外部安全又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改善劣势矿产资源的供应能力。对本国需求量大、进口依存度高的短缺矿产，能够通过制度保证持续、稳定、足量获得，并且有制度应对可能发生的供应不足和价格波动；另一方面是扩大优势矿产资源“优势”的能力。对本国优势矿产资源，能够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之上加以充分利用，制约他国，影响市场定价机制，为本国在国际矿产资源市场乃至国际政治军事格局中谋求有利地位。申言之，扩大优势战略矿产资源之“优”，缩小劣势战略矿产资源之“劣”，这两项目标的极致就是我们追求矿产资源开发产业外部安全的含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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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义保，李爱彬.制度视角下的矿业安全思考[J].社会科学辑刊，2007，（1）.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5
[关键词]文化；文化安全；儿童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文化安全成为越来越引人注目的话题。普遍的断言是，发达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的优势，有意无意地通过文化帝国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的策略，威胁着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的安全。为此，我们要“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1]。作为文化自卫措施，“学校教育应承担起向青少年一代传承民族文化传统，阐释民族文化精神，促进民族文化认同，提升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的使命”[2]，“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应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3]。毫无疑问，提出文化安全问题进而思考包括儿童教育在内的各种文化自卫策略，是十分重要和及时的，对此笔者无意否定。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有关文化安全的想像存在着诸多误读，这些误读可能导致文化安全的言说者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因此，本文提出“文化安全误读”这个话题，以期为文化安全的研究提供多侧面的理解，并为儿童多元文化教育价值观的确立进行合理辩护。
一、有关文化安全的想像
“文化”和“安全”本来是两个相安无事的概念，但全球化的语境建构了两者关系的想像空间。为了讨论文化安全的误读问题，对文化安全怎样被想像进行梳理是必要的。
有关文化的概念见仁见智。英国学者威廉斯曾说过“文化”一词是英语语言中最复杂的两三个词之一。[4]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首次对文化进行定义，“文化是人类以社会成员的身份习得的复合性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格和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5]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发展了泰勒的定义，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包括工具和消费品、各种社会群体的制度宪纲、人们的观念和技艺、信仰和习俗，无论考察的是简单原始还是极为复杂发达的文化，我们面对的都是一个部分由物质、部分由人群、部分由精神构成的庞大装置”。[6]从此，文化成为一个包容性十分广泛的用语。从狭义上说，文化是诸如价值观、道德、知识、信仰、艺术等精神层面的人类成果的总称。本文主要从狭义层面讨论文化安全。
“安全”指的是行为主体在自己生活、工作或对外交往的各个方面能够得到或保持的一种不受侵害、免于恐惧、有保障感的状态。[7]这一用语原本更多的是在政治领域使用，传统政治领域的安全观主要是指民族或国家的、领土等不受外来势力的威胁、侵略和破坏，其核心是军事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安全”与“文化”连用而构成的“文化安全”一词逐渐成为讨论的热点。
综观我国当下有关文化安全的想像，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在认识“文化”和“安全”问题时由于立足点各异，因而众说纷纭。
1．对文化安全关切的内容的想像范围广泛
文化安全所关切的内容何在，是学者们想像文化安全问题的主要思路。
有的学者对文化安全的想像以社会政治制度的安全为核心，兼及意识形态、价值观、行为习惯乃至思维方式的安全，范围广泛。他们认为，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自主地选择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抵制其他国家试图用意识形态和以意识形态为指导的政治、经济和民主模式强加于本国的做法，防止其他国家的文化对本国人民文化生活的渗透，保护本国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不受干涉，保护文化的民族性，保护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并用必要手段扩大本国文化的影响。[8]
有的学者着眼于精神层面的文化安全，认为文化安全是指本国文化的精神形态不受别国不良文化形态的影响与伤害，保持本国文化固有的继承性和民族性。[9]
有的学者突出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安全，认为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特别是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免受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文化因素的侵蚀、破坏和颠覆，从而能很好地保护自己的文化价值传统，在自主和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文化革新，吸收和借鉴一切对自己有利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文明生活方式。[10]
有的学者从文化主体行为方式的角度讨论文化安全的内容，认为文化安全是对文化主体生存权利的保护，是主体文化自觉和自信的一种表现。在内容上，文化安全既包括文化主体进行文化创造、文化管理、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等的独立自，又包括文化主体对文化价值、文化传统、文化制度和文化行为等的继承权和选择权。[11]
2．对文化安全的成因和救济策略的想像各异
在界定“文化安全”时，论者普遍设想外来文化因素的“渗透”“入侵”“改造”“控制”“颠覆”“取代”等是造成文化安全问题的原因，因而相应的救济策略应该涉及“保护”“反渗透”“反控制”“反颠覆”等内容，“针对文化霸权对本国人民生活的渗透、入侵和控制，通过反渗透、反入侵和反控制来保护本国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完整性、独立性和延续性”。[12]
总之，学者们对文化安全的想像就是：由于种种交流或接触(“渗透”“入侵”“改造”“控制”“颠覆”“取代”等形式)的原因，外来的或异域的文化因素有意或无意地影响到本土文化(主要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因此面临威胁，或者被破坏、颠覆，或者被改造、取代，或者被边缘化，失去主流地位，相应的救济策略是反颠覆、反破坏、反渗透。上述想像，思路虽然呈线性般清晰，但有关文化安全的这种线性式想像的合理性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说明。
二、对文化安全的误读
笔者认为，对文化安全问题的这种线性想像，源于对文化安全问题的某种误读。所谓误读，指的是言说者对文化变革所持的一些错误的或不完善的观念。
1．对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交流的误读
文化安全论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在同异域或外来文化的交流、接触中，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本土文化会被边缘化、颠覆、破坏、取代。客观地说，这种担忧不无道理，本上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渗透下发生变化，面临生存威胁，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想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因交流而发生的异域文化的影响一定是消极的、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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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们不能把文化的交流与接触误读为影响文化安全的祸根。
第一，文化的交流不能被误读。同异域文化的交流是本土文化得以发展的动力之一。在西方，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欧洲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形成了今天西方文化的基础。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1920年来华演讲时指出，“过去已经多次证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13]可见，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交流。没有交流，闭关自守，本土文化非但不能安全，反而会走向衰落，我国清代中后期的历史就是明证。
第二，不能忽视文化的自我保护机制。文化一旦生成，就如同自然环境那样，具有自我净化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它能自我消化、自我化解外来的威胁和挑战。这主要是因为文化的主体(包括个体、民族、国家在内)在面对异域的文化“文本”时，不是被动地接纳、复制，而是主动地解读、理解。从当代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开创的哲学解释学观点来看，文本的意义是由读者赋予的，或者说要受读者前理解立场的影响，因此，读者不是在复制文本的意义，而是在创造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当本土文化遭遇外来文化时，它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外来文化，而是对异域文化有个主动解读、选择的过程，任何外来文化的登陆都必须经过主体的洗礼。那种认为外来文化必然颠覆本土文化，或者本土文化在异域文化面前一定弱不禁风的想像，是对文化自我保护机制的忽视。
因此，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不是对文化安全的威胁，而是对文化发展的推动。另外，文化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自我保护机制，并非逆来顺受，不加分析地对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结果表示悲观，一概视为文化不安全，这种想像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2．对主流文化价值变与不变的误读
对文化安全的另一个想像是，本土文化遭遇外来文化后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文化不安全的表现。似乎只有一成不变的文化才是安全的文化，果真如此吗?
首先，能否找到一种永恒不变的“主流文化”是值得怀疑的。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变化的，所谓的主流文化、主流文化价值观其实是不断建构的。以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儒学为例，从孔子算起，儒学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在漫长的岁月里，儒学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先后出现了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儒学，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的儒学，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代新儒学等分支。不变的是“儒学”的名称，作为儒学的文化内涵，实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由此可见，在讨论文化安全问题时，要想以一成不变的“主流文化”为依据，需相当谨慎，因为所谓的“主流文化”可能只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幻影。
其次，如果不持绝对的相对主义立场，那么，也应该肯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有其独特可辨的文化身份，这种身份往往是其变化中的不变之身。也就是说，虽然不变的“主流文化”不存在，但变化着的某种“主流文化”还是可以辨认的。主流文化在吸纳、融合异域文化发生变化以后，并不会变成本土文化的“他者”，仍然会是本土文化的“在者”。这就是为什么关于文化安全的担忧自古就有，但单纯因为文化变革的原因而造成主流文化莫可明辨的例子并不多见的原因。
文化的变和不变相依相生，如果执著于所谓主流文化的绝对不变，并用主流文化是否变化作为文化安全的晴雨表，则是对文化安全的又一误读。
3．对文化安全的相对性和伴生性的误读
有关文化安全想像的另一个问题是，文化安全似乎产生于并解决于一种孤立的语境中，论者普遍忽视文化安全的相对性和伴生性。所谓文化安全的相对性和伴生性，是指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不是孤立的，往往是伴随着国力的衰落、的丧失、领土的分割等传统安全问题的产生而产生的，并且要依靠这些问题的解决而解决。如果忽视这一点，孤立地讨论文化安全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的结果，伴随着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而产生。当然，现实的人类社会生活也会受其既有文化形态的影响，但这不能改变文化和社会生活、社会实践的基本关系。当一个国家或民族实力强盛、政治稳定时，其文化固然也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没有生存之忧，它可以凭借其坚实的文化土壤吸纳、化解异域文化的影响；相反，当一个国家或民族经济落后、政治不稳、疆域不保、沦丧时，其文化就会面临现实的安全和生存的考验。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诸多古代文化，正是伴随着其民族或国家的消亡而消亡的；中国近代所面临的文化安全问题也直接源于西方的坚船利炮对我国国家和领土完整的威胁。因此，从文化安全的保障来看，单单从文化着手只是一种途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增强国力，确保国家、领土、军事等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确保文化安全。
当然，本文讨论文化安全想像的种种误读，并不是要否认文化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恰恰相反，清除这些误读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文化安全问题。
三、警惕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提倡儿童多元文化教育价值观
1．警惕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基于文化交流的误读，对文化的交流设限就会变成顺理成章的文化保卫策略；对主流文化变与不变的误读，容易对文化变革产生恐惧心态；忽视文化安全的相对性和伴生性，很难使我们的思考摆脱“乌托邦”色彩，从而把文化和文化安全的重要性抬高到不适当的位置。这些文化安全误读的后果导致文化上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舆论和政策的青睐。这一结果直接关乎儿童教育的价值选择，不利于对儿童的培养。
所谓民族主义，是指“一种为了一定人群的利益，获得并保持自治、统一与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14]民族主义植根于历史之中，具有社会保持和认同的功能，它往往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理性的民族主义有利于民族和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极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则往往盲目排斥和否定其他民族，容易变成社会动荡的根源。当代全球的恐怖主义、地区冲突，绝大多数都源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文化上的狭隘民族主义往往是打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与坚持的旗号，过分强调民族文化间的差异，把民族性看作是文化的惟一属性，试图用本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特殊性排斥其他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形成彼此间的相互对抗。这种文化壁垒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有害无益。
尽管不少文化安全的言说者注意到了对文化安全问题的讨论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关系，他们“强调民族文化安全不是狭隘的民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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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更不是文化保守和文化守旧”。[15]但是，检视当下有关文化安全的文本，那种“抵制国外的……文化”“提倡……文化”的思维方式频频出现，已经很难让人在文化安全策略和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之间划清界限了。因此，在文化安全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必须警惕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
2．儿童教育价值的选择：多元文化教育
在有关文化安全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不仅要警惕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而且要通过提倡儿童多元文化教育价值观，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文化安全问题。
伴随着技术进步和交流的日益频繁，各民族文化和谐相处，包容共存，文化的多样性日益凸现。有学者断言，“文化多样性可能是人类这一物种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16]200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一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进一步强调，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既然文化多样性是未来人类生存的保障，那么无疑也应该是文化安全必须给予考量的要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只有尊重和确保文化多样性，才有民族文化安全可言。
儿童教育对于确保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要使儿童教育能够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有利于文化安全，就必须在儿童教育价值的选择上确立多元文化教育取向，而不是种种以正当名义为借口的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取向。
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种教育价值取向，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目前在欧美方兴未艾。[17]多元文化教育是指在民族、文化多元的社会，允许和保障各民族文化共同平等发展，尊重差异，维持文化的多样性。
关于如何开展儿童多元文化教育，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确立文化多元的教育目标取向。面对当今文化全球化和多样化并存的格局，民族文化安全的保障不仅取决于儿童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坚持，而且取决于儿童对“他者”文化的理解、接纳和尊重。只有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尊重和理解，才有各民族的和谐共存，本土文化的安全才有根本保障。因此，儿童教育目标应该体现文化多元的要求，培养世界式的中国人，而不仅仅是中国式的中国人。我国现代著名幼儿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在1948年提出的“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的抱负，理应成为今天文化安全背景下儿童教育目标的理想选择。
(2)以多元文化的观点选择教育内容。从文化安全的角度看，儿童教育内容不仅要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从本民族固有的语言、价值观、信仰、习俗、道德、文学艺术等文化资源中组织教育内容，而且要充分注意不同民族的文化资源，从中选取材料，增强儿童对其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培养文化多元的意识。从文化多元的观点看教育内容的选择，我国当前有关英语学习热、国外动漫热以及西方价值观学习的种种议论并不完全妥当，至少不全面。问题的实质不是这些来自异域文化的教育内容过多，而是立足于本土文化资源的儿童教育内容开发不足。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减少或限制国外文化教育内容的方法来确保文化安全，只能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通过逐步加大本土教育内容的开发来消除文化安全的担忧。
(3)全纳教育是多元文化教育组织策略的必然选择。全纳教育要求教育不分种族、性别、阶级、阶层和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差异，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际性教育思潮。全纳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理念，更是一种组织方略。在多元文化教育的组织中，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共同生活和学习，使他们直观地体验文化多元的生动性，感受其他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可以有效地达成儿童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
我国多元文化教育的模式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希望本文粗浅的思考有助于儿童多元文化教育的开展，进而有助于以开放而非闭锁的心态消除人们对“文化安全”的担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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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6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并成为鱼需解决的主要议题。为此，一些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研究方法。
1 早期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主权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主权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 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 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冷战的终结为蓄势已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相当程度上，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既往通过进口替代“自力更生”维护经济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关度的迅速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市场和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依赖日益加大，对外部因素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敏感性也明显增强，而其本身在资本积累、市场环境、制度设施、技术构成等方面的总体劣势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现，如何规避风险、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因噎废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利发展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波动促使这一历史课题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面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却仍以民族国家为限，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理路使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安全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由此导致其理论价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释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滞后。实际上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实质，原有分析模型滞后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彻底改变。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模型，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继续利用相对封闭的研究体系阐释开放环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并陷入理论的困境。
2.2 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外部问题已不再是资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及时地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契机，顺利地融入这一进程并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平衡。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虽然认识到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对一些具体领域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但始终没有根据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应，对其做出的理论回应和解释也相当有限和贫乏。
2.3 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缺乏深刻认识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其所倡导的研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经济发展为模板，对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具体国情以及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初始条件认识不够。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时，不可避免在实践中纷纷遭遇碰壁。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曾对此做出了精辟的论断。如缪尔达尔指出:只要这些理论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诸如南亚等欠发达国家一一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总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解读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致力于找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和决定因素，他们秉持内部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和经济不安全根源于其内部因素，如资本匾乏、工业化滞后。因此，这些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维护和拓展经济安全时，必须革故鼎新，效法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导。’而事实证明，由于这种经济理念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导实践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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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7
关键词：单元体;国际规范;全球治理;国际体系;认同建构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5-0082-004
一、国际规范建构中的二律背反现象
国际规范建构之二律背反问题是应对全球治理不可逾越的议题。它不仅反映于单元体关系互动层面，而且也体现于体系层面。
在单元体关系层面，尽管《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法、规范或准则确立了平等、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等普遍的原则，但在现实层面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僭越《联合国》、滥用集体安全权利、对他国进行先发制人式侵犯的现象。甚而，一些国家的思维范式仍停留于意识形态的对峙阶段，并不时进行价值输出、鼓噪，并造成地区动荡、国家政权坍塌，甚至大规模的流血与冲突。
在体系暨全球治理层面，尽管《千禧年宣言》与《全球伦理宣言》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倡包容不同文明、尊重文化多元化，保护地球环境、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但在现实中，文化优越论、文化帝国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仍大行其道，并造成宗教分野、恐怖主义肆虐。
此外，规范的二律背反问题还涉及经济体系、信息体系、金融体系、航运航空体系、外层太空体系、极地体系，甚至技术创新诸多领域。比如，在技术与道德关系层面，“半兽人”、“智能机器人”的试验与运用问题已引起警戒。很显然，如果没有一套规范可循，这种跨越性的技术将会使人类陷入困境。
诚然，就权利哲学而言，造成上述国际规范的二律背反现象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它隐含着单元体国家对于实力或强权谋取利益的迷恋，隐含着个别国家推崇武力强行进行价值输出的理念;隐含着国家行为体在处置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上的困惑;从推进规范的意义看，隐含着国家行为体对国际规范的主体性、普适性问题的认知差异，以及对国际规范的话语权的争夺;并集中表现于大国或霸权国意志对国际规范制定和裁决。易言之，如果在国际规范建构上达不成认同，将影响国际社会行为体之间的正常合作，全球治理亦将陷入困境。
二、解决国际规范二律背反问题的路径
国家是社会意义的人，具有目的、意愿、主体感、情感、社会意识等特征，国家或体系的心理原理告诉我们，通过社会建构或心理干预可以达到找到破解国际规范二律背反问题的路径。[1]
（一）培育共在的秩序理念，慎用军事干预方式
秩序问题向来是政治治理的关键。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体如果在总体秩序问题达不成认同，在对体系和单元的构成没有一个普遍的共识（比如现代制度），那么，国际社会不是失序就是面临崩塌的危险。
对于秩序的认知问题，说到底是关乎谁是规范的制定者、仲裁者，即主体性问题。国际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已是共识，全球国际社会的普遍联系性、脆弱性促使人类不得不用一种全镜头的思维理解这个世界――整个世界成了一个体系、一个循环系统、一个命运共同体，套用哲学的话语讲就是人类存在于一个“共在”的世界中。[2]
弱肉强食的时代已遭到唾弃，强权政治已违逆时代潮流。故此，国际社会要慎用军事干预模式。就效用而言，霸权国家须对过去一些强权政治的模式进行反思。比如，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美国与北约发动的利比亚战争，以及当下美欧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军事博弈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治理目的？如何解决上述战争或冲突的后遗症以期让国际关系与国际体系沿着正常与健康的路径发展？
任何霸权或结盟形式都将会引起囚徒困境的不断重复，从而引起反制衡，更不用说国家过度的扩张或将导致其本身的消亡。军事干预、武力侵犯不但达不到赢得民心的效用，反而会加剧民粹主义、帝国主义乃至恐怖主义的生成，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9・11足可以印证这一点。
（二）树立新安全观，尝试建立或重建有效的全球风险预警机制
当下而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发展的不确定性亟须人类对遇到的各种潜在风险进行预测，进而建立与时俱进的全球风险预警机制。
近年来，安全从内核、定义、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因素有温室效应导致的气候问题、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地区一体化、核扩散、种族或部族冲突、恐怖主义、黑客、媒体效应、海盗、贩毒、人口走私以及由自然灾害造成的虫害、洪灾、水灾、地震、海啸等等。上述危机或问题已给国际社会造成空前的挑战，它亟须国际社会在风险预警机制上进行合作并付诸行动。问题是，如何在建立全球风险预警机制上达成认同，进而进行有效的合作呢？
首先，主导型国家须在安全的标准、内容、范围以及应对安全的机制上有必要形成共识。
固然，在全球体系与国际体系并存的场景下，维护国家利益作为一种法理诉求在短期内不可能消失，但“公地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已成新的安全问题。上世纪90年代，巴瑞・布赞（Burry Buzan）、奥利・维夫（Ole Waever）等学者就提出了与“安全化”相关的复合安全理论，倡议各种行为体就安全的主体、保护的对象、威胁的内容和范围、安全的听众等达成认同，并认为，安全化与国际合作、国际规范存在着重大的关联。[3]联系近些年发生的的中东乱局、欧债危机、恐怖主义泛滥等事实，尤其是一些典型事件如由维基泄密事件引起的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美国情报人员斯诺登事件所引发的信息安全问题，以及核扩散、核泄漏、地震、海啸等社会与自然的安全问题，这些现象提醒我们：复合安全理论仍没有过时，在全球社会面临的各种传统的与非传统的安全隐患越来越多的情势下，国家须在安全认知上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
如果过度强调狭隘的国家利益或强行进行价值输出，就极有可能引发不可预测的危机，甚而引起战争或灾难并导致人类文明的终结，其自身极有可能产生政治衰败。推动治理科学化可谓是一项全球治理工程。帝国的心态曾在历史上摧毁过数个帝国，过犹不及有可能从外部摧毁一个国家，忽视民众诉求则会从内部引发反叛，体系或革命的发生同科学的治理存在着重大的关联。所以在建立全球预警机制中，尤其须虑及国家安全政策制定上的狭隘性，并推进多层面发挥集体安全责任机制的建立。
其次，须发挥现行的国际组织在预警机制组织中的协调功能。
国际组织作为全球治理进程中的一个主要行为体，“其功能、作用和影响日益增长，每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已与国际组织密切相关”[4]，它们不仅帮助创造世界政治的崭新结构，而且致力于创造和建构崭新的国内社会”。[5]228-249
主导型国家至少要改变传统的旧思维――把国际官僚描绘成无私无权的国家人，并赋予国际组织对世界秩序的建构作用，“国际组织是世界政治舞台上中心的行为体。它们并不只是一些规则或者结构，它们是全球变化的积极施动者。”[5]8联合国、欧盟、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东南亚国家联盟、绿色和平组织、保护动物者协会等国际组织对于当代的全球治理的作用日益彰显，它们不仅是全球治理的参与者，也是国际规范建构的推动者。
国际组织不仅要发挥监管、早期预警和协调的功能，而且要考虑建立全球层面的风险和早期预警机制。[6]当然，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具有独立影响的命题并不意味着普适于一切国家或行为体，所以，对现有的国际规范或机制的效用不能作出绝对的判断。国际制度有时不仅仅成不了“仁慈的管理者”，反而成为“邪恶的剥夺者”。因此，这就要求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就具体的合作议题、权力分配、运作机制等问题进行具体的协调与合作。
（三）虑及国际规范国内化进程中的不平衡因素，在互动中促进认同
规范的形成是群体互动的结果，而只有良性的互动才能促成规范的认同实现，罔视互动的作用，即便建立起来的规范也是不可持续的。社会认同学家指出，规范可促成群体心智、引发从众行为，激发认知改变、信息交往，从而促使单元体对自我范畴或主观不确定性（subjective uncertainty）进行反思或转换，加大社会凝聚力，最后形成共识并使其具有规定性（prescriptive），因而共识也就成为一种社会规范。
国际规范影响政策变化的能力取决于他们能够在目标国取得支持和认同，而在国际规范的国内化过程中，国内结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谓国内结构，是指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以及连接两者的政策网络。国内结构既包含政治与社会制度的组织结构、惯例、决策规则和程序（这些都包含在法律和传统之中），也包含内嵌于政治文化中的价值和规范。[7]139-140 国际规范国内化的过程，是指国家抵制、调整、适应直至最后内化国际规范的过程。国内规范与国际规范的匹配问题是影响国际规范普及的重要变量，规范或文化的不匹配将会导致冲突。[7]146
因此，国际规范的国内化首先必须克服两个障碍：第一，国际规范必须有渠道进入“目标国”的政治体系;第二，国际规范必须能在目标国产生支持力量或者有助于这些力量的产生，以便目标国的决策能够向着他们所期望的方向变化。
学理上，在国内规范与国际规范融合上，无论是多边主义、单边主义还是一元论者、二元论者，都要涉及规范的主体性问题，即由谁制定的问题。在当下全球体系与国际体系并存的场景下，“一元论”的模式至少不能从心源上解决问题。或许，多元或“二元论” 的思维能为国际规范的融合提供借鉴，因为， “二元协调思维不将内外政治分离、分割开来，相反，却从两种政治合作统筹的角度，重视内外政治的对话协商，追求国内责任和国际责任的平衡，探寻国内问题和全球问题的综合治理观”。[8]
（四）包容多元文明，在整体意识上推进体系的综合进步。
霸权国或集团已无力包揽全球治理的一切事务，国际关系民主化已是一种趋势，人类文明的进步体现于其开放性、包容性与多元性，和而不同是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使然。因此，在推进规范建构的方式上，霸道的、强行的或激进的方式达不到的预期的效果。如果不计方式、后果进行价值输出，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在实践中，处于体系前沿的大国须考虑勇于“分权”给新兴工业国家。新兴大国之间的融合与协作已对现有的世界格局形成了挑战;世界大国在经济、政治和外交上的崛起以及对世界新秩序所产生的多重、连锁影响已显而易见。所以，安德鲁・F・库珀总结说：“如何在维持既有结构和保持既有决策方式的基础上应对新兴国家，这是全球治理的核心”。[9]
科学家和文化社会学家已得出结论，全人类基因99.99%相似，人类的目的意识殊途同归。社会组织进化不断趋同的事实、主流宗教在人类归宿上的认同，尤其是人类的学习与意识的进化能力将进一步推动人类文明社会的不断进步，对此，我们应抱有信心。
三、中国与国际规范建构
全球化场景下的制度改革不仅涉及国内体制，还须考虑国际场景。国内规范与全球规范的融合与嫁接问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历史的积淀与人类社会的文明诸成果体现于器物、制度与理念，那么，规范建构的内容从根本上也不应脱臼于它们。就器物文明而言，中国的社会治理历史（比如朝贡体系）与器物的贡献（比如四大发明）已人所共知，汤因比等历史学家曾赋予其崇高的评价和地位。制度改革不仅关系到中国当代政治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它也与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息息相关。就此而言，制度建构不仅成为执政党的一项工程，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项使命
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就必须慎思国际规范的中国化、中国的规范国际化，或者说中国规范与国际规范之间的衔接与融合问题，进而“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10];规范重建或重塑不仅构成中国文化体制重塑和建设的核心，也是振兴中国政治和社会科学的出路所在，同时也是振兴民族精神、重塑核心价值观之根本。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和有机的世界，妄自菲薄、高傲自大绝不会进步。有学者称：“中国如果想要成为一个稳定的国家，想要有朝一日成为国际事务中积极负责任的一方，或者说成为一个‘仁慈的超级大国‘，中国迫切需要的，是拥有一种国际公共利益感，和由此种公共利益感而带动起来的一批新精英。”[11]
故之，在此意义上须对中国的现状、世界历史以及与大国关系的历史有一个客观的了解，还须培养有一种学习和融合的精神，特别是要学会理性的爱国、维护权益。中国在国际上所取得骄人业绩增强了国民的自信心，爱国心。但是，如果在外力因素面前失去了一个平常心，那么自满或过高地估计自己很容易引发膨胀心理，使得经济问题政治化，从而搅扰“中国梦”的实现进程。
赋予全球责任于理念建构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内容。从中国对于全人类作出贡献的假设而言，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崛起问题，而且关乎世界运行的机理及我们自身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在此意义上，中国的复兴在于器物、制度与理念共同复兴，党内党外、社会精英与广大民众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达成认同。
参考文献：
[1]张全义.人、国家与体系心理：国际政治社会学的一种诠释[J].国际观察，2014，（7）：38-51.
[2]赵汀阳.每个人的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62、174.
[3]潘亚玲.安全化、国际合作与国际规范的动态发展[J].外交评论，2008，（6）：51-52.
[4]叶小青.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深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J].行政论坛，2009，（2）：77-80.
[5][美]迈克尔・巴尔特，玛莎・芬尼莫尔为世界定规则――全球政治中的国际组织[M].薄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28-249.
[6]秦亚青.世界格局、国际制度与全球秩序[J].现代国际关系（庆典特刊），2010：11.
[7] 林民旺，朱立群.国际规范的国内化：国内结构的影响及其传播机制[J].当代亚太，2011，（1）.
[8]苏长和.中国与全球治理――进程、行为、结构与知识[J].国际政治研究，2011，（1）：36.
[9][加拿大]安德鲁・F・库珀，[波兰]阿加塔・安特科维茨.全球治理中的新兴国家――来自海利根达姆进程的试验[M].史明涛，马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
[10]赵海乐.是国际造法还是国家间契约――“竞争中立”国际规则形成之惑[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8
摘要：本文以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为指导，探讨我国高校英语教育实践在维护和提升国家文化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探索出行之有效的、可操作性强的高校英语教师在传播英国语言文化知识的同时保护和发扬我国的语言文化，捍卫我国的文化和文化利益，强化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意识的英语教育改革策略。
关键词：国家安全；高校英语；教育改革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 “增强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抵御国际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更加紧迫。”这说明国家文化安全已上升至政府议事日程，国家文化安全至关重要。
一、高校英语教育文化安全现状
目前我国高校英语教育实践在维护和提升国家文化安全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高校英语教材偏向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文章，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高校教师在讲授课程时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的英语讲授，高校学生吃肯德基，看好莱坞大片，用iphone，听英文歌曲，名族文化认同感较差，缺乏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另外，国家文化安全相关的国家外语教育规划政策较少。
二、在高校英语教育中加强文化安全对策
（一）改革高校英语教材
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内容选材遵循题材的广泛性、体裁的多样性和语言的规范性，同时注重选文的趣味性、知识性和思想性。大多文章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缺乏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英文文章和教学内容，教材编撰应注入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加大现行大学英语教材中中国文化的内容，一方面学生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得以提高，另一方面提高学生英语学习积极性。
（二）改革大学英语教学内容
高校英语教师在讲授英语课程时如遇到弘扬欧美文化的教学内容，应告诉学生理性客观看待欧美文化，遇到中国传统文化应扩展教学内容，注重中国传统文化表达的同时，也应利用英语教学中中西方文化差异对比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增加学生民族自豪感。另外，可开设以比较中国各民族文化与欧美文化为主题，或者英文中国传统文化的选修课，讲座，辩论赛等。
（三）遵循“尊重民族文化”教学原则
民族文化淡化或消失，必将带来民族生存，国家安全方面的危机。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洪堡特曾提到：“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虽然其自在形态没有阶级性，但其内容却与意识形态息息相关。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极其丰富，高校教师应该在英语教学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英语学习目标，自觉克服文化虚无主义倾向，加强民族精神的建构。
（四）优化外语教育政策
国家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民族文化在英语教育中的意义，如教育部出台的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就已提出把“跨文化知识传授”及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作为大学英语教学一项重要的任务，但相关制度还有待于完善。此外，管理部门应积极制造各方面的条件保障民族文化内容在大学英语教育中的地位。高校英语教育政策制定者应该懂得语言学，应该了解不同的语言学理论以及这些理论对外语教育的意义、内容、过程和结果的启示。
“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是涉及到一个国家、民族的中心价值体系进而涉及到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本问题。”高校英语教育处于保护国家文化的战场，高校英语教师应引导学生学习和吸收欧美文化中积极的因素，摒弃欧美文化中不利或消极生活方式、人生观、价值观等，做到“洋为中用”，引导学生树立民族自豪感，在培养学生英语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同时，渗透国家文化安全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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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兴萍.多元文化视角下高校英语教育中民族文化传承的SWOT分析[J].贵州民族研究，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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