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经济学论文范文

生活经济学论文篇1

【论文摘要】在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与时俱进，对如何进一步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其是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整个理论框架的核心基础更需要重新认识。海派经济学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广泛吸收古今中外先进和合理的经济思想，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从海派经济学的几个基本假设着手，系统分析了海派经济学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创新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解释世界，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但是由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与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己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社会分工也进一步细化，马克思在那个阶段得出的结论在今天就需要我们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无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剖析的是人类社会最深层次的问题，揭示的规律也是深刻，如何使这棵大树更加枝繁叶茂，这是应当也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之所以不是西方经济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论是从历史方面还是从现实方面都比西方经济学更适应中国当代国情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类似于树叶和树干的关系，这也需要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学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来为我所用。但是在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与时俱进，对如何进一步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其是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整个理论框架的核心基础更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在这个时期，海派经济学者提出了很多创新的观点和理论，认为马克思研究应当避免两个教条:一是照搬马克思义理论的教条，只讲坚持，不讲发展;二是照搬西方经济理论，只讲吸收，不讲借鉴。

海派经济学就是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点，广泛吸收古今中外先进与合理的经济思想，借鉴各种社科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努力在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综合创新，构建一种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中揭示当代中外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马克思经济学新范式。海派经济学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海派经济学家的理论己经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从海派经济学论坛第14次研讨会开始，程恩富、张薰华、顾钮民、周肇光、冯金华等代表人物就提出构筑‘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理论’夕平台的思路，其方法论的特点是在继承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借鉴中外现代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其基本理论假设与理论核心是“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新经济人论”“公有制高绩效论”等。他们认为，“新经济学综合”的创建，理应在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纵观历史，努力积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以实现某些理论原创，构筑新的马克思经济学平台。

一、海派经济学对经济活动人的假设

西方经济学自英国近代亚当·斯密、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以来，一直到当代美国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布坎南，只把“自私人”即“经济人’，作为探究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始点、基点和定点，并由此推演出整个经济学体系和经济进化史。即使现今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传统“经济人”内涵进行修补，把分析范围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增添机会主义行为描述和信息成本约束，或者把含义扩展界定为可用货币衡量的经济利益与不可用货币衡量的精神利益两个层面，也没有根本摆脱作为“最大化行为”的“自私人”的思维模式。旧“经济人”假设和理论包含三个基本命题:经济人是自私的，即追究自身利益是经济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经济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具有完备或较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能视市场和自身状况而使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在社会中所有的经济活动中，人都是作为主体出现。西方经济学在开始理论框架架构时，就率先提出对人的定义，认为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应当是完全理性与自私的，即经济人假设。但在这种经济人假设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非常大的挑战，后来有的经济学家就在其基础上提出了有限理性等其他假设，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框架还是以自私人为基础。人尤其是工人阶级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是整个社会历史向前进的主体力量，是马克思强调的主要是团体的力量，即参与经济社会的人是社会人。海派经济学家对于人的假设则更加符合实际，它并不是揉合了两种学说的观点，而是根据实际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海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程恩福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人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首先，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其次，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再次，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可见，其方法论是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当然，海派经济学现在仍需要进行包摺‘新经济人假设’在内的多种合理假设的进一步创新和探究。

二、科学认识劳动和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马克思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切入口，自从马克思经济学诞生一百多年来，价值的决定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焦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定决定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一个理论的前提如果是伪命题，建立在其上的理论构架就必定是错误，马克思坚持的是活劳动对价值的唯一决定，西方学者包括我国的很多学者则认为生产要素决定价值的多元论，西方经济学中的四位一体公式也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虽然说马克思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是科学，但马克思的分析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他所在的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社会分工也远没有今天细致，也因此，马克思的活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定义上就有了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基于此，海派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程恩富教授首次提出“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的新观点，认为凡是直接生产物质商品和文化商品(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具体表现在:

一是，生产有形和无形物质商品的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如为市场提供物质商品的工业、农业、运输业、建筑业、仓储业、物质技术业，以及流通业等领域中的相关劳动。

二是，生产有形和无形文化、精神商品的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如为市场提供文化(精神)商品的教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文化技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展览馆、园林和旅游等相关劳动，另外包括讲课、表演、解说和导游等无形商品或服务劳动。

三是，生产劳动力商品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

有关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部门有:美发美容、医疗卫生、体育运动、教育和沐浴等。当然这个新观点是在继承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领域活劳动创造价值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的，澄清了除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是否创造价值以及物化劳动和科学技术这两种生产要素是否自行创造价值的模糊认识，是在社会主义新形势下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也是对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新贡献。

对于程恩福教授的观点我是基本同意，还应补充一点，必须符合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如色情活动、活动也对活劳动的恢复有一定作用，但其并不能称为劳动，至少在现在的社会伦理道德下，其活动并不创造价值。再有，生产违法商品的活动也不可以作为价值创造劳动，因他是违背社会道德的。还有一项活动是否归纳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还值得研究，就是证券业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虚拟经济活动中。对于这一类活动，根据马克思对劳动的定义是不能称为劳动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就没有办法将其纳入其中，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股市是一个融资市场，没有股民的活动也就没有股市，没有股市企业的资本筹集将会耗费更大的成本，因此，炒股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节省了活劳动，节省的活劳动也就是其付出的活劳动，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应称为劳动，不仅是一种投机活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薰华教授认为劳动除了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和非常产劳动，还应包括直接生产过程外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股市对生产的重要作用我们无庸赘述，是显而易见的，把炒股活动称为劳动也就有了一定的科学根据。

三、海派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海派”极为重视经济学重建中的方法论创新。他们认为，马克思虽然精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尽管这些经济学方法在当时也曾被视为学术的前沿和最新的工具，但在最后构建《资本论》3卷本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时，他并没有采用当时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方法，主要是因为，马克思要实现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充分革命和全新超越，决不能囿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套新方法。事实上，马克思在重视以往经济学方法论的同时，重点批判地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采用了原创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改造政治经济学的旧程式。

“海派”理论认为，在创新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必须学习马克思的这一独创精神，要突破中外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某些方法局限，在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过程中广泛借鉴和采用相关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努力做到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整合。程恩富教授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应当借鉴其他所有学科的先进部分如哲学、伦理学等。“海派”对其他学科研究的重视，实际上反映了当今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大综合的趋势，在这种综合中，又强调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地位。

生活经济学论文篇2

经济论文基本特征:经济论文是指一般在论述上具有经济价值的文章.这种文章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主题必须紧密地联系着国民经济总体。其语言的运用也必须符合经济活动客观规律的要求而不是违反经济规律，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它跟自然规律有不同的地方。自然规律并不要求人的活动才能起作用，而经济规律却要通过人的活动才能起作用。人们在行动中运用经济规律，常常是以认识经济规律为基础的把人们的行动化为书面语言，即形成了经济论文这种文章形式。正确地表达社会主义各种经济规律，是写作经济论文的核心问题。

经济论文分宏观和微观两种.宏观经济论文以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考察对象和写作对象。提高宏观经济效果，主要靠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调动人的积极性和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以及经营管理水平.

写作经济论文需要注意它本身的一些基本特征:

1.科学性.即必须符合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在理论上有指导意义;

2.政策性。即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3.实用性.即体现出经济工作的实际效益，能产生实用价值;

生活经济学论文篇3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精神品格;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F12;B0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5-0005-03

经济学的精神品性是经济学发展的灵魂支撑,也是经济学走向学科成熟和繁荣的标志｡中国经济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融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经济生活之中,鲜明地呈现着自己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

一、当代中国经济学的精神品格

1.实践性――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合理内核与内在追求｡实践性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行哲学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合理内核与主张,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灵魂｡中国经济学所凸显出的这种实践品性是指经济学对社会世界的理解､阐释及构成关系｡这是经济学区别于一般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我们正确认识经济学的属性和合理评价经济学当代社会意义的重要前提｡经济学与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的整体结构有着内在的契合和构成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领域具有明显和强烈的实践性｡

中国经济学从诞生到今天,历史虽短,却始终充溢着浓郁的求实致用性和求真致知性｡在经济学最初从西方导入之时,就有“经世之学”､“富民之学”､“强国之学”之称｡当时因内忧外患而引发的救亡图存的迫切形势与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的契合,使中国经济学从一开始就被蒙上了“经济强国”､“实业救国”等求实致用性色彩｡不仅如此,19世纪末经济学在中国的导入和产生,也使中国学者在研究学问､获取知识途径和方法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学中大量借鉴采用的自然科学领域的观察比较和分析的方法,开辟了从社会现实和经济事实中求取真知,获取学问的道路｡这一道路的开辟也更强化了经济学走向生活走向实践的取向,推动了一大批学者走出书斋步入生活,步入民间,步入工厂,步入田野,熔铸了中国经济学求实致用和求真致知的实践性品格｡

在当代,经济学更是不断地､及时地渗入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和改造着作为经济学之研究对象的社会本身,影响着人们行动价值判断和目标选择,以至于我们难以区分经济学理论与经济现实生活和边界,也难以确定经济现实､生活经验与经济理论之间的因果关系之链｡如果说,中国经济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如何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那么,中国经济学始终如一所进行的,就是这一具有求实致用､求真致知性工作｡在求真的基础上,它始终不渝地将自己的问题视阈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始终不渝地把现实的中国经济与中国现代化作为自己的立足点､源点和归宿｡

2.科学性――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在逻辑与理性诉求｡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证性､综合性的科学,它并不将自己建立在一般经济常识和依靠无确凿根据的经验与信念的基础上,它是一门科学,必须依靠科学的证据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些科学的证据和认识是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系统研究和理性分析所获得的｡经济学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研究过程上的实证取向､逻辑和表述上的因果分析,以及研究结果及其理论目标的客观规律性,等等｡经济学这种既区别于自然科学,又区别于传统人文学术的知识体制,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要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因此,立足于社会实际,以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导向,经验而客观地研究经济的现状,探讨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分析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制度的可能路径,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学的根本使命｡

由于经济领域不具有自然界的实体性和可直接操作性,经济学研究往往要借助抽象力,借助“经验假设”､“变量语言”和“理想模型”方法手段,来探求经济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是尽可能多地把定性与定量的方法､解释与实证的方法､科学与人文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是要尽可能多地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如物理学方法,生物学方法｡马克思曾说过,任何科学只有发展到能够成功地利用数学的阶段,才算达到了科学的水平,获得了真实的发展｡

当然,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不是对自然科学规律和模型的简单搬用,也不是机械地用某一自然要素和生物的机能来说明经济历史现实及人的能动行动｡自然科学中的观察､实验､比较是基于“物”的层次,具有很强的实体性､可控性和可操作性｡但对经济现象将这些方法简章照搬,将无法深入到经济活动的本质中去,虽然在逻辑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更趋向于“科学”,然而,这种理论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理论创新,离现实也会越来越远｡

3.人文性――中国经济学根本价值的源点和归宿｡如果追溯经济学的“根”,显然,道德哲学是经济学的母体｡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看不见的手”之后,又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道德体系的建立｡尤其是在晚年,他不再将社会秩序的希望寄托于“看不见的手”,而是呼吁伦理道德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民众､特别是有权势的人物来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文条件｡由此可见,经济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与人文交织在一起,排斥人文因素不仅将使经济学流于肤浅和表面化,而且容易使经济学迷失“自我”｡从经济学的属性来看,“人文”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认识方法,它不同于经济学本身的实证方法,是一种以主体的体验､理解为基础的认识方法｡科学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实证性,它的最高价值在于求“真”｡与科学主义相对,人文通常是关于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学问,它的特点是包含价值的规定性,即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等,它的最高价值在于求“善”｡经济学作为一门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不仅要求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准确地､客观地反映经济现实,而且要从人的社会因素这一本质出发来考察经济活动本身｡

事实上,作为经济学所涉及的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资源与效率､投资与就业等每一环节无不蕴涵着人的因素和价值诉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将人文因素纳入经济分析当中,并认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应该看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归根到底是以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不仅取决于物质文明,而且取决于精神文明､人文文化的进步｡因此,经济学既要研究财富,又要研究人,只重经济缺乏人文的经济学是残缺的经济学,经济学应该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正是在此意义上,萨缪尔森指出,经济学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而布坎南则把经济学定位于“介于预测科学和道德哲学之间”｡

4.本土性――中国经济学从依赖性走向主体性的标志｡ 本土性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科学社会化的必经之路,也是一切世界性的运动｡所谓本土性,其实质就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中国现代进程中的经济现实与问题｡这是一种“民族意识”､“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通过这种有针对性研究,科学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经济现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经济问题,预测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并在此过程中检验､改进､完善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丰富人类和世界经济的知识体系｡

由于中国经济学最初是按照西方模式构建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的,采用脱离中国实际的西方教材培养学生,并以西方人的思维眼光和方法来观察中国人的社会现实和经济生活｡这样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照搬､模仿国外模式的公式化､教条化､庸俗化的缺陷,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观察中的误差､认识上的误导和文本间的误读｡因此,经济学的本土性取向,也可以说是摆脱西方学术垄断或优势的一种反映｡是经济学从依赖性向主体性转变的一个标志｡

应该看到,从世界范围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占据了世界经济学的中心位置,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处于边缘位置｡在此种背景下,中西经济学的对话与交流难免不对等,往往有着“中心”与“边缘”的区别,处于中心位置国家的经济学文献总是被广泛讨论和引用,而处于边缘位置国家的经济学往往被认为没有什么价值｡可以说,这种状况的产生往往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所造成｡作为这种状况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处于“强势”,而相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学则处于“弱势”,并容易造成自主性的丧失和被殖民化倾向｡这要求我们的经济专家学者必须建立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信心,在民族经济与文化的比较与剖析中探寻经济的精微与要义,对世界先进经济理念进行本土化的阐释与升发｡通过与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经济理论开展平等､深入的对话,正确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新思想和新成就｡力求通过维护､更新或建立自己的学术传统,摆脱中国学术的边缘化状态｡

二、中国经济学价值取向与追求

1.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经济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又终究要回到实践中去｡实践是经济学的起点和归宿｡经济学的这种实践属性表明,理论不再被概念所固化为抽象认识,理论总是在人类具体的经济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创造｡正是在此意义上,生动鲜活的理论才真正获得了与丰富实践的本然结合｡从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往复知识获取的路径中,可以获得关于经济理论与实践本然联系的重要启示｡这种探索将依照社会经济生活本身的性质,在实践领域而不仅仅是作为认识去回答“经济究竟是什么”这种问题,也不是仅仅以知识概念形态作出表述,而是以实践自身为目的,在践行中得以显然,并因此而体现一种基于实践导向的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本然统一｡

经济的理论与经济实践分离,根源不是在于它们之间的距离,而是在于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性质上的本然统一性｡经济理论应当始终保持它应有的实践品格,让经济实践活动完整地表达自身｡经济理论不应当是对经济实践的抽象反映,经济实践也不应当是对经济理论机械地应用,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它总是表现在具体的经济实践活动中,并在参与现实的经济生活当中成就并实现自身｡因此,经济理论不仅是理论的,而且还是实践的,其价值不仅仅在于认识到什么,更重要的在于实现着什么,其意义也不仅在于得到一个概念认识的结果,还在于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就在参与和实现中表现出本然统一,经济理论亦在这种参与和实现关系中获得其合法性和有效性｡

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从经济之作为实践的本性出发,在一个相当根本的层面上,经济理论应当有这样一种探索和建构,它属于实践哲学的范畴,作为实践的理论形态,完成并实现于经济实践活动之中,它并不与经济实践相对立､相分离,而是具有一种总是不可分割的本然联系｡当我们获得这样一种理解时,经济理论的生动性､丰富性和鲜活性也就跃然于我们眼前,经济理论与实践也才真正获得了本然的统一｡

2.科学性与人文性并重｡经济学既具有科学特征,又具有人文特征｡经济学应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科学,它的研究过程上的实证性､逻辑上的因果分析､研究结果及其理论目标客观规律性等表明它具有明显的科学性特征｡但经济学又不仅仅是科学,由于经济学脱胎于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经济学既要研究“物”,又要研究“人”,并且从根本上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科学｡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需要综合知识的运用和创造性的发挥,需要由创新来实现｡而创新不单纯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它需要科学与人文两者相结合才能获得成效｡经济中的科学与人文是无法分离,也不应该分离,经济分析必须将人文性品格因素纳入其中｡

经济学本应是科学与人文相权衡的,二者不可偏废｡但在科学主义占主流的经济思潮中,道德伦理作为经济学的本身的属性,往往被当做影响其“科学性”的绊脚石,科学主义认为自然科学工作者是人类知识的典范,通过科学家所描述的科学方法能够获得应用于任何的知识,相信科学方法可以推广到一切领域,包括文化领域,主张科学是价值无涉的两极｡科学主义在经济学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实证主义和经济学的数学化｡然而,将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数学方法等)完全照搬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无视人的社会因素这一本质,难免造成研究的表面化､简单化,从而脱离经济社会现实｡对于现代社会的整个经济体系来说,既有“看得见的手”,又有“看不见的手”｡有时,“看不见的手”远比“看得见的手”更为重要,真正的幕后英雄往往是“伦理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介于科学工作者与人文之间,或者说介于科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经济学中的科学与人文,正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无法也不应该分离的｡

3.开放性与本土性相融合｡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努力学习､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文化和理念｡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和实践经验也一再表明,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使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并逐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动参与者｡但由于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背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实际状况不同,经济活动的具体表现也就各具特色｡因此,这就存在经济学本土化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学的发展要立足于借鉴和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因素以及经济治理的成熟经验,并以此作为创建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前提｡中国经济的发展及相关理论的完善与西方现代化的经济活动和理论经验在许多层面上都具有共性｡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与之相配套的､历经曲折发展至今的经济理论和经验总结几经锤炼,因此,这些经验是可以为我所用的｡另一方面,在移植西方理论和经验时必须充分考虑本国国情｡目前,与国际接轨已经在我国各界达成共识,但在接纳和学习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经验时,切不可忘记本国的传统和特征,要将西方经验与本国传统结合起来,使西方的理论和经验本土化｡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展市场经济,借鉴和移植西方的经济学说时,也必须立足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能动地将国际经验转换为本国的具体经济实践,而不能完全套用或照搬别国的经验｡这是与我国的市场欠发达,还处于完善和提高阶段的实际状况相适应的｡

开放性与本土性相融合的过程也是两者不断寻求契合点的过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学的本土化过程,不仅要注意“本土”的要求,更要注意“现代化”的发展需求｡经济学理论和经验的形成及其被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认可说明其有存在的合理性因素｡中国经济要想与国际接轨,在走向和完善市场化的进程中就必须考虑开放性､国际化的要求｡“本土性”不等于抱残守缺,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在移植和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使之与本国国情相适应,使国家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都走向“现代化”｡只要是科学的理念､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及管理方法我们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付出的成本,而且可以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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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樊纲.经济学现代化和中国化的再思考[J].中国书评,1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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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经济学论文篇4

现代中国经济史学基本上是与二十世纪同行的，它的形成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紧密相连；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没有现代中国经济史学。中国经济史研究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第二次是解放后十七年，第三次是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每次高潮的出现，都与唯物史观的传播和发展分不开。本文打算就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关系，作一些初步的探讨。研究的时段主要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即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时期，为了便于说明，有些论述延伸到抗战时期。

一、从传统经济史学到现代经济史学

中国很早就有系统的经济史记述，并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它主要有两大首尾相续的系列：一是历代正史《食货志》系列，二是《十通》中的尤其是“四《通典》”中的“食货门”系列。它们不但是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史的基干性资料，同时，从这些记述的系统性和连续性看，其本身已经构成了“经济史”。但传统史学毕竟是以帝王将相为主角，以记述军事活动为中心的；经济史的记述只是它的附属部分。而且它所记述的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政策、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此种反映的自觉性，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不是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可称为传统经济史学。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经济史的产生，中国和和西方走着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经济学发展为系统的，19世纪以后，人们用经济学和现代社会的理论来解释原来历史学中的经济，经济史遂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丰富的经济思想，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独立的经济理论，因此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用这种系统的理论经济过程的独立的经济史；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随着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传入才得以形成的，而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出现又相对晩后。

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用进化史观改造传统史学；社会经济进入史家的视野。梁氏本人也尝试用西方的经济理论来研究分析中国古代某些经济思想和经济现象，可以视作中国经济史学的滥觞。

不过直到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史研究才比较全面地开展起来，出现了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中的第一个高潮。当时中国经济史研究非常活跃，人们用近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导研究工作，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研究涵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各个环节，并涉及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出版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其研究的广度和深都是过去的“食货”式的记述所不可比拟的。当时还出现了专门的经济史研究机构和刊物。例如，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时，经济史是其主要的研究内容，193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了《食货》半月刊，这是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陶氏还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建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在南方，中山大学法学院也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并在《现代史学》杂志中开辟了“社会、经济史”专栏。从这种种情况看，可以认为这次高潮标志着独立的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正式形成。

二、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

这次高潮是怎样形成的呢？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而直接启动这次高潮的则是中国社会史论战。

瞿林东先生曾经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当是历史观的进步，即从古代历史思想的积极成果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从近代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梁启超等人鼓吹史学革命、创建近代史学时，主要的思想武器是近代的进化论。作为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经济史学，其起步相对晚后，但正因为它起步较晚，当它临产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中国并获得广泛的传播，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不解之缘。

唯物史观是在五四之后才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经过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人的努力，在当时烈火干柴的革命形势下传播相当迅速，到北伐战争时期已有风靡思想界之势，大革命的失败也没有能够阻止这一发展的势头。这种情况，当时的学者有着深切的感受。顾颉刚曾用“风靡一世”（1932年）[1] 、“像怒涛一样奔腾而入”（1935年）[2] 来形容唯物史观对三十年代的学术界的影响。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把1927—1934年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描述为：“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齐思和后来也指出，从五四到北伐短短几年，中国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两个解放时期，“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3] 。在中国经济史学孕育和诞生时期，曾经面临各种各样的思潮和理论，但是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那样对它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所决定它十分重视经济史研究，同时又给这种研究提供最锐利的理论武器。中国经济史学的诞生适逢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时，应该说是中国经济史学之幸。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但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且它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引导人们去关注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的历史。而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形势，又使这种关注具有了空前的迫切性。因为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关系到如何确定革命的性质和战略策略这样与革命前途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又不能不作社会经济的分析和历史的研究，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作为其延伸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要问题，如战国以后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什么社会？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或是别的什么社会？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如果存在，它存在于什么？都是与社会经济形态有关的问题。当时论战的各方，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基本上都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范畴和名词术语。主持《读书杂志》并出版了四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的王锡礼，曾经比较了人生观论战与社会史论战的异同，指出前者是科学与玄学之争，后者科学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前者是唯物和唯心之争，后者是唯物的内部斗争，都以唯物辩证法作武器[4] 。积极参加论战的胡秋原也说过，这次论战表示唯物一元论的历史观已经取得中国思想界的霸权[5] 。事实上，参加论战的并非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政治上属于托派的，有政治上拥护国民党的，有后来离开了唯物史观的阵线的，但他们在主观上或在表面上都信奉唯物史观，这是唯物史观风靡思想界形势下所出现的独特现象。论战的实质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尤其是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剖析中国的历史。这次论战相当激烈，不同观点的辩难，有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争，也有如何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歧。由于讨论的内容是围绕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展开的，所以它属于经济史的范畴，而且是关系社会经济历史总体性的重大问题。或认为这些问题与具体的经济运行关系不大，是属于历史的范畴。其实不然。这些问题诚然不能代替经济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但是，提出和研究这些问题，才能把具体的经济史问题统帅起来，才有整体的经济史。

热烈的论战在三十年代初告一段落，但经济史研究并没有随之而消寂，而是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因为社会史论战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同时也激发了人们深入研究经济史的愿望。论战牵涉社会经济的广泛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题，但论战中的文章往往是鸟瞰式的通论，比较空疏，而且论战各方往往带着激烈的情绪。要解决论战中提出的问题，就不能满足于那种上下几千年的笼统论述，而需要沉静下来，在充分收集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的具体问题的专题研究。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以后经济史研究持续性的热潮就是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进步史学家嵇文甫1935年为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作序，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概说阶段，论战时期和搜讨时期。他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肇始追溯到大革命时期，“许多突然袭来的事变，使当时参加这幕历史活剧的人们眼花缭乱，手足无措。于是乎他们不得不来个自我批判，对于自己的革命方略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于中国社会的结构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究竟是个什么社会呢？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发展来的？现在又将要往那里去呢？这不是课堂上书本上随便谈谈的问题，而是实际战斗中生死存亡的问题。为着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于是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引起热烈的兴味了。”他所说的“概说阶段”和“论战时期”实际上是社会史论战的两个阶段：自拉自唱的阶段和相互交锋的阶段。他批评了论战中空疏的缺点，又指出，通过论战，“有些以前极为模糊的观念，现在已甚明了，有些在从前不觉得成问题的，现在居然成为问题了。”例如，“从前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很不一致，有的根据交换关系，有的根据政治形态，随手拈来，并没有确定见解。到现在，不论真正的理解程度如何，总都知道拿出生产方法作为划分社会史阶段的利刃了。最重要的还是这次论战使人认识了许多问题，使人知道自己之无知……”因此，在论战以后的“搜讨时期”，“返回头来，重新做起。郭沫若先生自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后，专向甲骨金石方向下工夫。如《卜辞汇纂》、《金文丛考》……为古史添了许多新材料。吕振羽的《史前中国社会研究》尽量利用神话和考古学上的知识，对于殷以前的社会作了大胆的试探。至最近，南有《中国经济》，出了两本“中国经济史专号”；北有《食货》，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和从前《读书杂志》上剑拔弩张的气象迥乎不同了。从热烈到冷静，变空疏为笃实……” 嵇文甫的这些论述，大体上说明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出现的动因和发展的轨迹，说明了社会史论战在这次高潮的启动作用；所谓“拿出生产方法（按，即我们现在说的‘生产方式’）作为划分社会史阶段的利刃”，正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它已在论战中和论战后成为社会经济史界的共识。

三、唯物史观与史第一次高潮中的各派学者

在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有三股活跃在经济史坛上的力量最值得注意：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二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研究所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三是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及其联系的一批学者。他们对唯物史观的态度、他们接受唯物史观的先后、程度和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对此作些分觯部梢源又锌吹轿ㄎ锸饭塾胫泄檬费Э品⑸⒄沟墓叵怠?BR>

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致力于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来研究中国的阶段，不但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而且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郭沫若把他1928年以来发表的有关论文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自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书中运用科学的整理《周易》、《诗》、《书》、卜辞、彝铭的材料，用犀利的文笔生动而明快地论证了中国历史上依次经历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本书虽然在方法的运用、材料的鉴别和具体结论上都存在一些缺点错误，但却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尝试，影响是巨大的。齐思和指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中国社会史论战才走上科学的轨道。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郭沫若继续钻研卜辞和彝铭，继续完善和发展他的学术体系。他的观点，开始时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是自1935年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郭沫若的中国古史观，好像复活起来。六七年来为思想界所集中抨击的观点，忽然变成了大家共同信仰的真知灼见，甚至许多从前反对过他的人，也改变了态度。”“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研究为出发点。”[6] 郭沫若开创了一条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路，一些著名的学者就是在他的影响下走上研究社会经济史的道路，或者在研究中受到他的启发。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是在三十年代初社会史论战正酣时走进史坛的，他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设社会科学概论、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等课程。1933年编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以后陆续发表了《中国经济的史的发展阶段》（《文史》1934）、《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殷周的中国社会》（1936）等论文和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例如，第一次把考古发现和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对中国原始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坚持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性，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殷商奴隶社会说；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系统阐述西周社会的封建性质；又首先把中国封建社会区分为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明确提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是封建地主制社会。继郭沫若、吕振羽之后，侯外庐、翦伯赞、邓拓等人也做了许多工作。侯外庐从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指出“亚细亚”和“古典古代”是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两条不同的“路径”，在遵循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理论的前提下，开辟了一条认识中国历史特殊性的途径；他还努力把社会史的研究与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邓拓对“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和对中国救荒史的研究，都很有影响。总之，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但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举起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且在论战的热潮过去后继续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成绩斐然。这些工作，有的是直接与经济史有关的，有的则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框架和思路。与此同时，在社会史论战中一些人提出的违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实际的“特殊亚细亚社会”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理论受到了批判，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已基本上在中国史坛销声匿迹。另一些人在社会史论战中鼓噪了一阵以后也趋于消寂。这样作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的古史分期讨论，形成了主要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围绕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界开展讨论的局面，这种情况延续到了建国以后。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这些活动中，我们看到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前进的步伐。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是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它筹建于1927年，1934年与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之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1945年年改称社会研究所该所早在二十年代末，就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地下党员陈翰笙的主持下，从事社会经济调查。陈翰笙的活动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被迫离开中研院以后，继续组织农村经济研究会，继续从事此项工作。这些工作虽然不是直接的经济史研究，却为近代农村经济史的研究积累了资料，提供了基础。而农村经济研究会积极参与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是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并行和密切相连的。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所务时，经济史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刊物的背后在一个学术群体在活动，这就是吴晗、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等学者组成的“史学研究会”。他们当中有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有的并不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但都积极参加了《集刊》的编辑和有关问题的讨论研究，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史界的台柱。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参加社会史论战等活动，他们研究的路数也不同于那种史论式的写作，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实证研究，他们多数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有比较进步的史观。他们反对颂扬帝王将相和少数英雄人物，主张历史研究以“整个民族和民族的发展为主体”，“叙述社会变迁、经济变化和文化的进步”，与唯物史观是相通或接近的。他们后来也先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染。他们当中最知名的经济史学家梁方仲，1939年访问了陕甘宁边区[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其前身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工作成为经济史界一代宗师的严中平，1936年就是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他中学时代就通过阅读鲁迅、郭沫若的作品进而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坚信经济是社会发展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大学期间自学《资本论》等著作，并终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经济史。[8] 稍后在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知名学者李文治，三十年代就发表过经济史的文章，他早年曾参加共产党，参与过农民暴动的领导，进入史学界以后，一直钟情于农民运动史的研究，并由此进入到农民运动的经济背景、土地制度和地主制经济的研究[9] 。还应提及的是吴晗等人的“史学研究会”抗战时在昆明恢复活动，增添了新的成员，仍然关注经济史的研究。这一时期参加“史学研究会”的李埏后来回忆说：“昆明和重庆成为当时全国两大文化中心。就昆明而言，由于龙云与蒋介石的矛盾，气氛相对宽松，许多革命人士纷纷宣传马克思主义。西南联大的经济系还开出《资本论》课程。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经济史，加之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迁入，带来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新观点，所以经济史研究气氛较为浓厚。西南联大及主要研究机构都有人从事经济史研究。”[10]

陶希圣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是相当活跃的，他创办的《食货》半月刊联系了一百多位作者，在两年多时间内发表了约300篇文章，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食货》作者的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很不一致，从所发表的文章看，许多作者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唯物史观，或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陶希圣本人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曾跟着汪精卫走到了汉奸的边缘，后来又成为蒋介石的笔杆子。他的学术思想比较驳杂，他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为文亦以唯物史观相标榜。他在社会史论战中提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否定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社会，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三十年代初，他对自己观点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认为战国到东汉是奴隶社会，魏晋进入封建社会。在《食货》半月刊中，陶希圣和他的弟子花不少力气构建魏晋中古（封建）说。陶希圣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但他企图把唯物史观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整体中剥离出来，有条件有限度地运用到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应该承认他和他的弟子构建的魏晋中古（封建）说主要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而且这些工作对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一个坚决反对马列主义指导的人民革命的人也讲唯物史观，用唯物史观，似乎不可理解。但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是充满矛盾的，我们只能按照事物本来的矛盾来认识它。这一事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唯物史观对中国经济史学科形成发展的巨大影响。陶希圣弟子的研究工作，相当程度上也是以唯物史观指导的，实际上魏晋封建说的具体论证工作主要是他们做的。这些弟子们后来发生了分化，有的堕落为汉奸，这与陶希圣政治上的误导有关。也有一直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成为经济史学界耆宿的。如何兹全先生，学生时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中基本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比较注意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社会发展和趋势的宏观的把握，同时把它和具体问题微观研究相结合。他认为自己资质、能力都不高，唯一稍为比同辈高的地方，就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较早用它来进行研究。他虽然由于与《食货》的关系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他仍然为有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由衷的高兴。

除了上面谈到的三方面的力量外，中国经济史界许多老一辈的知名学者，都在不同程度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例如经济史界的南北二傅（傅衣凌和傅筑夫），在回忆他们治史经历时，都谈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他们的影响[11] 。

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的密切关系，一些不是搞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也看得很清楚。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多次以肯定的口气谈到当时唯物史观的迅速传播，表示他的考辨工作与用唯物史观指导的研究并不矛盾，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某些基础和方便。抗战时期，由他主编的《文史杂志》出版了“中国经济史专号”，并发表了题为《略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社论。社论说：

依某一些历史学者的主张，经济史研究乃全部历史研究的重心，一切历史上所发生的分歧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而且必须向当时经济实况中求得其所以然的原因；如果不把历史上各时代的经济情形予以究明，那一切历史事实绝不能得到正确而合理的解释。关于这一派学者的主张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由此可见在历史学界，经济史的研究是如何为人所重视。并且经济史研究也确实不应忽视，因为人类的物质生活的重要固不在精神生活之下，精神生活虽有时影响到物质生活，但物质生活也正不断地影响着精神生活，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进步的历史学者是绝不容忽视历史的经济因素的。[12]

社论所说的“某一些历史学者的主张”，正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唯物史观的广泛影响及与此相联系经济史研究所受到的重视。

四、唯物史观与“史”的传统

由于经济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或下形成和起来的，所以它一开始就以社会经济史的面貌出现，这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的重要传统。

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社会史”、“经济史”这几个名词的含义是相同的或相近的，以至可以相互替换使用。例如，在《食货》半月刊的封面上，“社会史专攻刊物”的字样赫然入目，而创刊号《编辑的话》申述其出版意图是把“正在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力量集合起来，该刊刊登的经济史论文索引，则或称“经济社会史”，或称“社会经济史”。这说明这三个名称是通用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出版的集刊，称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而侯外庐称其将社会史与思想史一担挑，把思想史研究置于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他的所谓“社会史”，就是“社会经济史”。再往上溯，所谓“社会史论战”，就是“社会经济史论战”。现在，人们已经不把经济史称作“社会史”，也很少用“经济社会史”这个词，但仍然广泛使用“社会经济史”这个名称。[13] 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名词的。社会经济史既要研究生产力，又要研究生产关系，既要研究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又要研究各种阶级关系、社会组织等等的发展。不但如此，它还把社会当作一个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规定的有机整体来进行研究。三十年代的经济史论著，其兼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不少是围绕着社会形态（当时称为“社会形式”）即生产方式（当时称为“生产”）展开的。以《食货》半月刊发表的文章为例，其内容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据我的粗略统计，主要涉及生产力的约占18%，主要涉及生产关系的约占57%，其中有关社会形态的讨论和研究文章超过该刊文章总数的1/4。这种情况说明，当时的经济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同时也明显地体现了它作为社会经济史的特点。人们不是孤立地就经济论经济，而是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把握经济的发展。所以，人们说“经济史”的时候，是指与社会有机体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发展史，人们说“社会史”的时候，是指以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史；两者是一致的。

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这种传统，显然很大程度上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形成的。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把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视为这个社会有机体的基础。

中国经济史学的这种传统，使它区别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并大大超越了中国传统经济史学。上面说过，中国传统经济史学主要记述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现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虽不忽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但更关注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经济生活。广义的社会虽然包括国家在内，但社会和国家是也可以理解为不同的系统：国家是上层的统治的系统，社会是下层的基础的系统。传统经济史学注重前者，现代经济史学注重后者。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解和这种“社会”系统提供了最锐利的工具。只有在这种的指导下，经济史学才能真正超越只重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的传统经济史学，走上科学的轨道。

把经济与社会联系起来研究，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组织为社会的。在西方，也有把经济与社会的联系在一起研究的，例如，法国费弗尔和布洛赫在1929年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把“经济社会史”写在年鉴学派的旗帜上。但西方也有脱离社会研究经济史，追求纯粹的经济分析的。著名经济学家陈振汉批评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的经济学》，赞扬奴隶制的“高效率”和“生命力”，是一部没有奴隶的“奴隶制经济”史。这是研究经济史见物不见人的典型。陈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应该与社会史家密切合作。其实，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正是中国经济史学的好传统。在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和发扬这种好传统

注释

[1] 《古史辨》第四册顾序。

[2]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附言。

[3]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

[4] 王锡礼：《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载《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第6页，神州国光社1931年出版。

[5] 胡秋原：《社会学观中国文学史专号刊言》，载《读书杂志》第3卷第6期第1—2页，神州国光社1933年6月20日出版。

[6] 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生活书店，1937年。

[7] 李文治：《辛勤耕耘，卓越贡献——追忆梁先生的思想情操和学术成就》，《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8] 经君健：《严中平先生传》，载《严中平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9] 本刊编辑：《从钟情农民运动到探研地主制经济——李文治教授谈他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0] 龙登高：《商品经济、土地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史——李埏教授治学专访》，《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1] 《傅衣凌自传》、《傅筑夫自传》，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四辑，书目出版社，1983年。

[12] 《文史杂志》第四卷第五、六期合刊，1944年9月出版。

生活经济学论文篇5

关键词：边际效用价值论；心理学；经济学

引言

边际效用探讨的是人们内心的满足程度。以研究人的心理活动去解决经济问题，这种思考方式的产生与社会的变革密切相关。19世纪中后期欧洲社会经历了重大变革，细胞的发现、达尔文相对论和万有引力的提出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人们从研究神的存在开始转向研究人自身的发展，从人类起源到内心活动都是人们的探讨范围。为了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学者不但要思考如何使资本收益最大化，还要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利用当时最新的理论方法去解释经济现象，这个时候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出现在人们视线，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问题自然成为了当时学者们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一、边际效用价值论、心理学与经济学

要明确心理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首先就要说明本文的经济学所指的范畴。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解释国家治理与财富积累的一门学科，后来西方学者为了推行“全球化”，便去掉了“政治”一词将其改名为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及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要被共产主义取代，扎根于辩证唯物主义而极力回避描述人的主观意识。综合历史中各经济学流派，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时间以19世纪80年代心理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为界，不包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1.边际效用价值论与心理学

边际效用指消费者每增加消费一单位商品或服务所带来的效用增加量，随着消费数量的增多，每增加的一单位效用是递减的，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效用描述的是人对商品或服务的价值判断，即欲望。商品或服务能否满足人的欲望，取决于个人的心理感受。

因此，边际效用价值论本质上是以人的主观心理感受来衡量商品和服务给个人带来的满足程度。边际效用作为分析人的满足程度的切入点，使得欲望、需求诸如此类的心理感受变得可以考量，它考查的并不是人的满足程度总量是多大，而是单位增加量的大小和变化。边际效用价值论为考查人的满足程度带来了真正可以操作的方法，这一操作方法的产生正是源于人们开始从心理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才产生的。

2.边际效用价值论与经济学

19世纪70年代边际学派最早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其代表人物庞巴维克对边际效用的论证是：心理上的感觉决定了人们对物品的主观价值判断，买卖双方根据各自对物品的主观价值判断进而达成交易，成交商品的价值即为客观价值，客观价值是边际效用价值的完成形态。

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使人的心理活动成为了新的研究视角，边际效用价值论第一次让经济学者把纷繁的经济现象和人复杂的内心世界结合到了一起。后来的经济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利用心理学解释经济现象，心理学也成为了经济学方法论的一部分，例如凯恩斯用“流动性偏好”解释收入该如何分配，以及20世纪50年代产生的交叉学科――经济心理学，它是由美国密西根大学的经济学兼心理学教授乔治・卡托纳创立的。

3.心理学的研究对经济学的重要性

经济学以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及其背后的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致力于解决社会如何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分配；资源分配关系到个人就会有逐利动机，因此不能忽视人的心理活动。了解心理学能够帮助经济学者更好地认识“意识的能动作用”，理解经济活动参与者背后的动机，只有掌握了经济动机，才能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了解心理学能够帮助经济学者更好地从人的角度而不是以经济现象的角度，去考虑经济现象发展之下人的活动，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理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能够启迪经济学者的研究，例如心理学研究方法中的个案分析法能使经济学者关注经济活动中个别人的行为，防止共性的理论掩盖个性的现象。

二、本文的写作目的

学者有关心理学和经济学关系的论证从未停止过。美国联邦储备局前任主席格林斯潘曾说过：“所谓新经济就是心理学”。经济学家在解释自己的理论时提出了很多基本概念，比如价值、选择、产权、机会成本、贸易等，它们是经济学理论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心理学家则认为，这些概念都包含了人类的行为及心理成分[1]。研究经济心理与经济行为的相互关系，能够为经济行为的预测和调控提供可靠的心理科学依据，并为我国制定改革方案和推进改革事业提供可靠的心理科学依据[2]。经济学者借鉴心理学的实验方法始于20世纪50年代，作为实验经济学的创始人，Vernon Smith因“在实验经济分析尤其是选择性市场机制研究中引入了实验室实验”而获得诺贝尔奖[3]。

心理学和经济学紧密相连，前者自然会对后者的方法论产生影响。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实践辨证法基础上的系统抽象法，具体来说囊括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及研究成果。通过对文献的阅读和整理，本文作者认为，心理学的研究从三个方面对经济学产生了影响：扩大了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增强了经济学方法论的实用性；明确了经济学方法论的方向性。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三、心理学研究对经济学的影响

1.心理学扩大了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整体性和完整性

心理学让经济学者开始探讨人的心理活动，扩展了经济学者的研究对象，经济学者的研究视野不仅仅局限在用纯经济学理论解释经济现象。在亚当・斯密、李嘉图之前的经济学者几乎都在研究如何积累财富，当新兴资产阶级开始反抗封建统治的时期，经济学者转而探讨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的合理性以及资本如何获得最大收益以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学者才开始将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普通的个人身上，体现在边际效益价值论的产生和后来的心理学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真正覆盖到了完整的社会生活之中。生活中也有很多例子，例如商务谈判、买东西讨价还价，如果只从实现均衡价格的角度去分析，往往得到的结论是简单却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是因为忽视了博弈双方的反复要价的是心理变化。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对经济社会的心理预期会影响政策的有效性，人们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建立在完全信息之上，只有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政策才会起到作用，这表明，心理预期已经成为了经济学者考量的不可或缺的变量。当前，人们的心理活动已经是构成市场经济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对人们心之所想的判断，才是完整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确保了解释经济现象的完整性。

2.心理学增强了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实用性

心理学研究的是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经济行为是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行为，因此有必要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引入心理学的思想。以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为例，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在于企业如何生产、消费者如何花钱，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国家该如何制定经济政策，这些模型无外乎都是对经济现象的简单描述并且建立在苛刻的假设条件之上，如果不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即使理论很完美，作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我们也不会觉得它们的实用性体现在哪里；只有在分析过程中加入了大家熟悉的心理因素，我们才会觉得模型是有生命力的、是为我们日常生活所熟悉的，才真切体会到理论源于实践、实践检验理论。心理学强调人的心理活动是由外在环境塑造的，并且人的行为反过来会影响外在环境，这就要求经济学者不仅要提高分析个人的经济行为的理论性，还要重视考虑了心理作用而产生的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确保研究成果甚至政策制定是切实可行的。心理学极大地推动了博弈论的发展，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到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其模型越来越接近现实生活，“完全”到“不完全”的转化正是经济学者对心理学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并且对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现状描绘。只有从相关人员的角度去发现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我们才会说这是理论完整的运动过程，也是理论的实用性所在。

3.心理学明确了经济学方法论的方向性

心理学本质上以人为研究对象，经济学与心理学应该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学科，因为它们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有关人的，并为人服务的学科。经济学的理论也不应该脱离心理学有关人性、认知、理性和欲望的限定，不应该停留于表面上地描述、解释小到个人、大到国家的市场活动参与者的行为。经济学者在思考经济问题时参考了人的心理因素和需求，就能明确人的目的和动机，并综合考虑人所处的环境和人本身的条件，把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会有助于产生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学理论。做到以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改变从前的以资本、利益为研究方向，经济学者便掌握了以人为本方向，经济学的研究也会顺应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

四、结论及建议

综合了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心理学与经济学相互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加以完善和补充。因此未来经济学的研究仍要参考心理学的相关内容。但要注意的是，经济学者要吸收利用心理学中有利于解释人的经济行为的合理成分，而不是简单地将心理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相加。另一方面，经济学者在解释经济现象、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不能完全依赖人的心理因素和需求而忽视客观经济规律。

我国国情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即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矛盾是公有制经济和官僚资本的矛盾。因此我国的经济学不能忽视政治因素，我国的经济学适用于经济学的叫法。我国的经济学理论不仅要扎根于本土的经济现状，还要依靠本土的心理学研究。只有我国的百姓才是最了解我国现状的，国外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并不适合解释我们自己的心理状况，外国的文化入侵、国内过快的城市化进程，容易让我们迷失在物质欲望之中不能自拔，只有优秀的传统文化才能带给我们牢固的心理依靠。因此我们要对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大力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培养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心理学。

我国人口众多、国情复杂，人民需求日益多样化，政策制定必须要考虑到民众的心理接受能力。政策的执行必须保持连贯性，否则会失去民众的信任，在社会上产生负面的心理影响。经济学者必须要重视心理预期对社会总供给、总需求的影响，注重民意，让人民畅所欲言，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我国老百姓的诉求，更好地保证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彭凯平.经济人的心理博弈：社会心理学对经济学的贡献与挑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03：61-69

[2] 方强，海韵，曼达，晓蒙.经济行为心理学刍议――兼及我国经济改革的心理科学依据问题[J].经济科学，1992，04：30-34

[3] 皇甫刚，朱莉琪.Vernon Smith开创的实验经济学及其对心理学研究的启示[J].心理科学进展，2003，03：243-248

[4] 李霞.心理学与经济学相融合对心理学研究的启示[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67-69

[5] 马胜祥，周景辉，李佳健.中国经济心理学的现状与出路――关于心理学在中国经济学领域应用性研究的思考[J].心理科学，2008，01：166-168

生活经济学论文篇6

《资本论》； 意义；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结构

【中图分类号】G643.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3-8500（2012）12-0075-02

1学习《资本论》的意义

《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经典著作，而且也是全部经济学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它是马克思在深入研究已有的经济理论成果，特别是古典经济学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作的。学习和研究《资本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研究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现实问题： 《资本论》对早期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生产方式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研究。从商品的二重属性入手，运用科学抽象法，逐渐深入到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本质，进而论述了劳动价值论。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把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和阶级对立展现在读者面前。再通过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还原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指出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利息等式怎样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的。

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一些经济现象，而资本主义经过100多年的发展，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已经很不相同，所以西方有些人认为《资本论》已经过时了。但最近几年，特别是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学者和政府重新开始重视对《资本论》的研究，认识到马克思所阐述的基本理论和原理对于研究和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现实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2进行深刻严密的经济学思维训练： 从事经济学研究，分析解决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离不开深刻的经济学观察力。要取得这种观察力需要经历深刻严密的经济学思维训练。[1]学习《资本论》，我们不仅是要学习其中的理论知识，更是要训练经济学思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经济理论的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逻辑和数学推导，通过对《资本论》的学习，读者跟随作者的思维，会使我们逐渐养成这种严密的思维习惯，对于我们学习其它的经济学知识和进行经济学的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2.1马克思的论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2.2学术界的不同理解： 对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没有取得统一的看法。主要的争议来自对“生产方式”的理解。通常我们讲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但《资本论》中用的“生产方式”的概念，与通常意义的生产方式并不一致。这里的“生产方式”，可以是生产的技术方式，也可以是生产的社会方式。基于此，学术界对生产方式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1）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2）它是最基本的、基础性的生产关系，是直接生产过程的生产关系，即狭义的生产关系；（3）它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如胡钧认为应把《资本论》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属于生产方式范畴的劳动方式、生产方法……恰恰是马克思的本意；（4）它是介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独立经济范畴。

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传统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区别，很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着重研究了经济的一些本质的关系，而所谓正统经济学只研究了经济的一些现象形态，即层次不同论。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发展变化的规律，而正统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和市场经济的日常运行机制。对于这一问题，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社会经济活动存在二重性：一是物质生产问题，二是社会交往或经济关系问题。樊纲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传统西方经济学对这两方面都有所研究，但它们各自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西方经济学重点研究的是经济活动中的物质生产问题，即如何对有限的资源进行配置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点研究经济关系问题，即经济活动中人们相互间历史地发生的社会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原因和规律。

3《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4现实意义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和财富增长，不仅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论证，而且对经济现象背后人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随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资产阶级经济学逐渐倾向于对经济现象的论证，对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本质问题却不做分析。从W.S.杰文斯开始，逐渐用“经济学”来代替“政治经济学”，认为这样更符合学科的对象和主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回归，使经济学理论重新回到研究经济关系本质上来。《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经济关系的分析，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看到了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必然规律。虽然在解决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时，应着重对经济变量的数量关系进行论证，但是要把握经济活动的发展规律，就必须分析经济活动的本质。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也是为何马克思要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3]张衔：《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专题研究讲义纲要.2007年

注释：

[1]张衔：《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专题研究讲义纲要，2007年，第5页

生活经济学论文篇7

1广义虚拟经济理论

广义虚拟经济的提出是相对于狭义虚拟经济、传统实体经济而言的。狭义虚拟经济一般泛指由金融活动构成的虚拟经济，而传统实体经济是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生理需求和使用功能要求）。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现象可视为纯粹虚拟经济。广义虚拟经济定义为：同时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包含了实体经济、纯粹虚拟经济和狭义虚拟经济等。2010年，林左鸣教授将广义虚拟经济由实物价值与虚拟价值相互渗透生成的这种特性称之为经济上的容介态。生活价值论是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也是其理论基础。人类活动的本质是具有社会性，人类活动不是肉体的（生理的）更是基于精神的（心理的）活动。马克思总结人类活动的最一般图式时称之为“人类生活的对象化”，与现在的说法“以人为本”异曲同工。劳动对象化是马克思对人类活动图式“劳动和生产商品的人类活动”的内涵进行的精辟概括，而今天的商品是在使用价值的基础上叠加了诸如品牌等的信息内容，产生了虚拟价值为主导的市场价值，因而对人类活动图式的经济学概括就从劳动对象化进化到了生活对象化。以上是生活价值论的基本内涵。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产生于对当前经济社会生活本质的思考，有其广阔而雄厚的时代背景、哲学基础和实践基础。因此，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在实现和检验其指导意义、回归到生活当中去时注定有着广泛的应用空间。林左鸣教授选取“微观层面的产业实践”和“宏观层面的产业实践”作为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应用领域进行解析，涉及当前经济生活的核心内容：金融产业、“三农”问题、房地产、教育与卫生等民生问题，文化、旅游产业，商业模式、品牌价值、人力资本等企业管理。

2广义虚拟经济三要素

“心理、信息、生活”贯穿于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当中，各自都有着丰富的内涵并相互容介，构成了广义虚拟经济的核心三要素。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当中的“心理”主要是指人的心理需求，是相对于人的生理需求（物质需求）而言的。易于外在化为生活的心理（需求）称之为显性心理，不易于外在化为生活的心理（需求）称之为隐性心理。在物质匮乏年代，人们主要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物质需求）。生理需求是有限的，相对于无限的心理需求，生理需求可以看作是心理需求的某种特殊形式或者转化。随着物质世界的不断丰富发展，显性心理的比重越来越大，也就是心理世界外化为生活的障碍越来越小，可以简单理解为心理外化的物质技术难度降低了，生活世界的多样和开放缩小了隐性心理世界的疆域。心理还与心灵、精神等相连相通。人的心理（又有正向与负向，积极与消极等的分类）研究是一个复杂而广阔的领域，从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看，心理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本源、资源，现时代是心理需求外显化的广义虚拟经济时代。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发展得益于信息理论和信息哲学。在宇称不守恒的启发下假想：宇宙是由物质态和信息态构成的，进一步由物质态衍射到社会活动中的是载体信息，信息态衍射到社会活动中的是主体信息。人们的心理就是主体信息。因此，基于心理需求的广义虚拟经济是信息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衍射。经济活动中的信心是人们心理集合反映出来的存真度更高的主体信息。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财富的产生、栖身之所、增值贬值都与信心密切相关。“人气”是广义虚拟经济的重要资源，人气、文化、信息、财富前所未有地统一到基于生活广泛对象化的广义虚拟经济门下。人气是人们生活趋向的体现，固化下来的人气凝聚结晶为文化，人气、文化的介质内涵是信息，是信息的符号化表现。人气、文化、信息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创富案例比比皆是，并呈相互交错、凝聚、裂变式发展，但其共同源泉就是人类生活的对象化、无限的心理时空。信息技术、信息资源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是广义虚拟经济不可或缺的内容。“生活”在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当中，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具体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是不同人的差异化生活，共同构成了生活资源；对象化的生活是抽象的，是生活资源凝结为价值“生活”。“生活”是主观的，生活的目标是追求幸福；“生活”也是客观的，生活本身覆盖了财富创造的全部过程。广义虚拟经济是人本经济，是以生活价值论为基础的经济。广义虚拟经济三要素（心理、信息、生活）之间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统一于生活价值论，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3广义虚拟经济三要素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启示

3.1休闲农业是广义虚拟经济“生活”、“心理”要素的凸显

休闲农业也称观光农业、旅游农业，是以农业资源、田园景观、农业生产、农耕文化、农业设施、农业科技、农业生态、农家生活和农村风情风貌为资源条件，融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为游客提供观光、休闲、体验、教育、娱乐等多种服务的农业经营活动。休闲农业是在城市化高度发展和人们经济收入较高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休闲农业的发展在国外已有较长历史，最早起源于欧洲，后来扩展到东亚，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休闲农业已成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具有较强生命力的农业发展模式。农家乐是休闲农业的重要形式，是现代休闲旅游与传统农村家居文化相结合而兴起的新型业态。近年来，各地农家乐迅速发展，涌现出一批独具特色的农家乐先进典型，如湖南益阳的“花乡农家乐”，浙江富阳的“新沙岛农家游”，四川、重庆等地的“农家乐”等。“农家乐”作为社会风情游的特色旅游项目，是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摘农家果、做农家事”为具体内容，通过支付一定费用，游客可到农家尝试种菜、养鸭、网鱼、磨豆腐等丰富多样的劳动。休闲农业是在人们多样化生活追求、丰富心理体验驱动下发展起来的，是“生活”需求向农业生活本身索求的体现。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这种需求日益彰显并不断扩大，中国农村生活生产方式内容丰富多样，为差异化“生活”之间的交替体验提供无限空间，预示休闲农业发展的无限前景。从朴素的农村“生活”到可交换的差异化“生活”，需要制度、规范、法律等的保障，更需要市场化的运作来挖掘“生活”体验需求，提供差异化“生活”产品供给。

3.2“信息”对于现代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进行数字化表达、设计、控制和管理，包括计算机网络与通信技术、数据库技术、传感器采集技术、遥感技术、GPS技术、GIS技术、电子商务等，构成服务农业产供销一体化的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广义虚拟经济的“信息”要素应用于现代农业是以应用型信息的形式，除了信息技术，还可以是信息资源、文化信息等。

3.3发展特色庄园经济是广义虚拟经济的典范

生活经济学论文篇8

关键词：领导干部；经济学；捷径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1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面对经济领域日益突出的各种难题，领导干部常常感到经济学专业知识的欠缺与不足。如何理解中央出台的经济改革措施？如何利用经济规律分析经济运行的本质并科学制定发展战略？如何通过统计局报告的GDP、CPI以及进出口数据解读经济发展的状况、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和通货膨胀的原因？这需要领导干部具备一定经济学功底；为此，普及经济学专业基本理论、培养现代经济理念、学会从经济角度思考和解决问题是当前领导干部培训的当务之急。为了提高学习效率，避免走入误区，在经济学的学习中要把握好以下三个问题。

一、选择一本最好的经济学教科书

对于初学者而言，选择哪本书入门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正确的入门教科书，经济学的入门之路就将变得异常艰难，不但无法理解最基本的经济原理，而且浪费大量的时间。一本好的教材能够使初学者比较容易地进入经济学的世界。好教材能够以浅显、生动的语言讲清楚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让我们感受到经济学之魅力。问题是选择好的教科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图书市场充斥着众多的教科书，质量参差不齐。每位作者都会声称自己的书最好，而作为初学者，不可能有能力判断哪本好，哪本不好。在这种情况下，最安全的办法是选择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写的最新版的教科书。为什么要选择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写的教科书？原因不仅是因为最权威的经济学家炉火纯青，对理论的把握最准确，能深入浅出地写出“正经”来，而且因为最权威的经济学家最注重自己的名声，他们既没有必要用出一本新书的办法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也不敢为了赚取版税而滥竽充数地出书，他们的声誉就是质量的代号，他们的名字就是一种品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最新版，就是这样的入门教科书。

这部书深入浅出，没有什么功底也完全能看懂，目前这本书已成为中国人恶补经济学的工具书。曼昆为哈佛高才生，才华横溢，属新古典凯恩斯主义学派。该书的特点是行文简单、说理浅显、语言有趣、引用大量的案例和报刊文摘，与生活极其贴近；诸如美联储为何存在，美联储如何运作， 中央银行降息应付经济低迷等措施背后的经济学道理，而且归纳出“经济学10大原理”。该书几乎没有用到数学，完全没有接触过经济学的领导干部学完此书，都能了解经济学的基本思维和常用的基本原理。

为什么要选择新版的教科书？因为如同经济生活本身一样，经济学也在不断发展和演化，以用新的理论解释新的经济现象。特别是过去20多年里，随着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理性预期的引入，经济学可以说发生了一场革命。经济学理论越来越贴近现实，对现实的解释能力越来越强。只有使用最新版的教科书，才能学到最新的经济学理论。

二、在生活实践中学习经济学

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大学生们学习经济学的方法常常是记和背。岂不知，对于经济学的学习根本就不用记忆和背诵，只需要理解和应用。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能沉湎于黑板上的经济学而不知现实为何物，要养成对日常生活、社会实践、社会问题的敏感、锐利和思考，要用联系生活实际的方法来理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定义、经济指标和原理。例如将教科书的资本、储蓄、投资、风险、外部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规模经济、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市场失灵等专业术语与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经济事件联系起来，并尽量用学过的经济学原理来解释，这样才可能真正地掌握经济学。为此，学习经济学，要走出图书馆和校园，要去观察、去调查、去体验，走进工厂、商店、农村、机关、工地，学会发现和理解现实世界中的经济问题；还要多读财经评论员的文章，从文章中发现自己不懂的逻辑和名词，找出来并一点一点地学习。日积月累，就会发现有一天自己也会做出经济上的判断，并能将那些高深的经济学道理用平白易懂的语言娓娓道出。除此以外，还需学会社会调查、文献资料检索和阅读的方法。如果全面准确地了解了社会经济事实，掌握了相关的概念和理论，许多经济问题的答案就十分简单清晰、一目了然了。

三、不要迷信数学模型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

在经济学领域，误区特别多，这些误区不澄清将会误导人们对经济学的学习和指导作用。对初学经济学的领导干部而言，最大的误区是把经济学等同于数学，盲目地崇拜数学模型，照搬模型进行改革，写文章以为把数学模型加进去就是好文章、水平高，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相对于用语言文字分析，数学方法可以简明扼要地表述概念和命题，避免曲解和混乱，克服定性分析中的直觉、粗糙的缺点；但是很多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是难以用数学准确地表达出来，用数学符号表示的经济学概念往往缺乏精确的定义；经济数据看似用科学、客观的方法获得，但指标的设计和选择、调查方法、数据的整理，以及计量分析的全过程，都在强烈的主观选择和价值约束下进行的。将复杂多变的经济活动主观大胆地归纳为几个经济指标，从可怀疑的政府统计或企业会计资料中找出有限数据代表这些指标量，建立包含变量和参数的模型，大胆假定这些模型表示了社会经济活动的真实状态，并进行计量检验，得出一般性的结论，再据此对未来进行预测并提出政策方案，这样的过程已经包含了太多的学术风险和政策风险。

经济学是实实在在的一门学问。现代经济学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来自于现实。完全靠理论来判断经济形势是不行的，完全靠数据说话也是不行的，那么，靠什么来判断经济形势或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呢？这就靠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这是经济理论最重要的作用。只要搞清楚经济现象的必然联系，就能根据内在的逻辑性得出科学的结论，并据此做出科学、正确的预测和推断，而不一定需要用大量的数学模型和复杂图表。因此，对于经济学的初学者而言，首先学会用语言文字和内在逻辑分析远比用数学模型来分析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