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金融论文范文

2019-09-18 版权声明

外国金融论文

外国金融论文篇1

一、越南金融危机的成因

1.货币政策实施不当

从越南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来看,在应对高通胀时,货币政策的实施不当,是引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一是期望通过快速的本币升值来冲抵高通胀的压力。事实表明,在越南当前的经济实力下,企图以“浮动区间扩大促本币升值抑制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来应对高通胀是错误的,因为在国际热钱已大举进入并获得本币升值的巨大利益前提下,利用本币加速升值的办法抑制通胀,其结果必然会促使国际资本的套利投机,并最终导致本币贬值。二是在危机发生之初,在本国银行系统中采取大幅度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即运用大幅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巨额发行票据等货币工具来对冲抑制通货膨胀,造成本土金融系统资金链的极度紧张和加速对本国货币的预期性恐慌。

2.过多过快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多年来,越南实行比较宽松的金融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大量贷款形成部分呆坏账,金融体系本身并不健全;同时,也缺乏抗御金融风险的稳健实力。如,越南的外汇储备总量偏低,不到国家外债的50%,但为了促成经济的快速发展,制定了比较激进的吸引外资政策。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虽然可以直接拉动GDP总量的快速增长,但也对通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一旦出现外资大规模撤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货币层面的巨大波动和经济层面的较大动荡。

3.货币流动性泛滥,资本投资过度

由于越南的政府投资过多,前期贷款过度,导致国内长期处于货币流动性过多甚至泛滥,加之去年以来的国际粮食、成品油等日常消费品价格的快速上涨,以及过度的进口等,两种效应叠加在一起,输入性通胀压力剧增。同时,银行业的快速扩张是流动性泛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越南上市银行,为争抢市场份额,甚至放弃应有的风险原则,实施大规模放贷,如,2006年M2增长34%,2007年又增长46%,而同期国内发放贷款余额则从2006年上升29%到2007年的上升54%。这些高企的数字均表明越南国内流动性已呈泛滥之势。另外,为了防止越南盾对美元的贬值,越南央行在公开市场上大量购买美元,卖出越南盾,又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货币流动性问题。

4.过早放开资本项目

2006年加入世贸组织后,越南就开始放开资本项目下的外商直接投资。外资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上限也放宽到49%。外资的大量涌入,特别是国际游资大量涌入,直接推高了越南国内的资产价格,形成了经济泡沫。当美联储释放停止降息甚至加息的信号时,国际资本开始回流,从而使得国际游资不断卖出越南资产,撤出越南市场,导致了股市和房价的暴跌,资产价格泡沫的快速破灭,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

5.基础经济结构失衡

越南原本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总体经济规模较小,工业和服务业基础相当薄弱,近10年来,急于加快经济现代化建设,一直推行较激进的经济改革,在金融市场化和自由化方面改革力度加大,大力引入外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引进了大量的工业项目,以直接投资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这些工业项目的国内零部件等配套能力又较弱,实体基础经济薄弱,经济结构存在失衡的问题。因此,需要大量从国外引进和进口,造成了连年的外贸逆差,相对减少了外汇储备。

二、越南与我国金融环境的异同点

相同点在于:

1.均面临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困扰。次贷危机后,美元不断贬值,一方面,促进国际游资转向石油、原材料、粮食等大宗商品投机,推动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形成了世界范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国际游资重点进入经济高增长国家进行投机。这些外来资本在越南和我国国内不断寻找各种机会,收购骨干产业以及其他各类资产,致使国内资产价格以及基本生活资料价格呈全面上涨态势。

2.国际热钱不断流入,对国家金融安全造成威胁。越南和我国都是国际热钱首选的投机地。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仅今年3月份的热钱规模就为123.6亿美元,4月份更高达501.6亿美元,说明热钱在4月份有加速流入的趋势。这些热钱投机于股市、楼市和汇市中,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同样,越南近期股市和楼市的异常暴涨暴跌,也是国际热钱投机引起的,对金融安全造成了不利影响。

3.股市持续暴跌,楼价大幅缩水,使民众对市场经济信心受到不同程度影响。随着美联储对通货膨胀的关注,美元降息周期的即将结束,美元贬值有望见底,很可能进入加息周期,全球性投机资本可能撤回。全球性资本的非正常流动必然带来金融的较大波动。这些波动呈现给民众的可能是股市持续暴跌和楼价大幅缩水等,可能会导致民众对市场经济信心不足。这也是越南和我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不同点是:

1.我国外汇储备充足,而越南外汇储备较少。我国对外贸易多年顺差,外汇储备充足,外汇储备相当于GDP的50%还多;同时,外债很少,为3736亿美元,仅占GDP总量的11.1%,即使外国投资者全部撤走,人民币汇率稳定还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保证。而越南多年存在贸易逆差,外汇储备较少,仅150亿美元,而外债多达305亿美元;同时,越南中央银行人为地把汇率规定在比较高的范围。外国投资者一旦把热钱撤走,越南货币贬值就在所难免。

2.经济规模不同。我国人口达13.3亿,越南为8440万;越南GDP年增长7%,已被认为超高速增长;而我国近年来GDP年增9%~10%是常态,最高时达到13%。我国的GDP总量在2007年为3.36万亿美元,而越南仅为712亿美元,我国的GDP是越南的46.5倍。我国对其出口119.01亿美元,仅占2007年出口总额的0.98%。由于经济规模的差异,越南的金融风险比较容易被放大,但越南金融危机通过贸易投资联系,直接传递给我国并造成较大影响的可能性不大。

3.我国资本项目实行稳健的开放,而越南资本项目实行快速的开放。我国资本项目仍未完全开放,外资还无法自由直接进出我国市场;同时,外汇进入渠道受到较严格监控。因此,热钱操控我国股市和楼市的潜在风险不大,热钱的撤出,对我国总体经济的冲击不会造成金融危机。越南由于资本项目的快速开放,外资能自由进出,一旦有大量的热钱涌入和进出,就会虚抬或打击其股市和楼市价格,给金融安全带来巨大的风险。

三、越南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1.适时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

当前,我国股市、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波动明显,石油、原材料、粮食价格上涨压力增大,紧缩性货币政策,一方面,可以挤压经济泡沫,缓解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也对国内企业的经营带来一定的影响。从国家整体宏观经济运行来考虑,应在坚持既定货币调控方针的同时,适时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应对金融市场潜在的各种风险与危机。对于国内企业资金短缺的问题,可通过发行定向债券和特别国债等扶持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产业,如,农业、能源等领域里的大型企业。人民币汇率改革应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减缓升值速度,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对热钱要采取措施进行严格监控,及时发现金融市场的异常波动和潜在风险,积极地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2.继续坚持资本项目的稳步适度开放

继续坚持资本项目开放的慎重性和适时性。采取分阶段、有步聚的方式,有选择地逐步开放我国资本项目,并采取各种措施对国际热钱进行监控,有效地防范热钱投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不利冲击。

3.加快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世界经济失衡和国内经济失衡双重挑战。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来自于国际收支双顺差。这也是经济结构失衡的反映。因此,要进一步采取完善外汇管理、调整外贸政策、强化节能降耗、促进扩大消费等综合措施调整结构。

4.完善金融波动与危机的预

警机制及应急管理体系在逐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过程中,我国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更加密切,国际金融领域的任何微小变化与波动都可能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导致巨大波动。因此,要不断完善金融体系,增强金融风险应对能力,特别是在当前高油价、高通货膨胀的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有必要建立健全我国金融波动与危机的预警机制及应急管理体系。

5.建立透明、诚信的信息发布机制

金融市场稳定,除了要有良好的监管、健全的市场基础设施、成熟的金融技术外,还要有相对稳定的市场预期,并且不破坏微观主体的信心。金融活动建立在人们对未来的乐观态度基础上,信心则是维系金融市场运行的无形基础。一旦产生非理性预期,加之市场内信息的不对称,就极易使民众丧失信心。因此,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应建立透明、诚信的金融信息发布机制,通过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及时地向民众释放市场良性发展的积极信号,消除公众的不良心理预期;同时,通过各种宣传报道,使人们明白市场规则和潜在风险,理性地应对各类金融事件和金融风险。

外国金融论文篇2

一、危机后的第二轮金融开放

(一)金融开放并不是摆脱危机的良方

——使韩国摆脱危机的是政府的强力干预而不是金融开放

第二轮金融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外国投资者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包括允许外资股权参与和对银行部门投资。在危机前,外国投资者个人拥有的韩国公司的股权不能超过7%,韩国公司外国股权合计不能超过26%。在1997年12月3日韩国政府将这两个股权比例限制提高到50%。1998年5月韩国政府超出IMF的要求取消了对外资股权的全部上限规定,甚至允许外资的恶意收购。此外,金融开放的范围还包括外汇交易、建立投资基金、允许外国人购买公共和公司债券、允许外资进入保险公司等广泛的领域。1998年6月,韩国政府宣布分两步实施外汇交易自由化。第一步,1999年4月1日,实行外汇交易法案。取消经常帐户交易的兑换限制,并建立资本帐户交易的否定清单。凡是清单没有明确禁止的项目都是合法;第二步,2002年1月1日,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2002年4月,政府宣布韩国外汇市场发展规划,到2011年将韩国建成东北亚的区域商务中心。目前,韩国汇率制度被IMF归为通货膨胀目标的独立浮动的汇率制度。

第二轮金融开放的经济政治背景与第一轮开放的完全不同,1997年11月韩国被迫放弃固定汇率,12月韩元兑美元贬值70%,1998年韩国经济衰退6.9%,失业率接近7%。由于相信金融危机爆发主要源于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危机,IMF作为债权人要求韩国调整对外国投资者的政策,取消外国投资者进入的障碍、提高利率、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可见,第二轮的金融开放的目标是通过吸引外资达到稳定金融体系和摆脱危机困境的目的。

尽管政府希望通过提高利率和金融开放获取外部资金支持,但事与愿违,外国投资者并没有因为利率的提高和市场的开放而进入韩国。1998年,尽管韩国市场完全开放,而且利率很高,但是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净外流分别为10.5亿和92亿美元,只有直接投资表现净流入5.1亿美元。而且,多数资本流入主要依靠政府从IMF的借款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外国对私人部门的投资是负的。直到1999年中期,当韩国金融和货币市场趋于稳定,外汇储备在6月达到620亿美元以后,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才有所增加。从1997年12月到2000年底,储备增加的主要来源是出口,占95%,而净资本流入仅占5%。为了稳定金融市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为阻止存款外流,政府宣布为所有银行存款提供担保,这与IMF所主张的取消直接和间接的政府担保相反。尽管危机期间,很多国家如印尼和泰国政府也提出了为存款担保,但只有韩国国民相信他们的政府。韩国人不仅没有取走存款,而且拿出自己的黄金储备与政府共闯难关,这一举措增加20亿的储备,比1997年12月到1999年6月的净外商直接投资还多。可见,让韩国摆脱危机困境的是韩国政府的有力干预,而不是IMF所推崇的金融开放和放弃干预。

为了稳定金融部门,韩国政府着力解决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政府将8家无清偿能力的商业银行收归国有,经过结构调整,国有银行的比重由1996年的33%增加到2000年54%。这与90年代多数国家国有银行比重下降的趋势相背②。为了重建金融市场,韩国政府花费大量资金,资金不仅来源于国家预算,而且还通过韩国资产管理公司和韩国存款保险公司两家政府机构以发行政府担保债券的方式进行筹集。到2004年底,为稳定金融市场,韩国政府投资达165兆韩元,这相当于韩国2000年GDP的28%(见表1),扣除收入政府应对危机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大概为22%。从财政成本角度,韩国危机称得上是最昂贵的金融危机之一。

一般来说,伴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政府的作用应该有所削弱。但是,韩国在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的同时,为了稳定几乎被金融危机彻底摧毁的金融市场,政府的作用明显加强。正是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强力干预稳定了金融市场,并为危机后的金融重建创造的条件。危机时,韩国政府起初希望外资收购国内银行,但是在金融市场稳定以前,外资对韩国银行没有投资兴趣。为此,政府首先按照BIS资本充足率比率对银行进行关闭和重组,到2004年6月,银行由33家缩减为19家,其他金融机构由142家缩减为114家,银行集中度提高,三家最大银行控制资产由1997年的27%提高到2000年的54%。1997年,在25家商业银行中只有13家符合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平均资本充足率(BIS比率)为6.2%,但2004年,平均资本充足率(BIS比率)达到11.3%。政府的金融重建工作的确成效显著,重组后的银行股权收益率由1998年的-49%提高到2004年的18%,银行的价值大大提升了,在这个过程中,外国投资者对银行的投资兴趣也不断增强。

(二)向外资出售银行

——外资成为银行私有化的受益者

随着政府重建工作起效、金融市场的稳定和银行利润率的上升,韩国政府私有化改革才有起色。但是,由于危机使大量国内企业破产,一般国内企业没有购买能力,大财团虽然有购买能力,但是为了抑制财团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保持政府的控制力,政府仍严格限制财团进入银行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唯一选择就是向外资银行或公司出售银行股权。韩元的贬值使韩国资产变得非常廉价,1999年以后,资本流入开始急剧增加,有价证券的流入量也大幅度增加。

1999年12月,韩国第一银行卖给一家美国基金新桥资本;2000年11月,Koram银行卖给了美国投资基金Carlyle,2003年9月,韩国外汇银行卖给了美国LoneStar投资基金。从2001年开始,韩国银行部门的外国证券投资迅猛增加。到2005年末,在剩余的七家全国性银行中,有六家的外国股权比率超过50%。总体来看,外国投资者拥有韩国商业银行的股权比率高达66%,比1998年提高46个百分点(见表2)。

韩国政府和多数专家学者相信外资进入将有助于稳定和重组国内脆弱的银行业,通过学习国外金融工具和技术改善国内金融服务质量,并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他们还希望通过外国银行来解决国内银行体系的官僚、腐败,并约束财团的投资行为。这些观点也被刚刚经历危机之苦的公众所广泛接受。韩国政府还希望通过出售国有银行向公众表明进行金融结构调整的决心。

但是,由于购买韩国银行的主要是投资基金,他们并不想长期经营韩国银行,而是希望通过转卖获取收益。2004年外国投资者开始出售股份,2004年4月,Carlyle将KorAm银行出售获利6.75亿美元,2005年2月,新桥资本将韩国第一银行出售,获利16亿美元,三倍于它四年前的投资。韩国公众对外资的短期套利,而且还不向韩国政府交税极为反感,银行业的开放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很多人确信将银行直接卖给投资基金是不妥当的。不断出现的韩国银行销售的丑闻③更是使一些专家学者和公众对银行开放、外国投资者的积极作用以及政府主导的有利于外国投资者的私有化进行置疑。

(三)外资银行进入对银行业的影响

仅仅经过短短的5年多(2000年以来)的时间就对韩国银行开放的成败下结论还为时尚早。目前来看,外资银行的进入使得韩国银行业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通过银行业全面的开放,韩国政府成功地打破了与大财团的过从甚密的关系,商业银行成为了独立的市场主体。从这一点上看,韩国政府推行银行开放的目标基本实现了。但是,外资的大举进入的确也产生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银行的借贷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公司贷款减少、私人贷款增加(见表3),外资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比例较少,对家庭贷款的比例较高。这种信贷结构的变化暴露了韩国银行缺乏对长期投资和国内企业进行资金支持的问题。由于商业银行不愿意为公司投资提供贷款,造成私人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下降,私人部门设备投资占GDP的比例由2000年的12.8%下降到2004年的9.7%,这可能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公司融资结构也发生变化,贷款、发债和股票融资的比例迅速下降,企业主要依靠内源融资发展,目前公司内源融资的比例达到80%以上,而90年代中期仅为25%。内源融资比例的提高说明金融市场对私人部门发展中的作用在减弱,金融市场越来越与本国实体经济相脱节;家庭的债务存量的增加也增加了韩国家庭金融的脆弱性,由于长期的信贷不足,使韩国产业发展和创新缺乏必要的融资支持,韩国产业面临产业安全问题,实际上外资已经掌握了金融、电讯、半导体等重要产业的控制权。

由于竞争的加剧,使得银行贷款利率降低,存款利率提高,利差减少。贷款利率下降造成房地产泡沫,为减少泡沫,监管当局要求银行减少抵押贷款,但效果不佳。

外资进入而得到加强的银行业竞争既没有提高银行服务的差别化程度,也没有改变羊群心态。2001和2002年的信用卡事件表明,不管内资还是外资银行都会发生羊群行为。2003年末,信用卡泡沫破裂,信用卡公司形成90亿美元的赤字。但在政府解决信用卡危机的过程中,尽管外国银行参与了信用卡公司的借贷,但却拒绝与政府合作完成解救计划。信用卡危机暴露了韩国银行贷款的随意性和较低的风险管理能力。而且,信用卡事件也反映出在遇到金融混乱或危机的时候,外资银行不会象内资银行那样与政府合作,共度难关。

二、90年代初期以来的第一轮金融开放——不当的金融开放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期间,韩国金融部门主要由政府控制,中央银行是政府政策的工具。直到80年代初期,多数银行仍然是国有,资本流动受到严格管制。尽管80年代初期,银行进行了私有化改革,但是到90年代,外国银行业务仍然非常有限,一些国外开发性或政策性贷款只是国家执行产业战略计划的低成本的融资工具,国外贷款主要通过国有银行体系流入韩国。银行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独立的市场主体,大量的政策性贷款不是为了获取利息收入而是为了提高产业投资水平、扩大出口和促进经济增长。国家不仅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也为银行提供国家信用。

在这种政府主导的模式下,国家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对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首先,政府运用金融控制手段使储蓄和资本积累率最大化。1965年实行的利率自由化使政府控制的银行中的储蓄额迅速增长,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建立也把非正规的场外证券市场的资金吸引到正规的金融体系中来,低成本的资金为银行提供低利率贷款提供保障;其次,国家根据其产业政策在不同产业部门、不同企业之间配置金融资源,促进了产业结构的改善和企业集团的发展。政府的优惠贷款是产业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1973年到1991年间平均占国内信贷的比例超过40%。政府不仅向特定的企业和产业提供低息贷款,而且对他们进行临时保护。在外部总需求大量减少时,政府能够使充足的信贷以较低的利率流向财务上脆弱但结构完善的公司。国家对金融市场的控制使得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获得必要的金融支持,促成了大企业集团以更快的速度进行资本积累。

80年代末,美国给韩国施压,就金融开放开始双边谈判。其他外部力量包括七国集团政府、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都在积极推动韩国开放金融市场。从国内看,自由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理念也逐步占了上风。自从90年代第一任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金泳三上台以来,韩国施政战略由保护国内产业体系转向促进经济的全球化,韩国的金融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为了使韩国全球化战略更制度化,韩国1993年申请并于1996年成为OECD成员。为了成为OECD成员,韩国同意向发达国家投资者逐步开放金融市场。除了对长期贷款和股权投资保留管制外①,韩国政府逐步放松了对资本流入特别是国外短期信贷的控制。受传统政府担保的思维惯性的影响,管制的放松导致企业过度借贷,外国银行可以在没有政府信贷担保的情况下向大企业借贷,短期外债急剧增加。处于监管真空中的隶属大财团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量在国外借入短期贷款并发放贷款给自己。从最大的30家大型企业集团的融资结构看,短期借款的比重从1994年的47.7%增加到1996年的63.3%。从1993年到危机爆发前的1997年9月,韩国外债从440亿美元增加到1200亿美元,尽管1996年债务总量占GDP的比重仅为22%,但其中60%都是短期债务。在1997年的第三季度,韩国短期外债已经是储备货币的323%。不仅如此,金融开放和放松管制的同时,韩国政府也从积极的产业指导政策和投资监管中退出,企业集团纷纷在钢铁、汽车等领域进行重复投资,造成产能严重过剩。过高的企业资产负债比率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1997年宣告破产的财团中,起亚集团的负债率为519%;汉拿集团的负债率达2056%;韩宝集团的负债率达到1900%;真露集团的负债率高达3073%。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7年初韩国一些企业集团的破产使得外国投资者对韩国失去信心,资本大量外流。同年11月,韩国用尽了全部外汇储备,固定汇率失守,韩元暴跌,由于无力偿还外债,不得不向IMF申请高达570亿美元的援助。

尽管从时间上看,金融开放并不是始于金融危机,但却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为了使本国企业集团不受外国企业影响,韩国在放松短期资本流动管制的同时,保留了对外国投资者长期投资和股权参与的限制,这种不对称的管制和国内不良的借贷文化造成短期债务比例过大;另一方面,在政府对资本流动取消控制的同时,未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造成监管真空。

三、结论和启示

(一)在金融市场没有对内开放之前就对外开放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韩国在国内没有建立有活力的、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之前,向外资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的确是一个冒险的行动。在转型过程中,市场秩序和合理的价格并未形成,这时仓促向外资出售股权,可能使外资成为改革的受益者,而国家成为受损者。韩国银行出售的丑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成功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不是一个自由放任的过程,而是一个政府积极参与和引导的过程。韩国危机前,在放松对短期资本流动限制的同时,没有建立相应的监管措施,使得短期债务迅猛增加,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韩国的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在开放资本帐户之前先加强国内金融体系的建设才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做法。金融危机后,政府在恢复金融市场稳定和金融重建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IMF给韩国金融危机开的药方是减少政府干预,但事实证明,政府干预才是让韩国尽快摆脱危机困境的不可替代的先决条件。

(三)外资不是“救世主”,期望外资来解决国内问题是不现实的,力图向国外投资者转嫁银行改革的成本更是不可能的。在韩国面临金融危机困境的时候,尽管银行全面开放,外资也不愿意进入承担银行结构调整的成本。只有金融市场稳定后,外资才进入并充分享受了韩国银行私有化的好处。基于韩国当时国内情况,向外国投资者出售银行股权是制衡国内财团势力和打破官僚金融体系的不得已的选择,但外资银行的介入改变了银行贷款行为取向,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对国内私人部门金融支持不足、缺乏与政府合作精神等。

(四)金融开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国内的借贷文化和政府的监管能力。韩国尽快开放金融市场的原因是希望改变国内的借贷文化,但信用卡事件表明,外资不仅没有扭转不良的借贷文化,而且也参与羊群行为中。在资本帐户开放的情况下,不良的借贷文化会使债务累积、并迅速扩散和蔓延,使经济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在金融开放的情况下,政府的审慎监管对维持金融市场稳定至关重要。韩国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后,衍生产品市场发展很快,金融创新也比较活跃,尽管韩国建立了金融监管委员会,并引入了新的监管方法和标准,但是金融监管的能力和水平远不能跟上金融创新的速度。

注:

①这一举措的初衷是鼓励企业财团更容易获得国际融资并成为国际化企业,同时不受外国企业的竞争性影响。

②比如墨西哥国有银行比重由100%下降到0,智力由78%下降到28%,匈牙利由81%下降到9%,波兰由80%下降到23%,印度由91%下降到80%,巴西由63%下降到43%。

③比如,韩国第一银行的销售使国外基金获得巨大收益,基金声称这是对高风险的回报。但是韩国人普遍承认政府签定了有利于外国投资者的条款。销售协议规定外国投资者不接手不良贷款,为了消除不良贷款,政府只能不断注资,私有化的风险完全由政府和纳税人背负,而不是投资基金;韩国银行销售的另一个例子是韩国外汇银行的销售,由于韩国政府以很低的折扣价出售股权,使国家蒙受巨额损失。

外国金融论文篇3

〖本文摘要〗:进入90年代,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和科技实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金融霸权地位,通过国际组织强行推行金融自由化,利用其货币的国际特权、国际投机资本和攻击性的金融投机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侵略和剥削,并成为近来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警惕和防范金融霸权成为发展中国家跨世纪的新课题。

〖关键词〗:金融霸权霸权稳定论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

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尚没有停火的迹象。空袭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扭转了冷战后一度有过的化剑为犁、全球裁军、削减军备的势头,必将加剧新一轮全球范围内的军备竞赛。战争的阴云掩盖不住美国的军事霸权,而军事霸权下的真正目的是金融霸权。因为进入90年代后,金融霸权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控制世界经济金融、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形式,军事霸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推行其金融霸权的手段。美国随时都会反击任何对其金融霸权构成的(潜在)威胁,不管它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科索沃危机就是美国给欧元布下的陷阱,在危机的“帮助”下,美国股市一路凯歌,欧元疲态尽现,美元无疑已经取得了与欧元较量的首回合胜利。对90年代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分析也能证明,金融霸权是发展中国家纷纷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金融霸权及其本质

霸权(Hegemony)是一种“霸主权”或“盟主地位”,尤其是指特定联盟或邦联中的某个国家或民族的统治或领导地位,有时也作霸权国推行的支配性的政策或强权政治。“Hegemony”一词在古希腊本来具有“领导性(leadership)”的含义,但在征服了马其顿之后,又加上了“支配(domination)”的意思。因此“霸权”含有暗示巨大权力的剥削、压迫性质的双关语气。

金融霸权(Financialhegemony)是霸权国凭借其压倒优势的军事、政治、经济和金融实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将自己的意志、原则或规则强制性地在整个体系推行,从而获得霸权利润。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并不存在金融霸权,因为金融本身就是一国经济的核心。

本质上,金融霸权是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的延伸,而军事霸权与经济霸权是金融霸权的基础,没有雄厚的军事与经济实力根本谈不上金融霸权。用武力冒险无法获得的利益可以通过金融市场上非暴力的市场竞争而获得。在传统金本位制下,英国曾占据金融霸权地位,迫使世界各国经济遵守“货币体系规则”,使得英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世界货币的供应。而当代只有美国才称得上是“金融霸权国”,与以前的霸权国略有不同的是美国通过与其他发达国家间的政策协调组成了一个“霸权集团”如七国集团,但美国仍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金融霸权的作用与影响

金融霸权对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

1、金融霸权维持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对稳定,这可以参照经济霸权主义的“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P.金德尔伯格(P.Kindleberger)于70年代初提出的,他指出:“世界经济要想保持稳定,必须拥有一种‘稳定器’,即某个国家要能负责为亏本商品提供市场,让资本稳定地(不是逆循环地)流动,而且当货币制度呆滞不灵陷入困境时,它能为提供清偿能力建立某种再贴现的机制”。在汇率浮动和资金市场一体化的世界上,霸权国“还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管理汇率结构,并对各国国内货币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该理论表明,如果没有霸权国建立并管理国际社会体系,当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让位给经济民族主义势力时,国际经济就会动荡不稳。因此金融霸权有以下作用:制定国际经济竞争规则和政策协调、执行国际经济竞争规则、稳定世界经济、促进经济发展、控制危机。

2、金融霸权国(或集团)利用其霸权地位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由金融霸权国生产的公共产品(publicgoods),其他国家不能只“搭便车”,必须付费。这种费用是金融霸权国通过剥削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收取的,具体地说,这种剥削是通过强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打开别国金融市场,利用其货币的特权地位、攻击性的金融投机和国际资本流动实现的。这将在下面做详细论述。

3、霸权国地位更迭时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动荡和不稳定。根据金德尔伯格的理论,霸权国的主要作用不仅仅是日常维持该体系的运营,而且在于控制危机局面。在一战前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由于英国的金融霸权国地位发挥的作用而大大缓和,二战后,由于英国的日渐衰落,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尚未完全确立,形成了一个金融霸权真空,导致了30年代国际金融体系崩溃和大萧条。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为金融霸权唱赞歌,反而应该警惕,因为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发达国家利用金融霸权实现金融侵略和剥削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以往金融霸权为军事霸权服务,剥削性并不突出)都更突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深远。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一书中,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三条都与金融霸权有关:第一条“控制国际银行系统”,第二条“控制全球硬通货”,第五条“掌握国际资本市场”。而相应地“控制高科技军火工业”和“控制航天工业”则分别退居倒数第一位和倒数第三位。

金融霸权的剥削形式

作为金融霸权国,美国利用美元霸权、投机资本、衍生金融工具和其背后的政治霸权、高科技力量确立了自己的金融霸权地位,并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实现对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剥削:

1、美元霸权,即利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权地位。目前,美元仍是无可争议的国际货币,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4%、外贸结算的48%和外汇交易结算的83%。美元的这种特权地位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首先,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使美国获得数额巨大的铸币税,从而白白占有了境外持币者的资源。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约有半数美元(约3750亿美元)在美国境外流通,使其每年大概获益15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0.2%。其次,分享其它国家经济成长的成果。美国相对而言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却不必对等地或干脆是不负责任地偿还它们。美国可以通过美元的贬值,既减轻外债负担,又刺激出口,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仅在1985年3月至1986年3月的一年间美元贬值就减少了美国约三分之一的债务。第三,转嫁危机。当美国出现经常帐户逆差时,可以通过印刷美钞来弥补赤字,维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将通货膨胀转嫁给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出现金融危机时,美国可以直接增加货币发行量避免信贷紧缩和信心崩溃带来的经济危机,把部分损失通过货币政策的变化转移到世界各地。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实质性的衰退,但发展中国家却深受其害。这也是为什么其它国家(如1997年的东南亚各国)出现持续的经常帐户逆差就有可能爆发金融危机,而美国经历了几十年的巨额经常帐户赤字而安然无恙的主要原因。

2、国际(投机)资本流动。战后,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和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使得国际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国与国之间流动。尽管经历了发达国家之间为主的资本流动和发达国家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过程,但发达国家无疑是国际资本的主要输出国。追逐超额利润是国际资本的本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为国际资本提供了良好的环境。1990-1996年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资本总额达11705亿美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但也同时带来了风险和剥削。金融危机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的过程中,处处都留下国际资本特别是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流动的痕迹。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目前在全球货币市场间流动的国际投机资本即国际游资至少有7.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每年总GDP的20%,每天有相当于1万亿美元的投机资本四处游荡,寻找归宿。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表现出极强的投机性、无序性和破坏性,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国际投机资本的无序流动造成的。经过近三十年的自力更生,东南亚国家经济已初具规模,为资本增值创造了良好环境,金融自由化更为国际投机资本的无序流入提供了渠道。在无序流动中有一个恶性循环,资本的流入破坏了原有的资金平衡,造成通货膨胀压力,为抑制通货膨胀,东南亚国家必须提高利率,然而高利率又进一步使国际投机资本趋之若鹜,使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结出膨胀性的果实。投机资本的大举进驻一度使这些国家喜形于色,但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投机资本便一窝蜂地进入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投机泡沫开始膨胀。大量投机资本的流入必然造成配套本币的匮乏,诱使本币升值,继而导致经常帐户的逆差,为未来的贬值打下了埋伏。当投机者们看到时机成熟,便“不经意”地捅破泡沫,带领投机资本如潮水般地涌出,造成在短期内无法弥补的资金真空,导致货币的过度贬值。这样,东南亚国家“破产”了,国?释痘时救绰囟椤?BR>作为金融霸权国的美国同时也是目前世界上头号债务大国,但从来没有看到美国为此而担忧,更不会发生类似于80年代初期拉美式的债务危机。相反,美国从中受益匪浅,这一方面得益于美元的特权地位,另一方面得益于由此带来的国际(投机)资本流动。实施金融大改革后,美国利用美元的独特地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资金运用十分成功,低成本甚至无成本的资本输入和高回报的资本输出使得美国获取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的大部分利益。所以,只要美国需要资金,可以随时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整从容不迫地达到目的;所以,美国强烈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其金融市场,实现包括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内的金融自由化,以使其资金自由进出这些国家;所以,当发展中国家出现所谓的“某某奇迹”时,美国便输出资本,流入后者的股市、汇市等短期资本市场。这些资金的流入在别国吹起一个个经济泡沫,制造出虚假繁荣,一旦时机成熟,美国便通过各种手段将资本回收,当然携带着丰厚的利润。在过去的一年里,以各种形式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约有7000亿美元,其中由东亚地区转向美国的外资就超过3000亿美元。这些资本简单的一进一出,给美国带来的是经济增长,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却是苦不堪言的危机。因此,关于“资本流向世界,利益流回西方”的说法不无道理。

3、攻击性的金融投机。目前,美国有1万多只共同基金拥有近4万亿美元资产,3000只对冲基金拥有4000亿美元资产。其中对冲基金无疑是在世界各地金融市场兴风作浪的急先锋,尤其是索罗斯及其量子基金,共同基金也一改以前的稳健作风加入投机的行列。1997年9月,美国股票总市值为12万亿美元,每日平均交易额为450亿美元,即使这些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动用几十、上百亿美元在美国股市折腾也不一定有什么作为,但到了泰国、马来西亚甚至香港、新加坡的股市,无疑于大象跳进游泳池,无论做多还是作空,都足以掀起惊涛骇浪。事实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去年的香港金融保卫战都是美国的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在作祟。它们调度巨额投机资本,配合舆论声势,运用衍生金融工具和立体投机策略,先攻陷外汇市场,然后利用各个金融市场间的内在连动性获取惊人的投机利润。香港之所以没有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并非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采取了出其不意的干预措施,主要是俄罗斯金融危机使得这些国际炒家无暇自顾。在现行的国际金融市场“游戏规则”下,国际炒家的风险与收益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只要操作得当,几乎总处于无往不利的只赢不输地位。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略有油水的新兴市?叶家丫幻拦亩猿寤鸷凸餐鹣な至烁霰椋庑┕乙参抟焕獾叵萑胙现氐慕鹑谖;蚓梦;S斜ǖ乐な担巯碌陌臀鹘鹑诙粗校猿寤鹨餐巡涣烁上怠9セ餍缘慕鹑谕痘墙鹑诎匀ǘ苑⒄怪泄仪致院桶鞯淖钔庠诘姆绞健?BR>4、美欧银行资本大肆低价收购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作为东亚金融危机也可以说是南方金融危机的后果之一,就是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企业倒闭、破产成为普遍现象。当金融霸权国炮制出金融危机后再杀一个“回马枪”,以“地价”收购东亚企业特别是金融机构,而这时后者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有任人宰割。东亚挥泪大甩卖的过程就是金融霸权的实现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被剥削的过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连美国的盟友日本也成了被美国收购的对象。

金融霸权的必要条件:金融自由化

由以上可以看出,金融霸权国要达到金融侵略和剥削的目的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即开放的金融市场、巨额的国际投机资本和操纵别国金融市场的工具(包括衍生金融工具和投机技巧)。其中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是实现金融霸权的必要条件,这也是霸权国所极力推崇和推行的。霸权国打开别国金融市场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其霸权地位强迫发展中国家开放其金融市场,二是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变相推行金融自由化。国际资本流动要求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而后者不仅加速了国际资本的流动,也导致了国际资本流动的无序化。所谓“无序”一方面指国际资本特别是国际投机资本流动的速度和规模超出了经济运行和调整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指国际投机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肆意掠夺。

半个世纪来,在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极力推动下,促进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所津津乐道的。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时所定的章程中没有“资本帐户自由化”的条款。不仅没有,而且基金协定还赋予各国“资本控制”(capitalcontrol)的权力。60年代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弗莱明-孟代尔(Fleming-Mundell)定理也部分地表达了这一思想。该定理说明,在“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固定汇率”三个条件中,最多只有两项能够同时满足。后来,克鲁格曼提出的“永恒的三角形”发展了这一定理。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撒且尔和里根上台为标志,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干预主义经济学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成了世界性的潮流,在这一潮流的有力推动下,国际资本流动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一个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金融体系似乎已经初见雏形。凭心而论,资本的自由流动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即使现在被国际投机资本搅得焦头烂额的东南亚国家当年创造的奇迹也沾了国际资本流动的光。

但这并不等于说国际资本流动真的就无可挑剔,在价格充分浮动、资本充分流动的条件下,风险也随着资本特别是国际投机资本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而在各国游荡,随着国际资本的膨胀而膨胀。而其中的风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巨大,这是因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投机资本对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变化极为敏感,国际投机资本又完全不受发展中国家所控制。

然而,就目前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限制国际投机资本过度投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还在极力推动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进程,并一度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发生危机并非投机资本的过度流动而是流动不够。1997年在香港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IMF提出了修改IMF章程的设想,其目的是要将“资本帐户自由化”列入IMF章程。在东南亚国家被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流动和投机搞得心烦意乱的时候,IMF讨论修改章程,推进资本帐户自由化进程无疑招致各界的议论。以发达国家的官员为代表的支持派大唱赞歌,因为这符合它们的利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金融危机受灾国要求加强对对冲基金和国际投机资本加强监管的建议漠然视之,甚至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进金融自由化。

美国还通过控制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对非发达国家剥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论上是一个旨在稳定国际汇价、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并透过提供短期贷款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暂时不平衡问题的国际机构。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加上该组织的极大部分资金来自美国,令人不得不怀疑美国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的幕后策划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贷款给有经济问题的国家时,对贷款国规定甚严,必须要他们做到合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游戏规则。甚至有人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是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平时,美国并不过多地直接介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日常运作,而是让182个成员国的24名代表组成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局来负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日常运作主要是对世界经济的“监控”,美国真正介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过程是在成员国经济陷入严重困境并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的时候。因为只有在这种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重要的是美国财政部--才有可能以提供援助贷款为条件向求援国榨取最大限度的让步。从理论上讲,美国的影响力是有限的: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有18.5%的投票权。但实际上美国通常都能得到其他英语国家--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更多地是通过幕后活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加影响,并且通常都能使自己的意志得到贯彻。

亚洲国家在遭受金融风暴蹂躏践踏出现了严重危机后,不惜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严苛的借贷条件时,“经援”便变成了化缘式的乞讨。IMF向泰国、印尼、韩国、俄罗斯等受灾国提供的援助,绝不是“免费午餐”,一个重要的药方就是,被援助国必须承诺进一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允许外资更大程度地参与金融产业。援助的结果是,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纷纷倒闭,外资尤其是美资金融大鳄,龙骧虎视,等待下一次最好的机会进行蚕食鲸吞。难怪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要指责美国藉IMF贷款之名,行“经济殖民主义”之实,企图操纵别国经济。而韩国人也认为,美国意图透过IMF操纵韩国经济甚至将1997年12月3日视为本世纪初日本入侵实行奴化以来的第二个国耻日。

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1997年12月13日,世界贸易组织102个成员国签订了“金融服务贸易协定”,在以下方面达成协议:允许外国在国内建立金融服务公司并按竞争原则运行;外国公司享有国内公司同等的进入国内市场的权利;取消边界服务的限制;允许外国资本在投资项目中比例超过50%。不难看出,该协议生效后最直接、最大的赢家将是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

结论

如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外围理论,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也同样处在中心-外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以金融霸权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处在中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在外围,即使金融霸权在中心国内部发生更迭(如欧元挑战美元)也不会改变这个体系。中心国与外围国的关系是主宰与依附、主导与顺应的关系,这也决定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的不平等,也决定了两者属于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任何国家挑战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都是不太可能的。美国的金融霸权已成为目前危害发展中国家金融健康运行的最大威胁,如何防范金融霸权主义,增强本国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是发展中国家刻不容缓的跨世纪课题。

作为发展中国家,不能因为金融霸权的存在而割裂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联系(也是不可能的),经济金融的相互依存毕竟是大局,但也不能机械效仿西方特别是美国模式,盲目地走金融自由化道路,否则未享其利,先蒙其害。要避免金融霸权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最关键的一点是阻断剥削的渠道,即在本国经济尚不能有效抵御外部冲击时,不要过早开放本国金融市场,适度的资本管制是必要的。马来西亚、台湾、韩国、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纷纷出台资本管制措施,也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发展中国家应该紧密团结起来,在国际组织中争取更大的发言权,与美国的金融霸权抗争,为本国进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

对于中国而言,在金融自由化和所谓的资本主义思潮的全球化面前可以静观待变,不必完全进去或谨慎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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