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论文范文

全球经济论文篇1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城市

唐子来(1999)在研究了城市化的一般过程和发展规律后发现，新世纪里世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趋势仍然是城市化。与城市化的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当今世界还面临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交织一体，使城市（特别是大都会地区）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表现为以下特征：第一，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突出，管理／控制－研究／开发－生产／装配三个基本层面的空间配置已经不再受到国界的局限。第二，各国的经济体系越来越开放，国际贸易额占各国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上升。第三，各种发展资源（如信息、技术、资金和人力）的跨国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第四，信息、通讯和交通的技术革命使资源跨国流动的成本日益降低，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第五，在全球化进程中，空间经济结构重组导致城市和区域体系的演化（城市规划原理，2000）。

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城市从工业时代过渡到信息时代，第三产业成为城市发展的后续动力。随着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开始崛起，并逐渐取代工业而成为城市产业的主角，并由它继续推动下去。这种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生产的增加和消费的增加。《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表明，在1960-1980年期间，发达国家在制造业中就业的人数比重一直徘徊在30%左右，制造业产值比重则从40%降为37%；但同期城市化水平却从68%上升到78%。其原因正是第三产业的拉动所致，这段时期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从44%提高到56%，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也从54%提高到60%。

二、城市发展突破了传统的等级体系框架，正在形成新的城市网络体系

伴随着生产业的快速增长，主要城市的金融服务和专门化服务水平迅速增长，由银行、投资公司、法律机构、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共同组成的金融综合体已经成为各部门的决策中心(Green,1993)。这些大都市金融综合体正在成为日益增长的全球一体化系统的节点(Mitchelson,1994)。传统的城市体系基于国家的框架，分为首都、区域中心等级别，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下的生产、流通、交换系统的机制的形成，传统城市体系的框架立论基础正在改变。城市作为城市系统的一部分，不是按照传统理论的领土的连续性，而是建构在功能节点（中心城市）以及节点间的轴（商品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之上。

Castells(1996)进一步指出，这种空间的逻辑“以流的空间”为主宰，建立在把生产和管理的战略节点全球性地联系在一起的电子线路上。不过这并非这个社会唯一的空间形式，相反，人们见到“地方的空间”一如既往地作为绝大多数人日常生活领域的组织形式。应当说，主宰当今世界的重要机制是基于“地方的空间”之上的“流的空间”。并且，我们的社会已经演化成为基于“流的空间”的网络社会。Borja和Castells(1996)在《地方与全球》一书中阐述：全球化最为直接和最为突出的地方影响是城市的空间和社会结构。全球经济网络的控制性节点是商务产业(advancedservices)和研究开发活动(researchanddevelopment)最为发达的城市。在全球竞争中，城市必须提供这些产业所需要的信息基础设施(telematics)和相应的人力资源所需要的生活环境。同时，信息技术使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可以分散在全球范围的不同地域，同时仍保持了生产过程的整体性。

正如Batten(1993)所指出的，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潜力将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能否把所有有形的实体网络（即基础设施）的节点、密度和效率连接到世界各地；

第二，能否在世界无形的网络体系中发挥人口、知识、资金、货物和服务的全球换作用；

第三，能否创新性和适应性地不断发挥网络中固有的协同作用，并起到超前示范导向作用。

三、城市化的主流转向东亚地区，给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随着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从全球范畴而不是国家、地区的范畴认识城市化过程是十分必要的。客观认识“经济全球化”背景，对研究我国城市化政策、制定城市化战略步骤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发达国家的经济重构产生了所谓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一方面是生产业向大都市集聚，产生所谓的“世界城市”，因而有了“功能以世界城市体系”的提法；另一方面，制造业的转移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机会，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凭借这个机遇迅速崛起，如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相应地城市化进程也大大加快（陈振光，2001）。

根据阿锐基(2001)对20世纪社会、经济根源的研究，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从美国逐渐转移到东亚地区。东亚的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程度，可以从（图1）中描绘的趋向来测定。该图显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明显的赶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核心组织[1]”的人均收入水平的例子。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只有日本的成就非同一般，优先于并带领地区腾飞。到了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韩国和台湾地区离开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而香港和新加坡地区加上西班牙则离开了低收入群体，稳步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的群体。

附图

资料来源：WoytinskyandWoytinsky(1953);WorldBank(variousyears);EconomicPlanningCouncil(1977,1982,1988).

图1从比较的角度看东亚的兴起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组织核心＝100）

联合国根据1990年世界各国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对全球未来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分析和预测，详见（表1）。

表1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未来年平均城市人口增长率(%)

地区1970-19751986-19901995-20002020-2050

发达国家1.50.80.80.5

发展中国家3.74.53.82.2

资料来源：“全球城市化展望”，联合国，1990年。

由此可见，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人口都将经历一个持续高速的发展期，从而使世界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其结果是全球特大城市聚集区的数量和分布发生了

显著变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特大城市的数量近几十年大大地增加了。1950年全球800万人口及以上城市集聚区只有2个，全部分布在发达国家；1970年有10个，5个分布在发达国家，5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1990年，增加到20个，其中6个分布在发达国家，14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分析2000年将会进一步增加到28个，其中6个分布在发达国家，22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

四、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具有后发优势

1998年底，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30%，城市化进入了中期阶段，这是一个城市化快速增长的阶段。根据诺瑟姆(RayM.Northam)的"S"型城市化发展轨迹，城市化发展速度在30%-70%之间呈加速状态。在50%时加速度达到最高点。可以预测，2010年之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会以每年至少1个百分点的递增速度上升，至2020年达到60%左右的水平。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长期以来较工业化的发展处于滞后状况，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进一步确立和完善，城市化发展的推动力将越来越大，因此，中国出现加速城市化的过程已属必然。

赵宝江指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将存在着较大的发展梯度，这种发展梯度已经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态势。东部沿海地区有可能出现普遍的繁荣，并带动一部分城市率先进入信息城市的行列。

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的城市化提供了新的机遇，使中国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进而抢占若干技术制高点，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构造新的城市网络体系。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将出现难以避免的快速发展过程，导致更多设市城市的诞生。中国有必要建立世界城市和自己的创新中心城市，使之尽快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新节点，并把中国各级各类城市融合到新的城市网络体系之中（顾朝林，1999）。

【参考文献】

1FriedmannJ.TheWorldCityHypothesis.DevelopmentandChange,17:69-83,1986

2CastellsM.TheinformationalCity,London:Blackwell,1989

3唐子来.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城市管理的新议题.城市规划汇刊，1999(3):75-76

4全国城市规划执业制度管理委员会.城市规划原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5GreenM.B.AGeographyofInstitutionalStockOwnershipintheUnitedStates.Annals

oftheAssociationofAmericanGeographers,Vol.83,pp.66-89,1993

6MitchelsonR.L.andJ.O.Wheeler,TheFlowofInformationinaGlobalEconomy:the

RoleoftheAmericanGeographers,Vol.84,pp.87-107,1994

7CastellsM.TheSpaceofFlows:ElementsforanUrbanTheoryoftheInformation

Age,NewMedia:TechnlogyScienceandCulture,No2,1996

8BorjaJordiandManuelcastells,LocalandGlobal:ManagementofCitiesinThe

InformationAge,EarthscanPublications,London,1996

workCitiesVersusCentralPlaceCities:BuildingaCosmocreative

Constellation.InAndersonA.E.,BattenD.F.,KobayashiK.andYoshikawaK.:The

CosmocreativeSociety,Heidelberg;Springer,pp.137-150,1993

10陈振光.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城市体系发展趋势.城市规划汇刊，2001(1)

11杰奥瓦尼·阿锐基著，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利与我们社会的根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全球经济论文篇2

（一）保护职能。所谓保护职能，就是发展中国家运用政府的力量，保护本国的产业安全，防止产业主导权转移；保护本国经济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防止外部势力的掠夺；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它是由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落后性所决定的重要职能，它不是一种封闭的、排斥外部经济联系的保护职能，而是在与世界各国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发生广泛联系的全球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正当保护职能。

1.保护产业安全。WTO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组织形式之—，目前有144个成员，其中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在WTO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原则下，发展中国家从商品市场到投资领域全面开放，民族产业安全问题因此变得十分突出。首先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不少产业的产品技术含量与发达国家相差较大，在规模经济方面也落后于它们，外国商品的涌入将极大地冲击这些比较劣势产业，威胁其生存和发展。其次是外资可能控制发展中国家部分产业与市场。和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跨国集团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资金、技术、人才、机制、品牌、信息、营销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外资进入国内，有可能导致一些产业主导权转移，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再次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状况将加剧。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加速把传统产业、夕阳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外商投资大都集中于资金回收期短、见效快、能够保证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的加工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低度化、趋同化问题严重，加工工业存在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妨碍其产业的升级换代。最后是国家对产业宏观调控能力下降。外资企业一般从自身利益出发制订其发展规划，而不以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重，其活动往往与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产业政策不相符合，而且由于外资（主要指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一般都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发展中国家不能完全控制其活动，导致产业政策的效力减弱。

为了确保本国的产业安全，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建立一套综合的产业安全保障体系。一是按照国际惯例、WTO有关协议和各国实践，建立科学的产业保护机制。包括严格的保护程序，客观的判断标准，完善的法律依据和健全的执行组织。二是采取切实的产业保护措施。根据WTO对发展中成员的优惠条款，在遵守WTO协议的前提下，通过完善关税制度，建立不违背WTO规则的非关税壁垒，实行特定商品的数量限制，提高货物出入境监管水平与效率等措施，可以有效地保护本国产业。三是提升本国民族产业的竞争力。即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运用市场力量加快企业间的购并联合，改善民族企业组织状况，提高产业整合度；加大对企业的技术支持力度，提高民族产业技术水平。通过这些政策行为提高民族产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和竞争力，增加安全系数。四是制定科学的引进外资的策略，合理引导外资的地区和产业流向，将引进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适时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2.保护经济资源。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逐渐摆脱殖民统治，纷纷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国家，被帝国主义通过公开手段全面掠夺经济资源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发达国家（尤其是超级大国）变相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资源的现象依然存在。它们或者通过附加条件的“援助”方式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各种不平等条件，或者利用价格“剪刀差”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遭受损失。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的今天，这种变相掠夺愈演愈烈。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既要学会利用外国资本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争取更多外援，也要防止外国资本的掠夺性资源开发行为，通过各种措施最大限度地切断经济剩余的外流；既要善于利用发达国家已经拥有的先进生产技术设备和管理手段，也要增强民族经济的自主性，依靠挖掘本国经济资源来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防止和避免由于外国势力的“经济制裁”带来灾难性的经济损失。

3.保护生态环境。在发展中国家中，除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外，大多仍然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工业化早期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严重困扰这些国家，尤其是今天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国际分工使发达国家将越来越多技术水平较低资源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污染环境的企业向这些国家转移，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的程度，影响它们的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政府要积极履行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的职能，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关系，在国内通过环境立法和环保教育，强化国民的环保意识，提倡一种有利于生态稳定的消费方式，并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尽可能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量；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要更加重视环境安全问题，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要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和技术标准，限制国外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进入，并通过国际组织督促发达国家停止无休止地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材料用以大肆挥霍的做法，共同保护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实现本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培育职能。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培育职能，包括三个方面：—是培育市场职能，即促进市场发育，加速市场体系形成，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条件。二是培养人才职能，即大力发展教育，重视人才培训，造就千百万现代化建设人才。三是培育新经济增长点职能，即努力培育和扶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三大培育职能都是由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决定的。

1.培育市场。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的全球化就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直接决定着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程度都比较低，突出表现为：人为垄断严重；市场主体缺乏或错位，即企业没有成为市场主体；国家缺乏真正的企业家；各生产要素市场欠缺或发展不成熟，导致市场机能长期处于无法运作的状态；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市场中介组织力量薄弱；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窄；市场规则不完善等。这种较低水平的市场发育状况很难支持和保证本国经济的高效和快速发展，也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担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达到赶超目标，就必须加速市场发育进程。为此，政府要充分发挥培育市场的职能，包括明确市场主体，划定市场边界，通过构建市场主体立法体系，保持对市场主体待遇的公平性，这是公平竞争的首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强化市场秩序法的功能，特别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政策法规，制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防止长期固定的市场支配力的形成和市场支配力的滥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格局。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提供市场信息、纠正经济行为的外溢性、补充不完全市场、扩大竞争范围即在公共部门和政府管制行业引入竞争机制等措施维护竞争的公平性。

2.培育人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的经济竞争力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该国的科技水平和劳动者素质，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教育还是科技，都存在较大差距，人才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因素，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批善于经营的企业家队伍，没有一批高素质的科技人才，没有成千上万的掌握现代技术的熟练劳动力，没有一批善于宏观管理和献身于现代化事业的政府管理人才，就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大力发展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和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积极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根本保障。

3.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往往依托于传统产业的发展，因为传统产业（如初级产品）生产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可实现静态比较利益。但传统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有限，要实现赶超目标，必须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使新兴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一些比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证明：政府只有重视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现代支柱产业，才能形成稳定的增长基础，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学习职能。经济全球化扩大与深化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夜郎自大、自我封闭，而要在日益扩大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加强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长处，不同民族文化的优点。对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学习又具有特殊的涵义，这就是向先进的国家学习现代化的生产技术、科学的管理经验、经商本领、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等。这是—个向先进国家全方位学习的过程。这种学习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国民（个人）自发的学习，一是有组织的学习。发展中国家的后进性和实现赶超目标的任务决定了它们不能单纯采取个人自发学习的方式，而要采取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学习方式，即要求政府履行特殊的组织人民向先进国家学习的职能。与个人自发的学习相比，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和推动向发达国家学习的活动，目标明确，阻力小，影响大，能够减少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时间和成本，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较理想的效果。政府的学习职能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直接派员。即有计划地选派一些素质好的官员、技术人员、学生及工人到国外参观访问、留学、技术培训和学术交流等，使他们较快地掌握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推动本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先驱力量，并通过这些人回国后发挥扩散效应，加速学习进程。

2.技术引进。即通过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聘请外国专家等，把外国的先进技术移植到国内，使更多国民不出国门就能学习到先进的技术和经验。

3.制度借鉴。即政府依靠其自身优势和整体功能，将先进国家实践证明有效的经验和管理制度吸收进来，为我所用，从而加速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促进管理的科学化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4.信息传播。即通过各种知识和信息传播手段（包括书籍、广播、影视、通讯、学术交流等），介绍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生产手段、信息网络、文化观念等，使众多的人了解国外的技术、体制和文化，了解本国与他国的差距，从而引起观念的更新，增强加速本国经济发展的紧迫感。

5.鼓励个人自发学习行为。即政府在采取有组织的学习行为的同时，鼓励个人自发学习行为，通过各种优惠措施鼓励个人自费出国深造和鼓励他们学成后回国工作。

（四）创新职能。创新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保证。人类历史的近展特别是当今世界的竞争表明，哪个民族和国家善于创新，它发展就快，就强大，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谁因循守旧，谁就落后，在世界上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哪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上某个时期善于创新，这个时期它就发展迅速，就强大，什么时候它创新少了，它就开始落伍。发达国家无一不是通过创新才取得今天的成果的。发达国家走前人未走过的路，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创新。发达国家的政府通常是创新的最大保护者，甚至是创新的诱导者和推动者。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政府如果不重视创新的作用，过分强调仿效发达国家已走过的发展道路，把着眼点放在营造发达国家当时发展经济所需要的条件上，充其量只能做一个“好学生”，只能沿着他人的足迹缓慢前进，不可能实现跳跃式的经济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在较短时间内用较小的代价赶超发达国家，同样离不开创新。

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有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和体制上的创新。即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上把握有利的发展机会，把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本国国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二是战略上的创新。即在吸收先进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具有创新性的经济发展战略。三是技术上的创新。即在技术选择上跳过发达国家经历的某些环节，直接选择最新技术，并转化为适用技术。发展中国家政府在保护、诱导、推动创新方面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通过政府才能有效地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政府在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要任务是：逐渐形成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社会大环境，形成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良好社会风气，树立创新观念，建立创新机制，增强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实现科技与经济的密切结合，提高科学研究的针对性，缩短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提高科技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培养创新性人才，为科技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后盾。政府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政策行为包括：成立管理创新的专门机构，制定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科技发展规划和计划，并围绕这一规划制定一系列具体措施；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增加对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改变教育模式，推进知识创新与传播；鼓励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鼓励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协调科研院所、高校、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政府为主导，产学研三位一体的科研体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国际间的创新合作，等等。

当然，发展中国家政府也要履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必要职能。如通过履行宏观调控职能，来维持经济总量的平衡，确保金融的稳定，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与收入分配的公平化；提供基础教育、基础科学和新兴科学研究、交通与通讯事业等公共产品和服务；控制人口增长，保持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等等。只不过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于发展中国家政府来说，履行上述四大经济职能显得尤为紧迫，具有突出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2-03-29

【参考文献】

[1]李宗.经济全球化潮流中的发展中国家[J].世界经济，1997,(5).

[2]袁秀华.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及应对措施[J].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2).

[3]江时学.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中的五大关系[J].世界经济，1999,(12).

[4]斯大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文版）[M].中国物质出版社，1998.

全球经济论文篇3

【摘要题】经济全球化

【英文摘要】ResearchintothescientificmethodofMarxisteconomicsisofsignificanceinscientificallyprobingintotheproblemsofeconomicglobalization.TheapplicationofMarxistoverallmethodologyrequiresapproachingeconomicglobalizationfromcertainaspects.Itshouldalsobeincorporatedinthenewstudyofinternationaleconomicrelations.Tendencytowardsbeingnon-socisl,non-institutional,andnon-historicalineconomicglobalizationstudyinoneofthemainrootsofobstaclestothedevelopmentandinnovationofMarxisteconomics.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总体方法论

Marx/economic/globalization/overallmethodology

【正文】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506(2003)06-0004-06

任何一种理论的建立和完善都离不开一定的方法。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全球化的论坛上，之所以观点林立、论争四起，除了研究者本身的立场、观点外，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因此，科学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有赖于科学方法论的确立。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对于当前以科学的态度探讨经济全球化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创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系列科学方法，严密地构思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构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方法和结构问题上重大突破的内在势能，就是《导言》所创立的总体方法论。总体方法论是马克思留下的极其宝贵的理论遗产。笔者就这一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在经济全球化研究中留给我们的重要启迪进行分析。

一、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

马克思总体方法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研究的对象和对象的研究中把握总体的生成和再现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是总体方法论形成的必要前提，而总体方法论的形成及运用，则进一步完善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而为科学地理解这一对象的内在结构及其在理论体系上的再现奠定了坚定的基础。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把政治经济学的主题看作是“富国裕民”，大卫·李嘉图看作是对“分配规律”的研究，西斯蒙第看作是“人们的物质福利问题”，他们都没有科学地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由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的局限性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他们没有建立科学的方法论造成的。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就从社会的和历史的整体关系上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独特地位。他已敏锐地觉察到：对社会整体结构关系的把握，是确立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必要前提。以此而论，马克思就已超越了他之前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成就。

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以“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力的运动形成）——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理论、观念”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理论，形成了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现实和历史过程相统一的整体观念。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选取生产关系这一特定层次，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相互联系上，确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在《导言》开始部分，马克思就提出了“生产是总体”的命题。这个命题包括四方面内容：(1)作为总体的生产，尽管都有其一般规定性，但有意义的是生产的特殊的社会性，是为了不至于因为有了统一性而忘记本质的差别性。(2)作为思维的客体，生产总体是既定的，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时代的生产总体。(3)生产总体不仅具有特殊社会性和既定的历史性，而且还有“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问题，即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再现关系问题。(4)在生产总体内的各构成要素之间，既不是彼此分裂的，也不是相互并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有序的结构关系。

在“生产是总体”命题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导言》“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中，进一步把总体分解为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科学地阐明了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的序列关系。他认为，在“现实的人”的面前，作为总体的生产，一开始只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是一种“实在和具体”，是一种“具体总体”。这里的“具体总体”只有经过思维加工，并且在思维中使之作为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时，才成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一“总体”不再是作为客体的总体，而是作为主体的总体，即作为再现在人的思维中的“思想总体”。因此，思想总体起始于具体总体，另一方面，思想总体又再现具体总体。

从总体生成和再现的全部过程来看，马克思对总体方法论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基本要点：(1)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具体总体，是社会关系整体这一大系统中的最深层的结构。(2)思想总体对具体总体的再现是一个过程，过程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因为具体总体作为社会经济运动客体，是独立于思想总体而存在的，是用思维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3)构成思想总体的基本要素是经济范畴。其基本特征是：范畴所反映的“主体”及范畴本身的既定性；范畴对“主体”反映的局部性和单面性；在总体内，范畴的先后次序的排列，并不取决于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而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即取决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中的地位。

（二）总体结构中范畴的二重性和完备性

构成思想总体结构的基本要素是范畴。其具有自然规定性和社会规定性的二重性，或者一般规定性和特殊规定性的显著特点。在《货币》章中，马克思提出商品“二重存在”的问题。(1)商品所具有的二重存在形式：作为产品的自然属性和作为交换价值的社会属性。(2)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总体中的商品范畴，它的社会属性——交换价值——也具有二重的存在形式：作为具有一定的交换价值的商品和作为“象征性”交换价值存在的货币。在《资本》和《价值》章中，马克思结合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对总体结构中范畴的二重性的基本性质作了补充论述：第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劳动及其物质对象尽管都包含着社会规定性的范畴，它们之所以成为总体内的要素，并不在于它们具有“一切生产时代”都有的一般的社会规定性，而在于具有适合既定的总体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性。第二，一般地说，总体结构中范畴的自然属性，只起着社会属性的物质承担者的作用，范畴的自然属性本身并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清晰地阐明了范畴中自然属性向社会属性转化的特殊规定。因此，笼统地认定，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自然属性完全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并不符合马克思对总体结构的理解。

构成思想总体要素的范畴，不仅具有二重性，而且还具有完备性。作为总体要素的范畴，并不是历史上正在形成的范畴，而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中的最成熟、最完备的范畴。“最现代的社会”意义上的范畴，并不断开历史的链环，相反，它要极力映现出范畴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这是因为：(1)，完备的范畴中留下的历史的印迹，对探索过去社会中范畴发展的过程具有最重要的意义。(2)完备范畴自身的完善过程，也就是范畴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在既定的总体结构中，范畴的完备性就是范畴内在规定的纯粹性和一般性。总体结构中，各种现实关系同它们范畴的规定都被看作是相一致的，或者说，范畴所概括的只是各种现实关系的一般性质和纯粹形态。

（三）总体结构中范畴转换的有序性、关联性及开放性

构成总体结构的要素是范畴，而范畴间确定的联系受制于总体又决定了总体结构的性质。首先表现为范畴转换的有序性。马克思对有序性问题做了以下三方面的论析：(1)在总体结构中，范畴的次序并不以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为根据，而是完全取决于它们在既定总体内部结构中的地位。(2)在一定限度内，范畴转换的有序性与现实历史过程中范畴形成的次序具有同一性。(3)总体结构中范畴转换的有序性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表现为规定性不同的范畴之间的层次转换关系；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同一层次间规定性不同的范畴之间的转换关系。

总体结构中范畴运动的关联性指的是范畴运动中同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马克思对资本积累和资本原始积累这两个范畴转换关系的理解，集中反映了范畴运动关系性的基本性质。在总体结构中，资本原始积累范畴和资本积累范畴之间的转换，必然呈现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历时性。第二，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同时性。通过对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范畴历时性关系的考察，一方面深化了对总体各范畴运动连续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深化了对总体自身的运动趋势的认识。不难看出，马克思对总体结构中范畴运动关联性的论述，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也为我们理解总体方法中历史和逻辑之间的统一性关系开辟了广阔的思路。

总体结构的开放性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从整体意义上对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构与反思上，即马克思从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五篇计划”，到提出“六则计划”，最后到提出《资本论》四卷结构的变化上。批判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变化问题的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方法论上的确定性，并不能取消马克思政治经济结构上的可变性。“五篇计划”和“六册计划”，只是马克思构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外在结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上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的内在结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上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的内在结构的外在表现形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内在结构的理解，并不是一次完成的。思想总体是在对具体总体的反复的探讨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因此，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内在结构理解的深化，必然引起外在结构形式的局部变化。总的来看，马克思最后形成的《资本论》体系尽管没有舍弃“六册计划”，但它也不单纯是原先“六册计划”中的第一册《资本》的一部分，而是做了许多修改的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从来不认为自己既定的理论体系是一个终极的、封闭的结构。相反，随着对既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研究的深入，马克思也不断完善和发展反映这一结构的理论体系和理论范畴。通过对具体的反复研究，通过对具体总体发展中呈现出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反复研究，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也不断做出修正，以使思想总体更准确地再现具体总体。这正是马克思总体结构开放性的实质所在。

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时间，有的学者上溯得较早，认为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时，已经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同时也认为，《共产党宣言》已经对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和特征作了基本的论述。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并不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事实。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确实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但是，这些并不构成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征象。实际上，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是以两个基本事实为前提的：一是跨国公司规模和力量的迅速膨胀并成为连接各国、各地区经济交往的纽带；二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形成及其势力的扩张。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可从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起点，至今已经走过360年的历史进程。这360年，大体可以120年为一时段分作三个阶段，即从1640年到1760年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确立阶段；从1760年到1880年为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1880年至今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撇开前两个阶段不说，从1880年开始的最近120年，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进和调整是以垄断为主线的。其中前60年为私人垄断，接着40年为国家垄断，最近20年为国际垄断。正是由于在120年间，私人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再发展到国际垄断，才使经济全球化具有现实可能性。如果说，跨国公司的迅速膨胀是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微观基础，那么国际垄断资本的形成就是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宏观条件。所以，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既不可能脱离跨国公司发展的基本事实，也不可能脱离垄断资本国际化的基本事实。这两个基本事实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逐步形成的，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最近20年来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

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已经成为经济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其“热”的程度甚至超出经济学界。许多研究者从五个方面来概括“全球化”的内涵，即把经济全球化视作对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和信息等五个方面全球化的概括。这是有其合理性的。第一，这是从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角度来理解问题的，所涉及的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和信息等资源、要素或条件，都同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直接相关。第二，这是从市场经济作用和范围的扩大角度来理解问题的。经济全球化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大大突破了资源配置的界限，使资源配置由一国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就是期望本国资源或要素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最优配置；经济全球化也确实为各国资源或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不容否认，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结果，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演进的结果，是人类文明在经济形式方面进步的重要表现。对经济全球化只作以上这些理解，显然是有局限性的。因为这些理解主要还只停留在生产力层面和资源配置层面的分析上。既然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我们就不能只作生产力和经济体制层面的分析，应该提出新的任务，要研究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部发展所蕴涵的国际生产关系的实质，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或国际生产关系性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经济全球化，要着力于国际经济关系新变化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伊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就提出了“世界体系论”。我们未必赞成“世界体系论”的所有观点，但“世界体系论”毕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即如何从国际经济关系的整体上来理解世界经济体系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就是最近30年来逐渐演变而成的经济全球化（20世纪70年代初，还没有经济全球化的说法）。沃勒斯坦提出的“中心一半—”的“世界体系”学说，既从整体上描述了世界经济的体系性，强调了世界经济运行上的统一性，又分解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各个层面，研究了“中心”、“半”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阐述了三者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对立的格局及其性质。沃勒斯坦的观点，对理解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是有重要启示的。

在对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本质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的三个并行但却相悖的事实：第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效率在不断增长，但这种效率增长产生的“红利”却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着不公正、不合理、不公平的分配，效率与公平背道而驰。第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并没有越来越走向“趋同”，而是越来越走向“两极分化”。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在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是并行的并且是严重对立的。第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们往往强调全球经济的所谓“一体化”、经济利益的所谓“共同性”，但在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世界经济格局的急剧变化更加突出了国家的安全问题。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如何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问题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在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突出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对这三个并行但却相悖事实的深刻理解，必然进入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层面。

三、马克思的总体方法对经济全球化研究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总体方法为我们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指导意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分析方法分析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就是要从总体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透过经济全球化的现象看到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1.对经济全球化概念的把握，一是必须从总体上而不是从某一方面进行整体的理解，二是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基本范畴出发对其给予较为准确的阐述。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不断地进行着物质生产的全球化过程和一定生产关系的全球化过程。既是指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在全球化范围内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也是指各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各种不同类型的生产方式在全球经济中的现实体现。从生产力方面来看，经济全球化指的是在货物、资本、生产、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全球市场经济进一步形成，国家和其他政治经济力量出现整合和重组，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高度融合，并通过不断增长的各类商品和劳务的广泛输送，通过国际资金的流动，通过技术更快更广泛的传播，形成相互依赖关系和各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考察，经济全球化是由于资本的扩张本性和增值需要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相互融合日益紧密，逐渐形成全球性的经济关系的过程。由于资本的本质是追逐最大化利润，因而资本的扩张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经济全球化在—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产生，并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社会属性体现经济全球化下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经济全球化的二重属性，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能量和利益的同时，也给国际生产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超越与国家的矛盾和对立以新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世界经济中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正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发展起来的。

2.确立经济全球化研究的视角。当前国内理论界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大多是从生产力层面的角度，集中于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的基本资源和要素配置的变化上。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要重视生产力层面的研究，因为经济全球化既是世界生产力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必然会促进全球范围内各种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和产业结构的最优调整。但是，作为对一种国际经济现象的分析，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生产力层面的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上，而必须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研究经济全球化中体现的国际经济关系或国际生产关系。因为如果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中把生产关系从经济全球化的整体研究中分离出来，就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经济全球化的所体现的经济关系本质，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当然，这绝不是说，研究经济全球化时只是抽象地、孤立地研究国际生产关系，而是要联系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国际层次上的上层建筑来研究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生产关系，并且把这种研究放在特定的地位，因为正是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规模的扩大，相互依存度的提高，才使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全面的、自由的流动，世界各国经济更紧密地联结为一个全球经济的各种资源流动方式，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与整个世界经济的变动相互影响、互相制约，从而使经济全球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或者说，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关系才有利于垄断资本对垄断利润的追求和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获得。因此，研究经济全球化必须联系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来研究国际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总之，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必须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从社会的和历史的整体关系上理解国际生产关系研究在经济全球化研究中的特殊地位。一方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必须把国际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从根本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基本特征、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还必须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相互联系上确立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生产关系的研究，把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放在“世界生产力发展——国际生产关系（国际经济基础）国际上层建筑”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当中，形成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整体观念。

3.运用总体方法研究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生产关系，主要是运用马克思提出的“生产是总体”的命题和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的构成总体方法论的两个基本用语：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来研究国际生产关系。

(1)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既要研究其一般规定性，即研究“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但更有意义的是其特殊的社会规定性，即在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力层面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世界经济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出现的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

(2)对国际经济关系历史性质的认定，是理解经济全球化下的全部国际经济关系现实运动及其发展趋势的前提，因而也是揭示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经济关系内在本质及其运行过程和趋势的前提。也就是说，要把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关系当作一个历史范畴，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寻找其固有的内存联系，揭示其发展规律。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总体方法运用时所研究的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历史上正在形成的范畴，而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中最成熟、最完备的范畴。也就是说，尽管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是从资本主义的最初扩张时期就开始了，从自由市场制度的建立时期就已经具有经济全球化的萌芽，马克思也就这种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说明；但是，作为最成熟、最发达的范畴，经济全球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才形成起来的，这才是我们运用总体方法分析的经济全球化。它也没有切断而是要极力映出经济全球化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因为，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成熟的、完备的经济全球化所留下的历史的印迹，对探索资本主义360年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而且，完备形态的经济全球化自身的完善过程，也就是经济全球化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

(3)运用思想总体把具体总体的结构和过程的认识和理解再现出来。即从理论上透过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互相作用的现象把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揭示出来。即从现实来看，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的基本资源和要素的最优化配置，生产、贸易、投资、金融、信息等能够或者相当大程度上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反映的是市场经济的各种资源和要素可能或者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的经济现象的总和。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生产技术发展的结果，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我们运用思想总体再现的经济全球化的具体总体决不是这种生产力层面的表面现象，而应该是市场经济蕴涵的国际生产关系的实质，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的上面提到的三个并行但却相悖的事实。

4.运用马克思总体方法研究经济全球化，要突出对马克思总体方法的理解。笔者认为，马克思的总体方法可以概括为总体性、社会性、制度性、历史性和阶级性五个基本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深刻地蕴涵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总体规定性、社会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的理解。这些对我们现在的经济全球化研究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在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认识中，我们应该从总体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理解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关系的性质，研究经济全球化中不同制度的规定性，研究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规定性等等。我们应该把马克思的总体方法结合于现时代国际经济关系新的实际的研究之中。经济全球化研究中的非社会性、非制度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是当前阻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和创新的主要根源之一。

收稿日期：2003-10-30

【参考文献】

全球经济论文篇4

【论文摘要】 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朗。我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如何能够利用机遇发挥自身优势，从而实现跨越发展，是当前学术界与企业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阐述了经济全球化、战略联盟的涵义，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我国企业带来的重大机遇与挑战，并探讨了经济全球化对我国企业进行战略联盟的影响，最后提出我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进行战略联盟实现快速发展的相关建议。 【论文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战略联盟 竞争力 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企业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我国加入WTO，明确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使我国企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为我国企业快速发展、提升竞争力既提供了非常的机遇又制造了巨大的挑战。 首先，经济全球化可以为我国企业引进、利用更多外资，有利于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并且，经济全球化为我国企业带来了更多引进、消化、吸收以及创新世界先进技术的机遇。同时，经济全球化可以提供我国企业大量贸易机会，传播更多的世界先进管理思想与技术，为我国企业更好地拓展海外市场，增加就业机会提供了便利条件。经济全球化还为我国企业提供了对外投资的经济环境和条件，使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促进了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使我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逐渐增强。 据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庞中英博士测算，大体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开放1%，其人均收入则上升1%。但在我国及我国企业享受经济全球化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必然会面临着一些威胁，主要表现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入，我国企业必然要面对国内市场份额的流失，各要素如人力资源等流失的情况；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竞争，使我国企业改革及发展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经济全球化使全球竞争领域不断拓展。经济全球化浪潮波及越来越多的部门和企业，从传统产业到新兴部门，各国间竞争越来越激烈，发达国家从农产品到高技术产品，展开全面较量，我国企业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日趋激烈，产业升级矛盾更加显著；经济全球化使全球竞争的水平不断提高。近年来，进入我国的外资企业不断增多，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也纷纷抢滩中国市场，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国有企业必然受到极大冲击。 二、战略联盟与中外战略联盟发展动态 1.战略联盟的涵义与形式 战略联盟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出于对整个世界市场的预期目标和企业自身总体经营目标的意愿，通过一定方式而组成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要素双向或多向流动、组织松散结合的一种新型经营方式。作为一种全新的网络组织形式，企业战略联盟已被众多当代企业家视为企业发展全球战略最迅速、最经济的方法，并被认为是现代企业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有效形式，被称为“20世纪末最重要的组织创新”。一般来说，战略联盟从不同角度可以分为以下不同类型： 根据企业治理结构不同，战略联盟可以分为合资企业、股权联盟以及非股权联盟三种;根据战略层次，战略联盟可以分为经营战略联盟和公司战略联盟;根据联盟追求的目标，战略联盟可以分为战略产品联盟和学习性联盟;根据联盟投入因素，战略联盟可分为资源推动型战略联盟和能力推动型战略联盟;根据联盟组建方式，战略联盟还可分为静态战略联盟以及动态战略联盟。 企业通过战略联盟方式实现成长，往往得益于战略伙伴之间的资源互补、分担风险以及成本因素。 2.跨国公司与我国企业战略联盟的动态分析 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战略联盟作为一种现代企业发展战略，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过去十年中，世界领先的2000家公司在战略联盟中的投资回报率接近17％，比所有公司的平均数高出50％。战略联盟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优势非常明显，但从表1的数据分析可以得出，十多年间跨国公司通过建立独资公司进入我国远比通过合资方式进入要增长速度要高得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企业与跨国公司进行战略联盟的数量在显著下降。这种下降趋势与我国逐渐融入经济全球化息息相关。首先，我国对一些经济领域以及行业的开放，促进了跨国公司独资进入中国市场。另外，跨国公司从对企业控制以及战略联盟伙伴战略是否协同等原因考虑，也进一步促进了独资公司数量的增加。 资料来源:The WTO and Entry Modes in C hina，Bing-Sheng Teng，Thunderbi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Vol.(46)，July-August 2004 三、从经济全球化角度来看企业战略联盟 基于WTO框架，我国根据协定会进一步采取降低关税、对外资开放更多行业、对FDI（直接投资）以及其它行业政策进行改革等行动。这些无疑都会促使跨国公司FDI与独资公司数量的增多，但这也为我国企业进行跨国战略联盟提供了相应的机遇。 首先，我国现有的外国投资政策鼓励外国企业与中国国内企业形成联盟，而不是外商完全拥有和控制企业。同时，经济、金融的全球一体化使得全球市场变成了一个大市场。这为我国企业扩大了企业产品的市场容量，也增加了经营管理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在全球化市场中，竞争比单一的国内市场要激烈的多。为了巩固其市场地位，增强其竞争优势，我国企业十分有必要与跨国公司结成国际化的战略联盟来防御竞争风险，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以及资金优势，站在全球的高度上重新审视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更多的国家加入WTO，全球贸易中关税壁垒越来越小，商品在全球范围内流通所受到的关税壁垒的阻碍越来越小。但是其他的非关税壁垒如各种技术标准的出现、环保的不同要求、配额的限制等在国内市场保护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些非关税壁垒以及文化的差异等因素限制了跨国公司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也增加了直接投资的成本。但跨国公司可以通过战略联盟的方式避开这些无形的壁垒，利用战略联盟的网络效应，通过联盟伙伴来完成壁垒内的产品转移。所以，一些无形壁垒与贸易保护的兴起可以促进跨国公司之间进行战略联盟，与占有一定市场份额的一些我国企业进行战略联盟也是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非常有效方式。 再次，企业竞争的加剧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技术、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企业在日益增强的竞争压力下运行。在这种强大的竞争压力下，企业为了快速发展，提升其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公司寻找合作伙伴，建立或加强他们的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地位是势在必行的解决方法。 四、结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作为组织社会资源的最基本的单位，其边界越来越模糊，战略联盟这种网络式组织形式已成为企业组织发展的一种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契机触动下，我国企业如何提升竞争力，从而实现跨越发展？我们认为，战略联盟这种组织形式应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 我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略联盟，必须站在全球的高度，拥有占领全球市场的雄心，从全球的视野和角度对全球资源进行整合，这样才能把握全球市场的大格局，才能有明确的长远战略，才能避免出现市场换技术的误区，才能在时不我待的机遇中快速成长，提升其全球竞争力。 参考文献: 张红李月红:浅析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J]，商场现代化，2006（3） 王俊生: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及对策[J]，理论学刊，2006（6） Bing-Sheng Teng，The WTO and Entry Modes in China[J]，Thunderbi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Vol.46(4)381-400，2004 谭学秋全球化:进程、趋势及其多维影响[M]，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张晓霞吴若飞: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国有企业资产重组[J]，云南社会科学，2000（1） 于勤:基于经济全球化的宝钢战略联盟研究[M]，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论文，2006

全球经济论文篇5

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结束闭关自守的旧时代、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当代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便蜂拥而至，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乃至主流意识形态发生着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在我们以往单一、僵化的思维活动中融进了不少新鲜活泼的东西，但其消极因素也早已在思想文化领域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未来主义思潮的“趋同论”，不少中国人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的“全球主义”和“超民族主义”的观点，相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对立将不复存在，各民族国家正在走向所谓共同的“信息社会”。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之后，这些影响再一次顽强地表现了出来，一些青年学者甚至在公开的论坛上宣称，世界各国一切政治与文化的纷争正在退居到同一的“公域生活”的背景之后，中国人正在成为“世界公民”。

只要我们睁眼看看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在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与活力的同时，也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和挑战。因为，在“地球村”内，“大户”与“小户”、“穷户”与“富户”的差别依然存在，善良“人家”与霸道乃至恶霸“人家”的对立依然存在。“各家各户”为了要谋得自己的利益，需要建设一个和平的“地球村”，同时也需要建设一个只属于自己、足以抵抗、战胜对手的“家庭”。这种同是“一村”人却不是“一家”的情况，说明人类在“类”或“村”的意义上所需要和实现的联系与沟通，只具有相对的价值，而差别与对立却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概言之，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出现的“地球村”的真实情况是：一方面是“全球化”趋势在发展，另一方面是“民族化”趋势在增强；一方面是存在机遇与机会，另一方面是存在危险与危机；“全球化”与“民族化”，机遇、机会与危险、危机，既彼此对立和消解，又相互依存和适应。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并不是各国各民族的经济利益的全球化，而只是各国获取其自身经济利益的手段和方式的全球化。由于经济手段和方式的运行能否奏效，从根本上来说从来不在于经济手段和方式本身，而在于“竖立其上”的制度和文化。这就使得经济全球化不会是各国社会经济制度、社会政治制度的全球化，不会是军事或军事联盟的全球化，当然也不会是社会意识形式的全球化。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会出现政治格局的多级、军事格局的纷争与对抗，会出现文化价值观念上的分野、渗透和碰撞？原因就在这里。

从人口因素来说，中国是一个“大户人家”，但从经济因素来说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从政治和军事因素来说，中国又是一个爱好和平、正在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志于在本世纪内加速发展以成为“经济大户”，而从中国的国情看要如此就必须坚持中国******的领导，坚持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地球村”内的种种迹象早已清楚地表明，那些“富户”、霸道恶霸、在“家政家风”上与我一向不同的“人家”是不会高兴的。他们在“地球村”内所干的那些政治颠覆、军事扩张、文化渗透的事情，军事上的有些事情甚至干到了“地球村”之外的太空，

是针对谁的？因此，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我们需要在把握发展机遇的同时，认真思考和采用我们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无疑应当包括文化建设战略。历史证明，一国经济落后会挨打，文化特别是政治伦理文化上的落后同样也会受欺侮。葛兰西在总结殖民统治的经验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搞文化霸权是一切殖民主义惯用的伎俩，在后殖民时代，推行文化霸权和文化控制仍然是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如果领导权不首先是文化的、伦理的，从而是政治的，也就不可能是经济的。葛兰西的这些见解，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把握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建设的战略问题，是颇具启发意义的。在国际舞台上，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战略体系中最重要的是政治伦理文化建设方面的战略。在一个民族国家，政治伦理在其提倡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和主导的地位。因为，政治伦理总是与其特定的社会制度相联系，以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为基本的对象和价值尺度，从根本上影响和锻造着公民的心态，使公民在理想、信念和民族精神的层面上把个人的价值和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联系起来。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放松以至放弃了政治伦理建设，就等于在道德提倡上削弱或放弃了道德价值体系的主导方向，结果会在根本上影响到社会制度的巩固和建设，影响到民族的振兴和强盛。同理，一个公民如果不具备应有的政治伦理观念，就等于没有灵魂，在政治上就失去了国籍和民族之根，在伦理道德上就成了一个抽象的人。所以，自古以来，世界各民族国家都十分重视政治伦理建设，把政治伦理建设放在全社会伦理建设的核心位置。

政治伦理的价值观念应是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核心要求应是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在处理本国本民族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关系中，政治伦理重视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主张始终注意维护和发展本国本民族的正当利益；在处理国家和民族内部的利益关系上，

政治伦理强调把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实行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价值原则，由此而产生两种价值表现形式有别而本质内涵一致的政治伦理观。一个爱国公民，应当同时具备这两个方面的政治伦理观念。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民族，历来重视以国家民族整体利益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建设，历史上留下了丰富的政治伦理文化，涌现过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者。但是毋庸讳言，进入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新时期以来，一些公民的国家观念有所淡化，民族精神有所削弱，而由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一些负面影响，这种不正常现象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以后又有所发展。

其突出表现就是：在看待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问题上头脑不甚清醒，只注意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给我们带来的机遇，看不到在这一趋势之下世界上还存在着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势力，中华民族在建设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过程中还面临着极为严重的挑战，有些人甚至忘记了中华民族曾被掠夺被侵占的屈辱历史。据媒体披露，在上海等地，有的商人竟将“昔日法租界的风光”和“大日本”的广告悬挂在街道的显眼处，招摇市民，招揽生意，而路人不以为然者并不在少数。在河南洛阳还发生过这样的怪事：为了“换钱”，春节期间将白马寺的钟点提前一个小时，只打东京时间而不打北京时间。有人或许会说这些都是个别现象，但国人不禁要发问：是否应该在社会心理的层面上认真思考一下此等“个别现象”何以会发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现象虽然发生在一些成年人的身上，但却给青少年学生带来了不良的影响。某大学在组织学生讨论发生在白马寺的怪事时，竟有不少同学认为搞市

场经济就是要讲究经济效益，不管是谁的钱都可以赚，能赚钱就是好事情，此举“未尝不可”！他们殊不知，世界上自古以来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能作广告、绝对不能用来“换钱”的，这就是人格和国格。

由于受各种原因的制约和影响，过去我们讲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多局限于国家和民族内部的范围，缺乏全球视野，极少思考把爱国与如何走出国门到世界大家庭中去谋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时代课题联系起来。改革开放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这种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总的看还不能真正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第14条在说到“五爱”教育的时候始终围绕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中心，指出爱国是每个公民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强调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公民道德建设的全过程，阐明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爱国为荣，以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为耻，一切公民要把爱祖国落实在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的具体行动上，提倡学习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艰苦创业、勤奋工作，反对封建迷信、好逸恶劳，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政治伦理建设，在爱国主义教育这一点上，我们无疑要认真贯彻《纲要》的精神。有鉴于此，必须把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如何加强中国的政治伦理建设和丰富与发展爱国主义教育内涵的问题，作为伦理学研究和公民道德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实施这项战略任务有许多方面的工作需要做，就目前的情况

看，我认为必须抓紧开展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工作。要在理论上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确立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理念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这一价值理念的指导下促使全球意识与国家观念、民族精神之间达到某种合理的平衡，在理论思维的层面上使公民保持一种正常的民族心态，并将其以特定的规范形式和价值标准列入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之中。

以往，我们的道德体系虽然有爱国主义的政治伦理内容，但缺乏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内涵。在“入世”以后，中国无疑要加大开放的门户，我们一方面要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一方面要欢迎别国大踏步地走进来。但是世界各国之间来来往往、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无一不是为了维护和发展本国本民族的利益，走各自的建国强国之路。能否这样正确认识和把握这种形势，就是一个是否具备正常的民族心态的问题。

民族心态，常以民族的尊严感、自信心和自豪感等形式表现出来。正常的民族心态是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的心理基础，在国际交往中，一个民族在处理与别个民族的关系时如果心态不正常，其爱国主义的情感就会失去平衡，最终影响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的正常化，失去本可属于自己的发展机遇。正常的民族心态，是相对于民族狭隘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想与情绪而言的，是一种既不盲目自大也不盲目自卑的精神和性格。有人说，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民族狭隘主义。对这种看法是需要做具体分析的。若是指那种不欢迎别国大踏步地走进国门的思想和情绪，那是对的；若是指可以因此而轻视、无视本国本民族的利益，放弃爱国强国意识，甚至还要一厢情愿地将自己装扮成“世界公民”的样子，那就错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们不应当视自觉维护国家的和民族的尊严，对敌视我国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对抗、军事扩张和文化渗透保持高度警惕的心态为民族狭隘主义。诚然，今天确有一些同胞抱有一种民族狭隘主义情绪，他们看到别国的老板大踏步地走进国门，心里就感到不舒服，宁愿闭门造车、关起门来过过去那样的苦日子，也不愿借用发达国家的一片阳光。但我认为，从目前国人的政治伦理心态的实际情况看，主要的问题还是民族虚无主义。目前理论界出现的认为树立正常的民族心态主要是反对民族狭隘主义的观点是没有多少根据的，主张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要“融进”世界大家庭和中国人要应当成为“世界公民”的观点，更是不可信的。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体系要始终注意突出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这个灵魂，进行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使公民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舍此，我以为就是舍本求末。既要培养从全球角度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又要以维护和增进本国利益为己任；既要学习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有价值的成分，又要抵制西方颠覆和破坏的图谋，抵御西方腐朽、消极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蚀。

其次，要重视大众传媒舆论导向出现的新情况，加强传媒尤其是网络文化的建设。过去，我们的大众传媒进行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的教育，多是正面的，因特网出现以来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特网正在我国普及，接触因特网的人特别是青少年越来越多，据有关统计，大学生中的“网民”占35%-40%。网络的开放性使其成为“地球村的高音喇叭”，成为各种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敌对势力的“公开论坛”。通过因特网，人们当然既可以增加和积累许多有益的信息，但也可以削弱和淡化应有的已有价值理念，其中就包含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美国《商业周刊》1999年10月4日发表文章说，因特网是一条正在被各式各样的活动分子迅速发展的途径，是一个可以用来动员和施加各种影响的异乎寻常的工具。美国的右翼****势力以及以******为代表的“****功”组织的头目的反动言论，基本上就是通过因特网传播到广大青少年学生中间的。就此，香港《明报》曾提

醒国人：因特网是“中国和平演变的泉源”，人们“会在这些讨论区接触到不同的政治观点，这将慢慢动摇****政权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对中国政治发展带来一定的冲击和震撼”。这些新情况难道不表明，因特网对人们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青少年学生的负面影响决不可等闲视之，我们急需加强大众传媒特别是因特网的舆论导向吗？

第三，爱国主义教育的对象应突出两个重点。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无疑仍然不可放松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另一个重点，这就是党和政府部门的公务人员。

在我国，党和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不是特等公民，却是特殊公民，因为他们既是公民，又是公民的公仆，代表着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政治伦理观念如何对整个国民的政治伦理观念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个公民在做了公务员包括承担着特定领导责任的公务员之后，是否需要继续接受包括政治伦理的伦理道德教育？这本是一个不需要证明的道理，因为任何公民的道德品质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有的走向进步，有的走向蜕变，进步离不开道德教育，蜕变需要接受教育，公务员包括承担领导责任的人也不例外。事实情况正是这样。我们姑且不论一些领导干部胸无大局、不谋其政，甚至、贪污受贿，根本不像人民公仆的样子，甚至不具备公民起码的道德水准，单说那些并非因工作需要而是按照职位高低自家申请或被安排先后出国“考察”的人中，就严重存在着政治伦理观念淡薄的问题。这些人在“地球村”转了一圈之后带回“家”的不是别国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他们中的多数人本来就不懂什么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不是奋发图强、振兴民族，而是盲目的“崇洋”，抱怨自己民族如何落后，并且时常毫无顾忌地加以传播，影响着自己的同胞。

两千多年前孔子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此说固然存有历史和阶级的偏见，但在说明“君子”之德对于普通公民的影响这一点上却颇具普遍意义。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国家公务员的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具有特殊的意义，加强政治伦理建设不可不将国家公务员作为一个重点。此项工作，除了平时的学习和检查以外，各级党校和国家行政教育机构还应当设有政治伦理方面的教育内容和管理制度，做到常抓不懈，持之以恒。特别重要的是，在选拔和任用干部的过程中要切实地将当事人的“德性”放在第一位。而在这个问题上，目前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综上所述，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国需要切实加强政治伦理建设，确立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理念，使国民特别是党和国家的公务人员保持清醒的

全球经济论文篇6

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2005年10月举办的第七届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联合公报强调，不断扩大的全球失衡风险等问题将加剧不稳定性并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的脆弱性，各方应承担起责任，实施必要的政策，加快结构调整，化解风险。

近期，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的责任和应对等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热点，人民银行的2006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以专栏的形式论述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中国在经济发展内外压力共同作用的前提下，对缓解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

一、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表现

2005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对“全球失衡”进行了概括：失衡现象是指一国拥有巨额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少数国家。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基本表现是，美国贸易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等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目前，美国对外债务总额超过2.5万亿美元，经常账户赤字高达8000亿美元，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6.5%。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洲国家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储蓄率居高不下。2005年，中国居民储蓄存款超过1.7万亿美元。

每年，美国要花费1万多亿美元从其他国家进口各种消费品，由此形成了美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庞大贸易失衡。

这些都是困扰经济学家以及各国金融高官们的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它反映出了一个事实：美国严重依赖海外资金，特别是亚洲资金，来弥补其巨额赤字。

1.全球经济失衡首先表现为全球贸易失衡。

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8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其中，2005年我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2.全球经济失衡还表现为全球金融失衡。

在这里，全球金融失衡说的是美国依赖海外资金，特别是亚洲资金，以弥补美国的财政预算赤字。

一方面，美国国民储蓄率自2002年以来一直停留在创记录的低点，相反，亚洲国家的储蓄率却居高不下。亚洲国家不仅国民储蓄率高，而且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现今的外汇储备总额己达到2.5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总和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美国有大量的资本流出，流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拿到这些资金一般投入于美元资产，官方机构持有的长期证券不只是美国的国债，还有作为外汇储备的股票、美国的机构债券、公司债和其他的市场债。一边是美国的逆差积累，债务积累，一边是新兴市场国家债权的积累。财政赤字增加及国民储蓄下降，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在2001年陷入不景气，巨大的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使美元曾长期处于贬值态势。美元贬值有利于美国扩大出口、纠正贸易失衡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但美国的外债绝大部分是以美元计价的，因此，美元贬值实际上意味着债务负担的减轻，并使其他国家购买的美元债券蒙受损失。

因此，综合上述两个方面，近年来工业化国家储蓄缺口越来越大。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的储蓄不断增长。目前是中国、东亚在补贴美国。这是全球金融失衡的主要表现。

3.全球经济失衡也表现为各国经济结构失衡。

当前经济失衡的更深层次的表现是世界各国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因此，表现在贸易项目上的失衡，事实上反映了全球各国经济的失衡，尤其是储蓄和投资的失衡。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发达国家投资大于储蓄，这不是因为它的投资大，而是储蓄下降了。投资大于储蓄，国内的储蓄不足以平衡国内的经济，所以，经常帐目上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逆差。而另一面则是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国投资不足，储蓄大于投资，顺差不断扩大。

综上所述，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分层次的，而并非表面上的贸易失衡那么简单。对全球经济失衡表现了解得越全面，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也就认识得越深刻，由此制定的治理全球经济失衡的措施也就越行之有效。

二、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既然全球经济失衡的表象，主要涉及到美国和中国等一些东亚国家，那么，很自然的，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失衡也是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两方面各自的原因共同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失衡。

1.美国的储蓄率过低，消费过高。

美国的贸易逆差根源于国民消费过高而储蓄过低，而这与美国人的消费观念相关联。

美国是消费信贷十分发达的国家，人们的消费习惯也是使用明天的钱来进行今天的消费。这样，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终端消费市场，其消费能力远远超出美国的生产能力，两者间的缺口是由那些生产能力超过国内需求的国家来补充，美国一年花费一万多亿美元从这些国家进口各种各样的消费品，由此形成了美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失衡，呈现巨额的贸易逆差。

2.中国的储蓄率过高。

造成中国储蓄率过高的因素有很多。

首先，利率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人民银行每年做两次调查，结果显示出这一结论。

其次，对未来收入和支出不确定的预期是重要的因素。一方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使得消费者对未来收入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强；另一方面，我国居民在住房、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比较高，以应对这些支出的储蓄意愿很高。

再次，人口年龄结构是重要的因素。从人口的角度来讲，中国人口的劳动力比率现在较高，劳动者时期的人总体上表现为储蓄者，因此，目前中国的高储蓄是理所当然的。中国现在是老龄化社会初期，只有到了中度老龄化社会，劳动力比例下降之后，从这个侧面表现出来的社会总体上的消费需求才会增大。人口专家预言，中国的高储蓄还有十年，十年后随着老年人口开始上升，中国的储蓄率将变低。

3.中国等一些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过于依靠外需，内需不足。

中国等一些东亚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长期以来侧重于依靠投资与出口的拉动，而内部需求则显得不足，这是导致全球贸易失衡的因素之一。尤其中国对外贸易自2001年入世以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至2004年，对外贸易年均增幅为31.5%，其总额由6208亿美元上升为11548亿美元，外贸出口逐年增加，分别增长了20%、35%、36%。2005年外贸总额达到了14221.2亿美元，进出口增幅为23.2%，其中出口增长28.4%左右，进口增长17.6%左右，外贸顺差1018.8亿美元，远高于上年的320亿美元。在现今全球贸易中的排位，中国己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居第三位，与美国贸易规模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

显然，中国等一些东亚国家的产品核心技术缺乏的现实、粗放型的经济特征、低劳动力成本发展战略共同形成了低附加值的出口发展战略，这是中国等一些东亚国家经济发展过于依靠外需而内需不足的原因。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目前全球经济失衡是经济基本面的失衡，光靠汇率政策的调整是难以起到根本作用的。因此，人民币升值对缩减美国的贸易赤字和提高美国储蓄率的作用不会很明显，同样，降低中国的储蓄率和提高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不能完全寄望于汇率调整或其他某个经济变量的调整。

三、治理全球经济失衡的困难性

虽然在全球经济失衡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世界经济连续数年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但是，在长期，全球经济失衡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大威胁，现在全球经济失衡没有引发全球经济增长方面的问题，不代表将来不出现问题。因此，治理全球经济失衡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必须要面临的重要任务由于全球经济失衡涉及到复杂的结构性因素和多层面的相互关联，因此，调整全球经济失衡要充分考虑各方所应承担的责任。美国、日本和欧洲、中国等东亚国家这三个主要的经济体的努力缺一不可，具体的，美国应该从提高本国储蓄率方面着手，日本和欧洲应该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中国等东亚国家要健全金融体系、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是，由于世界经济的复杂性，这些政策的实施都面临着困难，甚至会出现两难的境地。

首先，美国趋紧的财政政策和利率上升有可能带来全球经济的紧缩。从理论上说，美国这样做有利于矫正全球金融失衡状况，阻止和扭转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但是，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一方面，美国如果消费缩减，对外部产品的消费也将缩减，美国庞大贸易逆差的输出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无疑会受到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长期债券收益率一直保持在低水平，使美国房价上升较快，许多欧洲国家的房价升幅也超过了10%，这样如果美国货币紧缩导致全球货币紧缩，可能带来长期债券收益率的上升及房地产市场降温，引起金融、建筑等相关企业萧条，对美国经济甚至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其次，美国贸易伙伴通过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增加对美国商品的需求难以实现。表面上看起来，这种方法可以在没有汇率剧烈波动的情况下消除美国的经常帐户赤字，但是一方面，日本和欧洲的进口占美国出口总额的35%，即使经济增长提速对美国经常帐户的赤字作用也不会很明显，况且虽然欧洲和日本近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美国，但是自身仍然面临着困难，经济增长速度提升的空间不大；另一方面，占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保持在高位，继续提升的空间很小。因此，这种方法虽然在理论上代价比较小，但不具现实性。

再次，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内需和外需的关系短期内难以显著改善。中国等东亚国家的经济稳定持续的增长，已经是世界经济健康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尽管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发展中存在着内需和外需失衡的问题，存在投资和消费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存在储蓄率过高的问题，存在汇率制度不完善的问题，但是这些都必须循序渐进的解决，任何激进的解决措施，都会带来全球经济的动荡，因此，短期内难以对全球经济失衡的改善产生明显的效果。

最后，美元贬值虽然是美国非常希望的一种方式，但是阻力很大。美元贬值既不会触发美国经济衰退，又能够解决经常账户失衡问题。但是，目前亚洲国家持有的美元资产占整个外汇储备的比例太大，考虑到美国是一个净债务国，美元贬值将使其债权国蒙受巨大的损失，因此会受到巨大的阻力。

综合上述，治理全球经济失衡不仅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作，而且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工作，需要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共同的努力、长期的努力。

四、我国面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应对

作为一个对世界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的经济体，中国责无旁贷地应该肩负起治理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份责任。在这方面，中国也正在履行着作为经济大国应尽的义务。面对全球经济失衡，中国当前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外贸方面争取拥有更加持久的竞争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释放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急剧攀升的原因之一，为此，中国加工贸易背上了美国和欧盟对华贸易逆差的沉重包袱，因而引起贸易摩擦，导致出口导向政策遇到了来自这些国家的约束。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首先应该努力加强自主创新，使传统的制造业逐渐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向中高端迈进，把自行设计进而创造自己的名牌产品，逐渐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作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长远目标；其次，在应对贸易摩擦时，应当以多进口我国短缺的资源类产品、关键设备和技术为主要手段，这些产品的进口，一方面缓解我国粗放型发展模式带来的资源消耗压力，另一方面为我国产业升级创造最初的基础条件。

2.稳定投资增速。

由于提升消费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在短期内稳定投资增速仍然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但是，从前的发展投资的思路必须改变，投资应该向更有质量的方向发展。目前，我国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严重，投资量的扩张的矛盾已经显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资应当更多地针对淘汰落后产能的方向发展。治理全球经济失衡是我国通过淘汰落后产能缓解产能过剩现象难得的外部机遇，应该充分加以利用。

3.扩大消费，控制储蓄率。

我国应该抓住治理全球经济失衡的时机调整自身内需和外需的结构失衡，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重视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经济的增长最终是要依靠国内需求去拉动，我国作为一个大国靠投资与出口支撑经济增长无法持久，同时扩大内需还有利于消化过剩的产能，降低出口压力及人民币过快升值压力。

投资、出口、消费只有相互协调，才能产生经济持续发展的合力。如果消费与投资差距不断拉大，消费需求没有启动，那么投资的快速增长并不能带来更快的增长速度，而只会进一步加剧供求矛盾。当前中国处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发展阶段，国民储蓄率较高，国内市场潜力很大，这为内需支撑起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

4.改变内资在与外资竞争中的受歧视地位。

在国内资金过剩的情况下，改变长期以来内外资待遇不平等的现状，有助于缓解我国由于贸易顺差造成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会为我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创造有利的环境。

目前，中国政府已开始采用扩大内需、降低储蓄率、增加进口、开放市场以及改革汇率形成机制等综合政策措施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扩大内需方面，采取了包括减税、增加居民收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鼓励金融机构拓展面向居民个人的信贷业务等各项政策措施。降低储蓄率方面，采取了加快养老体制、医疗体制、教育体制改革和发展住房抵押贷款等措施。通过这些组合措施，中国经济的发展将更多地依靠内需，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促进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更为平衡地发展。

全球经济论文篇7

一、立足单一国家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

（一）产业结构的内部构造及其共同演化趋势

相关的理论成果按石川秀（1992）的归纳，主要包括由欧美学者从广义的两种方法出发提出的两类不同理论模型。一种方法是使用若干国家间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统计分析上确认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的某些普遍联系；另一种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条件与经济制度相似的一批国家的历史经验，探索能够说明其结构变化过程的一些特殊理论。（注：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页。）在这两种方法基础上提出的两类模型都以单个国家为分析单位和对象，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注：对此，库兹涅茨曾有明确的说明。参见：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页。）。影响一国结构变动的某些因素作为外部环境，即仅存在外界环境因素对国内结构变动的影响，而不存在反向作用。尽管这两类理论模型迄今仍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但始终没有突破单一国家的研究视角。

科林·克拉克（1940）首先从第一种方法出发作了开拓性研究，该研究成果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论模型采用费希尔（1939）最先提出的三次产业分类，研究了人均国民收入变动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转移趋向的内在关联。在此之前，霍夫曼（1931）则对工业结构演变规律和发展阶段作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在工业化进程中是持续下降的所谓“霍夫曼定理”。

克拉克和霍夫曼的最初研究，开创了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先河，但理论模型过于简单和不够成熟。为此，西蒙·库兹涅茨（1966、1971）和霍利斯·钱纳里等（1975、1986）在不断改进第一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发展了的理论模型。

西蒙·库兹涅茨从经济增长总量出发，对50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和长期历史数据作了统计回归，考察了结构变动在不同总量增长时点上的状态。此后，霍利斯·钱纳里等则更多地采用投入——产出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模型，将分析样本进一步扩展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用途较为广泛的结构转变分析方法。综合起来他们的主要工作包括：1、用劳动力和产值指标等，对人均收入和三次产业变动间关系作了彻底的考察和验证；2、深入到工业和服务业内部，对其结构变动作了细致分析；3、研究了影响结构变动的三组因素，即国内需求、对外贸易和生产技术水平及其变量；4、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结构变动差异的分析中，初步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国际性传播；5、通过结构转变不同阶段中不同部门和因素对增长贡献相对重要性的研究，对结构转变作了动态分析；6、通过若干国家多部门模型的比较研究，概括出外向型、中间型和内向型三种发展模式，考察了战略、政策等因素和结构转变之间的联系等。

从广义第一种方法出发的理论研究，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标准形式”。同时，也出现了从广义第二种方法出发的一些产业结构变动的特殊理论。其中，阿瑟·刘易斯（1954）的二元结构模型和W·W·罗斯托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和主导产业理论最具影响力。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通过三个基本假定和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两大部门，研究了二元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的进程和途径。该模型在形式上虽表现为劳动力的流动，但实际上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的假设，涉及到整个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变，因而是把模型建立在更接近于现实的假设基础上的一种努力。罗斯托则以非总量的部门分析方法，试图把握住在经济成长中所依赖的一些特殊部门所起作用的动态力量。为此，不仅按技术标准提出经济成长的六阶段论，而且对推动阶段演进起决定作用的主导部门及其更替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在产业间的扩散效应作了规范解释。此外，罗斯托曾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命题。例如，已从另外角度意识到并主张，研究单位应由国家改为相互关联的贸易地区，并放到世界经济整体中去加以考察。（注：G·M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欧美学者提出的两类理论模型，尽管各自理论研究的思路和侧重的角度不同，但他们研究的基本倾向和主线从总体上看是一致的，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都以若干国家为分析样本，通过国别间比较研究，考察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标准形式和共同演化趋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两类模型在实际应用时可以互补、而非对立物。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

欧美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及提出的理论模型具有一般意义，形成该研究领域的主流。但作为应用经济理论，各国在实践中会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概括。战后以来，一些日本学者除了对欧美学者提出的有关理论模型作出修正和补充（盐野谷裕一，1966）以外，立足日本国情，逐步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产业结构理论。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动态比较费用论”，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后起国的幼稚产业经过扶持，其产品的比较成本是可以转化的，原来处于劣势的产品有可能转化为优势产品，即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由于该理论毕竟与国际贸易理论密切相关，因而只能成为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起点。特别是在实践中，具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的？一些日本学者提出各种理论假设和模型，（注：例如，佐贯利雄（1981）曾提出“战略产业领先增长论”等，参见：佐贯利雄：《产业结构》，日本经济新闻社1981年版，第25页。）其中最著名的是赤松要等人提出的产业发展“雁行形态论”。

赤松要（1936、1957、1965）在战前研究日本棉纺工业史后提出“雁行形态论”最初的基本模型，战后与小岛清（1973）等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该理论假说，用三个相联系的模型阐明其完整内容。模型1（基本型）：后起国特定产业的生命周期一般由三个阶段构成。即：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后又扩展为五阶段，加上“成熟”和“返进口”两个阶段）；模型2（变型Ⅰ）：国内各产业生命周期均经过上述各阶段，但次序由消费资料生产转向生产资料生产，或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进而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模型3（变型Ⅱ）：随比较优势动态变化，通过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国际间出现产业转移，东亚的后起国追赶先行国进程具有“雁行模式”的特征。但“雁行模式”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当条件发生变化时，该模式也将转换。即这一模式可以说明过去，不一定能说明将来；可以适用于东亚中小国家和地区，但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大国。（注：汪斌：《东亚国际分工的发展与21世纪的新产业发展模式》，《亚太经济》，1998年第7期。）

关满博（1993）提出产业的“技术群体结构”概念和构建了一个三角型模型，并用该模型分别对日本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技术结构作了比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应放弃从明治维新后经百余年奋斗形成的“齐全型产业结构”，必须促使东亚形成网络型国际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参与东亚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中对其产业进行调整才能保持领先地位。

日本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实际上触及到东亚区域产业结构循环演进问题，并已明确意识到一国产业结构变动与所在国际区域的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但仍以单个国家为立足点，仅涉及国际区域的一个特例，没有上升到一般理论。

（三）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结构关联机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集团化的浪潮势不可挡，国际间产业结构变动的相互波及和关联日趋密切，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运行中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方式相互间资源配置重组和整合的步伐加快。因此，学术界在对产业结构研究中，也逐步将国际间产业关联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探索。

关于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机制的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证研究两条线展开。前者从本国和周边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的联系，以及从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动趋向，研究本国应有的产业发展战略与对策（北村好子，1995）。后者采用一定的定量分析技术进行度量，主要可分为两类：1.用贸易结合度和相互依存度系数等进行定量分析（渡＠①利夫1991）；2.将国际投入产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例如，依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研制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IDXT1975、1985、1990）分析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状况（佐野敬夫等1998）。迄今为止，各种结构联结模型主要通过贸易联接完成的。虽然注意到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相互间的关联，但主要考虑产业结构演进的国际性波及由一国向另一国的单向传导。因而仍是立足单一国家视角来考察各国产业结构间关联。

二、立足全球视角研究当代产业结构的思考

欧美和日本的学者对产业结构的研究，包括近年对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互动的探讨，反映了学术界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轨迹。但本文认为，这些研究都还没有脱离原有的思维框架和传统的视角。

首先，现有的产业结构研究对处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经济的本质性、飞跃性的变化缺乏深刻的认识。这种本质性变化表现为全球经济的“板块结构”已成为可感知的一个个群体，形成以一定的大致毗邻成片的地域范围为基础，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一个个巨大的跨国经济实体。因为，世界经济的现实运行主体，在局部区域已是二元的，即民族国家经济体和国际区域经济体并存。整体上由原来倚重自然资源和制造业的国别型世界经济正在向倚重信息资源和服务业的全球和区域型世界经济过渡。这种本质性的变化源于国与国之间产业结构演进中相互联接关系的演变。与历史对比，联接关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联接强度上大大增强和联接形式的多样化，还在于联接拓扑结构的日趋复杂化。联接关系的变化导致作为研究对象的边界不断扩张。因此，单纯从国别视角的产业结构研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经济系统的时代特征，客观上要求立足全球视角，从新的切入点来研究当代产业结构。

其次，目前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仍没脱离传统经济学中线性的、平面的思维方式。或是将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直接作为对象，从一开始就研究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化及趋势。由于缺少一个中间环节，因而无法将现实大系统作为一个多元、多层次、多侧面、复杂的立体结构来深入地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或是立足于单个国家层面，考察与周边国家的结构互动关系，但通常将其他国家等同于环境处理，最终停留于浅层次的对策研究，缺少综合性、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定量化分析。此外，部分研究成果虽已触及到国与国产业结构间的联接关系，采用各种定量分析技术进行验证，但在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下往往集中于贸易联接机制的分析。在现实中，除了贸易联接机制外，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和经济周期等作为联接机制，各自通过错综复杂的渠道发生着各具特点的联接作用。特别是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联接作用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均已超过贸易的联接作用，成为各国产业结构相互关联的核心驱动力量。因此，各国产业结构间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理应纳入研究的视野。

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虽然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不仅与域内周边国家的结构变动联为一体、互动演进，而且也和域外各国的产业结构处于相互波及、互动演化中，但由于与全球化并行的区域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结构呈“板块”状格局等，各种联接机制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内部化趋向，因而往往使处在同一区域的各国产业结构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相互依存、互相联接的关系。因此，立足全球视角，运用整体主义的系统研究方法，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和切入点，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口。从该切入点入手，概括而言，在一般理论的研究框架上至少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定义、特征和封闭条件假设下的理论与度量方法研究。确立新的切入点或对象后首先对其定义及特征作出界定，是研究的基础。立足全球视角，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可定义为：地域空间上相邻或相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国家产业结构体的集合。它既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也是一个集合概念，至少具有相对性或非完整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整体性这四大基本特征。现实中的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既是一个开放系统，又是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可运用抽象法暂且将其作为一个封闭系统来处理。通过构建封闭式的理论模型来研究国际区域内务国（地区）产业结构相互关联成整体的成长及其内在运行机理。包括其整体性成长的实质、动因、机制和整体内部的矛盾性等。度量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必须采用新的分析工具，目前，可用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或计量经济模型作为分析技术的出发点，但需在贸易联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其它重要联接机制的度量方法和模型。

2.国际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关联机制分类及其动态变化研究。现实中的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是由各个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及其关联机制，在相互波及、互相联接中构成的。因此，理论研究需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由封闭系统转向开放系统，对结构关联机制分类及动态变化进行考察，这是立足全球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关键。需要对各种联接机制从国际区域间立体、多向幅射和多边反馈角度，分门别类地研究其各自的联接特点和传导规律，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空间上的变化。同时，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的复杂性往往表现为系统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结构间关联强度和关联模式也同样处于动态演变中，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出现跳跃式突变状态，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时间上的变化。此外，在现实中，由于形成产业结构间互动关系的联接机制较多，因而渠道复杂，各种联接机制交互作用，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机制体系。鉴于跨国公司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在研究形成国际区域间结构互动关系的各种联接机制及其相互关系时，需要对其加以充分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3.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分类及演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在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存在着各具特征的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作为一个个相对的整体，需分类研究并揭示各自的演化模式。这里的演化模式是指，特定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相互关联中体现的整体演进的形式或表现出具有某种共性的演进方式。鉴于各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方式的复杂性，可选择若干典型国际区域（如东亚、北美和西欧），采用静态和动态的具体分析方法，对某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整体存在的稳定性特征和变动性特征及变动趋向作出细致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概括。然后把静态和动态分析分别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研究其相互关系，综合归纳出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体系各自相异的演化模式及其特征。

4.结构变动与当代国际分工发展研究。产业结构的变动往往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中，某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是在参与区域国际分工中才相互联接形成整体性演进，各区域产业结构在整体性演进中表现出不同的演化模式，实际上反映了全球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各区域分工子体系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当代全球国际分工体系并非是一个平面结构，而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交叉叠加的复杂的立体结构，需要对此作出系统、全面的研究。以往的产业结构研究由于没有深入到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内部不同的层次和侧面，因而相联系的国际分工研究缺少系统性和综合性。各种研究往往关注不同的侧面，其成果可以解释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某一层次或侧面，然而适用范围不广，自然也难以真正认识本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准确位置。

5.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和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研究。以往的产业政策一般以本国产业为对象，通常更多地考虑对本国结构调整及预期，而没有顾及国外政府可能做出的反应与调整对本国产业结构运行和政策执行结果的反向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产业结构的互联、互动强化，直接导致了一国产业政策对内作用弱化，对外作用强化的质变，使产业政策以国际产业政策方式实施，其核心在于协调。事实上，当今某些国际区域经济的整合程度已相当高，因而政策更由本国独立制定，并以本国产业为主要对象，但其政策制定基础和政策实施效果的地域空间范围，已超出本国地理边界，外延扩大到与本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国际区域或周边国家。目前，虽对制定国际产业政策进行了初步探讨（齐东平，2000），但对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还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因此，需深入研究多国、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的特点、规律和动态博弈过程，以及全球化时代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实施方式。

全球经济论文篇8

一、经济全球化对坚持和完善我国政党制度提出的新课题

经济全球化虽然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但它给政治、社会、文化带来的影响却不容忽视。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它对国家的挑战要大于对社会的挑战，对政治的挑战要大于对经济的挑战，对执政党的挑战要大于对政府的挑战，对意识形态的挑战要大于对一般生活观念的挑战。我国加入WTO，是融入全球化的一个历史性标志，意味着我国将在更大的范围、更宽的领域、更高的程度上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革，给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带来了新的课题和严峻挑战。

第一，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使我国的政党制度成为国际敌对势力“西化”的主要目标。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是深深根植于中国土壤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但作为一种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它的产生、完善和发展，必然与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相联系，并发生相互影响。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图谋，就是妄图用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取代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我国面临的政治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国际政治格局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过去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长期对峙，到社会主义进入低谷，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社会主义运动遭到巨大挫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纷纷丧失，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颜色，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二战后形成的“两超争霸”政治格局变成“一超多强”或“一超独霸”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政党制度作为新型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则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在全世界推进资本主义体系的最大障碍和主要目标，千方百计地进行“西化”。另一方面，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冷战时期，我国实行“一边倒”，主要是与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对外开放也主要是向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则处于对立和斗争状态。20世纪70年代后，才开始同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进行有限度地开放与合作。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斗争格局的改变，我国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开放，从主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到对世界各国开放，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从过去的主要是对抗斗争发展到如今的既合作又斗争。在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时，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政治制度、民主方式等，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各政党、各阶层、各团体造成影响，对我国的政党制度产生碰撞和冲击。因此，国际政治格局和政治斗争环境的变化，将使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坚决反对和抵制西方的议会制和多党制，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更严峻的形势。

第二，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要求我国的政党制度具有更大的政治包容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与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是紧密联系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到90年代初期，我国基本实行的是由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构成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我国的社会结构也比较简明，基本上是两大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社会成员差别不大，根本利益的高度一致，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基本相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所有制和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使我国社会在一致性增强的基础上出现了多样性发展的趋势。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变化，新的社会阶层、利益群体、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不断涌现，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6个新的社会群体。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也多样化了。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情况下，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将会导致国家和社会分离的趋势，成长出一个所谓的市民社会，进一步加大了国家控制和管理社会的难度。[1]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利益群体和各种团体，目前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发展很快，他们与新的社会生产力相联系，具有很大的社会活动能量和强烈的参与愿望。政党制度是实现和引导社会各方面成员实现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的重要保障。如何适应我国社会这种一致性增强基础上的多样性发展，扩大和容纳社会各阶层、各团体、各方面的政治参与，把他们的政治愿望和利益诉求纳入我国民主和法治的轨道，就成为坚持和完善我国政党制度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第三，我国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重要变化，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成为坚持和完善我国政党制度的核心问题。坚持、完善和发展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实质，就是对社会成员的民主意识、参与活动的保护、疏导、规范和实现。我国的政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一个重要体现。它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具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华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它既体现着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向，也体现着我国社会各成员的民主愿望、发展水平和参与方式。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文化的传播，必将把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取向传播到全世界。[2]全球化带来的文化的普遍主义和“西方中心论”，将对我国的本土文化和价值构成强烈冲击。信息的社会化和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使西方的民主观念和政治制度轻而易举地突破国界，在我国社会成员之中广泛传播。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和竞争意识不断增强，将对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特别是新一代社会成员中，不少人对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形成发展的历史不熟悉，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及政治发展了解不深。而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产生于西方，一些国家在几百年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模式，也产生了与此相关的影响深广的各种学说。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面前，他们很容易接受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民主和政治模式，向往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把西方的“多元民主论”、“政治多元化”等理论搬入我国，对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提出不符合实际的甚至错误的期待和要求。因此，如何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世界与中国的结合上进行理论创新，令人信服地回答我国的政党制度为什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为什么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多党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为什么我国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如何正确处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与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如何在多党合作中求同存异、体谅包容、共同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事业等，都将成为坚持和完善我国政党制度的新的历史性课题。

二、我国政党制度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

中国共产党与各派的团结合作，始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同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之中。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各派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自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新政协，共同创建了新中国，正式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同志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出发，深刻分析了前苏联实行一党制的弊端，对“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作出了历史性的回答，明确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确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使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制度一起，构成了我国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和政治大厦的主要支柱。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根据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科学阐明了派的社会基础和性质，明确指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丰富和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和各派的参政党地位，规范了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内容和方式，使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逐步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并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将“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纳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在世纪之交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同志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又概括了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提出了衡量我国政党制度的主要标准，阐明了派进步性、广泛性的内涵，明确了保持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是多党合作的重要原则，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广纳群言、以收众益作为左右铭，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了我国多党合作的理论，为新世纪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指明了方向。

我国政党制度建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国民经济恢复、抗美援朝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巩固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到保持团结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从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到实行“一国两制”、推进祖国和平统一，都凝结着多党合作的功绩。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伟大祖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到200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美元，名列世界第7位，国际贸易总量名列世界第6位，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为我国在新世纪的更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光辉成就的取得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始终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与此同时，我国政党制度也实现了两次“历史性转变”：一是实现了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各派由过去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与共同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二是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各派由新民主主义的政党转变为与共同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政党。[3]由于我国政党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国土壤，符合时展方向和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因而在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的和平演变中纷纷落马，被迫实行西方多党制，共产党领导和执政地位丧失，社会主义制度被改变的情况下，我国政党制度却以巨大的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在世界政党制度独树一帜。

但我们也要看到，面对汹涌而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深刻变化，我国的政党制度也有一个如何适应和完善发展的问题。

其一，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中，无论是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还是作为参政党的派，都有一个进一步适应和实现角色的问题。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后，一直是作为夺取政权的革命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成为执政党。在半个多世纪的执政中，共产党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基本实现了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但是，由于多种因素，对党的执政规律还了解不深，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改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还需要在实践中深入总结和探索，切实做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执政兴国、执政为民。各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党与共产党合作的。新中国成立后，派成为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和参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但并没有明确派的参政党地位，特别是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和等政治运动，派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受到严重伤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明确了派的参政党地位和“一个参加、三个参与”的参政基本点，参政党作用逐步得到发挥。由于这些历史和现实原因，使派对参政党的性质、参政党的建设、参政党作用的发挥等，在认识上还不深刻、不全面，在理论和实践中还不完善、不充分，要成为适应新世纪多党合作需要的参政党，还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

其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运行机制，还需要进一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进行制度建设和创新。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社会民主化，进一步提高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程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是保障和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是比资本主义更为优越的民主，所以不存在用西方民主取代我国人民民主的问题，也不存在用西方多党制取代我国政党制度的问题。但如何使我国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在现代社会中更好地体现和实现人民民主，则需要不断进行自我改进和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和运行机制，建立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形成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在全方位、宽领域、大纵深开放的新的国内外环境中，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内容、形式、程序、方法、途径等，如何更加科学、合理和有效，在表达社会各方面成员的政治愿望和实现政治参与上，在促进国家重大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上，在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和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上，发挥新的更大的作用，还需要我们认真改进和完善，努力在符合我国国情、继承优良传统和适应时展、促进社会进步的基础上实现制度创新。

其三，派的民主监督作用，还需要从我国多党合作的长期存在和健康发展，建设政治文明的高度进行准确把握和充分发挥作用。民主监督是派的基本职能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派的民主监督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党的监督，也不同于我国的法律监督和行政监督，其基本形式是提意见、作批评，是一种具有广泛性、灵活性、建设性的“柔性”监督。由于这种监督不同于西方反对党搞垮执政党的政治反对，由于我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的遗毒，还由于执政党内一些领导干部接受监督的意识缺乏，目前我国派的民主监督力度还不大，还存在随意性大、约束力不强等现象。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民主化浪潮的冲击和西方民主政治的渗透和影响下，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和社会成员民主意识的增强中，我国派的民主监督问题很容易出现偏差。比如，有的认为民主监督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有的提出民主监督也应像西方反对党那样对执政党和政府进行质询和弹劾；有的还要求“民主监督法律化”，搞超党派的“民主监政会”等。如何使我国派的民主监督更加切实有效，更好地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还需要深入实践和总结探讨。

三、努力实现我国政党制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经济全球化提出的新课题，我国政党制度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都要求我们在新世纪，以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在坚持历史传统、自身特点和政治优势的基础上，努力适应时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积极从理论、制度、机制、功能、内容、方法等方面进行完善、发展和创新，逐步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使我国政党制度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提高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水平。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以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和核心的。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是我国政党制度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派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增强凝聚力和影响力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政党制度区别于西方多党制的一个根本特点和优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战略，攻击我国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其核心和实质就是反对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我国政党制度要适应时展和社会进步，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最根本的也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着眼时展和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对党的领导和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强大武器。因此，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首要的就是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提高现代社会条件下的领导和执政水平。在多党合作中，共产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各派有宪法规定范围内的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和法律地位平等。这就要求在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中，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与时俱进、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用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正确的决策来实现正确领导；必须适应依法治国的根本方略，探索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弊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必须寓党的领导于民主协商之中、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之中、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之中、对参政党具体的支持和帮助之中，以各派对共产党的充分信赖和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贯彻执行来实现党的领导；必须坚决克服一些人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上的模糊认识，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妄图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图谋，决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

(二)根据派的传统和特点，努力建设适应新世纪多党合作要求的参政党。多党合作是以派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的，派自身建设水平影响和决定着多党合作的水平。在我国政党制度中，派是与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和参政党，没有参政党自身建设的不断加强，就没有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巩固完善。进入新的世纪，多党合作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派成员整体性的新老交替基本完成，派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共产党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正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从而使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努力建设适应新世纪多党合作要求的参政党显得日趋重要而迫切。派是政治联盟性质的政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的统一。它与共产党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在建设适应新世纪多党合作要求的参政党中，虽然不能像共产党那样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但也要学习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派的自身特点、优良传统和历史使命着眼，全面加强思想建设、领导班子建设、组织建设和机关建设，努力提高参政水平。一是把思想建设作为派建设高素质参政党的中心环节。支持和推动派要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增强贯彻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自觉性，深化对参政党地位、性质和历史使命的认识，自觉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巩固和发展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二是要以政治交接为主线加强派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推动领导班子成员学理论、讲政治，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共识，增进对我国国情和政治制度的共识，自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事关大局、事关政治方向以及根本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是非分明，保持清醒头脑。三是要着眼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加强组织建设。引导派在组织发展中，坚持政治标准，注重政治素质，建立健全组织发展程序，严格把好入口关，防止片面追求年轻化、单纯追求数量的倾向。结合党派地方和中央换届，发展一批素质好、层次高的人才，为巩固和发展多党合作提供坚实的组织保证。四是要加强机关建设，特别是配备好关键岗位的主要负责人，加强对机关干部的科学管理和目标管理，把机关建设和机关工作推进到一个新水平。

(三)着眼制度建设和创新，努力提高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辛亥革命后中国模仿西方搞多党竞争的最终失败，证明西方多党制不适合我国国情和政治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充分证明它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优越性的政党制度。所以在多党合作的制度建设和创新上，不是要另外创立什么新制度，也不是要制定政党法或民主监督法，而是要适应开放性、多样化的社会发展，从内容、方法、程序上进行完善，使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得到切实落实，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一方面，要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基础上，对这些年来中央和各地在多党合作中的好做法、好经验进行总结升华，上升为制度规范；另一方面，要着眼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着眼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逐步改进那些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东西，建立健全相应的配套措施，形成比较完善的政策、制度和程序体系，使多党合作始终充满活力。在具体工作中，一是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法规的制定，重大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决策，各级人大、政府、政协和司法机关等方面重要领导人选的确定，都应与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协商，并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贯穿于决策和落实的全过程。二是要扩大派的知情范围和参与程度，加强政府有关部门与派的对口联系，大力支持派围绕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调查研究，建言献策。三是要将民主监督寓于政治协商和参政议政之中，做到经常性监督与重大问题监督相结合，拓宽政府和司法机关在派成员中聘任特约人员的领域，进一步加大民主监督的力度。四是要健全在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政协安排党外人士制度，保持合理的比例，加大在司法机关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安排力度，同时要适应干部选拔工作的新特点，优化派和无党派人士优秀人才选拔机制。五是要进一步拓展派的作用，根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政党作用逐渐突出的发展趋势，完善派领导人参加国家外事活动的制度，建立以派名义进行对外联系和交流的制度，进一步发挥派的作用，扩大我国政党制度的影响，为密切我国与世界各国政党的关系、增进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积极贡献。通过对制度的完善、建设和创新，使我国的多党合作在制度上更加规范，程序上更加合理，作用上更加充分，实践上更加有效。

(四)正确把握民主监督的性质，充分发挥派的民主监督作用。民主监督是参政党的重要职能能，是我国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共产党与派长期共存，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互相监督，而互相监督主要是派监督共产党。执政党领导和执政水平的提高，既要靠党的自身努力，也要靠派的民主监督，靠派提出的各种不同的建设性意见和批评。目前，我国派的民主监督作用发挥还不尽人意，既存在着随意性较大的现象，也存在着一些人受西方政党制度的影响，力图把派的非权力监督变成权力性监督的问题。因此，要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适应我国建设政治文明的需要，进一步强化和发挥派民主监督的功能，就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派民主监督的性质，以扩大和充实民主作为基本思路，从健全机制、保障权利、强化功能、扩大参与、更新方式、加强反馈等方面全面加强，并使派的民主监督与我国其它监督方式相辅相成，共同推进。首先要充分保障派履行民主监督的权利。不论意见正确与否，都应保障派提意见、作批评、进行民主监督的权利。二是要创造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社会政治环境。在社会主义的总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在坚持共同政治原则的基础上，应当容许发表不同意见，努力形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广开言路、广纳群言的民主氛围。三是要积极为派的民主监督提供条件。扩大派的知情范围，提高派的参与程度，把民主监督寓于政治协商之中，贯穿于参政议政活动的全过程。四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创造有利于发展派进行民主监督的有效形式。如聘请派成员担任各种特约人员，参与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调研、论证和一些大案、要案的调查，及时向派通报有关重要情况等。五是畅通民主监督的渠道。减少中间环节，使派的意见、批评和建议，能够尽快上达、下达和直达，能够迅速到达监督对象的手上和耳边，以提高民主监督的效率。六是要建立和健全民主监督的反馈机制。使派的意见、批评和建议，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有关部门对这些意见、批评和建议能条条有回应，件件有答复，并能认真研究，充分吸纳，切实改进，不能采纳的部分要作出充分的解释和说明；派对答复不满意的，可再次向有关部门和人员提出，有关部门和人员应进一步作出说明；对不能认真接受民主监督的部门和人员，能通过一定的部门和程序进行批评和纠正。同时，派也要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勇于讲真话，遇事敢批评，做共产党的挚友和诤友；注重社会实践，准确及时反映社情民意，发挥党派整体优势和个人专业优势，不断提高监督水平。使派的民主监督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李一平.当前社会阶层分化对政治发展的双重效应及其对策思考[J].社会学，2002，(2).

[2]王和兴.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大趋势[J].理论动态，155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