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化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16 06:01:45

表面化学论文

表面化学论文篇1

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研究传统,颇具时代转型特点,呈现着现代性艺术精神,逐渐向着后现代性审美文化价值转移的态势。在这这研究领域,关涉的人物和流派甚多,涉及到的思想与问题等繁杂,多语种特点表现明显,使得这类研究难度增大。当历经19世纪末期的“近代”文论批评,历经20世纪上半期的“现代”文论批评,历经20世纪中后期的“后现代”文论批评,历经20世纪末期的“后殖民”文论批评,所牵涉出的问题,表征出牵涉面大、周期短、转型快等特点,尤其是当研究领域中的人文科学与科学分析流派发生激烈碰撞时,使得当代的文论研究问题,形成的复杂性前所未有。

当然,以中国立场,来审理西方文艺理论,颇具话语转型与重建价值意义:生态美学角度的研究。对当代西方文论进行研究,使得中西前沿思想产生沟通和对话。也就是说,需要从认识论与知识论两方面入手,这不是评头论足西方文化与贬斥西方文论;反而,从生态美学范畴上说,这种仔细考察西方文论思想的行动,是中西文化与文论,面对面的沟通,深层次对话。也正是因为对话,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论,才得以完整呈现。研究当代西方诗学,不但让我们站立在现代文化的新高度,重新审视西方文化中的美学困境以及张扬的诗学精神;而且,以此为参照,使得我们看到或者意识到,我国文论与美学,同样有着沿袭传统的负担,并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反思。对话的目的,不是简单地褒贬某一文论,而是对文艺理论研究进行反思与自省。诗学如此对话的目的,就是去探寻深层次的共同的有关人类审美文化的价值倾向。动态研究。研究当代西方文艺理论,采用静止的或孤立的观点,是行不通的。要采用发展的、具体的的观点,去分析问题与研究问题。在研究西方文艺理论过程中,我们不照搬照抄,而是通过参照对比,整理着、分析出、总结好我们的当代文艺理论,从而,更好地建设我们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体系。

当研究透彻后,当我们洞悉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内涵与真实意义,并从真正意义上知晓当代文论下隐藏的存在本体论的重要意义时,到时候,我们将有全新的知识型结构。深层次地研究文艺理论与美学,就会触及到一个比较深远并十分重要的问题,有关中西文化精神的走向问题。所以,研究诗学,不但关涉着诗意般的思维方式)问题。所以,对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进行构建,务必要弄清楚西方文化与诗学的价值取向和主要趋向。

多元化研究。由于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所以,我们应该进行多元化研究。我国文论界,仔细地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文化进行研究,发现,对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关系,进行批判的后殖民主义,着重于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文化“拿来主义”,并没有意识“文化对话”,在新世纪,对中国的重要性。当然,由此也提出了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如何摆正中国的文化以及文论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问题。笔者认为“,全球化”并不意味全球单一化,而是逐步呈现出差异性的动态过程。别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应用派别研究方法。我们都知晓,后殖民主义与批判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密切相关。引入后殖民主义,使后现代主义的反权威问题、价值平面问题、中心与边缘问题,变得更加繁杂,也使得我国文论界,面临着以下许多问题:后学研究的阐释中国的焦虑,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审理以及哲学新方向,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状态,形而上学的命运与后现代实在论,后现代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危机,当代诗学与后现代审美文化,后现代后殖民与文化保守主义,人文精神的困境与价值反思,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矛盾,后殖民场域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批评,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妖魔化等等。当传统价值面临着困境时,也只有不懈地探索其理论和丰富其实践层面,通过那些处于后殖民时期的知识分子,前瞻性和边缘性思考,以自身获得个体独立性的前提下,不断地更新知识体系,创新学术思想,并把它当做自己存活的理由之一,能够以此作为中国思想延伸的契机。目前,我国在研究西方文学时,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从多方面,深层次,对西方文学,表述自己的看法。研究西方文学的热点或焦点,一般体现在作家流派,族裔文学与迥异的作家、作品以及热点文类,通过文学在国内学界所出现的频率,归纳表明,我国文学研究的热点流派是当代少数族裔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和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热点族裔文学是:华裔文学、黑人文学与现代欧裔白人文学,研究的热点作家是:汤亭亭、沃克、菲茨杰拉德、霍桑、海明威、福克纳和莫里森等,研究的热点作品是:《女勇士》《老人与海》《麦田里的守望者》《紫色》《了不起的盖茨比》《宠儿》和《红字》等,研究的热点文类是:华裔小说、黑人小说和现代欧裔白人小说。通过这些研究热点表明,在新世纪,我国在研究西方文学时,存有三种明显的情结:即小说情结、诺贝尔奖获奖作家情结和经典情结,以及两个需要学术界十分重视的问题:即在研究角度上,出现较多的重复现象,在研究对象方面,边缘与主流,区分太明显。第一,研究方法的趋向。一般可以运用如下方法来研究西方文学:考察某事物所采用的手段,应以特定的方式来考察其对象;观察角度广,应以多角度的观察视角,以及多方面研究文本内容;程序上的分析理解。具体操作是:a注意研究文学现象的视点、角度;对文学现象的程序,进行分析理解。批评西方文化的方法则有:多角度,理解和判断特定的文学现象;对特定文学现象的程序,进行解析。第二,研究内容的走向。研究西方文学,在内容上趋向于:文学现象,主要包括文学接受、文学作品以及文学创作;文学作品的意义,主要包括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含义。主体的美学涵义,主要包括伦理学、哲学、社会学等;社会价值与意义等。研究文学作品的价值方面,则是从这些角度入手:创作的文学作品,在被接受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与思想导向作用,此外,也包括着社会学价值、艺术价值以及审美价值等。第三,研究领域的走向。西方文学研究领域通常有:结构主义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潮流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列维———斯特劳斯(法国),主要是以此来探讨文化现象中的共在结构与引入语言,并利用好文本中的语言意义与价值,探析这一文化现象。叙事学,一种关于语言学、文学的学科,受现代符号学影响,通用的方法是,运用语言学方法,对文学文本中的叙事模式问题,进行研究,法国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是典型的代表。形式主义属于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潮流之一,其主要特点是:对文学的形式比较重视,并认为形式是文学的意义与价值的来源。俄国的形式主义、英美的新批评等,是典型代表。期待视野属于接受美学概念范畴,指文学接受中,阅读文本内涵,所展现的读者的预期,而预期,常常是在阅读过程之中,以一种特定的视野来体现。精神分析学,创始人是弗洛伊德;其主要观点是:把人的心理分为自我、超我、本我三个层面,注重人的无意识,特别是注重人的性意识的发展。

总之,不断地深入研究西方文学,使得我国的西方文学研究领域,展现着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此外,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理解文本也更加的准确与多样。笔者认为,在当代文化重建和文论转型中,应在审视中国文化精粹的基础上,遵守人类的共同价值与认识,并遵循着相应的国际艺术审美共识,我国的新文化形态与新文艺理论体系,才能有效构建。

表面化学论文篇2

中国拜占庭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有学者对拜占庭进行研究。郑玮的《中国学者对拜占庭史研究综述》一文对2000年以前中国学者对拜占庭学的研究进行了总结概括,对发表的文章、专著、译著等进行了分类,并对其研究重点给予了详细的说明阐述。文章指出中国学者对拜占庭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前,这一阶段基本是照搬苏联的观点,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和经济基础和上层关系建筑理论为指导,分析拜占庭封建化过程和封建社会。第二阶段是从80年代中期至今,即改革开放之后。这一阶段研究领域不断扩大,涉及拜占庭文化、军区制、拜占庭金币等八个方面。这里就不加以详述。本文着重叙述的是2000年以后至今(2010年7月),中国学者对拜占庭研究取得的成果进行统计、分类、总结。

近十年来,我国对拜占庭学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学科基本建设的速度逐渐加快,科研实力迅速提高,各层次人才培养的规模和人才队伍进一步扩大,培养体系渐趋完善。我国专门从事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开展了积极的对外交流活动,不仅参加相关国际会议,而且与国际一流拜占庭研究中心开展合作研究,促进了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中国学者这十年中发表的论文、译著、撰写的专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多,叙述更加详细,研究领域更加广阔,史料挖掘更加深入。

在互联网上可以搜索到的著作、译著大约总共有二十余部,包括论述拜占庭的政治制度,文学艺术、经济制度等,这里简要介绍一下专著、译著,分别是:(1)《拜占庭帝国史》,陈志强著,2003年,商务印书馆;(2)《拜占庭文明》,徐家玲著,2008年,人民出版社;(3)《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厉以宁著,2006年,商务印书馆;(4)《拜占庭简史》,(美)特里高德著,崔艳红译,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5)《兴盛与阴谋:拜占庭帝国》,美国——-时代生活公司著,张晓博译,2003年,山东画报出版社;(6)《拜占庭币(东罗马帝国币)——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文库》,李铁生著,2004年,北京出版社;(7)《古战争—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柯比〈战记〉研究》,崔艳红著,2006年,时事出版社;(8)《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全二卷)》,(拜占庭)普洛科皮乌斯著,王以铸,崔妙因译,2010年3月,商务印书馆;(9)《罗马—拜占庭时代的埃及(埃及基督教史研究)》,田明著,200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科普性的文学、艺术、插话的著作等;这里不可能把所有著作一一介绍,只是有针对的叙述一些。wWw.133229.cOm但这足以说明我国近十年在拜占庭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2000年以来,通过中国知网搜索到论文数大约是300多篇,这些发表的论文不仅对拜占庭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物质文化继续关注,而且还开拓新的研究内容。这一时期论文涵盖了对拜占庭经济制度、商业活动、染织艺术、城市建筑规划设计、器物装饰造型风格、拜占庭音乐、圣索非亚教堂建筑、拜占庭式家具、拜占庭式园艺、农业、拜占庭教育、拜占庭史诗文本、拜占庭性别史研究、拜占庭法学教育的论述等等。

从讨论的课题来看,研究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拜占庭政治制度的观点有所降温,特别是对军区制的研究。宗教文化、物质文化成为学者关注并进行研究的课题。这显示出我国学者既探讨以往的、旧有的内容,又积极挖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突出了兴趣和关注点的多样化,研究领域扩大化,研究视角的新颖化,研究内容的实用化。下文就这十年以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综述。

一、对拜占庭文化领域研究持续扩大,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范畴

郑玮在其《中国学者对拜占庭史研究综述》一文指出,对拜占庭文化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并对拜占庭文化的特点,形成和繁荣的原因,影响和地位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并基本达成共识。他在这里对拜占庭文化的定义还是引用1986年,程志强、徐家玲在《试论拜占庭文化在中世纪欧洲地中海文化发展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所论述的概念,“所谓拜占庭文化,是指古典的希腊与罗马在拜占庭帝国内与基督教文化和古代东方文化融合、发展而成的精神财富的总和。”这里学者们对拜占庭文化的理解还大体局限于精神文化。郑玮在其一文里,他基本是肯定这一定义的。但是最近十年,有关拜占庭文化研究的视野更加广阔,我国拜占庭学者从理论层面上突破了传统的“狭义文化”概念,以“广义文化”的概念界定拜占庭文化研究的范围。使拜占庭文化的概念不断扩大,突破了仅仅局限于精神财富这一命题。使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由拜占庭文学、艺术、雕刻、音乐等方面扩大到了拜占庭社会物质生活及其相关制度的其他方面。下面对其文化研究做一简要分析。

(一)对拜占庭宗教文化的研究

这一研究领域既不放弃传统的研究重点,即对拜占庭圣像破坏运动的起因、性质、影响和历史意义的研究。同时也积极开拓新的研究视角,如把圣像破坏运动与基督教传统相结合、圣像破坏运动和拜占庭帝国军事帝国外交相结合研究等新的研究方向。此外,学者们还探讨整个拜占庭帝国时期的宗教政策,基督教的传入,以及东正教在拜占庭的发展,对景教的研究,拜占庭圣像画、拜占庭教堂壁画等都有论述。在这些文章中,《世界宗教》发表的《试析东正教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在拜占庭时期的发展》长篇论文对拜占庭史学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该文突破了拜占庭史学研究笼统谈论拜占庭宗教及其作用的传统方法,深入探讨遁世修道理念在拜占庭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发展,分析了其不同于罗马天主教入世主义修道观的特点。《世界历史》在2005年第六期刊登的《景教东渐及传入中国的希腊—拜占庭文化》一文,分析了景教的起源并东传波斯,中国境内,介绍了对我国宗教、文化等的影响。

(二)对拜占庭物质文化的研究

这一研究领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拜占庭(东罗马)在我国境内出土的金币的研究,这一方面是从2001年我国学者康柳硕发表的《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一文拉开了序幕,文中系统地论述了从我国境内1914年在新疆和田发现第一枚金币开始一直到1998年在甘肃陇县发现的39枚金币截止,从这些金币出土概况、埋藏年代的确认、历史背景的考察、真币、仿制币辨析、流通用途的分析五方面进行了详细确凿的考察。在这之后我国学者陆续发表了这方面研究论文。如f.蒂埃里;c.莫里森;郁军2001年在《中国钱币》发表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帝国金币及其仿制品》,牟世雄在2001年《考古学》发表的《甘肃陇西县发现一枚拜占庭帝国金币》,以及2009年林英在《中国钱币》发表的《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和南北朝史料中的“金钱”》等文章都从不同方面、不同视角对拜占庭金币进行了论述。陈志强2004年在《考古学》第3期上发表的《我国所见拜占庭铸币相关问题研究》一文,对我国2007年以前发现的铸币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除对拜占庭钱币研究外,我国学者还对圣索菲亚教堂、拜占庭建筑等进行了深入的挖掘研究。如《规划研究》2008年第4期刊登的蔡颖佶;林驹发表的《东正教“圣母大堂”折射的拜占庭建筑艺术》一文。该文系统地阐述了拜占庭建筑风格,结合东正教在我国的传播情况以及东正教遗留在我国的教堂仔细地作了对比,详细确凿地论述了我国东正教教堂的建筑风格与拜占庭建筑的渊源,并提出了如何保护历史建筑的一些思考。《长沙铁道学院学报》在2009年9月第3期刊登的由张煜琼、张声扬、佘果辉、共同发表的《由圣索非亚大教堂看拜占庭建筑与其结构的整合》一文。通过对圣索非亚教堂结构详细的分析,图文结合,明确结构的进步对建筑形式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对拜占庭文学、艺术的研究

这十年对拜占庭文学、艺术研究也有想当多的研究论述。如《艺术探索》2009年第3期刊登了王莹《拜占庭圣咏的分类》一文,对拜占庭的音乐进行了论述,并对圣咏分类,分为诗篇吟唱、颂诗、颂歌三类,并归纳了每一类圣咏的艺术特征。突显了拜占庭音乐在西方音乐逻辑延续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从全新的角度掀起了为西方艺术音乐寻根溯源的浪潮。刘建军在其《拜占庭的历史文化特色与文学成就》一文对拜占庭文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指出“任何缺失拜占庭文化的欧洲文学史都是不完整的历史文本。拜占庭的历史具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它是在古典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东方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中形成的独特文化形态。此外,20世纪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叶芝在其晚年创作了以拜占庭为主题的诗歌《驶向拜占庭》与《拜占庭》。我国学者对这两首诗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如林嫱,刘须明的《追求艺术与灵魂的不朽家园》,又名《论叶芝”拜占庭诗作的主题嬗变》,分析和比较了《驶向拜占庭》与《拜占庭》在关键词、象征符号、哲学辩题这三方面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

有的学者还从地缘因素出发研究早期拜占庭的美术,《从地缘因素看早期拜占庭美术》就是这一研究主题的代表,文章指出“历史上大量不同的民族都来到君士坦丁堡,书写自己民族光荣的历史,留下他们伟大文明的痕迹。独特的地缘因素注定了拜占庭帝国的艺术是多元化的。

三、对拜占庭政治制度、经济、军事、法律、外交等的研究

这十年凸显的特点是对政治制度研究逐渐弱化,但是也没有放弃研究,只是研究的侧重点和以前有所不同而已。经济、军事成为研究热点。不仅有相关专著出版,发表的论文也相对较多。特别是对其经济、军事研究成为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特点。

(一)对经济方面的研究

经济最为突出的内容是对金币的研究,金币既可是经济方面的内容,同时又可以把它归纳到物质文化方面。在前面的物质文化内容中已有专门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下面简要分析一下和经济有关的论文。如:东北师范大学葛晓鸾硕士论文《12—14世纪拜占庭与威尼斯、热那亚的贸易争端(兼论拜占庭衰落)》,论文从经济方面论述了拜占庭衰落的原因。东北师范大学张爽博士论文《公元前3—公元6世纪亚欧大陆丝绸贸易(以罗马—拜占庭、中国为中心)》;论文从汉与罗马—拜占庭进行丝绸贸易方面论述了拜占庭的商业政策。2000年《历史教学》刊登的东北师范大学徐家玲《论4至6世纪拜占庭帝国经济复苏与转轨》,文中指出:“5世纪后期,即在拜占庭皇帝阿那斯塔修斯统治时期(491—518年),东西方地中海世界已经分道扬镳。在西方,东西哥特人占领了意大利和比利牛斯半岛部分地区,在没收罗马元老贵族土地的基础上建立了封建制度。在东方,拜占庭帝国在自身独立发展的基础上也在向封建制转轨,社会经济复苏并走向繁荣”。除此之外还有:南开大学罗春梅2009年在《江西社会科学》刊登的《12世纪末威尼斯企图征服拜占庭帝国原因探析》。东北师范大学徐家玲2009年在《世界历史》发表的《试论拜占庭的拓殖运动》。北京大学厉以宁2005年在《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的《论拜占庭帝国的灭亡》等论文都是这方面代表作。都从不同侧面、不同阶段、不同地域对拜占庭的经济制度进行了论述。

(二)对拜占庭法律、军事、外交的研究

这一时期对拜占庭法律、军事、外交的研究是最新的研究视角,关于法律研究的论文以王小波为代表,最新研究成果是他发表的《9世纪后期至10世纪拜占庭立法活动》。这篇论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拜占庭重要法律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文献研究”(批准文号:08jc820032)的阶段性成果的一部分。论文从9世纪后期到10世纪对拜占庭的法律、法规进行了概括总结。并论证了拜占庭立法活动的兴盛的原因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此外还有他2008年在《前沿》发表的《拜占庭影响古罗斯法律形成的途径探析》等。

四、拜占庭教育方面研究

有关拜占庭教育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起步较晚,最早有关拜占庭教育的研究论文见于1997年郭建在河北大学学报发表的《拜占庭教育概述》,这一论文的发表揭开了拜占庭社会状况决定了其教育特征;世俗教育体系和教会教育体系并存,构成了拜占庭教育的基本特色;当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教育在西欧受到野蛮摧残,几乎绝迹时,拜占庭担当了古典文化教育的继承者、保存者和传播者,并深刻地影响了东、西欧各国和古代伊斯兰国家的教育。《拜占庭帝国法学教育探析》从三个方面分析拜占庭帝国的法学教育非常发达,其教育水平远远超过同时期其他国家原因。

五、拜占庭妇女地位的研究

《11-13世纪拜占庭皇室妇女地位探究》表明11-13世纪是拜占庭社会的一个转折时期,经过马其顿王朝短暂的中兴,拜占庭帝国开始走向没落。在这个时期动荡不安的局势,皇室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操纵着一定的权利,其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比以前有所提高。《论拜占庭皇室妇女在帝国政治中的角色-安娜-达拉西妮个案分析》则以安娜-达拉西妮作为阿莱科修斯一世统治前期拜占庭帝国的真正掌权者为例,主要分析她拥有政治权利及原因,并通过与其他皇室妇女参政途径的比较显示其政治地位的特殊性,探讨拜占庭皇室妇女在帝国政治中的角色。

六、关于瘟疫的研究

崔艳红的《查士丁尼大瘟疫述论》论述了公元542-543年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大瘟疫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它导致拜占庭帝国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人口数量锐减和生产力水平的剧降。为了探寻这次大瘟疫的真相,有必要重新研究当时史家对大瘟疫传播情况的记载,对瘟疫的起源和传播路线、瘟疫的症状和传染介质、死亡人数、政府对策及大瘟疫的影响几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

表面化学论文篇3

关键词:分析化学 小论文 学习兴趣

分析化学是高等院校化学、生物、环境等相关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之一,是一门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的应用性学科。如何在教学中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适应新形势下人才培养的需要是分析化学教学的重要任务。而在传统的分析化学理论教学中,往往重理论,轻应用;重讲解,轻讨论;重灌输,轻思考;学生学习被动,思考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何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创新意识?如何使学生将所学知识灵活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这些都是分析化学教学过程中不断改革和尝试的方向。而其中“小论文”的开展是便是教学改革的一项有益尝试。笔者所在教研组经过了几年的实践表明:通过小论文的指导和撰写,学生对课程的兴趣明显提高,也开拓了学生的思维能力,拓宽了视野,为后续的科研学习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一、“小论文”的组织开展

在学生中提倡撰写小论文,明确其意义、选题、要求、评价等内容,在开学初布置任务,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思考和书写;并对往届学生论文和取得的成绩进行展示,让初次接触写小论文的学生克服神秘感,提高写作的兴趣。

1.题目设计。选题原则:结合分析化学学科和所学专业拟定题目,能对某个方向进行较深入的讨论。

教师提供部分选题,学生也可以自拟题目。主要方向:(1)分析化学的应用:在食品安全、商品检验、药物分析、疾病控制、工业分析、材料组分分析、生物技术等方面,如“兴奋剂的检测”;(2)对身边某一热点问题或某种分析技术的分析和探讨,如“温瑞塘河水质调查及分析”;(3)对分析化学一些经典方法进行总结,比较分析化学四大平衡中的异同点;(4)分析化学教材中的纰漏之处及修正;(5)对分析化学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改革进行探讨和建言。

2.格式要求。为培养学生写作科学论文的素养,对小论文的格式按的统一格式严格要求,包括:中英文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引文标注等。在实践中发现很多学生不知什么是关键词,不知参考文献如何列,因此很有必要提高学生这方面的基本能力。

在指导过程中,注意指导学生查阅学校图书馆数据库相关资料,介绍《分析化学》、《大学化学》等杂志中发表的论文,让学生们初步懂得学术论文的概念、基本格式及写作要求。认识写论文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事情。为了使论文规范化,要求学生每篇文章要有论点、数据、结论,要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论据充足,论述严谨、简明、绝不可抄袭,要尽可能做到有独创性。

3.评价。将分析化学“小论文”纳入该课程的考评体系,小论文成绩占该课程总成绩的20%左右。具体评分要求见表1:表1 小论文评分标准

学生为了写论文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教师必须及时跟踪,仔细批阅,认真讲评,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①对小论文撰写过程中出现的常见问题和学生讨论修正,利用课间时间和电子邮件及时给予解答,提高其积极性;②论文批阅后给与评价,对每篇论文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批语,指出其努力的方向;好的小论文加以介绍,给予表扬,对于不符合要求的论文提出修改意见,要求改写。

二、实施效果

1.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习效率得到提高。撰写小论文这种形式能够表达学生自己的观点,这与传统教学中老师讲、学生学的方式相比,更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2.加强了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提出己见必然是在对知识理论做到全面熟练掌握的基础之上的,而通过思考,学生又可以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东西,这样便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对于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有好处。

3.锻炼了学生的创新能力,使学生的素质更加全面。要在小论文中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必须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发现和解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创新能力自然得到提高。

4.培养了学生查阅资料、撰写科技论文的基本能力,并对后续的科研、毕业论文打下良好的基础。

实践证明,将课程“小论文”的撰写纳入分析化学教学活动中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专业理论课程的兴趣,促进其积极主动的学习专业知识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今后,需要注意以下几点:①加强启发、示范作用,指导学生进行查阅文献;②合理安排写小论文的时间,督促学生积极完成;③授课教师需客观认真评阅,积极引导学生撰写小论文的兴趣。

参考文献:

[1]武汉大学.分析化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张汆,贾小丽,孙艳辉.课程论文在食品化学理论教学中的实践与探索.滁州学院学报, 2009,11(3):81-83.

[3]张廷华.“生物化学”课程论文写作的探索.高等理科教育,2008.

表面化学论文篇4

一、心理学中国化的早期声音

从源头上讲,将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学术愿景,自西方心理学进人现代中国之初就已经有所滥觞。例如,早期留洋心理学家张耀翔在1920年回国后,于1921年建立中华心理学会(现中国心理学会的前身),任首任会长,并于1922年创办了《心理》杂志,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心理学刊物。在创刊号上,《心理》杂志就提出中国心理学者的三个研究方向:“一、昌明国内旧有的材料;二、考察国外新有的材料;三、根据这两种材料来发明自己的理论和实验”,并要求“内容尽量求适合国情,形式尽量求中国化。”早期心理学家的另一代表人物潘菽在1937年发表的文章《把应用心理学应用于中国》中也提出“中国应当提倡应用心理学,还应提倡中国的应用心理学”的主张②。后来,张耀翔在1940年发表的著名文章《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中,提出了发展中国心理学的九条纲领性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发扬中国固有心理学,尤指处世心理学,期对世界斯学有所贡献”。这些都是极具前瞻性的意见。其他许多早期心理学留学生在回国后,也都因地制宜地提出了许多本土化的研究主张,如陈鹤琴在对中国儿童心理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就提出不能盲目以国外心理学为榜样、而需结合国情进行实验的研究思路①;艾伟用心理学方法研究了汉字直横读、字形简化、理解过程等内容,这是当时西方心理学家从未涉足、也无法深人理解的中国人阅读心理学主题,并出版了《汉字问题②一书,成为早期中国教育心理学研究的典范,其丁作为后来的教育心理学者朱智贤称为“是我国心理学界理论联系实际,建立中国化的教育心理学典范③。其他心理学家在把西方的心理测验量表应用于中国情境时,也都体现出明显而自发的本土化倾向。

除了专业心理学学家的努力之外,20世纪前半叶的许多学者也曾从不同的角度探索如何将心理学知识应用于中国社会的问题。如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接受科学心理学熏陶的蔡元培,在回国后虽大力提倡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化,但这是基于当时的心理学尚未完全脱胎于哲学这一时代背景,他一直坚持心理学的建设应当文理并重的思想。如他在1934年回忆任北大校长的经历时曾称:“那时候我又有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人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人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⑤此外,他希望以此在培养国人“科学的精神”的同时能够有“艺术的精神”,并极力提倡传统中国的美育方式对塑造国人身心健康的积极作用。

如果说蔡元培的心理学主张主要体现在一些基础理念的宣扬和实际事务的推动上,以梁漱溟、熊十力、贺麟、钱穆等为代表20世纪现代新儒家,则实实在在地为中国本土心理学的理论创新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例如,梁漱溟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视角,从人心和人性的角度提出对心理学学科性质与体系的理解。在他看来,心理学应当是介于科学与哲学之间的一门学科,中国文化传统蕴含着丰富深邃的心理学思想,应该深人挖掘和弘扬。梁漱溟认为,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种心理学为其基础;心理是事实,而伦理则是价值判断。儒家是一个大的伦理学派,其代表人物孔子所说的许多话都应当是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伦理学观点,“那么,孔子必有他的人类心理观……要问孔子主张的道理站得住站不住,就须先看他心理学的见解站得住站不住。所以倘你不能先拿孔子的心理学来和现在的心理学相较量、相勘对,亦即不必说到发挥孔子道理⑥。这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指出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结合西方现代心理学而发展中国特有心理学理论的主张。

熊十力早期研究佛教心理学,并采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佛家唯识学进行诠释。在对佛家唯识论的理学思想进行了扬弃后,熊十力回归到儒家心学体系中构建其“哲学的心理学”理论®虽由于身体原因未完成相关著作,但仍提供了许多值得参照的观点。熊十力指出,“科学的心理学,专以神经系统的活动或脑的作用与客观世界的来阐明心理。易言之,直将心理说为物理。是其说行,而心之德性将无从明了也。”⑧他以中国传统的体用合一论作为其儒家心理学的依据,认为心灵与生命同义、心与物皆是本体的功能,这种哲学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科学心理学用测量、实验方式研究的那种“心”,而是更高级的“仁心”,“其进修法以默识法为主,亦辅之以思维术⑨,即提倡传统中国哲学中的静观修身、内在体验的理路。

钱穆也很早就发现了中西方心理学取向的不同,认为“西方心理学属于自然科学,而中国心理学则属人文科学”。这是因为中国人讨论的“心”不同于西方人讨论的“心”,中国人的心是一抽象名词,心的构成和所属其实是次要问题,心之所欲所不欲才是分析的重点。而心之所欲,就在于心与心相通,这即包括与自己的心相通,也包括与他人的心相通,还包括心与物的相通。研究这种相通之学的学问就是中国的心理学,这是一门人文心理学和哲学心理学,“中国人之心理学,即宗教,即科学,而吾一道以贯之”。而传统的诗词歌赋,都能反映出作者的内心所蕴,读经典作家的编年著作还可见作者之生平,因此“文学乃通于史学,实亦即中国一种最高值得研究之心理学矣。

这些新儒家的代表性观点,实际上代表了20世纪前中叶中西方思想交汇时期的本土思想家建构本土心理学理论的最早尝试,形成了中国人文主义心理学的代表性声音®。其基本特征,无一例外地注重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理解“心”““心理”和“心理学”,力图从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是儒家心学思想中发展一套能够与西方现代心理学相并行且互补的心理学体系与研究方法。除此之外,朱光潜对西方文艺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思想的比较与应用,以及潘光旦对西方性心理学的引人及在中国进行相关研究的倡导⑤,这些对于促进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与中国社会和学术思想的融合,都曾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起到过一定的影响⑥。

当然,由于现代学术专业分丁的深人和心理学学科对自然科学地位的不懈追随,以及各种实际因素的限制和时代的局限,这些本土化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除去战争、社会运动等“不可抗力”的干扰,单纯在学术建设方面,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思路主要还是沿着西方心理学的既定体系和方向前进,较少有突出的原创性成果问世。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工作还更多是表达为一种学科愿景,并未真正在学术丁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这一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观。

二、中国文化心理的多元探讨

进人20世纪80年代后,改革开放带来的学术研究的多元化趋向,使得国内一些从事哲学、历史尤其是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如李泽厚等人,自发地开始探讨有关民族文化心理的内容。虽然这些研究的“心理学”气息较弱、哲学气息较浓,但其研究较少受西方心理学知识的束缚,一定程度上反而更加贴近中国的学术传统,在写作方式上也较少受西方概念与思维方式的影响,更加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因而在学术界和社会层面也有相当的影响力。这种带有哲学心理学性质的有关国民性、文化心理、思维方式的探讨,与当时不断进人到大陆学术视野的海外华人的相关文化心理著作,可以视为当时学界从哲学和思想史领域建构本土文化心理学理论的先声。

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探讨民族文化心理的典型代表是李泽厚。在最早发表于1980年的《孔子再评价》一文中,他就提出了后来反复提倡的观点:“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指儒家思想),在长久的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已无孔不人地渗透在广大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值得重视的是,它由思想理论已积淀和转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①在他看来,“思想史所应注意的是,去深人探究沉积在人们心理结构中的文化传统,去探究古代思想对形成、塑造、影响本民族诸性格特征(国民性、民族性)亦即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关系”。在后期的一系列著作中,他深人论述了“以‘一个世界’为根基,以‘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为特色的华夏文化心理结构”,并尝试建构以心理本体的建设为核心的人类学本体论哲学,成为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心理学论说。

差不多与此同时,华裔美籍历史学家、自称为“历史心理学家”的孙隆基也在1983年于美国出版了英文专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最早于1988年引进出版,也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孙隆基站在较为苛刻的批判性立场上,对中华文化的“良知系统”,即其所谓的深层文化结构进行了分析和抨击。在他看来,“良知系统”是一个文化最为基本的结构,即“深层结构”,但它不是一个被压抑掉的心理层次,也不是指个人发展史或民族性形成史上的一个属于“史前史”的心理岩层,必须用释梦、临床治疗或比较神话学的诸种方法去作“考古发掘”,它是指即使在日常生活这个“当代史”中也可以看得到的文化行为⑤。

具体而言,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静态的意向性,“中国人的‘良知系统’在个人身上造成的意向是‘安身’与‘安心’,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则导向‘天下大治’、‘天下太平’、‘安定团结’,而其政治之意向亦为‘镇止民心、使少知寡欲而不乱’。换而言之,就是维持整个结构之平衡与不变”。他广泛采用报纸、期刊中的报道与其他史料,结合自身的亲自经历与观察,对中国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作为一名出生于内陆、成长于香港、求学于台湾而治学于美国的文化移民,孙隆基的独特经历使其可以结合历史学的文献分析和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对中国人的民族性问题提出一些较为新颖的见解,这一论述在其后期的论文集《历史学家的经线:历史心理学文集》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由于其激烈的批判性姿态,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学术性,也容易引发相关的非学理化的、情绪化的争议。

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人大陆学者视野的,还有人类学家许烺光的代表性著作《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的探讨》®。该书最早成书于1953年,后不断重版,在中西方人类学界和社会心理学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力。他在该书中所提出的中国人行为的“情境中心论”,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以情境为中心,而美国人则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是这一时期对本土心理学研究影响最大的观点之一。与纯粹的人类学研究不同,许烺光尤其注重从内在的心理出发来解释不同文化中的人类行为,其中,心理安全感满足方式在行为模式的塑造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两个世界一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他必须借助一种给予他适当的安全感的方式平衡这两个世界。这种安全感的内容就是自尊感和坚定的意志。中国人由于保有维系着后来所有约束的主要联系,所以他们在人际关系中寻找安全感。美国人由于把全部人类关系视为在个人需要时可以分割或重新组合的主题,他必然在人群之外寻找安全感。而且,由于上帝只帮助那些自助之人,所以一条取之不尽的安全源泉是利用其他方式谋取物质财富或征服客观环境。”正由于此,许烺光将其系列研究的理论立场概括为心理人类学,并坚持以跨文化的比较分析法研究文化与人格之间关系的丁作,为西方学术界提供了一种观察人类行为尤其是中国人行为的非西方视角,也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后续的中国本土心理学丁作者的相关研究②。

另外,还有许多哲学文化学者也从思维方式、国民性、文化心理结构等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文化心理的相关内容。例如,刘长林提出了文化基因的概念,认为文化系统发生和演进的基因表现为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心理底层结构®。实际上,这一时期以来中国哲学界关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自发的、文化心理意义上的学术寻根之旅,为心理学采用实验法、量表法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照。这些讨论也是中国心理学本土化所需充分重视的学术资源之一。

三、“中国本土心理学”与“中国特色心理学”的提出

上述理论观点主要是由心理学界之外的学者提出。中国心理学界真正明确地将本土化作为一种心理学研究趋势,最早应当源自港台心理学者。受国外心理学研究本土化思潮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当时学术氛围上更加开放的港台学者开始真正致力于追求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其思考与探索随着两岸三地之间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也逐渐影响到众多的大陆学者,从而兴起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心理学研究。

1980年,中国台湾心理学家杨国枢在“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研讨会上的报告《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中正式拉开了中国心理学本土化的序幕。他认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为:(1)重新验证国外的研究发现;(2)研究国人的重要与特有现象;(3)修改或创立概念理论;(4)改良旧方法与设计新方法⑤。研讨会的论文集于1982年在台湾出版后,也成为了当时引导中国心理学本土化方向的著作。包括杨中芳、黄光国等在内的诸多学者在探讨了“什么是中国本土心理学”““中国心理学为什么要本土化”等问题,形成一些较宽泛的共识后,杨国枢在《本土心理学研究》杂志的创刊号又提出了本土心理学研究的“本土性契合”标准,意指“当地之研究者的思想观念与当地之被研究者的心理行为之间的密切配合、贴合、接合或契合”,“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重点即在使心理学的研究能够达到本土性契合的标准”。

在这些基本思想的指引下,港台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取得一系列的进展。这主要体现在对一系列本土的词汇,如人情、面子、孝、关系、中庸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理论提炼,对传统的思维方式进行集中的概括,并对其中一些概念进行了量表构建,如中庸思维量表等,从而将西方的问卷法与心理测量技术应用于传统概念的操作化实践①。对本土词汇的概念化和操作化,成为港台心理学界本土化研究的一大特色。

在使用中国人的传统概念、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作为本土心理学研究素材的同时,研究者还在不断反思如何建构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取径与研究方法的问题。在大的取径上,杨中芳提出不排斥外国研究成果、不一定使用本土词汇、不一定要由本土人来做本土进路研究的开放性理念,但也承认“目前唯一一个一直没有开展起来的丁作,就是探讨适合中国人的本土研究方法及丁具这方面。目前我们还在一个依赖西方研究设计及丁具的阶段,而且太过依赖问卷法。长时期,许多人都感觉到这些设计及丁具并不太适合研究中国人,而且也试图探索一些新方法及新途径。但是直至目前为止,成绩乏善可陈,有待号召更多人一起努力去做‘零’的突破”。虽然她是在1991年作出这一论断,但此后20余年在本土心理学研究方法自身的拓展上仍然成果有限,心理学本土化的更多进展还是在传统概念的操作化、量表化上。这也是值得后续学者持续攻艰突破的一大难点。

与港台学者的本土心理学研究相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陆本土心理学研究更多地偏向于传统中国心理学思想的发掘、整理、诠释与建构的工作,多数的研究者直接来自或间接涉及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文革结束后,重新开展心理学研究丁作的老一辈心理学家们,率先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心理学”的主张。1979年,在《论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一文中,潘菽首次提出“中国心理学”的概念,并就这一提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983年1月10日,他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为题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这是最早公开发表的关于“中国特色心理学”的提法,其特征可以归纳为三点:(1)从指导思想上看,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必须贯彻辩证唯物论原则。(2)从内容上看,既要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已有的心理学思想,又要批判地吸收国外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还要有自己的心理学体系,在基本理论问题和研究方法上也要有自己的观点。(3)从作用上看,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些观点至今仍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

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挖掘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心理学成分,就成为建设中国特色心理学的一项重点丁作。潘菽和高觉敷主编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揭开了中国心理学史学科创建的序幕®。随后,高觉敷的《中国心理学史》®、燕国材的古代心理思想史系列⑤、杨鑫辉的《中国心理学史研究》陆续问世®。这些著作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梳理传统中国思想家的心理学思想,主要体现为史料研究与整理。虽然这些教材和著作本身并不明确地声称以心理学本土化为导向,但在客观上为后人认识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探索本土心理学的新路径做了奠基性的丁作。进人21世纪后,有关中国心理学史的教材和著作仍在不断地重版或出新®,有些心理学史的教材®也注重将中国心理学史作为整个心理学史的重要部分,与西方心理学史一起构成整个心理学史内容体系的有机成分,这也间接地说明了本土思想在当下教学与研究中的生命力。

四、心理学本土化的全面深入

从20世纪90年代起,受港台与海外心理学本土化思潮的影响,加之心理学学科内部对实证方法在心理学研究中垄断性地位的不断质疑①,这一时期大陆的心理学研究逐渐采纳“本土心理学”这一提法,并使用理论概括与实证验证相结合的研究方式,以中西比较的视角,也对一系列的本土概念和本土现象进行了操作化测量和实证调查,提出了一系列发展中国理论心理学的构想,同时也开始了一些原创性的理论丁作。

建立本土化的心理测量丁具是这一时期心理学本土化丁作的突出表现,较有代表性的如王登峰的中国人大七人格理论。受西方人格特质论及其研究方法的启发,王登峰等人采用人格特质形容词的途径开始对中国人的人格结构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调查,最终建立了中国人的大七人格理论模型,编制了由215个项目组成的中国人人格量表,归纳了中国人人格的七个维度:外向性、善良、行事风格、才干、情绪性、人际关系和处世态度②。当然,大七人格模型的意义还不止在于提供了一个中国版的人格测量量表,王登峰等人还将量表与西方的大五人格量表进行了跨文化比较和深层解读。除此之外,梁宝勇等人的中国人应激量表及中国人心理健康测评系统中的多个本土化量表③,邢占军的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等等,都是本土化心理测量丁具建构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这些丁作可以概括为“测量丁具的本土化”,而不完全是“研究方式的本土化”,其要义在于完善西方的量表法,使之更加适合中国情境,更能有效地测量中国人的心理。

对本土观念、现象与行为的经验分析,是这一时期本土心理学研究的另一主要内容。之所以用“经验分析”而不是“实证分析'是因为这些分析既有理论反思性的,也有实证调查性的,但都是针对实际生活中的现象与行为,其所使用的方法也更加宽泛,既有量表、问卷和实验,也包含着更多质性研究的方法,如个案访谈、参与观察、文献分析等等。这方面的研究受台湾本土心理学研究者的影响较大,较多地关注当下社会现实,并与社会学、人类学视角的研究交集较多。例如,翟学伟关于关系、人情、报、面子、土政策等“中国人行动逻辑”的系列研究和中国社会心理学方法论的研究⑤,杨宜音等人关于转型期社会心态的研究®,方文等人关于当下中国转型心理学的研究®,汪新建等人关于本土心理咨询与治疗现象的研究®,等等。相对而言,此类研究更注重经验层面的具体分析,也尝试在方法论贴近分析中国人某些层面的现实行为,但还较少直接指向系统性的本土化理论建构。

五、建构原创本土心理学理论的尝试

对原创性的本土心理学理论构建的尝试,可能是整个本土化过程中最困难、最有挑战性的任务。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体可以分为两个类别,反应出建构原创性理论的两种不同思路。一类研究主要借助传统心理思想的丰富资源,在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的阐释、转换与跨文化比较,从而形成专注于某一心理学主题的、带有本土文化特色的理论。这部分学者多从事中国心理学史与心理学理论方面的研究,可以视为对老一辈中国心理学史研究者丁作的深人与细化。例如周一骑等关于感应与意义体悟视角下的心性修养之学研究①,彭彦琴等关于佛教心理思想、传统人文资源的心理学转化及其当下应用的研究②,汪凤炎等关于心理学研究中国化路径的分析、对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对传统智慧观的理论建构及实证研究®,郭斯萍等对传统幸福观及中西方心理学体系整合可能的思考®,奚彦辉关于人文化成思想的本土心理学研究⑤,等等,都是这一方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也是目前为止大陆心理学本土化丁作成果最为丰富的一种研究类型。

此外,本土心理学思想的梳理方面近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2012年出版的“文化诠释转换: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探新”系列专著。这一系列丛书共有11部,其研究思路可概括为“文化诠释转换”,即“从过去科学(科学心理学)的视角扩展到文化历史的视角,从义理诠释拓展到实证实践诠释,从挖掘整理扩大到转换应用,从而使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更充分地体现古为今用的原则,并有助于心理学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整个系列包含传统智力心理®、情欲心理®、人格心理®等方面的研究,集中代表了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而且这些研究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传统思想的整理,更体现出本土学者在传统思想上建构相关心理学理论并验证其当下效用的学术努力。这代表着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另一类本土心理学理论建构研究则体现出更强的建构性和整体性,不满足于建立某个心理学专题的“小理论”,而力图从根本上建立一套完整的、系统的本土心理学理论体系。这方面的主要代表就是葛鲁嘉的新心性心理学理论®。该理论认为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心理学传统可以称之为心性心理学,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创新性中国心理学理论就是新心性心理学,它包括六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心理资源论析、心理文化论要、心理生活论纲、心理环境论说、心理成长论本、心理科学论总,其具体内容将在后面的代表性成果评介中展开。这一理论集中体现了本土学者在原创性理论方面的建构性努力和建立统一的、可以解释中国人心理生活的心理学体系的宏大抱负。

除此之外,随着从事西方心理学理论和心理学量化研究的学者对西方心理学理论及其研究方式的深人反思,许多理论心理学丁作者也在引介、评述和应用西方心理学理论的同时,开始思考中国理论心理学的发展方向、理论出路以及本土心理干预思想的转化与应用等问题,并发表了相关的成果①。这些成果具有明显的中西对比的宽广理论视野,对于发展中国本土心理学理论可以提供很好的参照价值。

六、展望

从前面近百年时间跨度的学术史回顾中可以看出,本土心理学在当下中国(包括大陆与港澳台地区)心理学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力量,但是其力量还相对分散。相较于科学心理学,其内容体系、研究方法、机构设置和队伍构成等方面仍处在相对薄弱的状态。这使得我们在解释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时,不得不过分地依赖西方的理论、丁具和技术,而这些理论、丁具与技术又很容易产生一系列的文化隔膜和心理疏离感,使得心理学研究未能很好地满足实际生活中的心理需求。这种对西方理论的过分依赖性,既与当下学术界的西化思潮有关,也从侧面反应出本土理论建构薄弱和既有理论解释缺乏竞争力的事实。尤其在国际心理学界甚至是华人心理学界,有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本土化理论还很罕见,这仍有待进一步的摸索与创新。

有没有原创的系统化理论和与之配套的系列研究方法,是判断一个学科本土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基于此,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丁作还至少面临以下三项基础性的丁作。

首先,“中国本土心理学”这一概念还需进一步的厘清。是不是以中国传统思想来解释当下中国人心理的学说就可以称之为中国本土心理学?是不是以中国人的心理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就是中国本土心理学?中国本土心理学与中国心理学、科学心理学、西方心理学的概念关系与学科边界为何?也就是说,中国本土心理学有没有属于自身的、特殊的研究对象?它是不是只是对同一个研究对象的不同的研究视角?如果中国本土心理学要成为一门学科、一个范式,它究竟是靠研究对象的独立来获取学科地位,还是靠方法的独立来获取学科地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一般而言,研究对象的相对独立与研究方法的相对统一,是塑造一门学科之专业认同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不能在这两个问题上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中国本土心理学就难以成为一种有代表的学科范式,而只能称为一种宽泛意义上的学术运动,从而无法塑造出属于自身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心理学理论,其理论价值就将受到极大的局限,也就无法为中国心理学话语体系的建立与创新贡献出足够的力量。

其次,假定中国本土心理学是一门学科范式,那么,它有没有具有足够“理论辨识度”的核心主张?在心理学中,一个理论、一种学说的价值,往往不在于它能够对人类心理提供完整的、没有偏差的解释,而在于它能不能为人类心理的某一侧面提供深人的、与其他学说不同的见解。从心理学发展的历史上看,无论是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人本主义、认知主义这四大传统流派,还是如今发展迅猛的进化心理学、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积极心理学等新兴理论,没有哪一个流派能够完全统一心理学界对于人类心理本质及其研究方式的认识,但都基于自身的方法论立场提出了独树一帜的核心观点和基本概念,从而推动心理学的整体发展。那么,中国本土心理学的核心框架是什么?它涉及哪些基本概念和范畴?它们之间的关系为何?这些问题不解决,就难以建立本土化的心理学理论,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也就难言成功。

再次,中国本土心理学如何在当下的教育体系和研究体系中获得更大的学科认同和发展资源?学术力量的壮大,离不开学科制度的匹配与相关资源的支持。当下中国的心理学研究,其主流仍然是西方化的科学心理学研究,所谓心理学的本土化更多地还停留在以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人的特有心理现象这种“丁具性移植”的阶段。许多心理学的研究普遍性地采用源自西方的概念,如“自我损耗”““自我憎恨”““群体宽恕”““心流”等,有些概念离中国人的本土情境很远,也不太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在进行学术交流和日常沟通时难免产生隔阂之感。但由于这些概念在西方往往已经得到了操作化、量表化,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就容易进行移植和对照,从而更容易发表一系列的“跨文化”研究结果,并以此获得进一步研究的所需资源。相反,一些传统的、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概念,如人情、面子、关系、拿捏分寸等,虽然也有一些操作化的量表问世,但一来这些概念本身较为模糊难以进行操作化测量,在华人心理学群体中就没有获得统一的理解,二来由于文化异质性的阻隔,使得此类研究成果无法或很难直接进人西方心理学的主流发表阵地,也很难获得西方主流心理学界的认同,而这似乎就意味着这类研究“不够档次”、“不够有说服力”,于是也就较难获得相关的资源,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在当下的心理学教学体系中,中国本土心理学的相关内容也较少,更多地只是体现某些研究者个人性的研究或教学行为,偶尔通过研讨会等小众化的方式进行传播,但还未形成真正的制度化力量。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表面化学论文篇5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超级秘书网

“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形而上者谓之道”《周易》的一个基本承诺是关于人作为主体对客观事物的推定方式,即主体的形而中性决定了和中为是。和中为是来源于《周易》的本体论承诺。《易传》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推定《周易》本体论承诺的依据。一阴一阳者,太极所生之两仪也,故,两仪之所统者,乾、坤者也。关于乾,《周易·乾·彖》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关于坤,《周易·坤·彖》说:“至哉坤元,万物资始,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和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乾坤作为“万物资始”,太极之生也。所以,“太极”作为本体,是形而中对形上之道的的推定方式。

表面化学论文篇6

关键词: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艺术本质;文本理论

一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集中体现了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哲学、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在文学和艺术领域表现得也非常耀眼,带来了20世纪文学艺术的新发展。因此,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进行研究就成为西方关于后现代主义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一系列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成果问世,对后现代主义的全球化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西方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下三个方面:(一)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一般性研究后现代主义的一般性研究,包括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性研究以及概念的多义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和艺术学领域,代表性的研究者包括:美国文化历史学家伯纳德·卢森堡、英国历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还有苏珊·桑塔格、莱斯利·费德勒和伊哈布·哈桑、丹尼尔·贝尔等。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的内涵是复杂的,根据高宣扬教授的分析,后现代主义的内涵呈现出模糊性和不可界定性,主要是作为一种历史范畴的“后现代”、作为一种个社会范畴的“后现代”、作为一种文化范畴的“后现代”、作为一种心态和思维模式的“后现代”、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后现代”、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和论述策略的“后现代”、作为一种“去正当化程序”的“后现代”[1]1-96,等等。(二)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研究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研究是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流行性解读。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理论向度倾向于拒绝、否定和颠覆,主要表现为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拒斥和反对,包括拒绝强权叙述及基于第一原理的知识系统和怀疑哲学是正统原则知识确定性的观点;否定具有高低级文化的明显划分,所谓大众文化、通俗及民间艺术形式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人文主义的一些固定的、统一的,而且可以确认的主题讨论被多元及流动性问题以及对叙事空间的要求所取代,等等。总体而言,此一研究方向主要是对西方基于启蒙与理性的知识体系、思想观念和行为体系的全方位清算。(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研究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向度包括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从现实层面来说,作为一种对自由资本主义和后工业社会的反思与回应,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时代思潮,它势必会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将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于自身之中,而创造并非解构是时代的最强音,必然会反映在后现代思潮之中,研究者就是要把这种创造凸现出来,以发挥最大能量。另外,后现代主义思潮背后的众多思想家作为直面现实之人,必然会对当下人类的生存处境担虑,核武器、环境污染、科技理性的“奴化”等全球性社会疾病是“足以毁灭世界和人类的难题”,而解决难题是唯一出路。从理论层面来看,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有最直接的理论来源,主要是分析哲学、过程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其倡导创造性,既包括理论的创造也包括自身的理论实践;多元的思维风格,既包括哲学上的多元论观念也包括文学艺术领域里的“双重写作”与“双重阅读”;秉持“本体论的平等”概念的信仰,主张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别的东西更真实,“接受和接受一切差异”;重视“对话”,“对话”作为一种人际发生的过程,包括现在与过去、解释者与文本、解释者与解释者,是一个无限展开的过程,通过改变双方观点,达到一种新的视界;倡导对世界的关爱,信奉过程论和有机论,倡导对过去和未来的关心。基于此,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科学的、道德的、美学的和宗教的直觉的新体系。

二在对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中,一个基本的思路是将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同现代主义文艺理论进行潜在或显在的对比,以突出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所呈现出的矛盾性,以及建立在诸多矛盾性基础上的破坏性和颠覆性。对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的这种学理认知,在国内学术界也普遍存在,甚至成为一种关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标签式认同:把摧毁、解构、否定性当作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而忽略甚至有意规避后现代主义积极的、肯定的、建构性的内涵。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景观本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之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内部的诸多建设性,在西方研究者的理论视野中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在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理论的偏差和语言的不对等、错位,也就造成了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不全面的理解和阐释。而就理论研究的科学性而言,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进行研究,并成为关于后现代的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还原后现代主义理论本来面貌的必要之举。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不仅具有突出的理论意义,而且现实意义明显,把学术研究同我国当下的社会发展实践相结合,是强化学术研究的实践性内核的重要手段。当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华夏儿女的神圣担当,批判继承全球性的文化遗产,助推中国梦的实现是科学理性之举。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性维度与建构中华大美学大文艺在内在理路上具有极高的契合度。有效合理挖掘后现代主义的创造性并积极地运用于中国当下的美学、文艺理论学科建设,服务于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建设,不仅可以彰显中华大美学大文艺的文化软实力和独特魅力,更重要的是可以扩大中华美学文艺的全球影响力,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凝聚中国力量。

三基于上述的意义阐释,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能够通过对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的问题展开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探究,能够为中国当下的文艺理论建设提供学理上的参照,为发展和繁荣中华美学文艺精神提供多元的理论世界。(一)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的问题语境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同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面临共同的问题语境,这其中包括: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全面绽放与挑战。从表面上看,现代主义艺术同后现代主义艺术有明显的差异性,甚至可以说,后现代主义艺术是对现代主义艺术的颠覆,但从最根本处,它们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也是很明显的,这就是在批判性表面之下的建构本性,在创作和观念两个层面实现着艺术的别样生长;哲学、美学和艺术的“终结”语境,认真探究不难发现,“终结”话语背后同样是理论的重新生长,不管是哲学、美学还是艺术,哲学的终结是西方20世纪中后期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话语,海德格尔、德里达、黑格尔、阿多诺、丹托、摩根和凡蒂莫等哲学家、艺术理论家都在不同层面对“终结”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理论上的界定与还原,他们一方面去探讨总结理论话语的符号能指,另一方面还能领会建设性的意义能指。具体到艺术理论而言,“终结”并不意味着已经消失,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结束,艺术和艺术世界仍然存在着,只是人们在对美学和艺术哲学诸问题的探讨时采取的不再是以往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方法。正如蒂埃尔·德·迪弗(ThierrydeDuve)的主张:“不论是黑格尔还是那些正在履行黑格尔使命的艺术家,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历史进程或艺术活动的真正终结,而是一种在终结中继续生存的历史形态(因为历史从来都是由于自己的终结而生存),是一种艺术现象学,艺术面临死亡的威胁,但这种威胁不仅没有终止艺术,反而维持了艺术的生命,使艺术一次又一次地做出并且一次又一次地扬弃自己的死亡判决。”[2](二)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的问题展开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问题的展开主要是突出其的理论奠基性和开拓性。1.就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的奠基性而言,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具有不可替代性意义。维特根斯坦说:“我称之为表达审美判断的词语,在我们所说的某个时代的文化中,起着尽管复杂,却又十分明确的作用。要想描述它们的使用或者你所指的一种有修养的欣赏趣味,你就不得不描述整个文化。”[3]他的“意义即用法”理论具体到美学问题上,则是指离开了语言表达的具体情景或文化语境,我们就无法理解语美学和艺术哲学中的许多问题。如果我们要去描述鉴赏是什么,我们首先必须描述整个环境。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论建构则是对于知识论述产生过程的整个历史事件的解构,而作为认知主体的人“在具体的认知过程中也必然地纳入到特定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从而不知觉地受到其认知过程所遭遇的各种相关社会势力的宰治,使人自身沦为特定权力关系中纵的因素”[1]305。德勒兹哲学研究的跨学科视野以及具有创造性的概念和方法如“欲望机器”“差异逻辑”“茎块”“精神分裂分析法”、德里达的“解构”“延异”“播撒”“增补逻辑”“互文”、罗蒂的“协同性”“陶冶”“后哲学”、霍伊的“系谱解释学”,以及利奥塔的“谬误推理”等都是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理与方法的奠基性与创造性方面的理论资源。2.就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的开拓性而言,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本质理论。在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对传统形而上学中本质主义所关注的诸如艺术的本质、美的本质等问题的消解的同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重新对艺术的本质进行理论界定。美国艺术理论家阿瑟·丹托提出了“艺术界”理论,按照丹托的说法,某物的艺术品资格就是在“艺术界”中实现的,艺术界是确定某物是艺术品或者不是艺术品的一种理论上的设定。《艺术界》一文中提到:“某物看作艺术需要某种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一种艺术史的知识:这就是艺术界。”[4]在这里,丹托他已经完成了从“艺术品”向“艺术品的资格”的转换,而“艺术品的资格”就是指某物在特定历史阶段被认可为拥有艺术的身份,解决的是某物为何是艺术品的问题,而不是艺术品是什么的问题。美国著名的分析学派美学家乔治·迪基的“习俗惯例”理论,不从艺术作品的显在特征去发现某种不变的本质,而是从文化和历史的语境中界定艺术和发现艺术的共同特征。他的“习俗惯例”理论试图表明的是艺术品的产生是在一个复杂的背景的烘托下产生的,“艺术品乃是它们在一个习俗框架或境况中占据的位置所导致的产物”[5]。而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华德·贝克的“艺术世界”理论则是通过达成一致意见实现合作的关系网络,在这一场所中,不同的人在共同认可的惯例的基础上,实现合作生产并为艺术品赋值,惯例是艺术场的整合力量,成为艺术场运转的动力。布尔迪厄的“艺术场”理论则明确指出,艺术作品本身是通过艺术场的自主化而产生的,对艺术的分析和评价就不可避免地要对其进行场域化的还原,在一种动态化的场域中实现艺术品的价值生成认定。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本质理论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理论框架中的逻辑展开,赋予艺术本质理论内涵动态性特征,构建艺术本质的生成性而非现成性。(2)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理论。在《反对阐释》中,桑塔格通过她的“反对阐释”,突出文本对“形式”“表面化”和“身体”的重视,推崇文本阅读的“新感受力”。她认为,阐释本身必须在人类意识的一种历史观中加以评估。在某些文化语境中,阐释是一种解放行为。它是重写和评估死去的过去的一种手段,是从死去的过去逃脱的一种手段。伊哈布·哈桑则通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复杂对抗,指出了后现代文学艺术的“反讽”“种类混杂”“狂欢”“行动和参与”“构成主义”等建构性特征。斯潘诺斯则是通过还原存在的历史性,提出后现代文学的开放、多元及敞亮存在的意义的后现代“新诗学”。克朗的文学空间理论则认为,文学不是一面镜子来观照世界,而是一张纷繁复杂的意义的网,任何一部小说都可以呈现一块地理知识领域,展示不同的、甚至是互为冲突的地理知识形式。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文本理论一方面打破文本内容形式二元对立逻辑框架中重视内容及意义表达的理论向度,还原形式具有的解释性意义,发现并重视边缘化“形式”的意蕴,凸显文本的“表面化”“感受性”,构建文本的空间地理学表征。

四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理论奠基性与开拓性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最终目的是为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20世纪的中国文艺理论有着自身的特殊历史文化语境,它所面对的问题和解决的方式都与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后的西方文艺理论有着巨大的差异。在这样的理论研究背景下,对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在与中国当代的有效传播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在对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总体性描述的基础上,认真梳理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并深入分析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中的表现,以彰显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中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高宣扬.后现代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迪弗.艺术之名:为了一种现代性的考古学[M].秦海鹰,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143.

[3]维特根斯坦.美学讲演录[C]//刘小枫.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哲人、诗人论美文选.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4:532.

[4]ArthurC.Danto,TheArtworld[C]//CarolynKorsmeyer.Aesthetics:TheBigQuestions.Cambridge:Blackwell,1998:40.

[5]迪基.艺术界[C]//朱立元.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3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804.

表面化学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浅俗化 形式化 盲目性 过分个性化 不均衡性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语文课堂变活了,学生的活动多了,诸如讨论式、表演式、辩论式等等纷纷亮相语文课堂,但是学生课堂活动的效果如何,还存在哪些具体问题却常常被我们忽视。针对这个问题,我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和思考,认为学生在课堂活动中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浅俗化。有些教师一味追求课堂气氛的活跃,而忽视了学生课堂活动的效果。这种现象在课堂问答活动中表现尤为明显。在课堂教学中问答式是一种最基本的教学方式,也是学生课堂活动的一种主要形式。学生的学习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产生疑问并解开疑问的过程。如果没有问题学生就不会深入思考和自主探究,学习往往是被动的、消极的。可以这样说,课堂中问题设置的优劣决定一节课的成败!然而纵观我们当前课堂教学中的问题设计,表面化、浅层次化现象比比皆是。教师一问百应,课堂气氛煞是活跃,然而学生的思维并没有得到训练,对文本也只是浅层次的理解,并没有达到探究的目的。与课堂提问浅层次化伴生的是提问的高密度化,由于问题简单,学生思维没有障碍,课堂推进十分快,老师只有不断地提问,才能填充课堂内容,这样课堂由原来的“满堂灌”变为了“满堂问”。从表面看整堂课学生都在活动,都在积极地参与教学,但学生的心智并没有因这诸多的问题而得到开启,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激发,问题成了活跃课堂气氛的添加剂。 

二、形式化。课堂中的形式化主要指在课堂教学中活动设计不以解决某个实际问题为目的,而是为了体现某个教育理念或者为了活跃课堂气氛而设计的。如课堂辩论,设计这一活动的意义本是为解决某个带有争议性的问题的,让学生在一种积极探究的心理氛围中去学习课文。但在实际运用中,大多被形式化了,一些没有辩论价值的的问题也被教师拿到课堂上让学生辩论。如上了《驿路梨花》一文就让学生辩论“雷锋精神有无必要传递”。同样是教学《驿路梨花》,有教师曾组织学生围绕“大学生粪坑救老农值不值”的话题进行辩论,表面上是从课文颂扬的雷锋精神延伸到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其实学生的发言却与课文毫不相干,可以说是貌合神离。还如课堂讨论,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不论课文是何种体裁,都组织学生分组讨论,而对比较重要的文体要求、语言的学习、文章独具特色的内容却不去涉及。课后,如果从语言表达的角度去检测学生学习的情况,恐怕连课文中的生字词都不会读写,更不要说对词语的解释,对句子深层含义的理解了。更有甚者,讨论的话题远离学生生活,甚至有些论题“高深莫测”。这样的互动讨论名为讨论,实为浪费时间。 

三、盲目性。课堂教学总会有一定的教学目标,课堂活动应是为达到这个目标而开展的。但在实际教学中,学生的活动呈现盲目化的现象,也就是说学生对活动的目的不明确。有些老师在课堂问答中提问大而不当,不够具体明确,学生听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从何入手,不知如何思考,更不知如何回答。如上《变色龙》,老师问“课文中哪一句话最重要?”上《荷塘月色》,老师问“课文的感情基调是什么?”这样笼统抽象缺乏明确目标的问题只会让学生越听越糊涂。在一些课堂表演活动中,教师让学生表演文中某一人物形象或某一情节,但并不告诉学生要从中体悟什么,只把表演当作活跃课堂气氛的一种手段。如上《驿路梨花》,让学生表演小姑娘的欢快;上《陌上桑》,让学生表演看到罗敷时的神情;上《狼》,让学生表演狼的“目似瞑,意暇甚”。这样的表演我们看不出其意图,看到的只是一幅幅滑稽可笑的模样,听到的只是学生阵阵哄笑声。还如课堂阅读,只要求学生读课文,但不给学生明确的阅读目标,学生凭感觉自由阅读,阅读的低效化也就成了必然。 

四、过分个性化。新课程倡导学生阅读的个性化,而课堂学生评说式活动就能够很好体现这个理念。课堂中学生对课文进行评说不但可以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还可以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因而成为课堂常用的一种学生活动方式。但目前语文课堂中的评说活动存在过分个性化的倾向。所谓过分个性化就是学生的评说不是充分依据课文内容,不是考虑文章作者所处的时代及一贯思想,而是以个人的臆测对课文内容进行评价。如有学生学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说陶渊明辞官是嫌官小,文中厌恶官场之语是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学了《愚公移山》就说愚公太愚,移山哪比得上搬家,而且还说挖山破坏环境等等。无知者无畏,学生由于知识和个人经历的缘故对课文做出信口开河的评说倒还可以理解,但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教师对这种不得要领,严重偏离文本内容的所谓个性化评说仍然保持笑脸,以“你说得很好”、“你的见解也不无道理”、“这是一家之言”、“敢于讲真话比回答正确更重要”等溢美之辞回应,这种“隆重”的夸奖,名义上是进行赏识教育,鼓励创新,可实际上是缺乏原则的表扬,是回避问题实质的做法。 

五、不均衡性。学生课堂活动不均衡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活动方式不均衡,一是学生活动面不均衡。有的老师在短短的一节课里,安排过多的活动方式,一会儿讨论,一会儿表演,一会儿又欣赏多媒体,把课堂搞成了一个喧闹的“集市”。教学手段的频繁变化,视听画面的过于繁杂,学生活动的交错出现,不仅使整个课堂教学气氛显得有点乱,关键是让学生失去了安静的思考空间,对这节课的教学重点和难点就很难把握了。有的老师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一节课学生活动只有一种方式,学生常在单调的课堂活动中昏昏欲睡,有的学生甚至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学生活动面的不均衡主要体现在一些优秀学生或者一些性格外向学生“垄断”课堂话语权,无论是小组讨论还师生互动,他们占用的时间常常是其他学生的好几倍,而那些学习较差或性格内向、自卑的学生常常被“边缘化”,成为了课堂教学“被遗忘的角落”。这种只有少数学生参与的课堂活动是低效的。 

表面化学论文篇8

关键词:文学作品 民族音乐 分析

当前,我国文化的研究与分析越来越深入细致,民间音乐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研究我国民间音乐,需要从文学作品中深入探讨。在远古时代,许多伟大的文学爱好者,对音乐的研究颇深。他们将民间音乐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将文学与音乐合理巧妙地结合起来,用文学的形式表示音乐,用音乐的形式传承文学,为我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文学作品中记载民间音乐的“发展史”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乐记》、《吕氏春秋》等音乐学的代表著作。在相传为公孙尼子撰写的《乐记》中,论及了有关音乐本源、音乐美感、音乐的社会作用、乐和礼的关系学,是音乐哲学的滥觞性著作。由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第共同编写的《吕氏春秋》则留下了有关远古音乐,音乐与自然社会政治关系,尤其是音律方面的记载,此后,在各朝各代的志书中都有记载,全面介绍当时的音乐制度、乐律、乐队和礼仪规范等内容。另外,在音乐美学方面,出现了儒家、道家、墨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在声律学研究方面,有京唐的六十律,钱乐之和沈重的三百六十律,何承天的新律,荀昌力的笛律等,在宫调理论法方面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旋宫理论。汉代民间音乐中有“相和之调”。魏晋南北朝有清高三调、笛上三调。隋唐时期有八声音阶,燕乐二十八调、八十四调和犯调、移调理论。宋代有“为调式”,“之调式”系统论,元代的北曲十七调、南曲十三调。明代的九宫,清代的南北曲各十二宫词等。在词调音乐,琴学表演,艺术理论和音乐百科全书的著作方面,有大量的文学论著。这些文人及其论著都曾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乐学、律学、宫调理论、美学等规律作过论述,将音乐的创作方法与表现形式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为民间音乐及艺术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二、文学作品中体现民间音乐的功能

民间音乐具有许多功能,美学功能、感化教育功能、消遣娱乐功能等等。在文学作品中关于民间音乐功能的描写有很多,通过文学语言的描述,氛围的渲染,民间音乐更具有其艺术性。

(一)文学作品体现民间音乐的意境美。意境是意与境的统一,情与景的融合。音乐艺术作为情感的艺术,成功的作品大多具有意境美。我国有许多传统的优秀音乐作品,通过文学的记载将它们传承了下来,这些作品都能运用优美动人的旋律,为人们描绘如见其景、如闻其声的意境。文学作品可以通过特定的语言描写,情境场合记载,展现民间音乐的意境美。这与绘画艺术中对于意境美的展现,特别讲究虚实相声,有无相成,非常注重留有空白的道理是一致的。

(二)文学作品体现民间音乐的育人作用。民间音乐具有感化教育的目的,很多民间音乐有乐观的、欢快的、积极向上的情调。在我国古代,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就非常重视音乐的教育作用,尤其是来自民间的音乐,通过其通俗而又富有趣味的表达方式可以达到教育感化人们心灵的作用。而且“乐”常常是和“礼”结合在一起的,并称“礼乐”。“礼”的功能是规范人的外在行为,“乐”的功能是调节人的内在精神,使之平和中正,“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孔子说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就体现了这种礼乐观,同时强调了“乐”的教化功能。另一方面说,民间音乐许多都是由文学作品的形式唱出来的,如诗歌、诗赋等形式都是一种民间歌谣的表现形式,而通过文学的这种表现形式、语言的描写形式更使得民间音乐具体化、形象化。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作品相当于民间音乐的载体,它传达了民间音乐的社会功能,包括感化育人的功能,所以说文学作品体现民间音乐的育人作用。

(三)文学作品传达民间音乐所表示的思想。民间歌曲种类繁多,民间音乐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了下来。在整个音乐的发展过程中,民间歌曲是人民集体创作,口口相传的载体,其历史悠久,流传面广,伴随着人们的生活劳动,抒发着人们的喜怒哀乐,成为群众的“生活伴侣”,被喻作“人民的心声”。民间音乐最直接的文学体现就是《诗经》――我国古代首部乐歌总集。其中《国风》是《诗经》的精华,也是先秦民歌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其以广泛的题材,新颖的手法,多角度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与其同类型的汉代《乐府》民歌,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继承了诗经现实主义的传统,展现了现实生活的面貌,更有五言诗体之新创。战国时期楚地祀神民歌,孕育了伟逸绝世的《楚辞》、《离骚》等巨作,开创了我国浪漫主义色彩先河,更加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状,人们寄希望于神灵,寄美好于浪漫的想象。许多民间歌曲通过传唱,通过文学作品的记载与描述,深刻地传达了其本质要表达的东西,即人民的内在情怀与思想,广大人民的心声。而且通过文学作品将相关的民间音乐记载下来,有利于其自身的传承,更有利于我们对文化的研究和继承。

三、文学作品对我国民间音乐发展的作用

(一)文学作品对于民间音乐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事实上,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人们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民间音乐作品,也不断从理性的层面去总结民间音乐实践的经验和发展规律,探索民间音乐在审美、功能、技法方面的民族特点,由此创作出了大量迸发思想火花的理论篇章。关于这些理论著述,多出自古代的“士”,亦即文人阶层。中国文人的文化修养高深,知识面也很广阔,他们往往喜欢对事物做理性思考,从本质的、原理的层面去把握对象。他们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我们更宏观简明地把握中国音乐的民族神韵、更理性地体认和指导音乐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指南。这些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关于音乐的创作之说,有许多关于经典作曲的评论之说,他们的观点对于现在我国民间音乐的创作、发展亦有深刻的指导与实践意义

(二)文学作品为民间音乐的传承提供了“载体”。如上所述,许多民间音乐都是以文学作品的形式流传了下来,民间音乐是当时社会人民心声的体现。如果没有文学作品的形式,那些经典的民间音乐,如《乐府诗歌》、《诗经》等歌唱形式的音乐作品无法流传下来,从这个角度来说,民间歌曲是抽象化的,而文学作品的功能就是为这一抽象化的东西提供一个载体,使其能够长期的具体存在。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使民间音乐能够长时间地传承下来,为我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四、结束语

文学作品是民间音乐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民间音乐又能够通过文学作品体现其功能作用。在我国现阶段的文化研究过程中,我们应该深入研究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所讲述的关于民间音乐的精华思想,继承民间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应将经典的民间音乐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记载下来,进行大量的文学作品创作,推动民间文化的发展,将文学与音乐合理巧妙地结合起来,弘扬发展我国艺术文化。

参考文献

[1]罗泽真.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2).

[2]代晓琴.对《论语》中孔子音乐思想的解读[J].语文建设,2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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