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管理论文范文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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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全球化理论管理论文

摘要:本文立足全球,从一种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媒体全球化和民主化之间的复杂、有时是相互促进、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多面关系。论文既没有提出泛泛而谈的新理论,更不是提供微观的描述,而是对这一对相关的命题的不同论述进行了理论性和历史性的梳理,从中提出新的问题。文章首先讨论了全球化理论和媒体全球化在媒体组织、市场、形式、流动、效果和治理等方面的变革,以及媒体“由下而上的全球化”的过程与实践。然后,文章对现有英语文献中市场自由主义者、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和激进民主主义者不同的民主与传播观念及其对媒体全球化的意义的不同分析进行了综述,并在此基础上回顾了从20世纪60、70年代的“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到2003年底在日内瓦召开“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这段历史时期全球媒体经历的四次变革。最后,文章提出了包括媒体所有权明显多样化、全球媒体流动多向性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意义、西方模式和观点的充分性或关联性、媒体在比提供政治信息更为广泛的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等7个宏观问题,以期推进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媒体的全球化和民主化进程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其深度和广度远非一两篇论文甚至一两本专著的讨论所能穷尽。但我们认为,要探讨这种互动关系首先需要一个满怀希望的信念和一种批判的态度。

有人曾经天真地相信,新兴的跨国媒体和传播网络会自动自发地摧毁现有的等级制度、重新分配权力、促进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的对话、新意识的传播,不仅造福于世界和平,而且在不同的民族、阶级和文化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这显然是过于天真的幻想。

然而,我们坚信人类,相信个人一旦聚合为集体,成为“人们”或者“人民”,就拥有重塑传播体系、甚至政治制度的能力,而只要他们发挥出这种能力,上述的全球媒体和传播网络可能发挥的作用变成现实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批判的态度源于我们对现实冷静的分析:跨国媒体和传播网络不一定有利于推进和平与民主。可以说,培育全球化媒体的土壤根本不是和平民主,而是统治性的制度和系统性的暴力。

基于以上的信念和态度,本文力求从一种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媒体全球化和民主化的问题。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提出泛泛而谈的新理论,更不是提供微观的描述,而是对这一对相关的命题进行理论和历史性的梳理,从中提出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有时在众说纷纭的议题中提出恰当的问题往往比得出草率的结论更有助于提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关于全球化和民主的关系,政治学中专论已有很多,但它们很少关注媒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虽然媒体的全球化以及媒体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备受关注,但是很少有学者将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虑。而且,正如Hamelink(1995)所言,在现有讨论中,媒体和社会民主化的关系总是被当作媒体机构自身民主化进程之外的独立命题。实际上,通过媒体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市民社会或者国家运用传播来推动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的民主化——和媒体本身的民主化是两个相关的问题。因此,在我们看来,媒体民主化这一概念里的“民主化”一词有双重含义。用作形容词时,它着重于公众传播促进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和变革的方式方法;用作动词时,它意味着需要促进媒体本身的民主化,也就是提高一个社会的媒体系统的代表性、可接近性、可信性和可参与的程度。还有,在目前关于媒体全球化的讨论中,文化研究领域和政治传播领域之间的对话极其有限。本文的视角正是位于各类新旧学术领域和政治实践的交叉点。我们力求从新的角度出发,挖掘前人没有发现的点与面之间的潜在联系,同时吸收政治学理论和来自其他不同学科和专业背景的观点。

媒体的全球化

“全球化”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和学术争论的中心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观点瓦解了既有的范式和正统政治学说”(HeldandMcGrew2002,2)。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上来分析这个问题。全球化是真实发生的现象,还是用以掩盖更重要的根本利益重新分配过程的意识形态话语?如果它是个“真实”的过程,它在历史上是全新的吗?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依然是个人身份和政治生活的中心点吗?抑或它们已被全球化过程替代、消解或混杂融合?全球新经济是否正在形成?它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与形式?是什么人为了谁的利益通过哪种方式支配着全球治理?有什么结果?全球财富是否在增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全球化是不是财富增加的主要原因?(Held,McGrew,Goldblatt&Perraton,1999;HeldandMcGrew2002)。全球化是现代化的派生物吗?是否标志了时空的浓缩和遍布全球的参与者和不同地方越来越深的相互依赖?又或者更具体地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普及,也因此和帝国主义扩张难以区别(PetrasandVeltmeyer,2001)?最后,全球化在诸如通俗文化的全球共享和移民社区的形成等方面的表现是否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全球化具有相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Bello,2002)?

对上述复杂且有争议的问题的种种回答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划分左右派别的标准。有的欢呼地球村的形成和一个技术革新、个人自由、政治民主与经济繁荣的新纪元的来临(如Friedman2000),有的则恐惧它会导致“一场反对一切的战争,被唯一超级力量主宰的世界,由国际精英组成的、导致全球生态大灾难的专制联盟,或这些因素的某种结合”(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xiv)。Held和McGrew(2002,98-117)认为有关全球化的政治观点至少有六派之多:新自由主义者、自由的国际主义者、制度改革者、全球变革者、国家主义/保护主义者,以及激进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社群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不同的视角和理论范式自然也隐含着对媒体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的不同认识。总的来说,自由主义现代化范式倾向于关注媒体对促进由专制独裁向自由民主转变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东方和南方的国家。跨国媒体——特别是来自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媒体——大多被当作社会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代言人。因此,传媒大亨、西方政府、新保守派和技术热衷者们的代表性观点是:

如果将政府视为信息民主的潜在威胁,媒体技术的全球化就使得绕过独裁政府对信息流动的控制、打破独裁者对不同观点的压制成为可能。作为摧毁政府传播垄断的催化剂,市场化改革一旦和媒体技术的广泛利用相结合,就能引入信息民主。(WaisbordandMorris2001:vii-ix).

与之对应,持批判态度的政治经济学家和反全球化社会活动者把西方跨国媒体和按自由市场逻辑来组织的全球信息流动视为不平等的统治性权力,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削弱了各国政府保护其“自主信息空间”的能力(WaisbordandMorris2001:ix)。

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我们需要探索的是政治社会民主化与媒体全球化之间的复杂的、有时相互促进,有时互相矛盾的关系。我们认为,全球化确实是一个虽然不是全新但意义重大的现象。大众传播过程、传播机构和传播技术一方面影响了全球化浪潮的演进,一方面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根据Sreberny(2000)的研究框架,我们讨论媒体全球化如下的几个方面:媒体在组织、市场、形式、流动、效果和治理等方面的变革,以及媒体“由下而上的全球化”,即媒体在市民社会中的运用。

这些相互关联又不平衡的变革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加速,并导致了国家之间和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在组织逻辑和治理上的重要转变。二战后的30年,虽然世界处在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敌对的冷战背景下,世界传播体系基本以民族国家为中心来组织(或重新组织,如在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由国家组织的媒体服从于不同程度的公开检查和政治控制。在西方,传播政策则与国家所建立的不同类型的自由民主相联系。传播政策有两个关键要素:本国控制和公共服务。前者意味着以民族国家为核心,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原则;后者则体现了公民权利、平等和民主参与的原则在决策中与市场和私人财产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为重要的理念(SchillerandMosco2002,6)。

历史上,这两个要素在传播领域中为资本逻辑的完全表达提供了主要的政治缓冲。许多西欧国家对公共广播实行垄断。在加拿大,虽然历史上“不是(本国)国家就是美国”(thestateortheUnitedStates,也就是说,如果加拿大国家不介入广播业的经营,而只让私营广播按市场规则运作,加拿大的整个广播业就会成为美国商业广播网的一部分)的争论把传播和文化政策中的激进民主观点边缘化了(Mazepa,2003),本国控制是公共广播体系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一体系被认为是哈贝马斯主张的公共领域概念的最好体现,在私人广播之外提供了有利于民主的选择。因而,它不仅受到广泛的赞扬,而且被认为是加拿大的文化立国之本。即便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也建立了本国控制的传播系统,禁止外国人拥有通讯业公司和广播电视媒体。当然,与此同时,美国媒体积极向海外扩张。公共利益的定义虽然不太明确,却在美国传播法规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性角色,它意味着对资本积累以外的其它目标的认同。

公共服务原则是在战后“自由社团合作主义”(liberalcorporatism,CurranandLeys,2000,221)这一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式下被确定、协商和实践的。在这一制度安排下,“渗透国家各个角落的公共服务原则抑制了市场关系和商业广告在广播电视业及其周边行业中的深化与泛化”(SchillerandMosco2002,9)。这一背景为美国新闻业的“高级现代主义”时期提供了条件。较高的职业自主性和“客观性原则”是这一时期新闻业的主要特征(Hallin2000a,221;HackettandZhao,1998)。

在刚刚独立或脱离殖民统治、并被视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媒体系统不仅按国家政策组织,还被授权来促进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然而,这些系统在实践中很大程度上受到前殖民势力和跨国资本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结盟运动的参与者不仅要求通过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来获得更有利的全球贸易地位,还极力要求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这一运动的部分理由是为了保护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在传播政策主次选择中的独立主权。

虽然各国对正式但是非强制性的国际规范和条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倡导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承诺,战后的传播政策主要在各个国家自己的框架中制定和执行。很多人注意到,全球化使现有的理论和实践中显得问题重重的原因之一,是它对民族国家作为政治权利和民主责任的“承载者”的角色提出了深刻的质疑。这种质疑的关系在传播权利和结构(公共领域)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亚于它在政治性更强的机构中的重要性。国家死亡的说法是否夸大其词仍然是社会理论家(Held,McGrew,Goldblatt&Perraton,1999;AronowitzandBratsis,2002)和传播学者(CurranandPark2000:11-16;MorrisandWaisbord,2001)激烈争论的问题。但可以明确的是,当今国际传播理论中的许多逻辑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生的三次相关的变革。

第一,社会主义阵营的裂变,原因复杂,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这些国家内部部分精英和民众对民主和民族自立的渴望,也是因为美国里根政府强化冷战策略,对社会主义阵营施加了经济压力。

第二,“国际信息传播传播新秩序”(NWICO)运动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自强愿望大多被抑制,原因有后殖民民族国家的内部矛盾,也因为它们受其到了外在势力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系统攻击。这些攻击由美国和英国在联合国体系内外发起,还源于西方跨国媒体集团,因为“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倡导的国际传播重组对它们形成很大冲击(参见Preston,Herman,andSchiller,1989;Vincent,NordenstrengandTraber1999)。在联合国内部,与“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相符的有激进的媒体民主化可能的项目被单纯强调为第三世界媒体工作者提供西方技术与专业技能培训的发展项目所代替。同时,第三世界的政治精英不再挑战西方传媒对传播技术和跨国信息流动的独占性支配,转而赞成与全球媒体的统治性势力协商它们与本国和本地区的关系(Mosco1996,209)。

第三,市场自由主义的崛起,它发源于英美这两个最强大的北大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然后发展到世界其他地方。作为意识形态教条,市场自由主义几乎像宗教福音一样被推崇与推销,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自愿或非自愿地接受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主导逻辑。

以上变革同数字网络和技术的飞速提高相结合,解放了资本力量,并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由市场驱动的传播体系铺平了道路。过去的二十年见证了私有化、商业化、贸易自由化及总体的放松管制(更确切地说,是基于市场的再管制),包括在国家媒体系统中取消关于维护本国控制和公共利益的限制。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美国站在这场运动的最前列(HermanandMcChesney1997;Schiller2000)。国家不再是媒体服务的提供者,对媒体所有权和广播通讯行业中有关公共利益的责任条款的管理也大大放松了。

媒体全球化的第一个方面是跨国媒体公司和市场的主导地位。媒体兼并的浪潮产生了超大规模的传媒集团,如“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维亚康姆”和“贝塔斯曼”等。这些集团在超国家力量和民族国家力量的帮助下,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和组织形式扩张到全世界。当然,商业化和外国渗透的程度和范围在世界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的不同媒体部门是参差不齐的。威权政体对跨国媒体的渗透有重要的限制。但总的来说,新形成的系统在所有权结构、生产、分配和消费等方面都越来越全球化。尽管美国的信息和娱乐公司仍然在全球占据突出地位,但它们的拥有者在国别上趋向多元。通过合资企业和其它组织上和经济上的结盟形式,以前具有鲜明国家特色的媒体系统在结构上与大跨国媒体集团发生了联系。同样,媒体的生产和消费,如电影和广告的生产和消费,也被全球化了。有人认为这是多极化和多元化的全球体系的证据,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文化统治已经转化为跨国集团的文化统治(Schiller1993)。

第二,媒体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目前支配跨国媒体生产和流动的大约10家公司的崛起,还意味着商业化媒体作为普遍的媒体形式在全世界的推广(虽然欧洲公共广播制度在新兴的东欧民主国家有一定形式的扩散),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工业在南方国家的建立,进而对全球和各国的传播空间进行新自由主义重构。更广泛地说,西方媒体形式的扩散既包括了作为信息扩散和传播手段的收音机、电视机及因特网技术,还包括节目类型和形式、职业观念和惯例。

第三,跨国媒体流动,即信息、形象和产品通过大众数字传播网络的分布与扩散,由全球和地区的制作中心支配。同时,反向信息流也有限度的存在,占全球支配地位的媒体也会对边缘国家或地区的媒体内容、形式和投资进行有选择的融合,如合拍电影,经过挑选的(和改编)南方文化的版本,或更确切的说,南方的文化元素和跨国集团的融资与发行支持结合在一起后,越来越多地受到北方受众的欢迎;“世界音乐”和某些电影都属于此类情况,如武侠影片《卧虎藏龙》和鲁珀特-默多克旗下公司拍摄的描写南亚女性移民在英国的经历的电影《我爱贝克汉姆》。当西方媒体,主要是美国媒体集团,在海外扩张的同时,外国媒体集团也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市场扩张,如墨西哥的Televisa把广播节目、杂志和音乐唱片出口到美国(Zhao&Schiller,2001;PaxmanandSaragoza,2002,64-85),中国也把卫星电视频道送到了全球各地,《女友》杂志办到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但可以说,从加拿大电视黄金时段的娱乐节目到中国的休闲杂志,全球媒体生产中心以外的媒体受众越来越多地直接或间接消费进口的媒体产品。

第四,同时也更不确定的是,当无数人同时体验着一致的媒体形式、媒体产品、渠道和景象(如戴安娜王妃之死和入侵伊拉克)时,媒体流动的全球化是否也意味着媒体效果的全球化。之所以有这种不确定性,是因为所谓“同质”的效果不能靠推定来确认。大量研究证明,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下,受众对媒体文本的解读具有差异,对不同形式的媒体接受程度也不同。

第五,媒体的管理有全球同质化的趋向。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后共产主义的“转型社会”,西方媒体的管理体系起码在原则上,如果没有在实践上¬,被采用(见Price,RozumilowiczandVerhulst2002)。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传播法律法规的角色被重新界定。1996年美国电信法对市场和企业偏向十分明显,在全球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也看到自己的角色正在从“行业的管理者”变为“市场的推动者”,努力促进国内和国际传播的竞争(Thussu2000,93)。市场原则同样体现在欧盟传播政策中,尽管程度比较低,方式也比较复杂,并比较有争议(McChesney1999;Mattelart,2000;Schlesinger,2001)。更重要的是,这一转变已体现在最基本的宪法层面。例如,美国的司法解释越来越多地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变成一个挡箭牌,不是为了改善公民的传播民主权利,而是要“让政府的法律法规不触及私有媒体和广告”(McChesney1999,257)。

在全球范围内,媒体管理也发生了双重转变(OSiochru,2002;赵,2003)。首先,超越国家的组织,如世贸组织和地区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在设置政策框架中起到了比国家更为重要的作用。第二,公共服务和全民服务的观念正让位于市场原则和跨国集团的利益。传播法规首先是作为贸易问题被修订,遵循的商业逻辑正是“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批判的对象;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贸易体系取代联合国成为管理国际传播事业的首要机构。意义深远的是,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压力下,国际电信联盟(ITU,联合国机构)的管理和组织框架也被重构,给与私有企业和成员国几乎同样的权利。今天,国际电信联盟“建议世界各国解除那些阻止广播电台、有线电视企业和电信公司中的混合所有权的结构性规章,并且始终按照世界最强的国家和它们的传播公司设置的议程行事”(Thussu2000,91-93;seealsoHill1998,99-121)。在这种背景下,以技术为主要关注对象的国际电讯联盟取代联合国来负责组织“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orldSummitonInformationSociety,WSIS),十分值得注意。

上面所说的各项变革带来了泛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传播体系——这种新秩序还没有一个合适的名称。拥护者称之为“信息社会”或“地球村”。批判性的提法很多,有传统的帝国主义概念,也有Hardt和Negri提出的既新颖又有挑战性的“帝国”观念。Hardt和Negri认为,与军事和经济力量一起,这种传播体系通过定义现实来成为“帝国控制的基本工具”(2000,346)。这个体系的主导逻辑就是通过一个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传播输出网络,促进资本积累,致力于“创造世界消费者”(Schiller,1993a),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就是让全世界的个人都成为有利于跨国资本利益的主体。

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很多作者认为上述趋势证明了媒体传播网络与全球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上的结合(HermanandMcChesney1997,Chapter1;Schiller,2000)。然而,这种由企业和政府驱动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与“全球抵抗运动: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是相对应的(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10;Dyer-Witheford,1999)。这是媒体全球化的第六个特征:为满足企业和军事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跨国传播网络,被民间社会活动家所利用,来表达他们自己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主张。在越来越网络化的世界,主流媒体的权力正面临非主流媒体机构和传播实践的挑战和竞争(CouldryandCurran,2003)。近来,国际民间组织网络的一个新焦点是跨国媒体的治理。这些新趋势提出了一个问题:媒体是不是既充当了民主化的动力,也成为民主化变革的目标?

媒体民主化?

和全球化一样,民主也是一个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在西方社会,它受到普遍的拥护;政治家不想被当作是反民主势力,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虽然有理论家自称后女权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但没有人给自己贴上“后民主”的标签。在南方和东方国家,接受民主的观念要困难一些,因为它有时被等同于外国势力和不受欢迎的西方普世主义和/或资本主义价值观念。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所带来的“历史终结”的陶醉感和民主资本主义必胜的信念,已经随着定期的全球经济危机、后苏联国家中的腐败和经济萧条而消失;种族国家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卷土重来,在某些国家中,快速的市场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已经造成了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少数民族和在经济、社会上被边缘化的占本国人口大多数的民族之间潜在的矛盾,从而进一步导致了陶醉感和必胜信念的消失(Chua2004)。然而,尽管世界上很多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民主”,但他们仍然坚持政府应该反映他们的价值和利益。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治力量争取个人和集体自由的斗争在全世界稳步推进。

虽然学者们支持民主――不论它是一个过程,一种结果,还是一种正义与人道的统治方式,对全球化媒体在民主进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媒体自身是否需要民主化,答案则各不相同。原因之一是民主有很多不同的概念,它们互相矛盾,为评估媒体的表现提供差异极大的不同标准。冷战时期,加拿大著名学者Macpherson(1965)挑战过西方正统观念,他认为即便的非自由主义政治体系——如共产主义和新独立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原则上也可以合理宣称自己的民主性。这种宣称扩展到这些国家正在努力建设民主(虽然听起来含义颇为模糊),这种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府的组织形式,而且是一个没有阶级统治的社会类型,它能够培育发展的动力,即让每个人都享有充分发展和展示自己能力的平等权利(Macpherson1965,58;又见Macpherson1977,114;Downing2001,43-4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民主传统并非西方所独有:遇事互相协商和类似共产主义公社的平等组织制度是许多非洲社会被殖民者占领前的特征。这种组织制度必然地拒绝个人拥有“自然权利”这种抽象的西方概念,而是将亲属关系和给予个体生命意义的部落集体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当然,这种传统也有缺点:限制个人自由、保护家族关系、容易引起与敌对社区的冲突。

即便植根于中产阶级革命和早期现代欧洲启蒙时期的自由民主,也不能说是一种铁板一块和一成不变的政治传统。大致来说,关于民主和经济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中的媒体,我们可以确立三种宽泛的观点(Hackettforthcoming)。

首先,从市场自由主义派(marketliberal)的角度来说,它并不将民主自身看作是一种目的,而是把它看作是维护政治稳定及个人权利的一种最佳公共制度安排,特别是所有权、缔约和交换的个人经济权利。尽管市场自由主义派经常采取平民立场,但他们对私人消费——而不是公共美德——的强调与精英主义的民主观交织在一起。熊比特(Schumpeter)(1942,引文见Baker2002,130)对这种观点的表述最为经典。按照这种观点,民主只是选举领导者的过程,公民的参与仅限于几年一次的投票选举——从本质上讲,就是让公民在政治市场中扮演消费者的角色。该模式下的媒体和其他产业一样,最好不受政府控制,以便市场对消费者的取向做出反应。如果媒体有公共职能,那就是监督政府,因为政府被视为个人自由的最主要威胁。如果市场自由主义派,尤其是在美英,发现西方媒体有民主缺失的话,就会把它归咎于国家对媒体的干预(特别是公共广播),或者所谓媒体记者的左派偏见。

市场自由主义和精英民主的观点已经在多层面上受到抨击,包括它对公民参与不恰当的悲观、对媒体和政府集中财富后超强权力的忽视。另一种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democratic)的观点比较重视公民在公众评议中的参与价值,并号召媒体促进公共领域的建立——“在这种社会生活的领域中,可以进行信息和有关公共关心问题的观点的交换,从而形成民意”(Dahlgren1995,7)。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公共领域的理想特征应当包括:不受支配的自由讨论、平等参与和基于公共原则——而非仅仅出于个人利益——的理性诉求。媒体的民主角色则应当是向各重要团体提供可表达并发展其利益的论坛,通过易于接近和包容各种观点来方便全社会达成政治共识,并把作为私人的个体以民意的形式构建为一个公共形体(Curran1996,82-83;Baker2001,129-53)。

很多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publicsphereliberals)发现当代欧洲及美国民主中的病态——日渐下降的选民投票率、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嘲讽、政治与公共议程之间的脱节、政治话语的琐碎化等等。不安的理论家们发现一部分原因出自政治环境,比如导致分歧的新问题、形象至上的政治竞选、选民对政党忠诚度下降等(Blumler和Gurevitch,1995,206)。但矛头同时也指向了媒体实践,程度稍逊的还有媒体结构。这些批评者称,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压力及市场再管制已经把新闻媒体推向了小报化和信息娱乐化。频道增多而引起的媒体受众分众化削弱了公共领域的一致性,并容易导致政治分化(Turow,1997)。新闻从业人员向政客的炒作顾问(spin-doctors)争取自主的努力迫使他们采取半敌对的立场,更多地关注政客的策略和丑闻而非实际的政策。尽管有学者批评这些“衰落的叙事”(McNair2000,197;Norris2000),它们已经引起了适度的改革新闻实践的努力。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就是一个例子,报纸尝试推动社区居民对公共事件的集体讨论,而不是只根据官方信息来源报道(Baker2002,158-63;Hackett&Zhao,1998)。虽然新闻体制的改革是关健的,新闻从业人员道德操守和新闻实践改革的意义和在职记者对变革的影响能力同样不容低估。

尽管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常常赞成对新闻实践的这种改革,他们却并不质疑媒体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结构,更不用说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提出疑问。与此相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radicaldemocrats)对评价媒体表现提供了更充分的标准。如果说市场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强调对于政策的公众审议;激进民主主义者则加上了第三个方面,即不仅把民主视为一套程序性的规则,还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培育个人与社会的发展性力量的社会环境,这就是前面Macpherson所提到过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是寻求重振代议制民主,还在于促进对政治、经济和市民社会决策更为直接的参与。激进民主主义者不仅倾向政治平等,还要求文化、社会、经济资源更合理的分配。他们认为,在结构性不平等的社会里,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是敌对的;即使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与经济精英们也会与下层社会发生利益冲突。而且,他们对权力有整体上分析:一个民主的公共领域不能与在国家、经济、性别、种族中根深蒂固的权力等级相脱离;确实,只要这些等级存在一日,公共领域中必然会有话语权的不平等分配。

激进民主主义者支持其它模式倡导的媒体作为“政府监督者”和“公共领域”的角色,但同时他们也期待一种民主的媒体系统以抵制社会秩序中的不平等权力(McChesney1999,288),并推动下层团体之间的平等交流,包括作为民主更新机构的改革性社会运动(Angus,2001)。

在激进民主主义者看来,西方特别是美国这种商业化的、由企业支配的媒体系统,其政治经济的很多方面都有悖于民主平等及参与性的公民权利。无数结构上的和其他方面的因素——媒体所有者的政治利益以及他们与商业精英的联系、高昂的行业进入成本、所有权集中化、商业媒体高度依赖瞄准富有消费者的广告收入、大型企业集团拥有媒体、一度互相独立的媒体产业的融合、媒体集团与政府之间密切关系的发展(尽管政府本来应当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对媒体进行管理)——都被认为对煤体内容的多元性和公众对媒体的平等接近有消极的影响,并潜在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层面。(Hackett和Zhao,1998;McChesney1999)。随着大公司的力量和商业逻辑在全球范围内对传播的控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OSiochru(2002)归纳出几个需要着重关注的相关问题:公共领域的扭曲和缩退、对消费主义孤注一掷的盲目宣扬、知识私有化和商业化所带来对“公共信息空间”的圈地、电子媒体对民权的侵蚀。

媒介民主化的四次波浪

既然民主的概念有这么多分歧,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又如此不平衡,所以将媒体民主化作为单一项目或运动来理解有困难也不足为奇。事实上,在过去的40年中,曾出现过几次媒体民主化浪潮,每一次在历史起源和思想资源上都不尽相同。

上文提到的20世纪70至80年代出现的关于“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NWICO)的争论是这些浪潮之一,它是第三世界后殖民国家争取独立与发展的副产品。它表达了民主化过程中两个具有潜在矛盾的方面——后殖民国家在文化与传播上的主权(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概念,类似于Macpherson提出的第三世界追求发展的民主)和给予公民更多权利的参与式传播(这是一种更加类似于激进民主或“自下而上的民主化”的传统)。推进NWICO浪潮的主要论坛是联合国,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里大国统治的现象由于一国一票制而有所改变。它最终的成果便是1980年的“麦克布莱德报告”(MacBrideReport)。Valle(1995,205-10)认为这一报告寻求的是五个全球性问题的答案:

1)传播手段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存在巨大鸿沟,非工业化国家对于工业化国家在相关技术方面的严重依赖。

2)信息商品化及其对以下诸方面的消极影响:公众对信息的普遍接触、媒体满足教育和发展需要的能力、大众对传播的实质性广泛参与、广告大力推销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条件下的文化保护问题。

3)南北之间信息与媒体内容的巨大不平衡,以及这一不平衡因北方跨国媒体对南方报道中刻意忽略和错误描述而进一步加深。国际通讯社是当时注意的焦点,但这一争论也逐渐囊括了其他媒体形式中的不平衡,如跨边界数据流动和广告(MacBride和Roach1993,6)。

4)外国干预和跨国公司对数据流动的控制对不同国家的信息传播主权所造成的威胁。

5)发展草根和另类传播形式,用于大众教育、表达公众意愿或大众动员。

NWICO运动存在很多缺陷,比如第三世界一些伪善的领导人打着摆脱殖民地地位的旗号加强国内控制,但这些缺陷丝毫不能损害它对70和80年代国际传播进行的双重批判——被西方强权控制、按照资本积累的逻辑运行——的重要性(Mattelart,2000;赵,2003)。实际上,NWICO强调了在关于出版自由和民主交流的讨论中常常被忽视或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一种内在关系:以前,民主传播模式,对民主传播的渴望,甚至在更广泛意义上,对民主模式和民主的渴望,都只是局限在某个国家内部被表达、争论和(不完整地)建构。第三世界国家对国际传播中民族国家主权的追求是与反帝反殖民和其他一些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社会运动并非都倾向于采取暴力或列宁主义的方式,也并非都在国内建立了程度相同的威权统治——中国和印度的对比就能说明这个问题。虽然为了争取国家独立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行的早期斗争并不符合现代自由主义者对民主的定义,它们的斗争目标却可以理解为民主传播得以实现的一项前提条件:不受外部控制的民族集体自治。

尽管官方的NWICO讨论大多在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层面上进行,在国际范围内,起码在一些国家,它同时也是一项“人民运动”,激励了国家政策制定者之外范围广泛的其他参与者和多种传播形式,而这些参与者和传播形式反过来也激励了这项运动。在拉丁美洲,工会和教堂等民间社会组织发展了民众自办的社区广播,如玻利维亚的矿工广播。PauloFreire的教育哲学则强调贫困人口在小集体传播中对其自身价值的表达和对自身贫困根源的分析。在印度和非洲,大众剧场和其他传统的民间媒体有长久的传统并有一定成功经验,小型印刷媒体和录像则成为城市中工会和社区团体的表达工具。

媒体民主化的第二波由20世纪60、70年代一场要求听到公共声音、鼓励反主流势力参与传播的社会运动引发。这一浪潮与上述的世界性第一波在时间与思想资源方面有重叠之处。这项运动挑战的主要对象是全球资本主义中心——西欧及北美的大众媒体中越来越集中的企业控制、霸权性的话语表达和商业化的逻辑。这些挑战根源于青少年的反主流文化思潮和20世纪60、70年代新兴的社会运动,包括反越战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学生为主的新左翼运动、(自由)民权和美国(激进)黑人民权运动、少数民族争取平等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魁北克独立运动、环保主义、反核抗议等等。一些理论家(如Melucci,1980)注意到了以个性为前提的“新”社会运动与以国家和经济(比如劳工问题)问题为导向的“旧”社会运动的区别。在我们看来,这种区别颇有些牵强(Carroll和Hackett2004)。在西欧,特别是意大利和英国,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劳工和社会主义者的激进抗争密切相关。

起初,部分此类运动在主流媒体有比较同情的报道,还有一些,如世界绿色和平组织,甚至能够在主流媒体的帮助下形成国际性的运动(Dale1996)。但更多的情况是,媒体框架忽视、贬低甚至否认反主流势力的重要性(Gitlin1980;Hackett,1991),从而促使他们创立了“另类的”或“激进的”媒体(Downing,2001),进而建构超越或反对企业和国家控制的独立传播网络,即推动自下而上的民主化。随后的数十年中,随着主流媒体的所有权日益集中在少数企业手中,促使主流媒体观点更多样化和民主化的努力也增加了很多形式,如通过媒体教育和“文化干扰”来改变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通过培训和公关活动使主流媒体增加进步信息内容;组织以改革国家传播政策和媒体组织结构为目的的联盟(Hackett2000)。英国始于1979年的“新闻与广播自由运动”(CampaignforPressandBroadcastingFreedom)和美国始于2003年的“自由新闻”(FreePress)都是建立此类联盟的先例。

激进的民主运动和“公共领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强调的西方媒体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deficit)已经引发过政府的调查和局部改革,譬如英国的媒体所有权最高限额、美国广播的公平原则及其它公共服务规则、法国的回应权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媒体补贴政策。这些改革都在当今的全球化时期之前实施,在很多国家,它们都已经或者正在被新自由主义政策废除或削弱。但在西方,媒体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由下而上民主化”的势头。

相反,西方政府、西方的基金会和西方媒体公司对媒体民主化的第三次波浪相对比较支持(虽然这三者中最后者的态度也许最含糊)。媒体民主化的第三波发生在由独裁政体向自由或名义上的民主政体转变的转型社会中,媒体改革和政治、法律改革结合在一起(Price,RozumilowiczandVerhulst2002)。自前苏东国家解体后,前苏联国家,尤其是东欧,通过巨大努力进行改革。因此这次浪潮有将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如波兰工会Solidarnocz推翻的群众运动),自上而下的民主化(原政体中的自由主义势力,最著名的是戈尔巴乔夫)同由外而内的民主化相结合的特点。

但尚需讨论的问题是,这种改革是否有效,其结果是通向一个有活力的市民社会还是融入一种去政治化的全球消费文化。总体来说,后共产主义的媒体改革,较多地涉及自由化——对媒体管制的规范化和对个人及企业免受政府压制的表达权利的肯定,而较少涉及民主化――对民众自治和根据自身能力平等参与社会决策的实质性权利的强化(Hamelink,1995)。的确,跨国媒体集团对知识产权保护和其它经济利益问题的关注要超过对公众观点多样性和表达自由之类的问题的关注。事实上,他们已经并且还在与亚非拉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形式的支持市场自由和跨国资本的军事独裁或市场专制威权政体相处得相当不错。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细微的差别非常多,跨国媒体在特定的情况下也有支持民主化的记录,而且西方国家促进“转型社会”改革的努力没有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模式,美式商业模式(市场自由)与欧州“公共领域”模式之间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

媒体民主化第四波出现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促进了致力于社会民主化和传播民主化的跨国民间社会网络的形成。作为最新的发展,这一波值得特别的关注与重点评说。在世界很多地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起关键性作用的传播网络和信息技术已被反全球化,或更准确地说是“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运动所采用。最近几十年中,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NGOs)在全球传播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民社会的概念有着复杂的思想历史,它的重新崛起与东欧争取政治民主化的斗争紧密相连(Sparks和Reading,1998)。非政府组织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出现于国际舞台。有效的传播策略,包括对主流媒体的运用,一直都是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政府组织及其网络展现其力量有一个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它们于1995年到1998年间介入了在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的框架内进行的《多方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来自70多个国家的超过600个组织参加了这场运动,最后成功地阻止了这一旨在给予资本前所未有的流动自由的贸易谈判。虽然非政府组织的这场空前的网络传播动员与干预并不是谈判流产的唯一原因,公认的观点是,它们的作用十分重要。这种介入可以被看作通过媒体(主要是因特网而非其它大众媒体)推行民主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决策的范例。而一个范围更加广泛,虽然不是那么显眼却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就是各种南方妇女网络的出现。

然而直到最近,非政府组织才开始致力于传播过程和媒体本身的民主化。他们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活动也十分多元,有的致力于媒体教育、有的致力于媒体监测与分析、有的则着重于促进言论自由和保护记者权利,更有的倡导与全球化传播相关的政策(赵,2003)。

关于“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争论现在虽然已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梦魇(Nordenstreng1999),但它仍然是动员市民社会的一件宝贵遗产,这点在2003年底在日内瓦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全球市民社会的地位中可见一斑。除了前所未有的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市民社会组织和力量的广泛参与外,这一力量第一次作为国家和资本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在国际性峰会上取得正式参加者的地位(而不是像世界其它峰会那样,只是旁观者和会议大厅外的抗议者),并发表了体现民主精神的名为“建设人类所需要的信息社会”的宣言(中文版见ITU网页,www.itu.int/wsis/docs/geneva/civil-society-declaration-zh-pdf)。此外,《人民传播宪章》和其他国际文件都表达了对媒体多样性、媒体责任及大众对社会变革能力的渴望。并且,在上文提及的媒体民主化前几次浪潮中出现于国家背景下的另类媒体,现在也正在通过互联网扩展和跨越国界。许多独立的非主流记者通过互联网报道伊拉克战况正是这种传播的例证。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组织机构的区别,非政府组织的媒体在占统治地位的全球传播系统之外提供了对该系统进行补充、调和甚至挑战的多种声音。

当然,对跨国市民社会(transnationalcivilsociety)的任何乐观看法都必须在现实中冷静下来。首先,在改变而非维持现有的在阶级、种族、国家、性别等领域的不平等统治关系问题上,并非所有的市民社会组织都是进步的。第二,即使进步的市民社会行动也并非总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比如,在东欧,早期所谓自治“市民社会”的承诺至今尚未实现;相反,随着新闻界按商业逻辑操作、广播电视屈从于执政党的影响,“市民社会”变成仅仅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表达。虽然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峰会上的地位有历史性的突破,在上文提及的2003年在日内瓦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占世界近1/5人口的中国没有独立的市民社会组织参与(Zhao,2004)。在中国,传播系统中跨国媒体公司,政府、和被商业媒体作为消费者来迎合的城市中产阶级的话语强势十分明显,在人数上并非少数的弱势群体在媒体上的声音十分微弱(Zhao,2003)。在印度日益商业化和全球化的媒体制度中,类似的系统偏差也同样明显:倾向于城市中产阶级、不利于农村贫困人口。在非洲,南非已在媒体民主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它曾经与广泛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政治和社会斗争结合在一起,但这种市民社会推动的公共广播在非洲却也是硕果仅存,在其它大部分国家与地区,民众挣扎的声音在强权政治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的”结构调整”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中显得极其微弱。与之相比,在拉美抵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市民社会的网络覆盖和动员则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最引人注目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墨西哥的萨帕塔(Zapatista)起义。最近,NaomiKlein(2003)报道,在反对跨国公司不顾当地利益的矿产开采斗争中,阿根廷南陲小城Esquel的市民和绿色和平组织在阿根廷的分支机构联合起来,并不断“挖掘”对本地民众参与民主决策发挥关键作用的信息,最终发起全体市民公决,投票抵制了一家加拿大和美国合资开采企业的投资计划。

当然,作为一种独立于政府和跨国资本之外、甚至与它们具有潜在对立性的力量,“市民社会”的概念仍有待分析。当非政府组织被当成市民社会人时,这个概念更值得推敲。毫无疑问,有一些媒体,如“独立媒介”(IndyMedia),试图帮助那些在全球秩序中被边缘化的地区和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很多非政府组织都有“迎合并服务于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的议程(Hardt和Negri2000,312-13),成为它的“道德力量”。一些评论家认为,帝国的力量已经越来越深入非政府组织的领地,创造、培养或把它们转变成灵活的外包型团体,通过它们实现自己的目标(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88)。因此,国家一方面向上将自己的一部分力量转移到WTO这样的超政府实体,另一方面向下将一些功能转移到非政府组织,使他们成为“影子国家”的一部分(Mitchell,2001)。

所以,在评价“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意义时需要谨慎。然而,在美国这个全球资本的心脏潜在大众媒体改革运动的形成、妇女组织的跨国网络的出现等,说明了市民社会和媒体全球化的正面意义。

媒体的全球化和民主化:矛盾与问题

所有这些复杂的趋势相互叠加,提出了复杂而繁多的问题,在这里无法充分的解决。我们仅仅列出以下问题,为将来的研究、讨论及行动提供思路。

1、全球媒体机构(和媒体全球化进程)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我们上文提到过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一种庆贺,一种悲观。市场自由主义相信全球化了的媒体机构的民主化作用。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全球媒体对推进民主的作用还不够大的话,是因为它们缺乏渗透。相反,激进民主派学者则认为,全球媒体的民主局限正是它们遵从的市场逻辑的结果和成功控制新市场的产物。实际上,媒体全球化的实际意义非常复杂,因很多内部和外部因素变化而变化,也因为传播的手段、内容和背景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在中国,90年代以来,不仅国内媒体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新闻从业者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跨国媒体本身在结构上的变化和它们在华的利益关系与80年代也有很大不同。十几年之前,美国的三大电视网还不是各个跨国媒体娱乐集团的子公司,它们的母公司在华还没有投资利益(Zhao,2001)。全球化的深入与跨国媒体娱乐集团对中国市场的渗透不免直接或间接影响它们对中国的报道取向。在拉丁美洲,媒体早已经按商业模式发展,国内媒体与跨国媒体的整合程度也相对较高,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媒体,它们对地区民主化影响都很复杂,没有单向或一致的效应。一方面,传统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基础,即公民概念的发展和政治的非威权化尚未完成。而传统政党政治的堕落、政治推销的兴起、以及电视作为代表底层阶级的媒体的重要政治角色,使一些公共领域自由主义学者们担心拉丁美洲的政治是否已被美国化。但另一方面,最近几年这一地区的一系列政治发展也显示了公共领域自由主义学者们的精英主义局限。在巴西,鲁拉的劳动党在重新振作的市民社会基础上的获得选举胜利;在阿根廷,被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下层民众在国家经济经历了近于崩溃的危机之后,自发组织起来,重建自主的经济社会生活形态。独立电视纪录片<<为阿根廷哭泣>>(CryforArgentina)生动描述了这一发展。在委内瑞拉,虽然有美国的期望,还有国内主流媒介与反对派的合流,这些势力还是没能通过非法政变和合法公决推翻有同情下层民众主张的现政府。所有这些,加上印度国大党重新获得政权,都证明了怀疑主义、个人崇拜、电视推销和消极旁观主义之外的实质性民众民主政治的存在。

在对媒体全球化表示担忧和赞成的两种观点的对立中,媒体全球化的不平衡性质和明显以阶级为基础的跨国媒体供需结构可能会被忽略。事实上,能直接接触全球化媒体的群体主要限于少数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精通英语和男性比例非常高的精英阶层,因此Sparks(1998,122)称由此产生的传播空间是“帝国主义的、私人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必然的“全球公共领域”。即使这种全球公共领域的假设被接受,与这一公共领域相对应的民主概念也是相对狭窄,意味着市场经济和定期选举制度。对媒体全球化民主后果的评估不仅与对它的影响不同的评价相关,也与以上讨论的不同民主类型各自不同的规范标准相关。

这些评估结果也和对公共传播媒体与其它的社会政治机构和进程之间的关系更广泛的假设相联系。正如我们在上文对于民主模式的讨论中所暗示的,对西方媒体的理解各有不同:在同政府的关系中,它或是独立的“看门狗”;或是对权力逢迎讨好的“哈巴狗”;或是对权威过分敌视的“疯狗”。在东欧和其它“转型社会”,媒体则可能被看作是正在寻找安全家园的“流浪狗”。然而我们希望避免这种“单向度”的描述,而把媒体当作变革与抗争发生的场域本身。在原专制国家政治动荡的情势下,“小”媒体可能比官方媒体或跨国媒体集团更具影响力;尤其是当小媒体同社会运动的改革势力结合起来时更是如此(Downing和Ford、Gil、和Stein,2001)。

2、媒体所有权明显多样化、全球媒体流动多向性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意义是什么?区域性媒体是否全球化和民主化之间决定性的纽带?像Al-Jazeera或巴西的Globo这样的地区媒体是否有助于建立更多元化或更多极化的世界秩序?

我们认为问题需要重新审视。这里问题在于民族主义(文化)的分析框架与以阶级为基础的分析框架之间的对比。前者可能认为跨地区及反向的媒体流动驳斥了体现美国文化产品向世界其他地区单向流动的“文化帝国主义”。但这种媒体流动的多样化不应该与新的制度逻辑和民主选择与表达的新时代的到来相混淆(Zhao和Schiller,2001;赵,2003)。相反,资本积累的逻辑正成为全球传播体系的统一规则。跨越空间的全球化媒体体系的形成是媒体生产中“商品化强化”的过程,是在美国以及其它地方的“超级商业主义”发展的过程。在全球媒体系统中,只要可以带来利润,一切都似乎可以用任何语言、在任何地方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频道增多和小众化仅仅表明“跨国视听工业愿意‘寄生于’文化差别中,而不是改变这种差别——只要文化差别能带来利润”(Zhao和Schiller2001,140)。对种族和民族差别的再现,”帝国“的“解决方法”不是去同化或否认它们,而是用一套有效的控制机制去支持和管理它们(Hardt和Negri2000,200-01)。同旧式殖民主义相比,全球化让全球化集团更容易地整合地方企业、吸纳当地精英,而不再从政治或经济上消灭他们(Sklair2001,256)。

因此,认为全球化和本土化互相排斥可能是一个误解,基于反向信息流动而攻击“文化帝国主义”的观点是不正确的(Schiller1991)。以拉美为例,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虽然北美媒体模式和企业影响了拉美,依附和模仿不是这种整合的全部;当地的政治文化也塑造了拉美的媒体。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个文化地理学问题,而是社会组织的主导治理逻辑问题。例如墨西哥Televisa公司成功的跨国商业性电视产品,可以看作是文化产品的资本和商业逻辑战胜其它公共传播组织方式的标志(Sussman,2002)。在分析拉美电视剧的成功输出并把它当作反向媒体流动的经典范例时,正如马特拉(2000,43)所提醒,国外机构和广告商在拉美本土文化吸纳它并把它发展成本土文化形式之前早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3、西方模式和观点对理解和促进全球政治和媒体民主化过程有多大的充分性或关联性?这里,一个具有讽刺性的双重过程正在出现。一方面,西方媒体理论和实践正通过西方出口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的进口国的同时努力而扩散。起源于欧洲启蒙时期的自由民主和公共领域的观点正在指导着后苏联“转型社会”的媒体改革。在非洲,虽然很少有人接受公共服务广播的观点,但也没有出现其它西方或是来自于当地传统的民主选择。在其它许多地方,不仅是西方媒体及其产品,还有它们的组织和职业模式都在传播和扎根于不同肥沃程度的土壤里。由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对非西方新闻工作者的训练计划就是这种努力的主要途径。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媒体体系最民主的方面——客观主义和公共服务性广播的职业理念——被传播到其它国家,它们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却被削弱。过度商业主义严重腐蚀了美国媒体的公共服务信念。当东方和南方的改革者在拥抱北美新闻的“客观性体制”时(Hackett和Zhao1998),西方激进的民主评论家指出了它的局限:它使公共话语倾向于那些最具有文化、经济、政治资本的阶层,它成了推进媒体结构性改革的障碍,它约束市民社会运动和媒体间的正面联系,和(或)在冲突性问题中强化极端。尽管在强大的市民社会的配合下,新闻监督的力量不应该被低估,但是在威权政治、社会整体不平等、城市中产阶级中缺乏广泛的改革动力的社会背景下,新闻专业主义有着严重的缺陷。在中国,媒体舆论监督的角色可能会曝光地方丑闻,但往往不涉及深层问题(Zhao,2000;郭,2001;孙,2002)。即使在印度的民主制度中,调查性新闻也可能被政治力量压抑,而且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它常常较少反映农村贫困人口被压抑的抗议。

这些质疑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可以被用作评估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媒体和民主的适当基准吗?民主传播理论假设了一个关注内部政治社会联系的民族国家框架,可实际上,民主斗争一直都与世界政治经济和外部关系相连,不管要分析的对象是美国的独立战争、两个世纪后的民权和反战运动、还是20世纪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和反对资本主义运动。

正在形成的全球秩序提醒我们,民主既取决于全球国家体系内各国之间的霸权和从属关系,又取决于民族国家内阶级和种族妥协的程度。这里,国内国际两方面的条件和互动十分重要。马克思主义对于阶级政治和民族主义政治有持久的讨论。这种讨论对批判性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治理问题有深远的意义。虽然我们不一定要接受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内在张力这种观点(Wood,1995),我们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时的确有矛盾和关系紧张的一面。高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意大利、德国和希腊)有时也回复到独裁统治中;在最近的民主化之前,亚洲(印尼)和拉美(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其它国家)市场改革的引进有时是通过严酷的军事独裁推进和维持的(Petra和Veltmeyer2001,108)。

随着在全球化浪潮下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全球的扩张,即使在自由民主的中心地带,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会有加强的可能。冷战结束后,一种线性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框架强调了将前共产主义政权称为“转型”政权的分类,暗含的意思是西方已经到达了历史的终点。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冷战的结束、“9.11”袭击和“反恐战争”又是怎样地将“转型”变化带给西方:福利国家和社会权利的缩水,美国对战事与国家“本土安全”的重构,反恐法案批准了对公民权利包括传播权的各种侵害。从这一角度,西方国家也在“转型”,其方向并不一定是民主的深化。我们无需赞同对法西斯主义可能兴起的危言耸听式的诅咒就能感觉到近来这些现象指向了去民主化(de-democratization)(Curran和Leys,2000,225),进而使西方核心自由民主社会走向威权化。我们这种视角想要强调的是一种”没有保证的民主和进步观“(democracyandprogresswithoutguarantees)。而且,在民主化进程的道路上,没有国家拥有道德制高点,简单的线性逻辑更不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成千上万的美国民众越来越不满于本国媒体的高度集中和民主赤字。比如,2003年,美国公众反对政府进一步放宽对媒体所有权限制的呼声极高。这应该提醒我们,虽然现在学者们倾向于分析西方媒体向世界其它地区的扩散,但是全球化也不可避免地给它的政治推动核心美国带来了复杂的结果。当美国媒体体系全球化时,美国国内是变得更加民主了还是更不民主了?

4、民主传播的条件是什么?假如需要公共机构授以公民传播的权力和能力的制度安排,并限制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集中,那么一个民主政治和法律系统的“授权环境”(enablingenvironment)是必不可少的(RozumiLouoicaamdVeeihulst2002)。于是就出现这样一种矛盾:国家既是民主传播的必要条件之一,又是对它的一种潜在威胁。而且,与“媒体机构具备内在民主倾向而国家是媒体民主化的障碍”这种自由主义的假设相反,如Hallin(2000b)所言,国家可能在媒体民主化进程中起积极作用。以墨西哥为例,自从1997年墨西哥结束了PRI的长期政权垄断权后,商业广播公司Televisa就“不得不挣扎着被国家推向”更大程度的政治公开化。Hallin(2000b)指出,墨西哥的例子解释了Schudson(1994)的观点:国家与民主的公共领域是绝不可能彻底分离或敌对的。

然而,国家也有其存在的内部和外部条件,而且每个国家的形成与变革都有着独特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轨迹。目前有关传播和民主的理论不仅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还往往只与美、英两国的历史经验相对应,把它们当作参照。然而,这两国的历史是非常特殊的。它们:

在文化、经济、政治史上令人吃惊的相似主题使它们区别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它们都拥有(自1865年以来)稳固的资本主义民主,作为帝国主义强国广泛参与国际事务,未曾遭到别国入侵,有着广泛悠久的基督教新教传统,而且,以全球标准来看,它们极度富裕(Downing1996、X)。

除了如何解决在一个国际性和跨文化的基础上民主地组建政治及传播治理的繁多问题之外,基于“帝国主义”国家之上的民主与传播理论的盲点之一,就是忽视了作为民主政治生活的“承载者”的民族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依靠暴力、对其它民族的征服和构建区别于他者的民族认同才建立起来的。以色列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5、在多大程度上民主化不仅是一个政治进程,同样也是一个文化进程,包括媒体在比提供政治信息更为广泛的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不仅是新闻,还有娱乐媒体在形成大众文化及作为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方面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更广泛地说,媒体的文化功能问题在目前这个历史性关键时刻已经日益突出。我们前面已经提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都出现了种族、宗教,以及基于其它身份认同问题的冲突。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冲突是很久前就预知的、基于现代性/前现代性这两极的“文明冲突”的表现(Huntington,1996)。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作为西方现展模式不平衡扩张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以及市场关系的深化,至少要为“原教旨主义冲突”(Ali,2002)和像9•11恐怖袭击那样的残忍暴力负部分责任。媒体,不论是以新闻还是以娱乐的形式,都是这种冲突的主要战场。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媒体深层地参与了排他性身份认同的动员和实际上对恐怖暴力的煽动。在印度,即使当中产阶级消费者转向西方或全球化媒体之时,电视,特别是以广为流传的宗教神话改编的肥皂剧,在印度民族主义崛起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国家主宰的现代化和由精英们驱动的全球一体化——这两者以好莱坞大片,手机和电脑网络的到来为标志——带来了两种文化现象:一是基于传统佛道和气功文化的某些类宗教组织通过地下媒体渠道及互联网形成,给一些经历观念和身份认同危机的群体提供精神支柱;二是与国际主流接轨的跨国城市精英把CNN、跨国财经报纸和中外合作时尚杂志奉为当代世俗宗教——消费主义——的圣经(Zhao,2001;2003)。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在文化与政治分析的鸿沟上建起一座桥梁,以便在全球背景下对媒体民主化有一个较完整的描述。这里涉及到意义、主观性、和社区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的宏观问题。

6、公共传播的民主化会减少国内外战争的可能性吗?大众传播民主化、政治民主与和平前景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是一个广阔的领域。这里,我们需要对在战争/和平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理论中的决定论和宿命论同时提出质疑。新自由主义的看法以为,达到世界和平最好是用西方式“开放”社会来取代独裁和原教旨主义政体,这种“开放”社会的特征是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以及经济的相互依赖。这种思想已经因全球化的著名代言人ThomasFriedman(2000)的“金色M字招牌”理论而通俗化。他宣称,凡是拥有麦当劳快餐店的国家相互之间都不曾发生过战争。而激进主义批判者则认为,恰恰相反,正是以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大量的难民潮、濒于瓦解的国家和环境消耗为组织和制度运行逻辑的现存世界秩序体现了结构性的暴力(HeldandMcGrew2002)。这样的体系为国内动乱、恐怖主义叛乱及帝国主义军事干预升级埋下了祸根。从这个观点来看,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文化的人性化、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将成为人类和平的前提条件。无论如何,大众传媒在这一问题上的角色十分重要:是成为战争工具,是尽量保持客观,还是以人类共存的名义倡导“和平新闻”?

7、最后,那些关于民主化的宏大叙事,包括在这一问题上那些激进的叙事,是否往往避开或忽视了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正如全球化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和社会阶层有不同影响一样,全球化对不同性别和种族的影响也有所不同。这些人群对媒介民主化的期待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学者对全球化对于男/女及白人/非白人的不同影响的关注非常不够。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种族和性别平等必须成为传播技术、机构及社会关系“有意义的民主化”的必要部分。在这方面,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和建立于正式政治机构以外的大众网络和活动节点的意义尤其重大。

参考书目

Ali,Tariq.2003.TheClashofFundamentalisms:Crusades,JihadsandModernity.London:Verso.

Angus,Ian.2001.EmergentPublics:AnEssayonSocialMovementsandDemocracy.Winnipeg:ArbeiterRing.

Appadurai,Arjun.1990.ModernityatLarge:CulturalDimensionsofGlobalization.Minneapolis,MN: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

Appadurai,Arjun.1990.ModernityatLarge:CulturalDimensionsofGlobalization.Minneapolis,MN: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

Aronowitz,Stanley,andPeterBratsis,eds.,2002.ParadigmLost:StateTheoryReconsidered.Minneapolis,MN.: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

Baker,C.Edwin.2002.Media,Marketsand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Blumler,JayG.andMichaelGurevitch.1995.TheCrisisofPublicCommunication.London:Routledge.

Brecher,Jeremy,TimCostello,andBrendanSmith.2000.GlobalizationfromBelow:ThePowerofSolidarity.Cambridge,MA:SouthEndPress.

Carroll,WilliamK.andRobertA.Hackett.2004."DemocraticMediaActivismthroughtheLensofSocialMovementTheory."PaperpresentedtoInternationalAssociationforMediaandCommunicationResearch(July),PortoAlegre.

Chua,Amy.2004.WorldonFire:HowExportingFreeMarketDemocracyBreedsEthnicHatredandGlobalInstability.NewYork:AnchorBooks.

Couldry,Nick,andJamesCurran.2003.ContestingMediaPower:AlternativeMediainaNetworkedWorld.Lanham,ML:Rowman&Littlefield.

Curran,JamesandColinLeys.2000."MediaandtheDeclineofLiberalCorporatisminBritain."InJamesCurranandMyung-JinPark,eds.,DewesternizingMediaStudies(221-236).London:Routledge.

Curran,James.1996."MassMediaandDemocracyRevisited."InJamesCurranandMichaelGurevitch,eds.MassMediaandSociety,3rdedition(81-119).London:Arnold.

Dahlgren,Peter.1995.TelevisionandthePublicSphere:Citizenship,DemocracyandtheMedia.London:Sage.

Dale,Stephen.1996.McLuhan''''sChildren:TheGreenpeaceMessageandtheMedia.Toronto:BetweentheLines.

Downing,JohnD.H.withTamaraVillarealFord,GeneveGilandLauraStein.2001.RadicalMedia:RebelliousCommunicationandSocialMovements.ThousandOaks:Sage.

Downing,John.1996.InternationalizingMediaTheory:Transition,Power,Culture:ReflectionsonMediainRussia,PolandandHungary,1980-95.London,ThousandOaks,CA:Sage.

Dyer-Witheford,Nick.1999.Cyber-Marx:CyclesandCircuitsofStruggleinHigh-TechnologyCapitalism.UrbanaandChicago: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

Friedman,ThomasL.2000.TheLexusandtheOliveTree.NewYork:AnchorBooks.

Giddens,Anthony.1990.TheConsequencesofModernity.Cambridge:PolityPress.

Giddens,Anthony.1990.TheConsequencesofModernity.Cambridge:PolityPress.

Gitlin,Todd.1980.TheWholeWorldisWatching:MassMediaintheMakingandUnmakingoftheNewLeft.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郭镇之。2001。从“焦点访谈”类专题报道看舆论监督作用:报告。(打印稿)。

Hackett,RobertA.1991.NewsandDissent:ThePressandthePoliticsofPeaceinCanada.Norwood,NJ:Ablex.

Hackett,RobertA.1991.NewsandDissent:ThePressandthePoliticsofPeaceinCanada.Norwood,NJ:Ablex.

Hackett,RobertA.2000."TakingBacktheMedia:NotesonthePotentialforaCommunicativeDemocracyMovement."StudiesinPoliticalEconomyno.63(Fall):61-86.Alsoatwww.sfu.ca/~hackett/

Hackett,RobertA.andYuezhiZhao.1998.SustainingDemocracy?JournalismandthePoliticsofObjectivity.Toronto:Garamond.

Hackett,RobertA.Forthcoming."IsthereaDemocraticDeficitinAnglo-AmericanJournalism?"InStuartAllan,ed.,Journalism:CriticalIssues.UK:OpenUniversity.

Hallin,DanielC.2000a."CommercialismandProfessionalismintheAmericanNewsMedia."InJamesCurranandMichaelGurevitch,eds.MassMediaandSociety,3rdedition(218-37).London:Arnold.

Hallin,DanielC.2000b.“Media,PoliticalPower,andDemocratizationinMexico.”InJamesCurranandMyung-JinParkeds.,De-WesternizingMediaStudies(pp.97-110).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

Hamelink,CeesJ.1995."TheDemocraticIdealanditsEnemies."InPhilipLee,ed.,TheDemocratizationofCommunication(15-37).Cardiff:UniversityofWalesPress.

Hardt,MichaelandAntonioNegri.2000.Empire.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

Held,DavidandAnthonyMcGrew.2002.Globalization/Anti-Globalization.Cambridge:Polity.

Held,David,AnthonyMcGrew,DavidGoldblattandJonathanPerraton.1999.GlobalTransformations:Politics,EconomicsandCulture.Cambridge.PolityPress.

Hill,Jill.1998."USRulesOK?Telecommunicationssincethe1940s."InRobertMcChesney,EllenMeiksinsWood,andJohnBellamyFoster(eds.),CapitalismandtheInformationAge:ThePoliticalEconomyoftheGlobalCommunicationRevolution(99-121).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

Huntington,SamuelP.,1996,ClashofCivilizationsandtheRemakingofWorldOrder,NewYork:Simon&Schuster.

Klein,Naomi.2003.“OnceStrip-mined,TwiceShy.”TheGlobeandMail,September29,A11.

MacBride,SeanandColleenRoach.1993."TheNewInternationalInformationOrder."InGeorgeGerbner,HamidMowlanaandKaarleNordenstreng,eds.,TheGlobalMediaDebate:ItsRise,Fall,andRenewal(3-11).Norwood,NJ:Ablex.

Macpherson,C.B.1965.TheRealWorldofDemocracy.Toronto:CanadianBroadcastingCorporation.

Macpherson,C.B.1977.TheLifeandTimesofLiberalDemocrac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Mazepa,PatriciaA.2003.BattlesontheCulturalFront:The(De)LabouringofCultureinCanada1914-1944.Ph.D.Dissertation,CarletonUniversity.

McChesney,RobertW.1999.RichMedia,PoorDemocracy:CommunicationPoliticsinDubiousTimes.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

McDonald,Verne.2004.“WorksHelpMakesSenseofMiddleEastMess.”TheGeorgiaStraight(Vancouver),July1-82004,p.15.

McNair,Brian.2000."JournalismandDemocracy:AMillennialAudit."JournalismStudies1,no.2:197-211.

Melucci,Alberto.1980."TheNewSocialMovements:ATheoreticalApproach."SocialScienceInformation19

Mitchell,Katharyne.2001."Transnationalism,Neo-liberalism,andtheRiseoftheShadowState,"EconomyandSociety30,no.2:165-89.

Mosco,Vincent.1996.The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London:Sage.

Nordenstreng,Kaarle.1999."TheContext:GreatMediaDebate."InRichardC.Vincent,KaarleNordenstrengandMichaelTraber,eds.,TowardsEquityinGlobalCommunication:MacBrideUpdate(235-68).Cresskill,NJ:HamptonPress.

Norris,Pippa.2000.AVirtuousCircle:PoliticalCommunicationsinPostindustrialSocietie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OSiochru,Sean,W.BruceGirard,withAmyMahan.2002.GlobalMediaGovernance:ABeginner’sGuide.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

Paxman,AndrewandAlexM.Saragoza.2002."GlobalizationandLatinMediaPowers:TheCaseofMexico''''sTelevisa."InVincentMoscoandDanSchiller,eds.,ContinentalOrder?IntegratingNorthAmericaforCybercapitalism(pp.64-85).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

Petras,JamesandHenryVeltmeyer.2001.GlobalizationUnmasked:Imperialisminthe21stCentury.LondonandNewYork:ZedBooks.

Preston,WilliamJr.,EdwardS.HermanandHerbertI.Schiller.1989.HopeandFolly:TheUnitedStatesandUnesco,1945-1985.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

Price,MonroeE.,BeataRozumilowiczandStefaanG.Verhulst.2002.MediaReform:DemocratizingtheMedia,DemocratizingtheStat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

SchillerDan,andVincentMosco.2002.“Introduction:IntegratingAContinentforaTransnationalWorld.”InVincentMoscoandDanSchiller,eds.,ContinentalOrder?IntegratingNorthAmericaforCybercapitalism(pp.1-34).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

Schiller,Dan.2000.DigitalCapitalism.Cambridge,MA:MITPress.

Schiller,HerbertI.1991."NotYetthePost-ImperialistEra."CriticalStudiesinMassCommunication8,13-28.

Schiller,HerbertI.1992.MassCommunicationsandAmericanEmpire,2ndedition.Boulder,CO:WestviewPress.

Schiller,HerbertI.1993.“TransnationalMedia:CreatingConsumersWorldwide.”JournalofInternationalAffair47:1,48-58.

Schlesinger,Philip.1999.“ChangingSpacesofPoliticalCommunication:TheCaseoftheEuropeanUnion.”PoliticalCommunication16(3):263-279.

Schlesinger,Philip.2001.“TensionsintheConstructionofEuropeanMediaPolicies.”InNancyMorrisandSilvioWaisbord,eds.,MediaandGlobalization:WhytheStateMatters(pp.95-115).Lanham:Rowman&Littlefield.

Schudson,Michael.1994.“The‘PublicSphere’andItsProblems:BringingtheState(Back)in.”NotreDameJournalofLaw,Ethics,andPublicPolicy8(2):529-546.

Schumpeter,Joseph.1942.Capitalism,SocialismandDemocracy.NewYork:Harper&Row,1976.

Sparks,Colin,munism,Capitalism,andtheMassMedia.London,andThousandOaks:SagePublications.

Sparks,Colin.1998.“IsThereaGlobalPublicSphere?”inDayaThussu(ed.),ElectronicEmpires:GlobalMediaandLocalResistance,136-162,London,Arnold.

Sreberny,Annabelle.2000."TheGlobalandtheLocal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s."InJamesCurranandMichaelGurevitch,eds.,MassMediaandSociety,3rdedition(93-119).London:Arnold.

孙五三。2002。“批评报道作为治理技术”。《新闻与传播评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卷,123-138。

Thussu,DayaKishan.2000.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ContinuityandChange.London:Arnold.

Turow,Joseph.1997.BreakingupAmerica:AdvertisingandtheNewMediaWorld.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Valle,CarlosA.1995."Communication:InternationalDebateandCommunity-BasedInitiatives."InPhilipLee,ed.,TheDemocratizationofCommunication(197-216).Cardiff:UniversityofWalesPress.

Vincent,RichardC.,KaarleNordenstrengandMichaelTraber,eds.1999.TowardsEquityinGlobalCommunication:MacBrideUpdate.Cresskill,NJ:HamptonPress.

Waisbord,Silvio,andNancyMorris.2001."Introduction:RethinkingMediaGlobalizationandStatePower."InNancyMorrisandSilvioWaisbord,eds.,MediaandGlobalization:WhytheStateMatters(pp.vii-xvi).Lanham:Rowman&Littlefield.

White,RobertA.1988."NIWCOhasbecomeaPeople''''sMovement."MediaDevelopment34,no.1:20-25.

Wood,EllenMeiksins.1995.DemocracyAgainstCapitalism:RenewingHistoricalMaterialism.Cambridgeand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赵月枝。2003,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走向资本,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重心布局?陈卫星,<<国际关系与国际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28页.

Zhao,YuezhiandDanSchiller.2001."DanceswithWolves:China''''sIntegrationwithDigitalCapitalism."Info3:2,137-51.

Zhao,Yuezhi.1998.Media,Market,andDemocracyinChina:BetweenthePartyLineandtheBottomLine.Urbana,IL: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

YuezhiZhao,"WatchdogsonPartyLeashes?ContextsandLimitationsofInvestigativeReportinginPost-DengChina,JournalismStudies,1:4(November2000),pp.577-597.

Zhao,Yuezhi.2001.“MediaandElusiveDemocracyinChina.”ThePublic/Javnost8:2,21-44.

Zhao,Yuezhi.2003.“TransnationalCapital,theChineseState,andChina’sCommunicationIndustriesinaFracturedSociety.”ThePublic/Javnost10:4,53-73.

Zhao,Yuezhi.2004.“BetweenaWorldSummitandAChineseMovie:VisionsofInformationSociety.”Gazette66:3-4,275-280.

媒体运营体制管理论文

自从苏联解体、俄国民主化之后,俄国媒体的运营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与此同时,俄罗斯政府部门、媒体经营者和媒体编辑记者之间的互动也在过去十多年的政治社会演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俄国的传媒不但报导了俄国政治经济改革的真实情况,而且自身也成为政治家和金融家争夺的对象。在政治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新生的俄国大众传播体系不断遭到政府机关与各方政治势力的强硬介入,致使媒体的专业活动受到了许多不合理的牵制,甚至是不合法的干涉。与此同时,媒体经营的模式从国有化快速转型至私有化与市场化,也直接冲击了大众传媒的生存,然而这却是俄国传媒追求新闻自由和独立自主之际,首当其冲且不得不面临的残酷处境。在叶利钦执政末期至普京当权期间,俄国政府不断加强主管机关──新闻部与作为媒体资源领导集团的“全俄罗斯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在传播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一方面制定相应整合的信息传播政策,另一方面消灭金融寡头的媒体经营势力,同时却让国营天然气和石油工业集团的资金大量介入媒体事业。目前,这种政府干预逐渐演变成为一场电视媒体经营执照权的信息资源争夺战,俄罗斯媒体正在由卡特尔垄断性质的媒体向国有公共服务体制转变。

一、“党管媒体”制度的解体

在前苏联以及俄罗斯的政治体制转轨过程中,媒体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引起了传播研究者和社会其它各界人士的密切关注。

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已经开始放松共产党国家对媒体的传统管制。前苏联出版部部长米.费多托夫参与制订的前苏联《出版和其它大众传播新闻媒体法》就是在苏联解体前夕由前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出版和传媒法》在法律上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公有国营广播电视制度”。该法律承认新闻工作团体有成立媒体公司的权利,并宣布每个编辑部都是独立的法人,这意味着那时新闻传播媒体已经获得了部份的自由和权利。该法律的缺点在于没有明确规范新闻媒体在经济发展中所应负的义务和如何利用来自国外的投资,以及国家如何管理媒体的金融运作[1]。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联邦继续执行1991年前苏联通过的《出版和传媒法》。俄罗斯联邦于1992年成立了“印刷委员会”和“广播电视委员会”,管理印刷媒体和广播电视媒体。

在上述《出版和传媒法》尚未通过的1990年,叶利钦的媒体改革总顾问波尔托拉宁在有关“办人民的电视”的文件中就提到:为了适应民主改革,俄罗斯需要建立一个完全新型的电视公司,其设想是要与苏联民众熟悉的苏联国家电视台竞争。叶利钦积极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两次电视采访中解释道:它应当是另一种电视,它应当维护社会的利益,对政府进行批评,并对政府及最高层官员的事件进行公开的报导[2]。叶利钦一直认为,报刊、电视对于自己的忠实是某种客观事实,他认为媒体的忠诚是对他在1991年8月所作的贡献的自然回报。但叶利钦不信任一些有影响的著名记者,叶利钦认为他们曾经为戈尔巴乔夫卖过力,疑心重重和猜忌心强明显害了叶利钦,但他无法克服自身的缺点[3]。

在俄罗斯政府高层争夺最高权力与扩充政治版图的竞赛中,控制媒体经营权或限制媒体活动是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手段。俄罗斯传播研究者亚仙.扎苏尔斯基认为,俄罗斯媒体是叶利钦登上权力高峰的主要工具,而争取一个属于他权力掌控之下的电视频道是叶利钦长久以来所希望达成的愿望[4]。1991年5月,当时担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与当时的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进行了激烈谈判之后,叶利钦终于成功地为俄罗斯联邦争取到开播第二频道《俄罗斯广播电视台》(俄文简称PTP)的权利,这立刻扭转了苏联时期《奥斯坦丁》广播电视公司一家独大的媒体垄断局面[5]。

1991年8月之前,在民主派中间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把电视、广播、报纸给我们,我们就能提高人们对改革的支持度。苏共发动的“八月政变”失败后,大众新闻媒体充满了民主主义的奢侈安乐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情绪。前苏联出版部部长米.费多托夫在自己的回忆中谈到:在那个时期,中央政府为减少保守的州和边疆区地方报纸的影响,出版部曾说服叶利钦计划出版几十种到地方发行的报纸,并准备与新闻工作者团体一起合作创办这些报纸。但许多报纸在初创时期行事草率仓促,既未做市场调查,也没有制定经营计划,结果一两年之后这类报纸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事实上,长期习惯于社会主义体制的官办媒体从业者往往只会完成上级的政治任务,而在经济管理上毫无头绪。

1993年3月20日叶利钦签署了第377号《关于保障新闻稳定和对电视广播要求》的总统令,总统令对于新闻市场、自由观点、新闻平衡、职业责任、电子生态、信息保护等分别提出具体要求。总统令中还强调:大众新闻媒体和权力机关在其相互关系中应遵守《大众新闻媒体和人权宣言》(欧洲委员会宪法大会1970年第428号决议)、《广播电视管理原则》(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1975年第748号建议)、《大众新闻媒体与议会关系原则》(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1984年第820号决议)。这一总统令的签署主要是叶利钦与最高苏维埃之间在电视问题上激烈斗争的反映。该命令加强了电子媒体获得独立的法律基础。

当时,叶利钦理想的媒体模式是美国式的商业化经营模式。但前苏联出版部部长费多托夫认为,民主派的政治领导人对媒体依然有很多旧式思维。例如,叶利钦本人受的是前苏联制度的教育,并接受了带有旧官僚式的新闻观念,即新闻就是集体鼓动者、集体宣传者和集体组织者。叶利钦担任过苏联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非常清楚如何让新闻记者扮演“党的助手”的角色。他担任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时,对报界的态度就是,必须由他决定在莫斯科的媒体上刊登什么,而且只能登他认为重要的东西。民主化之后,叶利钦对于大众传播媒体仍然会表现出家长式的态度,确切地说是父亲式的态度。普金担任总统以后的媒体政策也明显地有管制操纵新闻报导的痕迹。

由于俄罗斯联邦继承了前苏联的债务,又未能从西方国家获得经济改革所必需的巨额资金,政府无法在财务上支撑媒体的转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化过程中崛起的新型金融寡头趁虚而入、经营媒体,并开始干预政府政策的制订,使《出版和传媒法》无法正常执行。

二、媒体民营寡头的兴起和媒体运营模式的转变

全球传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快速成长。跨媒体之间的资源整合通常采用建立卡特尔的形式。在一般情况下,西方国家的媒体由于受限于反垄断法,普遍采用隐蔽式的卡特尔;俄罗斯媒体由于前苏联的解体而提前进入卡特尔垄断时期,这属于非商业性质的卡特尔,俄罗斯媒体之间建立卡特尔的目的在于获得其自身所需要的政治利益;中国媒体则由于缺乏类似的法律限制,媒体之间普遍采用公开性质的卡特尔[6]。

寡头媒体之间建立卡特尔形式以获取利润或资源的前提条件为:

1.寡头媒体建立的卡特尔必须有能力不致引起来自其他媒体的挑战。寡头媒体在建立卡特尔之后,由于资源的集中而使成本及广告费上升,其他竞争对手可借机趁势而入,使大家的竞争壁垒普遍降低。

2.寡头媒体建立卡特尔之后,媒体市场的整体需求面的弹性降低。寡头媒体建立卡特尔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控制市场,当市场需求下降时,卡特尔可以增加向受众出售广告信息的数量,此时媒体市场的弹性空间往往变得更加脆弱,媒体卡特尔的收入反而下降。

3.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出于保护媒体竞争的考虑,往往对卡特尔实行严厉惩罚,只有当政府的惩罚门坎相对较低时,寡头媒体才会试图建立卡特尔。

4.相对于所得利润来讲,寡头媒体组织和执行卡特尔协议的成本必须较低。如果组织成本和执行协议的成果过高的话,卡特尔显然难以形成,市场中的媒介数量越多,新建立的卡特尔越难获得预期利益。

5.寡头媒体所达成的卡特尔协议、包括卡特尔之间的非公开性协议必须易于执行。媒体卡特尔通常对市场生产、传播信息产品数量或价格进行限制。任何一个卡特尔中的媒体如果要秘密执行非协议的商业行为,就会破坏卡特尔整体的利润获得,同时卡特尔之间的竞争经常会触犯国家利益,这会招引政府对卡特尔的整顿。

前苏联解体后,国家与传媒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俄罗斯联邦的媒体由国家一手控制的局面不复存在,大众传媒开始正式走向自由化、股份化、私有化、财团化和卡特尔化,政府则通过立法为媒体的发展提供法律保护。

在俄罗斯联邦成立初期的3年间,由于经济发展滞后,间接导致俄罗斯的国家力量几乎全部撤出媒体。在报纸方面,属于政府的报纸仅剩下《俄罗斯报》和另一份仅在内部发行、属于总统办公厅的《俄罗斯讯息报》。原有的两大中央电视台“社会电视台”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中,仅剩下后者仍归政府管理,但由于政府拨款不足,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许多节目质量欠佳,收视率经常落后于“社会电视台”和一些商业电视台如“独立电视台”和“第六电视台”等。在广播电台中,国家仅控制着3个广播电台,即俄罗斯台、俄罗斯一台及灯塔台。俄罗斯台的收听率为23.7%,俄罗斯一台为2.3%,灯塔台不到1个百分点。

政府全面退出大众传媒之后,由于缺乏资金来源,媒体经过了一段短暂的阵痛期,这段阵痛期大约从1992年底一直持续到1994年底。1995年后俄罗斯的媒体基本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即代表过去的国营企业的国家天然气集团与代表企业改革派的欧耐克希姆银行集团为一方,另一方为支持莫斯科市政府的“桥媒体集团”,最后一派就是自成一体的别列佐夫斯基所拥有的媒体。

别列佐夫斯基1993年投资《独立报》时,该报正陷于严重财政危机而不得不面临停刊的窘境。别列佐夫斯基联合当时《独立报》的总编辑特里基雅科夫,把一些《独立报》的记者派到欧洲进行短期培训,然后再把足够的资金注入《独立报》,于是这份报纸又重新以崭新的面貌站立起来,基本上仍然坚持其一贯的前卫、辛辣的作风。在俄罗斯具有百年历史的《星火》杂志同样也有别列佐夫斯基的投资。该杂志同样在1993年遇到危机,叶利钦总统办公室主任由马舍夫曾任该杂志编辑。通过注入大量资金,别列佐夫斯基开始进入俄罗斯最大的电视台“社会电视台”。最初,别列佐夫斯基金仅拥有该电视台2%的股份,但他成功地登上了该电视台董事会主席的宝座。此后,他通过自己手下的财团不断冲抵电视台的亏空,到1995年,别列佐夫斯基已基本控制了这家俄罗斯最大的电视台。

“桥媒体集团”主要是由“桥银行”老板古辛斯基一手创办。古辛斯基完全以美国的传媒经营模式来塑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媒体。虽然“桥媒体”在1996年总统大选后得到叶利钦的大力支持,但其立场与2000年新任总统普京的强国政策相去甚远,这也是“桥媒体”后来走向灭亡的原因。由于古辛斯基与当时主管俄罗斯新闻事物和政策的波尔托拉宁关系密切,波尔托拉宁于1994年将国家电视台的第四频道让给古辛斯基经营的“独立电视台”,开始了“独立电视台””与第四频道的教育电视台共用频道的局面。起初,“独立电视台”只在晚上7点之后播出约3小时的节目,其创办人基辛廖夫所主办的“总结”节目,最初是在圣彼得堡第五电视台播出,每天也只有1个小时。“独立电视台”后来逐渐成为俄国一个颇受欢迎的媒体。

[page_break]1993年,古辛斯基创办了一份综合政论型报纸──《今日报》。《今日报》最初的报业人员都来自《独立报》,这使得《今日报》声名显赫,但由于主编奥斯塔尔斯基一直无法突破集团利益的障碍,《今日报》一直无法突破发行量10万份的大关。接任的总编辑别尔戈尔将《今日报》的内容、风格转向经济方面,《今日报》的从业人员也换成《每日商报》的编辑,发行状况有所改善。1996年,古辛斯基又联合美国的《新闻周刊》创办了《总结》杂志,《总结》杂志以丰富的内容、精美的画面和便宜的价格迅速占领了俄罗斯一部分杂志市场。但由于该杂志的文章中用了过多的西式语言,使得读者产生了不适应的感觉,最后《总结》的影响力一直停留在俄罗斯中产阶级的范围内。古辛斯基还一手创建了对俄罗斯政治影响力最大的“回声电台”,至今“回声电台”还是莫斯科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广播电台。

代表国营企业的国家天然气工业集团也逐渐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媒体帝国。1997年以前,国家天然气集团总裁韦辛列夫背后最大的支持者就是前政府总理切尔纳梅尔金。国家天然气集团控制着俄罗斯的第一大报《消息报》,以及《劳动报》、《先锋真理报》等。在言论上,该媒体集团一般都倾向于为政府的政策“保驾护航”,在经营上则重投资而疏于管理,这与前两派媒体的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代表企业改革派的欧耐克希姆银行集团基本上是将媒体作为进入政府的垫脚石。该集团总裁波塔宁在成功地经营《专家》杂志和《每日商报》等媒体后,便跻身政府,成为俄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担任副总理的银行家。1998年俄罗斯金融风暴发生后,该派媒体的影响力逐渐式微。

民营媒体的兴起也带来了媒体运营模式的转变。以电视业为例,它在90年代的转型期间凸显了4个特点:

首先,节目内容多元化。“独立电视台”率先采用SNG(卫星直播转播车),对重要新闻采取直播方式。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也采用多种方式来培养学生在现场新闻采写直播中的各种应付能力。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黑与白”节目的摄影棚就设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二楼,学生下课后可直接参加节目的录制。笔者就曾以观众的身份观看了该节目,当时节目主要是采访新闻系系主任扎束尔斯基。卫星电视台的出现使电视节目变得丰富多彩。例如,俄罗斯与美国成立的“宇宙电视台”属合资媒体,该台主要转播西方的新闻台与电影台的节目;1996年“独立电视台”开设了4个卫星电视台,它们分别为电影台、俄罗斯老电影台、体育台、新闻台,其中新闻台的影响面最大,该台可以在美国、以色列及西欧各国同步收看。

其次,制作方式多元化。俄罗斯各大电视台普遍改用制片人制度,整个节目的制作与发行都由制片人主持。

再次,观众分布多元化。俄罗斯的电视观众逐渐分化,因此电视节目的内容也开始面向不同的观众群体,有面向全国观众的节目,有面向特定地区观众的节目(如靠近高加索地区的观众所收看的节目有一定的特殊性),还有面向本地观众的地方性节目(这批观众以看有线电视为主)。

最后,电视台所有制多元化。国家、民营电视台同时存在,非国家经营的电视台主要包括私营、社会合资的有限公司及无限公司等形式,还有如“绿色和平组织”、以研究性质为主的媒体组织(如“公开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的媒体。

三、普京整肃媒体寡头并建立“国有公共服务体制”

苏联解体之后,媒体寡头通过与政治领导人的合作曾一度在政坛上十分活跃,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古辛斯基。叶利钦在执政的后半期才认识到寡头控制媒体对国家的影响。1998年5月8日,叶利钦以总统令的方式宣布以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为基础成立以国家股份为基础的媒体国家垄断集团,它包括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俄罗斯通讯社新闻”和遍及88个行政区、自治共和国的地方电视、技术转播中心。这一总统令的颁布表明,俄罗斯联邦政府开始逐渐收回自前苏联解体之后各大电视台获得的新闻自由权利,中央与地方共同建设新闻媒体的构想逐渐形成,而民营的媒体如“独立电视台”、“第六电视台”等则继续独立运营。

以1996年为分水岭,古辛斯基对俄罗斯政坛的影响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从苏联解体后到1996年,古辛斯基与其它合伙人一起创办了“桥银行”,又与莫斯科市市长鲁日科夫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使得“桥银行”的业务得以迅速遍及全莫斯科市。与此同时,古辛斯基与以色列以及美国的银行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使“桥银行”再上一个台阶,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大银行,古辛斯基也成为持有俄罗斯及以色列两本护照的银行家。1996年,古辛斯基以渐进的方式开始参与俄罗斯的政治。由于俄罗斯人对俄裔犹太人的印象不太好,古辛斯基起初隐藏在政坛的幕后,以避免不必要的误会与争执。待时机成熟后,他于1996年组织成立了“俄罗斯犹太人代表大会”,亲自出任代表大会的主席。他成立这个“代表大会”的主要意图是为了团结俄罗斯境内零散居住的犹太人,同时也可与海外的犹太人建立广泛的联系。

自1996年到2000年,古辛斯基把“桥银行”的管理权交予他人,开始筹组他的媒体帝国”。他梦寐以求的目标是既控制克里姆林宫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传递,又发挥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作用;这样,无论谁当总统或谁想当总统,古辛斯基的话将会有一言九鼎的作用。到2000年,古辛斯基已建立了一个涵盖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与互联网的媒体“帝国”。在他的媒体“帝国”中,电视以“独立电视台”、“独立卫星电视台”为主,虽然这两个台的信号发射面不能象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以及“社会电视台”那样,远达全俄偏远地带,但“独立电视台”与“独立卫星电视台”以精采的电视节目吸引了主要都市将近2千万观众,他们遍布各阶层。此外,古辛斯基的“莫斯科回声电台”也是一个莫斯科市民必收听的政论广播台。他的《总结》杂志与《今日报》也得到俄罗斯白领阶级的青睐。在俄国传媒界,“桥媒体”职员敬业的精神成了其它媒体学习与竞争的对象。

2000年,古辛斯基曾出席克林顿夫妇为美国所举办的筹款餐会,坐在克林顿夫妇的斜对面,并且在克林顿致词后也发表了讲话。由此可见古辛斯基在美国的知名度,“桥媒体集团”一度成为美国影响俄国政坛的一个桥梁。然而,正当古辛斯基一步一步地走近自己的目标,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时,这位从叶利钦时代开始,一直是克林姆林宫好夥伴的犹太裔媒体寡头大亨却遭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彻底清算。

普京登上俄罗斯总统的宝座之后,一方面以司法诉讼的手段来对付媒体寡头,另一方面让国营工业能源财团兼并大型商业媒体,这一兼并最后演变成为电视媒体营业执照权的争斗。

普京对媒体的整顿从2000年5月份就开始了。在此过程中,一浪高过一浪的法律追诉与调查令人眼花缭乱,非常典型地反映出俄罗斯政界整人的特性:稳步展开,但力道会越来越猛,直至对手投降为止。

2000年5月11日,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后的第三天,俄罗斯国家税务警察以偷税漏税为名,搜查了古辛斯基所拥有的俄国最大媒体垄断集团之一的“桥媒体”总部的4个机构,并于5月13日逮捕了担任该集团总裁的古辛斯基。这是普京整顿寡头媒体计划的开始,具有投石问路的味道。6月12日,俄罗斯最高检察院扣留了古辛斯基,此举在俄罗斯引起了巨大反弹。尽管不久之后古辛斯基被释放,但对“桥媒体”涉嫌经济违法的指控并未撤销。后来普京发现,俄罗斯社会上站出来保护“桥媒体”的只是一些右翼人士而已,于是他对俄国的犹太裔群体采取了一拉一打的两手策略,把古辛斯基与一般犹太裔区分开来,对俄国的犹太人采取开明政策,不反对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但对已参政的古辛斯基则采取坚决依法处理的作法。

普京之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处理古辛斯基,是因为他认为古辛斯基的媒体在俄罗斯已严重地威胁到政府及政策的制定。而身为前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普京深知,这些靠前苏联解体而发家的寡头们的淘金史没有一个是干净的。古辛斯基以前在莫斯科周边城市图拉开计程车,能在短短的几年内一跃而成为媒体大亨,自然有种种把柄,整肃他并非难事。俄国总检察院因古辛斯基于当年11月受传讯而未出庭,对他发出了国际通缉令,结果古辛斯基于2001年12月在西班牙遭当地警方拘捕。

归结起来,古辛斯基受到的指控共有3条。其一,“桥媒体”未按时足额缴纳税款;其二,“桥媒体”下属的“独立电视台”未按时归还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2亿6千万美元的债务;其三,古辛斯基非法取得以色列护照[7]。

前两点主要是“桥媒体”作为跨国企业与俄罗斯法律的矛盾所造成的。1998年“桥媒体”收购了以色列的地方性电视台马特夫电视台,还购买了以色列的著名报纸《马利夫报》25%的控股权,成为该报最大的股东。2000年初,“桥媒体”又在美国设立了“独立电视台”的美国分台,为自己万一沦为俄国政坛权力斗争的祭品时预留一条后路。1999年末,古辛斯基把“桥媒体”分解为2个机构,即在直布罗陀(英属殖民地)注册、拥有大量美国资本的“欧洲媒体中心集团”,以及在俄罗斯运营的“桥媒体集团”,前者主要负责古辛斯基媒体帝国在全世界的统筹运营和资金管理,而后者则只从事在俄国的传播业务,以维持古辛斯基在俄国的经济利益。“桥媒体”之所以未按时向天然气工业公司偿还2亿6千万美元的债务,并非古辛斯基无钱偿还,而是“独立电视台”本身并没有那么多的现金,古辛斯基控制的现金都在“欧洲媒体中心集团”手里;根据俄罗斯的经济法规,“欧洲媒体中心集团”属于外国公司,在俄国对外汇的出入境实施严格管制的情形下,古辛斯基根本不可能在半年之内从国外调入2亿6千万美元的现金去还债。

普京整肃媒体寡头成功地达到了政治目的,但也为俄国经济埋下了潜在的危机。寡头们担心再遭整肃,纷纷将金融资产转移到国外,使俄国经济大量“失血”,而普京只好靠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和出售军火武器来维持经济运转,这一策略相当冒险。

普京整肃媒体寡头之后,俄罗斯的广播电视媒体的管理形式开始转型为“国有公共服务体制”。“国家部分所有的公共服务体制”的具体特点是:国家资本进入广播电视领域,并以广播电视公司的最大股东身份出现;广播电视公司的管理原则是以专业人士实行专业管理,国家政府人员及政党人士绝不参与。这种管理形式的优点是,在媒体经营仍然离不开金融机构投资的情况下,既可以减少金融寡头干预政策制定的机会,又不至于让政府为媒体的亏损担负过重的责任。

当媒体的“国有公共服务体制”基本确定以后,1999年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出版委员会”与“广播电视委员会”合并升格为新闻部,“全俄罗斯广播电视公司”则成为国家媒体的专业管理机构,对各大电视公司调整分配资源。同时,俄罗斯各大电视台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主持人要在节目播出之前将自己准备讲话的内容以书面形式交给“全俄罗斯广播电视公司”,这样一道新闻检查屏障就形成了。“广播电视公司”对合资、私营或国家的电视台有不同的要求。比如,为了让合资或私营电视台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对这些电视台的侧重提高收视率的节目一般会放松要求;而对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则要求它每个星期播出1小时的“国会”节目,政府对此给予补助。

自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的电视业基本上形成了以国家媒体居主导地位的格局,私营电视台以及莫斯科市政府的电视台仅侧重于娱乐体育等节目,而政府丑闻则一般会被禁止报导。

普京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学生和教授座谈时谈到,如果新闻受控于“两三个”钱袋子,新闻媒体本身就不会存在任何自由,媒体反而会成为利益集团的保护者,新闻媒体只有在确定自己的基础之后,才能实现新闻自由。他的观点是,所谓“自由”就是公民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与此同时公民要受到用民主方式通过的法律限制,否则,“自由”就成了为所欲为处于失控状态的无政府主义[8]。他认为,俄罗斯媒体有维护国家利益的义务,而这只有在媒体的国有公共服务体制下才能实现。

【注释】

[1]吴非,《二十一世纪》(香港),2003年第4期。

[2]O.波普佐夫:《沙皇侍从惊醒》,莫斯科,2000年版,第101-102页。

[3]格·萨塔罗夫、雅·利夫希茨、米·巴图林、格·皮霍亚等著,高增训等译,《叶利钦时代》,2000年版,第607页至608页。

[4]ЗАСУРСКИЙИ.Я.МАСС-МЕДИАВТОРОЙРЕСПУВЛИКА,МОСКВА:МГУ,p.141.

[5]ibid.,p.142.

[6]赵曙光、史宇鹏,《媒介经济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255页。

[7]吴非,“俄罗斯媒体寡头年关难过”,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12月28日。

[8]“普京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谈新闻自由”。

媒体民生问题管理论文

[论文关键词]知情权;话语权;公共参与式新闻;民生新闻

[论文内容提要]民生同公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息息相关,媒体可尝试以“公共参与式新闻”实现民生新闻的实质性突破,在解决民生问题中发挥告知与预警、质疑与监督、代言与反馈、参与与整合等方面的作用,创新公众参与方式、搭建社会善治平台。

高度关注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其中发挥媒体作用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因为“传媒的作用对于整个社会转型的方向及转型的质量都曾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亟需充分发挥媒体在解决民生问题中的积极作用,以创新公众参与方式、搭建社会善治平台,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良好的信息环境和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一、民生与公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

民生事关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其要件在于民众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即“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曾经有力地证明:饥荒不可能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度出现,因为饥荒并非食物总体上的缺乏所致,更主要的是由于贫穷地区的特困人群缺乏获得食物的途径,而言论自由可以将这些问题曝光。问题一旦曝光,舆论和公众的压力将迫使问题得到解决。我国“非典”前期SARS迅速蔓延并导致公众恐慌,同媒体失语、公众知情权遭到破坏密切相关。

(一)民生与知情权

知情权是指公民有知悉、获取社会资讯、公共信息的权利,因此也称知晓权、获知权,既包括社会知情权,也包括以“政务公开化”为要求的政治知情权,还涉及所谓自身知情权,即公众有了解与自身息息相关的各方面情况的权利和自由。

实际上,知情权这一概念从一产生开始,便同媒体结下了不解之缘。首次提出这一概念的正是一位新闻记者,他就是美国人肯特,库柏。1945年,库柏在一次反思法西斯猖獗问题的演讲中提出,应保证新闻业和大众获得信息的权利。8年后,他出版了《人民的知晓权》一书。“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政治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公民知晓权的有无或多少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自由程度和信息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由于知情权对于其他权利的实现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关注民生需要从尊重和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做起。

说到知情权,首先应提到普通民众的知情权,因为在现代社会,知情权是公民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生活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公民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前提。不过,我们常讲的知情权,多从狭义的角度出发,只把它当作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强调公民对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公共权力机构所拥有的知情和知察的权利,要求公共权力机关要担负起向公民公开信息的责任和义务。实际上。“从广义上来说,知情权指的是社会成员获得有关自身所处的环境及其变化的信息,以及生活所需各种有用信息的权利,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人的生存权的基本内容之一”。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一贯强调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理应在实施狭义知情权的基础上进而实施广义的知情权,这无疑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除普通民众的知情权外,还要强调领导干部的知情权。领导干部既是公民,而且是国家权力机关担负不同职责的领导工作人员。所谓领导干部知情权,特指领导干部通过媒体真实客观地了解社情民意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除到基层调研和听取下级汇报外,领导干部通过各级媒体的报道来了解社会实际情况和民众的真实意愿已成为普遍而直观的方式。这也是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强调新闻报道应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因之一,使媒体更有效地发挥领导干部与群众的沟通作用。

知情权往往同话语权联系在一起,前者是基础。话语权是指人们所发现、阐释和创造的概念、思想或视角传播于社会,被他人接受和使用并将其引导到特定思维层面上思考问题的能力。话语权的实质,是一个人在社会上能否维护其合法权益、能否争得做人之尊严的重要标志。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个公共空间,在公共空间里共有三大成员,即政府、媒体和公众,它们扮演着彼此区别而又相互关联的角色,行使着各自的话语权。

政府话语权。在话语权理论中,一般把那些思想活跃、创新能力强,又掌握着某种政治、经济或文化资源因而具有较大“社会音量”者称为拥有较多社会话语权的组织或个人。在当代社会中,代表国家意志的政府及其领导人就是这样的组织及个人。在公共领域,政府以领导者的身份制定政策,管理公共事务,具有强大的社会话语权。尤其是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等的重大公共议题,政府能够从宏观的立场上把握全局,其话语权关系到国家的重大利益。一般而言,政府话语权由宪法和法律、法规所明文规定并经由依法行政的过程来体现。

公众话语权。建设和谐社会,推进民主政治,离不开尊重和扩大公众的话语权。“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须以民主为内涵,提升公众的话语地位,促成政府、媒体、公众的沟通与交流,共同探求公共问题的解决之道。”公众在媒体上充分行使话语权,不仅有利于形成广泛的群众监督,而且有助于集中民智,将其变成科学决策的源泉。

媒体话语权。媒体话语权是社会公共生活中颇有影响力的话语权。一项调查显示:64.1%的被访者表示,“当看到社会上的不平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24.3%的被访者“在生活中遇到依靠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15.8%的被访者“当遇到有意思的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这些数据表明,公众心目中的记者已经成了社会正义、公平的化身。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尤其是在社会有重大利益调整时,更是需要媒体发表各种不同的声音,建立社会各阶层沟通的平台,就各类公共问题形成社会共识。因此,推动公众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促进政府政治变革,既是新闻媒介的重要的政治功能,也是新闻媒介在社会正义实践中所应担负的重要社会责任。

综上所述,民生同公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息息相关。在当代社会,关注民生需要从尊重和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做起,其中包括领导的知情权。在此基础上,则应借助媒体的话语权来扩大领导的话语权,特别是放大普通民众的话语权。在操作层面上,既需要实现领导干部通过媒体真实、客观地了解社情民意的权利,更需要普通民众通过媒体放大他们的声音,直接表达他们的意见、愿望和要求。

二、民生新闻与公共参与式新闻

目前流行的民生新闻对于尊重和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了诸如市井化、娱乐化甚至庸俗化等不良倾向。2006年10月在天津举行的“首届全国都市频道协作暨民生新闻发展论坛”在肯定民生新闻之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呼吁融入公共新闻的合理元素,将其转化为公共新闻。但从国际潮流来观察,引进“公共参与式新闻”的概念,才能真正实现民生新闻的实质性突破,打造新型的公共话语空间。

“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Journalism)是美国新闻界近年来提出的。在英文中,“Participatory”的含义是“提供参与机会的、供人分享的”,这里是指普通公众可以借助现代网络技术主动地加入到传播活动中。2004年8月,美国“公共新闻网络”主席LeonardWitt教授在“公共新闻兴趣小组”年会上正式提议,鉴于“公共新闻”在美国的现实发展,可以考虑将“公共新闻”与“参与式新闻”相结合,改称为“公共与参与式新闻”(PublicandParticipatoryJournal-ism)。它强调公众对社会生活的参与性。本文为论述方便,笼统地称为“公共新闻”。我国传媒学者孙旭培曾把“公共新闻”概括为:“培育和营造公民社会,监督和构建公共领域,报道和指导公共事务,交流和引导公共意见”。

当代社会的一个最大特点便是公民社会。所谓公民社会,是指随着国家公共意识的日益强化,社会成员已不是简单的纳税人和消费者,而社会的公民,享有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权,因而有权参与社会领域的公共事务,并形成公共意见来讨论和决定社会事务。

在传统的新闻学理念中,“大众”强调的是受众无意识和被动接受意识,忽视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参与性。而“公共新闻”则将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定位为“公器”与“公众”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它更能强调媒体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和“对话”意识,意味着受众本位的回归,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执政方针。如果说“民生新闻”是在“国家的声音”之外传递“民间的声音”,那么“公共新闻”则把“国家的声音”和“民间的声音”整合为“公共的声音”,以培育和营造真正的公民社会。

因此,“公共新闻”是在国家公共意识日益强化的大背景下对党和政府执政理念的新的阐释和传播,强调的是媒体力量在公共生活领域的导向与介入,意在通过媒体搭建的公共平台,塑造民众的公民意识以及公民的公共意识,协调公共生活,提高公众应对社会问题的行动能力,以实现缓解矛盾、化解冲突的社会和谐目标。

三、媒体在解决民生问题中的作用

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新的规定:制定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或者重大疑难问题的司法解释,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扩大司法解释的来源,公民个人也可以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建议立项司法解释。这无疑是对公民和媒体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积极作用的回应和期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指出: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已经从过去的以解决“吃饭”问题为第一要义转变为以解决“说话”问题为第一要义的基点上,即如何通过传播话语的多元参与与表达,增进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理解,以最大限度地消除隔阂、减少偏见,进而降解社会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改变既往‘舆论一律’的单极化倾向,建立多元和谐、彼此尊重、畅所欲言的舆论氛围就成为新的媒介‘语法’规则应当致力于实现的情景和目标之一。”由此可以看出,媒体在解决民生问题中的主要作用,大致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告知与预警。就基本功能而言,媒体实际上是通过对信息流的经营来获取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收益的。传媒应当在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追求经济效益的最优化。媒体首先应当发挥对公众的信息告知作用,保障公民获知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利,让他们了解有关自身所处环境及其变化以及生活所需的各种有用信息尤其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新闻资讯。

如果说告知作用是一种常态功能的话,那么,预警作用则是媒体在守望环境的过程中对可能发生的各类突发事件的预先警告,以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防范和化解风险,尽可能地减少损失。据介绍,欧盟媒体监测系统监测全世界通过互联网的25种语言的新闻报道和公众意见,以尽可能早地了解每天的新闻信息,并在分类一收集和跟踪分析的基础上,为重大事件的早期预警提供决策基础。由此可见,媒体应当发挥预警作用,通过对社情民意的监测,正确反映、引导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等社会矛盾,避免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

质疑与监督。新闻媒介要成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不仅要让人民群众耳闻目睹各类新闻信息,还要让党和政府能够随时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以便及时了解社情民意。这就需要媒体发挥适度的质疑作用,报道公民民意,报道公民对涉及国计民生的各类决策的诘问、质询甚至质疑意见,并要求相关部门特别是其新闻发言人承担向公民释疑解惑的职责。媒体有必要发挥质疑功用,让那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公共政策和社会管理办法得以通过新闻报道接受公民的广泛评议和认真质证。

谈到监督,一般都会想到媒体所实施的舆论监督。然而,舆论监督的真正主体应当是媒体背后的公民而不光是媒体本身。公民同媒介工作者之间实质上是一种委托关系,即公民将新闻信息的收集处理权委托给媒介工作者,其中公民是委托者,媒介工作者是者。也就是说,媒介的所谓采访权、编辑权和报道权等项权利,实际上都受托于公民。传媒只有行使好公民所托付的这些权利,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才能确保公民的知情权、选择权,并在此基础上保障他们对媒体的接近权与使用权等相关权利。媒体有责任代表公民对涉及国计民生问题的政府行为进行舆论监督,通过新闻报道沟通公民与政府之间在解决民生问题中的意志与愿望。

代言与反馈。按照委托理论,作为受托者,媒体应当首先是公众的代言人。不仅如此,从实质上说,连执政党和政府本身也是公民的受托人。因此,媒体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应当勇于并善于为民代言。在民生问题的解决中发挥代言作用,其实是媒体社会角色的回归。

说到反馈,目前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同受众之间的反馈已经大为改善。但在解决民生问题的过程中,媒体不仅应增强传受之间的反馈,还应强化政府同公众之间的反馈,通过信息传播,在二者之间真正搭起理解和沟通的桥梁。除公开报道外。媒体还应通过提供内参的方式,把当下敏感的民生问题反馈给政府,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参与与整合。公众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媒体来实现的。有人指出,媒体当前面临的一个主要议题是探索如何帮助公民参与社会活动。媒体和媒介工作者最好的参与方式,并不是直接投身于具体的社会公共事务之中,因为这显然有悖于媒体的中介性质,媒体和媒介工作者应通过前述告知与预警、质疑与监督、代言与反馈等作用,引导公众不断增强公民意识,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尤其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事件。用美国纽约大学新闻系一位教授的话来说,“新闻记者要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付这些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观看这些问题”。

为公众提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相关信息,逐步提升他们的“行动能力”,是媒体参与公共事务的最佳选择。这实际上就是强调媒体在解决民生问题中的整合能力,包括信息的整合、意见的整合、决策的整合和实施的整合等诸多方面。只有这样,才能使媒体在解决民生问题的过程中真正实现受众高兴、政府满意和经济效益突出的多赢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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