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问题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16 08:25:57
农业问题论文篇1
明代华北农业的粗放经营
华北地区的二年三熟制，有人认为出现于两汉，形成于后魏[1]。也有人认为始于唐代，但到明清时期才形成一种基本的耕作制度[2]。其实，直到明末清初，二年三熟制始终未能成为华北的种植制度的主要形式。王象晋在《群芳谱》中说：“凡田，来年拟种稻者，可种麦。拟种棉者，勿种，……若人稠地狭，万不得已，可种大麦、裸麦，仍以粪壅力补之，决不可种小麦。”很明显，能够种植水稻、棉花的地区，是华北平原气候、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带。然而据王象晋所说，二年三熟制尚不普遍，其实行的障碍是肥料问题。
华北地区的自然条件远比南方差，农民很难以自己的土地以外获得草木灰、河泥等肥料。而华北的社会条件—商业性农业不发达和作物收益性低，又限制了人们购买肥料使用的可能。因此，为了解决肥料问题，北方农民创始了绿肥作物与粮食作物的套种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指出：“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率皆五六月中骥种。七月八月犁掩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可见，在那时为了解决肥料问题，是以牺牲一熟为代价的。
华北地区实现二年三熟的另一个障碍是劳动力问题。这一问题可从明代耿荫楼在农书《国脉民天》中提出的“亲田法”得到说明。耿荫楼在天启、崇祯年间在山东临淄、寿光做知县，他认为：“青齐地宽农惰，种广收微。”耿荫楼还认为，一户人家是种不了百亩耕地的。耕作时，应把其中的八十亩照粗放经营方式耕种，其余二十亩则精耕细作。如果年成丰稳，这二十亩的收获必比粗放经营的八十亩高出数倍。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王家宾《青州府志序》，青州的民户三十万，耕地为十三万六千顷，以户量地每户平均45亩。青州在明代是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地区。以万历六年（1578）为例，北直隶每户平均耕地为115.79亩。河北与北直隶接近，为117.14亩。山东为45亩[3]。这些省的户均耕地面积都或等于或超过青州，自然都属于“种广收微”的粗放经营之列，是不可能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的种植制度的。
此外，从人地关系的发展来看，当农民还有大量垦殖荒地的可能性时，是不会以实现二年三熟来提高复种指数的，而明代的情况正是这样。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转述明末一河南地方官的话说，河南各府中开封、汝宁、归德、南阳等府，明初因荒芜严重，税粮最轻，经过多年垦辟，“各府之荒芜，皆尽开垦”。北直隶各府的土地，根据《畿辅通志》卷三十二亩赋志所载数字累计，万历年间实丈亩数是492，564顷。比弘治十五年净增222，859顷，增长了八成[4]。山东各府耕地增长的全面情况资料不足，从兖州、东昌两府看，其耕地的增长亦属可观。兖州府辖济宁州，旧额粮地4000余顷，嘉靖二十四年丈量后，增加三倍[5]。郓城县耕地增长，根据崇祯年间县志记载，嘉靖年间耕地竟是明初的十二倍[6]。华北地区耕地面积增长如此之速，而未垦荒地尚多。嘉靖《山东通志·风俗篇》说，明朝“承平百余年，休养生息，济、东、兖颇称殷庶，而登莱二郡、沂济以南土旷人稀，一望尚多荒落。”说明华北地区垦殖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较多的劳动力流向垦荒，必然使原有耕地劳动力更加不足，只能实行粗放经营，根本谈不上实行二年三熟的种植制度，提高复种指数。
[1]万国鼎：《农史文献中所见的农作制》，《中国农报》，1962年第2期。
[2]闵宗殿、董凯忱、陈文华：《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简史》第109页。
[3]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32，明洪武、弘治、万历三朝每户每口平均亩地数。
[4]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5]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6]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清代二年三熟制的发展
雍乾之际，二年三熟制开始在华北发展起来。至乾隆中期，二年三熟制在华北已较为普遍。在《宪庙朱批谕旨》中有大量关于直隶、河南、山东“收获之地布种二麦”以及“麦收之地……耕犁布种晚谷秋豆”[1]的记载。二年三熟制得以在清展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种麦的普及。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北方冬季能够在田间越冬的作物主要是小麦。所以，在二年三熟制复种组合中不能不以小麦为主作物，然而再根据麦收之后积温的多少与生长期的长短来搭配其他作物。因此，华北二年三熟制的普及程度也就取决于种麦的普遍程度。雍正乾隆年间，华北各省大力提倡种麦，如“直隶各州县凡高阜之处以及次等洼地悉皆播种冬麦，比旧甚广，滋长发生，青葱遍野。”[2]顺德、广平、大名三府州县“种二麦者十居八九”[3]。“东省农务麦田最关紧要”，“各属种麦甚广”[4]。至于河南，“产量唯二麦为最广”[5]。清政府鼓励农民种麦，是和推广二年三熟制联系在一起的。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司农司奏请饬令地方官查明瘠薄地亩只令种麦时，遭到了乾隆皇帝的驳斥：“地脉肥瘠不同，其播种所宜应听农民相地土之宜自为布种，可两熟者，农夫必不甘只令一熟，其只可一熟者，亦不能强之再种”[6]。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推行二年三熟制已经相当彻底了。
其二是肥料问题的解决。为了解决肥料不足与二年三熟制的矛盾，北方农民采用了以粪肥代替绿肥的办法。粪肥的应用同人口的数字成正比。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768-1968）》一书中曾指出：“在明代后期，浙江北部嘉兴府施到地里的粪肥，恰好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华南的同一数值相同。那时候，该府人地比率也与三十年代整个华南的人地比率大致相同，大概在人口稀少地区，施用粪肥的数量要少得多。”《致富奇书广集》曾说“北方不能用（人粪尿）”，实际上是由于清初北方地广人稀，而人粪尿来源不足，才得不到相应的重视。这种情况到清代中期才大为改观。十八世纪刊行的北方农书《知本提纲》把肥料分为十类，把人粪归入好的肥料中的第一等，而把绿肥归为一般的最下等。当时山东农书《农圃便览》也有“人粪为上”的提法，可见，这时人粪已取代了绿肥的地位。北方农民还大力饲养畜力牵引大型化所必须的耕畜和中小家畜，以此来获得大量的畜肥。我们从康熙末年行刊的《教稼书》中可以了解到，山东的富盛之家，每年都可以从铺满地砖、深达丈余的大肥料坑中生产出大量被称作“池发粪”的肥料，随着耕畜比例的提高，家畜所具有的肥源性质就更明显了。养猪也大量地发展起来。据蒲松龄《农桑经》可以看出当时山东流行地主强迫佃农养猪以取得肥料的作法。畜肥的增加和随着人口增加而来的人粪的增加，解决了华北肥源不足的问题，使华北的二年三熟制迅速发展起来。
其三是人口的压力。清代的人口问题自康雍之际已见端倪，但真正因人口问题而造成经济压力，还是在乾隆以后。从雍正二年至乾隆十八年，直隶人口由3406843人激增至9374217人，净增175.16%；山东人口由2278305人激增至12769872人，净增460.50%；河南人口由204917人激增至7114346人，净增247.14%；而人均耕地却分别降至7.01亩、7.6亩和10.16亩[7]。人口的激增和人均耕地的剧减造成了粮食供给不足，粮价不断上涨，驱使农民大量开垦荒地。但是，靠垦荒来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必定是有限的，因而进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就成为减缓人地矛盾的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人均耕地的减少也为实行二年三熟制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条件。顾炎武在《日知录集注》水田注中说：“一夫之力，可耕旱地三十亩。”蒲松龄著的《农桑经》也说：“大约春秋田三十亩，必用一人。”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8]中以此作为精耕细作、兼收倍获的标准。按每户七口二丁计算，至此，直隶、山东、河南都达到和接近了这个水平。二年三熟制正是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
[1]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山东巡抚岳睿奏折，《宪庙朱批谕旨》第15函，第5册，第32页。
[2]《宪庙朱批谕旨》第13函，第6册，第10页。
[3]同上，第12函，第3册，第3页。
[4]同上，第15函，第5册，第32页。
[5]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20页。
[6]《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211，第9页。
[7]《清朝文献通考》卷4，回赋4《田赋之制》卷19，户口1。
[8]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11页。
二年三熟制的分布及作物搭配
雍乾之际，华北平原三省已普及了二年三熟制，但因省而异，普及的程度及搭配的作物又有所不同。河南除最南部一直是实行一年两熟制外，其余地区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即春末种高粱或棉花，秋后种麦，来年麦收后种豆或晚谷，周而复始。在作物中，除小麦外，“高粱为盛”，这是因为河南地属平原，夏季多雨易涝，“唯高粱质粗而杆长，较他谷为耐水，故种植者广”[1]。又因为黄河流经河南，两岸堤长工险，每年抢险都用秫秸（高粱杆），向民间征用较多，因此农民普遍种植高粱，再次是小米和棉花。山东二年三熟制也很普及。“坡地（俗谓平壤为坡地）二年三熟……，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子、黍稷等。涝地（俗谓污下之地为涝地）二年三收，亦如坡地，唯大秋概种子……，麦后亦种豆”[2]。作物除小麦外，以豆为多，其次是谷子、子、禾稷等。麦后种豆非常普遍。在蒲松龄（山东淄川人）在康熙四十四年所著的《农桑经》和丁宜增（山东青州人）在乾隆二十年所著的《西石梁农圃便览》中都有“赶雨种豆”，“且割（麦）且种”的说法。山东种豆较多，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征收黑豆以供“京师官兵牧养马驼需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山东和江南相邻，“青白二豆，向充江省粮食”[3]。河北在华北三省中是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区。这主要是受气候和土壤条件的影响。一般来说，保定以南太行山东麓平原地区，水土条件较好，而“农工亦周到”。其他地方，特别是河间、天津、顺天、水平等府，地土多瘠硬或沙碱，“农工亦苟简”。所以不同地区之间单产高低很悬殊。南部地区较高，北部地区则处于低而不稳的水平。如河间府河间县，“地鲜膏腴，竭终岁之力，收入颇寡，履亩但得五六斗，七八斗即庆有年矣”[4]。永平府滦州“不知水利，旱涝皆听于天，计丰岁所收，每亩不过四五市斗”[5]。至于偏远的山区，产量更为低下，易州广昌县在七月即已降霜，该地主要在清明时种麦、豆和五月种粟等作物，即使是丰年，每亩产量也不满一斗[6]。由于河北北部地区天气较冷，土壤条件差，作物的生长期短，通行是一年一熟。因为特别种麦需肥多，种植期长，产量低，所以种植较少；而杂粮因为生长期短，适应性强，产量较高，种植较多。因此，河北是华北平原三省中二年三熟制普及较差的地区。直到民国时期，二年三熟制尚不完全普及。如三河县“有一地纯种一谷者”[7]。河北的粮食作物有小麦、大麦、谷子、高粱和豆类。其中小麦、谷子占有较大比重。“土俗谷雨种谷，小满中黍稷”[8]。“麦既登场……，或以种豆或以种禾”[9]。种的禾名叫“六十日还家”，看来是生长期较短的作物，适合当地的气候条件。
实行二年三熟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首先，从经营效益来看，二年三熟制是一种轮作制，它使土地肥料的缺乏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北方各省，农产种类极多……，凡是充分利用这些不同作物轮植的地方，上等土地无须多施肥料，便可得到很好的收获”[10]。在河南、山东的二年三熟地区，其基本轮作复种方式是：麦—豆—秋杂，这是豆类作物与谷类作物的轮作复种。在这种二年三熟的轮作周期中，安排一季夏大豆，对维持土壤氮素平衡，保证轮作周期粮食的总收量来说，起到了良好作用。因大豆有强大的固氮能力，据文献记载，通过种植大豆能为每亩土壤积累氮素20斤，相当于硫酸铵100斤，或粗肥1万斤。但大豆成熟期晚，不宜直接种麦，经冬闲之后，加强土壤养分的矿化作用，然后种植春谷或高粱，能够增加产量，而且，二年三熟制是以小麦为主作物的，“通常麦价高于粗粮价格一倍”[11]，经济效益远较单种杂粮为优。同年，还可以种高粱、豆类、谷子，解决饲料、燃料等问题。
其次，从劳动效益来看，实行二年三熟制的地区劳动期较长。从蒲松龄的《农桑经》和丁宜增的《西石梁农圃便览》来看，劳动期都在十个月左右，一年间的农活分布，是较为平均的。而一年一熟制的地区一年中最忙的时间只有十几天，农民的剩余劳动时间较多。而且，二年三熟制的轮作换茬方式及其相应的作物布局，可以使春耕秋耕交替进行，使劳动力、肥料得到合理的调剂，便于实行精耕细作。农民通常是把自己的土地分为两部分轮耕的。雍正十年，河东总督田文镜在奏折中描述了河南人民把土地分为两部分轮耕的情况：“豫省民俗大率广种秋麦，并无余地留种春麦。间有未种秋麦地亩，皆留以播种早黍、早谷、芝麻、高粱等项”[12]。乾隆十年，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中也做了类此的描述。直到清末，《清国事情》还介绍了山东烟台附近兄弟二人“四十亩地分作两份，轮换耕作”的情况。农民把土地按作物品种分为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来种植，三月种高粱早谷，五月种豆，八月种宿麦，使播种前后的各种收获和中耕锄草工作也都能合理地安排，从春天到秋天就可以不间断地分配农活了。而且夏季作物收获期按品种不同而分布在六月大暑天到八月秋分的特点，也有利于农活的平均分配。
[1]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20页。
[2]刘贵阳：《说经残稿，沂水桑麻话》。
[3]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第237页。
[4]乾隆：《河间县志》卷3，《风俗》。
[5]嘉庆：《滦州志》卷1，《风俗》。
[6]乾隆：《易州志》卷10，《风俗》。
[7]《三河县新志》卷75，第2页。
[8]《宪庙朱批谕旨》28册，第71页。雍正五年四月十五日署理直隶总督宜兆熊、协理直隶总督刘师恕奏折。
[9]王筠：《夏小正正义》第38页，《丛书集成》1336册。
[10]《北华捷报》，1883年8月3日，第136-137页。
[11]景甦、罗仑：《清代山西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第56页。
[12]《宪庙朱批谕旨》第11函，第8册，第43页。
二年三熟制与华北农业的商业化和集约化
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华北农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自然经济的农业开始向商业化农业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民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商品粮投放市场，并且逐渐地把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部分地解放出来，改种经济作物。据乾隆时编纂的河南《光山县志》记载，当地农民“终岁所入，口食所余，悉以出粜”，“邻县远方车骡运载不绝于途”[1]。同期的《罗山县志》也记载“北人粜贩步小车驱驴往来如织，日去米不下数百石”[2]。当时还形成了经济作物产区和粮食作物产区的分工。如“山东临清州所需粮食，麦、谷由河南贩运。秫梁由天津贩运”[3]。甚至有些地区，种植粮食作物完全是为了出售，如河南嵩县人民食粟、麦而不食水稻。但水稻却在嵩县大量种植，其原因无疑是“多得缗钱”[4]。粮食的商品化还表现在踩曲造酒上。“河南素称产麦之区，遂有山西富商大贾挟其厚资乘麦收价贱时在于马头集镇广收麦石，开坊踩曲。每商自数十万以至数百万块不等”，“耗麦奚啻数千万石”[5]。乾隆初年，围绕着禁曲还是开禁在朝廷上引起一场争论。由于农民手中的余粮必然要找到出路，清廷禁而不止，终于被迫宣布在乾隆三年开禁。
农民不种粮食，改种经济作物，一方面是因为手中有了余粮，另一方面是受市场价格的影响。如棉花价格高，“五谷之利，不及其半”，因此农民种植较多。乾隆年间，棉纺业发达的松江，部分原料贩自山东、河南[6]。直隶种棉，比山东、河南稍晚，但到乾隆年间，已相当普遍。直隶的冀、赵、深、定诸州“栽培棉花者十之八九”[7]。种烟之利，因“倍于百蔬，五倍于五谷”[8]，种植更为普遍。山东的济宁州，雍正年间“膏腴皆为烟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9]，州内业烟者六家，“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10]。直隶、河南种烟也很普遍。“磁人舍本逐末，多种烟叶靛苗，稻田渐减”[11]。河南邓州“纵横数十里，皆烟田”[12]。其次，粗放经营的农业开始向集约经营的农业发展。历史上，华北的农业一直是粗放经营。张士元在《农田议》[13]中曾经勾画出康熙实年华北农业的轮廓，“逾淮而北过山东直隶之境，则平原旷野，千里荒芜，虽有种禾黍者，亦少深耕易耨之功，岁收益薄。”尹会一在乾隆初年所上的《敬陈农桑四务疏》[14]中，也生动地描绘了华北农业的粗放经营景象：“北方地土辽阔，农民唯图广种。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至百亩不等，意以多种则多收，不知地多则粪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面人事疏矣。”然而，这种情况随着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开始发生变化。乾隆中期以后，华北农业出现了集约化倾向。
华北农业的集约经营主要表现在资本集约和劳动力集约上，它是一种把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集中投入较少的土地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经营方式。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华北的农业进入了良性循环；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增加，使农民可以把部分原来种粮食的土地改种经济作物，通过出售剩余的粮食和经济作物获得农业资金，还可以用剩余的粮食喂养大型牵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据乾隆二十年成书的《西石梁农圃便览》记载，山东省青州府日照县西石梁村丁宜曾家喂养的大型牵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就为数不少。二年三熟地不仅产量高，而且能生产商品价值高的麦和大豆。据景甦、罗仑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山东省济南章邱县东矾硫村太和堂李家就是在乾隆中期种植和出售麦子和大豆而发家的。太和堂在光绪时期，除了饲养十七头耕畜外，还饲养着四十只猪和一百多只羊。这些家畜每年可产肥五千余车。从同书中引用的树荆堂毕家的事例也可看到，毕家养有十几头牛和一百多只羊。这三家都是地主，种植方式都是高粱、粟—麦—黍、豆—休闲的二年三熟制，都饲养大量的大牲畜和大小家畜，积肥都比较多，经营都非常成功。虽说他们不一定能完全代表华北农民的经营方式，但是，这种大牲畜耕作的资本集约的经济方式，无疑是当时华北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经营方式。
华北农业的资本集约和劳动力集约还表现在经济作物的种植上。如种植烟草，“必择肥地，用十成粪”[15]，每万株需要“灰粪二三百担，麸料粪水在外”[16]。山东济宁州，种植烟草和种包谷的人工费用是四与一之比。“其工力与区田等”[17]，种植烟草所需的肥料和劳动力因地区而异。据包世臣的估计，烟草需要六倍于水稻或四倍于旱地作物的肥料；在劳动力方面，也要求是其他作物的十倍多[18]。在河北，还种植着靛蓝等经济作物，也是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力和肥料的。至于棉花为集约经营的经济作物，更是无庸置疑的。
总之，华北农业的商业化和集约化是以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为开端的，二年三熟制促进了华北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就此来说，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经济意义。
[1]乾隆：《光山县志》卷13，第6页。
[2]乾隆：《罗山县志》卷1，26-29页。
[3]方观承：《方恪敏公奏议》卷2。
[4]康基渊：《嵩民种田说》，康为乾隆时人，该书作于1765年前后。
[5]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5，5页；卷1，21页。
[6]叶调生：《鸥陂渔话》卷4，引吴伟业：《木棉吟》。
[7]嘉庆：《一统志》卷60，东昌府二。
[8]方观承：《御制棉花图》跋语。
[9]方苞：《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11，《请定经制札子》。
[10]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3，臧咸：《种蜀黍记》。
[11]包世臣：《安吴四种》卷6，14页。
[12]吴邦庆辑：《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水利营田图说》，磁州。
[13]杜修昌：《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史略》。
[14]《皇朝经世文编》户政十一，农政上。
[15]刘贵阳：《说经残稿》。
[16]《清代文字狱档·吴其档舆献策案》。
[17]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3。
农业问题论文篇2
如何解决农业税取消后的三农问题
——来自##县的调查
##县地处五岭北麓，潇水源头，位于湘、粤、桂三省（区）结合部，是某省省的南大门。全县总面积====平方公里，其中山区面积===万亩，耕地面积==万亩，人平耕地=.==亩，共辖==个乡镇，=个林业采育场，===个村（居）委会，总人口==万。全县林地面积====多平方公里，活立木蓄积量====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是一个林农参半的全国重点林业县之一。
====年，##县开始全面贯彻实行对农业税全免的扶农、惠农政策。取消农业税后，作为一个林农参半的林业大县，免征农业税后，农村工作应该怎么管？乡镇干部干什么？乡镇工作的重心往哪里转？=月份，我带领有关人员围绕这些问题，采取召开座谈会、个别走访、现场查看等形式，在全县==个乡镇的==个村进行了为期==余天的调研。调查显示，政府取消农业税后，与之衍生相伴的一些新动向和新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加以研究解决。
一、全县免征农业税前后的基本情况
免征农业税前，====年,全县农民负担农业税、三提五统各项集资等税费总额====.==万元，人平负担==.==元，亩平==元，====年农村税费改革后，农业税====万元，按====年底==.=万农业人口计算，农民人均负担==.==元，亩平==.=元，较改革前人平减少==.==元，减幅==.==%，亩平减少==.=元，减幅==.=%，====年农业税全免，总额====余万元，人平==.==元。
二、农业税取消后的新气象
（一）农民负担有效缓解。免征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之间分配关系由过去的“多取、少予”开始向“多予、少取”转变，====年全县农民人平直接减负==.==元，加上粮食直补资金===万元，良种补贴===.=万元，农民人平减负==.=元。全额免征农业税，杜绝了一切向农民伸手的借口，堵死了向农民搭车收费的路子。调查对象中，均未出现收费现象，基本实现了“零负担”。
（二）干群关系得到改善。免征农业税前，乡村干部强制征收和暴力征收时有发生，干群关系紧张，直接导致了农村非稳定因素的增加。农业税全免后，职责发生转变，乡镇干部的工作方式也随之而变。乡镇干部在工作形式上，从过去“索取型”向“给予型”转变；工作职责上，从“任务型”向“服务型”转变,从过去向农民“要钱、要粮、要命（计生）”的矛盾焦点中解脱出来；群众关系上，从“油水关系”向“鱼水关系”转变，受到农民的欢迎。==%以上调查对象对免税后的乡镇政府表示满意。
（三）种粮积极性得到提高。免征农业税后，加上“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不断落实，农民种田积极性大大提高。弃田抛荒的少了，复垦耕种的多了；粗放经营的少了，精耕细作的多了；撂荒面积减少了，种田大户增多了。====年水稻种植==.==万亩，同比增加=.==万亩；烤烟种植=.==万亩，较上年增加====亩。
三、农业税取消后面临的新问题
（一）乡镇及村组干部的角色转换尚未及时到位。
=、思想观念不适应。长期以来，乡镇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收税，能把税费收齐就是最大的成绩，其他行政职能逐渐弱化。现在沿袭几千年的“皇粮国税”取消了，乡镇工作==%—==%的工作对象没有了，乡镇工作人员人浮于事的现象更加突出。调查中，==%以上干部认为“农民全部减负，干部如释重负”、“农民种田不交钱，农村工作何去何从”。免税后，乡镇干部帮助农民抓调整，首先就丧失了动力机制，因为农民收入增长的快慢跟乡镇干部尤其是一般干部没有直接的利益联系。除计生工作外，乡镇干部大都产生了盲目感，对农业税取消后的工作心里没底。=、工作方法不适应。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土地经营权进一步明确，各项政策深入人心，农民的经营主体意识、民主法制意识明显增强，单纯靠行政命令开展工作已没有了市场和空间，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意义。涉及到新形势下如何创新工作方法、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搞好公共服务、促进农民增收等问题，==%以上乡镇干部表示心里没底。=、发展思路不适应。农业税费一直是乡镇赖以运转的财源，农业税取消后，虽然有基本相当的转移支付，但转移支付是一个定数，只能维持乡镇基本运转，根本谈不上偿还债务、发展公益事业等。农业无税，乡镇财源何来，怎样发展？这对于长期习惯就农业农村抓农业农村的乡镇决策者来说，是最大的难题。有的乡镇领导反映说，农业税取消后，就发展思路角度来讲，乡镇干部的担子不轻反重。
（二）乡、村两级组织正常运转更加困难。一是财力大辐减少。免征农业税后，一般乡镇减收==余万元左右，多的==余万元，财力缺口大，==%以上的乡镇干部误餐补助和其它津贴无法兑现；村级收入较取消农业税前平均减少==%左右，每个村的收入包括各级转移支付平均不足=万元，只占正常运转所需支出的==%。调查显示，全县仅有==%左右的村组织有收入，其中收入上万元的村仅占=%，==%左右的村级组织没有收入。以湘江乡调查的三个村情况来看，====年总收入=====元，总支出=====元，结余=====元，被迫还旧借款=====元，赤字=====元。二是债务积重难返。免征农业税前，==%以上的乡村由于垫税、村级集体企业亏损、重点建设及招待等诸多因素，致使乡镇和村级组织负债现象较为普遍，不堪重负。据不完全统计，全县乡、村两级债务高达====余万元，其中乡镇负债====万元，村级负债===万元，平均每个乡（镇）在===万元以上，每个村在====元以上；其中负债最严重的沱江镇累计债务高达===万元。乡村债务久拖难解已成为一些地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三是村干部队伍难稳定。免征农业税后，村级唯一的集体收入来源被卡断，村级资金严重不足，各村正常支出难以保证。全县村干部年平均工资不足====元，==%的村干部表示每年招待乡里干部的开支就不止====元，村干部成了“倒贴”干部，工作积极性严重受挫。湘江乡村民小组长在取消农业税前人均年发放===—===元，免征农业税后由于经费紧张已取消。四是农业税征收遗留问题多。过去在农业税征缴过程中迫于“双过半”和“结硬帐”，乡镇、村级组织通过借、垫等办法完成任务，有的向银行贷款，有的用乡村干部的工资垫付，目前全县农业税尾欠仍有====万元不能收缴到位，平均每个乡镇==万元左右，致使乡、村债务难以化解，乡、村干部陷入两难境地。乡村偿债压力很大，且因为==%以上是贷款，考虑到利息等因素，债务有上升的趋势。五是农民土地矛盾纠纷增多。由于取消农业税，土地收益增值，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争田要地的现象，由于国家土地承包政策明确规定“土地一定==年不变”，也使部分农户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部分农村人平占地悬殊竟在=倍以上。农村土地二轮承包的遗留问题日渐显露，农户之间因界端不详、面积不实、权属不明产生矛盾，一些原来已退田的农户又要求收回土地自己耕种，少数村将闲置地集中租赁给种田大户或外来户经营，农民现在又要求发包到户或提高租赁费或重新分配。六是公益事业开展困难。免征农业税前，村级集体收入主要来源是农业税附加。免税后，村级的道路维修、塘坝沟渠修整、学校建设等村级公益事业的资金来源骤减，由于资金短缺，农村开展的“一事一议”存在“有事不议，有事难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现象，加上外出务工人员增多导致的投工投劳不足，造成村级公益事业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三）农资上涨，免征农业税后农民增收不乐观。调查表明，化肥等农用物资价格上涨，生产成本“水涨船高”，直接影响农民增收。以沱江镇山口铺村==组农户饶家杰为例，====年发现化肥等各项费用明显上涨，购买同样的化肥平均每亩上涨==元，农药平均每亩上涨==.=元，翻耕、抗旱抽水费每亩上涨==元，地膜、农具等其他物资价格全面涨价。同样的一亩耕地面积所需的农资费用，比上年涨价就超出===元。因此，因涨价而超出的各项费用高出了农业税免税额。调查中，有的村民埋怨说：“上面在骗我们，免了农业税，每年我们要出更多的钱（购买农资）”。
（四）取消农业税对林区发展意义不大，林农返贫未能得到扼制，林农区的经济差距日益加大。“三林”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林区水田面积少，种田方面的农业税本来就不多，免除农业税政策并没有给林农带来多大的实际意义，国家的扶农、惠农政策为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致使粮食价格高位运行，加上自然条件限制、林业保护性政策不到位、林业税费居高不下、部分惠林政策被取消、现行的惠农政策不能充分享受等因素，致使林农返贫更加严重，林区与纯农区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粮食严重不足，吃饭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林区耕地少，人均水田=.==亩，粮食直补政策人均实得仅=.=元。相反由于国家采取粮食收购保护价政策，主要靠买米度日的林农为此每年人均增支购粮款在===元以上。====年以前林农每年自产粮====.=万公斤、林区平价定销粮===.==万公斤、造林抚育补助粮===万公斤，三项====.==万公斤，人均年口粮达===公斤，吃饭问题已经解决。====年以后，林区平价定销粮、造林抚育补助粮被取消，林农吃自产粮和市场购粮。====年===个林业村自产粮===万公斤，人均===公斤，比====年人均减少===公斤，人均年缺粮=个半月。吃“三夹饭”（包谷、红薯条、大米合煮）的现象重新反弹。二是经济来源单一，收入仍然较低。林农基本靠木材采伐销售为生，====前人年均木材指标=至=.=立方米，由于木材径大质高，木材销售价高，林农人均实得===至===元。====年后，采伐指标逐年减少，人年均=.=至=立方米，加之木材市场疲软，销售价降低，兼之受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的影响，扣除一定的运输成本和上交的税费及劳务开支后，林农人均实得仅有===至===元，比====年人均减少===至===元。加上国家实行生态公益林建设和木材限额采伐等林业政策，林农从生态公益林中所得补助仅为=元/亩（扣除管护费，实得=.=元/亩）。且由于生态公益林的划分，导致林农对林木和林地缺少了经营自，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砍一轮树种三年土，解决三年杂粮”的生产生活门路也没有了。雾江乡龙虎村谢冲小组共有林地====余亩，其中====亩被划为公益林，此后，该小组几无树可伐，全组===多人每年仅靠国家按=.=元/亩实得的=====多元补偿度日，人均不足==元。据统计，====年全县林农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其中水口镇仅为===元。目前林区现有贫困户=====户，贫困和低收入人口=====人，占全县贫困和低收入人口的==.=%。三是基础设施差，发展仍然缺乏后劲。目前林区==个组未通电，===个村未通电话，==个村未通公路，===个组未通小四轮、板车路。由于交通不便，林农每年支付木材陆运费===多万元，买米交通费===多万元，人均增支===多元。====年，林区有过伐组===个，占==.=%，这些村组由于无树可伐收入锐减。由于林农用于吃粮、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占收入的==%以上，致使林农发展生产投入严重后劲不足。
三、对策和建议：
（一）积极反映“三林”问题、呼吁国家调整现行有关林业政策。（=）建议恢复已经取消，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林粮挂钩、造林补助等林业优惠政策。这对调动林农营林积极性，保障林农基本口粮，维护林区林政和社会秩序意义重大。（=）制定调整有关林业政策。建议对林农实行“一取消、一补偿、一补贴”政策。一是取消育林基金，让林农直接在林木交易中增加收入。同时，对因取消育林基金后给地方政府减少的收入缺口由中央和省级财政予以弥补。二是建立生态公益林补偿机制。对现有公益林的林木资源进行价值评估，实行一次性补偿或分期补偿。对绝大部分山林划为公益林、耕地严重不足、生存条件特别困难的林农，实行生态移民，将公益林木补偿费和林地征用费一次性补偿到位。公益林林地的补偿标准应基本上按照市场机制确定，以不低于每亩林地每年能为林农产生的经济收入为参照进行补偿。改变现行补偿（=元/亩）过低的状况。三是建立对林农实行生态直接补贴机制。参照种粮直补政策，可根据林木采伐指标或造林抚育面积，对林农进行粮食补助。（=）配套完善有关林业政策。为了确保政策落实，建议从水力发电、森林旅游、消耗森林资源的企业、排放污废物破坏生态的部门、企业和个人收取生态资源税，作为对生态营造、管理、保护的经济补偿，使生态资源补偿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建议对林业实行长期限、低利息的信贷扶持政策，并给予一定的财政贴息；对被划定为国家生态公益林的营林贷款实行减免或挂帐停息政策；在明晰林业产权的基础上，实行林木、林地资产抵押的金融扶持林业政策；加大对林区县乡镇的转移支付力度，推进林区健康稳步发展。
（二）不断加快配套改革步伐，深化调整和完善涉农政策。
=、进一步推进县乡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和人员。根据中央机构改革方案及省里的要求，各个乡镇将分流=/=—=/=的富余人员。因此，必须大力推进机构改革。（=）要撤并机构。科学设置乡镇机构，并实行党政领导交叉任职，要改革村组机构，大量精简村组干部，实行联组合片，由村干部兼任片长。（=）要分流人员。下大力气清退编外人员，压缩在编人员，解决好富余人员的出路。一是鼓励乡镇干部带薪带职离岗发展经济；二是选派乡镇干部到村组任实职；三是对==岁以下，没有达到大专以上文凭的乡镇干部实行脱产轮训，学习培训期间工资不变，培训费用自理。
=、进一步加强农资市场管理，还利于农民。同时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农资产品，确保农民利益不受侵害。政府要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科技投入，提高科技含量，帮助农民科学种田，提高产量，增加收入。要鼓励和促进农资生产企业开发高效、高能、价优的农资产品投入市场，尽可能地满足农民的需要，使农民既能增加产量，更能增加收入，实现农资企业与农民双赢的效果。同时，政府要引导农民改变产业结构，种植优良品种，提高农产品档次，提高耕地的综合效益；引导农民广泛使用有机土杂肥，这样既能改良土壤结构，又能降低农业投入的成本，还能减少农村因自身环境污染给农业生产、生活带来的损失。
=、进一步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依法完善二轮延包等土地流转方式。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国家各项补贴政策的出台，土地问题逐渐凸显为农村的突出问题，更显示出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极端重要性。针对农村土地承包发生的新情况和农民在土地流转中出现的新问题，要用活用足党的农村政策，努力化解国家土地政策与土地承包现状之间的矛盾，及时依法完善二轮延包，调处各类土地纠纷，签订承包合同，颁发经营权证，做到“四至”清楚，权属明确，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同时，对农民在抛荒地重新耕种的，要合理引导，做到有序开发，不得乱砍滥伐、过度复垦。对长期外出务工农民的承包地在保障其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引导其通过代耕代种、转包、租赁等方式流转到人多地少的农户。对外来经营业主以协议方式开发村集体空地，也应通过其它承包方式保障其经营权，采取土地使用权入股、有偿转让等形式，既保护承租者的合法权利，又适当考虑农民的既得利益。
（三）进一步搞好乡镇职能的重新定位，转移工作重心。
农业税免征仅仅是“少取”，乡镇应该在“增收”和“多予”上对农民给予更多关注，主要职能应是发展经济、加强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重心由就农业抓农业向以工带农、以工促农转变，突出抓好农副产品加工业。一是要履行引导农民入市的职能。鼓励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产品销售队伍，推动农业产业化健康发展。二是要履行发展农村公益事业的职能。乡镇要花大力气制定出操作性强的农村建设规划，并认真付诸实施，探索多种途径发展农村公益事业，引导农民自愿协商投工投劳，大力加强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抗灾能力，彻底改变农村脏、乱、散、差的旧面貌。三是要履行引导生产发展的职能。乡镇政府要引导村组干部转变观念，为农民解除后顾之忧。当前，农民最盼的是快富，最缺的是资金、技术和信息。可采取选派乡镇干部到村组任实职，或乡镇干部身份和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乡镇派驻企业服务、引导外出务工、参与支农中介服务组织等形式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四是要履行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及时调处各类矛盾纠纷，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四）进一步创新管理方式，由领导管理向指导服务转变。目前，乡镇传统的管理模式和干部考核机制仍占据主导地位，从上到下，对各级政府的管理模式仍是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把各种经济指标（财政税收任务、招商引资）和社会指标由上而下，层层分解，把完成任务和政绩、考核以及经济收益挂钩，带有很强的行政强制性。做好新形势下的乡镇工作，要求乡镇干部必须对我国目前农业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有较深的理解和把握，以便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的重大意义。一定要使乡镇干部认识到，取消农业税的真正内涵不仅仅是减轻农民负担，而是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工业反哺农业，以工促农的发展阶段，实行包括取消农业税在内的各项惠农政策，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势在必行。乡镇干部必须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转变观念，调整心态，主动由领导管理向指导服务转变，甘当公仆，积极服务广大农民，带领群众致富，发展农村经济。
（五）进一步加快财源建设，提高工作的保障能力。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以农业为主的乡镇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仅靠国家有限的转移支付，很难满足债务化解、工资发放、公益事业等正常需求，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终必须靠乡镇自身的发展。要增强发展乡镇经济的紧迫感，把经济增长与财政增长一起来抓，建立乡镇自主型和自给型财政，逐步走出财政困境，提高工作的保障能力。要跳出单纯靠农业求发展的圈子，拓宽发展思路，明确主攻方向，把财源建设的重点转移到二、三产业上来，积极构建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多元化财源体系。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如以烤烟为龙头的烟—稻—菜的种植模式，既可以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又增加了乡镇财政收入，还可以带动农业结构调整，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农业问题论文篇3
农业保险是指被保险人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因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致使有生命的动植物发生死亡或损毁的经济损失，由保险人给予赔偿的一种保险。经营农业保险，成本高、费率高，定损理赔技术难度大，并面临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农业保险的以上特征，农业保险业务的纯商业化运作在国际上鲜有成功的例子。因此，世界各国政府都把农业保险视为准公共产品，对其从财税金融等方面进行倾斜扶持。
农业生产过程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必然很大，发展农业保险业务应是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政策的重点之一。但因为农保灾害机会多，损失率高，是一种受自然灾害制约较大的高风险的保险业务，不是赚钱的业务，商业性保险公司往往不愿意做这种赔本的生意。前几年，我国农险保费收入一直呈大幅萎缩的态势。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解“三农”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2004、2005、2006年连续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及“十一五”规划都对农业保险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绍兴市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推进农业保险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地方政府迫切希望通过农业保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确保农业产业政策的顺利实施。
要增强农民的抗灾能力和灾后恢复再生产能力，必须搞好农业保险。农业保险是政府支农的重要手段，可以改善农业和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地位，促进农业金融体系的稳定，促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升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绍兴市农业保险发展的现状
绍兴市农业保险是在2006年开始试运作的。在省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先在经济基础较好、农民参保意识较强的上虞市摘试点，以补偿承保对象的物化成本为主，实行低保障起步，保大户大灾为主，先易后难，先试点后推广，应对和化解大灾风险。2007年扩大到嵊州和绍兴县，2008年在全市全面推广实施。2006年参保的险种4个，支付赔款110.8万元，赔付率为114.8％；2007年参保的险种8个，上虞、嵊州、绍兴三个县(市)全年共有参保农户2554户，参保面达65.7％，支付赔款552.56万元，赔付率为228.1％，2008年主要参保的险种10个(4个必保险种，6个可选险种)。截至11月底，全市共有参保农户3178户，参保面达88.9％，核定赔款金额115.48万元(非满期赔付)。
从3年运作情况来看，市场行情明显有以下几个特征：1、参保率和保险品种逐年提高；2、赔付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亏损现象依然存在，赔付率受当年度的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如2007年绍兴因受台风袭击，农作物受损严重，赔付率就高；2008年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小，赔付率就相对较低；3、财政对参保农户的保费补贴及赔款补助标准在逐年提高。(2008年政府对农户保费的补贴水稻保费补贴为90％，大棚蔬菜、生猪、鸡、鸭、淡水鱼、林木为45％，能繁母猪为80％)。4、财政对共保体的经营扶持力度也不断增大。如免征其营业税、提高政府与共保体赔付比例等。
随着农业投入的不断加大，农业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农民收入逐渐增加，农民十分需要保险机构为他们提供农业保险风险屏障，解决在农业生产上的后顾之忧。总体上，绍兴的农业保险正在逐步走向规范并向好的态势发展。
三、绍兴市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
农业保险补贴的实行在转移农业风险、减轻政府负担、引导农民积极参保投保等方面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但是，由于农业保险本身属于政策性保险，它在展业、承保、防灾减损、查勘理赔等方面的复杂性，加之农业保险又是一项全新的工作，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绍兴市是农业保险发展较好的地区，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的问题是：
(一)参保意识不强，市场需求不足。市场需求不足除了受农险的正外部性的影响外，还与农民参保意识不强有关。究其原因：一是小规模的土地经营客观上弱化了农业保险的经济保障功能，窄小的经营规模使农民产生较低的预期收益，因而不愿意付出保险成本；二是存在侥幸心理，认为绍兴是风水宝地，大的自然灾害少，参不参保无关紧要；三是注重眼前利益，缺少长远打算，只希望立竿见影短期见效，而不愿从长计议持续发展；四是存在观望心理。农民受自身素质的制约，理解和消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能力较弱，对政策缺乏了解，缺少独立思考判断能力，往往要等到周边农户得到实惠才会“怦然心动”，才去参保；五是心存疑惑、担心受骗。许多农民由于受迷信思想和小农意识的影响，不相信保险公司，优柔寡断，担心参保手续繁琐、理赔程序复杂，交了保费害怕得不到保障，因此投保积极性不高。
(二)农业保险的再保险机制和再保险市场尚不完善。农业保险由于缺乏再保险机制，使得风险过于集中在保险经营主体自身，难于分散，影响经营主体的经营效果。而国外农业保险经营普遍有再保险机制的支持。特别是在特大自然灾害发生时可有效分散风险，减轻农民的负担。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在中央建立再保险基金，向经营农作物保险的保险人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而我们由于再保险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市场主体数量少且不健全，导致再保险市场一方面供给主体偿付能力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技术与服务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
(三)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商业化经营农业保险必然会出现供给有限，需求不足，导致市场失灵。私人成本、收益和社会成本、收益间的差异是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这样，全社会就搭了农险投保人的“便车”，导致市场需求不足。另外，保险人供给农业保险，将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使全社会受益。当保险人供给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也小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全社会又搭了农业保险人的“便车”，保险公司经营出现亏损，反过来又影响到对保险市场的有效供给。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保险人和投保人都无法对其正外部性进行收费补偿，农业保险的消费量始终低于社会的理想消费量，有效需求不足；同样，农业保险的供给量也小于社会理想的供给量,有效供给也不足。供需不足，必然导致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也小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全社会又搭了农业保险人的“便车”，保险公司经营出现亏损，反过来又影响到对保险市场的有效供给。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保险人和投保人都无法对其正外部性进行收费补偿，农业保险的消费量始终低于社会的理想消费量，有效需求不足；同样，农业保险的供给量也小于社会理想的供给量,有效供给也不足。供需不足，必然导致农业保险市场失灵。
(四)保险中介机构缺位。保险中介机构的建立是保险市场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保险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缺少的完善和补充。它对保险的供求双方均能起到重要的媒介和桥梁作用，实践证明，利用中介补助机构的做法在保险销售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在保险产品的销售中，投保人大多缺乏对保险制度、保险产品的理解和选择，所以在购买保险产品时，熟悉保险产品的补助者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农村这样一个点多面广、业务分散的保险市场中，正是保险中介发挥作用的大好舞台。中介机构可以将保险产品的经营触角延伸到农村的各个角落，以较低的成本，打开农村广阔天地的保险大门。然而，从我们绍兴的实际情况来看，推销保险产品的几乎全部依靠保险公司内部的业务团队，保险中介入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尚未得到发挥。
(五)信息不对称，导致三大技术因素受制约
1费率厘定难。由于农业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而每年的自然灾害情况又不一样，年际间差异大，存在着不确定性。因此，其费率的制定应当要以长期平均损失率为基础。进行加权平均后得出。而绍兴市目前有关农作物和养殖业的原始记录和统计资料等信息不很完整，很难对保险费率作出精确的厘定。
2理赔定损难。农业保险作为一个新险种，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理赔的高难度性。一方面由于承保标的是动植物，受区域和自然因素影响较大，其经济价值也随时期的变迁而不同，很难把握住其基本信息。因此，要制定出一个公平合理的、让农户满意的理赔标准就较困难；另一方面农业保险定损理赔的技术难度大，不可预见的因素多，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对定损人员的高要求。而目前我们从业人员大多数人是从其他行业转来的，对农业保险这个新险种没受过专门的培训，单一型多。复合型少；保守型多，开拓型少。
3费率居高不下。农业保险费率居高不下主要包括以下两个因素：一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失控，通常是易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地区和品种，农民是急于投保，其出险率和赔付率就高，保险公司亏损也大；相反，一些旱涝保收的地区和品种，农民则不愿参加保险，造成保险公司无利可获，经营成本上升，由此产生赔付率过高，费率过高。
(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难防范。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农业保险人面临高监督成本和高赔付损失的两难选择，无疑都提高了保险人的经营成本，破坏了保险主体商业经营的利益。成本一旦过高，保险人就会减少农险产品的供应，或者根本不供应农险产品。事实上，由于农业保险点多面广，且生产分散，保险公司监督力度不够，农民文化程度又普遍偏低，更有少数农民法律意识淡薄，把保险当作“摇钱树”。因此，利用保险进行欺诈的道德风险事件也屡屡发生，特别是养殖业，更容易产生骗赔的现象，如上虞生猪的报损案，就出现了部分参保户多次报灾、以轻报重等虚报现象。
四、对策与建议
1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有效控制市场失灵。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以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农民自愿为原则，不同于纯商业保险行为，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发挥职能进行调节，政策性保险商业化经营是国外调节农业保险市场的成功办法。在具体操作上我们要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农业保险立法和制度的完善，政府应制订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保证农业保险的顺利开展；二要继续提高财政对保费的补贴额度，对粮食、油料、肉、禽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农产品宜给予100％的补贴；对其他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在现有基础上再适当提高保费补贴。三要对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连年亏损的经营主体——保险公司，视亏损程度也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四是扩大以险养险的范围，以其赢利弥补农业险的亏损，促进农业保险可持续性发展。
2完善再保险机制，分散巨额风险。农业保险风险较大、赔付较高，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07年在三个试点县、市全年的赔付率高达228.1％。由于保险主体面对农业的非系统性风险需要独自承受高额经营成本，遇到特大自然灾害时更是回天无力，没有农业再保险的支持很难发展。因此，政府一方面可以利用通过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来扩大风险分散面；另一方面可建立完善的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以进一步增强抵御大灾风险的能力，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具体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一是国家和地方政府采取财政拨款或补贴方式，建立巨灾专项风险基金，以应对不可预见的重大自然灾害的发生，有效预防在巨灾发生时能迅速开展生产自救，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赈款发放到每一位保户手中；二是发展保险衍生产品，增强保险主体自身抗风险能力。
3加强保险队伍建设。由于农业保险点多面广，被保险人分布四面八方，加之农险标的是有生命力的动植物，它的形态无时无刻都在变化，其价值也随时期的变迁而变动，一旦出险，现场勘察定损、赔付兑现所需人力、物力较其他险种多得多，且时间要求高。(如牲畜保险，牲畜死亡后会腐烂变质，查勘若不及时，则难以鉴定其原因)。这决定了农业保险核保和理赔的复杂性和艰难性。为此，一是要加强专业技能队伍建设，定期对核保和定损人员进行培训。二是要抓好农村保险中介和营销员队伍建设。保险中介机构的建立使保险供需双方更加合理、迅速地结合，减少了供需双方的辗转劳动，还可解决投保人因对保险专业知识缺乏而选择不好适合自身需要的保险产品的问题。
4扩大宣传，增强保险意识。进一步加强对农业保险的宣传，采取新闻媒体、保险咨询等多种形式，对政府开展农业保险的目的意义、风险责任、保险条款、定损标准等宣传报道，要把政府出补贴、农民得实惠的利好举措向农户解说清楚。使广大农民充分认识到农业保险是政府为了降低农业经营风险，增强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稳定农民生活水平而建立的一项农业保险保障机制和灾害补偿制度，是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民生工程。
5加强考核，推动落实。绍兴市的农业保险启动以来，只有3年时间，尚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很多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一要突出重点，抓好乡镇工作。因乡镇干部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直接和种养大户打交道，对农村情况最了解，是当地的父母官，农民的守护神，最具号召力，农业保险推广实施成功与否关键在乡镇。事实证明，对乡镇投入的精力多一点，当地农户的参保率就高一点；乡镇干部工作力度大一点，农民的意愿就强一些。二要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各县(市、区)的考核占比。政府要把政策性农业保险继续列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考核内容，加强对部门、乡镇的工作考核，通过考核、激励，克服部门、基层单位对农业保险视为“多此一举、忙中添乱”的世俗偏见，坚决摒弃把农业保险当作“有和没有无关紧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错误认识。三要积极争取上级保险公司对县、市保险公司的支持，要把农业保险的业务流量、服务质量也列入考核的内容，改变过去一味追求经营效益的考核方式，进一步调动基层商业保险公司的工作热情，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顺利开展。
摘要：大力发展农村保险事业，加快建立农业保险，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新举措，它对稳定农民生活，降低经营风险，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意义。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与农业的发展极不平衡，不利于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本文通过调研绍兴市农业保险发展现状，深入分析目前存在的困难和原因，摸索绍市农业保险发展的道路，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与对策。
农业问题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农机，液压，使用，注意
目前，黑龙江垦区的农机化水平已经走在了国内的前列，尤其国内大型农机具的引进，使垦区基本实现了农机现代化。相应的，大型农机具的技术含量高，科技含量高，可靠性强，操作方便，但也对农机操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液压系统，在进口的大型农机具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为了保证大型农机具的作业效率，使其发报最大效益，在农机的液压系统使用中，应注意以下五方面的问题。
一、杂质污物进入系统
1．影响：液压系统是靠液压油传递动力的，其泵、阀、缸和马达等液压元件运动副间有很高精度的的配合表面，加工精度高、表面粗糙度小，另外液压元件中有许多小孔道、节流缝隙、阻尼小孔等，因此在使用中要保持液压油清洁，防止混入杂质污物，否则就会损伤系统元件，降低使用寿命，产生各种故障。
如划伤液压元件运动副表面，加快相对运动零件的磨损，使泄漏增加；杂质将阀芯卡住，使阀芯动作失灵；杂质将安全阀或回油阀垫起而泄油，导致提升农具缓慢农业论文，甚至不能正常工作；使用中油箱滤网堵塞，造成油泵吸空或系统超载；污物还会使油液加快变质，失去良好的性能。据调查，液压系统的故障至少有75%是由于油液中的杂质污物造成的。
2．防止油液污染的主要措施：
（1）安装前除管道必须清洗干净外，铸件也要经过彻底的清洁，包括机械清理和化学清洗（如在三氯乙烯中清洗，然后用压缩空气吹干）；各元件装配前可用煤油洗刷，但禁止用带纤维的织物（如棉纱）擦拭。
（2）液压系统在完成总装后应进行空循环，防止被脏物所污染，清洗完毕后再复原。
（3）油箱要合理密封，通大气处要设空气滤清器，密封处必须可靠，禁止使用不耐油的密封件及软管。
（4）定期更换液压油，使用的液压油应清洁；按时清洗滤清器，清洗时各滤片和铜垫不得损坏。
二、空气进入系统
1．影响：空气进入低压管道中时，会产生空穴现象，使油液不连续，影响正常工作。
空气进入高压管道中时，在压力油的冲击下，急剧受到压缩，使液压系统产生噪声。而且气体突然受到压缩时会放出大量热量，引起局部过热，加速油液升温，使液压元件损坏或油液很快变质，降低油液使用寿命；另外由于空气压缩性很大，使油液不连续，液压系统工作不稳定，油缸提升缓慢，或者提升时发生抖动，甚至不能提升农具。
2．防止空气进入液压系统的主要措施
（1）除外泄油管外，吸油管及回油管都应插入油面以下，且保持足够的深度，以免系统停止工作时空气进入。
（2）经常保持油箱内油面的高度，以保证油泵吸油管全部浸入油中。系统各部分也应保持油液的充满度。
（3）应保持油管接头的良好密封，特别是吸油管路。若密封不好，油压低于大气压时，空气便从密封不良处进入液压系统。
（4）油箱出油口处滤网或滤清器应保持清洁，不能堵塞。否则在油泵的吸油作用下，滤清器及管路中会形成真空，因而从滤清器处及管路接头处吸入大量空气。
（5）液压系统工作前或更换油液后，应进行排气。
三、液压油温度过高
1．影响：在工作过程中，如果发现液压油温度过高，必须及时查找原因加以排除，否则将产生如下不良影响和后果：
（1）油温过高，油液粘度降低，油缸或油马达运动速度变慢，使农具提升缓慢；此外，会使油液的润滑性能变坏，增加元件的磨操。
（2）油温过高，将使油液氧化加快农业论文，导致油液变质；此外，油液中析出的沥青等沉淀物还会堵塞小孔或狭槽，使配合间隙变小，影响阀芯移动，有被卡住的可能；此外，油温过高会使密封装置的橡胶件等迅速老化变质，丧失密封性能。
2．防止措施：
（1）工作之前要检查油箱油面高度，不足时要及时加油。
（2）正确选用液压油的粘度。
（3）经常清洗滤清器，防止堵塞。
（4）分配器手柄不应长时间处于“提升”或“压降”位置。
四、液压油温度过低
1．影响：液压油温度过低时，由于油液粘度增加，将可能引起一些故障，如吸油管路油液流动缓慢形成真空，吸入空气；油泵吸油不足，流入油缸的液压油量不足，致使农具提升缓慢；油液流动阻力增加，液压损失大，易形成油塞现象；回位机构油路压力降低，不能自动回位；阀门动作失灵等。
2．防止措施：
（1）根据气温选用粘度合适的液压油。
（2）工作前要预温，使油温超过二十摄氏度后再开始工作。但不得用明火烧烤液压系统，否则易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后果，例如使橡胶密封件损坏等。
五、系统超负荷
虽然液压系统有安全阀起过栽保护作用，但是超负荷工作时，安全阀经常处于卸栽工作状态，易使油温升高，产生不良后果；若安全阀作用失灵，则将破坏系统。为保障系统安全，应尽量防止系统工作于超负荷状态。
农业问题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和谐农村，新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一、和谐农村的内涵
和谐农村是从农业、农村、农民的角度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的自我和谐问题。和谐农村是在和谐社会理论基础上提出的，是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为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选定的一个新目标、新思路。从建设和谐农村的角度其内涵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农村社会人与人的和谐；二是农村社会人与社会的和谐；三是农村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四是农村社会人的自我和谐。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农民是否安居乐业，对于社会和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大农民日子过好了、素质提高了，广大农村形成安定祥和的局面了，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就会更加牢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没有农村的和谐，就没有全社会的和谐。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的成果”，然而，由于农村地区的基础公共服务缺少资金支持，农村经济增长受到严重阻碍，这让中央政府“消除贫困、构建和谐新农村”的努力受阻。很多农村地区的基础医疗卫生和其他公共服务都没有成型，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过于突出，六亿农村居民不敢随意将自己存下来的钱进行提高农场生产力的活动当中。其结果，政府没能将足够的资源引向农村建设，这就导致农村发展偏缓，政府解决起于城乡差别和迅速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起来就更加困难。
二、新疆农村贫困状况及低保制度运行现状
1.新疆农村贫困状况
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新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新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006年
3587
8871
2737
2007年
4140
10313
3183
2008年
4761
11432
3505
2009年
5153
12258
3883
2010年
5919
13644
农业问题论文篇6
（一）我国农业绩效总体很好，农业问题并不严重
农业是一个产业，所以，它只能承担起与其作为一个产业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根据经济学家的定义，农业的职能主要地表现在四种贡献上：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
这样看来，尽管我国农业发展曾经走过了许多弯路，但到目前为止的结果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了：全国城乡的食品供给常年基本有保障、丰年有余，粮食库存充裕；即使在农业份额已下降到仅占GDP总量14．5％的今天，农业仍能为国家赚取一定量的外汇收入（2002年，我国农产品出口181．4亿美元，顺差57亿美元）；劳动力和资金仍不断地从农业部门释放出来；农业发展也支撑起了我国已初具规模的化肥、农机、农药、农膜等工业产业。所以，总体看来，我国农业发展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如果仅仅从一个产业的角度来看，在目前的条件下，我国的农业发展应该说是健康的，并不存在大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很多人把我国目前农业中存在的问题人为地夸大了，把本来比较简单的问题人为地弄得复杂化了。这很不利于我们对今后农业的健康发展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当然，也就难以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例如，不少人在谈到农业存在的问题时，会提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太多。显而易见，这不是农业的错。相反，这是农业进步的表现。至于如何为这些剩余劳动力找到出路，不应该视为农业的问题，而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问题或体制方面的问题。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农业完全没有问题了。但农业的问题多是发展中的问题、进步中的问题，并且都是可以找到解决方案的问题。例如，经过艰难而漫长的谈判后，我国终于加入了WTO、这意味着中国农产品市场已构成了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一部分，其他国家的农产品可以在比过去更宽松的环境中进入我国市场，我国农产品也可以在比过去更有利的条件下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就是国际竞争力。客观地讲，我国农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上是比较低的。这既表现在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很少的先天性资源不足上，也表现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不能为农业发展提供有效帮助的后天性劣势上。怎么办？出路仍然只有一条，那就是进一步追求农业发展的创新之路。在全球开放经济环境中、在开放市场条件下，这种创新更为艰难，它必须是一种能超越国际经验的创新。
（二）加入WTO后，我国应选择一条新的“双轨并行”的农业经营制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业制度创新必须做到同时有效地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吸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在充分照顾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实现以及保证农村社会基本稳定。
综观农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农业经营无非就是走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指主要建立在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机械化基础上的规模型的大农（场）经济；另一条道路是指主要建立在生物化、技术化、保护型、密集型基础上的小农经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农业发展类型属于前者；欧洲不少国家和日本等的情况则属于后一类。
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国情主要表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土地资源相对太少，比欧洲和日本的平均水平还要少得多，属于非常典型的小农经济；二是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程度很低，家庭生产的农产品主要地是供农民自我消费。这既与农户经营规模小直接相联系，也与我国农村地区交通运输业不发达、市场体系建设的软硬件条件较差有一定关系。
在充分考虑国际农业发展经验及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在农业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我国应建立和创新一种将自给性的小农经济与商业性的大农经济紧密结合、并行发展的新的农业“双轨并行”制度。
(三)保护、完善现行的家庭小农经济
家庭小农经济制度本身在中国具有许多优越性：
1．有利于农村稳定。土地是农民心目中永恒的有价资产，具有不动产性质。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或土地的使用权，使农民由无产者、雇工变成了有产者、自耕农，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秦汉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2000多年间经常发生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土地的地主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土地的自由买卖与不断发生的土地兼并。因此，让农民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并严格限制其买卖行为发生，是保持中国农村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
2．有利于农民的社会保障。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严重缺失所带来的种种不足，即土地具有社会保险的功能。尽管笔者仍然坚决主张在农村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不是用农地来保障农民的生老病死，但我们又必须面对现实。在广大农村基本没有社会保障而言的情况下，土地在这方面的功能是显而易见。非常重要的。
3．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我国到2002年底的总人口为12．8亿，其中，有7．8亿人口、2．4亿个农户常年居住在农村地区。如果我们能通过土地的家庭经营制度稳定地保障占全国61％的农村人口有充分的粮食供给，那么，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就得到了基本保障。
4．有利于抵御外来农产品对中国的入侵。在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制度下，即使中国农产品市场对外全面开放，全球化进程更加激烈地冲击中国农业，也很难对农村这一大块粮食市场构成威胁，因为从总体上讲，农民基本上是不会靠买粮食过日子的。
5．有利于加强城乡之间的联系。在保持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前提下，如果我们又能成功地将大量的农业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及城镇地区，那么，这一小块土地又会变成加强城乡联系的一种纽带。
(四)小农家庭经济在中国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
当然，要使小农家庭经营制度的这些优越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与体现，不是没有条件的。以下三个前提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1．端正对农业的认识。总的说来，目前我们对农业的认识是太“深刻”了，“深刻”到了沉重的地步。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应从三个方面“看淡”农业：
（1）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农业更多地只是起到一个基础性部门的作用，而不再是国民经济的决定部门。因此，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小，其所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低。
（2）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既要吸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过分强调工业化而忽视农业的教训，但也千万不可以在这方面矫枉太过正。我们应该清楚地明白，非农化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3）由于我国客观存在的非常紧张的人地关系，加上其大国特征，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家庭小农经济应该被确定为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政府应鼓励、提倡、支持目前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营结构，而不是简单地提倡把小农经济完全引导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美、加、澳是因为其土地面积多、人口少，它们必须用机械和土地来替代劳动力，通过机械化实现规模经营。因为实行规模经营，自产的农产品无法完全自我消费，会有大量的剩余，所以，这些农产品必须进入市场。而且，由于这些国家有条件实现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很高，所以，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强。
在一些人地关系方面与我国相似的国家，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又是与美、加、澳不一样的。总体说来，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纯为保护与储备土地资源、改善环境质量以及营造自然景观而为之的环保型农业；另一种对于农民来说是有经济目的的，农产品通常也进入市场，但由于政治（选票）与社会公平的需要，政府对农业实行大量补贴，以至于从经济上讲远不如进口农产品更划算。这种农业发展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市场经济本身的真正含义了。
由此可见，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基础决定了我国农村的小农经济既没有必要走美、加、澳式的大规模的农业市场经济之路，也没有必要走像欧洲一些国家那样依靠大量政府补贴的农业发展道路。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根本上做不到：因为美国式道路需要其农产品有很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欧洲武道路需要有很强的政府财力作后盾。
因此，中国应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将小农经济确立为我国农业发展的主体形式，并把自给自足而不是家庭农业经营的市场化作为其经营的主要目标。当然，这并不排除小规模的自由市场交易。我们千万不能照搬欧美国家的农业发展模式，重要的是，即使搬来了，我们也执行不了。
2．调整一些方针政策，其中主要的是两个方面的政策和一个体制：一是国家的粮食购销政策；二是农业税费政策；三是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
（1）对于国家粮食购销政策而言，适应我国加入WTO后的新形势的需要，我国目前的粮食流通体制应进一步做彻底改革。如果考虑到以上提出的有关我国农村小农经济模式的设想，长远来看，国家根本上就不需要在以家庭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地区定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地方性的自由市场或者个体、私人经营者完全可以在市场原则下自主决定其在这方面的购销经营行为。
（2）对于农业税费政策而言，尽管目前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被迫缴费的问题，但这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不论是从国际经验、还是从中国实际来看，对我国现存的十分脆弱的、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家庭经营制小农征收任何税和费都是没有道理的。如上所述，在欧美国家，农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大量直接、间接补贴。而我国这样处于弱势地位的农业产业在国家工业化已经进入到中期阶段的现在，不仅得不到反哺，还要继续被征收农业税，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
因此，考虑到以下三个具体原因，政府在设计进一步的农村税费改革方案时，应将农业税费全部取消，各级政府都不再从农民那里收取任何税费：第一，在我国加入WTO后，由于“黄箱”政策的应用今后会逐渐地受到一定的制约（尽管目前仍有一定的运作空间），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可以做到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通过“绿箱”政策支持农业发展；第二，尽管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只有500亿元左右，但由于我国农村的征税手段落后，收税的成本却很高，如果考虑到由于征管不严而产生的贪污和腐败现象，从农民那里收这点税实际上有些得不偿失；第三，被征农业税的对象多为真正的种田人，他们往往是农村中比较贫穷的人，收入很低，确实有些承受不了。
3）要想真正做到从根子上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大刀阔斧地对现行的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其中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要逐步地、分阶段地取消乡政府作为一级政府的行政建制。这样做不仅可以大幅度地减少政府目前在农村里的冗员、减轻农民负担；而且可以从总体上改善与提高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效果，推进我国民主化进程。
从历史上看，乡制在我国的确立与发展经历过三个主要的阶段，表现过两种不同的形式：在从秦朝到隋初的700多年间的乡亭制下，尽管乡是作为一级基层行政管理建制而存在的，乡官一般也是由上级官方任命的，但人数一般很少。一个在秦汉时代管辖1万多户的乡，通常只有3—5名乡官（分别管理治安、赋税、劳役、教化等事务）。在从隋开皇十年（公元595年）改乡亭制为乡里制到清朝的保甲制的1000多年间，乡都不是作为一级政府组织存在的，而是一个自治组织（乡官都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乡村里的事务都是由县政府直接管理、协调的，乡作为自治组织，只是起着协助县政府工作的职能。民国时期，乡作为一级基层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又被重新建立起来了，直到现在。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考虑分两步对目前的乡制进行改革：第一步是大量精简乡级行政管理人员；第二步则可以取消乡作为一级政府的建制，通过精干的县政府派出人员协调政府在农村的管理工作。同时，要建立起坚强的村级自治组织。
3．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在于：一个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小农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以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业部门、大量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转向城镇地区为前提的。这意味农村家庭必须主要地从农业、农村之外创造其收入来源，而不是靠其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以上所阐述的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家庭经济是解决不了农民的收入问题的。道理很简单，在我国现有的农业资源条件下，试图通过发展农业而使8亿农民致富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最终出路只能是在农业之外。那么，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转移与流出就成为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重要途径了，同时，它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笔者所主张的家庭小农经济制度在我国未来发展的命运。
（五）发展、壮大我国的规模型农业经济
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国现在已经是WTO成员国了，必须着力于培植一部分有比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农产品，因此，一定的规模经营是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尽管依靠小农经济可以大致解决全国60％的人口的食品供给问题，但另外的40％的城镇人口的食品供给则需要国家通过别的办法来解决，例如通过进口的办法或者通过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种植方法来解决。
美国的规模化农产品生产主要是通过科学布局各优势农产品的专业化种植带而实现的。这方面的经验目前已开始逐渐地被我国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所接受。最近，农业部出台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就是一个明证。这种做法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说，由于人口与农业资源拥有量不对称，加上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不强，我国农业从总体上讲在国际上不具有竞争力，但这并不排除我国少数农产品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根据农业部公布的这一规划，我国将在未来5年内建成35个特色鲜明、品牌闻名、涉及11种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的专业种植带。这11种农产品包括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高油大豆、棉花、“双低”油菜、“双高”甘蔗、柑橘、苹果、肉牛肉羊、牛奶和水产品。
从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产品生产组织形式来看，美国采取的基本上是家庭农场的组织方式。我国在现阶段则有多种方式，例如国营农场、集体农场、国家专业化种植基地、专业承包大户以及“公司十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方式等。
要抓好专业化的优势农产品规模化种植，国家必须在基础设施、农业科研、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金融等各方面创造条件。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向欧美国家学习。
二、农村发展：关键在于农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结构调整，促进社会转型
（一）劳动力转移是农村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
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大国而言，国家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农村的现代化。农村要实现现代化，则必须实现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型。而要实现这种结构变革，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从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非农部门。这一点已为发展理论及国际经验所证明。
伴随着国家的工业化以及目前正在兴起的信息化过程的深入发展，加上农业技术变革的不断推进，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必然发生变化：制造业、信息产业和服务业在整个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会不断增加，就业机会也相应增多；同时，农业所占份额越来越小。从而农村中的劳动力将逐渐地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纯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及其他非纯农村地区转移。正是因为这种变化的发生及其持续发展，国家经济效率得以不断提高，因为整个社会中在低生产率部门（农业等）就业的人越来越少，而在高生产率部门（制造业、服务业）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也正是因为这种变化，农村的发展过程得以顺利进行，最终导致农村本身发生分化与转型，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目标逐步得以实现。
（二）多种形式推进我国农村社会转型
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会也会逐渐转型。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基本上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而整个社会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向以城市主导的社会。
由于我国的历史背景以及我国本身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农村社会急剧转型发生时期的情况有较大的区别，加上我国农民在推进我国农村发展的长期实践中已经探索出了一些具有我国特色的相关经验，所以，我国应从实际出发，不要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努力探索出一条由我国农民自己创造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且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会转型之路。
根据笔者过去10年间在全国6个省的6个村所做的长期定点观察，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转型正主要地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
1．村庄就地发展成为城镇。广东省东莞市的雁田村是一个明显例子。1992年时该村只是一个只有1500多人的比较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普通村庄。但后来由于香港、台湾、日本及欧美投资者纷纷投资于此，村子里出现了300多家外资企业，吸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万人在此打工、生活、居住，加上国有银行、政府办事机构（如公安局、海关等）的进入，目前该村已经变成为一座具有相当人口规模和相当经济实力的小城市了。只不过由于种种体制方面的制约，从名义上讲，这个村目前仍然属于村庄，属于农村地区，但实际上，其整体转型过程已完成了。这种类型的村子全国还有许多。
2．村庄就地改制成为集团公司或者成为集团公司的一部分。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名义上讲，华西仍然还是一个村庄，但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湖北省汉川市段夹村的变化更有意思：它被土生土长于本村的乡镇企业：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吞并了，全体村民自然地转化为公司员工，或工作、或退休领取养老金；村庄干部转为公司里的“农村工作部”干部，管理原来村里的农村工作。从统计角度来看，这个村仍然是存在的，村里的村民也仍被统计为农业人口。但实际上，这个村庄的社会转型过程也已基本完成了。
3．村庄溶于一个大都市区乃至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之中。这方面的例子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比比皆是。珠三角的12个主要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肇庆、江门、东莞中山、顺德、南海、番禹）以及长三角的15个主要城市（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镇江、南通、泰州、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所辖的农村地区，在不同程度上也都已完成了其社会转型任务了。
4．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从而导致其原所在村庄逐渐衰落，直至最终消失。山西省原平市的屯瓦村就很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一趋势。在过去的10年间，越来越多的村民通过各种关系迁移到原平市里了，而且他们的迁移还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即先是一人进城，后来全家进城，最后他们彻底卖掉村里住、。退掉责任田而永久性地居留在城里。这样的农户目前已有50多户，比10年前的20多户增加了一倍多。
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在杜会发生急剧变化的今天，其社会转型从形式到内涵都表现得十分丰富。我们应视其为一种历史的进步。从我国各地区不同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应充分利用多种形式来共同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的成功转型，而不是生搬硬套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所走过的老路。
（三）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出与社会的进一步转型
当然，我国农村目前在经济结构调整与社会转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进展也只是初步的。为了进一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六个方面的关系至关重要：
1．正确处理小规模土地的使用权家庭所有与大幅度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将土地主要地看成农村家庭经济、家庭经营的主要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源，那么，这两者之间就有十分矛盾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将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制更多地仅仅看成是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位情况下的一种特殊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那么，这两者之间就不矛盾了：农民在有了以小规模土地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后，他们必须、也会更加积极地走出这一小块土地而寻找新的经营与致富资源，这正好构成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起点。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小规模家庭土地经营绝对不应该是农民致富的手段，它仅仅只是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险而已，最多只是谋生的基本手段之一。
2．正确处理农民流动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农民流出农业部门而进入非农业部门，以及流出农村地区而进入城镇地区或其他形式的非农村地区（如新型的工业区），是整个农村发展的基础，是导致农村经济结构变革与社会转型发生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应创造一切条件促使农村劳动力流动起来，使他们在流动与迁移中寻找创业机遇与致富源泉。
3．正确处理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与制度、体制制约之间的关系。正因为我们认识到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的限制大都直接构成对农村发展的制约，而且限制流动的实施成本极其高昂，所以，解除此类制度与体制制约不仅已是大势所趋，而且已经迫在眉睫。因此，我国各级各类城市（包括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都应尽快地对农民各种形式的流入与流出选择无条件地全面开禁，不得再以任何借口限制农村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迁徙。
4．正确处理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动与农民进城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说农村劳动力流动就必然要进城。正如以上所提到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农民流动与农村转型并不是通过农民进城实现的，我国农村发展可以通过多种模式实现其目的。实践也表明，在北京、江苏、江西、福建等地全面放开城乡户籍管制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农民大量涌进城市的现象。
5．正确处理农村发展与城镇发展之间的关系。不论是国际经验还是我国的实践都已证明：农村发展与城镇发展两者必须紧密结合起来，任何脱离城镇发展的农村发展计划都是难以成功的。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农村发展进一步推向深入的最有效办法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大都市区以及都市连绵带。
6．正确处理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尽管从总体上讲，这两者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持久发展对于农村劳动力向工业、服务业转移以及向城镇流动具有特别重要的直接影响，因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及城镇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有利于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经营与就业机会。
三、农民问题：核心在于权益保护，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一）农民为何穷
勿容置疑，作为一个整体，农民的生活境况目前仍然处于比较差的状态。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非常有限的农业资源（土地、草原等）不足以使其生活状况得以大的改善，而国家又比较穷，不能像宫国那样补贴农业与农民；二是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非农产业部门为农民提供的可供发展的空间很有限，农民在农业之外就业的机会不多；三是尽管农民从农业中取得的收入微乎其微，但他们所要承担的社会负担却很重；四是由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仅仅覆盖了城市居民，没有包括农民阶层，因此，即使农民从农业经营中能取得一点微薄小利，也往往会因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而丧失殆尽，甚至因此而欠下大笔债务，终身难以还清。
如果再将以上关系弄得简单、明了一些，我们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农业没有优势，政府无力帮助；第二，农民寻找出路，制度有些限制；第三，农业本不赚钱，还得上缴税费；第四，农民生老病死，社保基本没有。
（二）出路在哪里
至此，农民之所以生活状况仍然较差的原因已经基本上比较清楚了，那就是国家在对待农民这个群体上，有许多方面的做法是需要改善的：
第一，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农民尽可能地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这里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农民素质普遍较低，而这又是与政府对农村教育投资不足、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紧密联系的。所以，由此引申出的第一个政策建议就是要大力加强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坚定地将在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当作一件直接与中华民族的复兴紧密相联系的事业来抓。而“农民办教育”的思路是不现实的，因为农民根本没有经济能力来承办教育事业。与此相关的第二个政策建议是政府要尽一切所能，加上利用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功能，把尽可能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到非农部门以及非农村地区。目前，“民工经济”的效应已得到了初步体现。安徽、贵州、四川等省利用农民工的力量基本上都已重建了一个相当于本省目前财政收入规模的新的“省级经济”，就是这方面比较成功的例子。
第二，各级政府应千方百计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多方帮助。由此引出的第三条政策建议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地、彻底地从政治、经济意义上废除原有的户籍制度，使之仅仅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全国各级各类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应尽快全面开放，包括对农民开放。
第三，政府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因此，由此所引出的第四条政策建议就是各级政府不仅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费”，而且也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税”（包括农业税）。
第四，在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来总揽全局的阶段，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应作为我们的一条重要政策尽快得到落实。
由此可见，农民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如何看待与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如果国家总是与农民争利，农民问题将很难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农民走向全面小康社会将是非常困难的。很明显，在农民与国家之间，国家是起支配作用的一方，因此，国家应自觉地认识到这些问题，主动地解决这些问题。
（三）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问题
除了经济利益方面的问题外，农民的政治权利在目前的体制下也很难得到保障。比如，人大代表中农民代表的比重比其他阶层代表的比重要少得多，4．8亿农村劳动力、8亿农村人口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法定代言人。
西方有一句很流行的说法，叫做“农民第一”。它是指导农村发展的基本原则。其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政府制定政策要充分反映农民的意志、维护农民的利益，这主要体现在土地政策、农产品价格政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农村金融政策等方面；二是从农民自身来看，农民积极参与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全过程，通常是由农民对国家的农村发展政策进行评议、筛选、排序、表决，而决不是仅由政府从政府或国家利益出发单方面做出决定。因此，在政府和农民之间存在许多沟通、协商的“桥梁”性组织，它们都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我国却缺乏这样的一些渠道。为此，应尽快建立“农民协会”（简称“农会”）组织，使其真正成为农民心声与利益的代言人，与政府一道共同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农业问题论文篇7
本文作者：刘丹工作单位：黑龙江省克山县北兴镇政府
运作不够规范，民主管理机制有待完善。我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名称、组建方式、遵循原则和运作方式差别很大，有按企业组建的，有按合作制组建的，有按社团组织组建的，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工作机制不健全，民主管理、利益分配和监督约束机制落实不到位，导致成员对组织的依存度不高，影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壮大。
专业人才缺乏。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合作社需要具备农业技术知识，能管理、善管理的专业人才。但是由于工资待遇及思想认识等问题，真正的人才并不愿意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多数仍然依靠相关职能部门提供技术指导，仍处于初级阶段，制约了合作社进一步发展。利用科技提升合作社。一是信息到家。要及时编印农村科技、市场销售等信息，结合科技下乡等活动，进行信息指导，确保农民第一时间掌握市场需求信息。二是打造信息交流平台。建立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网站，利用互联网收集农业科技信息，特别是产、供、销等环节的市场信息。为专业合作社会员和农民提供致富信息、市场行情、政策法规服务。三是通过网站、电子平台引导，鼓励和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产品与国内外超市、物流配送中心、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建立销售网络，参加有关农产品交易洽谈会、博览会、展示展销会，通过订单形式建立契约关系。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要进一步加强。虽然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实施4年多，但地方的相关配套扶持政策相对滞后，或迟迟没有出台。省里和市、县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虽有一定的扶持，但财政专项扶持的资金数量较少，受惠面窄。一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很难得到金融部门的信贷资金支持，特别是中长期项目贷款更少。二是国农有关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税收居大不易还没有完全落实到位。三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办理自产农产品的品牌注册，有机、绿色、无公害等标识认证过程中，被视同公司、企业、得不到相关政策扶持和优惠。建品牌发展合作社。品牌化建设是专业合作社应对市场挑战、增强市场竞争力和提高自身效益的重要途径。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健全规范的信用管理制度，树立现代农产品品牌战略意识，实施品牌化经营战略。
引导、鼓励和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无公害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和地理标志产品等相关认证和申请注册产品商标，提升产品价值，以信誉和品牌赢得市场。要以农民合作示范社为标尺，推行品牌化建设、标准化建设。从该市现有成功合作社的例子看，此举应当是努力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能力核心作用力。
农业问题论文篇8
第一部分何为农业补贴
农业补贴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政府对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进行的转移支付。也就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资源转移到农业领域，以支持本国农业的发展。在入世后能够对农业的补贴是指针对于国内农业生产及农产品的综合支持。
在WTO农业多边协议框架下，农业补贴具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广义补贴，即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其中较大部分如对科技、水利、环保等方面投资，由于不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一般被称为农业协议的“绿箱政策”。“绿箱”政策措施主要包括：（1）一般农业服务，如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推广和咨询服务、检验服务、农产品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2）粮食安全储备补贴；（3）粮食援助补贴；（4）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补贴；（5）收入保险计划；（6）自然灾害救济补贴；（7）农业生产者退休或转业补贴；（8）农业资源储备补贴；（9）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10）农业环境保护补贴；（11）地区援助补贴。
另一种是狭义补贴，如对粮食等农产品提供的价格、出口或其他形式补贴，这类补贴又称为保护性补贴，通常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造成直接明显的扭曲性影响，一般被称为“黄箱政策”。主要指的是那些容易引起农产品贸易扭曲的政策措施，包括政府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和补贴，种子、肥料、灌溉等农业投入品补贴、农产品营销贷款补贴、休耕补贴等，一般称“黄箱政策”。属于“黄箱政策”范围的农业支持与补贴，叫“黄箱政策”补贴。WTO《农业协定》的“黄箱政策”中规定给予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差别待遇，对发展中国家为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所采取的下述支持和补贴措施可免予削减承诺，简称“发展箱”。主要包括：（1）农业投资补贴；（2）对低收入或资源贫乏地区生产者提供的农业投入品补贴；（3）为鼓励生产者不生产违禁麻醉作物而提供的支持。一般称此为“发展箱”政策措施。
第二部分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情况与分析
与发达国家比，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水平显然不高，财政实际补贴的比率大约是2%―3%，总量补贴根本达不到8.5%。之所以在入关时关于农业谈判中仍然坚持争取较高补贴率，是因为这个补贴会自动成为每一种农产品进行“黄箱补贴”的上限，这样对于我国很多大宗品种的出口影响甚大。所以，这个补贴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一些大宗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虽然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水平较低，但按照《农业协定》也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一是符合所谓的绿箱政策的，如我国1996-1998年平均支出为1514.2亿元人民币（182亿美元）。主要对农业提供了“一般服务”补贴，达785.6亿人民币（95亿美元），占“绿箱政策”补贴的52%；其次是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约383.8亿元（46.4亿美元），占25%；以及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而对农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结构调整补贴等，我国尚未列入财政预算科目。二是符合所谓的黄箱政策的。我国在1996-1998年期间实施的“黄箱政策”主要有两种，1、对粮食、棉花的政府定价收购及保护价收购。98年后政府逐渐缩小了粮食收购补贴范围，如一些地区的小麦和玉米已经退出保护价范围。2、农业生产资料价差补贴。如八十年代对农膜的补贴。三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箱政策，如国家对农田灌溉设施的投资补贴等。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财政对农业补贴的特点表现在：（1）补贴范围的普遍性。财政对农业生产流通领域补贴，几乎涉及到农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全过程。补贴面较广，补贴很分散，补贴的作用难以集中发挥，补贴的效果较差。（2）以价格补贴为主，贴息贷款为辅。大多数补贴用于降低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支农服务的收费标准，以及农产品购销环节的补贴。这些补贴占财政对农业补贴的比重较大。1991年至1996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用于粮棉油在流通环节的补贴达1866亿元，占整个财政补贴总额的50％，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城镇居民的消费补贴，农民从中间接获得补贴利益。（3）补贴方式的隐蔽性。长期以来，财政对农业补贴方式多采劝暗补”的方式，即财政补贴资金不直接以财政拨入的方式进行，而是通过流通渠道间接地给予补贴。这种方式体现在农业生产中，带有一种补质。但这种“补助”并不为大多数生产者所知晓，对生产的直接刺激力度不大，且容易流失。
第三部分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成本及主要构成
分析我国农业生产成本，不妨先分析一下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成本主要构成，因为河南、河北、山东是我国的产粮大省，我们以这些省的农业生产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需要强调的是东北地区因为土地面积较大，情况有所不同，这里的分析不适合东北地区）当前在河南省，农业生产的成本主要有以下几部分组成（山东、河北类似），一是土地使用税和各种提留与统筹；（可以简单表示为A两费一税，平均每人每年八十元；B提留和统筹平均每人每年四十多元，总的费用大约平均每亩为三十元，注：各地区情况略有不同）；二是土地耕作费用，平均15元/亩/次；三是种子费；四是化肥和农药费用，平均大约八十元/亩；五是收割或脱粒费用15元/亩；六是运输费和人工费。那么我们可以简单计算这些河南、山东、河北等省主要农作物品种的生产成本。
以此计算这些地区小麦的生产成本为：15元/亩/次（耕作费）+10公斤*1.6元/公斤/亩+23元/50公斤碳铵/亩、18元/50公斤磷肥/亩和40元/50公斤钾肥或农药+15元/亩收割脱粒费用+50个人工+每年每亩的两费一税和统筹提留费用30元/亩。按照河南、河北、山东的平均经济水平我们初步估计每个人工价值为5元。则可以看出现阶段小麦的生产成本大约每亩总计为157元+250元=407元/亩（因为人工费用国家没有统一标准，成本计算不一定准确，仅有参考意义）以河南省各主要粮食产地当前的实际生产情况来看(其它几省情况类似)，平均每亩的产量为400公斤，而且还需要没有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这样可以粗略计算一下上述几省的小麦生产成本大约每吨1017.5元，即123美元/吨。
对比于国际市场小麦价格，印度中等小麦为85美元/吨（FOB美湾），美国软红冬2号114元/吨（FOB美湾），硬红冬2号126元/吨（FOB美湾），法国小麦106美元/吨（FOB里昂）可以看出，我国的粮食主产区的小麦并不具有国际竞争力。同样可以计算上述这些地区其它作物的生产成本，如玉米的生产成本是825元/吨，大豆的生产成本是1480元/吨，也没有明显国际竞争优势。（但是，河南、山东等地的花生和芝麻在国际上有相当的竞争力。因为不是主要作物，这里不做重点讨论。）
第四部分我国进行农业补贴的必要性
因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还不发达，与发达国家相比，农业生产各个方面的差距都相当大。比如说我国玉米的出口，需要提供40%的出口补贴，才能达到国际市场价格。可以说，入世后我国受到冲击最大的首先是农业。如何在入世后保护农业生产，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是稳定我国粮食生产，保护广大农民利益的重要保证，也是党和国家努力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这一切都要求对农业采取补贴和保护措施，以稳定农业生产，逐渐提高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增强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也是世界许多国家对国内农业保护的手段之一，从其它国家的经验来看，这是有效地保护和提高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
第五部分对我国农业补贴的建议政策措施
入世后，对农业的一切政策都要以《农业协定》中规定的农业补贴不超过8.5%为限度。那么，在农业协定的允许的条件下，从哪方面进行补贴最为有效果呢？
从我国过去的做法看，最主要的补贴进行价格支持，采用保护价格收购措施，相当于对流通环节进行了补贴。但是，价格支持是需要削减的黄箱政策，而且根据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效果并不好。同时按照WTO《农业协定》要求，政府提供的价格支持应针对农产品生产者，而不应该是流通部门。因此，尽管今后价格支持在总量上有一定调控空间，但在支持结构及补贴目标上则需作较大的改革。应通过调整农产品价格支持目标、支持重点，深化农产品流通体系改革，逐步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把支持与补贴的重点转向农业生产者。
关于对农业的补贴具体的措施，我非常同意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课题组的建议，重点在以下几方面：1．尽早改变和改革低效率的价格支持政策，将节省出来的宝贵财政资源，转为直接补贴等其他对农业的国内支持措施，把“黄箱支持“转为“绿箱”政策范畴的支出。
2．在考虑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时，按以下先后步骤进行：（1）取消现行的农业三税，即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中央政府按核定的基期数额对地方政府进行转移支付（对发达地区可以不进行这种转移支付）。（2）取消教育费附加和“五统筹”范围的收费，对地方政府因此而减少的收入，由中央政府按有关指数重新核定之后向地方政府转移支付。（3）取消村提留，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按村庄数量和人口多少核定固定补贴额，列入财政预算支出。(4)以上三项，国家每拿出一元钱，农民就实实在在地少缴一元钱，就相当于增收一元钱。换言之，国家用于以上项目的支出，都相当于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如果在此基础上，国家还有补贴财力的话，可以参照美国的脱钩补贴的方式，对农民进行补贴，计算补贴的基础可以采用税费改革中采用的土地面积和常年产量之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