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30 23:22:26

国际金融论文

国际金融论文篇1

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日趋严峻,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以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惠民生为重点的宏观经济政策[1],包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4万亿元投资计划[2],进一步增加对农业和农村投入等。这些政策能否落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服务的保障程度。

1.在扩大内需方面,为拉动农民消费需求,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家电下乡”、“微型客车下乡”的推行力度,并希望通过流通企业与生产企业合作建立区域性农村商品采购联盟、加快发展农资连锁经营、推行农资信用销售等方式,进一步扩大农业生产资料、机具设备和农民日用消费品市场。显然,在实施上述措施的过程中,从生产厂家、批发和零售企业到最终消费者,都需要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担保、托收承兑、结算等方面的服务。在城市,住房和汽车无疑是重量级消费品、房地产贷款、汽车金融是连通生产和消费环节必不可少的链条。目前正在推行的家用电器消费信贷,也对促进消费起到了积极作用。

2.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推动自主创新,促进技术升级,积极发展和推广环保技术和新能源技术,是节能减排、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的主要手段。最近中央制定了十大重点产业振兴规划,振兴措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通过支持大型企业集团的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淘汰部分落后产能和老旧技术,实现较大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和专业化分工。而上述一系列举措,如果没有巨额资金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

3.在扩大投资保增长方面,更是需要金融的配合。在4万亿投资计划中,中央财政出资1.18万亿,其余近3万亿需要地方和社会出资配套。据有关方面测算,今明两年需地方配套1.12万亿元。按2008年四季度水平估算,各级地方政府有能力承担的配套资金总计6200亿元,资金缺口达5千亿。如果考虑到各地合计20万亿左右的投资计划,需要从金融市场筹措的资金量更加庞大。

4.在促进就业方面,由于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远远大于大中型企业,因此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确保其资金流动顺畅,理应成为落实刺激经济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大幅下挫,制造业出现生产过剩,经济明显减速。在这一背景下,宏观政策对金融体系的要求有着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一是要求金融体系快速传导货币政策,实现政策意图,使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以后释放出来的流动性能够有效进入实体经济,货币信贷能够合理平稳增长,满足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大量资金需求。

二是要求金融体系能够有针对性地强化以往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优化信贷资金投向,改善对“三农”、中小企业等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特别要对基本面和信用记录较好、有竞争力、有市场、有订单但暂时出现经营或财务困难的企业给予资金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方针要与产业政策更好地协调配合,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原则,加大对民生工程、重大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消费、节能减排、科技创新、兼并重组、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信贷投入。

三是要求金融体系在改善金融服务的同时,进一步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有效控制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稳定。在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外部金融市场环境继续恶化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金融机构面对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更加严峻。对于金融业来说,既要贯彻落实好中央“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的各项措施,又要确保自身的经营稳健性和资产安全性,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总之,无论是短期的保增长政策还是中长期的扩内需、调结构政策,都对金融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金融机构的经营环境(例如实施多种财政补贴措施、政府投资项目为企业提供市场空间等),进一步扩展了金融机构的经营空间,为金融机构提供新的业务增长点。

二、现有金融体系的结构和制度缺陷致使货币政策传导不畅

从2008年9月以后,中国货币政策开始由适度从紧转向适度宽松,意在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整利率和信贷管理方式,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为此,中央银行五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且取消了对金融机构信贷规模控制。从实施效果看,2008年11、12月两个月信贷额分别增加4770和7718亿元,2009年1月份新增贷款更是达到1.6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加3895亿、7233亿和8141亿元。M2的增速也出现快速反弹,12月同比增长17.82%,增幅比上年末高1.08个百分点,比上月末高3.02个百分点,1月份同比增长达到18.79%,表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初步见效。但同时,也要看到货币政策传导阻滞还比较严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尽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明显降低,但货币乘数仍持续下滑,反映出金融体系货币扩张能力的下降。目前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由最高时期的17.5%降为15.5%,其它中小型金融机构降为13.5%,但2006年第二季度开始的货币乘数下滑趋势却未停止。2008年末,货币乘数下滑至3.68[3],比近几年的高点下降1.44,为2003年以来最低(见图1)。

图1:货币乘数变动趋势

随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降,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却大幅上升,2008年末达到5.11%,比上年末高1.81个百分点(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3.93%,股份制商业银行为5.73%,农村信用社为10.12%,分别比上年上升1.93、1.97和1.22个百分点),表明经中央银行释放的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又沉淀于银行体系,部分抵消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降的影响。

2.在2009年1月份新增企业贷款中,短期票据占42%,新增6239亿元,是去年11月和12月的三倍,更是去年10月的十倍。由于企业借入的这些票据利息低于存款利息,因此近期贷款飙升有可能更多的是出于财务目的,而不是实际需求。也就是说,企业可能在囤积现金而不是使用资金,贷款数量的增长或许不能立即推动经济增长。事实上,进入2009年以后,中国A股市场出现反常大涨,部分企业贷款进入股市应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3.从贷款结构来看,一些瓶颈领域并未得到缓解。图2表明,在2008年第三季度放松银根后,农业贷款增速低于贷款平均增长率,且两者差距呈扩大趋势。图3显示2008年11月以后农业贷款和农户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为两年来最低水平。

图2:农业贷款增长情况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人民银行网站提供的数据计算而得。

图3:农业贷款和农户贷款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人民银行网站提供的数据计算而得。

造成货币政策传导途径不畅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间接融资比重畸高,资本市场发育不够。尽管近几年资本市场得到较快发展,但银行主导金融体系的本质特征并未改变。由表1可见,2001~2008年间,贷款一直占到非金融部门融资量的80%左右,股票和企业债融资比重最高也不超过20%。如果扣除国债因素,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的比重更高(见图4)。

表1:2001~2008年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情况简表

20082007200620052004200320022001

合计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00.0

贷款83.178.782.078.187.985.180.275.9

股票6.113.15.66.05.23.94.07.0

国债1.73.66.79.510.810.014.415.7

企业债9.14.65.76.41.11.01.40.9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注:①本表股票融资不包括金融机构上市融资额。②2007年国债数扣除1.55万亿元特别国债。③企业债包括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和公司债。

图4:非金融企业融资结构(扣除国债)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必然导致货币政策传导阻滞[4]。同时由于商业银行信贷活动与股权投资活动的经营特点差异很大,其行为表现也存在很大不同。出于稳健性和保证资金安全的要求,银行的经营活动往往表现出顺周期的特点,即经济上行时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反之则收缩信贷。近期信贷市场中,商业银行明显表现出对政府项目的偏好。对于与4万亿投资计划有关,特别是有政府信誉和税收担保的投资项目,商业银行之间竞争十分激烈。但是,对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陷入经营困境的中小企业和非政府企业,商业银行的慎贷行为并没有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改变。

二是目前中、农、工、建、交五大银行占据了银行市场50%以上的份额,如果加上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5],大中型银行的市场份额占比在70%以上。这种大中型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也使金融体系的重心更容易向大中型企业倾斜,从而影响宏观调控政策意图的实现。

三是竞争不足导致商业银行缺乏创新意识。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一直受到双重保护:一是严格限制市场准入,二是存贷款高利差。我国一年期存贷款利差长期保持在3%以上[6],而在成熟市场,银行能得到0.2%的利差就已不易。高利差使得银行业金融机构只靠存贷款业务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加上现有监管制度的重点放在防范风险上,对于不良贷款要层层追究责任(甚至是终身责任),而对创新则基本没有实质性激励。由此造成银行往往不思进取,躲在大树底下乘凉,缺乏拓展高端业务的动力。目前大部分中资银行的利润,有80%左右来自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就连贷款业务,不少银行也习惯于依赖抵押、担保来防范风险,缺乏适度承担风险、通过创新保障方式拓展市场的勇气。

三、加快金融改革,完善配套措施,造就高效率的金融体系

在金融发展滞后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畅,即便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很难有效刺激陷入低迷的经济。目前的资金供给在数量上已经不小,关键是如何将这些资金供给通过金融体系快速输送到实体经济。可以说,国际金融危机加大了推进中国金融改革的紧迫性,只有加快金融改革和创新,才能使货币政策真正发挥作用。

1.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建设

资本市场的发展对有效传达货币政策意图、改善货币政策效果具有重要作用。一个高效的资本市场会大大拓宽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带动投资与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影响中国资本市场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资本市场结构扭曲,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发展不对称,主板市场缺乏低层级股票市场的支撑。因此,下一步改革应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丰富资本市场品种,发展多种交易商品。近两年中国债券市场有了长足的发展,2008年累计发行各类债券(不含中央银行票据)29381亿元,虽然总量上年同期持平,但结构有较大变化,其中企业债券发行额同比增长68.7%,增幅加大37.4个百分点。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发行量较上年均有较大幅度增加。尽管如此,中国债券市场的问题仍比较突出:一是企业债比例仍然偏低(2008年占比为30%);二是发行市场分割,企业债、上市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分属三个行政管理部门,发行标准和程序皆不统一;三是二级市场被分割为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从交易量看,前者占比99%),交易制度和清算体系也不统一。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中国债券市场的运行效率,同时也会带来较大风险。下一步改革,应尽快理清监管思路,整合分割的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统一监管规则,规范交易行为。另一方面,对企业承兑票据、REITs等产品的发展,也应给予鼓励和支持,并提前对市场进行规范。

(2)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目前创业板市场的制度建设已经完成,应选择何时时机尽早推出。同时,应鼓励私募股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尽快制定和完善发展私募股权市场的相关政策,认真总结分析现有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体系的问题,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设计和调整市场布局。

(3)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目前金融市场利率(主要是机构之间资金借贷的利率)已经完全实现市场化,包括货币市场的拆借、回购交易利率,基于报价产生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等。资本市场的国债、金融债以及企业债等也基本实现了市场定价。唯有存贷款利率(金融机构对客户的零售利率)的市场化,进程十分缓慢,监管部门对于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仍实行管制。如前所述,存贷高利差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有效竞争,降低了金融服务质量。长此以往,不仅会大大影响中资银行的国际竞争力,而且也不利于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下一步既要在调整货币政策的同时,逐步缩小存贷利差,又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快推进零售利率的市场化,例如先加大贷款利率的下浮空间,再全部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先放开一定数额以上的大额存单利率管制,并逐步降低门槛,最后取消全部存款利率管制。

2.进一步放开管制,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1)积极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小型信贷机构。2008年5月人行和银监会共同下发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后,各省相继开展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使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有了跳跃式增长。从试点情况看,有些地方对小额贷款公司控制过严。例如某省不仅限制新设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一县只给一个名额),而且要求发起人必须是骨干企业。这样的限制不仅将大多数希望进入该行业的民营企业家档在门外,而且由于缺乏竞争机制也不利于引入小额贷款公司的健康成长。从中国经济的现实需要出发,对小型信贷机构数量不应过度限制。在同一个地点,至少应开办两个以上的小额贷款公司。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每个乡镇发展到2~3家也不算多,应尽早放开对名额过于僵硬的行政控制。

现行制度对于设立其他类型的小型信贷机构要求也是偏高的。例如设立乡镇银行要求至少有一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发起人,且为最大或唯一股东。对资金互助社的设立要求也过于严格,例如资金互助社必须有符合任职资格的理事、经理,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设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等。此外,对小型信贷机构的监管要求也普遍偏高,对其公司治理的设计过于繁杂。建议对设立小型信贷机构制定更加符合现实、有利于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的准入制度,并根据小型信贷机构的不同性质或规模,设定不同的监管要求。

(2)尽快放开民间信贷。近来,人民银行正在加快制定《放贷人条例》,对非吸收存款类放贷人地位给予法律上的支持。这意味着将赋予资金拥有者更多的运用资金的自由。民间信贷的“阳光化”,将有利于打破银行垄断的信贷市场格局,使资金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据估计,目前民间资本总量大约在2万亿上下,一旦这些资本被激活,势必对中国经济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产生巨大的作用。因此,尽快放开和规范民间信贷,应当成为近期的一项政策选择。

3.改进金融机构特别是小型金融机构的经营条件

(1)鉴于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吸储,从长远来看,后续资金不足将是制约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瓶颈问题。目前一个可行之道是通过金融创新将商业银行的资金优势和小额贷款公司的网络优势有机整合,从而更好地满足农民、微型企业和其他创业者的融资需求。因此应进一步鼓励包括各类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内的大型金融机构向小额贷款公司发放委托贷款和批发贷款,形成资金有效对接。

(2)加快建设和完善信用担保机制。对于商业银行来说,目前是扩大信贷的好时机。但是由于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客户群实力弱,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足,贷款风险很大,银行因此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针对这种情况,应加大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的力度,大力发展担保行业。

(3)在人才培养上为中小信贷机构提供支持。据部分小型金融机构负责人反映,目前他们最大的困难,不是资金,也不是缺少担保和抵押,而在于因机构太小而没有培养人才的能力。为此,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应建立起长效的培训机制,加大对中小型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以尽快提高其素质和财务分析、风险识别能力。

(4)加快落实实行多种抵押担保形式的有关规定,抓紧进行股权和企业股权质押登记,大型农用设备、林权抵押登记,纠纷处理办法等配套制度建设,提高抵押品市场的流转效率。

4.加快新型金融产品的开发

(1)要促使商业银行转变观念,摒弃过分依赖抵押担保的思想,更加注重第一还款来源的质量,改变坐等客户上门的经营习惯,通过营销创新,主动开辟和扩大市场。

(2)要鼓励金融机构根据政策的许可范围,积极进行金融创新,如银行可以开发多种形式的抵押质押信贷产品,扩大担保物范围;保险公司可以开发信贷保险产品以及多种适合不同类型客户需要的小额保险

(3)要鼓励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开展更深程度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提高服务效率和风险控制水平。

5.注意防范金融风险

在货币政策转型、货币供给总量增加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明显加快,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迹象:

(1)出于贷款安全的考虑,很多商业银行将贷款服务对象集中于与政府投资计划有关的大项目和大企业。对于这类项目,银行为了争取市场份额,抵押担保要求往往被迫降得很低。

(2)在同质竞争下,价格战在所难免,利率下浮成为常态,而且贷款越集中的大户,利率越低。此外在房地产贷款上,为留住客户,各银行基本上都采用利率下浮30%(政策允许的最大幅度)政策,使得部分期限存贷款利率出现倒挂。

(3)由于地方投资热情高涨,部分银行在资金投放上受到地方政府的压力,可能会放松贷前审查和贷后管理,使资金流向经济前景不好的项目。部分保险公司在运用保险资金时,也可能因地方政府的影响而进行不够谨慎的投资。

(4)部分信贷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向了股市而非实体经济。

上述问题显然加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既要支持中国经济走出低谷,又要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防止不良贷款大幅度、快速反弹。为此,从监管部门角度看,要注意防止金融风险跨业、跨市场转移,严格防范创新业务风险和误导性销售,防范关联企业贷款风险;从金融机构角度看,也要在抓住发展机遇的同时,强化危机意识和风险管理,避免发生重大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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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初步统计,2008年9月以后,中央政府各部门出台的相关刺激经济配套文件达到近60个。

[2]4万亿投资的结构为: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等45%,灾后恢复重建25%,保障性安居工程7%,农村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9%,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9%,自主创新结构调整4%,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1%。

[3]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8年第四季度》。

[4]理论上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作用主要通过三条渠道实现:一是投资。当宽松货币政策引致股价上涨时,公司的市值提高。公司可以用较高的价格发行较少的股票,从而有利于增加公司投资;二是财富效应。股价上升,金融财富增加,居民消费支出将增加,进而刺激实体经济;三是信用。股价上升使得企业财富升值,对于银行来说,抵押品升值,信用风险降低,因而有动力加大贷款投放。

[5]这类银行的目标客户一般贷款规模起点为1~2千万元,银监会对小企业贷款的定义为500万元以下。

[6]2007年曾高达3.51%,目前为3.06%。

【摘要】当前,我国金融发展滞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畅,即便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很难有效刺激陷入低迷的经济。现有资金供给在数量上已经不小,关键是如何将这些资金供给通过金融体系快速输送到实体经济。国际金融危机加大了推进中国金融改革的紧迫性,只有加快金融改革和创新,才能使货币政策真正发挥作用。为此,应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建设,进一步放开管制、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改进金融机构特别是小型金融机构的经营条件,加快新型金融产品的开发,并注意防范金融风险。

国际金融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 国际金融 关系 [论文摘要]比较英国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段时间资本的流动状况,引入变量,来找出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之间的联系。 如果对贸易和金融的控制由于某个共同原因同涨同落,那么两者之间的联系则很难说清。分别在两个不同地域研究这两个作为研究案例的国家的贸易和金融之间的联系,也许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都在一战以前都对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采取显而易见的放任主义政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贸易摩擦增多。另一种解释是两国都正是地使用经济计量经济学工具,接下来的证明中我们也将采用这种方法。 作者首先研究英美与和其贸易更加密切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流和资本流与其他贸易国家的不同。显然,密切的贸易伙伴之间贸易流和资本流都很大。如果与其它国家的资本流动一样,这是因为在计算中计入了发展水平、殖民地地位、货币政策、违约和社会制度。尽管以前的研究都没有建立贸易和金融模型,但是这些研究都表明这些因素在这两个国家对贸易和资本流的决定都起重要作用。 一、经验统计 作者又依据已存的一些理论假设,依靠公式模型的理论,可能会发现一些不同的理论和预期得到的贸易和金融在数据上的正相关的关系。下面列举了一些可能的理论: 1.金融相当于对贸易的输入。由于双方更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了更少的交易成本和更小的风险,更大的国家间的资金流从而产生。但由于更便宜的交易信贷,金融的发展也使得贸易繁荣。 2.信息溢出。通过商业活动,产生了贸易联系;贸易联系加强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但这也反过来刺激出更大的将金融资本的流动。相反的因果关系也是可以想象的:更强的财政的交互作用何能会导致更客观的信息交换,这也会刺激更多的贸易。信息在公共和私人之间也会泄露。 3.完全违约和贸易惩罚。贸易的所得可以被用作一旦违约时的惩罚手段。 4.名声的间接影响。持续的低风险,在商品合同中的诚信交易可以提升名声,进而提升长线交易的可持续性。 5.风险共享和产量划分。国家间的金融发展和合并推动了风险共享,这就可以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产生更加专门的产品模式,从而提高贸易量。 6.外国直接投资。由于有建立“出口平台”的愿望,外国直接投资是有动机的。它是由价格因素决定的。FDI随着贸易的变化而一起变化。当运输成本太高时,本地市场就需要更多的本地厂家,FDI就替代了贸易。 基于上面的理论和双边贸易、资金流等数据的可靠性,作者假设上面的项目存在一定的关系,这个关系可用于从某个策源国到几个目的国的资金流: ln(Financial Flow/GDP)it = a + b ln(Trade Flow/GDP)it + c Xit + uit 金融资本流动量由参与国的规模适当规划,X是其他影响国家间金融流量的变量的矢量,u是误差,使公式保持正常。 这里有些单元是在过去某时段的接收部分,它是整个时期的平均数据。典型的数据可以通过不同时段的几个接受部分的数据获得。这里所依赖的变量值用来衡量双边金融流入量。类似的,贸易值也可以衡量贸易。可控变量X包括人均收入、货币制度等。这些变量值对贸易量、金融流动量、或二者兼有影响。 (一)稳健性检测:其他控制变量 经过分析,得到一些变量,这些变量反映了其他可能补充对该国的资本流动的因素的贡献:劳动力增长(通过人口增长率和移民率反映),人们的资本积累水平(通过教育费用衡量),自然资源(通过代表出口资源反映)。这四个另外加上的变量没有对私人部门有很大影响但初级产品变量对公共投资造成了较大影响。 (二)稳健性检测;辅助变量估计: 作者再次运用工具变数校正贸易潜在内生性的方法进行基准分析,当用贸易的工具变数分析时,贸易对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影响都要比在运用OLS分析时要大。从 结果中得出在该例中贸易金融关系对于由金融到贸易的相反原因引起的内生性保持稳定。 (三)稳健性测定:违约和制度 对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决定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影响,因为该影响是间接的。讨论说明大英帝国继承了优良的体制,该体制和帝国与高的贸易流相联系,促进了更多的资金流。贸易和金融的关系,从表中得出的结论对默认值变量和体制变量并不敏感,事实上是固定的。 (四)模型检测:贸易帝国的交互作用和惩罚理论 最后,抛掉没有意义的体制系数,对战前例子中加入一个关于殖民的变量。关于殖民的系数可以说明贸易对资金流的影响相对独立国家是强还是弱。关于惩罚假说,表中没有提供支持。在殖民地贸易对金融的影响并不逊于独立国家。我们得出贸易和金融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的联系是一样强的,同时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 二、讨论 在美国情况就不同了,首先要指出的是在两次战争之间,美国的投资并没有像战前英国那样被贸易所引导向私人部门。因为人们公认在两次战争之间时期的贸易比战前贸易更为不安全而交易成本更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包括在战后持续的贸易锐减,金本位的崩溃,更严重的贸易壁垒以及增大的交易成本。有可能由于上述问题过于严重,从而使得连通私人部门间关系的渠道被削弱了。多年在世界金融领域处于领导地位,給战前英国足够的时间来展示这些累积的力量。然而在两次战争期间,在美国霸权建立的早些时候,美国没有显示出这种积累。这一在新金融霸权出现期间联系的削弱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我们接下来指出在两次战争之间所出现强烈的所得效益。这些所得效益对于私人投资和总投资说明了新的霸权是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上的。如果在两次战争之间,信用薄弱,持续时间很短且难以有效获得信息的话,美国的投资人将会寻找一个可选择的信号来帮助他们找出较好的债务人。这是人均收入可以被视为在该国能可靠经商投资的信号。这一因素在强烈的贸易-金融关系中尤为明显。 最后,要指出的是金本位制对于其他衰退的影响是十分轻微的。在研究中,贸易关系与殖民地地位比起前在投资目标国的货币体制更能吸引投资者。金本位制可以看作是贸易变量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许多采取金本位制的国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把殖民地这一因素和金本位这一因素结合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金本位制视为殖民地因素的一部分。 三、结论 总体结论是贸易-金融之间关系在1870-1913和1920-1929确实存在并发挥作用。通过对于机制等变量的分析可以发现:增长的贸易将导致从两个霸权国家获得更多的投资,一战前的英国和战后的美国的银行家走向了世界。 那些研究信息与信用有贸易外溢到投资的理论可能会借助于我们分析中所发现的两个霸权国家之间的差异。由于英国商人和借款人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相互关系及信用,外溢现象在一战前更为显著,而由于美国是新兴的霸权国家,缺少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充当领袖的记录,这一关系在两次战争间的美国较为薄弱。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发现在两次战争间私人投资的贸易-金融参数较小。 最终作者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有关贸易与金融之间的联系的解释说明应着眼于在各个时期都有效,并加入其他外生变量如政治,帝国,组织机构,运输成本及其它可以更好的说明这一理论的变量。 

国际金融论文篇3

【相关摘要】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及其法律监管制度是国际金融法上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本文运用国际金融法学理论和比较法对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及其市场监管中的若干法律问题进行了研究。除导言外,全文共分八章,约22万字。上世纪国际金融创新的一个主要标志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和发展。大量国际衍生产品的诞生和发展,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国际金融市场的格局和发展趋势,也对传统国际金融法的演变和发展带来了影响。有关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研究通常可以从合同法、侵权法、信托法、公司法等私法角度展开,而本文则主要是从公法角度来研究金融衍生产品的国际法律监管制度。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种类繁多、金融创新持续正在进行等原因,本文主要是对现行国际监管立法中的重点问题,如金融衍生交易场所和交易中介机构的法律问题、金融衍生交易中的客户保护、金融衍生交易的风险管理制度等。第一章是对金融衍生产品及其市场演变的基本介绍。在该章内容中,本人首先对金融衍生产品从法学和经济学两个角度概括了其基本含义,并对金融衍生产品的主要分类和新出现的复杂品种做了介绍;其次,文章对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出现和发展做了简要介绍,重点是对参与衍生交易的资格、交易目的,以及不同种类衍生产品的法律性质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第二章是对金融衍生产品国际法律监管制度的分析。上世纪60年代出现的金融创新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国际货币金融法律制度,也促进了金融衍生交易相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立法的改革。在本章中,本人分析了各国金融衍生监管立法的演变和发展趋势,并概括出金融衍生产品国际监管法律制度的五大法律特点。第三章研究了金融衍生交易场所及其非互助化改革的法律问题,包括场所设立、产品设计、市场监管和非互助化改革所产生的法律问题等。第四章论述了金融衍生交易中介机构的法律问题,重点是中介机构的市场准入、业务行为的法律监管、交易透明度,以及禁止的业务行为等。第五章是有关金融衍生交易中客户保护的法律研究。由于金融衍生交易的风险性和创新特点,因此对客户保护成为各国金融监管立法的重要内容。本章从金融衍生交易的适合性和风险揭示原则入手,对衍生交易的行为规范、投资者赔偿制度和争议解决机制等法律问题进行了论述。第六章是金融衍生场外交易市场及其法律监管制度的研究。本章主要从合同发的角度对场外金融衍生交易合同的成立、法律性质、合同转让与变更、合同违约与法律救济、合同法律适用与法院管辖等问题进行分析。此外,对场外衍生交易市场国际法律监管制度的确立提出了本人的思考和建议。第七章是有关金融衍生产品风险管理制度的分析。首先本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识别和衡量做了论述,其次是对风险管理的法律框架,以及交易场所和场外市场的风险管理重点法律制度做了比较研究和阐述。第八章是金融衍生产品在中国的实践和监管立法的思考。在对中国金融衍生产品失败实践的法律原因进行分析归纳以后,文章论述了中国发展金融衍生产品的必要性、衍生交易法律制度建设、国债期货交易法律制度重建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文章的最后部分还对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理念的更新做了一定的探讨。

国际金融论文篇4

该书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着重论述了“国际上主要金融市场的法律与监管”,在这部分介绍了美国的证券法,美国的国际银行法,银行与证券领域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欧洲单一金融市场,欧洲货币体系和汇率体系,欧洲货币联盟和日本银行与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等问题。

第二部分介绍了“国际金融工具和离岸市场业务”。在这一部分介绍了欧元存款和银行存款,国际支付系统,跨国的资产冻结,欧洲债券和全球债券,国际资产证券化,国际股票市场的竞争,国际清算结算系统,国际期货与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国际掉期和离岸互助基金等内容。

第三部分介绍“国际新兴金融市场”。这部分着重介绍了亚洲一些国家的项目融资、新兴市场国家的民营化与机构投资者、亚洲货币危机。

从内容来看,书中收录了两位教授的有关论文,选摘了其他著名教授的有关论文和著名著作中的片断,还引用了一些法律和国际条约的原文,严格说来,本书是作者“半写半编”而成的。由于本书的领域涉及广泛,内容复杂,每部分都请最好的专家来写,请最有名的权威来支持。这种既突出重点,又体现合作的方法,使本书内容的每个部分都是最好的,全书也是最好的。

这两位法学教授在分析国际金融法的时候,不是就有关法律条文或判例进行介绍,而是从经济学与统计学的方法出发,用统计数字和图表向读者展现国际金融的现状与发展,然后进行金融市场的各种交易分析,再转入各国的国际金融政策分析、国际机构的政策分析,最后才落实到各国的有关法律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条约。这种风格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同美国法学院着重案例教学和司法技术研究不同,在曾经创立了案例教学法的美国哈佛法学院里,这两位教授居然不用案例分析,却用经济统计的数字来分析,以引起读者对国际金融宏观的兴趣。

维仑斯教授进入法学院之前,是经济学教授,而斯卡特教授则是欧美“30人小组”的专家之一。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是著名的经济专家,斯卡特教授作为法学专家参加这个小组可见他的经济学功底之深厚。

美国的法学院近20年来有跨学科研究与教学的倾向,经济学与法学,管理学与法学,政治学与法学,国际关系与法学等不同学科,现在越来越融合在一起。法学院聘请了经济学博士当教授,欢迎国际政治学的教授到法学院加盟,法学家与经济学家在一起开研讨会,他们之间使用同样的跨专业术语,使用同样的语言,对原来属于两个领域的概念,现在有同样的认识,学者们的跨学科融合导致了研究的融合,这本书就是国际金融学与法学相结合的产物。

国际金融论文篇5

关键词: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

1加紧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的紧迫性

1.1加紧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是金融形势所迫

当今随着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和不可抗拒的潮流,金融全球化也得到了广泛而迅速的发展。货币及其它金融工具失去了国界的屏障,使得一国的金融安全和稳定与其他国家金融的安全和稳定息息相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金融秩序仿佛进入了“无制度”时代,便捷的电子化交易系统使得规模庞大的国际游资形同“幽灵”在全球范围内“四处游荡”,国际金融市场面临较大的投机空间,且投机的“传染效应”越来越明显,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和破坏性急剧攀升。世界政治也向多极化格局的方向发展,使世界货币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美元、欧元和日元处于既相互抗衡又联合妥协的局面,使各主要国际性货币的汇率经常出现巨幅波动,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金融领域的竞争和利益冲突日渐明显。

当今国际金融领域还越来越气象万千: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与金融业务广泛融合,以传统方式进行的融资和支付业务,为电子化、信息化、系统化、工程化的现代金融业务所取代,多头化的金融服务,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使得金融的涵盖面越来越广,货币、信用、票据、证券、保险等金融要素,交叉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统一而广泛的金融市场。另一方面,以银行信用为核心的间接融资方式在金融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受到迅速发展的票据、基金、证券等市场型直接融资工具的挑战,使得银行与种类繁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政府及工商企业等,均成为金融市场上地位平等的交易主体。

当今国际金融领域的这些创新变化和鲜明特色,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既是难得的机遇,又是严峻的挑战。它们决定着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际金融规制和各国金融政策必须在原有基础上需要不断得到改革和升级,特别由政府调制金融发展战略,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定运行,是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而急迫的任务。面对这样的国际金融形势,我们应该认识到,归根到底金融竞争需要人才来参与,金融改革需要人才来操控,金融风险需要人才来提防。培养既懂得国际业务规范和管理法规,又能够把国情特点与国际惯例有机结合起来,并能够从全球视角把握中国金融发展的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和迫切。为此,中国必须在加快融入国际金融步伐的同时,也加紧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力资源的开发。

1.2加紧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是对外开放急需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迈开了市场化的步伐,逐步培养出了大批“懂专业,会操作”的金融人才。但由于金融业国际化步伐比较慎重,因而,金融体系还没有彻底摆脱垄断经营、粗放经营和封闭经营状态。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中,金融业的开放程度偏低,国际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不强。与此相应,人才的培养也比较注重国内金融人才培养,忽略国际金融人才培养,具有较强的内向型的特征,导致国际金融人才短缺,这是中国金融业人才资源的基本状况。虽然我国金融机构也与国外金融机构存在种种业务联系,但直接竞争的机会不多;虽然我国的高等教育中也有国际金融专业及课程,但中国学生对国际金融知识的运用和外国金融机构的运作都缺乏短兵相接的认识,所学知识大都还只局限于纸上谈兵。

这种国际金融人才状况,远远不能适应加入WTO后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的迫切需要。随着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我国已经开始履行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承诺:一方面允许外资银行业进入中国市场开展业务,并与国内银行业享受同等国民待遇,从而使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呈现出激烈的竞争格局。另一方面是中资银行在海外扩大服务范围、拓展新业务,直接参与国际竞争。因此,我国银行业现在所面临的国际竞争,就不仅指在世界范围内、在国际市场上与外国金融机构的竞争,而是还要在国内与进入本国市场的外国银行竞争。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金融业要在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下,直接与国外金融机构进行市场化、国际化竞争,首要的问题不再是国外金融机构如何适应中国国情,更不是中国政府如何为本国金融业提供保护,而是中国金融业如何以积极的态度适应国际竞争规则,在国际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问题。

如何才能在这样的国际竞争中保持中国金融业平稳、健康、可持续地运行和发展,关键是保持和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人才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最宝贵的资源,是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保证。谁拥有顶尖的人才,谁就拥有一流的竞争力,谁就会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因此,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实质上还是国际金融人才的竞争,国际金融人才的竞争实质上又是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的竞争。因此,回应新的时代呼唤,必须加紧培养出既熟悉本国金融运行的特点和规律,又通晓国际金融规则和惯例,还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际竞争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

2加紧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的标准和举措

2.1加紧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的标准

要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必须明确其标准。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总体而言是指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广阔的全球经济视野、充分的国际交道能力、深厚的国际金融功底、积极的开拓创新精神的人才。具体表现如下:

(1)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即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首先必须爱祖国、爱人民,具有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觉悟。因为金融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媒介和枢纽,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国家金融的安全与发展,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经济的安全与发展。国际金融人才应该在以金融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的风云变幻中,以对祖国和人民高度负责任的精神,切实维护好、发展好祖国和人民的利益。

(2)具有广阔的全球开放视野,即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必须立足本职,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具有洞察全球经济动态的目光。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当今,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的经济优势需要贡献于国际市场,经济劣势也需要求助于国际市场。这些都必须依赖于国际金融人才把握时代金融脉动和发展趋势,审时度势,趋利避害,不断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寻找获利机会和发展空间。

(3)具有充分的国际交道能力,即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必须既敢于参与国际竞争,又善于进行国际合作,具有与对手周旋和共舞的能力。当今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主要特点都是国际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如何做到该竞争时就竞争取胜,该合作时就合作双赢,需要国际金融人才具备高超的国际应变和交道能力,既能够熟练地应用外语进行国际交流,又能够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平台上自由转换,还能够精通国际游戏规则。

(4)具有深厚的国际金融功底,即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必须既要能言善管,又要能写会算,具有深厚的金融理论和实践功底。没有深厚理论基础的人必然盲目短视,没有深厚实践基础的人必然夸夸其谈,这都难以胜任国际金融业务的高要求。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应该在理论上既要熟悉传统的金融理论,又要熟悉现代金融理论;在实践中既要掌握金融财务技术和计算机技能,又要熟练掌握数理分析和网络信息处理等现代实践技能。

(5)具有积极的开拓创新精神,即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必须能够参与金融政策和金融制度创新,具有敏锐洞察力和开拓创新的勇气。开拓金融创新能力是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最重要的能力和最本质的属性,决定了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地竞争力。不仅是微观金融的创新主体,争当在金融实践前沿活动的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观察家和实践者;对宏观金融政策操作和金融制度创新,也应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推进作用。

2.2加紧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金融人才的举措

目前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如期而至,中国急需造就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必须采取既积极快速又切实可行的举措。

(1)要进一步改革金融专业高等教育。扩大对国际金融专业的资金投入,扩大国际金融专业招生计划,并将学历教育、专业资格认证和在职培训有机结合起来。打通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金融人才的快速培养通道,逐步扩大本科直接连读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规模和渠道。

(2)大力发展国际金融博士后科研队伍。凡是负责培养当前急需的国际金融高层次人才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在条件具备、确保质量的前提下,没有设站的应加快设站进程,已经建站的应适当扩大招收名额。

(3)加大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一方面要增加国际金融的公派留学生,和大力支持国际金融的自费留学生;另一方面抓住当前海外留学人员趋向回国创业的有利时机,注重鼓励和吸引海外国际金融学子和人才回国效力;还可积极主动地吸纳国内外资金融机构的人才。

(4)加强国际金融从业人员的在职培训。根据世界金融发展的新趋势和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需要,以高校为主,动员社会力量,丰富培训形式,充实培训内容,建立起“四结合”的培训体系。即业余学习和脱产学习相结合;长期班和短期班相结合;实践锻炼和组织考察相结合;继续教育与学历教育相结合。

(5)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金融培训领域的国际合作。可与国外一些著名的培训组织合作办学;可聘请的国际金融领域的外国专家来华讲学;可举办国际性的国际金融研讨会;可扩大引进国际上国际金融职业资格认证考试体系等等。

国际金融论文篇6

我认为,在国际金融法律领域,有许多方面都要做跟踪研究,但是目前首要跟踪研究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跟踪研究国际金融交易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二是国际金融交易高科技化对经济发展和法律规则的影响。

一、跟踪研究国际金融交易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问题

我们要跟踪研究当今国际金融交易与法律监控的目的,不单是一个“汇率”、“利率”或“市场监控规则”、或“合同法”,或“国际私法”等的金融与法律等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一个国家中央银行与民间跨国金融机构的关系,还表现为一个国家经济安全和政治稳定与国际金融交易的关系。因为金融交易的目的虽然是为了盈利,但是,交易的方式上分为“敌意”的交易和“善意”的交易。在交易金额不大的时候,“敌意”性质的交易的破坏性不大,但是,当交易数额大到一定程度时,它对一国的经济的破坏作用是相当大的,破坏后果不亚于战争,可见,金融交易与国家经济的安全是密切关联性。

国际金融交易与法律监控的研究,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的角度来观察,其必要性可以从最近的亚洲金融危机来得到印证。1997年9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尔在香港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发表了演说,题为“亚洲的机遇”(注:《金钱与梦想》俞岱曦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他在演说中指出:货币买卖是没有必要的,是不事生产力和不道德的,是应该禁止的,并使之成为非法。我们不需要货币交易。他还说,“买卖货币用于支付国家贸易是正常的,但将货币单纯作为商品来买卖则是不可以接受的。国际上货币买卖的交易额比商品与服务贸易额多了20倍,但有关交易既没有创造就业机会也没有让一般老百姓享用到什么产品或服务,真正获利的只是外汇炒家,他们一年的平均回报率高达35%.而且,无论指数升降,这些足以通过巨额买卖影响汇率的炒家都是稳操胜券,而他是通过使穷人变得更穷而获取盈利的。”马哈迪尔总理说“最近外汇投机者对马来西亚货币的打击使我们的经济倒退了10年,这是对马来西亚市场的。”最后,马哈迪尔总理说“民选政府有权控管市场,因为如果做得不好,选民将会让政府下台。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赶走外来的金融炒家”。

反对马哈蒂尔的看法的是国际金融家,美国的乔治?索罗斯,他在同一个会上也发表了演说。他认为最近几年来,世界上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正在加速,资本流动使各个国家的汇率、利率和各种证券价格密切关联,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有时兴盛,有时衰退,使国际资本流动变得声名狼藉。所以,国际资本市场的特征变得越来越制度化,但是市场本身需要的是更大的弹性。他还说,“我受到马哈蒂尔的各种伪造的令人讨厌的谴责,我成为他掩盖自己缺点的替罪者,他在给国内听众表演。如果他和他的思想容易受到马来西亚国内独立传媒的惩罚,他就不可能逃脱掉。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信息自由再严也是必不可少的。”(注:《金钱与梦想》俞岱曦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

一个是国家总理,另一个是国际金融商人,两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的公然对立发言,并且互相指责,在国际金融界的会议中还从未出现过。从前国家与个人的经济实力怎能够抗衡?但是,从1992年开始,直到前不久,亚洲几个国家的中央银行都被一些国际民间金融机构在市场上给击败了,致使国际民间金融机构的实力超过了亚洲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

在国际金融交易中,亚洲的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被民间金融机构击败的情况,应该引起亚洲有关国家政府的极大关注,因为,中央银行如果对本国的货币币值失控,对本国的货币与外币的汇率失控,对金融市场的积极干预不起任何作用的话,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就不仅仅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而且该国中央银行和政府还面临着政治危机,该国的安全就遇到了威胁,因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将下降,对政府抱怨的情绪可能化为不满的抗议行动。所以,这些国家政府对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交易与监管,不仅仅是一个金融问题,不仅仅是社会道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的大问题。因为,一些国家的若干民间金融机构所聚集的金融资产比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还多,在国际金融市场交易中,国家的中央银行反倒不是他们的对手,中央银行与之较量,一旦失守,这个国家的经济就要倒退,政局也会不稳。

在亚洲,一些国家政府和他们的中央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对本国的货币进行保卫战的时候,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本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至于大幅度下降,是为了维护本国人民的经济利益。一些国家在这场货币币值保卫战中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进行的仍然是正义之战,是道德之战。而对于一些国际民间金融机构在亚洲金融市场上的投机作法,正象马哈迪尔总理所说,“这些亿万富翁其实并不需要更多的金钱,但他们却仅仅因为不愿看到发展中国家的繁荣而进行极不道德的破坏。”从受害的亚洲国家人民的角度来看,国际金融投机者所做的投机结果,使亚洲国家的人民受到了失业痛苦,生活水平下降。最近,一些报纸上还刊载了韩国的个别妇女开始出卖自己的肾脏器官来维持家庭生活的消息。这些足以证明,国际金融投机者的作法是不道德的,是带有敌意的交易。概言之,国际金融交易既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利益,也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我国的金融市场,在这场亚洲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所进行的港币保卫战也获得了成功。从国内的情况来看,国内资本市场由于没有对外开放,国内外汇的资本账户也处于关闭状态,不允许外资在我国的外汇资本账户兑换。我国也不允许外资以外汇形式直接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中买卖。正是依靠对国内金融市场的法律保护,在这次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才免受袭击,这是基本层面的原因。当然,我国的经济状况也比亚洲发生危机的国家好得多。例如,我国的外债结构比较合理,人民币币值比较稳定,外汇储备数额比较大,经济过热情况已经得到控制等,这些属于技术层面的原因。

我们需要跟踪研究国际金融交易领域如何集中大规模的资金,如何进行各种复杂的组合交易,如何避免交易风险,如何利用计算机和软件对交易进行分析,如何组织大规模的交易战役和币值保卫战役等。然而,国内目前没有这类的试验场所,缺乏这方面的专门人才,理论研究也不够,这对将来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是不利的。作为政府主管部门对市场的监控,必须建立在研究市场与精通市场运作基础之上,我们制定的法律与规则,也应基于这一基础。我国在这方面的交易市场,目前虽然还没有开放,但是我们的研究不能没有,研究的课题主要是跟踪,要象当年科技上搞“863”计划那样,在金融领域的跟踪研究也要搞“863”计划,为将来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做好准备。

在我们搞跟踪世界金融发展研究的同时,还要研究金融市场将来开放时,我国民族金融市场的特点是什么?我们的优势、劣势在哪里?得失是什么?“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自由”吗?这不仅仅是一个金融交易技术性的问题,还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的大问题。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有两个基本点必须注意:一是,我国是一个大国,有12亿多的人口,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养活得起我国这么多老百姓,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解决我国人民吃饭、穿衣、交通与住房等基本问题,只有立足于我们自己,所以,我国的金融交易格局,无论如何发展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我们的民族性;二是,我国正因为是一个大国,对世界上的事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看法,让世界听到中国人的声音。我国对世界贸易与金融规则的制定也应该参与。应该看到,当今世界贸易与金融规则的形成,都是将我国排除在外而制定的。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经济还不够发达,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还不够,贸易上还有关税壁垒等等,从而将我国参与制定规则的机会排除在外。但是,从我国的角度来看,缺少我国参与制定的规则,就不能说得上具有世界性。当今世界贸易与金融市场正在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我国应该向世界表达我们对国际贸易与金融等问题上的看法。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我国一定要参与世界贸易与金融规则的制定,没有代表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参与制定的规则,很难是合理的,在全世界上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不可能行得通的。为了使我国的经济与金融进入世界圈,我国不但要有强大的民族工业,要有强大的民族高科技产业,还要有强大的民族金融产业。所以,从现在起我国就要加强国际金融交易与市场监控的跟踪以及法律上的研究,分析它消化它,将来才能使用它与发展它。

二、要跟踪研究国际金融交易的高科技化问题

我们要跟踪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高科技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广泛运用,对国际金融运作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金融高科技化之后对传统经济和法律产生的挑战。

最近几年,国际金融领域发生了至少两项较大的变化:一是高科技在国际金融领域得到了最迅速地运用,即大型国际金融公司在采用高科技方面的投资,几乎超过国际大型药品公司在R§D的投资数额。所以,大型金融机构在全球信息的掌握、分析处理的能力上,可以同国家中央银行与财政部相媲美;二是大型国际金融机构集中化程度越来越高。它们之间不断合并,从大型变成超大型,从超大型变成巨型,再变成超巨型的国际金融机构。合并后的金融公司可以调动的资本金额也越来越大,已经大到以千亿美元为单位来计算资产的程度,这个水平超过普通国家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集资的水平。因此,它们可以称为“超级巨型国际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不断集中的原因之一是金融技术革命的推动力,因为金融高技术投资是巨大的,两家大银行投资相同的高科技是一种浪费,要想避免重复投资的最简便方法就是两家银行合二为一。

由于高科技在金融领域里的广泛深入的运用,特别是超高速度电子计算机的信息处理技术、网络信息交换技术、货币电子数据化技术等,使金融市场的格局与交易方式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交易活动将变得更加活跃,规模更大,速度更快、时间更长,高技术运用于衍生金融工具领域,使数以百计的衍生金融产品出现于市场上。金融产品的契约交易表达的金额远远超过人类实际物质生产的价值20倍,甚至25倍之多。

早在许多年前,美国纽约的11家大银行共同承担了银行间的支付清算系统,每天用电子转移的资金超过万亿美元,这个数额超过美国全国所需的货币总额,在所有的交易行业中,用电子结算的占85%,用支票结算的占13%,用现金结算的仅占1%多一点(注:《金钱传》(美)泰德?克罗福德著,段敏等译,珠海出版社1997年9月,第275页。)。相比之下,我国的结算系统中支票还占相当大的比重,现金在居民消费中占的比例更大。

在美国有2.6亿人口,却发行了10亿张信用卡,75%以上的美国家庭有VISA卡或MASTER卡,或两张兼有。我国有12亿人口,现有信用卡8000多万张,相当于台湾地区的信用卡数量。1914年美国的一些商店和加油站开始使用这种小卡片,1947年铁路和航空公司开始使用信用卡;1950年美国的进餐者俱乐部发行同今天一样的新式信用卡;1951年美国的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发行了银行信用卡。美国今天的信用卡都是银行发行的,最大的信用卡银行是花旗银行。第二大的信用卡银行是MBNA银行(注:作者对MBNA银行总部的考察资料。)。它们两家银行的信用卡覆盖了美国市场的80%,其他数以千计的中小型信用卡银行分享剩下的20%的市场。美国人使用信用卡所表明的不仅是消费观念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电子高科技在金融领域运用的广泛程度与深入程度。相比之下,我国的信用卡发行相当分散,都是小规模的经营,效益不高,在国际上也没有竞争力。

支票转帐结算在美国也是采用了高科技手段,美国每天银行转账结算的支票大约有20亿张,如果用人工来处理是不可想象的,都是采用机器自动处理的。美国也没有支票挂失的法律规定了,因为电子印鉴和密码,使支票丢失也不会损失客户账上的金钱。高速度和大规模的电子计算机的使用,就连使用信用卡时要核对签名也不像以前那样重视了。时下,美国客户的信用卡丢失,只要给银行挂一个电话就行了。

在今天,计算机和网络通讯在金融领域的运用,使金融业正在变成一个金融数据处理行业。银行和证券交易公司使用的计算机的数量是最多的,档次与质量都是最好的,软件也是最昂贵的软件之一,而且计算机与软件更新的速度也是最快的行业之一,金融机构在这方面的投资越来越大。由于竞争的压力,客户的成本只能越来越低,所以金融机构只能从扩大市场规模上来降低成本了。

金融高科技化正在对整个经济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我们所处的社会生活方式,对于我们习惯了的文化与法律制度来说,都将发生影响。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泰德?克罗福德在谈到金融信息时代时说,“以电子为媒介的交换和交易也是从此地到彼地的运动,但这种运动完全是抽象的,我们不能用眼睛来观察,无论我们付出什么或得到什么,我们也不能亲手来完成。”(注:《金钱传》(美)泰德?克罗福德著,段敏等译,珠海出版社1997年9月,第276页。)人们对于这种新的情况,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

国际金融论文篇7

关键词:美国金融危机市场原教旨主义动态比较利益理论国家战略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

目前美国金融危机,是美国国家信用的危机,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破产。系统性的危机发生以后,理论的假设前提就变了,“市场经济均衡论”体系瓦解了,相关的模型,指标和参数也失灵了。我们说这次危机比1929—1933年大危机更加严重,是说在1:30的金融杠杆的翘动下,全球经济95%虚拟化,一旦紧缩程度及其猛烈。我们又说危机是有希望被克服的,是说目前国家干预和国际协调的力量大大加强了。在关键时刻,各国政府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那一套,而是开始联手挽救经济,不象80年前那样,大家迷信“看不见的”。现在的美国决策者并不真正相信这一套,他们向别人推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休克疗法”,是为了本国资本收购他国廉价资产;一旦自己国家金融崩溃,他们绝不紧缩,而是大力度扩张。正因为如此,世界经济才有了一半希望。另一半希望,就是没有完全卷入“全球化”的中国,有庞大的内部需求尚待启动。在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面前,完全有可能先稳定后发展,并带动全世界经济稳定与发展。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将同时崛起,国际地位将空前提高。中国将真正做到早就说过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二、破除“市场原教旨主义”“均衡市场”只是一种假设

思想与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而理论的假设是否合乎实际,又是战略与政策的基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就是市场经济均衡论。在美国政府呼吁国会通过救市方案的时候,美国有120个经济学家联名写信反对。他们在捍卫教科书上自由经济理念。他们自己迷信市场,也教学生迷信市场,经济如果出了问题,肯定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达,还不彻底。为什么我们必须相信市场?是因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动使经济达到均衡。市场机制是什么?是价格机制。价格由供求关系所决定,又可以自动调整供求关系。国际收支决定汇率,汇率又调节国际收支。资金供求决定利率,利率又调节资金供求关系。市场自身的缺点是存在的,如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垄断,需要政府来补充,但是,市场机制在本质上是均衡的,物价高了,自然会跌回来;跌了,自然会涨回来。政府不能干预。

有两个犹太人反对均衡论,一个是大左派马克思,他说资本主义会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一个是大索罗斯,他说垄断和预期会改变供求关系本身,从而使市场丧失均衡,特别在金融市场上是如此。他说,均衡市场虽然到处存在,但对于投资者没有意义,因为只能够得平均利润率。只有非均衡市场才有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他也预言了中国的崛起:在某些历史时期,某些国家会出现非均衡的崛起。我们看到期货、股票、房地产、涨起来没有边,跌起来也没有头。实际上,大多数国家、企业和个人,也都不是均衡发展的。否则暴富群体从何而来?两极分化从何而来?文明兴衰又从何而来?

市场经济均衡论的直接目的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在一般情况下的确如此,但是在市场失灵的时候,特别是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时候,国家必须干预,各国必须联手干预。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中国干预了,保持了稳定。但是我们自己不敢总结自己的经验。为什么?因为我们打破了香港100多年以来的“积极不干预”的“惯例”,变成了积极干预。敢做不敢说,说明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话语霸权的猖狂。还是索罗斯比较坦率,他说我为什么败在中国手里?没想到中国政府“不守规矩”。

的确,有些规矩和理念是不能遵守的,比如“人民币自由兑换”,在近期内就不能实行。相反,我们还要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管制。这是我们国家能够在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稳定的“杀手锏”。

三、_比较利益是动态的可用国家力量来帮助提升

前几年我和“主流经济学家”辩论“以裤子换飞机”的问题。他们一直主张中国发挥劳动力优势,用劳动密集型产品换取发达国家高科技产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导致中国30年来出口导向型经济过度发展,依赖发达国家市场,低成本盲目扩张。一旦世界经济衰退,必定遭受重创。这是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比较利益理论的恶果。

比较利益的确存在,这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础,但不能把它静态化。比较利益或者说“发挥优势”,主要是指自然资源而言。中国和中东做贸易,只能是出口劳动密集产品而进口石油。为什么?因为中国没有石油。用裤子换石油是合理的,在一定时期用裤子换飞机也是合理的。但是,长期甚至永远用裤子换飞机就是不合理的。因为,飞机与石油不同,是人造的。凡是人造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加速教育,扩大投资和强化科研解决,作为产业在一定时期需要国家保护。这就是说,比较利益是动态的,是可以升级的,升级所依靠的不仅是市场机制,也包括国家和社会力量。

在动态比较利益理论指导下,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应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以裤子换飞机,一方面用卖裤子赚的钱造飞机。以国家力量为主导发展战略产业是必要的,特别是航天航空、核与电子。重型机械,精密仪器,汽车造船的技术升级,可以引进外资,也需要国家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扶植。不可用静态比较利益为指导思想来制订长远发展战略,把我国产业长期定位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这样,我们庞大的储蓄和外汇储备将无从使用,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度发展,只能廉价出口,过剩的资金成为投机资本或者外流。国家应采取系列政策加速技术进步,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战略。

四、金融创新不能盲目发展巨额外汇储备应为国家战略服务

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提出“金融创新论”,整整左右世界经济30年。他们提出,金融应超前于经济发展,各国应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利率市场化,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自由流动。金融衍生工具极端膨胀,使全世界变成了一个大。世界经济在1比30的金融杠杆放大之下,高度繁荣;一旦破裂,高度紧缩。问题在于,金融创新的制高点是掌握在美英国际投机资本手里的。

他们有资本有经验,可以把发展中国家玩弄于股掌之中。所谓“规律论”与“阴谋论”之争,是对立统一。有没有阴谋不是法律概念,而是一种假设。金融创新是规律,也有陷阱。在国际投机资本空前强大,到处制造危机和崩溃的背景下,我们宁可假设有阴谋,以提高警惕,注意金融安全。看看那些“国际投资银行”是怎样在中国兴风作浪,他们的报告和代言人是如何影响决策,操纵舆论,就可知问题的严重性。我国股市两次大规模崩盘,都是在创业板推出的前夕。创业板不能推出,就延缓民间企业技术进步速度。在中国股市从2400点跌到1000点的时候,“国有企业衰亡论”甚嚣尘上,预期极差,与此同时,我们就大量贱卖国有资产。

这样的里应外合,难道只是巧合吗?我国巨大的外汇储备,竟然购买美国次级债,前一段又有人鼓吹去美国“抄底”,这万万不可行。所谓“牛市不言顶,熊市不言底”。我们不知道“底”在哪里,也不应该去购买美国资产。人民币升值的长期趋势仍旧存在,但目前阶段需要稳定。一定要严格控制投机资本自由流动。人民币不能宣布自由兑换,但是在强势预期下可以自动出境,可以通过香港局部开放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2万亿美圆的国家巨额外汇储备如何使用?应该与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相结合。可以考虑:第一,回购外国在中国国内的重要资产;第二,鼓励企业购买外国先进技术设备与人才;第三,集中投向东南亚和澳洲购买资源。第四,建立国家石油和粮食储备等。

国际金融论文篇8

论文摘要:论述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各国间贸易摩擦日益频繁,国际反倾销出现的一些新趋势。阐述了在国际反倾销呈现出新趋势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应采取地积极的应对策略。

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又称世界金融危机、次贷危机、信用危机,更于2008年起名为金融海啸及华尔街海啸等,是一场在2007年8月9日开始浮现的金融危机。自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随后即使多国中央银行多次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资金,也无法阻止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直到2008年9月9日,这场金融危机开始失控,并导致多家相当大型的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政府接管。

倾销,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经营者以低于国内市场正常或平均价格甚至低于成本价格向另一国市场销售其产品的行为,目的在于击败竞争对手,夺取市场,并因此给进口国相同或类似产品的生产商及产业带来损害。反倾销,顾名思义是指一国(进口国)针对他国对本国的倾销行为所采取的对抗措施。贸易的全球化趋势愈强,各国对本国产业的保护倾向也随之愈强,反倾销就成为大多数国家主要采取的贸易保障制度。随着世界经济贸易关系的不断发展、国际市场竞争的几近白热化、各国关税水平的不断下降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际间的倾销与反倾销的斗争显得更加激烈。

1反倾销的国际新趋势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一国政府是与各国通力合作共抗危机,还是采取保护主义姿态,这是各国政府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日趋密切,一个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一项重大经济举措,不仅要考虑本国的发展,更要考虑对他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为了解决本国因金融危机而引起的经济下降、金融机构破产、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等经济社会问题,通过拉动内需,从而刺激本国经济的发展,这原本无可非议,但问题是,目前不少国家刺激经济的计划都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这就不得不令人们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多了一丝忧虑。

1.1反倾销的主体变化

从反倾销的主体看,由过去传统的几个发达国家指控倾销转变为反倾销全球化。反倾销作为贸易救济的主要形式,长期以来一直是发达国家保护本国市场和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伴随着中国出口贸易额的快速增长,国外对华反倾销愈演愈烈。根据wro的反倾销统计,1995—2006年中国遭受国外反倾销调查案达1245起,其中发达国家526起,占42.2%,发展中国家719起,占57.8%。2007年上半年,国外对华反倾销立案调查数20起,比2006年同期减少13起,但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案就有16起,是发达国家的4倍。从发展中国家的国别看,对华发起反倾销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大国,如:印度、土耳其、阿根廷、南非、巴西、墨西哥等。

我国已连续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国。仅2009年前10个月,我国就接受了涉及多个领域、行业的多起反倾销调查,例如:3月秘鲁国家反垄断和保护知识产权局倾销和补贴调查委员会公布决议,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材料作为鞋面的便鞋和运动鞋征收临时反倾销税;6月美国某公司向美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对中国进口编织电热毯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6月巴西外贸委员会18日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客车和货车轮胎征收反倾销税,未来将可能对进口自中国的轻型轿车轮胎征收反倾销税;7月秘鲁国家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委员会下属倾销和补贴调查委员决定继续维持对从中国进口的3种冲浪板实施征收反倾销税措施,期限3年;7月阿根廷生产部工贸及中小企业国务秘书签署决议,对中国的手动厨房用点火器开展反倾销调查;7月泰国财政部决定延长热轧钢反倾销税收措施5年;7月阿根廷生产部宣布,对除运动鞋之外的中国鞋类产品实施进口反倾销措施;8月欧盟委员会在布鲁塞尔宣布,欧盟已对从中国进口的葡萄糖酸钠发起了反倾销调查;8月印度某公司向印反倾销局提出申请,要求对原产于中国等国的树脂启动反倾销调查;8月欧盟反倾销委员会通过投票表决,支持欧盟委员会对产自中国的无缝钢管征收为期5年的正式反倾销税;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对中国轮胎实施3年惩罚性关税。从上述我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可以看出,当前国际反倾销的主体已经由原来的几个发达国家转变为反倾销全球化。

1.2反倾销运用的手段变化

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在经过八轮多边贸易谈判后,各成员国的关税税率已经大幅降低。进口关税税率的下降,使得利用关税壁垒的作用日益下降,新的更有效的贸易壁垒,如反倾销结合反补贴、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层出不穷。以中国出口大蒜为例,2009年1—4月出口大蒜数量为602,983.0吨,同比增长7.5%,金额为23,409.6万美元,同比下降20.2%,平均单价为388.2美吨,同比下降25.8%。但是,反倾销和技术壁垒一直是大蒜出口的两大“拦路虎”。长期以来,我国大蒜出口价格比较低,许多进口国为了保护本国大蒜企业,一直寻找时机对中国大蒜实行反倾销调查。近几年来,日本、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对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制定了苛刻的技术标准。从世界各国反倾销运用的手段来看,已经由单一的关税壁垒转变为反倾销为主导的多元化非关税壁垒。

1.3反倾销的应诉情况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前,反倾销的应诉率极低,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但随着贸易体制的不断发展,反倾销作为世界贸易组织认可的贸易保护措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许多国家和企业从具体的个案实践中认识到,应诉与不应诉的结果差别很大。应诉就有双赢的机会,不应诉就等于承认倾销,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后,很可能会失去原来开拓的市场。因此,世界反倾销应诉热情高涨。同时,也促使各国努力完善反倾销法。各国在制定反倾销政策时,为了避免与国际规则发生冲突和矛盾,也尽可能参照国际惯例和规则,以便有效地保护本国贸易市场。

为应对反倾销保护本国市场,我国政府也作出了积极的应对。2009年9月27日商务部颁布了新的《出口产品反倾销应诉规定》,简称“新规”。相比较4年前出台的旧规,新规重点突出了行业协会在反倾销应诉中发挥的作用,几乎涵盖了应诉工作的整个流程。新规指出,行业协会应成为应诉企业和商务部的桥梁。除了对出口商品统计监管系统和贸易救济案件信息收集反馈机制的建立外,还要建立律师信息库,这样就可把在行为中曾严重影响或损害我国企业、行业利益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通知应诉企业。此外,在应诉过程中,行业协会还要组织应诉企业参加听证会、与国外调查机关和相关行业组织或企业进行磋商、谈判等工作。行业协会还应根据应诉企业的要求,就有关替代国、市场经济地位和分别裁决等技术问题的抗辩、国外调查机关的实地核查等问题予以协助。为使工作能够落实,行业组织按新规可从会费中设立促进会员企业应诉的专向资金,用于定期组织有关反倾销法律知识的培训。而新规中,商务部将加强对反倾销案件调查和应诉工作相关信息的公开和传达。对于商务部公布的信息,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也应立即通知涉案企业。对于一些特殊的案件,商务部还将给予行业组织有关应诉案件的意见。这些应诉案件包括:调查机关对我企业实施歧视性政策和调查方法的,行业组织之间就企业协调应诉工作无法形成一致意见的,涉案产品在调查国或地区市场份额较大的,涉案产品在调查期内出口金额较大的以及其他需要征询的重要案件。从世界各国反倾销的应诉情况来看,由过去怠于应诉变为积极应诉,并取得良好效果。

2中国反倾销的应对策略

在国际反倾销呈现出新趋势的情况下,国际反倾销规则也日趋完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反倾销形势考验。为了保证我们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增强企业的领域竞争优势,中国应积极寻求应对策略。

2.1中国政府应当采取的应对策略

在国际大形势下,中国应倡议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外,还应对国际贸易体系进行改革,特别是要加强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政策的监管,呼吁更多国家实行财政扩张政策,并保持政策的同步性。在区域经济中,中国应积极融人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地区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设。近年来,中国已与巴基斯坦、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等国签署了FTA,与澳大利亚、海湾合作组织、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等的自由贸易谈判也正在加紧推进。同时,中国一东盟自贸区也将于2010年建成,推进区域一体化有助于消除不利条款的影响。

中国政府在积极完善有关立法、推进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为企业应对国内外经济事务提供有效服务的同时,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层次,实现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目前,我国货物贸易出口的层次比较低,55%以上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85%以上由外资完成。服务贸易发展出口严重滞后,服务贸易出口占我国贸易总额的10%,明显低于世界20%左右的平均水平。客观的市场容量也要求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了实现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企业也要掌握和利用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规律,一方面稳定或延续中低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保持出口贸易的数量增长;另一方面要创造和积累中高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扩大产品出口,达到改善贸易结构,提高贸易质量的目的。

2.2行业协会应当采取的应对策略

行业协会虽然是民间组织,但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看又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从各国的实践看,行业协会作为反倾销提诉人的案件占绝大多数,而以政府反倾销机构或单个企业作为提诉人的情况十分罕见。因此,作为整个行业的代表者,它可以通过收取会费的形式来筹集资金,建立反倾销基金以专门用来建立信息渠道,配备反倾销专业人员,聘请律师,组织企业应诉。利用整个行业的资源来克服单个企业势单力薄的不足,这就可以解决应诉不及时的问题。为防止遭受反倾销,行业协会可以在整个行业的企业当中充分开展协调工作,规范企业行为,组织各个企业有序地进行出口,防范企业相互压低价格进行不良竞争,改变目前各自为政的混乱状态,形成有序的出口局面。

作为企业利益的代言人,行业协会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反倾销预警机制是行业协会维护产业经济安全,有效运用反倾销手段所不可缺少的前瞻性工作。反倾销预警是最基础的反倾销工作。通过建立起来的反倾销预警机制,一方面对企业的出口规模和速度进行指导,另一方面帮助企业提前做好应对反倾销调查的准备。行业协会还可以组织行业培训,规范反倾销工作程序,在本行业以及企业内培养和锻炼一批相对稳定和过硬的反倾销队伍,改变过去反倾销工作中被动局面。

2.3中国企业应当采取的应对策略

在经营中中国企业应注意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企业在对外经营时不仅要遵守国内的法律和法规,还要遵守国际及其他国家的法律、法规,注重研究WTO相关法规及协议,遵守国际惯例。出口企业应按国际规范进行经营管理,会计帐簿要规范、完整、清楚,以便应对反倾销问卷调查。

在遭遇反倾销调查时,中国企业应积极应诉,寻求保护自身权益。反倾销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程序,再加上每个环节的时限要求十分严格,而每个环节对应诉成败均十分关键。在应诉的每个环节企业都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利用涉案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销售、生产情况为自己辩护。企业在反倾销诉讼中,除了要积极应诉外还应注意通过参加各种复审原判,重新恢复出口。反倾销行政复审,主要用于确定所课征的反倾销税是否应该调整或取消。实践中,复审的形式有年度复审、新出口商复审、临时复审和日落复审等多种,利用不同的复审手段出口企业可达到免征或停征反倾销税的目的。

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企业需创新企业的营销观念,加强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提高产品技术层次,获得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专有技术知识产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比如专利技术产品很难遭受反倾销。企业需要成立跨国公司进行国际化经营,形成网络化生产、研发和销售体系,既可提高竞争档次,也可通过海外投资及内部转移价格方式规避反倾销,而且全球化程度越高的产品,其归属问题也很难解决,所以越难提起反倾销。

2.4反倾销诉讼人才培养的应对策略

针对频频遭遇反倾销的现状,我国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应当高度重视反倾销应诉人才的培养工作,开展反倾销理论、反倾销实务等培训,选拔其中部分人员赴欧美等发达国家进行中长期的培训学习,提高他们反倾销应诉的感性认识与实战能力。同时,政府应拨出专款对反倾销予以资助,努力打造一支精通反倾销理论与实务、能够承担企业反倾销应诉等涉外业务的既懂英文又精于专业的高层次专业人才队伍,促进完善我国反倾销应对工作机制。

3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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