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史论文范文

2019-05-03 版权声明

金融发展史论文

金融发展史论文篇1

本文以近五年来在台湾出版的期刊、会议论文为取材范围,尤其以台湾本地学者所发表的论文为主,学位论文的介绍则视行文需要,斟酌叙述。部份论文虽然常被归入社会史范畴,但由于其论述涉及经济层面,笔者仍然酌加简介。应该说明的是,五年来的研究论著极多,不可能篇篇述及,因此文中所列诸篇,皆经筛选排入。笔者也尽量持平介绍各篇论文的研究成果,至于如何评议,则留待专家为之。

在台湾,研究中国经济史或本地经济史的学术单位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最为主要,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研究院内社会科学类科的单位,如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学者参与研究。其次是教学机构,尤以设有历史系所的大学院校为主。此外,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民间的基金会、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组成的小型研究团体,也有一定的贡献。不过,这类单位或团体,比较著重台湾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工业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和计量方法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内容,以及目前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一)人口、农林业

人口方面,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认为这份民数册的真实性颇高,并以此与G.WilliamSkinner据道光年间四川九个民数册的考察结果相比较。由于Skinner没有嘉庆十七年的民数册,而是引用嘉庆《四川通志》上的数据。刘铮云怀疑Skinner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他认为史语所这份乾隆六十年四川民数册时间上较《四川通志》早,利用价值更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员会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议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页301-327。史语所藏的民数册有二份,都是四川省造报,一为乾隆六十年(1795),一为光绪三年(1877),见刘铮云:《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新史学》9.3(1998.9):135-161。)

在土地政策方面,梁庚尧《北宋的圩田政策》探讨北宋政府对于圩田垦殖态度的演变,认为南方的圩田垦殖在宋初不受重视,但在庆历改革、熙宁变法及政和年间,政府皆曾积极于江东、浙西及浙东地区推动兴筑,成为宋金战争时期政府所仰仗的重要财源。(注:此文原刊于《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96年),又收于梁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之中。)土地政策的检讨还有赵雅书《贾似道与公田法》一文,赵氏重新评价和厘清贾似道实行公田回买政策的优劣得失,认为此策为一应时政策,但政策实行所产生的弊端以及没有能力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是此政失败的主因。(注:《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页607-621。)在土地经营类型方面,以皇族庄园制度的转变为主或相关的论文,有赖惠敏《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二文。她认为皇族庄园制度长时期演变的结果,逐渐与汉人租佃制度趋于一致,成为租佃制度的一环。其间的转变包括地租由实物租转变货币租,佃户渐脱离奴仆身分,皇族土地经由典卖而逐渐转移到汉人手中等项。(注:《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4(1995.6):475-516;《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赖惠敏将她对庄园制度以及清皇族的组织、阶层、财产分配等课题的研究,总结为专书《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业生产方面,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合著的《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主在重建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并和20世纪前期卜凯(J.L.Buck)划分的农作区做比较。文中依照各种作物在各地所占的重要性,将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区划为七个大区,即秦岭淮河线以北的"春麦区"、"冬麦高梁小米区"、"冬麦小米区",以及此线以南的"水稻小麦区"、"水稻豆麦区"、"水稻收获区"、"水稻杂粮区"。(注:收于《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上册,页282-308。)

农业商品化,陈祥云《近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以农业商品化为中心的讨论》,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认为农业部门因商品化而产生农作物商品化,进而刺激经济型市镇的兴起,使社会结构变迁,也促使传统社会现代化,并且地方势力(会党、帮会与走私)的崛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农分化)和失序,也与商品化有关。(注:此文刊于《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19-351,博士论文为《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关于农产品的运销,吕绍理《一九三年代中国的粮食运销组织》以分析米粮贸易的市场结构和米商组织为主,并讨论新式运输工具、新式银行、保险业及新式加工工具(机械动力碾米厂)等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如何影响米粮运销组织。著者认为,市镇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为米粮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市镇的规模、空间分布、阶层关系及其商业力影响米粮市场至深。基于此点,吕氏利用G.W.Skinner的集镇体系,组合成短程、中程、长程贸易三种米粮市场结构。并以长程贸易中的产地市场、消费市场分别说明米行的组织及其营业量。此外,他认为新式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尤其是运输工具),不但可使米行组织更专门化,也可使介于贩运商和米行之间的某些行业逐渐淘汰,但是1930年代新式运输工具在米粮运销流程中仍居次要角色,因此上述二项米业组织的改变仍属有限。(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179-196。)

另外,伐木业的产销,有江天健《北宋西北地区官方木材产销》与郑俊彬《明代四川木材的经营及其弊害》二文,皆以官方对木材的需求和木政的配套措施为内容。江氏除叙述宋代官方透过商税抽算、科配收市、置场入中及设务自伐四种方式,在秦岭、陇山、太行山森林地带取得木材之外,也提及木材采伐区域大都在蕃界或蕃汉交界处,实与北宋在西北地区重兵屯驻的农垦策略有关,采伐区随着宋人势力的扩张而延伸。(注:见《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67-280。商税抽算指由京师将作监竹木务对商贩竹木予以抽算,科配收市指中央派员向各路配买木材,置场入中是在京师置场,以优惠条件招商入中木材。)郑氏详述明代中央采木的督木行政组织、由官督官采到招商买办的演变、以及采木运输过程中吏胥索费和木商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注:郑俊彬文章宣读于"第一届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二)国内商业、国际贸易

比起农业部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卓著。其中,总论性文章可参考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一文。他对不同时代的商业发展特征予以比较,归纳宋代、晚清及20世纪中期迄今的三个商业大革命之间的共同点。他认为这三次商业革命都使"中国大陆"向南扩张,海洋性格愈发浓厚。这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国和远洋地区的商业关系,以及来自海外的货币、信贷、投资、科技、企业组织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冲击。(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第6辑,页9-44。)

对于中国境内商人团体、商业活动方面的探讨,官商关系是许多学者关心的主题。何汉威对广东赌商的研究,除了讨论19世纪中期以后税与地方财政的关联之外,从赌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近年来部份学者倡论中华帝国晚期已经形成"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说法,他认为须持相当程度的保留。因为地方政府采取竞价包税以丰裕财政,赌商认饷承赌,正饷之外还需缴报效银与认缴省内官办企业的经费,对赌商极为不利,其官商关系和困境,与扬州盐商、广东行商等大商人团体相似。(注:见何氏:《清末广东的与赌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490-491;《清末广东的赌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61-107。)这种性质的官商关系,在皇室与内务府买卖人(御用商人)之间也是如此。赖惠敏在《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中提到皇室以资金发商生息,商人从内务府取得某些经商特权,尽管借金利息不高,但长期借贷累积巨额利息以及捐输报效制度的实施,使商人破产机会相对提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133-175。)不仅商人团体,传统时期政府对整个产业的统制尤为明显。陈殷宜《清代乾嘉时期新疆玉石的民间贸易》,叙述政府在介入玉料供给的政策和管理上的转变,及其对民间玉石贸易及玉石手工业的兴衰所产生的影响,显示帝制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单向的优势主导力量。(注:《大陆杂志》88.4(1994.4):32-48。)商人的经营风险不仅来自政府的强势利用与支配,还与其商业决策的判断有关。陈国栋在"UncertaintyoftheOldChinaTrade:acasestudyofManhop''''sFailure,1828"一文中,即以广东行商关祥、关成发父子经营破产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经营存在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广东行商一样,关氏背负来自官方强制性的报效要求和经营上周转不顺的负担,但关氏却能凭其与外商的个人关系得到外商的融资。虽然如此,由于对商机的错误判断,在一宗极大手笔的棉花进口交易之后,不久即宣告破产。(注:《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889-906。)官商关系来看,前述何、赖、陈三篇论文皆呈现帝制时期商人处境及商业活动的不利层面,政府的控制与利用对商人、工商业的发展似乎弊多于利。但是否可以将之论断为清朝政府抑商政策的具体面?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藉由官方处理商人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检讨清前期是否确实存在抑商政策的执行。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商人各种经商自由和财产权益的保护确曾存在,不能说是抑商,政府未支持商业发展的现象并不等同于抑商。(注:《文史哲学报》43(1995.12):39-92。)(关于抑商思想的讨论,见下文"(六)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一节)不过,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商人面临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宰制时,仍缺乏对抗能力。李达嘉《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即说明,袁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已较辛亥革命时期提升,但是商人或因其政治活动空间受抑于袁的专政而被削弱,或因只求工商业发展和生活安定,弱于抵抗中央集权政体。(注:文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93-135。清末以来商人的力量有所提升,但是在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整个阶段中却乏善可陈,此与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行为反应极为不同。据李达嘉研究,上海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扮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政治经济实力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同样具有影响力。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与此地商人的支持有关,同样的,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则是上海商人的抵制。见著者《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237-282。)近代商人的这种困境,似与帝制时期的处境相去不远。

除了以官商关系为焦点之外,商人如何利用经济层面以外的无形资本经营其业,以及商人如何与社会公益事务产生互动,也是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邱澎生《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由苏州商人结社看明清时代"同乡关系"的作用》,以苏州的商人结社为脉讨论,认为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的连结,不但节省经商的交易成本,也促成当时商业制度的创新。(注:发表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邱仲麟《清代天津商人与社会慈善》以经济职能日益增添的天津为背景,探讨此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兴设与商人的关系,发现清前期官、绅参与慈善事务甚于商人,但愈至清末各业商人主动参与的情形明显增多,一批以商人为主的"新官绅"成为救济及公共安全事务中的新阶层。(注:见《淡江史学》第7、8期合刊(1997.6):43-62。)

前述各篇论文概以中国境内的商人活动为对象,而中国境外华商在侨居地的商业拓展及其与母国之间的商贸活动、汇款等关系,亦为经济史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近年来以东亚海域为方向,尤其是针对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值得注意。泰益号为旅日闽商陈世望家族所经营,从事海产品杂货生意,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活跃于上海、台湾、日本之间。对于研究此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网络、商品结构、资金流通、贸易形态等课题而言,泰益号是重要的个案之一。目前研究泰益号的专著,有许紫芬(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经营と账薄》,及朱德兰《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都是利用日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所藏的泰益号商业关系文书史料。(注:1985年陈世望家族将泰益号文书捐给长崎市立博物馆,书信、账簿极为完整。许紫芬现任职于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此处所列为其博士论文,1995年在日本京都ミネルグア书房出版。《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为朱德兰博士论文,1995年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学位论文。朱德兰曾将其博士论文部份章节修改后,发表了几篇文章:《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7.2(1995.9):53-75:《长崎华商泰益号与上海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349-388,《近代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史料和其研究成果评析》,宣读于《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台北县:"国史馆",1997年12月18-20日;《长崎华商泰益号与厦门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即将出版),第7辑。)不过,早于许、朱二人的著作,廖赤阳和翁其银也曾撰写相关的主题,廖文侧重泰益号与厦门之间的商贸活动,翁文则以泰益号与上海商号的往来为主。(注:廖赤阳:《福建商人と近代アジア域内传统贸易--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厦门贸易を中心として》,为日本南京大学1993年硕士论文(未刊)。翁其银(与和田正广合著)《长崎泰益号と上海商行の海产物贸易に关する回顾》,见《九州国际大学论集教养研究》4.1(1992):19-69,翁氏另文《上海寿康药行の长崎泰益号贸易书简の分析》,见日本九州国际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号(1992年)。)这批珍贵史料包含相当多与台湾有关的部份,为便利台湾的学者使用,赖泽涵、市川信爱、朱德兰等人曾将之辑为《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商业书简资料集》,于1992年出版。(注:该资料集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按商号所在区域,分台北地区、基隆地区、台南地区、澎湖及其他地区等几个部份,共56册,起迄年代为1899-1938年。此外,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缩影微卷,也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阅得。)境华商之外,针对俄境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可参考何萍《二十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概况》一文。据何氏所述,俄境华商主要经营盐、华洋百货、茶叶及粮食谷物,以中国东北和俄境远东地区为其活跃范围,其活动的黄金时代在十九世纪末西伯利亚、中东两条铁路兴修完成之前。铁路兴修之后,俄国官方对华商经营限制转为严苛,华商经营环境不利,但仍能与俄商分庭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商以多样经营、赚取短期利益、转以华人及华货为经营中心等策略来因应。(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273-318。)

活跃的海外贸易奠基于制度化的管理,早期中国对外贸易向有专门机构执其事务。杨育镁《元代的市舶制度》就市舶司设置的沿革、组织、职能的探讨,认为元代市舶司在推动及管理海外贸易的广泛性和周严性方面皆超越前代,有完善的市舶原则、条规,并出现类似近代海关征税制的征课体系。(注:《淡江学报》33(1994.3):107-123。)

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如何,时代愈早,可据以研究的资料愈有限,仅能稍窥梗概。例如,邱炫煜《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即以现存最早的广州志--《大德南海志》所载物产、舶货、诸蕃国等资料加以考订,概述当时流通的商品和对外通商范围。大致来说,此时进口品多为香货、药物、布匹及珍石,贸易伙伴远及印度洋各国、东非及北非等回教世界国家。(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173-215。)降至清代,世界贸易情势愈趋复杂,中国对外贸易脚步的调整却相对地迟缓。据陈国栋《1780-1800,中西贸易的关键年代》所述,从中国最后一次海贸开放(1684)至鸦片战争期间,中西贸易的许多重大改变都发生了,诸如:对华贸易各国之中,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退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渐趋独大;商品以中国茶叶出口为主,印度棉花进口中国渐居领导地位;外国贸易伙伴调整其财务安排以适应新贸易形势等变迁。(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49-280。)

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方面,利用贸易国所典藏的相关史料。对于双方贸易内容的研究,可提供实质的助益。这方面的论述,以清代及近代时期的讨论较多。在中日贸易的部份,许紫芬《1880年代东亚地区华商的商业势力》,叙述中国各商邦在日本函馆、横滨、神户、长崎及朝鲜各条约港开港后,以其优越的资金周转能力、买卖交易技术、分支店网路等优势竞争力,扩展东亚海上商贸网。(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经济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则是利用长崎荷兰商馆资料描述清代中日贸易的轮廓。文中认为自17世纪末以降,日方出口商品的改变由银而铜而海产品,中国输出品先是生丝、绸缎、布帛,其后转为药材、砂糖、香料。(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

与英、美贸易的部分,王良行《清末中英通商的科技转移效果》以船舶修造、军火、机器制造、矿冶、棉纺织、制茶、缫丝、榨油等产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做为后进国家藉与先进国家(英国)的通商,进而输入各种科学技术,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注:此文于1993年9月17日在承德举办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宣读,之后刊于《兴大历史学报》4(1994.6):55-76。)王氏另文《甲午战争与中英经贸关系》,则对甲午战争前后从英国在华投资、英国对华贸易两方面,分析中英经贸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前者对英国而言利多于弊,后者则利弊互见。(注:收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页87-139。)英国在华投资之外,罗志平《清末民初美国在华的企业投资(一八一八--一九三七)》一书,以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尤以上海和天津两埠为主,对美国在华设立的洋行数目、投资总额、各类投资比例、投资的地域分布以及投资利润等项加以分析,此外,美资企业的经营理念、方式及其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也在讨论之列,并评估美资企业对中国的影响。透过这些分析,他认为欧战后至1937年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潮期,投资型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输入中国者多为不需高度技术的商品,由中国出口的商品则几乎是原料。至于美资企业带动的技术转移,以管理技术的示范作用较生产技术来得明显。美国商品之中以煤油和卷烟最为国人熟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是煤油及石油制品。例如:使用蔬菜油的照明习惯渐为煤油所替代,蔬菜油转而以输出为导向赚取外汇;石油制品则大量输入,裨益于促进本土手工业的机械化。(注:此书系据其1994年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华企业投资的量化分析》加以增修,于1996年由"国史馆"出版。其博士论文第三章摘要刊于《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10-11版。)东南亚贸易的部分,从吕绍理《近代广东与东南亚的米粮贸易(1866-1931)》的考察可知,广东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原本依赖长江流域及广西米粮输入的情形,转变为仰赖东南亚(主要是暹罗、安南)米粮进口,且输入量明显增长。这种现象与暹罗、安南二地的粮食增产、蒸汽轮船普遍应用与国际运价下跌、以及香港转口功能的形成有关。此外,作者也考察了1890至1931年间,广州市米价与粤省各口岸米价全面上涨的因素及其影响。(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33-77。)

最后,与外国通商贸易究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无正面影响,这一课题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尤受瞩目。早期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二元经济"说和"经济帝国主义"说,但是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则对这一议题重新检验。他依据"出口领导成长理论"(Export-LeadGrowthTheory),对清末重要进出口产业,如上游关联的茶、丝,基础建设的航运、铁路、保险、金融,下游关联的金属、棉纺织品,以及消费关联的食品、鸦片、棉布等项,进行关联效果分析,论证贸易对近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促进效果大于破坏效果,且这些关联效果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并未囿限于通商口岸。(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81-347。此文又收于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台北县中和市:知书房出版社,1997年)之中。)至于近代中国最大通商口岸上海的研究,可参考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或《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王氏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册》中各关贸易统计及《十年报告》中江海关部份作为统计资料来源,探讨上海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波动及其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关联性,以及汇率对上海贸易条件的趋势变化和波动的影响。他发现:(1)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呈轻微正成长,1867-1918年间其国际贸易条件和国内贸易条件则呈明显负成长。长期而言,上海贸易条件既没有恶化也无明显改善。(2)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的轻微正成长趋势,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呈负成长趋势方向不同,但前者对后者影响力小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3)除了上海国内贸易条件之外,汇率对上海其他各类贸易条件的影响深刻。(注:贸易条件(termsoftrade)指一单位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若一定量出口品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增加,或出口品价格上升速度比进口品快时,即是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即为恶化。见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合著,《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台北:双叶书廓有限公司,1987年),页270。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为旧稿,刊于《近代史研究》1996.3:44-87,此文另题名《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载于《兴大历史学报》6(1996.6):33-70,据王氏专题研究计划"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的研究报告改写而成,也收于王氏《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之中。)同样利用海关贸易统计资料,赖淙诚《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1890-1940)--以蒙自海关为中心之分析》,认为蒙自开埠与滇越铁路通车才是云南近代开发的关键,其转变在于由省际贸易扩大为国际贸易形态,贸易流通路线由往北转而往南,其中锡矿的输出更显示云南的贸易形态与国外的依存关系甚于中国。(注:《东海学报》38(1997):59-112。)

(三)工矿业

传统工业方面,罗丽馨《明代官办造船业》除了对船厂设置、船只物料、造船匠户、各船的修造与船式等项的补述钜细靡遗之外,并析论官办造船业与民间造船业之间的兴替现象,实与海禁和防卫政策的转变有关。明初实行海禁及积极的海上防卫时,官办造船业兴隆,战船建造占相当大的比例,民间的造船业只能受限于建造内河航行的小商船。明中期以后,海禁稍驰且防卫导向转为北方内陆,再加上劳力不足、物料缺乏及管理不当等船政流弊,官办造船业渐行没落,民间造船业则加速发展,海运大船增加。(注:《大陆杂志》88.1(1994.1):25-44、88.2(1994.2):28-44。)近代新式工业方面,陈慈玉一系列以东北、山西、山东各地区日本对华煤矿投资为主题的论文,讨论日本自投资汉阳铁厂以来至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对华的侵略,日本政府及其财阀在各阶段的互动关系及投资特征。目前研究日本对华投资者,以工矿业部门为主的研究多偏重汉治萍公司,对于其他企业少有发抒,因此陈慈玉近年各篇矿业的研究论文值得重视。著者认为,抚顺煤矿的前中期成长阶段,属于日本对华矿业投资的萌芽期(1904-1925)特征,即国家主导型的资本输出。这是由于抚顺煤矿为满铁所经营,而满铁即是此期日本国家资金输出的两个重心之一(另一为汉治萍公司),形同"国策公司"。抚顺煤矿产品先是内销东北地区,再而输出日本本国,继而转向开展中国本部及东南亚市场。在1920年代,抚顺煤矿扮演日本工业化资源的重要补给站的角色,配合满铁带有"国策"性质的发展导向,实即类似"输出原料和资源给母国,自母国进口工业产品和资本"的殖民地典型。(注:陈慈玉:《抚顺煤矿的发展,1907-193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6(1996.12):133-177:《抚顺煤矿工人》,《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605-627。)

对于日本在山西地区的煤矿投资,陈慈玉在《日本对山西的煤矿投资(1918-1936)》中表示,日本财阀在政府的鼓励之下,以"企业联合团"的方式成立中日合资公司,其中中国人名义的资本都来自此联合团,而日方资金则有含军部在内的国库融资,并经北洋政府交通系的中介,可视为日本对华矿业投资迈向发展期(1914-1925)和迟滞期(1926-1936)的投资模式。也就是说,此时财团担当对外投资的尖兵角色,国家资金则透过财阀行之。(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1-28。)在陈氏《1920年代日本对山东的煤矿投资》中描述的山东矿业株式会社,也可看到"企业联合团"模式的运作。另外,山东淄川的南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则是纯日资模式,山东博山更有以日本中小企业为主的煤业投资,采用"预买煤炭承包开采中日合资"模式。(注:《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2册,页381-415。)著者称抗日战争期间(1937-1945)日本的矿业投资为蜕变期,其模式转变统制体制,其特征为国家权力正式介入矿业投资活动,从开发、生产到流通,全由官商合资的"华北开发公司"统制,由政府和军方主导,财阀只能配合政令以完成战争使命。这在陈慈玉《战时日本对华北煤矿的统制(1937-1945)--以太原集团和胶济集团为例》和《中日战争(抗日战争-编者按)期间日本对山东煤矿的统制》二文中,叙述得极为详细。(注:此二篇依序见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4(1995.6):697-739、《郭廷以先生九秩诞辰纪念论文集》,上册,页697-734。)

金融发展史论文篇2

中国近代城市与文化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到本世纪初,在短短的十余年间,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关干单体城市与文化研究

学术界在这个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据张利民编辑的《近代中国城市史论著索引》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的关于单体城市研究的专著、资料集、论文集等共计518部。

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以城市的现代化转型历程为主线,透视城市内部各方面的发展状况,总结城市转型的特点,揭示城市转型的规律,富有创新性。隗瀛涛主编的《近代重庆城市史》,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古代重庆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近代重庆城市商业中心、工业中心、金融中心的发展等一系列城市转型问题进行全方位考察,对繁杂的城市转型问题进行具体深入的论述,对重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条件、动力、特点和存在问题加以剖析,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罗澍伟主编的《近代天津城市史》,皮明庥主编的《近代武汉城市史》,以近代文化特点,城市人口和职业,城市阶级结构,城市秘密社会,社会风俗,以及城市的总体特点等,列出专章加以阐述。

除上述四部带有开创意义的专著之外,还有史明正著《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此书重点研究了清末民初30年间,北京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与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作者十分强调西方科学技术在资本密集的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中的作用及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不仅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时探讨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变化对20世纪初北京城市环境和城市生活的影响。谢本书、李江主编的《近代昆明城市史》,为国内第一部全面研究近代昆明城市发展演变史的著作,主要探讨1840―1949年百余年间昆明城市社会、经济的变迁及其近代化的历程。这些著作的贡献,不仅表现为对各城市历史发展的系统和全面的研究分析,保存了重要的地方史料,而且对于这些城市当前的规划布局和市政建设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关子区域城市与文化研究

近年来对东南沿海、华北、长江流域等区域城市系统、城市群体研究的积极探索和不断尝试,代表着近代城市转型研究的发展趋势。由张仲礼主持的“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的课题,第一次“将东南沿海城市作为一个城市群来研究”。研究者紧扣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这一主题,就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这五个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逐一进行个案研究,既勾勒出每个城市的个性,又归纳出五口通商城市的共性特征。他们首次把东南沿海五个通商城市看作一个有机的城市群体,采用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相结合的立体交叉式研究方法,考察其纵向发展和横向联系,较好地把握了东南沿海地区以五口通商城市为主体的城市群体在带动区域近代化和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天津地区的学者进行了“近代华北区域的城市系统”研究。该课题研究以区域内城市系统的演变和城市化进程为主线,对华北城市进行比较系统和全面的研究。近代华北是中国传统社会由封闭被迫走向开放过程中变化最为剧烈的区域之一,表现在区域城市系统方面,就是传统区域城市系统走向瓦解,初步形成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的近代华北区域城市系统。他们紧扣近代华北区域城市系统变迁这一主线,既研究城市系统中各级、各个城市的个性及其在城市系统中的地位,也研究整个华北城市系统的共性、概貌及其在近代中国城市系统中的地位和特色。

区域城市群体和区域城市系统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城市联系。胡光明《清末民初京津冀地区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根源与启示》一文,在宏观整体把握京津冀地区区域城市系统的基础上,对区域内部具有特色的次等城市系统的联系也有考察。胡光明通过对清末民初京津冀城市网络发展演变状况及其内外因素的剖析,认为这段京津冀城市化和城市的近代化大大加快的历程充分说明京津冀共生于一个生存空间,是密切联系、协调发展的关系。三方应更进一步地密切携手,彼此发挥各自优势。

东北地区是20世纪以来兴起的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近年来关于东北地区城市发展的研究已经成为区域城市研究的一个热点,所发表的文章较多,西南、西北地区缄市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少。何一民《抗战时期“人口西进”运动与西南城市的发展》一文,主要从人口迁移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角度论述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城市发展的原因。该文尝试采用甄别人口类型的新方法,着重指出人口迁移对于西南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在于迁入人口的数量,更重要的在于迁入人口的质量。因此,尽管当时西南地区迁入和迁出人口的数量大体持平,但素质高、具有年龄优势的外省城市居民的迁入改变了西南城市的人口结构,对西南城市特别是重庆、成都、昆明等中心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将人口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城市史研究是一种新的尝试。

在近代城市整体转型研究方面,有戴均良《中国城市发展史》、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宁越敏等《中国城市发展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与展望》、曹洪涛等《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发展》、隗瀛涛《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前三部著作均是中国城市通史性著作,比较全面、系统地从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研究了中国城市的起源、古代到近现代的发展,这三部著作各具特色,均为中国城市史的开创性著作。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即注意研究方法的综合性,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理论的力度,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发展的特点进行了归纳,颇有新知新意。

隗瀛涛主编的《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以现代化为主线对近代中国的城市类型进行了划分,对不同类型的城市的兴衰、发展原因、发展动力、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该书的学术成就主要是:(1)该书是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对近代中国城市进行分类综合研究的学术著作,具有开创意义。(2)在对城市进行分类综合研究方面,理论上有所突破。(3)作者在研究中能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辩证地、历史地分析城市史和近代化过程中的复杂现象,提出了不少新见解。《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从单体城市研究、区域城市研究进入整体性、综合性的宏观研究,对于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学术界引起反响。

除上述专著外,近年来还发表了不少从整体上对近代中国城市转型进行研究的论文,如:隗瀛涛《关于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谢本书《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和近代化历程》、凌耀伦《浅谈中国近代城市史》、罗澍伟《关于开展近代中国城市研究的一些管见》等文。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做了不同程度的概述,对近代大城市兴起发展原因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提出了近代中国大城市从政治中心优先发展到经济中心优先发展的机制转变。宫玉松《中国近代城市关系简论》、刘应杰《中国城市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等文,从整体上探讨近代城乡关系。

在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层面的转型研究方面。据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编印的《中国近现代城市史论文索引》的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近代中国城市工业、商业等有关城市经济的文章约有500余篇;关于城市政治、城市管理、城市社会、城市组织、城市问题的文章约1560篇;关于城市文化、教育、大众传播、医院、艺术等的文章约40余篇。其中,不乏高质量的有创新性的论文。如:宋美云《北洋时期官僚私人投资与天津近代工业》,刘海岩、周俊旗《近代天津工业结构的演变与城市发展》,詹玉荣《旧中国大城市地价变动的研究与启示》,沈祖炜《上海租界房地产业的兴起》,张济顺《近代上海社会研究界说》,王笛《清代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桑兵《论清末城镇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李天纲《从“华洋分居”到“华洋杂处”――上海早期租界社会论析》,陈克《19世纪末天津民间组织与城市控制管理系统》,陈蕴西《论民国时期城市家庭制度的变迁》,王怀卓《试析中国近代城市市民的矛盾心态》,沈渭滨《海派文化生成的社会环境论纲》,涂文学《近代汉口城市文化生成机制探源》,周俊旗《清末华北城市文化的转型与城市成长》等,均是具有创见和影响的论文。

(作者单位:陕西西安西北大学职业教育学院,710069)

金融发展史论文篇3

按语:艺术科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基石,也是“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体现。长期以来,艺术科学理论研究一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先导作用、服务职能日益凸显,不可替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及文化艺术事业高度重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双百”方针、“二为”方向以及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等重要”,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艺术科学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证。这些对于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当代中华文化、构建和谐社会,进一步塑造民族精神、提高国民素质,都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六十多年的努力,新中国的艺术科学理论研究已逐步走向深入,研究体系日益完善,枝繁叶茂,结出硕果。为繁荣理论建设,中共中央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等战略任务,强调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包括艺术学科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发展与繁荣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同时,国家加大了对哲学社会科学及艺术科学的投入,各级党委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及艺术科学重要地位的认识进一步提高,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艺术科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也明确要求,全国各级文化科研机构务必进一步完善研究机构、整合学术资源、抓住时代机遇、创新思路方法,努力进取,完成任务,争取更大成果。

艺术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建设得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党组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作为全国文化系统的公共信息平台,本着一贯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宗旨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海纳百川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气魄,《艺术百家》杂志社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委托,经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化厅党组研究,决定自2010年起,陆续分期分批介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国家文化创新工程项目以及国家艺术教育理论研究和艺术学科建设的最新成果。欣逢中华盛世,共享文化盛举。

全国艺术科学“十一五”研究状况及“十二五”发展趋势调研报告(二)

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电影、广播电视及新媒体艺术

“十一五”期间,中国电影、广播电视及动漫和新媒体艺术发展迅猛,学术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务实和理性的活跃态势,应用意识及创新意识增强,实证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方法被广泛采用,各类宏观视野性、阶段总结性著作大量涌现。

(一)与国家重大政治文化事件相呼应的电影学研究

这一时期的电影学研究伴随着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等重大政治文化纪念活动而有力推进,为这一时期的电影学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契机,并获得了重大进展,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同时,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文化现代化和越来越凸现的国家意识的提倡,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性显现问题等也为电影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热点。电影学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作为专业学科的电影研究领域,而向多学科交叉的方向发展,构成了这个时期电影学研究的新特点。

1、电影史研究继续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纪念的余绪,推出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2006年由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电影史学专家共同组成编委会,大陆著名电影史学家程季华、台湾著名电影导演李行和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吴思远担任编委会主席,集两岸三地数十位电影史学专家历时四年完成的《中国电影图史》较为全面、客观地记录、展示了一百年来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四地的中国电影的发展演变进程及成就,规模宏大、史料丰富、视野开阔、分量厚重,成为迄今第一部完整展示中国电影发展历史的电影史著作;《中国电影学专业发展史》作为由《中国电影文化史》、《中国电影理论史》、《中国电影编剧史》、《中国电影导演发展史》、《中国电影表演发展史》、《中国电影摄影艺术发展史》、《中国电影美术发展史》、《中国电影动画发展史》、《中国电影声音发展史》、《中国电影音乐发展史》、《中国电影技术发展史》、《中国电影制片发行史》、《中国电影教育发展史》等13部专著构成的大型系列丛书,从专业发展的角度对电影各专业领域的发展脉络、本质、特征、本体、类型、风格、审美、规律、现象及研究方法等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理论总结;《民国电影专史丛书》对民国时期电影特别是战时大后方电影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史料收集和历史研究,为这一时期区域电影历史研究填补了某些空白,与《百年中国电影研究书系》、《电影丛书》等共同构成了中国电影历史研究蔚为壮观的学术景象。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具有个人研究特点的电影史研究著作,从不同的方面对中国电影史进行了多角度多类别多形式的研究,《中国电影史》作为普通高校的适用教材,在对中国电影历史的多维视野研究阐释上有所开拓;《中国早期沪外地区电影业的形成(1896―1949)》则采用了方志研究的方法,比较系统地描绘了早期中国电影除上海以外的电影版图划分;《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百年中国影视的历史影像》等也从不同视角对中国电影史进行了综合性研究。

在早期电影研究方面,研究者对于中外电影比较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由此展开对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研究,《欧美电影与中国早期电影(1920―1930)》在“民族认同”主题的统领下,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索了欧美电影与中国早期电影的影响关系,在史料的挖掘与整理上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具有代表性;香港电影史的研究写作也是这个时期以来逐渐被中国电影史学界关注的话题,研究著作和论文数量逐年增加,研究不断深入,《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香港电影史(1897―2006)》、《映画:香港制造》、《香港电影的文化历程(1958―2007)》等,不仅进一步梳理了香港电影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当展走向,而且从艺术、产业、文化等方面对香港电影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显示出了香港电影研究的新面貌。

2、史志史料方面的成果也十分显著。

《中国电影编年纪事》用丰富详实的资料把中国电影百年来的重要历史事件以历史编年的方式编辑出版,为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线索;《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则汇集了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研究文献,是研究这个时期中国电影史的重要参考。除了上述著作外,在电影理论刊物、大学学报上,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论文更加丰富,这些论文视野开阔,理论方法多样,主要集中在对中国电影历史的重新审视、史实挖掘、文化分析、中外比较研究等方面,对“重写电影史”、“口述历史”等话题显示出了很强的积极性,也获得了十分宝贵的学术收获,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一个十分活跃和重要的领域,对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不断推进发展具有十分

积极的意义。

3、当代中国电影的研究较之历史研究呈现出更为活跃的局面。

这些研究涉及电影现象研究、市场产业研究、新生代电影导演研究、主旋律电影研究等。《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发展史》是一部具有当代中国电影研究特色的著作,其分类方法不同于以往的电影史著作所习惯的编年史方法,而是采用题材与类型进行分类叙述的方法,对新中国以来的中国电影历史进行了新的描述。如何在已有的成果基础上,运用新的思路,新的理论方法使电影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不断有新的开拓成为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突出问题。一方面在新材料的挖掘上能够有所突破,填补一些空白,同时,对以往的电影历史叙述中的一些误读、不实阐释进行校正,使中国电影的历史描述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场景,另一方面,对中国电影史研究中的习惯性认知体系进行重新审视,借助一些新的理论方法,从多侧面对中国电影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有所开拓,力图对中国电影历史的解读上有所发现并与不同时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城市发展等情况实现更为合理的对接,对中国电影的民族性、现代性等问题作出更为合理的、更有说服力的说明与阐释。

4、电影理论研究方面呈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势,研究论题十分广泛。

《电影形态学》、《电影语言修辞研究》、《电影理论基础》等从电影基础理论和本体方面对电影理论形态和电影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新的梳理阐释,搭建了电影史、电影特型、元素和理论支撑的新的阐释框架;《现代电影美学体系》,《电影艺术观念》等在电影美学领域展开研究,探讨了现代电影,特别是高科技背景下的电影美学的特质,美学与文化、视听理论的交叉性研究,反映了电影理论和美学研究的某些新的趋向。

5、电影类型研究、电影传播学研究、电影心理学研究、女性电影研究等新的交叉性学科的研究方向,为电影理论研究增加了新的视角。

特别是类型研究和女性电影研究在电影理论研究态势中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女性电影研究与近年来越来越多表达女性意识的电影和文化理论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类型电影研究与商业电影和产业研究的快速展开有着明显的联系。关于商业电影的研究、市场研究、联带主流电影与商业电影的艺术融合、电影民族性、华语电影概念的引入、国营和民营电影企业发展战略等方面的研究都成为电影学研究中十分显要的话题。新技术电影的研究随着多媒体技术和数字技术在电影中的广泛运用受到重视。新媒体的出现,如电视、网络、手机等对视频节目的大量需求,使电影传播学研究、媒体研究正在不断地加入到电影学研究的范畴中来,呈现出活跃的态势和明显的时代性特征。

(二)向学科纵深领域发展的广播电视研究

根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7―2009)统计,内地出版的广播电视书籍(含专著、合著、报告、年鉴、丛书等);2006年256部,2007年242部,2008年373部。另外,2009年中国内地出版的电视研究著作为243部。通过对这些著作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广播电视在“十一五”期间取得的成绩。

1、在学科建设上,中国传媒大学赵玉明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自2005年立项以来,已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如《广播电视史学研究》、《广播电视传播学研究》、《广播电视文化艺术学研究》、《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等;中国传媒大学“211工程”二期项目科研成果《电视剧艺术学丛书》,如《中国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论》和《电视剧原理》第一、二卷,《电视剧艺术类型论》等具有新世纪新学科前沿色彩的成体系的基本理论和历史研究。

在史志研究上,中国传媒大学“211工程”项目成果《中国广播电视文艺大系(1977―2000)》,由《理论・批评卷》、《广播剧卷》、《电视纪录片卷》、《电视小品卷》、《广播电视文学节目卷》、《电视戏曲卷》、《电视综艺节目卷》、《史料・索引卷》组成,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刘习良主编的《中国电视史》史料翔实,以点带面,以论带史,努力解求新问题和提出新见解,系统阐释了中国电视在40余年发展过程中观念、体制、结构、形式、功能上出现的问题,是目前论述中国电视发展最为全面的史学专著。

电视基础理论研究不断向多视角多学科拓展,与美学、艺术学、文化学、社会学、受众学、叙事学、语言学、心理学、批评学等领域合理嫁接,深化了电视研究的学理性。如《影视文化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和对策研究》弥补了我国影视学界对新媒体环境下未成年人素质教育进行实证研究的欠缺;《电视批评:理论・方法・实践》是我国第一部将电视批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综论性著作。在类型电视节目的研究中,学界对综艺娱乐节目、纪录片、民生新闻等保持着较高的研究热情,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创新性成果;广播理论界对广播媒介事件、广播媒体生存策略和广播行业科学规范发展的关注,体现出较强的理论自觉性。

2、在媒介研究与产业发展报告方面,涉及面广且深,具有可操作性。

首次由政府部门编写的蓝皮书《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从2006年始每年一册,全面深入地反映上一年度中国广播影视的发展状况、特点和问题,兼顾分析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国电视网络影响力报告》从2008年起每年以排行榜的形式推出,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电视评价指标,首次从网络角度考察电视的社会影响力,成为我国广播电视领域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性理论成果。

3、在国际传播和国际传媒发展研究方面,随着我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力的全面提升,一系列有关国际主要传媒从理念到产业深入研究的成果出现,如国家广电总局重点研究课题《东盟广播电视发展情况研究》、《发达国家广播影视管理体制和管理手段研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专题调研《国际传播发展战略研究》,这些成果注重系统性、针对性和准确性,为构建我国现代国际广播体系奠定了基础。

(三)携带时代新气象、取得学科新进展的动漫研究

“十一五”期间,中国动漫产业发展较快,带动了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上海、广东、湖南等动漫大省和北京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的动画研究机构积极探索和拓展,推出一批新成果,其他多个省市和高校也开始引入动漫的产、学、研机制,有关研究报告、专著、论文等成果不断涌现。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2006―2010年,有关动漫的研究论文共307篇;专著类亦出现了《中国动画片的产业经济学研究》、《动漫产业》、《世界动漫产业发展概论》、《世界动画艺术史》等,研究领域涉及到动漫的各个层面,在业内产生较大影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上述研究成果在中国动漫理论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其一,理清了动漫的相关概念,界定、阐释了动漫、动漫产业等概念及其内涵和外延,界定、阐释了网络动漫和手机动漫等新媒体动漫;其二,在动漫艺术和动漫史的研究层面取得新

的进展,分析了动漫艺术的总体特性,并在分析中国动漫艺术特色、梳理中国动漫发展历程的同时,回顾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欧美等动漫较发达地区的动漫发展历史及艺术特色,指出了目前中国动漫在艺术创作层面的优势以及原创性差、缺乏有影响的动漫明星形象、过于注重寓教于乐导致作品缺乏幽默和童趣、量大质差等不足,并对中国文化是中国动画创作的资源还是包袱的争论进行了梳理;其三,拓展了动漫理论研究的领域,除动漫艺术外,还涉及到了动漫教育、在线动漫研究、动漫鉴赏、动漫保护等方面的课题;其四,在动漫理论的重要分支――动画理论研究的学科分类上也有一定建树,将我国的动画理论研究分为动画本体论研究、动画史研究、动画批评、动画创作研究与动画产业研究五个类别。

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研究是“十一五”期间中国动漫研究的重点,上述成果具体介绍了国内外动画产业、漫画产业、手机动漫产业、网络动漫产业、动漫游戏产业的现状、发展和市场的运行情况;系统分析了中国动漫产业的演进与趋势,市场及细分市场的供求规模、竞争格局、产业投融资并购的现状、趋势;深入分析了区域发展、衍生产品市场、国内外重点企业运营状况、成功动漫人物案例、行业竞争和金融危机环境下动漫产业的发展、动漫产业的投资潜力、存在风险与未来前景、目前中国新媒体动漫中网络动漫和手机动漫的产业价值链及其用户特征和市场特点等;在肯定中国动漫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指出缺乏完善的风险分担机制、合法的权力保护机制及有效的产业链运行机制等问题,是影响中国动漫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这对产业决策、市场营销等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四)向理论化、体系化方向坚实迈进的新媒体艺术研究

新世纪以来,国内新媒体艺术研究逐步展开,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有关新媒体艺术的研究文章共112篇,最早一篇发表于2001年,《影像数字化的历史沿革与媒介功能研究》和《博物馆数字化资源在创意产业中的运用》相继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十一五”规划2007年度国家一般项目和文化部项目。随着数字化媒体技术的迅速扩张,国际交流的频繁多样,新媒体艺术教育的日益专业化,新媒体艺术研究从早期的现象追踪转向全面的历史描述和理论探讨,从分散、自发的状态走向自觉的、更系统化的研究;2006年以后,新媒体艺术在材料、形式、传播等方面的创新,对传统艺术观念、美学和接受方式的挑战,成为讨论的重点,其理论建构也引起专家学者的重视。

1、系统梳理了新媒体艺术的历史与现状。在国内外文化交流日趋活跃的背景下,国内学者较全面掌握了西方新媒体艺术的形成与流变,《新媒体艺术》、《新媒体艺术史纲》、《数字媒体与艺术发展》、《数字媒体艺术史》、《新媒体艺术发展综述》等专著的出版,为新媒体艺术的教学和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2、对新媒体艺术进行了基本分类。新媒体艺术种类繁多,相互交叉,虽然学界并未对新媒体艺术的分类完全达成共识,但在论述中基本涵盖了新媒体艺术的各个方面,如计算机艺术、视频艺术、视频装置艺术、全息摄影、交互艺术、虚拟现实等。

3、探讨了新媒体艺术的审美特征。在历史描述、现状观察和分类概括的基础上,新媒体艺术研究概括了它的审美特征,这体现在《新媒体艺术透视》、《审美文化新视野》等著作以及相关论文中,其中融合性、虚拟性、互动性、技术生成性等特征得到讨论;同时,新媒体艺术研究也开始关注研究方法和自身理论的建构,《新媒体艺术论》、《论新媒体艺术研究的特殊内容与方法》、《新媒体艺术的理论误读辨析》、《新媒体艺术的审美评价》等探讨了新媒体艺术的研究对象、方法、评价等理论问题。

4、新媒体艺术的具体门类研究。如《新媒体艺术摄影教程》等专著,还有数量较多的论文和学位论文等。这些研究侧重技术性和专业性,显示出新媒体艺术研究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四、音乐学

从出版物和研究课题结项目录来看,音乐学各分支学科在“十一五”期间继续呈现活跃繁荣的发展态势,同时,音乐学界对自身发展的后劲与活力问题也有忧患意识和深入思考。

(一)音乐学科各门类研究状况

“十一五”期间音乐学各领域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著作出版、课题申报和期刊论文三个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十一五”期间出版的音乐研究类著作,计300余部,涉及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音乐教育、作曲技术与表演理论等诸多学科,还有各类音乐教材。从期刊论文的总体面貌来看,仍然是以音乐史(包括中国、西方音乐史;古代、近、现、当代音乐史研究)和传统音乐研究为热点,作曲、表演等技术理论次之,音乐教育研究再次之。这种研究方向的侧重面与“十一五”期间结项课题的研究方向也是一致的。这表明我国传统音乐文化有着丰富的、持续的研究价值,学界仍不断挖掘出新的研究视点;研究队伍持续蓬勃发展,生力军不断充实;学术论文、著作出版数量较“十五”期间有明显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音乐学研究领域蓬勃发展的局面。

1、传统音乐研究依然是本时期音乐学各领域出版数量最多的门类。

一批基础理论学术成果以《中国传统音乐学丛书》形式}H版,包括:《中国传统音乐乐谱学》、《中国音乐文献学》、《中国传统律学》等著作,整套丛书共出版七册,并于2009年获得部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基础理论研究重要但难产,而此阶段却很有收获,《唐代二十八调理论体系研究》的作者对这个古代音乐理论体系作出“双宫双羽”结构的个人阐释,是唐俗乐二十八调研究中的又一成果;《东西方乐律学研究方法及发展历程》是继缪天瑞先生在1996年最后一版《律学》出版后的一次系统整合与更新,以现代学科理论对四大文明古国的乐律学传统音乐理论体系进行重新诠释,是对古老理论的建设性继承与发展。

同时,学者们或以乐种为对象,或以仪式为对象,从不同维度研究音乐事象在传统文化中的角色、意义以及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五卷本《西安鼓乐全书》为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成果,这是作者倾50年之功完成的西安鼓乐音乐志及分量厚重的研究总集,此书的出版不仅是“十一五”期间的重要收获,也是西安鼓乐研究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思想一行为:仪式中音声的研究》从理论构架、研究方法、课题定位等方面,提出关于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的一些新见解;《佛韵觅踪:西双版纳傣族安居节佛教音乐民俗考察》、《中国萨满音乐文化:以东北阿尔泰语系民族为例的地方性叙述》、《天府天簌:成都道教音乐研究》等论著,集中代表了本时期民族音乐学研究成果的较高水准。

2、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学术力量也有较大提高。

区域音乐研究涉及维吾尔族传统音乐、哈萨克族音乐、云南民族音乐、徐州民间音乐、赣传统音乐、江西苏区音乐、晋南传统音乐、桂东南民间音乐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音乐》、《近现代潮汕音乐》、《昆明洞经音

乐》、《闽调台腔:闽台歌仔戏音乐研究》等。

3、音乐史研究取得重要成果。

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方面,《六朝音乐文化研究》从人文生态、音乐体裁、艺术风格、思想观念、文化交流等方面探讨了六朝音乐在接续秦汉文化传统、融汇西域等外来音乐文明,开创隋唐音乐新纪元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是本时期断代史研究的重要成果;音乐考古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包括:《商周乐器文化结构与社会功能研究》《弦动乐悬:两周编钟音列研究》、《西周乐悬制度的音乐考古学研究》等;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方面,《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论》对20世纪上半叶的各类音乐思潮进行了剖析,是本时期近现代音乐思想研究方面的代表成果;《俄侨音乐家在上海》、《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留日知识分子对日本音乐理念的摄取:明治末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黎锦晖与黎派音乐》等则多为对音乐家群体及个人的个案研究;西方音乐史研究方面,《莫扎特的德意志兰》、《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舒伯特钢琴奏鸣曲“未完成问题”研究》、《西方音乐表演观念史》是少数著作中质量较高的几部,其余有关西方音乐的出版物多为翻译之作,且大部分为作曲家生平与作品介绍。

4、作曲技术理论研究取得一定进展与收获。

《复调的产生》、《音乐节奏结构的形态与功能》、《结构诗学:关于音乐结构若干问题的讨论》等著作,对音乐结构中若干要素的功能、意义及发展史进行了探讨;《高为杰现代音乐创作技法研究》、《斯克里亚宾晚期音乐观念与创作的研究》、《约翰・科瑞里亚诺管弦乐写作技术研究》、《布里顿两部歌剧的研究》等多为对作曲家或作品的个案研究。

5、表演艺术研究也有收获。

《指挥艺术概论》、《乐队训练学》详细阐述了指挥及乐队训练中的各种问题与处理方法,是作者多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声乐语音学》、《声乐艺术语言学》则从语言学角度对声乐表演提出建议,有利于深化对声乐艺术的理论研究。

6、音乐教育研究方面的出版物,可分为“学科论”和“中小学音乐教法”两部分。

前者包括对音乐教育体制、教育理论、课程体系的反思,以及音乐教育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代表作有:《后现代音乐教育学》、《音乐教育与心理统计基础》,以及译著《音乐学科教学法概论》、《音乐教育学导论》等。后者主要对中小学音乐教材、教学法的探索,有些还涉及到传统音乐的母语音乐教育问题,如《新疆民族音乐教育研究》等。

7、城市流行音乐与音乐人类学研究亦受到关注,《音乐人类学导引》和《中西音乐文化比较的心路历程》较为突出。

8、音乐美学、音乐治疗、音乐社会学、影视音乐、音乐编辑等方面也有少量著作问世。某些专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已形成新兴学科专业化的发展势头,比如音乐治疗学、音乐编辑学、新媒体音乐等等。

(二)课题立项、学科论文在选题与方法论等方面有明显拓展与突破

1、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规划项目的立项,同样是反映学科发展趋势的晴雨表。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09年底,“十一五”期间共有46项音乐学项目结项,其中传统音乐和音乐史方面的项目占多半,这与前一节中所提到的出版成果在内容侧重方面的情况相一致;“十一五”期间共有67项音乐学项目立项,数量上远胜于“十一五”时期,内容涉及民族音乐学、音乐史学、音乐教育学、乐律学、传统音乐遗产保护、新媒体技术等。

“十一五”期间的结项和立项项目中,有些课题设计很有学术新意,若干立项项目提出了当前研究中较为重要的问题,如《江南丝竹――乐种文化与乐种形态的综合研究》结项成果是在过去几十年该乐种研究基础上的最新成果,其不落窠臼处在于将音乐形态与文化角色有机结合,对长期以来形态、文化“两层皮”的方法弊端有所突破;基于各种原因的“移民”现象在中国自古至今存在,由此产生文化品种的迁徙和离散族群所特有的“文化飞地”,但对这种文化特质还鲜有研究,《上海城市文化中的移民“飞地”音乐研究》虽然还称不上是离散理论的个案,但在当今国家大规模建设、移民现象再次大规模呈现的社会背景下,深入开展“飞地”文化现象的研究,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启发意义,尽管该课题的时空定位本身只是个小案例,但这种学术观点很有意义;《山西乐户研究》、《晋北民间庙会中的仪式音乐班社研究》等结项项目,虽然从标题上看属于地方性知识,但由于山西乐人在历史长河中曾经扮演过国家音乐行为的执行者,而山西一些呈高度体系化的乐种也被认为是唐宋以来音乐品种的现代遗绪,所以研究山西乐人及乐种就不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而是在传统音乐研究中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传统的蜕变――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队百年鉴思》、《中国传统笙管乐的乐律学研究》、《隋唐五代礼乐制度研究》、《唐教坊曲子的曲调考证研究》、《中国古代应用律学体系研究》、《西方音乐史学理论研究》等项目都反映出在既有成果基础上的新拓展。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的项目虽然占总量的比例较少,但可喜的是已经结项的少数民族项目的负责人都是本民族学者,项目设计也不再是过去以描述为主的表象研究,显示出少数民族学者队伍的学术能力及专业训练都显著增强。

2、一批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专著,显示出新生学术力量正在成长及其专业领域的拓展。

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研究方面,代表作有《中国古代音乐审美观研究》、《礼崩乐盛――以春秋战国为中心的礼乐关系研究》,后者重点探讨传统礼乐文化结构的内在矛盾,论证了“礼乐张力”和人性自觉在中国音乐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民族音乐学方面,主要成果包括《历史地阐释:上海南汇丝竹乐清音的传承与变迁研究》、《阴阳鼓匠:在秩序的空间中》、《腔里拉魂:从拉魂腔到柳琴戏的传承与变迁》等。

音乐学论文方面,根据“中国知网”所载论文的不完全统计,“十一五”期间各种音乐学术类期刊共计4000余篇。其中,民族音乐学方面的论文数量依然遥遥领先。各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如乐律学、音乐考古学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大发展,选题也有拓展;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方面,《论“文革”时期的艺术歌曲》、《论“文革”中的音乐大批判》、《“文革”时期对西方音乐的批判――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读西方音乐作品的极左典型》、《钢琴伴唱(红灯记)及其音乐分析》等论文,为本学科研究不断突破禁区,向更深层次拓展提供了参考。

五、舞蹈学(含杂技、魔术)

“十一五”期间,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深化、政府教育投资的加大,国家对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的重视与投入,全方位的“舞蹈学”以及杂技、魔术学科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术水平逐步提高,学术著述日趋科学,学术创新日渐显现,舞蹈学正以稳健步态前行。

(一)舞蹈学理论研究状况

“十一五”期间,舞蹈学科出版著作丰厚,据不完全统计,

仅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和北京舞蹈学院图书馆馆藏目录所搜集的2006―2010年度舞蹈理论类出版著作即超过200部。

1、舞蹈史研究呈现新特点。

(1)集体攻关、集合新生代学者建树的著作出现,而个人学术专著较少;(2)文献汇编和回忆录性质的舞史类书籍多有问世;(3)老一辈舞史专家集毕生学术论著于一册,纷纷出版论文集;(4)地方性舞蹈史专著开始出现;(5)基于几十年积累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出版,加之近年蓬勃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大批具有地方舞蹈史性质的民族民间舞蹈著作出现;(6)第一部舞蹈史研究方法的理论性专著出版;(7)出现了一些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地域性舞蹈史研究论文。

集体性著作主要有:长达百余万字的《中国艺术史・舞蹈卷》,集合了中国舞蹈史学界第一、二代大部分专家学者,汇集了他们多年的研究心得和学术成果;专题性著作有《解读敦煌――天上人间舞蹁跹》、《中国古代舞蹈审美历程》;文献史料性著作有《吴晓邦舞蹈文集》、《新中国舞蹈艺术奠基石》、《功崇惟志写春秋》等;舞史研究文集有《缤纷舞蹈文化之路》、《舞论》等;地方性舞蹈史专著有《云南民族舞蹈史》、《河北舞蹈史》等;地方性民族民间舞蹈史性质的著述有《中华舞蹈志》四川卷、新疆卷、云南卷、江苏卷、山西卷、陕西卷等,《燕赵文艺史话》(第三分册舞蹈卷)等;《舞蹈史论研究方法初探》则是国内舞蹈史研究第一本探讨学科方法论的著作。

外国舞史方面,包括《太极文化与东亚舞蹈文化》、《东方舞苑纵横――从舞者到学者的于海燕》、《印度舞蹈源流――印度舞蹈与中国舞蹈影响研究》、《非洲舞蹈》、《华尔兹史话》、《俄罗斯芭蕾秘史》、《西方芭蕾舞与现代舞简史》、《外国舞蹈史及作品鉴赏》等;人物传记译著有《皮娜・鲍什:顶着恐惧而舞》、《舞遍全球》。

2、舞蹈基础理论研究的新特点。

(1)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力度加大,注重本体理论、舞蹈鉴赏和舞种研究,应用理论、舞蹈编导、舞蹈教育等成为学术关注的焦点;(2)在继承传统研究思路的基础上,对学科方法论的探索步伐加大,突出跨学科研究的意义;(3)民间舞蹈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渐呈起色,个案研究逐步显现学术特点与学科价值;(4)舞蹈的文化学研究令人瞩目,《太极文化与东亚舞蹈文化》的出版证明了地方舞蹈学者的研究能力,译著《印度舞蹈源流――印度舞蹈与中国舞蹈影响研究》和《非洲舞蹈》的出版,填补了学科空白,《舞与神的身体对话》将外国舞蹈领域跨学科比较研究推向了新高度。具体分类如下:

舞蹈概论方面,“十一五”期间,共出版有十余部专著。吕艺生《舞蹈学研究》于2006年出版,其中包括舞蹈学学科建设研究、舞蹈史学研究、舞蹈美学研究、舞蹈教育研究、舞蹈文化理论研究等部分;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集体研究成果《说舞――舞蹈学研究文萃》。其中,舞蹈理论探索、舞蹈史研究、舞蹈文化学等领域,对科学发展观与舞蹈学建设、芭蕾舞的社会起源、非洲舞蹈等方面作了深入研究。

舞蹈鉴赏,可视为舞蹈美学的一个分支,通过对舞蹈艺术进行深入具体的美学研究,把美学理论和舞蹈创作与鉴赏实践结合起来。此类专著面向大众读者群,往往带有普及舞蹈知识的性质。其中,《舞蹈鉴赏》一书由舞蹈鉴赏基础知识和舞蹈经典作品的鉴赏两编组成,包括舞蹈的起源和发展、舞蹈基本知识要点、舞蹈艺术三大要素、三种度量和六字对比、舞蹈鉴赏核心对象、舞种风格流派及其鉴赏、舞蹈鉴赏的基本过程等部分内容;《中外舞剧分析与鉴赏》不仅收录了国内外经典芭蕾舞剧的剧作及其说明分析,而且在对舞剧进行分析过程中,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视角与切入点。这方面成果还有:《舞蹈鉴赏》、《大学舞蹈鉴赏》、《舞蹈欣赏与创作》。

舞种研究方面,“十一五”期间,各舞种都有各自的研究成果,但中国古典舞研究更显成熟和深入,专著《中国古典舞研究》、论文集《中国古典舞评说集》具有一定代表性,论文集中收录作者有关古典舞研究的文章,如《十论中国古典舞》、《驳传统舞蹈还需“舞蹈化”的奇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族舞蹈艺术的文化定位》等论文,涉及中国古典舞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具有很强的学理性、思辨性,在舞界引起极大关注:舞蹈学院教学重要科研成果文集《中国古典舞研究》择取自1978年以来北京舞蹈学院专家、教师的文章,记载了这一时期对古典舞建设和发展的理念。

3、舞蹈应用理论方面的成果,多集中于舞蹈编导和舞蹈教育两方面。

舞蹈编导方面,主要有《舞蹈编导研究》、《舞蹈编导原理与教学》、《舞蹈编导基础理论初探》,以及译著《舞蹈创编法》。《中国当代舞蹈创作与研究――舞动奇迹三十年》,研究舞蹈的形式创建、内容建构、作品评价、舞蹈编导类群,并对舞蹈运动、舞蹈论争、舞蹈思潮、舞蹈创作演出体制等做了介绍。体育舞蹈著作异军突起,数量可观,但多为大众读物,学理成果鲜见。

舞蹈教育方面,主要有《舞蹈教育教学研究系列丛书》。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原理篇,着重分析和研究有关舞蹈编导理论方面的问题;下篇为教学篇,结合几年来舞蹈编导的教学实践,探讨了大学阶段舞蹈编导专业教学方面的问题。

“十一五”期间,还翻译有一批舞蹈基训教材,主要有前苏联舞蹈大师:A・洛普霍夫、A・施里亚耶夫、A・鲍恰罗夫的世界名著《性格舞蹈基础》、英国国标舞权威亚历克斯・摩尔的世界名著《摩登舞》等。

4、跨学科和跨文化舞蹈研究。

舞蹈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主要在于打破了传统舞蹈研究着重对编导创作、演员表演和作品内容进行研究的旧有模式,通过与相关现代科学手段的结合,实现对身体问题的整合性研究。近年来,欧美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舞蹈跨学科研究成果,出现了许多跨学科的新模式,舞蹈医学、舞蹈生理学、舞蹈精神病学、舞蹈解剖学,以及舞蹈人类学、舞蹈考古学、舞蹈与宗教研究等方兴未艾,舞蹈学科的边界越来越宽,打通了舞蹈作为人体艺术与自然科学、人文学科连接的通道,代表性研究成果有《舞蹈心理学研究》、《运动人体科学》。

舞蹈文化学领域成果显著。《新世纪中国舞蹈文化的流变》一书关注曾经作为“小众艺术”的舞蹈艺术,通过对新世纪以来重要舞蹈作品的评述探讨,探究各舞种在新世纪如何完成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应对新的艺术市场、新的艺术发展机遇等问题,此外,还有《中国传统文化与舞蹈》、《舞蹈文化概论》等;“十一五”期间,一批舞蹈学博士、硕士论文也在跨文化舞蹈研究方面做出努力,博士论文主要有《假面阴阳――安徽贵池傩舞的田野考察与研究》、《中、日、韩三国古典舞蹈比较研究》等,硕士论文主要有《现代舞中国化进程中的审美冲突分析》等。

5、民族民间舞蹈研究呈现多元和纵深发展,在研究方法及学术视野上都有所拓展。

《仪式、歌舞与文化展演:陕北・晋西的“伞头秧歌”研究》以“伞头秧歌”为研究对象,在民俗文化特定的时空范围

内,以民俗学表演理论为基本的研究方法,高度整合了秧歌表演的仪式过程、结构功能和象征意涵,归纳出传统中国节日庆典的狂欢精神,为节日庆典及其民俗展演的研究拓展了学术空间。

《东巴舞蹈传人――习阿牛阿明东奇》通过田野调查的访谈,体现了舞人所承载的大量历史讯息,传承人自觉而严格地恪守着文化传统的种种规范与程式;《中国纳西族东巴舞谱研究:兼论巫与舞、舞蹈与舞谱》则从史学角度对纳西族的东巴舞谱进行研究。涉及东巴舞谱的理论观点和背景资料,东巴舞谱的内容与分类、东巴舞的象形文字注释、东巴舞谱的记述和分析、东巴舞谱的特点与比较,从文化比较观看东巴舞的起源。

《闹节――山东三大秧歌的仪式性与反仪式性》对山东省三大秧歌――商河县的鼓子秧歌、烟台地区的海阳秧歌、青岛地区的胶州秧歌进行考察,通过对其仪式性与反仪式性的比较研究,揭示秧歌这一民间表演形式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意义及其历时性发展和沿革,研究论证当前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如何被传承和发展的现实问题;《永久的记忆――川西北羌藏文化民俗图集》汇集了作者20世纪80年代初深入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洲进行考察时拍摄的图片,涉及羌藏文化艺术和民族风俗与生态,主要介绍汶川县、茂县、理县和黑水县具有悠久历史的祈求神灵佑护的祭祀方式、悼念英烈、歌颂圣战的仪式和用于求偶、欢乐身心的歌舞艺术,对民间舞蹈研究具有重要资料价值。

(二)杂技、魔术理论研究的学术拓展

杂技、魔术创作在国际交流和杂技艺术发展的大环境下呈现出“井喷”现象,魔术也因电视媒体的介入传播,迎来艺术高峰。

“十一五”期间,几部重要的杂技、魔术论著进一步丰富了杂技基础理论的格局。《中国艺术史・杂技卷》、《杂技概论》、《中国国粹艺术读本:杂技》、《中华文明史话:杂技史话》、《吴桥杂技》分别在史学和基础理论建设上完善了杂技史论研究的本体建设;《一类新的魔术染色“A New mype of Magi-cal Coloring”》、《加强魔术资料的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是中国魔术艺术发展的当务之急》、《杂技魔术与巫傩文化》等论文则突出了魔术的应用理论和以运用人类学等方法相结合的交叉研究。

《中国艺术史・杂技卷》以史学角度切入,梳理了原始时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民国的杂技历史;《杂技概论》从杂技的探源到杂技的本质、艺术特征、杂技和其他艺术关系,对杂技审美属性、种类、创作、作品、欣赏、传播、教育、发展,以及杂技美学和杂技艺术的基本概念、范畴及其艺术规律的理论创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中华文明史话:杂技史话》从杂技的萌芽、先秦杂技、汉代百戏技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杂技、隋唐时代宫廷杂技的盛世、宋代繁荣的都市杂技到明清后的衰落,以中英文双语形式提供了一份翔实的文本。

六、美术学(含设计艺术学)

全国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的整体态势呈现出新的特点:个体性研究增加而集体性研究减少,专门领域内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个案研究、边缘性研究较多,地域性美术研究逐渐增多,一些新兴学科概论性著作也逐渐增加。整体说明了学科研究领域层面在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也在不断深入。

(一)美术和设计艺术研究状况的总体评估

“十一五”期间,美术与设计艺术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较大。随着高等美术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日益普及,高等院校向研究性大学的转换,高校教师的研究性成果倍增,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全国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逐步发展,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国家项目的推动及省(市)、部门各级项目的立项与资助力度不断增强,大多数有研究前景的个人与集体项目都能获得不同渠道的支持;二是研究生学位论文倍增,尽管存在一定问题,但总体上还是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发展,其中的开题、评审、答辩等环节,在掌控论文的学术质量上发挥了一定作用。

与美术史论的传统学术研究相比,创作实践方面的研究更为活跃。美术市场、出版及展览空前繁荣,带动当代艺术浪潮,对现状的研究也随之展开,美术批评理论随着批评实践活动有所推进,催生新的创作理念。尤其是设计艺术理论研究,虽处于初创时期,但已初具规模,这与设计艺术教育的普及和学科基本教育规模与实践性有关,其研究成果大多还体现在教材与基础理论问题上。

(二)传统美术学各门类研究取得的新成就、出现的新特点

1、基础理论研究比较平淡,设计艺术理论研究较为突出。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基础理论比较薄弱,与“十五”时期相比,研究范围无突破,数量基本持平,以高等院校教材或辅助教材为主,包括三种版本的《美术概论》以及《影视美术概论》、《设计艺术概论》等,强调个体性研究,突出一家之言,走出了集体编著的大一统模式,展开多元论述;在门类美术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近十年来还局限于影视美术,未见其他门类美术著述;在博士论文方面,则有专题性的理论研究《话语的转型:以宗白华的中国画理论为解析案例》,探讨了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话语的现代问题。

在“十一五”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美术类立项项目中,基础理论方面的选题比例较小,占美术类课题总量约17%,其中包括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设计艺术理论、批评理论及各项专题理论研究,未见原理论研究。

与美术基本理论研究现状相比,设计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略为突出,作者队伍也趋向年轻化。其成果形式还是以教材为主,如《设计艺术学概论》、《设计学概论》、《设计概论》(胡守海)、《室内设计原理》等;专题性研究则有博士论文《包豪斯与中国设计艺术的关系研究》、《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等。

2、美术史研究时有重要成果出现,艺术研究方法探讨较为深入,中国书法史研究异军突起。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史研究依然是重头,成果数量不少,但以教材居多,特别是中外美术通史写作,虽然看似以个人撰著为主,体现研究主体的学术立场和观点,实际上还是取通用的体例及通常的史学观,新的建树较少。“十一五”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美术史和外国(西方)美术史各出版13部著作,基本都属于简编。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出版6部,有5部是个人专著,这与“十一五”期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开展、设计艺术学科的兴起与普及、文化研究及新美术史学观的兴起等密切相关。外国美术史写作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西方美术史学史》、包括《罗马艺术》、《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等专著在内的丛书《美术史里程碑》。

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是这一时期倍受关注的问题。图像学、艺术形态学、艺术社会学及艺术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识形态研究、比较研究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断渗入中国美术史学界,挑战传统的历史文献学及其风格样式研究。较有影响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巫鸿的著

作被介绍到大陆,如《礼仪中的美术》与《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中的思想性》。

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在“十一五”期间依然是热点。已出版的专著有《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中国现代美术史文献集》第一辑、《中国现代美术史教程》;再版的有《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张晓凌负责的“十2i'’国家重点课题“中国现代美术史”课题组相继在北京、杭州组织召开编委会,该项目将在2010年下半年结题,郑工的《民国时期美术思潮》(2001年立项,原题为“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论辩”)将在2010年底出版;“十一五”期间,多有选题各异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版,如《现代化与中国百年美术》、《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等。相比“十五”期间,扩大了研究范围,加强了研究深度,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注重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同时也在进一步整理资料,敞开学术视野,消除偏见。

中国书法史论研究在“十一五”期间异军突起。在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开始有所沟通,学科建设迅速发展,“十一22”期间推出了一批成果,如《中国书法史》丛书,《中国书法艺术》;专题研究成果见于南方出版社的“书法研究博士文库”(第1辑)、博士后出站报告《汉代书刻文化研究》等。

3、区域美术(含民族美术)研究比较活跃。

“十一五”期间,区域美术研究比较活跃,这一时期通史性写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地域性美术研究受到地方政府及有关文化教育单位的重视,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或有地方特色的研究项目进行扶持。区域美术研究的特点。一是文化中心区域,二是文化边缘区域。如北京的地区性美术研究就有两项成果,即《20世纪北京绘画史》、《北京美术史》。前者聚集了国内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家,如李树声、薛永年、水天中、单国强等,后者主要是一批青年学者,二者体例不同,水平各异,较之“十五”期间出版的《上海美术志》和《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在研究思路和具体做法上已不相同;澳门特区文化局近年也资助一批有关澳门美术与设计方面的研究项目,已结题并待出版的成果有《澳门绘画史》、《澳门设计艺术》、由澳门基金会编辑出版一套《澳门史新编》收录的《澳门早期美术史:远古至1850年》、《澳门美术史》(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澳门美术史的分期与分类》;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云南民族美术史》、《西藏美术史》《山西美术史》、《香港美术史》、《台湾美术史》。还有一些民族美术史的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如《土家族工艺美术史》、《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美术史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工艺文化研究》、《中国朝鲜族百年美术发展历程与特性研究》等。

(三)呼应时代要求的一些边缘性文化研究日渐进入学科中心

1、“非遗热”推动边缘学科发展。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及设计艺术学处于学科的基本建设阶段,新的边缘类型学科出现不多,其队伍基本是由民间美术、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构成,理论基础较为薄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兴起后,带动了民间美术与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研究热潮,但真正理论上的带动却是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如《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视野下的福建民间美术》、《节庆狂欢:民问美术中的节俗文化》等。

2、艺术市场的活跃为美术研究开拓新空间。

随着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艺术市场学也为人们所关注。有些学者开始研究艺术市场的运作规律,涉及种种与艺术品交易有关的经济现象,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并涉及当代艺术的存在意义及评价体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面对艺术的公共性,面对在新的城市空间中艺术的存在方式及交流方式。艺术社会学的内容必须置换,重新书写,其研究方式也不是传统的历史学所能胜任。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开始阶段,研究成果多是调研报告,以及建立在宏观基础上的分析判断。由于中国艺术市场的不规范,许多统计数字不可靠,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给深入而客观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有些学位论文涉及到艺术市场机制、艺术市场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发展问题,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编著了丛书《艺术财富》,包括《艺术财富:全球艺术市场新格局》、《艺术财富: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市场》、《艺术财富:金融危机下的艺术市场》等,陆续出版了2006年至2010年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研究报告;自2009年起,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连续了2008年与2009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2010年4月,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管理委员会、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主办了“2010艺术经济论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艺术市场与艺术收藏”,其议题有宏观经济背景与目前艺术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和艺术市场复苏、亚洲当代艺术市场是否能够走出危机以及亚洲艺术市场的前景。

3、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出现新突破。

美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历来是美术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大多数著述都停留在基础性技法理论教材的编撰,也有结合自身艺术创作实践,总结经验,提出看法,有的也试图建构一个系统的创作理论框架,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在新媒介、新材料不断出现的当代社会,艺术的创新性不断为人所重视,而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却有所不足。研究比较活跃的应属设计艺术学科,如新媒体艺术、图形创意研究、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运用等,论文数量较多,也有一定见地。传统绘画与雕塑领域,创新性研究不多。在“十一五”期间立项的一些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与文化部项目,有望在这方面取得进展,如2007年度《中国画写意传统中的世界性研究》(国家重点)、《中西绘画图式与时空观念比较》(国家一般);2008年度《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文化部项目);2009年度《当代中国水墨语言体系研究》(国家一般)、《中国北派山水画的自然形态与笔墨形态研究》(国家一般)、《基于工作过程的服装设计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国家一般)、《数字传媒设计中中国元素的融入及其应用研究》(国家一般)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化科技司)

让高新技术成为文化建设的新引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实施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纪实

文化科技司

2010年度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评选工作日前完成全部评选程序,“公共图书馆现代科技应用研究”等3个设定课题和“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中央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等10个自行拟定课题获得立项。

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是国家财政资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今年首度实施的项目,旨在面向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需求,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在文化建设中的支撑、提升和

引领作用。提升计划通过开展文化科技基础性研究和高新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研究,重点解决一批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和引领性的重大文化科技问题,发挥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创新作用、吸纳作用和转化作用。

从今年的评选以及立项情况来看,促进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日益成为文化工作者的自觉。立足于文化创新的高端定位,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将成为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提升文化创新能力和传播能力的有效平台。

一、“文化+科技”呼唤国家平台

当今时代,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并得以广泛应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日益深刻地调整着文化生产、传播以及消费格局。促进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日益成为文化工作者的自觉选择。

为了促进科学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广泛应用,在科技体制、文化体制改革调整的大背景下,2009年,文化部设立科技创新项目,以鼓励运用科技创新服务于文化建设的努力。两年来,共有88个项目获得立项,内容涵盖了舞台科技、乐器改革、公共文化建设、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市场、文化产业、艺术教育等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

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的实施,解决了文化建设领域一些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促进了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不过,囿于经费、人才等因素的制约,科技创新项目存在着“小而散”的不足,无法支撑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和引领性的重大科技问题研究。为此,文化部提出了实施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的设想,并得到了财政部的大力支持。

二、夯实基础,以研促行

为了实施好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承担具体组织工作的文化部文化科技司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文化科技司司长于平教授在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学习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和文章,撰写了《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科技自觉》、《文化科技: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新引擎》等多篇文章,就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可行路径进行了梳理和阐释,明确了推进“科技与艺术创作相结合,提升文化内容、形式的表现力、感染力与影响力”“推进现代科技与公共文化建设结合,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与影响面”“推进现代科技与文化产业相结合,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催生新的文化业态”等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重点方向,为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的顺利实施提供了理论准备。

此外,文化科技司先后召开多次研讨会,邀请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对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的组织实施工作进行研讨,并就2010年度的项目遴选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专家的建议为提升计划快速走向成熟创造了条件。

在此基础上,文化部先后下发了《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管理办法》(暂行)和《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暂行)及《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2010年度课题指南》。通过这些努力,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部级平台开始成型。

三、重点引导。全面带动

2010年度《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申报指南》中,结合当前文化工作重大而紧迫的需求安排了3个设定课题,包括《公共图书馆科技应用的基本构成和应用模型研究》、《国家文化资源信息平台建设》和《文化产业统计指标体系及文化产业统计平台建设》。而自行拟定课题则涉及5个大类,包括面向公共文化服务的科技创新、艺术创作与表演的科技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科技创新、文化市场管理手段和方法的科技创新、提升对外文化交流影响力的科技手段与方法、促进新型文化产业发展的科技手段与方法、提升艺术人才培养的科技手段7个方面的内容。

这种设定课题与自行拟定课题相结合的办法,既实现了对重点项目进行重点培育和引导,同时又为文化科技工作者结合自身特长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无论是设定项目还是自行拟定项目,都紧紧围绕着文化建设的中心和文化工作的需求,把运用高新科技作为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提高文化创新能力、文化建设水准的新引擎。

在项目申报通知发出后,文化科技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收到全国范围内共计22个省、市、自治区文化厅局以及文化部各司局和直属单位申报的140余个项目。申报项目涉及到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各个方面,充分体现出“文化需要科技、科技也需要文化”已成为当前文化建设中的一大亮点。

四、产学研结合。开放共赢

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除了要重点解决一批具备前瞻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文化科技问题,还将培养文化科研队伍和文化科研管理队伍,以及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文化创新体系作为自身的责任。

本年度的获准立项项目,无论是设定课题,还是自行拟定课题,其申报单位除了公益性的文化科研机构,多数还可见到系统外企业,甚至是实力较为雄厚的民营企业的身影。比如,作为设定课题的“国家文化资源信息平台建设”,其承担单位不仅有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和中外文化交流中心。还有与前者有过成功合作的深圳智骏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而“动漫游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技术支撑体系研究”项目则由中国动漫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院、北京盈科大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申报,研究成果有望直接转化为文化生产力。由此,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不仅成为一个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开放平台,而且成为推动产学研相结合、互动发展的催化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化科技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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