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农业论文范文

时间:2023-12-07 02:40:59

立体农业论文

立体农业论文篇1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新中国成立70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成就斐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农业绿色化发展成效显著,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三农”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发展成就的取得,与多年来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扎实有效的学科建设及务实高效的研究工作密不可分。农业经济管理是研究农业生产及与其相联系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学科。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研究,农业经济管理主要研究对象是农业中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包括农业生产关系运动发展规律、农业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等。梳理和分析了解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历史,尤其是新中国建立70年以来的发展轨迹,对明晰学科建设规律,推进学科未来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历程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发展史,农业经济问题一直受到人们高度重视。在中国历代的经济思想中,农业经济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内容极为丰富,突出地表现在: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对土地占有关系的认识和对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价格波动的认识等。但是由于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的生产方式,使得这些农业经济思想大多停留于较为朴素的认识状态,未能形成系统性的理论体系。

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国内一些优秀青年学者求学西方,进入相关大学学习和了解农业经济理论知识,农业经济的初级理论才开始从国外传入中国,出现了一些零星的相关文献。如1897年创刊的《农学报》自1900年开始刊载有关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理论文章,相关的知识传授机构也有了对农业经济知识的初步讲授,如湖北省高等农务学堂1904年开设的农政、财政和理财课程等。1920年,国民政府时期的金陵大学最早成立了农业经济系,首任系主任由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卜凯先生担任。至20世纪30年代,农业经济开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一些著名高校如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等,设立了农业经济系、农业经济学组等,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和传授农业经济理论,研究范围涵盖了土地问题、产销经营、农业建设、农村金融、农业合作、农业部门经济、农业经济地理、农业经济史等主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高等教育移植苏联模式。1952年,全国进行了高校院系大调整,组建了一批专业性高等院校。我国的农业经济教育也随之转入各地新组建的农业大学。1953年教育部颁布了主要参考苏联的农业经济学教育计划。1951—1955年,一批苏联农业经济专家来华讲学,其中杜宾诺夫的讲稿在1956年翻译出版,定名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教研室编写了《农业经济学讲义(初稿)》,1959年定名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由农业出版社出版。1961年全国高等农业院校集体编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国农业经济学学科的教育和研究是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进行的,主要是对当时的政策进行诠释。“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停止了农业经济学的专业招生。

1977年开始,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部分农业大学在1977年和1978年相继恢复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招生,农业经济学学科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进入了恢复建设、繁荣发展的阶段。各地相继建立并充实了农业经济的科研和教学机构,农业教育系统从大学、专科、中专,到成人和函授教育都先后开设了农业经济课程或者设立了农业经济专业,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但由于“文革”时期我国农业经济学科发展停滞乃至长期消没,使学科发展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一方面组织编写、另一方面翻译引进,逐步形成了一批农业经济学教材。与此同时,还先后成立了相关的专门性学术团体,如1978年成立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和1984年成立的中国农业企业经营管理教学研究会等,聚集学科领域的精英人才,探讨和交流学科研究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引领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领域出现诸如农业经营体制、农业生产方式、农产品市场体系以及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等方面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向农业经济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需要研究的新选题,另一方面也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确立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农业经济研究范式,引导了学界对新时期我国农业农村经济问题的全面分析与系统研究。

与此同时,为了强化基础理论和与国际农经学科的接轨,以及对国外相关理论的学习与借鉴,以推动中国农经学科发展,加大与国际同行的联系与逐步融入国际学术交流舞台便成为必然之势。由最初个别学者的一般性参与,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队伍的不断扩大和影响力的提升,逐渐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关注,促成了2009年第27届国际农经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我国第一次承办的最高级别的农业经济研究学术会议,也是世界农经领域对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发展认同的重要体现。

学科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息息相关。除了一般性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外,以研究生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是反映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1936年,国民政府时期的金陵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展农业经济学研究生教育,拉开了农业经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序幕。改革开放后,我国全面启动以研究生为核心的高层次人才培育计划,遴选了一批具有较强人才培养能力的高等院校,授权开展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表1)。各大高等院校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全面制定了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生培养计划,其中包括农业经济硕士、博士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等文件,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学术型人才培养体系。

在学术性人才培养之外,为了强化对应用型人才的培育,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9年批准设立了以专业技能培养为主的研究生培养方案,最初称之为农业推广硕士学位,涉及农业经济领域则在研究方向上定位为“农村与区域发展、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等。2015年将“农业推广硕士”更名为“农业硕士”,并设计了一套以高层次适用型和技能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体系。

注:资料来源于《全国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及科研机构名册》。①备注栏中的“第1批”“第2批”“第3批”分别为第一批名单(1981年11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第二批名单(1984年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第三批名单(1986年7月28日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②各个农业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均大多以“**农学院”为名称,后逐步调整为“**农业大学”。为便于理解,采用“**农业大学”的新名称替代原来的“**农学院”的老名称。

二、农业经济管理的研究领域及方法

1.重点研究领域

虽然农业经济研究涵盖范围较广,但其重点研究领域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基本上延续或者确立了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农村与区域发展、食物经济管理等4个方面。

(1)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主要在于通过理论分析农业领域的经济与发展问题,根据研究发现制定、优化相应的政策制度安排。由于农业问题与农村和农民问题密不可分,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几乎涵盖了农业农村经济的所有方面,不仅不局限于农村生产领域,也超出了经济学范畴,与社会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深度融合;狭义上讲,伴随着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该学科逐步衍生出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食物安全与应用经济等相对独立的方向,而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方向关注的主要问题则包括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农业土地与规模经营、农业劳动力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农业技术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产品流通与贸易、农业财政与金融等。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是农业农村经济的传统研究方向和领域,其发展历程也恰是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缩影。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借鉴苏联农业经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模式,我国农业经济开始了向苏联学习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各大专院校的农业经济学科所使用的教科书基本上都是来自苏联,绝大多数仍然因循的是苏联农业农村经济的研究体系与风格。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走向改革开放,农业也随之由自给半自给向市场化农业转变,新的农业经济学研究体系逐步形成。改革开放和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解体了人民公社化时期的农业大规模集体经营形式,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土地制度上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和采取统分结合的经营形式。这一制度设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围绕新的农业生产经营形式和组织方式,中国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不断吸收国外优秀研究成果,如公共选择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市场均衡理论、委托理论、边际分析理论及资源配置理论等,最明显的标志是使农业经济学的分析从定性分析向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转变,一些新的定量分析方法在农业经济理论分析与政策研究中得到了重视和运用。在充分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经验和精华的基础上,结合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农业农村经济探索与实践,经过数十年发展,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共性的农业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与改革在风雨中砥砺前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始终是理论创新的沃土,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和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场农业农村的深刻改革方兴未艾,急需理论上的阐释和指导。其中,农业农村现代化、农地制度改革、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农村城镇化与信息化、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农村公共服务等无疑是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领域亟待探究与创新的重点领域。

(2)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是以农业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范畴分析其保护、开发与利用的全过程,包括对农业资源与环境的配置、保护与管理的各项活动,并研究其中的经济运行规律。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是一项应用型研究,主要运用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探索资源与环境领域的具体问题,因此既与经济学管理学密切联系,又同自然科学息息相关。其主要关注的问题有农业自然资源系统与动态配置、农业自然资源核算与资产化管理、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资源与环境经济评价、环境保护与环境经济管理、灾害与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及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等。

资源与环境经济理论渊源可追溯到20世纪初。意大利社会学家兼经济学家帕累托曾经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探讨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最优”理论。此后,由马歇尔提出、庇古等人发展并做出重要贡献的外部性理论,也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是随着农经学科发展而衍生出的新兴研究方向,与其他产业部门相比,无论是从发展起源还是活动依赖度方面,农业生产都与资源环境有着更为密切而深层次的关联,这就决定了农业经济研究与资源环境经济密不可分。欧美许多国家的相关高校已经用资源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替代了农业经济学,如美国康奈尔大学把农业经济学更名为农业资源经济学等。

我国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1978年制订的环境经济学和环境保护技术经济八年发展规划(1978—1985年)促进了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科的产生。1980年中国环境管理、经济与法学学会成立,1981年“环境经济学学术讨论会”讨论了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环境保护的经济指标体系和环境经济效果等三个主要问题。20世纪90年代,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研究者们愈加强调经济手段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随着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持续推进,资源环境经济手段、资源资产与环境价值核算、环境政策经济分析、绿色金融等研究领域的拓展,进一步丰富了研究内容,扩大了研究内涵,推动了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的长足发展。

与其他方向相比,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的特点在于更加注重与自然科学及技术研发的结合,更加注重定量分析与区域性问题研究,讲究因地制宜的时空优化布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农业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一直是我国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探索的重要方面,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和资源利用水平的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等。但也必须看到,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美丽中国等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任务趋紧的背景下,我国农业农村的资源环境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亟需解决,如水土资源利用效率与空间配置优化、面源污染和土壤修复、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循环利用、农村人居环境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都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乃至技术领域的重点关键问题。

(3)农村与区域发展。我国是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结构改革的不断深入,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推动着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然而,我国地域广袤、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如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陆的区位差异明显,国家对各地区发展的定位也不尽相同,因而在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社会发育程度等因素的持续影响和共同作用下,农村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长期存在,并伴随着生产要素的城乡之间流动而延伸到城镇地区,从而对我国农村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形成了新的制约,如城乡融合的问题、新型城镇化问题以及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等。面对这些转型期出现的各种问题,迫切需要农业经济学科给予科学解答,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相关研究便因此而展开。

农村与区域发展的研究始终建立在农业与农村的实际问题基础上,其研究重点关注转型期农村与农民问题的演进规律。一般而言,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是以农村及其特定类型区域(如林区、牧区、山区、粮食主产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等)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研究对象,运用包括农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管理学、农村社会学等在内的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探讨农村与区域发展的过程演进、发展模式、协调机制以及政策措施等。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农村与区域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农村与区域发展的规划和管理、农村社区治理、农村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涉农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和农业技术推广与传播等方向。

从研究的侧重点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农村与区域发展有着不同的研究重点,但它始终紧密跟随党和政府关于农业、农村发展的相关方针政策。党的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更是从全局上对农村发展进行了整体把握,为新时期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同时也为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形势下,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相关研究必定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紧密结合我国农村各地区的区位特点、资源禀赋、现实问题和制约因素等实际情况开展相关研究,为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有序流动,推动我国城乡经济融合和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4)食物经济管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市场化的持续深入,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和财富连上新台阶。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推动了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促使了居民家庭与人口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引发了深加工食物和在外饮食消费的迅猛增长,诱导了我国食品产业的快速扩大。但作为朝阳产业的食品工业却存在着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不完善、自主创新能力较薄弱、食品产业链条短和产业发展方式粗放等突出问题,再加上食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食物健康与营养过剩以及食品供应链管理不足等现象[1],使之远远超出了传统研究的解释范围,呼唤了对传统农业经济研究领域拓展的需要。将食品消费与营养结构变化等纳入农业经济学科研究当中,通过食物经济管理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将研究范围从食品生产、加工、批发、销售拓展到消费等整个供应链中的经济与商业行为,成为农业经济学科新的发展方向和领域。

食物经济管理领域侧重于经济学及管理学基本理论在食物生产、消费、流通与分配等领域的应用,研究的主要领域涵盖食品经济理论与政策、食品产业结构与布局、食品资源与环境、食品物流与食品企业管理、食品产业组织与管理、食物营养与食品质量安全等方面,重点关注食物结构与供求变化、食品生产与质量安全、食物消费与营养等食物经济与管理问题。

2.主要研究方法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从过去的简单计算和定性分析为主,逐步发展成为一套包括案例研究、比较分析、实证计量等更加多样的方法体系。在理论上,不仅以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且还形成了自身的基本原理,如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理论、诱导性技术进步原理等,这些理论和方法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随着学科的发展,国内农业经济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健全与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已有研究手段在不断优化与改进,突出体现在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发展成熟及其应用范围的持续扩展;另一方面,不断尝试使用新方法,表现为开发新模型、运用新理论、引入空间多角度分析以及多学科综合运用等。总体来说,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三大类,即理论分析、实证分析以及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在理论分析中,既有建立命题的理论归纳,又有理论上的逻辑演绎;在实证研究中,既有实证归纳研究,又有实证演绎分析。

具体而言,在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贸易的研究上,大多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开展理论和实证分析,普遍集中于一般均衡与局部均衡分析以及引力模型的应用等。在资源与环境经济的研究上,以计量经济模型为主的定量评估占据主流地位。与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贸易研究领域相比,资源与环境经济政策领域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展开的研究相对较多。在农业技术与农户行为的研究上,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大类。其中,定性分析与企业管理、组织行为学等学科联系密切,从大的学科分类来看属于管理学中工商管理的范畴。与此同时,农业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多的借助于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构建数理模型,对农业经济学科的相关问题展开定量研究,并逐步向主流规范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方向转移[2]。

三、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的快速成长和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极大推动了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平稳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1.农业区域布局规划得以确立

我国农业资源与区划萌芽于20世纪初,正式创建于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一个内容由浅入深、工作由点到面、范围由小到大的过程。70年来,农业区域布局区划历经了三个阶段。

(1)农业资源与区划的初创期(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工作,分别于1951—1954年、1960—1961年和1973—1976年开展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农业资源考察,全面系统的调查了解了全国土壤、水、农业生物资源和农业气候资源等状况,基本掌握了我国农业资源分布特点,明确了生态环境特征与开发利用前景。该阶段,农学、农业经济学界融入研究领域,研究范围拓展到了综合资源调查,并开展单项和综合农业区划试点。相关工作的完成形成了一些重要成果,如提出了诸如《中国气候区划(初稿)》《中国自然区划草案》《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初稿》等一些综合区划和部门区划,也发展了区划研究的相关方法论,对学科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2)农业资源与区划的发展期(1979—2000年)。改革开放为农业资源与区划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契机。1978年科学大会制订的《1978—1985年全国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便包含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研究要求,次年国务院成立全国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委员会,同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设立了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随后,全国各地陆续成立相关机构,推动了农业资源调查、农业部门区划、综合农业区划和专题调查研究等相关工作的有组织、有计划开展。期间全国共有2108个县完成了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形成了国家、省、地、县纵向配套的农业资源与区划体系,取得了全国农业现状区划、中国综合自然区划(概要)等一批重要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不同规模尺度上的农业资源及其区划成果图件4万多幅、统计数据与研究报告8万多项,相关成果汇集成中国农业资源区划数据集并转为电子版本实现网上查询[3]。

(3)农业资源与区划的成型期(2001年至今)。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与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需要,21世纪以来国家农业主管部门先后组织开展了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编制工作。为充分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农业农村部陆续颁布实施了《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年和2008—2015年)》和《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6—2015年)和(2013—2020年)》。经过几年发展与建设,优势农产品生产日益向优势区域集聚,粮食作物九大优势产业带、经济作物优势区域、养殖业优势区域和水产品养殖带等布局初步形成并趋于稳定。在绿色发展的指导思想推动下,《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编制形成并印发。在该规划中,通过综合考虑各地农业资源承载力、环境容量、生态类型和发展基础等因素,将全国划分为优化发展区、适度发展区和保护发展区三大区域,因地制宜、梯次推进、分类施策,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2.农村体制机制改革纵深实施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系列改革的重要开端。改革废除了“一大二公”和“大锅饭”的旧体制,建立起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简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一场自下而上的体制创新。改革前夕,农业高级合作社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力,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部分地方农民群众自发开展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及类似的包干到户,中央默认并开展试点,次年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召开“七省三县座谈会”,专门讨论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基于这一工作的良好效果,1980年中央转变态度并在9月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通过了国家农委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会后印发全党,史称“75号文件”,文件承认了少数地区实施双包的合理性,引领了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大变革。1981年12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国家农委起草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并经杜润生同志建议,于次年被中共中央批转成为首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至此,多种形式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承认并几乎全面放开。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在理论层面上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1991年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明确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4]。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革了农村土地制度,是改革初期我国农业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这一制度促使了农民与土地的紧密结合,从生产积极性、技术效率和技术采用三个方面推动了农业生产增长,在改革初期对各类粮食作物生产增长的贡献约为35%~50%。与此同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双层经营制度的建立,为国家后续农业农村配套改革奠定了现实基础[5]。

(2)农产品市场化改革。农产品市场化改革是我国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发端。改革的核心就是引入市场竞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统购统销政策的逐步取消。起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购统销政策是基于当时为应对城镇人口迅速增长和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农产品供不应求问题而出台,伴随着1953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便开启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实施。

但1978年以来,国家开启了渐进式改革。在最初阶段,实施了在不触及统购统销制度的前提条件下,有计划地提高农产品价格,逐步减少统购统销农产品品种,放开集市贸易,允许部分农产品议购议销和自由购销,将市场因素纳入进来。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出台,标志着除少数品种外,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被取消。随后,受大宗农产品产量连续4年徘徊不前的影响,国家又开始了对粮食实施“双轨制”,对棉花等农产品实施统一收购经营制度。1990年以后,郑州中央粮食批发市场与地方粮食批发市场相继建立,同年国务院筹建国家粮食储备局,对粮食收购实行最低保护价制度,并建立粮食专项储备制度。199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形成市场购销为主、合同订购为辅的农产品市场格局,同年全国范围内取消口粮定量办法,价格随行就市[6]。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目标。之后,改革不断向前推进,陆续推出农产品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等制度。

进入21世纪,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迎来了新一轮农产品市场化改革。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开始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补贴。除了出台良种补贴、种粮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制度外,政府还对水稻、大豆、小麦和玉米等主粮实施保护价敞开收购,并于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从此,粮食生产连续增长,实现了“十二连增”的卓越成就并保持6亿吨以上的生产能力。近年来,面对农产品价格倒挂、进口压力加大等挑战,我国农产品市场化改革采取了新的应对措施,比如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坚定推进玉米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改革,调整完善大豆、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等,目的在于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系列政策的指向性和精准性,以保障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农产品市场化改革推动了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发展,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随着这一改革的持续推进,农产品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体系发育不断完善,形成了以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中心、城乡集贸市场为依托的市场网络,基本形成了农产品价格机制和农产品宏观调控机制。与此同时,改革降低了农业生产资料购买成本,增加了农民生产投入,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农产品销售价格,提升了农业资源配置效率,调整并优化了农业生产结构,增强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7]。

(3)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认识与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认识与选择问题,理论界大致有三次大的讨论[8]。

第一次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的这一时期,形成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初步认识。在这次讨论中,理论界把农业现代化概括为“四化”,即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水利化,同时认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以此来武装农业,以实现对农业的改造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后来的“七化”,即: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化、品种优良化、栽培科学化、饲养标准化、大地园林化和公社工业化,这些内容涵盖了对生物技术(如良种问题)、生态环境(如大地园林化)和农村工业(如公社工业化)等问题的考虑。这种对于农业现代化的“四化”或者“七化”的初步认识与概括,大体上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状况和在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对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客观需要。

第二次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通过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梳理,形成了对我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进一步认知与认识。随着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农业生产发展环境的变化,理论界又一次开始了对农业现代化发展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基于农业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成效与实践效果,再加上世界农业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以及所取得的一系列巨大成就,大大拓展了人们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空间,丰富了对现代农业发展内涵的深层理解,进而形成了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进一步思考。于是便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新四化”的概念,即:机械化、科学化、社会化和商品化,并由之而替代了过去的“老四化”,认为:农业现代化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装备来武装农业,用现代经济科学来经营管理农业,用社会化、市场化的科学理论来改造农业”。基于这一时期对农业现代化的上述认识及相应的思考与讨论,对于如何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机械技术现代化和生物技术现代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等。

第三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世界农业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农业发展方式的不断变化,形成了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认识的进一步深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升以及对农业发展的作用强化,人们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与思考也在不断深化,加上对第一次与第二次的认知累积,人们对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概念逐步形成了一致性的看法,认为: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也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过程,是不断发展农业综合生产力和不断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的过程,同时也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并实现与资源、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用现代技术体系改造农业,用现代工业装备武装农业,用现代经营意识与市场经济观念来组织和管理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来提升和发展农业,用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理念来引领农业,最终促使农业与农村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的目标顺利达成。

从上述的发展演进与三次认识进程看,农业现代化事实上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历史概念,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程度与水平的认知也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据此,可以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面对我国地域类型多样和各地层次差异明显的客观现实,因地制宜地选择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取向。

3.农业农村扶持政策日臻完善

(1)粮食收购双轨制。粮食收购双轨制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价格管理政策,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创新性政策设计之一。20世纪80—90年代,政府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如确定订购量和较低的订购价)和激励机制(如确定议购量和实施接近市场价格的议购价)直接控制部分粮食以稳定粮食供给,并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粮食收购任务后,将剩余或自留部分在市场进行销售[9]。

粮食双轨制是农村农业改革后宏观环境、资源配置方式和微观经营基础等变化后的内生性产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粮食产出迅速增加,同时,在市场化改革取向下的最初单纯提高粮食收购价而销售价格变动较小,造成了巨大财政负担。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开始实施粮食“合同订购”制度,订购价按“倒三七”比例计价。之后,粮食市场价格下跌,导致生产停滞不前。鉴于对生产停滞的担忧以及“合同订购”带来的巨大政策成本,政策内容随即调整,即“合同订购”为国家任务,国家恢复对粮食生产的强制干预。至1990年“合同订购”改称为“国家订购”,国家在强制性干预粮食生产和市场的同时,采取投入补贴,如1987年出台的“粮棉三挂钩”政策给予农民化肥、柴油实物补贴,1993年后该补贴政策改为货币支付。此后,伴随粮食供求形势的变化和农产品市场化进程的加速,粮食双轨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作为渐进式改革理论在我国的创新实践,粮食双轨制具有时代意义与现实价值。当时而言,粮食双轨制通过提高农民自留量、提高议购价格、降低订购量和提高议购收购量,有效促进了粮食生产,保障了城市农产品供应,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一定基础。综合来看,作为20世纪80—90年代期间特定背景的制度产物,双轨制尽管具有较高的实施成本,但通过帕累托改进减少了摩擦成本,以小步快走的形式促进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演进。

(2)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我国农业发展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制度创新。体系于2007年底正式启动,按照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依托具有创新优势的中央和地方科研资源,针对每一个大宗农产品设立一个国家产业技术研发中心(中心由若干功能研究室组成),并在主产区建立若干个国家产业技术综合试验站。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新世纪我国现代农业建设要求下的科学安排。2007年12月,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印发《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实施方案(试行)》,配套印发《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共同开启了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并选取水稻、玉米等10个产业开展试点,2008年联合印发《关于地方开展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同时全面启动了50个以农产品为单元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此后,相应体系运行机制不断发展完善,于2009年出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人员考评办法(试行)》,于2015年出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绩效评估工作方案》,“十三五”期间进一步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发展新要求,在保持50个体系总量不变情况下,通过合并小体系、适当新增部分体系、新增部分岗位和试验站等方式,进行了体系内部的结构调整与功能优化。

作为农业科技领域的一项重大管理创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在提升农业产业技术水平、增强农业竞争力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以农产品为单元,以产业为主线,以问题为导向的50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截至2017年,共取得130项标志性成果和328项重大成果,显著提高了我国农业科学研究水平和产业技术供给能力,有力支撑了国家粮食连年丰产、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增收。

(3)农地三权分置。农地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土地制度创新。农地三权分置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丰富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其中:土地集体所有人对集体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土地承包权人对承包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土地经营权人对流转土地依法享有一定期限内占有、耕作并取得相应收益的权利。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是实践问题引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规范。1978年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形成,将集体垄断的农地产权制度转变为集体所有权和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世纪90年代至2013年,国家陆续调整承包土地不可流转的规定,以适应城乡要素流转格局和土地规模经营需要。结合前期各地三权分置探索,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关规定将农地三权分置从指导思想转为实际操作,拉开了改革序幕[10]。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明确了“三权分置”的提法,提出要“科学界定‘三权’内涵、权利边界及相互关系,逐步建立规范高效的‘三权’运行机制”。2017年,党的报告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

农地三权分置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在理论层面上,农地三权分置拓展了承包地物权体系,巩固了承包经营主体的财产权利,有利于细分农地产权结构,降低市场交易成本,重构了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基础。在实践层面上,农地三权分置有助于维护农民财产权利,实现土地权益的多元共享,促进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社会权力关系,形成农村多主体合作治理局面[11]。

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前瞻

经济社会发展与时代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研究选题。伴随着我国改革步入深水区,在农业农村领域也推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政策举措与发展主张。作为具有理论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特点的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其研究与发展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引领发展方向,深化研究领域并推出新的成果。在经济与管理学科领域和农业科技领域,以1998年1月到2019年4月的中国知网(CNKI)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文献库为数据源,采取以“农”为关键词的高级检索方法,共检索出7313篇文献,经过文献计量和通过对关键词聚类分析,从中提炼和归纳出农业经济管理研究的前沿与趋势,认为在以下几大重点领域内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仍有许多值得深化和拓展的空间。

1.减贫与发展问题研究

伴随中国扶贫攻坚战的稳步推进,凭借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上的重大意义,贫困问题势必保持较长时间的研究热度。在理论层面上,贫困的治理机制探讨经久不衰。“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人力资本理论在“扶智”上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案,即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技能积累,而“扶志”问题依然有待解决。针对贫困人口中的“懒汉”问题,基于学科交叉的认知来科学分析其贫困心理、内生动力与外部贫困文化,将是贫困理论的重要突破方向[12];围绕“三区三州”等为代表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低水平均衡陷阱”和“空间贫困陷阱”的形成机理有待理论深挖。现实层面上,扶贫机制与返贫预防有待优化,尤其是针对2020年全面脱贫后的新贫困问题,涉及标准制定、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体系建立、基于权利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保障扶贫投入的财政金融改革等诸多内容[13],均需要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2.农地制度安排研究

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土地作为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其制度安排及变迁事关重大,备受各界关注。新一轮农地确权对承包地的制度安排直接关乎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如“生不增、死不减”的身份产权固化势必给农村内部社会结构、城乡一体化发展带来冲击,相应亟待补充围绕乡村治理与城乡要素流动影响的研究;农村土地制度中的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与制度创新,如何正确评价改革成效、科学评估改革推广的社会经济影响是摆在学界与政界面前的现实问题;规模化经营发展潮流下,有关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和农业合作社经营为代表的规模经营模式的研究成果丰富,相对而言,资本下乡办农业企业和国有农场统一经营仍停留在政策倡议层面,有关的经营机制设计、经营绩效比较有待研究跟进。与此同时,如何平衡规模经营与小农生计、安置被挤出的“落后小农”这一现实问题也有待研究补充。

3.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

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日益凸显,推动了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围绕与农业密切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估仍是研究热门,包括量化气候变化、外源污染等环境因素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测度农业生产活动引发的面源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生态环境冲击,以及评估耕地保护、休渔禁渔等农业政策的环境影响;另一方面,农业之外的广义环境问题研究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选题,要求立足国家层面,评估评价土地、水、矿产、森林、草地和海洋海岛等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政策对生态系统的整体与局部影响,论证如何协调自然资源资产与经济增长、实现资源永续开发。相关研究愈发强调经济学与农学、资源环境科学、地理学、计算机科学的跨学科合作,将生态环境演进融入经济社会分析框架,构建包含资源环境约束与气候变化冲击的区域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开发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动态模拟资源与环境政策的综合影响,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14]。

4.食物安全与消费研究

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引发的需求推动、耕地和水资源引致的供给束缚共同作用下,食品经济问题愈发突出,尤其是关于从量转质的食品安全探讨将愈加激烈。理论层面上,食品经济的内涵应该与时俱进,打破传统由生产到消费的单一供应链条,构建以消费者为中心、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辐射复合型功能网链,在食品市场分析模型拓展中引入政府、企业等行为主体,以明晰政府和市场双方力量在现代食品体系中的角色职能。应用层面上,围绕食品价格波动,农业生产力增长速度放缓引起的供需间不平衡、价格波动时期决策者的决策行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等都是食品经济有待回答的应用选题;围绕现代食品生产体系,如何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中国食品生产、物流与营销发展是全球趋势;围绕食品营销,食品企业的伦理道德、食品消费心理与行为、食品营养与安全等领域研究仍有待深入[15]。

5.农业科技推广研究

科技创新是农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驱动力,围绕农业科技推广问题,未来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科技创新政策研究。涉及高校科研机构为主体的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农业企业的创新激励和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何去何从等问题的探讨,作为面向社会经济转型现实研究议题,其研究主体更多是扮演政府智库角色的机构与学者。二是农业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分析。随机前沿分析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不断发展,使得对技术效率的测算分析不再局限于国家或地区层面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而是拓展至微观层面农户、农场和农业企业等单元的生产经营主体,以及把创新成果视为产出的农业科技研发效率,并进一步实证分析影响效率的内外部因素。伴随大数据时代数据获取上的便捷化,农业企业有关的科技研发与技术进步评价分析将是今后的发力点。三是围绕农户的特定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农技推广问题需在内容上引入跨学科的社会经济因素以拓展经典的微观经济行为解释机制,在方法上基于情景选择实验的问卷调查和现实中开展农技推广的随机对照试验也将是新的发展趋势。

6.农村金融供给研究

立体农业论文篇2

为了全面评价我国传统农业,还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对它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水者,把传统农业作为它的土壤或基础,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在农史界,从文化角度审视农业史的,已故石声汉先生是第一人。他的许多论断,至今仍是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注意研究农业文化史的人多了起来。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概述了农业文化的内容和范围,农业文化史研究的层次和功能,并能中国农业文化作了宏观的评估。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对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各方面的特点和影响,作了相当全面的论述,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着。[32d]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一文,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29f]至于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等的专门研究,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着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中特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引用文献

1.马克垚:中国和西欧封建制度比较研究 北大学报91.2

2.马孝劬:发扬我国农牧结合.用养结合的优良传统 中国农史83.1

3.千 里:过密型增长理论——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把钥匙,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4.王毓瑚:中国农业发展中的水和历史上的农田水利问题。北京农大科研资料 80.6

5.王星光.陈文华:试论我国传统农业的生命力 农业考古85.2

6.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 中国农史89.1

7.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 a.中国农学史上册 科学出版社59

b.中国农学史下册 科学出版社84

c.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简史 江苏科技出版社85

8.方 原: a.论我国传统农业经验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 农业考古83.2

b.走强化和发展精耕细作传统的路 农史研究83.1

c.从农业的发展史中学到的 农业考古83.1

9.邓宏海:我国农业持续发展需要努力运用生态学和建立生态农业 农业考古88.1

10.石声汉:a.中国农业遗产要略 农业出版社81

b.中国古代农书评介 农业出版社80

11.宁 可:a.西汉农业生产漫谈 光明日报79.4.10

b.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 北京师范学院80.3

12.田人隆整理:关于东方****主义座谈纪要载当化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1

13.史志宏:a.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与农业发展 古今农业92.3

b.清代前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14.卢 锋:a.若干朝代农业生产效率蠡测 人民大学学报89.1

b.近代农业的困境及其根源 中国农史89.3

15.古非:农耕与游牧——中国古代民族融合中文化二元对峙矛盾的格局 固原师专学报90.1

16.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第三章第三节 上海人民出版社90

17.许苏民: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 福建论坛86.2

18.汤晓芳:我国古代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形成与交流 宁夏社会科学89.6

19.刘瑞龙:a.正确对待中国的农业遗产 中国农史81.1

b.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 人民日报83.5.13

20.刘巽浩:a.以无机促有机,无机与有机结合——兼论有机农业 农业现代化研究83.1

b.对生态与“生态农业”问题的看法 农业考古88.1

c.中国农业现代化与精久农业 农业现代化研究90.1

d.持续农业种种谈 世界农业92.3

21.刘建中: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的综合考察 历史教学92.1

22.刘志一:科学技术史新论 辽宁教育出版社88

23.刘国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和传统文化 昆明师专学报87.1.2

24.孙声如:我国传统农业的间套混种与当代立体农业的新发展 古今农业90.7

25.吴承明:a.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国经济史研究88.2

b.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 中国经济史研究89.2

26.吴承明.侯方:评外国学者对旧中国经济不发达原因的分析 经济学动态81.9

27.吴 慧:a.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 农业出版社85

b.清前期粮食的亩产量.人均占有量和劳动生产率 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28.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 历史研究84.1

29.李根蟠:a.试论中国古代农业史的分期和特点载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诸问题

福建人民出版社90

b.略论春秋以后我国畜牧业的发展 东岳论丛80.4

c.我国古代的农牧关系 平准学刊第一辑 商业出版社85

d.试论我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历史与现状 载现化农业论丛 农业出版社81

e.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特点的再思考 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f.中国古代农业 天津教育出版社91

30.李伯重:a.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 中国农史84.1

b.“桑稻争田”与江南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中国农史85.1

31.李凤岐.邹德秀:从现代农业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看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

农史研究83.1 农业出版社出版

32.邹德秀:a.中国的传统农业技术对新农业改革的启示 农业考古85.1

b.中国近代农业科学落后的原因 大自然探索83.2

c.中国古代农业与中国社会发展 农业考古89.2

d.中国农业文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92

33.杨直民.董恺忱:集约农业发展过程和趋势的初步探讨 学习与探索80.1

34.陈 平:a.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

学习与探索79.4

b.社会传统与经济结构的关系 学习与探索82.1

C.中国单一小农经济结构分析 学习与探索83.1

35.陈 江:清代经济增长轨迹试析 思想战线91.6

36.陈学凯:论中国特征的农业家族文化及其矛盾 湘潭大学学报88.1

37.姜义华等:《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前言 重庆出版社88

38.佟屏亚:a.在现代农业中发扬传统技术 农业考古85.1

b.试论“生态农业”思潮及其影响 中国农古88.4

c.我国吨粮田的实践与思考 农业考古90.2

39.张企曾:农史研究与农业现代化 农业考古83.1

40.张立文:传统学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9

41.张沁文.王文德:生态农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农业考古86.2

42.范楚王:a.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特点 古今农业88.1

b.中国古代农学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

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三卷第三期84

43.孟庆琳.王朗玲:论水利农业与中国封建制度 学习与探索91.6

44.郑炎成:论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及其向现代农业技术的跃迁 农业考古89.1.2

45.季羡林:a.“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创刊号93

b.神州文化集成丛书序 新华出版社

46.郝盛琦等:树立社会主义大农业经营思想,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经济研究80.3

47.俞荣梁:a.建立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补农书》的启示 农业考古85.1

b.生态农业的雏形——读《农桑经校注》琐记 农业考古86.1

48.席海鹰:论精耕细作和封建地主制经济 中国农史84.1

49.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技史稿 农业出版社89

50.梁家勉:a.从“三才”观到制天命而用之的人治观 农业考古89.2

b.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 学术研究

51.梁树春:a.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的思考 农业现代化研究87.2

b.对石油农业和生态农业的再认识 农业现代化研究88.3

52.唐启宇:中国农史稿 农业出版社86

53.唐德高:a.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 农业现代化研究87.5

b.我国古代生态学思想和理论 农业考古90.2

54.郭文韬等:a.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 中国农史83.2

b.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86

55.钱 穆:农业与中国文化载于《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集中

重庆出版社88

56.游修龄:a.清代农业的成就和问题 农业考古90.1

b.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历史启示——中国与日本的比较 古今农业93.1

57.章有义:近代东北地区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一个实证 中国经济史研究90.3

58.曹隆恭:试论我国农业的历史特点农史研究第二辑 农业出版社83

59.董恺忱:a.世界农业发展述略——兼论东西方农业的特点 世界农业80.3.4

b.从世界看我国的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 农业考古83.2

c.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和集约农法词义辨析 平淮学刊第二辑,商业出版社90

60.董恺忱.杨直民: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 农史研究第四辑,农业出版社84

61.程洪:美国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趋势与特点 历史研究88.4

62.薛国中:16-18世纪的中国农业革命 武汉大学学报90.2

63.薛涌:中国文化纵横谈——林维明教授采访记 社会科学86.8

64.许倬云:中华农业史导言 台湾商务书店79

65.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概论 载中华农业史 台湾商务书店79*

66.任觉民.孔一士:谈现化农业的困扰及出路,兼论中国农业前途的抉择 香港(抖擞)80.5

67.李约瑟:历史与对人的估评——中国人的世界科学技术观,载李约瑟文集

辽宁科技出版社86

68.熊代幸雄(董恺忱译):论中国旱地农法中精耕细作的基础 中国农史81.8

69.饭沼二郎(董恺忱译):古代旱农在世界农业史上的地位 平淮学刊第五辑上册,

光明日报出版社89

70.Wen Dazhong and Davld Pimenbel (1986)“Seventeenth Centrry Organic Agriclture in China:1.Cropping Systens in Jiaxing Region”Humam Ecology.14:2:15-28

转引自张瑞德: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危机——近人研究成果的评述,(打印稿)

71.帕金斯(伍丹戈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84

72.黄宗智:a.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译本)中华书局86

立体农业论文篇3

[关键词]  农业推广; 学位论文; 质量; 评价体系

农业高校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技术和人才支持,积极培养应用型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本地区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产学研相结合、理论提升实践应用的优势,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2005年教育部吴启迪副部长提出大办发展专业学位教育,是我们今后学位和研究生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以及发展专业学位教育,要认真研究专业学位教育规律,把专业学位教育作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1 ] 。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教育就是为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各行各业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而设立的,是因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而发展的[ 2 ] 。10多年来,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立足于紧密结合社会需求和职业背景,有效吸纳和使用社会资源,密切学校与农业、社会有关部门的合作,建立联合培养基地。

攻读专业硕士学位的研究生,通过以应用型、着眼于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能力为主线的教育后,他们的研究课题成果又很快投入到社会需求中去,在农村、农业建设中发挥显著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农业推广专业硕士学位的持续发展。专业硕士学位教育已被实践证明是一条源于实践,深化理论,创新发展,应用提高的有效高层次人才培养之路。

一、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的要求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学业中最重要的环节。

1981年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对硕士、博士学位的授予条件作了明确的规定。在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方面,硕士要求坚实地掌握理论知识,且专门知识是成系统的;博士则要求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在知识上呈现了逐级递进的要求。在工作能力方面,硕士除具备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外,还强调具有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博士不仅要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而且要作出创造性的成果,突出了层层提升的能力要求。而研究型学位与应用型专业学位对论文的要求又突出了理论深化和应用转化的区别。推荐阅读:中职教师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毕业论文

学位授予条件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在对学位论文的要求中。研究生学位论文以选题、开题、研究、分析、总结,到修改成文答辩的全过程也是对该生理论与技能、知识与分析理解的全面检验,也是综合能力培养与提升的过程。所以,撰写学位论文需要涉及的因素很多,它必须有前沿性、创新性,又必须要有应用性和前瞻性,要有技术性又要有条件利用性等因素[ 3 ]。

二、农业推广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的特色

农业推广专业硕士学位的性质决定了专业硕士学位的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应用型的人才。而硕士研究生获得学位的前提条件之一是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因此,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已成为衡量我国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一个标准。农业推广专业硕士学位论文既有社会科学类,又有自然科学类的内容,从各个方面,各个层次探索研究农业范畴的问题。以目前已毕业的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性质来看,可分为理科型、文科型和文理兼并型等3种。与研究型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相比,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题材空前广泛,特色明显,源于实践,用于生产,创新独特,成果丰硕。归纳起来,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存在题材广泛、应用性强、创新突出、层次明显等特色。

立体农业论文篇4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1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3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5]郑有贵.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J].党的文献,1999,(3).

立体农业论文篇5

[ 关键词 ] 农业保险; 社会保险; 商业保险。

近年来,农业保险相关问题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中共中央连续六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发展农业保险作出部署,国务院也早已将农业保险立法工作列入规划①。这一方面表明党和政府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许可以反映农业保险立法工作遇到了一定的障碍,因而迫切需要我们再度审视农业保险基本理论问题,为尽早克服立法障碍,完成立法规划而努力。本文以现行法律为基础,以公、私法区分为视角,分别从农业保险的概念、运行和立法三个方面,讨论农业保险的基本问题。

一、“农业保险”的含义。

在学界关于农业保险的定义中,典型的表述为:“农业保险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 即保险人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 对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经济保障的一种保险。”[ 1 ](P236)或农业保险指“以长期和收获期的农作物、经济作物、禽畜和水产养殖动物为保险标的,在保险标的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损害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 2 ] ( P2 ),或“适用于农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和林业的保险”[ 3 ] ( P12 )。可以看出,上述定义均采用“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 农业保险被定义为“农业生产领域的保险”。单从概念定义的角度看,如此定义农业保险尚无问题,但从立法角度看,将指代如此含义 的“农业保险”一词作为一个法律术语使用于法律文本,则未必恰当。

我国《保险法》(2009 年) 第186 条第 1 款规定: “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②立该法条的目的无外乎两个,一是宣示国家对发展“农业保险”的责任,二是厘清“农业保险”与保险法的关系。但现实是,一方面,我国至今没有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对农业保险作出“另行”规定; 另一方面,“农业保险”不但存在,且在政府的鼓励、支持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农业保险市场。[ 3 ] ( P114 )这种状况难免让人产生法律适用上的疑问——— 该法条既然明确规定 “农业保险”应“另行规定”,自然应得出“农业保险”不受《保险法》规制,也不受《保险法》确立的主管机关管理的结论。但事实上,我国目前正在试点开办的“农业保险”却确实应受《保险法》规制,并实际由保监会监管。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并不是实务运作藐视或违反立法,而是由于相关概念的混淆和立法技术的粗疏。

实际上,“保险”一词本身并不是一个严谨统一的法律术语。保险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狭义的保险指的是商业保险,广义的保险除商业保险外,还包括社会保险。[ 4 ] ( P19 )商业保险受保险合同法的规制,当事人之间产生私法上的关系; 社会保险一般受专门立法的规制,当事人之间通常产生公法上的关系。只是由于商业保险一枝独秀,以至于人们一般将“保险”与“商业保险”等同。

此外,我国商业保险采取的是合并的立法体例,即将商业保险合同法与商业保险组织法同时规定于一部法律中,并命名为“保险法”。相比单独制定保险合同法和保险业法的立法体例,这种统一的立法体例通常会进一步掩盖保险、商业保险、社会保险等几个相似概念的差异,尤其是容易使人误认为《保险法》是规范一切保险的法律,进而造成法律适用上的偏差。

农业保险虽特指农业生产领域的保险,但其既然名为保险,自然在逻辑和现实上都会面临上述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价值,政府往往基于特别的政策考量,对农业保险采取异于一般商业保险的模式,故保险、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概念混淆的问题,在农业生产领域保险制度中有被放大的可能。

无论我国采取何种模式,在逻辑上农业保险都可以被区分为农业社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③前者当事人间属于公法关系,后者属于私法关系。因此,我国《保险法》第 186 条第 1 款中所谓需要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的“农业保险”,实质仅指产生公法关系的农业社会保险。其需要“另行规定”的原因,在于农业社会保险属于公法关系,依据依法行政的原则必须有特别的法律渊源,不能适用作为私法的《保险法》、《合同法》,[ 5 ]而正在我国如火如荼试点和开展的各种所谓的农业保险,实质均属于商业性农业保险,其产生私法关系且不受《保险法》第 186 条第 1 款的制约。据此,上述《保险法》中看似矛盾的现象,便通过对法律文本的限缩解释得到了解决。

区分“农业保险”、“商业性农业保险”、“农业社会保险”这几组概念,我们还必须分析我国《农业法》中的有关条文。《农业法》(2002 年) 第46 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其第 1 款宣示国家对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负有义务,第 2 款区分了“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并赋予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在农业保险中的合法地位,第 3 款明确规定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

与 1993 年《农业法》第 31 条相比,该条文修改的幅度虽然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条文第 2 款中首次出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互助合作保险”以及“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等表述。而对于这里所谓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与“互助合作保险”以及“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的关系问题,理论上存在较大的分歧。有人认为,从法条的文义及立法沿革看,“政策性农业保险”与“互助合作保险”以及“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并没有交集,前者属于社会保险,产生公法关系,后两者属于商业保险,产生私法关系。还有人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既包括农业社会保险,又包括政府扶持的“互助合作保险”以及“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

我们认为,上述第一种解释显然更符合法条文本本身的表述,④但是,由于当前的农业保险立法和理论研究基本接纳了第二种解释,⑤为了避免立法和研究出现不必要的概念混乱,我们应便宜行事接纳第二种解释。至于第三种解释,因其在与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杂糅之后,更易让人混淆公私法关系,故而不可采。

我们应该认识到,虽然可以通过对法条限缩解释调和实务与法律的矛盾,但法条文本本身存在的争议并不会消失,今后仍可能随着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或创新而重新浮起甚至放大。但遗憾的是,当前有关农业保险的研究往往都忽视了这一点。[ 6 ]事实上,从比较法上观察,各国都极为重视农业保险基本概念的问题,例如,日本于 1947年将其《农业保险法》与《家畜保险法》合并,制定了新的《农业灾害补偿法》

[ 7 ] ( P11 )。虽然该法所规定的补偿制度,实际上仍是不折不扣地以保险基本原理为基础,[ 8 ] ( P776 )但为了彻底区分于商业保险,避免概念和法律适用上的争议,日本立法完全摒弃使用“保险”一词。虽然在具体立法技术上各国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但这种主动避免法律适用争议的意识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二、农业保险的运行模式。

中国保监会曾提出五种发展农业保险的主要模式: 一是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农业险; 二是在经营农业险基础较好的地区如上海、黑龙江等地,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 三是设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四是在地方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尝试设立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 五是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保险等具有农业险经营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 9 ]分析可知,模式一、二、三、五均属于商业性农业保险,区别仅在于保险人分别是专业保险公司、外国保险公司或相互保险公司,模式四我们暂时将其归类于农业社会保险⑥。无论选取何种模式,实际上都逃脱不了农业社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也即公法关系和私法关系的二元分类⑦。

我们首先考察农业社会保险模式。这种模式的农业保险既然属于社会保险的一种,自然产生公法关系,其优势在于直接由政府承保,保险的公益性特征明显。在我国,社会保险部门若能逐步开展农业社会保险,还有进一步促进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权利均等化的重大意义。目前,开办农业社会保险的障碍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建立全国范围的农业社会保险需要动员极大的社会资源,仅仅以必须设立专门机关一项而言,即可谓工程浩大,难度很大; 二是社会保险虽然收费低廉且不以盈利为目的,但为了在更大的范围分散风险,往往表现为强制保险。[ 8 ] ( P733 )但就我国当前情况而言,如果采取强制保险,即便收费低廉,农民也未必认同,反而往往易被认为是“伤农”行为。正是基于这点考虑,《农业法》第 46 条第 3 款明确规定: 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但如果不采取强制保险,由于我国大多数农民并没有把农业生产风险列为其受威胁的主要风险,[ 10 ] ( P2、P75 )故而不愿参加农业社会保险,参保人数越少则风险越难分散,保费就越难以逐步降低,如此恶性循环,高效、顺畅的农业社会保险制度恐怕永远难以建立起来。

实际上,我国早些年曾经错过了一次全面建立农业社会保险良机,若在逐步减少农业税税率时,将合适比例农业税税金调整为农业社会保险的保费,农业社会保险制度或许早已成功建立。而在当前农业生产不需缴纳任何税费的情况下,强制农民购买保险,必然会受到来自农民的强大阻力,这正是我国未来开办农业保险面临的最大障碍。

谈及商业性农业保险,不少人都将“赔付率高”作为其特点,[ 11 ]我们认为该观点在逻辑上存在问题。实践中并不存在任何以“赔付率高”为特点的保险,某种特定的保险如果在经营过程中,保险公司的统计表明赔付率过高,为了保持正常经营和合理的盈利,其自然会在下一阶段调整保费降低赔付率。其实,商业性农业保险的赔付率高,主要是因为保费较低,而保费低又源于农民支付能力的低下。农民购买商业性农业保险的积极性本来就不高,如果保险人因赔付率高而继续调高保费,必然更加无人问津。近年来,商业性农业保险虽然在保费政策性补贴制度下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在保费未提高的情况下,补贴的效果只是减少了农民一方的负担,并没有提高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并未改变赔付率持续居高不下的局面。因此,商业性农业保险的最大困境,是面临作为商事主体的保险公司的盈利目标与农民支付能力低下之间的矛盾。也正是这个原因,国外商业性农业保险取得成功的范例并不多见。 [ 8 ] ( P792 )。

无论是建立农业社会保险还是发展商业性农业保险,在我国均面临较大的困难,其中又以建立农业社会保险为甚。保险贯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念,聚集集体的力量救济遇险的个人,因此,既不愿让农民交保险费又想开办农业保险,恐怕是保险制度不能承受之重。

其次,在论述开办农业保险的优势时,有些学者指出,开办农业保险可以节省政府救灾资金,[ 12 ] ( P2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同样值得商榷。开办农业保险目的是丰富化解农业风险的机制,并提高农业风险保障水平,从而改变传统救灾模式。仅能弥补农业生产者很少一部分的生产风险的状况。社会保险及社会救济均为社会保障的组成部分,在危难时获得政府救济乃是公民宪法上的权利。因此,农业生产者在遭受灾害接受救济的权利并不因开办农业保险而消灭。

未来我国若要开办农业社会保险,若无法实现修改法律强制参保,则只能在初期按照自愿保险的模式试点,并采取措施引导农民参与,逐步扩大参与规模,在更大范围分散风险并及时减低保费。而对于商业性农业保险,我们则应加大保费补贴力度,并对商业保险公司开办农业保险给予税收优惠和运营费用的补贴[ 13 ] ( P58 )。无论是开办农业社会保险还是发展商业性农业保险,困难的最终解决,还要靠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农民支付能力的提高以及农业生产者风险防控意识的增强。

三、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路径。

在公私法区分的基础上,本文论述了农业保险相关概念和开办不同模式农业保险可能遇到的障碍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两类农业保险在立法上的总体规划。需强调的是,探讨两类不同性质农业保险立法的主要目的,在于科学确定两者于法律体系中的定位,并不意味着我国必须同时开办这两类保险。

对于农业社会保险而言,由于其创设公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基于依法行政的原则,如果政府决定开办,必须制定专门的“农业社会保险条例”。该法规应该明确此类保险的社会保险属性,并确立基本原则、主办机关、参保条件,同时还需规定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关系等问题。该项工作可以借鉴《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

对于商业性农业保险而言,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加紧制定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存在两方面令人担忧的问题: 第一,法规的主要内容仅包括政府对某些商业性农业保险的支持、补助等,法规条文主要表现为政策宣示,形式上并不具备完整法律规范的要素; 第二,忽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仍属于商业保险这一事实,在“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中重复作为普通法的《保险法》、《合同法》甚至《民法通则》已有的一般规定。

这样的立法除了能使我们拥有一部规范部分商业性农业保险的专门法律外,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同时,其忽视普通法与一般法的功能划分,给人以政府扶持的商业性农业保险 (即政策性农业保险) 是超脱商业保险之外的制度的错误印象,增大了法律冲突的风险,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我们认为,商业性农业保险领域亟须制定的法律,可以被称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换句话说,我们要制定的法律是公法性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管制法,而不是私法性质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基本法。

商业性保险合同基本问题在《保险法》中早有规定,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商业保险的一种,自然应适用《保险法》的规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应该解决的是农业保险的特殊问题,其实质是基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准公共商品的属性[ 6 ],基于农业需要特别扶持、农民需要特殊帮扶的社会政策考量所产生的在私法关系框架中对一方的特别保护。

其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与劳动合同的立法十分相似。以台湾地区的劳动“立法”为例,台湾地区“民法”中的雇佣合同确定了雇佣关系在私法上的基本问题,“劳动基准法”则确定了公法对雇佣合同的干预。与商业性农业保险立法略有不同的是,在保障程度不高的初期,政府只能支持商业性农业保险中的一部分,使之成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即“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只规范部分商业性农业保险,而“劳动基准法”却约束所有的雇佣关系。我国在劳动立法的过程中,未采用单独制定法律性质属于公法的 “劳动基准法”的立法模式,而是制定了混杂公法私法内容的《劳动合同法》,以致关于劳动合同性质的无谓争议延绵至今,希望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中,我们能汲取该教训。

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的具体内容,我们认为至少应该包括: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定义、特别的准入条件、保费补贴制度、税收减免及经营补助、监管方面的特别规定等。

综上所述,无论是农业社会保险,还是政府扶持的商业性农业保险 ( 即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 ,均属公法的调整范畴。

四、结语。

在我国农业保险仍在试点、农业保险的模式仍在探索中的特殊背景下,农业保险一词的含义实际上是很不确定的。因此,为了避免法律适用上的争议,并为将来农业保险模式的创新预留一定的制度空间,我们反对将“农业保险”一词直接用于立法,而应按照产生公法关系抑或私法关系的不同,区分为农业社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分别处理。对于仍存争议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概念,我们也应基于当前通说,将其理解为政府扶持的商业性农业保险,以保证概念的统一。

无论是开办农业社会保险抑或完善商业性农业保险,我们都面临农民支付能力较低以及农业风险并不被农民视为生活首要风险的矛盾,这个矛盾只能在农业发展和转型中逐步解决。

加强农业保险立法,有利于规范农业保险的发展,开办农业社会保险,基于依法行政的原则,必须制定“农业社会保险条例”,确立主办机关、费率、参保条件、救济等基本法律问题。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不必重复《合同法》、《保险法》已规定的基本问题,而需制定“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确立政府对某些种类商业性农业保险的扶持、对农民保费补贴及对保险公司的特别监管等特殊问题。

无论开办农业社会保险还是发展商业性农业保险,均需由公法规制。当然,虽然社会保险产生的是公法关系,但该制度仍是以民法上的制度为基础构建的,[ 14 ](P50)而研究“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与《保险法》、《合同法》等一般私法的关系,也是私法学者跨公私法研究的好素材,因此,这个过程少不了私法学者的努力。

注释:

①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09年10月19日) ,其中指出: “( 收到) 关于制定农业保险法的议案1件。国务院已将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列入2009年立法工作计划。”

②从法律沿革来看,该规定源于1995年《保险法》第149条。1995年《保险法》第149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在2002年我国修订《保险法》时,该条文变为第155条,内容没有任何改变。2009年我国再次修订《保险法》时,除了将该条前段后的逗号改为句号外,在文字上并没有其他修改。

③关于“农业社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这组概念,笔者可谓思考良久,在“社会性农业保险”“农业生产社会保险”“商业农业保险”“农业生产商业保险”等词组中反复比对,才选定。选择的主要标准有两点: 一是表述简明、含义精准; 二是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④事实上,在保险法领域,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和学者都认为政策性保险与社会保险基本同义。

⑤国务院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工作,交给作为全国商业保险主管机关的保监会牵头办理,显然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属于商业保险的一种特例。即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受到政府政策性扶持的那一部分“商业性农业保险”。

⑥但“五种模式”中所谓的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究竟是何种组织形态,不仅让人产生疑惑,这种表述明显与《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独立责任不符。此外,官方在将“政策性农业保险”等同于“政府扶持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后,又以其指代产生公法关系的社会保险,无疑是概念混乱的表现。

⑦农业保险可以是多层次的,即农业社会保险与商业性农业保险是可以并存的,至于并存模式下可能出现的跨公法、私法间的“超额保险”等复杂问题,本文暂且不论。

 

 

[ 参考文献 ]

[ 1 ] 覃有土。 保险法学 [ M ] .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 2 ] 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 .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注释本[M ] .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9.

[ 3 ] Olivier Mahul, Charles J. Stutley. Government Sup-port to Agricultural Insurance: Challenges and Options for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World Bank. 2010.

[ 4 ] 温世扬 . 保险法 [ M ] .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7.

[ 5 ] Legislative Counsel Office. Agricultural insuranceAct(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省农业保险法草案) [DB /OL]. http :

/ /www. gov. pe. ca /law /regulations /pdf /A&08 -2. pdf,2011 -06 -23.

[ 6 ] 何文强 . 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监管[ J ] . 法学评论,2008, ( 3 ) .

[ 7 ] 吴树波 . 日本农业保险及其启示 [ J ] . 世界农业,2000, ( 12 ) .

[ 8 ] 袁宗蔚 . 保险学——— 危险与保险 [ M ] .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 9 ] 新华社 . 保监会提出五种模式办农业保险 [ J ] .

领导决策信息,2004, ( 2 ) .

[ 10 ] 张跃华 . 需求、福利与制度选择——— 中国农业保险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M ] .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 11 ] 沈诤,魏敬淼 . 农业保险立法问题研究 [ J ] . 行政与法,2009, ( 4 ) .

[ 12 ] 龙文军 . 谁来拯救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行为主体互动研究[M ] .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4.

[ 13 ] 庹国柱, 朱俊生 . 关于农业保险立法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J ] . 中国农村经济,2007, ( 2 ) .

[ 14 ] 谢怀繵 .

立体农业论文篇6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  监管目标  法律监管  农业风险管理局

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农村和农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对农业保险的法律监管更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但在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中如何建构监管法律制度,还有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的明确和清晰将有利于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建立。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性质及其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一)农业保险的性质

    农业保险的性质事关我国未来农业保险法对农业保险的定位和我国农业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建构。

    关于农业保险的性质,有学者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角度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有学者从农业保险具有商品性和非商品性的二重性以及农业保险主体面.临的博弈困境的角度加以分析,由此得出农业保险经营的市场失灵并需要政府大量补贴的结论。[1]

    笔者认为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人们需要的物品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第二类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第三类是自然垄断物品,第四类是共有资源。私人物品是既有排他性又有竞争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自然垄断物品是有排他性但无竞争性的物品,共有资源是有竞争性但无排他性的物品。[2]农业保险的特点——社会效益高而自身经济效益低,反映它具有明显的公益性,但是,农业保险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因为,参加农业保险必须符合一定条件,比如缴纳保险费等,因此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另有学者认为农业保险产品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但更多地趋近于公共物品。[3]

    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因为市场是按照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的,只有在私人物品的范围内,市场机制才是有效率的。由于农业保险自身风险大、社会效益高和经济效益低,所以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按照商品的实际价值进行等价交换。实施农业保险只能是违背商品交换一般规律,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而当农业保险既定的社会效益目标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时,政府就要用“看得见的手”通过国家立法、国家定价、财政补贴等国家干预手段来实现这一特定目标。[4]

    国外农业保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说明农业保险商业化经营的不可行。Wright和Hewitt在研究中发现,历史上使用私人来承担农业保险多重险的尝试无一幸存。对于所有险和多重险,基本上都由政府来直接或者间接经营。在1938年以前,经营农作物保险的私人保险公司都遭到了惨败,最终退出了这一业务领域。[5]美国联邦政府于1938年颁布《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基本原因就是私人保险公司根本无法承担农作物保险的巨大风险。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不可能走商业化道路,而只能是政策性的。与一般商业性保险相比较,政策性农业保险是非营利性的,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目标。继2004、2005和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后,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要求“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各级财政对农产参加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完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探索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从上述中央一号文件的规定可以看出,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已得到国家核心层的认可和支持。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1.我国农业保险监管的理论解释

    一般说来,农业保险监管本身并无独立的理论体系,从农业保险实践来看,其思想基础源于一般的规制理论。其中有三种重要的规制理论:公共利益论、捕获论和公共选择理论。

    (1)公共利益论。农业保险监管的第一种理论解释就是农业保险是担负公众利益的行业。由于垄断、不完全信息和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场失灵”问题,人们呼唤政府法律法规对市场经济激励的部分予以替代。在此背景下,规制的“公共利益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监管是为了服务于公共利益,是为了使人们从不公平和无效率的市场中解脱出来,监管的目标是寻求修正源于市场失效或某些政治危机的资源误配,包括防止和纠正市场失灵引起的对消费者利益的重大损害以实现经济效率最大化,进而对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的一种机制或方法。[6]它强调消费者利益,如当技术导致自然垄断或存在外部性时就不能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时政府应出面干预,因而监管被严格地看作是一种“挽救行为”,它主要是为了消除或降低与市场失灵有关的成本。监管者被认为是对公众利益需求做出反映,并以修正市场实践的无效或不公平为目标的独立的中立的仲裁人,其监管的过程有助于通过消除垄断的滥用而产生的限制性贸易实践,促进市场价格竞争。公共利益论还隐含着政府规制是无成本的,这种观点后来遭受了大量的批评。公共利益论的另一问题是它缺乏明确的机制,利用它所宣称的公共利益能够被规制行动所实施。一些实证研究表明规制常常不能纠正这些市场失灵,规制被认为是失败的。虽然公共利益论总体上还不够健全,但决不能完全废弃。对于农业保险监管,它还是一个重要的论题。

立体农业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金融功能,金融体系,新农村

 

1问题提出

解决农村“三农”问题是每一届政府施政的最大重点和难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的持续发展均需农村金融的支持(林毅夫,2003)。中国农村仍然是一个资金高度稀缺的经济地域,农业是资金要素过度稀缺的产业,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资本高度稀缺(温铁军,2001)。据统计,近年来通过金融渠道和邮政储蓄渠道每年实现的农村资金净流出总额约为4000亿元左右(何广文、欧阳海洪,2003)。农村资金的大量外流使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何广文,2009)。缺乏合适有效的金融机构为农村和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无法满足农村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构成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困境,也是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国内外学者多从强化供给,完善体系等方面提出解决途径,如闫先东、魏晓丽(2009)提出需强化金融机构政策性功能,同时深化信用社改革,积极培育民间信贷组织,允许和引导农民发展资金互助组织。王彬(2008)从农村合作金融功能异化角度提出合作金融形式的重构金融论文,提出通过强制性的农村信用社制度改革来满足农村合作金融需求可行性不高,必须打破原有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因地制宜地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目前关于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构建的研究较少,大部分研究农村金融问题主要是着眼于金融总量、结构、制度等方面,而把农村金融体系作为农村经济的一个子范畴,从金融功能的视角研究各种金融体系构建的还比较少,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弊端有哪些?如何构建创新型农村金融体系?对于这些问题本论文将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2 农村金融体系功能异化的现状

本文就金融体系的设立对象及设立目的不同,把农村金融体系分为政府设立非营利性政策性金融体系;民间自发设立非盈利性合作性金融体系;盈利性商业性金融体系。

2.1农业政策性金融功能异化的现实问题

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目前的功能状况,与农业政策性金融所应该具有的功能以及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极不相称,出现了“农业发展银行难以支持农业发展”的现象。这是当前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功能的最大的缺陷。

目前农业发展银行的筹资功能弱化,资金来源渠道单一,资金来源过度依赖于中央银行再贷款,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特别是无法获得发放农业生产方面的中长期资金,不适应农业政策性金融长期发展的需要。1993年和1996年,农业银行成为国有商业银行后, 其涉农贷款余额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更是逐年降低,其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的重要地位大大弱化。

2.2商业性金融功能异化的现实问题

(1)对于商业银行,一方面由于农村金融业务稀少单一,成本高收益低,各商业银行出于经济效益考虑不愿在农村投入资金。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对农村资金的“倒吸”,使大量资金由农村流向城市。

(2)邮政储蓄方面,国家《邮政体制改革方案》出台以及邮政储蓄小额存单质押贷款业务试点工作的开展之前,邮储是“只存不贷”,使得大量农村存余资金大量集中于政府手中被用于其他行业而非农业。

(3)民间金融方面,由于其自身固有的缺陷,使得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又不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民间金融大都追求资金的高时间价值,容易引发“高利贷”的出现金融论文,使得农村的融资成本高,农民承担不起。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使得民间金融并不能很好地支持新农村建设。

(4)农业保险方面,我国的农业保险也有过长足的发展,但农业保险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农民对风险控制的需求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三高三低”,即高风险、高亏损、高需求和低覆盖率、低供给、低投保率。商业性保险机构的盈利性目标最终不堪承受高风险低回报的压力,纷纷撤离农业保险市场。政策性农业保险则是保险基金规模较小,理赔及风险补偿机制建立滞后,为农保险制度不尽完善。这些都是得使得农业生产没有充足的保障,农业发展艰难。

2.3合作性金融功能异化的现实问题

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合作性金融已经失去了其合作的性质。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信用合作社转型为农村银行,实行商业化管理,致使大量资金外流,由于非农化倾向不断加强,农户间互助合作的性质不断减弱。

民间资金互助合作社受参与人员的资金、信誉等方面的限制,成员规模及适用范围局限性很大,实际运行中由于资金互助社的业务定位有问题,一些互助社也面临着吸存难、内部管理混乱、合作性减弱、内部人控制初露苗头以及外部环境制约发展等问题。

3 农村金融体系功能异化原因分析

政策性金融体系、商业性金融体系、合作性金融体系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主要构成并没有发挥降低农业投资风险,提高农业资金有效配置的功能,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村金融投资风险收益不对称、国家长期政策发展导向、农村金融机构自身服务方面的缺陷等方面。

4.1 农村金融投资风险收益不对称

(1)农民信誉问题导致农村金融投资风险高。我国农民整体素质较低,一些农户的和农村经济组织信用观念淡薄,加之金融机构没有健全的?突信用体制,导致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巨大,金融机构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涉足信用状况不佳的农村市场,农村经济的融资渠道进一步缩小?

(2)农业边际收益低导致金融收益无法提高。农业较低的边际收益使得金融产品的成本无法提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着我国各大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的改制,各经济主体均以追求经济利润为最终目标金融论文,依据比较利益来分配资源,使得农业自身积累的资金很大部分通过商业银行、邮政储蓄等渠道流向工业领域和城市,出现所谓的“抽水机效应”。

4.2 国家长期倾向的工业化政策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本国经济、加快工业化进度是提升本国竞争力的核心。我国经济发展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农业对工业给予的资金支持。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动用一切力量来支持工业化进程,不断压挤农村剩余资金达到以农促工的目的。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仍可通过国有金融机构的资金调拨来增加其在工业领域内的投资。国家的这种长期政策性倾向造成了农村金融匮乏,资金支持严重不足的历史烙印。

4.3农村金融机构自身服务方面的缺陷

农村金融机构在服务功能、管理机制、人员素质等方面远落后于城市金融机构。农村金融机构受人才、交通、通讯、技术、资金等因素制约,其资金利用率低,金融服务产品单一,科技含量低,给客户带来诸多不便,使得农村经济组织及农户纷纷跑到商业银行开立账户,流失了大量资金。

5 基于功能论的金融体系重构相关政策建议

只有通过体系重构来加强农业金融业务的利益性,同时通过担保来降低农业风险才能提高金融机构对“三农”的服务力度,加快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以下从五个方面来分析:

5.1创新“银银”合作方式加强金融机构间功能整合

(1)创新贷款方式。根据农业政策性金融生产扶持功能的内在要求,借鉴国外政策性金融的先进经验,考虑逐步实行农业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银行联合贷款的办法,即政策性银行通过对投资项目发放基础性贷款,使之符合商业银行的贷款条件,诱导商业性金融的进入。

(2)创新担保机制,动员商业银行及其它社会资金流入。通过为农户和中小企业贷款提供信用担保,为商业金融、合作金融信贷资金投入农业和农村创造条件,促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改善农村社会信用环境,从而以少量的资金动员和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流入农业和农村。同时还可以考虑设立风险基金,鼓励农村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发放农户贷款,共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3)创新贴现和转贴现业务模式,促进农业政策性金融生产扶持功能充分发挥。一是对农业生产者和农业企业所持有的与农业政策性金融扶持对象相关的短票据进行贴现。二是对商业银行或者其它金融机构所持有的上述票据进行转贴现。三是商业银行因向农业生产领域发放符合农业发展银行信贷政策和条件的贷款而持有的票据进行贴现。

5.2创新“银企”合作方式促进金融体系功能实现

(1)研究和利用好“市场需求—利益主体”互动联系机制金融论文,通过“公司/协会+基地+农户”等模式,促进“其他职能机构+农信社”合作模式的发展。以扶持龙头企业为重点,积极开展商业性信贷业务,稳步推进农村城镇化和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支持县域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

(2)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部分金融业务通过外包形式给非金融企业,如将信贷营销职能转包给信贷经纪公司等,探索“银企”间的金融合作方式。

5.3创新“银政”合作方式保障金融体系功能运行

(1)利用地方政府拥有信息网络等资源优势,建立农村村民信用体系与信用评估,以期降低农村贷款风险。加强法律建设,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打击力度,大力加强信用教育,建立客户信用档案,完善诚信体系构建,促进农村金融环境的良性循环。

(2)加大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力度,通过完善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引导商业银行为农业和农村经济提供金融服务。

参考文献:

[1]何广文.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困境与路径选择[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1)

[2]李树生、施慧洪.论金融本质与农村金融创新[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1)

[3]闫先东、魏晓丽.在新形势下我国发展现代农村经济政策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1)

[4]张兴旺.关于我国农产品市场问题的几点认识与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9(1)

 

立体农业论文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中国化;演进脉络;历史贡献;展望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1-0034-02

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的最根本特征是实用性、适用性、灵活性与动态性。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社会主义农业改造理论和中国农业现代化基本方略;“第二次飞跃”形成了中国农业“两个飞跃”思想和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理论体系。两次飞跃,突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演进脉络,也表达了其历史贡献。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演进脉络

(一)对农业基础地位论的深化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以苏联为鉴,要求国民经济按“农、轻、重”排序,明确指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农业基础论思想。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挥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把农业摆在“第一位”的思想。因此,中国的改革也是以农业作为突破口的。农业产业的基础性和弱质性构成了它的基本矛盾。20世纪内还没有其他产业能够替代农业的最基础的功能。现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产业的弱质性。于是,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的独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四个方面,强调农业是战略性产业。而明确提出“农业是战略性产业”的是。进入21世纪,进一步明确发展农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建立“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取消了长达千年之久的农业税,对三农给予大量补贴。这就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上进一步升华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基本思想。

(二)农业现代化概念的阐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演进过程中的争论焦点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农业现代化概念的阐释,随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实践的演进而不断发生变化,直到现在,理论界对这一概念仍然缺乏统一认识。20世纪50―60年代,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主要以“四化”来概括,注重的是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缺乏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讨论。20世纪70―80年代,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延伸至经营管理现代化和生产关系现代化。学者开始认识到,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应该适应生产力水平,化运动不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科学化,应把农业的生产和管理逐步建立在生物科学、生态科学、经济科学、社会科学和系统科学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理论界广泛吸收国外农业发展理论,对农业现代化有了更深的理解,认为农业现代化应是科学化、集约化、社会化、产业化的综合发展过程,现代科技、现代装备、现代管理、现代农民既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的又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手段;生态农业或可持续农业才是农业现代化的方向。21世纪以来,农业现代化概念逐渐以中国国情为背景加以阐释。许多学者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从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农业发展的现代要素――投入、经营方式、农村组织制度等,指出农业现代化是多方面变革的集合体,包括产业体系的构建、农业组织形式的完善、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推广、农业制度的创新以及农业发展模式的整体转变,以实现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工农差别,促成农业可持续发展。

(三)农业经营模式的不断探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演进过程中的脉络主线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既吸取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又坚持了集体农庄思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提出以互助组、合作社、高级社三步走逐渐组织农民,1958年建立了“一大二公”的,这种制度安排或组织形式没能使农业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的“第一次飞跃”是废除了体制,在坚持公有制基础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这不是他的发明,而是农民群众的创造。随之发生变化的是粮食由“买难”变为“卖难”。农民获得了支配劳动时间、安排农作物和发展家庭经济特别是发展商品经济的自由权,专业户的出现加深了农村社会分工,推进了农村市场化。中国农业的“第二次飞跃”就是探寻适合于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集体经济新形式。许多学者便是围绕各种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等问题展开了既广泛又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一批理论成果。、也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从所有制、农业产业体系、农业市场体系、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农业生态保护、投融资体制和税费改革等方面,阐述了建设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观点。

(四)对农业发展方式的思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演进过程中的追寻方向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内外包括理论界,虽然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但这里的“重要性”只是为加快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性,把农业发展视为支持工业,其后果是农业结构和农业组织形式的单一化。由于农业发展停滞,改革开放后,有论者指出,“先工后农”并非工业化客观经济规律。中共中央一方面强调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另一方面,鼓励农业多种经营,推动农业专业化、区域化发展,并改变过去单一的集体大农业形式,转化为家庭经营和规模经营相结合。理论界开始探讨农业经营形式和发展方式的中国道路。中共十六大以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形成了一个新思路,即城乡协调发展。它把实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统一起来,尝试建立城乡统筹机制。这个思想要求农业发展方式的科学化。现实对理论的回应,就必须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当代中国学者围绕这个主题,从多个视角对生态农业、绿色农业、循环农业、低碳农业等农业发展方式进行了研究。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历史贡献

与时俱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每一步发展都将对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演进做出重要贡献。

(一)农业现代化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为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条件

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在研究方法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出发来研究农业经济;强调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关系的研究;社会主义农业运行机制的分析与研究;微观研究加深;有选择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研究;对社会主义农村经济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多学科研究等。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的不断改进,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方法论。

(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重大创新

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又丰富了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演变是伴随着中国农业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实践而前进的。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理论是当时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并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概念。70―80年代出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科学解答,其思想的直接来源是农民在实践中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并在以后的演进中得到理论化、合理化。这两大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重大创新,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实践的科学化。

(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深刻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演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跨越式发展

第一,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是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理论,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多元化多层次农业所有制理论。第二,突破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正统”观点,提出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在商品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突破了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计划调节,或者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手段为辅的思想,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四,突破了单一的农产品购销体制,提出了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理论,形成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和重大比例关系宏观协调的观点。第五,突破了单一的分配方式,农民合作组织理论的形成和实践,进一步明确了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第六,明确了社会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水平,从而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新体制,破解了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史中的大生产与小生产的争论,以两者的不断融合为归宿。第七,突破了二元经济结构观点,提出构建统筹城乡长效机制的观点;提出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农业发展模式的理论。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缺陷与研究展望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在接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看,尽管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引起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但是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世界农业发展趋势、西方农业经济理论的现有成果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供给还无法满足中国农业实践的理论需求,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研究仍然与国外理论研究存在差距。第一,理论界在研究中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农业经济的前沿研究基本上都是从国外传入中国后,才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如农业的功能性、农村人力资本研究、农业技术变迁理论、农业制度变迁理论、农民合作组织理论等,无不是从国外引入中国的。第二,基础理论研究的缺乏,使中国理论界对农村改革、农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仍然较多地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和政策解释上,而从理论高度加以归纳、解释并指出其客观规律、内在联系、发展趋势等方面做得不够。第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尽管在方法论上开始注重多种方法的结合运用,但仍有较强的偏好和倾向性,方法论体系的综合性、平衡性有待加强,以更加全面地分析研究问题。方法论主要特点是:重演绎,轻归纳;偏实证,狭规范;究局部,失系统;求个性,缺共性。对调查资料的综合分析,识别事物本质做得不够,而只是根据某一原理做既定推测,证明个别事实。第四,对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农业研究多,对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总结少,也很少有对社会主义国家,例如古巴可持续农业展开的研究。反而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对此做了许多工作。国内的农业区域研究,主要以发达地区成功经验研究为主,对欠发达地区的特殊农业现代化研究较少。由于存在上述缺陷,就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农业现代化研究的理论价值有所降低,不利于理论指导实践。

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变迁存在许多羁绊,但是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且初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理论体系雏形。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中国化,要在完善上述缺陷的同时,加深对农业经济基础理论的研究;加强粮食安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业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模式、农业产业化与农业现代产业体系、农业政策与政府宏观调控、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土地产权制度及其变迁与创新、农业投融资机制设计、区域农业及其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市场化与流通体制、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内在影响机理、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实施机制、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理论研究;要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与西方农业经济理论的研究,加强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共同性、特殊性的研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繁荣与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杨承训.中国农业改革发展30年理论跃升[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7).

[3]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59.

[4]康绍邦.社会主义通史: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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