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态问题论文范文

农业生态问题论文篇1

关键词：镇江市；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农业；“互联网+生态农业”；食品安全

0引言

1970年，美国土壤学家阿尔布勒奇最早提出了生态农业（Eco-agriculture，简称ECO）的概念，本意是指通过低投入或绝对排斥使用农用化学品的小型农业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是指基于生态学和经济学理论，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借鉴传统农业的经验，所构建起来的具有的较高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高效农业。对于现代农业而言，产量的提升一般基于种植面积规模化、大量使用化肥、过度适用农药等，但是，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和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不仅威胁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威胁到人类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当前，我国农业自然资源已经处于饱和性开发和利用状态，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的破坏，短时间难以恢复。同时，由于大量农药的使用，农田生态也受到严重影响。因此，生态农业建设已经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当务之急。镇江市是地处江苏南部一座美丽、古老、典雅的城市，农业经济一直是一项支柱经济。镇江市拥有2651km2的丘陵山地面积，16万hm2的耕地面积，5.33万hm2林地面积，8.2万hm2水域面积，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光、水比较协调，非常有利于农业生产，盛产水稻、小麦、油菜、茶叶、蚕桑、多种瓜果蔬菜、以及各种水产品。因此，镇江农业资源丰富多样，是历史上的“鱼米之乡”。近年来，镇江市农业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多方的关注。在农业发展战略方面，何培树（2015）认为，镇江市农业的发展要做强“一体两翼”，认为镇江农业已经形成了优质粮油、精品茶果、特种养殖、花卉苗木、观光农业五大特色；何培树、尤恒（2015）研究了镇江市农业发展方式的战略选择问题，指出绿色、高效、融合、创新、统筹应成为镇江农业发展的主导方向。在休闲农业发展方面，张文文、张利明（2016）研究了镇江休闲农业发展所存在的问题问题，提出了镇江市休闲农业发展的对策，强调了因地制宜、规划先行、彰显特色、示范引导等策略。在农业园区建设方面，安林海（2014）研究了镇江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发展现状，提出了市场化运作、科技支撑、多元化投资、土地集约化等发展策略；钟志仁、刘长珍（2014）指出，镇江现代农业园区是镇江农业集约化投入、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的重要载体，在镇江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农户增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农业科技服务方面，温小林、张玉军（2014）分析了镇江市新型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重构问题，认为科技服务体系应力求满足所有农业生产者的需求，并与不断完善的农业市场格局相适应。温小林、马媛媛（2015）探讨了镇江市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创新问题，认为镇江市农业科技服务存在着供需不均衡现象，并提出了若干治理对策。在智慧农业方面，夏露、罗明（2017）研究了新形势下镇江智慧农业的发展问题，同时也为生态农业的发展启领了方向。如同全国许多地区一样，镇江市生态农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诸如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环境资源日益短缺、生活污染不断加重等等，都成为生态农业发展的障碍。现有的研究探讨了镇江市智慧农业、休闲农业、农业园区、农业科技服务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为镇江生态农业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远未形成完善的镇江市生态农业理论与实践体系。因此，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镇江市生态农业发展的环境、机理、路径和方向，对于镇江市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1镇江市生态农业发展的路径

第一，大力打造镇江市特色生态农业。镇江地处长江之南、长三角之北，其农业特征属于典型的长三角城郊型农业，既区别于苏州、无锡、常州的长三角城镇型农业，也不同于苏北的农区型农业。因此，镇江生态农业的发展模式与江苏省其他地区应有所差异。同时，即使在镇江市境内，各县、区内部也并不趋同。扬中、丹阳偏近于苏南的城镇型农业，而句容、丹徒偏近于苏北的农区型农业。因此，镇江生态农业的发展应具有自身的特色。第二，在镇江市生态农业发展中注重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和前提，同时，镇江市生态文明建设是镇江市生态农业发展的基本要求。生态文明包含丰富的具体内容，同时也涵盖生态伦理、社会伦理。当前，镇江市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尚不能满足镇江市生态农业发展的需求。生态文明是生态农业和外部社会的一个结合点，需要汲取外部社会的有利因素。第三，在镇江市生态农业建设中注重生态伦理和生态道德建设。从长远看，生态伦理是生态农业的支柱性因素，正是生态伦理的缺失，才阻碍了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生态伦理约束了反生态行为，将人类社会引入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之路。镇江市在生态农业建设中，应构建自身的生态伦理，并加入遵从。生态道德是政府、农业企业和农户在生态农业生产活动中的道德意识。当前，镇江市生态道德处于低谷，引发了诸如食品危机等一系列社会事件。生态伦理是防范生态危机的支柱，生态道德是防范食品危机的支柱，在健康的生态农业体系中，其价值和作用均高于法律监督。第四，探讨镇江市生态农业发展的一般模式。生态农业发展的典型模式包括废弃物能量资源循环利用模式、立体开发利用模式、种植养殖加工一体化模式等。镇江市应根据自身农业资源的特征，在现有模式借鉴的基础上，构建自身的独特的一般性发展模式。在这里，独特性是相对于其他省市而言的，即不能盲目仿照其他省市的生态农业模式。一般性是针对于镇江市本身而言的，即归纳了镇江市生态农业的一般性特征。第五，推动镇江市“互联网+生态农业”的发展。“互联网+生态农业”，就是将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充分利用到农业的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及农业生活之中，实现农业发展的“信息支撑、管理协同、高效产出、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最终推进生态农业的发展。“互联网+生态农业”是借助现代科技来促进传统农业全面升级的全新命题，也是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和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互联网+生态农业”仍处于初级阶段，缺乏顶层设计，同时，农业信息基础也较为薄弱、专业人才和资金也较为短缺，农产品也缺乏品牌竞争力。因此，“互联网+生态农业”的发展仍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第六，推动镇江市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生态农业旅游是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相结合的旅游形式，也是生态农业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1993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将生态旅游定义为“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生态旅游强调对自然景观的保护，倡导可持续旅游。随着生态农业的发展，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的融合是大势所趋。镇江市具有丘陵、山地、平原、湖泊、森林、长江水域等多种自然资源，非常适合发展生态农业旅游，集观光、休闲、健康、求知、娱乐为一体，为游客提供独特的体验。第七，加强镇江市生态农业建设中的食品安全保护。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当前一项积弊成灾的社会问题，严重危害了人民健康和社会安定。生态农业在广义上涵盖食品安全问题，发展生态农业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一项重要策略。当前，如同全国一样，镇江市食品安全问题也较为敏感，一直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尽管镇江市各级政府在食品安全上较为重视，并逐渐加大治理力度，但是，由于在执法力度、监管范围、执法人员素质等问题上存在着许多不足，致使食品安全问题依然存在。食品安全问题与生态伦理和社会道德息息相关，这些都是生态农业发展的核心要素。第八，充分发挥政府在生态农业建设中的作用。镇江市生态农业建设，需要政府、企业、农民的共同努力，其中，在初级阶段，政府具有主导性的作用。政府对企业应制定优惠的政策，在市场上公平招标，寻找到具有一定资质和能力的生态农业公司。同时，要对农民进行地进行宣传，提供必要的资金补助。政府要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寻找到适合本地区的生态农业模式。在成熟阶段，政府应逐步退出，生态农业变为由市场所主导。第九，做好镇江市生态农业效益的评价。生态农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生态学、农业科学、生态经济学、环境学和林学等学科，因此，生态农业的效益评价需要以这些学科作为综合性理论基础。在生态农业建设中，国家、社会、农业企业、农户、消费者都是受益方，因而效益评价要兼顾各方的利益获取，同时还要考虑生态农业对生态环境安全与危机的影响。生态农业效益评价是一个稳定与动态相结合的过程，要根据农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适当调整。在生态农业研究中，效益评价还不成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态农业的发展。

2结束语

农业生态问题论文篇2

关键词：农业产品；生态安全；质量安全；农业政策

2015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zixxje-90

1 引言

本文为了使农业生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得以实现，建立了农业发展的运行机制。农业生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系统包括消费者、生产者、农业组织、政府等各个微观主体的存在和发生作用，而相关主体的参与方式对农业发展的实现有着重大影响。为了运行农业生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全面设计与构建，不但要启动系统内部协同促进机理，周时也应做好外部导向工作，并相关主体参与机制进行重点的关注，使系统之间相互协同，运行机制向高效演进，以取得更好的效应。

2 运行机制的组成

多角度、多层次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生态安全发展运行机制运行机制有以下五个系统组成：

2.1 目标系统政策

为了消费者的消费需要和生产者的利益诉求得以满足，农产品质量安全系统要发挥其经济功能，充分体会到生产者生产过程对农业生态安全系统的反馈功能，把消费者的消费半径和生产者的生产过程要素控制在农业生态安全系统阙值内；农业生态安全系统也扮演生产者、消费者和环境吸纳者的角色，依靠政府政策的影响约束去规范和管制相关主体行为，把生产者与消费者这两个微观主体利益极大化，用来决策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生态安全的实现，进而实现农业产品安全的长期和可持续发展。

2.2 利益系统的政策

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生态安全是两个发展进化过程中相关利益的主体，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生态安全运行机制演进的过程中，生产者追求最大的利润，消费者追求最大的消费实惠，政府希望得到公共管理的高效率，因此，各个主体的利益本身就有着相辅相成而又的联系。因此，推进农业生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必须统一，也可以理解为相关主体的利益一定要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进行公共管理手段的选择和制定。既可以保证生产者利益的保障、环境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消费者生活质量的提高，又可以体现社会公正和文明程度的提高。

2.3 技术系统的政策

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能用有限的耕地养活了日益膨胀的人口。而科学技术进步在提高人类生存能力的同时也使人类的生态环境得到的严重破坏，人类生存必须的农产品数量尚未完全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成了人类进步又一桎浩。因此，农业技术改进、农业技术发展和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工作是农业生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发展运行过程中的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如果政府管理得当，可以在保障生产者经济利益的同时，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生态安全的协同实现，并产生惯性的良好趋势，推动农业技术的良性循环。

2.4 信息系统的政策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供应链各个环节存在的严重信息不对称的表现。为了促进农业生态环境安全的实现，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生产者、消费者等主体的自发约束功能，促进环境资源安全投入要素选择和安全的农产品供给，由于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生态环境安全发展中的信息主要是要通过信息平台建设，因此上要促进农业生态环境安全与生产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实现，农产品的信息也应该走“三位一体”的道路。政府应该做到搭建平台，并负责提供服务，也可以培育农产品的信息提供单位和家产品的供给机构，进行服务外包；做好农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生产产地认证；培育消费者有理性消费文化，让消费者参与到农产品的信息供给和社会监督中来，政府应定期向农产品的消费者购买信息，促使农产品生产者调整行为。

2.5 组织系统的政策

政府的宏观政策取向和农产品的生产者利益极大化行为直接影响农业环境生态安全与质量安全的发展。通过对现有的农业生产单位的整合，培养新的农产品生产者、使生产者与消费者成为理性的政策受体，通过对现有农产品经营企业的规范和引导，把运作规范、管理科学、相对成熟的农业生产单位、农产品销售中介组织、农产品生产合作社等作为农业生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发展政策的直接受体，政府制定出激励和管制政策，各个主体协同运作，使生产者、消费者及政府到合理利益，借用农业生产品生产组织的福射和带动功能，更快更好地协整农产品生产者的行为，让政府制定出的相应政策资源发挥最大的效力，促进各个主体之间长期的战略协同和发展协同。

3 结论

本文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从生产者的产品、消费者的消费、政府的政策规定等主体的行为研究拓展到农产品生态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业发展的运行机制的系统性研究，同时研究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两个微观主体利益扩张到宏观政策受体问题，在交叉学科应用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以系统的观点关注了农产品生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在系统架构分析基础上论证以质量与生态为导向的农业发展的必然、机理和运行机制，把消费者和生产者这两个微观主体行为和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分析扩张到了社会、环境、文化、法律等视角下，构建了农业生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业发展的理论框架，运用系统、协同、发展的思想解决复杂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

参考文献

[1]周峰，基于食品安全的政府规制与农户生产行为研究一以江苏省无公害蔬菜生产例：[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8

[2]金晓蕾.蔬菜生产企业质量安全管理机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杭州：浙江大学，2007

农业生态问题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生态文明;社会主义新农村

论文摘要:马克思从生态问题的社会制度基础着手分析,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生态问题的恶化,并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生态问题,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为生态良好的社会提供制度保障。发挥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优势,努力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乃至生态文明建设中做出更多有益的探索。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具体标准,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提出了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任务,并把新农村建设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一起来,提出了保护自然环境,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党的十七大又将生态文明这一崭新亮点写入党的报告中。于是人们开始思考如何用生态文明的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马克思很早就开始关注农业生态问题,对此马克思有很多重要的论述,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乃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从生态问题的社会制度基础来探究生态问题背后隐藏的根本原因,深化对生态文明观念认知,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一、马克思对农村生态问题的分析

1.马克思重视农村生态问题

马克思一直都非常关心农村生态问题,努力地寻找解决农村生态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在人口与生态平衡的问题上,在如何保持土地的持续利用等问题,马克思都有过深入的研究和阐释。《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曾经记述过这样的问题:在英国农村,土地的进一步种植需要工业生产提供大量的化学肥料,而另一方面,伦敦城中每天要花费大量金钱来处理人们排泄的粪便。面对土地肥力的不断流失,为什么人类排泄物这种天然肥料没有返还给土地?通过大量研究,马克思分析了社会制度基础对生态问题的根本性影响,并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导致了这种不可持续的现象。

2.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

为解释这一生态问题,马克思将新陈代谢的概念引入到对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物质交换的分析。

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社会人口极端分化为特征的阶级社会,其根源就是人口对土地的极端分离。资本不断追逐利润的生产使更多人口汇集在城市中,同时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使人通过衣食住行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够返还给土地(留在城市中成为环境破坏的毒瘤,最终还会波及到农村),这才是破坏了土地持久肥力的根本原因。人类本来应该是将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经过合理的加工,再以循环的方式返还给土地,使新陈代谢的产物补充土地流失掉的肥力,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循环方式。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使这种良性的新陈代谢链条发生断裂。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逻辑使它无法给生态以合理,持久的保护。 "

3.马克思对农村生态可持续性发展的探究

人类想要使土地得到长久的利用,就需要寻找可持续开发土地资源的办法,使土地永葆所需要的肥力。在这种条件下,人类在任何时代都不应该成为土地的私有者,而仅仅应该成为它的利用者,并且人们必须照顾好改良好土地,再将它们传给子孙后代。以人类食物和纤维从土壤中移走的养料应该返还于土壤,否则其对应物就是城市的污染和现代排污系统的不合理。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以及工业生产和消费的废弃物,作为完整的新陈代谢循环的一部分,需要返还于土地。这样一种良性的循环模式,使那些城市工业生产所带来的对于生态环境破坏极大的废物得到了最合适的利用,同时也就减少了其向自然无序的排放,减轻大自然的环境压力。那么,从城市到农村,整个社会的生态环境才能进入一个完美和谐的状态。

二、社会主义制度是解决农村生态问题的社会制度基础

现代世界的生态问题比马克思所在的时代严重的多,也复杂得多。农村生态建设涉及土地持久利用等诸多难题,我们也面临着技术落后、资金少、污染源增多增重等难关。但是马克思关于生态问题的探索精髓给当代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重要的思路。

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根本解决农村生态问题。马克思指出要彻底的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要从它的社会制度根源下手,必须要走向劳动者联合的社会,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人类要消除生态危机建立生态文明,最根本的是要消除私有财产权力在人与人之间制造的竞争和对抗,消除不同利益主体在物质利益上的冲突,冲破资本主义制度为自然生态套上的枷锁,

1.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将生产者联合起来,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原则下,人们为着共同的利益而努力。为了社会的未来,社会主义劳动者一定会更珍惜土地资源,使其得以永续利用。在我国,各族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不懈努力着,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依靠广大人民集体的力量战胜了前进路上的艰难险阻,历史证明团结的社会主义劳动人民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功的保证,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更需要大家的集思广益、齐心协力。

2.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破除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桎梏,使人类合理的调节其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才能达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才可以通过最小的最合理消耗来满足农业持续发展的要求,努力使城乡之间达到和谐统一,经济发展和生态良好之间达到统一。

3.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注重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只是为追求短时经济效益而大肆挥霍土地资源、破坏农村环境,才能使农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健康轨道。

三、运用生态文明观念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城乡内外共同努力,在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做好很多工作。 "

一方面,从城乡关系看,加大科技投入和政策扶持,促城乡和谐发展。

要恢复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使城乡之间不再对立,在物质变换的链条上断裂的城乡关系必须得到弥合,使两者走上协调发展的道路。马克思指出要致力于消除城乡之间对立的劳动分工,使农业和工业的结合,通过土地营养物质循环而实现土地的恢复和改良。

在我国,过去很长时间,我们将目光过多的集中在城市化的进程之中,而忽视城乡和谐,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农村的利益,致使整个社会发展受到阻碍,生态危机隐患丛生。现在我们必须要更深一步认识城乡和谐发展的重要性,走好城乡结合的道路,真正实现城乡经济发展良好,城乡生态双向协调互动。而要达到这种理想的状态,广大科学工作者要做出更多的研究,国家也必须加大生态科技的投入;政府需要在相关方面给予充分的政策支持和引导。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可以为这些目标的实现提供根本性的保障。

另一方面,从农村内部看,努力发展生态农业,重视农民团结的力量。

在处理好城乡生态关系的同时,更应加强农村自身的建设,首先立足于自身。在农村发展清洁、低廉的新能源,不过度浪费资源,提高生产效率,走绿色农业生态农业之路。

生态农业的发展是农村解决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生态农业是在生产中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品,不使用农药、化肥、饲料添加剂等物质,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采用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维持持续稳定的农业生产的过程。这种生态农业的发展是符合生态良性发展要求的,它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统一,生物之间相互协调,能通过促进系统内部循环来维系系统平衡,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许多地区从上世纪后期开始实践,并在坎坷的摸索中不断进步着。生态农业需要长久的科学推广,社会主义中国可以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地完善生态农业在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法和途径。

另外,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一定要高度重视他的建设者——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力量。我们必须要增加农业投入,特别是农业科技投入,要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做好指导乡镇企业发展等措施。制定一系列有利于农民的政策措施,切实保证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将广大农村人民团结起来,从自身发展出发,科学技术武装头脑,走社会主义新农村新路。

农村内部和外部是紧密相关联的,重视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都是行不通的。只有两方面和谐发展,农村内部生态健康发展,城乡之间形成良性联系,社会主义制度能够突破片面城市化发展的窠臼,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会努力实现完整和谐生态系统的建立。

从马克思时代早期的探索,到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取得的最新成果。科学的生态文明观念正在逐步的形成,而我们必须要在这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社会主义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2]姬振海.生态文明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农业生态问题论文篇4

关键词：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国特色

中国的历史变迁使农业积累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但是，从整体条件来看，中国农业发展的资源和环境并不容乐观。地少人多、资源匮乏、草地退化严重、农业污染加剧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的科学家极具眼见地结合传统农业优势和现代科学技术，针对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国外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在不断的实践和经验总结中提出并形成了与我国国情及农业模式相适应的配套技术。而这一初步成就引起了国际范围的广泛关注，并被视作国际农业领域的重要发现和贡献。现代生态农业想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总结经验教训，分析问题寻找对策，对自身进一步发展找准定位，总结传统农业的精华，结合新时代农业高新技术的特点敢于创新，才能最终实现突破。

1中国生态农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1.1理论与实践脱节

经过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我国富有智慧的劳动人民积累了大量传统农业的精华，层出不穷的生态农业技术模式绽放在我国的各大地区。纵然我国在实践方面已有不错的成果，但无法忽略的理论研究缺陷仍摆在我们面前。由于缺乏深度的研究和针对性的总结，我国大部分的生态农业技术模式仅仅处于经验水平。生态农业的模式选择，设计规划、不同生态农业的模式组合和空间分布、生态农业的标准及价值评估，分类与动态转换等各大方面在理论上缺乏说明与论述，因此极大地影响了生态农业的纵深发展。

1.2产业化发展的落后

我国现有农业产业的发展基础薄弱、环境设备条件有限。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小规模、高分散的生产方式和技术无法跟上市场的基本需求。农业企业生产规模过小，农村经济发展速度落后，农民专业素养不足、学习能力不够，基础设施供给有限，产业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程。

1.3技术缺乏进步与创新

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在生态农业的发展问题上过分追求模式，过分追求花哨的组装[1]。例如，把重心放在模式中的物种搭配，而不是计算模式中各物种恰当的比例、选择关键环节的配套技术。现阶段，生态农业相关的各项技术不过硬，大部分面临着发展的瓶颈。更值得重视的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使用在生态农业的整个发展进程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轻视和抵制。像生物技术、设施农业技术、自动化农业和信息技术等技术的触礁，导致生态农业无法完成与时代同进退的发展目标。很多人一味地加重沼气技术、间作套种技术等传统农业技术的应用，着力点偏离，不利于生态农业的进步与发展。

2中国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对策

2.1开展基础理论的系统研究

正确而系统的理论是生态农业建设发展的必要条件。生态农业系统要想得以稳定发展并实现良性循环，需要在于我国特点相适应的基础上依托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系统理论的基本思想。针对我国生态农业的建设目标，开展有效的理论研究指导进一步实践极为重要。例如，根据现代生态学的观点，不间歇的物质传递、能量转换和信息传递存在于农业生态亚系统之间、农业生态系统和外部系统之间，系统的各个部分都处于相互作用、互相依赖及制约的状态。在此观点的基础上，我们在进行实践的过程中必须维持并延续生态系统的有序结构，合理地处理好系统投入与产出的配比，实现农业发展的协调和稳定。

2.2推进生态农业的产业化进程

生态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市场这一助力，选择市场化的道路是为我国生态农业赋予生命力的重要举措。但随着市场与小农经济的矛盾日益凸显，生态农业的发展趋势逐渐转向产业化。生态农业的产业化致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利用本地区生态资源，满足市场需求，最终开辟一条生产、经济和环境友好型道路[2]。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参照国际相对成熟的标准和体系，对产地环境、生产资料、产品质量和生产技术等方面进行量化，满足社会各个层次的标准化需求。

2.3强化实用技术的创新发展

高科技现代技术的运用应作为生态农业技术开发的重点。例如，接口技术，这一强调以微生物技术的研究为主的技术，对其的开发研究有利于构建和谐友好、良性循环的微生物还原生态系统。再比如，通过规范化科技的运用，进一步规范了生产行为，从而实现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农产品质量的改善以及不同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通过相应对策的实施与优化，未来的生态农业将以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更加规范的实践操作、更加科学的管理决策、更加完整的信息网络、更加完备的服务体系为发展目标不断进步、趋于完善，现代化、市场化乃至更高层次的统一的全国性生态农业体系的构建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李文华，刘某承，闵庆文.中国生态农业的发展与展望[J]资源科学.2010，32(6):1015-1021.

[2]章家恩，骆世明.现阶段中国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实践和理论问题探讨[J].生态学杂志，2005，24(11).

农业生态问题论文篇5

1农村生态文明文化生态建设现状

文化生态研究源于生物系统与人的关系。在国外，关于文化生态研究起步比较早，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但是，关于文化生存抵抗的研究却比较少，对农村文化生存抵抗的研究也还刚刚开始。特别是高等农业教育与农村文化生存抵抗的关系，可以说还无人问津，在国内也亦如此。因此，曹静、黄正泉[3]率先在国内对农村文化生存抵抗进行研究，并发表《论农村文化生存抵抗与高等教育》一文。从理论层面上来说，通过对“农村文化生存抵抗”概念的改造与理论提升，将丰富教育文化生态学概念的内涵；研究高等农业教育与文化生存抵抗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将丰富教育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内容；从高等农业教育改革的视角，研究农村文化生存抵抗和农村生态优化的规律、原则、途径，将生态智慧贯彻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中，拓宽文化生态学研究视域，进一步加深教育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深度。从实践层面上来说，从优化促进农村文化生存抵抗，优化农村文化生态的角度，重新确定高等农业院校办学的方向、目标，一方面可为高等农业教育专业的调整、课程设置的改革提供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理论指导，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将文化生存抵抗概念纳入到生态位关系，并融入到对农村文化生存的现状分析，使从农村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视野不再局限于农村文化内部，将高等农业教育发展与促进农村文化生存抵抗功能首次结合起来，透过对两者发展现状的分析来深入探讨两者的本质联系，将农村文化生存抵抗这一概念再细分为农村文化生存潜能、农村文化繁殖潜能、农村文化保护和抵抗潜能等，并结合高等农业教育的实际来探索社会主义农村文化生态建设的各种原则和有效途径。北京、贵州、四川等省市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与调查显示，农民受教育程度低、生态文明意识淡薄，基层领导干部对生态文明建设认识不足，推行力度不够，是制约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低，不仅使生态文明的理念难以深入人心，而且对于农村地区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的难度加大，这两个方面都会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不利影响。

2农村信息化生态文明建设现状研究

无论是在英国、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还是在南非、马拉维、坦赞尼亚等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大量旨在考察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结构的研究，并将需求的满足程度作为衡量服务能力的重要依据。研究显示，农村具有广泛的信息需求，涵盖了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教育、经济和法律等众多领域；同时，几乎每一个研究对象都有自身特色的信息需求。杨美英、徐春、黄友兰研究指出，当前我国农村农业信息化在服务设施、手段、内容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仍难以满足“三农”发展需要。王宝庆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村级视角的调研指出，样本村的信息服务总体水平较好，信息资源建设等评价一般。孙素芬、罗长寿从农村信息需求、信息资源建设、传输手段及组织体系方面，对中国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建设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赵静、袁志超从“菜贱伤农”典型案例分析基层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各个环节，认为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低下导致“菜贱伤农”。刘世洪等采用层次分析法、专家估测法、德尔菲法等，研究创建了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法”，并对我国农村农业信息化建设水平进行测评。胡昌平认为，以区域农业特征和用户需求为导向,针对特定区域的网络农业信息资源进行集成,可以形成集成化信息服务能力。徐学东，张春玲指出，提高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必须明确发展战略重点、加强组织与领导、建立健全法规与标准、加快农村信息资源整合、创新投入与营运机制和加强信息意识与人才培养等。贺玢认为，农业信息化服务补贴的实施可以有效地促进农业信息化发展，提高农业信息化服务水平和农民的信息意识。

3城乡生态和谐建设现状研究

城乡生态和谐是指城市生态系统与农村生态系统之间的平衡。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都是普遍存在的。各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基本上都经历过城市生态环境恶化、城市对乡村生态的毒化和城乡生态相互毒化的过程。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恶化也正经历着与其他工业国家一样的历程：城市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同时，农村生态环境也正遭受严重破坏，且城市生态恶化正出现向农村转移的趋势。农村生态恶化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城市的转嫁，二是来自农村自身的积累。王雨辰认为，没有生态文明，一切文明就没有享受的前提，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基础。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是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人类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城乡二元格局下，各自以自身为中心，使资源的分配利用不能统一协调，进一步加剧了资源衰竭、环境污染的进程，所以生态文明应在城乡统筹中实现。生态文明既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也是前提；统筹城乡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农村实现生态和谐面临着各种矛盾：环境保护重城市轻农村，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形成恶性循环，城乡发展资源不均衡导致农村环境环境问题。

4农村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建设现状研究

陈志尚认为，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1）环境立法不完善，没有一部独立的农业环境的法律、法规，农药使用造成环境污染等领域存在立法空白的问题；2）农村生态环境执法不严；3）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4）缺乏环境知情权与环境事务参与权；5）环境教育落后，公众环境意识欠缺。邹冬生，高志强认为，我国政府在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方面存在制度缺失，主要包括干部政绩考评任用机制的缺失，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的缺失，监管体制的缺失，财政保障体制的缺失，科技支持保障机制的缺失和公众参与机制的缺失等。姬振海[18]认为，长期以来，我国无论在环境立法还是在环境执法上均存在着明显的城市中心主义。环境立法上的“城市中心主义”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环境立法供给严重不足。二是农村环境法律的不适应性。环境执法中的“城市中心主义”，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环境管理设置中的城乡差别和环境保护投资商的城乡差别。城乡环境二元趋势导致城乡环境不正义问题的出现，将进一步加深农村地区的环境恶化。

5结语

农村生态文明的建设与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直到今天无疑仍是以城市为中心，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与研究落后于城市。农村生态环境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问题，是我国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衍生物。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实际上是向农村掠夺资源、转移废弃物，污染环境的过程，加快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是推进我国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的当务之急。

农业生态问题论文篇6

关键词：农村零售业态；发展模式

一、文献综述

在关于农村零售业态实现连锁经营的研究方面，学者们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如，李芬儒，忻红（2005）[1]商荣华（2008）[2]等对农村零售业态实现连锁经营的途径进行了探讨。李芬儒，陈蓉华（2006）[3]，吴杰（2006）[4]，郑毅敏，贾晓航（2007）[5]等对农村零售业态发展连锁经营应关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李双红（2014）[6]对我国提出零售业态连锁经营的可行性进行探讨。

学者们开始运用不同领域的理论视角对农村零售业态进行深入的阐述和剖析。如，张晓霞（2011）[7]等运用破坏性创新理论对我国农村零售业态创新演变进行探析，基于破坏性创新理论提出我国农村零售业态演变是维持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结合的观点，并针对我国农村零售业态进行维持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的困难提出解决对策。王旭辉（2009）[8]等基于消费者满意视角对中国农村零售业态的成长性进行评价，来判断农村现行的生存空间及发展方向。蒋华江（2009）[9]等从城乡统筹视角下对重庆农村商贸体系进行构建，提出重庆市城乡统筹视角下农村商贸的构建思路。

近几年，部分学者也试图用一个完整的系统模型，去解释或者进行农村零售业态的创新研究。如，刚翠翠（2011）[10]通过建立城乡双向流动的连锁经营模式，为研究城乡统筹视角下城乡双向流动的连锁经营网络体系构建的模式以及存在的问题提供解决思路。黄漫宇（2011）[11]，基于零售进化综合模型，进行中国农村零售业态变革分析，并提出了农村零售业态变革思路。黄漫宇（2014）[12]提出了一种基于自助组织的零售业态模式，分析了这种业态模式的特点，并结合联合利华在印度开拓农村市场的案例验证了该业态模式的有效性。

关于农村零售业态创新的研究文献，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将相关理论运用于农村零售业态创新中，对一般规律和现状进行探索性或者描述性的研究。如，陈尊奇（2010）[13]孙同强（2013）[14]。二是对农村零售业态创新进行规范性的实证研究。如，王旭辉（2009）[15]，以我国东北地区农民消费行为的调查为基础，从农民消费行为偏好视角，对农村综合性购物场所的业态创新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了选址、商品、价格、服务、环境和沟通六个因素。胡保玲（2011）[16]以山东省农村居民为调查对象，探讨了零售区域评价、商店态度与消费者购物地选择之间的关系。通过问卷调查，利用因子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验证了研究假设。但总体来看，关于我国农村零售业个体的定量实证研究比较少。研究适应于农村市场特点的农村零售业态的新模式也比较少。

在案例研究上，学者们除了借鉴国内一些成果的案例进行研究，也开始通过分析国外一些成功的案例来对我国零售业态的发展提出借鉴作用。如，黄漫宇（2014）[12]，结合农村市场特点和印度联合利华的案例，在零售业态模式创新上寻求突破，提出了一种基于自助组织的农村零售业态新模式。付铁山（2014）[17]通过分析日本中小零售商的转型路径及日本超市营销策略，美国“沃尔玛”的发展历程，为辽宁零售企业创新农村零售业态提供借鉴。

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除阴悦[18]――在研究方法上采取向零售商访谈和发放问卷相结合的方法，从而，避免了仅向消费者调查使得研究不够全面以外，大多问卷调查和实证论证往往只强调消费者的角度，所发放的量表往往是从消费者的角度设计。

二、小结

随着零售业态研究领域的发展，以及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及政策扶持，学者们开始深入挖掘农村零售业态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试图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深入的剖析这一问题，建立各种模型对农村零售业态进行创新，并提出各自的改进思路，使得研究结论更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整体来看，在对农村零售业态方面的研究，学者们倾向于从整个国家大的宏观角度来研究，或者说是从企业外部的角度来看农村零售业态的发展，而很少从微观企业层面，建立系统模型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进行实证研究。在农村零售业态创新方面，也期望更多的学者能通过借鉴国内外一些成功的案例，并结合当地农村零售市场的特点，以及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探讨，建立农村零售业态的新模式，从而对农村零售业态的发展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李芬儒，忻红.农村零售业态实现连锁经营的途径[J].商业时代・理论.2005（21）：10-11.

[2] 商荣华.辽宁省农村零售业态实现连锁经营的途径.现代企业教育[J]. 2008（10）：46-47.

[3] 李芬儒，陈蓉华.农村零售业态发展连锁经营应关注的问题[J].中国市场.2006（22）：36-37.

[4] 吴杰.我国农村零售业态实现连锁经营问题初探[J].科技和产业. 2006（4）：45-48，53.

[5] 郑毅敏，贾晓航.农村连锁零售业态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7（31）：8-9.

[6] 李双红.我国农村零售连锁经营的可行性探索[J].中国商贸.2011（2）：7-8.

[7] 张晓霞.我国农村零售业态创新演变探析_基于破坏性创新理论[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48-53.

[8] 汪旭晖.中国农村零售业态的成长性评价_基于辽宁农村消费者满意度视角的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312-316.

[9] Y华江，宋瑛.城乡统筹视角下重庆农村商贸体系的构建[J].商业现代.2009（32）：121-122.

[10] 刚翠翠，任保平.城乡双向商贸流通下连锁经营网络体系研究[J].中国流通经济.2011（3）：21-25.

[11] 黄漫宇.中国农村零售业态变革分析_基于零售进化综合模型.农业经济问题[J]. 2011（9）：72-76.

[12] 黄漫宇.基于自助组织的一种农村零售业态新模式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 2014：84-89.

[13] 陈遵奇.论农村零售业态创新.合作经济与科技[J].2010（7）：67-68.

[14] 孙同强，陈阿兴.安徽省农村零售业态创新探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77-80.

[15] 汪旭晖，徐健.农村零售业态创新_一个基于东北地区农民消费行为的探索性研究.农业经济问题[J].2009（5）：44-49.

[16] 胡保玲，郑洁，王晓飞.农村零售区域评价_商店态度与消费者购物地选择[J].当代经济管理.2011（5）：38-42.

[17] 付铁山，杨松.辽宁农村零售业态发展现状与创新路径研究[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62-66，86.

农业生态问题论文篇7

关键词：生态问题；农业开发；环境变迁；传统农业

随着当今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们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也渐趋于白热化。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类所面临的诸种危机，诸如生态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气候问题、物种问题等的日趋严重，实际上是以“天灾”方式而表现出的“人祸”，即是人类自己所亲手酿造的恶果。这一客观事实的存在，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人们对历史时期人类自身开发方式、生存方式的深刻反省。作为一个农业素称发达的传统农业大国，中国的许多学者在追溯生态环境问题历史根源的时候，也自然对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有所关注，甚至远溯至传统农业技术体系奠基形成，认为此即祸患之始也。这些认识的产生，在当前生态问题空前严峻的背景下似乎有一定的必然性，而且有相当的警示意义；但仔细推究，这一结论似乎缺乏充裕的事实依据，而其研究问题的方式与思路也似乎与历史研究的本质存在一定的差距；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种结论与思路的产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人们对生态问题产生主要原因与时代的关注视线，虽然减轻了今人的内疚与自责，但却无助于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

一、农业开发经营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托

正确地认识与估价某一历史时段或某一历史事件的地位与作用，不能孤立地从其某一个方面简单地臆测或武断，而是要系统地、全面地考察，即需建立一种“整体史观”。对于古代农业开发经营中的生态问题的认知，也同样需要如是视角。在古代社会，在农业生产作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经营方式的条件下，认识农业经营开发的积极意义或消极，必须把其放在一个长时段下系统地考察。也就是说，我们在注意农业开发经营所产生的诸如生态问题、人口问题等消极影响同时，还有必要充分地认识其积极的意义与作用，尤其是从社会时间这一角度权衡把握二者的关系。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认为传统时期的农业开发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前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其一，农业开发经营是中国先民赖以生存延继的最主要方式。“民以食为天”，生存是人类诞生以来首先面临的问题之一。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在人类诞生之初，其最主要的经济方式是采集与渔猎，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茹毛饮血，生存条件相当的恶劣，故此，探寻新的生产方式就成为了人们的共同愿望；而农业这一生产方式的产生，也正是在这一探寻过程中经过漫长的积累而完成的。应该说农业的诞生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不仅使先民在解决生存问题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而且亦加速了“人猿揖别”的历史进程，也因为如此，其在传统社会一直是绝大多数民众的衣食之源和安身立命之本，这一点也是农本观念最基本的含义。以之为基点，还衍生、引申出许多的涵义：“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谐辑睦于是乎兴，财用番殖于是乎始，敦庞憧纯固于是乎成。”[1]

其二，农业开发经营是中华民族兴起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和重要纽带。中华民族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以辉煌的文明成就而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成就的获取，不能不说与农业的开发经营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反顾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历史我们不难看出，炎黄部落的率先崛起是得益于对农业的关注，而此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也是以传统时期农业的开发经营为主要载体与途径的一个逐渐凝聚的过程，应该说，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与农业开发经营结下了不解之缘。

其三，农业开发经营是中国古代社会与文明发展的基础。正是以农业技术、农业经济、农业文化的发展迈进为基础，我们的先民不仅率先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而且创造了一系列的灿烂辉煌，使得古代中国的社会与经济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不惟如此，中国的农业文化还是构筑中国传统文明最基本的要素与基础，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古代的、价值观念、思维以及传统，大都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农业与农业文化的确可以称之为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根基。这是一个谁也不能忽略和否认的事实，也应该成为我们探讨历史时期农业开发经营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

二、农业开发经营中生态问题的历史性

生态问题的产生由来已久，不可辩驳地说，今天所面临的严峻的生态问题，与历史时期若干生态问题的逐渐积累密不可分；而当时生态问题的产生也是与农业这一生产经营方式密切相联系。譬如大量原始森林的破坏，即与原始农业时期“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3] 这一刀耕火种式的农作方式相关，与传统时期农业区域性拓展过程中的与山争田、“斩伐林木亡有时禁”[4] 相联系。再譬如生态脆弱地带的土壤荒漠化问题，也是与历史时期农业发开之触角延及诸多生态脆弱地带，破坏其植被相关。考究史册我们也不难发现，由于过度开发所造成的生态问题已经对当时的生产与生活产生诸多的危害，而且亦引起了人们的警觉。如秦汉时期的贡禹在探究当时灾患频仍原因时的“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之谓、刘向在《别录》中的“唇亡而齿寒，河水崩而其坏在山”之喻，等等。明清时期类似的记载与言论则更为丰富。对于这一点，不仅已为众多的学者所充分地证明，而且也可以从历史记载与考古发掘资料中找到踪迹，故此不再赘述。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这一问题过分地简单化。既然其是一个历史过程，就意味着传统时代面临的诸种生态环境问题，并非如我们今天一样如此严峻；而且，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对环境作用程度相联系，还可以看出不同时期所面临生态问题的内涵也是有所差异的，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借助环境史研究的成果，把其放置在整个世界文明史发展进程的长时段中加以分析。环境史研究成果表明，人与环境关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人与环境基本和谐相处——环境与前文明；人类中心主义——现代文明对环境的征服；走向生态中心主义——超越现代文明的新文明观。而其分界点分别为1492年和1969年。[5] 也就是说，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而言，生态问题的严峻以及人类对此问题的高度关注，是始之于近代化，这同样是一个不容辩驳的历史事实，所以有些学者就曾明确地指出：“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生态危机产生于市场机制”。回顾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生态问题严峻，同样也是始之于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是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及其对自然环境作用的日增相一致的。从这一角度讲，我们不宜对传统时期生产经营方式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给予过分的夸大。

再具体到中国古代历史内部来看，我们也同样不难发现，真正的、整体性生态问题的凸显也是始之于明清时期[6]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明代以后人口的激增超过了生产力供给水平与自然的承载能力，迫使人们从各个角度、各种途径千方百计探寻增加粮食总量的方式与。人们一方面从提高单产的角度发掘农业内在潜力：如引种诸如番薯、玉米、马铃薯等高产粮食作物；进一步提升精耕细作程度，这是使得传统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在这一时期迅速达到了巅峰状态的基本动力之一；掀起了又一次的水利开发之高潮，改善农业生产的基本设施与环境……等等。但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这种纵深的、内涵式发展的空间是相当有限的，也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巨大需求。因此，农业横向的、外延性开发，即地域性的拓展也在这一时期进入了新的高潮。同时，由于宜农之地早在历史时期就已经开发殆尽，所以其触角亦不可避免地延伸至陡峭山岭、草原牧场、水泽湖泊，宋元而始的与山要地、与水争田之趋势至此而达到高峰：长江中下游河湖纵横地区，人们围垦湖面及滨江濒湖之洲滩，以致出现了“江右产谷，全仗圩田。从前民夺湖以为田，近则湖夺民以为鱼”[7] 之现象；在东部沿海地区，则大量围垦荡地，至明中叶已是“草荡多被势豪侵占，开垦为田”（朱廷立《盐政志》卷7）；在北方的农牧交汇地带，大规模的农业垦殖再掀高潮，如宁夏花马池一带，先前“全无耕牧”，但“自筑外大边以后”，“数百里间，荒地尽耕，孽牧遍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54）；人烟稀少乃至人迹罕至的山区更是当时开发之重点区域，“国家承平，二百年兹矣，各省生齿繁盛，浸有人满之虞，无业穷民，势难禁其入山开垦”[8] ，尤以鄂豫陕交界山区之开发最盛，“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7），以致于“深林剪伐殆尽，巨阜危峰，一望皆包谷也”（师承瀛：《浙西水利备考》杭嘉湖三府三道总说），“棚民租山垦种，阡陌相连。”（清·嘉庆《建始县志》）

明清时期的大规模农业垦殖，虽然有充分利用土地、缓解需求压力之利，但又因其重点区域大都为生态脆弱之地带，且开发经营也往往缺乏规划、不计后果，所以也产生严重的生态问题。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9] ：一是森林缩减。西北的许多山岭在此前大都“林木葱茂”，但由于明清时期的不断垦殖樵采，至清代已“牛山濯濯”。如祁连山脉的黑松堡，“昔则松柏丸丸，于今牛山濯濯”（乾隆《五凉全志》卷4）；秦巴山区“比年来开垦过多，山渐为童”（同治《房县志》卷4），“群兽远迹，石骨峻峰，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见其濯濯矣”（光绪《紫阳县志》卷1）。二是水土流失。由于当时对山岭的垦殖多以刀耕火种之粗放形式为主，故导致了水土的严重流失。如秦巴山区，“老林开垦，山地挖松，每当夏秋之时，山水暴涨，挟沙拥石而行”（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三是河湖淤塞。一方面由于山区垦殖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大大增加了江河水中的泥沙量；另一方面则由于对河湖滩地的围垦影响了调蓄和泄洪能力。故明代后期以后，许多河流“水道渐隘，洪流冲突，无复疏导，则势不得不溃堤而入”（万历《荆州府志》卷3）；江南地区濒江濒湖去处，势豪之家“不分河港宽狭，即种茭蒲、芦苇，占为菱荡、莲荡”，以致“水道日隘，为下流数十州县之害”（乾隆《苏州府志》卷7）。四是沙漠扩张。明清时期，由于不合理的土地垦殖破坏了植被，使得沙漠扩张的趋势日益加快。如宁夏铁柱泉城始建于嘉靖年间，当时泉眼“水涌甘冽”，“日饮数万骑弗之涸，幅员约数百里，又皆沃壤可耕之地”（嘉靖《宁夏新志》卷3），筑城后将“四周空闲肥沃地土”拨给军士，“听其尽力开垦”（张萱《西园闻见录》卷65），遂致其逐渐沙漠化。明后期，在长城沿线，“屯地或变为斥卤、沙碛”是很常见的现象。到清代，特别是清后期，由于汉人大量进入蒙古草原垦殖，更造成不少草原退化为沙漠。

总而言之，与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相适应，传统农业经营时期的生态问题总体上不宜过分地夸大；而在其内部，也经历了由区域性到整体性、由简单到复杂、由轻微到渐次严峻这样的过程；是明清以降，这一问题才真正显现，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三、农业开发中生态的区域性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地理、气候、资源等条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而有不同的自然带之划分；而不同的自然条件与环境，又与一定是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形成了不同的带。因此，作为自然再生产与再生产结合的农业生产，其开发经营所引发的环境问题不仅具有一定的性，也明显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性。也就说，农业经营方式与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是否相适应、和谐，这是最终是否导致生态环境问题或生态问题之大小的关键。具体到古代社会，也同样是如此，农业经营在一些地区引发了生态问题，在另外一些地区则恰恰相反。

在一些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带，农业的过度开发的确带来严峻的生态问题，甚至有些真是所谓万劫而不复。众所周知，农业生产区域的不断拓进、即其横向性的，是中国农业历史发展中最为主要的内涵之一。可以看出，在这一进程之中，中原农业民族以农业技术体系的率先成熟为动力，以农业经济的发展为依托，以体系强劲的政权为后盾，使得农业这一生产方式得到不断的拓展，不仅在各核心农区内大致呈现出一个田尽而地、地尽而山的发展趋势，而且也很早即把开发之触角延伸到了诸多非宜农地区，实质上历史时期以农牧分界线迭移为标志的、农进牧退之历史巨剧，即是这一进程的反映表征。在农业经营方式扩展的进程中，由于生态意识的缺乏和经营中的某种无序性，自然带来了诸多的生态环境问题。上文我们所提到的明清时期山地开发所引发的森林缩减、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尤其是在广袤的西北地区，其生态环境总体上就相当地脆弱，而过度的农业开发又很容易对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典型如秦汉时期盛极一时的河套平原开发，当时通过大规模的移民、屯垦等举措，很快将阴山以南、乌兰布和沙漠以东的广大农牧交错地带发展成为了新的农区，“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10] ，富庶几欲关中相媲美，故号之曰“新秦中”。然而今天的这里则是黄沙漫漫，昔日的繁盛与辉煌早已成为了历史遥远的回忆。类似的例子在这一地区还有很多，都无疑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惨痛的教训。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由于农业具有自然再生产因素的这一特殊性，也使得农业经营在诸多宜农地区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自然环境。譬如水利的兴修，其不仅仅局限于农业生产，所带来的生态效益也是相当的显著，甚至可以说，水利从伊始就具有一定的生态意义。著名如大禹治水、关中水利网的形成、四川盆地水利的兴修……等等，其在带来巨大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所产生的生态效益也是不容低估。史载郑国渠渠就之时，“用注填閼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11] ；都江堰修成之后，“水旱从人，不知饥谨”，故成都平原遂有“天府之国”之谓。除此之外，具体到农业技术体系内部，也存在一系列的改善微观生态环境的措施与意识，对于这一点，本文将在后面做专题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四、生态问题产生原因的多元性

诸多的事实表明，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包含多个方面的因素，其中既有人类生产、生存方式对自然环境的改变或破坏而产生的消极影响，同时也包括了自然环境自身的变迁所引发的环境问题，如地质变迁、气候干湿变化、气温的冷暖更替等因素，都可能引发一定的生态环境问题。可以说生态问题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相互激荡、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形成了恶性循环之后的结果。

首先，从长时段来看，自然环境及其变迁是生态问题产生的基础和最主要因素。一方面，相对脆弱的环境基础是产生生态问题的基本前提。表明，西北地区的沙漠化问题，就与早在末次盛冰期就已形成的范围广大的古沙源相联系，虽然其在全新世适宜期发育了一定的草原植被，但却相当脆弱。正是因为这种固有基础的脆弱性，所以当农业开发的触角延及这一地区之后，便会很容易破坏这种区域性的生态平衡，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生态问题，而且其恢复也往往是相当的困难。另一方面，所谓的沧海桑田这样的巨大变迁，实质上更多的是自然使然，而其中人为的因素是间接的、细微的。众所周知，与人类历史发展演替一样，大自然也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变化过程，这其中包括了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地质变迁等诸多方面，其势必会对生态环境产生深刻的影响。回顾历史时期诸多的生态问题，实质上很大程度的与这些自然因素变迁相联系。典型如楼兰古国的突然湮没，世人就有诸多的推理与猜测，如战争说、过度开发说、气候变迁说、冰川说、沙漠风暴说、河流改道说……等等[12] ，其中大都归因于自然因素变迁。有些学者还运用卫星遥感考古资料从环境地质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考察，认为楼兰古国消亡的原因是由于古城所在地——孔雀河上游先后出现过两次滑坡崩塌而造成堵江，形成了堰塞湖切断供水源而导致[13] 。另外，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西北的气候环境在经历了距今4000年前的气候恶化事件之后，就大致呈现出一个由暖湿而干冷的变化过程，这一点也似乎已为学术界所公认，而这一变化发展事实上与西北地区的沙漠化也应该有必然的联系[14] 。

其次，人为因素是诸种生态问题产生的主导，在自然变迁的基础上加速了环境的恶化进程。从历史时期生态问题的产生、发展来看，的确大都如此。如上文我们所谈到的西北地区沙漠化发展问题，就是因为人类的诸种活动破坏了原始的自然植被而引发，并伴随人类活动的深入而加剧的；而这一进程似乎又以农业的开发与发展为其最主要诱因。史籍记载中反映农业开发过程中伐木毁林的史料就相当地多，如居延汉简中的所见的“官伐材木取竹箭”、“二人伐木”等记载，就是一个例证。也因为如此，“加大了对植被的破坏程度，导致历史时期西北生态状况每况愈下，呈逐渐恶化的趋势，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西北地区后来出现的大沙漠即肇始于此。”[15]

但是我们也同样知道，在导致生态问题产生的诸种人为因素中，除了农业生产方式影响的长期积累之外，也包括了诸如战争、建筑兴修、城市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而且从历史记载来看，似乎诸多文明的陨落更多地与战乱直接相关，典型如东汉时期西域屯田的“三兴三绝”，即具体反映了这一特点。西北农牧交错地带，自秦汉始即为战乱纷争之地，因此，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除了一定的自然因素和农业开发的破坏外，可能也与战乱戕害联系。应该说，战争的破坏作用，除了表现在、经济以及文化领域之外，还应该包括生态领域。此外，与农业经营相联系的生活方式，如历代的大兴土木，即对森林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关于这一点，史籍中同样有相当集中地反映，如《盐铁论·散不足》所谓：“宫室奢侈，林木之蠹。”《山西通志》卷66也引明代学者阎绳芳文曰：“嘉靖初，元民竞为居室，南山之木，采无虚岁”，以致于“天若暴雨，水无所碍，朝落于南山，而夕即达于平壤，延涨冲决，流无定所。”总而言之，对生态环境问题致因的诠释，不能仅仅关注于某一点，而应该多维度、多层次的分析。

五、农业经营中的生态思想与经验

农业生产是再生产与再生产相结合的一个生产过程，因此其与自然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农业生产与势必对自然环境产生诸种，客观上改变着生态环境的某些方面；另一方面，自然环境的变化也会对农业生产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就是说，农业生产作为一种利用、改造自然的一种活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不断地面临着环境。从这一特点出发，农业生产者必然会在主观上产生改善环境以促进生产的某些意识，并以之为指导而注意把握自然、生产经验。探究传统的农业技术与文化体系内涵，实质上也的确不乏类似的诸多。

首先就是思想层次上的“三才”。“三才”理论是我国先民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所逐渐形成的一种自然观，即《吕氏春秋·审时》所谓的：“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可以看出，其是把农业生产看作“天”（气候、季节）、“地”（土壤、地形）、“人”（农业生产主体）、“稼”（农作物）等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深刻地体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相依相亲、协调统一的关系[16] 。这一认识，不仅是中国传统农学思想的核心内涵，而且也在农业生产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是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渊源。因此，以之为指导和基本出发点，即有了所谓的“时禁”与“三宜”，即不仅要求开发中要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物制宜，而且还有必要树立一定的生态保护观念、明确一定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17] ，以达到永续性利用的目的。郑玄注《礼记·月令》季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伐山林”时说这是“顺阳养物”，可谓深得其旨。这一天人观，实质上就是一种生态思想。

其次，在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中也包含了诸多改善生态环境的具体技术与环节，典型如改土肥壤技术、农田水利环节。伴随农业从起源地向四周的扩展，农业生产的环境必然发生很大的变化，必然会面临不同的一些壤土，因此，如何改土肥壤以适合农业生产的需要就成为一个焦点问题[18] 。围绕这一问题，我国先民不仅很早就认识到土壤性质的多样性，构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土壤分类体系，而且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改土肥壤的观念和技术措施，如观念层次的“治之得宜，皆可成就”说、“地力常新壮说”；如技术层面上以恢复地力为宗旨的轮作制度、用肥技术等等。这些技术措施与环节，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土地资源、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因此，必然具有一定的生态意义。此外，我们上文所涉及的农田水利之兴修，其所产生的生态效益也同样是相当显著的。

再次，我们就中国传统农业耕作技术体系整体的发展趋向而言，实质上也是在朝着对环境有利的方向发展，耕作制度的变迁就是一个典型。回顾中国农业史之演进进程可以发现，耕作制度大致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原始撂荒制——三代时期的休闲耕作制——春秋战国时期的连种制度——秦汉魏晋以降的复种制度、套作制度、轮作制度。与耕作制度变迁的这一取向相适应，实质上还包含了耕作技术发展的取向，即是由原始的粗放耕作逐渐向精耕细作迈进，这些无疑也具有一定的生态意义。因此，继承发扬这些优良的传统，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生态农业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启迪与借鉴。

结 语

总而言之，时期农业开发经营与生态问题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对其的与认识，应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并放置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段下系统的考察：既要关注其消极影响，也要尊重其重大贡献，有必要权衡比较二者在谋求人类的生存及生存条件改善这一内在统一中的关系；既要注意历史时期生态环境问题存在这一客观事实，同时也要适度考虑传统时期农业生产力水平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其对环境影响的力度与程度；既要注意农业开发在生态环境问题产生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不能忽略生态问题的产生从来就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的这一基本事实；既要看到开发与生态之间存在一定的对立关系，也必须注意二者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某种互动统一关系，等等。只有这样历史的、系统地考察这一问题，而不是一味地归因于历史、归罪于先民，这才能真正有助于我们对历史时期农业开发中的生态问题给予的分析与评价，也才能真正地直面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并最终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与途径。

注释

[1] 《国语·周语》．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79．

[2] 张岱年：《序》，见邹德秀：《中国农业文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3] 《盐铁论》卷一。

[4] 《汉书·禹贡传》。

[5] 包茂宏：《环境史：、和》，《史学理论》2000年第4期。

[6] 确切地讲，早在宋元时期，由于与的不平衡、尤其是区域性人口分布不均的，在江南一些人口密集地区已经出现了“与水争地、与山要田”的这种不计后果的农业开发趋势，但其规模化、持久性的发展则是真正始之于明清两季，尤以清代最为显著。

[7] 包世臣：《安吴四种·齐民四术·留致江西新抚部陈玉生书》卷27。

[8] 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9] 高寿仙：《明清时期的农业垦殖与环境恶化》，《光明日报》2003年2月25日。

[10] 《汉书·匈奴传》。

[11] 《史记·河渠书》。

[12] 中国社会院新疆分院考察队：《罗布勃地区考察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87。

[13] 何宇华、孙永军：《空间遥感考古与楼兰国衰亡原因的探索》，《考古》2003（3），77~81。

[14] 关于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学术界已经取得了相当卓著的研究成果，如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王子今的《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2期）等等，都认为历史时期气候大致经历一个由暖湿而干凉的过程。

[15] 陈业新：《秦汉时期西北开发史鉴》，《光明日报》2003年2月25日。

[16] 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的理论及其基础：兼论传统农学在化中的价值》，《中国传统经济与现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17] 倪根金先生《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一文从土地资源保护、水资源保护、森林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特殊自然环境保护以及环境污染防治等方面系统探讨了秦汉时期的环境保护措施，详见倪根金：《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2），3~13。

农业生态问题论文篇8

关键词：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

中图分类号：S891文献标识码： A

一、生态农业发展的现实意义

1．具有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寻求新的途径。生态农业吸取我国传统农业的精华和国外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从我国国情出发遵照生态学的原理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进行农业生产，能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发展战略的转移和加速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2．对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有一定促进。发展生态农业对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起到关键作用，并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发展生态农业，可以避免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经营和滥用，对农业的可更新资源注意增殖，对不更新资源注意保护和利用，使自然资源能得到持续的利用，促进生态良性循环，为农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3．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综合效益。发展生态农业能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地发展生态农业能大大提高经济效益。生态农业能充分合理地利用、保护和增殖自然资源，加速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有显著的生态效益。它又能为社会创造数量多、质量好的多种多样的农产品，满足人们对农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因此生态农业的发展，必将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

二、“三农”政策在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1．生态农业是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生态农业是遏制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退化的有效途径。随着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急剧增加，农业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资源短缺矛盾日益突出，一些地区农业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已经成为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建立以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为基础的可持续农业生产体系[1]。生态农业建设是优化农业农村经济结构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

2．生态农业是发展市场经济适应“三农”政策的需要。生态农业适应市场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合理组织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活动，调整农业产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并结合地区优势和产业特点，确定农业发展主导产业，培育龙头企业，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措施。可见生态农业不仅保护生态环境，而且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持续高效发展，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有效途径之一。

3．生态农业建设也是今后生态农业建设长期追求的目标所必须。发展生态农业，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就是不以破坏农业可再生资源、降低环境质量为代价换取农业的发展，把保护环境和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与满足人类需要相结合，达到生态合理和持续发展之目的[2]。把传统农业技术的精华和现代农业技术按照生态优化的规律加以集成，建立起具有生态合理、经济高效的现代化持续农业发展模式，使农业经济的增长与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结合起来，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这是生态农业长期追求的目标。

三、“三农”政策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还是农业经济学家、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其从不同视角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概括起来看主要试图集中研究解决困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最基本问题，即食物安全、农业现代化及农村发展问题，它们构成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核心。

然而，目前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仍主要侧重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未真正将其转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3]。从而反映出当前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是“重经济，轻生态”“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忽视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等社会发展”，这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四、“三农”政策对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1．建立适合新时期生态农业发展的创新机制。发展生态农业，必须增加资金投入、强化技术支持，必须完善有关的法规制度和有效发展机制，使资金和技术投入真正发挥作用。当前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要进一步理顺管理和运行体制，建立有利于生态农业发展的组织管理体系和监督机制；完善各项配套政策措施，尽快制定全国生态农业发展规划；建立生态农业建设的多元化投入机制，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生态农业建设的积极性；加强法制体系建设，制定和完善生态农业的法律、法规，为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2．建立生态农业技术保障体系。为进一步适应生态农业发展的需求，必须要加强生态农业技术标准和关键技术的攻关研究，包括生态农业评价指标、管理认证方法、环境友好技术、不同要素的时空优化组合技术、适宜物种的挑选与改良技术等各个方面，逐步建立和完善生态农业的生产资料、生产基地标准、生产技术标准体系和产品标准体系，为生态农业建设和科学管理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撑。

3．生态农业建设要坚持“科学发展观”。针对农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生态农业建设要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从我国国情出发，寓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之中，有效遏止农业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实现资源培育和高效利用，逐步达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无公害粮食生产是我国粮食生产区生态农业建设的重点。从全面提高我国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角度分析，畜牧业、蔬菜和水果、水产等产业要保持持久的市场竞争力，就必须确保将其发展纳入生态合理的轨道，加强现代农业的科学发展。

4．进一步拓宽生态农业发展思路。一是要立足于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采取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农艺措施，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步快速发展提供生态安全保障；二是着眼于质量和效益，解决农产品地区性和结构性过剩，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三是解决农产品污染问题，保障国民消费安全，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区域布局要按照“重点突破，稳步推进”的原则，在巩固和提高全国生态农业试点、示范县的基础上，有重点、分区域地全面推进生态农业建设向纵深发展，使农村经济向新的可持续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贲可平.对可持续发展的探讨[J].农业发展论丛.2011（2）

[2]余迎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大力推进产业化经营.中国农垦经济.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