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经济论文范文

国外经济论文篇1

一、所有制关系

1．所有制变革。20世纪80年代，由匈牙利、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开始，蔓延到苏联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完全相同。东欧国家的改革，实行国家所有制并发展市场，取消命令经济。改革产生了一些变化，但是不彻底。

从中得出的第一条经验教训是，一个有效能的市场或者说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在所有制结构、财产所有权结构中私有制占主导地位和财产私有权的支配地位。这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所有制所有权结构中的地位，不是以其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反映，而是以企业的规模与性质去决定。如大型企业、金融机构是否具有私有性质。

私有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其所有者既可以是人格化的，亦可以是非人格化的。所谓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业的所有者是明确的、明晰的，它或者是专门的投资机构、或者是投资者集团、或者是某位个人。所谓非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业的所有者是不明确的、不明晰的，它或者是保险机构、或者是银行及投资基金、或者是证券市场中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在美国的所有制结构中，非人格化所有者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东欧改革中，这一问题曾引起较大争议；我个人认为应以非人格化的所有制占主导、但是从过程发展的顺序看，所有制的起源是从人格化的所有者开始，逐步进化到非人格化在所有制结构中占主导、支配地位。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二条经验教训是，运行良好或有效能的市场经济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允许并鼓励个人所有制即个人化、人格化的所有权制度，不要以非私人的所有制或非人格化的所有者硬性地人为地取代个人的所有权制度。

2．东欧国家国有企业变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如何处置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有两种设想，一是出售所有权，二是分配所有权。

其具体操作有多种方式与技巧，如抵押、股权证等。所有国民及国有企业员工都能得到国有资产分割出的一小部分所有权。捷克和俄罗斯就是这样做的。1989年，我在一本《通往免费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书中指出，对国有企业应采取拍卖等形式销售，而不是配置给国民。如果每位国民都分配，企业就有很多所有者，也就等于没有所有者，这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普遍问题。

国有企业常常出现亏损而资不抵债，对这样的企业不能拍卖销售，只能破产。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三条经验教训是，对于国有资产不应分配给每位国民，但可以大规模销售出去。

3．如何选择未来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制变革、企业变革，未来企业的所有者是由企业内部人担当还是由企业外部人承负，是Insider还是Outsider，用效率这把尺子衡量也是很困难的。当私有制被强大的社会力量推动后，企业内部员工的愿望是谁靠近火谁先得到肉（注：中国相应的说法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而市场经济的经验证明Outsider作为企业所有者是更有效率的。这是因为，Out－sider更易于监督企业管理者，如果企业管理者没有效率，来自外部的企业所有者可能容易地将其解雇。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四条经验教训是，对于由谁来担当企业未来的所有权人，Outsider比Inside，获得所有权要好。当然从法律上并不需要禁止Insider所有制，只是政府应鼓励Outsider所有制。

4．怎样对待亏损企业。企业由于亏损资不抵债不能生存下去，宣布破产是一件困难的事。这是一个有秩序的过程，债权人将分割破产企业，以拍卖的形式将其肢解卖掉，可能会有人买下整个企业。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五条经验教训是，对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重要的手段是通过破产与清偿实行私有化。

二、经济运行中的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

在东欧国家经济改革开始之时，我们必须去做两个重要方面的改变。一是自由化，即废除早期对经济活动的法律限制、行政约束和官僚管制的所有变革，包括劳动的自由、放开价格、市场进入与退出自由等；另一方面是改变所有制。那时起，我们需要新的约束、新的规则。在原先经济条件下，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是一种行政管制，体制上分为上层的管理部门和下层的执行者，通常由上层下达命令，由执行者执行命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上是一种平行的、横向的关系，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是买者与卖者的关联。这种市场约束成为我们市场化改革中最大的问题。因为在过去，人们习惯于遵命。而现在市场经济中，卖者与买者不是被命令与命令关系，但却出现了卖者不能按照承诺兑现合同、拖延时间不按期交货；而买主则在收到货物后不履行付款义务，以至形成债务连锁反应。

约束系统的另一个层面是银行与企业的关系。银行借款给企业，而企业作为贷方却既不还本又不付息。这在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中，违约不履行合同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但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对此还远不适应。在《短缺经济学》中，我讨论了软预算约束带来的危害。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软预算约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国有企业拖欠的债务总会由政府处理掉。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六条经验教训是：改革需要新的规则与约束，一个有效能且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强化合同管理、严肃全融纪律秩序和硬化预算约束都是必要条件。

在制度变迁的初始阶段，银行仍为国家拥有，这是造成软化预算约束的一个重要原因。银行提供给企业的软贷款不能得到偿还，这成为一种隐蔽的财政补贴。一些企业看上去拥有很多财产，但亏损的窟窿却更大，坏帐、呆帐很多。在经济运行中，应该注意呆坏帐指数，如果指数很高，那会对银行系统构成威胁，成为一种定时炸弹。在市场经济状态下会发生金融危机，而且可能会突然发生。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七条经验教训是，银行提供给企业的软贷款是没有透明度的，应清理和改组那些不能依据审慎和缜密的银行业务规则运行的金融部门，将来完成银行部门的私有化。

三、法治法制建设

新的规则、纪律、约束能够得以遵循、遵守、执行，必须有制度保障，这要从一系列立法工作做起。如破产法、合同法、会计法、银行法等等。法律规范必须严厉、明确，需要完备的法律法规系统，且法纪亦严明。熟悉民商法的律师应起重要作用。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八条经验教训是，强化国家法律是有效能且良好运行的南场经济的必要条件。

四、对腐败行为的防范监督

在进行所有权置换的政治经济变革过程中，应该加强监督，防止腐败行为的蔓延与灾变。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九条经验教训是，应尽可能多地采用各自独立的政治、政府行为与商贸活动，并确保其透明度；可见的和不可见的腐败行为是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的癌症。

国外经济论文篇2

[摘 要] 本文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VECM）模型等方法，利用1991年到2006年的年度统计数据，对我国的进口、出口、FDI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外贸与外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出口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的正向影响关系，GDP与FDI之间存在一个单向因果关系。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明显，远大于进口和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外贸（进口和出口）与FDI相互之间没有显著影响，误差项仅仅对进口存在显著影响而对出口和FDI都没有显著影响。 【论文关键词】 对外贸易 经济增长 协整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一、文献回顾 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存在着紧密联系，国内外学者就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计量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外贸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也开始逐步发展起来。更多学者对外贸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从理论研究转向了实证分析。由于各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样本和数据等方面的差异，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Helpman&Krugman（1985）认为出口对经济增长有单项直接的因果带动，Chartey(1993）认为经济增长对出口有单项直接的因果带动关系，Helpman&Krugman(1995）则认为二者互为因果关系，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对外贸易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如Pack(1992），Helleininer(1996）和Bleaney(1997）。 我国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尤其是在地区层面研究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献相对比较缺乏，这就使得建立数学模型，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测定外贸与外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国内的研究者中，佟家栋（1995）开创了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的先河，他利用1953年～1990年中国进口额和国民收入数据，采用简单线形回归方法对进口和国民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进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期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林毅夫、李永军(2001)利用宏观经济模型证明了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但进口对经济增长则具有负作用。孙敬水（2007）从弥补供给缺口、缓和贸易摩擦、诱导国内需求与激发技术创新等四个方面阐述了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利用1991年～2006年的统计数据，对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进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杜江（2007）运用基于误差修正模型（ECM）的因果关系检验对中国的进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进口与经济增长具有双向因果关系。唐志（2007）采用四个变量系统的VAR模型和VECM模型，对我国对外贸易、产出和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都存在正的影响。 此外也有不少学者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文采用多变量来进行分析，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纳入出口、进口、外国直接投资和GDP四个变量，对我国1991年～2006年期间外贸外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91年～2006年间我国的出口(EX)、进口(IM)、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及产出(GDP)的年度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相关各个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为消除统计数据中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将GDP调整到1978年不变价格，并利用GDP平减指数对出口额、进口额和FDI数据进行了平减。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各变量数据取自然对数，并用LEX、LIM、LFDI、LGDP分别表示。 通过做出各变量对数时间序列的时序图可以发现，我国GDP、出口、进口和FDI的对数时间序列在1991年～2006年期间，随着时间的变化，均呈现出上升趋势，但都显示出不平稳性。下面的单位根检验将对其加以证实。 三、实证分析 1.平稳性检验。根据协整理论，只有具有相同单整阶数的两个变量才有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此，在对二者之间进行协整分析时，首先用Phillips-Perron单位根检验方法来 检验时间序列的单整阶数。 从表1可知，原序列是非平稳的，这表明不能对变量用简单的回归方法进行分析。表2为对原序列的一阶差分进行的ADF单位根检验，在经过一阶差分之后发现各个序列都是平稳的。可见，四个变量LGDP、LEX、LIM、LFDI经过一阶差分平稳，故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的结果，可以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一阶。 2.协整检验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计量分析。协整分析的经济意义在于，对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各自长期波动规律的变量，如果它们之间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关系。本文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 由表3可知，在5%的显著水平下存在惟一的协整方程。对系数进行标准化后的协整方程为： LGDP=0.3876LEX+0.1467LIM+0.2556LFDI＋12.3490 （0.1109）（0.1839） （0.0783）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 上述协整方程的误差修正项为： ECT=LGDP+0.6940LEX-0.5843LIM+0.3328LFDI-5.7238 可得VECM模型如下： 模型总体检验统计量为：LogL=67.3683，AIC=-2.5453，SC=-4.0283。上式的所有变量都是零阶单整的。 由于重点考察的是外贸与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所以存在以ΔLGDP为被解释变量，以ΔLEX，ΔLIM和ΔLFDI为解释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 从误差修正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GDP与外贸和外资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是，出口、进口和对外直接投资每变动1个单位，GDP将分别同方向变动0.3849、0.1203和0.1362个单位；误差修正项ECt-1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其修正速度为-0.1029。 3.变量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根据上述协整检验结果，我国的进出口与外资和GDP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进一步验证。本文对样本区间内我国的经济增长和进口、出口与外资四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 注:列为因果方向，表中数值为零假设(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的伴随概率 由表4可知，我国的GDP与出口和进口之间存在着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特别是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明显。表4还表明，在GDP与FDI之间存在一个单向因果关系，即FDI是GDP的Granger原因，但GDP不是FDI的Granger原因。 四、结论 1.我国的GDP、出口、进口和FDI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长期均衡关系可用如下的协整方程式表达： LGDP=0.3876LEX+0.1467LIM+0.2556LFDI＋12.3490 即出口、进口和对外直接投资GDP的增长都有正的贡献。 2.我国的GDP与出口和进口之间存在着双向的正向影响关系，GDP与FDI之间存在一个单向因果关系，FDI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明显，远大于进口和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3.外贸（进口和出口）对FDI没有显著影响，即 进出口很少通过影响FDI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同样，FDI对进口和出口也都没有显著影响，误差项仅仅对进口存在显著影响而对出口和FDI都没有显著影响。 参考文献: 杜 江:（2007）《进口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实证分析—兼论“重新审视进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国际贸易问题》，2007年第4期 佟家栋:（1995）《关于我国进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南开学报》，1995年第3期 林毅夫 李永军:（2003）《出口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需求导向的分析》，《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4期 孙敬水:（2007)《进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2007年第1期 唐 志:（2007）《中国对外贸易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数理统计与管理》，2007年第3期

国外经济论文篇3

一、学术热点：日本战后经济体制源于何时?

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形成于何时，日本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概括而言，主要有两种论说，一种是“文化传统说”，另一种是“战后改革说”。前者认为：“日本的经济制度具有日本固有的文化背景，根植于民族特性。日本型企业和官僚制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的‘藩’和‘家’。可以认为连带意识和平等主义的根源，早在农村共同体中就已经存在。”后者则强调：“战后的日本是在战争的废墟上站起来的‘新生的日本’，同以往的日本有本质的差异，同以往的历史没有联系。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的生日是终战日，我们的父母是战后改革’。”由于“战后改革说”代表了长期占据日本史学主流地位的“战后史学”派的观点，因此在日本最有影响。

但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否定“战后改革说”的动向在日本学术界已经出现。1977年，木神原英资、野口悠纪雄发表了《大藏省·日银王朝的分析——总体战经济体制的终焉》一文；提出了强调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假说”，认为“战争结束时，日本社会的形式和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另一方面，经济体制，特别是作为实行金融统制之基础的战时经济体制，却基本上得以存续”，“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体制，基本上是战时总体战体制的继续”。1978年，中村隆英在《日本经济——其成长和结构》一书中指出：“战后和战前，不是飞跨战时联结起来的。战时形成、战后继续保持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技术、生活方式、习惯等，实在是出入意料之多。虽然这些东西在形成的时候，以后会变得怎样没人能够预料，但它们却构筑了战后的企业形式、生产组织乃至生活方式。”1988年，山之内靖发表了题为《战时动员体制的比较史考察——为了了解今日日本》的论文，认为日本为进行“总体战”而进行的战时动员，“形成了某种‘全体主义’。这种‘全体主义’，是形成战后日本‘体制社会’的起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日本面临种种经济难题为背景，诸多学者对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日本战后经济体制是战时经济体制而延续”的结论。1993年，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编纂出版了由8位学者共同撰写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该论著撰写者对日本金融体制、企业体制、劳资关系、业界团体、财税政策、农业状况等各经济领域在战时和战后的变迁，进行了详尽的历史性考察和比较分析，指出日本至战前30年代的企业统治，即由财阀家族确保股东的经济体制，是盎格鲁—萨克逊型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但是在战争时期，这一经济体制转变成了“日本型经济体制”。正是这种转型后的体制，构成了促使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制的原型。他们通过各项考察后最终得出结论：“构成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大部分要素，都是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为了对国家资源进行总动员而实施‘计划经济化’的战时经济的需要，以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实施‘统制经济’的需要而制定的。”1995年，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曼(J.VictorKoschmann)、成田龙一主编了作为13位日美学者共同研究成果的论著《总体战和现代化》。该论著同样对构成战后日本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几个方面进行了颇为详尽的考察，并最终得出结论：“战后各项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战时的各项改革是共通的，这些改革使战前经济体制的制度性基础彻底解体……使战后体制向战前体制回归的道路被封闭。日本的经济虽然也算是市场经济，但是其制度性基础中，包含着在战时计划、统制经济的基础上导入的要素。可以说，日本的经济体制是一种独特的经济体制。”问同一年，野口悠纪雄发表了《1940年体制一再见了，战时经济》(按：他所谓的1940年体制，即战时体制)，考察了“1940年体制”即战时体制的形成过程、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1940年体制”的关系、“1940年体制”的基本理念、日本经济体制面向未来的选择等几个方面，明确指出了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的存续关系：“在战前具有浓厚古典的自由主义经济性格的日本企业和金融市场，在战时经济中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的日本型企业、间接金融体制的原型，存在于战时经济之中。”

总之，20世纪90年代后，以日本经济风光不再为背景，对日本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是否存在连续性的探讨，构成了日本学术界一个持续的热点，其影响波及日本现代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通过初步的历史考察，笔者认为至少就日本经济体制而言，战时和战后无疑存在连续性。

二、历史考察：日本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是否连续?

按照《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中的论述，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具有五项特征，即：(1)不是股东，而是经营者的“企业所有和经营的关系”；(2)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为代表的“企业内的雇佣关系”；(3)以下包制或系列企业为代表的“企业间交易关系”；(4)以银行借贷为中心的“和金融市场的关系”；(5)以行政指导为中心的“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如果我们认同该论著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之特征的概括并逐项进行历史考察，那么当不难发现，这些特征都是在战前呈现雏形、在施行战时计划和统制经济时期最终形成、在战后得以延续的。

就第一项特征而言，战前的日本企业也曾经是股东。但是1937年侵华战争的爆发，使前此日本“股东”的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模式受到了极大冲击，“使日本企业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极端的股东，向极端的从业人员180度的转变”。曾赴美就职、后任日本电源开发总裁的高琦达之助，在1954年曾对他1916年和1947年两度回国时获得的不同印象作了生动描述。对前一次印象，他这样写道：“我首先没有料到的是，第一，在会社从业员不知情时，会社的股票已经从A大量流向B，而在股票流动时主要经营首脑已发生更换，经营方针很不稳定。第二，经营首脑主要不是着力巩固会社的基础，而是竭力博取股东的欢心和获取高额红利，以及竭力使股价上扬。”对第二次印象，他却这样写道：“股东的权益完全被无视，事业的经营由从业员执其牛耳，恰好同我大正五年(1916年)第一次回到日本时截然相反。”

日本经济体制的第二项特征同样是战时的产物。在战前，日本的劳动力流动曾经相当普遍。在明治时代，熟练的机械工人在全国到处流动的状况，至大正时代仍得以继续。大正年间大阪市的《劳动调查报告》曾这样写道：“不管怎么说，我国劳动者的最大缺点，就是在同一个企业里工作的时间太短。这种状况无疑使我国工业不断蒙受极大损失。”没有终身雇佣，也就没有与之密切相关的年功序列。但是，同样由于侵华战争的爆发，为了摆脱通货膨胀的困境，日本政府对经济进行了战时统制，并了一系列法令。其中对形成终身雇用和年功工资序列产生重要影响的法令，有1939年颁布的《从业者雇人制限令》、1940年颁布的《从业者移动防止令》和《工资统制令》。前两项法令禁止随意招募员工和随意离退职，使职业流动现象几近消失，后一项法令则不仅扩大了工资中的定额部分，而且使基本工资定期、自动提高作为一种惯例在全国迅速普及。1939年3月，作为施行上述法令的具体措施，日本政府又规定了“初任给”，即对刚参加工作的员工的工资数额，根据地域、年龄、性别进行统一规定。另外，自1939年9月开始，又施行“工资冻结”，即一律不准擅自加薪的工资统制。1942年，日本政府又颁布了《重要事业所劳务管理令》，规定在某种条件下，如果获得厚生大臣的许可，企业可以不施行“工资冻结”。所谓的“某种条件”，就是制定加薪规则，事实上，日本政府“规定一年一次必须以所有从业人员为对象，按照最高、基本、最低基准额进行加薪””2)。如尾高煌之助和中村隆英所指出的：“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一过程，年功序列工资和根据工作年限升职制度，在全国得以普及。”构成“企业内的雇佣关系”另一个侧面的企业内工会，也是在战前工人运动的推动下呈现雏形，在战时最终形成的。在这方面，为战时经济需要而组建的“产业报国会”，可以说是战后企业内工会的母胎。按照中村隆英的观点：“战后按照占领军的指令迅速组成的许多工会，均以该组织(产业报国会)作为母胎。”“按企业形成并存续至今的日本工会，事实上只不过是战时产业报国会等组织变换了一下名称。”

日本现代经济体制的第三项特征(同时也是日本制造业的一大特征)也是在战时形成的。在战前，日本的大企业即使零部件一般也自己生产，并不采取下包的形式。但是，由于战争，很多企业的生产规模急剧扩大，作为一种紧急措施，不少企业采取了将部分产品，特别是零部件交中小企业生产的“下包”方式。由于这种紧急措施不仅强化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关系，提高了中小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并且使中小企业因能够比较稳定地获得订单而减少了破产和被大企业挤跨的风险。所以，下包制或系列企业在战后作为一种理想的生产方式而得以保留。例如，根据美国学者约翰，多尔的研究，至20世纪60年代末，向丰田汽车公司供应零部件、作为其子公司的企业，40%以上都是在战时通过下包制，和丰田公司构筑起这种关系的。”

作为日本经济体制的第四项特征，即主要通过向银行借贷，而不是发行股票或企业债券融资的“间接金融”体制，更是战时的产物。在明治时代，日本企业基本上是依靠股份和企业内部资金储备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属内部金融时代。在这广时代，由于财阀占有矿山开采和对外贸易等高收益产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储备，因此一般均以企业内资金进行再投资，扩大再生产。不受财阀支配的一些产业，如棉纺织业和铁道运输业，则依存于以股东的股份担保金额支撑的内部金融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正式进入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期，以往通过内部金融机制筹措资金的做法逐渐捉襟见肘。于是，企业通过外部筹措资金的做法开始被普遍采用。日本金融体制开始呈现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二者并重的状态。不过，当时主要仍以直接金融为主。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后；随着日本当局金融控制的全面强化，日本进入了“时局金融”时期，上述情况开始发生显著变化。据统计，1936年，日本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筹措的资金，占其资金总额的63.8%。但是战争爆发后，这一比率逐年下滑，再至1939年占33.6%，至1945年则仅占0.6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向银行借贷作为取代股票发行筹措资金的方式的比重，则自1939年呈显著上升趋势：1936年为40.6%，1945年达到93.2%，即企业已几乎完全以向银行借贷作为基本融资方式。”不言而喻，间接金融体制是在战争时期形成的。

最后，以行政指导为中心的“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不仅是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特征，也是“东亚模式”的两大特征之一。但同样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在实现近代化的历程中，日本政府在推进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在侵华战争以前，日本政府事实上并不直接、全面地介入民间的经济活动。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概览当时一系列“统制立法”，我们便不难发现，日本政府在战时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仍是保护、扶持乃至救助民间企业。只是为了发动对华侵略，日本当局开始真正将国民经济转人“战时经济”，才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广泛介入民间经济活动，密切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正是在这一阶段，战后政府和业界团体双向关系或者说行政指导体制的原型，开始出现”。

三、福兮祸兮：如何认识日本“战时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般认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因日本向和平国家转型而摆脱了军费负担，以及农地改革、解散财阀、禁止垄断、劳动立法等经济民主化政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按照野口悠纪雄的观点，日本经济所以在战后迅速恢复并马上实现高速增长，主要归因于在战时形成的经济体制。他这样写道：“‘日本型企业’的各种特征，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实现，起了发动机的作用。”“正是由于实行了金融统制，才可能对资本集约性战略产业实行重点资源分配，才可能在作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支柱产业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中，实现工业化。就这个意义而言，可以说在金融体制中维持‘战时体制’，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原因。”不过，野口悠纪雄对“战时体制”的评价，绝不仅止于肯定它的积极作用，绝不意味着他称颂乃至推崇这一体制。相反，他认为这一体制已经落后于时代要求，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他明确指出：“迄今为止，虽然日本政府几度试图进行改革，但是这一体制依然没有改变。在日本走向未来的今天，1940年体制已经成为一大桎梏。”

野口悠纪雄的观点，有助于启发我们对日本创造经济“奇迹”的进一步思考。众所周知，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和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以此为背景，西方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开始探寻日本为何能创造“奇迹”，而上述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特征的核心内容，曾被视为日本创造“奇迹”的要因。

首先，将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主要归因于日本特有的企业用工制度和机制的观点，曾经倍受推崇并非常流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兹拉·沃格尔于1979年发表的《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沃格尔在该论著中通过对日本战后的政治、经济、科教和社会生活作了详尽的考察后得出结论：日本所以能取得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日本企业拥有一大批愿意为企业尽心尽力的职工；而日本企业所以能拥有这样的职工，就是因为日本企业具有“对企业忠诚，对工作热爱，以及为企业献身”的激励机制。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埃德温·赖肖尔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里厄斯·詹森也认为：“终身雇用制度在日本发挥着良好作用。”“年功序列制度，也为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日本的雇用制度和工资制度显然对该国的工会发展产生影响。”

其次，就间接金融体制而言，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日本战后的经济恢复和高速发展时期，银行一直充当了资金的提供者和企业经营风险监督者的角色。所以，尽管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速度惊人，企业规模急剧膨胀，但整体上金融秩序井然，没有出现大的金融动荡。之所以如此，战时形成、战后延续的金融体制具有稳定性，是一大要因。寺西重郎提供的一个数据为此提供了证明：在战前，银行破产是寻常的现象，1902年至1919年的18年间，经营出现破绽的银行年均24.6家，1920年至1932年的13年间为43.5家，1933至1945年的13年间为7.8，但是在战后，直至70年代，没有一家银行倒闭。

再次，认为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主要得益于政府和企业间的“密切协作”的观点，也曾经盛极一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970年美国学者吉姆斯·阿布格伦在《探讨日本式经营——株式会社日本》一书中提出的“日本株式会社论”。在该论著中，阿布格伦将日本比喻为一个综合企业——日本株式会社，日本政府是“总公司”，各日本企业是分公司。虽然阿布格伦的原意，是讽刺日本依靠官民一体的体制追求经济利润，但是，这一比喻，又被视为官民密切协调发展经济的范例，是“东亚模式”获得成功的一条经验。

确实，对战后日本历史作一扼要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具有战时经济体制余影的要素，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确实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就战后经济的恢复而言，如国内的许多教科书所言，有泽广巳提出的“倾斜生产方式”发挥了重大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倾斜生产方式”的第一个要素，是政府在物资资源的重点投入时，制定“物资需给计划”和“临时物资需给调整法”，这种做法和战时作为经济运营基础的《物资动员计划》，几乎一脉相承。“倾斜生产方式”的第二个要素，是资金的重点分配机制，这一机制和战时企画院和军需省制定的《资金统制计划》、《国家资金计划》可谓异曲同工。就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言，1957年岸信介内阁制定的《新长期经济计划》、1960年池田勇人内阁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作为对日本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关键影响的计划，无疑特别值得关注。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岸信介和池田勇人均是“统制经济”的亲历者：岸信介1942年任商工大臣，1957年后连任两届首相；池田勇人在战时曾任职于通产省的前身商工省和军需省，1949年出任吉田茂内阁的通产大臣，1960年任首相。换言之，由他们主导的“计划”本身，即显示出战时具有经济统制性质的“计划经济”对他们的影响。

国外经济论文篇4

1.印度人口数量庞大，人口素质相对较低。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与人口数量有着重要的关系，只有具备相应的人口才能形成一定的经济规模。但是如果人口数量过于庞大，超过本国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就会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目前印度人口约11亿，并将于2050年达到16亿，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印度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其经济增长的成果，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素质则更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印度人口素质相对较低，据2001年人口普查结果，男性与女性的识字率分别为75.85%和54.16%，总识字率为65.38%，有近四成人口是文盲，适龄人口进入高校的比例为10%。这些低文化、低级技能的劳动力不但不能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而且将成为制约其经济崛起的关键因素。

2.贫困问题严重。印度的经济改革并没有使穷人的生活水平得到多少改善，就业增长缓慢，失业人数增加。据2001年人口普查，全国10.27亿人中劳动力有4.234亿人，就业人数为4.164亿，失业率为7%。据联合国《2001年人文发展报告》，按购买力平价，每人每天生活费1美元为贫困线，印度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44%。印度总理辛格在60周年独立日演讲中毫不掩饰地说：“尽管我们实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但贫困和失业并没有消除。印度的真正独立在于消除目前的贫困。”严重的失业和贫困问题不仅削弱了印度的社会凝聚力，而且成为社会动乱的主要根源，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二、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

印度民族众多，宗教复杂。印度有13个大民族和上百个小民族，这些民族的语言、、生活习俗等方面有许多不同之处，甚至相互对立。印度是极富宗教传统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宗教和教派最多的国家，几乎拥有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民族与宗教矛盾等因素不仅严重阻碍了印度经济的发展，而且很大程度上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印度独立后，民族宗教的暴力冲突造成的人员死亡人数，大大超过了三次印巴战争的死亡人数。印度民族问题中最严重的是民族分裂主义的倾向，有些民族中的激进势力还展开了不同规模的武装斗争或暴力恐怖活动。

独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教派冲突持续不断。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是侵害印度社会肌体的痼疾。圣雄甘地和尼赫鲁总理早就认识到教派主义的严重危害，多次谴责教派主义，认为教派主义是“威胁印度生存的最大危险之一”，提倡世俗主义以化解教派冲突。然而，教派冲突的毒汁已经渗透到印度社会的血液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积怨太深，一点火星即可引发熊熊大火。独立以后，教派冲突导致无数无辜平民丧生，造成社会动乱，威胁着印度的统一和国家安定，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影响印度与巴基斯坦等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损害印度的国际形象。

三、种姓制度

印度社会有别于其他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它的种姓制度。这种制度将全部人口划分为相互排斥、界定明确、可继承的社会职能的不同群体。马克思早在100年前就指出：“种姓制度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种姓制度对印度经济增长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第一，它会削弱人们开展经济活动的动力。因为在种姓制度下，当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也没有机会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对财富的占有，那么就会失去工作动力而走向宿命论；第二，它会削弱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在种姓制度中处在底层的阶级、特别是那些无法进入种姓系列的贱民阶级，就根本不会有动力对自己和家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因为在阶层划分呈现刚性，职业完全是自然继承的制度下，人们投资于教育的结果并不能产生任何收益，所以任何具有经济理性的下层居民都不会对没有任何收获的教育进行投资。种姓制度既会导致普通劳动者缺乏财富创造的动力，又会使得大部分底层劳动者缺乏财富创造的能力。

种姓制度在现代印度的延续，使社会分割成一个个互相排斥、彼此对立的社会集团，印度社会从根基处即处于分裂状态，这不仅造成社会凝聚力的严重缺失，而且使政府的政策在决策时首鼠两端，如走钢丝，在执行时阻力重重，不易贯彻。种姓制度不但过去是，而且现在也是印度实现经济崛起的基本障碍。

四、基础设施薄弱

印度经济现在面临的最大制约因素是基础设施严重滞后，而且效率低下，赢利性差，尤其表现在铁路，公路，港湾等领域。

1.铁路。印度的铁路运输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在运输能力和运输安全性方面都存在问题，其铁路轨道至今还分为宽轨线、米轨线和窄轨线三种，给铁路运输带来了不便，而且也会因转轨提高成本和造成货物的损坏。

2.公路。公路已取代铁路成为印度运输的主力，占货物运输的70%和旅客运输的85%。总体上看，印度的公路运输状况的极其恶劣，城市的交通堵塞已达到极限。由于缺乏全天候的公路，雨季期间发生物流不畅的地区不在少数，根据印度社会基础设施委员会公布的推测数字，在2012年以前，光高速公路建设就得耗费17200亿卢比的投资。

3.港湾。印度的港口基础设施不足，效率低。平均船滞期为3.5天（2003/04年的数字），和新加坡的6-8小时比有很大的差距。

五、能源短缺

1.电力短缺。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印度的电力需求不断扩大，电力短缺问题日益表面化，停电、电力供应不稳定等问题经常发生，许多工厂和事务所都不得不自己配置发电设施，甚至有些家庭也自己设置发电设备。

2.石油短缺。印度目前饱受石油短缺困扰。印度总理辛格曾多次表示，“能源安全是目前仅次于食品安全的突出问题”。有统计显示，印度境内石油储量很小，可开采量不足8亿吨，按照目前的开采速度仅能维持20年左右。同时，印度已是世界第七大原油消费国和世界能源需求增长第二快的国家。美国能源部在一份报告中甚至预测，印度的能源需求到2025年将在目前基础上增长一倍，达到每天740万桶。在这种情况下，从海外进口便成为解决能源缺口的唯一途径。据印度官方统计，目前印度每年需要大约1.2亿吨原油，其中70%靠进口，预计到2020年，仅原油进口量就将达到1.5亿吨。国际石油价格的猛涨对印度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六、地区安全形势严峻

稳定的周边环境是一个国家经济崛起的重要条件，印度周边地区的不稳定性因素是其经济崛起的一大障碍。从综合国力来看印度当之无愧是南亚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印度并没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在该地区取得主宰地位。在目前情况下，不论在意识形态、文化以及经济方面，印度还不具备控制周边中小国家的能力。在经济上，印度与南亚其它国家经济同质化或同构性的产业模式不但不利于南亚区域合作的深化而且增加了各国间的经济竞争性。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对抗和冲突是事关南亚地区乃至整个亚洲安全的最突出的问题。印巴对抗从1947年印巴分治就开始了，在冷战时曾引发三次印巴战争。三次兵戎相见的旧恨未除又不断增添新仇。目前，两国间的军备竞赛还在不断的升级，两国都拥有了核武器，印巴的核竞赛无疑增加了两国核失控的危险性。一旦爆发核战争，对任何一国来说都是一种自我毁灭。这也更是影响印度经济崛起的重要原因。

作为一个历尽沧桑的古国，印度近年来实现了经济的迅猛发展，但上述制约因素却限制了印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步伐，决定了印度的经济崛起将是一个崎岖而漫长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杨文武.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发展模式的特性分析[J].南亚研究季刊，2007，(4).

［2］唐鹏琪.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因素[J].南亚研究季刊，2003，(4).

［3］赵建军.印度经济发展的现状与面临的挑战[J].湖南广波电视大学学报[J].2007，(2).

［4］孙士海.印度的崛起:潜力与制约因素[J].当代亚太，1998，(8).

［5］华民.中印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相似的原理与不同的方法[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6］［日］小岛真.印度的经济发展与存在的问题[J].世界经济评论，2006，(3).

[摘要]近年来，印度经济高速增长，势头强劲，经济崛起过程中仍然存在一系列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就这一问题，本文从印度的自身特点出发，对其经济发展制约因素进行研究，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该是有借鉴意义的。

国外经济论文篇5

我国对外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各方面的制约，具体体现如下：

1.对外贸易中存在的问题。虽然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在某种程度上由劳动密集型逐渐地转向资本密集型这一阶段转变，同时资本密集型也在不断地转型为技术密集型，但是我国仍处于国际分工以及国际产业价值链的最底层，当前我国出口主要是对加工贸易方式加以选择，并在外商的控制中，对产品生产过程中较高价值产品进行一定的加工设计，并对加工费加以获取，这一阶段的实施过程，逐渐使得我国成为一个制造大国，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薄弱，对于我国资本资产经济的飞速发展有着一定的制约作用。

2.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在吸引国外投资的过程中，往往借助于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这种方式下的直接投资，往往造成我国土地资源逐渐的流失，进而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借助于中国较为廉价的劳动力之外，主要将其发展我国制造业，这种局势下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其相对利益较小，并在更多贸易摩擦中，逐渐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逐渐增加。我国在对外国直接投资加以吸引的过程中，往往借助于各种优惠措施，这种情况下不仅使外商有较高能源的消耗，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这种负面影响不仅仅使得我国大量自然资源逐渐耗费，也带给我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碳排放量的逐渐增加，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理念。

3.对外金融中存在的问题。当前我国在国际金融上还处于相对较低的地位，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有着一定的金融往来，但在国际金融市场流通的人民币相对来说是较少的，以至于人民币地位相对较低，进而时刻受到汇率变化的影响，明显难以规避国际金融风险。我国对外金融中存在的问题，还表现在当前我国对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没有积极寻找到状态。伴随着我国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某种约束，以至于我国对外经济将会成为一种负面状况，一旦我国对外投资需求以及其相关的出口需求有着相对较大的波动，我国经济市场将会出现相对较大的动荡，进而经济上受到严重的创伤。

二、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

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是对社会经济活动方式的合理选择，并实现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一种转换，在实际的转换过程中，始终坚持我国战略发展的主要方向，就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而言，其对外经济发展中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到位的政府职能转换。长期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主要是对自上而下的方式加以采用，这种形式改革，虽然有利于政府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将资源进行集中，并将社会经济发展快速稳步地推进，但是它往往需要政府有着新的体制改革以及新的制度，并做好政府职能的转换。制度在实际变革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一定的历史社会环境，原先体制下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实现深化改革，以至于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在实际的转换过程中难以有着相对扎实的制度基础加以保障。

2.迟滞的现代企业制度。在我国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企业不仅仅作为社会财富生产的主体部分，同时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一种微观基础。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重要的基础保证，往往需要企业发展过程中有现代化的理念，并对新的发展方式加以采用，进而推进企业对外经济的发展，并实现对旧发展方式的转变。现代企业制度作为社会生产力相对较强的一种学习性的制度，其制度不仅仅有着明确的产权，同时也有着相对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相对创新的管理机制。然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我国企业制度在实际的改革过程中始终处于一种稳步推动的态势，对于规模扩张和规模扩张速度有着一定的追求，当时往往将企业经营活动的成本加以忽略，进而难以保证企业对外经济的效益。

3.不完善的国内市场体系。我国市场体系相对不完善。一方面，由于行政分割导致不统一的市场，我国国内市场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产品的相同以至于在实际的出口贸易过程中，逐渐出现了竞相杀价的现象，进而将我国国际产业链逐渐降低。由于我国行政垄断进而导致的不充分的竞争，行政垄断过程中，不仅仅使得其市场主体的企业依据于行政部门的相关指令，进而将价格信号的和市场需求变动等因素忽略，对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动力存在一定的欠缺，并将对外经济活动的竞争力逐渐地降低。另一方面，由于当前我国国内行政干预相对较多，进而使得我国法律法规不完善。在对宏观经济调控的过程中，更应该有着合理和有边界的行政干预，进而将公共服务的必要手段加以提供。过多的行政干预将会使得我国经济运行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进而造成相对较大的经济损失。

三、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选择

1.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对外贸易构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就要结合我国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充分发掘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存在的优势，并和国际之间进行详细地对比分析，进而深入分析我国各个产业的发展现状和未来世界产业实际的发展前景，我国政府更应该支持和发达国家同步发展的企业，并大力推动科技的自主创新。对外贸易发展的过程中，就要综合提升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核心力量，并对我国优秀传统产业进行一定的分工，进而实现我国对外货物贸易发展方式的极大转变，并借助于我国已有的一些优势，进而对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加以保证。同时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过程中，更要始终对低碳经济发展加以保持，做好对高能耗和高污染产业的控制，并充分发挥我国传统优势的产业发展，保证我国同类型产业和发达国家同步发展。总的来说，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选择的过程中，更要始终坚持优秀服务业的优势，逐渐地参与国际的分工，借助于贸易竞争力指数，进而实现对我国各个服务业部门之间的协调，并对我国优秀传统服务业进行战略的升级改造，对稳定贸易收入最佳方式加以保证。

2.直接投资发展战略的选择。直接投资发展战略作为我国国家发展主要战略之一，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做好直接投资发展战略的选择，就要对不同国家的自然性进行合理的选择，并使得国外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在实际的组合过程中有着最优化的特点，并对静态所有权优势以及动态所有权优势加以创造，进而保证企业有着相对有效的内部化制度载体，进而将交易的费用降低。近些年来，我国企业层面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其直接投资运营的过程中不仅仅出现了自然资源导向型和研发资源导向型，同时也出现了市场规模促进型的基本运营特征，并保证我国对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直接投资发展战略在实际的选择过程中，一方面就要将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观念加以转变，对高新技术加以引进，并对外资企业技术进行吸收，进而加强教育管理方面人才的建设，对高质量人才加以培养；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酌情减少，建立相对严格的准入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对外商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综合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并保证我国直接投资带来最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要对外商的高污染行业的投资进行严格的限制，加强外商对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并做好对外商低功耗以及低污染行业投资的鼓励，进而推动我国对外经济的全面发展。此外，要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大，做好我国技术密集型企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保证，创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逐渐加快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进程。

3.对外金融发展战略的选择。要建立以渐进的人民币国际化为中心的一种对外金融发展战略，并做好风险防范，对人民币国际化动力机制加以构筑，进而将人民币国际化研究的理论体系加以建立，将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效推进。一方面，要逐渐地将人民币发展成为一种贸易货币、投资货币以及借贷货币。要基于货币国际化内源动力的基本要求，对货币国际化的内源动力加以选择，进而将市场选择能力逐步提高，将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选择推动。另一方面，要不断需求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新模式，借助于边境贸易的发展，进而对我国货币结算使用的制度进行合理的配置，并将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逐步推进。

总而言之，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战略转变的过程中，不仅仅要将我国企业汇率风险有效降低，同时也要借助于可控的方式让人民币在国际收支的项目下有着相对自由的发展，最后终要尽可能的将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加以建立。将我国人民币的流通加快，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战略构想，进而使得我国人民币逐渐的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因此，我国对外经济发展过程中，就要对金融业系统风险加以防范，并对逆周期监管措施加大研究的力度，将全方位的监管和高效监管推进。

国外经济论文篇6

【论文摘要】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我国这样一个贸易大国，要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技术创新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对外贸易 技术创新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我国这样一个贸易大国，要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技术创新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经济全球化、技术创新及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国际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商品、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大规模跨越边界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性的扩张，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经济全球化为国际贸易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不仅促进了国际贸易发展，而且加速了技术创新的进程。另外，国际贸易和技术创新也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国际贸易的发展从根本上有赖于一国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能够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改变产品结构和国际分工，提高交易运作的效率和效益，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又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市场空间，国际贸易对科技产业化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促进和推动作用。 二、我国对外贸易形势及技术创新的作用 1.从要素禀赋角度分析我国对外贸易形势 (1)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劳动力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也在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量不断上升，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外贸出口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充分发挥。 (2)改革开放30年，资本市场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我国资本市场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逐步发展起来的，由于建立初期改革不配套和制度设计上的局限，资本市场原存在着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制约了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加大了基础性制度建设的力度，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解决了长期影响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各项制度、法律法规建设的全方位跟进，制约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些制度性问题正逐步解决，我国资本市场和谐发展基础渐渐得以夯实。 (3)在技术方面，我国以加工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55%左右，加工贸易差额占贸易总差额的70%左右。这种简单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张吸引了国内大量资源，也带动了国内投资。现阶段应该考虑我国发展战略、体制、激励机制的转型，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节约型社会、集约型技术为基础，创新科技为动力的制度体制。 (4)在市场规模方面，随着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2000美元，国内消费市场总体空间进一步扩大，中国正在向消费型国家过渡。近五年，我国消费年均增长13.1％，200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7年来首次超过投资，成为消费、投资、出口中贡献最大的一项。今后即使年均增长10％，到2020年消费规模也将超过30万亿元，空间巨大。因而努力扩大内需，对实现内外贸协调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资源禀赋条件决定了未来我国必须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x 【论文摘要】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我国这样一个贸易大国，要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技术创新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对外贸易 技术创新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我国这样一个贸易大国，要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技术创新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经济全球化、技术创新及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国际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商品、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大规模跨越边界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 产品在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性的扩张，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经济全球化为国际贸易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不仅促进了国际贸易发展，而且加速了技术创新的进程。另外，国际贸易和技术创新也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国际贸易的发展从根本上有赖于一国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能够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改变产品结构和国际分工，提高交易运作的效率和效益，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又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市场空间，国际贸易对科技产业化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促进和推动作用。 二、我国对外贸易形势及技术创新的作用 1.从要素禀赋角度分析我国对外贸易形势 (1)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劳动力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也在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量不断上升，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外贸出口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充分发挥。 (2)改革开放30年，资本市场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我国资本市场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逐步发展起来的，由于建立初期改革不配套和制度设计上的局限，资本市场原存在着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制约了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加大了基础性制度建设的力度，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解决了长期影响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各项制度、法律法规建设的全方位跟进，制约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些制度性问题正逐步解决，我国资本市场和谐发展基础渐渐得以夯实。 (3)在技术方面，我国以加工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55%左右，加工贸易差额占贸易总差额的70%左右。这种简单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张吸引了国内大量资源，也带动了国内投资。现阶段应该考虑我国发展战略、体制、激励机制的转型，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节约型社会、集约型技术为基础，创新科技为动力的制度体制。 (4)在市场规模方面，随着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2000美元，国内消费市场总体空间进一步扩大，中国正在向消费型国家过渡。近五年，我国消费年均增长13.1％，200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7年来首次超过投资，成为消费、投资、出口中贡献最大的一项。今后即使年均增长10％，到2020年消费规模也将超过30万亿元，空间巨大。因而努力扩大内需，对实现内外贸协调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资源禀赋条件决定了未来我国必须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 2.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 今年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的国内外环境趋紧，出口企业的经营压力将进一步增加。不确定因素还在进一步增加，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 (1)今年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仍将高位运行，一方面将增加中国的进口成本，构成通胀压力，另一方面也将使出口企业的经营压力继续增加，对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 (2)今年人民币升值加快、劳动力和环保成本上升等国内因素对出口的影响将更加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除了采取扩大内销等方法外，应对外贸环境变化的最根本途径只有一条：拿出自己的创新产品。 (3)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增加已是大势所趋。采取税收和配额等手段，严格限制资源消耗多、污染严重的产品出口，鼓励环保节约型产品出口，提高资源利用率，促进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 (4)由于在一些低端产品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存在一定替代性和可转移性，因此，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可能会有所增加。中国需要在对贸易摩擦发展趋势有所了解的基础上，全面研究制定中国的贸易摩擦应对战略，完善多方协调的应对机制，劳动密集型产业应当通过技术改造、产品升级换代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有效落实“科技兴贸”战略。 三、技术创新对我国对外贸易的意义 目前，我们已经具备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础和良好条件。我国要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实现长期发展的目标，有一个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们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这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劳动力及环境资源成本的逐步提高，长期处于低端产品环节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中国绝不可能走资源耗费型的发展道路，也不可能走技术依赖型的发展道路。面 对这种国际发展大趋势和自身基本国情，中国只能走技术进步和知识创新的发展道路。那些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并且重视运用知识产权推动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更新，以提升本国的核心竞争力。 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技术升级和企业改造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以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的战略，对于我国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经济论文篇7

差距与转变

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发展成为一个对外经贸大国，但是还算不上一个对外经贸强国。在新的世纪里，我国的目标应当是从一个对外经贸大国发展成为对外经贸强国。但与世界贸易强国相比，现时还有许多差距。

我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较小。1999年排在世界货物贸易前6位的国家，其出口占世界的比重分别为：美国12.4%、德国9.6%、日本7.5%、法国5.3%、英国4.8%、加拿大4.2%，而我国仅为3.5%。排在世界服务贸易前6位的国家，其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的比重分别为：美国18.8%、英国7.6%、法国5.9%、德国5.7%、意大利4.8%、日本4.5%，而我国仅为2.0%。

从进出口商品结构和贸易结构看，我国出口商品中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产品所占比重偏低。美国的机械设备出口在其全部货物出口中所占比重约为52%、德国51%、日本69%、法国43%、英国48%、意大利39%。我国机电产品在出口商品中所占比重不到40%，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产品。此外，我国的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比，也比上述国家低得多。

从资本流动情况看，我国外资流入与对外投资均小于居世界贸易前列的国家。1999年流入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2755亿美元，美国对外直接投资1509亿美元；流入英国外资821亿美元，英国对外直接投资1992亿美元；流入德国外资268亿美元，德国对外直接投资505亿美元；流入法国外资391亿美元，法国对外直接投资1079亿美元；流入荷兰外资337亿美元，荷兰对外直接投资458亿美元。而中国人均利用外资规模同上述国家相比更是相差甚远。

从贸易体制和企业经营机制看，我国与居于世界贸易前列的国家相比，还缺乏一套较为完善的经济贸易法律法规体系。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这些国家的关税税率都比较低，非关税措施相对透明和稳定，对外商投资实行国民待遇，本国企业受国家政策保护比较少，存亡成败主要取决于自身竞争能力。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一套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环境的企业经营机制和治理结构。

我国综合国际竞争力排位落后世界水平。从国内产业发展、国际化程度、政府管理、金融服务、基础建设状况、企业管理水平、科学与技术实力、人口素质等指标所反映的综合竞争力看，目前居于世界贸易前列的国家，其排位也都居于世界前列。而我国的综合竞争力目前仅居于世界第29位，单项排位我国际化程度排第20位、金融服务水平排第42位、基础建设状况排第40位、企业管理水平排第30位、科学技术实力排第13位、人口素质排第24位，总的看来都比较落后。

近几年我国出口增长速度有所放慢，除亚洲金融危机等外部环境影响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迄今为止我国外贸增长方式仍然是粗放型的。从当前和今后发展趋势看，这样一种粗放型、数量扩张型的增长不可能长久维持。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是新形势下外经贸持续、健康发展的历史性课题。首先，国际间经济贸易竞争日益激烈，以廉价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出口增长更多地受到市场规模限制。在过去若干年中，我国许多出口产品成为众矢之的，遭遇到激烈竞争和反倾销威胁。因此，只有不断提升出口商品质量、档次和附加价值，才有可能保持和扩大我国的出口市场份额。其次，我国沿海地区原有的劳动力和其它要素成本低廉优势正在递减，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和资源性商品出口增长的潜力已经有限。只有加快产业技术进步，培植新的竞争优势，增加出口商品中的技术、服务含量，才能保持和强化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势头。第三，我国外经贸主体结构不够合理，国有外贸企业竞争乏力，除外商投资企业外的其他非国有企业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只有大力推进外经贸体制改革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轨，才能优化经营主体结构，充分调动各类企业参与国际经济贸易竞争的积极性。第四，粗放型外贸增长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而且今后将日益受到国际贸易中环保要求的制约。只有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更多地“走出去”利用国际资源，才能缓解出口增长与环境、资源等的矛盾，实现外经贸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告别短缺经济阶段，外贸的地位、作用已不仅仅是出口创汇。进出口增长必须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目标相协调，使国民收入实现最大化。因此，这就要求企业经营进出口必须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外贸宏观调控和管理必须以保证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为最基本要求，依靠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发挥比较优势和提高经济效益，来实现外贸的更大发展。由外经贸大国向外经贸强国转变，是使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在今后5年到10年国民经济发展中继续发挥重要推动作用的关键，也是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经济，争取更大民族利益的需要。

中国迈向外贸强国应坚持的基本方针：实现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努力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与加强区域和双边经济合作并举；发展服务贸易；建立和完善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

“十五”到2010年目标

着眼于今后的国际国内环境，“十五”计划期间我国外经贸发展的主要目标应当是：商品进出口继续以略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增长，结构和效益进一步改善，出口商品科技含量和附加价值显著提高；服务贸易实现较快增长，重点服务产业国际竞争力有明显增强；利用外资领域进一步扩大，项目技术水平和规模有新的提高，结构和区域分布趋于合理；对外投资稳步扩展，境外资源开发利用和加工贸易形成一定规模；经常项目收支实现大体平衡，国家外汇储备和主要外债指标保持在合理水平上。以下为“十五”期间我国外经贸发展主要指标预测：(1)商品进出口年均增长速度将在7.5%-8.5%之间，2005年进出口总额将达到6700亿—7000亿美元，其中出口将达到3400亿—3600亿美元；机电产品出口年均增长速度将在13%上下，2005年机电产品出口总额将达到1700亿—1800亿美元，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比重提高到50%左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年均增长速度将在15%以上，2005年出口总额将接近700亿美元，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比重提高到20%左右。(2)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速度将略高于“九五”期间的水平，2005年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达到460亿—500亿美元。(3)服务贸易年均增长速度将在12%-15%之间。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年均增长速度将在15%左右，2005年营业额将达到260亿—280亿美元。

第十一个五年计划（2006年—2010年）期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仍将努力保持持续、稳定增长态势。预计到2010年，商品进出口总额将达到9000亿美元，出口将超过4500亿美元；机电产品出口所占比重将提高到60%；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所占比重提高到30%。我国在世界商品贸易中的份额将由现在的3.5%扩大到3.8%左右，商品出口在世界的排位将上升到前6位；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份额将由现在的1.8%扩大到2.0%左右，服务贸易出口在世界的排位将上升到前10位；利用外资规模继续保持发展中国家第1的地位。

实现上述目标，意味着我国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大大提高，人力资源优势得到较好发挥，主要产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企业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将实现较快的技术进步和较好的经济效益，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将获得更加坚实的基础，国家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同时，我国开放型经济格局将基本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际规则要求的外经贸管理体制逐步走向完善。对外经济贸易将更好地发挥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基本方针

面对21世纪世界经济贸易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为实现建设一个对外经济贸易强国的奋斗目标，我国在对外经贸工作中应当强调和坚持以下基本方针。

第一，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发展开放型经济，实现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外封闭和畏惧竞争只能导致更大差距。因此，要树立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意识，通过发展开放型经济，全面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外经贸发展要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适度地超前于国民经济增长，在保持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势头的同时，加快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

第二，努力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实行与跨国资本有利于我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长期战略性合作。吸引以跨国公司为主角的外国直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加快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必然选择。要正确地对待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跨国资本将大举进入我国这一现实，运用有效的政策和法律手段，更多更好地利用跨国公司投资的积极方面，限制其消极方面。与跨国公司建立有利于我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长期战略性合作和共同发展关系。

第三，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与加强区域和双边经济合作几方面工作并举，互为促进和补充。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与在多边框架下加强区域和双边的经济合作，是为外经贸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重要环节。应当了解和熟悉世贸组织规则，建立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利用世贸组织有关规则维护我国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的权益。同时，应当高度重视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区域和双边经贸合作，大力推进各个层次的区域经济贸易一体化。

第四，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推进科技兴贸计划。发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实现外经贸持续和有效增长的基本要求。要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继续实行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一系列政策。积极推进“科技兴贸”行动计划，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改造传统出口产业，培植适应当代科技进步潮流的新兴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加强政策性出口信贷和保险等对外经贸发展的支持力度。鼓励电子商务等新的贸易方式的开发和应用。

第五，大力发展服务贸易，通过“走出去”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空间。服务产业和贸易是未来最具增长潜力的领域。要以服务业开放为契机，加快服务贸易发展，鼓励我国有优势的服务贸易出口。加强政策协调和指导，稳步地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劳务输出、设计咨询和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在保持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产业持续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支持有实力的国内企业以各种形式“走出去”，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

国外经济论文篇8

专利法之所以对外观设计进行保护，是因为工业品外观设计饱含了设计者的创造性劳动，优秀的外观设计可以大大增强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在某一领域的成长期，利用技术优势可以使产品领先于竞争者。但是在技术成熟的领域中，主要竞争者之间差距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那些设计新颖、富有美感的产品，才能博得消费者的青睐，给设计者和开发者带来较大的市场份额。在积压滞销的产品中，有的产品并非技术落后，也非质量低劣，恰恰是设计落后。人们购物时，买与不买不仅取决于商品的功能、功能、经济、安全这些基本标准，还取决于例如舒适、温馨、优美以及能够表达个性这些第二类标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趋势将日益明显。 只有对外观设计加以保护，是设计者、开发者的权利得到有效保护，才能激发其创造力，从而促进优秀产品的开发和我国工业水平的提高。我国为保护外观设计，建立可一整套专利保护制度。我认为，这些制度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一、审查标准上的问题 我国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及授权量均居世界第一，但外观设计专利质量水平较低，不少低劣的外观设计鱼目混珠于外观设计专利之列。[①]在许多厂家和申请者的心目中，并没有创造自己独特产品、独特造型的概念，模仿现象很严重。有的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创造性很低，只是由十分常见的图案和形状进行简单的组合而成，这样使专利保护范围过大，妨碍了相关领域的技术发展。申请授权的外观设计专利中，属于一般产品的外包装和标贴的占了相当大的数量。在许多国家，这类标贴和包装不能作为外观设计进行保护，只有构成独立产品的包装物，才能作为一种产品的外观设计保护。 引入创造性标准 之所以造成上述问题，皆由我国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标准所生。《专利法》第23条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应当同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过或者在国内公开使用过的外观设计不相同和不相近似，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由此可见，现行专利法对授予外观设计专利仅具新颖性标准，而无创造性要求。这是一个明显较低的授权标准，从而直接导致了我国外观设计专利的较低质量水平，其不仅不利于鼓励和保护创新设计，而且在市场竞争中产生了负面影响。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2009年“竞争与专利政策报告”即认为，低劣的专利质量、法律标准和程序又可能不经意的产生反竞争的作用，造成无保证的支配力，及不合理成本的增加。[②] 我以为，在外观设计专利授权中引入创造性标准是提高专利质量根本途径。我国第三次修改专利法应考虑引入创造性的标准。这样不仅使我国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标准与国际接轨，更重要的是可以更好的鼓励优质的产品设计申请专利，提高我国工业设计水平，增强产品的竞争力。 二、审查周期上的问题 我国对外观设计实行初步审查制度，自申请人提出申请到获得授权，至少需要8个月的时间。这种审查方式，较多的考虑到专利申请在规格、法律上的共性，以求达到公平。可是针对某些特定产品，则忽视了相应产品的个性，授权周期显得相对缓慢[③].在申请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产品中，包装类、纺织类产品占相当大的比重。这些产品设计周期短，生命力短暂。对产品生产者而言，只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内对其产品进行相应保护，并不指望该产品长期存在。如想冷饮产品及其包装，生产企业只需要在一两个夏天进行有效保护。同时，他们在完成设计后就进行产品投放准备。他们希望在准备工作时，就可以尽快获得专利权。这样，产品一上市，就可以获得法律保护。外观设计审批合格后，专利局将向其发出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通知申请人审批合格，可以授权。当申请人按时交纳了相应费用，才可以授权。这样对这些需要迅速获得专利保护的申请人来说，产品被批准获得法律保护的时间太晚了。当产品获得保护时，也是该产品在市场上黄金季节结束之时。 建立注册制与非注册制并存的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制度 《欧洲共同体外观设计法》（Community Design Regulation）是2001年12月欧盟理事会通过的一项针对欧盟外观设计保护的理事会法规。这一法规对于外观设计实行注册制与非注册制并存保护制度：[④] （1）注册制共同体外观设计（Registered Community Design ，RCD）。注册制共同体外观设计必须向OHZM或成员国的工业产权局提出注册申请，经OHZM形式审查合格后，方可获准注册。每项注册制外观设计的费用5年保护期350欧元。 （2） 非注册制共同体外观设计（Unregistered Community Design ，UCD）。指在任何外观设计自在欧盟公开之日起，无需提交任何申请文件或费用，即自动享有3年保护期。一项UCD允许一项外观设计自其在欧盟境内首次销售起3年期限内受到保护。该权利自动产生，只要该外观设计完全满足与注册的共同体外观设计相同的关于有效性规定。由于此种外观设计保护期较短，因此适合于流行中的产品设计。 非注册制的外观设计保护对于时装、新奇产品、玩具等需要立即且短期保护的产品来说，即为合适。这样生产者可以大胆的在销售旺季将产品投放市场，并且受到外观设计保护。当一件外观设计处于其申请已提出但未被批准，因此不能主张权利的阶段时，非注册的外观设计也可提供保护。因此建议我国亦建立此种制度。 虽然非注册制非常有用，但是设计人如果要寻求最终保护，仍应明确的获得一项注册的外观设计，因为这种注册的外观设计在行使权利时无需证明该权利的存在及权利人的资格。 三、关于授予专利后的公告制度 《专利法》第40条规定：“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经初步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决定，发给相应的专利证书，同时予以登记和公告。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子公告之日起生效。”可见，外观设计获得专利权保护后必须立即公告，这是申请人获得专利权保护的必经程序。公告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公告是否可以被延迟呢？产品开发商在获得专利权后，并不一定立即将产品投入销售市场。如果此时将外观设计公开，他人在几天之内便可能对其进行仿冒并率先投放市场。从而使专利权人的外观设计无法获得最有效的保护。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欧洲共同体外观设计法》规定了延迟保护制度。注册的外观设计通常在注册后即于共同体外观设计公报中公开。但是，权利人可以请求延迟公开，延迟期限最长可达自申请日或优先权日起30个月。延迟公开对于那些拥有若干外观设计专利而尚未选定最后将行销其中哪一种情况也十分有利。日本有申请保密制度。对于研制周期较长的产品，如汽车车型，从产品开发到上市平均两年半，企业不希望过早的公开其外观专利，针对这一需求，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内容可以最为保密申请不被公开在外观设计公报上，要求必须在一处申请之日起提出该要求，保密时间最长期限为3年。 我国可以借鉴延迟公开制度。权利人若不相立即公开其外观设计，可以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要求迟延公开，从而更有效的保护其外观设计专利。 四、关于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期限 我国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期限为10年。在1993年申请的外观设计中，获得专利权并且专利权保护期限达到10年的不到10%.大多数人申请专利只为获得专利权证书，从而获得职称、税收等方面的利益。[⑤]因此其在获得专利权之后并没有将专利适用于工业商品生产的意识，很多专利因为专利权人的原因而丧失了专利权。有的专利权人则只为获得短期商业利益，并不将其作为自己的一种品牌产品长期占领市场。而对于一些实力雄厚且具有战略眼光的大企业来说，他们希望自己的产品可以长期占领市场，获得法律有效保护。对他们讲，10年保护期较为短暂。 对于外观设计，其保护期限在各国法律中不尽相同：外观设计在日本的保护期为自核准注册之日起15年；在德国，其保护期限为自申请之日起20年；在英国，其保护期为自注册之日起5年，可延长4次，每次5年；在美国，其保护期限为自核发证书之日起14年；在法国，其保护期限为自申请之日起25年，经注册人声明还可延长25年。可见我国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期限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为短暂。 我认为，既然主张实行注册制与非注册制并存的保护机制，那么对于核准注册的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期限可以定为自申请之日起5年，可以续展4次，每次5年。这样既可以适应那些仅需要对外观设计进行短期保护的权利人的需要，又可以满足那些要求长期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大企业的要求。 注释： [①]吴冬：《我国应建立符合本国特色的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制度》，知识产权出版社。 [②]徐清平：《论我国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保护》，载《专利法研究2004》，知识产权出版社。 [③]鲍黎黎：《外观设计保护制度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适应》，载《知识产权》，2006，4. [④]关于《欧洲共同体外观设计法》的介绍，参见：《欧盟外观设计专利制度介绍》，（英）David Musker，刘新宇、龙文译，载《电子知识产权》，2004，4. [⑤]吴冬：《我国应建立符合本国特色的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制度》，知识产权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