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发展论文范文

化学发展论文篇1

关键词环境化学回顾与展望

环境化学主要研究化学物质在环境中的存在、转化、行为和效应及其控制化学的原理和方法。它是化学科学的一个新的重要分支，也是环境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然科学学科发展战略调研报告》的划分，环境化学的研究主要包括环境分析化学，大气、水体和土壤环境化学，污染生态化学，污染控制化学等四部分内容［1］。

环境化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70年以前为孕育阶段，70年代为形成阶段，80年代以后为发展阶段。二次大战以后至6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从恢复逐步走向高速发展，由于当时只注意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环境保护，污染环境和危害人体健康的事件接连发生，事实促使人们开始研究和寻找污染控制途径，力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60年代初，由于当时有机氯农药污染的发现，农药中环境残留行为的研究就已经开始。这个阶段是环境化学的孕育阶段。到了70年代，为推动国际重大环境前沿性问题的研究，国际科联1969年成立了环境问题专门委员会(SCOPE)，1971年出版了第一部专著《全球环境监测》，随后，在70年代陆续出版了一系列与化学有关的专著，这些专著在70年代环境化学研究和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1972年在瑞典斯德歌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立了一系列研究计划，相继建立了全球环境监测系统(GEMS)和国际潜在有毒化学品登记机构(IRPTC)，并促进各国建立相应的环境保护结构和学术研究结构。应该说，这一系列的举措在人类的环境保护事业中起到了里程碑作用。

80年代全面地开展了对各主要元素，尤其是生命必需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各主要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人类活动对这些循环产生的干扰和影响，以及对这些循环有重大影响的种种因素的研究；重视了化学品安全性评价；开展了全球变化研究，涉及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同时加强了污染控制化学的研究范围。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CED)，国际科联组织了数十个学科的国际学术机构开展环境问题研究。例如：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1989年制订了“化学与环境”研究计划，开展了空气、水、土壤、生物和食品中化学品测定分析等六个专题的研究。

1991年和1993年在我国北京召开的亚洲化学大会和IUPAC会议上，环境化学均是重要议题之一。

1995年诺贝尔化学奖第一次授予三位环境化学家Crutzen,Rowland和Molina，他们首先提出平流层臭氧破坏的化学机制。Crutzen于1970年提出了NOx理论，Rowland和Molina于1974年提出了CFCs理论，这几位化学家的实验室模拟结果在现实环境中得到验证。从发现平流层中氧化氮可以被紫外辐射分解而破坏全球范围的臭氧层开始，追踪对流层大气中十分稳定的CFCs类化学物质扩散进入平流层的同样归宿，阐明了影响臭氧层厚度的化学机理，使人类可以对耗损臭氧的化学物质进行控制。这些理论的研究成果因1985年南极“臭氧洞”的发现而引起全世界的“震动”，从而导致1987年《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签订。这充分表明环境化学家的工作已经引起全人类的重视，环境化学已经开始走向全面发展。

我国的环境化学研究也已经有了20多年的历史，自70年代起，在典型地区环境质量评价，环境容量和环境背景值调查，污染源普查，围绕工业“三废”污染，在大气、水体、土壤中环境污染物的表征、迁移转化规律，生物效应以及控制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近年来，完成了一批攻关课题和重大基金项目等国家任务。“八五”和“九五”期间，在有毒污染物环境化学行为和生态毒理效应、水体颗粒物和环境工程技术、大气化学和光化学反应动力学、对流层臭氧化学、区域酸雨的形成和控制、天然有机物环境地球化学、有毒有机物结构效应关系、废水无害化和资源化原理与途径等方面的工作分别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攻关、中国科学院重大重点等项目的支持，取得了一批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支从政府到地方各级行政管理与环境保护部门、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等多层次的管理人员与研究人员队伍［2，3］。

在酸雨测量技术、形成机制、物理化学特征、高空云雨化学、大气酸性污染物来源和沉降过程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在天然源研究、区域酸沉降模式和酸雨成因、能源与环境协调规划、酸雨区域综合防治和临界负荷的研究方法等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环境分析化学方面，从80年代起，我国先后制订出《环境监测标准方法》，《环境污染分析方法》和《环境监测分析方法》等，选取了200多种分析方法，近百种无机和有机物，所用的方法灵敏、准确、可靠，多年来在全国环境监测系统和有关实验室广泛应用。对监测分析方法的统一与标准化，在提高分析监测水平及实验室质量控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992～1995年，国家基金委化学部资助了重大基金项目“典型有机污染物环境化学行为与生态效应”的研究，探讨了某些有毒有害污染物的环境行为、在介质中的迁移转化规律、污染物的环境风险评价、水生天然有机物的起源、表征、与重金属相互作用机理与模型以及卤代烃生成潜力等。在新农药单甲脒的环境行为和生态毒理效应以及有机锡的生态毒理效应研究中取得了创新性成果。首次发现城市水源中的硝基多环芳烃的存在，对多氯联苯等的光解规律和产物毒性提出了新的机理和解释。部分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工作于1999年获得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

在O3的测量技术、中国光化学烟雾特征、室内大气光化学反应模拟、空气质量模式、汽车尾气高效净化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其中大气微量组分源排放、大气氧化能力、大气光化学模拟和模式的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三等奖。

在天然水质变化与水污染控制原理、难降解有毒有害污染物的物理化学去除与生物降解和高级化学氧化、水质净化的高效生物和絮凝反应器、废水的无害化与资源化、清洁生产等方面取得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奖励。

但是，从国际发展趋势和目前水平来衡量，就总体而论，我国环境化学的研究，无论从方法、技术上，还是研究思路上大多缺乏独创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对热点环境问题的研究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需求。在分支学科和研究的内容上发展也不平衡，缺乏连贯性、系统性和综合性。在环境化学过程研究中对化学污染物的外观表征研究得较多，而在复合污染的界面反应过程动力学，污染机制及其效应方面研究的深度不够，缺乏从分子水平上对污染物动力学机制的研究。在环境分析化学方面，虽然建立和发展了较为完备的常规分析测试方法，但对于环境样品的形态、结构与中间产物、同族体等的分离与测定还与国际先进水平有很大差距。在污染物的现场测试、实时测定等方面尚缺少有效的方法和仪器。

化学发展论文篇2

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系统，社会发展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各种要素，譬如法律文化，总是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法律文化是什么界说不一，一般认为，它与法律的思想、制度、设施、法官的审判方式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心理习惯等相关。但严格说，这不能算是法律文化的定义，否则，法律文化岂不成了有关法律的包罗万象。笔者以为，法律文化只是这些现象背后共同的东西，是内化在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之中，并在精神上支配它们的一般观念、原则和价值体系，是人类追求生活秩序化和社会正义性的本质表达。与法律文化不同，社会发展原是社会学概念，着意对社会进步的一种事实描述，一般可以理解为，社会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动引起功能转换而带来的社会进步。依据这一观点，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原始狩猎、定居农耕和社会产业化，也即现代化的过程，其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方向是从野蛮到文明，因此，可以说，社会发展的本质是人类的文明化。正是人类文明化的属性和追求，使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有了联系。 二 认识源于人类的经验和理性。据人类的经验判之，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贯穿于人类的法律与社会发展史。古希腊与古罗马是西方古典文明的高峰，仔细检视，不难发现，法律文化的发达实在是其社会繁荣强盛的基础。古希腊的雅典在经过提修斯、梭伦、克里斯提尼的法律改革后，形成了以权利为中心的法律文化，从而确立了公民社会，伟大的伯里克利时期的城邦政治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罗马吸收和发展了希腊的法律文化，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法律与社会双盛的局面。诚如英国法学家F.H.劳森所说：“毫无疑问，罗马法是古罗马对西方文明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不仅如此，罗马法还经常被人们视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支柱之一。”（转引自《比较法研究》1988年第1期第55页）时至今日，中国为适应社会发展预备制定民法典也不能放弃罗马法文化的资源。现代西方世界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进步，资本主义是封建制之后又一新型的社会型态，在社会主义出现以前，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主要藉此力量。形成现代西方文明的因素错综复杂，但缺少了理性的法律文化是断然不可能的，所以，有西方学者将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相提并论。（泰格等：《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在东方，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经验对我们有更深切的感受和直接的意义。日本在“大化改新”前是一落后的部民社会，与此相适应，法律文化处于不成文的原始习惯法状态。公元645年“大化改新”，“文化立国、法制社会”被作为基本国策加以推行（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第55~8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从唐朝学成回国的高向玄理、吉备真备、大和长冈等，在天皇支持下，掀起了大规模移植唐代文化，特别是唐代法律文化的运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著名的《大宝律令》诞生，这是先进的唐代法律文化被输入日本的结晶，它标志着原始落后的日本习惯法被改造提升到了东亚大陆人文礼仪化的成文法文化水准，进而为日本律令制国家的建立和奈良、平安时代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最关键的政治支持和法律保障。日本社会因此获得一大进步。日本社会的第二次大进步是1868年“明治维新”开启的对近代西方文化，尤其法律文化的引进，结果是日本法律文化一跃而进入现代行列。同时，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也因此获得了合法有力的支持。三十多年后，竟成为晚清中国“变法修律”的榜样。 中国“变法修律”的第一人、法律现代化之父沈家本，在总结中国法学盛衰时发现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则法学之盛衰，与政之治忽，实息息相通。然当学之盛也，不能必政之皆盛，而当学之衰也，可决其政之必衰。”（沈家本：《法学盛衰说》）法学是法律文化在学术领域的体现，政治盛则法学必盛，政治衰而法学未必衰，盖因学术有它的独立性。但法律文化不同，它有制度性因素，因而与社会政治之盛衰必相呼应。历史上中国法律文化灿烂之时，必是中国社会兴盛之世。礼刑文化与西周，礼法文化与汉、唐，都是显例。特别是唐朝，中国法律文化发达至为周边诸国所模仿，形成以中国为本土，以唐律为代表，以礼法结合为特征，影响及于朝鲜、日本、琉球、安南（今日之越南）、西域（今日新疆及中亚一带）的法律文化系统，谓之中华法系。东亚古代文明实有赖于此。晚清以降，中国内忧外患，固有法律文化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满清政府不得已于1905年正式“变法修律”，传统法律文化因此瓦解，中国法律文化开始现代化，至今而未有穷期。回眸这一百年，中国法律文化无论在清末、民国还是共和国时期，总是与社 会发展互动相通。 三 科学离不开逻辑，逻辑即理性。自然科学的科学性在于实验与逻辑，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在于实践与逻辑。借助逻辑的力量，观察、透视人类的实践与经验，能够发现科学至少部分科学的原理。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原理是什么呢？依据社会学观点与上述经验，我们可以作以下推论：社会是一个有结构的系统，法律文化是其中的一部分；社会发展只是社会系统内结构正向变动的结果，是功能转换的表现，由此可知，社会发展本身不是系统内的结构项。因此，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首先不是系统内结构与结构的关系，而是结构与结构变动结果的关系。这表明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逻辑关系，既是联动的又是因果性的。联动表现为两者间盛衰的呼应。因果表现在法律文化是因，社会发展是果，社会发展必先借助和重视法律文化的建设。这是其一。其二要注意，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社会发展受制于整个系统的结构变动，法律文化作为系统内结构的一项只能影响而不能决定社会发展。这一方面使我们看到法律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局限；另一方面也认识到社会发展是包括法律文化在内的一项系统工程，实践中既不可无法律文化论，更不可能唯法律文化论。这也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经验。其三，社会发展虽不是社会系统内的结构项，但事实上它对系统结构有着直接的反作用，也就是说，社会发展在受法律文化影响的同时又影响着法律文化。正如经验表明的那样，法律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发展，社会发展要求建设相应的法律文化。以上三点是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在一般社会状态下的原理。 人类社会由传统转入现代后，现代化成了世界各国发展的方向和潮流，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原理又加入了新的内容：一是人类法律文化的趋同；二是现代社会的发展更依赖于法律文化。在传统社会，由于各大文明的相对独立和隔离，不同文明的法律文化自成一体，并与各自的社会发展相适应。如罗马日尔曼法系与欧陆社会，中华法系与东亚社会，印度教法与印度教社会，伊斯兰教法与穆斯林社会，非洲、拉美及大洋洲各地的习惯法与其社会。源于西方的现代化运动改变了世界法律文化版图，丰富多彩的人类法律文化直接或间接地趋于以西方为范式的类同。同时，法治也成了人们衡量社会理想与否的标志，这与传统社会形成对照。传统社会不是没有法，也有法律文化，但传统社会的理想并不尽然是法治，道德和宗教是比法律更重要有效的社会控制力量，如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一直以“无讼”为社会理想。（张中秋：《比较视野中的法律文化》第225~248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但现代社会的发展已使以法治为核心的法律文化成为社会系统满足社会需求的必要部分。（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第116~128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社会发展时刻离不开法律文化的支持。 四 如何理解和实践当下中国的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关系未来的重要课题。要在实践中做好这一课题，首先应在理论上有所认识。上述经验和原理的探讨不过是初步的尝试，要充分展开这一课题，必然是理论与实践所谓知行合一的长期过程。这里，本文着意回答：当下中国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法律文化建设对中国社会发展有何意义。显然，这不是问题的全部，但却是课题的起点。 与特色鲜明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别，当下中国大陆的法律文化是一成分复杂的复合体，包含着源于西方的现代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法律文化诸要素。这些不同要素的法律文化汇合于当下中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建成中国的法治。换句话说，如何推进法治即是当下中国法律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当下中国的社会发展，依党和国家的决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的含义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这是一种健康的发展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已众所周知，政治文明正在讨论中。依笔者之见，在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内涵无论有多丰富，法治始终是核心。传统社会的政治文明可以是德治、礼治、宗教之治以至贤人政治的人治，但时代的变迁已使它们不能适应结构——功能变化了的社会，法治作为一种制度文明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已是不争的事实。由此观之，当下中国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可谓殊途同归。 法治是一种社会状态，但有法不一定是法治。传统社会不乏法，然其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是权力中心，法律在社会结构中 依附于权力，事实上为权力服务。社会转入现代，权利变为中心，法律至上，权力为法律所控制，社会呈现出依法而治的状态。这正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目标，法律文化对实现这个目标，也即对当下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法治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法治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在成文法的中国大陆，现实的法治始于法律创制或者说立法。立法不只是在形式和数量上建构法治所必需的法律体系，重要的是同一法律体系内不同法律之间一以贯之的精神联系。这是法治得以实现的灵魂，也即我们前面所说的法律文化的内核。没有这个内核，法律不能在统一的观念、原则和价值目标下协调架构，以至相互矛盾和冲突，所谓的法律体系也不过是多组法规的堆砌而已。这在人类法律史并非鲜见。仅此可知，法律文化对当下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法治建设，首先在立法方面有着精神上的指导意义。不妨再试问一下：法律文化内核中的“什么精神”给立法以指导？简单说，法律文化中关于法治的理念和与我们作为人类生活的意义，即努力创设一种符合正义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复兴中华文明，最终实现人权等，乃是当下中国立法的文化精神所在。 法治始于立法，但关键是实施。实践中法律实施主要是司法和执法。法律文化对法律实施的意义，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首先，法律文化能为法律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环境。随后，法律文化有助于培养和提高司法、执法人员的素质与能力。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法律文化能帮助司法、执法人员在实施法律时正确面对和处理三种情况：一是对法律的理解可藉此更高地从精神上予以把握；二是法律冲突时，可依其作价值序位的排列与选择；三是法律缺漏需要衡平时，可作为自由裁量的内在依据。这些都是具体的法律知识所不及，惟法律文化与法学理论之所长的地方。法治最广泛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增强至信仰的程度。人们有什么样的法观念、对纠纷及其解决持何种态度、习惯上表现出何种行为方式，这些更多依赖于法律文化培育和支撑的东西决定着我们法治的成败得失。因此，法律文化的宣传和教育对养成我们的法治观念和信仰至关重要。 如果我们将法治比喻为一棵树，那么，法律文化就是阳光、水分和土壤。法治这棵树只有扎根在法律文化的阳光、水分和土壤中，才能茁壮成长。一言以蔽之：经由法治，当下中国的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一定会出现双盛的局面。最后，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当下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部分蕴含着中华文明的一些优良传统和民族特色，如对人际、区际乃国际关系的和谐理念，纠纷解决中追求“说理——心服”的调解模式等，经过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改造，结果不止是契合民心国情的现代中国法治的建立，也是对人类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贡献。

化学发展论文篇3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水文现代化内涵和特征目标与任务

水文是社会经济和水利工作的基础，水文的现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水利现代化的实现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坚持和运用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拓展水文工作在价值层面、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的发展空间，加快水文现代化建设，以优质的水文水资源信息支撑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水文现代化推进水利现代化的实现，是水文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

1水文现代化的内涵和特征

根据水利部“中国水利现代化研究课题组”对水利现代化内涵的研究成果，以及我国长期以来水文发展与服务的探索实践，我们将水文现代化的内涵理解为：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以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市场经济的规律和系统发展的理论为指导，以先进的现代化装备为基础，以高科技应用为支点，以现代化的管理模式为手段，以水文现代化建设促进水利现代化为目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和发展传统的水文科技，用现代的理性思维和理念转变传统的水文工作思路，不断创新和改革，在实践中探索为防汛抗旱、水资源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新理论、新方法，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水文现代化是水利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保障。汪恕诚部长曾经指出：水文现代化是水利信息化的基础，水利信息化是水利现代化的基础，要加快水文现代化建设，为实现水利现代化奠定基础。因此水文现代化不是孤立的，它必须围绕和服从水利现代化和整个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而推进。只有加快推进水文现代化，才能有效防灾减灾、优化生态环境、保障社会稳定，使人民安居乐业，为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和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奠定良好的基础。

水文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历史过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对水文的要求以及水文自身的发展水平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水文现代化的进程及相应标准也有所不同，必须以动态的观点进行水文现代化建设。

水文现代化需要不断进行体制和制度创新。水文现代化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条件下开展的，要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不断进行体制和制度创新，要从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来支撑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建立水文工作的良性运行机制和科学管理体制。

水文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

思想观念现代化水文工作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缺少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运作机制和工作方式，一些在计划经济时代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和工作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就显得不相适应，阻碍了水文事业的发展。要适应治水思路的转变就必须切实转变水文工作思路，从重点为防汛抗旱服务向在继续为防汛抗旱工作服好务的同时，为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转变；从重视水量监测向水量、水质、地表水、地下水监测并重转变；从重水文技术业务向在抓好技术业务的同时加强政策法规、科学管理转变；从小打小闹、修修补补、穷于应付向重整体规划、长期发展转变；从拼人力、拼设备向提高人员素质、加强技术创新转变。

技术手段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水文事业发展的原动力。水文现代化建设必须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作支撑。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传统的水文科技，用先进的现代化装备武装水文设施设备，建成运行有效、管理规范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应的水文防汛抗旱减灾、水资源信息服务体系，实现水文信息采集、传输、存贮、处理与服务的现代化。

行业管理现代化水文行业工作性质独特，相对来说是弱势行业，更应注重行业管理。没有现代化的行业管理，要推进水文现代化建设进程是非常困难的。水文行业管理重点要在体制改革、机制创新、效能提高、决策正确上下功夫，应逐步建立法制完备、体制健全、机制合理、行为规范，符合各地实际情况的较为完善的现代水文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规范和调节从事水文工作的各项行为，促进行业的进步和发展。

人才结构现代化人才作为知识的拥有者、传播者和创造者，正在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人员精干的人才队伍，是实现水文现代化的重要保证。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更新人才的观念，用全新的观念武装人；二要通过新理论、新技术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人才的素质；三要注重人才的层次，既要有高学历、知识面丰富的学术带头人，又要有一定开发能力的实用型专业人才，还要有懂专业的操作技术能手。在人才使用上应该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科学管理。

投入机制现代化水文工作是国家公益性、需超前发展的基础工作，经费不足是造成水文事业发展滞后的关键因素。加快实现水文现代化，关键是加大投入。切实解决水文经费问题，是加速水文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保障。2*水文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近年来，我省在水文现代化建设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和探索。信息技术在全省水文系统得到普遍应用，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法规制度建设和人才培养等基础工作也不断得到加强，为全面推进水文现代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水文发展思路有新突破按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结合我省实际，编制了《*省水文“十五”计划和2*5年发展规划》、《*省水文站网建设方案》、《*省水文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省水功能区划》、《*省水资源保护规划》等发展规划。这一系列规划的编制和完成，为我省水文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进一步明确了我省水文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总体思路和建设目标。

水文信息化水平有新提高我们紧紧围绕提高水文信息的质量和时效，不断加大水文信息化建设。一是自动测报系统建设进展较快。目前已建成国家防汛指挥系统常德、湘潭两个示范区。利用法国政府贷款建设湘江流域水情信息采集系统项目已启动；澧水流域自动测报系统已列入皂市水库工程计划。二是水文信息网络建设不断完善。初步建成了覆盖全省各市州水雨情信息传输计算机网络系统；洞庭湖洪水预警系统、*省防汛会商系统、*省旱情分析系统已完成；全省80%的雨量站点实现了雨量信息的自动采集、固态存贮。三是建成了*省国家水文数据库，为我省水文信息服务打下了基础。四是多普勒流速剖面仪、微机测流控制系统以及GPS、GIS等在水文测报中逐步推广应用。五是办公自动化建设也得到了发展。

水文监测能力有新改善水文信息自动采集和水文测报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水文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工作。一是优化了站网。九十年代以来，新设各类水文站点81处，水文站网密度逐步加大，功能不断完善。二是加快站队结合、水文巡测的步伐。目前，全省规划的18个水文站队结合基地已有17个初具规模，分析并审批了35个水文站实行流量巡测或间测，购置了巡测车以及用于巡测的先进仪器设备。三是测站改造力度加大。目前全省46%的国家重要水文站和30%的省级重要水文站按《水文基础设施建设及技术装备标准》的要求完成了全面改造，主要测报设施完好率提升到55%。四是引进、推广使用先进的仪器设备。全省建成半自动水文测流测沙缆道40座，全自动智能缆道5座，引进4台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购置了电波流速仪、远传自记式压力水位计、固态存贮雨量计、全球定位系统等先进测报仪器500多台套，拥有气相色谱仪、数字荧光测汞仪、原子吸收、可见分光光度计等系列精密水质化验仪器。

水文科研有新进展水文的科技进步除去现代水文设施的研制、使用和集成外，更迫切的要求是要加大水文基础应用理论的研究，近年来承担的水利重点课题《三峡工程与洞庭湖关系研究》、《洞庭湖河湖疏浚综合效益研究》、《洞庭湖洪水及水力特性研究》、《*省九十年代洪灾成因与对策研究》等取得了重要成果，洪水预报调度、微机缆道测流、水库汛限水位等项目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自主研制的水文浮标遥控投放器等填补了国内水文测洪设备的空白。防汛会商系统、水情信息网上查询处理系统、洪水预报模型软件、水文站网信息管理处理和水文数据库均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水文管理体制有新起色一是理顺了机构，明确了职能。在20*年*省机构改革和政府审批制度改革中，明确了十二项主要职能，承担五项政府审批事项；2002年圆满地完成了各下属勘测局的人事制度改革，各勘测局统一设置5个职能科室、1个公司，明确了基层水文站为副科级机构；20*年汛前，对省局机关的内设机构和职能又进行了理顺调整。二是强化了管理，完善了制度。水文管理体制的科学化是水文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全省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各项管理工作正在不断规范。《*省水文管理办法》已于2003年8月1日颁布实施，为水文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制度和法律保障，有力地促进了水文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水文人才培养有新成效近年来，我们把培养水文人才、提高队伍素质作为水文现代化建设的智力支持。一是通过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不断提高水文职工的业务技术素质,使职工队伍不断年轻化、专业化，优化了队伍结构。二是采取不同的培训形式，全面提高职工的综合管理素质。三是继续开办水文高等函授学历教育。

3*水文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根据“技术先进、精兵高效、管理科学、全面服务”水文发展总目标和“统筹规划、点面兼顾、突出重点、超前发展”的水文现代化建设原则，我省当前水文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是以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取代传统落后的运作方式，不断提高水文工作的效率与效益，以先进的思维理念改变传统的行业观念，在水文领域中广泛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现代的工艺设施、新型的仪器设备、科学的管理方法和网络化的信息系统，实现采集自动化、传输网络化、处理标准化、分析科学化、管理规范化、服务多样化、队伍知识化。要实现以上目标，重点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进一步优化水文站网功能科学合理的水文站网和装备良好的水文测站是做好水文工作的基础。要调整、充实和发展水文站网，使站网结构合理、观测项目配套齐全，整体功能加强，布站数量和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防汛抗旱、水资源管理、水环境保护的要求。

进一步加强水文基础设施建设按照部颁《水文基础设施建设及技术装备标准》的要求，加强水文基础设施设备的建设，不断提高设备设施的效能和水文测报能力，有计划地引进高科技的先进测流仪器设备，使主要江河及其重要控制站均能安全施测五十年一遇以上洪水标准，实现雨量、水位信息采集自动化，逐步推广先进的流量、泥沙、水质测验设备，改善工作条件，降低劳动强度。

进一步推进水文巡测发展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组织修订水文站队结合建设及巡测规划；完善和修订巡测规范和站队结合管理办法；组织开展研究适合水文巡测的仪器设备和交通工具；建设和完善站队结合基地，基本完成站队结合基地建设任务。

进一步加快水文信息化步伐建设以计算机广域和局域网络为基础，以数据库为支撑的信息网络系统；完善水文资料整编、汇编、校验、处理和存储软件系统，全面建成以现有水文数据库为基础的水文信息服务系统；初步建成由水文预报预警系统、实时水情监控系统、汛情分析和系统等组成的水情信息服务系统；建设水资源实时监控、分析评价、管理决策支持的水资源信息服务系统；建设水环境实时监控、分析评价、管理决策支持的水环境信息服务系统。

进一步调整水文人才结构进一步深化机构改革，加强职工队伍建设，人事制度改革，加强法规建设和规章制度建设，推进办公自动化和水文管理的规范化。一要加强职工岗位培训，加强在职人员的教育和新技术培训，更新和提高水文人员的科技知识和技术水平。二要逐步调整生产、技术、研究、管理人员的结构，提高中、高级人才的比重，改善人才结构，使队伍逐步达到精兵高效。

进一步完善水文投入机制水文作为社会公益事业，我们要紧紧抓住国家加大对水利投入的机遇，充分依靠政府财政投入的主渠道作用，建立中央、省、市、县四级财政投入机制，明确各级财政投入的内容和重点。同时要继续落实好“工程带水文”政策，积极引进外资,逐步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相对稳定的投入机制。

化学发展论文篇4

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发展，http://中国的经济社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的国力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日显重要，并受到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尊重。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愈加频繁，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民族的文化模式都在发生剧烈的变迁，并由此而产生了许多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碰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种状况一方面为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条件，另一方面也使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呈现出新的格局，正确地认识这种历史机遇和发展趋势，对促进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人类学理论取向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就进入了一个理论取向多元化的时期，即一方面当代西方不同理论流派的人类学著作纷纷被翻译成中文，许多学者开始运用这些人类学理论来分析中国或世界有关民族的文化现象，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在具体运用当代西方人类学理论的过程中，也越来越感觉到有的西方人类学理论不完全适合于中国的实际，有必要根据自己本国的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理论，实现人类学理论的本土化。但这种人类学理论取向多元化的状况在中国学术界目前仍处于初期的发展阶段，具体表现在中国学者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借鉴和吸收尚处于简单模仿的状态；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人类学理论也只是停留在一般的话语和讨论中；至今在中国人类学界尚未形成具有较大影响的理论学派；更没有出现人类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大师级人物。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增强，中国人类学理论取向多元化的状况将会由目前的初期阶段向着成熟兴旺的方向发展。

第一，中国学者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研究将会由浅入深并取得较大的突破。西方人类学自诞生以来的一百五十年间，曾形成了各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人类学理论流派，从古典进化论到后现代主义乃至全球化理论，不同学派之间围绕文化的形成发展、空间分布、社会事实、特殊价值、社会功能、适应机制、深层结构、象征符号、认知模式、实践取向、族群认同、社会性别、表述方式、变迁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迥然不同的理论假设和风格特色，对世界人类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这些西方人类学理论学派研究的深入与否，成了当代中国人类学是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目前中国学者对西方人类学理论学派的研究尚停留在翻译介绍和简单模仿的阶段，离深入分析、广泛运用和开拓创新还有较大的差距。但是，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扩大和中国学者的努力，目前这种状况将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西方不同学派的人类学理论虽然各具特色并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是正如人类学发展史所显现的那样，西方人类学每个重要学派的理论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以致当某一个理论学派的影响力达到顶峰时，也就是其走下坡路的开始。正因为如此，在西方人类学界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长期支配整个学术发展的格局而经久不衰。这种现象也给中国学者提供了启示，即只要及时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历史赋予的机遇，对当代西方人类学的各种理论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地开拓创新，就可以在人类学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笔者本人在开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象征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的过程中就发现，尽管当代西方的一些象征人类学大师提出了不少有关象征研究的理论假设，并开辟了一些与象征有关的研究领域，但至今为止，也没有在象征人类学的理论构建方面形成完整的体系，更没有在涉及象征符号和象征意义的各个具体方面都取得丰硕的成果，在象征人类学的理论构建和分析框架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值得研究并可以填补空白或突破的薄弱环节。只要在广泛搜集世界各民族相关资料和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这些空白或薄弱环节开展深入和具有创新性的研究，并提出新的理论假设，是完全可以在象征人类学理论构建方面有所建树并产生较大影响的。可以预见，只要经过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和开拓进取，在不久的将来，一批在深入研究当代西方人类学理论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假设并开辟新领域的中国人类学家的理论著作将会陆续问世。这些理论著作的出版，不仅对当代西方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是一种深化和突破，而且还将对当代世界人类学的理论构建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而将中国学者有关人类学理论的研究融入到世界人类学发展的总体格局中，使得世界各国的人类学家在涉及到人类学理论研究的著作中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学者的存在和影响力，使中国的人类学研究真正走向世界，实现中国人类学的国际化。

第二，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人类学理论也将会形成并产生重大的影响。如何将西方人类学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人类学理论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曾是中国几代学者努力奋斗的方向和目标。虽然众多的中国学者曾对这一问题作过相应的研究，但是目前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人类学理论仅仅停留在一般的话语和讨论中，而在具体实践上却面临着重重的困难。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目前中国学者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研究尚不深入，还不能非常熟练或得心应手地运用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本土文化现象；其二是许多中国学者对中国本土文化和中国传统理论的认识和了解比较肤浅，在学术界既熟悉西方人类学各派理论同时又深入了解中国本土文化并掌握中国传统理论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这种两难处境，使得人类学理论的本土化或中国化受到了相应的限制。但是，随着对西方人类学理论和中国本土文化和传统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在中国的中青年学者中将会涌现出一些能够同时融汇西方人类学理论和中国传统理论的有识之士，在综合运用中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本土文化的过程中，要么以中国的个案实例来证伪西方人类学的理论；要么在研究中国本土文化的过程中提出与西方人类学理论完全不同的新的理论假设；或者在研究中国本土文化的过程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理论，如阴阳五行论、天人合一论、和谐论、礼制论、儒学人类学、道教人类学等等，使得人类学理论的本土化或中国化真正进入实质性的阶段。到那时，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人类学理论不仅将对西方人类学家研究中国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人类学学者把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本国传统理论相结合的成功范例而被其他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人类学者所仿效，在人类学理论的本土化方面实现历史性的突破。

第三，随着以上两个方面的研究取得重要的进展，一批具有多元化取向的人类学理论学派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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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中青年学者中逐步形成。在人类学的发展史上，不同理论学派的形成，往往与这些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人类学理论构建上的贡献http://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一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人类学理论的某一方面提出了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假设之后，在其周围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以其本人为中心的学术群体，或者是其本人的学生，或者是受其影响的其他学者，在其开创的某一领域或某一种理论方面继续开展研究，将其理论取向和风格特点延续下去，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理论学派。在当代中国人类学界，以上这种理论学派形成的特点将会随着中国学者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以及具有中国本土特色人类学理论的形成而在不久的将来逐步显现出来。即在某些大学或科研机构中以某些著名人类学家及其所提出的理论取向为中心而形成具有不同特色的学派。其中既包括具有西方人类学不同理论取向的学派，也包括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各种人类学理论学派，还包括同时兼具西方与中国两种特色的人类学理论学派，在学术研究中不断产生争鸣和正常的竞争，共同推动中国人类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

二、人类学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的趋向

由于受到西方人类学和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当代中国学者采取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曾形成了以田野调查为主，以文献研究和跨文化比较为辅的格局，其它的人类学研究方法虽已开始被部分学者所吸收和仿效，但要么只是零星地出现，要么就是刚刚开始有人提及，还未进入实质性运用的阶段。另外，因政治环境、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功利主义和恋土情结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中国学者在运用人类学方法来分析民族文化现象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不符合学术规范或与当代国际人类学基本要求有着较大差距等缺失现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以及中国学者人类学理论水平的提高，原先那种在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上存在的单一化和不规范的状况将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并逐步向着综合性和规范化的方向转变。

第一，人类学的多种研究方法将会被中国学者综合运用并产生良好的效果。目前中国人类学家在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时还显得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方法、文献研究方法、跨文化比较方法往往只是单独地使用，加上在使用这些研究方法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田野调查时间短暂、文献研究方法不到位、跨文化比较方法运用不广泛等等，其结果就是导致学术成果质量不高，难以在国际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影响。随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人类学学者在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分析人类文化或民族文化现象的过程中将会朝着综合性的方向发展。其一是许多新近出现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如影视拍摄方法、计算机模拟方法、数理统计方法、参与式评估方法等将逐渐被中国人类学学者在具体实践中所广泛运用，成为众多学者分析人类文化或民族文化现象的重要工具。其二是某些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如田野调查方法、文献研究方法、跨文化比较方法、民族志写作不断得到加强，并向着规范化和较高层次的方向发展。近几年来，部分高校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某些博士生，因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省部级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等科研经费的支持，在导师的安排下从事较长时期的田野调查，其博士论文的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另外，随着部分高校“211”工程建设和“985”工程建设等重大项目的实施，人类学、民族学的跨文化比较方法也将在更高的层次上被学者们所广泛运用，如开展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体系、婚姻家庭、政治组织、伦理道德、宗教信仰、文化变迁等方面的跨文化比较，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资料数据库也将会随之建成，为中外学者开展大规模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相应的基础条件。其三是中国人类学学者在开展某些重要科研项目的过程中能够熟练地交叉使用各种不同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其特定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如在开展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研究的过程中，同时采取田野调查方法、跨文化比较方法、影视拍摄方法和计算机模拟方法等来进行全方位的综合分析，使其研究成果具有跨学科的性质。经过中国学者们的努力，兼有国际性和本土特色的各种人类学研究方法将会在众多学者开展的科研活动中广泛地运用，并产生良好的效果和重大的影响。

第二，原先那种中国人类学学者田野调查范围跨不出国门的格局将会发生重大的改变。如前所述，当代中国人类学学者因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曾形成了田野调查范围难以跨出国门的封闭状况，这种现象不仅限制了中国人类学学者的研究视野，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类学家与国外人类学家的交流和对话。但是随着目前和未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家的财政收入将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种状况将会为中国人类学学者跨出国门从事国外民族的田野调查创造基本的物质条件。另外，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深化，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也为中国学者跨出国门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开展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打开了方面之门。由于以上这些客观条件已经或即将发生重大的改变，再加上中国学者逐步克服自身的恋土情结，对人类学田野调查跨出国门的意识逐步增强，因此，在未来的30年间，将会在中国人类学界形成一个以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有关民族为重点，以世界五大洲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民族为研究对象而开展田野调查和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开放格局。目前，中国的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已开始尝试着在这一方面作出回应，即将部分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派到中国周边的有关国家或地区，以当地的民族为研究对象来开展田野调查，并写作自己的学位论文。这种中国学者跨出国门开展田野调查的现象虽然现在还形不成规模和气候，人们所能到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也相当有限，并具有试验性的特点，但这毕竟已开始走出了第一步，将来还会向着纵深的方向发展。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日显重要，再过30年，中国人类学家开展田野调查的范围将覆盖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从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南亚、西亚、俄罗斯和朝鲜半岛，到非洲、南美、澳洲和太平洋岛屿，从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广大土地上，都将会遍布着中国人类学家的足迹，在国际人类学的权威刊物上将会经常性地发表中国学者研究世界不同民族的学术论文，在世界著名大学的重要讲坛上也将有众多的中国人类学家发表精彩的演讲。这种趋势目前虽然只是一种设想，但它已初显出一定的苗头和迹象，不久将会愈加突出并向着强劲的方向发展。

三、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和应用研究向纵深发展

当代西方人类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分支学科林立、不同流派的人类学家之间既互相竞争又取长补短，形成一种百家争鸣、各有所长的开放格局。这种现象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人类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与西方人类学分支学科发展的状况相比，当代中国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如某些分支学科的建设还不完善；有的分支学科还只是停留在介绍西方学者的观点而尚未开展正式的研究；还有部分西方人类学的分支学科还未被介绍到中国。与此相关的是，人类学分支学科中的应用研究还远远适应不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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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当代中国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和应用研究向纵深发展的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

第一，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建设将由目前的不平衡状态向未来的平衡状态转变。纵观当代中国人类学分支学科的http://建设，可以看出一个鲜明的特征，即不同分支学科的发展显现出参差不齐的状况。其中有的分支学科拥有重要的领军人物和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曾召开了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并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类学专业学会，如文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影视人类学等；有的分支学科虽然出版了某些学者具有一定影响的著作，并召开过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但还未成立相关的人类学专业学会，如旅游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等；有的分支学科虽然出版过某些相关的学术著作，但至今仍未召开过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更未成立相关的专业学会，如政治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等；还有一些分支学科至今尚未出版过任何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也很少发表过相关的学术论文，仅仅停留在对部分国外学者相关成果的翻译和介绍这一层次，如空间人类学、感觉人类学、身体人类学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学者对人类学各个不同分支学科的研究将会逐步加强，以上这种分支学科参差不齐的状况将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一方面，那些原先具有一定基础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如文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哲学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历史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宗教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科技人类学、心理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女性人类学、体育人类学、婚姻家庭研究、族群研究、文化变迁研究等，将会随着学科发展的需要向着更高的层次转变。如与国际人类学分支学科的相关专业学会建立广泛的联系；同一个分支学科的不同单位和不同学者之间在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较大规模的协作攻关；将中国学者有关分支学科的重要学术成果推向世界等等。另一方面，那些原先基础较薄弱或至今仍是空白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如饮食人类学、营养人类学、空间人类学、感觉人类学、移民人类学、企业人类学、建筑人类学、身体人类学、符号人类学、认知人类学、网络人类学、传媒人类学等等，则会在人类学其它分支学科的影响和带动下迅速发展起来。分别包括对本分支学科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的探讨；举办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分支学科专业学会；并在科研与教学方面取得重要的成就，由原先的薄弱状态向学科优势明显的方向发展，乃至在一定时期内与国内其它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形成分庭抗礼、各有优势的发展格局。我们相信，只要经过中国人类学学者的努力，不久的将来，一个人类学分支学科林立和百花齐放的学术兴旺现象将会在中国人类学界出现。

第二，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将会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当代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曾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作用，如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80年代的少数民族脱贫致富和现代化建设研究、90年代至21世纪之初的西部大开发和构建和谐社会研究等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从总体来看，目前中国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整体水平还不够高，参与政府决策的效果也不太突出，有许多迫切的现实问题还需要人类学家去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纵观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格局，21世纪的中国既面临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同时又肩负着发展自己本国经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种状况对包括人类学、民族学在内的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希望。因此，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人类学、民族学的应用功能，使其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更加显著的作用和更大的影响，是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肩负的历史使命。从中国和世界近期和长远的发展趋势来看，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面临着以下一些重要的应用研究课题。其中涉及中国国内的重要课题如西部大开发与中国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国家重点工程对周围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构建和谐社会与中国各民族之间的族际关系，中国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国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学研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用人类学研究，建设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人类学研究，中国各民族身体健康和长寿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条件下各民族社会运行机制的人类学研究，中国高科技发展过程中的科技人类学研究，中国不同类型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人类学研究等等。通过开展以上这些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等方面具有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的各种具有实际效果的应用研究及其本身产生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将使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一样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成为一门具有明显应用价值的显学。而涉及中国与世界范围的重要课题则包括中国国力增强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和反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周边国家民族的影响，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与海内外华人的文化认同，全球化视野中世界不同民族的发展与繁荣研究，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政治人类学研究等等。通过开展这些中国与世界各民族繁荣发展有关的应用研究课题，可以大大提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世界应用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四、人类学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力日显突出

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皮科克认为：“跨入21世纪，人类学这门学科在其第一个世纪会怎样呢?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类学所能为思想和社会作出的贡献。”可以据此推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21世纪所处的地位，将与其本身对中国和世界所作出的贡献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像我们在前面所预测的那样，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和中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将会取得重要的突破，这种状况将使得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力日显突出。

第一，人类学教学和科研机构呈现出多中心分布的状态。由于历史原因和学科发展的不平衡性，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教学和科研机构曾存在着一种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现象，即各种与人类学、民族学有关的教学和科研机构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内蒙、东北等少数民族集中的西部不发达地区，以及北京、广东、福建等原先具有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基础和学术传统的汉族聚居地区，而在绝大部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则显得十分稀少。这种教学和科研机构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现象，再加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应用功能还未充分地显现出来，这就使得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与其它学科发生互动关系的过程中，往往处于一种边缘学科的地位。如只要提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名称，一般的人们都会自然而然地将其与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联想在一起。但是随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充分地显现出来之后，原先那种人类学、民族学教学和科研机构分布不均衡，学科地位得不到学界广泛承认的状况就将发生根本的改变。如最近几年，位于中国东部地区的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开始建立了人转贴于 http://

类学的硕士学位点或相应的人类学、民族学科研机构，部分毕业于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博士开始成为这些教学和科研机构的学科带头人。在今后一段时期中，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教学和科研机构向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扩散的趋势将会越加显著，以致再过20年，在中国的广大土地上，无论是西部地区还是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有http://关省市，尤其是某些著名大学如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东南大学、四川大学等等都将遍布着人类学、民族学的教学和科研机构，而且人类学、民族学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也将在这些大学逐步设置。人类学、民族学的专业课如“文化人类学概论”或“民族学概论”等则将成为许多高校中与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并列的基础课，并深受广大师生们的欢迎。与此同时，人类学、民族学有关文化概念、文化变迁、文化适应、文化整合、族群、应用人类学等方面的基本理念也将为其他学科的学者们所广泛认同，人类学、民族学将成为一门显学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二，人类学知识在广大民众中的普及化程度也将逐步提高。人类学知识在一般民众中普及程度的高低，与人类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在该社会中的影响大小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当代美国社会中，不仅许多大学中普遍设置有人类学系，而且一般的公众对人类学的某些基本概念如文化、族群、变迁等等也有较高的认知程度。这种状况究其原因，主要与当代许多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在二战以来所开展的应用研究以及他们在某些重要著作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有着很大的关系，如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格的研究，玛格丽特一米德对萨摩亚人青春期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一方面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和理论意义，另一方面也因其本身涉及普通民众关心的社会问题而引起人们的共鸣，以致在一般民众中拥有广大的读者面，并深受人们的欢迎。与此不同的是，在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由于学科划分存在混乱，学术成果影响不大，学界认知程度较低等原因，以致使得人类学、民族学在广大民众中的普及程度也不高。不过随着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理论取向、研究方法、分支学科、应用研究等几个方面所取得的重要突破，以及人类学、民族学教学和科研机构由原先的西部地区或少数东部省市向全国广大地区的扩散，人类学、民族学在广大民众中的认知程度也将会由原先的陌生状态向未来的熟知状态转变。经过中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努力，一大批兼有

化学发展论文篇5

一、社会主义大学校园文化的主要特征

高校校园文化是以大学为载体，通过历届师生员工的传承与创造，为大学所积累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它是大学在长期办学实践中所创造和逐步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是人类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校园文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物质文化，主要指校园建筑、教学、办公和科研设施、生活服务设施，以及与高校相关的校园环境等。它是校园文化的物质载体，是整个校园文化的外在标志。二是精神文化，它包括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总的来说，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存在的价值意义，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不同的校园文化使各个大学拥有不同的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校园文化更具有自己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文化的人类共同性

“文化是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取得成果的总和”。 ［1］（P6）无论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是对前人成果的坚持、批判、吸收和继承。文化为全人类所创造又为全人类所享有。因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大学校园文化仍具有人类的共同性。

2、文化的时代性

任何文化都是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产生的，因而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文化。原始人创造文字，驯养、繁殖动物、种植植物，创造了原始文化；蒸汽机的发明，产业革命的完成推动人类进入近代文化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的闻世开创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文化的新纪元。总之，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是随时代的前进而进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校园文化更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3、文化的民族性

文化按其产生与存在而言，原本都是民族的。斯大林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P64）中华民族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共同体。正是共同的文化使56个民族统一为一个民族——中华民族。为此，民族性是社会主义大学校园文化的又一重要特征。

4、文化的阶级性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在无阶级社会里，文化活动的创造总是群体性的。因此，反映这些群体活动的人类文化带有该群体的共同特征。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很多重要的文化现象，不同程度的带有阶级色彩。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教育和科技文化成果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剥削工具和专制品，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文化是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一切文化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这是社会主义校园文化与私有制条件下的校园文化相区别的显著标志。

二、社会主义制度下校园文化建设的基本功能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对学校建设乃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事业具有重要功能。

1、大学校园文化具有导向功能

大学校园文化的导向功能是把全校师生员工引导到学校确定的目标上来。具体来说，在当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高校应该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将所有的教职员工的事业心和成功欲转化为具体的奋斗目标、人生追求、信条和行为准则。形成广大师生员工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共同为学校建设事业而辛勤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奋斗。学校倡导什么、鼓励什么、师生员工的注意力必然就会集中到什么方面。良好的校园文化，是学校办学精神的体现，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能吸引师生员工结合自己的岗位职责，把实现奋斗目标作为自己的自觉行动。

2、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具有凝聚功能

校园文化所包含的全体师生员工共同的价值观念、理想信念、行为规范等群体意识，就像一种精神粘合剂，可以使师生员工产生归属感，增强凝聚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成员之间主体地位平等。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根本上一致。为此，校园文化的凝聚功能不仅来于校内也来于校外，具体体现在校园文化精神上。校园文化精神是学校师生员工共同创造和认同的价值观念，是大学校园文化的灵魂，一旦形成，它对大学师生员工具有无形的不可低估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它能使全体成员团结一致，关心学校建设和发展，进而立足本职，做好工作，形成一种心理需求，从而增强学校成员的凝聚力和荣誉感。

3、大学校园文化具有激励功能

校园文化是师生员工共同创造的，在学校建设中，它是最能体现学校风格和特征的意识形态

[1] [2] [3] [4] 

。它反映着师生员工的共同心声，一幅好的校训，一首好的校歌，就会营造一片校园文化的氛围，一次健康有益的大型活动，往往会使师生员工终生难忘，良好的文化氛围能产生一种激励作用，从而使学校产生精神振奋、朝气蓬勃、开拓进取的良好风气，对学校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具有约束功能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学校文化依据党的基本理论和宪法、法律的规定，结合学校的具体实际，形成校纪、校规、校风、校训以及各项制度等，是师生员工的行为规范。它表现为一定的纪律性和规范性，它赞扬什么、反对什么、规定大家怎么做，如何做，要求大家沿着规定的目标前进。凡是符合校园文化建设规范的行为，必将得到肯定和鼓励，而违背校园文化建设规范的行为，则会受到人们的谴责。校园文化对每位成员都具有约束力，规范着每个人的行为。

、大学校园文化具有辅射功能

校园文化塑造着学校的形象，反映着学校的个性特征，也是一所学校区别于其他学校的重要标志。校园文化一旦形成，便会成为一种能够不可忽视和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学校建设和发展将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力会辅射到整个社会。例如：一个学校的校园文化对一个学生来说，通过学校的招生广告开始就会对他的人生产生影响，入校后加之学校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感染和熏陶，直到他毕业走向社会都会念念不忘。一些学校实施学、产、研相结合的办学模式：送科技到农村，送科技到工厂，请专家到学校。学校和企业联姻，在这种办学模式下，学生、教师和社会接触的范围日益扩大，校园文化的辅射功能日益凸显。

三、科学发展观对校园文化建设的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提出了推进理论创新的要求。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党的理论不断创新的成果。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科学发展观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指针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精神文化，主要表现在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方向和办学行为，作为社会主义的高校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关系到高校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这是高校办学的灵魂，关系着高校的发展。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么发展的重大问题，创造性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也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即尊重办学规律，坚持高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自觉做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以大学生为本，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社会主义祖国培育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创新型优秀人才。这是我国校园文化建设的指针，必须长期坚持。 、科学发展观是制定校园文化建设各项制度的依据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要更新观念，培育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具有时代意义的创新精神，创造师生员工共同的价值追求。就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而制定规章制度的依据就是科学发展观，只有尊重科学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定的制度才会民主、科学、规范，使各项制度服务于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促进校园文化功能发挥的保证

校园文化建设涉及到高校建设的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功能的发挥，科学发展观是重要的保证。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强调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因此，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就能保证校园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就能保证制定正确的规章制度；就能保证各项规章制度的实施；就能保证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形成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协调有序的工作机制，保证校园文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的若干措施

、坚持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领导机制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工作的重要内容。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的关键问题是建立健全以党委为核心的党政工团协调配合的领导机制。做到这一点，一是各级领导要从思想和行动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校园文化建设的灵魂和根本指针，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二是把校园文化建设的各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认真研究，科学安排，

化学发展论文篇6

[关键词]企业文化变革原因策略

西蒙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他指出“如何确立和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我们无法基于‘事实’，只能基于‘价值’，离开了共同的‘价值前提’，组织成员就无法达成共识，无法真心实意做出承诺为共同目标做出贡献，组织随之失去力量，只有经过管理阶层的持续努力，才能逐渐培育出共同决策的‘价值前提’，才能使一个组织形成真正的内在力量。西蒙提到的”价值”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内涵体现了企业的行为方式和经营风格，是企业共同决策的价值前提，沙因的描述非常精到，他把企业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假设，主要是包含价值和人性的内容;第二层次是表达，主要内容包括了目标、战略、口号等;第三层次是表象，是指看得见的组织结构、工作流程、工作氛围等等。

一、企业文化变革的定义及变革的原因

结合前面对于企业文化的论述，我们认为文化变革就是企业“价值前提”再造的过程。“价值前提”再造它是一个由内向外、由浅入深、由上至下、知行合一的发展过程。它是从管理者开始，到全体员工的观念、思维、意识的更新与转变，是企业的员工(主要是管理者)在新的环境中挑战自我，自发进行自我超越的一个过程。

成功的企业都有自己清晰的文化氛围，即企业文化鼓励什么，厌恶什么，这些东西能够直接帮助企业取得成功。但是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由于种种原因，文化氛围将很难发生变化。实际上，这个时候原有的文化就会成为企业转型和改变自己适应能力的巨大障碍，当组织原有文化体系难以适应组织经营发展的需要而陷入困境时，就必然通过文化变革创建新的企业文化。

二、企业文化变革的阻力

企业文化变革是客观的，但是企业文化变革的过程却相当复杂，并且十分困难。因为一方面为克服反弹，需要极大的权力支撑，而这种权力通常只能属于组织的最高管理者；另一方面组织内部各级机构存在着相互依赖性，要改革就需进行全局性改革。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可以看到企业文化的变革不仅涉及表层文化的变革，而且涉及深层文化的变革。这种改变涉及组织成员的基本价值观念、思维习惯、行为方式、心理的转变，也会使组织内部各种物质利益关系受到冲击；同时，企业文化具有坚固性和无形性，一种文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形成，而一旦形成它又是牢固不易更改的，这就是我们常忽略的企业文化的惯性。

那么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得出企业文化变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于以下几方面：

1.个体的阻力，来源于人的某些特性，如个人习惯、对变化缺乏适应能力、对风险的疑虑等。

2.组织的阻力组织是一种有机体，因此当文化变革发生时，面临的阻力更多的以一种整体性、系统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如组织结构惯性、对已有权力关系的威胁等。

3.文化理念的阻力文化的惰性、陈旧的价值观念等文化理念的阻碍，因此企业文化的变革尤其是其中的突发性变革，会遭遇到普遍的阻挠。三、企业文化变革的策略

企业文化深嵌于组织成员的思想意识之中，不可能被领导者所轻易操纵与改变。因此，在企业文化变革的过程中，必须注意采用恰当的领导策略与方法。

1.为组织成员塑造共享的变革愿景。“变革的愿景能否为组织成员所共享，是影响变革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如果有任何一项领导的理念，几千年来一直能在组织中鼓舞人心，那就是拥有一种能够凝聚并坚持实现共同愿景的能力”，“当我们将‘愿景’与一个清楚的‘现况景象’同时在脑海中并列时，心中便产生一种‘创造性张力’，一种想要把二者合而为一的力量。这种由二者的差距所形成的张力，会让人自然产生舒解的倾向，以消除差距”。正是这种创造性的张力引导着人们不断地去追求超越，，向着理想的目标不断前进。因此，在组织既有价值观的基础上，能够为组织塑造一个超越组织既有框架的崇高愿景，将是新型领导所应具有的一项关键特征。

2.提倡变革型的领导行为，塑造变革型的领导文化。为什么要提倡变革型的领导行为，塑造变革型的领导文化？在变革型的企业文化中，组织框架的流动性更强，对于企业文化的变革更为有利。因此，作为企业文化的塑造者、建构者及引导者，领导者在做好常规管理工作的基础上，应该特别关注有利于革新的企业文化氛围的塑造。在变革型文化中，领导者按照变革型领导行为方式来进行管理，就像一个导师、教练和行为榜样一样，注意采用理想化影响、动机鼓舞、智能激发，以及个别化关怀的方式来对待下属。组织成员拥有目标感和视组织为家的感觉，甚至能够为了实现组织的目标而做出超越自身利益的考虑。领导者与下属互相依赖，拥有相同的命运和共享的利益，他们对于组织的承诺是长期的。在组织的各个水平上，组织成员经常针对组织的目标、愿景，以及如何应对挑战予以探讨，领导者鼓励并公开地支持创新的行为并就创新的思想经常展开讨论，以至于视挑战为一种机会，而不是威胁。

3.给予成员参与决策并选择参考框架的机会。组织成员自愿放弃旧的参照框架，转而对新的框架做出承诺是企业文化得以顺利变革的重要心理基础。让组织成员参与管理和决策，目的在于建立彼此信任、开放沟通的变革氛围，减少员工的不安全感和负面情绪。

4.倡导自我监控、自我反省的组织学习。在组织学习的过程中，领导者与组织成员需要对组织不断地进行自我监控与反省。许多企业失败的原因，常常在于对缓缓而来的致命威胁习而不察。

化学发展论文篇7

【论文摘要】依据高中语文新课标的精神，目前实验区实施的语文课程分为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所选的文本比传统教材丰富了许多，也有利于学生的语文素养个性化发展。但是，面对文本丰富的语文教材，与有限的教学课时数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我们如何处理教材呢？我认为，设计“小专题”教学，使之具有趣味性、实践性、开放性和性，在“乐”、“行”、“活”、“思”中不断创新教学内容，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依据高中语文新课标的精神，目前实验区实施的语文课程分为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所选的文本比传统教材丰富了许多，也有利于学生的语文素养个性化发展。但是，面对文本丰富的语文教材，与有限的教学课时数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我们如何处理教材呢？众所周知，丰富的教材内容不等于丰富的教学内容，“课文只是例子”，我们不能用教教材的眼光去处理教学内容，而应该用教材教，以“小专题”的创新设计理念处理教学内容，尤其是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要不断创新教学内容，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所谓“小专题”，就是指依据课程目标，结合自身情况和学生实际，“灵活适度”地处理教学内容，并通过反复阅读理解文意，再对课程内容采取增、删、改、合、立等手段设计专题，利用二、三个课时进行探讨，使学习走向深入，最后对研究成果进行交流评价。这种“小专题”教学，探究角度要新，论题开口要小。中学生因视野、经验和能力所限，不宜探究那种大而泛之的论题。在“小专题”教学设计过程中，既要促使学生动口、动眼，也要促使其动手、动脑，让多种感官协同“作战”；既要促使学生查阅资料、调查访问，又要促使其实践操作、亲身体验。总之，“小专题”教学设计要有利于教学内容不断创新，有利于学生个性化发展。那么，怎样才能让学生喜欢“小专题”教学，“设计”而有所得呢？笔者认为，关键是“小专题”教学的设计必须具有趣味性、实践性、开放性和教育性，使之对教学内容不断创新。

一、“小专题”设计讲究趣味性——“乐”中求发展

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它能激发求知欲望，促进思维的活跃，保持学习的持久性，是促进个性化发展的“剂”。因此，“小专题”的设计首先要有趣味性，“吊”起学生的“胃口”，使学生一看专题的论题内容就有兴趣，就跃跃欲试。这样才能变“要我做”为“我要做”，变“不愿”为“情愿”。如学习《唐诗宋词元散曲选读》时，在学完苏轼和辛弃疾词后，我与学生们讨论出一个共同探究的问题：“在宋词史上，苏轼和辛弃疾如双峰对峙，二水分流。请课外阅读他们的其他作品，收集相关资料，以‘我看苏辛词’为小专题，进行探究性学习，将探究成果与其他同学交流。”然后学生根据任务分组活动，最后用一节课进行交流。

又如，教学《祝福》一文，应整合《孔乙己》、《故乡》、《药》、《狂人日记》等小说，抓住情节的曲折变化及深刻意蕴，体会作者的创作意图，唤起学生的人生思考，感受其独特的魅力。我设计“谁杀死了祥林嫂”小专题探究，指导学生将人物分析指向其悲剧的人生及悲剧产生的原因。这种着眼于情节和主题的“小专题”设计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引发学生对人物性格、人生经历、祥林嫂与周围人的关系，以及鲁镇的文化背景进行整体透析。学生在对诸多细节描写的解读中可以发现，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某个具体的人杀死了祥林嫂，也不能完全将悲剧归罪于封建礼教，应从鲁镇的“多神教”文化背景中挖掘“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传统文化是如何互相配合，把这样一个善良、勤劳的无辜女人逼上绝境的。小说超越了《狂人日记》对封建礼教的单维度的批判，从多维度对传统文化中的违背人性的因素进行反思。另外，还可以从“看”与“被看”的人际关系角度，透视人的深层文化心理，从具体语言中品味出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人性中残忍的一面，唤起学生的悲悯心，呼唤人性的回归。

这种“小专题”教学中的问题探究，不必过分重视学生探究的结果，而要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重视学生探究的过程和方法，在快乐学习中求得个性化发展。

二、“小专题”设计注意实践性——“行”中求发展

“纸上得来总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确，知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体现其实用性、价值性，才能转化为实际的能力。因此，“小专题”教学的设计也要注意实践性，让学生在实践中获得直接的经验，取得第一手材料，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实现认知的第二次飞跃，即把获得的知识和经验用于实践，在实践中运用知识，“盘活”知识，通过实践使之再学习，再探索，再提高。如走进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文本，通过增、删等手段设计以诗译改诗（词）实践活动“小专题”教学。

1．走进文本，感受以诗译改诗（词）实践活动。

（1）默读“古为今用、学写歌词”知识短文（听《涛声依旧》歌）

问题：与张继的《枫桥夜泊》相比，歌词保留了哪些意象？韵脚怎样？

（2）感受李煜《虞美人》译改成的诗。

问题：揣摩哪些意象，展开了适当的想象？

（3）明确译改诗词的要求（见幻灯片略）

焦点：①用现代语言再现古诗词优美的意境和优雅的语言；②关注译改诗作韵律的和谐、语言的精练。

（4）《青玉案·元夕》释题

①辛弃疾简介；②元夕——元宵节。

2．品读文本，指导以诗译改诗（词）实践活动。

（1）诵读《青玉案·元夕》，把握其主旨。

1）读后感受是什么风格的词？

丽词：宝、雕、香等；细节：蛾儿、雪柳、黄金缕（婉约）

2）有人说，此首词从内容上属豪放派，那么，豪放的按纽在哪里呢？并说明理由。（探究问题）

：①揣摩艺术形象。如苏轼的《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中的“白头翁”，《定风波》中的诗人的形象；②知人论世：联系社会背景和作者的主张。

（2）示范译改“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译改现代诗句（见幻灯片略）

2）译改现代诗句在诗歌鉴赏中的作用（见幻灯片略）。

（3）品读译改“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1）点化“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2）揣摩“花”“树”意象，展开想象。

①“花”“树”——焰火

②“没有吹开……吹放……吹落了……”句式说话。（改）

（4）仿译改“宝马雕车香满路”

1）宝、雕——华贵（换）香——胭脂香（添）

2）学生参与译改（见幻灯片略）。

（5）学生互相译改“凤箫声动……”“蛾儿雪柳黄金缕……”（见幻灯片略）

3．拓展文本，开展以诗译改诗（词）实践活动，把你最喜爱的唐诗（或宋词）译改成现代诗。

在此基础上，再让学生译写诗词。此时学生胸中涌动的必定是实践中所得的真知实情，笔下流淌的必然是实践后的欢快与欣慰。学生在完成这一专题教学过程中，不仅锻炼了感觉器官，也锻炼了思维器官，而且培养了与人合作、收集信息、学以致用等多种综合能力。

三、“小专题”设计重视开放性——“活”中求发展

1．“小专题”教学如何开放？

化学发展论文篇8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 高校文化素质教育 政治背景 现实需要 内在可能

一、科学发展观与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相联系的政治背景

加强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在市场经济时代,人才之间的竞争,其核心是人才综合素质的竞争,尤其是青年的综合素质的竞争。同志在代表党中央给团的十四大所作的祝词中指出:“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高校作为培养创新型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阵地和先进文化的生产基地,承担着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职责。基于这个意义,时代赋予高校的神圣使命是培养道德高尚、素质过硬、专业扎实、身心健康的高素质大学生。《高等教育法》明确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并从多个方面规定高等学校要“以培养人才为中心”[1]。

中共中央于2001年9月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指出,要以人为本,提倡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2004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也明确指出:“要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时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2006年3月4日,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要大力加强道德建设,知荣知耻。“八荣八耻”涵盖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容,为公民道德建设和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指明了方向。

2008年7月26日,原教育部部长周济在由中组部、教育部举办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指出:“坚持育人为本,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把继承优良传统和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紧密结合”,“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引领社会思想文化潮流,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贡献”。

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党执政方针的集中体现和理论成果,广泛适用于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基础,是实现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重要手段和抓手。在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过程如能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仅对改变传统教育内容和模式大有裨益,而且能够为我们开拓新思路,提供新视角。

二、科学发展观与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相联系的现实需要

认清形势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重要前提,也是深入学习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对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探讨和研究必须基于对现实的全面把握。具体而言,除了要切实把握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外,更重要的是要能看到高校在文化素质教育实践中不发展和发展不科学的现实问题,需要高校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

(一)专业教育与文化教育的关系需要厘清

由于社会对科学技术的极大重视和对物质利益的强烈追求,包括高中多年以来的应试教育造成教学双方都以考试成绩为中心,加之高校过于狭隘地关注为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教育,再佐以斯宾塞等提出“科学知识最有价值”之类的论断[2],专业教育地位扶摇直上,广受关注,在我国的理工科院校中更是如此,而文化教育则备受冷落,地位尴尬。

事实上,文化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密切相连,缺一不可。大学自诞生时起便被视为人类精神的城堡,而绝非仅仅是职业培训基地。专业教育不可能成为大学教育与大学文化的唯一承担者,也无法代替文化教育的基础和底蕴作用。以大师云集的巴黎高师为例,这所有着深厚文化教育基底的“精神隐修院”培养出无数杰出的科学领军人物和数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蜚声全球的耶鲁大学也反对大学教育过早专业化与过度专业化,旨在奠定学生全面基础,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将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全面奠定学生文理科基础[3]。法国哲学家教育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认为,以往的分工分类原则,作为一种人为的规定,对于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具有致命性的局限,它不仅使各门知识生硬隔离,而且缺乏对人类命运与未来的反思,如果说自然科学忽略文化精神成果的存在,那么文化科学也没能正确吸收自然科学的成果。因此,紧要的问题是探寻如何使二者更好地结合,这是现代大学需要持续关注和倾力解决的问题[4]。

(二)学生价值观和信仰兴趣需要调整

社会的价值取向和高校的教育重心导致实用主义、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等带来的负面效应波及大学,造成学生只关注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而大学的评优评奖等学生关注的问题也无不与学习相联系,凡此种种进一步导致学生重视专业知识而忽视文化素质的提高。然而知识的累积并不直接带来道德水平的水涨船高,和社会责任感的建立也没有直接关系。无所皈依的精神,模糊不清的人生目标,加上对自身价值的错误判断,导致急功近利的现象。在学习目标和大学规划方面,当今大学生更关注应聘技巧、考级拿证、学习应试、社会兼职;英文学习氛围浓厚,中文修养备受冷落,英语追求四六级,中文只要五六十分。大学培养的结果是学生道德修养缺乏,文化知识匮乏,文化精神缺失,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知识结构片面,情感、志趣偏狭,对专业以外的社会问题缺乏应有的文化关怀和责任感,心理承受能力差,不善处理人际,对理想信念、生存意义、生命终极关怀等命题也失去追问的兴趣和信心,等等。而随之而来的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也成为社会和高校关注的焦点问题,焦虑、烦躁、郁闷和苦闷等困扰和影响着他们。据《光明日报》2003年11月13日报道,对全国12.6万大学生的调查显示有心理问题占有一定比例。

(三)学科设置和教学方式需要调整

以麻省理工为例,该校对理工科学生的文化社会科学要求远远高于我国理工科大学,它要求理工科学生必须选修至少八门文化社会科学的课程,而且其中至少三门必须集中在某一特定领域(例如历史,哲学,文学,等等)[5]。而哈佛、斯坦福等名校要求更高。相形之下,我国高校尽管有些也开设了一些针对理工科学生的文化社会科学课程,但总体而言,能够深入浅出、全面系统地阐释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文化社会课程还是太少,正式列入学生培养计划强制选修或者必修的更少。因此,高校在文化素质教育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

另外,教师的主导作用也需要发挥,要切实达到身正学高、为人师表的作用。比如大学语文如果采取和高中一样的授课方式,恐怕不会有学生会选修或者喜欢中文课程,而理工科专业教师要重视自身职业情感和学生学习情感,要重视学生教育的动态历程,注重过程教育和个性培养。应该尝试从知识体系、研究活动和社会功能三个方面努力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来传播。比如社会功能,就应有与之相关的科学伦理准则,以及制度文明、人类关怀、敬业进取、团队精神、实事求是等科学素质。总之,要在自然科学中渗透文化素质教育,寓教于学,贴近专业,贴近实际。

三、科学发展观与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相联系的内在可能

(一)以人为本与高校文化素质教育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高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都明确指出要以人为本,这为新形势下开展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提供了明确的指引与方向。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高校文化素质教育要以学生为本,以育人为本,以学生内心的精神需求为本,一切为了学生,一切围绕学生,引导学生探寻人生的终极意义。这就要求高校文化素质教育要注重教育的文化性,树立教育的生命性、社会性价值,坚持人格化塑造、文化化建设、人性化架构,培养人格健全、具有文化素养的生命个体。

(二)全面发展与高校文化素质教育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而且必须是全面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既是共产主义的价值承诺,又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科学发展观从更高的层次佐证了我国“要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针。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智力水平、体力水平,而且要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只有全面发展的学生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才能为社会所需求和接受。对于高校教育的片面性问题,英国著名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早就进行过批判,他指出:“毫无疑问,把传授局限于某一种技艺的研究,每一种技艺都会提高。然而,尽管这种心智的集中推进了技艺,但是被局限于该技艺的个体却因此退化了。”[6]

(三)协调发展与高校文化素质教育

协调发展和文化建设相联系就是要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结合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实际,目前存在两种不协调:第一,人与自己内心的不协调。由于实用主义等负面价值观的蔓延,大学生终日忙碌奔波而内心无所得,容易精神空虚,找不到自己的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表现在语言上则是“无聊”、“郁闷”和“烦躁”。作为高校重点和难点之一的学困生现象很大一部分可以在心灵和现实的冲突中寻找解释。第二,人与人的不协调。学生中因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导致的道德失范、争夺和冲突升级及人与人之间不和谐。如何培养大学生与人和谐共处的能力是高校德育必须关注的问题。

(四)可持续发展与高校文化素质教育

可持续发展的论述涵盖了文化环境、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比如“我们在抓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高度重视文化、自然环境的保护和优化”,“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不断提高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治理支持”,要实现“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7]。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在实际操作中也面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现象,因为学校负责人的思路变化而变化,因为学校工作重心的转移而转移,所以加强高校文化素质教育也需要坚持,需要建章立制,探索可持续的方案。

总之,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经济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当代大学生自身的素质、水平和本领直接决定了科学发展观能否得到很好的实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科学发展观的命运,也决定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只有切实将科学发展观贯穿于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全过程,才是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也才能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的美好明天。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斯宾塞.教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

[3]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4-6.

[4]于文秀.文化教育―大学的永恒使命[N].光明日报,2008-09-24.

[5]赵婷婷,买楠楠.基于大工程观的美国高等工程教育课程设置特点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4,(6):94.

[6]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念[M].贵州:贵州教育出版社,2006: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