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农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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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农业论文

可持续农业论文篇1

1.1研究方法

1.1.1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根据可持续发展PRED系统的内涵和北京农业发展特征,遵循科学性、实用性、综合性和可获性原则,采用频度统计、理论分析和专家咨询法构建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人口、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4个子系统,共23项具体评价指标(表1).由于各指标存在量纲差异,其性质有正、负2类,缺乏可比性,利用半升梯形模糊隶属度函数模型,解决各指标因量纲不同而难以汇总的问题,并采用熵技术支持下的AHP法计算各级指标权重.

1.1.2都市农业发展系统评价模型构建

1.1.3都市农业发展系统协调度评价模型选取为衡量北京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发展的协调程度,构建协调度测度模型.目前已有的协调度评价模型主要包括比值模型、弹性模型、离差模型、贴近度模型、灰色关联模型,离差系数表示变量对其均值的相对离散程度,用系列的标准差与其均值的比值表示.本文采用离差系数基础上构建的多系统协调度评价模型:

1.2数据获取

2005年,北京市出台《关于加快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指导意见》(京政农发[2005]66),首次对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作出全面、系统部署.因此本文选取2004—2011年为研究期间,数据来源于2004—2011年北京市区域统计年鉴、各区县统计年鉴、农村年鉴,以及北京市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分区县汇总资料中的相关数据.

2结果与分析

根据都市农业发展系统评价模型,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的评价结果见表2.2.1北京都市农业支撑子系统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2.1.1农业劳动者素质提高是支撑人口子系统评价指数上升的根本保障人口子系统的评价结果体现了都市农业发展的单位资源人口承载水平和劳动力支撑水平.2004—2011年间,北京都市农业人口子系统评价指数由0.0212升至0.1221.如图1所示,人口子系统评价指标中,郊区人口密度多年持续增大,导致人均农业资源的占有量减小,单位农业资源的人口承载量增大,郊区生态环境负荷加重.农业劳动力占郊区总人口比重持续下降是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兼业化的结果,当前这一指标助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农业集约化、规模化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劳动力的科技素质提升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研究期间,北京市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和万人科技人员数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成为支撑人口子系统评价指数上升的重要指标.

2.1.2宏观经济变化中农村旅游和农业规模化经营成为经济子系统的薄弱环节经济子系统的评价结果体现了都市农业发展的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结构的先进性.2004—2011年,北京都市农业经济子系统评价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的变化趋势,2007—2009年间波动幅度明显(图2).研究期间北京第一产业总产值增长1.8倍,但受当前北京经济发展趋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客观驱动影响,第一产业年均增长速度低于第二产业近3个百分点,不及第三产业增速的一半,因此农业总产值占GDP比重持续下滑,正向拉动了经济子系统评价指数.从2004—2011年整个期间看,都市农业经济子系统评价体系的正向指标基本保持增长趋势.但2007—2009年间,先是北京奥运会的连带效应,后有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加之中央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拉动,北京农村旅游收入和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出现剧烈波动,成为影响经济子系统评价指数演化轨迹变动的重要因素.

2.1.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影响社会子系统评价指数的不稳定因素社会子系统的评价结果体现了都市农业发展的社会支撑和政策保障的稳定性.2004—2011年,北京都市农业社会子系统评价指数呈小幅波动上升趋势,增长下行分别出现在2005、2008、2011年,如图3所示.研究期间,北京都市农业社会子系统评价体系中城镇化水平、财政支农水平、公路密度、农村固定资产完成额等指标都保持稳步增长,市场需求、资金支持、设施保障等方面对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支撑比较稳定,是拉动社会子系统评价指数上扬的主要驱动力.受农业投入产出周期长的比较劣势制约,农业收益对农户增收的贡献率越来越低,而非农收益对增收的支撑缺乏稳定性,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频繁波动,导致社会子系统评价指数上升轨迹偏弱震荡.

2.1.4先进农业技术普及应用已成为强化资源环境子系统的重要手段资源环境子系统的评价结果体现了都市农业资源环境利用效率和环境友好型发展程度.2004—2011年,北京市都市农业资源环境子系统评价指数由0.0339增长到0.2729,在4个子系统中增幅最大,如图4所示.作为正向评价指标,郊区人均耕地面积受城市规模扩张挤压持续缩小,而森林覆盖率、环境保护投资占GDP比重,以及清洁能源普及率提高,成为驱动子系统评价指数上升的重要因子.负向评价指标中,单位播种面积农药施用量2004—2006年快速减少,此后基本稳定;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的年际波动显著,但呈减少趋势;节水技术的应用推广使万元GDP农业用水量持续减少.3个指标在子系统评价中均发挥了拉升作用.7个评价指标中,农药施用强度、化肥施用强度、清洁能源普及率、农业用水效率4个指标属于农业科技应用范畴,在资源环境本底难以重塑的前提下,先进农业技术的普及应用已成为强化资源环境子系统的重要手段。

2.2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变化与空间分异

2.2.1综合评价指数的变化轨迹集成各支撑子系统的评价结果,计算出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图5).研究期间综合指数变化呈稳步上升趋势,显现出北京市农业发展在支撑子系统全面强化的背景下取得长足进步.利用年度综合指数同比计算波动速率显示,2006、2007以及2009年是北京都市农业综合指数的高速上升期,其他4个年度是平稳上升期.

2.2.2综合评价指数变化的县域分异北京主城区8区2县是市域内农业生产条件较好,以优质、高效、集约、精致为特点的都市农业发展重点地区.2011年农林牧副渔产值占北京市域比重达到96.8%.对比8区2县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变化发现(图6),2004年,综合评价排名前3位的是房山、昌平、大兴,末3位是顺义、平谷、密云;到2011年,大兴、顺义、通州3区的评价排名跃居前3,末3位集中在东北部山区.因此评价期间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空间分异态势可以初步总结为平原地带优于山区地带、北部山区优于西部山区.

2.3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协调度变化和发展模式转变利用协调度评价模型,衡量北京都市农业支撑子系统的协调程度发现,2004—2011年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子系统评价指数均保持增长趋势,协调度逐步优化(表3).但由于4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数增长轨迹和增速不同,支撑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主导子系统已经衍变.如图7所示,2004—2007年间,经济子系统是支撑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主导子系统,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北京都市农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农业劳动者素质提升,人口子系统逐步成为支撑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生力量,并加上支农、惠农政策和投资力度加大,社会子系统和人口子系统成为重要辅助力量.2008年前后,北京都市农业发展体系的最大差异在于资源环境子系统的地位.截止到2007年,资源环境子系统是4个支撑子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2008年以后,资源环境子系统的能量加快释放,支撑强度先后超过人口、社会以及经济子系统;到2011年,资源环境子系统已成为支撑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主导系统.

3讨论

在北京经济社会加速发展中,农产品需求加速增长,并趋于多样化,为都市农业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市场需求.虽然从生产规模上看,北京农业并不占优,但其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结构先进性是其他产区难以比拟的,因此,长期以来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科技化是北京农业的最大优势.在北京都市农业快速发展中,人口-社会子系统的支撑强化趋于停滞状态不容忽视.人口子系统的发展停滞主要源于农业劳动力流失,社会子系统的发展停滞主要源于城乡收入差距,后者是诱发前者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看,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的减少势必引发农业劳动力不足和后继无人,是北京都市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隐患.由于与其他城市产业竞争中农业在土地和资金利用效率上的明显劣势,以及北京地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一味追求生产功能和经济效益的“工业式”都市农业发展模式遇到瓶颈,2008年前后综合评价指数的向上钝化就是较好验证.在此背景下,以北京奥运为契机,依托首都科技智力资源优势,加之政策扶持和引导,产业链各环节的资源节约化和环境友好化使北京农业发展重焕生机,发展模式逐步实现了由经济子系统主导向资源环境-经济系统“双翼”驱动转变.发展模式转变是北京都市农业综合竞争力提升的重要表现,顺应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形势,符合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进入21世纪的前10年,北京市的耕地面积和农业用水量减少1/3.随着未来人口膨胀和产业发展,水土资源短缺和污染加剧的趋势难以扭转,都市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将不断加大.在此背景下,依托机械化和化学化,追求高产出和高效率,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现代化不可持续.因此无论是瞄准都市农业自身可持续发展,还是从北京城市发展的长远大计出发,北京都市农业发展应该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基于农业生态系统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达到循环利用物质、提高能量固定率和资源利用率、减少农药等有毒物质输入的目的,最终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可持续的“生态型”都市农业体系[23].

4结论

本文基于对2004—2011年间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及其支撑子系统的评价结果,分析了评价指数的变动轨迹和主要影响因子,比较刻画出各支撑子系统的作用强度变化轨迹,揭示了北京都市农业发展模式转变过程.研究结论可以总结为5点.1)研究期间,支撑北京市都市农业发展的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子系统评价指数均保持增长趋势,综合评价指数稳步上升,显现出北京都市农业发展在支撑子系统全面强化的背景下取得长足进步.2)分析子系统评价指数与评价指标变化的耦合关系发现,农业劳动者素质提升是当前人口子系统的重要支撑,宏观经济变化中农村旅游和农业规模化经营成为经济子系统的薄弱环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影响社会子系统评价指数提升的不稳定因素,先进农业技术普及应用已成为强化资源环境子系统的重要手段.3)对比北京市8区2县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变化发现,农业发展的空间分异基本呈现平原地带优于山区地带、北部山区优于西部山区的态势.4)分析子系统变化协调关系发现,资源环境子系统的作用强度逐步凸显,北京都市农业发展模式逐步由经济子系统主导向资源环境-经济系统“双翼”驱动转变.5)为了北京城市发展和农业发展的长远大计,应积极构建可持续的“生态型”都市农业体系,加快摆脱“工业化”都市农业发展路径。

可持续农业论文篇2

论文摘要:作为我国西部的农业大省,实现甘肃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本文根据农业经济和生态产业的基本原理,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农业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从农业资金投入、发展节水农业及特色农业等方面给出了甘肃农业持续发展的建议。

一、甘肃省农业发展取得的成绩

(一)农产品产量总体增加

2006年,甘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561.4亿元,占总地区生产总值(2276.7亿元)的24.67%,粮食产量808.1万吨。经济结构调整取得重要进展,农业基础地位继续加强,2006年粮食产量达到808.05万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2134.05元,与2000年相比增幅高达49.3%;同时城镇化水平达到30%;财政收入增长高于经济增长。

(二)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逐步优化,外向型农业发展加快

“十五”期间,甘肃省引进、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4000多项次,示范推广面积超过133.3多万HM,良种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建设了一批具有区域特色和竞争优势的农产品出口基地,累计出品4.4亿美元,促进全省农民增加收入35亿多元,人均达193.65元。目前,基本形成了以苹果汁、干酷素、瓜籽、制种、肠衣、番茄酱、杂豆、苦杏仁等特色农产品为主的出品格局,农产品出口98个品种,远销74个国家和地区。

(三)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明显加快

全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达到2476个,其中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1319家,增长11.1%,带动农户162万户;农产品年加工能力达到1047万吨;积极发展订单农业,订单面积达880万亩,增长3.5%;强化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示范引导,建立示范点41个;制定了合作组织工商登记和财务管理办法,推进了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规范化建设;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到4233个,带动农户121万户,分别增长7.8%和24.7%;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快速发展,带动农村二、三产业实现较快的发展。

二、甘肃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尽管甘肃农业发展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由于甘肃农业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还较为突出。

(一)农业发展资金短缺,农业投资不足

甘肃省财政收入相对其他省份较少,且农业综合开发支出相比其他省份更显不足。2006年甘肃省财政总收入为1,412,152亿元,地方财政支出为5,285,946万元,地方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为188,778万元,占地方财政支出的3.5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财政收入少严重制约了财政对农业的持力度,无资金支持农业的发展。

(二)粗放经营,机械化程度低,土地产出率低

甘肃省大部分地区干旱少雨,水资源贫乏,而天然降水的利用率不到10%;许多地方灌溉又采取大水漫灌的方式,渗漏和流失严重,灌溉水的利用率不到40%;由于栽培技术不配套,土壤水分的利用率不到70%。

(三)总体资源配置不均衡,利用率不高

首先,水资源总量缺乏是甘肃农村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其次,资源利用低效率现象普遍存在。2003年,全省有农村劳动力资源1050.49万人,实际利用760.75万人,占72.4%。甘肃省目前化肥亩施用量已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有效利用率只有3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在种子的使用上,大部分地区超量播种20%左右,造成很大浪费。甘肃省有丰富的农作物秸秆资源,是发展畜牧业的一大优势,但目前的饲用率不到20%。另外,在农产品的收获、运输、储藏、加工过程中也存在利用不高和严重浪费的现象。

三、政策建议

针对目前在甘肃农业整体发展中遇到的各种情况,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一)加快促进农村金融改革,增加低息农业贷款

高储蓄率是我国大部分地区所共有的情况,长期以来邮政储蓄只存不贷,积累了大量的存款,资金的闲置不仅增大了邮政局的机会成本,也忽视了农民对资金的需求。从2007年开始甘肃省邮政局告别了只存不贷的历史,开始提供小额信贷。为使大量存款能得到有效利用,确实地做到服务农民,邮政局也应为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因此,有必要将农业贷款与一般的商业和工业贷款区分开来。以较低的利率提供农业贷款,并将大量来自农业的存款返回农业才有助于农业的发展。

(二)加大农田水利建设投资,发展节水灌溉

解决甘肃农业发展的难题之一就是解决水的问题,因此发展农业首先要加强农建水利投资。应该积极利用当前所有的便利,加大农田水利建设,将水库所囤积之水应用到生产实践当中。“雨水积蓄利用工程”是近两年甘肃省政府为解决农民饮水问题而开始实施的一项工程,目前已解决了陇中缺水的环县、会宁、靖远三县,33个乡(镇)、20.9万人的饮水困难。同时,引进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也是甘肃省应对水资源缺乏这一问题的另一重要解决途径。

(三)结合地域差别,发展特色农业

甘肃省整体农业生产地域差别较大。河西走廊灌溉农业区,是该省的商品粮基地、制种基地和高原夏菜基地;陇中、陇东旱作农业区,是该省乃至全国重要的洋芋、中药材、小杂粮、羊羔肉及肉牛生产基地;陇南地区是该省重要的特色农业基地;甘南及河西牧区是该省乃至全国重要的牛羊肉生产基地和细毛羊基地。针对以上优势,政府应该积极扶持,加大资金以及技术投入,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尽快树立本土特色农业品牌,扩大产品的知名度,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以便提升整个农业的整体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甘肃统计年鉴2007[M].北京:统计出版社,2007.

可持续农业论文篇3

生态农业是以生态为基础、以经济发展为导向、以社会效应为目标,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的基础性、目标性和导向性是由它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因此,只有先理解了生态农业的特点,才能理解它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一)唐山市生态农业的特点

唐山市生态农业的特点是:综合性、多样性和高效性。

1.综合性。

生态系统的综合性,主要是坚持以农业整体为中心,协调生态、经济和社会三方效益,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和能源的再生,以达到调节整个农业产业结构的目的。

2.多样性。

生态农业的核心是科学技术,通过生态模型的技术方式来实现特定经济作物的增值生产,以生态工程的技术手段来平衡各地区的区域优势,将技术与社会需要、当地实际协调,形成区域农业多样性发展。

3.高效性。

生态农业凭借其循环、再生的综合性,通过对物质的深加工和能量的循环再利用,提高了农民的增值收益,加快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同时改变了局部农业产业结构。

(二)唐山市生态农业的作用

唐山市生态农业的特点,决定了它在实现唐山市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第一,综合作用。

唐山市自身耕地面积少但农业资源丰富,生态农业利用其综合性的特点,根据不同区域的自然条件和地区经济状况,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济作物交叉经营和交替管理的模式,促进了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有效转换。

第二,多样性作用。

生态农业利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在唐山市不同区域设立不同生态模式和生态工程,按照地区经济的增长需要,发展多样性的区域农业经济。

第三,高效作用。

生态农业继承发扬了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优点,摒弃了传统农业效率低产量少的弊端。同时弥补了现代农业高污染、高投入、低回报的缺陷,将现代农业提升至生产密集化、资源循环化、技术科学化、发展持续化的高效率高收益生产经营模式。

二、唐山市生态农业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问题

唐山市在生态农业的研究、示范和推广工作中,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让人诟病的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唐山市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理论、技术不足

生态农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农业学科,它还涉及经济学、管理学、信息技术学等多门交叉学科。对这样复杂的农业学科,要从系统综合角度,分析设计生态农业的结构,科学划分各种学科的类别体系,将经济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学科合理交叉,综合运用。但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对生态农业的理论研究,往往是单学科深研究,或者多学科浅研究,这些片面的研究对于生态农业理论系统的构建和完善,远远不够。理论是技术发展的前提,因此理论体系不够健全,导致生态农业的技术发展不成熟。

(二)政府支持力度有限

发展生态农业与政府的支持力度分不开。首先,在技术研发上,需要政府联合各大院校和科研部门联合研发,这就需要巨额研发经费;其次,在技术推广上,政府要花巨资和派遣相关技术人员为农民提供优质幼苗、肥料和技术支持;最后,在生态农业长期发展上,政府要建立一套长期有效的金融信息机制,为农民发展生态农业,提供信贷服务支持和信息服务支持。唐山市政府为了满足生态农业发展的需要,在资源配置、政府财政和人员培训上,下足了工夫。政府对生态农业做出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同时因自身财务和人手的不足,支持力度仍旧有限。

(三)推广普及难度大

造成生态农业推广普及难度大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农村人口科技素质低,需要大量科研人员下乡进行现场培训,而政府机构内的科研人员却严重匮乏。二是生态农业配套的农业技术设备不足,或者部分设备价格昂贵,农民负担不起。三是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不均,有的地方经济作物发展好,农民收益高,另外一些部分,因为地域、气候的限制,经济作物发展困难,造成整体产业化结构发展不均衡。四是市场结构不完善,土地市场、技术市场、批发市场、区域经济市场等各部分市场都只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还远远不够完善。五是信息传递不通畅。唐山市农村信息化建设起步晚,各项信息设施不完善,导致农民无法更快、更好、更全面地接收生态农业的第一手信息。

三、唐山市生态农业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

虽然生态农业有很多问题,但唐山市政府经过多年的经验摸索和实践总结,制定了一套生态农业问题解决方案。

(一)理论讲合作,技术求创新

生态农业的发展是以强大的科学技术为动力的,科学技术的基础是理论研究,理论基础的厚度决定了生态农业的高度。因此,必须把理论研究放在发展生态农业工作的首位。生态农业在理论研究上要以合作为原则,以实际需要为出发点,以农、教、科为标准,以产、学、研为动力,以少投资、高收益为指标。在理论研究层次上,政府要加大对科研部门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奖励,鼓励部门间通力合作,攻克难关。在技术层面上,要继承传统农业的技术优点,同时结合现代农业技术、生物技术、生态技术,形成最优化的农业技术配套体系。技术的推广与创新,一定要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导向,通过技术将农业的生态发展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连接在一起。唐山市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生态农业技术研究,大致有以下六个方向:(1)节肥式高产农业技术;(2)节水高能式农业技术;(3)无药低耗式农业技术;(4)中低产良田改良式农业技术;(5)资源循环利用式农业技术;(6)生物生态式农业技术。

(二)建立健全生态农业政策体系

生态农业的发展与政府政策的支持息息相关,政府建立健全完善的生态农业政策体系,可以使生态农业最快速度走上正规化、可持续化的发展道路。从农业的角度来看,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建立健全生态农业政策体系:一是农业环境、资源保护方面。建立自上而下的环境、资源网络监测系统,进行定位监测,对监测到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行为,将以法律和经济的手段进行双重制裁。二是农业科技方面。科技研发经费上,政府设立生态农业发展基金和专项筹款小组,保证研发上的经费支持;技术推广上,设立技术推广基金,帮助农民解决技术方面的资金难题,同时提高下乡技术人员薪资待遇,用高薪的方式鼓励他们深入农村,发展农村。三是农业市场方面。政府建立健全完善的农业市场体制,规范市场价格。同时,设立市场危机保障体系,保证农民在减产时,收益损失降至最低。此外,政府要为农民提供良好的信贷服务体制和信息服务支持,最大限度的解决农民的资金难题和农村信息不对称、不及时的弊端。

(三)政府、企业共同推广

生态农业的推广,一方面要靠政府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要靠当地企业的积极推动。政府方面:(1)增加对农民生态农业的教育和培训,在村里定期办理培训班和讲座;(2)提高科研人员薪资待遇,鼓励他们下乡进行科研指导;(3)对农业技术设备进行政府资金补贴,让农民用得起设备;(4)建立健全市场结构体系,最大限度保障农民权益;(5)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步伐,让农民在家里就能接收到生态农业的第一手信息。政企联合方面:一是培养龙头企业,让龙头企业在生态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中起到示范极带头的作用;二是鼓励公司多种经营模式,如订单农业、定制农业、公司农业、工厂农业等。唐山市通过近几年的艰辛努力,在生态农业上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不少成就。不过现在的成就还只是阶段性的,未来唐山市的生态农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更多的困难要解决。因此,把握好沉稳心态,稳扎稳打,循环推进,才是实现唐山市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二法门。

可持续农业论文篇4

【摘 要 题】农业可持续发展

【关 键 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 正 文】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其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在中国具有远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当今世界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农业像中国这样长期困扰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成为左右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持久因素。

虽然中国仅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让占世界总人口22 %的人口丰衣足食,被世人誉为“世界经济史上持续发展的一桩奇迹”。但是,中国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张、生态环境的加剧恶化等却使未来农业发展面临多重危机。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第1 号国情报告所得出的这一极富挑战性的结论,唤起了人们对中国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深思。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提出了震惊世界的“中国粮食威胁论”, 更引起了中国乃至世界对中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的广为关注。

中国究竟应选择怎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构成了中国如何迈向21世纪的主要研究热点问题之一。

 一、战略观点(注:根据研究者所提出见解的学科侧重或学科倾向,大致将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概括为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并不是严格按照研究者自身的学科研究领域进行区分。)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的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确保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和合理利用保护资源。

针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应选择什么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在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观点。

(一)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马世骏院士为首的生态学家,就开始倡导中国应该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80年代中期,马世骏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筹备工作。认为应以生态控制方法诱导非机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去发展而不是以回归自然的方式去保护环境,从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并提出中国应实现以生态经济原则为指导的农业经济持续发展。自此,关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问题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形成了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1.“生态农业论”。生态农业是中国最早触及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展战略,且至今仍将其作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

该战略是在总结吸取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现代农业的先进技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集约经营管理,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环、持续、高效”反映了持续发展的宗旨。

2.“效益型农业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持续农业的核心是发展效益型农业,保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既是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需要,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需要。

这一战略就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遵循经济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生产力要素组合;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人文资源。其最终目的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及经济效益,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

3.“农牧结合论”。这一战略认为:为确保中国21世纪16亿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个以畜牧业为突破口,实行农牧结合,以农促牧、以牧促农、以农牧产品促加工的“种、养、加”和“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发展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战略需要。

4.“现代可持续集约农业论”。(注:程序认为中国应该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那种“集约化持续农业”的提法,强调把“可持续的”约束条件作为根本特征,显然是不足取的。)该战略认为中国人多耕地少、自然资源相对紧缺,农村欠发达、多数地区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消费趋势,要求农业在有相应投入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选择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集约持续农业道路。

上述生态农业战略、效益型农业战略、农牧结合战略、现代集约持续战略等,其核心实质都是要试图解决、回答如何协调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显然是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密切相关。

(二)农业经济学家的观点 农业经济学家虽然不像农业生态学家那样,能够直接敏锐地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道路选择,但是却尤为关注农业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更能从深层次揭示把握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目前,其关注的主要战略问题有:

1.粮食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在《who will feedchina——wake-up call for a small planet》一书中,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农业灌溉用水也将大量移向非农产业部门,且化肥使用量已达报酬递减点,到2030年中国粮食将较目前水平减少20%,中国届时将进口3.69亿吨粮食,这将远超过国际粮食市场拥有的粮食资源,从而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

brown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由此,关于21 世纪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粮食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悲观论与乐观论。

悲观论认为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要维持一定的粮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这意味着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则会增加财政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从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资源紧缺且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已经丧失的国家来说,追求100%的粮食自给,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应适度地部分进口粮食,利用人类共有资源最经济地实现粮食安全,粮食生产应采取“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度进口、促进交换”的战略方针。

乐观论认为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不但不会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威胁,更不会给缺粮的第三世界国家粮食造成威胁,技术进步是中国过去粮食增长的原动力,也是中国现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动力,还将是中国未来粮食生产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粮食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而科技发展又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投资政策。

2.制度问题。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总体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农业的发展状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由传统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发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决定着农业经济体制的性质或演变方向。只有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结构变革,提高中国农业整体效率,才有可能使农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为此,应实施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

3.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了绿色革命前时期、绿色革命时期、后绿色革命时期(ⅰ)、后绿色革命时期(ⅱ),应实施21世纪农业技术创新战略,即改革现有农业科技投资体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制度,建设强有力的创造发展体系和研究方法,确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和研究领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构造可持续农业生产政策支持系统,加强农业科研、推广与教育体系建设,是今后持续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

4.农村问题。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论”与“三元化论”。

一元化论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过剩,过剩的农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于农村工业化,应以农村工业化为重心,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加快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迅速推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三元论认为中国农村产业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失衡加剧,失衡主要表现在时间顺序上的差异、变动速度上的差异、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向应是“三化齐动”,即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其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就是要以农民为本,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为目的,寻找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途径与对策,并以是否对农民有利作为评价有关农业与农村政策的准则。

由此可见,农业经济学家主要是围绕“粮食——制度——技术——农村”等农业可持续发展经济影响因素,探讨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内部运行机理问题。

(三)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 如果说农业生态学家关注农业生态问题,农业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农业内部运行机制问题。那么,农业地理学家则更为注重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粮食主导论”。这一战略认为粮食问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主导中国农业发展的走势和农业政策取向。粮食问题不仅表现为总量不足,也表现为区域供需不平衡;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将继续导致区域农业政策的差异,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与农业政策的区域差异将构成中国农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主流,也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关键方面。

该战略认为实现粮食安全是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功实施的第一性条件。

2.“国土开发论”。这一战略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战略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丰富的劳动力同极为有限的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均工业资源得到优化组合,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满足全社会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该战略认为虽然中国的资源形势严峻,但是资源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中国不仅必须,而且经过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解决或基本解决食物与农产品的供给。应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国土大开发战略,这是中国人民永远能够养活和养好自己的根本性战略,必须有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发尚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国土,着重在山区、草原和海洋,实行全面规划,分区治理开发,纳入国家计划。

3.“发展危机论”。该战略认为中国空前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土地资源供应的危机所在,中国持续农业正面临着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挑战。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物质基础薄弱,地区差异悬殊,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为此,考虑农业发展战略必须强调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协调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优化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组合;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地区资源优势和促进地区间优势互补,力求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4.“生存发展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人口膨胀与迅速老化,农业资源日益紧张,环境污染蔓延,生态日益恶化,粮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长又很困难,加之工业化起步时间晚、发展起点低、历史负重等原因,今后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大问题在于是否使粮食增产赶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长,最大难点在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体制改革只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改革只是为创造、提高和优化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与配置机制提供制度的保证,既不能代替生产力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升。因此,应实施“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增加农业投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条件,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途径。

总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还是农业经济学家、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其从不同视角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概括起来看主要试图集中研究解决困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最基本问题,即食物安全、农业现代化及农村发展问题,它们构成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核心。

然而,目前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仍主要侧重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未真正将其转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从而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是“重经济,轻生态”、“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忽视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等社会发展”,这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理论源流 

回顾历史,中国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工业化偏斜绿色革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其理论支撑同样也基本上沿袭的是“工业化推进战略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沿着这一主线追踪溯源,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形成确立的主要理论源流有: 

(一)前苏联的发展理论 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经济建设方针是完全照搬或承袭前苏联模式。适应于这种工业化战略,就要求“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以便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 

中国所选择的这种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称之为是以牺牲农业发展支援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以工挤农”战略,确立的根本目标是“强国”,选择的基本战略是超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人民公社和统购统销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这一发展模式的选择深受前苏联发展理论的影响,其主要理论背景有: 

1.协调发展论。该理论十分强调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率是工业积累和发展的基础。牺牲农民利益不仅不能加快工业化步伐,而且还可能危及国家统治,主张工业化资金应依靠自我积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税等正常积累方式取得;强调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脱离市场机制,对于农村经济应通过与之建立市场联系,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大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增加消费品的供应,而轻工业的发展又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这样,农业发展就为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和动力,从而使工农业经济得以协调发展。这一理论虽未能坚持执行,但却是后来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理论依据。 

2.超工业化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市场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者,两者各有自己的调节范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农业只是被动地为工业增长提供资金和劳动力。 

这一理论对后来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为保证农业剩余产品能够由国家掌握,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并适时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等理论观点,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极为深刻的作用影响。 

3.地理分工论。该理论把社会劳动地域分工问题提到首位,研究与社会历史联系到一起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特点、变化和结果,认为应把苏联经济区当作更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体系中的复杂体系进行研究,在社会劳动分工过程中产生各部门经济的专门化并促进这些部门的形成和发展,而在国家之间、国家的各个区域之间、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之间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过程中,应促进各类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在对部门进行空间分析时,应阐明各部门内部劳动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门区和枢纽,而在对区域系统和个别的区域进行分析时,也必须对区域的部门结构、主要的辅助经济部门布局和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三个基本因素: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迅速过渡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战争年代惯用的供给制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以及农业布局、地域类型划分及区域规划等均是上述发展理论运用的具体表现。 

(二)西方世界的发展理论 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前苏联式传统农业经济体制从历史舞台的退出,以及新型社会主义市场农村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确立,不仅深受国际环境背景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受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制约,更深受来自西方世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其作用影响最为深刻的主要理论有: 

1.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可获得“比较利益”,故这一学说亦被称为“比较利益”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应该出口能够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比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在开放条件下如果一国根据它当前的比较优势确立产业结构,而根据它的比较优势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就可宏观长期、快速、稳定地获得经济增长。这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已由传统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转变为通过培育一个相对价格能够反映产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市场竞争机制,由特定资源结构选择确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比较优势战略,以及在国家宏观调控和比较利益原理牵动下所形成的农业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分工协作的不断加强等,均是比较优势理论客观作用的结果。 

2.诱导创新理论。认为历史上有多种农业增长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农业增长道路。那些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应该走生物和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那些劳动力稀缺而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该走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认识到了把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直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导致高度无效率的增长。 

相反,强调市场需求的诱导创新理论,则认为市场需求决定创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产业产品的发明数量与产出销售额密切相关,由此引申出三个命题:技术发明是一种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行为一样,追求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取决于该项发明产品的预期销售额;而采用发明后的预期销售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产品目前的市场销售额,认为农业技术推广和使用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市场盈利性,技术创新的收益是与农业研究的外部效应——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有关,而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推广率又受到经济利益的支配。 

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上述两种理论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目前仍然是诱导性的。从要素稀缺性来看,虽然中国农村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完备,要素价格无法正确体现要素相对缺乏程度,但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仍然为追求产出最大化而寻求相应的技术发明。从市场需求来看,尽管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特别是主要粮食作物还受到遗留下来的统购统销价格体制和行政命令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农产品价格和需求数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确体现市场需求的强度,但由于农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农产品生产规模仍然能较好地反映市场需求规模,因而农业科研单位依然可根据实际需求规模选择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技术创新。 

通过综合应用该理论对中国粮食作物育种优先序列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现阶段的粮食增产政策应该从资源和产品控制,转向以提高单产及开发新的粮食增产来源为中心,认为实现这一新型粮食增产政策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只有通过增加农业科研资源投入、改善科研资源分配,才能够促进推动该政策目标的实现。 

3.二元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弱小资本部门与相对强大的传统部门并存形成为二元经济结构,即高工资经济部门如矿业、大农场、工业、大型运输业等部门和低收入部门如家庭农场、手工业、家庭佣工、小商业、临时工等部门并存。高工资经济部门资本相对充足,实行竞争,可产生利润,工人可得到自己的边际产品;低收入部门资本相对稀缺,没有竞争,不产生利润,人们要维持生计,必须要消费多于边际产出的产品,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低收入部门劳动者将转向高收入部门,其宗旨就是要寻求发展中国家经济一元化道路,即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国因其特殊的国情,不仅客观决定了全国范围及不同地区存在着二元化现象,而且同一地区的不同区域或产业也存在着二元现象,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基本格局。但是,对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认识却形成了4种不同的观点,即三元结构论、双重二元结构论、二极经济论和环二元经济结构论。 

三元结构论认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主要应从社区的角度来认识,因而可称之为城乡二元结构,其原因在于现代工业一般集中于城市,传统农业部门分散于农村,但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近年来这一结构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城乡二元结构已演化成了城市现代工业——城镇乡镇企业——农村传统农业的三元结构。 

双重二元结构论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向非农化方面的发展,农村工业在农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国民经济结构已由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演变成了双重二元结构,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内部农业与农村工业并存的双重二元结构关系。 

二极经济论认为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表明,中国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经济,而是严重的二极经济,即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基本不发生劳动及其人口流动,两个部门因而也不发生整体关联,传统部门的一级劳动力淀积越来越多因而趋于停滞,而现代部门一级则由于发展迅速而越来越重型化因而劳动力也必然趋于停滞。 

环二元经济结构论认为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没有注意农业及农村发展问题,导致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并进一步演化成了环二元经济结构。所谓环二元经济结构就是中国经济不但从总体上看存在着具有一定优势的城市及工业和比较落后的农村及农业这样两个互相区别的“经济元”,而且各个“经济元”内也存在着优势与落后并存的现象,这些大小不等的“经济元”便构成了环二元经济。 

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业发展战略的形成演变,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吸收了诸如新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结构理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论、小农有限理性理论、落后经济理论以及从宏观角度研究粮食政策、粮食保障和农业持续增长等问题的多种农业宏观经济理论。 

(三)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 中国目前最大的生态问题莫过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问题,由此而带来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农田污染、水资源紧缺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农业既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常规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续农业发展之路,只能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伴随着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国科学家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一些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见解观点。如马世骏的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李澄与郭玮的工农业关系理论、王宏广的要素组合论、冯海发的农业效益评估理论、郭书田的农村经济发展理论、康晓光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吴天然的农村工业化理论、赵昌文的农业宏观调控论及牛文元的农业持续发展理论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农业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主要有: 

1.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该理论认为当代若干重大社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自然是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必须当成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来考虑,衡量该复合系统的三个指标是:自然系统的合理性、经济系统的利润、社会系统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个多目标决策过程,应在生态经济原则的指导下拟定具体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使系统的综合效益最高、风险最小、存活机会最大,即就是要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找出生态问题的症结,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技术、行政和行为诱导手段去调节系统内部各种不合理的生态关系,提高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实现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普遍开展的生态农业建设,就是运用这一理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 

2.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生物在其生长过程中,总是在一定的生长环境中有顺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种生活要素并最终形成一定的生物量,农业生物运动和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就叫要素组合规律。 

根据这一理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农业高产高效、避免资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费的基础。运用要素组合理论实证分析研究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业发展的过程,是农作物生活要素数量不断提高、不断组合优化的过程。 

3.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农业生物群体,在土地资源、水资源、光热资源、矿物元素资源等的共同支撑下完成其生物学的转换,又在人的参与下完成其经济学的转换,其最终所形成的生物物质体增长,既有每年扩大耕作面积所获得的产品,又有发挥单位面积生产能力的贡献。这里依据支持人类生存基础的粮食产量变化趋势与人口粮食增长趋势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将粮食产品增长作为它自身以及所在区域自然资源的生产函数。 

根据推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口增长规律与粮食增长规律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狭义”的可持续发展规定了粮食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同步性,它意味着年人均粮食数量保持常量的状态下,粮食与人口的规模总量增长必须保持严格的对应可比,且服从于“不超出区域承载力阈值”,才能被认为是在“狭义”可持续发展的范围。 

依照“狭义”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国人口众多,只有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才能具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只有保证当人口达到零增长时的总规模约有16~17亿,确保按每年人均400kg 计算应达到6.4~6.8亿吨的粮食基本需求,并能够稳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备进一步实现广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门槛”,这也是中国农业在目前条件下必须要实现的首要目标。 

虽然无论是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还是要素组合论、农业可持续发展论,其理论方法及其实际可操作性等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完善,但它们毕竟是中国人自己探索开拓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几点启示

通过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及其理论渊源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综合研究 世纪之交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农业经济学家还是农业地理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不再把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简单地看成是粮食问题或生态问题,而是从更为宏观综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

为此,中国亟待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宏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这一理论不仅能客观地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特点和实际需求,而且还必需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以改变目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大多是个案性、经验性或实证性的空泛论述,很少能够将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二)理论借鉴 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运用其理论并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或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尤其是西方学者很少有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就客观决定了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成果或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盘移植。

几十年来中国绿色革命推广种植的几种高产作物,虽然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却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生态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因此,历史不应再继续重演,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只能是在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明确认识和正确判断的基础之上,有选择地借鉴和运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构筑上有所创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从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新型战略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无论是生态农业、现代化集约可持续农业战略,还是农村“三化齐动”、生存发展战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旧带有浓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为色彩,这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政府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度干预。因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只能是在正确体现“适度原则”的宏观调控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个能够真正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以促进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型战略。 这一战略既要着眼于未来21世纪中国农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又能促进中国农业与世界经济的接轨调整,更能充分体现《中国21世纪议程》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政策取向。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重要命题,绝不可能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或运用某一原理及理论透视剖析便能够解决,只有综合考察其影响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战略。这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未来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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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农业论文篇5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运行的核心,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农商行作为农村金融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截止2012年底,全国已成立农商行337家,在增加农村金融供给、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贯彻国家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农村,既缺乏必要的抵押担保品,又存在广泛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排斥现象长期存在,使得我国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普惠型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远未形成。尤其近两年来,农商行面临着内外部环境的重大转变,在利润增长、资产质量以及风险管理等方面面临多重压力,前途堪忧。

二、研究现状

考察发现,学术界尚未完全形成系统的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既有研究要么从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要么直接套用企业可持续发展和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研究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问题。

ZellerandMeyer将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定义为,收益在补偿成本和风险之后还有部分利润。国内学者主要从商业银行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商业银行内部业务协调和商业银行资源可持续(白钦先,2000)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

银行本质上属于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企业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来源两个方面:企业外部(以波特为代表)和在要素市场上买不到的资源和不可替代的能力(以彭罗斯和帕拉哈拉德为代表)。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金融体系构成以商业银行为主。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对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普适指导意义。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金融效率的评价标准是金融发展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资产的金融化不能以牺牲现时和未来的实际生产和服务为代价。国外主要从金融抑制、金融深化和金融约束等角度进行研究,国内主要从金融资源学说、金融效率和金融协调等方面展开研究。

综上所述,对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在理论上已有一定拓展,这些均为农商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但农商行可持续发展有其特殊性,应在深入分析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基础上,建立一套能被广泛接受且具可操作性的评价农商行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

三、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建立

本文参照世界银行关于农村金融机构的业绩评估指标体系,结合已有研究,从兼顾内外因素的角度构建了农商行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该体系结构为“目标―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其中,目标描述农商行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用以对农商行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一级指标由内部因素包括规模及制度维度和经营管理维度和外部因素包括稳定性维度与环境维度三部分组成,具体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如表1所示。

四、实证分析及基本结论

由于层析分析法往往带有较强主观色彩,容易忽略实际的数据信息,而CRITIC法虽能反映客观的数据信息,却对指标的重要性区分不佳,因此,本文将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使过程与结果更加科学合理。

1.CRITIC测度

原始数据经过无量纲处理后,由CRITIC法,可以计算出三级指标对于二级指标的相应权重(见表2)。

将三级指标权重代入,可得到农商行的二级指标数据。以此类推,重复上述步骤过程,可分别得到二级指标对于一级指标、一级指标对于目标的权重(见表3、4)。

2.AHP测度

根据表1模型,按照相对重要性,同层中指标两两比较构造判断矩阵。依次类推,最终综合判断各指标对总目标的重要性。本文仅就一、二级指标相对于总目标的重要性做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最终可得农商行在两种方法上的排名(见表6)。比较发现,除广州揭阳农商行的排名变动较大,其他农商行排名变化较为一致,可较为真实可靠的反映各农商行可持续发展能力。总体来看,东中部地区农商行排名两级分化明显,西部地区两家农商行表现出较强成长潜力。

五、政策建议

可持续农业论文篇6

【关键词】 两型农业 评价指标 发展对策

2008年10月9日至12日,我国提出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在农业方面要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简称两型农业),自此,两型农业开始进入我国农业研究的理论界与农业工作的实践界。如何发展两型农业,实现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是中国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

一、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意义

1、理论意义。虽然建立两型农业的重要性已经被国内外相关专家、学者以及政界高官所认同,但是对两型农业进行衡量、考核,目前还没有相关统一指标体系,也没有相关标准来进行定义衡量。因此,建立一套评价指标体系,将有助于从理论层次上位实践工作提供理论指导,为实际生产活动的考核和评价提供参考评估工具,为实践成果提供相应的衡量标准。

2、实践意义。两型农业建设面临的主要是如何在有效的资源条件下,合理利用资源,配置优化资源,使得农业生产得以持续发展,使得农民生产成本得以不断下降,农民获得增产增收。这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和农村建设问题,因此,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将从实际工作出发,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评价两型农业发展的指标体系,为促进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生产提供参考依据,为农业的节能降耗提供指导标准,为推广两型农业,促进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导。

二、基本原则

1、科学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必须建立在遵循农业发展的自然规律、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等科学基础之上,能客观地反映在两型农业内部的运行及与外部的关联,通过相互联系的指标,能较好地度量和评价不同地区两型农业生产的实现程度。

2、整体性原则。两型农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同等重要律和最小量限制律的双重要求下,评价指标体系覆盖面应尽可能的广泛,能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综合地反映影响两型农业的各个环节和各种因素。

3、可操作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各指标应简单明了,便于获取和计算,不必再作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尽可能采用惯用的百分比、单位面积产出、单位投入产出、利用效率等表示。在选取指标时,应尽量选取富有代表性、多用途性和可定量化的指标。

三、评价指标体系的三个来源

两型农业评价体系的建立,必须立足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两个基本点,紧扣农业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以此评价两型农业的发展程度。因此,其来源主要来自于:生态农业综合效益子系统评价指标、循环农业发展水平子系统评价指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子系统评价指标。三个子系统的指标体系,相互独立、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覆盖了两型农业发展的全部内容。

1、生态农业综合效益。生态农业是一种遵循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生态规律发展的农业生产模式。它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与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前提。生态农业追求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这些统一的效益,其基本要求是:因地制宜地设计、组装、调整和管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系统工程体系,把发展粮食与多种经济作物生产,发展农田种植与林、牧、副、渔业,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结合起来,利用传统农业精华和现代科技成果,通过人工设计生态工程、协调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形成生态上与经济上两个良性循环,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

2、循环农业发展水平。循环农业是在农作系统中推进各种农业资源往复多层与高效流动的活动,以此实现节能减排与增收的目的,促进现代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循环农业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进入生产和消费系统的物质和能量,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再利用”。循环农业使农业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得以提高,达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并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循环农业领域宽广,包括农业内部生产方式循环、对农产品加工后废弃物的再利用。循环农业使清洁增收有机结合,既干净,又增收。

3、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突出强调农业生产发展的全面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因此,该子系统可以划分为四个准则层,即农业生产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农村社会可持续性和农业资源可持续性。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是指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对于已经是高产出的地区而言,需要维持这种水平。农业经济的可持续性,是指实现长期、稳定的农业经济持续增长,只有可赢得利润的农业系统才是最终的可持续;农村社会的可持续性,是指维持生产、经济、环境等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农村社会环境的良性发展。

四、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构成

两型农业评价的指导性评价指标的三个来源及其三个子系统的组成,即由生态农业综合效益子系统评价指标、循环农业发展水平子系统评价指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子系统评价指标构成的两型农业指导性评价指标体系。

1、生态农业综合效益子系统评价指标。生态农业综合效益子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主要由经济效益评价指标、社会效益评价指标和生态环境效益评价指标三部分构成,具体如表1所示。

2、循环农业发展水平子系统评价指标。循环农业发展水平子系统评价指标主要由减量化评价指标、再利用评价指标和再循环评价指标三部分组成,具体如表2所示。

3、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子系统评价指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子系统评价指标主要由生产可持续性评价指标、经济可持续性评价指标、社会可持续性评价指标和资源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三部分构成,具体如表3所示。

五、总结

本文分析了两型农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意义和基本原则,在考虑两型农业评价指标体系复杂性基础上,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对指导性评价指标的三个来源,即生态农业综合效益子系统评价指标、循环农业发展水平子系统评价指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子系统评价指标进行了详细分析。这个指导性的评价指标框架和指导性评价指标体系,为全国各地不同资源不同条件的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评价,发挥框架性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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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农业论文篇7

关键词:农业;循环经济;生态文明;发展评价

一、引言

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并列,提出“五位一体”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被置于突出地位。十报告在论述如何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时指出,要“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循环经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2016年11月24日国务院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区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印发了《“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统筹部署了“十三五”期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规划》中将“推动循环发展”作为“以生态环境保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措施。可见,循环经济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一环。在人类的所有经济生产活动中,农业无疑是与自然环境关系最密切的,它是直接在一定自然环境条件下利用一定的自然资源开展生产活动。人类通过农业活动,与自然界形成了最广泛最有生命活力的物质循环与能量交换关系,因此农业经济循环发展的研究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二、循环经济概述

1.概念。所谓循环经济,即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农业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它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在农业生产过程和农产品的生命周期中减少资源的投入量和废弃物排放量,使经济系统和谐的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农业资源持续利用、农业清洁生产,使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得以统一。农业循环经济将循环经济理念引入农业生产过程中,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循环经济理念在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发展中的综合应用。2.理论起源。美国经济学家KennethE.Boulding于1962年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被看作是循环经济理论的萌芽。Boulding受当时发射的宇宙飞船的启发来分析地球经济的发展,他认为飞船是一个孤立无援、与世隔绝的独立系统,靠不断消耗自身资源存在,最终它将因资源耗尽而毁灭。惟一使之延长寿命的方法就是要实现飞船内的资源循环,尽可能少地排出废物。同理,地球经济系统如同一艘宇宙飞船。尽管地球资源系统大得多,地球寿命也长得多,但是也只有实现对资源循环利用的循环经济,地球才能得以长存。1990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RogerPerman等在其《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一书中首次正式使用了“循环经济”(CircularEconomy)一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可持续性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而循环经济模式兼顾了经济发展、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因此发达国家逐渐开始把循环经济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路径和模式。3.国外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20世纪2、30年代,国外学者最先提出了“生态农业”的概念;70年代后,生态农业的发展引起世界各国广泛的关注和实践运用,相关学者指出设计良好的运行机制有利于又好又快地实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目标;同时,农村基础设施等硬性条件的完善和农业生产活动主体素质等软条件的提升是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关键。

三、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理论研究

我国对于农业循环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其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1.农业循环经济内涵研究。阐述农业循环经济的内涵和原则,论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必要性是这一研究的核心。例如:详细论述了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我国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应遵循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再思考四个原则;分析了循环经济和农业发展的关系,论证了实现循环经济是农业发展的根本,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等。这一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介绍农业循环经济,论证其发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多见于研究的早期。2.我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这一研究在总结国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分析对我国的启示,探索我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模式。例如:在总结美国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基础上,分析对中国的启示,为促进中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在对德国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方面的成功经验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中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建议;介绍日本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多元共治”的基本模式,分析对我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启示并提出政策建议等。这一研究得出的建议和发展模式都主要针对国家层次的农业,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研究不多。此外,它与上一研究一样都主要是定性的研究。3.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研究。这一研究主要是对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定量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识别阻碍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因素,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方法论上。评价方法多采用指标评价法,如:运用BPEIR概念模型及特菲尔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江苏省19年间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进行综合评价,发现影响江苏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依次是资源减量投入、资源循环利用、经济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安全指标;构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对2005年四川省21个城市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甘孜州、雅安市以及资阳市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攀枝花市发展水平最低;以绵阳市为例,构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绵阳市及其所辖9个地区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绵阳市2002-2012年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而资源的减量化投入水平和资源安全水平是其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等。其次使用的较多的方法是能值分析法,如:将能值理论与区域农业循环经济理论相结合对吉林省西部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85~2004年期间,吉林省西部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投入和产出均呈明显的增长趋势,系统中物质循环利用及有效能值的转化率明显提高,种植业与畜牧业耦合程度有所增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趋势得到明显加强;用改进的能值分析方法对福建省福清星源循环农业产业示范基地的可持续发展程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改进的能值分析方法对循环复合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更科学,并找到了可持续发展指数最高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境内的四墩子乡农业系统进行能值分析,论证实施草地农业是促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保障等。最后,其它方法,诸如生态足迹法等。例如:用DEA方法和生态足迹构建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评价的综合指数,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大部分地区存在农药化肥投入冗余、粮食单产不足以及农业生产的耕地足迹和牧草地足迹所占比重偏大等问题,并提出了提高该地农业投入产出率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综上所述,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定量研究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近年比较常见,其与前两个方面的研究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研究的理论体系。其主要研究方法多采用指标评价法,偶见能值分析法。不过,此研究多倾向于静态研究,缺乏未来发展的预测研究,因此难以体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连续性、持续性和长期性。

四、结语

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模式,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一环。其理论研究源于国外“生态农业”的提出和发展,我国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内涵研究、发展模式研究以及发展评价研究。其中发展评价研究近年比较常见,但评价方法比较单一,多倾向于静态研究,罕见预测研究,因此拓展方法论,体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今后该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作者:杨羽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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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农业论文篇8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现代农业;食品安全

黔中经济区是国家要大力培养的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之一,结合增长极理论和现代农业发展理论和农业的基础地位,黔中经济区要成为贵州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火车头,就不能忽视农业发展。依据贵州农业资源状况和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要求,为促进黔中经济区能够成为贵州省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以及黔中经济区农业产业能够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我们认为黔中经济区农业发展至少要完成以下的两个战略目标:①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体系;②构建从种养殖源头起始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

一、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体系

农业对于自然资源中的土地和气候依赖较大,而随着现代农业的出现和发展,在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的开始大量使用,在短期内这种生产方式的确带来了农业产出的快速增长,但是也带来另外的问题――土地板结、环境污染和食品农药残留。为了保证农业的稳定健康发展,现代农业发展理论强调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现代农业是指在当代、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先进水平的农业形态,也就是用现代工业力量装备的、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的、以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的,生产效率达到当代世界先进水平的农业[1]。农业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发展现代农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无论是保障粮食安全,还是促进农民增收,无论是应对国际竞争,还是持续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解决农业的深层次问题,都必须加快发展现代农业[2]。

中国政府在1994年编制的《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首次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因此农业发展也必须是可持续性的,可持续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农业可持续性就是要实行技术变革和机制性改革,减少农业生产对环境的破坏,维护土地、水、生物、环境不退化、技术运用适当、经济上可行以及社会可接受的农业发展战略。

贵州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生态环境条件以及作为长江、珠江上游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保持良好生态环境不仅对贵州本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全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也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在农业生产上就必须强调其可持续性;另外,依据增长及理论和农业发展理论,农业要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就必须将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黔中经济区作为贵州省基础条件最好,经济发展状况最优的区域,如果能够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体系,那么依据增长极理论中的扩散效应,在政府有意识的引导下就会对全省的农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就能够在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同时完成环境保护的责任,因此我们认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体系应该成为黔中经济区农业发展最重要的战略目标。

二、构建从种养殖源头起始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

近年来,随着食品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我国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与发达国家食品安全事故相比较,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存在两大差异:①我国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频率比发达国家更加频繁;②我国发生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中人为掺假和违禁使用非法物质所占的比例很高[3]。虽然存在以上差异,但是有一类食品安全问题在所有国家是相同的,即由食品原材料的质量问题引发的食品安全事故。事实上,如果当我们将那些假冒、伪劣商品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排除在考虑范围时,用于直接消费和生产食品的农产品原料的安全性就是食品安全问题的核心。

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在种植业方面,为了低成本防治病虫害,种植户违规违法使用本该严禁使用的高毒农药致使这类农产品带有毒性较大的农药残留以及由于环境污染所导致的重金属、氟和生物毒素等的污染。在畜产品和水产品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养殖户为了保证存活率和缩短养殖时间在养殖过程中大剂量长时间使用抗生素、抑菌剂和激素类促生长剂,从而导致畜产品和水产品存在激素类、抗生素类药物残留,以及由于环境污染所带来的重金属以及致病微生物等的污染,这些问题农产品都是危害消费者健康的源头,当我国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商品,降低由此引发的食品安全事故后,食品原材料质量问题就成为引发食品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从源头保障食品安全就成为必要环节。

目前,发达国家已建立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中,最典型的就是在食品生产企业中广泛实施的“通用良好生产规范”(GMP)和“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体系”(HACCP)。欧盟要求农民或养殖企业对饲养牲畜的详细过程进行记录,包括饲料的种类及来源、牲畜患病情况、使用兽药的种类及来源等信息。日本要求厂家提供“能看见面容的食品”,消费者可以通过电脑或者手机查到它们的“身世”甚至生产者的照片等更多的信息[4]。

在黔中经济区总建设目标中有南方绿色食品基地这一分目标,为了更好地实现此分目标,就必须借鉴发达国家在长期食品卫生安全监管中发展起来的源头抓起、全程监管的经验,构建从种养殖源头起始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这样才能结合黔中经济区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较好基础设施条件,将黔中经济区建设成为南方绿色食品基地。

三、结论

黔中经济区是贵州省农业生产条件最好的区域,合理有效的农业发展目标能够使其真正成为拉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依据增长极理论和现代农业发展理论,结合黔中经济区具体的资源条件以及社会现实需要,我们认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体系、构建从种养殖源头起始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是黔中经济区农业发展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郭晓鸣、廖祖君.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战略选择研究[J].理论与改革.2007(5):81-85

[2]人民日报社论:积极发展现代农业.2006,12,23.

[3]赵栋强.论诚信缺失与中国食品安全―基于中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思考[J].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2):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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