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行政管理论文范文

房地产行政管理论文

房地产行政管理论文篇1

［关键词］政府；行政管理；对策。

随着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与运作方式都有了很大改观，并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相比，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相比，与以人为本的现实要求相比，还存在差距，还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进一步探索应对措施。

一、当前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在思想观念上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在管理主体上重政府作用轻多元参与，在管理方式上重管理控制轻协商服务，在管理环节上重事后处置轻源头治理，在管理手段上重行政手段轻法制规范和道德自律。

（一）政府行政管理绩效与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存在差距。

第一，宏观经济调控效益有待进一步提升。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经济发展只有给人带来幸福才具有意义，政府的管理工作不能脱离这个目标。但是，这个要求并未完全达到。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近几年最令人们关心的房地产问题一直热度不减，房价不断攀升，直接影响着群众的利益。虽然政府对房地产调控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还引发了广泛质疑。第二，微观经济管理效益有待进一步提升。一些部门的管理中存在着“越位”“错位”“缺位”现象，造成一些地方政府在管理中措施不当，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人民群众利益。特别是在我们当前提倡低碳生活的背景下，行政投入和行政绩效之间的较大反差还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真谛。第三，对发展主体的定位有待进一步明确。发展权的主体是人，尊重人的发展权本质上就是尊重人的自主发展。但是，一些部门把发展权片面理解为“政府的发展权”，进而滥用“政府发展权”，危害人民群众其他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政府管理绩效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存在差距。

第一，步调不够协调。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方式造成的惯性依然存在，一些地方政府习惯于发号施令和通过审批等行政手段进行管理，这种习惯性做法体现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长官意志而不是民主作风。其次，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一些干部只唯上不唯下，只唯“功”不唯实，群众的利益往往在“政绩”追求中打了折扣。官僚主义的影响也大量存在，在一些地方民主权利成了摆设。第二，内容不够配套。加强民主管理，实行依法行政，是体现政府管理中人本关怀的主要措施，也是现代管理的基本方向。然而，这方面制度管理建设的内容还不配套，权大于法、言大于法以及利益代法的现象时常表现出来。第三，运行机制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定位有待进一步明确，服务型政府组织机构需要进一步完善，适应改善民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

（三）政府管理绩效与文化事业发展的要求存在差距。

在文化事业方面，政府的文化管理职能没有充分发挥，教育体制和教育机制方面的协调都不够有效。在很长的时间里，教育的主题词是“普及”“跨越式发展”“重点建设”“争创世界一流”，以及高校“扩招”“合并”“大学城”等。这些“发展”的光环不仅冲淡了教育改革的本质，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教育不公的状况。日益拉大的学校差距、不断升级的“择校热”、高昂的教育收费加剧了业已存在的阶层差距，享受“优质教育”越来越成为金钱和权力的较量，成为富裕人和有钱人的专利。权学交易、钱学交易、招生腐败、学术腐败等现象严重损害了教育的公益性和公正性，对人的发展造成许多思想障碍和心理挫折。

（四）政府行政管理绩效与改善民生的要求存在差距。

政府行政管理理论不够完善，缺乏一整套完整的体系，理论框架、基本参数和操作规程等都需要进一步创建和完善。实际操作中，重强势群体权利轻弱势群体保障、重经济指标轻社会管理、重管控工作轻服务工作的现象依然存在。行政管理方式不够灵活，公民参与管理的质量不高，社会组织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管理手段比较单一，没有达到综合运用各种渠道、各种途径、各种设施妥善解决社会问题的境界。政府的公信力、引导力和影响力都有待提升，近期日本地震影响下的中国盐恐慌，再次表明改善政府管理任重道远。

二、造成当前政府行政管理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政府管理人员的素质影响管理的质量。

我国政府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是好的，他们为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现有的公务员队伍中，一些领导干部的“一言堂”和“家长制”作风使个人权利欲望极度膨胀，而且，我们现在的“一把手”负责制也使个别干部找到了独断专权的“理由”或借口。其根本原因是脱离以人为本，行政决策机制不完善，行政管理制度存在漏洞，执法部门和权力部门对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级别较高的领导干部的行政行为缺乏相应的有效制衡机制。有的政府工作人员法制意识、责任意识还不强，习惯于工作怎么好做就怎么做。一些政府公共管理政策封闭运作严重，违背了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行政主旨。

（二）政府管理中的监督缺位影响管理效能。

目前，我们的政府工作远没有形成全面有效的监督机制。一是人大、政协、媒体等社会各方面对于政府工作的监督并没有真正体现监督的实质，一些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行为在所谓的“中国国情”“中国特色”借口下被一再演绎。如目前我们虽然也实行了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制度等措施或做法，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不尽如人意。二是群众对政府工作难以实行有效监督。一些地方行政程序的参与度较弱、公开度较低、公正性差较，对违反行政程序的责任追究制度也不健全。相当一部分行政程序缺乏民主性和透明度，甚至没有给当事人应有的申诉权和申诉机会。三是群众的民主意识和运用民主的能力还不适应监督工作的要求。在一些人眼里，有关的法律制度也还是挂在墙上的风景。四是在一些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上，如拆迁问题、农民权益保障、群体性突发事件、物价问题等，监督不力的现象很严重。

（三）现行政策之间的“打架”现象影响行政管理绩效由于制定政府公共管理政策的主体较多，这些主体本身又都是独立的利益部门，在政策制定中必然存在着利益纠葛，造成政府公共管理政策制定中协调不够，出现不同条例相互“打架”的现象，政府公共管理政策之间相互抵触、彼此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一是部门之间存在政策冲突。一些地方、部门为了自己的小团体利益相互拆台，甚至以损害别的部门利益为代价获取局部利益。二是一级政府或上级部门制定的政策与本级政府的部门或下级业务部门的政策相冲突，使全局利益受到损害，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三是政府公共管理政策之间不配套，造成一些管理机构以所谓“因地制宜”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借口，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类的活动。四是问责制的问责尺度不一，缺乏专门、完善的问责法，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责划定不够清楚、权限许可不够明确、问责程序不健全、问责主体和问责范围过于狭窄。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重权力轻责任、重态度轻处罚、重处罚轻预防等现象。

（四）发展中的认识误区降解了政府行政管理的实际功效。

在增长方式上，一些政府部门片面关注gdp，把它异化为某些形象工程，脱离了现代社会应有的人文关怀。一些地方领导热衷于建豪华广场，脱离实际追求“形象工程”“亮丽工程”“夜景工程”，希望用城市的变化来展现自己的政绩。有的地方不顾群众反对，大肆圈地卖地，通过各种手段“挤占”群众利益，在当地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一些干部对服务型政府的认识也存在问题，简单地认为服务型政府就是强化服务职能、取消管理职能，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政府发挥市场监管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出现了生产安全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药品安全问题等。还有，人们内部矛盾的化解效果不理想，社会思想道德的引导效果不理想，农村土地征用中的问题解决效果不理想，等等。

三、解决当前政府行政管理问题的思考。

哈耶克认为，良好的制度、利益共享的规则和原则，可以有效引导人们最佳地运用智慧，从而可以有效引导有益于社会目标的实现［1］。这对我们探讨解决当前的政府行政管理问题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从理论层面上解决当前政府管理中的问题，要建立和完善政府管理理论。从实践层面上解决当前政府管理中的问题，要创新政府管理体制、机制。在操作层面上要强化公共服务理念，践行为民服务、为党尽责、为国尽心的服务意识，创新和完善服务方式，形成多元联动、多方激励、多重监督的良性机制。在制度层面上要健全和完善相关立法，形成运行有理、操作有据、执行有度的管理规范。

（一）在理念定位上牢固坚持以人为本。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也是国家权力的源泉。这就决定了为人民服务是政府最根本的职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对政府的“服务”职能有过充分论述，如马克思的“公仆论”、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的“管理就是服务”等，都阐发了这方面的思想。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深化了这一主题。

基于上述认识，政府行政管理要围绕“以人为本”这个理念来进行。而且，“关注民生，创建良好的公共秩序，优化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是政府管理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2］。要树立以人为本的行政管理思想，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努力做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并重，坚持执政为民，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城市发展要给市民提供一个清洁、美丽、富裕、和谐的环境，农村发展要致力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科教文化发展要以为国家培养思想道德和专业文化知识双优的高素质人才为宗旨，财税金融分配要兼顾人民群众的实际承受能力，社会建设要以提高全民的幸福指数为目的。

（二）在职能定位上实现全方位的角色转换。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发挥民众参与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基础性作用，多元治理更需要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3］。这需要转变角色，致力于完善群众的利益维护机制，包括利益表达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解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首先，从地方政府的行为和权力角色上看，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维护社会治安，形成安定有序的良性发展状态；二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妥善规划和引导经济发展，形成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良性发展局面。其次，变换服务角色，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需求，在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兼顾效率和公平，对低收入家庭和个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让每一个公民共享发展成果。再次，执行市场规则，打击违法行为，保护正常竞争和合法经营，完善市场制度，保证市场的完整与统一，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通过法律以及规章，完善市场运行和调节体系，建立社会信用，保护包括私人财产在内的各类资源产权，为各类经济主体创造自由选择、公平竞争和安定有序的经营与发展环境。

（三）在目标定位上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以社会本位、公民本位的行政理念为指导，以社会和公众为中心，以促进社会进步和满足公众需求为目标的政府。公共利益是服务型政府行政活动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任何偏离公共利益的行为和做法，必将使服务型政府失去原本的意义。在现实政府行政管理过程中，个别地方和部门受自身利益驱动，以本地区和本部门的利益为行动原则，形成各色的地方保护主义；部分政府部门因追逐自身利益导致机构规模不断扩大，行政经费日益上涨；个别公务员以权谋私，其行为严重影响着政府的威信，毁坏了政府形象。这些现状必须彻底扭转。公共服务型政府应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围绕公共利益开展活动。从本质上讲，公共利益规定了服务型政府的行政方向和职能范围，公共利益是服务型政府最根本的价值诉求。建立服务型政府，要树立牢固的公共利益观念，把公共利益观念置于核心地位，使政府行为在公共利益观念的支配下服务于公共利益并使之最大化。要从管理控制观念转变为服务观念，从高人一等的“管理者”“父母官”转变为人民的“公仆”和“服务员”，使服务意识贯穿于行政管理的始终。

（四）在路径依赖上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

“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促进民生问题解决，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选择”［4］。这要求我们的各级政府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透明原则。在此基础上，体现管理的科学性、统一性、群众性、创新性和灵活性。具体地讲，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保障发展权。发展权完整意蕴应当是自主发展。为了促进发展，政府可以通过典型示范来引导，通过国家帮助和辅助来规范，不能搞强迫命令。二是保障财产权。财产权问题在农村土地征用和城市拆迁中表现得很突出。尽管国家为保证农民权益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仍然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在一些地方，农民的发展权和财产权被肆意践踏，导致农民丧失发展能力，也造成一些地方农民越级上访，甚至出现极端行为。三是保障社会公正。“要充分保障公民权利，必须确立权利平等原则和建立健全权利制约机制”［5］，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分配关系。促进就业，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五）在方法选择上完善政府运行范式。

第一，经济职能要由单纯的经济增长型向社会和谐型转变。毫无疑问，政府适度的经济干预和市场机制的良性运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又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但是，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与定位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直接性前提，又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性前提。这是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绩效的重要环节。第二，由封闭式的集中决策向开放式的民主决策转变。在革命时期，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各种决策需要高度保密，而且保持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这是完全必要的。计划经济时期，我们采取了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也要求通过政府的权威来推进各项计划的执行。但是在当前，这种决策模式必须向开放式和民主参与的决策模式转变，即从封闭型的行政体制向公开透明的行政体制转变。首先是市场化改革造成了利益的分化，使得同一项公共政策对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影响，如果公共政策不让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话，是难以有效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的。二是只有开放式和民主决策才能够保证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毫无疑问，方案的选择过程就是不同利益的表达、竞争以及权衡过程。开放式和民主决策，有助于实现作为管理者的政府（行政机关）、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大众和作为政府与大众之中介的专家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策”的体制结构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助于体现公共管理的合法性和公共决策的科学性。三是只有实现了开放式和民主决策才能够有效杜绝腐败现象。事实上，我国各个领域的腐败现象几乎都与暗箱操作直接相关，这样最有利于逃避监督。要有效地遏止腐败，必须实行阳光政策，实行民众参与式和互动式决策。第三，由“集权行政”向“分权行政”转变。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和城市人口、资源流动性的不断增加，城市管理和服务的重心下移，对政府管理提出了新要求。政府要根据利益划分、信息多元、回应管理的需求，依据事项的分类和政策管理与执行管理分离的原则，建立分类、分级管理的政府体系，改变“条块交叉”的行政管理格局。第四，由利益政治化向利益社会化转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站在市场各种经济利益之上进行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将自己也作为利益的一方放在其中，甚至去与民争利。这也要求我们的政府部门“立足当代政府公共实践与和谐社会建设，从社会系统、控制、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角度，结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从案例入手，寻求化解社会管理问题，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系，建立一个规范有序的社会管理格局”［6］。

（六）在管理取向上积极创新政府管理模式。

探索“互信———安全”型模式，形成一个融洽的环境；探索“合作———包容”型模式，调动资源，解决矛盾，提升服务效率；探索“民本———服务”型模式，把出发点和立足点放在满足群众利益诉求上，以服务质量来检验政府行政管理的效果；探索“民主———法制”型模式，发扬民主，依法执政，在法律范围内完善服务职能；探索“制度———规范”型模式，建章立制，规范服务，形成高效服务的灵活机制。积极推动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由“行政管理”向“公共管理”的转变，由“指令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由“效率型”向“效能型”政府转变，由“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由“无限责任”向“有限责任”的转变，“着力打造有限型、高效型、责任型、服务型、廉洁型、阳光型政府，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政务环境”［7］。就当前而言，政府行政管理创新的重点应放在加强和完善行政管理格局，加强和完善维护群众权益的体制机制，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加强和完善非公有制和社会组织的管理，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加强和完善思想道德的引领。

参考文献：

［1］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卷）［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7。71。

［2］王星闽。政府管理创新着力点在哪［n］。光明日报，2010－12－13。

［3］金书仪。社会管理创新需让“公众参与”成为习惯［n］。解放日报，2011－04－12。

［4］省部班课题组。发挥制度优势保障公民权益促进民生改善［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2）：17。

［5］虞崇胜。民生、民富的关键是权利和尊严［n］。学习时报，2011－02－28。

［6］杨军剑。社会管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探析［j］。学习论坛，2011，（4）：65。

房地产行政管理论文篇2

关键词：经济危机社会需求社会供给

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肆虐美、欧盟、日本并波及中国。针对这场危机，美、欧、日及中国都相继采取了应对措施。这些措施总体上都属于当代凯恩斯理论及其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中国略有区别）。该理论和政策的核心是扩大社会需求。这种扩大有助于克服经济危机，但不能从根本上有效解决经济危机。①总结中国的实践和经验，正确的选择是，按照历史资本主义克服经济危机的“惯例”，既要扩大社会需求，又要调节社会供给。

一、以人为本，扩大居民最终消费

按照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社会再生产存在两大部类，即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第Ⅱ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

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最终是为第Ⅱ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而生产。生产消费，最终是为消费资料的消费而消费。没有对消费资料的消费任何生产就无法进行。“生产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结底总是同个人消费联系着，总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1]。经济危机实质是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失调，社会总产品不能实现。其中主要又是因居民最终消费不足造成第Ⅱ部类消费资料生产过剩，由第Ⅱ部类消费资料生产过剩造成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生产过剩，要保持第Ⅱ部类和第Ⅰ部类生产正常进行，必须要解决好居民最终就要消费问题。因此，扩大内需，不仅要扩大对生产资料的内需，更重要的是要扩大居民对消费资料的内需。要扩大居民对消费资料的内需，就要以人为本，扩大居民最终消费。其核心是，一方面通过政府财政扶持、减税、降息“救企”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投资，保障和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另一方面采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消费信贷等措施，直接扩大居民最终消费。2008年11月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在谈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内需时，明确指出，要“把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008年12月中央召开以扩大内需为主题经济工作会议，其中，又强调“以提高居民收入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并提出了“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继续做好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工作，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大力促进农民消费，稳定发展住房消费和汽车消费，着力发展服务消费和旅游消费，不断增强最终消费能力”等一系列刺激居民消费的重要措施。从目前看，中国投资拉动内需的效果是显著的，但消费拉动相对不足。为此，当前，一方面要加深对“提高居民收入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的认识，加大对上述措施的落实，另一方面要以关注民生、实现社会公平、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和让为中国改革和工业化作出牺牲和贡献的广大农民、工人等社会弱势群体分享改革成果为出发点，对上述措施进行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1）在对农民购买家电、汽车等产品实行财政补贴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补贴范围，包括化肥、农药、农用建材等，提高补贴标准，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直接和间接刺激和扩大农民消费；

（2）进一步加大对城乡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转移支付，提高补贴标准，严格补贴（对象）条件、尤其是农村低保，监督实施，切实提升该群体的消费力；

（3）进一步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改革的支持，在处理好社会群体间公平保障、公平福利、合理差别的基础上，较大幅度提高中国各类退休人员养老、医疗待遇；

（4）大幅度增加公共福利支出，提高公共福利水平，扩大公共福利消费；

（5）适度放宽消费信贷，鼓励和提倡有预期收入的个人、家庭扩大信用消费，同时降低非奢侈消费税率，刺激和鼓励一般民众消费，扩张社会购买力；

（6）在完善社会保障基础上，引导城乡居民改变消费观念，改变消费观念，树立消费信心，加大消费支出，适当减少储蓄，并鼓励富人节制奢侈消费，扩大个人和家庭合理消费，促进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

（7）改革企业收入分配制度，要求国企、引导民企限制和降低高管年薪，增加一般职工工资，以提高中国各类企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解决中国劳动力价格长期偏低和积累率偏高问题；

（8）尽快足额兑现部分基层公务员岗位津贴，同时，以精简机构、精减富余人员、解决遗留问题、严格控编、严格准入为内容，加快事业单位改革，尽快落实事业单位职工岗位效绩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生活补贴；

（9）以减税为契机，加快企业税制和政府管理论文"target="_blank">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成本，促进企业减少失业，扩大就业，增加社会居民收入，扩大社会消费；

（10）对中国目前高达20多万亿人民币居民储蓄进行认真研究、分析，并根据其存款结构、存款心理、存款消费预期，采取相应措施，把潜在购买力转化为现实购买力。这些措施看起来增加了财政支出，但与财政投资比，则占很少比例，而且，这种“消费投资”

所形成的第Ⅱ部类，即消费资料生产的需求繁荣和增长，以及由其形成的第Ⅰ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的需求繁荣和增长，相对“生产投资”所形成的第Ⅰ部类之间相互购买的需求繁荣和增长，其基础是可靠的、增长是健康的、效果是显著的。没有消费支撑的增长是泡沫增长，没有消费支撑的繁荣是虚假繁荣。“生产消费最终取决于生活消费”。提出这些措施，目的只有一个，即扩大居民最终消费，维护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平衡，保持经济健康增长，从源头上克服和避免经济危机。

二、适度、合理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就业

用财政支出投资基础设施，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是凯恩斯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宣布用4万亿人民币拉动内需，其中有2万多亿人民币用于铁路、高速公路、水利水电等国家重点基础设施以及灾区、农村一般基础设施建设。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为解决美国经济危机也极力主张投资基础设施建设。2008年12月6日，奥巴马在民主党每周广播讲话中提出自己的经济复苏计划，宣称，将进行美国半个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额近万亿美元。2009年2月11日参众两院最终通过了总额为7870亿万美元的经济复苏计划，其中有5060亿万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投资额占总额的65%。欧盟、日本等也都有类似计划。这种投资不仅可以消化相关过剩产品和过剩生产能力，克服经济危机，更重要的是，可以稳定和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最终消费，刺激经济增长，克服经济危机。当然，基础设施投资但也不是越大越好，从保持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角度看，也有一个适度和合理问题：

（1）基础设施是公共产品，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商品，也有个产品实现，即被消费问题。马克思说，“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2]。即使是通车，但如果该铁路长期运力不足，其投资在预期内不能收回，也是该产品的生产过剩。由于这一过剩，又导致了被拉动的钢铁、水泥等生产的过剩；

（2）基础设施投资是采取中央投资和地方配套方式运行，但后者由于财力等原因，许多地方实际上不但不能落实，甚至还截留、挪用、虚报、冒领上级政府项目资金，造成虚假投资；

（3）基础设施是国家财政投入，扩张性财政政策总是伴随着较庞大的财政赤字，这不仅有一个量入为出、量力而行问题，而且搞得不好，还有可能形成财政危机，甚至在扩展性货币政策的“配合”下造成通货膨胀；

（4）基础设施投资直接引起的是第Ⅰ部类各部门之间相互对生产资料的购买和生产，这种生产，如马克思所指出，由于各部门“所期望的需求的刺激”，“在一段时间内能够安稳地进行下去，因此，在这些部门，商人和产业家的营业非常活跃”[3]，故在短期内可迅速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带来经济繁荣。但也正是这种“在一段时间内”独立于第Ⅱ部类需求之外的经济行为，在加上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对“形象工程”的热衷，会很容易造成超过第Ⅱ部类实际需要的非理性社会投资；

（5）基础设施投资的是不变资本生产，马克思说，“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4]，一旦消费品生产因消费不足而减少，不变资本生产就过剩；

（6）基础设施及其投资可以促进和带动相关产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而一旦建成营运，可安排一定就业，但就其本身因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同等投资，相对就业人数少，这又不利于扩大就业。

因此，从长期看，必须提高和扩大居民最终个人消费，扩大第Ⅱ部类对生产资料（不变资本）的需求，从而扩大第Ⅰ部类生产资料（不变资本）的生产。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否则，这种“繁荣”就不可能持久，甚至是又一次新危机的前奏。2009年4月24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向全国各省市区工业主管部门和各大型钢铁企业下发的《关于遏制钢铁行业产量过快增长的紧急通报》中所传递的一些钢铁企业“不顾市场需求，盲目扩大生产，致使供需关系严重失蘅，钢材价格大幅度下滑”、钢铁产能“严重过剩”，“与国内消费和出口的实际需求相比过剩约25%～30％”、“进口铁矿石增加过猛”、“钢材钢坯折合粗钢出现三年来的首次净进口”等信息，虽然不是由国家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所直接引起，但与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所带给企业的预期“利好”冲动有一定关系。

三、引导企业压缩过剩产能，减少无效供给

面对市场萎缩，降价销售，甚至销毁产品和生产设备，减少无效供给，是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通行“惯例”，克服当前危机也不例外。据有关媒体报道，面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外订单的减少，中国台湾及大陆沿海一些外向性企业，都纷纷限产、停产、栽员或停薪放假，以待商机。反之，某些企业明明产品积压，资金短缺，但政府为了“保就业”，便“协调”财税、金融部门支持，继续扩大产能。前者明智，后者值得研究。

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是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也就是说生产过剩既与需求有关，又与供给有关。因此，解决经济危机，既要扩大需求，又要压缩供给。否则，过剩会更加过剩，危机会更加危机。当前危机是由房地产过热而引起，因此房地产自身及其相关的钢铁、水泥，建材等生产企业，都应考虑一方面降价销售，这也是扩大需求，另一方面主动压缩生产，减少供给。鉴于房地产过热是这次危机的根源，因此，降低房地产价格，促进房地产销售，压缩房地产生产是克服当前危机的首要选择。香港首富李嘉诚在上海降价抛售黄金城道商铺、御翠豪庭等房产，应该说是开了一个很好先例。

房地产是一个特殊行业。对开发商而言，是高投入、高收入、低风险、并具有投机性；对银行而言，是高放贷、高回报、高风险，不具有投机性。在房地产开发中，银行贷款几乎占60%～70%。这些贷款又是通过项目抵押而获得。如果市场看好，楼盘顺利售出，开发商就可顺利收回投资，还清贷款，并获取可观利润；反之，开发商可“金蝉脱壳”，将楼盘抵给银行，或者银行出于对开发商破产而使前期贷款不能偿还的担忧，又继续向开发商贷款。其间，承担风险和可能受较大损失的是银行而不是开发商。对政府而言，房地产开发可带动钢铁、煤炭、建材、机械等产业的发展以及安排更多就业，并可通过土地出让、房产交易，获得大笔财政收入。

也许有人认为，这种压缩会使危机更加危机，失业更加严重，并使经济陷入萧条，但理论和实践证明，社会再生产具有周期性，危机、萧条、复苏和繁荣（高涨）是社会再生产周期的不可逾越的四个阶段，国家干预可以使其推迟和缩短，但不可能将其完全消除。积极的措施，仍如前述，在扩大需求中扩大居民最终消费。可以设想，如果在危机和萧条的初始阶段，国家向银行大量注资，银行大量低息向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大量融资，这样是可增加生产、增加就业，带来经济的复苏和繁荣。但，如果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中，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工人（相当就业者）的最终消费价值和资本家（相当生产者）的最终消费价值，低于第Ⅱ部类生产的全部消费资料价值，即[Ⅰ（v+m／x）+（v+m／x）]∠Ⅱ（C+V+M）]，这种复苏和繁荣又能持续多久，值得怀疑。

四、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如前所指出，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但并不是说每个产业、每个产品都过剩，有的甚至可能还短缺。因此，克服经济危机，还必要在扩大需求和压缩过剩产能的同时，要进行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增加有效供给。在中国，就产业而论，加强第一产业、特别是农业和能源，优化发展第二产业，特别是发展节能、环保、高新技术等新型工业化产业，突出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仍然是我们的战略方针。就产品而论，要针对不同产品，根据现实和未来的、潜在的市场需求出发进行调整。但无论是产业还是产品结构调整，都不是简单的产能的扩大，数量的增减，而是要突出产业、产品的优化升级、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产业和产品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中国政府出台的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及物流等十大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把淘汰和压缩落后产能（产品），保护和发展先进产能（产品），着眼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及其优化升级作为重点，而不是简单的融资，复产，拯救企业，是一个既现实、又长远的重大战略选择。不过，需指出的是，在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中不能把落后产业、产品与服装、家电等消费产品“高、中、低”分档以及产品的生产性积压与商业性积压相混淆。前者是针对居民不同收入及消费水平而对产品所分的档次，这种“档次”适合“梯级消费”的需要。后者是市场开发问题。湖北大别山区的锈花鞋垫，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六年前就有人办厂，可因销路不好而关闭。2008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当地一位老人田桂花托村支书、全国人大代表王金初送给温总理一双锈花鞋垫。此事经媒体报道后，王金初回衬又组建绣品厂，不久就接到100万元的大订单[5]。

说到产业、产品结构调整不能不提到农业。工业与农业相互关联，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不仅影响工业，而且也影响农业，如1929—18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而农业危机，在发达国家表现为农业生产过剩，在不发达国家表现为农业生产不足。中国是不发达国家，多年来，中央十分重视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但相对地方而言，近年来，由于各地急于发展地方经济和农民增收，对工业（化）、对收入高的经济作物较为重视，而对农业、对粮食生产有所忽视。因此，在产业产品结构调整中，有必要强调农业和粮食。建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中国已经由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农民在减少，粮食在增加，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粮食在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粮食危机的风险并没有改变。

除通过种养殖提供人类所需基本食物保障外，还具有发展工业、生态保护、文化教育、休闲观光、旅游、医疗保健、生物质能源、就业、社会稳定以及国家安全等功能。但同时农业、尤其是粮食，又是一个弱质产业，其主体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没有外部力量的介入，单靠农业和农民无法实现其全部功能。所谓外部力量，一是市场的力量，二是国家的力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部分功能可通过市场机制引入实现，如旅游开发、粮油食品加工，但部分功能、特别是粮食种植和由其决定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以及所必要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市场失灵，必须要靠国家力量，即政府的扶持和投入。对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从2004年起，每年都通过“中央1号”文件宣布国家重大支农政策。应对当前世界经济危机，2009年2月1日宣布的“中央1号”文件更加强调了对三农、特别是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扶持，总投资（中央财政）近7000亿元。目前，在“工业强省”、“工业强市”、“工业强县”的背景和浪潮下，需要地方政府自觉认识、自觉贯彻、自觉落实，以保障农产品的市场稳定，避免粮食危机。

五、灵活运用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生产供给

凯恩斯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减税、降息、增加财政支出，包括财政扶持，扩大社会需求，消化生产过剩，克服经济危机。但如前所指出，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但并不是说每个产业、每个产品都过剩。压缩生产只是压缩那些产能过大或落后、市场过时或即将过时的产业（产品）。对那些适销对路、市场前景看好的产业（产品），节能、环保、高科技产业（产品）等，不仅不压缩，而且还要扩产，增加供给。该压的压，该增的增，增压结合，以达到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消除经济危机。因此，在具体运用时，既要总体坚持扩张性，又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即针对不同产业、不同产品的供求状况、国内经济运行状态以及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对政策本身作一些适当微调。如，对适销对路、有市场前景的产业和产品，减税和降息和财政扶持幅度要大一些，以增加供给；对生产过热和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的产业和产品，不仅不减税、降息和扶持，而且还要增税、增息，减少供给。其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开发过热，房屋空置率居高不下，其中商业地产重复建设越来越多，住房地产档次越来越高，别墅开发累禁不止；由温州、山西等地富人“炒房团”所购置的投资房产、自住房产的数量、面积越来越大（据新华社电，河南天荣置业有限公司在郑州擅自改变经济适用房用地性质，违法建设“豪华别墅”124套，其中，为富人“建”的230.91m2～502.36m2的就有90套，占73.5％）。更有一些开发商，利用各种形式到处圈地，占而不开，等待时机进行倒卖，谋取暴利（据报道，上海地产富豪周小弟在上海浦东以低价圈地3000亩，非法倒卖2536亩，获利15亿元———笔者）。这种房产供给显然与中国的国情极不相称。对此，可考虑在财政政策上，提高土地增值税率、设计并开征非自住房屋房产税、房屋租赁收入税、闲置土地占用税；在货币政策上严格贷款条件，不降或增加利息，以从根本上遏止房地产的不合理供给，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和节约。

六、支持和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更新固定资本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商品生产存在着价值规律，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恩格斯指出“：价值规律正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6]。这一规律制约着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经济危机的实践证明，在经济危机到来时，企业竞争更加激烈，这种竞争导致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甚至面临破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就是价值规律作用的一种表现。面对这一形势，对企业而言，要在竞争中获胜，就是要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提高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把自己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降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包括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为此，除加强和改善管理外，重要的是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实行技术创新和固定资本更新。此外，实行技术创新和固定资本更新，还能升级并创新产品，催生新的产业，创造新的社会需求。正因为如此，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实行技术创新和固定资本更新成为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又一通行法则。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危机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带来已有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包括销毁产品和拆毁生产设备等，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技术进步和固定资本更新，带来了新一轮的经济繁荣。

目前，中国沿海一些生产企业，仅仅为降低劳动力、土地、环保成本，正在利用内地急于工业化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实行既非技术创新和固定资本更新，又非产品升级换代的所谓“搬迁”或“复制”式的梯度“产业转移”，是否是最好选择，值得研究。笔者认为，如果说某一产品技术含量高、或市场需求量大，并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但在沿海生产确实成本高，或需要扩大生产规模而搬迁内地、或在内地建厂未尝不可。但如果技术过时、产品过时、不合环保要求，仅为利用内地优惠，降低土地、劳力和治污成本而搬迁内地，实为不妥：

（1）此类产品市场前景有限，兴师动众搬迁未必划算；

（2）所谓环境污染方面的“优惠”，是内地个别地方政府急于引资的违规行为，迟早会被要求治理；

（3）即使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也是变动的，随着沿海的倒逼和内地经济发展，总趋势是上升的。正确的选择应是，在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进行技术创新和固定资本更新以及产品升级和创新的前提下，实行企业的内迁或扩建，否则难以做到“长治久安”。

七、鼓励和支持企业破产、兼并、联合、重组，把企业做大做强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在竞争中由于企业的管理、技术、规模、实力、生产成本等不同，总有一些企业破产。竞争中的优胜企业，在经历了危机的“惊魂”之后，产生了把自己企业做大做强，以抵御市场和未来危机风险的愿望，由此，便出现了企业的破产、兼并、联合和重组。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企业不断破产、兼并、联合、重组的历史。这种现象在经济危机时期表现最为集中。纵观这一过程，对优胜者是一次机遇，对劣败者，破产、兼并、联合、重组是一种保护，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机遇。因此，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中国不仅对“楼市”、对房地产企业破产不能救，而且对其他企业一般也不能救。相反，我们要支持破产，鼓励兼并、联合和重组。特别是对多年来政府要解决而难解决的技术水平低、耗能高、污染重和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九小工业”问题，这次危机提供了机遇。各地政府应支持、鼓励有实力的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抓住机遇，收购、兼并在危机中生存困难、或已经破产和面临破产的企业，实行企业的联合和重组，把企业做大做强。如果说“救企”，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救助方式。对此，山西省去年8—9月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和《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规划方案》，鼓励大型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中小煤矿企业。在这一政策和规划方案的鼓舞下，一些晋内外国有大型煤矿企业，跃跃欲试，运筹帷幄，开始着手收购、兼并和重组山西省的一些受危机影响而生存困难，濒临破产的中小煤矿企业。这一决策和做法，为当前受经济危机影响而具有同样处境的国内其他地方、行业和企业走出困境，树立了典范。

八、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开源节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一个国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总是伴随着政府较大的财政支出、乃至较大的财政赤字，如中国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前述刺激居民最终个人消费的十大措施，都需要国家拿钱。因此，在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还必须开源节流，增加财政收入。目前，可考虑的措施是：

（1）对日渐膨胀的中国个人奢侈消费，即超过一定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大多数人消费水平的个人消费行为（如目前中国社会中的豪宅、豪车、豪宴、极品、桑拿、洗浴等所谓“高端消费”以及畸型消费），开征个人奢侈消费税；

（2）严格国家行政费用管理，规范公务消费行为，厉行节约，严禁国家公务人员以“公务”为名，过度和奢侈消费，解决多年来中国政府行政支出膨胀问题；

（3）改变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遏制日益攀比的既浪费土地、能源，又浪费资金的各种不合理“开发区”、“工业园”、“广场”、“亮化工程”

等建设以及随意以“财政困难”为借口，不兑现、或不足额兑现国家规定的公务员和其他财政供养人员工资、津贴和补贴行为；

（4）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包括在国企利润上缴、国企税收管理、国企高管薪酬决定以及在深化国企改革，实行国企产权转让与重组的各个环节，都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5）加大反腐、反洗钱力度，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强化对非法所得的查处和追缴，增加国库收入；

（6）加强税收管理，挖掘潜在税源，其中，对富裕起来的中国新型社会阶层，即“富人”（根据2009胡润财富报告，目前，中国千万富豪人数已达82.5万人，其中，亿万富豪5.1万人，每万中国人中有六人是千万富豪，而百万、数百万元者更是无计其数———笔者），按照“公平赋税”、“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可以考虑实施超额累进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财产赠与税。①通过这些措施，一方面开源节流，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减少供给，减少生产过剩的压力。

以上分析与研究，主要是针对当前经济危机中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具体运用而提出的。从长期看，一个国家要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还是要实行中性、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时而扩张，时而紧缩，无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既使在不得已采用扩张性或紧缩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时，也要遵循经济规律，把握好“量”和“度”，实行“软着陆”和“软启动”，以防经济过热或过冷的反复。

参考文献：

[1]列宁。市场理论问题述评[G]//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4.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G]//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4.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41.

[4]蒋绥胡秋子[N].楚天都市报，2009-04-06.

[5]恩格斯。反杜林论[G]//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51.

房地产行政管理论文篇3

良好，但不容忽视严峻的一面，做好经济工作要把握和处理好几个带有全局和战略意义

的关系，同时要抓住重点，加大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关键词经济形势经济环境实施宏观调控改革和发展

2000年是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是改革、发展、

稳定的关键一年，是世纪交替之年。这一年经济工作做得如何，对全局影响重大。最近

中央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形势，提出了奋斗目标，部署了2000年经济工

作的主要任务，需要我们认真把握，狠抓落实，继续奋发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为新世纪的经济腾飞创造良好的开端。

一、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

（一）当前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

1999年以来，在中央采取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国民经济继续保持

较快增长的态势，头9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4%.1～10月，工业增加值增长9.1%，增

长速度比较平稳；农业收成稳定，粮食总产量大体接近上年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平缓，全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城乡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7%，其

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6.6%，更新改造投资增长下降0.9%，房地产投资增长17.4%；随着

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领域的扩大，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2%，增幅比上月提

高1.6个百分点；外贸出口出现回升态势，9月份出口增长20.2%，10月份出口增长23.8%.

财政收入增长较快，1～10月比去年同期增长19.4%，增收1300多亿元，财政收入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高。金融形势比较平稳，到10月末，M1、M2分别增长15.1%、

14.5%，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国家外汇储备已超过1500亿美元。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

加，生活水平继续提高，10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9270亿元，同比增长13.4%.

从前三个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来看，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可望达

到7%甚至略高一些。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也是相当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好转迹象：（1）工业经济效益水平提高。

1～9月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比去年同期提高7个百分点，其中成本费用利润率

提高1个百分点，总资产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率提高0.2个百分点，产品销售率提高0.8

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下降1.7个百分点。1～9月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

120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

48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倍。（2）外贸出口进一步回升。随着亚洲周边国家

的经济复苏、需求增加，我国对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出口增长加快

；同时国家加大了出口退税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从7月份开始，出口增长

开始回升。7月、8月、9月、10月出口增长分别为7.5%、17.8%、20.2%、23.8%.预

计全年出口增长可达5%左右。（3）物价下降出现减缓的迹象。8月份，受季节性因素

和肉禽价格进一步回升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1%，比去年同月下

降1.7%；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6%，比去年同月下降2.6%.9月份，因部分地

区调整学杂费、房租、水电费价格以及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

上月上涨2%，比去年同月下降0.8%；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7%，比去年同月

下降2.8%.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月下降0.6%，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6%，降幅均

比上月缩小0.2个百分点。此外，随着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工业品市场回暖，工业品价

格降势也在趋缓。7月、8月、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下降2.5%、2.3%、2.1%，工

业品原材料购进价格分别下降3.4%、3.3%、1.8%.

（二）经济环境日趋严峻的一面不容忽视

以上三种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但还没有形成好转的趋势，目

前还不能作出经济增长出现止跌回升、走出谷底的判断。对今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是逐步好转还是比较严峻？还有待观察。

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美国经济可望保持一定的增长，但由于美国股市出现一定的

泡沫成分，美元对欧元、日元出现一定的贬值趋势，不排除出现股市动荡、外资抽逃、

消费萎缩、使经济增长发生逆转的可能性。日本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由于日本内需市

场容量有限，日元升值不利于增加出口，所以日本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美、日GDP

占世界GDP的40%，美、日经济走向如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比较大。欧盟经济正在稳

步增长，但由于欧元的实施，欧元区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强。亚洲周边国家和地

区的经济开始复苏，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出现好转，对我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也

将形成一种竞争关系。综合以上一些情况，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即使经济增长快于1999年，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也不是很多，相反，对我国

经济形成竞争的不利因素在增加。从总体上看，2000年我国外需压力还是很大，外贸顺

差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利用外资也有可能会下降，外贸外资的减少，需要通过进一步扩

大内需来弥补。

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2000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很突出。目前市场需求依然疲

软，大多数工农业产品生产过剩，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不强，民间投资不

振，银行贷款行为趋于谨慎，资金供应趋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加，社会就业压力加

大，等等。当前经济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通货紧缩趋势仍在发展和蔓延。到1999年

9月份为止，全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连续24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8

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42个月负增长。按照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

一国消费品价格连续两年负增长，就可视为通货紧缩。我国实际上已经达到这一标准。

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从短期因素看，是有效需求不足；从中长期因素看，多年来的重

报告总结工作计划

工作总结个人总结述职报告实习报告

实践报告工作汇报辞职报告调研报告党政报告

演讲致辞公众演讲竞聘演讲

就职演说安全生产爱国演讲英语演讲开幕闭幕庆典致辞

贺电慰问领导讲话

党政相关入党申请入团申请

转正申请思想汇报党性分析事迹材料申报材料行风建设

公文范例

主持词

求职应聘个人简历英语简历自我鉴定自我介绍

自荐信求职信会议发言婚丧嫁娶祝福祝贺广播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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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行政管理论文篇4

一、加强队伍建设基础工作，提高队伍素质综合实力。

我们把强化基础练内功、提高素质谋发展作为目标，通过加强思想教育、加强形象建设、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等有效措施来激发全系统干部职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为药监事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具体内容是：

一是培育人文精神。确定了正确的工作方向：明确了“以整顿为手段，以规范为目的”的基本工作策略；切实树立了“在监管中服务，在服务中促进发展”的新理念；提出了以“三个创一流”即：创一流工作业绩，创一流执法队伍，创一流服务水平为目标；以“五化”即：政务工作公开化，日常工作标准化，监管工作规范化，队伍建设勤廉化，行政执法程序化为工作原则；以“八项工作准则”即：依法行政，维护法律，有效监管，高效便民，遵守纪律，政令畅通，求实创新，促进发展为主要保证；号召以“创新的精神、昂扬的斗志、扎实的工作，饱满的热情、奉献的精神”为工作态度；提出了“讲正气、讲团结、讲奉献、讲学习、讲廉政、讲效能”的局风。这些都有效地起到了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作用，形成了系统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局面。

二是加强学习培训。我局始终高度重视干部队伍的学习、教育和培训工作。加强政治理论学习。重点学习党的科学理论、基础知识以及各项方针政策。教育大家讲政治、讲团结。年人均记笔记____余字，已撰写各类理论文章___余篇。加强业务知识学习。编写了《食品药品监督法律法规基本知识___题》，要求职工坚持做到每日完成两题，由人教科及时进行检查督促。目前已完成三册。通过学习，切实提高了执法人员的办案水平。为保证法律文书书写规范、美观，我们在全系统进行了硬笔书法培训和比赛。通过案卷检查测评，文书书写更加规范。强化专业知识学习。针对岗位性质和工作需求，由科室自行组织学习。在工作中，我局业务科室坚持把每次的案审会都作为学习分析会，针对每个案例的性质进行综合评价，指出办案中的不足，提出完善改进的措施，极大提高了办案人员的实际办案水平。强化法律法规知识培训。除了每年按省局要求和我局制定的三年学习规划进行学习培训外，我们还经常就执法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和典型案例，有针对性地进行有步骤、分阶段的讲解、授课。并多次在机关内进行了食品药品相关法律法规知识闭卷考试，将成绩张榜公布，巩固了职工对食品药品监管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通过严格持久、循序渐进的学习培训，我局案卷合格率达__以上，在省、市法规检查中均受好评，在案卷抽查中名列前茅。因为依法行政、严格程序，连续两年没有出现行政复议、诉讼案件。

三是狠抓制度建设。为加强全局行政管理、廉政建设管理、案件管理，我局大力完善了现有制度，进一步地体现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完善各种制度共___项。同时，为了狠抓各项制度的贯彻落实，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建立了对审批权的约束机制。围绕监管中的审批、准入、抽验、认证、发证、稽查、处罚等环节，进一步完善了廉政建设制度__项。做到案件处罚依据公开、处理结果公开。执行“办、审、定”三分离模式。有效地监督了权力的运行。建立了对班子权利的约束机制。如把财务公开，收支情况定期发表，严格审批手续，高额支出必须经过班子研究决定，重大事件做到阳光操作、透明决策……约束了权力的滥用。建立了工作目标责任制。每年年初将省局各处室的岗位目标责任制量化分解，由各个科室结合实际制定本科室的目标责任制和考核标准。哪项工作由谁负责、具体工作内容、完成期限、预期目标等都做了细致规划，落实到每一个工作人员。并定期进行调度、督促和自查。确保了各项工作及时、高效地完成并达到预期目标。这些规章制度和具体措施对把握干部思想、规范干部行为、提高办事效率都起到了极好的保证和推动作用。队伍形成了严、细、实、快的工作作风，达到了思想上、行动上、步调上的统一。

四是搞好形象建设。为彻底转变工作作风，树立药监队伍新形象，我局在工作中认真贯彻省局和市政府有关软环境建设及政务公开工作相关规定，不断强化各项服务措施，坚持阳光政务，提高了工作效率，深受相对人和群众好评。在工作中，我局制定了“审批时限制”，要求初审、审批等工作必须按规定时限完成。为了帮企业对接新品种，我局花费____余元，没向企业摊派一分钱，受到企业的高度赞扬。在GMP改造过程中，我局热忱帮助企业解决遇到的难题。并亲临现场，帮助、指导、服务到位，使企业加快了改造步伐，为企业节省改造资金____余万元。目前，四平市药品生产企业产值已由过去的_亿元达到了__亿元，成为四平市经济的支柱产业。

同时，为使我局的监管、服务工作成果和安全饮食用药知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我局不断加大信息宣传力度。已编发《四平食品药品工作信息》__期，《食品监管工作专刊》__期，面向社会各界发送各类信息___余篇；在《四平日报》、《今日财富报》、四平电台、电视台都开辟了专栏，并在电视台和电台答观众热线__次，架起了走进百姓的桥梁；多次在《中国医药报》、《人民日报》的《学习与实践》丛书以及《中国党政报导》等部级刊物上，报导我局的工作；广泛向社会各界人士征求意见，在“两会”期间，发出征求意见函____多份；并向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及医疗单位等发放宣传单、“药监工作特刊”近两万余份；开展了服务进社区、清理家庭小药箱、集中销毁假劣药品等活动。有效地宣传了药监工作，树立了药监人的新形象。

五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为使党员干部在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坚固防线，我局以“惩防体系建设”为载体，结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反商业贿赂等工作，积极开展党风廉政建设。自____年我局被省局和市纪委确定为惩防体系建设试点单位以来，我局实行“全员抓，抓全员，创新抓，抓创新”，立足长远，致力于长效机制的建立。探索出“三个参与”：全系统干部职工全部参与，干部职工家属全部参与，行政管理相对人全部参与；“三个覆盖”：覆盖全局内部政务工作面，覆盖外部执法工作面，覆盖八小时工作以外生活面。如我局制作“廉政日记本”就是一个佐证；“三个贯穿”：贯穿思想教育，贯穿重点部位，贯穿工作每个环节；“三个防线”：思想防线、规范防线和制度防线；“突出三个重点”：突出重点人员，突出重点岗位，突出重点环节。积累了独具特色的经验，干部廉洁自律、拒腐防变的思想已根深蒂固。系统内以权谋私和吃、拿、卡、要的不廉洁现象没了，拒吃请拒收礼金的多了；影响药监形象的人和事少了，评价我们好的人多了；社会各层面不了解我们的少了，认可我们工作的人多了。截止目前，全系统拒收礼金一万余元，拒收礼品折合人民币数千元。四平市纪检委和省局都对我局的“惩防体系建设”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省局领导在国家局也作了典型发言，推广我局的试点经验。

六是配齐配全干部队伍。在干部任用上，我局严格执行《党政干部任用条例》，该走哪项程序就走哪项程序。本着群众公认、领导把关、有利工作的原则，受到了广泛认同。为优化干部队伍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使班子更有战斗力，我局对县（市）区局领导干部进行了交流任用，并及时把年富力强的干部提拔到了重要岗位上来。在市食品药品检验所选拔副所长和市稽查分局选拔副职时，我们都进行了公开竞争上岗。截止目前，各县（市）区班子基本配齐。两年来，全系统共调整提拔__几名干部，都在各自新的工作岗位上打开了局面。一支团结奋斗、务实创新的干部队伍业已形成！

二、加强依法行政基础工作，提高行政监管综合实力。

为全面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监管水平，更科学高效地开展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我局从加强依法行政基础工作入手，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具体做法：

一是加强法规工作，形成行政监管新模式。我们把局机关内部管理分成“两个轮子”：以办公室为一个轮子，重点管理行政方面的工作，有效实现日常工作规范化的目标。以法规科为一个轮子，重点对监督执法各环节进行规范管理，有效实现监督执法程序化的目标。建立了有针对性的行政执法制度。为提高执法人员依法行政能力，建立了《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行政复议制度》、《审理行政复议案件程序规定》等__项制度，形成了严谨的行政执法制度体系。每年定期在全地区进行优秀案卷评比和巡展活动。并不定期地组织模拟听证会，锻炼执法人员的办案水平和依法行政能力。确定了“九环节”执法运行机制。我局在几年的执法实践中逐步摸索和建立了备案、立案、调度、咨询、指导、检查、复查、监督、归档等“九环节”执法运行机制。以法规科为核心，从上到下，从外到内，从个案到重案，从始到终，都由局法规科具体管理。使法规工作从一个“漏斗”进，从一个“漏斗”出，把执法的每个环节，从收集案件、立案、办案、结案、审案、调度、促办到卷宗，都细致规范起来，使每个案件办结严格遵守办案程序，有始有终，有效防止了人情案的发生。建立了“程序化”执法办案管理。我局与高新技术开发公司联合研制开发出了“政策法规案件管理办公软件系统”，其特点是：抓住案件处理各个环节：立案、审核、审批、督办、处理、审议、归案，都由法规统筹用微机管理，统一进行登记，由领导签批后，及时发送各相关业务科室，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归档备查。从而建立了自动化监督管理网络，实现了以机器管人，从根本上解决了有案不立、立案不查、查无结果的现象。此做法得到了省局领导的高度认可。在全国首届基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论坛上，我局代表某省省在会上做了经验介绍，受到与会者的好评，并在《中国医药报》上发表了相关经验材料。

二是抓食品安全监管，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新模式。我局面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起步之初举步维艰的现实，立足本地工作实际，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食品安全综合监管措施。健全了县（市）区两级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并由市政府办公室印发文件并督办，建立了乡镇级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在此基础上，突出了“综合、牵头、协调”的职能，建立起了监管责任网络：对企业实行定人、定责、定区域的监管方式，将监管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监管人员。并制定了食品安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明确了监管职责。在组织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方面，我们创造性地采取了“轮流牵头、例行整治”的新举措：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按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委员会制定的计划，结合本部门的工作职能和本年度工作重点，轮流牵头，分别组织开展整治工作。使每次整治都做到了有方案、有重点、有特色、有总结。这种将各部门本职工作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任务相结合的办法，不仅避免了人力、物力的浪费，还提高了工作效率，落实了工作责任制，从而形成了食品安全监管合力，确保了整治工作持续、全面、有效进行。

三是抓药品生产和流通环节，创新了监督管理模式。我局本着科学发展观的理念，针对地方实际，创造性地开展了药品监督管理工作。针对药品生产环节：在GMP改造后，针对多数药品生产企业内部管理出现滑坡和执法人力不足的现象，与全市药品生产企业、医疗机构签订了《双向承诺书》。并建立了监管长效机制：一方面我局制发了《日常监督检查办法》、《质量月报制度》《不合格药品通报制度》等规范性文件，用以约束企业规范生产自律行为。另一方面，我局内部建立了《包保责任追究办法》、《包保责任划分制度》等规章制度，用以约束执法人员的自身行为。推出了“四重”的监督管理模式，即：事前监管与事后监管相结合，重在事前监管；日常监管与专项检查相结合，重在日常监管；跟踪检查与飞行检查相结合，重在飞行检查；行政监管与技术监督相结合，重在行政监管。确保从源头上保证药品质量。并注重部门配合，通过市政府协调和工商、物价、安全监管局、医药化工行办等部门的配合，在打击假劣药品、稳定药品价格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形成了监管合力。针对药品流通环节：在GSP认证基础上，我局进一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零售药店规范化建设工程”。确定了“两个统一、三个规范”的工作路线。“两个统一”即：统一标识、统一分类。“统一标识”，即：统一牌匾、统一柜台和货架、统一分类标识、统一店员服饰、统一胸卡、统一物价签。使全市零售药店内外经营环境统一，以区别于其它商业场所，改变了店堂管理混乱的局面。目前全市有__以上的药店已经达到了标准化药店要求。对药品分类摆放标准进行“统一分类”，下发了《药品分类摆放规则》，要求企业按照要求进行分类摆放。“三个规范”即：规范从业人员、规范管理制度、规范进货渠道。指导企业建立规范的采购、验收、养护、销售纪录，督导驻店药师上岗。使药品经营企业从业人员素质得到明显提高，企业的自我规范意识明显增强。同时，我局还建立了行政责任制和长效监管机制。实行人员分组、任务划片、定期巡查、责任追究等各项制度，强化监管措施。使四平市的医药市场经济秩序得到了进一步的好转。

四是建立社团组织，形成诚信体系建设新模式。经过长期筹备，我局筹建了“三个协会”，即：食品安全信用协会、药品质量信用协会、药品经营安全信用协会。协会成立后，本着为企业服务的宗旨,筹划组织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召开了座谈研讨会，与市质监局联合举办了市场准入制度培训班，并深入食品企业进行走访和调研。着力进行信用体系建设的尝试。并建立了监管工作的基础数据档案。为我市__户药品生产企业、___户药品经营企业、___户医疗器械专、兼营企业、__家医疗机构建立了信息档案，并由专人负责管理，加强了对行政相对人的监管，促进企业守法经营、诚信服务。对零售药店建立违规违法检查记录，装入信用档案，作为四平市“星级药店”评定的否决项目。对一年内违规经营三次以上的企业进行行业内部通报，对违规经营五次以上的企业公开警示曝光。为诚信体系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加强资本运筹基础工作，提高药监队伍经济实力。

为加强资本运筹基础工作，开源节流，科学合理使用资金，抓好增收节支工作，我们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

一是做好增收节支工作。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由于组建时间短，基础薄弱，工作条件较为艰苦，资金严重不足。____年我局新班子组建前曾一度出现资金严重短缺，帐面资金仅有两万余元。但我们为了给执法工作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把有限的资金花在了为执法工作创造物质条件上。科学合理地使用资金，量入为出。为改变监管手段长期落后的局面，我们对当时租借的办公楼进行了维修，添置了部分办公设备，保证了执法和监管工作的进行。同时，我局还制定了详细的财务支出计划，压缩资金使用，大力进行节约型机关建设。号召广大干部职工从节约“一度电、一张纸、一滴水、一支笔、一升油”做起，杜绝铺张浪费。并进行了三项改革措施：加强了车辆管理。实行统一加油、定点维修、双休日及节假日司机将钥匙交由办公室统一管理等制度，有效地控制了车辆耗油及磨损，保证了正常工作用车；加强了微机管理。全局尽量采用无纸化办公方式，所有打印材料都由局微机室工作人员进行专门管理，统一打印，确保不出现办公用品浪费现象；加强了办公经费管理。由财会人员对各科室一年的办公经费进行统一包干、测算，奖俭罚奢，将经费管理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挂钩，严格控制经费使用。经过严格管理，仅____年公用经费支出就比去年同期下降了__.__万元。同时，通过大力进行市场整顿，打击假劣药品，净化药品市场，从____年开始，罚没收入逐年递增。____年收缴罚没款万元，____年收缴罚没款万元，____年收缴罚没款___万元。由三年前账面仅余_万元资金，到目前的___万元，并增加固定资产__万元，这些都是我们全系统干部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

二是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四平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基础差、底子薄，几年来，从市局机关到各县（市）区局多数是租用办公楼办公。所以，办公场所筹建问题成为了局党组的核心大事。____年，我们就开始筹建四平市药监、药检大楼。经党组研究决定，采取置换的形式，用药检所现有办公场所与公主岭振兴旺房地产开发公司合作进行置换，在四平市南湖花园小区建设药监、药检综合办公大楼____平方米。开发商无偿将新建的办公大楼三层____平方米赠予市局。我们几经周折，克服了种种困难，维持了置换协议的执行，同时低价为部分职工解决了家属宿舍。经过协商、运作、建造、装修，新办公大楼已于__月__日正式入驻使用，市局机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和铁东分局共同进驻此新楼办公。这种置换的形式，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换取了最大利益。没有动用基建经费，没有等靠上级的有关政策，更没有因为借资搞基建而给局机关造成债务，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这在全省也是一个创举，多次受到省局领导以及全体职工的好评和赞扬。双辽市局、伊通县局也先后购置了办公楼。梨树县局通过协调，也解决了办公用房。这些具有长远意识，富于创造性的举措，为我市的药监事业发展夯实了物质基础。

房地产行政管理论文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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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政府主动放权“断腕”，需要极大魄力。

新一届政府推动的政府职能改革，在2013年“两会”后，首先以取消部分审批权力和放权给地方等形式而提速推进。

这项被视为主动约束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改革，因其性质之重大、节奏之频繁而引发层层反响。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之后，5月13日，国务院召开了一个范围更大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动员部署下一步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工作。5月16日，国务院又公布了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这份目录详尽地披露了此次取消和下放管理权限的细目。

历时仅两个月，国务院分两批取消和下放了133个行政审批事项，这其中以关系生产经营和业务活动、资质资格许可认定的项目为主，共95项，投资审批项目共25项，另有评比达标表彰项目1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3项。

政府主动约束权力和下放权力，不但对中国整体改革意义重大，对提振经济活力意义重大，也关涉中央和地方、中央各部门之间的层层利益纠葛。此次国务院下放权力的“断腕”背后，也映射出渐进式中国改革的历史微观图景。发改委被“放权”

5月17日，国家能源局收到了一份通知，要求上报自成立以来的所有能源项目批文，以及其他部分行政批文。 “这不同寻常。我在部委这些年还从来没听过这种要求。”一位接近国家能源局的部委人士告诉《财经》。

一周之前，国家能源局一位前任负责人被中纪委调查。其主政国家能源局期间，在火电建设项目的审批上，各省的审批情况差距很大。

今年初召开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火电站项目审批的不平衡和不公平问题，成为与会省市负责人讨论的焦点。在各省能源负责人的分组讨论会上，六个小组中有五个小组讨论了项目审批遇到的不公平和困难，并提出质疑。其中，贵州省发改委主任付京公开批评说：“有政治和经济背景的省市批得快。贵州没政治地位，经济差，你们就拖着项目不给批复，什么道理？”

在全国性会议中，基层官员如此激烈地公开质疑中央部委在审批项目中的公正性，颇为罕见。一位参会人士称，“这在国家发改委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发生。”

国家发改委主管的审批项目遭遇诟病，上述案例仅是其一。在外界看来，政府是该服务于市场主体并维护其公平性，还是直接扮演踢球的运动员，是检验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指标。

2013年两会后，新一届中央政府做出了新的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决定。3月10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此次职能转变方案在宣布铁道部等部委进行大部制改革的同时，将“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列为政府职能改革的第一项任务。

国家发改委素有“小国务院”之称。它的职能，不仅包括国家重要经济规划的制定、对经济进行宏观研究和调控等宏观管理职责，更有“审批、核准、审核重大建设项目、重大外资项目、境外资源开发类重大投资项目和大额用汇投资项目”等微观管理职责。如何界定其职责边界，改革其审批权限，也被看作此次政府职能转变的风向标。

因事关政府行为的边界和市场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力，减少投资审批项目成为此次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的一个重点。在这次取消和下放的事项中，取消的有107项，超过80%。

对于“市场竞争充分，企业自我约束能力强，可以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产业政策、技术标准、信息引导等实现有效调控”的项目，由核准改为备案管理；其次，对于“现阶段仍需由政府通过发展规划、总量控制目标、产业政策、准入标准、用地政策、环保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等实现有效调控的项目”，主要交由地方政府核准，并明确相应责任。

这意味着，一批原本由国家发改委负责审核的投资项目，例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机场扩建等项目，将交由地方审批。另外，部分权力将从发改委主导，改为赋予主管部委更大主导权。

今后，对于地方事权的投资项目主要由地方负责审批、监管；对于国家扶持地方的一些项目，包括发改委在内的国务院部门只确定投资方向、原则和标准，具体项目安排也由地方政府负责。

具体行业的政府投资项目，将由行业主管部门（如教育部、交通运输部）汇总之后，报国家发改委审批，国家发改委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及预算内资金安排情况进行平衡，实施总量控制。这改变了以往政府投资项目在发改系统汇总、审批、分配的局面，审批流程的变化，也凸显了分权意图。

“目前总的改革方向是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按照要求，审批权力在梳理、下放，目的是节省企业的行政成本。”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所长张长春说。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沈荣华注意到，这次政府职能改革措辞上的变化。以往说宏观调控，主要针对的是国家发改委、央行、财政部等几个部委，但这次提的是宏观管理，把所有部门都纳入了，算是“一个很大突破”。加大地方主导权

放权给地方，让地方承担更多事权的同时拥有更多项目和支出决策权，也是此次政府职能改革的重要一环。这其中，既有投资审批权的下放，也有中央转移支付的下移。

按照谁投资谁决策的原则，中央政府投资的项目需要国家发改委审批。但在此次改革前的实际运行中，地方政府出资建设的一些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需按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到国家发改委和行业主管部门核准。地方一些官员对此颇有微词。

国家发改委、行业主管部门主要从市场准入、经济安全、环保、资源利用等方面进行审查，一般来看，审核部门多，审核时间长。而看似严格的核准，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漏洞。

“国务院部门管得过多过细了，既管不了，也管不好。”李克强总理在5月13日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说，各级政府要按照各自事权分级管理，尤其是涉及改善民生的具体事项，要尽可能实行就近管理，不能什么事都到北京来批。

5月13日，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宣布取消和下放的133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中，取消和下放的25项投资审批项目涉及能源、交通等行业。今后地方在行政区域内进行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区域内的铁路线路建设、机场扩建等项目，将由地方投资主管部门审批。

“四川芦山抗震救灾这样的大事急事，经部署后都能交给地方为主去办去管。因此，我们要相信地方也能办好管好其他很多事。”李克强说。

不仅地方政府投资的项目如此，对于中央扶持地方的一些项目，中央也准备放权。对这类项目，国务院部门以后将只确定投资方向、原则和标准，具体项目安排由地方政府负责。

对于中央政府预算内的投资管理，此次改革也有新的构想。

从2012年中央政府预算内投资来看，4000多亿元的中央政府投资主要投向民生领域，以往均是各地发改委上报，国家发改委审批，“跑部钱进”现象也因此而来。为争取这类资金，地方政府不仅需要争得行业主管部门批准，还得“公关”负责项目审批、资金发放的两大部委——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各个部门就有意见，抱怨说我们管具体的审批，为什么发改委还要再审批一道，所以这次基本都下放到各个部，由各个部再分到各个省。”一位国家发改委内部人士介绍。

以中央承担主要责任的义务教育为例。学校建设、教学设备购置等项目由教育部门汇总后报到国家发改委，发改委根据资金安排计划和整体教育发展情况进行审批，然后由教育部分到各省。改革后，各省级政府将不必如此麻烦了。

除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中央转移支付的部分财权也有相应调整。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要求，今年6月底前，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减少、合并一批财政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下放一批适合地方管理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今后，中央将大幅减少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合并专项，扩大一般”，将适合地方管理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审批和资金分配工作下放地方。

目前财政税收地方和中央“三七开”，即七成财政收入归中央，但是支出时各占一半。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返还给地方，这种返还尤其是专项转移支付通过具体项目，支配权力集中在财政部，地方缺乏自主权，因而也需要“跑部钱进”。

2012年6月，审计署56个县财政性资金审计调查结果，发现县级财政对上级财政资金依赖度高，54个县2011年收到上级转移支付738.18亿元，其中68.4%是专项转移支付。但由于资金下达晚，或者是地方项目的前期准备不充分，到2011年底，43个县结转专项转移支付达106亿元，占收到的专项支付总金额的35.92%，严重影响专项资金的使用效果。

财政专项转移支付上的不公开、不透明也一直为外界所诟病，地方政府不断呼吁进行改革。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介绍说，“前几届一直提，这次算是攻下来了。”

上述人士介绍说，除了已经列入专项规划的，合并专项转移支付，财政资金“切块”给地方，具体怎么花由地方自己定。改革“核准、备案”

目前国家对政府投资实行审批，对企业投资则实行核准、备案制。其中，核准针对的是企业投资的重大项目和限制类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非重大、非限制类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实行备案制。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看来，中央只要存在审批事项，从省到市县所有力量都会进攻中央。“一个项目要国家发改委审批，地方上从省长到市长就会轮番到国家发改委做工作，国家发改委今年不批，地方明年换个包装再报，再进攻。”他的结论是，“审批制实际上是无效的。”

和审批相比，核准的程序简单些，企业只需要向投资主管部门提交项目申请报告，审查的内容不包括销售盈利等经营层面内容，主要是土地、规划、环保等方面。而审批制需要经过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和开工报告等环节，相对而言更为复杂。

2004年7月25日，《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同时还了《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04年本）》。根据该目录，中央和地方投资主管部门对农林水利、能源、交通、电信产业、社会事业、外商投资等在内的13个领域的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从审批改为进行核准。

“由于各个部门之间扯皮，2004年到现在，投资体制改革方案里的很多内容，到现在都还没有落实。”一位知情人士介绍说。

2007年之后，国家发改委投资司相关负责人就曾透露要对“目录”进行修改。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2009年本）经过多轮谈判、修改后，上报国务院。按照修改建议，向地方和国务院其他部委（工信部、水利部、农业部、铁道部等）下放核准权限。但是，2009年版核准目录最终未获批准。

据悉，2009年版目录搁置，主要由于行业主管部门和国家发改委之间存在分歧。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之后，2010年钢铁、水泥、风电设备、多晶硅等部分行业出现了产能严重过剩。国家发改委提高了一些传统过剩行业投资的核准权限，下放核准权限就此搁置。此轮国务院取消和下放一批企业投资核准权，也算是在完成上一轮未尽的调整。金碚调研发现，如果中央政府不批项目了，就意味着没有了优惠，“企业就会理性经营”。

由审批改为核准制，是希望在项目“入口”上管一管，减轻后面的监管压力，但从实际执行来看，核准制也存在管不住、管不到基层等问题。张长春调研发现，基层政府部门职能转变可能不到位，将备案变成了审批。

八成以上企业投资实行的是备案制。备案作为前置的审核就是必备的手续，在建设之前拿到准予备案的文件，否则不能开工建设。但备案也很容易变成“变相审批”，影响企业投资决策。

早在国务院职能转变方案前，广东省已将省级企业投资核准权下放，凡不涉及公共资源的企业投资核准项目，全部改为备案制。

但由于相关部门执法不到位，一些企业投资项目随便调整规划、乱占耕地、违反国家环保政策，或者采取绕道的办法，上马国家禁止的小钢铁、小水泥项目，当地投资主管部门面临上级核查压力，对于这些项目只好不予备案。

过去数十年，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备案一直没有走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这和核准权下放以后，后续的执法不严、监管不力密切相关。

此次政府职能转变方案已经明确，将最大限度缩小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的范围，目前已经取消和下放投资项目共25项，一些尚未下放的投资核准权仍由国家发改委负责。

根据以往年份经验，一旦投资增长过快，经济过热，下放地方的权力会被再次收回，投资审批核准权的收与放受经济环境影响，缺乏长期性。职能改革待完善

发改委的投资审批权力改革，得来匪易。

十年前，国务院就曾经计划改革投资审批体制。时任国家发改委投资所所长张汉亚说，业界多支持发改委削权，“发改委能不能变小”，一度成为衡量相关领导工作的一个指标。然而十年之后，发改委的职能反而膨胀了，简政放权不得不回到原点。

张汉亚向《财经》记者介绍，国内的审批制，最早是学习苏联的审批制度建立的。国家发改委几乎每个司局都有行政审批权，如：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审核重大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环保设施、房地产开发项目等，财政金融司负责审核财税、金融、证券、保险系统重大项目及印钞造币行业建设项目等；价格司则负责组织对重要商品、服务价格项目的成本调查和监审，审核少数中央政府管理的商品价格、服务价格和收费标准等。

1988年以前，国家对投资实行严格管理，由中央政府统一负责审批。1988年投资体制改革时，确立了政府只管公益性、基础设施类的政府投资项目，经营性投资活动与部委脱钩。当时改革规定，经营性投资由国家计委切块给六大专业投资公司，由投资公司按计划安排生产，自主经营。

这本来是国务院部门职能转变的一次良机。“但是各个部委都反对，每次开国务院会议都反对。”一位熟悉当年改革内情人士介绍说，改革遭到各个行业主管部门（例如能源部、机械电子工业部等）的反对。

1994年，国务院同意撤销六大专业投资公司，原有人员和拨改贷回收的部分资金进入国家开发银行。此后，政府投资再次回归政府部门管理，目前20多个部委拥有投资权限，均源于此。

1992年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政府和企业投资热情高涨，虽然当时已经提出“谁投资谁决策”的思路，但是由于当时经济过热，国务院全力压投资，投资决策权下放未实质推行。

这一状况直到1998年才有改观。受国内洪灾和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政府急需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此时，由国务院部门牢牢掌握的企业投资权才有所松动，一些权力开始下放。

2004年，国务院批准国家投资体制改革方案。这次改革的一大进步，是国家对企业投资不再审批，但为了防止下放后造成的混乱，国家对重大的、限制类的固定资产投资实行了另一种更为简化的审批方式——核准，其余非重大、非限制类项目实行备案。

以往按照投资金额划分核准权限时，地方上往往分拆项目逃避监管。为杜绝这一现象，2004年开始按照项目性质划分核准权限。

但此次改革，20%的企业投资项目仍需政府部门核准。和一些国家7%左右的比例相比，中国核准权覆盖的范围仍然很大。

“2004年投资体制改革很多规定没有真正实现，所以国务院今年3月28日办公厅的通知里面，要求2015年基本完成投资体制改革，实现谁投资谁决策的原则。按照这个来讲，核准权还要下放一些。”张汉亚告诉《财经》记者。

一些企业界人士则呼吁应更多地向企业、社会放权，而不仅仅止步于向下级投资主管部门下放。目前国务院政府职能转变方案明确将一批核准权下放到省一级，省一级政府再往市级下放，经过三级下放才到企业。这期间是否会出现截留现象，将直接影响放权的实际效果。

房地产行政管理论文篇6

【关键词】

高校法律问题探析法务处

【正文】

当今，国内高校处于规模扩张和高速发展的历史时期（见下图），正在经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办学到如今市场经济大潮下办学模式多样化的过程，教育资源大幅重组，办学自主空间变大，教学招生步伐变革加快，高校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同时高校也遭遇了日益增多的法律问题。正确认识和应对这些法律问题，对高校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998-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统计表

19981999200020012002

普通高等学校数量（人）10221942181319111396

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平均规模（人）33353815528958706471

招收全日制本专科生数（人）10836002754500376760046421005428200

校舍建筑面积(平方米）154000000259562300303362700

一、对高校热点法律问题的认识

高校由于一方面担负国家高等教育任务，明显具有公有事业性和一定程度上的行政组织性，另一方面随办学自主权逐步放开，办学模式、资源和渠道多样化、规模巨型化，也日益体现其作为特殊民事主体而具有的综合性、复杂性和遭遇法律陷阱时的严重性，因此可以把学校所主要面临的法律问题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基于公有事业性，体现其社会职能所面临的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问题；二是基于其作为超大性综合型经济实体，广泛参与经济活动所面临的民法意义上的法律问题。但就现实而言，后者对学校良性发展意义十分突出。

（一）、行政法意义的法律问题

虽然高校是否真正拥有行政权在学理上仍然有争论，但不断出现的学校官司却有力地证实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其关键在于如何处理依法治教与办学自主权的关系、大学自治和司法审查的关系。

1.招生：

高校招生权目前的状况是“学校招生，教委监督”，自主权有所扩大并有继续扩大之势，招生权力责任相伴增大，实际上将演变成高校的一项重要的行政权。根据“公平、公正、公开”的法律精神，学校将受到更多更透明更强有力的法律监督。学校可能在招生宣传（不正确说明学校师资、规模、等次、费用等诱导考生）、录取标准（如不合理限制残疾、性别、地区、身高等）、录取程序（如不合理录取、退档、拖延、说明）、录取方式（暗箱操作、超标收费、附加条件之类）、录取错误等方面遭遇诉讼。

2.教学管理：

教学管理上学籍管理、学位授予、毕业证颁发、学生处分等是典型的行政权力行使，因为它对学生造成的影响极大，直接涉及到学生受教育的宪法权利，但操作中又因为没有完整统一的程序机制，随意性大，容易侵害学生的知情权、申辩权，会在被诉时因违反正当程序原则遭法院撤销。

组织考试也是学校经常性权力之一，因此考试的组织、准备、执行、评卷可能有违公平和公正，对学生影响也很大。

例：《中国青年报》曾发表了北大博士生刘燕文为学位与北大打官司引起教育界、法律界广泛关注的报道，以及此前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两案都是校方败诉。究其原因：

一是学校校内的自治性规范性文件中的有关规定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如田永案，校方根据其制定的《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的规定，给予田退学处理，并据此不给填发“两证”，但学校的规定与国家教委1990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的有关内容相抵触，法院认定校方的紧急通知中有关退学的规定无效。

二是学校长期以来在做出涉及学生受教育权的处理决定时，程序上不规范。学生的被告知权、申辩权、申诉权得不到充分保证。这些都使学校在诉讼中增加了败诉风险。

近年还有武汉理工大学案（武汉市首例学生状告高校不颁发学士学位证书案件）：原《武汉工业大学学分制学籍管理暂行条例》第四十五条，“在校期间受过留校察看处分者不能授予学士学位的规定”与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具有学籍的学生，德、体合格，学完或提前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及格或修满规定的学分，准予毕业，发给毕业证书。本科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的条件授予学士学位”的规定相抵触。本案终审结果表明，校方规定并不合法。一审判决校方败诉后，武汉理工大学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被中院于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人事组织：

学校作为完整法人必须遵从劳动法的有关辞聘、加班、报酬、劳动保护等相关规定，而学校往往由于财力所限及追求发展而忽视职工权益而造成侵权；同时学校对职称评定、人才流动、干部任免、教工处分等问题处理违法可能被请求人事仲裁。

4.校内处罚

学校为数从多的规章制度规定了一些违章处罚措施如经济处罚、高倍赔偿等，甚至可能出现违法的人身限制、伤害等作法，这就必然面临一个如何协调规章与法律法规使之保持统一的问题，从制度违法到操作违法，无不是易引发诉讼的雷区。

（二）、民法意义上的法律问题：

1.高校作为一个法人应该在权利义务上与普通民事主体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由于高校超规模的扩张，使学校经济权益和经济活动呈现出一些显著特点：

（1)综合性：高校涉及知识产权保护、非正常死亡民事赔偿、承包经营、后勤资产核算剥离、合作办学合作建设、招标采购、培训交流、商业借贷等一系列问题；

（2)巨额性：由于高校资源集中、投资增长、发展迅速、新开工项目多、对外交流范围长足进展，特别是在入世之后，经营教育理念深入人心使学校民商事活动体现出金额巨大的明显特性，上千万上亿的项目已不是新鲜事；

（3)辐射性：学校民商事活动开展与学校教学研各项工作息息相关，互为连环，互为依托，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将会使学校不仅面临巨大的经济风险，而且会波及其它诸多方面，产生连锁反应，比如最近我校出现民工封堵洪美公寓大门事件，对学生教学考试、生活、管理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更严重可能会引发政治事件，如处理不当学校在经济损失之外还会陷入不良发展的恶性循环之中，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

（4)滞后性：高校因为受政策面影响较大，国家对高校发展往往先出台政策，再实践中逐步用法律手段约束，因此法律对高校改革与发展的影响有滞后的特性，这点助长了一些人不顾法律，决策随意的倾向，到管理混乱，控制失衡，问题暴露的时候再亡羊补牢已经

2.主要问题：

（1)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高校特别是作为在部分学科有一定优势的综合性大学和名牌大学，科研成果的保护、利用和转化问题将越来越突出。随着学校品牌的形成与发展，学校校名等教育资源被盗用、侵占案例将出现和增多；教师学生著作权保护以及职务作品与非职务作品识别工作将成为经常性工作；强势专业先进成果专利申请、保护、管理和实施，科学机密的法律保护会直接关系到学校学术科研的生命力；网络教育的开展也存在维护网络智力成果权的保护问题。

（2)非正常伤亡民事赔偿问题。由于师生员工人数众多，情况各异，非正常伤亡事件在所难免，而学校身处文化聚集区，人文思潮涌动，政治稳定成本很高，因此要做到既尊重事实，依法办事，拒绝不合法的赔偿要求，又要做到有利有节，注重社会效益，如果不加强研究，不正确处理，会使学校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付出高昂的代价。

（3)校内产业经济实体体制问题：要正确认识学校和实体之间法律关系，明确责任和权利；正确处理控股参股、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劳动人事、承包分成等一系列问题，保证校产保值增值，规避不必要的法律责任。

（4)后勤社会化问题：主要有以下情况：后勤人员和资金、财物如何合理计算，稳步剥离；后勤集团的独立程度、法人资格、与学校或与外来合作者法律关系的正确定位；如何在法律框架内对实行商业运作后的后勤适当控制。

在学生公寓问题上对于外来开发者法律资质调查，合作关系的性质认定，操作过程的法律监控，担保贷款的发放使用审查监督，办理相关法律证照手续等。

在政府参与的情况下，辨析政府法律作用，清楚其法律角色，排除纯政策困素干扰，减少滋意盲从。

例：据报道，为推进后勤社会化改革，武汉市新江汉大学2000年7月与湖北学府后勤物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书》，江大的后勤设施交由学府公司建设，在到期未能完工的情况下，控股学府公司的城明集团与新江大发生诉讼。本案中，学校提供土地273亩，由城明集团控股的学府公司投资1．7亿元实施建设，2001年10月底全部完工交付使用。《协议》还补充规定，工程建成后，由江汉大学与学府公司共同组成合资公司，管理经营学校后勤项目48年。

江大党委书记罗友松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工程不能如期完工，是由于承建方在建设过程中资金不能到位造成的。去年3－10月，因为城明集团资金不到位，致使工程时建时停，学校为保证工程进度，共贷款1．98亿元投入工程建设。

建设单位城明集团有关负责人则称：工程进度延迟的直接原因，是校方未能按期提供设计图纸。此外，校方未经城明集团同意，单方面与施工单位搞“双向承诺”，侵犯了该公司的建设项目管理权，同时造成投资失控、成本增加。

2002年5月30日，在城明集团撤诉、双方进行调解的情况下，江大进行了整体搬迁，但江大开学的日子是3月1日，由于新校区后勤设施未如期完工，学生没能按原定时间迁入新校。校方介绍，由于老校区部分图书和实验器材已先行搬入新校区，学校退租了部分学生宿舍，导致返校学生没地方住，开学后的教学受到很大影响。

（5)建筑施工、合作办学合作建设、招标采购、培训交流、商业借贷等各方面都存在很多法律问题。

比如：基建：从99年起，政府给高校改革办学以更多的政策支持，积极引导自主办学，扩招、银校合作等思路相继实现，计划主管部门也相对放松了对学校自筹基建计划的限制，给了学校一些自由度。使学校基建项目方面自主安排和选择度稍有提高。这一阶段起，学校可以安排一些切实提高教学条件以及改善学生生活条件的项目。但随之而来法律问题更加深入。

特别是新校园区的建设，资金筹措和资本运作是园区建设中存在的最主要困难和问题。园区主体工程和基础设施及公建设施的征地、建设，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前期，除政府及部门注入了部分建设资金外，学校将承担工程建设的大量经费，政府不可能全包下来，财政不好安排，只能适当补助或贴息，必须签订一定的银校合作协议，可能有的银行承认借贷的资金难以兑现，园区内学生公寓和办公、生活设施及园区内配套工程建设因为资金、合同争执等问题扯皮怠工跟不上等，在这一系列的环节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会影响学校大局，损害学校利益，有时甚至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据《新闻周报》3月23日报道）：大学城无序开发带来的不仅是非法滥占耕地、农民失地无作以及拖欠巨额债务,在那些已建和在建的大学城内,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也同时在愈演愈烈。经国务院再次下发停工令，南京江宁大学城里的6所大学工地才被迫停工。但是,因建大学城而带来的各种问题陆续浮出水面。近日，南京工程学院部分教职工投书该报，批评江苏省教育厅任意处置该校旧址的土地，严重损害了教职工利益。此前的2003年10月16日，该院在南京工程学院内举行了数百名师生参加的校内游行，强烈要求撤销155号文件，以后这样的游行又举行了两次。今年3月15日，本是南京工程学院领导与各位教职工早已约定的“对话”时间，但是教职工们临时被通知时间有变动，因为江宁分校区的新生们正在“罢吃”。起因是，学校的伙食费比外面高出两三成。无独有偶，在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也曾发生过类似“罢吃”现象。如今，新一轮的“罢吃”正在江宁大学城的校园内重演。南京工程学院一些教职工代表反映，如果教育厅和学校不听从广大师生的意见，他们将等到7月1日《行政许可法》生效时将教育厅和学院告上法庭，届时这一事件将有可能成为《行政许可法》实施后的行政诉讼第一案。

二

、应对高校热点法律问题的方案

高校面临的众多法律问题，当然不是一朝一夕轻易就可以解决的，它受制于大的政策面的影响，拘束于法律环境的改善，有待于高校管理决策层法律意识的增强，尤其是有关方面能对高校处身风雨飘摇之中，除了大抓建设加快发展进程外，有清醒完整的认识，从而从组织、制度和管理等各个方面加强法律事务工作，早日纳入良性发展轨道。

(一)从组织上看，应尽快建立专门的学校法制或法务部门，作为直属校党委、行政的处级咨询、审核和决策机构，统一学校法务工作。

行政机关一般将专门处理法律事务的部门称为“法制处”，企业单位一般将相关机构称为“法务处”，学校却很少见类似机构，因此相比之下，学校在应对诉讼风险方面经验明显不足。

1.教训：高校日益朝自主方向发展，经济活动自由度越来越大，参与重大投资机会也越来越多，如果在任何一家比较规范的民营企业，有着相同规模的经济来往，很难想象它会在没有法律意见书的情况下签订一份重大合约，开动一项上千万的工程，没有独立会计师审计调查，也绝不会贸然与人合作或为之担保贷款，任何情况下不会将自己的公章发票交与承包方控制或滥用。而一些高校在一些合作、承包项目上可以说是有深刻的教训，影响巨大，后果或者说损失难以估量。

2.紧迫性：不少学校已经设立了政策法规室之类的机构，可以说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由于它不是一级常设专门机构，影响范围有限。因此基于高校近年遭遇诉讼或法律陷阱的现实，加之迫在眉睫的各高校新校园区建设工作拉开帷幕，学校如果意欲治本，应首先考虑系统性地解决问题，设立具有行政职能的法务处，以规范各项工作的开展，积极促成对学校重要经济活动、重点法律事件的高度关注和干预，正本清源，最大限度帮助科学与合法决策，及时疏理规章，矫正非法。

3.可能性：高校有一批熟悉学校情况和具备相当法律素养的教师等人员，他们不少具有律师、经济、投资、教育管理工作经验，有助于组成一个多元化和综合性的队伍。

(二)从制度上和管理上看，要建立事前防范、事中处理和事后追究的整体机制。

1.重在事前防范

高校无小事，不容耽误，否则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法务处的工作重在防范，首在防范，应充分利用高校现有法律空间，争取实现学校利益最大化。

（1)规章疏理、审核和备案。

“依法治校、规范管理，建立一套科学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管理体系，是建设国际化、研究型、综合性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重要内容”。2003年9月和11月，教育部分别下发了《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政法[2003]3号)、《关于开展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活动的通知》(教政法厅[2003]4号)文件，高校应按照教育部和学校有关依法治校、规范管理的精神和指示，积极推动学校管理制度建设，通过对现在法律文件框架的分析研究，疏理现在校内规章制度，并建立从报送、审议、审核到备案的校园“立法”程序，以建立和完善学校政策规章体系，逐渐形成一整套稳定的、科学的学校管理规则。

（2)文件政策的出台先经法律关。积极参与有关科技政策的修改和审订工作，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建议，对影响师生员工个体权益或关系学校人、财、物等重要方面变化的相关政策文件的颁行，要充分尊重法律规定和程序。

（3)重要涉法事件的登记备案制度。群体事件的处理、非正常死亡案例的出现、涉及师生辞聘、入退学、处分等，均应由法务处备案调研，及时出台措施。

（4)重要项目的资信调查、立项可行性分析，法律风险预测到完整的法律意见书的出具，重要专家的资质调查与成果保护。

（5)对学校科研生产所涉知识产权的保护、利用、许可、实施提供咨询意见和方案。

目前高校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令人堪忧。大多数高校管理层和教学科研人员，都未把无形的智力成果当成财产权利，没有将之视为先进生产力要素加以认识保护；过于注重理论、成果评奖等指标评价体系，容易忽视让知识产权价值取向占主导地位；没有建立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既无机构设置，也无专兼职人员管理，在教学科研项目立项、攻关、研发、成果鉴定、技术转让等环节，没有相应办法来激励、监管、实施，易使有价值的知识产权流失；特别是在校名、计算机软件、作品、商标等，普通高校基本上没有建立保护制度，对职务技术成果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其后果是，科技人员在、申报成果、及时转让、学术交流与合作中，将没有申请专利或采用其它手段进行保护的技术成果公开；没有一定的约束制度，其后果是在职人员通过兼职、调动、离职、私下转让、许可等方式将学校的知识产权无偿使用；没有严格的档案管理制度，对职务与非职务的鉴定往往很难进行，另外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产生一定影响。

高校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策源地，也是知识产权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最佳孵化器。有鉴于此，有关专家急切呼吁：必须转变传统观念，大力加强高校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积极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以及知识产权教育培训，信息开发利用、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利益分配和奖励等一系列管理制度；积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抢占学术制高点，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加快知识智力成果转化，提升高校教学科研能力。

（6)对学校办产业进行公司化重组和治理，使其具备完全法人资格，与学校从法律上剥离并良性运转。

校办产业在高校事业体制的框架内，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协调而有效运转的关键在于校办产业的法人管理体制的建立，从而确定产业在社会上的法律地位，明确校办产业和学校、产业管理部门、各产业之间、产业内部以及学校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责权利关系。

（7)组织选聘学校法律顾问，协助律师进行法律咨询，处理诉讼、非诉讼案件，维护学校的正当权益。

2.积极参与事中处理：

（1)尽力调解法律纠份，促成各方和解。

学校不是经得起缠讼的单位，因此法务处应根据实际情况，尽量促成和解，即保证学校利益不受无理侵犯，又要最大限度减少不良影响；

（2)积极准备，认真参加人事和劳动仲裁。

（3)诉讼，必要时与相关律师对口联系做好工作。

3.全方位事后追究：

（1)追究责任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管理责任，总结经验教训。

（2)弥补制度缺失，补充和修正学校规范。

（3)及时提出“立法”建议。

2004-4-12

参考文献：

1.《1998-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统计表》中数据来自中国教育部官方网站。

2.《三峡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地方合并高校可持续发展探讨》（张朔）：（高校）应按照可持续发展目的性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民主管理、依法治校，保证发展的正确方向。

3.1996王轶状告安徽省招生主管部门招生赔偿案：此案涉及安徽财贸学院非正常退档。

4.1992年2月28日在《中国青年报》报道：河南省当年有二个同名为张志刚的新乡和洛阳考生参加高考，且同为理科考生，又均达到当年的自费生录取分数线，两个张志刚都应被河南师大录取，但事实上只有洛阳张志刚被录取。由于有关人员没有按规定程序办理手续，把录取通知书误发给了新乡张志刚。

5.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1999-12-17。

6.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北京科技大学：一审受理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1999-2-14；二审受理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9-4-26。

7.《中国教育报》2002年4月1日第2版：大学生自杀，作为学校本身，究竟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该不该给付赔偿金？从教育部到公安部，目前好像都没有关于此事的明确规定。只是有一个关于赔偿金的规定，据说是2000至3000元。但从记者采访的一些学校来看，不管是校方还是学生自己的责任，学校都给付了较高的赔偿金，远不止两三千元。有的学校为了尽快“了却”此事，甚至要花十几万元。

8.《楚天都市报》2002年3月2日《学生公寓未能如期完工新江汉大学难“乔迁”》、《湖北日报》2002年5月31日《1．5万名师生兴高采烈搬新家新江大开始全面搬迁》。

9.华中科技大学成立了“政策法规处”，其主要职能为：围绕学校重点工作和校领导指示，开展调查研究，及时为校领导科学决策提出建议和依据；研究符合国际化研究型大学要求的办学模式及其运行机制；承担学校改革与发展综合性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任务；在学校领导下，与校内有关部处合作，修改完善有关政策、规章制度，协调、指导产业、后勤部处有关政策、规章工作；参与制定学校中长期发展规划；受学校委托，聘请法律顾问，协助学校法律顾问处理有关法律事务等。（源自华中科技大学政策法规处网站：/duty/。）

10.2002年7月31日最高法院终审判决：山东省宏业房地产开发公司与山东大学土地补偿合同纠纷上诉案中，山东大学在移交的土地上存在瑕疵，在土地移交、《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办理上没有严格按照合同履行，存在违约行为以及存在不适当履行合同的问题，属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光案件受理费一项：山东大学一审负担9726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山东大学负担168848元。

11.摘录自华中科技大学政策法规处《2003年工作总结》（源自/news/display.asp?id=97）

12.根据国家教育部对11所高校知识产权保护状况进行调研的结果,目前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普通高校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还处在一种初级阶段（源自http://202.118.224.41/xj.files/yewu/3.htm）

房地产行政管理论文篇7

【关键词】煤炭；寻租；资源诅咒

一、模型分析

长期以来，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其经济发展速度往往低于资源匮乏的地区，即所谓“资源诅咒”的问题。如中东地区虽然掌握着黑色黄金，其经济却十分落后；日本虽缺乏自然资源，但其经济总量却高居世界第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本文认为寻租是一个重要原因。寻租是寻租者通过贿赂等手段来获取大量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寻租对社会正常的可持续发展会产生严重的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引入寻租者的数量（R）和寻租的价格P（R）这两个变量，来分析寻租对经济体的影响。寻租者的数量是指整个社会用于煤炭产业寻租的那些企业的数量，寻租的价格是那些寻租者所付出的平均成本。

模型假定如下：

其一，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煤炭产业的生产规模不变，总投入水平为M。寻租作为一种外在要素影响煤炭企业的生产，其中寻租的价格为P，寻租的数量为R，寻租的价格和寻租者的数量线性相关。

其二，煤炭产业是一个封闭的产业，不存在同其它产业间要素的流动。

其三，煤炭企业的生产主要使用劳动（L）与资本（K）两种生产要素，他们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在总投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每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的寻租，会减少或增加一个单位的劳动（资本）的使用。

在一定的技术和企业规模下，企业通过寻租所能获得的最大净收益是OB，随着寻租数量的增加，寻租的成本也在不断的增加。寻租者的净收益在不断的减少，当达到B点时，寻租者的收益就变成0，当寻租者的数量继续增加时，寻租的价格不断提高，寻租者将获得负收入。对于理性的投资者而言，曲线BC是一条无效的曲线，而B点就是寻租的最大点。

二、寻租对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影响

当总投入规模不变时，社会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寻租，必然导致投入的资本，劳动数量的减少，进而导致资本和劳动的产出降低。

图2中曲线S表示的是劳动的供给曲线，D1，D2表示的是劳动的需求曲线，当社会把资源用于寻租时，导致对劳动的需求量降低，劳动的需求曲线由D1向左下方移动到D2，形成新的均衡价格W2。而这时劳动所能获得的总收益为W2×L2×L1，而W1×L1-W2×L2的余额就是寻租所造成的社会福利的损失。

同理，寻租对资本的收益也会产生排斥作用，它会导致资本要么退出煤炭行业，要么参与到煤炭行业的寻租中去，从而造成煤炭行业的资源诅咒。

当寻租影响到劳动、资本对煤炭产业的投入时，它会导致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大幅度降低。

如图3所示，L表示煤炭需求曲线，S1表示在没有寻租的情况下煤炭的供给曲线，L与S1相交于点F，寻租影响煤炭生产时，供给曲线就变为S2。S2与L相交于E点。在生产规模一定时，煤炭企业投入的总资本是一定的，寻租所占资源越多，意味着用于购买的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数量就越少。因此供给曲线向上移动，它与L相交于点F。

当L与S1相交时，所产生的消费者剩余是三角形HCF，当寻租投入生产的时候，消费者剩余是HDE，劳动和资本的总剩余是HCE，所以寻租所造成的社会的福利损失不仅包含哈伯格三角EGF，还包含了塔洛克四边形DCGE，而塔洛克四边形就是社会福利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间的转换。寻租不仅导致整个社会产出的降低，而且使得消费者福利水平降低。所降低的福利即为ECOF所围成的图形的面积，其中哈伯格三角是寻租所造成的社会福利的纯损失，而塔洛克四边形的收益由寻租的双方共同获得，所获收益的大小取决于寻租双方的博弈。如果设租方拥有更大的权力，那么它就拥有更多的权益。

通过图3可以看出，随着S2上升幅度的加大，寻租所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在不断的增加，在整个社会福利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和资本所获得的收益在不断的减少。而反映在劳动的收入上，就是煤炭企业职工的福利水平很低，反映劳动力价格的工资甚至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资本获得收入即民营企业家的利润大量降低，企业家投资煤炭行业生产的积极性降低。煤炭产业市场竞争秩序被寻租严重地扭曲，政府被“俘获”，整个煤炭产业陷入资源诅咒。由此可以看出，寻租是造成煤炭产业社会福利大量损失，市场竞争秩序混乱，煤炭产业陷入资源诅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三、结论

要解决煤炭产业寻租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对煤炭资源产权价值的重新估价，新的估价包括各种外部性成本（如员工的培训，安全生产，环境破坏的估价等）和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等因素，减少煤炭产业寻租所获得的超额利润。

第二，加强和完善政府管理经济的制度建设，合理界定政府介入煤炭产业的力度和方法，加大对违法官员的惩罚力度，使之所获制度收益高于制度成本。

【参考文献】

[1]Y.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

[2]张宝顺.山西经济年鉴2004.山西经济年鉴编辑部，2004.12.

[3]张崇慧.山西煤炭产业总览.煤炭工业出版社，2003.12.

[4]约翰.克劳奈维根.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其超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12.

[5]卢现祥.寻租经济学导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8.

[6]贺卫.寻租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3.

[7]张军.“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B].上海三联书店，1997.3.

[8]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北京经济出版社,1992.

财政税收论文新税法变化

【摘要】本文针对新旧税法中纳税主体、税率、税收扣除项目、税收优惠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把握新税法的新意及亮点，对促进新税法的实施推广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税法；变化

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税法”）结束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不统一”的历史。接着，2007年1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出台。《实施条例》共有8章133条，主要细化“新税法”的有关规定。通读“新税法”及“条列”，笔者发现有以下几大变化：

一、纳税主体及税率的变化

以前税法区分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以内（含3万元）18%税率；在10万元以内（含10万元）27%税率；超过10万元的33%。优惠企业为15%；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优惠税率：15%。

新税法区分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新税法的税率相对于旧税法整体税率有所下降，但是对小型微利企业而言，税率是加重了2%。

二、明确了具体各项税前扣除项目及标准

（一）工资变“计税扣除”为“据实扣除”

以前内资企业的工资、薪金按“计税工资”标准扣除。超过“计税工资”的部分，企业要交“企业所得税”，个人要交“个人所得税”，变相地出现重复征税现象。而且，内资企业“计税扣除”而外资企业“据实扣除”这一规定也是历史条件下的特殊需求。

新税法《条列》规定：企业合理的工资、薪金据实扣除。对内资企业而言，切实减轻了“计税扣除”而产生的税收负担。加上“合理”这一限制条件，笔者认为主要是预防一些特殊情况，如在企业任职的股东及有密切关系的人通过多发工资变相分配股利，或者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管理层的工资违反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规定变相提高等侵蚀税基的情况。

（二）业务招待费按发生额60%的比例扣除

以前的业务招待费实行销售（营业）收入在1500万元以下（含1500万元）按销售收入的0.5%扣除，超过1500万元的部分，按销售收入的0.3%扣除。根据这一规定，许多企业进行税收策划：将部分个人消费纳入业务招待费之中而进行税收抵扣。

新税法《条例》规定：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按照发生额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0.5%。出现只能扣除“60%”的限制，主要是严格区分个人消费与商业招待费开支。

（三）广告费、宣传费“合二为一”，按销售收入的15%扣除

以前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广告费支出不超过销售（营业）收入2％的，可据实扣除；超过部分可无限期向以后纳税年度结转。粮食类白酒广告费不得在税前扣除。自2001年1月1日起，制药、食品（包括保健品、饮料）、日化、家电、通信、软件开发、集成电路、房地产开发、体育文化和家具建材商城等行业的企业，每一纳税年度可在销售（营业）收入8％的比例内据实扣除广告支出，超过比例部分的广告支出可无限期向以后纳税年度结转。从事软件开发、集成电路制造及其他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互联网站，从事高新技术创业投资的风险投资企业，自登记成立之日起5个纳税年度内，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广告支出可据实扣除。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服装生产企业广告费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的通知（国税发[2006]107号）规定：“自2006年1月1日起，服装生产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符合《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发〔2000〕84号）第四十一条规定条件的广告费支出，可在销售（营业）收入8％的比例内据实扣除，”超过比例部分的广告费支出可无限期向以后年度结转。自2005年度起，制药企业每一纳税年度可在销售（营业）收入25％的比例内据实扣除广告费支出，超过比例部分的广告费支出可无限期向以后年度结转。

新税法《条列》的规定相对于旧税法要简单一些，是将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扣除合并在一起考虑的。规定企业家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四）捐赠支出的税基及税率发生了变化

以前捐赠支出按旧税法规定：纳税人（金融保险企业除外）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金融、保险企业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支出在不超过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1.5%的标准以内的可以据实扣除，超过部分不予以扣除。

新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扣除。

由此可见，税基由应纳税所得额变为年度利润总额，防止亏损企业大量进行捐赠是有现实意义的。

三、优惠从“区域”向“产业”转移

以前的税收优惠，主要是区域优惠，譬如针对经济开发区、经济特区的优惠。而两税合并后，将实行“产业优惠”政策，主要针对的是高科技、节能、环保等产业。如果一个地方或者城市有特殊的经济区域，而且占的比重较大，那么税收政策调整对该地区或城市的招商引资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以负面影响为主，特别是影响到该地区以后的外资增长。目前，经济开发区在各地的产出中，占比均在不断提高，是城市的经济增长点。

新税法实行后，将可能对开发区的外资增量产生直接影响。《企业所得税法》中指出，税收优惠政策重点向高科技、环保等企业倾斜。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15％的优惠税率，扩大对创业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以及企业投资于环保、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税收优惠。“以产业优惠为主”的政策，会促使地方在招商工作中更注重产业的选择，更倾向于吸收一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业。实现从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向高端制造业、高技术产业转移，这样也有助于提高我国招商引资的质量和水平。这也是我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四、通过关联方交易“避税”行不通

以前企业常常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利润。如甲企业适用较高的33％企业所得税税率，关联企业乙适用20％的所得税率。为了降低甲企业的税收负担，乙企业将甲企业的产品采取低价销售给乙企业的做法，减少了甲企业的利润，增加乙企业的利润。

新税法规定：“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需要进行特别调整。就是对关联交易中的关联方、关联业务的调整方法、独立交易原则、预约定价安排、提供资料义务、核定征收、防范受控外国企业避税、防范资本弱化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税务机关实施特别纳税调整后，除应补缴税款外，还需缴纳按税款所属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另加5%的利息。所以，通过关联方交易“避税”的企业要特别小心了。

五、折旧年限与折旧方法的差异

旧税法规定最低折旧年限：

一是房屋、建筑物，为20年；二是专用设备、交通工具和陈列品，为10年；三是一般设备、图书和其他固定资产为5年。

固定资产折旧采取年限法或工作量法。

新税法规定，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如下：

一是房屋、建筑物，为20年；二是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为10年；三是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以及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为5年；四是电子设备，为3年。

新税法规定，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固定资产，包括：一是由于科技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二是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

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方法的，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本条例第六十条规定折旧年限的60％；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为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两者相比，新规定较之旧规定更具有适用性。

六、鼓励创业及发展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新税法规定：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逐年延续抵扣。这一规定对鼓励创业及调整产业结构有现实意义。

七、注重把握“合理”的尺度

新税法实施细则中多次出现“合理”二字，如合理的工资薪金，合理的借款费用，合理的劳动保护支出、合理的商业目的，合理的期间费用等等，以前税收策划时通过多开办公用品及劳保用品发票、多开餐票、通过多造人员费用等等实行所得税避税及逃税等办法将受到重大限制。

另外，新税法要求非营利组织的营利收入也得纳税，法人母子公司不再合并纳税。补税的同时要加计利息（按照税款所属纳税年度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与补税期间同期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加5个百分点计算）等等新规定不再逐一阐述。

总之，新税法较之旧税法更加合法合规，结合实际，接轨国际。只是新税法内容多，变化多。这也给税务工作者及会计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及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参考文献】

[1]解读新税法：高新企业不在开发区内也可享低税率.中国税务报，2007.03.21.

[2]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详解.《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新意及亮点.中国税务报，2007.12.17.

宏观税负水平研究论文

【摘要】宏观税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低，对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有重要的作用，合理的税负水平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用实证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发展态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合理宏观税负水平的基本内涵及其实现合理税负水平的途径。

【关键词】宏观税负；GDP；税制改革

在2008年3月的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时强调：“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经济局势的变化和走势，及时、灵活地采取对策，并且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方向和力度”，他还具体指出：“未来5年，我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因此，科学合理地分析我国一定时期的宏观税负水平并提出相应对策，成为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据美国《福布斯》财经杂志的全球2007年“税负痛苦指数（Tax-MiseryIndex）”宣称，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仅次于法国、比利时，名列世界第三位。虽然对于《福布斯》结论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无法保证，但从各国的实践看，保持适度的宏观税负水平，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宏观税负水平的界定及衡量口径

宏观税负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体税负水平，简言之，就是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它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的新价值中国家通过税收收入所集中的程度，同时也反映财政分配政策的取向。比例过高，会影响经济主体及个人在初次分配中的所得，挫伤其积极性；反之，则影响国家再分配的保障能力，削弱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阻碍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

一般来说，一国政府收入的主体是税收。在西方国家，由于在政府收入中预算外收入和非税收入的来源很少，政府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基本上反映了政府对当年国民收入的集中分配程度。而我国由于政府部门实际收入来源的构成复杂，决定了我国宏观税负内在涵义与界定范围具有特殊性。在目前国内的研究中，把宏观税负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不同的口径进行分析，狭义即小口径宏观税负为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广义即大口径宏观税负为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这里的政府收入不仅包括预算内收入，即主要是税收收入，而且包括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大量不纳入财政预算的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费（基金）收入以及没有纳入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等。广义宏观税负只能说明整个国民经济的负担水平或企业的负担水平，不能说明政府实际可支配的财力；而狭义宏观税负虽表明政府能力的强弱，但脱离了政府大量的其他收入，其水平也不能完全说明政府集中程度是否合理。因此，在研究我国宏观税负时，需将两者结合起来考察。

二、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现状分析

（一）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

1998年税制改革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税收规模在不断扩大，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见表1。

资料来源：1.《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财政年鉴-2006》；2.《关于200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3.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4.税收收入不含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

这样的税负水平是否合理呢？对于宏观税负水平是否合理，一般可通过税收弹性、国际水平的比较来作出判断。

1.税收弹性

本质上说，税收弹性问题就是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协调问题。税收弹性系数是指税收收入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其公式为：税收弹性系数=税收收入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当系数等于1，说明税收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宏观税负保持原有水平；系数小于1，说明税收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宏观税负减轻；当系数大于1，说明税收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宏观税负增加。在税收收入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收入绝对比重的情况下，为保证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税收弹性系数通常应保持在大于或等于1的水平上。一般说来，这一指标在0.8-1.2之间属于正常，过高或过低，说明在税制设计、税收征管或其他方面出了问题，需要关注与矫正。事实上，从表2可看出，1998-2006年间我国税收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税收弹性超过1.2的上限，连续多年的高税收弹性反映出我国整体宏观税负偏高。

2.国际经验

通过与国际水平的比较，可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判断提供借鉴，从而发现我国宏观税负方面存在的问题。但也要注意：第一，宏观税负水平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的，高收入的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一般高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第二，税收口径的不同，一些国家采用税收方式为社会保障筹资，而另一些国家则不采用税收方式，因此在比较之前需对税收口径进行调整。以前者为统一的税收口径，部分高收入、中等收入及低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见表3。

按世界银行对不同国家收入水平类型的划分，我国属于中下等收入的国家。2007年我国人均GDP约为2460美元，狭义宏观税负为20%，已经高于中下等收入国家宏观税负18.59%的平均水平，因而可以认为，狭义宏观税负已经达到最优税负水平，并由于我国经济持续较快高速发展，税收信息化建设带动税收征收管理水平迅速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还将保持继续上升的势头，按照这样的趋势，在“十一五”时期，税收总量将达到5.55万亿元，狭义宏观税负约24%。考虑到小口径狭义宏观税负的运行现状，有必要将其税负略为降低一点，事实上，正在进行的取消农业税改革、增值税转型试点和不断推出的新税收优惠，都可视为降低狭义宏观税负的一部分。

（二）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目前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向微观经济主体收取的收入，除依法征收并纳入预算管理的税收之外，还有大量的不规范的收入形式，如：收费、基金等预算外收入，甚至是违法收取的摊派、集资等制度外收入。据保守估计，各种游离于预算之外的非规范性政府收入与预算内的规范性财政收入之比大约为3：2，虽然带有一定的估算成分，但至少说明我国的确存在大量的不规范收入，对财政来说它是难以控制和有效管理的资金，并不包含在税收收入或财政收入中。这些大量存在的“非税收入”构成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负担。用广义宏观税负能全面反映我国政府从微观经济主体取得收入的状况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真实经济负担水平。按照2005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测算，能够统计到我国当年政府实际取得的税收收入，预算内非税收入，预算外收入合计为26314.87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为29.4%，如果再加上约占GDP5%的非规范制度外收入，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34.43%；2006年财政预算内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为15%，各级政府部门的规范性收费占GDP的比例为10%，各种制度外收费占GDP的比例为10%，广义口径的宏观税负达到35%的水平，是狭义口径宏观税负的1.5-2倍。此数据远远超过中上等国家21.59%的水平，甚至超过高收入国家28.9%的水平。如此高的税负水平，很难想象微观经济主体能够充满活力，更不用说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了，近年来我国广义大口径宏观税负如表4所示。

从上述税收负担分析和结论可以看出，自1998年以来，我国狭义小口径宏观税负水平持续上升，目前已达到最优税负水平并保持继续上升的趋势；而广义大口径税负过高，从近几年的数据分析，已超过中上等国家21.59%的水平，甚至超过高收入国家28.90%的水平，税负总水平无疑偏高。因此，优化宏观税负水平，合理界定宏观税负率，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

三、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及其应对措施

（一）合理宏观税负水平的选择

宏观税负合理水平的选择首先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几乎无一例外地证明，过高的税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因此，也不利于税收的持续增长。早在1983年，前世界银行工业部顾问基思·马其顿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21个国家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了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基本关系：税收占GDP的比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下降0.36个百分点；高税收负担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按照西方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进行综合分析，从发展中国家税负水平的一般情况看，15%-25%这个区间的宏观税负水平较为适宜。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早期发展阶段，国民经济还不发达，2007年人均GDP刚达到2460美元，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不可能很高。

根据宏观税负水平界定的标准和国际经验，再结合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企业效益状况及宏观税负的现实水平等因素，我国应在大致稳定狭义小口径宏观税负的基础上，适时降低总体税负，将广义宏观税负总水平设定为20%-25%（黄钢平，2006年），并在此基础上确定税费比例，设置税费的内部结构。

（二）应对措施

1.整顿政府收入渠道，理顺税费关系

当前解决社会负担过重的方向和目标是积极稳妥地推行财税制度改革，整顿过多过乱的行政性收费，减少非规范性的制度外收入，规范政府收入机制，完善依法治税。

（1）必须取消非规范的制度外收费。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越权设置的不合理的违规收费项目、重复收费项目、擅自扩大收费范围的项目及完全凭借部门行政管理权和执法权强制收取的收费项目都应取消，以减轻企业负担。

（2）将具有税收性质的基金和收费，通过扩大现有税种税基或设置新税种的办法，实行“费改税”，这是理顺税费关系的关键。

（3）在取消不合理收费、对一部分收费项目实行“费改税”的基础上，对需要保留的收费项目，国家通过法律法规加以规范；保留的收费项目应严格限定在规费和使用费的范畴内，所有的收费都尽量纳入政府预算统一管理。

2008年我国将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改革预算制度，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财政部谢旭人部长在部署2008年财政工作时表示：“我国还将深化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将所有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管理，建立综合财政预算。”因此，正确的方向应该强化税收，清理收费，坚决清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基金，进一步提高财政收入的质量。

2.推进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

随着税收制度改革的推进，2008年我国将面临政策性减收的问题。但1998年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我国税收大幅度增收的事实和强劲的增长态势，为宏观税负的降低提供了足够的财力基础。

（1）尽快实现增值税转型和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现行生产型增值税不是国际上规范的增值税，存在重复征税，不利于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基础产业，应该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减轻企业负担。2004年和2007年中央政府分别在东北地区部分行业和中部地区部分城市进行增值税转型试点。目前这项工作达到预期并顺利进行，下一步国家税务总局将研究制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方案，这项措施将使财政收入减收1000-1200亿元；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制度，还包括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首先将现行征收营业税的运输业、建筑业纳入增值税范围，然后扩展到其他行业。

（2）改革和完善所得税制度。首先是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2007年3月16日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从2008年1月1日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降低了内资企业的税收负担，有利于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是一大利好。据测算，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与原税法口径相比，将使企业所得税收入大约减少930亿元。其次是进一步推进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工作，更好地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从2006年1月1日开始，我国沿用了13年之久的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免征额从800元调至1600元，这项工作还将继续；2007年12月23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十一次会议审议了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自2008年3月1日起，我国居民的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由每月1600元调整到2000元。这项改革将使财政收入减少约300亿元。

（3）根据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尽快推出其他税种的改革。结合税费改革适时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如环保税、教育税等；结合完善地方税改革开征一些新的地方税税种，如物业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

（4）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税收征管，加大征收力度。近几年来，我国税收征管水平在不断提高，税收出现了持续较快增长的可喜局面。应收尽收，各种税收流失的问题得到解决，这也是公平税负的根本要求，今后将继续提高税收征管的水平，确保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的平稳调整。

综上所述，确定合理的宏观税负率，除了整治政府收入渠道，减少制度外收入和预算外收入，减轻企业不合理的负担外，在税收方面，还应调整税收的内部结构，依法治税，同时，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合，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宏观税负与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

【参考文献】

[1]黄钢平.降低我国宏观税负问题研究[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6.3.

[2]新华社.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2008年全国两会专题.新华网.2008.3.5.

[3]国家统计局.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08.2.28.

[4]新华社.党的十七大报告.新华社特别专题.新华网，2007.10.15.

[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9.

[6]中国财政年鉴编委会.中国财政年鉴2006[M].北京：中国财政杂志社，2007.1.

[7]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积极稳妥地推进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国家税务总局网站，2007.12.25.

[8]彭高旺，李里.我国宏观税负的现状与改革[J].改革与战略，2006.2.

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研究论文(证券金融

摘要本文首先从四个方面对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通过与国外证券设计理论研究的比较，对我国证券设计理论研究作了一个简要评价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证券设计；契约；融资

证券设计理论(securitydesigntheory)起源于资本结构理论。是近年来金融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前沿之一。根据《新帕尔格雷夫货币与金融大辞典》中FranklinAllen为证券设计理论撰写的条目以及Aflen和Winton(1995)的解释，所谓的证券设计，就是对证券结构的基本决定因素进行研究，从而设计出最优的金融契约，以克服人之间的各种摩擦。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外学者就开始了对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Allen和Winton于1995年对国外有关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进行了系统和全面的综述；相对地，国内对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我国学者很少就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现状

尽管国内对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比较少，但笔者认为可以将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描述性研究

张鹏(2001)，汪兴隆(2003)，黄励岗、陈溪华(2003)，兰春华(2006)，田增瑞、司春林(2006)，杨介棒(2007)等论述了证券设计理论的起源、定义和研究内容。他们将证券设计理论分为下列四个模型：关系模型、信号传递模型、控制权市场模型和产品市场理论模型。同时，指出了现有证券设计理论的几个研究缺陷：一是研究范围过于狭窄，只局限于研究公司融资证券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未对各种证券的内部结构及其具体形式进行探讨；二是忽视了外部环境对证券设计的影响；三是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被忽视。此外，兰春华(2006)还对证券设计理论作了一个系统的定义，认为证券设计理论是以金融契约为形式，以融资工具为手段，以公司价值及公司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以公司控制权及现金流的优化配置为核心。以成本、非对称信息、流动性、不同产品市场等为契机，全面地研究公司证券的最优系统集成。他认为，证券设计的研究内容包括金融契约、融资工具、公司价值，证券设计理论研究的契机包括成本、非对称信息、流动性以及不同产品市场等。

(二)债务契约研究

江乾坤(2005)运用内生性证券设计理论系统地研究了企业的多层次债务融资问题。他首先分析了正式债务融资工具(包括银行贷款和公司债券)与非正式债务融资工具(商业信用、可转债和国际项目债券)的融资功能。接着，通过数学模型事前设计企业最优的债务融资工具及其偿债保障机制。在此基础上，把我国上市公司分成四类，运用最新的财务数据对各种债务融资工具及其经营绩效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它们大体上呈正相关，从而得出以下结论：在各种债务融资工具中，长期借款更有利于国有控股企业；短期借款则对民营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而已发行公司债券的企业，其核心竞争力并不强。因此，他建议各类企业应合理调整银行贷款期限结构，净化彼此间的商业信用环境；而政府应该改革现行的公司债券审批体制，更快地推进“国退民进”战略。同时指出，债务融资工具可能并不适合中小企业融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板块的股权融资功能很有必要。

(三)风险投资研究

田增瑞、司春林(2006)运用证券设计理论研究风险投资，将其与创业企业的价值评估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创业企业最恰当的证券选择应该是结合了债权和股权双重特性的复合证券——期权化的衍生证券，即可转换优先股。创业投资家代表投资方持有可转换优先股，管理层和创业者持有普通股。在状态差时，创业投资家偏好债权特性，因为债权特性使他们拥有企业整个资产的索取权，即当企业经营失败进行清算时。创业投资家可优先获得清偿，这有效保护了他们的利益；相反，在状态好时，创业投资家则偏好股权特性，因为股权特性使他们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分享创业企业价值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即：企业盈利越高，投资者的优先股转换成普通股的比例越少，创业者拥有的股份就越多，也就在绝对额上获得较高的资本收益；相反，企业盈利越低，投资者的优先股转换成普通股的比例越高，普通股价值下降，创业者获得的收益就越少。故对创业者而言，压力和动力并存可激发创业者的努力，减少成本，使创业企业价值最大化。

赵巧艳(2006)研究了风险投资过程中风险企业的控制权分配问题，得出了可转换债券、可转换优先股等复合性融资契约是实现风险企业控制权分配的理想工具的结论。

(四)融资决策研究

潘敏(2002)运用证券设计理论的分析方法，探讨了企业融资行为选择中自有资本的约束问题，并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情况，对我国股份制企业的股权融资偏好、融资效率低下、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等问题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合理分析。

刘萍(2007)以证券设计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融资决策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行为、相互影响及最终所达到的均衡状态来研究融资方式的选择过程。她认为，经理人在选择融资方式时，不只是股权——债权比的选择，实质上是控制权相机转移的选择，这使得股权人、债权人、经理人的利益不一致而产生冲突。为缓解该冲突，就必须设计一定比例的债券和股票证券组合。她通过构建融资决策模型，确定最佳的融资方式。最后得出以下结论：当公司产出低于应付债券面值时，公司将破产，此时债权人执行清算权；而当公司产出高于债券面值时，股权人和债权人按各自计算收益的方式共享产出，这时控制权由经理人和股权人学控。羊群效应影响股东财富波动，但不影响融资方式选择。

马晓军(2004)结合证券设计理论对融资工具创新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在证券设计理论的基础上对股、债两种基本融资工具以及混合证券的契约属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综合研究，揭示了两种基本融资工具的约束条件。他认为，在我国目前监督机制薄弱、监督成本较高，同时又存在非效率清算的条件下，发展优先股融资具有效率的优越性。同时，他还研究了期权在融资过程中的契约属性以及在减少信息不对称方面的重要作用，论证了现阶段在我国发展可转换证券以及其他期权类融资工具的必要性。二、我国证券设计理论研究的简要评价

(一)缺点

1.没有形成自己独创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在对证券设计理论的定义、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学者都只是引进和介绍其理论成果，动态跟踪证券设计理论研究的进展，并没有形成自己独创的研究成果；2.国内学者未能对次级债务(subordinateddebt)和更加复杂的证券的存在做出理论上的解释。比如，国外学者通过各种信号传递、激励机制等模型解释了期权机制等在证券中的合理存在，而国内学者尚未对这方面展开研究；3.对证券设计理论的实证检验不足。由于我国企业可选择的融资方式较少，即使是上市公司，其可用于研究的融资数据也不全面，因此国内学者对证券设计理论的实证研究很少。

(二)构建中国特色理论的初步尝试

尽管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较少。但学者们仍然坚持从实际出发，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对证券设计理论的中国化作了初步尝试。潘敏(2002)围绕国有企业改革中面临的如何建立国有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一焦点和核心问题，从融资契约的企业所有权配置机制角度出发，探讨了以股权融资作为初始融资方式，建立在股票契约基础之上的国有股份制企业中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问题及其公司治理机制特征等。马晓军(2004)通过比较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贷款期限结构后发现：我国的债务融资期限较短，债务融资面临着较为严峻的非效率清算问题，而优先股融资既可以解决债务融资方式下的非效率清算问题，又可以解决股权融资方式下的监督问题，因此，在我国开拓优先股融资具有重要的意义。江乾坤(2005)运用证券设计理论的分析方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探讨了各类上市公司的融资次序问题，得出长期借款有利于国有控股企业，而短期借款更有利于民营企业的结论。

三、我国证券设计理论研究的展望

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从早期的跟踪引进、描述性研究到后期的规范性研究和少量实证研究，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有了较大的进步。但是，相对于国外研究，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只能说是处于起步阶段。笔者认为，我国证券设计理论的未来研究主要应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中国特色的证券设计理论框架体系的构建

目前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范围过于狭窄，只局限于研究公司融资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实际，丰富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内涵，构建中国特色的证券设计理论框架。1.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国内证券设计理论要逐步开展对混合证券等创新融资契约的研究，探讨各类企业如何通过事前融资契约的设计使事后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效率得到分配，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2.我国的创业投资已逐渐兴起，如何设计证券融资工具解决创业投资中各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委托问题，实现创业企业价值最大化，也是今后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研究的方向。

(二)加强对证券设计理论的实证检验

目前，国内对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属于纯理论的规范研究，注重模型的设定、推导及相关内涵的界定，因而在实证检验方面显得不足。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以及融资方式的不断创新，各种基本和衍生融资工具日益丰富，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必须加强对证券设计理论的实证检验。

股东异质性历史分析论文

【摘要】利益冲突无处不在，公司也不例外。股东利益的冲突是公司中最为普遍和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也是经济学研究的关注重点之一。股东利益冲突的根源之一，在于股东之间存在异质性，即股东具有不同的利益获取方式，这种异质性在股东概念形成之初就存在。本文以股份制公司的起源及演变为研究线索，分析股东异质性的产生。

【关键词】股东异质性；两权分离；利益冲突

一、股份公司的起源与股东的形成

近代股份公司雏形发端于十七世纪的英国。人们普遍认为分别成立于1600年和1602年的英国和荷兰的特许贸易公司是现代公司的起源。据豪斯赫尔（1987）记载，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最初是一种临时性的组织，在1601年2月按合股原则组织了远征队。那时的股东是为每一次航海出资，公司每航行一次就募集一次资本，每次航行结束后就进行结算，资本退还给投资者，获得的利润则按资本的大小在股东之间进行分配。这样每次航海的投资者都有所变化。拥有该公司1000镑以上的股东有500余人，但有决定权的股东数量非常小。

1602年建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个永久性公司，它具有近代公司制的一些基本特征：靠募集股本建立，具有法人地位，由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人员来经营。但在公司中，有支配地位的是商人寡头，只有主要股东才有可能成为经理，其他股东对于公司的经营毫无影响，只能享受到公司控制者随心所欲决定的分红①。在近代股份制企业的最初发展阶段，成为股东似乎是对成为合伙人的一种替代选择，目的是为了降低投资的风险。合伙人拥有企业的经营权，必须关注企业的经营过程；股东则已经脱离了具体的经营过程，成为专门关注投资所得的人。

现代公司从一开始就存在大股东同其他小股东之间的差别。前者有股东大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后者只有看决算书的权力。因此大多数的股东不参与公司的活动，只享有对利益分配的请求权。比如当时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权力集中在股东大会手中，而只有大股东才能参加股东大会。荷兰东印度公司组建时共2153股，56.9%的股份为阿姆斯特丹商会所有，其余43.1%面向全国招募；公司由大股东组成“主要出资者会”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由“主要出资者会”选出60名董事组成董事会，作为公司决策机构（梅慎实，2001﹚。

二、股东的分化

近代股份公司在美国的流行开始于十九世纪，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1977）在其史诗般的巨著《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中，对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现代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到美国最早的企业主、投资者和股东等角色的历史演变。

商业贸易发展中，商人们在个人资金不能满足需要时，首先利用的是有一定共同经营利益的资本，公众股东是最后的资本来源，这种情况出现在纺织、铁路与运河经营等早期工业化企业中②。铁路股票的发行带来了近代的投机技巧，造就了第一批在全美国有名的股票投机商，他们是最早的公众股东，并控制了一些铁路公司，但对于公司的长远利益或日常经营状况丝毫不感兴趣，他们控制的公司后来都出现了管理和经营上的问题，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合并。一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前，其他工业界的人士可以从当地商业银行借到他们所需要的资金，因此这时的“股东”基本还是关心或从事经营的主要投资者、家族经营者。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该世纪末的时期内，能够在董事会上派有代表并成为董事长和财务主管的投资者类型发生了变化。起初，投资人都是商人、农场主和制造商，他们为了改善其特定城市和区域的经济利益而投资。当发展需要更多资本时，董事长和董事会越来越代表能筹集到资本的一般企业家。与经理和投资者不同，他们对自己的企业没有长远利益，并不打算经由服务的提供来取得收入，而是通过附带的经营，如取得铁路沿线的土地和矿产所有权，以及最常见的操纵股票的价格来赢利。

随着股东概念的变化，股东利益的获取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企业本身经营利益的重要性开始逐渐降低，企业利润的使用也开始发生变化。私营铁路公司的股票投资至1859年已超过11亿美元，其中将近7亿美元是铁路公司在前10年中累积下来的；到1870年前后，投资者对于经营红利的关注，使得大规模扩建铁路的方案受到质疑，股东追逐的投资利益已经与企业进一步发展产生的经营利益出现偏离。

从股东的历史起源上我们可以看到，股东一开始就是不同质的，完整意义上的一致的股东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一部分人是出于降低风险以及自身能力的考虑，不愿或难以承担经营责任，因此成为股东而非合伙人或企业主。一部分人则出于扩大经营的目的成为股东。不同的目的以及能力差异，使得股东在公司中有不同的地位，而真正能够起支配作用的只能是有能力的主要股东。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以及资本市场的活跃，公众股东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股东的盈利方式也出现了明显的不同，从最初的关注经营收益扩展到关注股利收益以及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收益。

三、股份公司中股东权利的裂变

（一）法人财产权的独立

现代企业的建立首先是一个原始产权与股票所有权的转换过程。股份公司的原始资本来源于全体股东的出资，全体投资者投入资产的总和形成一种特殊的资产——法人财产。在这个转换过程中，投资者让渡了原始产权取得股份公司的股东资格，依法享有公司法赋予股东的权力与义务。同时，原始产权向股票所有权的转换是不可逆的，鲁道夫·希法亭（1994）指出：“这种一经让出的资本，股东便不能再收回。他对这一资本没有要求权，而只是对收益的一个相应部分有要求权。”伴随着原始产权与股票所有权的转换，是股票所有权与公司法人财产权的分离。原始财产注入公司转换为股票所有权之后，出现了两种主体对两种财产控制的运行机制，即股票财产和公司法人财产，相应形成了出资者所有权（也即股票所有权）与公司法人财产权并存的两种独立权利。

古典企业绝对意义上的所有权在股份公司里得到了现代意义的改造。所有权自身裂变为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并且法人财产权中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等权力在股东和公司之间进行了重新分配，股东尤其是普通股股东获得了最终收益权（股息收益权、购股优先权和剩余索取权）以及间接处分权（包括股份转让权、表决权和知情权等），而公司则获取占有权、使用权、暂时收益权和直接处分权等。实际上就是，股东拥有公司即拥有财产的消极所有权，经营管理层行使公司财产控制权。

（二）股票所有权与公司控制权

图1-1描述了现代公司制度中财产与权力的分离。财产与权力分离的结果，是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可以任意处置其拥有的公司股票，但无权处置公司的资产。公司作为一个在形式上不依赖其所有者而独立存在的法人，可像一个所有者那样占有支配和使用公司资产，享受资产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与其他法人或自然人发生各种关系。

从本质上讲，股东大会（或股东会）可以行使公司的一切权利，因此在股票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的情况下，股票所有权与企业控制权是否也发生了分离，不是一个必然的命题。各个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股权的性质、结构和集中度不同，其次作为公司决策和监督机构的董事会、监事会的职能和作用不一样，再次外部审计市场、控制权市场、经理人市场、金融市场、产品市场等市场的发育程度参差不齐，加之政治、法律、文化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因此在不同的国家里，企业的控制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由此对企业效率、治理结构的影响如何，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四、两权分离与利益冲突主体的演变

BerleandMeans(1932)在他们的创造性的实证研究中提出了被称为“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命题。主要意思是说，由于股份公司中的股权充分分散，企业的控制权已转入管理者的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垄断阶段，一些大垄断公司纷纷通过兼并加强经济实力，伴随着公司规模加大和公司资产增加的是经济权力的集中。“经济权力，即对于实际资产的控制权显然具有向心力反映。与此同时收益所有权则呈现离心力反应”﹝BerleandMeans(1932)﹞。因为股票所有权越来越分散，公开证券市场促使其易于转让，因此投资者购买股票越来越看中其股票自身升值收益，而不是在古典企业中唯一存在的经营收益。虽然从法律上公司股东大会可以行使公司的一切权利，但是在众多的、分散的股东之间，以合同的形式来明确各自的权力、义务和责任，意味着巨大的合同谈判成本和履约成本，因此股票所有权与公司控制权的分离是必然的。以“两权分离”为起点，上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经理人员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上。

到上个世纪90年代，学者们有了新的发现。最初是Zingale（1994）发现在意大利存在严重的大股东剥夺中小股东的现象。但直到ShleiferandVishny（1997）著名的“公司治理调查”的文章发表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才引起世人的关注。LaPortaetal(1999)分析了27个国家和地区1995年底规模最大的20家上市公司和中等规模的10家上市公司的股权状况，他们发现，与BerleandMeans(1932)描述的情况大不相同的是,世界上规模较大的公司普遍存在控制性的股东,且家族控制和国家控制是主要的两种形式,而金融机构控股和股权分散的情况则不是很普遍。控股股东通过金字塔式的控股或参加管理,使控股股东的投票权超过了现金流量权，这一事实是对“一股一权”原则的违背，是中小股东的权益被剥夺的结症所在。因此他们断言，公司中心的问题是限制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剥夺,而不是防止职业经理人员建造自己的帝国。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家族控股的公司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高度重视。Jonesonetal（2000a）考察了东南亚的情况后指出：1997-1998年东南亚最初受到的经济冲击并不大，但由于在中小股东权益缺乏法律保护的企业遭遇了控股股东大量的掏空行为，不大的经济冲击却酿成了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马来西亚等国也曾多年保持GDP的高速增长，但那些被掏空的公司在金融危机来临时毫无抵抗力。此后，研究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文献逐渐开始涌现。

【参考文献】

[1][美]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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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维迎（2000）.《产权安排与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经济研究，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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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邹进文著.《公司理论变迁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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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grawal,A.,Knoeber,C.R.,1996:Firmperformanceandmechanismstocontrolagencyproblemsbetweenmanagersandshareholders.JournalofFinancialandQuantitativeAnalysis31(1996).

财务会计目标透视论文(会计

[摘要]财务会计目标是会计准则的基石，用来指引整个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和会计准则体系的构建，在会计准则制定工作中起重要的导航作用。本文在对财务会计目标综述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会计环境对财务会计目标的影响；进一步明确了在我国目前的会计环境下，财务会计目标应定位于“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

[关键词]财务会计目标；受托责任观；决策有用观；会计环境

财务会计目标是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期望会计达到的目的或境界。作为会计准则的基石，它成为整个财务会计管理系统运行的定向机制，是出发点和归宿。

一、财务会计目标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1、早期萌芽阶段

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许多相关论著中已提到会计目标的概念，但还比较抽象，不够明确。如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在1938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称会计目标为“有助于企业的运行，以达到其既定的目的”；又如佩顿(W，A，Paton)和利特尔顿(A.C.Littleton)在《公司会计准则绪论》(1940)中提到。会计的目标是“提供关于某一企业的财务数据，加以汇集与整理，以满足管理当局、投资人和社会公众的要求”；另外，坎宁(Canning，1929)、吉尔曼(GiLman，1939)等人在他们的论著中也间接涉及到会计目标的概念。

2、开始关注阶段

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学者开始将财务会计目标作为其研究的直接对象。如美国的史度伯提出财务会计的目标是“提供对投资人决策有用的信息”(1953)；利特尔顿在《会计理论结构》(1951)中，把会计的目标分为中间目标、前提目标和最高目标，会计的最高目标是“以数据为手段来帮助某人了解企业”。1966年，美国会计学会(AAA)发表了《基本会计理论说明书》，意味着财务会计目标开始成为财务会计理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3、全面发展阶段

1973年，罗伯特·特鲁布莱德研究小组在《财务报表的目标》中，提出财务报表的基本目标是“提供据以进行经济决策的信息”，并将目标分解为基本目标、信息使用者和用途、所需要的信息、信息的性质、财务报表、特别推荐的报表等12项。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1973年成立以后，充分认识到财务会计目标对会计准则制定的重要性，对其进行全面研究并取得了新的突破。1978年11月，FASB发表了第一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企业财务报告的目标”，将财务报告的目标主要确定为以下几个方面，即财务报告应该提供：(1)对现在的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使用者做出合理的投资、信贷及类似决策有用的信息；(2)有助于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信息使用者预计会计未来净现金流入的金额、时间与不确定性的信息；(3)有关企业经济资源、对资源的要求权以及它们变化的信息；(4)企业在报告期内经营业绩的信息；(5)有关管理人员如何履行业主委托的企业资源使用责任的信息。概括地说，FASB提出的目标是向使用者提供有助于经济决策的信息，即“决策有用观”。这一公告的，标志着会计目标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会计目标开始成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起“指引方向”作用的要素，会计目标理论从而得到全面重视与发展。

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B)在《财务报告原则公告》(1999)中对会计目标的表述为：会计报表的目标就是提供报告主体的财务业绩和财务状况的信息，用于广泛的各类使用者评估主体管理层的受托责任和做出经济决策。即“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同时并重。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公布的《编制财务报表的框架》(1989)中称。财务报表的目标是提供在经济决策中有助于一系列使用者的关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变动的信息。其主要体现了决策有用观。

(二)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对财务会计目标的研究起步较晚，基本上从2000年起，才开始了一些针对性较强的研究。

葛家澍和刘峰在《会计理论——关于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研究》(2003)中提出，在当前市场经济发育状况下，盲目模仿美国FASB提出的“决策有用观”来确定我国的财务会计目标未必恰当，财务会计目标取决于财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及其需求，鉴于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应当以“受托责任观”为主。

曹伟在《会计准则导论》中区别了财务会计目标、财务报告目标和财务报表目标。指出财务会计目标不能定得过高，否则财务会计难以实现；但也不能定得过低，否则难以发挥财务会计的职能。他将“受托责任观”定位为财务报表的目标，“决策有用观”定位为财务会计目标和财务报告目标。

还有些学者从新的视角分析了财务会计的目标：如“契约有效观”(刘用铨，2003)、“产权保护观”(田昆儒，2000)、“权益均衡观”(周守华等，2005)和“如实反映观”(吴建业。2004)等。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们对财务会计目标的研究基本是围绕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展开的。

二、对财务会计目标的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的评析

(一)受托责任学派

在受托责任学派看来，财务会计目标就是以适当的方式有效反映受托人的受托责任及其履行情况。其理由是：由于资源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资源的受托者负有对资源的委托者解释、说明其活动及结果的义务。因此，财务会计目标理所当然就是向资源的委托者报告资源受托管理的情况。在该学派下，强调财务会计信息的可靠性；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会计信息侧重于过去。以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验证性；强调利润表项目的确认与计量，目的在于评价经营者的经营业绩。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有井尻雄士、恩里斯特、J.帕罗科和弗兰克等。

(二)决策有用学派

在决策有用学派看来，财务会计目标就是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对其决策有用的信息。其理由是：在股份公司出现。尤其是上市公司不断增加后，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分离，使资源所有者对受托资源的管理淡化，转而更关注资本市场的平均风险与报酬水平以及所投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风险与报酬。同时，信息不对称引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日益严重，“虚位”的投资者为了保护自身权益，要求提供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财务会计目标的决策有用观得以确立。该学派更关注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主张各种计量属性并存择优(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等)；强调资产负债表项目的确认与计量；提供的会计信息在关注过去的同时，更倾向于未来，甚至提出在两者发生矛盾时，取相关性而弃可靠性，其目的在于帮助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R.N.安东尼、R.T.斯普劳斯和E.S.亨德里克森。

(三)两者关系

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看，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且委托关系明确时。委托者关注的是经营者受托经营的效果，因此，反映受托责任是财务会计理所当然的目标。但是，现代公司规模庞大，所有者分散，这种委托关系就变得很模糊。股权的分散化使得每一位股东在股东大会上的作用都很微弱，少数股权所有者的投资目的更主要表现为获取投资收益，而无意也无能力进行股权控制。此时，所有者就从。委托方”的角色转变成了“投资者”的角色，此时的会计目标就表现为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

可见，决策有用观是受托责任观的自然延续，其本质是一致的。因此，决策有用观不是对受托责任观的否定，而是受托责任发展到一个特定历史横切面上的特例。

三、我国财务会计目标的定位

(一)财务会计目标与会计准则的关系

财务会计目标是会计准则的基石，是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用来指引整个概念框架和会计准则体系的构建，在会计准则制定工作中起重要的导航作用，居于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中心和枢纽地位。财务会计目标的确定反映了会计发展过程中内在的必然联系。并不是主观臆造的。它的提出，反映了会计本质，决定和制约着会计前提、会计概念和会计准则。因此，会计准则成为人们为了保证财务会计目标实现而建立的用来指导和制约会计主体行为的规范。

然而，由于对财务会计目标与会计准则的重要关系缺乏足够的认识，我国对财务会计目标的研究起步较晚。重视程度亦不够。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缺乏对财务会计目标认真研究的后果日益显现出来。1992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在第二章第十一条中明确规定：“财务会计信息应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满足有关各方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显见，它将管理会计目标“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纳入财务会计目标之中，缺乏科学性；把“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单独列出并放在突出位置，却没有突出满足投资者或债权人使用信息的需要等，缺乏合理性。此问题在其后若干项具体准则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1998年颁布的《债务重组》准则，到2001年就进行了较大修订……一系列的事件使得人们深刻认识到了财务会计目标在会计准则制定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加深对会计目标与会计准则关系的深入理解。根据会计所处环境合理定位科学的财务会计目标，对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的会计环境

会计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产生、发展及其理论与实务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会计环境不同，会计目标也不同。因此，研究会计目标应该从会计环境入手。

“会计是与特定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有什么样的会计准则和会计信息(冯淑萍，2002)。”美国FASB的第一号概念公告在论述财务报告的目标时。对其所处经济环境的界定为：首先，美国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生产资源的私人占有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其主要特点。其次，这种委托与受托关系是通过资本市场建立的，且资本市场发达，股权相对分散。它假定信息使用者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他们更主要的表现为获取投资收益，而非进行股权控制。他们关注的是资本市场的平均风险与报酬水平及所投资企业的可能风险与报酬，投资者常常要利用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做出继续持有或售出手中股票、债券的决策，他们自然要求企业的财务报表应尽可能地提供对其决策有用的信息。而且。其投资者“相当熟悉商业与经济活动，并愿意且勤勉的去研究财务报告信息(SFACNO.1)。”研究我国的财务会计目标，不能脱离我国的具体经济环境和法律环境1、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资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日益分离

自从1992年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各种新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迅速壮大，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2003年，非国有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69.0％，比2002年提高2.74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3.01％，比2002年提高6.41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创造的税收占全社会税收的比重为71.76％，比2002年提高3.18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进出口总额占全部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7.06％。比2002年提高5.29个百分点(《2005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5)。

与此同时，政府机构改革不断完善，政府规模继续缩小。政府对企业生产活动直接干预日益减少，表现为行政审批不断削减、政府定价基本取消、垄断行业市场准入不断放宽，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越来越明显。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也进一步减少，其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政府管理模式正在从“审批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转变，管理方式更加市场化。

《2005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运用可比指数测度体系及方法，得出了2002年和2003年中国市场化指数分别达到72.8％和73.8％的结论，再次证明了中国已经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虽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但其主体仍然是公有制，仍然是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国企尽管也进行了股份制改造，甚至上市，但重大决策仍由政府作出，国家仍然在多方面对企业实行监督、管理和控制。相比美国的发达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机制远未发育成熟，还不能说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是市场调节与国家宏观管理相结合的体制，政府职能部门对国民经济一定程度上的直接管理还不能取消，企业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向政府有关监管部门(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税务局、证监会等)提供相关的会计信息。因此，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仍然是企业会计信息主要的需求者。

2、资本市场的规范化程度——资产委托与受托关系的纽带

据证监会统计。我国资本市场规模已从2006年初的3.06万亿元上升到2006年底的9万亿元，目前已经达到15万亿元。截至2006年底，沪深两市共有上市公司1434家，总市值90599亿元。股票市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股权分置改革前的17.7％提高到目前的44％。2006年沪深两市日均成交382亿元，A股筹资2432亿元，两项指标均创历史最高水平(中广网，2007年1月22日)。同时，来自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A股单日新增开户数已连续一周在30万左右。3天的开户总量就相当于2005年全年的开户数，职业投资者的投资热情空前高涨。

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2007年1月举行的全国证券期赁监管工作会议上说，15年来，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稳步扩大。与国民经济的关联度明显提高；市场投融资功能显著增强：市场规范化程度较以往明显改善。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在2007年4月举行的“资本市场发展与创新”论坛上表示，从量与质两方面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强调：要“积极发展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建立多层次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199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1993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建立。短短15年的时间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促进经济发展、完善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到目前为止，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市场基础制度层面与发达国家已没有质的差别；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的地位基本确立。

但还应当看到，目前资本市场发生的积极变化还只是浅层面的，市场深层次的体制性和机制性的问题仍然存在。影响资本市场发展的内外部制约因素还没有根本改变，如法制环境不配套，监管力量还十分薄弱；信息披露不规范以及各种失信行为，造成了市场信号失灵，导致“劣币驱逐良币”。降低了市场机制的作用。

与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相比，我国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仍较低，股权分置改革后。一股独大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会计信息的主要需求者仍表现为国家、金融机构及其他管理型投资人，它们显然更关心企业真实可靠的财务信息；而比例较低的职业投资者显然还不熟悉商业与经济活动，尚不具备基本的专业知识，仅是对财务报表上的会计信息“一扫而过”，理解有限，甚至不通过会计信息就作出持有或卖出股份的决定，远远谈不上决策。

3、市场经济的法制化程度——资产委托与受托责任关系的保障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从相关法律环境看，美国1933年的《证券法》就明确将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扩大到任何推定的信息使用者，并要求被告方承担举证责任，这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并涵盖了那些潜在使用者的权利不受侵害。

2001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涉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暂不予受理的通知》，规定暂不受理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三类民事赔偿案件。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首次为造假者承担民事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该通知中的若干限定性条款使得其效力大打折扣。如其第一条将受理的证券欺诈民事案件限定为“虚假陈述民事案件”，这种限定把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排除在外。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就更未涉及；其第二条规定。法院只受理经证监会查处的虚假陈述案件，这一条使得那些尚未被证监会处罚的公司，成为不可被诉讼对象；第四条规定，“不宜以集团诉讼的形式受理”，这一规定使受害的投资者必须以自己的名义或委托人直接提起诉讼，增加了投资者民事索赔的难度，很多受害人会因此不得不放弃应有的赔偿；第五条规定统一采用原告就被告的地域管辖原则，更不利于投资者诉讼。2003年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并无重大改进。2005年10月27日新的《证券法》正式颁布，明确上市公司等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规定了民事赔偿优先受偿的原则，体现了对投资者的保护。新《证券法》在民事责任立法方面有所改善，但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仍不足以解决证券市场中的相关重大问题。我国市场经济尚且不完全的一个表现就是立法不健全，法律缺乏可操作性以及执法困难。据不完全统计。从1996年以来，尚无一件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案件被以民事赔偿方式进行审理结案的，仅仅局限于以刑事案件及行政案件来进行处理。这表明，即便是“现实的”投资者，其权利都得不到很好的保障，潜在使用者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因此，当前如果过分关注潜在使用者面向未来决策的需求，很容易使财务报告提供者以潜在使用者的未来需要为借口，以报表附注为载体，蓄意提供一些针对性很强的虚假信息。

(三)我国财务会计目标定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环境的改变，会计信息处遥的复杂化及不同阶层理解冲突的增加，必然会导致会计信息风险的提高。准确定位财务会计的目标是在制定高质量会计准则时需首要考虑的重大事项。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还不具备美国FASB在其概念结构公告第1号中对美国经济环境基本特征的界定。同时，保护投资者的相关法律还不完善。因此，还不能直接将决策有用观作为财务会计目标。当然。财务会计的目标定位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鉴于我国资本市场迅猛发展，相关法律的进一步健全，突出决策有用的会计目标，对上市公司在披露会计信息时更好地考虑使用者的切身需要具有积极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会计环境下，财务会计的目标应定位于“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意即两者并重，凸现投资者的地位。并要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我国2006年2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明确规定：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该准则把财务会计目标定位于“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彰显了财务报告目标在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我们确信，基于中国会计环境的财务会计目标应是最适宜的目标。依据最适宜的目标制定出的会计准则，必将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四、小结与思考

会计环境制约会计目标。随着环境的变化，会计目标也会随之变化、发展和完善。在理解会计目标时。要用唯物的、发展的、全面的思维看待它。

会计目标决定会计准则导向，决定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要素定义、确认和计量等基本概念，并据以制定各项具体准则。换言之，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必然体现恰当的会计目标。

会计论文控制系统形成与发展

【摘要】杨时展教授和郭道扬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会计学家，杨教授在长期的会计实践和研究中逐渐提出和发展了会计控制系统论，郭道扬教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会计控制理论，从而使会计控制系统论更加完善。该理论对于丰富我国会计理论、活跃会计学术气氛以及指导会计实践颇具意义。

【关键词】杨时展；郭道扬；会计控制系统论；形成；发展

杨时展教授（1913-1997），1913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936年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财政系会计组，获商学士学位，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同年参加高等文官会计审计人员考试，名列第二名，当即被分配到国民政府主计处会计局工作，并开始兼任大学讲师。1945年开始先后任国立英士大学、国立广西大学、中南财经大学教授。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任博士生导师，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终生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同时兼任中国会计学会、中国审计学会等学会常务理事，兼任湖北省会计学会、湖北省审计学会等学会副会长等职，还是美国会计学会（AAA）、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国际会计研究生教育协会（IAARE）等组织的成员。杨时展教授致力于受托责任和会计控制等问题的研究，形成了独特的会计控制系统论思想。

郭道扬教授（1940-），1964年毕业于湖北大学，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郭道扬教授在为中国会计史学科创立和建设做出很大贡献的同时，对会计控制理论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

杨时展教授和郭道扬教授共同促进了会计控制系统论的形成与发展。

一、杨时展教授关于会计控制系统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会计控制论的提出

1.1980年，杨时展教授发文强调了会计的控制作用，他说：在今天，会计已演变成为一种控制企业经济活动的有力武器了（杨时展，1980）。

2.1982年，杨时展教授发文提出了会计控制论的观点。他论述了传统会计所遇到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会计控制论。文中指出：按照传统的认识，会计的任务在于从财务上反映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可称之为反映论；按照今天的认识，会计工作的任务，在于控制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可称之为控制论。他进一步指出：会计已从一种简单的量具，发展成为一种控制经济事项，使它符合人们意志的仪表。（杨时展，1982，a）

（二）受托责任论的提出

1.1982年，杨时展教授发文提出了受托责任的定义。他说，受托责任就是因受命或受托经营财政或财务收支，对命令或托付人所负的一种以最大善意充分体现其意志的责任。负这种责任的人为责任人；命令或托付这种责任的人为授任人。（杨时展，1982，b）

2.1989年，杨时展教授在《中国会计的现代化问题》一文中更系统地提出了受托责任论的主张，他首先明确给出了受托责任的定义。他说：什么是受托责任？应以最大的忠诚，最经济有效的方法，最低的资源耗费，最多快好省的结果，完成人民的托付，并向人民报告。……受托责任是由于委托关系的建立而发生的。受托人在完成受托任务之后，向委托人提出报告，经过托付人同意之后，责任方能解除。（杨时展，1989）

根据会计发展的主要内容，杨教授将受托责任划分为三类：财务会计（传统会计）反映的受托责任主要是财务活动的纪律和财务报告的可信性；管理会计反映的受托责任主要是经济行为的效率性和效果性；社会会计所反映的受托责任主要是经济行为的社会影响、自然影响。杨教授进一步将政府的受托责任体制划分为会计管理体制、审计管理体制、预算管理体制和国库管理体制。

杨教授特别强调了受托责任对会计的重要性。他说：“会计归根到底是由于会计这个实体所负的受托责任，为解除这个责任而进行的。会计的职能、任务、作用和目的就在于记录和报告受托责任完成的情况，以便向人民、向一切托付人报账”。“受托责任的存在是会计工作之所以必须进行的一个基本公设，可以说，离开受托责任就无法真正认识现代会计的实质，会计不以认定受托责任为目的，就不成其为会计”。杨教授在超过经济含义的层次上认识了受托责任的含义：“受托责任的最高形式是政治责任，在西方国家，负政治责任的意义是民意机关在政治上对政府的不信任，是政府的下台。这也正是近年来我将Accountability这个词逐渐改译成受托责任而不译为会计责任、经济责任的理由。”实际上，杨教授对于受托责任的定义是十分广泛的，既涵盖经济上的受托责任，也涵盖政治上的受托责任，这从上述杨教授给出的定义中可以看出。

（三）会计控制系统论的提出

1991年，杨教授提出了“会计是一个控制系统”的思想。他说：“会计除提供可信的信息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要求，这就是：能动地使这个可信地反映出来的客观真实，符合人们的主观愿望”。也就是说，“今天的会计，

乃是一个利用信息来控制预定目标，以保证预定目标的实现的控制系统。”（杨时展，1991）

（四）将受托责任论与会计控制系统论结合，发展了会计控制系统论

1.1992年，杨时展教授通过研究会计控制系统的内涵、原因及其重要性，发展了会计控制系统论的主张（杨时展，1992，a）。

（1）明确提出会计是一个控制系统。他说：“现代会计的主要作用就在于按照客观规律、自觉地支配或控制对利润、对成本、对一切会计对象有可能发生或正在发生影响的一切信息，保证利润计划、成本计划……等等，按照人们预定的目标来实现，而不让它们受自发的客观过程的支配、不受人们的合乎规律的有目的的行为的控制而自流。今天，会计对微观经济所起的是一种根据目标、主观能动地进行的、自觉地控制作用”，“现代会计和传统会计的区别，正在于是否有这些自觉的、准对着计划目标而发生的控制作用”。

会计在今天，“从一个简单的计量系统，转变成为一个对计量的结果有控制作用的控制系统。会计仅仅以一个客观真实地计量信息的系统出现的时代已经或即将过去，而一个以控制计量的结果，使它符合人们主观意愿的控制系统出现的时代到来了”。

（2）明确提出会计控制系统的内涵。他说：“会计作为控制系统，则要经过两道控制程序”，“第一道，控制信息的真实性”，“是财务会计性的”；“第二道，控制信息的合意性”，“主要就是管理会计的”。

（3）阐述了“现代会计之所以发展成为一个控制系统”的原因。他说，在商品经济下，“对整个经济社会来说，竞争是自由的。而对每一个企业来说，为了经得住这种愈来愈强烈的竞争的冲击，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却必须知已知彼十分小心地衡量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制定出合乎规律的计划来，按照计划，在严格的自我约束和控制的情况下，参与这一部分”。

他以美国的发展为例说明了会计控制的重要性。他说，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美国企业“开始用预算来控制企业的活动”，“这一控制工作，就十分自然地落入了会计部门。预算控制的思想以后又发展成为成本标准来控制成本的思想，并产生了标准成本会计”。“大体上说，会计的控制作用早在30年代以前已为美国的企业家们所认知，以后逐步发展”，“有些美国企业，甚至已经用‘总控制师’、‘副总控制师’等称谓来代替‘总会计师’、‘会计主任’等称谓”，“1954年后，‘目标管理’成为热门话题，就使会计的控制作用更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使会计工作的重心终于逐步从对外提供信息，走向对内控制信息；从只重对外，演进到内外兼重，甚至内重于外”。他更从美国会计学会1966年发表的《基本会计概念说明书》中找到了会计控制作用不断提高的证据。他说，首先，它“将会计认为是一个向使用人提供信息的过程”，“不再限于向外部使用人提供信息”；其次，它“主张建立统一的会计系统，以满足管理部门对信息的需求”；再次，它“要求会计人员突破传统会计的束缚向成本性态分析、按时间调整的现金流量预测、存货控制等为控制提供信息的领域发展”。并因此使会计学的体系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革。1966年以前，凡是以“会计学”、“会计学原理”命名出版的书，主要以研究如何向外部提供可信财务报告为主，1966年以后以同样名称出版的书，就不但研究向外部使用人提供可信的信息，也同时研究向内部使用人提供着眼于控制的信息。或者说，也研究向外部使用人提供经过控制而得出的、能使他满意的信息。1966年以前的会计学，今天看来，只是财务会计学。管理会计被认为是财务会计之外的另一个系统。1966年后，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就合并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系统。

因此杨教授得出结论，“从现代的观点看，会计已从一个简单的经济信息的量具，或简单的计量系统，演进成为一个控制信息，使它按人们预定的目标来发生的经济控制系统。”

2.同年，杨教授通过明确受托责任和会计控制系统的关系，不仅进一步丰富了会计控制系统论，还据此给出了现代会计的定义（杨时展，1992，b）。

（1）他首先就企事业层次给出了受托责任的定义，并据此论述了会计的原本目的。

第一，受托责任的定义。他说：“今天，无论在公私领域，无论在营利事业或非营利事业，负责经营管理的人比任何时候都清楚，自己经营管理的资金，并非自己所有，而是由委托人（比如人民、纳税人、出资人、股份持有人、债券购买人、信托人、捐赠人、贷款人等等）委托自己经营管理的，自己对这些资金本身及其经营管理，就不在话下的负有一个善意管理人应负的责任。这一责任，就叫受托责任”。

“一个人什么时候接受了对方委托的资源及运用、管理此一资源的权力，什么时候他就理所当然地要承担起这一责任，向委托人交待。这一责任是随同运用上述资源的权力以俱来的，完全不待于另外的规定。奴隶社会如此，封建社会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如此，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尤应如此”。

第二，会计的原本目的。他说：“会计的原本的目的就在于把这一责任的完成情况说清楚。这即是委托人的要求，也是受托人的要求”。会计的所有一切作用，“从纵向看，也都是完成受托责任这一原本目的的过程，从横向看，也都是从这一原本目的派生的，会计的终极目的、原本的目的，始终在于完成和认定受托责任。”

（2）他接着将受托责任和会计控制系统结合起来

杨教授说：“把会计的目的在于认定受托责任完成的情况这个种概念，和会计的本质是个控制系统这个属概念结合起来，再考虑到现代会计依然以货币来计量、现代会计方法的愈趋于标准化和会计在决策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三个方面，我们就可以为现代会计作出如下定义：

现代会计是一个以认定受托责任为目的，以决策为手段对一个实体的经济事项按货币计量及公认原则与标准，进行分类、记录、汇总、传达的控制系统。”

杨教授在文中还强调说：会计的作用，不在于单纯地提供信息，而在于主观能动地控制所提供的信息；会计的目的在于以决策为手段，更好地为受托人解除受托责任；会计的对象实质是拥有具体概念的运动和变化的受托责任等等。

二、郭道扬教授通过发展会计控制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会计控制系统论

（一）赋予会计控制丰富的内涵，并提出全面的会计控制观

郭道扬教授在1989年发表的文章中赋予了会计控制更丰富的内涵，提出全面的会计控制观。（郭道扬，1989）

1.从历史发展角度，郭教授指出会计控制愈益重要。他说：“会计是人类为实现对社会经济的控制所进行的一项基本活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受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会计控制的作用范围及其深度、完成会计控制所采用的手段、方法，以及人们对会计控制在管理国家经济与私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都是不相同的”。

（1）古代社会中，人们把会计的基本职能归纳为计量记录，认为它是服务于管理国家经济和私人经济的工具。这种会计思想显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还不可能、也根本说不上对会计控制的本质有正确的认识。

（2）在近代社会（17世纪至19世纪末），随着会计地位的自然升格，在对较为复杂的经济活动的管理过程中，人类的会计思想发生了第一次大的转变。1796年英国著名会计学者爱德华·托马斯·琼斯的《琼斯的英式簿记》，掀起了英国乃至欧洲长达半个世纪的会计革命，这时期的会计学者不仅解决了一般簿记及会计理论问题，而且恰如其时地解决了早期机器工业生产中产品成本控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问题。

（3）20世纪，人类步入信息时代，会计控制的地位再次发生自然升格。19世纪末20世纪初，泰罗的预算与成本控制思想以及对定额产生差异的分析方法对其后管理会计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一批会计学者完善了财务会计的控制体系。同时，一门着重分析完善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理论——管理会计学产生了。管理会计学的产生为在会计的外部控制与内部控制之间架构桥梁提供了机遇与挑战。

20世纪30年代，人力资源会计、行业会计、业绩会计等相继产生以及管理会计的进一步发展，初步形成了控制体系。20世纪中叶，“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三论以及六、七十年代“耗散结构论、协同论、超循环理论”新三论的产生与发展，形成了一个现代经济控制的科学体系：它以全面控制作基本目标，以经营决策控制为核心，以系统工程为重要控制工具，以行为科学为实现经济控制的支柱，以日常控制为基础，并以电子计算机为基本手段。会计控制就是这个总控制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

2.面对新形势，郭教授指出，我们要树立全面的会计控制观。他说，首先，会计的全面控制要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结合起来，“这种会计控制既要通过对会计历史资料的研究，认定历史循环中的合理部分，揭示历史反复中的教训，又要立足于现时的会计控制工作，有效地发挥会计控制的现时作用”，还“要考虑历史的延续性，推断经济世界及会计世界发展的历史趋势。”其次，要将事前、事中与事后控制结合起来，“现代会计对社会经济活动过程的控制是系统的、全方位的控制，它把传统会计的被动控制转化为主动控制，把单向式控制改变为多向式控制，从而把事前控制、事中控制与事后控制连接成一个整体，以有效地发挥整体控制的功能”。再次，要将微观、中观与宏观控制结合在一起，“要促使现代会计控制由直线平面式向立体式转化，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化，其关键在于对会计控制范围进行科学的划分。”根据经济控制领域的大小，一般把会计控制的空间划分为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基本方面，以分别决定会计控制的内容、制度、方式和方法，并将三个基本方面结合起来。

3.在全面控制的基础上，郭教授进一步提出了微观会计控制体系的设想。他指出，该体系由中心控制层、电算化控制层以及经营循环控制层三层组成。其中，中心控制层是由会计专家集团——总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师等组合而成的指挥部，是促使会计控制在企业里发挥功能作用的原动力，也是会计发挥决策控制功能的核心。这个会计控制的领导中心一方面通过法令、制度、准则以及其他会计行为规范，确定会计控制的基本轨迹；另一方面通过运用银行的控制功能，组织、协调、监督企业内部的资金运动以及控制企业与外部所发生的商品货币交换，以最终达到全面控制资金流、物资流、人才流与信息流的布局及其流向。更为重要的是，中心控制层所进行的决策及参与其他部门的决策规定着经营活动循环层本期运转控制的重点及各个环节在控制中的作用目标。

（二）从全面控制观出发，根据会计的两大基本职能，将会计系统划分为会计信息系统和会计控制系统

1.在1989年，郭教授谈论了会计的基本职能（郭道扬，1989）。他说，会计的基本职能“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会计的反映职能，它包括会计的计量、记录、分类核算、分类检查与分类编报等内容；二是会计的控制职能，它包括会计预测、决策、计划、设计、分析及会计监督等内容”。“控制是目的，反映是为达到会计的控制目的服务的。从另一方面讲，控制是以反映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作为依据的，而反映是进行会计控制不可以脱离的基础。”

2.1997年在论述会计两大基本职能的时候，郭教授进一步将会计系统划分为会计信息系统和会计控制系统两大系统。他说，会计的反映职能在客观上体现为通过会计信息系统对财务会计信息进行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具体划分为两个基本工作阶段，一是信息确认阶段，对信息进行筛选，去伪存真；二是核算工作阶段，包括制证、计量、记录、归类、组合、测试、编表等环节，又具体体现为若干会计方法的具体运用，如设置账簿等。此外，在会计信息系统中还应包括信息储存与信息输出两个环节，以便把确认、核算、信息应用三个阶段结合起来。会计的控制职能通过会计控制系统来显示。现代会计控制系统包括经营循环与决策过程控制两个分支系统：经营循环控制系统包括市场、计划、过程控制、成本、库存、价格、行销、内部审计8个控制部分；而决策过程控制由预测、分析、决策、计划、建制、审核、检查、监督及追踪决策等9个运行环节构成。

在会计系统的两个系统中，会计信息系统不仅通过技术性功能作用为企业的决策者及企业内外部的相关部门提供信息服务，而且还直接为会计部门进行会计控制工作服务；而会计控制系统则充分利用前者所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以及其他相关经济信息，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过程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控制，并最终在经营决策方面体现现代会计的地位与作用。

三、会计控制系统论思想的意义

总之，杨时展教授和郭道扬教授共同促进了会计控制系统论的形成与发展。根据会计控制系统论的观点，1.现代会计是一种以认定受托责任为目的，通过信息，按照公认会计原则与标准，对企事业进行控制的系统。2.会计控制是一种全面控制，就是要将过去、现在与将来结合起来，将事前、事中、事后结合起来，并将微观、中观与宏观结合起来；会计控制可以分为中心控制层、电算化控制层以及经营循环控制层三个层次；会计系统可以分为会计信息系统和会计控制系统。3.会计的目的是为认定和解除受托责任。4.会计的实质是受托责任。5.会计的对象是受托责任。6.会计的基本职能是反映和控制，其中反映是基础，控制是归宿等等。可以看出，会计控制系统论以其独特的内涵丰富了我国的会计理论与实践。特别地，会计控制系统论从一产生就伴随着与会计管理活动论以及会计信息系统论的争论，这些争论活跃了会计理论研究的气氛，并且因其主要借鉴了西方观点，使国人更清楚地了解了意欲取代信息系统论的受托责任说和控制论等学说，这不仅丰富了国人的视野，对于加强会计管理和促进会计发展也具有很现实的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杨时展.《从管理会计学看近三十年西方国家会计科学的演进》[J].会计研究，1980（4）.

[2]杨时展.a.《现代会计对传统的挑战》[J].浙江会计，1982（4）.

[3]杨时展.b.《国家审计的本质》[J].当代审计，1982（2）.

[4]杨时展.《中国会计的现代化问题》[J].财会通讯，1989（1-3）.

[5]郭道扬.《会计控制论》[J].财会通讯，1989（7）.

[6]《当代中国著名会计学家简介》[J].商业会计，1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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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时展.a.《会计信息系统说二评》[J].财会通讯,1992（5）.

[9]杨时展.b.《会计信息系统说三评》[J].财会通讯，1992（6）.

[10]郭道扬.《论会计职能》[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7（3）.

[11]苏万贵.《国运隆否，系乎“二计”；“二计”既臧，国乃富强》[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0（5）.

[12]刘常青.《中国会计思想发展史》.（该书2006年获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资产减值新旧准则比较论文

摘要本文从《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中资产减值会计的确认、计量、恢复、列示、披露五个方面分析新准则对企业的影响，通过新旧准则的对比，对资产减值实务操作进行探讨，

关键词新会计准则；资产减值；计量

2006年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资产减值》准则。专门的准则规范体系使资产减值准备会计更趋规范和：具有可操作性。

一、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

(一)确认标准

主要分为永久性标准、可能性标准和经济性标准，我国采用永久性与经济性相结合的标准。永久性标准不承认未来经济利益的波动，在实务中识别减值损失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性的非常困难，给会计人员和管理当局带来不少麻烦；可能性标准主要采用资产账面价值直接与界限比较，在账面价值高于界限时确认资产减值的发生，并不关注账面价值高于界限发生的可能性；经济性标准引入了可收回金额的概念。

(二)确认时点

新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都应当进行减值测试。”这体现了灵活性和原则性的统一，企业在年度终了或资产负债表日必须对有关资产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对可能发生的各项资产损失必须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而平时各会计期末则可检查或不检查是否发生了资产减值损失，也可计提或不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平时会计期末是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由企业根据具体情况自主决定。

(三)确认范围

国际准则规定如果存在资产可能减值的迹象，应估计单个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如果不可能估计单个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则由企业确定资产所属的现金产出单元的可收回金额。与国际准则相比较，新准则没有采用产出现金单元的定义，而是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采用了资产组和资产组组合的定义。

(四)确认方法

由于内外因作用，导致资产的可收回价值低于其账面价值时。应确认资产减值损失。确认资产减值的方法有备抵法和直接冲销法。我国目前采用备抵法，备抵法更体现披露目的，具有体现谨慎性原则、配比原则、权责发生制原则等优点。但相对繁琐；而直接冲销法优缺点正好与备抵法相反。

二、资产减值的恢复

关于资产减值的恢复，FASB认为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后。资产的账面价值成为新的成本计量基础，企业不应在以后期间调整资产的成本，不允许转回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另一种观点认为最后一次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后，只有在确定资产可收回金额所使用的估计发生改变时，才能转回以前年度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资产的账面价值应增至其可收回金额，由资产减值损失转回而增加的资产账面价值。不应高于资产以前年度没有确认资产减值损失时的账面价值。这两种观点各有利弊，须针对准则而定。如果准则制定机构偏好谨慎，更多的重视准则可能产生的现实影响，力图避免因允许转回造成的利润操纵，那么就会采纳禁止转回的观点：如果制定机构更重视准则和相关理论的关联，希望更完美地再现理论的精髓，并不特别重视因允许转回可能造成的利润操纵。那么它就会采纳允许转回的观点。

我国《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年度终了，企业应计提的减值损失准备如果高于已提损失准备的账面价值，按差额补提损失准备；如果低于已提损失准备的账面价值，按差额冲回已提的损失准备；已确认并转销的资产减值损失，如果以后又收回，应当调整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的考虑，我国对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情形严加限制，强调只有原来导致资产发生减值的因素在当期发生有力变化，使得其可回收金额超过账面价值时，才允许转回以前期间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三、资产减值损失的计量

资产减值会计的计量由于不确定因素多，对外部信息作出正确估计和判断较为复杂。《企业会计制度》和新准则采用了多重标准，针对不同类别和不同性质的资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用最能体现其现实价值的计量属性。对于未来短期内将要收回的流动资产，可以按可变现净值计量；对于以使用为目的的短期资产，可以按现行成本进行计量；对于以出售为目的的短期资产，可以按现行市价、公允价值或可变现净值计量；对于将会持续使用的长期资产，可以按可收回金额计量；对于将会出售的长期资产，可以采用销售净价、公允价值或可变现净值计量。

四、资产减值的列示

准则中有关资产减值在利润表上的列示及其与国际准则中资产减值列示的对比，见表1：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和存货跌价损失计入“管理费用”账户，因其均为流动资产损失，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密切相关；长期投资减值损失、短期投资跌价损失以及委托贷款减值损失计入“投资收益”账户，三者均为投资损失；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无形资产减值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账户，均为长期资产的减值损失，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相关度较小。若某种无形资产不再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流入，则全部转入当期管理费用；而国际准则列入其他费用净额。

企业的资产减值损失在利润表上分管理费用、营业外支出、投资损失分别扣减利润总额，分别作为管理费用、营业外支出净额、投资净收益三个项目列示。按《企业会计管理制度》的规定，企业单独编制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作为资产负债表的附表。将企业计提的减值本期增加数、本期减少数、资产账面价值及净值单独反映，而以前则是在资产负债表主表上反映，现在资产负债表主表反映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和固定资产净额，这是重要性原则的体现。

五、资产减值的披露

IAS36对资产减值结果的披露阐述和规定较为详尽，不但要求披露当期应当计入损益或直接冲减权益的资产减值的金额、在损益表中的项目、当期冲回的减值损失，还对分部报告中应披露的减值信息作出了规定。我国新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资产减值相关的下列信息：当期确认的各项资产减值损失金额；计提的各项减值准备累计金额；提供分部报告信息的，应当披露每个报告分部当期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金额。相对于《企业会计制度》对披露内容过于简单的问题，新准则有了很大的改进。

资产减值的披露方式从对损益分析的影响角度看。主要有不计入损益直接计人权益、计入经常性损益和计入非经常性损益三种观点。不计入损益直接计入权益观点是为了防止利润操纵，没有理论依据，目前支持者甚少。应计入经常性损益观点认为：如果没有减值，相对于减值损失的数额将通过折旧或摊销在一段时间内分配计入经营活动的成本，既然折旧费或摊销费作为经常性损益，为什么减值损失不可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使不减值，相对于减值损失的数额势必将通过折旧或摊销在一段时间内分配入经营活动的成本，由于减值和摊销、折旧发生的原因不尽相同，减值往往是由非正常因素导致的，将其作为非经常性损益披露，有助于信息使用者正确分析企业的盈利能力，并且不是所有的资产都能折旧和摊销。因此，资产减值损失的披露方式采用非经常性损益披露更为适宜。

新准则更多地考虑了我国的实际情况，针对《企业会计制度》所带来的不足，引入了总部资产、资产组、资产组组合等全新的概念，明确了进行减值测试的前提，加强了实务可操作性。提出了按资产组计提减值准备的方法，规定了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方法。这样处理既可适应中国企业的实际状况，又可保持适当的前瞻性。笔者相信，资产减值会计准则的不断完善，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会计制度与国际会计惯例的接轨。

企业财务治理管理论文(财务管理

2、资本结构的信息传递理论

一般来说，经营者对于企业的经营状况要比外部投资者掌握更多的信息，只有这些信息被传递到市场，市场才会对企业的市场价值做出判断。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不同的资本结构会传递有关企业真实价值的不同信号：内部人选择合适的资本结构，以增强正面信号，避免负面信号。罗斯等人作了相关方面的论述。

3、资本结构的控制权理论

在交易费用和契约不完备的基础上，阿洪和博尔顿提出了一种有关财产控制权的资本结构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本结构不仅影响企业收入流的分配，而且决定企业控制权的分配。当契约不完备时，谁拥有剩余控制权将对企业效率有重要影响。

(二)国内理论界对财务治理的研究

1、财权的内涵

近年来，我国财务理论界展开了对财权理论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并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汤谷良教授认为，企业财务主体所拥有的财权，是原始产权派生又独立于原始产权的一种财产权。这种财产权与法人制度的结合，即构成法人主体的财权。伍中信教授认为，财权是一种“财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权力”的结合，表现为某一主体对财力所拥有的支配权。包括收益权、投资权、筹资权、财务预决策权等权能。李连华教授认为，在公司治理体系下，财权是泛指体现在资金运动和财产上的各种权利，即相当于通常所说的财产权。

笔者认为，财权即对财力进行支配的权利。财权应分为两大类：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这与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相对应。财务收益权是安排财务控制权的主要依据，而财务控制权则是实现财务收益权的重要保证。财务控制权应分为监督权、决策权和执行权，其中决策权和监督权是主要的权能，而决策权的安排一般居于核心地位。

2、财务治理的内涵

目前，财务理论界对财务治理内涵的研究不多，但也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张敦力博士认为，财务治理是界定与协调各利益相关主体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地位和作用，最终实现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关系，促使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效果的公司治理。杨淑娥教授认为，“所谓公司财务治理。是指财权通过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伍中信教授认为，公司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方面，它以产权中的核心部分——财权为基本纽带，逐步确立了出资者、董事会、经理层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体现了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关系。衣龙新博士认为财务治理应包含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和治理行为规范三方面的内容。因此，财务治理的涵义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中心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以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等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

经过以上辨析，笔者认为，财务治理应包括财务治理结构和财务治理机制两个方面，财务治理结构侧重于制度安排，以形成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制衡与约束的框架结构，属于一种管理方式；而财务治理机制则是一系列的治理行为规范，侧重于对治理的有效激励约束等，属于一种管理活动。

3、财务治理的主体与客体

关于财务治理主体的内涵，目前我国财务理论界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汤谷良教授提出了“财务分层理论”。指出企业财务权利主体是出资者、经营者和财务经理三个层次分别享有企业法人财权等权利。张兆国教授认为，只有符合四条标准的利益相关者才能成为财务主体。一是为企业投八了专用性资产，二是分享企业财务收益，三是承担企业风险，四是分享企业财务控制权。按照这四条标准，应该成为财务主体的利益相关者有出资者、债权人、职工和政府。

目前理论界尚未对财务治理的客体进行正式探讨，但是从以上一些学者对财务治理的定义中。可以看出这些学者认为财务治理的客体即财权。

笔者认为财务治理的主体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的客体是财权。各利益相关者向企业投入了包括财务资本与人力资本在内的各种资本。并承担了企业的各种风险。他们理所当然是企业财务治理的主体

摘要笔者通过分析典型案例，阐述了任何企业要实现持续经营，必须强化内部控制的道理。

关键词内部控制；案例；启示

内部控制是指被审计单位为了保证业务活动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防止、发现纠正错误与舞弊，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而制定和实施的政策与程序。其实质是单位为了提高经营效率、保证信息质量真实可靠、保护资产安全完整、促进法律法规有效遵循和发展战略得以实现等而由单位管理层及其员工共同实施的一个权责明确、制衡有力、动态改进的管理过程。内部控制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企业要实现持续经营，必须强化内部控制。

笔者最近了解到这样一个案例：2003年初，某机器制造公司审计处对公司2003年报进行审计时发现这样一个反常现象：公司2002年、2003年的产品销售收入分别为4563万元、5323万元，呈上升趋势；财务反映的废旧物资销售的数量分别是78万元、45万元，呈下降趋势。而在正常情况下，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边角料等废旧物资应该与生产规模同比例增长和下降，为什么财务数据反映的却是不合理的趋势呢?带着疑问，审计处对公司物资处的废旧物资的回收、销售、收款等情况进行了重点审计。经审计，发现物资处处长、综合室主任、仓库主任、废旧回收站长、计划员等人为了小团体的利益，与某个体经营者串通，通过买通门卫、“开阴阳收据”等手法擅自降价将废旧物资销售给没有业务往来、没有签字合同的个体经营者。并要求其将销售货款不交财务而直接交物资处。并截留了全部货款。截至审计时，已经将私自出售、截留的销售收入私分。这起案件给公司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虽然涉及的金额不算很大，但它暴露出来的内部管理问题却是严重的。经审计，物资处废旧物资的回收、分类、过磅、合同、出售、门卫检查等业务流程环节出现了失控或有章不循的情况——内部控制出现了问题。

一、超越内部组织分工原则处置业务

根据公司内部职责权限，废旧物资的出售业务需要计划处(签合同)、财务处(审计价格变动)等部门和主管领导的审批，但是2003年下半年大部分废旧物资的出售违反了组织分工控制原则，虽然在物资处内专门设立了废旧物资回收站，负责废旧物资的回收和销售，但很多废旧物资业务没有经过废旧物资回收站，却由物资处处长指定没有此项业务权限的综合室主任直接处理。

二、违反了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原则

按照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原则，某项经济业务的授权批准职务，应与执行该业务的职务分离，但在废旧物资出售业务处理中，出现了批准人(物资处处长)亲自与客户处理降价、交款等业务。又如，物资计量有过磅员专司其职，却出现了综合室主任参与废旧物资过磅等现象。

三、不遵守业务流程控制

每一项经济业务的完成都需要经过一定的业务流程环节。废旧物资销售业务的环节包括：业务批准一物资过磅一填单(包括磅码单和结算单)－交款－办出门单－门卫验单放行(包括复检或抽验)。但是案件中废旧物资销售却违反了业务流程。

四、不遵守业务单据控制管理原则

《磅码单》和《产品、材料转移结算单》有两种，其中一种没有编号，无法知道使用了多少、什么时间使用和谁领用的。由于单据管理不当，审计核查废旧物资销售业务时，竟出现了有废旧物资销售业务却没有《磅码单》和《产品、材料转移结算单》相对应的现象，无法核对销售业务的真实情况。

五、废旧物资业务管理混乱

废旧物资的回收、登记、过磅、销售等没有做到点点相连、环环相扣，有的无记录、无单据，缺乏连续性、完整性和有效性。回收和出售的数字统计与实际出入较大。由于物资处废旧物资销售业务记录不完整，财务数据与物资处废旧物资销售业务记录无法核对，物资处的废旧物资回收记录与各生产单位无法核对，因为各生产单位也没有记录。

六、规章制度没有起到作用

公司专门制定了《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同时，涉及的相关制度还有《出入生产区管理制度》、《现金有价证券管理办法》、《资产管理总则》等，但在这起舞弊案件中，相应的制度并没有起到作用。这么多的违规废旧物资从过磅、填单、合同、收款、门卫检查等要经过多个业务环节和多个部门却能顺利出门。

企业的一切管理工作都是从建立和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开始的，企业的一切决策都应在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之下运行。但是，有了内部控制制度，必须严格遵守并严格检查执行情况，才能保证制度的有效运行。在这起舞弊案件中，废旧物资业务处理涉及的回收、分类、登记、过磅、合同、出售、收款、门卫检查等流程环节均出现了失控。内部控制之所以失控，不是没有规章制度，而是有章不循、违章不究。另外，内部控制制度如果存在“蚁穴”，一定要及时修补完善，否则容易酿成大错。比如，此起舞弊案件的手段并不高明，其之所以得逞，一个重要原因是票据管理有漏洞。作为销售业务结算用的《产品、材料转移结算单》等重要单据，竟然没有编号，领用也没人管理，完全违背了内部控制制度要求的凭证和记录预先编号保持记录的链条性、完整性原则。在内部控制方面，对人的要求不能只注重业务素质，还要注重道德素养，因为制度再完善，如果没有合格的人来执行或者执行不到位，早晚是要出问题的。如果让其钻空子得逞一次，则将一发不可收拾，带来更大的损失。如，轰动全世界的“巴林银行倒闭案”，仅仅因为一名员工的职业道德操守有问题，进行违规操作，就断送了一个历史悠久、信誉卓著的企业，这个案件最主要的教训就是内部控制的松散。也就是缺乏严密的、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

还有太多类似的案例，典型的如我国的“琼民源案”、“银广厦事件”、“巨人集团的倒闭”、“亚细亚的破产”以及美国的“安然事件”、“世通公司造假案”等案例，究其原因。大都是疏于内部控制。实实在在的经验和教训证明：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如果规范管理、违章必究、控制到位，舞弊案件是可以避免或及早发现的。可惜的是有些经营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总是等到舞弊案件发生并造成损失后才寻找补救措施。

管理实践证明，得控则强，失控则弱，无控则乱。这些舞弊案件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

企业内部控制目标定位管理论文

摘要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应服务于企业的目标。笔者从企业的本质出发，指出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信息需求可以在反映企业价值创造和增值分享的信息上得到统一并对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定位进行了详细、深刻的阐释。

关键词企业本质；利益相关者；集体选择；企业价值创造与分享；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颖的话题。作为一个人造系统。人们在应用内部控制时赋予了其不同的功能，因而形成了不同视角、不同导向的内部控制。内部控制主要包括：审计视角的内部控制、管理视角的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视角的内部控制。各种视角的内部控制在目标导向、控制主体和控制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国目前正处于企业内部控制标准的研究和制订建设阶段，如何确定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的目标定位。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思考，也迫切需要理论研究的支持。

一、不同视角和导向的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源远流长。最早的内部控制出现于公元前3600年—公元前3200年的苏美尔文化时期。早期的内部控制主要是内部牵制，以保护财产安全、完整和账目记录真实、可靠为主要目的。内部控制最初并非产生和应用于企业领域，而主要是为国库、庄园等使用。直到中世纪出现商业组织以后才开始在企业中得到应用。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变革和企业组织的发展、变化，人们对内部控制的概念和作用逐渐形成了不同的认识，内部控制的实践应用更是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并导致内部控制理论和实践的分野，形成了不同视角、不同导向的内部控制理论和实践。

梅加(Maijoor，2000)将内部控制的研究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审计学视角的内部控制，主要关心业务循环和交易层面的内部控制，属于微观内部控制；二是组织理论视角的内部控制研究，主要关注对内部单位和部门的控制(如预算控制)，将控制作为管理职能的一个领域，实际上研究的就是管理控制，属于中观内部控制；三是经济学视角的内部控制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以交易成本经济学为基础，研究的问题跨越中观、微观两个层面，如交易特点和控制形式、市场与企业的关系、企业内部的组织形式选择等；二是以委托理论为基础的内部控制研究，主要研究外部投资者与企业内部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属于宏观层面的内部控制(郑石桥，2006)。

由于至今人们对内部控制的概念尚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因此，出现上述不同视角的内部控制也就不足为奇。事实上，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内部控制”更多是在会计学、审计学领域中被使用，我们经常引用的内部控制概念也都是来自于会计、审计领域的研究成果；而在管理学中更多使用的是“管理控制”；在经济学中则更多使用的是“企业控制”或“公司治理”。梅加所提到的组织理论视角的内部控制研究实质就是管理控制研究；经济学视角的内部控制研究实质上就是公司治理研究。内部控制、管理控制、公司治理都是一种控制活动，只不过它们各自的控制目标、控制主体、控制环境、控制对象和控制方法有所不同而已。对此，审计学、管理学、经济学都从各自的视角对其作出了界定。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每一个企业来说，是否需要同时建立上述三种控制体系呢?如果不必那样，那么应当如何去构建企业的控制体系呢?对于这一问题，单从上述任何一个视角去研究，永远不会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必须跳出企业，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去研究企业的活动及其控制。

二、对企业本质的重新认识

不论是哪一视角的内部控制，其性质都是一种制度安排。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必须与其所处的环境相适应，必须以环境分析为立足点。对于企业内部控制来说，其研究设计必须考虑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前者是指企业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环境；后者则是企业自身的特点。与企业会计准则相比，内部控制标准的技术属性相对较低，而社会属性相对较高。因此，企业内部控制标准需要更多地考虑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环境，不能简单趋同，更不能盲目照搬。撇开企业外部环境不谈，每一个企业的内部环境也是千差万别的，因此，不可能有一种能够适应所有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制定内部控制标准是徒劳的。关键是内部控制标准应当定位于内部控制的一般原则和基本框架，而不是某种具体的操作模式。为此，我们需要对形形色色的企业的本质有一个高度的概括。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本质是一系列契约的组合。但是，这种概括对企业理论研究的助益不大。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和集体选择理论则可为我们深化企业理论的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集体选择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构成企业的各种契约也就是作为缔约主体的企业利益相关者的集体选择，因此，企业的本质是企业利益相关者的集体选择。参与这种集体选择的利益相关者(企业契约的缔约主体)通过集体选择确定他们的共同利益，对这种共同利益的追求决定了企业的目标。

但是，并非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参与企业的集体选择或成为企业契约的缔约主体，因此，我们可以按是否能够参与企业的集体选择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分为两大类：1.企业内部的利益相关者，这类利益相关者实际参与企业的集体选择，他们是企业的共同利益和目标的制定者。并力图通过他们的合作实现这一共同利益和目标。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和目标体现的是企业的商业价值，分享这一商业价值的主体也正是这些内部利益相关者。2.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该类利益相关者不能直接参与企业的集体选择，但由于企业的活动会对他们的利益产生直接影响，即他们承受的是企业经营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体现了企业的社会价值。因此，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既是影响企业商业价值(内部利益相关者价值)实现的环境因素，同时也是分享企业社会价值的利益主体。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通过集体选择产生的外部性与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发生联系。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参与企业集体选择的利益相关者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变化不断变化，并由此导致企业组织形式和企业共同利益的变化，从而使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和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也处在动态调整的过程之中。原来是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可能演变为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而原来是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则可能转化为企业内部的利益相关者。

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决定了企业的边界。随着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变化，企业的边界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在不同的企业中，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构成可能极不相同。例如。在传统企业中，企业内部的利益相关者可能只包括有限的几名出资人，他们的共同利益是企业实现的净利润，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供应商、顾客、经营者、员工、债权人、政府等)都是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在这样的企业中，企业经营的目标是最大化出资人的共同利益——净利润。但追求出资人利益最大化往往意味着供应商、顾客、经营者、员工、债权人、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小化。这势必会造成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和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的对立和冲突，这种对立和冲突往往会导致企业陷入困境，无法持续经营下去。为了化解这种对立和冲突，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经营者、雇员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纳入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之列，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共同利益即企业的目标就不再是净利润，而变成了某种新的价值增值指标，如增值额。

由此可见，企业内、外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多样性和动态性使得企业的共同利益(或企业的商业价值、内部利益相关者价值)可能表现为多种形式。当决定企业目标的内部利益相关者只是股东这一类利益相关者时，企业的商业价值就是股东价值，其价值增值指标就是净利润；但当决定企业目标的内部利益相关者范围进一步扩大时，企业商业价值的内涵和外延也会随之扩大，而企业社会价值(企业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价值)的内涵和外延则随之缩小。当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不仅包括股东，而且还包括债权人、经营者、员工、政府等利益相关者时，即实现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时，企业的商业价值就变成了一个广义的利益相关者价值，此时的企业价值增值就变成了由企业从客户取得的收入扣除从供应商取得的投入后的余额，在数额上相当于净利润加上利息、工资、奖金和福利、税收等。因此。股东价值只是利益相关者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利益相关者价值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现实企业的价值追求则处在以股东价值和广义利益相关者价值为两极的中间地带。

三、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有机统一体：企业价值创造和分享系统

企业内部控制目标如何定位?不言而喻，它应服务于企业的目标。但是。现有理论通常把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作为两个不同的事物看待。因此，也就会有经济学视角的内部控制和管理学视角的内部控制之分。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完全是泾渭分明的两套系统呢，还是可以形成一个有机统一体?这一问题是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目标如何定位的一个关键问题。

对于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关系，国内外的学者都有过不少的论述。Tricker(1984)认为：管理是运营企业，而治理则是确保这种运营处于正确的轨道之上。KennethN.Davton(1984)指出：公司治理是被董事会用来监督管理层的过程、结构和联系。企业管理则是管理人员确定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行动。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谁也离不开谁。Banaga(1995)等人指出：应该将公司治理与企业管理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并提出了一个描述性模型。田志龙(1999)借鉴Banaga的思路，构造了一个公司治理与企业管理的整合分析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他通过两个系统把公司治理系统和企业管理系统联系在一起，一个是企业外部环境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顾客、供应商、竞争对手、资本市场等因素；另一个就是企业信息网络系统，认为它应是公司治理系统与企业管理系统的共同组成部分和赖以有效运作的基础。吴淑琨、席酉民(2000)认为：从终级目的看。公司治理和管理均是为了实现财富的有效创造，只是各自扮演不同层次的角色。公司治理模式主要考察的是构成公司的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责权利的划分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实现相互间的制衡，它是企业财富创造的基础和保障；企业管理则是在既定的治理模式下。管理者为实现企业的目标而采取的行动。这是财富创造的源泉和动力。两者间的联结点就是企业的战略管理层次。

笔者认为，公司治理与企业管理实质上是密不可分的。体现在战略管理层次上更是这样。正如KennethN.Dayton所说，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就象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谁也离不开谁。企业是利益相关者集体选择的结果，作为契约主体的各利益相关者一方面向企业投入资源；另一方面又参与企业经济利益分配。从企业获取回报。公司治理是利益相关者对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所做的调节和控制，既包括利益相关者在资源提供方面的关系。也包括利益相关者在利益分配中的关系。公司治理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最优化。最优的标准是最具有公平性和效率性；而企业管理则是一个价值的创造过程，企业管理的目标应当是企业价值(或内部利益相关者价值增值)最大化。企业管理通过合理组织和利用各方利益相关者所投入的资源。实现价值的增值和价值创造的过程。其目标是企业价值增值的最大化。由此可见。没有公司治理。就不会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也就不存在可供企业管理运用的资源，价值创造就无从谈起；如果没有企业管理，利益相关者投入的资源就不会有效增值，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就无法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合作难以持续，公司治理也将化为泡影。因此，跳出企业来看企业，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实质上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可以概括为“企业价值创造和分享系统”。

四、企业价值创造与分享系统的核心内容

进一步审视公司治理与企业管理所组成的“企业价值创造和分享系统”，不难发现。虽然不同的企业所追求的企业价值有所不同，企业价值的分享方式也有差异，但是，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和企业价值分享关系的最优化却是所有企业的共同追求，这正是企业价值创造和分享系统的核心所在。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应当紧紧围绕这一核心展开。

如何创造更大的企业价值?价值链管理理论告诉我们，企业的价值链可以分为外部价值链和内部价值链。从外部价值链来看。价值链上各主体之间并非一方受益而另一方蒙损的零和博弈，通过实施价值链管理，改善价值链上各主体间的关系，实行价值链各主体间联合运作，常常可使各方均得以受益。因此，实施价值链管理的企业有可能通过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协作伙伴关系，先增加整个价值链的增值，然后再通过合理的价值链增值分享实现各主体(包括企业、企业的各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增值的增加。需要指出的是，在价值链增值的创造和分享中，企业的内部利益相关者是以一个整体(其利益由企业来代表)出现的。

企业要在整个价值链的价值创造中作出贡献，并以此为基础分享更大的价值链增值从而实现更大的企业商业价值，就必须对企业内部的价值链进行管理。从企业内部价值链来看，企业的价值链增值或企业价值增值可分解为各流程的增值(流程产出价值一流程投入成本)。进一步分析，流程的运作是以作业为对象的，因此流程增值又可分解为各作业的增值(作业产出价值一作业投入成本)。或者说，在企业内部价值链中，流程中的作业增值汇总成该流程的增值。而各流程增值则可汇总成企业价值增值。

由此可见。企业价值增值的大小取决于企业各项流程的增值以及组成流程的各项作业的增值大小。而要提高各项流程和作业的增值能力，就必须实施业务流程管理。业务流程管理是一种重要、有效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它是以流程及流程中的作业为控制对象。通过流程或作业的精简、删除、合并等措施，重整不合理的业务流程，删除不增值的作业，以此来优化企业的业务流程，从而创造更大的价值增值。

价值链管理与业务流程管理有着天然的联系。两者都是在企业价值增值最大化目标的指引下，以作业为最基本的控制与分析对象，从不同层面对企业增值能力实施改进。企业要实现更大的企业价值增值，必须将价值链管理与业务流程管理有机地联系起来，建立一个基于价值管理的企业经营管理框架。

实现的企业价值增值如何在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分享?显然，在企业的商业价值(即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一定的情况下。各个内部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是相互制约的，因此每一个内部利益相关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必然会与企业的其他内部利益相关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发生矛盾和冲突。为了保证内部利益相关者合作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就必须建立一套制度。对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进行协调。这种制度的核心内容就是企业价值增值分享制度。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分享的是企业的社会价值。而这种价值分享是在价值链增值分享阶段完成的。实际上是由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签定的交易契约来实现的，交易价格的调整实质上就是企业与其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在分享价值链增值中利益关系的调整。而内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商业价值增值的分享，不是由交易契约来实现的，约束企业商业价值分享的契约是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达成的组织契约。尽管内外利益相关者参与价值分享的契约形式有所不同，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最大限度地保护契约自由，只要这种契约不会侵害签约主体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体现了社会公平。则任何形式的商业价值、社会价值分享契约都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并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不应当通过法律加以禁止或给予不合理的限制。

商业价值、社会价值分享契约不仅由于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组合，而且即使在内部利益相关者的组合一定的情况下，由他们的集体选择所达成的商业价值分享契约也可以有多种结果。因此。在企业价值增值(或商业价值)的分享方面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组织契约。只要这些契约没有侵害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正当利益。这些契约都体现了契约自由和社会公平，因而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并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五、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信息需求能否调和

不论是公司治理，还是企业管理，都离不开信息的支持。在企业信息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会计信息系统，更是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系统赖以运行的重要基础。但是，长期以来，会计信息系统被分割为侧重于对外报告的财务会计系统和侧重于对内报告的管理会计系统两个部分。前者主要满足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信息需求；而后者主要满足企业经营管理者进行企业管理的信息需求。难道公司治理的信息需求和企业管理的信息需求真是那么不可调和吗?

基于前面对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关系的分析，笔者认为，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信息需求可以在企业价值增值创造和分享上得到统一。参与公司治理的各方利益相关者为了对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和控制，不仅需要了解企业价值增值的规模和分享结构的现状，而且还需要了解企业价值增值创造的能力和潜力，从而便于他们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和控制中作出正确的决策。而要了解企业价值增值创造的能力和潜力。就必须获得这些价值增值的来源和形成过程的信息，而这正是企业管理者最为关注的。因此，一个能够同时提供企业价值增值的来源、形成过程和分配去向信息的财务报告系统就能够同时满足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信息需求。

目前已有的关于财务报告改革的研究，多是从公司治理或企业管理的局部来探讨财务报告的改革，所提出的模式不是缺少对企业价值增值过程的揭示，就是缺少对企业价值增值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状况的揭示，使信息使用者无法得到关于企业价值增值创造和分享的全面信息，因此。也无法改变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分别依赖于两套不同财务报告的格局。这种状况不仅加大了企业信息生产和监控的成本，而且两套不同的信息也阻碍了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渗透和融合，不利于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因此，设计一种既能够全面揭示企业价值增值的形成过程和分配状况，又能够对各类利益相关者分别作为权益主体所享有的权益做专门揭示的财务报告，将有助于实现公司治理与企业管理的有机结合，而内部控制则应把保障这种财务报告的真实可靠作为一个基本目标，从而为企业价值增值创造和分享系统的有效运行提供支持。

六、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定位

美国COSO于1992年了《内部控制——整合框架》，1994年又对该框架进行了修订。《内部控制——整合框架》将内部控制定义为“一个受董事会、管理者和其他人员影响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为以下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保障：经营效率和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和遵守法律法规。”

2004年9月，COSO正式了《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对内部控制的内涵定义得更宽泛。它认为：企业风险管理是一个过程，是由企业的董事会、管理者以及其他人员共同实施的。应用于战略制定及企业各个层次的活动，旨在识别可能影响企业的各种潜在事件，并按照企业的风险偏好管理风险，为企业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的保证。在目标定位上，《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在《内部控制——整合框架》提出的三个目标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战略目标，即与企业的远景或使命相关的高层次目标，而且对报告类目标有所扩展，即：不仅包括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还包括所有对内、对外的非财务类报告的准确性、可靠性。笔者认为：虽然《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比《内部控制——整合框架》的目标设置更加全面，且层次更高。但其仍然存在以下缺陷：1.控制主体仍然局限于企业的董事会、管理层以及其他人员。而没有拓展到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即：仍然是将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割裂开来，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完整的企业控制体系。2.对风险的过分关注会影响企业的灵活反应和创新能力。

我国目前正在加紧进行企业内部控制标准体系的建设。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的制订应当体现出中国的特色。并顺应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历史发展趋势。从而更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我国的公司治理与美国企业的公司治理具有很大的差异，我国《公司法》要求企业既设立董事会，又设立监事会，而且赋予了监事会在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方面较多的职责和权限。如：检查公司财务；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建议；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等。《公司法》还为监事会行使职权提供了法律保障，规定：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等协助其工作，费用由公司承担。除重视股东利益的保护外，我国法律也一直十分重视对员工权益的保护。我国《公司法》规定：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两个以上的其他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因此，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体系的设计必须统筹考虑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对上市公司来说还包括独立董事、监事会、管理层、员工等在内部控制中的职权和分工，而不能象美国那样仅考虑董事会和管理层。

我国的企业数量众多，类型也多种多样，企业的目标追求可谓千差万别。要制定一套具有广泛、长期适用性的内部控制标准体系，需要在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定位上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既要立足于现实，又要兼顾长远的发展。从现实来看，保证财务报告的真实、可靠可能是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需要突出关注的目标。但是，从长远来看，内部控制的目标更应当把企业战略与经营的效率和效果作为重点考虑的目标，把保障企业目标的实现作为其基本的目标。为此，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笔者建议将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界定为“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及其人实施的、旨在合理保证实现以下基本目标的一系列控制活动：1.企业价值创造活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2.企业价值增值分享的公平性和合理性；3.企业价值创造和增值分享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中小企业经济融资策略论文

【摘要】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小企业自身以及我国金融法律的不完善，使得企业融资成为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为此，有必要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采取相应的融资对策。

【关键词】中小企业；经济特征；融资

一、中小企业的经济特征

按生产类型划分，中小企业可以分为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型中小企业和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美国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德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型中小企业，意大利的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表现出不同的经济特征。美国的高科技创新型小企业、德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型中小企业与意大利的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所表现出的经济特征分别是形成簇群、阶层与集群。这三种经济特征有其相似之处，它们都表现了企业间存在的某种联系，具体形式则表现为一批企业以某种形态聚集在一起。而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显而易见，它们分属于不同的生产类型，所表现出这种经济特征一般是根据它们所属生产类型的生产运行需要所决定的。

形成簇群对企业的作用主要在于资源与信息共享，簇群是一种开放性的、高度透明的组织形式。在这种组织形式中，创新的氛围最为活跃，新的思想之间的交流碰撞可以变得更加容易，经验和教训的传播也变得更加迅速，这使得在某种意义上，不是簇群中的某个企业，而是整个簇群的资源，共同参与到某一个前沿的创新中去，甚至共同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

形成阶层对企业的作用主要在于为高新技术产业化提供一个标准化的并且有影响力的平台，以便更容易获得一般性的认可。具体来说，阶层是一种极其封闭的，具有严格界定或约定标准，并因此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具有鲜明特征和相当影响力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某种新技术能够遵循共同的使用标准，能够形成规范的传播和复制机制，更加有利于技术的推广、相互兼容以及得到外界的广泛了解和普遍认可。

形成产业集群对企业的作用主要在于构成战略性联盟，用整体的力量去应对外界竞争以及争夺商业机会，产业集群是一个半封闭的群体，按照企业所从事的产业间的相互联系而逐渐成形。在这个群体中，企业间联系主要是以产业内或产业间的分工为纽带，各个企业基本上相互独立并有各自的发展规划，但同时必须具备合格的生产素质以及良好的相互关系保证它们能够被集群内其他企业认可并随时获得合作的机会。

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分析

（一）中小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着较大的问题

大多数中小企业是民营企业，民企的相同特点是实际控制权集中，家长式管理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大股东之间的关联度强，多数民企“人治”色彩浓厚。这种家族式、粗放式管理模式，易导致投资的随意性，缺乏有效监控机制。另一方面，受民企自身局限性的影响。民企规模较小，经营效益相对低下，竞争力弱。大多以附加值较低的加工业为主，技术含量较低，经营决策者素质不高，缺乏明确的发展战略，盲目性大，抗风险能力差，从而消化信贷资金的能力较弱。更进一步地讲，中小企业诚信缺失。假冒伪劣商品、经济诈骗行为、逃避银行债务、相互拖欠账款、贿赂政府官员、恶意偷税等等信用缺失给国家、地区和企业的经济跨越式发展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失，由此引发了银行惜贷。

（二）法律上的原因

资本市场筹资门槛高。《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500万元。而中小企业由于经营规模较小，与上市条件相去甚远，很难通过证券市场直接融资，而债券融资标准更严格，更不可及，而且法律上债务责任追究制度不够合理。目前法律制度尚不够完善，如超期放贷，对债务人惩罚力度不大，而对贷款签批人的责任追究却十分严厉，造成银行对民企的贷款更是退避三舍。这种对民企“惜贷”和“喜大厌小”反过来养成了银行的放贷惰性，形成金融市场对民企的“挤出效应”。

（三）金融机构方面的原因

金融创新动力不足、运行机制存在的缺陷等因素都严重地阻碍了民企的融资。商业银行“成分论”思想根深蒂固，无法改变过去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偏好，对民企发放贷款条件苛刻；另一方面，责、权、利不对称制约了信贷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银行为进一步防范信贷风险，纷纷加强内部管理。但是，“新增贷款逾期六个月就追究有关责任人”、“新增不良贷款控制率为零”等一系列强化责任、缺乏激励的制度规定，制约了信贷人员的积极性。在具体操作上，许多银行规定谁经办的贷款出了问题，由谁负责清收。但是对多放有效贷款却激励不足，使信贷人员不敢向民企发放贷款。三、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何种类型的中小企业，大都是由于企业的自身组织结构、信息不对称和金融体系不健全等原因阻碍了中小企业的融资。而由于生产类型及其经济特征的差异，他们解决融资问题所需的支持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高科技创新型、高新技术产业化型与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在社会中从事不同类型的生产活动，因此也需要不同类型的融资支持。

（一）解决中小企业共同面临的信用诚信问题

当前所面临的“信用危机”关键是没有一种机制作保障，缺乏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目前，我们可以借助人民银行搭建的信贷咨询系统平台，以加快征信系统建设为重点，加强信贷征信管理，进一步加强对银行信贷咨询系统的管理，规范系统运行，提高系统的数据质量和利用效率，做好非银行信息采集工作，不断扩充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建立企业及个人的信用记录，充分发挥系统的共享功能，提高对数据的利用率。只要有了这样一种机制，银行才能给中小企业一个更宽松的贷款环境。

（二）拓展融资渠道，规范民间融资

信息不对称是金融市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目前导致中小企业在正规的金融市场上融资难的根源。建立在地源与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民间借贷，以其独特的优势很好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首先，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所有者可以利用人缘、地缘关系获得充分信息，限制了逆向选择的发生；其次，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所有者对资金使用者的监督动力大；再次，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所有者可以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降低借款人不还款的道德风险成本。

（三）积极发展风险投资

为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我国政府应鼓励对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业务。而发展风险投资业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批有实力、高水准的风险投资管理公司。风险投资管理公司的资金来源除了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以外，还应该设法鼓励投资银行、企业集团、上市公司等参与风险投资，允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社会保障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参与组建风险投资管理公司，鼓励外资成立风险投资管理公司，并积极鼓励居民从事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

（四）针对各类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应该分别处理

1.高科技创新型的中小企业

高科技创新型的生产是处于最前沿领域的科技创新行为，是对人类生产活动的某一方面未来发展之路的勇敢探索，这种探索，是为了找出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正确的发展方向必然是由整个社会的发展意愿和社会的现实状况所决定的，要想真正代表整个社会的发展意愿，这一生产活动就应该是高度开放的、由全社会积极参与并共同承担失败风险。因此，高新技术产业化型中小企业是一种具有社会发展战略意义的社会经济活动，需要政府的引导、扶植和统一规划；同时又是一种大规模的产业化活动，需要银行业、投资基金等大型金融机构的大规模融资支持。他们的融资政府应该重点解决，为他们提供更为优惠的融资政策和渠道，如通过诸如免税、提供担保、出台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以及与以银行为主的大型金融机构合作提供一般性贷款和特别贷款等方式对阶层内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融资支持。

2.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

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的生产是一般性的社会生产活动，是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的进行适度规模的生产。这种类型企业的生产活动，支持着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由于规模化具有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的优点，因此这种类型的企业或分散分布或在一定区域集聚，表现出集群的经济特征。在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并不会丧失自身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反而可以获得规模化的好处，享受合作和竞争所带来的种种便利。相关研究显示，此种类型的中小企业作为个体，需要其生存区域内有与之相配套的中小规模金融机构为其提供融资服务；如果自身处于某一个产业集群，则可以通过在集群内部的互助联合，如通过联合集群内的中小企业进行相互融资和互助担保行为。而这些联合行为，一般是由集群内部自发形成的商会等民间机构发起的。商会产生于中小企业集群内部，对中小企业集群的实际情况十分了解，因此可以有效地判断集群内中小企业的融资风险，并对外形成统一的、比单个中小企业更稳固更强大的信用。此外，政府有针对性的产业支持政策也对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具有一定的扶助作用。

【参考文献】

[1]黄青竹，陈荣举.信息不对称与企业融资难.企业改革与管理，2006.2.

[2]陈凌，叶长兵.中小家族企业融资行为研究综述.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

[3]杜坡河.民营企业融资问题及对策研究.经济论坛，2007.13.

[4]唐磊，张宪平.浅析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原因及解决方式.现代管理科学，2007.7.

[5]Myers，S.C.TheCapitalStructurePuzzle.JournalofFinance，1984，39（3）：575-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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