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范文

学术论文篇1

关键词: 梦 艺术形象 艺术觉醒 文学样式 意识形态

梦,在我国文学作品里是不难发现的,尤其是志怪小说出世后,它的出现更加频繁。它在作品里,有的混有迷信色彩,有的只是提及一下生活常景,有的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喷发出压抑的感情,勾勒出生活的前景。梦是在什么时候以自觉的形式走上艺术殿堂,它与文学艺术关系如何,则是人们少有提及的。

一

在我国早期的作品中,梦多散见于诸子散文、历史散文,且常带有吉凶的征兆。“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是孔子梦见不到这种灵瑞,预感到周道复兴无望以致叹惜。历史散文《晋楚城濮之战》更有子犯圆梦的记载:“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其脑,是以惧。子犯:‘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文中,子犯对梦的预见性本有所怀疑,却又担心晋侯迷信梦中所示放弃信心,不得不另辟蹊径,以“向天”“背天”忽悠。靠游梦、圆梦预示未来,其作用相当于龟甲上的卜辞,总带有迷信的色彩,并非以文学的角度有意地创造审美价值。再说,它只限于诸子散文、历史散文,不曾或少有在秦汉的诗、赋中露面,有其文学自觉性的欠缺。早期散文只是区别于韵文、骈文的一种文体,包括经传史说在内,概称散文。从今天的艺术角度看,它应当是与小说、诗歌并称的文学散文。梦,偶尔散见于这种散文,且带有迷信色彩,不能说是以自觉的形式进入艺术殿堂。

梦在文学作品出现较多的,在我国,当始于六朝的志怪小说。那时,志怪小说已从先秦的史说中分娩出来,相对成体。此时,梦已有向艺术殿堂迈进的趋势,这般说,是它仍带有迷信的胎痣。以《搜神记・三王墓》为例,“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雠”纯属梦示;果真报仇,是应验了梦景的征兆。与其说是写主人公报仇,还不如说是为了佐证梦的灵验。在志怪小说里,梦还不如禽兽鬼怪在艺术上的成熟,后者已懂得用艺术手法通过它们折射社会现实,或是抒发压抑的情感,或是寄托生活的向往。同是《搜神记》里的作品,《韩凭夫妇》中的两只鸳鸯聚有灵性,象征着不死的爱情精神,表现出当时人们的情感与愿望。

我认为:只有当作者放弃它的征兆性,以梦的形象反映生活,呼出时代的强音,激活人们的心灵,梦才称得上是梦艺术的觉醒,才称得上是美。放弃,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形象性、时代性、情感性,迎合了感性显现的特征。艺术觉醒的梦,主要表现为描绘人们压抑心理和信仰危机,抒发人们的自然情感,寄托人们的美好希望。从这一角度上说,唐传奇的出现才使梦向艺术转化,梦才以自觉的形式步入艺术殿堂。

在《枕中记》的《南柯太守传》中,作者充分利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打破了时空的界限,摆脱了人世的羁绊,把主人公起伏变化的一生压缩于一梦之间,离奇神异、变化莫测,这样的奇思遐想,可以使读者的想象在更广阔的天地翱翔;可以更率直地评判人物,针砭时弊。这种巧妙的构思,往往能够更广阔、更深刻地反映真实的社会内容,有助于提示事物的本质。在唐传奇以后的作品中,梦多朝着艺术的路子走,且日益成熟。小说发展是这样,其他体裁也是如此,纵横发展。

我们以不同时代的小说加说明。志怪小说《搜神记・杨林》篇,梦者是一位商人,故事简单,意义平平。唐传奇的《枕中记》,把前面的主人公改成书生,糅进了作者个人的坎坷遭遇和官场的批判,却存有“人生如梦”的消极思想。清代《聊斋志异・续黄梁》,又把书生改为官僚,通过曾氏梦中拜相、谪官被杀、冥中受罪、转世遭难等情节,暗示了封建官僚制度的罪恶,表现了作者“忧愤深广”的态度,艺术上日益成熟。

横向上,我们同样可以证明。唐以前,梦在文学作品中仅限于志怪小说,或偶然提到的诗篇。唐开始,梦渐渐在诗歌、小说、戏剧等体裁中出现。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李白),戏剧《玉茗堂四梦》(汤显祖),思想艺术水平都很高。近期的文学作品,关于梦的直接描写是少些,而冠于梦的题名则不少,以示人生的幽幻,或增强散文般的韵昧。关于这点,港台文学较大陆文学似乎突出一些,具体不一一列举。我们只求懂得这个道理:梦在文学作品中,从无到有,从不自觉至自觉,日益成熟,乃至借助梦的特点,写出不是梦的梦的作品。

二

在论述梦的艺术觉醒时,我以唐时期的文学为界,这仅从梦在作品中所出现的频率,以及在各种文学体裁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技巧来划分,它带有普遍性的特点。它还有特殊性,那就是不同文学体裁所显示的梦的自觉性是不一样的。

梦的艺术觉醒,随着体裁的不同,觉醒的时刻不一样,诗歌早于小说,小说早于戏剧,至于那些不梦而梦的近代作品姑且不去论述。秦汉时期,其他体裁里的梦还处于酣睡时,我们从乐府民歌中就能偶尔见到梦苏醒的前奏。如《饮马长城窟行》的两句诗:“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这里的梦,已不是生理常景的梦;这里的觉醒,还是艺术上的梦觉醒。它通过梦中相随,醒来相别的反差,写出思妇的惆怅心理。它不同于《论语・子罕》中的梦,带有吉凶的征兆;也不像《搜神记・三王墓》中的梦,在印证梦的灵验。只是早期,这类梦的作品并不多,只能偶尔在某些诗篇中看到零星的闪光点,尽管如此,还是可以断言,梦在诗歌中“觉醒”时,其他文学体裁里的梦还将“沉睡”几百年。只有到了唐传奇,才有与之相媲美的作品,此时,唐诗中的梦也不逊色,而且更加成熟。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不亚于《枕中记》,它以梦游仙景来反衬人间官场的污浊,有那种不愿“折腰事权贵”,而欲骑鹿“访名山”的思想,风格逍遥、旷达。至于杂剧等戏剧文学,是在唐传奇上发展起来的,梦的艺术自觉性自然在诗歌、小说之后,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产生这种不平衡,以各种体裁的成熟有关:我国文学体裁成熟先后为诗歌、小说、戏剧。神话虽早,然文学的记载则多由历史学家、哲学家“订正”;散文虽早,然早期的散文只区别于韵文,骈体文不宜相提并论。这种不平衡,还与梦在各种体裁的适应性有关,这方面,后边将会论述。

三

以上,我着重论述了梦的艺术觉醒,那么梦这一生理现象有什么值得作家垂青的呢?这有文学作品本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

文学作品本身所产生的原因,主要表现为文学的形象性与形象的间接性。形象性,是艺术区别于其他的意识形态;间接性,又使文学从艺术中分离出来。它是用语言材料来塑造艺术形象的。形象的特点与梦的特点吻合,语言的线条性,有利于时间上描述像“蒙太奇”般的梦景。尽管如此,梦在不同文学体裁的运用,还是有其艺术能力上的差异。

我认为,借梦写诗要比其他的体裁容易得多。因为梦的特点与诗歌的特点较为相似。梦有形象性、情感性、跳跃性、无序性的特点,这里除无序性外,其他的特点基本与诗歌的特点相应。

梦的形象性是模糊的、类型化的。正因为模糊,才显得朦胧、含蓄、多义;正因为是类型化的,才有其明确的象征意义。介于这种朦胧与清晰之间,诗才不致沦为快板,诗才有其丰富的内涵。因此,它显得精巧、凝重。梦的情感性,较现实有更大的空间:它可以是记忆的回放,也可以是思维成像,还可以是潜意识的纵情,亦真亦幻,真假难辨。即使当朝,也不宜苛责。如《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收到了很好的思想艺术效果。梦有跳跃性,诗歌何尝不是这样。如臧克家在《三代》中写道:“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劳动,爷爷在土里埋葬。”仅有三句话,却写出了三代农民乃至我国世世代代农民都离不开土地的生活。

或许是梦有与诗歌相应的特点,加上诗歌又是早熟的文学体裁,才使梦在诗歌中的艺术觉醒早于其他文学体裁。至于梦为什么会有上述的特点,这牵涉到人的左右脑的生理功能,它属于生理学的范畴,我们就难于作进一步的探讨了。应当提及的是梦的这些特点,也基本适于散文,只是要适当地作好情感的冷化、整流,以追求当代的散文美。

梦与小说相通的特点主要在于“蒙太奇”的梦景与语言的线条性所显示出来的时间的连续性。小说借助于语言材料可把梦景一幕幕地显示出来,于是在小说中关于梦景的描写也不少。不过应该指出,梦的跳跃性特点不利于小说叙事的完整性,无序性更不必说。我们看到小说中的梦总比生理上的梦有条理、有情节,这是为小说的特点所矫正过的。对此,我们可以在《枕中记》里领略一斑。再说,小说中的形象力求典型,梦的形象是类型化的,运用时总不如诗歌合拍。至于剧本,还得考虑到舞台的因素,与梦相通的特点就更少了。早期戏剧还凑合,形象多为类型化,是莫里哀式的;近期戏剧的形象则多为典型化的(喜剧除外),是沙翁式的,梦那类型化的形象很难派上用场。再者,剧本中的梦可以写出来,表演时却得依赖于两个场景,以别魂体;或场景先后更替,以示梦景的出现,不如诗歌、小说,仅靠语言材料就能表现出来。

文学作品与梦发生关系的社会原因,是由于文学隶属于意识形态。人类早期,生产力低下,人们有在自然界中争得自由的愿望,却不能预测自身的行为后果,这酷似生活的梦不能不像卜辞一样来占卜自己的未来。我国历史散文中有关于子犯圆梦的记载,古希腊悲剧里有关于普罗米修斯圆梦的台词。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了,阶级斗争又接踵而来,梦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单纯,只是寄托希望,还反映出意识形态的特点,它以圆梦者的清醒,听梦者的“糊涂”流露于文学之中。自然,它无宁升华为教义,尤其是被统治阶级的梦,只能是成为折射社会现实的一种虚像,一种掩饰。李白的《梦游天姥呤留别》、蒲松龄的《续黄粱》就是梦中的离骚。当人们思想混乱,以致信仰危机时,梦以其虚幻的特点来摹拟社会,给人以启迪。这般说来,梦在艺术中似乎以其古怪的笔调来勾勒畸形的社会。其实不然,它也可以美化社会,剪辑现实中的美。

人们在现实中的遗憾往往会在梦中得到平衡,能予平衡的梦在文学艺术中不只是梦,它应该是一种艺术的表现手法。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遗憾会越来越少,梦在文学艺术中用于折射社会的频率也将越来越少。不过仿照梦的形式构思作品,以梦的特点来诠释社会,犹如海市蜃楼,美不胜收。

参考文献:

[1]刘叔成等著.美学基本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会,1987,9.

[2]以群主编.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8.

[3]宋元人注.四书五经.北京市中国书店,1987,7.

[4]李梦生撰.左传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6.

[5]汪绍楹校注.搜神记.中华书局,1985.

[6]玉茗堂四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学术论文篇2

1症结之一

为独立所做的准备工作不足2013年3月，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新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其门类下设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5个一级学科。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就成立了艺术学学科评议组，至此，艺术学界人员为学科独立所做出的各种努力划上了一个完美句点。在体育学界叹其“幸运”的同时，我们亦应理性地注意到，艺术学独立成为学科门类的成功并非“空中楼阁”，其为此所做出的种种研究与努力是值得我们体育界学习与借鉴的。首先，艺术学为其学科独立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从目录学上来看，有学者提出了我国上至西汉、下到唐代艺术学均为独立学科的历史依据，同时指出近代中国图书分类中的艺术类名称之变异，并以此论述，艺术学科独立之“合情合理”。有学者从国外艺术学科发展近况角度进行研究论述，分析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以及荷兰、印度的艺术学科总体倾向，艺术史理论与当代艺术实践的碰撞，以及艺术学科内部的音乐学、电影学、戏剧理论、舞蹈理论等的研究近况等，从中论述我国的艺术学独立可行性。也有学者从艺术学本质内涵及其特征方面，从艺术学的独立与学科规划问题上，从艺术的本质及学科建设相关问题等方面研究分析我国艺术学独立的可行性与操作实施。其次，艺术学科独立为学科门类，倾注了文艺界、教育界，特别是艺术教育领域众多专家学者的心血，在其为独立所做的14年努力中，众多专家学者不仅召开各种研讨会研究艺术学科本身，并且还研究调整全国各大艺术院校招生专业目录，撰写《将艺术学一级学科提升为门类的建议报告》并提交国务院学位办。此外，除了专业艺术院校，越来越多的综合性高校也开始开设艺术专业，同样加速了艺术学的独立。再有，为消除学科目录修订工作组的其他领域专家，甚至是一些人文社科领域的专家对艺术学科的建设存在的误解，作为艺术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牵头单位的中央音乐学院为此做了许多工作：他们请其他领域的专家观看艺术院校的演出，审阅艺术专业博士生的论文，增加这些专家对于艺术学科的了解，使专家学者对于艺术学提升为学科门类，逐步形成了共识。反观我国的体育学科建设，“从无到有，由简入繁”经历了引进与借鉴、本土化探索、分化与自我发展以及建立独立学科四个阶段。自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以来，我国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就为体育学科独立成为门类进行了各种努力，有通过各种学术会议的呼吁，通过理论研究提出建议意见与可行方案，以及在新一轮（200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学科目录修订工作的申报等。但在学科独立的理论研究上，尤其是从其发展角度、独立的理论依据与可行性方案上，从独立问题的学域扩张与学理建构上，以及从目录学角度如何分类，从学科建设角度如何理性发展等方面均有所欠缺。为此，在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体育学依旧名落孙山。无需置疑，我国的体育学科从上世纪初创立至今取得了不容小觑的成绩，但与其他学科以及国外体育学科相比较，甚至与我国体育事业整体发展的要求来比较的话，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而正是这些“不足”与“问题”的存在，制约了其学科独立成为门类的发展之路。

2症结之二

“体育”概念界定尚未形成共识众多专家、学者、体育工作者等对体育领域之内的各个专业进行过十分深入与细致的调查研究，从理论到实践，从专业本身到与各交叉学科的结合研究……但长久以来，我们都没有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何为“体育”？“体育”相对标准的定义是什么？作为西方舶来品的“体育”一词，有的学者定义为将其限定在教育范畴中，认为体育是“存在于教育过程中的身体活动过程”；有学者从身体活动层面分析，认为体育是“对于人体的锻炼、养护和保健等的教导”，或“为增强体质和获得增强体质的技能而进行的训练”；有学者从社会活动方面着手，认为体育是“一种寓教育于运动之中的社会现象，是通过运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丰富人们生活的一种社会现象”……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体育界对于“体育”的概念并无定论，在对于最基本概念不能达成基本共识，且没有较为统一认识的情况下，很难能够客观、全面地认识体育本身，很难进一步提高体育理论研究的科学化水平，很难促进体育的学科建设。反观之，从艺术的起源来看，不管是“游戏说”“巫术说”“装饰说”还是“表现说”“劳动说”都有指明艺术是意象思维对这一生命体验的产物，是属于精神世界的产物，其对象是物而非人。与文学相似，艺术有自己的独立表现形式（绘画、舞蹈、雕塑等），而非文学的表现形式———语言。此外，艺术学界对于其自身概念的定义也较为清晰、明确，即：艺术是人类创造的具有审美情感和形象特征的精神产品。而我们的“体育”究竟如何定义，指向何处，则还需更多专家、学者的深入研究，以便早日统一认识。

3症结之三

学科内部分类不够清晰明确学科内部的理论丰实也是体育学科独立的必要条件，与艺术学相比较，其下设的艺术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以及美术学、设计学，每一个一级学科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其内部涵盖的内容也较为多样，每一个学科体系都有自己十分独立、不尽相同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任务与丰富内涵。而我们的体育研究由于起步较晚，发展时间不长，对学科本身的研究还相对薄弱，移植与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的研究较多，使学科本身的研究水平偏低，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还远远不够。体育学科内部4个二级学科存在交叉、重叠等问题，如“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实践研究对象是民族、民间体育（亦包括体育民俗），但其运用与借助的学科体系中包含着大量人文社会学科的内容，因为，“民族、传统”两词使该学科具有了较强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色彩，如此一来，其与“体育人文社会学”的交叉重叠在所难免。此外，“体育教育训练学”是按实践研究领域来划分的，“教育训练”虽然在体育的实践领域中是可以成立的，但“体育教育”与“运动训练”两者的关系、概念、研究领域并非全然相同，且虽与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关系，又不能简单归属其一，同时又不能说其不需要人体科学的支撑，为此其存在交叉研究的问题亦是显然。而学科的独立则需要其内部自身理论知识的“羽翼丰满”。

二体育学科发展存在问题的解决思路

1结合国情进行研究论证

纵观世界各国，很多国家将艺术学设为独立的学科门类，虽然对于“艺术学”的称谓不尽相同，且下设的一级学科各有千秋，但所包含内容与学习研究的重点却是相通的。例如，美国将艺术学科门类的名称定为“艺术学”，下设9个一级学科，52个二级学科；英国则叫做“创作艺术和设计”，下设10个一级学科，44个二级学科；德国定名为“艺术•艺术学”，下设5个一级学科，30个二级学科；俄罗斯称之为“文化与艺术”，下设8个一级学科，30个二级学科；毗邻我们的日本定名是“艺术”，韩国称为“艺•体能”。回视我们的“体育”学科，美国高校的学科设置较为灵活、开放，时有增减，但目前也并未将“体育”设立为独立学科；英国将体育放在“体育、休闲、酒店管理和旅游”学科门类之中，虽有“体育”之名，但实际上亦是与休闲、酒店管理、旅游等放于一起，而不是一个分设的体育学科；俄罗斯的学科设置体现着前东欧体制的种种特点，“体育”并未在独立学科之列；德国高校的学科设置中将“体育学”并置在“社会科学及社会学”大类之中。当然，随着体育学科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除原有培养体育师资科学体系之外的有关运动训练方面的相应理论与学科，同时，当前体育的国际化与全球化趋势，使体育的应用范围在逐步扩大，且发展势头超越了传统的教育学领域，出现了独特的“体育问题”，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教育问题”。但通过对国外各国学科设置的罗列与审视可以看出，如果希望“体育”的学科独立，很难从国外找到先例学习、借鉴，而是需要我国众多的专家学者论证、分析，找出“体育学”学科独立的合理性、迫切性与可行性；目前相对超前的体育实践与相对落后的理论建设形成巨大反差，如何从教育学科中独立出来成为学科门类，亦需要学者们的深入研究与系统论证。

2学科内部研究进一步充盈与丰沛

体育学科的内部研究尚需充实与深入。例如，学科研究的共同体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在研究过程中，为了构建体系而去被动建立体系的问题较为严重；在对其他学科的借鉴和融合中没有形成自己的承载主体，使得在体育研究与实践中照搬、照套或盲目移用其他学科理论的现象存在，移除其它学科理论后剩余的自我理论内涵空洞。此外，对于运动训练、体育教学、健身指导、运动员选材、运动竞赛等的研究还没有上升至理论高度，依然属于运动操作；体育从业者与学术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和专业经历融合不够，使得体育知识的载体———体育专业教材和一些专著、论文理论研究与实践相互脱节，很多体育教材、著作对体育本质现象的揭示，以及存在问题的分析描述有余，探讨不够，论述母学科级别知识与理论的篇幅所占较多，对体育内部规律的揭示更显不足。对于本质上就具有浓郁体育特色的领域，如运动训练学、体育教育学、运动竞赛研究、身体锻炼等也因为缺乏各种学科理论与知识的支撑，而显得其研究的领域范围、内涵深度等均有所欠缺，唯有对更多学科领域都有一定了解与研究，对理论研究有所深入，对体育实践涉足较深，对其他学科知识的理解能够融会贯通，形成体育自身更为扎实的理论研究体系，使学科内部的研究更加充盈与丰沛起来，才有可能搭建起体育学科内部研究的“敦实构架”。

3需要更多专家学者的投入和参与

在我国，艺术学界对于学科独立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讨，从目录学角度，从与国外比较方面，从艺术的起源、发展、门类、内涵，到与美学、文学的关系，再到学科独立之后的种种发展、困扰等都做了很多的分析与考证，为“艺术学”的学科独立做了大量的理论工作。此外，众多艺术学界的专家、学者，呼吁“艺术学”应脱离文学，成为独立学科，进行各类座谈、讲座讨论学科独立的可行途径，为“艺术学”的学科独立做了很多的实践之事。反观体育学，仅有少数学者对于此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剖析，也有部分专家学者认为体育学下属的4个二级学科应进行优化与调整，认为目前我们的学科体系构建还存在较多问题等。但仅靠部分专家学者对此的关注与研究是不能真正解决此问题的，只有更多人参与其中，研究论证、剖解分析，形成一股研究热潮，才有可能推动我们的“体育学”真正朝向独立之路迈出坚实的一步。

三结语

“艺术学”学科自1997年《授予博士、硕士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颁布起，进行了历时14年之久的“独立战争”才宣告“独立”，“体育学”学科长期发展的“独立之战”也许更长、更艰巨，它还需要更多专家学者的论证分析，需要更多体育专业人员的致力研究，需要每一个热爱体育事业的人献计献策。

学术论文篇3

中国政治学的学术支撑从何而来？首先是在研究的学术定位上超越传统，即超越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不将政治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的传统。这个传统的形成，从深层次上讲，是中国文化的理性结构和中国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从浅层次上讲，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统治方式所决定的。深层次的决定，使得中国的学人缺乏把对政治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的思想和文化基础；而浅层次的决定，使得中国的学人，缺乏把对政治的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基础。因此，中国历史上能产生丰富的政治思想，但不能建立政治学说体系的事实，是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应该肯定的是，尽管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政治学学说体系，但他们对中国政治的思考和所提出的思想，还是为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一套历史上比较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比较有效的政治治理方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历史的合理性决定了它现实的局限性。进入近代社会，传统政治被现代政治所代替，在新的政治生活条件下，政治的发展在对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提出要求的背后，实际上就是系统、全面地对政治进行研究的政治学本身的要求。如果参考现代政治是从西方社会中发展出来的背景，那我们就会认识到现代政治对政治学的要求，是现代政治所具有的内在规定性。同时，就中国社会与政治来说，现代政治的确立，实际上为中国的政治研究者超越这种传统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条件。因此，在现代政治下，我们必须而且也有条件超越中国的历史和政治文化传统，把政治真正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新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政治学的发展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邓小平同志从“”的教训中，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在强调了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后指出说：“不过我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0]这就为新中国政治学的完全确立和在这十几年有效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次是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政治学是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体系。虽然在政治学范畴中，各种政治问题都可以上升为学术问题来研究，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决定了不论我们如何把政治问题上升为学术问题，我们都无法使政治学的研究完全脱离开政治。事实上，如果我们完全脱离了政治，政治学研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政治学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并不意味着政治学研究也不能超越政治。超越政治，不是从政治学的具体研究而言的，而是从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价值而言的。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与该学科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密切相关。关于这个问题，在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已说得非常明确：“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11]那么，在现代社会，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人间至善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在创立政治学时，给出了一个十分基本的命题，即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个命题。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命题实际上表明了人类生活和发展的一个基本道理：人的存在决定了政治存在，政治是人的内在要求，政治发展最终是基于人的发展。政治与人的这一基本关系，决定了我们的政治研究的最终目标不是政治本身，而是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只有基于这样的终极关怀，政治学研究才能始终保持崇高的理想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从而能真正有效地推动政治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只有在这种终极关怀下，政治学研究才能在不脱离政治的同时，超越政治，从而获得应有的生命力。

再次是在研究的学术体系上超越西方。中国政治学是在引进西方政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我们现在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是从整个学术体系来说，我们的基础还是西方政治学。因此，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两大特性：一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跑；二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习惯性地以西方政治学理论作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背景。在一定条件下，这两大特性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使中国的政治学在近现代得到确立和发展；其次使中国政治学在推动中国政治文明形态从传统走向现代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现代政治实践的逐渐成熟，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的这两个特性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首先是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脱离中国实际，在西方的概念或理论下，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其次是使中国政治学本身无法十分自觉、有效地发展自己的理论、思想体系和研究方法。西方政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决定了非西方国家政治学发展都普遍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并深受其影响。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政治学发展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西方政治学中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参考和借鉴的。但是，西方政治学毕竟是随西方政治的发展而发展的，而西方的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特殊的逻辑和过程，因而，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但其思想、观念、结论和方法，由于有比较强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背景，并非都具有普遍意义，因而，也并非都适用于非西方国家。美国在60年代搞的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政治试验的失败已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因此，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就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政治学的问题。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来看，首先是努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其次就是要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引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发展中国的政治学，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因而，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只是一种发展的手段，而不是发展的目的。如果真正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从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目的出发，就能在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同时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独特而漫长的政治文明发展史和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为中国政治学进行这种超越，并实现自身独立发展和独特研究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厚实的基础。中?伪旧砦泄窝Х⒄顾峁┑姆岣坏乃枷胱试春途槎韵螅龆酥泄窝耆芄辉谘拔鞣降耐保远灾泄缁岷驼稳妗⑸钊氲难芯课。轿鞣秸窝В迪肿陨淼亩懒⒎⒄梗佣钪辗⒄钩瞿鼙泶镏泄壑怠⑻逑种泄幕褚约敖沂局泄缁岷驼畏⒄鼓谠诼呒闹泄窝А?/P>

最后是在研究的学术水准上超越中国。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任何一种学术所具有的地位和生命力，不是从国家的范围来评价的，而是从国际的范围来评价的。因而，学术本身是否具有国际性，对当今的学术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我国各学科中，政治学在这方面面临的问题比较大。这一方面与我们政治学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有关，同时与政治学研究对象（即政治问题有诸多的敏感性）有关。学术的国际性，并不在于学术思想和观点的国际性，重要的在于学术本身研究价值的国际性，具体讲，就是在于学术研究本身所达到的水准是否具有国际水准。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学术研究本身的水准，主要取决于研究领域、研究思想、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而这其中，研究者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最为重要。因为，有什么样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不仅决定我们对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确定和开拓，而且决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国际性。新中国的政治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发展的，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政治现象，思考和判断政治问题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这种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对我们在从事具体的政治学问题研究时所持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高于后者，但不能完全包含后者。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确立了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把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了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本身的发展与创新，把许多问题简单化、形而上学化，从而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因此，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具体来讲，就是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充分应用国际上先进的研究思想、研究方法，并以科学精神为统帅，从而实实在在地提高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为中国政治学寻求学术支撑是中国政治学者的共同责任和奋斗目标，为此，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我们应通过自身脚踏实地的学术努力，使中国政治学在研究的学术定位上超越传统，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在研究的目标追求上超越西方，以及在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上超越中国。中国的文明与历史、现实和未来，都要求中国有一门成熟的政治学学科在推动中国社会全面发展中起积极的作用。

注释：

[1]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

[3]《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5—126页。

[4]同上书，第140页。

[5]同上书，第281—282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8]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第418页。

[9]《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3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181页。

学术论文篇4

难道我们还不应该反思我们当前的信息技术学科的教学出现了什么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化解这些问题？

第一个原因就是计算机已由神秘事物变成一件“家用电器”，学生对计算机的新鲜感逐渐降低。总的来说，在二十一世纪之前，计算机通常还是昂贵的代名词，往往学生在接触信息技术学科以前几乎没使用过计算机，计算机对于学生来说还是一个令他们陌生，感到神秘的新鲜事物，学生对于学习计算机充满了好奇心，那时的计算机课成为学生神往的一门课，条件虽差但学得很认真，课堂纪律好。但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计算机走下“神坛”，在社会和家庭日益普及，学生对计算机的新鲜感逐渐降低，现在不少学生在学习信息技术学科之前已经玩了多年电脑，电脑用的早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幼儿时期。按照人的认知原理，在计算机日渐普及的年代，“计算机”已不是他们头脑中的新鲜事物，因此也不再是学生学习信息技术课的脑神经刺激源，学生学习信息技术课的主观能动性在无形中消失了，不少学生几乎不听信息技术学科的理论课，而去做其它学科作业、看课外书、听MP3、做小动作等，只是等到上机课的时候才会向机房 “发起冲锋”，但其主观上是还去玩游戏、聊天、上网等等，信息技术课学科老师对信息技术课的教学感到很是无奈。

其次就是教学内容重复单一，知识老化，跟不上时代步伐。当今的信息技术课，比较一下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的教材，就可以发现教学内容几乎是重复单一，知识老化，缺乏创新，还在重复地学习：计算机发展史、计算机组成、Window98、“文件的复制、移动、删除、更名、建立文件夹”、Word97或Word 2000等，软件版本和知识体例远远不能反映近一、两年计算机的发展情况。教材再怎么不好也比没有教材好，老师不能不用，但往往照本宣科，无奈地按教材内容授课，学生学得乏味。可以说，高中信息技术课的教学是最是无奈的一件事了。现在试作如下比较：小学的信息技术课教学强调动手、淡化理论，小学生未知的东西较多，所以对信息技术课还是比较有兴趣的。初中的信息技术课，开始对学生理论知识和动手操作都有要求，由于学生年龄不大，比较听话，课堂纪律也不错，也比较好按教材教学，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一些学校机房设备落后，教学效果其实是难以保证的。对于高中的信息技术课来说，高一新生的现状基本上是这样的：学生大多是见过或用过计算机，较多学生有上网或用电脑的经历，计算机已不是他们心目中的新鲜事物，到了高一再来重复学习过去基本上学过、听过的信息技术内容就比较反感，他们自认为只要能到机房上网就可以了，教材上的内容已经没有多大的意思了。但事实上，往往他们对计算机知识是一知半解，也有很多误解和无知，但却自以为是，并养成了一些不良的计算机操作习惯。由于高中信息技术教材缺乏新颖性、时效性，高中信息技术教材的内容被学生认为是最没有意思的东西，因而理论课也就成了 “没有意思”的课了。

第三个原因就是信息技术教师的教学方法古板，死守教材，缺乏灵活性、创新性和时代性。我们信息技术教师不妨进行如下自我反思，高中信息技术教学是这样的一个现状：教师常常对可引入教学的时代元素缺少挖掘，对教材内容缺乏推陈出新和全局安排，没有站在学生的角度去考虑你所教的东西到底对学生有什么用处，对于所教学生的总体情况和心理特征缺乏了解和研究，教学就是被动地授课，课堂语言没有诱导性设计，所讲内容没有发散性、延展性和反映计算机最新发展成果的时效性，甚至连教师自己授课的精力都不充沛。试想，这么枯燥的信息技术教学方式又怎能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呢？

第四个原因就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对信息技术学科重视不够。一是对信息技术教师缺乏人文关怀和业绩激励机制及科研创新奖励机制。学校未能出资鼓励他们对学生开展兴趣培养，未能支助他们指导学生参加计算机应用水平或技能的培训、竞赛，未能开展教师多媒体课件水平竞技比赛，未能发挥计算机教师的专长向校园网提供为其他学科制作的公用课件和便于拿来就播的理化生实验动画元件和人文学科的音视频合成动画元素，未能建立起信息技术教师的业绩竞争机制去激励信息技术教师对业务进行科研和教学研究。二是不重视硬件投入，缺乏必要的资金用于设备维护和硬件升级。不少学校机房的现状是：计算机数量不够，配置落后（计算机机房设施往往比主流配置平均晚五年左右），计算机运行又慢又卡，硬件的投入应该引起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重视。现在频频出现上机课学生逃课的现象，有学生认为理论课没意思，上机课机子（计算机）又不够，就算有机子又不能流畅运行，操作快一点话就卡了。一些学生就干脆不去机房，呆在教室里干别的事，对信息技术课很是失望，觉得信息技术课可有可无。

信息技术学科应如何走出死胡同，如何让信息技术课焕然一新？这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件大事，新时代的信息技术学科及教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征、采用什么方法呢？我们不妨尝试作如下设想。

第一、从小学到高中的信息技术学科的教材有发展性、整体性、时效性，是经过总体

规划形成的激发科学创新的认知体系。建议出版社至少每两年对教材进行一次修订，作一些新的增补和必要的删除及勘误。信息技术学科大致分为记忆理解类和手动操作类两类知识。教材应对记忆理解类知识建立单独的学习框题，但不同阶段的教材的用语要符合不同阶段的学生，力求准确无误。比如：计算机应用?发展?组成、文件扩展名与文件类型、文件名通配符、同名文件相关知识、剪贴板作用与特点、算法设计、各个编程语句和函数的用法等，是理解认识类；有的直接记，有的要理解，教材的讲解就不能含糊不周，应作到科学准确。手动操作类知识，如：键盘指法、鼠标操作、Windows窗口操作、文件操作、制作Word电子小报、电脑绘画、编辑程序上机调试等，教材应根据学生年龄特点以任务驱动方式引导学生动手实践，引导学生采用多种方法去完成同一任务，并对各项任务的基本的、常用的操作方法和操作过程进行必要的小结。电脑操作中常有一些没写入教材中的小技巧，教材也可以鼓励学生查阅电脑报刊杂志或上网搜索，开展信息技术的探究性学习活动。第二、学校重视信息技术学科的地位，注意发挥信息技术教师的作用，保障对信息技术学科的投入。学校不应只抓升学科目，而要实施素质教育，用信息技术的工具性、发散性、时代性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精神，并鼓励信息技术教师指导学生参加计算机水平技能培训/竞赛和信息教师开展计算机多媒体软件/课件制作水平竞赛，或给信息技术教研组一些有偿的项目去做，如：维护校内计算机，开发一些校内实用软件，帮助其它学科制作课件和动画元件，建立校本资源库等等，奖励对学校有贡献、创新有实绩的信息技术教师。学校应改善信息技术教师的待遇，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他们主观上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授课水平。

第三、信息技术教师自身提高了对信息技术课的认识，勇于对信息技术学科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根据本人的研究，信息技术教师应具备如下三个要求：

1、精研专业，通备教材。这就是要不断充实新的知识和技能，专业水平要与时俱进，不吃老本，要对教材拉通备课，抓住教材知识体系，看到教材的优点与不足，对教材讲述的不完善、落后和疏漏进行合理地修订和增补。

2、分析学生，了解学生，根据情况设计教学。搞清楚什么是学生普遍知道的？什么是一知半解的？什么是第一次接触的？等等。教师只需问一问，学生普遍知道的就由学生完整地讲出来，教师用重复学生的话来表示知识点通过，比如鼠标的操作。学生一知半解但认识不清的，一种就是多让学生来谈，也许将多个学生的认识和观点归纳起来就完整了，比如改变窗口大小的操作，复制文件的操作。另一种就是学生经多次还言而不清、言而不尽的由教师就把这个“秘密”公布出来，提醒学生要搞清楚，比如，文件扩展名有关知识及重要性（Windows系统为什么要默认隐藏已知类型文件扩展名等）。对于学生第一次要接触的知识，教师要学会从其它学科或生活中发现学习素材或知识基础。比如：循环结构的程序设计，为什么要学它，有什么好处，可从数学中找一些指数函数、数列等经典习题来引入，并随着学习的深入逐渐解决它。如：高斯的神算、病毒的繁殖、印度国王的棋盘、趣味作图等等。

3、丰富教学语言，创建情境教学，打造“活”的信息课堂。“情境教学”本是英语情境会话教学的简称，但我认为，信息技术学科也必须借鉴英语的情境教学方法，努力在课堂教学中创设信息技术学科必备知识的学习情境与氛围，全力打造灵动的信息技术学科教学，让课堂活起来。下面以事例对比说明我的这个思想。

比如，以文件复制的教学为例，我们来对比分析一下传统教学与情境教学的区别。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学习的内容是文件的复制，这是必考的内容，大家要认真去学哈，那么什么是文件的复制呢？或者文件复制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来看，教材上这样说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学习文件复制的方法，文件复制的方法大致有菜单法、工具按钮法、鼠标右键快捷菜单法、快捷键法和鼠标拖动法（还一边说一边在黑板上写操作方法分类），我们将分别学习。现在先来学习菜单法，请大家认真听，作好笔记……”——这就是传统教学模式，看似没有什么错误，内容到位，态度也很认真，但其实是有问题的，该教学没有创设教学情境，没有以学生为主体，学生根本没有兴趣听下去。

“同学们，你们好多同学有了MP3、MP4、音乐手机了，有的家里还有数码相机等。其实他们对于电脑来说都是一样的，你们知识吗？”学生一下就有了精神。个别学生在窃窃私语：“U盘”。教师马上抓住并放大声音说出来：“对，U盘，即Usb存储器”。教师问：“你们通过电脑向这些数码产品里面存些照片、音乐、电子书、电影等文件，用了些什么方法？这种操作在计算机里叫什么？”然后，教学按前面本人所讲的方法，对一知半解或知而不全的，在教师的引导下，唤起学生自己对复制文件情境的回忆，教师激励学生站起来交流操作“经验”，体会在同学面前贡献经验的成功感，教师主要作归纳总结，对讲的正确方法进行表扬，不足或不够的继续鼓励其他学生再补充。如果学生再也说不出来了但知识、技能还有没讲完整的，教师可以故作神秘，比如：作悄悄状地说：“这个秘密，一般人我不轻意告诉他，快用笔记下来”。——这就是情境教学法。信息技术情境教学法要根据学生现状，站在学生的“实用主义”角度，从学生身边的事物说起，以学生生活经验创设学习情境，让学生感到这个内容确实有用武之地。教师积极引导，学生自主交流，充分利用学生的“表现欲”由学生完成知识的归集，不足的和遗漏的再由教师“隆重”揭秘，而不是传统教法的由教师一个人唱独角戏，事无巨细，把学生灌得头昏脑胀。

活，就是信息技术课灵魂。活是信息技术课受学生欢迎的标志，活是信息技术课进展得顺利的标志，活是信息技术课教学质量较高的标志。活是信息技术教师精研“教材”和“学生”，实行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学生自我探索、自我总结，教师匡正，教学语言灵活诱人的结果。当然“活”的信息技术学科也离不开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上）和学校（下）的重视，上下合力搞好机房硬件建设和升级修缮，学校领导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教师为学校教学、管理提供技术维护服务、资源建设服务，软件开发服务，为培养计算机爱好者开绿灯，减小信息技术学科与升学学科的差距，为信息技术教师提高生活待遇，多提供专业技能培训和参观/交流/学习的机会，形成信息技术教师“三乐”（乐业、乐教、乐学）的良好风气。

学术论文篇5

提出这样的问题并非多余。现代科技，尤其是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发展方兴未艾，以此为动力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加快。这说明作为后现代文化重要特征的媒体化生活和消费性艺术，至少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仍将是现代人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况且在科技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不断注入的高新技术含量，将使它变得越来越新颖和宜人。在这样的时代趋势中，波德里亚所说的那种只与它的有限主体联系的“稀缺、珍贵、惟一的物品”，（注：〔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1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即真正的艺术作品，是否还会存在？它是否会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直“朝着另一种论述（即商品与消费）滑去”，（注：〔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1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并最终在生活艺术化的符号碎片中消解成一堆泡沫？

基于这样的认识来看高新技术时代经典艺术的命运，我们会发现：尽管高新技术的发展及对经济、文化的巨大影响，危及到经典艺术的生存。但是，人们对经典艺术的追求仍在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适应文化变迁需要的新的经典确认原则正在形成，信息技术的内容革命则将为经典艺术提供崭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当代全球性的高新技术热潮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向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不仅引起了相关技术和产业的不断变化，而且引起了生产方式、经济结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化。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信息业，尤其是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业的巨大发展而变得明朗、敏感和尖锐起来的“全球化”问题。

美国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源地和最先进的国家。美国人成功地将自己的技术优势迅速转换成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作为这种转换中介和目的的，却是文化。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使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台成为美国电视的转播站；当今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美国电影产量仅占全球电影总产量的7%，却占据了全球电影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这些美国文化产品在占领别国文化市场的同时，也输入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对别国文化构成明显冲击。这种现象引起我们如下思考：

一是信息殖民问题。托夫勒曾预言：“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可见对信息网络的控制绝不单纯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它还必然伴随一种新型的文化殖民。目前英语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凭借先进的传播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新的文化霸权。这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构成威胁，对一些发达国家同样构成威胁。法国司法部长雅克·图邦认为，英语占主导地位的互联网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为此，法国人曾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在法国互联网上进行广告宣传的文字必须译成法语。当时的法国总理希拉克就提出，这是“要确保莫里哀和加缪的语言不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漏掉”。人们已经意识到，在技术层面日益趋同的形势下，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

二是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汇流问题。现代信息技术数字革命不仅带来了信息产业的新面貌，也带来了文化产业的新生机，它使这两个现代社会的标志性产业走到一起，并合成一体。实现这种融合的第一步是传媒汇流，即由数字技术作为一切信息传媒形态的技术基础而为与信息相关的一切产业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大众传媒、通信和信息业因此而汇合为一，通过统一的宽带系统，为用户提供服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及欧洲发达国家已基本解除了传媒业、通信业、信息业之间传统的行业管理壁垒，以及各国之间对传媒业的管理壁垒，完成了适应信息社会要求的第一次制度创新。如果说这还只是一种形式革命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必然趋势将是对内容革命的呼唤，信息社会也因此进入第二次制度创新阶段，即实现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汇流。

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信息革命对经典艺术的召唤来自:第一

在这方面，美国人再次走在世界前列。美国虽然没有什么文化遗产，却率先将“内容产业”纳入商业和产业化轨道。通过1997年“北美行业分类系统”的颁布，美国已向世人宣布了他们将信息内容，特别是文化内容，作为信息产业的主体。由此来看美国文化的信息殖民问题，大概没人再相信它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了。认识到这一点的世界各国都在力争后来居上，要在信息全球化本身就含有的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抢占制高点。欧洲小国芬兰以拥有诺基亚这样的信息产品品牌而在信息技术方面处于世界前列，而正是在它的倡议下，欧洲文化产业发展框架性合作计划于2000年启动。我们可以从1999年欧盟文化部长的一次非正式会议文件中看出这项合作计划的动机：“商业压力和由此而来的内容贫乏，而不是文化的多样性，是存在于我们这个日益发展的由数字电视造成的广播时代自身中的固有威胁。可靠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应该是欧洲的竞争优势所在。保存欧洲人的文化认同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有价值的内容，技术的未来发展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新千年的最大挑战。”面对这种世界性的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汇流趋势，经典艺术的命运又将如何？我认为，这场信息技术的内容革命既为经典艺术提供了崭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也要求我们把握机遇创作出具有鲜明中国气派和深厚文化底蕴的经典作品，为“世界文学”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论文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信息革命对经典艺术的召唤来自

首先，作为文化重要代表的经典艺术，将在建立多元文化平等交流、理解与融合基础上的“世界文学”过程中发挥突出作用。应当说，不同文明或文化之间本身并不存在对抗的必然性，引起对抗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相互之间的误解乃至敌视；二是某种文明或文化试图凭借某种强权推销自己而消除异类。在当代世界文化格局中，这两种现象依然存在，而尤以后者更为突出。这使得加强多元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和理解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最能有效实现这种交流和理解的文化载体，正是文艺作品。

早在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世界文学”主张的二十年前，歌德曾与爱克曼谈起他读了一本中国传奇后的感受。他说，这部书“并不像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奇怪。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很快说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因此和我写《赫尔曼与窦绿台》以及英国理查生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当爱克曼问到这是否是中国最好的作品，歌德说：“绝对不是，中国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歌德之所以对中国的一部普通作品都如此重视，是因为他既从中感受到人类心灵相通的深邃与博大，也意识到与此相比，坚持一种狭隘的民族文化立场显得多么可笑。因此他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注：〔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第112-1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歌德的意思很明白，“世界文学”并不是对民族文学的否定，而是强调各民族文学应当在相互交流中用一种更开阔的眼界去吸收其他民族文学中的优秀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身。在文化全球化已被信息全球化浪潮裹挟而至的今天，这种观点尤其值得重视。文化全球化不是文化的类同化、均质化，而应是消除时空障碍之后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理解与融合。如果说由于种种原因而使当年的歌德未能接触到中国最好的作品，那么在由数字平台所构筑的世界文化大舞台上，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将它们展现在世人面前，让全世界都分享到这份人类精神的伟大遗产。这正是在创造一种多元文化融合的“世界文学”过程中，我们的竞争优势所在。

其次，应当提倡和强化当代中国文艺家的文化使命感和经典意识，创作出具有鲜明中国气派和深厚文化底蕴的艺术作品，去参与多元文化融合的全球化竞争。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其近著《全球化与道德重建》中指出，席卷全球，从欧洲直到中国、日本和印尼边远城市的“娱乐工业所促成的低档次电视节目，尤其是极其廉价的乃至十分不良的节目的全球化正危害各国的文化传统”，听任其发展，“我们将坐吃山空，变得退化，成为那种面向收视率、广告收入和销售指标并追求大众效应的低水准伪文化的牺牲品”。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除了应当重视民族伟大文化成就和价值的传承，也应当重视培养新的有价值的民族文化的创造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表现于文学、戏剧、哲学、音乐、绘画、雕塑、建筑、思想科学等各个方面……而这样做的前提是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危险”。（注：〔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第6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从当前中国文艺的创作实际来看，这种危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信息革命对经典艺术的召唤来自:第一

一、对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缺乏正确把握，就像歌德所反对的那样，在重视外国文学的时候，拘守于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结果是失去了自身的民族文化特色。作家邱华栋曾尖刻但不乏深刻地指出，今天中国“几乎每一个‘走红’的‘现代派’、‘先锋作家’、‘前卫作家’的背后，都站着一个西方文学大师，而这些作家们则像个侏儒一样站在大师的前面，费力但悲壮地贡献出了他们的杂交汉语文学变种文本”。（注：邱华栋：《影响下的焦虑与抗争》，《城市的面具》，第117页，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事实上，只有坚持创作的民族文化特色，向人们展示世界一隅的独特生活，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理解，这样的作品才会真正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

二、在深度追求与世俗追求之间做片面取舍。创作应当面向大众，反映他们的生活，表现他们的情感；但同时也应当有更高的追求，那就是要能同时展现出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或是成为人们理解这种意义和价值的“可以想象的暗指”。这是对文艺作为一种文化的根本要求。怀特就曾指出：“人（用文化的象征含义）建设了一个可以生活的世界……一层文化的纱幕垂在人和自然之间，不透过这层纱幕，人什么也看不见……渗透的是话语的精髓：是超出感觉的意义和价值。除去感觉之外，支配人的还有这些意义和价值，而且它们常常比感觉对人的作用更重要。”（注：转引自〔英〕麦克尔·卡里瑟斯：《我们为什么有文化》，第3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但是，正如鲍德里亚所说：“标志着这个社会特点的，是‘思考’的缺席，对自身视角的缺席。”（注：〔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22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我们的一些文艺家，出于对以往政治话语支配创作的反感，而对后现代主义消解“元叙事”情有独钟，放弃经典艺术所要求的深度追求，使得创作中的随意性、琐碎化、浅俗化等成为较普遍现象。其实，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并不等于放弃思考，正如科尔纳在《作为社会理论的后现代主义》中所指出的：“利奥塔关于后现代性的思想本身就运用了一个宏大叙事，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能得到一种关于后现代的理论。”（注：转引自〔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13页，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学术论文篇6

文章来源自文秘站

一是指导性。毕业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科学研究成果。毕业论文作为大学毕业前的最后一次作业,离不开教师的帮助和指导。对于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如何撰写论文等等,教师都要给予具体的方法论指导。在学生写作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教师要启发引导学生独立进行工作,注意发挥学生的主动创造精神,帮助学生最后确定题目,指定参考文献和调查线索,审定论文提纲,解答疑难问题,指导学生修改论文初稿,等等。学生为了写好毕业论文,必须主动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刻苦钻研,独立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任务。

二是习作性。根据教学计划的规定,在大学阶段的前期,学生要集中精力学好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学生要集中精力写好毕业论文。学好专业知识和写好毕业论文是统一的,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为写作毕业论文打下坚实的基础;毕业论文的写作是对所学专业基础知识的运用和深化。大学生撰写毕业论文就是运用已有的专业基础知识,独立进行科学研究活动,分析和解决一个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把知识转化为能力的实际训练。写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将来作为专业人员写学术论好准备,它实际上是一种习作性的学术论文。

三是层次性。毕业论文与学术论文相比要求比较低。专业人员的学术论文,是指专业人员进行科学研究和表述科研成果而撰写的论文,一般反映某专业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一定的推动作用。大学生的毕业论文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在文章的质量方面要求相对低一些。这是因为:第一,大学生缺乏写作经验,多数大学生是第一次撰写论文,对撰写论文的知识和技巧知之甚少。第二,多数大学生的科研能力还处在培养形成之中,大学期间主要是学习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缺乏运用知识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训练。第三,撰写毕业论文受时间限制,一般学校都把毕业论文安排在最后一个学期,而实际上停课写毕业论文的时间仅为十周左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写出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是比较困难的。当然这并不排除少数大学生通过自己的平时积累和充分准备写出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篇7

1贮存科研信息

在科学研究完成之后，需对其研究结果立即加以总结，并以论文或报告的形式阐明其发现及发明。否则，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发明与发现逐渐消失，致使后人可能再次重复前人所做的工作，发生不必要的人力与物力的浪费。因此，学术论文的写作就是贮存这些科研信息，使它成为以后新的发明、发现的基础(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利于科学技术事业的延续和发展，不断的丰富人类科技宝库。人类文明的延续与发展，正是凭借着这种连续性不断地积累、创造、再积累、再创造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学术论文是贮存科研信息的重要载体，而写作论文则是总结科学发现的重要手段。

2传播科研结果

早在19世纪，英国著名科学家法拉第就曾指出，对于科研工作，必须"开始它，完成它，发表它"(tobegintoendtopublish)。因为，任何一项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明，都是社会成员的个体劳动或局部承担的科研活动的结晶。对于全人类来说，很有必要将少数人的成果变成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这就需要相互交流、相互利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科学技术没有国界)，才能使科学技术不断地发展进步。而相互交流的方式之一就是利用科技论文付诸实施的。这种传播方式可以不受时间与地域的限制，也可以传播到后代。如1997年2月27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首次报道了利用克隆技术(无性繁殖)培育出的一只绵羊，它无疑是基因工程研究领域的一大突破，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因此学术论文也是传播科研信息的重要载体。而且按照公认惯例，科学成果的首创权，必须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刊登在学术期刊上，方能得到承认，而新闻媒体传播，是得不到正式承认的。

3交流实践经验

从事临床及医疗工作一线的其他人员，通过不断地实践，积累出较多的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而这些经验与教训是十分宝贵的。将它们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总结，并以论文形式发表交流，就能发挥巨大的指导与借鉴作用，造福于人民。

4启迪学术思想

在大量的科研成果和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各种学术思想，这些学术思想通过论文的形式不断地探索与交流，并相互启迪，形成新的学术思想，以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

5提高研究水平

科技论文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它凝聚着巨大的艰辛。在写作的过程中，随着思维的深化，可提高科技工作中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科研水平的提高。

6考核业务水平

学术论文篇8

论文摘要：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文艺学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树立问题意识、间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等学术意识，对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世纪之交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给文艺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使文艺的传播变得快捷而方便，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对传统精英文化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并使许多边缘化群体和个人参与到文学艺术之中，而文化诗学则以它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和批判性精神，给文艺学的发展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文艺学要发展，就应该坚持走自己的路，要在“立足于我国现当代已形成的文论传统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怀，一手向国外，一手向古代，努力吸收人类文化和文论的一切优秀成果，进行创造陛的融合和发展，逐步建立起多元、丰富的适合于说明中国和世界文学艺术发展新现实的、既具有当代性又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开放体系”。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西方文论资源无疑成为了我们重要的理论参照。对于西方文论资源，我们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从自己的问题意识出发，认真分析在引进、选择中的得失，通过积极地对话交锋，使西方文论中真正有用的东西能为我所用，以起到推动我国文论发展的作用。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不可能撇开我国的文论传统。对于古代文论和“五四”以来的文论传统，我们应该把它作为建设新的文艺理论的重要资源，对于那些揭示了文学艺术的某些普遍规律，能指导我们当前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的东西，我们应当继承吸纳，使之成为文艺学学科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