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艺术论文范文

影视艺术论文篇1

在影视作为一种艺术被广泛承认后，我国于上世纪80年代，让影视艺术作为一种课程普遍走进了学校的讲堂，作为提高学生审美情趣或专业素质的课程，改变了只有专业院校才进行影视艺术教育的局面。1985年，国家教育部颁布文件指出：“有条件的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中文系，应把电影课作为重要选修课，正式列入教学计划。”而发展到今日，基本所有综合类大学都开设影视艺术教育课程，其他专业学校也绝大多数开设了影视艺术课程，有些学校甚至设立硕士、博士点，成立了许多电影电视的专业研究机构。而伴随影视艺术的繁荣发展，历史悠久的中文经典，如诗歌、小说、散文却在青少年的面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中文经典阅读的好处自不必说，但是这和影视艺术教育也有着很重要的关系———我国高校目前的影视教育普遍专注在影视语言、技术实践等几个方面，对中文经典阅读这个表面看起来影响不大的事情未有认真关注，但是看似无关的二者其实在很多方面有很多的一致性，因着这一系列的一致性，二者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影响，故而中文经典阅读对于影视艺术教育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2中文经典与影视艺术的一致性

文学和艺术是相通的，而影视艺术又是离文学较近的一种艺术。二者在宏观与微观方面都有诸多一致之处，这些都是二者可以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地方。

2.1中文经典的过去性与影视艺术的再现性无论所言的“中文经典”指的是任何题材或形式的作品，其都肯定是叙事以及因事而抒情，而这都是对已发生的事件的一个描述和感叹。小说可以虚构出一个个精彩震撼的故事，散文可以记录小事并赋予意义等等；而影视艺术中的诸多体裁同样如此，故事电影中可以再现真实或杜撰桥段，纪录片可以真实再现事情发生的全过程等等。

2.2中文经典的综合性与影视艺术的广泛性中文经典具有相当的综合性。在时间上，它的创作背景可以涵盖古往今来人类发展的各个时期；在空间上，其也横跨人类发展的各个地区；在内容上，其可以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军事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文学具有广阔的创作天地；同样，作为影视艺术来说，其也具有相当的广泛性，目前相当大的创作量也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2.3中文经典的情感性与影视艺术的魅力性无论作者在作品中将情感隐晦地表达还是直白地吐露，我们都难以否认中文经典是有情感的，而影视艺术说到底也是一种表达情感的艺术。而在中文经典阅读的过程中，情感的抒发和获知是一个重要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地位并不次于中文经典的认知功能，二者相比甚至情感的抒发和获知更为重要。而近年来的一些优秀影视艺术作品也具有相当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这就能大大增加作品在情感方面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成为影视艺术教育中对于学生人格塑造的一个重要手段。正是有着上述的几种一致性，中文经典阅读才会对影视艺术教育具有直接的作用效果，以下进行简要分析与说明。

3中文经典阅读对影视艺术教育的作用

当代大学生基本上从小是由电视、电影甚至网络视频伴随成长的，它们迷恋于直白的观看而厌烦于枯燥的想象和思考，而进行中文经典阅读便是如此———阅读密密麻麻的文字印刷的纸质文本对他们来说毫无美感，阅读的过程并不能像影像可以带给他们那种顺畅、轻松、色彩和感官刺激，因此他们并不倾向于读书。而一些中文经典之作都主要是由文字组成的印刷文本，是奉献给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阅读的，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时代的流逝，灿若星辰的文学作品被逐渐地筛选更替，留下的则是经典中的经典，依旧保持着当日的光彩，但是目前中文经典的关注度已经大不如前。文字印刷的中文经典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在影视艺术教育中如果丢失这一块，便会整体降低影视艺术的水准。中文经典阅读对于影视艺术教育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

首先，一部分中文经典是影视艺术的脚本，进行中文经典阅读，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拿几位经典名家来说，如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他们的一系列作品如《阿Q正传》、《祝福》、《伤逝》、《药》、《孔乙己》、《林家铺子》、《子夜》、《家》、《春》、《秋》、《我这一辈子》、《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雷雨》、《日出》等，目前均已被改编成电视剧或电影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它们与原作精髓一般并未有大的改变，但是叙事容量已经明显不同，如果阅读原著，想必在影视作品的情节遴选、人物设置、叙事方式等方面都会有新的认识。这样的认识一定是高过只观片，不阅读其文学文本的。再如，2014年张艺谋的新片《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如果未读原著而走进电影院，你看到的就是张艺谋平心静气的一种苦难叙事———陆焉识受“”的迫害多年离家，“”结束后回到家乡，自己的爱妻冯婉瑜（电影中作“瑜”，小说中作“喻”）却意外地丧失记忆，只盼其归却不认识自己。影片中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全都是为了这个过程而服务，导致被人批驳情节过于简单。但是作为电影艺术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第一，电影的叙事容量有限，两个小时想要表达清楚10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本来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故而张艺谋聪明地选择了原著小说中的高潮情节作为影片叙事的重点，使得电影看起来更加清楚明了，感情也更为充沛。第二，电影作为一种投入、生产、发行均为快节奏、商业化的产品，其流水线的工作让一般的商业片无法追求难以达到的艺术水准。笔者也认为，这是《归来》在一些人看来过于简单粗鄙的原因所在。第三，作为再创作者的张艺谋以及其庞大的电影制作团队，很难达到小说的原创者严歌苓对于此故事的理解和掌控。详究此本小说，其故事不只局限于“”后的“归来”，而是详尽地描写了主人公陆焉识盛年时期在美国、上海的浪子生活以及后半生被流放到西北大荒凉的整个人生，从其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残酷的动荡年代下，一个知识分子命运的多舛，这可以带给我们对历史时代的思考、对人生机遇以及精神世界的思考、对文学作品笔触多变的思考，这都是电影作品难以带给我们的。可以说，对于这个小说和电影来说，小说是电影极好的补充和延伸。近年来，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已然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这种现象出现的一个大的原因当然是岁月遴选下来的文学精品足够经典，但反观之，也有影视创意匮乏之嫌。但如果我们能够在影视艺术教育之时，充分把握中文经典阅读的比重，则可以培养学生的文学思维和创意，对于影视艺术教育大有裨益。

其次，中文经典阅读可以提高读者品位，增加他们的艺术感受力，从而对影视也会有更高的审美品位。这就好比许多高校在中文系或一些影视专业开设了“影视文学”这门课程，一些高校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也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知识面，使得学生具有相对深刻的审美能力和想象能力。这门课程不同于影视专业课程，不以研究影视相关知识、理论作为主要内容；也不同于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虽然也立足文学，但是并非以传统的方式，即文本文字对事物加以呈现，而是采取了一种更为形象、直观的方式———影像。由于影视具有独特的不同于传统文本的性质和特点，使得通过这种方式呈现出来的文学必有其独特之处。而文学经典这种平面的表达方式，更方便直观地让受众有充分时间去思考，从而提高对故事的整体感悟能力。

再次，中文经典阅读可以与影视艺术教育在多方面互补，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上文提到的高校开设“影视文学”课程，无论是教学生如何去鉴赏或是评价，其主要还是集中在对影视的大旨、思想或艺术等方面的传授。但是这就只看到了文学和影视的一致性，却忽略了它们的差异性。这两种作品形式，它们当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文也论证过它们的一致性，但是它们却有本质方面的不同。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东曾经指出：“小说与电影像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在交叉的那一点上，小说和电影几乎没有区别，可是当两条线分开后，它们就不仅不能彼此转换，而且失去了一切相似之点。”文学和电影的相似之处很多，还可以概括为：如它们都是时间艺术，都是在时间的流动中表现人物、展开情节、叙述故事的；叙事手段经常采用戏剧化冲突的方式等等……但是二者的本质区别亦非常明显。这种本质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二者的叙事语言上，中文经典的语言是文字，是静态的，一字一句饱含作者体悟；影视的语言是影像和声音的结合，是视听语言，这是影视的一个基本特性。两种叙事语言的截然不同就决定了它们在鉴赏时的本质是不同的，故而要区别对待。通过中文经典阅读，学生可以体会到通过影视艺术获取不到的感受，在进行影视艺术教育的时候，注重中文经典阅读，便可以在很多方面进行优势互补，提高学生的整体审美情趣。

4总结

通过上述的一系列论述，我们可知，中文经典阅读对于影视艺术教育看似关联不大，实际上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尽管步入了影视商业浪潮高速发展的时期，中文经典已经越来越少被人关注，但是在进行影视艺术教育的时候，不能丢掉对艺术素养的关注。而中文经典阅读恰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受众的文学和艺术素养，从而提高对于影视的鉴赏能力，对影视艺术教育起到大大的推进作用，其意义和作用不容忽视。

影视艺术论文篇2

关键词：影视艺术教育普及国民素质创作水平对策

随着新时代的来临，艺术素质教育的价值愈来愈被人们看重，艺术教育的范围也远比过去扩大，除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等传统艺术教育之外，我们已经无法回避影视艺术教育的迫切问题。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看待艺术教育，就不能不谈影视艺术教育。

一、普及影视艺术教育是快速提高整个受众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的捷径

影视作为一种视听语言艺术及大众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和绘画、音乐、文学等其他艺术相比，其受众人数在全球范围内占绝对第一，公众的接受性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望其项背的。西方曾有实验证明：没有电视，人们几乎无法生活下去，人们对于电视的依赖已达到很深的地步，其实质是电视文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力。但是广大受众的影视鉴赏水平还有待提高。人们只是肤浅片面地对剧情进行理解，对深层次的主题表达理解不到位，使优秀文化不能准确传播和吸收，而一些糟粕文化却乘虚而入。有些影视语言的表达手法使受众只是门外看热闹。这么庞大的、每天都在欣赏影视艺术的受众群体，影视艺术鉴赏水平亟需提高。

绘画、音乐、文学等其他艺术教育在中小学及全社会都已经普及，而最具有大众化生活化且集成了绘画、音乐、三维技术、化装、表演、文学、摄影、灯光、编辑等众多门类的影视艺术，却还没有普及。要想快速提高整个受众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就一定要普及影视艺术教育。也只有普及了影视艺术教育，人们才能真正准确地吸收影视艺术中的优秀文化，抛弃垃圾文化，提高整个受众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这有利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创建和谐社会。

二、普及影视艺术教育是提高大众影视艺术创作水平的需要

影视艺术是大众容易直接参与创作的视听文化。DV是近年来颇受大众欢迎的一种表达理想、抒感的艺术形式。大学生DV是最具活力和文化理念的新生力量，它有力地带动了社会各阶层民间DV活动的开展。DV使艺术表达更加自由和个性化，散点式的个人写作使得影像产品的数量高速增长。但是中国DV民间活动的兴起和发展是不成熟的，普通DV爱好者无论从拍摄内容还是技术把握上还不得要领，一是选题“另类”。盲流、乞丐、嫖客、同性恋等社会边缘性题材被大量选用。这与中国社会主流生活与发展着的中国现状极不和谐，没有代表当前社会中的积极向上的精神。二是DV制作没有达到公众视觉审美的要求，许多DV作者走向了极端，要么不具备基本的叙事语言的能力，要么故意追求玄虚，让观众无法得到观赏。拍摄随意、多变、主观，叙事不求流畅，缺乏逻辑。目前DV的低门槛造成了制作者素养的降低，他们大多只是追求光怪陆离，并没有对于DV美学进行深入的探索。因此普及影视艺术教育，提高创作者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从而提高其影视作品的水平，有利于宣扬文化主旋律，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三、普及影视艺术教育是影视艺术自身发展提高的需要

有人说电视节目没文化，电视文化是快餐，这说明影视艺术的创作水平有待提高。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受大众影视艺术鉴赏和创作水平不高所制约。影视首先是一门传播文化，其次才是一门艺术。传播规律要求作品必须能够传播，为了争取更多观众，而迎合大多数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观众的审美趣味，一些媒体就会不自觉地向着通俗化与低俗化蜕变或降级，将一种崇高的审美趣味或纯粹的思想感情与智力活动变为一种幼稚与肤浅的弱智文化。各种娱乐节目和搞笑快餐铺天盖地而来，观众在轻松的笑声中，人们的严肃思考和追问消隐了，理性的认识退化了，崇高的审美趣味解体了。国内外经验证明，高质量的影视艺术作品不仅对开拓广泛的经济市场有益，而且对加大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影响力，提高该民族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整体形象，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音乐之都维也纳就是很成功的例子。

影视艺术创作水平是建立在大众影视艺术鉴赏和创作水平基础之上的，只有普及了影视艺术教育，提高了大众影视艺术鉴赏水平，那么水涨船高，高质量的、具有优秀文化内涵的影视艺术作品就会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来；反过来又对广大受众进行优秀文化的传播和艺术熏陶，形成良性循环。

四、影视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对策浅探

1.影视教育的价值还没有被人们认识到，一方面，影视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社会生活，丰富着人类生活；另一方面，人们又深感不同于书籍文化的被动接受缺憾对人的消极影响。于是，西方不少知识分子家庭反对电视传媒，放弃电视机，中国的家长们也常常用限制孩子看电视的方式来躲避外界的“祸害”，笔者认为，影视教育在这里负有重要的责任。

影视艺术教育的发展在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结构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是大学的影视教育也远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中小学的影视教育多为零散状态，而且社会影视教育的价值还没有被人们认识到。建立多层次的影视教育体系是影视艺术教育的必然趋势。随着时代的发展，影视早已不是高深的学理研究的领域，它更多地成为了普通百姓生活中自然面对和评点的一种存在对象。影视对生活的影响相当巨大，面向大众的影视教育肯定是综合的、传媒化的。

2.在学校教育中，大学中小学影视教育应属于不同的层次。大学影视教育应包括影视艺术的鉴赏、创作、文化分析的教育。它含有培养影视专门人才和影视文化工作者的专业教育，与对普通大学生进行艺术审美素质教育的两个任务。中小学影视教育的主要任务应是培养正确的观看习惯和影视艺术鉴赏能力，进行审美情趣的熏陶，提高艺术素养，以及借助影像进行思想教育，培养良好的人生观与道德观。社会影视艺术教育是与学校教育相辅相成的，它包括对影视创作的社会文化批评、媒介批评和优秀影视作品的宣传，使人们得以接受良好的影视作品。通过各种途径宣扬佳作，贬斥不良倾向，促使创作者认识到与社会民心保持什么样的联系，从而生产出优秀的作品。中央电视台举办的2004“我们的影像故事”在广大DV创作者和DV爱好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意义深远。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中央媒体的这一举措大大地激励了中国DV爱好者的创作热情，也为中国的DV创作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做出了努力。社会影视教育是艰巨的工作，需要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形成良好的“教育场”。

结语

艺术素质教育的价值愈来愈被人们看重，影视艺术教育和音乐、美术教育等一样，是当代中国艺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影视艺术教育的全面普及，是提高整个受众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的捷径，也是提高我国影视艺术创作水平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影视艺术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18--01

影视艺术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是人们现代生活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就是因为影视具有吸引人们眼球和情感的艺术感和文学性，贴近人们的生活，满足人们情感的需要。影视文学是电影和电视文学的统称，再现的是源于生活和社会的现实描述，反应的是人类原生态的社会写照和情感的表达。无论是电影或者是电视，文学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这样说，在影视艺术里文学是必备的核心因素，影视离不开文学，文学也因为影视而繁荣和更具可读性。

一、影视艺术的内涵分析

所谓影视艺术就是电影和电视通过时间和空间来展现的一种综合性艺术。法国电影理论家马塞尔?马尔丹曾说：“在作为电影世界支架的空间――时间复合体（或空间――时间连续）中，只有时间才是电影故事的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构件，空间始终是一种次要的、附属的参考范围。”[1] 苏联的瓦斯菲尔德说：“电影艺术作品中的时间――无论是天文学的时间或形象的、蒙 太奇的时间――总是在空间里，在一定的纪实性的或假定的环境里实现的，影片的结构便是一个空间――时间的范畴。”[2]从上述两位权威学者论中可以看出，影视艺术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综合表现，在时间的延续过程中展示画面，构成完整的银屏影像，在空间的表现过程中展开画面形象，让作品在多角度和多方位得到表现，得到平面式和立体式艺术效果。这门艺术主要反应的是电影、电视和网络视频等流动媒体的艺术效果。电视艺术来源于电影艺术的启发和创新，是发展最快，影响最广的新生视觉与听觉的艺术，对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和繁荣昌盛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影视文学的内涵分析

所谓影视文学就是电影文学和电视文学的统称。它们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不断把传统的语言文字、历史记载、传奇故事、小说、舞蹈、歌剧、诗歌、戏剧、散文等进行二度创作和形式创新，并以“声”、“画”形式展现文学内涵。影视文学虽然不及传统的文学形式历史悠久，但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快速变化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并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和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方式。而且影视文学是一个迅猛向前发展的新生事物，将对人类的文明进步开辟一个崭新的纪元。人类已经离不开这一样个现代化的、富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新型文学形式。

影视文学与影视艺术一样，它把音乐与雕塑、建筑与舞蹈、戏剧与绘画、风景与人物、视觉形象与听觉体验、有声语言与动态画面构成影视文学的重要素材和创作对象，有机地形成影视文学，并通过运用形象思维和综合艺术的展现，来充分反映人类的社会生活、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培养人们的审美感知、审美教育和审美娱乐的审美意识。

三、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的关系

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二者虽然名称不同、含义不同，但是它们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存在着艺术的共性，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是一对姊妹关系。

（一）影视艺术和影视文学的共性。

从内容的表现上看，影视文学总是以人为创作对象，人的思想活动为创作主线，把各种关系有机结合，创作出完整而生动的故事情节，以“声、画”形式来感染人们的情绪，这就要求文学剧本的形成需要极强的艺术性。影视艺术亦是如此，必须以人为中心，以情感为链条，通过时间的或者空间的手段来表现和烘托文学故事的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塑造。

从创作手法上来看，它们都是通过运用形象思维对人们的现实生活与社会属性进行文学剧本原创作，以时间的延续和空间的展开等复杂的现代化手段来叙述故事的完整性、情节的生动性和视觉与听觉的愉悦性。

从审美角度上来看，它们都是通过塑造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来描绘真实的社会生活和真挚的思想情感表达，来唤起人们对影视文学和影视艺术的审美情趣，带给人们视觉的赏心悦目，情感的跌宕起伏，故事的起始与终止，剧情的喜怒哀乐等等，都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和对美好人性的唤醒与批判。

（二）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的姊妹关系

影视文学来源于传统文学的提炼和创造，有效地吸收营养成分，借鉴先进经验和传统的文学精华，并以丰富的现代手段和表现形式以“声像技术”构成影视艺术。原创文学为影视作品提供文化资源和结构素材，链接成生动的银屏剧情，其剧情的展现靠的流媒体（电影和电视等）以时间和空间的延续和展示，综合表现为影视艺术，随着影视艺术的展现与人们的感悟，又会诞生新的影视文学，影视文学又会给影视艺术家们带来更多的创作灵感，又会构成新的影视艺术。

影视艺术论文篇4

【关键词】影视时代/文化工业/小说生产/"趋影视体"

影视艺术制造了大众文化，也形成了文化工业。在现代学者的心目中，影视艺术、大众文化、文化工业是三位一体的。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商品生产为特征的，艺术和文化作品受到商品原则的支配，文化生产资料的集中导致了"文化工业"的产生。在"文化工业"中，交换价值和利润动机具有决定性因素。影视不仅仅是艺术，而且也是一种产业，影视时代也是文化艺术产业化的时代。所以，影视对小说的影响也表现为工业化生产模式、运作机制等对小说创作的浸透。众所周知，小说作为一种传统文学形式，其创作在19世纪达到了高峰，并形成了独特的高贵品性。但是，进入影视时代以后，小说的这种高贵品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影视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广泛的覆盖面、大众化的表现方式和综合性的艺术韵味逐渐侵占小说领地。在影视艺术的挤压之下，小说要趋附屈从于影视以求生存。"趋影视体"小说创作遵循工业化生产的法则，小说家变成了文化工业中的一台机器，其创作活动被纳入工业化生产流程。在此，本文仅就"趋影视体"小说生产的文化背景、作家的创作动机以及文体特征等等问题作一番探讨。

一、每一种艺术都有其独特的生产和创作方式。小说和影视的不同艺术追求在生产和创作中体现为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传统小说的创作方式，另一种是现代影视艺术的生产方式。两种方式分别折射出当代小说生产和创作的概貌。

小说创作是一种个人行为，一种高度个性化的精神活动。传统小说多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这种个人化的创作方式，为小说家张扬其个性提供了舞台。创作者可以将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理解，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形态和叙事手法表达出来，体现出"风格即人"、"文如其人"的创作风格。而影视创作却是一种以导演为中心的集体创作，集体化是其创作方式的重要特征。除编剧和导演外，摄影、表演、剪辑、音响、化妆、服饰、道具等各个艺术部门都在创作过程中，发挥着各自不可缺少的作用，他们都在一个综合体制中互相制约，按照影视创作的操作规程行事。换句话说，在这个创作集体中，尽管每一个体都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创作能动性，但最终要服从于导演的统一构思。就单个人来讲，创作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

小说创作是自由的，体现了艺术的本性。影视创作是不自由的，体现了文化工业的特点。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说："从利益方面来看，人们是乐意把文化工业解释为工艺学的。千百万人参与了文化工业强制性的再生产过程，而这种再生产过程，又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的产品。"康德曾对艺术和手工艺作了区别，他说："艺术也和手工艺区别着。前者唤做自由的，后者也能唤做雇佣的艺术。前者人看作好像只是游戏，这就是一种工作，它是对自身愉快的，能够合目的的成功。后者作为劳动，即作为对于自己是困苦而不愉快的，只是由于它的结果(例如工资)吸引着，因而能够是被逼迫负担的。"康德对艺术和手工艺的区别也适用于小说和影视。从创作目的上看，小说是艺术，小说创作为了获得愉快的感受，首先是自娱其次才是娱人，是超功利、超实用的。影视制作是一种企业化行为，获取经济利益是首要目的。小说创作可以不考虑读者的众寡，比如中世纪的作家可以为三五知己而创作。小说只要在艺术取得了成就，就算成功。曲高和寡的小说可以成为名着精品，如《红楼梦》、《尤利西斯》。影视制作首先考虑的是观众，"大众"就意味着"大钱"。因而衡量一部影视作品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准，就是它带来的经济效应。《乱世佳人》之所以是好莱坞引以自豪的豪华巨作，首先在于它所带来的难以统计的丰厚利润。《泰坦尼克号》在全世界的毛收入为18亿美元，《侏罗纪公园》在全球市场的票房收入是8亿美元。如果一部影视作品只注重艺术性而不注重商业性，那注定要失败的。格里菲斯的《党同伐异》在商业上的惨败就是极好的例证。所以，在传统意义上，小说创作被纳入艺术学范畴，而影视生产则被划入经济学门下。从创作活动的性质看，小说创作本身是自由的，创作者可以关注众生，也可以回到自身；可以讲古，也可以论今；可以纪实，也可以虚构；可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充分发挥想象，也可以"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任意抒感。正因为小说创作是完全按照创作者的意图和构想而操作的，在整个创作中创作者的"自"得到维护、主体性得以发挥，所以小说创作是令人愉快的。影视制作被纳入工业生产的流程中，任何一个制作者都不能恣意妄为，演员、摄影、音响等要受制于导演，导演要受制于制片人，而制片人则又要受制于大众、受制于上帝。换言之，所有的影视制作者，仅仅是工业化生产流程中的一个部件，一颗螺丝钉。他们所从事的是一种劳动，一种谋生的工作，这种工作限制自由、泯灭个性，只能令人痛苦，无多少快乐可言。

小说创作是一种自主行为，小说家有权决定一切，诸如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情节的设置、主题的传达等，很少受到外力的干扰；而影视制作要受到工业化制作、现代化传播和大众化审美的多重规范和制约。比如，从题材上看，写什么不写什么，不是某一个人所能决定了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众。20世纪40年代，广播连续剧作为电视剧的前身在美国出现时，因为消费对象主要是家庭主妇，所以它的题材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家庭生活、法庭内外、婚姻周折、社会犯罪、商场风波、医疗事故。80年代美国电视剧的制片人所感兴趣的仍是有关儿童、婚姻、旅游、探险、、金融、犯罪等方面的故事。在影视制作中，常常出现这样两种情况：一是"命题作文式"，一是"量体裁衣式"。所谓"命题作文式"，就是制片方向编导等主创人员确定作品的题材。比如，电视剧《大法官》的创作就是这样。当法院和民众都期待着法官走下神圣的法庭，作为艺术形象走进文艺作品，走进老百姓的视野时，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宣传处便找到了张宏森编剧，结果《大法官》取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所谓"量体裁衣式"，主要是指为影视明星写剧本。影视作为文化工业产品，自然离不开品牌，而明星就是品牌。因为"明星凭借在话语中构建起来的身份在经济结构中进行商品交易，所以，电影明星是独特并被商品化的人。他们为电影工业建立一种''''品牌价值''''和''''保证价值"''''。因此，为明星找题材，为明星编故事，已成为影视制作获取成功的一种有效选择。

小说创作是一次，具有不可重复性。也就是说，小说一问世便宣告创作活动结束，作者一般情况下不会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像张爱玲把《十八春》删改成《半生缘》、在《金锁记》的基础上写成《怨女》之类的创作，毕竟是少见。何况《怨女》之于《金锁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重复，其中包含着创新的内容。小说创作追求独一无二性，堂·吉诃德、于连、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贾宝玉、阿Q是"这一个"，《堂·吉诃德》、《红与黑》、《欧也妮·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红楼梦》、《阿Q正传》是"这一本"。艺术贵在创新，切忌重复。影视制作也要求创新，但并不拒绝重复。影视制作由于凭借强大的技术支持和标准化的生产，则把个体创造性转为机械复制性，把艺术创作的惟一性转为工业化的重复性。完全可以说，影视制作一定意义上就是工业生产线的"流水作业"。且不说西方电影史上的小说名着被无休止的改编，也不说日本导演黑泽明两次改编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筱竹丛中》，前一次失败，后一次成功。仅就我国影视现状来说，重复已成了一种时尚。电影《少林寺》一炮打响，便有《武林志》、《少林小子》、《少林俗家弟子》等影片一哄而上，掀起了"武打片热"。《戏说乾隆》走俏，电视屏幕上就刮起"戏说"风。《还珠格格》吸引观众，就续集不断。《激情燃烧的岁月》火了，就有《军歌》来赶场。如果说当年《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以及"样板戏"的重拍是完成政治使命，那么现在《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等电视剧解构"红色经典"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商业操作。

由于文化工业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无深度的、标准化的、易复制的、按照市场规律来进行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由此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程式化代替了作品的风格。大家知道，"程式化"与"风格"是两个不相同的概念。"风格"一词是针对艺术创造而言的，而"程式化"是对工业化生产特征的概括。艺术风格是在长期的艺术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并通过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体现出来的艺术家精神个性、艺术见解与审美追求等方面的独特性。它可以指艺术创造本身的创新性，还可以用来描述一批作品在某些方面具有的一致性。比如，语言在风格的形成过程中占有显要的位置。对于歌德、雨果、狄更斯、斯汤达、托尔斯泰、海明威、鲁迅、巴金、老舍等一流的小说大师来说，人们甚至可以通过语言来识别其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风格可作为测定艺术创造是否成熟的标尺。或者说，风格是艺术的重要标志。随着文化工业的成批量生产和复制，艺术品越来越具有"程式化"特征。影视艺术的生产就是这样，其中美国好莱坞的类型电影最具代表性。好莱坞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商业为目的的大众文化产业，为了获得票房收入，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揣摩大众文化心理，迎合大众审美习惯。好莱坞电影制作者从深受观众欢迎的影片中寻找和归纳出一些成功的模式，并以此为模本大量仿制。人们熟悉的"西部片"、"喜剧片"、"惊险片"、"科幻片"、"战争片"、"爱情片"等等就是典型的类型影片。这些影片尽管情节公式化、人物定型化，却能呈现一种非常不同的价值，形成对大众的强大吸引力和诱惑力。与电影一样，为了迎合观众趣味，为了追求高收视率，为了攫取高额利润，电视在节目的类型化、程式化方面远远超过电影。其直接后果是"电视节目的类型化不但使得每一种类的节目在外部形式上整齐划一，而且在叙事套路、情节的常用母题、人物的原型化、人物关系的固定模型以及语法结构等诸多方面作出了严格规定，让大多数电视节目作者只能按既定的公式操作"。也就是说，文化工业生产的"程式化"是对风格的"否定"，也是对艺术的"反动"。问题在于，文化工业的"程式化"一旦渗入到小说创作当中，那必然引起小说创作方式的全面更新。

可见，小说是艺术，小说的创作要遵循艺术创作的特征和规律；影视也是艺术，但更重要的是一项企业，一种文化工业。艺术和企业的双重特性，使影视的创作方式成为一种充满对立和统一的矛盾复合体。影视一方面要遵循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还要适应文化工业的生产法则，这就使得影视创作陷入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在工业生产和艺术创作双重境遇中，影视为了找到自己的合理定位，正在寻求和建立一种既能维持其艺术特性又能符合其企业生产效益的创作和生产策略，以开拓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影视创作历史和现状都表明，审美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是影视创作的最高境界，却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可以说，影视创作是一个矛盾体的运动过程，其中包含着排斥、重组和妥协，必然以一方为目的，以削弱甚至牺牲另一方为代价。在市场经济的大前提下，影视固然不乏高度艺术化的精品，但更多地表现为对文化工业法则的屈从。因此，商业化、大众化、工业化、程式化的文化生产方式就成为影视的一种生存与发展策略。在影视的影响之下，小说的创作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一种新型的、影视式的、文化工业生产方式正在形成，商业化、大众化、程式化的文化生产方式正在改变着小说创作的现有法则，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创作方式正在被解构。

二、所谓"趋影视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从狭义上看，"趋影视体"主要指一种类似于影视剧本的小说文体，这种文体既具有文学性又具有影视性，是二者的高度结合的产物。

从广义上看，"趋影视体"是一种文化现象，指小说对影视的屈从和依附。"趋影视体"反映了人们对影视与小说关系的认识，即影视时代小说家关于小说、关于影视以及相互影响的思考，然后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作为叙事的小说文体。前者是小说的本体论，后者是前者的具体表现。

小说对影视的趋从，首先是一种自觉行为。它表明小说家对新兴艺术形式的向往和试图从中吸取艺术以丰富其表达方式的渴求。当电影先驱梅里爱、格里菲斯、爱森斯坦不满足于早期电影的杂耍品性，竭力从小说中寻求艺术营养的时候，包括当时世界一流小说大师托尔斯泰、高尔基、卡夫卡、海明威、德莱塞、沃尔夫、福克纳等人在内的一大批小说家已认识到电影的内在潜力和可能对小说产生的巨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小说家开始积极地尝试以自己的身份参与电影活动。比如，德莱塞和爱森斯坦有过交往并与好莱坞有过接触，小说家福克纳在制片厂当过编剧，海明威甚至打算与人合拍影片，等等。类似的从影经历在我国现代小说家身上也能找到。鲁迅的娱乐方式之一便是看电影，写影评成为他创作的一部分。张爱玲从小受电影艺术的熏陶，学生时代就开始影评活动。写小说成名之后，一方面从事小说创作，一方面写电影剧本，而且为"电懋"写电影剧本曾是她在美国生活困顿时期重要的经济来源。

由于小说趋从影视，小说中更多地融入了影视艺术的技巧、技法。苏联电影大师米哈伊尔·罗姆把托尔斯泰称为"最具电影性的作家之一"。他说："他在观察和倾听时带有你难以在任何其他作家，包括文坛泰斗身上找到的具体性。而细致观察、精确倾听--这正是电影!""在他的每一句话里，你都可以感觉到作家是从哪个角度看的、看到了什么，他是怎样听的、又听到了什么。因此，托尔斯泰写的任何一个场景从本质上说都是出色的电影剧本的一部分。"[6]与托尔斯泰一样，欧内斯特·海明威也被认为是电影化的小说家，他的作品《世界之都》、《乞力马扎罗的雪》、《丧钟为谁而鸣》等，追求环境描写的视觉造型、简洁明快的对话和蒙太奇结构，体现了鲜明的电影化倾向。同样，这种电影化倾向也在我国现代小说中体现出来，其中张爱玲小说具有代表性。就张爱玲小说而言，确实存在着一种竭力与电影艺术沟通的文学精神，体现了电影平民化、通俗化、影像性的艺术特质。其突出的表现在于：描绘世俗人生的情爱生活，营造有声有色的环境氛围，借鉴电影的艺术手段、技巧和语言等等。由于张爱玲小说在体现小说艺术叙事特征的同时，又充分发挥了空间艺术造型的优势，因此成为现代文学史上颇为独特的、具有"电影化"倾向的文本。应当承认，这些作品只是对电影技巧的借鉴和吸纳，在合理利用电影因素的同时仍保持着小说的独立品性。

随着影视艺术的蓬勃发展，特别是电视艺术崛起之后，小说的显赫地位被动摇，由文化艺术的中心走向边缘。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电视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铺开，显现了空前活跃的姿态。电视剧特别是电视连续剧的创作和播映，成为中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它对小说的冲击也越来越大。人们在抱怨电视剧挤占小说生存空间的同时，也认识到其对小说的正面效应。作为一种大众传媒，电视以其独特的优势对小说进行普及、推广，小说借电视剧的改编得到张扬。《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子夜》、《四世同堂》、《围城》、《红岩》、《林海雪原》、《新星》、《平凡的世界》等一大批古今小说在改编成电视剧后，收到强烈的社会反响。当代小说家已清醒地认识到，影视能够为小说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具有发展潜力的生存空间，影视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为小说提供了良好契机。比如，梁晓声在完成小说《年轮》后，并没有立即发表，而是选择电视剧《年轮》播出期间出版，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小说影视互动效应。又如，叶辛的长篇小说《孽债》，初版发行2万册，但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之后，小说几度重印，印数高达25万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影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小说乃至作者的命运和前途。周梅森从1983年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沉沦的土地》开始走上文坛，十多年间一直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他的小说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才名气大增。从《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到《至高利益》、《绝对权力》，他的小说之所以拥有广泛的读者，固然与小说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关，但小说的电视剧改编所产生的效应也绝不可忽视。周梅森自己承认："过去我对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不太重视，有人要拍我的小说，我只是把版权卖出去就不管了，现在我感到虽然小说和影视是两回事，但是它们还是可以互动的。影视作品的影响面是很广泛的，对图书销售的作用也相当大。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的15部作品总共发行了不到10万册。而《绝对权力》至今已经发行了近20万册，《中国制造》的发行量累计达到了30万册。《国家公诉》更是第一版就达到12万册。"

对于大多数小说家来说，经济利益的驱使对小说改编更为重要。为了改编的便利，许多小说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已经在为改编作准备，这种准备不仅包括小说内容与形式的多个层面，甚至还涉及到影视艺术的技巧和技法。也就是说，当前小说创作除了为小说本身之外，至少还有另一个目的，即"为影视艺术而小说"。这就意味着，小说创作的自由度就有所限制，小说家在题材选择、主题表现、人物塑造、情节营造、语言运用等方面要考虑到未来的影视改编，甚至还要为导演、演员着想。这样，创作的双重目的，改变了小说创作的传统方式，形成了小说与影视文学的"共生"现象。事实上，这样进行小说创作的人绝不止海岩一个，刘心武、蒋子龙、路遥、柯云路、梁晓声、叶辛、邓一光、张宏森、周梅森、王朔、苏童、刘恒、莫言、余华、铁凝、刘醒龙、周大新、柳建伟、二月河等一大批小说家在创作中都自觉地对影视剧本流露出共同的兴趣，他们的小说具有了更多的影视性，成为当代小说创作的一道风景线。据《文汇读书周报》记者朱自奋报道：一批70年代作家积极接受影视对自己作品的改编，比如金仁顺、朱文颖、李修文、张生的作品都已经或将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朱自奋文章的标题叫做《70年代作家：为"张艺谋们"写作?》，这显然说明：新生代作家自一开始就已经自觉自愿地趋从影视。由此看来，小说与影视文学的共生，绝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或巧合，而是有其必然性的，两种艺术之间的共性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肯定地讲，小说与影视文学的共生绝不是短时间的只出现在这一历史时刻，而将要延续相当长的时间。如果当代的小说家都能从"象牙塔"里走出，去密切关注影视艺术的发展态势，借影视艺术之东风，那么当代中国小说与影视的共同繁荣将为时不远矣。

三、就文体特征而言，"趋影视体"主要表现为叙事的大众化和话语的程式化两个方面：先看大众化。

影视是一种大众文化，必然要求大众生产、大众市场和大众消费。从叙述对象上看，大众化就是要尽可能地选择贴近大众的生活。就电视来说，由于电视艺术深入家庭，所以电视剧演员实际上是与观众面对面地交流。这种直接交流是其他艺术形式所无法比拟的，因而电视剧艺术要求在选材上注重家庭性、日常生活性的题材。家庭生活、伦理关系或存在于人们身边的凡人琐事，更容易吸引观众。《篱笆·女人和狗》、《渴望》、《婆婆·媳妇·小姑》等电视剧之所以吸引观众，就在于它们能使观众产生亲切感。即便是写英雄豪杰、历史人物的作品，也同样要求在表现他们历史业绩的同时展示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戏说乾隆》、《康熙微服私访记》等电视剧所显示出来的贵族平民化的倾向，同样能给观众以生活化的亲近感。近年来的一些作品，或如《唐明皇》、《武则天》、《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重在对历史事件的重叙和历史人物的重塑，或如《女人不是月亮》、《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等专注于妇女命运的预测，或如《年轮》、《孽债》等执着于对知青生活的追踪，或如《苍天在上》、《天网》、《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等勇于对腐败现象的披露，或如《咱爸·咱妈》、《儿女情长》等热衷于新伦理价值的考察。这些作品用世俗的目光审视历史、现实、社会、人生，其艺术世界消融于读者的日常经验之中，向读者展示的是关于社会、历史、人生的一种经验形态，与人们所居住、所生活的经验世界存在着同构、对应关系。其显着特色在于对现实的忠实，它不改造生活，而是把生活复制、再现，从这些现象里面汲取那构成丰满的、生气勃勃的、统一的图画时所必需的种种东西。正如周靖波所说："由此看来，电视剧处理非日常性题材的重要手段就是传奇题材生活化、历史题材言情化、政治题材世俗化。"电视剧的大众化审美取向，成为当代小说创作的追逐的目标。比如，海岩的小说旨在满足大众读者的阅读期待，加之故事、情感、悬念的蓄意化操作，深得人心。

众所周知，影视艺术与小说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以影视文学为中介的。随着影视艺术的繁荣，大量的影视文学创作与小说改编，当代小说的话语系统正在进行重新建构，个性化、私语化、独白式的语言操作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影视文学的大众化、规范化、程式化话语系统正在浸染小说，促使小说进行话语系统重构。任何文学作品都有其特定话语系统，诗歌别于散文、戏剧别于小说、小说别于影视文学，就在于各自业已形成的话语系统。真正意义上的趋影视体小说意味着小说要服从于影视剧本的写作程式和叙事法则，小说与影视剧本之间的差异消失，小说的"味中之味"被消解。如梁晓声的《年轮》、张宏森的《大法官》、邓一光的《江山》、海岩的《玉观音》、郭宝昌的《大宅门》(第二部)等。这些作品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影视艺术商业化、大众化、工业化、程式化的创作特征。几乎在电视剧《江山》首播的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同名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与其说是小说倒不如说是电视剧本，从生产方式到文体特征上都明显的影视性。对此，作者邓一光作了如下说明："这(指小说《江山》)原是一部电视连续剧的剧本，作为影视工业生产中的一环，写作时采用了接近工作台本的简捷做法，没有人物状态描述，基本没有场景描述，离着文学本很远，几乎就是一个分镜头台词本。原本未打算出版，只是试图给导演和演员们讲述一个故事，以便他们在二度创作时有所凭借。后来出版社索要这个故事，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作了些简单的体例变动和部分场次及内容删节，成了现在这个版本。"可以看出，这类小说作为影视生产的副产品在创作方式上具有程式化的特点，正如约翰·霍华德·劳逊说："现代的工业生产过程吞没了艺术家的技巧，使艺术家的意愿都不得不迁就机制品的统一规格。当我们今天来谈论电影创作的理论和技巧时，我们所谈的其实是商业机构的''''创作活动''''。"而从作品的语言层面上看，可视性的描写、人物对话、蒙太奇结构等颇具影视剧本特征的语言操作，使众多的文学接受者在小说与影视剧本归属问题上犹豫不决。这是一种介于影视剧本文学和传统小说之间的文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影视时代审美取向的新小说。应当指出的是，影视剧本的话语系统渗入小说势必导致小说话语系统内部的矛盾，而影视时代的小说家正是在话语系统内部的冲突与矛盾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出现的矛盾并不是小说家的自觉选择，而是相反，小说家正在十分艰难地进行着小说话语系统的重构，正试图"压抑""克服"乃至"统一"其间的矛盾冲突，试图将矛盾的双方予以弥合与协调。现实的情况是，矛盾的紧张性一直存在于影视时代的小说创作中，一旦这种紧张性变得平和，达到真正的"弥合"与"谐调"，小说的局面无疑将会有新的拓展。

另外，还有一种小说创作情形需要注意，即小说创作于影视作品之后，可称作小说的"后生"现象。所谓"后生"，是指小说家在影视作品基础上进行的再度创作，也可以说成是影视作品的小说改编。在创作中，小说家以影视作品为蓝本，一方面根据自己在欣赏影视作品时的心理感受对其视听元素进行文字描述，另一方面还要遵循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通过想象、虚构等手法对影视作品进行艺术加工。这是一个将影视作品转化为文学作品的过程，也是视听符号向文字符号转换的过程。早在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被称作"电影-小说"的小说类型，代表作是《纽约的秘密》(1915)和《吸血鬼》(1915-1916)。"电影-小说"产生于电影之后，又与电影同步发行。当时的情形是：影院放映电影，日报上随之以连载小说形式发表电影故事，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从此以后，"电影-小说"逐渐发展成西方文学中一个拥有广泛读者的小说类型。比如，人们熟悉的美国大片《廊桥遗梦》、《侏罗纪公园》就有小说紧随其后。近几年来，"电影-小说"、"电视-小说"在我国已成迅猛之势；有电影《刮痧》，就有小说《刮痧》；有电影《大腕》，就有小说《大腕》；有电影《英雄》，就有小说《英雄》；有电影《手机》，就有小说《手机》，等等。这些"影视同期书"的出版发行，表明导演与小说家、影视发行部门与出版商已经建立了互利、互惠的良好合作关系，也表明影视与小说两种艺术之间互动机制的进一步认定。一般来说，这些"后生"作品，仅仅是影视作品的文字描述，类似于常见的商品说明书。绝大多数作品出自于编剧之手，想象、虚构的成分差，文学性不强。

应当看到，"趋影视体"小说创作遵循工业化生产的法则，与小说的个人化创作传统是相悖的。"趋影视体"小说不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集体劳作的结果。在创作过程中，小说家变成了文化工业中的一台机器，其创作活动被纳入工业化生产流程，思维、想象、联想、感悟等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一句话，这种创作是不自由的。从作品本身看，大众化、通俗化的题材，类型化、定型化的人物，公式化、类同化的情节，都表明工业生产的程式化正在取代作者的独创性。从艺术手法上看，普泛化的影视技巧成为压抑人、奴役人、摧残人的巨大力量，小说家成了技术工人，小说失去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人文情怀，不再是"诗意栖居地"。比如，在语言运用上，冷冰冰的字眼加上机械化垒砌，已失去了语言的魅力。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说："文化工业禁止反对和攻击它的艺术作品，积极确定自己的语言的句法和词汇。长期不断的强制制度，只是产生了一些与旧模式联系在一起的新效益，只不过是增加了一些可以出版没有什么具体效益的作品的权力的补充规则。从出版的一切作品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些作品都是一目了然地采用了规定的语言。"所有这些都说明，影视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已深入小说创作的各个环节，是福是祸，现在作出判断为时尚早。

影视艺术论文篇5

当代影视艺术创作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繁荣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促进人与社会自由、全面发展，坚持以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美学理想去确定自己的发展方位。在当下影视艺术创作与人民的关系上，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辨析：一是影视艺术的与美感、养眼与养心的问题；二是影视艺术的收视率（上座率）与收视质量（票房质量）问题。

【关键词】影视艺术文化建设美学定位

屈指算来，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从恩师钟惦棐先生和朱寨先生学习电影美学和文艺评论以来，我开始以文学、影视艺术为人生，已近三十个春秋。如今，惦棐恩师辞世，也整整二十年了。缅怀恩师，教诲难忘。尤其是他那篇于1979年“写肿了脚”的两万余言的传世檄文《电影文学断想》①，深刻而犀利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电影艺术发展史上的经验教训，每读一遍，都有新悟。恩师在《电影策·序》②中曾坦言：“我的命运、年华、健康和可以用作思维的精力，即心之所关，气之所宗，命之所托，喜怒哀乐之所以由生，也都在这里了。”我虽不才，但积三十年的经历和教训，亦感慨良多，理应有所反思和交待。因为，经历是一笔财富，教训乃一种资源。于是，我在实践与读书的同时，启动拙脑，效法恩师，思之想之。想而断，断而想，陆续记下些许管见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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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想到的，是影视艺术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及美学建构中的定位问题。

记得上世纪早期，伴随着人类工业革命的行进，作为苏维埃红色政权伟大领袖的列宁就曾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明确表示过：“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③。究其缘由，是因为电影这门新兴的视听艺术，凭借着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成果，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视听觉，创造了放映厅里虚幻的影像世界，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思维方式，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新奇的艺术感染力。列宁是看重电影艺术的教育功能和美学效应的。如今，历史跨入新世纪、新阶段，伴随着信息革命的深入，电视艺术凭借着现代化电子技术普及的优势，以其覆盖面之广、影响力之大、渗透性之强，更深刻地解放了人们的视听觉，创造了进入亿万寻常百姓家的空前广阔的影像新世界，改变着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思维方式，在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和美学建构中发挥着别的文艺形式难以企及和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电视艺术生产和消费大国。这正如一部中国文艺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一个时代，往往会形成一种主要的文艺形式彪领这个时代的审美思潮，楚之辞，秦之文，汉之赋，晋之字，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清之小说，都是如此。这些在各个时代分别创造了辉煌的文艺形式，交替繁衍，互补生辉，传承着中华民族的艺术生命和审美思维。电视艺术是一门全新的当代文艺形式，具有独特的艺术品质和审美优势，其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任务艰巨。它要真正成为彪领当今审美思潮的时代艺术，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无论是秦文汉赋，还是唐诗宋词，抑或是明清小说，之所以能彪领一个时代的审美思潮，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们都吸纳了所处时代纵横双向各种文艺形式创造出的审美思维成果，并在交融整合的基础上勇于创新。惟其如此，从中华民族审美思维发展的历史长河看，功不可没，其作用是积极的。当今的影视艺术，是否真正自觉吸纳了中华民族优秀审美传统的营养和我们所处时代百花齐放的文艺形式所创造出的有价值的审美思维新成果呢？这的确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必须深思和回答的严峻课题。

我的回答是：不很理想，不尽人意。电影过完了它的百岁诞辰，虽然曾拥有过数次辉煌，尽管当下年产故事片可望逾300部，创下了历史新高，但其中真正能在电影院线或电视台播放与广大观众见面的，却仅有十分之一左右（2005、2006两年参加“百花奖”评选的影片，即票房收入达500万元人民币或在电视台播放观众人次达2000万的共49部）。电影观众的年上座人次已从上世纪80年代最高达到293亿、即平均每人每年看24场电影，下降到2005年的年上座人次仅2亿多、即平均每人每年才看0.2场电影④。电影与人民的关系，可见一斑。几部大片、贺岁片喧嚣炒作，畸形地占据了年票房的一大半，但从题材内容到风格形式，似乎都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相悖，更何谈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电视艺术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从总体上说，还是平庸之作多、精品力作少。大量思想品位不高、文化内蕴稀薄、审美格调低下的作品作用于广大观众的鉴赏心理，所营造出的，势必是一种肤浅、浮躁、畸形、油滑的群体性审美定势。这对于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素质，显然带来了负面效应。

成就显著，不说跑不了；问题不少，不研改不了。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讲话》），是新世纪新阶段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纲领性文献，当然也为我们检视中国影视艺术创作现状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和理论武器。遵循《讲话》精神，对自己亲历其间的影视艺术创作现状认认真真来一番断想和反思，很有必要。

2

同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刻指出：“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⑤他审时度势，把“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确定为“现阶段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确定为“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庄严使命”⑥。这些精辟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文艺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的重要内容。

在“和平”、“发展”成为两大主题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乃至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力的竞争。且看“二战”后的德国与日本，作为战败国，当时已被“收拾”得可谓家底几近崩溃，但如今，凭借着民族的文化力，又挤进了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相反，非洲某些国家，尽管早就独立了，但民族缺乏深厚的文化力，至今仍未摆脱贫困。文化是“化”人的，只有靠文化把人的精神素质“化”高了，有高素质的人，方能保障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影视艺术作为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从自觉承担“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的庄严使命的高度，举起先进文化、和谐文化及其美学理想的旗帜，去找准自己的发展方位。

发展方位，事关根本。这是个导向问题。说穿了，就是要明确发展当代影视艺术的宗旨。影视艺术是艺术，是人类以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的独特形式。人类究竟为什么在以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哲学的诸种方式把握世界之外，还离不开以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当代人为什么在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中还需要观赏电影、电视艺术节目？原因很简单，但也很深刻。那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乃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种高级形态的理性情感动物，有着独特的精神家园需要坚守。艺术是人类情感的载体，惟有通过审美方式把握世界，惟有通过文艺创作、鉴赏和批评活动，始能陶冶情感，净化灵魂，升华人格，从而坚守人类神圣的精神家园，促进人与社会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同志精辟阐述的：“文艺历来是陶冶人们道德情操、抒发人类美好理想、丰富人们艺术享受、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领域。”⑦当代影视艺术创作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繁荣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促进人与社会自由、全面发展，坚持以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美学理想去确定自己的发展方位。

3

勿庸讳言，当今影视艺术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以同志在《讲话》中对“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寄予的，“都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积极投身讴歌时代的文艺创造活动”⑧的殷殷厚望来检视，的确还存在诸多不足。

我们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只有与时代同步伐，踏准时代前进的鼓点，应和时代风云的激荡，领悟时代精神的本质，影视艺术才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强大的美学感召力。反观几乎称霸当今影坛的影片，从《英雄》到《十面埋伏》，从《无极》到《夜宴》等投资上亿万元的所谓豪华“大片”，虽然其在制作上的精致令人称道，但确实大则大矣，徒有形式，其思想之贫乏、内容之空洞、故事之玄虚，真叫人不敢恭维。看近几年来炒得沸沸扬扬的从《甲方乙方》到《手机》，再到《天下无贼》等“贺岁片”，其“贺岁”的娱乐功能自然有人嘉奖，但其精神旨趣、美学品位恐怕都与时代精神相距甚远。记得近年，日本人也曾来我国选购“贺岁片”，结果选中了吴天明导演的反映我国海尔企业艰苦创业并走向世界的奋进史的《首席执行官》。在日本放映时，东京街头的广告词是：“看，中国人在怎样崛起！”可见，日本人在“贺岁”之时，并不忘记提醒国民注重周边环境和学习创业精神。而我们呢？几乎都眼睁睁地盯着一位导演的作品逗大家笑。贺岁之际，“笑”无疑是很需要的；但如果一味求“笑”，淡忘了求真、求善、求美，淡忘了时代的使命和社会的责任，那么，就会沦落到只会笑而不知道为什么笑的境地——那便是国家和民族在精神上、美学上的贫困和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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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在《讲话》中还号召“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反映人民心声”⑨。这，对于影视艺术工作者说来，尤为重要。惦棐先生就多次说过：电影与人民、与观众的关系，“无疑是第一性的问题，不仅和思维，甚至和血肉联系在一起的”⑩。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是文艺创作（其中当然包括影视艺术创作在内）的丰厚土壤和源头活水。同志指出：“一切受人民欢迎、对人民有深刻影响的艺术作品，从本质上说，都必须既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都必须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11]检视当下影视艺术创作与人民的关系究竟处理得如何，我以为关键的一条标准，就是看是否真正做到了“既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要真正做到“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培养和增进对人民的真挚感情，坚持以最广大人民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入乎其内，故有生气”，通过作品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为人民创造美；要真正做到“引领人民精神生活”，就必须坚持先进文化、和谐文化及其美学理想的引领，站在时代审美思潮的先头，“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用优秀作品去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提升人民精神境界和审美情趣，促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影视艺术求美，而美是和谐。求美的影视艺术实在与和谐相通，理应发挥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心学”作用，努力以审美方式在荧屏上传播和谐理念，张扬和谐精神，充当人民心灵的“剂”和“减压阀”，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

当下影视艺术创作与人民的关系，或曰与人民美学的关系，相当集中地体现在如何处理“反映”与“引领”这两者间的辩证、和谐、统一关系上。这里，我感到有两个突出的问题需要加以辨析——

一是影视艺术的与美感、养眼与养心的问题。

影视艺术创作是人类的审美活动。“在今天，审美也就是对现代化社会的前瞻，是人的再塑造，是对人类历史上一切文化成就的批判继承即扬弃，是对永恒的追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审美就是对平衡、完整和真实的渴望；是对健全人格的渴望；是对获得一种适度感和良好判断力的渴望。”[12]既是审美，影视艺术当然要给人以视听感官的。绕过，那是说教，不是艺术，也非审美，但止于，尤其是止于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那也不是艺术，亦非审美。真正的艺术，尤其是优秀的艺术，理应给受众以，并通过达于心灵，令受众在愉悦的基础上进而获得认识上的启迪、灵魂的净化和精神的升华，即由而产生美感。这时，人心便获得了一种因审美而致的和谐之美（这种和谐美感有时呈现为宁静，有时表现为振奋；有时悲伤，有时喜悦）。但时下有一种为某些电视选秀类、低级搞笑类电视节目和“杀声震天、血流成河、拳枕相交、三角乱恋”类的“娱乐片”电影提供理论依据的所谓“美学主张”，认为历史已经跨入“后现代”，人类的艺术尤其是影视艺术，就是为了“生产快乐”，就是为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营造“视听奇观”，给观众以视听感官的震撼和刺激。在这种“美学主张”的推波助澜下，荧屏上原本在幕后充当配角的技术在营造“视听奇观”的喧嚣声中冲到前台，以声光电波成为了主角和主宰，使神韵、意境和意象这些中国艺术精神的灵魂都纷纷让位于五光十色、眼花缭乱的视听感性刺激，艺术本体越来越萎缩。电视艺术在拥有了广阔疆域（它几乎能与源远流长、五花八门的各种文艺门类结缘而产生新的电视艺术形式）和广大观众的同时，逐渐失去了本应具有的艺术个性和审美优势。电视艺术节目（如MTV和某些综艺晚会等）越来越注重以感官刺激征服观众，以至逾越了艺术美的界限，日益庸俗化和快餐化。电视“大片”、“贺岁片”和某些“娱乐片”在美学追求上的泛化、浅表化和媚俗化，以及某些影片的社会主义美学理想的沉沦、人文精神的衰退、历史理性的匮乏、道德底线的崩溃，也都是明摆着的事实。

问题的症结在于：与美感、养眼与养心的“度”的和谐把握，实质上关乎影视艺术能否真正高举“人民美学”的旗帜，能否在审美上真正“引领人民精神生活”，从而真正代表提升人民群众精神素质的根本利益的原则问题。适“度”则和谐，升美感，养眼更养心；过“度”则不和谐，成宣泄，养眼变伤情。实践反复证明：人类生理感官的过度必然造成精神深度的痛感，无节制的感性刺激必然造成审美心理的失衡；伴随着观众视听感官生理上的过度享受，其精神上的美感和反思能力势必衰减。古语云：“乐不在外而在心。心以为乐，则境皆乐；心以为苦，则无境不苦。”不久前，总理赴医院探望季羡林先生并讨论构建和谐社会时，季羡林先生强调“人自身内心的和谐最为重要”，其深意正在于此。影视艺术若一味凭借科技手段营造视听奇观、宣扬声色犬马或胡诌搞笑，那就只能止于和养眼，只能乐其外而决不能乐其心。心乐受用一世，眼乐仅在一时。影视艺术之美，不在迎上合下，而在引领观众，化人养心。恩格斯曾借论德国的民间故事书谈到文艺的使命。他说：“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13]民间故事书的使命如此，当代影视艺术的使命亦然。人民的影视艺术工作者，理应胸怀人民的美学理想和审美期待，辛勤劳作，奋发进取，充分发扬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民奉献出养眼养心、“目击道存”的美的精品力作。

二是影视艺术的收视率（上座率）与收视质量（票房质量）问题。

这也是影视艺术与人民直接攸关的敏感问题。面对市场，电影看重上座率，电视艺术看重收视率，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再优秀的影视艺术作品，倘若受众甚少，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乃至美学效应均难以充分实现。但是，现在却流行着一种“收视率（上座率）至上”的做法，窃以为很不可取。譬如，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日子里，导演丁荫楠积二十年来之创作成果，拿出《孙中山》、《》、《邓小平》、《相伴永远》（李富春与蔡畅）和《鲁迅》这五部力作，以《时代·伟人》为题举办电影周，献给党的生日。这当然是大好事，伟人集中体现了所处时代民族思维的最高成果，通过银幕塑造的成功艺术形象为当代人民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的精神营养，何乐而不为呢？但奇怪的是，耗用民资建起来的电影院线却偏偏不愿举办这个电影周。理由便是“上座率不高”。结果，北京朝阳区的一家“紫光影院”单独承办了这个电影周。与举国院线、大小影院形成合力“炒作”某些“大片”和“贺岁片”的情势相比，这能不发人深省吗？

首先，如何科学地看待和认识收视率（上座率）？据我所知，电视节目的收视率，目前主要由两家最火的外来专业机构——索福瑞公司和尼尔森公司统计。大概由于统计的方法和采样范围的差异，对于同一节目的收视率的统计结果这两家公司也常不一样。究竟谁的统计更接近真实呢？有没有比这两家公司更为科学的统计方法呢？这些都令人存疑。至于电影的票房上座率，拿某些“大片”、“贺岁片”来说，恐怕主要靠的并不是作品自身的思想内涵、文化品位和审美价值，而是靠艺术之外的商业营销炒作——用“唯美主义”夸张渲染的广告感性符号和媒体全方位的狂轰烂炸去吊高大众胃口，诱人掏腰包进入影院，改变人们正常的审美标准——而这一切，又都是在“赵公元帅”的指挥下进行的。这种时髦的强势炒作，炮制符号的虚拟价值，造就视像文化的符号霸权，以至操纵影像世界，强占大众视觉，扭曲文化价值，改变审美定势，达到攫取商业利润的最终目的。王元化先生对此看得很透，他在给笔者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艺术倘使也像股票一样，以炒作来提高价值，陷入市场化的泥沼，那也就是艺术没落的开始。”窃甚以为然。

再进一步，须辨清收视率（上座率）与收视质量（上座质量）并不是一回事。当然，我们热切期盼有越来越多的像电影《张思德》和电视剧《长征》以及像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这样的电视艺术节目，其收视率（上座率）与收视质量（上座质量）相一致，都很高。但是，确实也还存在不少这两者并不一致的情况。比如，有的“大片”尽管上座率很高，但许多观众步出影院便大呼上当。有些选秀之类的电视节目，十分火爆，收视率很高，但对广大青少年观众来说，虽获得了视听感官的强烈刺激和，但并未获得正确的思想启迪和艺术美感，反而多少滋生了“一夜成星”、“一夜致富”的梦想，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相反，也确有一些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都很高的影视艺术作品，如某些经典电影和《瞿秋白》、《南行记》这样的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历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位置的精品电视剧，其收视率（上座率）可能一时并不高，但这些优秀作品的观众却能从中得到宝贵的思想启迪和精湛的审美享受，其收视质量（上座质量）可谓高矣！而且，可以预期，这些作品的生命力强大，通过译介，重播重放时一定会滚雪球似地吸引越来越多的观众。可见，没有收视率（上座率），固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收视质量（上座质量），但有了高收视率（上座率），却未必就一定会有高收视质量（上座质量）。收视率（上座率）虽高而收视质量（上座质量）并不高与收视率（上座率）虽一时低而收视质量（上座质量）并不低的矛盾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对此理应作出清醒、自觉的具有文化眼光和美学眼光的明智选择。

一部绚烂多彩的人类文艺史，历来就存在着这种虽在问世之初受众面不广而历经时间洗礼终验证为经典的传世佳作。荷兰画家梵高的杰作，主要就是在他度完不长的三十七岁人生之后才被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其独特惊人的艺术审美价值的。曹雪芹的《红楼梦》在“十年辛苦十年泪”完稿之初，不也就是脂砚斋几个友人传来抄去吗？但历史是公正的，《红楼梦》作为人类的文学经典，一版再版，历久不衰，不仅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的世界读者，而且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红学”研究家。倘按照如今流行的“收视率末位排除法”，恐怕连梵高的绘画和《红楼梦》都很可能在当时就被“排除”掉了！

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好收视率（上座率）与收视质量（上座质量）之间的辩证关系，说到底，就是要解决好影视艺术与人民的关系，即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要坚持在积极适应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的和谐文化需求和多样的审美需求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国民的整体精神素质和美学修养；要在坚持提高国民的整体精神素质和美学修养的前提下，积极适应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的和谐文化和多样的审美需求。消极适应，势必强化观众群体中尚存的落后的鉴赏情趣；而这种情趣一旦得到强化，又势必反过来刺激那些盲目的文化创作者生产质量更为低下的精神产品。这样，便会出现一种不和谐文化——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的二律背反（恶性循环）。那岂不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背道而驰了吗？

与收视率（上座率）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科学认识并清醒追求观赏性的问题。面对市场，影视艺术创作于思想性、艺术性的要求之外，又新增加了观赏性的要求。但是，由于对观赏性缺乏科学的界定和认识，因而在追求观赏性时出现了相当普遍的盲目性，给媚俗倾向打开了方便之门。对此，我已另有专文表述拙见。这里只想扼要阐明：第一，观赏性乃是属于接受美学范畴的概念，它虽然与属于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有一定联系，但主要是取决于观众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以及作品与观众发生关系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审美空间的一种综合效应，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地而迁的，所以必须科学认识观赏性。第二，按照范畴学的规定，什么范畴内的问题，应主要在什么范畴内解决并同时注意到与其他范畴内相关问题的联系，所以，观赏性问题理应在接受美学范畴内解决，即通过提高观赏者的影视文化修养和审美鉴赏能力以及净化鉴赏环境来解决，如果把观赏性问题推到创作美学范畴里让创作者单方面去解决，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第三，把分别属于不同美学范畴的概念笼统放到一起进行推理判断，即把隶属于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与隶属于接受美学范畴的观赏性放到同一平台上推理判断，要求“三性统一”，在逻辑上欠科学。而理性思维上的失之毫厘，势必导致创作实践中的谬以千里。这也已为多年创作实践所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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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临终前曾深刻总结“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工作经验和人生智慧。他指出积百年之经验，知识分子代代相传的文化接力棒上镌刻的四个大字是：“文化自觉”。他以“十六字经”来诠释这种可贵的“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以此至理名言衡量当今影视艺术创作之美学追求，极有裨益。

“各美其美”，就是说，要自觉继承发扬本国度、本民族、本地区优秀文化传统之美，珍视资源，突出特色，并与时俱进。影视艺术的发展，基础在继承，关键在创新。继承与创新，是影视艺术健康繁荣、生生不息的两个重要轮子。“不善于继承，没有创新的基础；不善于创新，缺乏继承的活力。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往往是最好的继承”[14]。《诺玛十七岁》、《花腰新娘》等云南红河电影的成功经验，正在于既承传着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的审美特点和优势，又创造着新颖鲜活的内容和形式。相反，那些专门以叔嫂、母子畸恋之类的荒诞故事去迎合某些西方人的偏见和猎奇心理，并受到某些国际电影节邀赏的电影作品，那些脱离国情，数典忘祖，东施效颦，不以“己美”地照搬西方的偶像类、选秀类、竞猜类电视节目，则背离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也背离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伦理道德和审美准则。

“美人之美”，就是说，要自觉借鉴、吸纳其他国度其他民族其他地区的优秀文明成果，开拓视野、广采博收，并为我所用。电影原本就是舶来品，电视艺术又最能纳天下之精华，因此“美人之美”尤为重要。但鉴别“人美”，必须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来决定是否吸纳。比如电视艺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严格区别公益性电视台与商业性电视台的不同职能及其播出节目的内容。日本的公益性电视台NHK就连广告都不容许带，它是靠纳税人的钱支撑起来的，使命便是宣传国家精神和民族精神；至于商业性的富士电视台，那就一切以盈利为目的来选择播出的内容了。中国的各级电视台，虽然都兼有公益性职能和商业性职能，但是都必须坚持“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15]的正确导向。倘有一家电视台，为了争夺更多的广告“蛋糕”，把西方商业电视台大赚其钱的电视节目从内容到形式都生吞活剥地移植进来，国内的电视文化生态环境就会遭到破坏。于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那些缺乏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和文化自觉意识的电视人就会竞相效尤，蜂拥而上。从“超女”到“超男”的演进，不正是如此吗？

“美美与共”，就是说，要自觉将“己美”与“他美”交融整合，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并加以创新。“与共”的过程，就是“己美”与“他美”互补交融、整合创新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谐文化之美的过程。影视艺术在这方面大有用武之地。

“文化自觉”意识，对于影视艺术说来，主要体现为坚持先进文化、和谐文化的审美理想的自觉意识。影视艺术的领导者有了这种意识，就能造福于民，繁荣荧屏；影视艺术的从业者有了这种意识，就能心明眼亮，多出精品。反之，则会污染荧屏，误人子弟。“文化自觉”意识，归根到底，源于哲学思维上的自觉。要自觉匡正那种长期影响我们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单向哲学思维模式，而代之以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在以人为本前提下的全面、辩证、发展的哲学思维：既要防止把影视艺术简单地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以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又要防止把影视艺术简单地从属于经济，以利润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既注重影视艺术与市场联姻后带来的文化增殖、财力增加和文化成为综合国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正面效应，又注重防止片面的利润诱惑和拜金主义、技术至上主义等带来的对影视艺术的不良影响；既注重市场选择功能和自娱、互动形式对提升观众参与程度的积极作用，又注重防止其中可能产生的误导与遮蔽——传达民意偏差，迎合低级趣味；既注重文化产业价值观以各种创新要求和相应的名利回报给影视艺术创新带来的新的动力源的积极作用，又注重防止市场导致娱乐至上、作秀时尚和影视艺术的泡沫化、浮躁化、浅薄化，以至降低国民素质和审美情趣……所有这些，都源于哲学思维上的自觉与创新。我们必须自觉地从这个根本上下功夫，去推动中国影视艺术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①钟惦棐：《电影文学断想》，载《文学评论》1979年第4期。

②⑩钟惦棐：《电影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第3页。

③转引自《电影的锣鼓》，载《文艺报》1956年第23期。

④也许有人把此归结为今天人们文化生活方式多样化所致，但事实绝不尽然。如当今美国，文化生活亦甚多样，但据统计，平均每人每年看电影为6部，为我国的30倍。

⑤⑥⑦⑧⑨[11][14][15]：《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第4页，第5、6页，第2页，第7页，第8页，第9页，第5、6页。

[12]聂振斌等：《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

影视艺术论文篇6

影视艺术的有四个基本特性。一是：视觉和听觉形象。影视艺术是视听艺术，电影电视都是通过画面和音箱，直接诉诸于人们的视觉和听觉，产生占83%的视觉形象和占11%听觉形象以及二者合一的银幕形象，进行叙事、抒情、表意，给人们以艺术的享受和审美的愉悦。二是时间和空间艺术。影视艺术既是空间艺术，同时又是时间艺术，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综合体。电影电视都是时间的移动中展示空间，同时又是在空间变化中展示时间，二者联系紧密，不可分割。这种时间和空间的复合，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综合，是影视艺术的又一基本特性。三是逼真性和运动性。影视是“活动的照相”既能逼真地再现生活，又能生动地表现生活的运动状态和主体动作。逼真性和运动性是影视与生俱来的的本性。艺术家要努力发挥影视艺术的这一特性，将影视片拍的真实、生动、精彩。影视剪辑也要运用剪辑技术剪除虚假，剪出动感，剪辑出内在的真实与外貌逼真高度统一的影视片。四是综合性和艺术性。影视既是现在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又有人类文化艺术发展的结晶。影视是新兴的综合艺术。科技是影视发展的决定因素。因此，综合性和技术性也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把握的。

一、剪辑在影视创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剪辑，作为影视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在电视电影的发展过程中应运而生，独立出现并逐步完善的。同时剪辑艺术的进步，又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影视艺术的提高和发展。影视剪辑的功能和作用，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即：正确、合理、高明的剪辑，能够增强影视片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反之，错误、平庸、低劣的剪辑，就会减弱甚至破坏影视片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2.剪辑（Filmediting）是电影的后期制作流程之一，是由电影剪辑师将前期拍摄的视觉素材与声音素材重新分解、组合、编辑并构成一部完整电影的过程的总称。电影剪辑要处理的最基础问题，是镜头与镜头之间的时间和空间关系。而剪接（cutting）指胶片的具体工艺处理，蒙太奇既指镜头组接的艺术技巧，又常指由剪辑而获得的艺术效果，但在有些国家，蒙太奇也是“剪辑”的同义语。

将一部影片拍摄的大量素材，经过选择、取舍和组接，最终编成一个能传达创作者意图的作品，是电影创作的主要组成部分、一部影片从拍摄到完成的一次再创作。

早期阶段的电影只是将舞台剧原封不动地拍摄到胶片上，实际上是舞台剧的活动照相。20世纪初，从美国电影导演格里菲斯开始，采用了分镜头的拍摄方法，将内容分解为一个个不同的镜头分别拍摄下来，譬如用近景、特写等镜头来突出细节，用全景、远景来介绍环境，用一系列短镜头的快速转换来制造气氛和节奏，从而使电影摆脱了舞台剧活动照相的框框，成为一门独立的现代艺术，也由此产生了剪辑的艺术。

EdwinS.Porter一般被认为是最早发明剪辑的电影导演之一。爱迪生公司早期制作的电影多是静止拍摄的短片，随着电影长度的逐渐增加，EdwinS.Porter拍摄了里程碑般的TheLifeofAnAmericanFireman（1902）。第二年他拍了TheGreatTrainRobbery，现在被当作早期剪辑术的范例。

二、结论

影视艺术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影视艺术，功能，嬗变

 

艺术功能问题是研究和探讨艺术现象的基本理论命题之一。近年来，随着网络影视等新媒体艺术类型的兴起，艺术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影视艺术的历史虽只有百余年，但它正以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为依托，借助于融合各种传统艺术形式的长处，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影视艺术的的功能体系也在发生嬗变，我们很有必要对这种现象进行探讨和思考。

一、当代影视艺术功能的嬗变

当代影视艺术功能的嬗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功能潜导化

“一切意识形态都为它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服务。”在西方，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强调“诗人和故事作者的作品”须对城邦有益，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明确指出艺术的目的是善，即城邦的“正义”、中间层奴隶主阶级的“共同利益”。到了中世纪，艺术成为神学的附庸素质教育论文，变成了为宗教服务的工具。在中国，由于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环境的需要，以及受苏联艺术思想的影响，艺术为政治服务在20世纪的中国基本上处于独尊的地位，全民族都在寻求光明的政治出路，文学艺术被纳人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构系统中发挥作用，成为政治工具。到了20世纪90年代，从上到下全社会转移到市场经济上来，民众对自身实际利益的关心更甚于对政治的关心，影视艺术的政治功能的中心地位逐步消解，功能体系发生了嬗变，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功能的潜导化。然而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的思想感情及兴趣爱好都不是与社会政治无关的。时下即使一些“休闲影视”，如以吃喝玩乐等休闲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其功能也未必止于休闲娱乐，未必与政治无关。所以说，政治功能的潜导化绝不意味着影视艺术政治功能的丧失，只是在以审美为中介的艺术功能体系中，政治功能失去了以往的核心地位，它只是或隐或显地渗入影视艺术之中。

2、经济功能商业化

影视艺术的经济功能，是指影视艺术产品的生产能够创造价值，并通过产品流通和交换带来经济效益的功能。中外历史上影视艺术创作者利用其商品属性，实现其经济功能的例子不胜枚举论文的格式。例如：张艺谋的《英雄》以及经典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都取得了惊人的票房。影视艺术经济功能的发挥有利于调动影视剧编导的积极性，能够为影视艺术生产提供较为丰厚的物质、经济条件，因而有利于影视艺术生产的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素质教育论文，其经济功能会变得更加强劲化，甚至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直接助推器。影视艺术的商品属性决定了其具有先天性的经济功能，但影视艺术作品并不应寻求直接的实际利益的满足，而应通过情感、形象、幻想的方式使人们在生产中建立精神上的牢固联系，以便相互合作，间接促进生产的发展，所以影视艺术创作主要在其艺术价值，没有艺术的结晶，作品的经济价值就无法实现，艺术性是实现经济价值的基础。

3、娱乐功能消费化

休闲娱乐功能实质上是艺术审美功能作用于欣赏者心灵而产生的实际效用。这不仅给处在快节奏生活当中的人们提供了轻松愉悦的精神享受，而且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审美趣味和审美风尚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在当代审美文化图景中，影视艺术正以人们文化消费主产品的方式进人人们生活和心灵的腹地，我们无法抗拒它的吸引力，更无法把我们的生活和它完全隔开。影视正是这样一种由媒体传播的通俗文化，它具有“通俗文化”的所有文化共性，是一种文化休闲意义上的“通俗文化”，欣赏影视艺术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休闲娱乐时尚。人们不再渴求从文艺中寻找永恒的价值和意义，而更习惯于“一次性消费”。

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使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感性审美浪潮。人们在享受巨大经济实惠的同时，更进一步注重满足和充实精神生活，开始渴望美的生活。影视给人们带来了绚丽的画面、神奇的色彩，使人们时刻涌动着的体验魅惑可感的形象的消费欲望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素质教育论文，所以当代影视才不断地通过对观众无意识审美需求的调用，为大众不断地制造着快乐原则的狂欢节。影视使当代大众感性审美的文化心理得到了满足，影视欣赏成了一种具体化了的文化休闲行为。它不仅是能够在电影院和客厅里享受感知经验的行为，而且是实现人们与现实世界更大程度地磨合的日常生活的文化形式。所以影视欣赏对于人们来说，既是平常的观看体验，又是一种可以自由舒展的文化休闲行为，这正是影视独特的魅力。

另外由于影视艺术的虚拟性和假定性而具有一种特殊的心理补偿替代释放效应。对于处于快节奏和紧张生活中的现代人来说，人类的感情在强制性的社会规则中处于高度压抑状态，艺术的这种效应成为拯救自己的一种方式。影视不断地为真实世界中的观众制造一个又一个虚幻的影像世界，让人们在不断的情感流泻中释放着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所以，影视已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情感体验形式展现于当代审美文化现实之中。时下更多的观者偏重于选择娱乐性、趣味性、情节性强的影视作品，甚至寻求某种刺激以实现替代性欲望的直接满足，在快节奏高压力的时代这种效应多半是有益身心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的。人们通过补偿替代效应超越了现实障碍，象征性地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得到潜意识的宣泄、释放和满足。

二、对于影视艺术功能嬗变的理性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然而，世纪转折的特定历史时期本身又包含着许多变异性甚至是冲突性的要素，既凝聚着特定历史时代的文化沉淀，又包孕着当代社会的活生生的生活内蕴；既融汇着人们的魄力与期待，又释放着全方位跃动的审美活力。中国当前影视艺术以多角度的思维方式和特有的思维敏感成为了当代审美文化中坚强的一冀，曾经经历过太多的文化磨难和心路曲折的中国人在这一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化空间中，在它的叙说中尽情地满足自己的渴望，感受它温存的道白与无所不在的情感裹挟。人们遁入到它的铺陈中，释放着情感素质教育论文，收获着感动的、哀伤的、苦涩的、幸福的体验。

优秀的影视艺术作品能够通过形象描绘和情感抒发打动人、感染人，起到净化人们心灵的作用；相反，低劣的影视艺术作品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对人们起到负面的诱导作用，从而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当下影视艺术也表现出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甚至令人忧虑的地方，人们应当在影视幻化美丽中理性面对。

首先，一些影视作品为了单纯地实现其商业目的而不得不在普通大众的审美趣味前俯首称臣，从而陷人了类型化、单一化的创作模式和复制性的生产机制论文的格式。影视艺术的商业化要求把收视率、票房率等作为影视生产的重要导向，只有满足相当数量的观众需求，才能获得最大的收视率和经济效益，而类型化的电影作品可以有效地避免创新所致的商业风险，避开文化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因素。为此，好莱坞生产的电影几乎完全按照若干成功作品模式进行类型化制作，并扩展成一种全球性的影视生产模式。但是，“类型化”的制片模式确有其致命的缺陷：“类型化”使大量的影视作品成了片面追逐娱乐性的文化模拟物，往往是在赢得大众的某次垂青之后不得不再为下一次求得观众的认同而患得患失。[1]

其次，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过分追求感官刺激庸俗低级趣味的影视剧屡见不鲜。影视艺术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品格不在于对血腥、肉欲的迷恋，而在于从内心深处唤起人们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和对高尚情操的无限向往。影视暴力、色情节目对社会的危害早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然而，它却常被影视界用作提高收视率的重要法宝。暴力和色情画面容易使人精神颓废、性情孤僻、意志消沉，对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1]

最后，在商业利益的诱导下，部分影视作品越来越脱离现实而导致人文精神的失落。[1]艺术来源于生活素质教育论文，又高于生活，影视艺术同样是如此。影视节目如果过分倾向于通过夸张离奇的表现方式去描写哪些虚幻的景象，会误导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极易使他们产生错误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影视在当代审美文化中赢得了广泛的接受，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大众审美意识的世俗化和艺术价值的平面化为代价的。它在为人们的生活编织漂亮外衣的同时，又让人们在它温暖的遮掩下不知不觉地导致了内在精神生活的崩溃。因此，影视艺术无论在艺术形式是如何前卫、先锋，但必须始终承担起影视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中国当前影视艺术只有珍惜本民族文化传统，同时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不断提高自己的内在品格、文化底蕴的包容性、深刻性、广泛性才能完成这一历史性责任。

参考文献:

[1]林吕建.影视文化审美品味之我见[J]. 文学评论. 2005.5.

[2]查希里扬.银屏的造型世界·序言[M].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

[3]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

[4]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影视艺术论文篇8

[关键词] 文学;影视;媒介;受众;表现手法

ノ难Т醋魇枪乓延兄的一种文化类别,千百年来,它以抽象的语言文字、概念思维为人类的精神领域提供着重要的精神食粮,而影视传播则是近百年来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光影声幻化技术的出现而迅猛发展起来的,改变着现代人类生存方式的文化类别。它们二者虽然隶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但是文学创作与影视传播之间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影视艺术作品是编剧、导演、演员等艺术创作者的共同产物,但如果没有高质量的影视艺术文本(即文学创作),那么高水准的影视艺术传播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更不可能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文学创作与影视传播虽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关联性,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也特别鲜明,因而研究二者的差异是很有意义的。文学创作与影视传播的艺术品格的差异性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

ヒ弧⑽幕媒介和受众的参与性不同

ノ难Т醋魇且杂镅浴⑽淖治载体描述对象的艺术门类。语言文字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抽象、概括的反映,“在任何一种民族语言(以及文字)的符号系统中,基本的、占绝大多数的符号本身都是没有形象性的。”[1]25它所代表的往往是抽象的概念、命题与推理,因而不像感觉、知觉那样直接反映客观事物。它是一个以声音(或线条)来表示的符号系统,是客观事物的抽象的、概括的反映;从人的心理活动上来说,属于第二号系统,虽然语言本身没有形象性,却具有唤起人们形象感的功能。文学语言不同于一般的科技语言和日常语言,它往往突破语法结构和逻辑要求,强调个人的感彩和风格,采用隐喻、暗喻、转喻、暗示、象征等修辞手法来反映外部世界,表达主题情思,有时甚至刻意追求阻拒性语言。因此,文学作品中言语的指涉意义往往不是一眼看穿的。例如,杜甫的“恶竹应须斩万竿”中的“恶竹”,李商隐的“寒梅最堪恨”中的“寒梅”,彭斯的“红红的玫瑰”中的“玫瑰”、骆宾王的“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中的“露”“风”等等。都不能理解为实际的竹、梅、玫瑰、露和风,这些事物都是一种象征,“恶竹”象征“小人”,“寒梅”象征不得志或生不逢时者,“玫瑰”象征爱人或恋人,“露”与“风”象征恶劣的政治氛围等。

ビ笆右帐跏且允泳跷主的视听艺术,它首先必须通过影视画面来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抒感、阐述哲理。每一部影片的内容和意蕴,都必须通过画面造型表现出来,即使是人物内在的心理活动和情感世界,也必须通过可见的人物造型、环境和摄影造型在银幕上体现出来。

ビ笆右帐趸剐璨捎霉,光既是摄影的基础,又是人们视觉感觉的基础,银幕或荧屏画面上的影像的形状、轮廓、结构、色彩、明暗、情调等等,无一不受到光的作用和影响,尤其是经过艺术家的创造,更是使得“光”成为影视艺术中具有巨大潜力的艺术元素。声音亦是影视艺术的不可或缺之处。例如,日本影片《生死恋》的结尾,男主人公在网球场外,心中思念死去的女友,球场上空无一人,画外音却出现了从前两人一起打球时的碰撞声和女友的欢笑声,声画分离造成了时空的错位,表现出人物复杂的内心情感。

ビ捎谟笆咏文学作品中的概念思维转化为形象思维,因而受众的参与性较低。影视传播的受众,即观众,他的位置始终是在银幕下,是一个被动的观看者,电影给什么就只能看什么。影片《楚门的世界》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楚门虽然生活在无数的探头之下,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看到他的真实“演出”。但是,他与女朋友在卧室内的亲密镜头却从来没有被直播,吹起了风,放起了音乐,镜头转换到飘动的窗帘。

ザ、两者的表现手法不同

ビ笆哟播以蒙太奇的表现手法为主,辅之以特写以及不同时空的跳跃、衔接等。影视传播的任何一个情节或一组画面,都要从影片表达的内容出发来处理节奏问题,这就需要镜头的衔接与跳跃。比如,在一个宁静祥和的环境里需要使用慢节奏的镜头转换,否则,就会使得观众觉得突兀。然而在一些节奏强烈、激荡人心的场面中,就应该考虑到种种冲击因素,使镜头的变化速率与观众的心理要求一致,以增强审美效果。警匪片《江湖告急》运用“跳跃”的手法来拍摄,一场戏一个情节刚发展到一个顶点便戛然停止,立刻转换到下一段戏,使影片显出一分异常的简练干脆,给人留下想象的巨大空间。并且通过特写,电影让人看到只有在最近距离内才能看到的极其微小的世界。同时,特写也是展示影片人物心理和戏剧含义最有力的手段。

ノ难У谋硐质址ㄖ饕体现在对语言文字的操作运用上。表现手法的选择与运用,应该服从于总体的审美追求和创作意图,服从于不同的体裁样式的要求。文学创作中的基本表现手法,有描写、叙事、抒情、议论等。

ッ栊词俏难Т醋鞯幕本造型手段。它要求在语言运用上要绘形绘貌、绘声绘色,特征表现要历历在目,神韵传达要栩栩如生。例如,老舍《骆驼祥子》中,对祥子做了这样的肖像描写:“他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头不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小时候在树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2]63作家既活灵活现地写出了人物的面目,也透露出了年轻祥子的淳朴性格。

ノ难Т醋髦幸膊捎眯鹗龅谋硐质址āT谝话愕男鹗伦髌分,顺叙方式最为常见。就拿《三国演义》来说,第一回从“建宁二年四月观日”皇宫出现妖孽、蔡邕上书、十常侍作乱开始,引出黄巾军,然后是桃园三结义……叙述就这样沿着事件发展的前后顺序推进。在第一回的末尾讲道刘备等三人救了董卓却受到怠慢,张飞大怒,要提刀杀董卓,然后说“毕竟董卓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3]257下回一开始,便接着上一回结束时的内容讲道刘备和关羽劝阻张飞。倒叙也是叙事的一种,往往采用事件当事人事后回忆的形式展开。这种叙事方式,首先将事件的结局突出醒目地加以呈现,使其得到有效的强调,并由此产生巨大的心灵震撼力量和强烈的悬念感。如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梅里美的小说《卡门》,鲁迅的小说《祝福》《伤逝》等,都是运用了倒叙的手法。还有插叙的方式可以对主要情节起到补充交代、扩大容量、丰富完善的作用,并可以调节叙事的进展节奏,使情节的发展更加完整,更加合理。

ニ有的文学创作,都必然要表现作家的思想感情。不管作家是否自觉地意识到,情感的抒发都会贯穿于整个创作过程,推动艺术想象,并体现在文学作品之中。文学创作也就是作家思想情感的外化或形式化。作为表现手法的抒情,则特指作家自觉而集中地表达内心思想情感的一种写作方式。它要求作家创造性地运用文学语言,把真挚而丰富的情绪感受准确、充分地传达出来。例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小诗《自由、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短短四句,直写情怀,掷地有声,感人至深。像读杜甫《登高》中的诗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悲凉之感不觉溢于言表;读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中的诗句“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欢愉之情自然扑面而来。

ト、解读的时空与反映的文化内涵均不同

ノ难ё髌吩谠亩凉程中,因其是静态的东西,时间、空间不受限制,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对文本的阅读时间,甚至反复阅读,加深对作品内涵的深刻理解。然而影视阐述出的心理在形式和内容上与文字描述的形态有着很大的差异。由于影视是声化艺术,心理活动难以从人物对白中直接体现。依靠演员的面目表情、肢体动作来展示是很好的手段,但总嫌不彻底、不明了;独白、旁白似乎更为直接,但不宜更多插入,否则会影响影片的美学价值。影视传播在解读的过程中,因为是动态的事物,转瞬即逝,观众不能自行调整观看的时间。由于影视往往借助鲜明的画面、人物的对白加强观赏效果,因受时空的限制,表现的思想内涵较之文学文本则显得简单、直观。

ビ笆游难同文学作品比,其表现抽象事物的能力也有待提高,在揭示更为复杂、深刻的主题方面也往往显露出捉襟见肘的窘态。鲁迅在1930年10月13日致王桥南的信中提到关于小说《阿Q正传》的电影改编问题:“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台,将只剩下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4]12信中提及“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似乎暗含着以后随着电影业的发展,彼刻明星便可能表现了。然而,事隔半个多世纪,1981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阿Q正传》(陈白尘改编,岑范导演\严顺开主演),尽管编导及演员以严肃的艺术态度和强烈的责任心来演绎影片,但就播出效果来看,多数观众依然将其作为娱乐笑谈或哀怜对象,并未看到深潜其中的主题。如何领会原著的思想主题及心理内涵,并通过影视剧特有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能消除影视改编所带来的阐释异义,这是影视工作者面对的一个难题。

ノ难ё髌泛陀笆幼髌反表着两种不同的美学种类,就像芭蕾舞不能和建筑艺术相同一样,它们归根结底各自都是独立的,都有着各自的独特本性。文学语言为文字符号,读者须基于自己的社会生活经验,依靠自己的想象力,将其转化为文学意象和意境。文学表现方式极为自由,不受时空限制,“笼天地于形内,措万物于笔端。”影视表现为具体可感的影像和声音,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表达方式随科学的发展日益丰富多样,观赏性、娱乐性更强,更符合当下人们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为其在商业社会大行其道奠定基础。一百多年来,文学和影视这一对姊妹艺术互相滋养,互相给予。影视离不开文学的哺育,而文学作品也在电影的冲击和影响下,不断蜕变,增添新质。在图像霸权文化符号地位日益稳固的今天,充分认识二者的不同审美机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欣赏、鉴别两种不同艺术的特质,使其相得益彰,并行不悖。

[参考文献]

[1]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 路德庆.普通写作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 赵长娥.论影像镜视于现代乡土小说[D].陕西师范大学,2005.

[4] 周安华.现代影视批评艺术[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