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社会本质论文范文

艺术社会本质论文篇1

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指出:“所有的‘后’(post)字都是一种序列符号，表明那些事物是处在现代之后并接现代之踵而来。”①既然“后现代”是“接现代之踵而来”，如果持着历史的目光，就应该深刻地理解或走进现代性，否则不可能准确地理解各种后现代思想和理论。所以，我认为，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而言，还不能急切地“走出现代性”。我这样说，是因为在我看来，一方面中国儿童文学在创作实践上没有完成应该完成的“现代性”任务，另一方面目前的儿童文学理论在“现代性”认识上还存在着诸多的语焉不详乃至错误阐释。反对“现代性”必须“在场”，必须首先身处“现代性”历史的现场。人们曾经对激进的后现论的代表人物博德里拉作过这样的批判:“博德里拉的这种‘超’把戏，只是一名唯心主义者匆匆路过一个他从未莅临、也不了解，甚至根本没有认真去对待的环境时，浮光掠影地瞥见的一点皮毛而已。”②中国儿童文学界屈指可数的几位操持后现论话语的研究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不在“现代性”历史的现场这一问题。吴其南的《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和杜传坤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是两个用后现论批判现代性的典型文本，前者的“结语”以“走出现代性”为题，后者的第一章“反思与重构: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中的一节的题目就是“发生论辩证:中国儿童文学起源的现代性批判”。对于儿童文学史研究的这两部著作来说，通过对史料的梳理、辨析，通过对当时的思想、文化、教育的中国“环境”的历史性把握，来阐释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历史，乃是应该具有的“在场”行为，但是，在我看来，这两部算得上运用后现论的著作，在解构“现代性”时所提出的重大、重要的观点，都出现了不“在场”的状况。下面，我们稍稍作一下具体的说明和分析。吴其南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经历了三次启蒙高潮。……前两次，从戊戌维新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儿童文学尚处在草创阶段，启蒙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不可能在儿童文学中有多大的表现，……只有新时期、八十年代的新启蒙，才在儿童文学内部产生影响，出现真正的启蒙主义的儿童文学。”

③我的观点恰恰与吴其南相反，纵观中国儿童文学的百年历史，“真正的启蒙主义的儿童文学”恰恰发生于“草创阶段”，它以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为代表。我在《“儿童的发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思想源头》一文中指出:“以往的现代文学研究在阐释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时，往往细读不够，从而将‘人的文学’所指之‘人’作笼统的理解，即把周作人所要解决的‘人的问题’里的‘人’理解为整体的人类。可是，我在剖析《人的文学》的思想论述逻辑之后，却发现了一个颇有意味、耐人寻思的现象———‘人的问题’里的‘人’，主要的并非指整体的人类，而是指的‘儿童’和‘妇女’，并不包括‘男人’在内。在《人的文学》里，周作人的‘人’的概念，除了对整体的‘人’的论述，还具体地把‘人’区分为‘儿童’与‘父母’、‘妇女’与‘男人’两类对应的人。周作人就是在这对应的两类人的关系中，思考他的‘人的文学’的道德问题的。周作人要解放的主要是儿童和妇女，而不是男人。《人的文学》的这一核心的论述逻辑，也是思想逻辑，体现出周作人的现代思想的独特性以及‘国民性’批判的独特性。”“其实，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所主张的‘人’的文学，首先和主要是为儿童和妇女争得做人的权利的文学，男人(‘神圣的’‘父与夫’)的权利，已经是‘神圣的’了，一时还用不着帮他们去争。由此可见，在提出并思考‘人的文学’这个问题上，作为思想家，周作人表现出了其反封建的现代思想的十分独特的一面。”①在《人的文学》发表两年后撰写的《儿童的文学》一文，其实是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表述的一个方面的启蒙思想，在儿童文学领域里的再一次具体呈现。此后，周作人在《儿童的书》、《关于儿童的书》、《〈长之文学论文集〉跋》等文章对抹杀儿童、教训儿童的成人本位思想的批判，都是深刻的思想启蒙，是吴其南所说的“专指意义上的启蒙，即人文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冲突”。周作人的这些“思想革命”的文字，对规划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至为重要。“吴其南认为‘只有新时期、八十年代’才‘出现真正的启蒙主义的儿童文学’，其阅读历史的目光显然是被蒙蔽着的。造成这种被遮蔽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整体的历史事实，比如对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理念，对周作人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思想的全部面貌，没有进行凝视、谛视和审视，因而对于周作人作为思想家的资质不能作出辨识和体认。”②再来看看杜传坤的“中国儿童文学起源的现代性批判”。杜传坤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这部著作中对“儿童本位”论这一“发现儿童”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批判，认为“五四儿童本位的文学话语是救赎，也是枷锁。”③杜传坤这样分析现代的“儿童的发现”———“儿童被认同才获得其社会身份，而其社会身份一旦确立，马上就被置于知识分子所构筑的庞大的社会权力网络之中———只有满足了国家与社会需要的‘儿童’才有可能获得认同，因此，成为‘儿童’就意味着获得监视。监视实践要求为儿童立法的那些人，比如儿童文学专家、教育专家、心理专家从事一门专业的监督任务，在这一监督中，一种社会无意识逐渐得以形成———儿童具有内在的不完美性、有欠缺，为了能够在未来的成人世界里生存，儿童必须习得成人为其规定的知识、道德与审美能力……”④我认为，这也是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的不“在场”的阐释。要“在场”就得从笼统的宏观叙事，走向具体的微观分析。在中国，“儿童的发现”的代表人物是周作人，“儿童的发现”具体体现为他的“儿童本位”理论。当杜传坤指出“成为‘儿童’就意味着获得监视”时，最应该做的是在最能代表“现代”思想的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中发现“监视”儿童的证据，发现周作人认为“儿童具有内在的不完美性、有欠缺”的证据。我翻遍周作人的著作，非但找不到可以支撑杜传坤的批判的只言片语，反而随处遇到的是推翻她的指控的观点。我们信手拈来两例。

“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岁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以为顺应自然生活各期，———生长，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所以我们对于误认儿童为缩小的成人的教法，固然完全反对，就是那不承认儿童的独立生活的意见，我们也不以为然。那全然蔑视的不必说了，在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爱国，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的办法，也不免浪费了儿童的时间，缺损了儿童的生活。”①周作人的这样的言论不恰恰是对杜传坤所说的“只有满足了国家与社会需要的‘儿童’才有可能获得认同”这一观念的批判吗?“昨天我看满三岁的小侄儿小波波在丁香花下玩耍，他拿了一个煤球的铲子在挖泥土，模仿苦力的样子用右足踏铲，竭力地挖掘，只有条头糕一般粗的小胳膊上满是汗了，大人们来叫他去，他还是不歇，后来心思一转这才停止，却又起手学摇煤球的人把泥土一瓢一瓢地舀去倒在台阶上了。他这样的玩，不但是得了游戏的三昧，并且也到了艺术的化境。这种忘我地造作或享受之悦乐，几乎具有宗教的高上意义，与时时处处拘囚于小主观的风雅大相悬殊:我们走过了童年，赶不着艺术的人，不容易得到这个心境，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既不求法，亦不求知，那么努力学玩，正是我们唯一的道了。”②在这样的话语里，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与“儿童具有内在的不完美性、有欠缺”这一观念相反的儿童观。如果按照杜传坤的观点，即将“监视”儿童视为“现代性”，那么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就是反现代性的;如果认为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是现代性的，那么杜传坤所判定的现代的“监视”儿童，就不是现代性的。我本人是将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视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的最为杰出的代表。我在《论“儿童本位”论的合理性和实践效用》一文中指出:“绝对真理已经遭到怀疑。但是，真理依然存在，我是说历史的真理依然存在。

‘儿童本位’论就是历史的真理。‘儿童本位’论在实践中，依然拥有马克思所说的‘现实性和力量’。不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对于以成人为本位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都是端正的、具有实践效用的儿童文学理论。它虽然深受西方现代思想，尤其是儿童文学思想的影响，但却是中国本土实践产生的本土化儿童文学理论。它不仅从前解决了，而且目前还在解决着儿童文学在中国语境中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根本问题。作为一种理论，只有当‘儿童本位’论在实践中已经失去了效用，才可能被‘超越’，反之，如果它在实践中能够继续发挥效用，就不该被超越，也不可能被超越。至少在今天的现实语境里，‘儿童本位’论依然是一种真理性理论，依然值得我们以此为工具去进行儿童文学以及儿童教育的实践。”③钱淑英在《2013年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热烈中的沉潜》④一文中，指出了当前围绕着“儿童本位论”的学术分歧。从钱淑英的“与此相反，以吴其南为代表的研究者则站在后现代建构论的立场，对‘儿童本位论’进行了批评和反拨”这一表述里，似乎可以读出关于“儿童本位论”的认识、评价上的分歧，似乎是“现代”与“后现代”的分歧这一信息。可是，我却想说，在本质上，我与吴其南、杜传坤的分歧不是“现代”与“后现代”的分歧，而是是否置身于“现代性”历史的现场，准确、客观地把握了“儿童本位”这一现代思想的真实内涵的分歧。我对于哈贝马斯将“现代性”视为“一项未竟的事业”，抱有深切同感。现代性思想的相当大部分，依然适合中国的国情。在中国这个正在建构“现代”的具体的历史语境里，或者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在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还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的时代里，我们只能、只有先成为现代性的实践者。不论在现在，还是在将来，这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合法性。至少，我们也得在自己的内部，使“现代”已经成为一种个人传统之后，才可能对其进行超越，才有可能与“后现代”对话、融合。这体现出人的“局限”，但是也可以看做是一种规律。

二、必须“走进”的后现论

我虽然批评了杜传坤、吴其南的后现代话语中的某些观点，但是对两位学者积极汲取后现论资源的姿态却怀着尊重，并且认为，这样的研究能够把对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从他们的研究中悟出的道理是，在儿童文学、儿童文化的发展方面，现代思想和理论依然富含着建设性的价值，可以在当下继续发挥功能，而后现论也可以照出现代性视野的“盲点”，提供新的建构方法，开辟广阔的理论空间。现代社会以及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结构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出现的某些后现代思想理论就是对这一变化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反应。后现论关注、阐释的问题，是人的自身的问题，对于知识分子，对于学术研究者，更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从某种意义、某些方面来看，后现论是揭示以现代性方式呈现的人的思维和认识的局限和盲点的理论。与这一理论“对话”，有助于我们看清既有理论(包括自身的理论)的局限性。因此，“走进”后现论是中国儿童文学学术研究不可绕过的一段进程。后现论中具有开拓性、创造性和批判性的那些部分，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后现论中有我所需要的理论资源。不过，如同“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吉登斯语)一样，后现代主义理论也存在着很多的悖论。我的基本立场，与写作《后现论———批判性的质疑》一书的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的立场是一致的———“我们并不接受那种认为历史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断裂，需要用全新的理论模式和思维方式去解释的后现代假设。不过我们承认，广大的社会和文化领域内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它需要我们去重建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同时这些变化每每也为‘后现代’一词在理论、艺术、社会及政治领域的运用提供了正当性。

同样，尽管我们同意后现代对现代性和现论的某些批判，但我们并不打算全盘抛弃过去的理论和方法，不打算全盘抛弃现代性。”①“自觉地进行学术反思，在我有着现实的迫切性。我的儿童文学本质理论研究和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在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上，面临着有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它们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我愿意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其中最为核心的是要回答本质论(不是本质主义)的合理性和可能性这一问题，而与这一问题相联系的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起源即儿童文学是不是“古已有之”这一问题。”②我所说的“有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指的就是来自吴其南、杜传坤等学者的后现论话语式的批判(尽管没有指名)。在中国儿童文学界操持“后现代”话语的研究者混淆了“本质论”与“本质主义”的区别。吴其南在批判现代性时说:“关键就在于人们持一种本质论的世界观，现实、历史后面有一个本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在那儿，人们的任务只是去探索它、发现它。”③杜传坤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一书中认为:“联系当代儿童文学的现状，走出本质论的樊笼亦属必要。对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而言，五四儿童本位的文学话语是救赎，也是枷锁……‘儿童性’与‘文学性’抑或‘儿童本位’似乎成了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创作的一个难以逾越的迷障。如同启蒙的辩证法，启蒙以理性颠覆神话，最后却使自身成为一种超历史的神话，五四文学的启蒙由反对‘文以载道’最终走向‘载新道’。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同样走入了这样一个本质论的封闭话语空间。”①我的立场很明确，“本质论”与“本质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我赞成批判、告别“本质主义”，但是不赞成放弃“本质论”，为此，我特别撰写了《“反本质论”的学术后果———对中国儿童文学史重大问题的辨析》一文，以事实为据，指出了以吴其南为代表的“反本质论”研究的学术失范、学术失据的问题。我在文中说道:“犯这样的错误，与他们盲目地接受西方后现论中激进的‘解构’理论，进而采取盲目的反本质论的学术态度直接相关。从吴其南等学者的研究的负面学术效果来看，他们的‘反本质论’已经陷入了误区，目前还不是一个值得‘赞同的语汇’，‘反本质论’作为一项工具，使用起来效果不彰，与本质论研究相比，远远没有做到‘看起来更具吸引力’。”在论文的结尾，我作了这样的倡议:“我想郑重倡议，不管是‘反本质论’研究，还是‘本质论’研究，都要在自己的学术语言里，把‘世界’与‘真理’、‘事实’与‘观念’区分清楚，进而都不要放弃凝视、谛视、审视研究对象这三重学术目光。我深信，拥有这三重目光的学术研究，才会持续不断地给儿童文学的学科发展带来学术的增值。”②近年来，我本人也在努力理解后现论，希望借鉴后现论，解决自己的现代性话语所难以解决的重大学术问题。尽管我依然坚持儿童文学的本质论研究立场，但是，面对研究者们对本质主义和本质论的批判，我还是反思到自己的相关研究的确存在着思考的局限性。其中最重要的局限，是没能在人文学科范畴内，将世界与对世界的“描述”严格、清晰地区分开来。有意味的是，我的这一反思，同样是得益于后现论，其中主要是理查德•罗蒂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借鉴后现论的过程中，我反思自己以往的本质论研究的局限性，明确发展出了建构主义的本质论。我做的最大也是最有意义的一项运用后现论的学术工作，是运用建构主义的本质论方法，解决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这一文学史起源研究的重大学术问题。

一直以来，以王泉根、方卫平、吴其南、涂明求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而我则反对这种文学史观，认为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它没有“古代”，只有“现代”。但是，在论证各自的观点时，双方采用的都是将儿童文学看成是一个“实体”存在这种思维，而这种思维具有本质主义的色彩。所谓将儿童文学看成是一个“实体”存在，就是认为儿童文学可以像一块石头一样，不证自明———如果一个文本是儿童文学，那么就应该在所有人的眼里都是儿童文学。在我眼里是儿童文学的，在你眼里如果不是，那就是你错了。这样的思维方式使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的讨论，陷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局之中。然而，中国儿童文学的起源问题不说清楚，儿童文学这一学科就没有坚实的立足点。是借鉴自后现论的建构主义本质论帮助我打破了思考的僵局，我认识到儿童文学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现代人建构的一个文学观念。依据建构主义的本质论观点，作为“实体”的儿童文学在中国是否“古已有之”这一问题已经不能成立，剩下的能够成立的问题只是———作为观念的儿童文学是在哪个时代被建构出来的。于是，我撰写了《“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一文，对“儿童文学”这一观念进行知识考古，得出了“儿童文学”这个观念不是在“古代”而是在“现代”被建构出来的这一结论。在《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念的发生———以美国影响为中心》①一文和《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②一书中，我进一步考证了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概念的建构过程。

三、未来指向:融合“现代”与“后现代”

在我看来，在某些理论问题上，现代性与后现代不是敌人，而是具有着爱恨交织的复杂关系。后现论所倡导的“平等”、“多元”、“多样性”(去中心)、“多视角”等概念，本身就包含了不能用“后现代”来取代“现代性”这一逻辑。这两者之间虽然充满了矛盾，却是互为证明的存在，共同构成了巨大的思想张力。后现代主义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着不同的形态。激进的后现论对中国是有害的，建设性后现论则是有益的。建设性后现论的代表人物大卫•雷•格里芬指出:“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强调，范围广泛的解放必须来自现代性本身，它为我们时代的生态、和平、女权和其他解放运动提供了依据。然而，与前现代相对的后现代一词强调的是，现代世界已取得了空前的进步，不能因为反对其消极特点而抛弃这些进步。”③在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中就具有为“其他解放运动提供了依据”的思想，其中最具有价值的就是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周作人终其一生都在关怀妇女和儿童这两个弱势群体。他在《人的文学》里论述两性的爱，提出的是“男女两本位的平等”这一主张，然而对于儿童与成人之间，却主张的是“儿童本位”，这是因为周作人洞察了儿童与成人之间，有着其他任何人际关系都没有的特殊关系。周作人说:“以前人们只承认男人是人，(连女人们都是这样想!)用他的标准来统治人类，于是女人与小孩的委屈，当然是不能免了。女人还有多少力量，有时略可反抗，使敌人受点损害，至于小孩受那野蛮的大人的处治，正如小鸟在顽童的手里，除了哀鸣还有什么法子?”④周作人所说的妇女的“反抗”已经由十九世纪至眼前的女权主义运动所证明，然而，与妇女相比更为弱小的儿童的命运依然完全掌握在大人的手里。尽管某些后现论在张扬儿童的实践能力，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儿童显然还无法像妇女发动一场女权运动那样，为自己发动一场童权运动。那么，“以儿童为本位”的成人们有没有可能与儿童携起手来，共同推动“解放儿童”的“童权主义”运动呢?我认为，这样的理论构想就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思想所共同期盼，并且有可能共同描绘的一个未来图景。

艺术社会本质论文篇2

艺术治疗 艺术教育 教学体系

一、艺术治疗及其流派

艺术治疗（Art therapy）或称作艺术心理治疗（Art psychotherapy ），国外许多机构在20世纪40年代末起相继明确了对其的定义：美国艺术治疗协会（American Art Therapy Association，简称AATA）在成立宗旨中对其所作的定义为：艺术治疗是“运用艺术媒介、形象、创造性艺术活动和患者对作品的反应，来呈现个体的发展、能力、人格、兴趣、关注和冲突的一项服务性职业。艺术治疗以人类发展和心理的理论知识为基础，以包括教育、心理动力、认知、人际和其他的治疗途径在内的评估和治疗为辅助，解决情绪冲突、提升自我意识、提高社交技巧、管理行为、解决问题和减少焦虑，辅助现实取向，提高自尊”。

而英国艺术治疗师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of Art Therapists，简称BAAT)对艺术治疗的定义是：“一种治疗的方法，在艺术治疗师的协助下，透过绘画、塑造等艺术媒材，从事视觉心象表达，借此心象表达把存在于内心未表达出来的思想与情感向外呈现出来。这种表达和呈现出来的心象产品，具有治疗和诊断功能，提供治疗者和当事人治疗期间的处理指标。治疗期间，当事人的情感常常包含在艺术作品里，并在治疗关系中加以处理与解决。”

此外，还有如加拿大艺术治疗协会、澳大利亚国家艺术治疗协会等机构都对艺术治疗下了定义。综合来看，艺术治疗的主要框架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当事人运用某种艺术表现手法，如绘画、雕塑、书法等，结合自身的情感体验与主观感受，呈现一个非语言性的艺术表达。这样的表达不一定需要艺术表现手法功底，以朴素和无任何范式窠臼的方式来呈现自己的内心世界，简而言之，即主观的客观表现过程。

其二，艺术治疗师结合艺术理论、心理分析理论、视知觉认知理论等学科，对当事人的个性化艺术呈现进行分析评估，依此作为诊断依据对当事人进行治疗，达到解决情绪冲突、提高社交技巧、管理行为、解决问题和减少焦虑等目的。

比较各地艺术治疗机构对艺术治疗所下的定义，各自有其侧重，分别强调了艺术治疗的不同价值取向，即精神分析、艺术表现媒介、创作过程、治疗关系和艺术本质，因此便形成了不同的艺术治疗流派，如心理分析取向的艺术治疗、行为认知和发展取向的艺术治疗、人本主义取向的艺术治疗以及艺术本质论取向的艺术治疗等。

在艺术治疗与艺术教育相结合的情况下，为了充分发挥艺术教育的功能性优势，我们更应该倾向于艺术本质论取向的艺术治疗。美国艺术治疗专家伊蒂丝・克雷莫于1979年提出了“art as therapy”（艺术作为治疗）的主张，就倾向于艺术本质论，认为艺术创作过程中就存在着治愈性特征，强调艺术创作过程和艺术升华作用在治疗中的功效。我们认为，艺术本质论取向的艺术治疗在重视艺术表现的同时，更加强调艺术表达活动或创作过程本身，创作过程能调节当事人的情绪冲突，升华感情，促成当事人的自我探索、统合并提升其自我体验，增进自我认识，修复或改变自身对外界的认识及交互状态，增进心智完善和感知觉的发展。

二、艺术治疗中外发展历程

广义上的以艺术本质论取向的艺术治疗在中国由来已久，庄子主张通过对艺术的关注，对人的本源性存在进行拯救。庄子的“道”之思想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影响有众多学者做过相关研究，徐复观作为其中代表之一，他认为：“由庄子所说的学道的工夫，与一个艺术家在创作中所用的工夫的相同，以证明学道的内容，与一个艺术家所达到的精神状态，全无二致。庄子所追求的道，与一个艺术家所呈现出的最高艺术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是：艺术家由此而成就艺术地作；则庄子则由此而成就艺术的人生。”①庄子所倡导的“艺术的人生”，究其思想根源，无非是想树立一种理想的人格，因其“物物而不为物所物”最终获得一种人格上的完满，精神上的畅游。

北宋《宣和画谱》中写道：“五行之精，粹于天地之间，阴阳一嘘而敷荣，一吸而揪敛，则葩华秀茂，见于百卉众木者，不可胜计。……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文中对画家借物传神以及抒情作了精辟的描述。“夺造化而移精神”――此时作为修辞手法的移情，将人的主观感情移寄到某种客观事物之上，反过来又用被感染的客观事物影响人的主观情绪，达到物人合一，这样的模式和艺术治疗中艺术本质论模式不谋而合。

“夺造化而移精神”的范式在文人画中有更淋漓尽致的体现，无论是《宋史・宗炳传》中记载的宗炳的“澄怀观道，卧以游之”，还是苏轼《东坡题跋》下卷《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评论唐代王维的作品中指出的“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抑或倪瓒为张以中画墨竹题跋所说的“画者不过意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写胸中逸气耳”。诸此观点，大多以书画的形式，抒发胸中戾气，不拘泥于对客观事物的详尽描绘。文人画将中国古代艺术精神中的艺术治疗因素发挥到了极致。

狭义上艺术本质论取向的艺术治疗在我国历代也屡见不鲜。隋朝名医莫君锡运用“精神顺逆原则”，使隋炀帝观《京都无处不染雪》与《梅熟季节满园春》两幅画作后疾病不治而愈；《太平广记》第二百一十一卷也记载了一个观画治病的故事：“王为齐明帝所诛。妃追伤过切，心用恍惚，遂成癔病。医所不疗。袁茜善图写。画人面，与真无别。乃令画王形象，并图王平生所宠姬，共照镜，状如偶寝。密令媪奶示妃。妃见乃唾之，因骂曰：‘斫老奴晚！’于是悲情遂歇，病亦痊除。”清代王时敏观赏王石谷《秋山红树图》后，咳嗽霍然消失，并在画上题词：“石谷此图虽仿山樵，而用笔措思全以右丞为宗。故风骨高奇，逾出山樵规格之外。春晚过要，携以见视，余被欲留之，知其意颇自珍，不忍递夺，每为怅怅然。余时方苦嗽，得此饱累日，霍然失病所在，始知者昔人檄愈头风，良不虚也。庚戊谷雨后一日西卢老人王时敏题。”鲁迅先生当年在病中也曾与夫人许广平共赏《芥子园画谱》，在赠送许广平画谱所题的诗中也写到了“聊借画图怡倦眼”。

另外书画令人延年益寿的观点，医学根据古已有之。清代医学家黄匡《瓯北医话》载：“学书用于养心愈疾，君子乐也。”清代画家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写道：“作书能养气，亦能助气。静坐作楷书数十字或数百字，便觉矜躁俱平；若行草任意挥洒，至痛快淋漓之候，又觉灵心焕发。”而王昱在《东庄画论》中也做过阐述：“学画所以养性情，且可涤烦襟，破孤闷，释躁心，迎静气。昔人谓山水家长寿，盖烟云供养，眼前无非生机，古来各家享大耋者居多，良有以也。”

由以上记载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历代的艺术精神的承载和美学意蕴大都渗透出艺术治疗的特征，而且大都是艺术本质论取向的艺术治疗。但是发展到当代，艺术治疗涵盖艺术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多学科的体系研究，在我国尚处于理论探索和起步阶段。近10余年艺术治疗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一些学者翻译了相关基础文献，如《艺术治疗手册》《作为治疗师的艺术家――艺术治疗的理论与运用》《艺术治疗实践方案》等，同时一些原创性研究也应运而生。2005年，孟沛欣等发现团体绘画艺术干预可缓解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症状，促进患者自我概念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并在中央美术学院开设绘画心理工作室及心理咨询门诊；2007年顾黎明、赵晶将积极心理学与艺术心理治疗结合，提出了基于积极心理学的艺术治疗理念。我国台湾地区艺术治疗学者陆雅青，在儿童艺术治疗方面研究颇具见地，著有《艺术治疗――绘画诠释：从美术进入孩子的心灵世界》《艺术治疗团体实务研究――以破碎家庭为例》《儿童艺术治疗》等。台湾地区部分高校相继开设了艺术治疗专业，培养艺术治疗专业人才，但是大陆目前尚无一所高校设置艺术治疗相关专业。

国外的艺术治疗历史也相当久远。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最早提出艺术起源于“巫术”的主张。暂且抛开关于艺术起源的种种争论，无可非议的是在远古时期，巫术宗教活动与艺术活动往往融为一体，从史前岩洞壁画到古代祭祀活动，都表现了人类试图运用具有象征意味的画符和仪式等表达方式来战胜疾病或精神痛苦。

18世纪的新古典主义秉持着“理性”的信念，当时人们确信从绘画作品中能读出作者的精神状态，在艺术作品中对情感的刻画具有一定的范式，使观者从画面接收创作者的情感信息成为可能；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则对人们的想象力与创作力抱有很大程度的期许，他们认为艺术活动中再现内心的过程具有很高的价值。这些观点与相信艺术具有治愈功能的信念是息息相关的。意大利“犯罪学之父”切萨雷・隆布罗索通过对大量精神病学等学科的研究，认为艺术活动能缓解人们的身心障碍。

19世纪末心理学界出现的精神分析学派对艺术治疗学科的兴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初，弗洛伊德对艺术家创作的精神病倾向做了相关研究，他以意象，尤其是心象和梦中的映像，来进行精神分析式的艺术治疗；同时他的门生荣格进而在他的心理治疗活动中也鼓励患者将梦中的意象用绘画的形式记录下来，他们两位无可争议地成为了艺术治疗理论的奠基人。

在他们的影响下，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精神治疗运动则帮助了艺术治疗的成长。该运动比较强调潜意识（unconsciousness）和象征化（symbolization）的作用，理所当然，当时的艺术治疗纯属于心理分析的导向。在此期间，玛格丽特・诺姆伯格创立“art in therapy”（艺术应用于治疗）的艺术治疗模式，此模式与精神分析取向和心理治疗密切关联，强调“分析（analysis）”和“动力（dynamic）”，鼓励当事人做自发的描绘，并对其图画加以自由联想和解析，依此模式来应用艺术是心理分析阐释的延伸。至此，“艺术治疗”正式成为精神病领域里的一个专有名词，以图像为媒介进行人格检修和心理干预的治疗实践逐步进入公众视野。

1946年，在英国国民卫生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ystem）设立了第一个艺术治疗职位，但是实际上一直到1981年这个行业才在健康服务领域获得正式认可。

20世纪50年代，美术教师埃莉诺・乌拉曼在美国华府综合医院从事艺术治疗工作期间，发展了广受重视的“乌拉曼评价体系（Ulman Assessment Procedure）”。同年代，伊蒂丝・克雷莫在从事儿童艺术治疗工作中总结出：艺术创作过程中就存在着治愈性特征，强调艺术创作过程和艺术升华作用在治疗中的功效。至此，克雷莫和诺姆伯格各持不同的立论观点：“art as therapy”（艺术作为治疗）与“art in therapy”（艺术应用于治疗），其影响持续至今。

20世纪60年代，诺姆伯格和乌拉曼共同创立了《艺术治疗公报》，后来该刊物发展为《美术艺术治疗期刊》，同时，美国艺术治疗协会于1969年成立，AATA制定的目标是运用艺术创作去帮助儿童或成人去发现他们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之间的一致性。根据AATA于1992―1995年会员普查报告显示，该组织已有注册会员4000多名，具体登记艺术治疗师约2000多人。

1989年，国际艺术治疗师组织（International Networking Group of Art Therapists，简称ING/AT）成立。该组织成员来自全球77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使命是增进国际联络和信息交流，尤其是帮助那些孤立无援的为推进艺术治疗事业而努力的同行们。据ING/AT2004年发行的会讯（News-letter）称：目前不少国家艺术治疗师已经成为被政府承认的心理卫生专业人员之一。

目前，在亚洲范围内，韩国的艺术治疗已经开始走上正轨，已有两个艺术治疗协会来培训、发展和推广治疗师，而且艺术治疗已成为政府认可的专业。

通过对中外艺术治疗发展历程的梳理，鉴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我们可以发现，西方艺术治疗的发展自始至终贯穿着理性的精神分析色彩；而中国艺术精神中所蕴含的艺术治疗因素往往更倾向于艺术本质论，强调艺术活动过程中的治愈性特征。

三、艺术治疗的当下性

艺术治疗在西方近30年来已经慢慢被普遍接受，其人才培养模式以及社会实践规范已基本成形，在不少国家获得了健康服务领域的正式认可。在我国，无论是社会的需求还是艺术创作的发展也都为其发展铺平了道路。我国经济、科技高速发展，社会结构转型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使身处该时代的人们需要一种与生俱来、直观鲜活的方式触及心灵深处，安慰、润泽人们焦灼的心理体验，来点燃人们本性中所具有的灵性，重塑一种和谐、平和、圆满的人格。

其一，艺术治疗是使社会价值取向回归人文的时代需求。

当代社会以数字媒体为代表的物质类技术快速发展，学科分类不断细化，知识信息愈加碎片化。“技”在当代的高速发展，为我们带来丰富充足的物质的同时，却使人的精神日益萎弱，这样的特征一直维持到现在，作为现代化进程不可回避的现实，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下去。所以，“回归人文”的价值取向便应运而生。要获得“以技进乎道”的突破，艺术治疗的参与不可或缺。

此时作为人文关怀价值取向的艺术治疗不再是把人当做心理疾病者，而是对在生活中克服内心与环境冲突、遭遇到特殊的问题时所作的安抚，治疗处理的方向在于增强当事人的生活意志力及发展当事人寻找生活意义和对自身认同的能力，使当事人的情感得到升华，创造更好的生活形态。在借鉴国外心理治疗家和艺术治疗师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同时，将我国传统的以艺术本质论取向的艺术治疗融入其中，注重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创造性和升华功能，艺术能够帮助触及我们的压抑、防御结构、阻抗，这些内心的体验往往难以精确地言说，但艺术创作的过程中能够使诸多感受冲突浮现出来，让人们重新获得圆满的人格。

其二，艺术活动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智性模式的研究为艺术治疗提供了基础。

以诉诸人的视觉为主要特征的艺术，一直以来都是人类认知、把握世界的方式之一。现代实验心理学表明，人在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过程中，绝大多数的信息来源于视觉图像，即人类感知世界的首要方式是视觉反馈。实验心理学家特瑞拉通过大量的实验证实，人类获取的信息83%来自视觉，11%来自听觉，3.5%来自嗅觉，1.5%来自触觉，1%来自味觉。图像为人们的视觉提供了客体对象，作为视觉信息接收主体的我们并不是对图像的机械复制，而是对其有意义的整体结构式样的把握。这个认识把握过程，包括接受信息、储存信息、加工信息、输出信息等相关生理、心理活动。可以从图像的形式、色彩、空间、光线、秩序、平衡及其表现、运动、张力、发展来把握图像的整体认知。因此，我们可以将视觉图像对世界的认知和把握分为三个由此及彼的过程，即视觉表象、视觉处理和视觉思维。

英国世界艺术研究学院院长约翰・奥涅斯曾做过相关的实验，两个人从事同样的艺术活动――临摹一幅肖像画时对脑部活动进行功能性磁共振扫描。其中一位是职业画家，熟练掌握绘画技法，另一位则是第一次画肖像画。功能性磁共振扫描结果表明，在未受过绘画训练的常人大脑中，大脑后部的视觉大脑皮层被照亮；而在专业画家的大脑中，虽然眼睛所接收到的视觉刺激信息首先是到达视觉大脑皮层，但是主要处理过程却是大脑的前部区域。基于神经元的可塑性原则，艺术活动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培养在心理学、生理学等方面均已得到相关实验的证实，为艺术治疗的作用机制和有效评价提供了理论基础。

其三，艺术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为艺术治疗提供了丰富的媒介和公共空间。

艺术发展至今，已突破了传统架上绘画的局限，创作表现手法丰富多样，今天的艺术选择性愈来愈强，艺术的创作风格、选择的媒介、体现的功能已经全面发展，其内在的单一逻辑线索已经被多样化取代，艺术的动态性、交互性、瞬时传播性与公共性等特性在不断加强；艺术家的身份也向普罗大众扩散开来。

艺术活动中风格、媒介、素材等多维度发展的前提下，我们应注重艺术教育的公共性问题，即对广大民众的美育功能，正如德国美学家康拉德・朗格在《艺术的本质》中所说的：“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我们不要在乎怎么可以培养更多的艺术家――艺术家已经许多，而在乎怎样教育对于这等艺术的公众，即怎样教育公众，使国民能够理解伟大的艺术品并保护之。”

因此，应将当下多维度、全面发展的艺术活动与中国传统美学活动中艺术本质论取向的艺术治疗相结合。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可借由多种手段达到主观的客观呈现目的；同时艺术创作也不再是受过传统艺术训练专业者的专利，大众都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基于艺术治疗的“潜意识欲望的满足”和“情绪的净化与升华”功能，发展自身的创造力，培养审美鉴别能力，完善自身。

其四，蕴含着调适身心、促进心智因素的当下艺术教育发展趋势与艺术治疗相互共生。

在体现人文价值、倡导创新思维的现代艺术教育思想的引领下，国内众多艺术教育工作者对未来艺术教育的走向产生了深深的思考：一方面，积极地吸收、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思想、理念以充实发展自己；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自身的艺术教育特色，对中国特色的艺术教育精神、方法、内涵进行挖掘弘扬，来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教育体系。在艺术创作走向多元的当下，我们应重新认识西方和我们自身的艺术教育传统。正如阿瑟・艾富兰在《西方艺术教育史》的序言中所说的：“我衷心地希望中国能根据自己的社会需求找到其艺术教育模式。我预祝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国的学者们写出中国艺术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在未来再创造的历史。中国成熟的艺术教育实践模式的出现和形成将会引起世界的极大关注和兴趣。”

我国艺术教育史上众多的学术观点都存在着艺术治疗的特征，如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到的“明劝诫，著升沉”。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写道：“成教化，助人伦。”近代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主张。以上观点都突破了艺术教育仅仅作为“技”的训练的局限，艺术教育起着增进人类感受力、创造力，并能解脱心灵的桎梏，净化心灵、升华欲望的作用，以上都渗透出治疗的倾向。

将艺术治疗融入艺术教育是中国艺术教育的一次老树新枝的创新，两者必定相互共生，共促成长。艺术治疗不同于传统的技能型艺术教育，是包含了美育功能的干预性教育，与以教育原理架构艺术课的艺术教育相比，偏重于心理的健康调适、机体的潜能开发，是以心理学理论为依据的干预性艺术活动。更强调创造性的体现，而不是纯粹的技巧；更重视创作环境、过程与作品分析中的互动环节，以施教者和受教者建立的和谐关系为前提，对创作作品的最终价值探求侧重内在真实和形式品质的统一，而不仅仅是作品本身的技巧品质，进而兼备调适身心、促进心智成长等多重功效。

四、艺术治疗现代教学体系框架的构建

1957年，美国艺术教育家罗恩菲德提出了“艺术教育治疗”（Art Education Therapy ）概念，丰富了艺术治疗以及艺术教育的内涵，使艺术治疗的含义和范畴被扩大到整个教育和社会成长领域。在“艺术治疗”提出半个多世纪以来，它的概念和外延一直处于开放的状态，在教育领域不仅波及不同层面的心理干预和心理疾病的预防应用，而且影响了整个艺术教育。当前，国外的艺术治疗渐趋成熟，不少国家和地区成立了艺术治疗协会，承担着建立并维持艺术治疗专业伦理及临床服务基准，协助教育机构提高艺术治疗教育水准并辅导专业人员继续教育，增进艺术治疗人员的联系与合作等职责。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起，芝加哥艺术学院首先开设了艺术治疗的硕士课程，并授予相应学位。其后美国许多大学都相继开设该方面的课程，授予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由美国艺术治疗认证委员会( ATCB) 进行资质核准和授予证书。美国大多数州在获得艺术治疗认证以后，即具备了心理医生和精神医生的资格，可以在医院、心理诊所从事艺术治疗工作。美国目前已有百余个专业的艺术治疗机构。英国德比大学的艺术治疗专业本科课程设置包含团队的创造与合作、技能训练和创作表现，以及生理学、心理学和治疗实践三大模块，强调艺术活动的交流性和内在治疗性。

鉴于艺术治疗在我国的发展存在明显的滞后，同时，“艺术学”从一级学科提升为“艺术学门类”，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第十三个学科门类，时代对艺术的需求得到了提升和重新认识，社会赋予了艺术创造新的使命；艺术教育学术积淀深厚，造型图像艺术的人文性、教育性传统卓有声誉，以艺术为主要载体对“艺术治疗”进行现代教学阐释，首先结合中国传统艺术一贯秉承的心灵追问，在现代教学框架内进行基础体系研究和实践来培养艺术治疗领域专业人才；尝试依托艺术具有多元性，实施传达语言文字无法表达的情感与精神，整合多元艺术与心理治疗和教育相关领域，将艺术表达视为媒介，透过艺术的创作力与表达性以及艺术创作过程中的治愈性特征进行心理慰藉，并且基于艺术治疗的“潜意识欲望的满足”和“情绪的净化与升华”功能，发展自身的创造力，培养审美鉴别能力，完善人格。为此我们提出艺术治疗教学体系首先需要完成以下五个方面的构建。

（一）教学体系的指导思想

面对社会、经济、技术的迅猛发展，由于结构调整和发展中不平衡局面带来的不和谐因素，从当下艺术教育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以及当下艺术教育的传播手段与方式不断拓宽的时代背景为切入点，将艺术治疗融入我国艺术教育体系，在艺术教育学科范畴之下，突出其公共性，构建多学科相互渗透、融合的，以强调艺术创作过程和艺术升华作用特征的艺术治疗现代教学体系。

（二）教学体系的目标定位

将以艺术本质论为取向的艺术治疗融入艺术教育，建立大陆地区首个艺术治疗专业，以培养具备艺术专业素养、教育方法和艺术治疗专业技能的公共服务性复合型人才为目标。这类人才在担任艺术治疗工作者或艺术教师、艺术传播工作者时，寓艺术治疗于艺术教育之中，在促进受教育者的美术知识和技能增长的同时，也兼顾心理、人格的成熟和完善，使艺术教育在当下和谐社会建设中得以丰富和发展。

（三）教学体系的课程结构和内容

1.美术专业知识

（1）实践类必修课：形式规律、立体构成、书法、素描、色彩（含水彩、色粉、油画等）、雕塑、陶艺、综合材料（含涂鸦、拼贴、多媒体等）；（2）理论类必修课：中外美术史、艺术概论、视觉心理学、社会学等。

2.艺术治疗专业知识

（1）艺术治疗历史与理论：艺术治疗史、艺术治疗理论流派、艺术治疗实践案例等；（2）艺术治疗生理学医学理论：视觉系统、神经系统、大脑认知模式等理论；（3）艺术治疗相关心理学：心理动力学、发展心理学、精神分析学、认知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等；（4）艺术治疗课题训练小组：7―8名学生第三学年开始每周在训练小组内与指导教师进行课堂式和实践式的学习，主要任务为：对象分析和场景环境设计方案；通过艺术创作，进行自我探索，掌握艺术与精神分析技能；学习团队合作以及互动；掌握各种材料、各种主题与各种取向的美术创作方式；（5）艺术治疗评估：心理测量学、统计学等；（6）艺术治疗的伦理与法律规范学习。

3.教育基本理论的学习和实践操作

（1）理论类必修课：艺术教育概论、艺术教育史、教育心理学、音乐学、教学法等；（2）实践类必修课：社会调研、实践和个人案例报告等。

4.艺术教育治疗社会实践

5.毕业论文

（四）教学体系的组织形式

一、二年级完成艺术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理论课程和实践类课程学习；三年级进行艺术治疗课题化小组训练，并组织资格证考试；四年级完成社会实践和毕业论文以及个人案例报告。

（五）教学体系的特色

艺术教育内涵的丰富和外延的拓展；专业艺术院校人才培养以创作型实践人才为主要目标与强调艺术创作过程和艺术升华的艺术本质论取向的艺术治疗互为呼应，使多学科互动融生；课题化教学强调团队合作的教学方式顺应艺术治疗发展方向；在当下发展变革中，艺术教育视野下的艺术治疗建构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和应用性。

从艺术教育内涵的丰富和外延，学科建设的拓展与教学体系的构建，在多学科背景下，履行当下社会赋予艺术的新使命，立足于人才培养，形成有特色的艺术治疗教学体系，以上五个部分是其建构的核心内容。

（注：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共建”课题《图像的智性――艺术治疗的现代教学阐释》成果，课题编号：11XKGJ13）

注释：

①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9.

参考文献：

[1]卡洛琳・凯斯，苔萨・达利.艺术治疗手册 [M].黄水婴，译.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2]陆雅青.艺术治疗―绘画诠释：从美术进入孩子的心灵世界[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3]翁震宇.美术教育概论[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9.

[4]阿瑟・罗宾斯.作为治疗师的艺术家[M].孟沛欣，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

[5]苏珊・布查尔特.艺术治疗实践方案[M].孟沛欣，韩斌，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

[6]范琼方.艺术治疗――家庭动力绘画概论[M].台北：五南出版社，2004.

[7]孟沛欣.艺术疗法――超越言语的交流[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艺术社会本质论文篇3

论文摘要:中国画的“现代”进程中如何继承古法和如何革新问题上矛盾纷呈,中国画应随时代而变,首先,在借鉴西方绘画造型的同时,不能忽视中国绘画本体的笔墨传承,甚而消解中国画画种;其次,中国画的创作有一套程式,虽受西方绘画变革及现代性的影响,但应立足于本土文化,处理好中西艺术之间的关系。

一、20世纪中国画的现代性艳羡与渴慕

在卡林内斯库的笔下,现代性至少包含两个主要的矛盾或曰悖论,一曰观念与时代的悖论,植根于古代性与现代性在时间轴上延续的斗争;一曰两种基于不同价值判断的现代性的冲突,即两种现代性的对峙:作为西方文明史一阶段的现代性对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

本文中的“现代性”是指从古今之争中呈现的现代性,其首要特征就是对传统与自身(脱胎于其处身时代的自身)的双重反思、省察、批判。中国画现代性的特征首先是它的外发性。所谓外发性是指中国的现代性不是来自本土文化,而是来自西方。现代性的核心是西方启蒙理性,包括工具理性(科学精神)和价值理性(人文精神)。这就注定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变革是对西方现代性艳羡与渴慕引起的,是从外部引进的现代性。从艺术史的角度看,20世纪中国绘画体现了中国艺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发展进程,反映出对西方艺术的引进、吸收和中西艺术的碰撞、融合等多种复杂形态。在艺术形式和材料表现方面,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中国绘画的现代性表现在全球科学与技术进步影响下的中国画对传统技法、装裱的反思以及变革;还表现在受西方绘画现代性的影响下中国画的功能、题材和技法方面的改变上,更重要的是中国画中的笔墨取向也因西方现代性的影响而有一定程度的改变。

二、20世纪中国画现代性进程中的笔墨取向

在近现代美术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画的“现代”过程无疑是最明显的,在“西学东渐”之风劲吹的情况下,中国画改革问题在百年间的争论中一直没有停息过。

20世纪初在西方写实、“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画坛在中国画如何继承传统和如何革新问题上矛盾纷呈。中国画的笔墨取向比较有代表性的论点有三种[1],即笔墨的本质论、媒介论与观念论,这三种不同的笔墨观是在总结了中国画绘画实践的基础上表达了中国画界对于中国画的现代性的不同理解,也呈现出中国画发展的不同路径。笔者将中国画笔墨取向与现代性问题焦点汇集在以下几个方面:

1、笔墨“本质论”与中国画创新问题

笔墨的“本质论”也被称为“笔墨中心主义”,即将中国画的笔墨语言系统作为衡量水墨作品的根本标准。20世纪初年为晚清之末端。清代释道济曾云:“古人虽善一家,不如临摹皆备。不然,何有法度渊源,岂今之学者,作枯骨死灰相乎?”(大涤子《题画诗跋》)。许多画家在中国画创作的摹古过程中,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实际上是种预成图式的侵入过程。清初六大家崇尚摹古、追求笔墨形式的“正统派”画风,为此,康有为指出:“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弊极矣……其遗余二、三名宿,摹写四王、二石之糟粕,枯笔数笔,味同嚼蜡,岂复能传后,以与今欧美、日本竟胜哉。……”20世纪初叶的中国画坛,摹古者甚重,但石涛、八大、扬州八怪等主张,如“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敢于创新”,“师造化”、“重创作”的主张以及他们重视个性表现,提倡风格独创,主张“自立门户”的创作实践也影响到了一些20世纪海上画派及其金石画派的中国画画家。1958年,郑振铎在《中国近百年绘画展览选集》的序言中指出晚清‘百花齐放’的春光,便在绘画的园地里烂漫地呈现出来了。这也可见强调画家独创精神、文化素养与摹古不是不可调和,而要探讨的是如何调和以适应时代的问题。

2、笔墨“媒介论”与中国画写实性问题

笔墨的“媒介论”将笔墨视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撮合发展的一种精神表达媒介,通过材料或图式的选择、重组,来达到个内心世界的表现。媒介是一种材料而并非一种规范。在中国传统绘画中,以山水画为例,中国画不停留在形似的层次,追求的是为山水传神且直抒胸臆。

明清之际,耶教东传,西方传教士画家络绎进入清廷传授西洋画法,清代院画则成了融合西洋画最深入的画种。但是,清代院画在融合西洋绘画的透视画技和明暗画法时,表现出题材的局限性,以西法于山水题材时,主要局限在实景的描绘;郎体画法则大量用于表现肖像、动物翎毛、历史纪实画。清代张秉认为这些融合西画技法的清代院画“非雅赏,好古者所不取”。(《国朝画征录》)明清时期的文人画坛,对西洋画基本上采取了排斥态度。如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写道:“西洋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有颜色与笔,与财华绝异。布景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近。学者能参用一二,亦具醒法;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沈宗骞则认为,西洋画法“泥于用墨,而非吾所以为用墨之道”。(《芥舟学画编》)笔墨的运用,这是关键。在文人画审美情趣的主宰下,中国文人画家是不可能用正视的眼光来看待西洋画的,清代院画家融合西洋画的实践也被彻底地否定了。

艺术社会本质论文篇4

论文摘要:中国画的“现代”进程中如何继承古法和如何革新问题上矛盾纷呈，中国画应随时代而变，首先，在借鉴西方绘画造型的同时，不能忽视中国绘画本体的笔墨传承，甚而消解中国画画种;其次，中国画的创作有一套程式，虽受西方绘画变革及现代性的影响，但应立足于本土文化，处理好中西艺术之间的关系。

一、20世纪中国画的现代性艳羡与渴慕

在卡林内斯库的笔下，现代性至少包含两个主要的矛盾或曰悖论，一曰观念与时代的悖论，植根于古代性与现代性在时间轴上延续的斗争;一曰两种基于不同价值判断的现代性的冲突，即两种现代性的对峙:作为西方文明史一阶段的现代性对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

本文中的“现代性”是指从古今之争中呈现的现代性，其首要特征就是对传统与自身(脱胎于其处身时代的自身)的双重反思、省察、批判。中国画现代性的特征首先是它的外发性。所谓外发性是指中国的现代性不是来自本土文化，而是来自西方。现代性的核心是西方启蒙理性，包括工具理性(科学精神)和价值理性(人文精神)。这就注定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变革是对西方现代性艳羡与渴慕引起的，是从外部引进的现代性。从艺术史的角度看，20世纪中国绘画体现了中国艺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发展进程，反映出对西方艺术的引进、吸收和中西艺术的碰撞、融合等多种复杂形态。在艺术形式和材料表现方面，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中国绘画的现代性表现在全球科学与技术进步影响下的中国画对传统技法、装裱的反思以及变革;还表现在受西方绘画现代性的影响下中国画的功能、题材和技法方面的改变上，更重要的是中国画中的笔墨取向也因西方现代性的影响而有一定程度的改变。

二、20世纪中国画现代性进程中的笔墨取向

在近现代美术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画的“现代”过程无疑是最明显的，在“西学东渐”之风劲吹的情况下，中国画改革问题在百年间的争论中一直没有停息过。

20世纪初在西方写实、“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画坛在中国画如何继承传统和如何革新问题上矛盾纷呈。中国画的笔墨取向比较有代表性的论点有三种[1]，即笔墨的本质论、媒介论与观念论，这三种不同的笔墨观是在总结了中国画绘画实践的基础上表达了中国画界对于中国画的现代性的不同理解，也呈现出中国画发展的不同路径。笔者将中国画笔墨取向与现代性问题焦点汇集在以下几个方面:

1、笔墨“本质论”与中国画创新问题

笔墨的“本质论”也被称为“笔墨中心主义”，即将中国画的笔墨语言系统作为衡量水墨作品的根本标准。20世纪初年为晚清之末端。清代释道济曾云:“古人虽善一家，不如临摹皆备。不然，何有法度渊源，岂今之学者，作枯骨死灰相乎?”(大涤子《题画诗跋》)。许多画家在中国画创作的摹古过程中，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实际上是种预成图式的侵入过程。清初六大家崇尚摹古、追求笔墨形式的“正统派”画风，为此，康有为指出:“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弊极矣……其遗余二、三名宿，摹写四王、二石之糟粕，枯笔数笔，味同嚼蜡，岂复能传后，以与今欧美、日本竟胜哉。……”20世纪初叶的中国画坛，摹古者甚重，但石涛、八大、扬州八怪等主张，如“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敢于创新”，“师造化”、“重创作”的主张以及他们重视个性表现，提倡风格独创，主张“自立门户”的创作实践也影响到了一些20世纪海上画派及其金石画派的中国画画家。1958年，郑振铎在《中国近百年绘画展览选集》的序言中指出晚清‘百花齐放’的春光，便在绘画的园地里烂漫地呈现出来了。这也可见强调画家独创精神、文化素养与摹古不是不可调和，而要探讨的是如何调和以适应时代的问题。

2、笔墨“媒介论”与中国画写实性问题

笔墨的“媒介论”将笔墨视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撮合发展的一种精神表达媒介，通过材料或图式的选择、重组，来达到个内心世界的表现。媒介是一种材料而并非一种规范。在中国传统绘画中，以山水画为例，中国画不停留在形似的层次，追求的是为山水传神且直抒胸臆。

明清之际，耶教东传，西方传教士画家络绎进入清廷传授西洋画法，清代院画则成了融合西洋画最深入的画种。但是，清代院画在融合西洋绘画的透视画技和明暗画法时，表现出题材的局限性，以西法于山水题材时，主要局限在实景的描绘;郎体画法则大量用于表现肖像、动物翎毛、历史纪实画。清代张秉认为这些融合西画技法的清代院画“非雅赏，好古者所不取”。(《国朝画征录》)明清时期的文人画坛，对西洋画基本上采取了排斥态度。如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写道:“西洋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有颜色与笔，与财华绝异。布景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近。学者能参用一二，亦具醒法;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沈宗骞则认为，西洋画法“泥于用墨，而非吾所以为用墨之道”。(《芥舟学画编》)笔墨的运用，这是关键。在文人画审美情趣的主宰下，中国文人画家是不可能用正视的眼光来看待西洋画的，清代院画家融合西洋画的实践也被彻底地否定了。

艺术社会本质论文篇5

近些年来,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理论界不大谈文学的本质问题,有的学者干脆回避或否认文学的本质问题,然而本质问题却依然存在。文学理论不是杂多观点的偶然堆积,而是系列观念的有机组合。在这种组合中,总有几块基石存在,整个理论体系便建立在这些基石之上。文学本质便是这样的基石之一。对文学本质的不同看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学理论的基本走向,而且决定着文学理论的具体内容。因此,在对文学本质的看法日益模糊、混乱的今天,重新探讨文学的本质问题,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

一

讨论文学的本质,首先有一个讨论的角度和出发点的问题。因为文学是复杂的,任何复杂的事物其本质也不会是单一的。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得出的结论也肯定不会一样。国内一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文学的本质,从而得出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更具体地说,是一种用语言来塑造形象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结论。这种学说着眼的主要是从人类的整个活动中将文学区分出来,进行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探讨,未能深入到作品之中。而文学作品乃至整个文学活动作为一个具体、复杂、系统的整体,对其本质的探讨不能仅仅着眼于整个的人类活动,满足于将它与人类的其他活动区分开来,更应着眼于其本身,从中探索出更为符合其本性的结论。由此可见,意识形态说虽然正确,但也不是没有局限,它透视了文学本质的一个方面,却忽视了其他的方面,而且就文学本身来看,有些甚至是更重要的方面。

笔者以为,探讨文学本质的最重要的角度与出发点,应当是也只能是文学作品。这不仅是因为在文学四要素中,作品处于核心的地位,也是因为作品是文学的思想、形式、功能等唯一的具有物化形式的载体,还因为在供我们研究的文学材料中,作品是最为可靠、最为准确、最为长久、也最便于操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说,文学的本质,归根到底是由文学作品的本质决定的。因此从作品切入,是把握文学本质的最好的途径。

二

从作品的角度出发,文学有两大要素,一是它所表现的生活,一是它用来表现这种生活的语言。在我们看来,表现在作品中的生活就是形象,因为形象不是别的,就是形式化了的生活,即是经过作家主体的把握、转换,去掉了其物质实在,只留下其感性形式的生活。[1]从这个角度出发,文学的本质便只可能有两个,或者是形象,或者是语言。

西方语言论文论反对文学的形象本质,强调文学的本质在于语言。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第一,西方语言论文论的语言本质论是建立在“现实是语言的建构”和“语言的现实决定着思想的现实”这两大理论支柱之上的,而这两个命题虽然有片面的正确性,但在总体上却是不正确的,无法撑起语言本质论的大厦。[2]第二,不光文学文本由语言构成,非文学文本也是由语言构成的。要肯定文学的语言本质,首先得确定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区别。而在我们看来,文学语言的特性不是别的,就是它的构象性。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1文学语言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自足体,总要表现出一定的生活内容。

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是一个独立有序的自足体,它一方面独立于政治、道德、宗教等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一方面独立于社会生活。什克洛夫斯基宣称:“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4]结构主义认为,文学语言不指向客观世界,不与客观世界发生关系。罗兰·巴尔特断言:“文学的实践活动是一种绝对的不及物的活动。”[5]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即使不从理论的角度,仅仅根据常识判断,文学语言也总是要指向外部世界的,因为它总是要表现出一定的东西。哪怕作者是自言自语,这自言自语的语言也是有意义的,而这意义便是由客观世界赋予,并与客观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语言论文论认为文学语言与客观世界无关,不反映现实的生活,其主要的理由有两条。第一,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语言符号与它所指称、描述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偏离,人们无法借助语言,从主体的此岸到达客观现实的彼岸,也不能到达主观心理现实的彼岸。既然如此,语言所呈现的世界便不是客观的世界,而是语言自己构建的。第二,文学语言描写的世界是作家想象的结果,是虚构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我们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虽然存在着某些滑动与偏离的现象,但这只是两者关系中的次要的一面,其主导的一面则是相应的与确定的。语言并不是纯思辨的产物,它是在人们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产生、发展、完善的,其用法与意义也是由此确定的。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之一索绪尔其实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专横的、武断的、约定俗成的。既然如此,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便是直接的、基本稳定的。人们完全能够通过语言,从主体的此岸到达客观现实的彼岸,到达主观心理现实的彼岸。因此,语言不是与客观现象无关,而是紧密相联,语言所呈现的世界并不是它的自我构建,而是它所反映的。另一方面,文学语言所表现的世界的确是虚构的,但这虚构并不是无本之木,它离不开客观的现实生活。作者的虚构即使再怪诞也离不开生活的基础,需要生活所提供的素材,作品的内容是生活的反映,读者的阅读也要以生活为参照系。既然如此,文学语言便与现实生活有着各种牵连,不是不及物的了。

由此可见,文学语言是不可能与客观世界也即生活脱钩的,它总要指向客观的世界,表现出生活的某些内容。

2文学语言表现的是感性具体的生活。

文学与科学的反映对象都是生活,但两者又有明显的不同。科学从现象出发,目的却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一旦抓住了这些东西,便要抛开现象,运用定义、公式、概念、判断、推理等将它们表现出来。而文学却始终不离开感性具体的生活现象。它虽然也要表现本质与规律,但却是通过对这些感性具体的生活的细腻描写,将本质与规律间接地暗示出来,而不是用抽象的形式,将它们直接地表述出来。

进一步考察,文学表现的,还不是整个的感性具体的生活,而只是这些生活的感性形式。黑格尔认为:“艺术作品尽管有感性的存在,却没有感性的具体存在。”“尽管它还是感性的,它却不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像石头、植物和有机生命那样。艺术作品中的感性事物本身就同时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但是它又不像思想的那种观念性,因为它还作为外在事物而呈现出来。”[6]生活是一个复杂的实体,既有外在的表现形态,又有内在的物质实在。人们可以从外观上把握它,也可以以概念的形式把握它。然而文学把握的,只是它外在的表现形态。因为文学无法进入生活的内在的实质,它只能提取生活外在的感性形式,作为自己表现的对象。比如一个人,他有外部的表现形态如外貌、表情等,同时也有内部的物质实在如骨、肉、内脏等,一幅画要将这个人表现出来。它能表现的只是他的外部感性形式,内在的物质实在是表现不出来的。文学也是如此。

自然,文学不仅能够表现外部世界,也能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如思想、感情等。但这些思想感情本身仍有感性的表现形式和抽象的实在的区分,文学表现的,仍是那感性的表现形式,而不是思想、感情的抽象的概念。自然,由于文学是用语言来表现自己所反映的生活的,说文学表现的是具体的生活的感性形态,也就意味着文学语言表现的是具体的生活的感性形态。这种感性形态表现在文学中,也就是形象。

3文学语言总是运用各种手段,调动自己塑造形象的潜能,以满足表现具体生活的感性形态的需要。

语言由语词构成,语词的核心是词义,词义的核心是概念,概念总是抽象一般的。因此从本质上说,语言更适合于表现抽象的思想。而文学语言要表现的,则是具体的生活的感性形态,要达到这一目的,文学语言便必须采用种种手段,调动自己本身所具有的潜能。我们这里所说的潜能,指的是语词的具体特殊的一面。语词从总体上看虽然是抽象的,但它却是从若干个别事物中提取出来的,在保持抽象意义的同时,它又与个别具体的事物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人们理解语词总是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基础的,而这些生活经验总是感性具体的。要理解概念的时候,人们必然要把这些感性具体的东西与概念联系起来。因此语言在普遍一般的下面,还有具体特殊的一面。只是这具体特殊的一面在一般情况下是次要的,被普遍一般所掩盖了的。而文学语言就是要通过各种手段,使这具体特殊的一面突出、放大出来,使自己带有一定的具象性,从而适应表现具体特殊的生活的需要。文学创作中常见的种种手段,如语词的组合,修辞的运用,言语的偏离,语境的构建,等等,实际上都是为了突出语言具象的一面,从而为表现感性生活,塑造形象服务。[7]

可见,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科学语言执著于语言普遍一般的一面,表现抽象的思想,而文学语言则要运用种种手段突出自己具体特殊的一面,以达到表现具体的生活的感性形态的目的。由于形象就是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感性的生活,因此我们说,文学语言的特性就是它的形象性。

明乎此,文学的本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既然文学语言的特性就在它的构象性,其本身并不是自足的,而是指向外部世界,目的在表现生活,塑造形象,那么,文学的本质就不在语言,而在语言所描绘的形象。

三

文学的形象本质,我们还可以从它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存在形式的角度加以探讨。本质并不是什么虚幻的、强加在事物身上的东西。它真实地存在于事物的本身,决定着事物的性质、面貌和发展。文学的本质也必然地要表现到它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存在形式上来,决定着它的结构与特点,构成文学与人类其他精神活动的根本区别。反过来,确定了文学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存在形式同人类其他精神活动的相应方面的根本区别,也就确定了文学的本质。

所谓文学的外在表现形式也就是文学反映生活的形式。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是多种多样的,文学只是其中的一种。总的来说,它们反映的都是生活,广义的生活。但反映的方式却有不同。科学、哲学等用抽象的方式反映生活,而文学则用形象的方式反映生活。

所谓文学的内在存在形式,也就是文学本身的形式,换句话说,就是文学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

歌德认为:“艺术并不打算在深度与广度上与自然竞争,它停留于自然现象的表面;但是它有着自己的深度,自己的力量。它借助于在这些表面现象中见出合规律性的性格、尽善尽美的和谐一致、登峰造极的美、雍容华贵的气氛、达到顶点的激情,从而将这些现象的最强烈的瞬间定形化。”[8]卡西尔解释说:“这种对‘现象的最强烈的瞬间’的定型既不是对物理事物的摹仿也不是强烈感情的流溢。它是对实在的再解释,不过不是靠概念而是靠直观,不是以思想为媒介而是以感性形式为媒介。”[8]苏珊·朗格认为,文学并不是词语的连缀,“一串连缀起来的词语并不比餐桌上的一摞盘碟更有资格充当创造物”,“诗人用语言创造了一种幻象,一种纯粹的幻象,它是非推论性符号的形式”。“在现实生活中事件的外观是支离破碎的,是转瞬即逝的,而又常常是扑朔迷离的……诗人务求创造‘经验’的外观,感受和记忆的事件的外貌,并把它们组织起来,于是它们形成了一种纯粹而完全的经验的现实,一个虚幻生活的片断”。[9]从物质的角度看,文学是以语言或者说文字的形式存在着的。然而,一串词语的连缀并不说明什么,只有当它们通过一定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了某种形象的时候,才能成为文学作品。如李白的《静夜思》,20个字可以有无数种组合方式,但只有以李白所用的形式组织起来,才有可能构成形象,成为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可见文学作品的物质存在形式不能成为文学作品真正的存在形式,文学作品的存在形式,只能是形象。它所表现的内容,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是以具体的感性形式即形象表现出来。

自然,文学也要表现思想,但这些思想也必须隐含在形象之中。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表达了十分深邃的思想,但这思想是隐藏在形象之中的,我们无法直接把握,我们看到的只是形象,要把握这些思想就得对形象进行分析。即使是一些目的在直接表达某种思想的作品,它也必须把这种思想用形象表达出来。如默里克的《猎人之歌》:

小鸟在白雪中的足迹多么纤巧,

当它在高山顶上闲游浪荡;

我的爱人可爱的小手更为纤巧,

当它写一封书信寄往他乡。

短诗表达的意思十分明显,赞美爱人的小手和心灵的美丽。但作者却采用了循环往复的咏唱,巧妙的比喻,使这种赞美之情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表达出来。

论证了文学的外在表现形态和内在存在形式都是形象,它正是凭借形象,与人类其他精神活动区分开来,我们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文学的形象本质。

四

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形象,有可能遇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反驳:一是认为形象没有普遍性,有些作品没有形象;一是认为形象没有特殊性,有些非文学作品也有形象。既然如此,把形象看作文学的本质便缺乏说服力。我们必须回答这两个问题。

认为形象没有普遍性,这是反对形象本质论者常常提及的一个理由。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都持这种观点。什克洛夫斯基写道:“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努力,奥夫相尼科─库里科夫斯基院士终于不得不把抒情诗、建筑和音乐划为无形象艺术的特殊种类……如此看来,有些具有广阔领域的艺术,并不是一种思维方式;然而属于这一领域的艺术之一的抒情诗(就这词的狭义而言)却又与‘形象’艺术完全相像,它们都要运用语言,尤为重要的是形象艺术向无形象艺术的转变完全是不知不觉的,而我们对它们的感受也颇相类似。”[4]什克洛夫斯基之所以持这种观点,其理论基点之一便是把形象特别是文学形象理解为视觉形象。[10]然而,形象并不局限于视觉方面,它诉诸人的整个感官与心灵。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作品的内容通过一个个的文字,经过我们的想象,呈现为活生生的生活,这些生活有些我们可能看不到它,然而我们能够感觉到它。正像现实生活中,我们看不到人的内心活动,但我们能够感受到一样。这些能感受到的生活自然也是生活,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形象。它们与那些用概念、判断、推理表现出来的抽象的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与那部分可以诉诸视觉的生活有着本质的共同之处。它们都保持着生活的全部的感性形态,因此它们都是形象。

明白了这一点,再回过头来讨论形象没有普遍性的看法,问题便明朗了。什克洛夫斯基提出形象没有普遍性,主要有两个理由:其一,形象不能包括所有的艺术种类,有些种类的艺术没有形象;其二,形象与非形象之间的界限不分明,难以区分。他特别举出抒情诗作为例证。但是,既然形象不限于视觉方面,他的这一例证也就缺乏力量。抒情诗抒发感情,大致有两种主要方法,一种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写,把情感显现出来。即中国古人所谓的情景交融,或者按照艾略特所说,寻找“客观对应物”的方法。另一种是直接把情感描绘出来。前一种类型的抒情诗里无疑是有形象的,即使按照反形象本质论者的观点也是如此。后一种类型的抒情诗里是否也有形象?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它虽然没有描写客观事物的感性形态,却描写了主观情感的感性形态。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中的确没有描写什么客观事物,然而它描写了一种独特的感受。诗人从“天地之悠悠”中感悟到了什么?他“怆然”什么?为何“涕下”?也许他知道,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是一种无可名状的感觉。总之,诗中没有表达出来。诗中描写的,只是诗人独登高台,抚今追昔,百感交集,涕泪交流的那种具体现象。至于这种现象包含了什么思想,有什么哲理,则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诗的形象性就体现在这里。

既然任何文学作品都有形象,那么,文学作品中也就不存在形象与非形象的界限,无需我们去区分。什克洛夫斯基关于形象没有普遍性的第二个理由也就不存在了。

如果说,认为形象无普遍性的着眼点是文学内部的关系的话,那么,认为形象无特殊性的着眼点则是文学的外部关系。有的评论家认为,不光文学作品中有形象,许多非文学作品如宗教书籍、演讲,政治、哲学著作中都有形象,甚至动物、植物等自然界的客观事物也有形象。因此,形象只是文学作品的外部特征之一,而不是文学的本质。

与人类语言的其他一些重要的术语一样,形象也是一个负载过多的术语。各种各样的意思不断地堆积到它的身上,其本身的意义反而模糊了。因此,要讨论形象有无特殊性,首先应该把一些不应该由其担当的意义从它身上卸去。我们认为,形象的本质是生活,是通过人们的创造所表现出来的保持着全部感性形态的生活。艺术家的想象“用图画般的感性表象去了解和创造观念和形象,显示出人类的最深刻最普遍的旨趣”。[6]形象只涉及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不涉及客观事物的内在实质。据此,我们首先可以把形象和物象区别开来。所谓物象,指的是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可以由我们的感官所感知。物象总是与具有这物象的事物的内在实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老虎的物象,它由老虎的空间形状,颜色、毛皮等组成,但在这物象里面,是强健的筋骨、发达的肌肉、肉食动物的消化系统等,而画中的老虎则只取了现实中的老虎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其内在的实质无关。其次,我们还应把形象与语言的形象性区别开来。所谓语言的形象性,指的是运用比喻、拟人、借代、夸张等修辞手法使语言的表达变得具体、鲜明、生动。它与形象有一定的联系,因为形象也要求具体、鲜明、生动。但两者仍有着本质的区别。形象的本质是感性的生活,语言的形象性涉及的则是语言的表达方式。在一些非文学作品中,作者为了使文章变得鲜明、生动,具有感染力,常常运用一些形象的表达方式。但这还不能说是形象,只能说是形象的语言,或语言的形象性。因此,非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远比人们所认为的要少。

应该承认,非文学作品中也有形象,而且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也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之间的区别也很明显。首先,非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一般都是单独存在的,散见于其他的文字之中,而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则是一种系列的组合,是作品的主体。其次,在文学作品中,形象占据着中心位置,它既是作品的主体,又是作品的目的,其他的一切都是为塑造形象服务的。文学作品中,即使有议论,这议论也要服从塑造形象的需要,本身并不能成为作品的目的。

由此可见,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虽然有些一致的地方,但在作用与地位等方面,却是大不一样的。我们完全可以据此把它们区别开来。因此,说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无特殊性,也是不正确的。

参考文献:

[1]赵炎秋论文学形象的形成过程[J]中国文学研究,1999,(4):1-9

[2]赵炎秋论西方语言论文论的局限[A]新批评文丛第二辑[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16-30

[3]赵炎秋不结果的无花树———论西方语言论文论对文学语言特性的探寻[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5):50-55

[4]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C]北京:三联书店,1989

[5]罗兰·巴尔特批评文集[M]巴黎:色伊,1964

[6]黑格尔美学: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7]赵炎秋论文学形象的语言构成[J]文学评论,1996,(4):62-70

[8]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9]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艺术社会本质论文篇6

近些年来,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理论界不大谈文学的本质问题,有的学者干脆回避或否认文学的本质问题,然而本质问题却依然存在。文学理论不是杂多观点的偶然堆积,而是系列观念的有机组合。在这种组合中,总有几块基石存在,整个理论体系便建立在这些基石之上。文学本质便是这样的基石之一。对文学本质的不同看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学理论的基本走向,而且决定着文学理论的具体内容。因此,在对文学本质的看法日益模糊、混乱的今天,重新探讨文学的本质问题,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

一

讨论文学的本质,首先有一个讨论的角度和出发点的问题。因为文学是复杂的,任何复杂的事物其本质也不会是单一的。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得出的结论也肯定不会一样。国内一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文学的本质,从而得出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更具体地说,是一种用语言来塑造形象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结论。这种学说着眼的主要是从人类的整个活动中将文学区分出来,进行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探讨,未能深入到作品之中。而文学作品乃至整个文学活动作为一个具体、复杂、系统的整体,对其本质的探讨不能仅仅着眼于整个的人类活动,满足于将它与人类的其他活动区分开来,更应着眼于其本身,从中探索出更为符合其本性的结论。由此可见,意识形态说虽然正确,但也不是没有局限,它透视了文学本质的一个方面,却忽视了其他的方面,而且就文学本身来看,有些甚至是更重要的方面。

笔者以为,探讨文学本质的最重要的角度与出发点,应当是也只能是文学作品。这不仅是因为在文学四要素中,作品处于核心的地位,也是因为作品是文学的思想、形式、功能等唯一的具有物化形式的载体,还因为在供我们研究的文学材料中,作品是最为可靠、最为准确、最为长久、也最便于操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说,文学的本质,归根到底是由文学作品的本质决定的。因此从作品切入,是把握文学本质的最好的途径。

二

从作品的角度出发,文学有两大要素,一是它所表现的生活,一是它用来表现这种生活的语言。在我们看来,表现在作品中的生活就是形象,因为形象不是别的,就是形式化了的生活,即是经过作家主体的把握、转换,去掉了其物质实在,只留下其感性形式的生活。[1]从这个角度出发,文学的本质便只可能有两个,或者是形象,或者是语言。

西方语言论文论反对文学的形象本质,强调文学的本质在于语言。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第一,西方语言论文论的语言本质论是建立在“现实是语言的建构”和“语言的现实决定着思想的现实”这两大理论支柱之上的,而这两个命题虽然有片面的正确性,但在总体上却是不正确的,无法撑起语言本质论的大厦。[2]第二,不光文学文本由语言构成,非文学文本也是由语言构成的。要肯定文学的语言本质,首先得确定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区别。而在我们看来,文学语言的特性不是别的,就是它的构象性。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1文学语言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自足体,总要表现出一定的生活内容。

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是一个独立有序的自足体,它一方面独立于政治、道德、宗教等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一方面独立于社会生活。什克洛夫斯基宣称:“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4]结构主义认为,文学语言不指向客观世界,不与客观世界发生关系。罗兰·巴尔特断言:“文学的实践活动是一种绝对的不及物的活动。”[5]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即使不从理论的角度,仅仅根据常识判断,文学语言也总是要指向外部世界的,因为它总是要表现出一定的东西。哪怕作者是自言自语,这自言自语的语言也是有意义的,而这意义便是由客观世界赋予,并与客观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语言论文论认为文学语言与客观世界无关,不反映现实的生活,其主要的理由有两条。第一,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语言符号与它所指称、描述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偏离,人们无法借助语言,从主体的此岸到达客观现实的彼岸,也不能到达主观心理现实的彼岸。既然如此,语言所呈现的世界便不是客观的世界,而是语言自己构建的。第二,文学语言描写的世界是作家想象的结果,是虚构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我们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虽然存在着某些滑动与偏离的现象,但这只是两者关系中的次要的一面,其主导的一面则是相应的与确定的。语言并不是纯思辨的产物,它是在人们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产生、发展、完善的,其用法与意义也是由此确定的。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之一索绪尔其实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专横的、武断的、约定俗成的。既然如此,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便是直接的、基本稳定的。人们完全能够通过语言,从主体的此岸到达客观现实的彼岸,到达主观心理现实的彼岸。因此,语言不是与客观现象无关,而是紧密相联,语言所呈现的世界并不是它的自我构建,而是它所反映的。另一方面,文学语言所表现的世界的确是虚构的,但这虚构并不是无本之木,它离不开客观的现实生活。作者的虚构即使再怪诞也离不开生活的基础,需要生活所提供的素材,作品的内容是生活的反映,读者的阅读也要以生活为参照系。既然如此,文学语言便与现实生活有着各种牵连,不是不及物的了。

由此可见,文学语言是不可能与客观世界也即生活脱钩的,它总要指向客观的世界,表现出生活的某些内容。

2文学语言表现的是感性具体的生活。

文学与科学的反映对象都是生活,但两者又有明显的不同。科学从现象出发,目的却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一旦抓住了这些东西,便要抛开现象,运用定义、公式、概念、判断、推理等将它们表现出来。而文学却始终不离开感性具体的生活现象。它虽然也要表现本质与规律,但却是通过对这些感性具体的生活的细腻描写,将本质与规律间接地暗示出来,而不是用抽象的形式,将它们直接地表述出来。

进一步考察,文学表现的,还不是整个的感性具体的生活,而只是这些生活的感性形式。黑格尔认为:“艺术作品尽管有感性的存在,却没有感性的具体存在。”“尽管它还是感性的,它却不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像石头、植物和有机生命那样。艺术作品中的感性事物本身就同时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但是它又不像思想的那种观念性,因为它还作为外在事物而呈现出来。”[6]生活是一个复杂的实体,既有外在的表现形态,又有内在的物质实在。人们可以从外观上把握它,也可以以概念的形式把握它。然而文学把握的,只是它外在的表现形态。因为文学无法进入生活的内在的实质,它只能提取生活外在的感性形式,作为自己表现的对象。比如一个人,他有外部的表现形态如外貌、表情等,同时也有内部的物质实在如骨、肉、内脏等,一幅画要将这个人表现出来。它能表现的只是他的外部感性形式,内在的物质实在是表现不出来的。文学也是如此。

自然,文学不仅能够表现外部世界,也能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如思想、感情等。但这些思想感情本身仍有感性的表现形式和抽象的实在的区分,文学表现的,仍是那感性的表现形式,而不是思想、感情的抽象的概念。自然,由于文学是用语言来表现自己所反映的生活的,说文学表现的是具体的生活的感性形态,也就意味着文学语言表现的是具体的生活的感性形态。这种感性形态表现在文学中,也就是形象。

3文学语言总是运用各种手段,调动自己塑造形象的潜能,以满足表现具体生活的感性形态的需要。

语言由语词构成,语词的核心是词义,词义的核心是概念,概念总是抽象一般的。因此从本质上说,语言更适合于表现抽象的思想。而文学语言要表现的,则是具体的生活的感性形态,要达到这一目的,文学语言便必须采用种种手段,调动自己本身所具有的潜能。我们这里所说的潜能,指的是语词的具体特殊的一面。语词从总体上看虽然是抽象的,但它却是从若干个别事物中提取出来的,在保持抽象意义的同时,它又与个别具体的事物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人们理解语词总是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基础的,而这些生活经验总是感性具体的。要理解概念的时候,人们必然要把这些感性具体的东西与概念联系起来。因此语言在普遍一般的下面,还有具体特殊的一面。只是这具体特殊的一面在一般情况下是次要的,被普遍一般所掩盖了的。而文学语言就是要通过各种手段,使这具体特殊的一面突出、放大出来,使自己带有一定的具象性,从而适应表现具体特殊的生活的需要。文学创作中常见的种种手段,如语词的组合,修辞的运用,言语的偏离,语境的构建,等等,实际上都是为了突出语言具象的一面,从而为表现感性生活,塑造形象服务。[7]

可见,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科学语言执著于语言普遍一般的一面,表现抽象的思想,而文学语言则要运用种种手段突出自己具体特殊的一面,以达到表现具体的生活的感性形态的目的。由于形象就是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感性的生活,因此我们说,文学语言的特性就是它的形象性。

明乎此,文学的本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既然文学语言的特性就在它的构象性,其本身并不是自足的,而是指向外部世界,目的在表现生活,塑造形象,那么,文学的本质就不在语言,而在语言所描绘的形象。

三

文学的形象本质,我们还可以从它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存在形式的角度加以探讨。本质并不是什么虚幻的、强加在事物身上的东西。它真实地存在于事物的本身,决定着事物的性质、面貌和发展。文学的本质也必然地要表现到它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存在形式上来,决定着它的结构与特点,构成文学与人类其他精神活动的根本区别。反过来,确定了文学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存在形式同人类其他精神活动的相应方面的根本区别,也就确定了文学的本质。

所谓文学的外在表现形式也就是文学反映生活的形式。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是多种多样的,文学只是其中的一种。总的来说,它们反映的都是生活,广义的生活。但反映的方式却有不同。科学、哲学等用抽象的方式反映生活,而文学则用形象的方式反映生活。

所谓文学的内在存在形式,也就是文学本身的形式,换句话说,就是文学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

歌德认为:“艺术并不打算在深度与广度上与自然竞争,它停留于自然现象的表面;但是它有着自己的深度,自己的力量。它借助于在这些表面现象中见出合规律性的性格、尽善尽美的和谐一致、登峰造极的美、雍容华贵的气氛、达到顶点的激情,从而将这些现象的最强烈的瞬间定形化。”[8]卡西尔解释说:“这种对‘现象的最强烈的瞬间’的定型既不是对物理事物的摹仿也不是强烈感情的流溢。它是对实在的再解释,不过不是靠概念而是靠直观,不是以思想为媒介而是以感性形式为媒介。”[8]苏珊·朗格认为,文学并不是词语的连缀,“一串连缀起来的词语并不比餐桌上的一摞盘碟更有资格充当创造物”,“诗人用语言创造了一种幻象,一种纯粹的幻象,它是非推论性符号的形式”。“在现实生活中事件的外观是支离破碎的,是转瞬即逝的,而又常常是扑朔迷离的……诗人务求创造‘经验’的外观,感受和记忆的事件的外貌,并把它们组织起来,于是它们形成了一种纯粹而完全的经验的现实,一个虚幻生活的片断”。[9]从物质的角度看,文学是以语言或者说文字的形式存在着的。然而,一串词语的连缀并不说明什么,只有当它们通过一定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了某种形象的时候,才能成为文学作品。如李白的《静夜思》,20个字可以有无数种组合方式,但只有以李白所用的形式组织起来,才有可能构成形象,成为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可见文学作品的物质存在形式不能成为文学作品真正的存在形式,文学作品的存在形式,只能是形象。它所表现的内容,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是以具体的感性形式即形象表现出来。

自然,文学也要表现思想,但这些思想也必须隐含在形象之中。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表达了十分深邃的思想,但这思想是隐藏在形象之中的,我们无法直接把握,我们看到的只是形象,要把握这些思想就得对形象进行分析。即使是一些目的在直接表达某种思想的作品,它也必须把这种思想用形象表达出来。如默里克的《猎人之歌》:

小鸟在白雪中的足迹多么纤巧,

当它在高山顶上闲游浪荡;

我的爱人可爱的小手更为纤巧,

当它写一封书信寄往他乡。

短诗表达的意思十分明显,赞美爱人的小手和心灵的美丽。但作者却采用了循环往复的咏唱,巧妙的比喻,使这种赞美之情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表达出来。

论证了文学的外在表现形态和内在存在形式都是形象,它正是凭借形象,与人类其他精神活动区分开来,我们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文学的形象本质。

四

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形象,有可能遇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反驳:一是认为形象没有普遍性,有些作品没有形象;一是认为形象没有特殊性,有些非文学作品也有形象。既然如此,把形象看作文学的本质便缺乏说服力。我们必须回答这两个问题。

认为形象没有普遍性,这是反对形象本质论者常常提及的一个理由。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都持这种观点。什克洛夫斯基写道:“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努力,奥夫相尼科─库里科夫斯基院士终于不得不把抒情诗、建筑和音乐划为无形象艺术的特殊种类……如此看来,有些具有广阔领域的艺术,并不是一种思维方式;然而属于这一领域的艺术之一的抒情诗(就这词的狭义而言)却又与‘形象’艺术完全相像,它们都要运用语言,尤为重要的是形象艺术向无形象艺术的转变完全是不知不觉的,而我们对它们的感受也颇相类似。”[4]什克洛夫斯基之所以持这种观点,其理论基点之一便是把形象特别是文学形象理解为视觉形象。[10]然而,形象并不局限于视觉方面,它诉诸人的整个感官与心灵。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作品的内容通过一个个的文字,经过我们的想象,呈现为活生生的生活,这些生活有些我们可能看不到它,然而我们能够感觉到它。正像现实生活中,我们看不到人的内心活动,但我们能够感受到一样。这些能感受到的生活自然也是生活,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形象。它们与那些用概念、判断、推理表现出来的抽象的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与那部分可以诉诸视觉的生活有着本质的共同之处。它们都保持着生活的全部的感性形态,因此它们都是形象。

明白了这一点,再回过头来讨论形象没有普遍性的看法,问题便明朗了。什克洛夫斯基提出形象没有普遍性,主要有两个理由:其一,形象不能包括所有的艺术种类,有些种类的艺术没有形象;其二,形象与非形象之间的界限不分明,难以区分。他特别举出抒情诗作为例证。但是,既然形象不限于视觉方面,他的这一例证也就缺乏力量。抒情诗抒发感情,大致有两种主要方法,一种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写,把情感显现出来。即中国古人所谓的情景交融,或者按照艾略特所说,寻找“客观对应物”的方法。另一种是直接把情感描绘出来。前一种类型的抒情诗里无疑是有形象的,即使按照反形象本质论者的观点也是如此。后一种类型的抒情诗里是否也有形象?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它虽然没有描写客观事物的感性形态,却描写了主观情感的感性形态。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中的确没有描写什么客观事物,然而它描写了一种独特的感受。诗人从“天地之悠悠”中感悟到了什么?他“怆然”什么?为何“涕下”?也许他知道,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是一种无可名状的感觉。总之,诗中没有表达出来。诗中描写的,只是诗人独登高台,抚今追昔,百感交集,涕泪交流的那种具体现象。至于这种现象包含了什么思想,有什么哲理,则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诗的形象性就体现在这里。

既然任何文学作品都有形象,那么,文学作品中也就不存在形象与非形象的界限,无需我们去区分。什克洛夫斯基关于形象没有普遍性的第二个理由也就不存在了。

如果说,认为形象无普遍性的着眼点是文学内部的关系的话,那么,认为形象无特殊性的着眼点则是文学的外部关系。有的评论家认为,不光文学作品中有形象,许多非文学作品如宗教书籍、演讲,政治、哲学著作中都有形象,甚至动物、植物等自然界的客观事物也有形象。因此,形象只是文学作品的外部特征之一,而不是文学的本质。

与人类语言的其他一些重要的术语一样,形象也是一个负载过多的术语。各种各样的意思不断地堆积到它的身上,其本身的意义反而模糊了。因此,要讨论形象有无特殊性,首先应该把一些不应该由其担当的意义从它身上卸去。我们认为,形象的本质是生活,是通过人们的创造所表现出来的保持着全部感性形态的生活。艺术家的想象“用图画般的感性表象去了解和创造观念和形象,显示出人类的最深刻最普遍的旨趣”。[6]形象只涉及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不涉及客观事物的内在实质。据此,我们首先可以把形象和物象区别开来。所谓物象,指的是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可以由我们的感官所感知。物象总是与具有这物象的事物的内在实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老虎的物象,它由老虎的空间形状,颜色、毛皮等组成,但在这物象里面,是强健的筋骨、发达的肌肉、肉食动物的消化系统等,而画中的老虎则只取了现实中的老虎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其内在的实质无关。其次,我们还应把形象与语言的形象性区别开来。所谓语言的形象性,指的是运用比喻、拟人、借代、夸张等修辞手法使语言的表达变得具体、鲜明、生动。它与形象有一定的联系,因为形象也要求具体、鲜明、生动。但两者仍有着本质的区别。形象的本质是感性的生活,语言的形象性涉及的则是语言的表达方式。在一些非文学作品中,作者为了使文章变得鲜明、生动,具有感染力,常常运用一些形象的表达方式。但这还不能说是形象,只能说是形象的语言,或语言的形象性。因此,非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远比人们所认为的要少。

应该承认,非文学作品中也有形象,而且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也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之间的区别也很明显。首先,非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一般都是单独存在的,散见于其他的文字之中,而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则是一种系列的组合,是作品的主体。其次,在文学作品中,形象占据着中心位置,它既是作品的主体,又是作品的目的,其他的一切都是为塑造形象服务的。文学作品中,即使有议论,这议论也要服从塑造形象的需要,本身并不能成为作品的目的。

由此可见,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虽然有些一致的地方,但在作用与地位等方面,却是大不一样的。我们完全可以据此把它们区别开来。因此,说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无特殊性,也是不正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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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炎秋论西方语言论文论的局限[A]新批评文丛第二辑[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16-30

[3]赵炎秋不结果的无花树———论西方语言论文论对文学语言特性的探寻[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5):50-55

[4]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C]北京:三联书店,1989

[5]罗兰·巴尔特批评文集[M]巴黎:色伊,1964

[6]黑格尔美学: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7]赵炎秋论文学形象的语言构成[J]文学评论,1996,(4):62-70

[8]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9]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艺术社会本质论文篇7

我不知道现代的学科系统是否也像电脑的界面一样，变幻无穷。有些评论家用“寓言的机器”描述寓言叙述的多向性，把玩着语义。不过，任何一个寓言的界面呈现，极易成为文本的想象游戏。当中世纪但丁的地狱之行进入现代电脑的编码程序中，其途径经过在线数据库，得到的却是一张神秘的魔法般的空间图像。

美术理论，顾名思义，是对美术之理（或曰道）的思考与论述。道，既是规律又是途径，涉及本质问题，是通向形而上的思辨之途——以“道”为题，必然进入哲学的发问与解答。故理论一词，往往追究本质，探讨美术的发生意义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审美关系，探讨造型艺术自身构成的诸种要素及组合规律。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美术理论与美学最易接近，甚至被认为是美学的分支，似乎等同艺术哲学（英文ART就是指视觉的造型艺术，即我们所谓的“美术”）。当人们企图用“艺术哲学”这一学科概念代替“美术理论”时，是否表明他们就是站在哲学的立场研究造型艺术呢？

美学，德文Asthetik，最初叫“感性认识的科学”，（注：此为德国鲍姆加登在MeditationesPhilosophicae（“哲学的沉思”，1735）文中所提出的学科概念，词源来自希腊文αíσCησíS（感觉、知觉）；1750年，又著附图一书。1742年，Metaphysica（《形而上学》，第二版）一书亦如是说（"scientiasensitivecognoscendi"——感官鉴别的科学），至1757年第4版时，改称“美的科学”。参见［日］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池学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研究感性认识的规律。“美学”成为一个学科的概念，本身就表明一种学术意向——将一个哲学的认识论问题提升到科学层面上。稍后，康德就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将人们的感性判断纳入理性原理之中，并探讨其所谓科学的规则是一种错误的希望，它只能在“先验感性论”中得以保留。（注：康德以“统觉之先验统一”的原理，否认表象在经验直观中的必然联系，而认为“表象之相互关系，实由于直观综合中统觉之必然的统一”。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式译，商务书馆，1960年3月版，第105-106页。）但在20世纪初，康德的意见在东方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那时“科学主义”正风靡东亚，尤其是日本和中国。日人以汉名“美学”对译德文Asthetik，并在1907年以前传入中国。（注：1907年10月创刊的《震旦学报》第1期“美学”栏目，刊载侯毅译的《近世美学》（［日］高山林次郎著）。）时至1918年，北京美术学校创办，即在高等部中国画和西洋画两科设置“美学及美术史”公共课程，美术史分设中国绘画史和西洋绘画史，“美学”课程实为美术史学概论，近似美术理论。（注：《北京美术学校学则》（教育部指令，1918年7月5日），教育部总务厅文书科编《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5月。参见章咸、张援编《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21-127页。）

若回溯中国美术理论的传统，始终未曾进入哲学内部，与其建立系统的联系（哲学或文学理论向美术理论渗透，是单向度的外部关系），更无“科学”一说。古代中国，具备理论形态的造型艺术，主要是画论与书论（雕塑业和建筑业，其理论多在技术规范，尽管亦有审美的文化的诸种意识贯注其中，但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理论体系）。古代中国的画论与书论自六朝后历代不断，前后相系，是专论，号称“画学”、“书学”，或“画论”、“书论”。以“理论”的性质而言，是密切联系创作实践的一种阐释体系，不是纯粹形而上的思辨体系。因为是阐释，一明源流，二重事理，三言观念，四讲品位，史论评三者共为一个理论整体，且与创作实践形成辩证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的系统定位。

美术学是20世纪初出现的一个新学科概念，意味着“美术”研究将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系统。但国人最初使用“美术学”，着眼点却在美术史学。1907年，国粹派的刊物《国粹学报》第26期“美术篇”栏目，发表刘师培的文章《古今画学变迁论》；第30-31期连载刘师培《中国美术学变迁论》（未完稿）；第31期还刊登刘师培《论美术援地区而论》一文。（注：参见《国粹学报》第26期（第2年第1号）、第30-31期（第3年第5-6号），上海国粹学报馆，1907年3月4日、6月30日、7月29日。）这是由传统“画学”、“书学”概念转向“美术学”概念之最早例证。刘师培所用“美术学”，就是美术史研究，或称美术史学。这是当时的风气，受西学影响，对各种对象的研究，均以“学”名冠之（含有科学的名义）。所以，刘师培的“美术学”概念，并不是将传统的中国美术理论整体提升到学科层面上，而仅仅将中国美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若认真考究，中国人“理论”的概念弹性很大，可指称某种学问或学说，也可指称某种学科或某一领域相对于实践的知识部分。中国古代的美术理论多归学理研究一类，与创作实践相关。所谓相关，一及创作实践，二级欣赏与批评实践，故其技法原理、创作观念及评判标准等，都在此列。究尽中国画学，古时品评议论及理法文章，均属“理论”。1937年，于安澜将中国古代绘画典籍分三，先后编辑出版《画论丛刊》、《画品丛刊》和《画史丛刊》，其“论”、专指“画法画理”，而欣赏与接受理论，则以“品第鉴别”之类单列。1942年，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将理法著作与品评著作一并收入。这是在现代学科意义上，对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第一次系统的知识整理。

不过，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建制的还是美术史学（在中央美术学院设立美术史系），它基本沿用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美术理论因无学科建制，相关研究人员分散在普通高校哲学系、艺术系，或美术学院的理论教研室、美术研究所等单位，——作为纯粹思辨形态的造型艺术理论，往往进入哲学或美学系统；而作为一般造型技艺理论或与本体形态相关的阐释理论，往往以课程的方式出现在专门的美术院校。1978年后，在专业美术院校和艺术研究院设立了“美术历史与理论”的学科名称（简称“美术史论”），至此，美术理论才进入学科建设的门槛。

“美术历史与理论”正式改称“美术学”是1990年的事（这里无意将两者等同，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尚待讨论），而将“美术学”确定为“二级”或“三级”学科，则到了1992年（注：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业目录调整会议决定，将“美术历史与理论”改称“美术学”，并向全国正式颁布。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学科代码表》，“美术学”以二级学科的名义出现，包括理论研究和创作研究等下属三级学科，原“美术历史与理论”亦以“美术学（三级学科）名之，但内涵有变。）。二级学科的“美术学”，基本上包含原先术科的“美术”系列，从术科到学科，意味着增强学术含量，全面提升学术品质。原先依附创作实践的美术理论同样提升到“学科”层面，而且和美术史学合并成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二级学科的大系统内，美术理论和创作实践还是一个整体，只是更强调了美术的本体性研究和学科独立性，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促进关系，促使技艺性学科在建制上不断完善。同时，作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概念的内涵上，绝不等同于刘师培时代的“美术学”（注：参见邓福星《关于美术学及其它》，《美术观察》1998年第1期，第55页。），在学术立场上，重新确立了中国美术理论“史论评”三位一体的传统。由此，美术理论亦开始以学科的名义真正进入学术系统，但问题也接踵而来：其学科性质如何？学科规范何在？学术阈场如何界定？

如果说，美术理论进入艺术理论系统或美学系统，还有既成的规范（西方的）可以遵循，但到了“美术学”的新建系统，所有的一切必须重新链接，重新规范，重新定位。

高等院校专业教学课程的设置是学科最明显的标识。在美术学院，除了美术史外，有关的理论课程为艺术概论、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等，均作为专业基础理论的共同课，这种状况几十年不变。作为学科的基本理论，我们主要关注“概论”。早期的《美术概论》，有黄忏华的著述（1927年，参照日人及欧洲人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则搬用苏联教材（如涅陀希文著的《艺术概论》），事隔二十多年，又出几本国人编写的《艺术概论》，特别是80年代初文化部组织编著的《艺术概论》，几乎是通用教材。直至1994年，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理论教研室才编写出一本《美术概论》。一门学科，如果连“概论”的课程都不完备，还能说些什么？

概论者，一为基本原理的阐述，二是历论的通诠，三是基本范畴的解说，藉此进入历史文本研究。如果我们研究历代的美术理论，关注的不会是概论，而是时论。无论中西，真正能体现彼时彼地他者理论观和价值观的，不在概论而在时论。概论是总结，时论是现状研究，关注时下美术现象，以既定价值标准，审视与评判美术实践之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因此，时论既是批评文本，又是历史文本，在历史片断中直接传达创作观念与审美意识。事实上，在美术理论的发展历史中，概论之寂寂与时论之煌煌，对比极为鲜明。无怪乎，中国文学理论史，常冠名以“中国文学批评中”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注：参见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版；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1979年12月新版，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批评，是西方的概念，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如文论、画论、乐论等）并不相符。理论不等于批评。若论中国的美术批评，与其说它接近理论，毋宁说它接近品鉴。中国古代的品鉴就是一种时论，是理论最直接的应用与表述，其方式可点评可议论，可指正可判断或褒贬、品第。

二、学科概念

常言，美术理论是一门研究与考察美术活动和美术现象，探求其规律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关于美术的知识系统。研究者必须将他对美术现象的感受与体察之经验转化成理智的(intellectual)形式，将它整理成首尾一贯的合理体系，它才能成为一种知识。我国美术理论界目前又有多少首尾一贯的知识系统？

我们可以对美术理论进行整体描述，但总是模糊的。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要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要有相对固定的学术规范，在高校还要有相应的教学实体，包括教材。中国的美术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长期以来有教学和研究实体，却无教材无规范（技法理论除外），且研究领域涣散，一直无法走上正常的学科建设轨道。如果检测近20年来我国所有美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或博士论文，你会得出什么结论？你能看到一个学科的外轮廓么？不可能。众多选题中，既有美学问题研究，也有形式本体问题研究、形态研究、批评研究、心理学研究等，还有一些跨学科的边缘性的研究选题。我们什么时候能从边缘地带划出一道清晰的学科界限？或在学科内部建立一道学术底线？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系统性处理，即将现有的各种知识系统化，寻找各个知识系统（小系统，模式块）间的相互链接。链接的情况还得进一步处理，分析其知识导向与基本局性，才有可能在学科图表上显示其内在的与外在的各种关系。

不可否认，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比历史学复杂，可是否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就造成美术理论研究的不确定性？科学研究的意义就是将复杂的问题有序化。一个系统的学科会建立自身的研究基点，确立基本范畴，建构一系列的学科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一再提倡美术本体研究，可为什么还是一再徘徊在学科边缘而无法进入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似乎学派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每一学科都存在不同学派不同学说，但都不会影响其学科的整体规范，不会淡化以至解构学科特征，至少在某一时期如此。每一学科也都会出现新兴的交叉学科，都会模糊、淡化甚至重复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样也不会改变本学科艺术质。美术理论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学科概念，却无明确的学科定位和学科规范呢？因为历来中国美术理论就缺乏一个大的系统建构。

当我对自己所接触的知识进行整理时，发现中国历史上所谓“美术理论”，都只是一个个“知识点”，缺乏系统性，没有自己的学科归宿，或者说缺乏一个系统网络接纳这些知识。追求系统知识，并非就是“唯科学主义”。科学，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关系到人文学科(humanities)。显然，美术理论属于人文学科，研究重点在于人的情感、人格尊严及其自我实现的内在需要——注重人的精神性、个体性和审美价值观，是关于美术现象的整体价值评述。但是，美术理论也涉及到人与对象物，人或对象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观察、统计与逻辑推理，这就涉及到“科学”，涉及到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的美术理论，几乎都是品评赏鉴，或者说都在某种价值预制的前提下进行的理论评判（即“你能观察到什么，说明你拥有什么样的理论”）。在许多情况下，理论先于观察，有时则交替进行，先发现而后评价（不过是既定理论体系的补充、拓展与完善），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将现象定性定位，构成知识点，随后便发生转移。以价值观为基点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应有一个时间维度。但我们又无法辨别当一个系统理论出现时，是否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抑或完结？譬如，我们该如何评价顾恺之的“形神论”与谢赫的“六法论”？顾恺之是历史的决结，而谢赫是新时期的开端？我以为，无论何者，都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未成体系。理论体系与时期并无绝对的必然的对应关系。一种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一个时期的实践状况，也可以跨越几个时期，而一个时期也可能出现几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根据理论表述自身的性质决定体系的存在。文化系统比较好确认，它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轴和区域空间的标定。美术也一样，作为人类造型的活动和现象，也从属于各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研究这些活动和现象的美术理论，也必须成为一个自在的体系，并在不同体系之间建立对话和交流的关系。

在“美术学”、“美术理论”等学科概念上，中国和日本的学术界有着比较接近的看法。

可以对证以下两个文本：

(1)《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的“美术理论”词条，总定义是：“关于美术实践的科学总结。”后分两种含义：一是广义，泛指史、论、评三者：二是狭义，专指基础理论。以学科的概念论，当属狭义。美术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所有的美术现象自身（包括创作、欣赏、作品和作者）、美术与社会外部的关系、美术理论自身；其任务是：原理研究、技法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最后，串讲了中外美术理论的发展源流，比较两者间的形态和功用，结论：“由于美术实践的多元性、多层次性和复杂性，并且总是在不断地发展，所以，美术理论不应该也不可能是独尊一说和凝固不变的。”（注：《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524页。）

(2)日本学者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其“美术学”词条言其概念相当于“艺术学”（德文Kunstwissenschaft，英文Scienceofart，法文Sciencedeart），表示很多含义。德文Kunst指造型艺术，日文无对应词，故以“美术学”相译。——“美术学泛称造型艺术的学问研究”，这是广义，其下属“体系美术学”和“美术史”两种。什么是“体系美术学”？“即研讨一般造型艺术的本质和意义，阐明造型艺术各领域的特征、界限、相互关系等”，且“关于美术史的原理论和方法论及风格论跟体系研究颇有直接联系”（注：［日］竹内敏雄，前引书，第197页。），最后，又特别说明“狭义上则除了美术史，专指体系研究”。

对学科性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用语是“科学总结”，竹内敏雄的用语是“学问研究”，均十分小心地避开“科学”或“人文学”的概念。我国美术界在1990年以前没有明确的“美术学”学科定位，日本学者在20世纪初就对应德文Kunstwissenschaft，明确提出“美术学”的学科概念，这概念相等于我国当时的“美术理论”，或者说，作为学科概念，其广义的“美术学”已等于我国现行的三级学科之“美术学”，而狭义的“美术学”，即“体系美术学”等于我国“美术学”下属之“美术理论”学科。

什么是体系美术学？竹内敏雄主编的《美学百科辞典》将其分为两大基本问题：一是“美术是什么？”二是“什么是美术？”前者是哲学的发问，涉及美术本质；后者是在形态学意义上发问，涉及美术本体的基本构成要素、种类划分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形态风格。那么，美术理论的研究领域是否就是本质论和形态学？美术理论就是放大了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知识系统？以逻辑推论至此，竹内敏雄的所谓体系美术学，狭义上就是美术基本理论研究，它的注意力不在于把握单个的美术作品，而是整体的美术现象，它的广义，也等同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美术理论”概念的广义之解。看来，“美术理论”的概念表明亚洲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希望能以西方的学术规范（主要是西方的哲学规范）统摄东方的美术经验，从而建立一种跨文化的理论研究体系。

三、学科图表

美术理论的知识系统包括基本理论、应用理论与交叉学科三大板块（见下图：美术理论学科图表）。基本理论研究是学科基点，以原理论为核心。所谓“原理论”，即质性研究，规定美术的本质特征及其相关概念，回答“美术是什么”及“什么是美术”这两个最基本问题，由基本命题扩展出相关的概念群及系列范畴——直接以哲学化的思考确立某种艺术观。由原理论直接导向论方法论研究，其任务一是规定美术理论体系的总体建构方式，二是探讨理论的思维法则、研究路向、系统结构法，三是研究美术理论方法自身的历史现象与规律。此外，基本理论还向“学术阈”和“创作阈”延伸，一方面是实践主体的理论，阐述美术活动过程中主体的性质与作用，在人（创作主体、接受主体或批评主体）和作品（理论文本）之间建立一个阐释体系和评价体系；另一方面是历史客体的理论，阐述人类历史中美术作品的发生原理、形态流变及类型性质，在作品（理论文本）和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确认一个意义系统和文化类型。二者直接体现着理论的双重性——以历史性的眼光确认某种文化观，呈现出某种自在的社会性；以主体性的研究确立某种批评观，呈现出某种自为的实践性。显然，美术理论以原理论、实践主体理论和历史客体理论三者构成一个基本理论系统，其学科性质由原理论部分决定。传统学科就在原理论部分建构一元化的结构体系，其内限性强，相对封闭——如果这一部分遭到否定，便会导致整个系统崩溃（如表现论对反映论的否定，价值赋予理论对本质论的否定等等）；而现代学科建制依然保持这种大结构框架，但基本理论部分却呈现开放的多向包容的态势，尤其是在本体的质问达到十分激烈的时候，原理论基本模块就会开裂，出现各种不同的学说与流派，重新形成多元组构的基础模态——种非本质论的外化倾向。

美术理论系统的开放性真正体现在外部边缘的两大学科系列：进入创作阈的右向系列为应用学科，进入学术阈的左向系列为交叉学科。二者的研究阈场可增可减，完全是动态的开放的，随着对象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随着区域的转换而变化。按常理，进入学术阈的学科模块其学术性较强，有较大的研究空间；进入创作阈的学科模块其实践性较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多受对象制约。应用理论的研究对象也是它的研究目的，即直接针对造型艺术自身的实践，为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支持。说明性、可操作性和序列规范成为应用理论的研究特点，对象成为纯粹的研究客体，可使用科学的实验的手段，以实证或否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交叉学科的范围更为广阔，可变性大，性质最活跃。第一，与传统的人文学科或社会学交叉，如美术史学理论、美术社会学、美术心理学、美术人类学、艺术哲学或造型美学等；第二，与新兴学科交叉，如比较美术学、阐释美术学、发展美术学。另有一些两栖类学科，如美术思潮史、美术理论史、美术批评史等，论学科性质应属于史学系列，但研究对象的属性则在美术理论范畴（未列入学科图表）。交叉学科是学科分化的现象，处在学科外沿，也是学科的前沿，不断对外交换，激励学科发展，开拓学科视野，研究传统学科边界上的“遗漏问题”或传统学科无法包容的“新增问题”。

附图

美术理论学科图表

分析上列图表，可见基本学科模块亦可成为课程模块。众所周知，课程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是第一步的工作。目前，应用理论和交叉学科两部分的课程容易切入，易于规范，因为有章可循（参照西方既有的学科课程），且又相对独立，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基本理论部分的情形却不相同，在西方也没有权威的或比较完整的美术原理著作。所有关于“艺术原理”的研究都在美学范畴内，研究对象几乎都是西方的造型艺术，极少涉及西亚或东亚地区。比较美术学的研究刚兴起，远未深入，未能阐释人类造型活动最普遍的规律并提出相关的艺术法则（是否存在普遍规律和通行法则，此处暂不讨论）。理论阐释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即特定的对象、特定的语境和特定的概念术语所形成的一系列规限性的表达。中国现代的美术理论面对的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书面创作体系（这是最低限度的说法），而是在中国本土由现代的中国人所进行的种种造型实践活动，或曰，与视觉相关的美术活动（暂且使用“美术”概念，既是约定俗成，亦无更加恰当的词可以取代），其中很大部分属于西学体系，或中西结合的现代实验。以怎样的理论话阐释这种美术现象？如何界定又如何评价？理论依据是什么？基本理论的问题最多最复杂，直接诉求个体的感性经验，一时难以澄清，故也无人问津，或无法问津。

四、学科话语

学科建制是对话语的限制。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命题，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殊的概念系统，通过学术体制确立知识－理解模式。它强调在特殊的语境中讨论理论问题，而不是先验地假定问题的答案，推行非语境化的脱离实践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

学科概念系统的话语重构，曾流行的两种说法，一是实现中国古论话语的现代转换，二是实现西方现论话语的中国化。在中国，现代美术理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外来学科，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传统学科，传统中国或现代西方的学科概念和范畴都同时存在，二者碰撞，自然整合。但是，二者在量上或质上均不对等，交流的势态相差亦大。现在理论学科的系统框架是在西方理论思维模式影响下产生的，话语符号是中国的，言说对象是现代的，文化意识层面还有传统的观念，概念系统的话语方式与系统之间不是绝对的文化对应关系，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依然进入。系统是被开发的，话语是灵变的，其准则只在于自身的理论立场和对象的特性表达。

美术的概念与范畴是对美术样式的艺术功能、社会作用及审美规律的一种抽象表达。有关样式的分类、流变及艺术特征的理论，必然形成相应的范畴体系，样式的历史沿革又导致理论范畴的推移变化。在古代中国，就有三次大的变化：一从汉代的“君形”论到六朝的“畅神”论；二从六朝的“形神”论到宋代的“形意”论；三从宋代的“意象”论到明清的“逸兴”论。其中，六朝和宋代是两个转折点，而形神论的核心概念是“畅神”，形意论的核心概念是“意象”主流样式的审美特征转换与概念范畴的推移变化基本一致。问题是到了现代，一方面在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和狭隘的民族意识驱动下，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概念范畴泛滥成灾，失去了对象性；另一方面在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和开放的全球意识下，西方现代艺术中流行的概念范畴也泛滥成灾，同样失去了对象性。或许我们不能单纯地责怪现代中国美术理论的失范与混乱，因为创作实践本身都处在探索实验阶段，无所适从。旧范式被批判，旧理论被质疑，旧概念被颠覆，传统的语境丧失了，在“解构”和“多元”的现代世界中，在文化大批判的时代，我们能否期待一个共通的美术样式及其相应的概念系统？显然不能。因此，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所谓的“现代转换”？西方现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所谓的“本土化”？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简化——对古论话语的重新诠释，就是“现代转换”；在自我意识界面上接受西方的理论话语，在汉字符码上实现意义的重新组接，使之成为当下有效的理论工具，就是“本土化”。任何一次历史文化的转型或外来文化的输入，都存在这种现象。若究深意，在“现代转换”和“本土化”口号的背面，则隐藏着一个“新中心”论，或期待着一个新的话语霸权。本文提出的，“话语重构”，不是要建立威权话语模式，而是在清理（让概念系统进入各自的话语模式）之后，以大系统的链接方式建立一个新秩序，即在社会公共的话语空间实现某种理论定位，并以有序的方式进行对话。

五、学科建设

当代西方最流行的文化研究，不是划定学科界限，而是要建立跨学科的知识探索领域，打破传统学科的封闭性及其狭隘的话语生产方式，促使研究者从“技术知识分子”的角色中走出，提倡关心总体性的、传统的思想家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而促使理论研究者能够批判性地介入公共的社会政治问题（注：HenryGiroux,DavidShumway,PauiSmith,JamesSosnoski:Theneedforculturalstudies:resistingintellectuaisandoppositionalpublicspheres,参见JessicaMunnsandGitaRajan编：Aculturalstudiesreader:History,Theory,Practice,LondonandNewYork,1995,pp647.）。对中国而言，这种文化研究的知识倾向非常接近中国传统儒家的“文人”品性，即家国政治的学术情结和广泛的人文关怀。但在现代的中国和西方，学术方面的诸种现象都有着相悖逆的发展倾向。比如，人文化倾向与科学化倾向，本质论倾向和非本质论倾向，整体的辩证的与局部的分析的，系统的与非系统的。在造型艺术方面，则写实的与抽象的（暂且使用这一对不甚确切的概念），具象的与意象的，视觉的与观念的等等，几乎都是逆向发展。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是否也存在着逆向现象？建立专门的知识领域，厘清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型，是现代中国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对于自然科学和一般的社会科学而言，一向如此（现今，亦开始将目光投向边缘地带，注意跨学科的研究，甚至跨越科学和艺术的边界）；而中国的人文学科，尤其是艺术学科，却明显规范不足（中国学术界“史论结合”的传统就是一种文化研究的态度）。

美术理论研究要不要提倡文化研究？或曰，是否消解学科边界，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注：S·霍尔指出，文化研究是由多种形构组成的系统，拥有多种话语（在福柯的意义上，文化研究是一种话语的建构），具备一系列不同的方法与理论立场，且所有立场都处在争论中。参见StuartHailCulturalStudiesandIt’sTheoreticalLebacies,见L.Grossberg等编：CulturalStudies,Routledge,1992.pp.278.）状态？对照上述的学科图表，“交叉学科”部分就是跨学科的研究。新时期以来，中国美术理论界著述最多的，在交叉学科不在基本理论。在论文撰著方面，活跃的也是“边缘性研究”，这已成为现时存在的普遍状态。

原理论研究的薄弱，与中国学术界整体气候有关。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学研究渐次退潮，文化研究高潮迭起，本质论的哲学思考遭遇否定，非本质论的文化诘问频频出现。经历“文革”磨难的中国学科建设刚刚抬头，便迎头一盆水，打向云中雾里。如何理解基本理论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呢？我们可以依据上述学科图表进一步假设：交叉学科和基本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将构成内向性的“涡形场阈”，交叉学科飘浮在场阈边缘，他学科的因质不断被吸入场阈中心，影响学科的基本范型，由此，范型本身会有一个过滤调整机制，保证范型的稳定及理论的活力。一旦范型无法或拒绝接纳来自外部的理论因质，场阈的活动便减弱甚至停止，内在的活力丧失，边缘性的研究就会形成反向（外向）运动，导致领域涣散，范型飘浮——构成自身内涵转换与替变的一个过程。目前中国美术理论学科就处于这么一种范型的飘浮状态，也处在范型的替变阶段。原范型（50年代所引借的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理论范型）处在僵化状态，已不适应对象，不能阐释对象，无法提供对象以本真的存在方式，而现时的文化研究又很活跃，一步步地消解学科内在的吸引力。

艺术社会本质论文篇8

关键词:文艺理论;本体论;20年;美学;文艺的多重本质;实践;社会存在

中图分类号:J02文献标识码:A

众所周知,本体论就是存在论,关于存在的思考势必深入到宇宙人生的复杂状况的本源及本质。这种追问并非始于ontology,这个字于17世纪的出现,在人类哲学思想史上本体论的关注常常以不同形态搅拌或隐蔽于不同的分支问题中,虽时有起伏而无间断,更无终止。现代哲学本体论一方面认为,对于存在,本质并不比现象更值得关注,因此表现为对本质论和认识论的超越;另一方面受现象学的影响,又要去追问更深一度的存在本质,此为从现象学到存在主义的思想线路。在这种哲学氛围中,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的文艺思想潮流,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人本主义,无论是“语言转向”还是“人类学转向”在其深处都或显或隐地贯穿一个“本体论转向”。本质于存在中与复杂的现象缠结在一起常常处于被隐蔽状态,其裸露又常常以简单一元论遮掩着多重本质的关系。把文艺的审美本质安放在这样一种哲学根基上的文艺本体论与存在主义从人的生存基本状态和意义出发来看文艺之本质及有关的问题。柏格森和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把文艺作为生命流动发射出的一种本能冲动。尼采所谓酒神与日神之冲动也根于生命本能。此外还有福柯建立在尼采“把自己做成一件艺术品”审美主义基地上的“存在美学”,以个体自我作为实验品以生存意义与价值挑战生命的极限体验。这些带有哲学本体论特征的文艺观对“存在”的分析各有千秋,并都有多少带有忽视人作为社会存在之现实关系规定的倾向。文学在语言形式上的本体论问题是美国新批评派理论家兰色姆到韦勒克等提出的文学绝缘于社会存在之内部规律自律论。形式主义与“新批评”把文学与作品外部东西区分开来表现为语言本体论倾向。下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

一

20世纪80-90年代之交,我国文学理论与美学界纷纷从主体论、方法论、观念论转向本体论。1994年王岳川推出了我国第一部《艺术本体论》专著,以史论结合方法,突破新批评语言本体论的对文学自律性的局限,立足于本体论与认识论、价值论的统一,展开论述了艺术的审美体验对生命超越的意义和人类精神上的价值。①这可以说代表着我国文艺本体论研究的一个台阶,但是问题又从文艺学折回哲学。

1996年,朱立元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本体论转向进行了概括,试图在哲学上从“本体论”与文本及“本性论”“本源论”的关系总结性地清理这一“转向”在中国所带来诸多概念的“误译”“误用”,特别强调“本体的含义不是本源本质”,其最终目的是要弘扬其本人力主的“实践美学”的“实践本体论”之哲学基础。②1998年,高建平撰文与朱文商榷,他从西方哲学史清理了本体与根源、本体论与逻辑学的关系,特别是从朱文对海德格尔的现代本体论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上的“误解”和“误导”澄清了许多哲学知识和概念上的混乱。③确实,不首先在哲学史上弄清楚相关的基本概念范畴,匆促将文学理论安放在哲学本体论上,肯定难免捉襟见肘,甚至陷入一片混乱。本体论研究不可避免地要追问到有关世界作为统一性存在的本源与本质。高建平的文章指出了有关本体论“对事物根源或本源”的追问与“起源论(或发生论)”对事物原生状态追问的区别。这个哲学本体论的讨论对于文艺本体论更上一个台阶是有益和必要的。

从“存在是什么”追问到“世界是什么”“万物从何处来”直至“人是什么,从何处来”,对于文艺学最后必然归结为“文学是什么”“艺术是什么”的问题。这样抽象定义式问题容易陷入本质主义或教条主义,特别在反本质主义大行其道之时,对于文艺的本质论提问转移到关注其过程与功能之“文艺何为”。

文学界本体论上的种种讨论往往返回到哲学问题,但是“存在是什么”的形而上思考又并不能完全解决文艺的问题。在朱立元与高建平讨论之后约十年间有关论著不断涌现,在文学本体论上立论者各陈其词,相当多的文章只是在既有的文艺学问题中注入一些本体论概念,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并非易事。

2004年王元骧的《评我国新时期的“文艺本体论”研究》也对有关的问题进行了综述评论,并在一系列相关文章中试图吸纳从德国古典到现代有关的历史思想资源,将文艺本体论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轨道。他对王岳川的观点基本持肯定态度,对其中一些正确的东西未得到学界应有的注意感到遗憾,也批评了我国文艺本体论中的“形式自律论”倾向。在自然本体论、人类本体论和生命本体论之区分上,王元骧以审美意识形态论以核心强调文艺本体论提供了文艺批评的“客观真理标准”,这就把本体论对认识论的隔离解除了,并且以立足于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之美学本体论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文化消费主义对峙。④有人认为这不仅是对文艺本体论的新拓展,同时也是“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工作。⑤这可不可以说是我国文艺本体论研究的又一个台阶呢?

冯宪光排开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形而上学的路径,从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的学术发展史视角,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分为四大“本体论生长点”:人类学审美本体论、意识形态本体论、艺术生产本体论和政治本体论形态,分别由四位作者写出了四部著作。冯宪光撰总导论认为:“四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形态在个别理论家身上以及整个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中,都存在交叉、融合、整合的特征。从整体上说,整合的最后走向是政治学文论”。⑥这样的思想资源系统清理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似乎没有与国内所讨论的文艺本体论问题搭界。

尽管关于我国20多年来对于文学艺术本体论的研究已被反复陈述,这个话题至今未有衰竭迹象,2009年前三个季度不完全统计就有多篇以本体论为题的文艺理论文章见诸各学刊。如邓晓芒的《文学的现象学本体论》、⑦李西建的《解构之后:重审当代文艺学的本体论问题》、⑧董学文的《“实践存在论”美学何以可能》、⑨董学文、陈斌的《超越“二元对立”与“存在论”思维模式――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文学、美学本体论》、⑩刘阳的《在后形而上学意义上重建文学本体论――新世纪文学本体论研究的理据分析》B11等。

李西建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当代文艺学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悖论与困境“无一不是本体与本体论研究空场有关”。邓晓芒也把“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在理论上的混乱与困惑归咎于“批评家和理论家对于真正切合文艺现实的文学本体论的忽视”。就这两句话就够让人纳闷半天,20多年来文艺本体论上的大量论著到头来还是一个“空场”;已经“热”这种程度还是“忽视”,究竟是论者缺少对我国文艺本体论研究缺少必要的学术史清理,还是……究竟如何是好呢?难怪有人看破红尘,喊出“文学理论死了!”

二

看来,问题不在于有关本体论的话语够不够多,“热度”持续得够不够长,而在于究竟怎样说的,说出什么新东西来没有?文学本体论,是否彻底解决了“文学是什么”或“文学何为”的出路?

邓晓芒提出之“新实践美学”的基本路向是把马克思的实践范畴纳入从胡塞尔的“主体性自我之极”到海德格尔的“此在的形而上学,一种‘有根的本体论’”之中。刘阳的文章进行“新世纪文学本体论研究的理据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后形而上学意义上重建文学本体论”,最终张扬的仍然是在后现代语境中返回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堪称现代哲学本体论之集大成者,他在美学上的影响从现代贯向后现代。20世纪80年代他的哲学论著在我国的引进对“本体论转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我国哲学美学和文艺学的“本体论热”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是“海德格尔热”。一个时期,“人诗意地存在”“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之类的海德格尔语录在汉语中被重复书写了不知多少次,这种热度至今未退尽。刘阳一文所谓“后形而上学”之要义在于,语言不再行使记录思想的功能,而“具有了使世界存在的意义”。其超越形而上学之“后学”的意义就是“超越客体与主体的二元对立”,“人们不再企图通过语言去认识世界的本质和本原,是语言使世界存在”。这种“重建”陷入了一种难以自拔的悖论之中,因为论者声称这种“后形而上学”的文学本体论重建的基础为“文学对哲学优越地位的逆转”,然而这种“逆转”仍然被安放在语言本体论之上,即使不论这种语言本体论的悖谬,难道这种语言本体论不正是一种哲学吗?文学能对这种哲学“逆转”或“超越”吗?这种哲学本体论把世界的物质性存在归结为语言,难道非人类语言的生物世界与有机与无机世界都为非存在吗?并且论者把语言本体的意义仅仅归结为“文学与存在对话”的方式,难道人类社会的非文学语言方面都可视为非存在吗?实际上,由于人与对象世界关系的多样和复杂,作为对世界掌握的不同方式,语言本身除日常生活中琐细的用语之外还有各种不同知识的艰深繁难的学科语言、不同生产劳动技术与各行各业的专用语言,哲学抽象语言、政治套语、外交辞令等等。综合社会多种语言现象加以修辞考究从而极富创造张力的文学诗性语言也仅仅是文学形态的一个方面,对于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创造审美意象和意境,传达人的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以及表现意识流、荒诞、精神分裂症、痞气等,语言本体的符号性无论如何不可能摆脱工具性。从审美艺术范畴来看,音乐与绘画等造型艺术都以不同方式在本体论上超越了文字中心的符号本体,以更直接的方式传达着不同的审美信息与人的生存共在。语言文字作为符号仅仅是人类存在的方式与形态之一,以这种后形而上学本体论无非是后现代颠覆传统的一种姿态与尝试。

海德格尔自称比一般的本体论更深一度的“基本本体论”从“存在”深入到“存在缺席状况”,即追问到与“无”相联的“在”,认为这个“在”才是摆脱了工具(技术)理性困扰之“本真的在”。这种“本真”是对一般科学认识的真理的超越,使人从作为技术理性驱使的世界的“改造者”上升为思考“在”之真理的“看守者”。深度的“诗意存在”承载着这样的使真理敞开之“思”之语言为“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的语言本体论从属于他的基本本体论,虽然他后来似乎不再使用“基本本体论”,但作为他的哲学思想基本点的这种深度本体论理念没有改变。这正如他后期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认为,通常的人道主义把人的位置放得不够“高”一样,总地说来,他是要超越传统认识论与伦理学,从这一点来看,他的深度的“基本本体论”也就是其高度的“人本主义伦理学”。他把人作为“诗意的存在”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这种“诗意存在”与人的“非人化”的现状是怎样的关系。文艺怎样面对这种非人化?是认识、揭露和批判,还是逃避到“无”之中,或把异化的根源从生产关系转移到单一的技术从而遮蔽了生产资料占有与分配问题。海德格尔使艺术在本体论上回到真理论的同时,又使之超离了认识论。他把人的存在的物质性――生产/生产力/科学技术――作为异化的东西,一方面无视科技力量作为人的本质对象化之积极方面;另一方面不是面对这种异化,实践地改造现状,而是在对“虚无”之诗意玄思中追求超离。虽然文艺无需直接面对经济学问题,然而文艺整体之反拜物本性是建立在现实的这种(不合理)经济关系之上的。在“走出后现代”中“重建”这种后形而上学意义上文学本体论虽然不再满足于对海德格尔片言只语之引述和阐发,然而对于深入到“在”的超人本主义一度的“基础”之下,已经穷尽了本体论的深度之所有形而上学可能性,在海氏已成历史现象的今天,重申这种“后形而上学”很难走出什么新路。

三

从文艺与美学的关联来看,有一种与在我国持续较长影响较大的“实践美学”相关。迄于今日,“实践美学”已经分裂出几种主要形态,一种是较早李泽厚提出的建立在“实践的人类学本体论”上的“实践美学”,后来朱立元等发展了蒋孔阳的“实践美学”,另一种是上面所列邓晓芒新近提出的“新实践美学”,还有一种以杨春时为代表的“后实践美学”。它们之间的区分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都是以实践作为一元化之人的存在本体。

董学文的两篇文章针对朱立元的“实践美学”,立足于其与马克思主义“对象性、客观性”之实践观的根本区别,指出“实践美学”先是把马克思的实践观进行“歪曲、狭隘化”,然后又将之“无限扩大”,可以包容一切,走向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范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已基本上看不到踪影了”。这个批判基本上切中了“实践本体论美学”的要害,但是董文在申论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时,把“二元论”与“二元对立模式”混淆起来了。前者为本体论“二元并列模式”即,物质与精神之间没有决定论关系;后者是辩证唯物主义从世界的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对立统一关系中物质在决定论上的第一性出发,在认识论上区分出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等二元关系,这种关系在后现代遭到颠覆。

综上所述,可见中国的哲学美学和文艺学本体论的相当一部分“创新”“重建”论者很难从海德格尔的影子下走出来。建立在“实践哲学/实践唯物主义”之上的文艺本体论,由于有关的美学争议极其热烈,这里不做专门论述。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这种美学文艺学以实践作为一元化的生命本体和本质,固然避免了海德格尔的玄思和技术理性批判的消极性,但由于这种文艺本体赖以建立的“实践”观念没有上升到社会存在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范畴在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上是模糊的,并不是其自称的“历史唯物主义”。脱离了实践的物质性与革命性内涵,任何凭主观随意设定的“心造(审美)幻象”,甚至“物化”(“卑污的犹太人的活动”)也可纳入“实践”之中。这里有一个深层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这种文艺本体论声称的其“‘实践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摒弃之上的,特别摒弃了其认识论和反映论。

四

卢卡奇晚年写了《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他在书中写道:“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对本体论问题的专门论述。对于规定本体论在思维中的地位,划清它和认识论、逻辑学的界限,马克思从未着手做出成体系的或者系统的表态”。B12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离开了存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这种二元关系孤立地谈论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那里找不到孤立的本体论。但是,这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拒绝有关本体论问题的思考,因为在社会存在之外还有一个非意识的自然存在问题。在与杜林的争论中,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关于“世界统一于存在”的说法,指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长期的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B13恩格斯晚年以对自然辩证法的进一步研究关系到自然存在的物质性本体论问题。国内外许多人把恩格斯的这种思想斥为“旧唯物主义”或“直观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没有专门写自然辩证法的论著,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这种思想。他在1853年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就把“对立统一”看成是一个“万应的原则”。既是“万应”的原则,当然应该包括自然,也包括人类社会。在同年的另一篇文章中,马克思又写道:“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B14这与恩格斯所说的“世界统一性”在于物质性是异曲同工的。社会存在也有物质性,这是它与自然存在统一之处。马克思指出:“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B15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在于,人是“自由自觉活动”的存在。作为社会存在的世界统一性不单单是物质性的问题,而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统一性关系。前者属于辩证唯物主义问题,后者属于历史唯物主义,两者统一构成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别处展开)。

卢卡奇1922年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是提出反对自然辩证法的代表著之一。他于晚年,1967年,在为《历史和阶级意识》所写的“新版序”中对该书进行了总结式的自我检讨,指出这本书落入了20世纪流行的各种不同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之中,所有这些思潮“不管它们是否喜欢,不管有什么样的哲学根据与政治效果,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它们都冲击了马克思的本体论根基……这种思潮只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社会理论,因而忽视或否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自然的理论……正是唯物主义自然观造成了社会主义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真正的根本分歧。不把握这一点,就弄不清哲学上的争论,例如有碍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做出清晰的阐释……缺乏真正的实践的基础,缺乏具有本源形式和模式的劳动的基础,过度夸张实践概念也会走向其反面:陷入唯心主义的思辨之中”B16。这个话正是在写作《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期间写的,所谓“真正的实践的基础”就是不同于“实践存在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哲学基础。所以卢卡奇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把本体论分为自然存在(也称为“第一自然”)本体论与社会存在(“第二自然”)本体论两大块,前者为后者的基础。所以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最终的意义上都是直接关于存在的论述”。卢卡奇写这本书的意图不在于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而是从人的社会存在与精神的关系上把本体论问题置于历史唯心主义层面展开。卢卡奇试图把人的存在本体论安放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地上从哲学、伦理学和美学解决有关社会存在一系列根本问题,如“人的理想”与“理想的人”的实现这个问题同人作为社会存在的本质的关系等,这本书他最后没有完成,只写到下卷第四章“异化”问题,把异化作为一种社会存现象纳入历史过程加以把握――在生产力的发展中人的个体的发展被牺牲掉。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哲学特别是后现代解构了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古老的本体论作为对认识论的现代挑战和颠覆又特别地突出出来。

五

从“实践美学”的悖谬中脱颖而出,一种强调生命本体的审美体验与超越的“后实践美学”的主要创建者近年提出的“文艺多重本质论”认为,艺术从“性欲”与“攻击性”这两种作为“文化深层结构”的“原始欲望”出发,由此生成极度感性甚至无意识之“原型艺术”,进而生发出理性荫蔽之“现实型”的“严肃艺术”,以及审美升华之“纯艺术”三种本质。其最大的问题在于把审美意义与意识形态割裂开来,认为审美意识作为“对历史和阶级意识及意识形态的超越”是“自由的意识”。论者以《安娜•卡列尼娜》为例,把托尔斯泰的原初创作意图与作品意义的矛盾说成“现实意义及意识形态与审美意义”的矛盾,认为作品体现后者对前者的“超越”,从而实现了“审美自由”。B17

然而我们认为,艺术家思想观念与审美意趣的矛盾,无论是从初始的主观创作意图与客观文本化的意义来看,还是从所谓“形象大于思维”来看,或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的矛盾来看,或从一部作品诞生过程中多次易稿,修改来看,这种个体内部发生的“自我超越”不能在总体意义上升为审美对意识形态的游离。审美超越的“自由”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关系对存在的本质规定。托尔斯泰无论在个人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与作品的审美意义上都没有超越俄国民主革命时期他所代表的农民的“公社”理想与人道主义局限的自由。他的作品的“审美意义与意识形态”以审美形式所表现的、带有强烈宗教感情之“泛爱”幻想之“托尔斯泰主义”,是建立当时俄国的现实社会关系之上。在当时俄罗斯时代精神与社会生活中自由的人道主义与封建宗法的家庭道德观念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托翁的创作中,形成作者对安娜最初构想与最终艺术形象相背,反映了俄国民主革命农民的保守性与资产阶级革命性的矛盾。这也正是安娜的悲剧――她对封建宗法制反抗的合理与无力――之社会与思想根源。托翁的“超越”是在这种社会矛盾状况下于自身内部矛盾中表现的,其小说的“审美意义”没有游离于此的“自由”。文艺无论作为“审美意识形态”还是“以诗语为载体的有意味审美意识形态的形式”,审美感性形式的东西在创作过程中已与意识形态融为一体,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结构关系有所不同,不似铺在蛋糕上面的奶油,而像面粉、水、鸡蛋与糖的关系。

六

事物总有现象与本质的区分,尽管后现代主义否认这一点。简单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与现象的关系也简单,复杂的事物往往不是单一的本质属性规定的。本人主张文艺具有多重本质,这种上“一”与“多”的关系是哲学本质论问题上的辩证法。由于独断主义的原因,这一课题没有在哲学与文艺领域充分展开,致使古今中外在文学与艺术(简称“文艺”)的本质论问题上分歧多端,流派迭出。从审美――审美形式或审美经验与从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的形式来界定文艺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路径,把两者整合起来是一种路向,相反的是把它们拆裂开来。本体论、模仿再现(镜子)论、表现论、游戏论、生产论、工具论等话语表达的定义都不可能“一语中的”地决定“文艺是什么”,单一的规定性不可能历史地和经验地构成文艺整体。分析美学的科学主义本质主义把艺术排除在可定义的科学语言之外,在另一极端,后结构主义与解构等反本质主义引发出“文学理论终结”思潮。此外,教条主义思维方式不顾审美经验在历史中的发展变化,从定义出发以定义为目的,同样无利于这个问题之探讨。这种多元分裂状况几乎使文学艺术本质论危机四伏,濒临绝地。

文艺多重本质的形成有着时代的原因,它们在人们的文艺活动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验证与论证,并随历史语境转换发展变化。以上这些话语虽然极端对立,但都有独断倾向,它们在本质论上失败的原因在于,以历史上某一时期某些作家和作品的个案特点普适于整个文艺。用巴尔扎克为例说明文学是什么,就无法适合于卡夫卡;库尔贝范式不能说明毕加索的创作。对杜尚的《泉》(一只尿斗)作为艺术品的确认,意味着对以前历史上一切艺术品的否定。在这方面分析美学确实抓住了传统美学在艺术定义上一元独断论上的问题,如肯尼克1958年提出的《传统美学是否基于一个错误?》。分析美学从早期维特根斯坦的艺术与美之非定义性转向对艺术定义的探讨,震荡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语言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其主要路向一是围绕着艺术是否以审美为本质的论争,二从艺术在空间(习俗或惯例)与时间(艺术史)上的变化追索其定义。直到近期分析美学开始从社会批判切入一种历史主义,从语言走向社会、现实与文化。如丹托、卡罗尔等从对资本主义的反叛来看待艺术形式去审美化现象,前者把现代主义的“麻烦艺术”的根源归于“麻烦的现实”;后者把“观念艺术”等前卫现象看作为对“商品拜物教的摒弃”。这种转型给了分析美学“走出语言牢笼”的势头。分析美学以科学主义发端提出问题,虽然既不等于给出“艺术是什么”令人信服的回答,其禁闭在语言牢笼里的逻辑实证主义也并不是真正科学,却在方法上激发出对文艺既有一切定义的重新思考,即从黑格尔的艺术终结到后现代的艺术终结并不等于艺术的死亡,那么“艺术是什么”是回避不了的问题。迄今为止,艺术定义的一再失败不等于表明实际存在的艺术只是现象没有本质。

各种文艺本质论之间有时相容互补,经常更紧张地相互排斥,比如模仿(再现)论与(情感)表现论之争,又如以本体论、价值论等挑战认识论。文艺多重本质的规定不是多元分裂的,也不是简单整合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它们之间的横向关系决定于各自与认识论纵向关系的远近,也造成多重本质层级差异。制约着这种构造式关系基本要素是文艺内部的审美形式规律与外部的非审美规律之间的相互作用。审美主义和形式主义不论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对文艺本质规定的作用,机械唯物主义与庸俗社会学等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又无视文艺的审美本性的本质意义。理论面对的任务不仅仅是要探明文艺多重本质的实际存在,更要面对它们形成的历史条件,析解那些带有本质性东西之间的关系。所谓“构造式”是指纵横交错之多重本质相互勾连榫接支撑构建成整体之关系及其有机统一的哲学和美学基础。

本体论在哲学决定论上属文艺基底的一级本质层次,其上还有一些次级本质,比如模仿论、游戏论、巫术论等,所论都是从生存论生发带有起源论之本质性规定。这些活动本身并不都是艺术,正如从生命本体出发无法解释自然现象之莺歌燕舞与人类的文艺审美活动之间同样作为生命现象的本质性差异,然而作为人的本原性生存状态,游戏等活动与劳动同样都可以成为艺术的源头,并一直保持着与艺术不同程度的联系。比如从个体发生学看,艺术创作无论在儿童还是成人都从模仿性练习开始并与游戏关联。模仿与游戏的本体性在于它们都从愉快出发与求知欲相关,本能地保持着与前劳动起源的生物习性的联系。巫术与宗教艺术给原始艺术注入了对永恒的未知世界带有魅惑性的神秘感。情爱主题的艺术不仅把原欲之“性”提升了,也以独特的形式使这些与生俱在的带有本体性本能的东西审美化了,使之成为在价值论上有意义的“属人”的东西。

摒弃了古老的模仿论,倾向于消解“作者中心”的后现代主义以及反形式的后结构主义并不注重作为结果――文本存在的自身特质,更注重文学作为“行动”的过程。在德里达看来,文学“如果有本质这种东西的话”,那只不过是“书写和阅读行为”从源头产生出来的一套“对象性的规则”。B18在“走出后现代”意向中,某种向“审美复兴”倾斜的新实用主义美学,在带有人本本体论特点的“审美的人”之论题中,甚至把这种作为“人的根本属性”的艺术审美本性的“做事方式”推向“生物性的必需品”。B19

综上所述,本体论是一个巨大的底盘,几乎可以囊括人的生存之本质与现象中一切:自然与社会、肉体与灵魂、认知、情感与意志、日常生活生实践与宏大历史叙事……迄于今日任何一种文艺本质论,如认识论、生产论、工具论等等,无不安放在本体论这个底盘之上,并由之得以说明和阐发。正因为如此,这个大而无当的底座,似乎什么都可以说明,但是对于揭橥文艺的多重本质似乎只能得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话语满足,许多文艺本体论只是在原来的文艺问题上,加上本体论哲学点缀。我们不妨一试,选项取有些文艺本体论文章(不是全部),将其中有关“本体论”的语句全部拿掉,看看对文章有什么损失没有,看看所论是不是还是那些问题,其论旨是不是丝毫不受影响。这样看来,以上两位论者所言,文艺本体论的“忽视”与“空场”也不是无的放矢。不过这样说并不等于意味着本体论这个底座可以不要,取消了人的生存也就是取消了包括文艺在内的人的一切,既取消了“存在的诗意”,也取消了更大量存在的非诗意。理清本体论与其他本质论的关系才是出路。

本体论与文艺多重本质是层级关系,层级关系在总体上也属于构造式关系,但由于处于构造的最底层,本体论与文艺其他的本质相互勾连榫接支撑关系略有不同,本体论之作为“第一哲学”正表明了这种关系。文艺多重本质之间的有机统一,人的存在是这个有机统一关系的基底,而人作为社会存在决定这种存在的本质是由现实的社会关系规定的。人的生命本体无论作为“体验”“流射”“冲动”,还是“超越”之自由,都不可能像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那样脱离生存于其中的现实社会关系,正如任何特定物种不能脱离其适宜生存的生态自然环境。

① 王岳川《艺术本体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② 朱立元《当代文学、美学研究中对“本体论”的误释》,《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

③ 高建平《关于“本体论”的本体性说明――兼与朱立元先生商榷》,《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

④ 王元骧《评我国新时期的“文艺本体论”研究》(一),《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当今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三个问题》(二),《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

⑤ 张艺声《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本体论的新拓展――王元骧文学原理》,《枣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⑥ 参见冯宪光《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形态问题》,《二十世纪国外政治学文艺理论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

⑦ 邓晓芒《文学的现象学本体论》,《浙江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第1期。

⑧ 李西建《解构之后:重审当代文艺学的本体论问题》,《陕西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⑨ 董学文《“实践存在论”美学何以可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⑩ 董学文、陈斌《超越“二元对立”与“存在论”思维模式――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文学、美学本体论》,《杭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B11 刘阳《在后形而上学意义上重建文学本体论――新世纪文学本体论研究的理据分析》,《学术月刊》,2009年第8期,第114-119页。

B12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37页。

B13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页。

B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页。

B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410页,注(89)。

B16 卢卡奇著,王伟光等译《历史和阶级意识》,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10页。

B17 杨春时《艺术的本质的多重性》,《艺术百家》,2009第1期,第145页。

B18 Jacques Derrida: Post Car, From Socraters toFreud and Beyond,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Press, 1987, p.44-45.

B19埃伦•迪萨纳亚克著,卢晓辉译《审美的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5页。

Several Problems in the Ontological Research of Chinese Art in the Recent 20 Years

MAO Chong-jie

(Literature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Art is decided by its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ntology is a huge basis, almost capable of incorporating all in the nature and phenomena of human existence: nature and society, flesh and soul, recognition, emotion and will, daily life practice and macro-history narration…Up to now, any theory of art nature, such as recognition theory, production theory, too theory, can all be put on the basis of ontology and thus be clarified and interpreted. Just because of this, the huge basis seems to be able to explain everything; however, in order to reveal the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art, it is important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tology and other theories on art nature. Ontology 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art is of hierarchical relation, which, on the whole, belongs to constructional relation; however, because it is on the lowest level, its inter-connection is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the inter-connection among other natures of art. Ontology, as "the First Philosophy" just shows such relation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