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经济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29 22:02:04
信息经济学论文篇1
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是“信息”。斯蒂格利茨(1985)就认为,信息经济学代表了对新古典理论的根本挑战,一种新的经济学模式正在形成。正是对信息的关注,人们对传统经济学进行了全新的审视,并不断尝试着拓展对经济学和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重新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息混淆和信息滤波研究,已成为信息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前沿领域。
一、对信息混淆与信息滤波概念的界定
对于现实经济生活,信息混淆与滤波问题研究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经济行为的一个理性选择是对信息的偏好,如对知识、数据、计算机、网络、新闻消息等各种信息的依赖。与此相伴生的是,现代生活所提供和生产的信息量增长速度迅猛。这样,必然的一个结果是,人们在利用这些信息进行相关决策时必须首先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大量的信息中分辨、剖析、寻找到最满意的信息,以备使用。然而一旦考虑到信息在经济生活中具体存在的形式,实际的选择并不会轻易地得到。
信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多是以混淆的形式出现的,对于混淆的信息,人们是无法用肉眼、感觉等去进行直接分辨的。混淆在一起的信息,是以单一信息的面貌出现的,而这一信息虽然是以一个单元出现,但实质上则包含着若干个不同单元的单一的信息。例如,一些产品销售具有周期变动的特点,其销售周期就可能包含了销售的趋势因素、季节因素以及不规则的变动因素等。混淆的信息,它围绕于人们的经济生活周围而存在,其中一些信息是有用的和非常重要的,而可能更多的信息则根本是无用的。人们面对众多混淆的信息又怎会轻易地找到自己满意的信息,以供使用和相应决策呢?
因此,在对信息经济的研究中,对信息混淆和信息滤波概念的界定便成为首要的工作。
信息混淆,我们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它就好比通讯中受到各种噪音干扰后最终接收到的信号,是混有噪音的一样,人们观察到的最终的信息也是混有噪音的信息集合。由此,信息混淆也决定了信息存在于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独特的方面。但限于这一认识,则是不够的。对混淆在一起的信息,必须要能够对它们进行识别,就如同人们必须滤除通讯中的噪音一样,将失真的信号还原为原来的信号,我们也必须将经济生活中混淆信息中的噪音滤除,从而达到充分利用那些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带有混淆性质的信息。因此,这就进一步提出了对信息混淆进行滤波处理的客观要求。对信息混淆进行相应处理,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技术,通过这种技术,将混淆的单一单元的信息,按经济实质过滤出混淆前的原来的信息。这种技术,就被称为信息滤波。根据对信息混淆定义的类似方式,信息滤波被界定为:信息滤波就是将信息单元(A)消除作用力,还原为以前信息单元(B)的技术。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信息滤波是针对信息混淆问题产生的一个方法问题。与信息混淆相比,信息滤波则明显具有技术方法研究的特点。如果说,信息混淆是对信息表述方面的研究,信息滤波则是对信息处理方法方面进行的研究。
二、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发展
对信息滤波方法进行较为理论性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信息科学中对通讯信息的研究,其后,这一研究则蔓延到经济领域。
滤波思想在信息科学中由最初提出,进而发展为其主要学科分支——控制论中的一般滤波处理方法。信息科学的研究指出:信息由信源发出,在传输过程中,由于内部环境和外部噪音的干扰,常常会出现种种失真的情况,为了尽量减少信息的失真损失,达到较优的传输和接收效果,在信息论的具体研究中就提出了滤波理论。因而,一般滤波思想主要针对的问题是通讯与控制中的信息干扰处理。具体来讲,指的就是从获得的信号与干扰中尽可能地滤除干扰,分离出所期望的消息,或者说,是通过对一系列带有误差的实际测量值的处理,得出所期望数据的估计值。
一般滤波处理方法的研究中,较为典型的有维纳滤波理论和卡尔曼滤波理论。而在这一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主要有维纳(Wiener)、柯莫哥洛夫、雅格洛姆、卡尔曼(Kalman)和布西(Bucy)等人。维纳滤波理论比较集中地表述在维纳-辛钦定理中,其主要是采用偏差反馈方法,用于滤波处理。卡尔曼滤波理论是本世纪60年代初提出来的。1960年和1961年,美籍匈牙利学者卡尔曼和美国学者布西提出了递推滤波算法,成功地将状态变量方法引进滤波理论中来。
尽管滤波理论的提出,最初并非出于经济学的目的,然而有关一般滤波理论的思想及对信息处理的相应方法,在经济学中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对信息混淆状态的分离、辨析,一般滤波理论提供了一套方法论。经济学中所指的信息尽管同通讯、控制中的信息不同,然而在对信息所反映现象的本质上,两者却有着非常类似的描述,在这一点上,两者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差别不过是所反映的范畴不同罢了。因此,经济学中的信息处理,同样可以将通讯、控制中的滤波思想和方法吸收过来:经济活动中所获取的各种经济信息变量中,排除信息混淆状态,分离出所期望的信息变量。
经济滤波的研究,是将上述对信息科学中的信息滤波处理的思想引入到经济领域中的结果。这也可视为是一般滤波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扩展应用。但是,即使我们将经济滤波视为一般滤波在经济领域的扩展,经济滤波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是一般滤波在一块“新的土地”上的翻版,因为:第一,信息科学中的信息论,本身是统计学中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的一个分支。统计学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和科学,它不仅在自然科学中得到应用,而且在社会科学中也得到广泛应用,信息滤波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因为,方法论是具有一般性的。第二,一般滤波理论在经济领域中被引入后,某些方法出现了新的创新,比如,时间序列的理论和方法出现后,既推动了对一般滤波在信息科学领域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也增加了将滤波方法和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研究的可能性;第三,一般滤波与经济滤波在研究对象上虽都是信息,但信息在信息科学与经济科学中所实指的具体含义毕竟是不同的,因而,滤波处理的思想虽是相同的,但滤波处理的技巧和方法可能是大相径庭的。
目前,对滤波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拓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穆斯(Muth)和卢卡斯(Lucas)两人。穆斯在弗里德曼持久收入理论基础上进行研究,进一步提出了信息滤波问题。在弗里德曼的研究中,可支配收入可以分为两个分量:一个是持久收入,另一个是暂时收入。穆斯将这一研究结论系统化,并提出了从可支配收入变化中观察持久收入变化的原始滤波方法。穆斯(1960)总结为,一些经济现象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持久现象,另一部分是暂时现象。根据穆斯的结论,人们能够得到的观察,只能是持久现象和暂时现象的合成现象,而不能分别观察到持久现象和暂时现象。如果要从合成现象的变化中,观察它的两个分量的变化,这就构成了一个滤波问题。卢卡斯在自己的研究中,则从区分相对价格变化和一般物价水平变化着手,考虑信息混淆与滤波问题。他在继承魏克赛尔(Wicksell)价格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价格变化也应区分为相对价格变化和一般价格水平变化的重要观点。就企业产品价格,卢卡斯指出,可分为两个分量:一个是相对价格变化分量,另一个是一般物价水平分量。企业的决策是依据相对价格分量的变化做出的,因为只有相对价格分量的变化才能提供市场供需的信息。
值得指出的是,穆斯和卢卡斯对信息混淆和滤波的研究,并不是出于直接目的,他们都是在对理性预期的研究中,接触并进入到这一领域的。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对信息混淆和滤波的研究,是出于对形成预期的要素研究的需要。出于这种目的,信息与预期被联系在了一起。穆斯在对预期概念的定义中,直接就将信息的充分利用作为一个界定条件。
三、对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认识
尽管信息混淆与滤波处理理论的相关思想已在经济学中明确提出,然而,在经济研究的实际中,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及动态性的高度关联,对信息混淆的滤波处理在现实中仍然很难确凿把握。不过,在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已趋一致:
1.动态的经济系统与动态的信息系统。尽管信息作为客观的表象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存在就能被充分发现。经济系统是动态发展的,人们对信息混淆的认识,不能只看到其静态的存在,对其价值释放也不能只做简单的概括。而且,人们可能更多的时候所面临的问题实质是“有效信息”的问题。这就要求在原始的信息集合中,分离出应该能够反映这种变化及需求的信息预期变量,谋求其能量的释放方式。由于信息作为系统的存在是呈动态性的,混淆也是呈动态特性的。简单地将信息混淆划分为可观测的变量及不可观测的变量,这种方法虽然很有效,但并非是科学的完全概括。
2.信息混淆的内涵可能是多样的。经济理论的发展,从一般均衡到动态均衡,取得了质的飞跃,这种飞跃的实质是理论的探讨对经济生活本质描述的复归,但这种描述可能还远远不够。可以说,现代经济理论的难点仍然是对经济生活本质描述的细致性探讨。信息经济学的崛起,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方法。从信息的角度,对经济现象抽出其主要的线条,这可能会使经济学的探讨更接近于本质,更具有规律性,使复杂的问题(信息集合)分离成众多的单独信息变量,而且更宜于操作。作为信息集合的分离难点,显然首先来自于信息混淆的确切类型,其次才是滤波处理的具体方法。信息混淆内涵无论被归纳为长期信息与短期信息的混淆,还是被描述为名义值与实际值的混淆、内生变量影响与外生变量影响的混淆,这实质上都是反映信息混淆的某些类别,除此,还可能存在着上述概括以外的大量信息混淆类型,而涉及后者的判别,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涉及与不确定性相关的领域。然而,人类的认知及相应处理的方法,在此显然是不够的。
3.由于信号作用而产生的信息混淆。已有的分析,基本着重于各种因素对信息的信源和信道的影响,从而造成信息混淆。如果从信号分析着手,那么在经济学方面,信号所传递的最基本内容,应该包括价格信号与质量信号这两类信号,当然,除此还有其它一些内容。若对价格信号与质量信号这两类信号进行干扰,则由此而造成的信息混淆便是价格信号混淆和质量信号混淆。对于价格信号及其混淆,我们是比较常见的。由于市场的作用是建立在价格机制充分发挥效能的基础上,因而,价格作为信息符号,作用着供需双方,从而影响均衡态势。如果价格信号产生混淆,供需同样受到冲击,进而冲击均衡。价格信号混淆的典型例子便是蛛网波动。质量信号一般都被忽视了,阿罗(Arrow)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并未走得太远。可喜的是,我们看到近几年来,人们在这一方面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如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
4.对信息混淆进行滤波处理是具有机会成本的。滤波理论对信息混淆的处理较侧重于对信息量的分离上,对每一信息所包含的内在价值并未重视。信息是具有多维性的,出于单一的目的,对信息采取滤波处理,在精确分辨的同时,必然导致同一信息在其他用途方面的损失。
5.搜寻理论实际是滤波理论在现实中的一个具体体现。斯蒂格勒(Stiger)放宽完全信息假设,提出的“搜寻”理论,试图说明买卖双方若要查明市场价格,需要提供一定的代价,即所谓搜寻成本。在该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即为价格信号。价格信号的分散,使寻找必须付出成本。在这里,寻找的过程,实质就是对信号混淆进行滤波处理的过程。另一方面,滤波处理是有成本的,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对滤波处理的方法选择或其在实际中的运用进行了约束。而约束边界的有关问题,是需要借助于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来完成的。搜寻理论充满了滤波的思想,主体要对分散的价格信号进行优化选择,就得去对信号进行处理,这种处理直到搜寻成本等于预期边际收益为止。
四、统计滤波理论的提出
从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出,该理论对于信息混淆的处理,多是从经济理论范式进行的探讨。现有的滤波理论着重于对实际测量值进行修正,以期得到有关信息变量以及变量值,这种思路和继之的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明显不足是,具体的滤波处理技术缺少量化方法的支持,并且这种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因此,在对信息混淆滤波处理的研究中,就提出了统计滤波理论。
统计滤波理论,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的一种滤波理论。依赖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统计滤波理论从经济统计角度人手,对信息混淆的处理进行了量化突破,并形成一个相对系统的滤波处理体系。相比传统信息滤波理论而言,统计滤波理论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经济生活中的信息所做的观察更为系统和全面,进而对信息混淆进行的滤波处理更完整些。由于SNA严格按照复式会计原则及经济帐户的方法对包括国民收入诸量进行核算,以相互连接的平衡结构方式对现实经济进行描述,从而系统地、完整地反映国民经济的流程和运动。.这保证了统计滤波对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宏观经济信息进行系统量化的基础。不同于传统信息混淆及滤波理论的根本地方是,统计滤波对信息的描述和对信息混淆所做的相关工作及进行的滤波处理,体现在国民经济运行的流程描述中。并且,这种滤波处理更明确地体现在,对国民经济的研究,首先是对经济活动行为进行的不同分解或模拟上,这实质上是起到了改变信道环境的作用。
如果将统计滤波理论视为基础性的宏观经济滤波理论,很显然,该理论对传统信息滤波理论进行了重大的发展。它不仅使信息滤波理论更系统化,也使滤波处理技术变得更有操作性。
参考文献:
①J.E.Stiglitz,1985.InformationandEconomicAnalysis:aPerspective,TheEconomicJournal.
②JohnF.Muth,1961.RationalExpectationsandtheTheoryofPriceMovements,Econometrica,Vol.29,No.6.
③王雨田:《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④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信息经济学论文篇2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会计信息失真的相对性和动态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由于会计制度不完善。产权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冲突、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对称以及委托一关系所带来的会计信息失真，最后提出从明晰产权、加强会计规范建设、理顺各方的利益关系以及强化契约关系等方面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会计信息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这已是不争之实。会计信息是决策者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会计信息最基本的质量特征就是决策有用性，会计信息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决策者的决策及其后果，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保证信息使用者作出正确决策的基本前提和条件。会计信息失真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它将引起投资决策失误和社会经济资源的无效配置，使交易费用越来越高昂，最终导致交易的停顿，企业由于无法筹集到资金而纷纷破产，银行倒闭，失业率高，物资短缺，物价飞涨，整个社会将陷入严重经济危机之中。1929—1933年美国经济危机就是会计信息失真“催化’的结果。众所周知，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我国存在十分严重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造成了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证券市场发育不良、社会交易费用高昂、企业难以筹集到足够资金而出现“贫血”，严重降低会计信息的质量，影响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正确决策，进而在宏观上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秩序和发展。因此，研究如何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如何在最大范围内防止会计信息失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并探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一、会计信息真实性及其相对性和动态性
所谓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指会计信息真实、客观地反映各项经济活动，准确地揭示了各项经济活动所包含的经济内容。可以说，真实性是会计信息的生命。没有了真实性，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就会削弱，严重的还会贻害社会和广大公众，损害广大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告诉我们，真理是相对的和发展的，而不是绝对的和静止的。因此，我们认为，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具有相对性和动态性的特点。
之所以说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相对的，主要是因为会计信息是客观经济活动的会计反映，从哲学上说，意识对存在的反映既受反映者本人的条件的制约，也与所运用的工具和方法有关，因此，会计信息的这种反映既与会计人员的素质、能力、经验、品德等有关，又与会计准则、制度、程序、方法等紧密相联。
从会计人员的角度分析，不同的会计人员有不同的道德水准和技术水平，这就决定了他对会计信息真实性愿意作出和可能作出的最大承诺和保证的程度不同，由其根据客观经济活动加工处理形成的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程度也就有所差别。
从所运用的会计程序与方法而言，受会计自身特点的制约，会计信息的加工过程也会影响到会计信息与客观经济活动的吻合程度。首先，会计对经济活动（在会计上表现为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反映，是通过对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来实现的。会计所运用的确认和计量方法肯定会影响到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程度，如收入、费用的确认和计量是以实现原则、配比原则和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这就使会计反映的当期利润与当期实际现金净流入可能不一致，从而使利润缺乏实际货币保证，会计收益的概念与人们通常的“经济收益”的概念有差异，会计提供的仅仅是名义收益加非“真实”收益。其次，对相同的会计事项，往往可以有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可供选择，这种可选择性虽然也有一定原则以供遵循，但由于选择何种会计处理方法才最合适完全取决于客观环境的要求和当事人对其合理性的判断，因而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我们很难说哪个方法得出的结果是真实的，哪个方法得出的结果就是不真实的，这就给判断是否“如实反映”带来困难，例如，存货计价有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个别辨认法等，固定资产折旧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各种加速折旧法等，不同的方法必然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任何一个方法，但我们无法证明自己的结果是否真实。会计处理方法的可选择性模糊了会计信息真实性的界限，因此对会计而言，无所谓真实不真实，只可说客观不客观。第三，会计处理过程中包含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参数需要估计和预测，如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预计残值、或有事项等，这种预计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预计的结果是否与实际情况吻合，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最后，会计核算中重要性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的应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会计信息与客观经济活动的吻合程度，从而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之所以说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动态的，主要是因为世界在不断运动，经济活动经常变化，会计信息反映的只是某个时期和某个时点的经济活动的情况，与当时的客观环境是相适应的。从发展的眼光看，都是历史的和过去的。在当时条件下，基于当时的客观情况，这种反映可能是真实的，但随着环境的变化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对会计的理解逐渐深化，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也不断完善，对经济活动的会计反映要求会发生变化，原来被认为是正确的做法可能会被认为不正确，原来认为是真实的会计信息可能变得不真实。相反，一些原来认为是不正确或不可能的做法可能会得到承认和支持。因此，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以一定的条件为转移的，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呈现动态性。
二、会计信息失真及其分析
所谓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信息未能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经济活动，给决策者的相关决策带来不利影响的一种现象。从产生过程看，我们可以将会计信息失真分为会计事项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和会计处理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会计事项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事项未能真实反映客观经济活动，会计事项本身就不真实，从而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实务中通常所说的“假账算算”就是指的这种情况；会计处理失真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虽然会计事项真实地反映了客观的经济活动，但由于会计处理过程中的错误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即“真账假算”。当然也有二者同时存在的可能，即“假账假算”。
根据是否由主观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可分为会计信息的有意造假和会计信息的无意失实。会计信息的有意造假是指会计活动中当事人为了个人利益，事前经过周密安排，故意以欺诈、舞弊等手段；使会计信息歪曲反映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会计信息的无意失实是指会计人员在遵循会计规范提供会计信息的过程中，由于主观判断失误、经验不足和会计系统本身的局限性等，造成会计信息未能如实或准确反映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的内容。判断会计信息失真是有意造假还是无意失实，其标准应是当事人是否有故意使信息失真的动机。具体可以依据下列两个标准进行判断：（l）当事人是否有造成失真的主观愿望。（2）当事人是否可从中得到个人利益。根据会计信息与会计处理的关系，会计信息失真可分为会计制度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和会计操作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会计制度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由于会计制度自身的不完善、会计技术本身的局限性等引起的会计信息无法真实反映客观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造成会计信息失真。可以说，这是会计信息失真的制度原因。从理论上说，这一部分的会计信息失真可以通过制度的变迁得到改善。会计操作引起的会计信息失真是指由于会计操作的错误（可能是主观的和有意的，也可能是客观的和无意的）引起的会计信息歪曲反映会计事项的情形，其原因包括会计人员素质不够高、会计处理方法选用不恰当、对会计事项的判断欠准确等。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会计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制度经济学认为，组织中的个体有各自的利益，每个个体都将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个体不可能无限地扩大自身的利益，因为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在于组织中的其他个体行为不影响该个体寻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因此，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对组织中的其他个体的利益影响最小。这种由于不同个体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产生的个体的最优行为解的集合就是规则，规则的集合形成制度。可见，制度的实质就是合同，一个关于组织内个体行为及其后果的合同，而制度的形成是多万博养的结果。
会计制度，从广义上说，泛指为界定、确认和保护产权而制定的、引导会计活动的各种法律、规则、准则等，同时按照诺斯的制度定义，会计制度还应该包括约定俗成的惯例、道德准则等等。作为一种制度，会计制度当然也不能例外的是一个多重的、多次的社会博养的结果。理想的会计制度要能充分兼顾各方利益，成为博弃双方自愿执行的有约束力的社会契约。任何人若想通过违反制度来得到什么好处，则必将从别的方面受到更大惩罚，从而是得不偿失的，制度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规则。而我国会计制度的制订无论从空间还是从时间上都缺乏一个充分博弈的过程。而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新的经济情况、新的经济业务不断涌现，旧的会计规范亟待更新，新的会计规范尚未建立，会计规范中也难免有漏洞和有不完善之处。二是企业产权中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冲突。经济学假定人是有理性的，理性的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制度经济学进一步考虑了交易成本之后，假定个体只有有限理性，每个个体都在他所依存的体制所允许的有限的范围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由于个体利益的不同，在组织中将产生不同的利益主体。
一般而言，企业产权中有政府、债权人、所有者、经营者和其他与企业相关的个体等几大主体。政府最关心税收的征缴；债权人最关注其债权是否能按时地收回本金和利息；所有者关心的是自己投入的资产能否保值和增值；经营者关心业绩的增加是否给自己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关心股票的价值和公司的业绩。由于他们具有不同的行为目标和经济特征，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驱动，不可避免地出现利益冲突。而经营者的地位与其他利益主体相比有其独特之处，即经营者直接管理着企业，他对企业的经营、运作负直接责任，因而他有着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然而，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经营者只会提供信息披露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的信息量，也即信息披露量满足其本身利益最大化要求。许多信息从社会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应该披露，而经理阶层从自身利益出发；只会选择少量披露甚至不披露，从而损害社会利益。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经营者“偷懒”动机会带来“道德风险”（moralhazard）问题，即经营者有动机操纵会计信息生成甚至提供虚假信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从信息使用者方面看，由于各自的利益目标不同，对信息的要求也不一样，有些信息使用者确实需要真实、客观反映经济活动的会计信息，而有些则不然。从理论上说，政府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最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的信息使用者，因为它们肩负调节社会经济运作、管理国民经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众利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能，它们能直接感受到会计信息失真的严重后果和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但是有时由于个人、部门和地区的利益驱动，出于某种特殊国的如粉饰政绩或隐瞒事实等的需要，他们可能并不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如果这些真实的会计信息时它们的目的不利的话。从债权人角度分析，它们关注债权是否能按期收回，也应要求真实的会计信息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并尽早采取对策。目前企业最大的债权人是银行，是否所有银行真的都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呢？恐怕未必。这里同样涉及到银行的利益问题。目前我国的银行大部分是国有银行，接受贷款的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如果说在贷款发放之前银行对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还有所要求的话（实际上连这一点都存在疑问），那么贷款发放之后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其中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银行和信贷部门及信贷人员自身业绩考核的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对他们不见得有好处，二是就算他们知道借款企业的真实情况（当然是财务状况不好的情况），他们也无法做些什么。剩下股东，应该说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是最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的，因为他们与企业的产权关系最明晰，其利益相关性最大。但以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而论，投资与投机并存里后者占的比重较大，以赚取短期差价为目的的“股民”甚众，而真正愿意以“股东”身份出现的长期投资者却为数甚少，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对广大股民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所关心的是会计信息是否会令股价上升因为这才是他们的利益之所在。有时，不同的产权主体为了达到各自的但又是一致的利益目标，可能相互串通，合谋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虽然这不仅可能损害其他产权主体的利益，而且可能损害企业的长远利益。例如，企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共同动机，经营者可能与某些以短期炒作、获取差价为目的的机构投资者走到一起，制造虚假会计信息，引起股价的大幅波动，借以操纵股价、牟取暴利，最终贻害社会和坑害广大中小散户股民。“琼民源’案件即为典型一例。可见，某些产权主体可能存在的对不真实会计信息的内在需求，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对称。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企业中极为重要的两大机制。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结构影响组织中个体的行为，即不同产权结构可以导致同一个体作出不同的行为。产权指的是人们所接受的、与物的使用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实际上规定了人在与他人的相互交往中必须遵守的与物有关的行为规范。违背这种行为规范的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产权在组织中的具体表现为制度。制度框架通过影响个体获得的报酬及其违规应付的代价来具体影响个体行为。
在很多企业中，特别是国有企业中，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对称的情况比较严重。许多企业与经营者的劳动合同是采用完全合同的形式签订的。合同的谈判是一次完成的，经营者的业绩与报酬在事前就被一次性规定了。这种合同的最大弊端就在于不能及时地按照经营者所作贡献来对经营者进行对等的激励。经营者为企业作出了贡献，但是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心理上的不平衡加上物质上的不满足成为个体实施违规行为的动机。另一方面，由于处于变革的年代，可变因素太多，制度不够健全，企业缺乏严格的、科学的监督、约束机制，所有者让渡给经营者的权力过多，并且对让渡的权力不设监督，“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经营者拥有过大的权力，无人监督也无人敢监督。因此，一方面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改变经营者的目标函数、抑制其“偷懒”动机；另一方面又没有恰当的监督机制，减少经营者“为所欲为”行为，这样，个体实施违规行为的风险很小，预期收益很大而预期成本很低，违反制度所得的好处大于受到惩罚导致的损失，造假者得好处，不造假者反而吃亏，这就使得个体有了实施违规行为的理性依据，因而促成了个体的违规行为，“X—非效率”问题、“五十九岁”现象、“穷庙富方丈”现象屡见不鲜。
四是企业中存在着委托一关系。根据科斯奠基的“契约理论”，企业是一个在其框架中由相互合作的大量生产要素所有者达成的书面或非书面的契约。企业的委托理论实际上是对企业的契约组合理论的具体化。契约的一方当事人为资产的所有者，即委托人；契约的另一方为资产的使用者，即人。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人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独立自主地对企业资产进行经营活动，人成为了企业的“内部人”；而股东则“已没有任何权利与那些已成公司资产的东西发生实际联系”，成为了“外部人”。委托人和人之间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种不对称既有时间上的，也有内容上的。
企业中存在的基本的委托一关系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二者存在信息不对称，其利益目标也不相同，经营者可能制造虚假的财务信息，以欺骗所有者，获得自身的最大利益。这种委托一关系由四个更低层次的委托一关系组成，形成一个多层面的、金字塔式的委托一关系。
（1）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2）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3）企业内部经营者与会计部门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虽然经营者直接管理会计人员，会计人员直接对经营者负责，二者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但是，由于有限理性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会计人员与经营者之间也可能有着不同经济利益，加上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就可能造成会计人员为了自己的利益（如为了贪污、挪用公款等），编报虚假的财务报告，隐瞒真实情况，从而逃避惩罚。
（4）会计机构内部会计主管与会计人员之间的委托一关系。
因此，由于委托、双方各自的利益不同，导致双方的目标不同，人不可能完全按委托人的意图进行企业行为，利益冲突是个体使会计信息失真的直接动机；而双方信息不对称，使得人有机会进行一些危害委托人利益而增加自己利益的行为，从而为会计信息失真提供了可能性。
三、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要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解决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主要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
一是明晰产权，发挥产权对会计信息生成过程的规范和界定功能。
产权是伦业取得市场法人资格的基本条件，只有产权明晰的企业才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企业本质上是一个合同，该合同广义地规定了哪项任务应当由企业中的哪些成员来完成，在这里，基本权力（收益索取权、使用权、让渡权）实际被分割给了不同的利益团体。在产权不明晰的企业里，权力的让渡不足，使得企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市场，未能按市场的规律实施企业行为，从而造成会计信息并未按市场的需要提供。
只有产权的明晰界定，才会使市场主体根据会计行为规范开展会计管理交易活动。这是因为产权的明晰为会计信息目标的实现创造了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所有者追求资产收益的最大化，二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契约关系。在这两个条件之下，资源的配置相对地有效率：经营者在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同时也不降低（甚至增加）所有者的效用，按照市场而非所有者的旨意来实施经济行为。同时，会计主体可以根据交易费用的高低来选择会计规范组合方式，充分发挥会计规范的激励、约束、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功能。产权与会计信息失真的关系可以通过以下的研究成果得到验证，即会计信息失真在私营企业大都表现为虚减利润，以逃避交税；而在国有企业则大都表现为虚增利润，以形成业绩良好的形象，使经营者获得经济利益和政治荣誉。
此外，产权明晰有利于改善会计制度制定过程弃的充分性。当会计主体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要按严格市场规律办事的时候，由上至下而制定的会计制度便会凸现出更多的不足之处，从而产生变革的力量。利益主体的变革要求博弈更新进行，从而改善博弈不充分的情况。
二是加强会计规范的建设
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原因是会计规范建设上存在缺陷。因此，我们应当加强会计规范的建设工作，尽快健全和完善我国的会计规范体系。对于我国会计制度的制定过程夺主体不到位，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在会计改革之初，为了减少会计制度变迁的阻力，使会计准则能早日出台，以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会计实务，尽早实现与国际惯例的衔接，即由政府直接参照国际会计准则来制定中国的会计准则应是无可厚非的。与此同时，每个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修订都要充分征求各方意见，进行反复讨论与论证，最终使准则能为各博养方所接受。政府机构要维护该机构制定的准则的权威性，对违反准则的行为要进行处罚，目的是使违反准则而提供失真会计信息者得不偿失，其私人成本接近或等于社会成本，从而消除会计信息失真的外部不经济现象。这样，会计信息供给方就会愿意提供真实而相关的会计信息，使各博奕方都能得到合作利益，而不愿提供失真会计信息而使自己遭受损失，从而提供失真会计信息的经济利益动机得以消除。
三是理顺各方的利益关系，减少利益冲突
由于企业内部存在的多层级的、复杂的委托一关系，因此理顺委托方和方的利益关系就极为重要。
经济行为的后果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实施经济行为的个体的选择，即决策厂是由于环境的原因，造成经济行为最后显现出如此的后果。委托方只能观察到经济行为的后果而不能得知经济行为的过程本身。而在事前辨别经济行为的后果到底是由于主体的选择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作用的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成本极高。因此，委托方应当根据某些假设（如关于人偏好和冲击的分布函数等信息），根据经济行为的结果为人确定一个报酬方案。委托方应当使得在这个方案下，人将不但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同时也最大化委托人的效用。这样，委托人和人有了经济利益上的一致性基础，使指利益关系清楚，减少利益冲突，从而减少由于利益冲突原因而产生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
我们设想，首先应当尽早建立专业经理人才市场，将竞争机制引入企业经营者的任命，其次是进一步规范和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建设，鼓励市场并购行为，活跃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将替换机制引人专业经理人才市场，同时在企业内部建立对经营者的基于其经营成果的有效合同激励机制（如使经营者部分持股或给予其股票购买选择权等），使经营者的目标函数与所有者趋于一致，从而改善双方的“激励相容性”。此外，应强化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加强对经营者的行为约束。应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健全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明确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可以考虑将会计按其职能和作用的不同分成内部管理会计和对外报告会计，前者仍属企业内部委托一网络的一环，受托于经营者，起参谋和决策支持作用，后者则直接受托于董事会，起反映和监督作用。同时，要明确界定对外报告会计部门的产权，即拥有据实核算反映权和监督权，但以不损害经营者的经营决策权为限，不得擅自于涉经营者的决策甚至替代其作出决策。对于经营者的一些明显不合理、不合法以及损害所有者利益的行为，应拒绝进行业务处理，并及时向董事会报告。同时为抑制对外报告会计人员其与经营者“串谋”欺骗所有者、出现“道德风险”和“内部人控制”问题，还需在机构设置上强化内部的制衡和约束机制，加强基础工作，以强化会计监督职能，减少或消除“X—非效率”现象，同时，建立一套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与激励的机制，使其目标函数与所有者目标函数一致，最终使所有者、会计人员与经营者三方达到经济利益上的“激励相容性”。
四是强化契约关系。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合同的事后支持制度是重要的。合同关系的强化有利于降低违规行为的预期收益，提高违规行为的预期成本，从而有效地控制会计信息失真的情况。
首先，必须使企业中的个体严格地执行已经订立的合同。这就意味着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严格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以使得违反合同的成本极其之高，远远高于违反合同可以得到的利益。同时，防止那些等到饼做大了以后想捞一把的行为。尽管饼做大了是他的功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允许新的谈判，而绝对不允许机会主义。
第二，应当订立关系合同而非完全合同。合同中应当允许一定的发展余地存在，使得合同各方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和经营成果的变化来确定风险和报酬。此时，违规行为变得没有必要，或者说违规行为的成本变得很高，合同当事人就不会故意地选择舞弊、欺诈等违背合同的行为，从而可以减少会计信息失真的可能性。
除以上几方面以外，我们还应净化会计信息的需求环境，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会计信息市场，使信息使用者在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内在需求，从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杜绝会计信息的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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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论文篇3
关键词：信息经济学；合作学习；问题导向学习；案例分析法
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应用性学科，从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开始了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90年代中期信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单独列于应用经济学专业目录下。随着信息经济学理论与内容不断地丰富与完善，我国许多高校面向经济管理专业与信息管理专业本科与研究生开设信息经济学课程。近年来，我国信息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对于信息经济学教学改革的研究却十分有限，为了明确课程的教学目标，提高课程教学的质量，使学生能切实有效地掌握课程的内容、并能学以致用，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不断地探索与研究。
教学的定义在百度百科中为：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所组成的一种人类特有的人才培养活动。通过这种活动，教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学生积极自觉地学习和加速掌握文化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促进学生多方面素质全面提高，使他们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因此教学工作包括“教”与“学”两方面，教师如何教，学生怎么学才能达到最好的掌握知识的效果，是我们急待解决的问题。而信息经济学学科本身，实际存在着体系松散、内容抽象的特点导致了信息经济学课程无论是教还是学都是一个难题，如何从宏观角度把握学科的总体框架，从微观角度掌握具体的应用，就需要我们结合课程设置与学生的实际情况，提出教学的新思路。
1 信息经济学“教”与“学”的难题
1.1 信息经济学研究内容丰富，教学体系松散
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包罗万象，现将国内主要研究代表人物的观点整理后概况如下：国内用博弈论来研究信息经济学的第一人张维迎在他的著作《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中提到的信息经济学内容有：非合作博弈理论、委托理论、逆向选择和信号传递。这些都是从博弈角度展开的研究。经济学家乌家培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信息的经济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信息与经济间关系的研究；从讨论不确定性、风险和信息三个最基本概念开始，逐步开展对委托与激励、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信号发送与信息甄别、搜寻与信息系统选择等四类信息经济学基本理论的讨论，最后，在些基础上对信息市场与信息经济理论进行讨论，形成从理论到实践的回归。陈禹教授认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有五个方面：研究市场信息经济效用、研究信息系统经济、研究信息经济与信息产业的理论和测试方法、研究信息社会的经济理论、研究国际信息经济理论，特别认为市场不确定性理论、统计决策理论、技术不确定性理论及信息社会假设和信息竞争优势假设构成信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之一。武汉大学的马费成教授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归纳了四大方面：信息商品与信息市场、信息产业与信息经济研究、经济活动的信息因素研究、经济学与信息科学的理论方法相互交叉和融合的研究。这四个方面基本囊括了信息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强调了信息产业、信息经济结构与规模，信息经济与信息产业的发展战略与发展条件。
纵观以上信息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在学科体系上的相对松散，针对信息管理专业的本科生而言，由于缺乏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基础，又要求具备相当的数学功底，如果侧重某一理论进行讲授会使学科体系缺乏完整性；如果面面俱到，那么每个部分就只能介绍最主要的理论和方法，缺乏连贯性。因此想要在有限的课时里全面掌握信息经济学的结构体系，是有很大的难度的。
1.2 信息经济学教学方法的落后
适用于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多种多样，除了教师在课堂上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很多教师都会结合学生与课程的特点采用案例分析法，课堂讨论法、启发式教学法、对比学习法等，而信息经济学课程在相对较少的学习时间里，采用何种教学方式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将信息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让学生理解所学内容，掌握基本理论的最佳途径。信息经济学的传统教学方式互动性较少， 学生往往是被动的接受知识，通常是老师讲的多，学生学的少，从而导致师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中都有挫败感。案例教学法尽管是经济学的主要教学方法之一，但就信息经济学而言，即使使用有时也难以找到切题的案例；同时，就有的教学内容本身来讲，例如博弈论等抽象的数学模型，本身就难以转化为生动的实例；再例如信息经济测度理论，就更难以用实践加以说明。同时学生也会迷茫于学习这门课程的目的和意义，教学可想而知会偏离预计的目标和效果。
2 信息经济学“教”与“学”的新思路
美国康奈尔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罗伯特·弗兰克在接受《商业周刊》采访时说：“你只需要掌握五六个基本的经济学概念，生活中的所有相关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也会使你对这门学科产生更浓厚的兴趣。”结合信息经济学课程内容的特点，面对信息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教”与“学”两方面尽快找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一方面达到教学目标，普及信息经济学的知识，利用先进的教学方法，摆脱这门学科在高校学科建设中面临的困境。因此从应用性角度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灵活地掌握基本概念与知识，是提高学生学习热情，掌握学习方法的根本手段。以下从应用性角度介绍几种教学方法。
1）合作学习（CL）。当代主流教学理论与策略之一的合作学习被人们誉为近十几年来最重要和最成功的教学改革。合作学习（cooperative learning）主要是指学生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有明确的责任分工的互学习。合作学习鼓励学生为集体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而一起工作，在完成共同任务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信息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师生间的互动，也要提高学生间的互动性。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以小组的形式由学生合作完成，在此期间，遇到问题可与老师与同组成员进行时时交流。
2）问题导向学习（PBL）。问题导向学习（Problem-
based learning），简称PBL，是目前一种新的学习方式，透过简单的生活实例，藉由小组讨论的方式，来达到自主学习的目的，目前许多医学院校的医学教育教改都朝著这个方向来进行。在信息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利用PBL 教学法，教师与学生的角色都发生了变化。教师成为了引导者、指导者，引导学生们参与到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中；学生们的态度也变得积极主动，学习意识不断的增强，遇到具体问题可以自主探究与分析，能够自己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和途径，而且在解决问题之后能够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真实可靠地评价。PBL 教学方法集合了团队合作、小组讨论等方式，根据所学理论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分析实际经济现象，为学生们提供了自我学习、自我实现的平台。
3）案例分析法（CAM）。案例分析法（Case Analysis
Method），又称个案研究法是由哈佛大学于1880年开发完成，后被哈佛商学院用于培养高级经理和管理精英的教育实践，逐渐发展今天的“案例分析法”。哈佛大学的“案例分析法”，开始时只是作为一种教育技法用于高级经理人及商业政策的相关教育实践中，后来被许多公司借鉴过来成为用于培养公司企业得力员工的一种重要方法。通过使用这种方法对员工进行培训，能明显地增加员工对公司各项业务的了解，培养员工间良好的人际关系，提高员工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加公司的凝聚力。 这是经济学教学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教师选择相关案例进行解释说明，学生通过实际案例扩展对理论知识的学习掌握。美国康奈尔大学管理学院的罗伯特·弗兰克教授通过康奈尔大学开办的“严谨写作”项目获得启发，在他教授的“博物经济学”课程中要求学生把自己想到的经济现象写下来，并用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形成短为考核依据之一，这些短文也成为他日后课程中的案例。这样做的目的是从根本上让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来解释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并通过这些事例和解释来加深对经济学的理解，打破了经济学学习的枯燥，使学生能兴趣盎然地学下去，成为经济学的“粉丝”。
4）引路者（Pathfinder）。“引路者”是美国图书情报学教学单位在讲授“参考工具书”课程时设计的一种辅的综合练习。“引路者”就是为读者获得某一专题研究资料指明途径。具体地说, 这一练习是在课程开始后不久即由学生各自选定一个专题, 在随后的一个学期中, 要求学生跟随课程进度围绕其选题, 步步深入地检索各类工具书, 并在课程结束时整理成书面的专题检索报告, 这种报告可作为引导对此专题感兴趣的读者深入查检文献的指南。 信息经济学的教学过程可以借鉴“引路者”的思想，要求学生在学习之初就有一个目标，并在学习一段时间之后，自行拟定一个选题，通过丰富相关理论与知识的内容，灵活运用经济学方法来解释其中的经济学奥秘，最后形成一相关报告。在学习过程中可以与教师时时互动，并将阶段性任务在课堂或是以小结的形式定期总结汇报。
知识是无穷无尽的，教师在教授书本知识的同时，更是要教会学生学习方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3 结语
提高信息经济学的“教”与“学”的水平，还有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从“教”入手，提高教师的职业素质。一方面教师要加强自身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学习，成为既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又具备深厚经济学功底的高水平专业教师，保证信息经济学知识教授过程中的完整性， 勇于改革与创新，完善教学方法。另一方面，学校应该给予教师更大的学习空间，积极组织教师进修深造，与兄弟院校加强合作与往来，加大专业知识以及教学方法的培训力度。让教师掌握各种教学方法的基本规律、基本方法与步骤进而引导学生学习。
信息经济学是一门崭新的学科，要提高教学质量，教师的“教”要有特点，有水平，在传统教学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学科的教学方法，有效应用，在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的前提下让学生能主动的探求其中知识的乐趣；学生的“学”要积极，有成果，在教师的指导下，将所学理论与知识，灵活高效地运用到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并能通过报告与短文的形式成为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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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论文篇4
1996年10月8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威廉·维克里(w.vickrey)和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米尔利斯(j.a.mirrlees)以其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分享了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而使信息经济学迅速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我国学术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研揪渴加?8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该领域的研究迅速发展。马克卢普—普拉特(machlup- porat)的信息经济测算体系和约维兹(m.yovits)的广义信息系统决策模型理论的系统引入，使情报学界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入地研究，并由此奠定了宏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尤其是在对信息产业的分类、评价和测算方面，已取得了相当丰富的应用性成果。相比之下，信息经济学的另一重要分支——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则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迄今为止，国内情报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和理论体系还是相当陌生的。笔者认为，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一个十分活跃的前沿分支，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基本假定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它解决了许多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在实践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前景。尽管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从经济研究领域中展开的，但其核心的研究对象是信息及其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机制，因而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同样应当属于情报学研究的范畴。确切地说，微观信息经济是经济学和情报学研究的交叉领域。因此，情报工作者应当拓展视野，抓住时机，迅速投入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这不仅是时代的呼唤，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情报学发展的契机。
1 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进展
1.1 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微观信息经济学是研究在不确定、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寻求一种契约和制度安排来规范当事者双方的经济行为，又称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或契约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理性的经济人和“完备信息”。在此前提下，任何经济行为的结果都是确定的和唯一的。换句话说，抉择与行为后果一一对应， “帕累托最优”(pareto perfect)是可以实现的。因此，微观经济学的任务是最优化决策问题，即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效率最大化。以赫伯特·西蒙(h.a.simon 于1978年以其《对经济组织内决策程序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和肯尼思·阿罗(k.j.arrow于197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主要研究领域是不确定条件下的经济行为研究)为代表的一批欧美经济学家在60年代率先对“充分信息假定”提出质疑，指出不确定性是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任何决策都面临着大量的不确定性，抉择策略与行为后果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一种抉择可能有多种不同的后果，同一个后果也可能由不同的抉择产生。进入70年代以后，乔治· 斯蒂格勒(g.j.stigler于1982年以其在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威廉·维克里、詹姆斯·米尔利斯等人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从现实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实践中发现，不仅行为者的信息是不充分的，而且信息的分布是不均匀、不对称的，即同一经济行为的当事人双方所持有的信息量可能是不等的。这种状况会严重影响市场的运行效率并经常导致“市场失灵”。这一重要发现(此前也许有人发现过这类问题，但并未给予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 构成了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1.2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所讨论的议题涵盖很多方面：例如，厂商和消费者常常缺乏对手和交易品的信息而无法预期可能的收益；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具体状况缺乏足够的信息；拍卖商不知道主顾究竟肯出什么样的价格，而欲购者同样也不了解其它竞购者愿意支付多少钱；雇主并不清楚每个雇员的工作能力和努力程度等等。简而言之，经济行为中所有由于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分布所引起的市场不确定和交易障碍都属于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 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对于个别行为者而言，他所掌握的与某一交易行为和交易结果有关的信息都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所有行为者或当事人双方都了解的信息，我们称之为公共信息；另一部分则是只有某个行为者自己知道，其它行为者或对方当事人所不了解的信息，我们称之为私人信息。例如，商品交易行为中的买方知道自己的消费偏好、支付能力和意愿价格等，但不了解商品的质量、性能和成本；而卖方则恰好相反。如果当事人双方各拥有自己的私人信息，就形成了信息不对称。其中，持有较多私人信息的一方具有信息优势，在交易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对方则居于信息劣势。在这种情况下，交易的达成显然要比在信息对称条件下困难得多，因为信息劣势方试图使交易更加“公平”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不幸的是，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信息不对称分布的发生概率要比理想状态高得多，因此，需要制定某种交易规范和契约，以确保“可能的”交易顺利达成，从而实现对当事人双方都有利或至少对其中的一方有利，同时又不损害另一方利益的“合作剩余”。这正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从广义上讲，产权经济学，激励经济学和博奕论(game theory)都可以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的范畴，而其核心议题则是“反向选择”(adverse selecting)和“道德危机”(moral hazard)以及与此相关的“委托人—人”问题。? “反向选择”是指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当事人中的信息优势方可能会故意隐藏私人信息，以求在交易中获取更大收益，而另一方则可能由于缺乏信息而利益受损。这种状况经常妨碍和阻止某些“有效率的”交易的达成。? “反向选择”最典型的例子是人寿保险。由于保险公司不可能充分了解每个投保人的实际风险概率，因而高风险者可能有意隐瞒某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使保险公司相信自己属于低风险者，并通过支付相应保险费而获益，这种做法无疑会损害保险公司和低风险投保人的利益，并可能最终导致“市场失灵”。? “道德危机”，亦称“道德风险”，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契约签订之前拥有的信息是对称的，但签约之后，一方因无法对另一方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很可能由于对方不负责任、混水摸鱼的做法而利益受损。换言之，这种信息不对称发生在签订契约之后，是一种人为的道德风险。例如，购买了就业保险的人可能不会急于找工作，购买了火灾保险的人可能会不太注意防火，从而导致失业的人数或火灾发生的可能性增加。委托人—人理论所要研究的正是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解决这类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于我们研究信息商品交易活动，规范信息市场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工具。事实上，信息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不对称市场，由于信息商品具有效用滞后的特性，在交易达成之前，买方无法确切地了解和验证其真实效用，只能主要依据卖方所提供的有限资料进行大致的估测和抉择，而卖方则很可能故意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或不真实地夸大信息商品的效用以谋求更高的价格。因此，信息商品交易中的买方常常陷入一种“反向选择”的困境；而且表现得比一般交易活动更为显著，这种状况导致信息商品交易中的欺诈行为十分普遍，并经常使信息市场陷入混乱和无序状态，严重地妨碍了信息市场的有效运行。引入不对称信息经济的理论与方法，并借助这一工具设计和改进某种制度安排，肯定会有助于提高信息市场的运行效率。
2 威廉·维克里的主要成就评价
威廉·维克里教授堪称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不仅以其创造性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洞察力而享有盛誉，而且其著作之丰，研究领域之广也罕有人及。维克里一生发表了140余篇学术论文，广泛地涉足了公共经济学的几乎所有分支，其中主要集中在社会选择理论、税收理论、边际成本定价、城市经济学等领域。直接促成维克里教授获奖的理论成就是他所提出的最佳所得税系统模式(40年代中后期)和选择学说(60年代初)，而维氏最有影响的贡献则是他所发明的“维克里拍卖法”(vickery auction)。
从表面上，我们似乎看不出维克里的这些研究与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如果深入地考察他所进行的具体的研究工作，就会发现实际上他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以信息不对称为基点展开的，导出的理论方法也是围绕如何设计和构造一种更有效的契约和制度安排，以规避信息不对称对效率的负面影响。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维克里是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作为一种工具和方法，将其广泛地应用于诸多领域，而这些方法也正是在针对某些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形成并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由于维氏的不对称信息经济理论贯穿于他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活动之中，因此很难对其加以简单的概括和总结，我们只能深入而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其理论的内核，才能一窥端倪。维氏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税收理论。1946年，维克里建立了以所得税来平衡效率和公平的模式。这一模式后来由米尔利斯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并将其推延到其他领域。这一理论成果是维克里和米尔利斯荣获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维克里在其博士论文《累进税制的议事日程》(agenda for progressive taxation)中对这一模式进行了系统地阐述。他认为累进税影响了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进的建议。他的另一项发明是“累积平均化”(cumulative averaging)，指出所得税对于日期而言应是中性的，从而消除了纳税人为避税而改变交易日期的动机。此外，维克里在遗产税、消费税、公司税等方面也多有建树。? (2) 选择学说。维克里在《效用、策略和社会决策规则》(utility，strategy and social decision rules 1960 11)一文中修正了肯尼思·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提出由基数效用定义社会福利函数，并讨论了社会决策中的策略性因素。?
(3) “维克里拍卖法”又称为“第二价格拍卖法”。维克里在《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投标》(counterspeculation,auctions and competitive sealed tenders 1961 3)一文中指出拍卖中竞买者的个人估价为私人信息，并创造性地发明了第二价格拍卖法，以抑制投标者的投机行为。采用这种拍卖法，投标者在决定其出价时只需要确定自己的个人估价，而不需要搜集和估测其他竞买者的出价，因而大大减少了投标者的信息搜寻费用。?
该理论的重要意义并不仅限于拍卖和投标方面，它实际上解决的是在信息不充分、不对称条件下如何更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因而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价值。?
(4) 边际效用测度。维克里对将某一商品的效用独立于其他商品效用的测度方法提出异议，建议对风险的反应测度边际效用，认为这将有助于优化收入分配。在《效用服务的反应性计价》(responsive pricing of utility services.1971.2) 一文中，维克里系统地发展了这一理论，研究了公平与激励之间的冲突问题，探讨了当个人生产率是私人信息时的最优化问题。这一理论后来被米尔利斯发展为一种更为精确化的模型。
3 詹姆斯·米尔利斯的主要成就评价?
米尔利斯教授并不是一位多产的经济学家，其公开发表的论文屈指可数。但他所进行的开创性的研究成就，尤其是在方法论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光芒。米尔利斯在学术界的崇高声望决不仅仅是因为他获得1996年度的经济学奖，相反，早在被提名为候选人之前，他就已经是夺标呼声最高的几位学术泰斗之一。对此，我们可能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米氏的著述的确是字字珠玑。事实上，他的一些重要成就至今仍未公开发表。? 米尔利斯在不对称信息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他不仅发展和完善了维克里等人的理论，而且开展了一系列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理论应用和模型化方面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尽管米尔利斯的研究也涉及财政与税收、福利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等诸多领域，但总的说来，从米氏的研究工作和学术成就中，更容易理解和把握微观信息经济学的框架和基本理论。米尔利斯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委托人—人理论。米尔利斯创立了委托人—人的模型化方法，并奠定了其基本的模型框架。70年代中期，他深入地研究了激励与风险的关系，并推导出委托人—人理论的一个基本结论——个人努力程度与风险高度相关，从而解释了风险分担的必要性。?
(2) 税收理论。在《最优所得税理论的探讨》(an exploration in the theory of optimun income taxation.1971)一文中，米尔利斯探讨了政府在不充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设计最优化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他发现，如果政府充分了解纳税人的能力差别，那么根据个人能力征收所得税是公平而有效率的，但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这种税制则会影响高能力者的努力程度，降低税率，因而最高收入的边际税率应该为零。这一结论后来发展成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定理：必须让拥有私人信息者享有信息租金，否则就会导致反向选择，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
(3) 福利经济学。在《福利经济学、信息和不确定性注释》(notes on welfare economics,information and uncertainty.1974)一文中，米尔利斯通过对社会福利函数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由于政府缺乏企业和家庭的充分信息，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是不现实的。由此，米尔利斯后来将这一理论推及众多的经济领域。
4 小结
微观信息经济学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理论方面，而是在于它在实践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价值。事实上，几年前美国政府就已开始运用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制订经济政策，一些政府机构和企业也已采用这一理论方法进行招标、拍卖等经济活动，了解这一点，对我们开展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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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论文篇5
初步顺次考察经济学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和基本特点，是本文的任务。本文认为，已经形成并仍在发展的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经济人行为最大化效用动机假设和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区分经济人行为的动机、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对于理解这两条基本假设，理解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特别关键，而且与笔者读到的新古典主义和批判新古典主义的各种观点，都有所不同。本文只在信息范式基本假设的框架内，有所侧重地讨论涉及经济学理性的相关概念；对延续了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的基本方法，不多讨论。
一、新古典范式的缺陷：从信息视角出发的评析
在现代经济学语汇中，新古典范式、瓦尔拉范式、完全竞争范式、一般均衡范式、竞争－均衡范式或传统微观经济学范式是同义语，意味着传统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模型蕴涵的基本方法和假设。前面提到，新古典范式中，基本分析方法还是有效和有力的，已经为信息范式所承续；无力和失效的是基本假设，这些假设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
新古典范式的最基本假设，是通过经济学论着和教科书提炼和广泛传布的完全竞争市场假设。这一假设由四个特征性条件构成：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经济行为人──买卖者众多，他们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他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
·各厂商生产的商品在品质上无差异。
·资源（生产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
·经济行为人对有关的商品交易的信息（知识）完备。
它们的基本功能，是论证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会出乎他们意愿地促进公共利益，而且会比他们自觉或依靠政府追求公共利益，更有效地促进公共利益（亚当·斯密,1994,第27页）。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竞争市场或市场机制，也就是价格机制。因此，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市场机制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解决三个基本问题：生产什幺、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使社会福利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上述假设、原理和基本问题，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并通过福利经济学定理得以精炼表述。
在我看来，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经济行为人信息完备假设最为关键，由此可以得出一系列推论：
价格可以传递市场交易中的一切信息，信息是完备和对称的，于是经济行为人不必为获取信息支付成本，他们有效获取和使用信息的激励不存在。因此，新古典范式中不存在信息成本和激励的问题。
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信息成本为零是交易成本为的必要条件。因此，新古典范式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完备假设。
第三，既然信息完备，市场交易及其前景就是确定的。因此，在新古典范式中，风险和不确定性没有容身之地。
信息完备和确定性保证了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最大化效用的动机的实现。因此，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是完全的，没有必要区分经济行为人在动机、决策和结果三方面的理性与否以及程度如何，三者是一致的，不受限制的。
信息完备、不存在获取信息的激励、交易成本为零、理性完全、价格接受者、商品同质、资源进出市场无障碍，使经济行为人成为无差异的同质人；现实经济行为人的差异性、他们私人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性、个体行为人之间的竞争等相互作用，被综合从而化解消融于市场价格这个公共信息之中了，竞争的差异性、多样性和风险性这个竞争完全性的本来意蕴，被竞争的同一性和确定性的异化意蕴替代了，这与经济学的个体主义出发点和微观分析之名不甚相符。因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分析，实质上至多微观于个别市场或行业，个体经济行为人的风险类型、如何决策、由谁决策的问题无关宏旨，至少不太重要。
信息完备假设加上完全竞争市场的另外三条假设，使得市场交易的一般均衡必然达成，帕累托最优必然实现，市场机制不可能失灵。因此，运用新古典范式于理论分析的必然结论就是，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最有效率，政府干预不必要，或者政府干预越少越好。
这六点推论意味着，新古典范式具有循环论证的性质，其假设已经决定了其结论的必然性和唯一性。新古典范式的必然性和唯一性，面对经济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显得过于严峻，过于乌托邦化。按照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的看法，新古典范式不讨论经济社会如何处理新信息的流动问题，不考虑人们如何获取必要的信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甚至不承认经济社会传递信息的效率与获取信息的激励之间的冲突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例如股票市场信息不完备造成的“非均衡的均衡数量”现象；又例如投资人或创新者的创新活动，意在获取报酬，不可能免费传布技术知识的信息。如此等等，说明了新古典范式解释域的偏狭和解释力的疲弱。
今天看来，1920－30年代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中，兰格－勒纳－泰勒定理(Lange-Lerner-Taylortheorem)所表述的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具有等效性的观点，是错误的。错误的根源在于：1.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2.低估了人为造成完全的定价体系运行的困难，相应地低估了经济中非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3.低估了配置资本的困难；4.误判了中央计划功能和竞争功能的作用；5.忽视了经济中创新的作用(Stiglitz,1994,p.66)。这一系列低估与高估，都建立在对于经济学新古典范式的迷信和误用之上。其中最根本的错误，正如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指出的，是人们对于自身理性和科学的“致命的自负”，高估了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获取、传递信息配置资源的能力(Hayek,1988,chap.5)。一句话，低估了信息及其引起的激励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这一结论，不仅为经济理论所证明，为全世界中央计划型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成功所证明，而且为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开放的决策和进程所证明。
新古典范式对经济运行的解释与经济现实之间的严重不和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但是，人们还是可以说，新古典范式类似于物理学的无摩擦真空世界，是与“实然”相对照的“应然”，向人们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坐标，至少在理论上很有价值。如果经济学延续新古典范式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解释力和生命力，这话倒是不错。问题是：新古典范式是不是目前的最优参照系？有没有改进的可能？如果有，如何改进，替代范式是什幺？这几个问题有点像当年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时，面对牛顿定律的情形。
现在，回答这几个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至少答案的方向已经清晰：新古典范式不是目前最优的参照系，有可能改进，改进的一个可行方向是从现实中的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入手，建立改造并最终替代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近十几年来，信息经济学及其整个经济学的进展表明了这一点。
二、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及其重要影响
信息经济学是问题导向的，信息范式的提出和形成依赖于信息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依我有限的阅读所见，最先提出信息范式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4年，他在《社会主义凋萎了幺？》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学信息理论研究方法”(theinformation-theoreticapproachtoeconomics)，简称“信息范式”(informationparadigm)，作为区别于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Stiglitz,1994,p.5）。囿于该书论题，他没有详细讨论信息范式本身，更多地分析和讨论了涉及信息范式的经济学一般问题。不过，从他讨论的问题和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进展中，我们还是可以理出信息范式的形成脉络。
谈到信息范式形成的思想基础，至少有四位经济学大家必须提及。
奈特1921年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区分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并且指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一部分人会努力获取信息以寻求获利的机会，而他们也会比其它人得到更多的获利机会的信息(Knight,1921)。这可以看作是市场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思想的萌芽。
在1920－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哈耶克认为，只有通过深远地分散于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市场体系中，才可能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王宏昌,1994,第241页）。他在1937年的论文《经济学与知识》中，探讨了人类知识的积累和结构问题，也就是人类的信息获取和结构问题。他在《社会中知识的运用》（1945）中指出：现实中完全竞争并不存在，价格体系可以传达稀缺性信息，但不能传达完全的信息。他批评经济学以完全信息为理论前提，从而无法认识市场失灵问题。他初步指出了不对称信息的存在：每个人都对其它人有信息优势（哈耶克,1989,第2、4章）。哈耶克的论述，警醒人们注重知识和信息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强调任何人和组织的信息都不可能完备。
凯恩斯在《通论》中，用大量篇幅，从贷款人与借款人两类风险、人们的现有知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预期和投资乘数的角度，探讨了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备对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他强调，人们据以作出预期的现有知识和信息（情报）不足，再加上未来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工商界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和“血气”，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决策者的预期；预期波动和利率的对比，以及人们的货币流动偏好，影响资本边际效率波动；资本边际效率，与依赖于边际消费倾向的投资乘数，进而影响投资波动和就业波动，造成商业循环（凯恩斯,1997,第5、9、10、11、12章）。与其它人不同的是，凯恩斯对不确定性、知识和信息不完备的强调，明确地与经济波动联系在一起。这构成了英国新剑桥学派琼·罗宾逊等人看重的凯恩斯的动态经济观的核心，也应当成为探讨经济波动的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微观基础之一。
这里，应特别提到1937年科斯开创性的论文《厂商的性质》在这方面的贡献。科斯第一次明确论述了包括在交易成本之内的发现相对价格的信息成本，以及信息交易可能降低但不能消除信息成本:“建立厂商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有成本。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成本，是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随着出卖相对价格信息的专业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可能减少，却不可能消除。”(Coase,1937)他在开创性地分析经济制度运行的交易成本时，已经自觉地运用搜寻和利用信息有成本的概念了。由此稍加引申，就可以得出市场运行的信息不完备而且无法消除的更一般结论。因此，说科斯是信息经济学的思想先驱之一，毫不为过。这一点被绝大多数学者忽视得太久了。
饶具意趣的是，被认为是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与主张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的奈特、哈耶克和科斯，各自从不同角度出发，不同程度地超越了新古典范式，为信息经济范式的形成奠了基。这说明了信息问题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在强大的经济事实面前，具有不同意识形态背景的经济学家，或者不自觉偏离新古典教义，或者自觉修正新古典教义，都或多或少推进了经济学的研究。因此我认为，指出经济学派的界限，有益无弊；过分强调经济学派的归属，不利于厘清不同学派学者在不同问题上的相同或相异见解复杂交织的情况，不利于经济理论和思想史的研究。
信息经济学的诞生促进了信息范式的形成。1961年，斯蒂格勒的论文《信息经济学》(Stigler,1961)和维克里的论文《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招标》(Vickrey,1961)的发表，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正式建立（参见：黄淳、何伟,1998,第1页）。有两个方面的进展特别值得提出。一个是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另一个是经济行为中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
斯蒂格勒的论文涉及到第一个方面：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同一种商品的价格是同一的，完备信息假设保证了这一点。他指出，作为经济信息的价格是经济行为人在搜寻中获得的，而搜寻信息是有成本的，搜寻信息的成本使得价格的分散性存在。这意味着行为人获得完备信息的不可能，信息不完备会导致价格刚性、价格与商品质量差异。更重要的，由此引出的推论是，价格机制在市场中的运转有成本,完全竞争假设是有缺陷的。这位芝加哥自由主义学派的领袖，批评新古典范式的完备信息假设，建议用标准最大化行为假设来决定人们可能得到多少信息。
上述维克里的工作,以及对信息经济学发展作出卓越成就的阿罗1963年的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涉及到第二个方面：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前已述及，在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私人信息从属于市场价格的公共信息，交易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风险不存在。在现实经济中，同一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和交易者数量往往有限，市场竞争不完全，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与风险转移重要起来。维克里的分析，揭示了拍卖活动中，交易者“底细”这一私人信息及其不对称性，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交易者之间的博弈，决定了拍卖的方式。阿罗196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论着，阿克劳夫（Akerlof,1970）关于旧车市场的论文，以及其它经济学家的工作，大大推进和拓展了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的分析，尤其是引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的分析，显示了着重由具体交易过程理解经济社会存在方式和特征的信息经济学的重要作用和潜力，使不对称或不完备信息问题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新焦点。
这个新焦点的汇聚，伴随着相关领域的一系列发展：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1944年开创的博弈论和预期效用论，纳什1950年先驱性的非合作博弈论，1960年代塞尔顿和哈萨尼将博弈论动态化、引入不完备（全）信息，西蒙1947年以后关于管理决策行为中的有限理性的论述，以及197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迅速崛起。这一系列发展，造成了工具性的博弈论,非最大化的有限理性基本行为假设，制度分析的交易成本－产权理论，与问题导向的信息经济学的强有力结合，使经济学从价格机制分析向非价格机制分析拓展和深入。从这时起，个体经济行为人之间的博弈，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关键作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外部性及其内部化的问题，委托－合约与其它经济制度的约束和激励效应，对于新古典范式形成了根本性挑战，真正的从个体出发的微观经济分析才开始名副其实了。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学信息范式形成。
信息范式形成的标志，是将近二十年来，一大批以最大化效用、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分析经济问题的形式化模型的出现。这些模型的洞见大大展阔了经济学的视野，是微观经济学的直接深化和广化，促进了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新的新福利经济学、新厂商理论或产业组织理论等众多学科和领域的发展。
信息范式的形成，不仅对传统经济问题给出了新的回答，而且提出了新的经济学问题。例如，经典的经济学三大基本问题是生产什幺、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个问题建立在新古典范式的基础上。结合着经济行为人博弈行为的思考，和本章前面关于信息完备假设的六个推论，从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出发，经济行为人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就不再是无关宏旨的，而是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了。因此，经济学基本问题便不再是三个，而是四个。运用信息范式的大量经济学模型，包括本文讨论的模型，证明了第四个基本问题的至关重要性。
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不仅关乎私人信息和博弈行为，而且关乎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安排和变迁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合约与激励问题。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派作出了贡献。除了前述科斯的贡献，巴塞尔（Barzel,1985）将不对称信息与交易成本、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联系起来的思想很有启发性：交易成本不仅仅是“成本”，它是由于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实际产权边界处的“公共领域”，并由之产生对“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转引自:汪丁丁,1995,第64页）。反过来，信息范式的形成也促进了交易成本－产权理论的发展，近年来的大量有关文献，特别是涉及产业组织、委托－和合约问题的文献，都反映出信息范式的深刻影响。
三、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分析方法
1、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1)经济行为人最大化效用假设。
这一假设既有对新古典范式的承续，又有对新古典范式的扬弃。承续与扬弃的关键是区分经济行为人的动机、决策和结果。动机最大化是公理，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除掉了经济学大厦的根基。
西蒙（Simon,1992）对于支撑新古典理性的主观效用理论的归纳是：作为决策者的经济人，1.面临着给定的备择方案集合；2.具有每一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概率分布知识；3.以这种方式最大化给定效用函数的期望值。他对这种理性的致命批评是，没有考虑经济人的实际决策过程、知识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西蒙（1992）提出了接近实际的“有限理性”假说，以替代奥林匹亚山神式的完全理性：1.假设产生决策备择方案的过程，抛弃备择方案给定的假设；2.引入对于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估计程序的假设，即假设决策者寻求处理不确定性的策略，抛弃决策者掌握实施结果知识的假设；3.假设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
我以为，新古典范式理性的合理成份是最大化动机；不合理成份的要害是信息完备假设，从而漠视了经济人的决策过程，漠视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及其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漠视了经济人决策及其结果在放松信息假设后与动机的偏离。既然新古典的理性过于乌托邦化，那幺建构新的理解经济人理性的框架就是必要的。借鉴西蒙的过程理性和知识、计算能力有限性的假说，不妨将经济人的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心理动机、决策过程、和实施结果，可能更清楚地考察理性的内涵，减少不必要的旁逸斜出和无谓争论。
作为心理动机的经济人最大化自身效用，是经济人的理性，也即追求最优的自利心。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理性有贯彻决策过程直到实施结果始终的趋势，其指向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信息条件怎样变动，经济人都会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期决策和结果与初始目标的偏差最小化。这意味着，动机最大化不随条件改变而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西蒙“有限理性”的第3条假设，即用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是不可取的。理由是，所谓满意，意在面临环境约束不得已而为之，实质上经济人不会放弃最大化动机，他始终在力求尽可能的最大化，只不过这时的最大化是有约束的最大化罢了。例如，一个创业的厂商，想建一个年盈利100万元的工厂。历尽艰辛之后，所建工厂仅仅年盈利70万元。他满意吗？能不满意吗？实际上他心有不甘，不得不满意，满意他在环境约束之下，尽他所为了。满意尽他所为，就是满意他尽可能地最大化了，他的最大化初衷并没有因为环境不如设想的好、他历尽艰辛而改变。与此例类似的生活事例比比皆是，很可以说明“满意”实质上就是“有约束的尽可能最大化”。因此，西蒙的这一条假设是名替而实不代的假设，不能成立。反过来，如西蒙所述，经济人是寻求满意的，那幺试问：满意的指标是什幺？若以数轴衡量，满意不可能是一定点，定点意味着最大化点，只能是一区间，区间总可以作无限分割，这种满意还有什幺意义？比最大化优越多少呢？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家很少接受“有限理性”对于最大化的替代，我以为，就在于西蒙的假设尽管接近了现实，却很难用来解释许多经济现象。“有限理性”富于启发性，但失之于满意策略的假设，不如最大化动机来得简明有力。因此，即便是像斯蒂格利茨那样的批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家，也没有在经济分析中运用满意假设，仍然采用最大化动机假设。由此也可见出，最大化假设一直没有被替代，就在于其动机假设──经济人自利的最大化追求，仍有生命力。批判地剔除其过程和结果必定最优的武断命题，最大化动机依然可以作为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为了深化和扩展动机理性的内涵，可以汲取中国的传统伦理资源，这就是：忠义礼智信、推己及人、克己复礼。这一资源应当加以当代意义的正面阐释。利他可以视为一种偏好，满足利他偏好的是利他行为的效用。这与最大化利己者的偏好动机不矛盾，而且隐含了合作的精神。推己及人、克己复礼，博弈时要顾及对手的策略，重复博弈还要反复顾及下去，推己及人，推人及己，……合作有时比不合作对于利己主义者更有利，合作往往能够实现集体和个人的长远利益。为什幺要忠义礼智信？集体有时可以办到个人无法办到的事功，要事功最大化走合作的路子，成功的可能性大一些。个人违悖了这种常情和传统，对于集体而言，当然是不忠、不义、不信、而且不智的行为了。如何做到忠义智信呢？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推己及人，推人及己，事功厥成。中国人的礼，就是道德共识，传统的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事功，大致相当于西方人的利益。演进的博弈的均衡止于礼。传统中国人不是不利己，而是明智的利己，利他的利己。从这一面看，对最大化效用动机的广义理解，就应该包括利己心和利他心，利他心可以看作利他主义者满足自己利他偏好的动机。
关于经济人的行为过程和结果，我以为，西蒙的过程假设和认知能力有限的命题是成立的。由之可以引申出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假设，引申出决策和结果会随着约束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结论。一般来说，决策和结果多少会偏离动机，因为要约束条件不变几乎不可能。例如信息总是不对称和不完备的，经济人在形成动机的初始，极难预期到信息不足的严重性，也无法确知获取信息的成本，他是在决策过程和实施决策的过程中，逐步了解上述信息的，这一过程是信息渐次充分化、却不能完备的过程。经济人行为的决策和结果，不仅受到动机的制约，而且受到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等条件的约束。外在的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约束了经济人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效果，素质和能力高强的人也不例外。因此，具有理性动机的经济人的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是否理性，也就是最优，取决于信息约束。信息约束不仅体现为它本身对理的约束，而且反映了经济社会制度的效率。效率高的制度可以使信息的披露和传布快，透明度高，经济人获取信息的成本降低，出现机会主义的概率小，决策和结果与动机的偏差小；反之则反是。
国外文献中有关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的分析，说明了行为动机对于行为结果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幺出现偏差，但将这些偏差简单地归结为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不能令人满意，因为那可以被解释为经济人的理性受到环境约束所致，如同我上述对于有限理性的分析。说到底，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等“非理性”概念，依然是围绕着理性轴心旋转、不时展露出离心倾向的理论现象，实际上构成了理性的补充概念。如果这些概念能够作为经济分析的独立的基本假设，经济学早就有一片新天地了。可惜，均衡和演进（制度）的分析方法，或者演进的均衡方法，难于被证伪，也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法，而均衡和演进的方法又只能在理性假设的框架中展开，至少目前和可见的将来如此。总之，经济学必须建立在理性假设的基础之上，分析的结果可以突破对于理性的成见，作为对于理性内涵的新的理解和补充。
(2)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这意味着信息是不确定性的负度量，信息或信号具有经济价值，行为人花费成本才能获得信息，一个竞争的世界在研究和开发信息方面投资不足，如何配置稀缺的资源使获得的信息最大化是现实也是经济学至关重要的问题（阿罗,1989,第158－165页）。经济史尤其是当代信息产业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从信息角度看，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配置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这一假设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假设之一，它修正了新古典范式“保护带”──行为人拥有特定的关于环境的信息，极大地影响到对于新古典范式“硬核”的改变，因而是信息范式替代新古典范式的关键要素。
2、对相关经济学假设的辨析
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刻画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构成了对于经济人最大化效用动机的客观约束。从此出发，审视理论界流行的形形的经济学基本假设，可以廓清混淆。
(1)交易成本为正的假设，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相当重要，却不能与信息假设并列。因为从根本上说，交易成本主要反映了信息成本，签约成本、履约成本等交易成本不过是搜寻、处理信息成本的不同表现形式。
(2)非完全竞争假设，则主要是放松信息完备假设的产物，限于篇幅，这里不讨论。
(3)有必要多说几句的，是机会主义假设或假定，这一假设多为赞成或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的人们所采取。具有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的行为，在合约等制度约束有隙可乘时，呈现为机会主义倾向的具体实施：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这些都是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引起的，也就是信息完备到不完备这一约束放松过程的产物。机会主义倾向内在于经济人最大化动机之中，有着深厚的社会的经验的哲学基础。我认为，人性本恶亦本善，人性自利亦守法。法律是对人性恶的惩戒，明白法律的惩戒性质是人性善的体现。体现这两点的是，经济人要牟利，在合约、法律等一系列制度约束之下，有择手段地牟利。经济人明白，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超出了法律的界限，就会受到制裁。“法律不告诉人们应该做什幺，法律只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幺。”法律就是对经济人牟利手段的界限，使他们不能不选择不触犯法律的手段去牟利。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法律、合约等制度总是不完备的。制度必定存在的罅漏，使人性恶的一面──机会主义倾向，转化为实际行为，其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已经被经济学家认识到、模型化的两种实际行为。如此看来，经济人理性的哲学基础，确实是体现人性恶与善两面的明智、守法的功利主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是人们的美好企盼。而机会主义假设，是理性和信息假设基础上的推论，不能与前两者并列。
(4)理性预期假设，可以由最大化和信息假设推出。
(5)有限理性假设，是对最大化假设的修正，并不是最大化之外的独立假设。
(6)对于“价格灵变”或“市场出清”假设，我们也可以推导：在信息完备的假设之下，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经济人能够迅速作出调整供求的反应，价格（工资、利率等）当然是灵活变通的，而价格灵变和其它新古典假设，保证了市场总是及时出清的。因此，价格灵变和市场出清也是推论的结果，被新古典主义者奉为基本信条，并不是公理性的基本假设。
综上所述，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理性──最大化自身效用假设，和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前者是对经济人主观心理动机的公理性抽象，后者是对经济人受到的客观约束条件的抽象，两者是最基本层次的抽象，是经济理论据以展开的基本假设。其它假设，如机会主义假设、理性预期假设、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假设、非完全竞争假设、有限理性假设、交易成本为正假设或假说等等，或者不是一个层次的假设，或者不能与最大化和信息假设并列，因此都是引申或派生假设，不是基本假设。
3、信息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
信息范式的基本方法，更多地承续了新古典范式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收益－成本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演进的动态方法等，它们在经济学的长期发展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工具性要素。但是，这些基本方法结合了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被运用于分析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根源，解释力相当强，代表了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因此值得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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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论文篇6
论文摘要：信息经济实践活动的发展要求建立信息经济学， 而要建立和完善信息经济学， 就要对信息经济学进行研究分析。
一、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发展前景
信息经济学可以同时作三种理解：信息的经济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信息(学)与经济(学)关系的研究。信息的经济研究可以囊括信息的费用与效用、价值与使用价值、信息资源的分配与管理、信息系统和信息网络的经济评价等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可以囊括信息产业、信息市场、信息经济规模及其确定、信息技术对经济的影响、信息基础设施经济问题、国民经济信息化等研究，信息(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研究则可以囊括非信息对称条件下市场参加者的经济关系、信息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信息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信息学与经济学交叉结合等研究。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许多问题需要信息经济学去参与研究，并从中提高信息经济学的水平和加快信息经济学发展。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信息经济的发展，最能充分反映经济活动中信息及其交流的特征。
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信息经济学研究目前正处于发展阶段，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马费成教授认为，信息经济学是把信息和信息活动当作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来加以研究的学科。乌家培认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活动的经济问题和经济活动的信息问题。陈禹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活动中的信息现象及其规律的经济学。总之，学者们对信息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是围绕信息活动中的经济问题及经济活动中的信息问题展开的。
三、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1、信息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 由于其研究领域中的矛盾特殊性所规定， 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 并按照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来建立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要学习、研究信息经济学， 不了解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知道信息经济学围绕什么内容来研究，不清楚信息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和地位，就不可能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就会降低研究效率，甚至会影响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在基本理论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经济的涵义、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学科地位、学科性质以及其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
2、信息资源的研究。
如果说物质资源是“第一资源”， 那么信息资源可称为“第二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渐变革，信息资源完全可能成为“第一资源”。如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好，不仅物质资源能充分发挥作用，信息资源本身也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信息资源的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资源的涵义、信息资源的类型与特征，信息资源提高经济决策水平、提高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的功能，信息资源共享的前提——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及配置的机制，作为信息资源主体的信息产品的性质、生产过程、生产方式， 信息生产力的相关内容。
3、信息市场的研究。
信息市场是作为信息形态独立存在的商品，在流通领域传递交流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流动方式，也是信息商品买卖双方进行交易或交流，使之扩散、应用、渗透到生产领域，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在信息市场中我们主要研究信息市场形成的历史及其作用，信息市场的基本类型与功能，信息市场的基本特点及其运行机制，信息市场的价格水平极其运动变化规律。
4、信息产业的研究。
信息产业被认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信息产业的研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巨大作用。这部分主要研究信息产业涵义、分类、产生过程与发展，信息产业的特征、作用，信息产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信息产业结构的涵义、形态、演进的特点和规律，信息产业结构优化的标准、基本思路和调节方式， 信息产业的投入产出分析， 信息产业与信息经济规模以及与信息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措施等。
5、信息化的研究。
信息化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什么是信息化，乌家培认为，信息化是信息活动( 包括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等) 的规模相对扩大及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相对增大的过程，它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讲，信息化一定要成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信息化的直接作用在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可见，研究信息化的意义重大。
6、信息系统的研究。
信息系统按信息种类的不同可以分为经济信息系统、科技信息系统、社会信息系统等。而经济信息系统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任何信息系统功能的发挥，都离不开经济信息系统的帮助。信息系统的研究主要也是侧重于经济信息系统，包括信息系统的产生与发展，国家、地区、企业信息系统的基本任务，信息系统的费用与效益的比较，对信息系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评价和评价方法，信息系统的运行、反馈、控制、监督等有关理论。
参考文献
［1］ 娄策群,桂学文.信息经济学通论［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
信息经济学论文篇7
本文先定义信息，再区别信息和知识。知识存量和需求量的距离，是信息差距。信息需求人的信息能力“不小于”或“小于”信息差距，是信息对称或不对称。从而改变当前国内外的信息经济学实际均以 “信息能力不小于信息差距”为前提，致使实际没有研究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就需要在信息需求人的信息能力之外添加第三方。第三方能力“不小于”或“小于”信息需求人能力之外的信息差距，是信息相对或绝对不对称。
当前信息经济学以“道德风险”为主，就和该学科“信息不足”前提矛盾。信息对称性是资源对称性特例。改变当前信息经济学仅限“契约与机制”的较为狭窄范围，而普遍适用整个经济乃至人类生活。
本文认为“对称性”是信息经济学的中心。信息经济学可能消失，演化为更广泛的资源经济学或“不对称经济学”。
关键词：信息差距 信息能力 第三方 普适性 不对称经济学
当前国内外对信息经济学的讨论非常热烈，得出很多优秀成果，不同观点也很多。但是尽管如此，却感到它们的理论基础不够扎实。比如，所谓“信息经济学”，那么，什么是信息？什么是信息经济学？各种说法虽然不少，但真正令人信服的似乎还没有发现。
当前信息经济学理论基础不足，在学科的内部和外部均有体现。从学科内部看，当前信息经济学基本概念的定义和逻辑关系不够好。例如信息、信息经济学、信息的对称性，以及各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当前流行的各种说明都难承受严格的逻辑诘难。而从学科的外部看，当前信息经济学的一般性不够好，没有形成和相关学科的学术渊源。
一、信息及其对称性
研究信息经济学，那么首先就是，什么是信息？。
某人为实现某欲望，就需要一定量的某知识。然而知识只能来自客观事物。客观事物的现象，经过思维的过程，变成知识。
但是同一客观事物，通常有若干种各不相同的现象。例如水，既有“滋养生物”的现象，又有“浮力”现象。而不同的知识需求人，只关心和他所需知识相关的那些现象。例如农民关心水“滋养生物”现象，而不关心它的浮力。船夫正好相反。他只关心水的浮力，而不关心它的“滋养生物”的能力。
事物中可能被特定的人关心的那些现象，是信息。提供信息的客观事物，是信息的供体。
例如对“水”这一客观事物来说，“浮力”现象是船夫的信息，对农民来说就不是信息；“滋养生物”的现象是农民的信息，对船夫来说却不是信息。而无论对农民或船夫，“水”都是他们的信息供体。
这里所说的“人”，也可以是一个组织。
这样定义信息，就把“信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信息不是唯心主义，更不是“既非唯物主义，又非唯心主义”。“信息”不过是事物的现象。它虽然不是一般的现象，而是被特定的人关心的现象。但是无论如何，总是事物的现象。换句话说，“信息”具有明确的物质性（注1）。
其次，这样定义信息，就把“信息”和“知识”区别了（注2）。信息不是知识，只是形成知识的原料，由信息供体供应给信息需求人。经过思维的加工，变成了知识。信息和知识分别处于思维过程的两端。思维的过程，就是信息转化为知识的过程。
如此定义信息和知识的关系，换句话说，信息是知识的唯一来源。
知识需求人所需要的信息，是以已经有若干相关知识为前提的。一个文盲想设计航天飞机，这虽然是异想天开，但却绝非毫无知识。至少，他有“某些物体能在天上飞”的知识，这可是“设计航天飞机”所需要的重要知识。
知识需求人已有的知识，是他的知识存量。知识存量和所需知识，两者差距，是知识差距。知识差距≤0 ，是知识存量不少于所需知识，也就是知识过剩或均衡；知识差距＞0，则是知识存量少于所需知识，也就是知识不足。
知识需求人为消除补知识差距，就要增加新的知识。新增的知识，是他的知识增量。但是由于我们前面说过，信息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为弥补知识差距所需的每一份知识增量，都只能来源于相关的信息。因此知识差距就成为“信息差距”（信息存量和所需信息之间的差距）。信息过剩或均衡，是信息差距≤0；信息不足，是信息差距＞0。
以下所说的信息差距，都是指信息的正差距。即：信息差距＞0。
信息差距必须被消除。而消除信息差距，就要获得和处理信息。消除信息差距的能力，是信息能力。信息能力≥0。而只有信息能力≥信息差距时，信息差距才能够被消除。
信息能力是否大于信息差距（即：能力的可获得性。进一步说，资源的可获得性），要从“技术、财务成本、机会成本”3方面观察。
我们所说的信息能力，未必仅仅是信息需求人自己所具有的能力（自力）。信息需求人自己的信息能力当然是必须的。但是除此之外，还可能有信息需求人“自力”之外的、其它方面所提供的信息能力。这些“其它方面”，称为“第三方”。
信息需求人的信息能力≥信息差距，是信息需求人的信息对称；信息需求人的信息能力＜信息差距，则是信息需求人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时，就要添加第三方，以求使得信息对称。
信息需求人添加第三方信息能力，这时第三方实际就成为第二方（即：变成信息供体），从而缩短（直至消除）信息差距。
应该指出，这里所说的“第三方”，是指“人”形成的信息供体。某人如果靠地图寻找目的地，地图不算第三方。而如果问路，“答者”就是第三方。
添加第三方，是“以求”消除信息差距。但是添加第三方“能否”实际消除信息差距，却是另一个问题。有些差距添加第三方可以消除，也有些差距即使添加第三方也不能消除。前者是信息的相对不对称，后者是信息的绝对不对称。
同样地，添加第三方能否消除信息差距，要从“技术、财务成本、机会成本”3个方面观察。
总结地说：信息需求人的信息能力、以及他所面临的信息差距，两者之间的差距关系，就是信息的对称性。信息需求人的信息能力，如果不小于信息差距，就是他的信息对称；如果小于信息差距，就是他的信息不对称。
如果信息需求人的信息能力小于信息差距，就需要添加第三方，以求消除这一差距。但是即使添加第三方，也未必能够消除信息差距。添加第三方就能消除的信息差距，是信息需求人的信息相对不对称。添加第三方也不能消除信息差距，是信息需求人的信息绝对不对称。
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信息的对称性”。
从“信息对称性”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当前国内外的信息经济学，虽然都说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可是实际他们说的都是信息对称。这是因他们都只研究信息的供求双方，而不是研究第三方（注4）。而且这样研究，就只可能有下述两种结果之一：1、信息需求人可以“自力”消除信息差距。依我们的说明，这其实就是他的信息对称；或2、信息需求人不能自力消除信息差距。这虽然属于信息不对称，但对这种信息不对称却没有解决办法，终于使当前的信息经济学成为几乎没有实用价值的“黑板经济学”。
二、什么是信息经济学
什么是信息经济学？目前国内好像分为“狭义”和“广义”两派。狭义论者认为，信息经济学主要研究信息的对称性。广义论者则认为，除去以信息对称性研究为主以外，信息经济学还研究其它许多（注5）。
但是我认为，信息经济学对“广”、“狭”两种研究范围的区分，虽说重要，但却非首要。首要的是说清这种范围区分的依据何在。
信息经济学属于产业经济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信息产业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过程。就像例如农业经济学，是研究农业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过程一样。
因此，信息对称性的广狭认识，就来源于对信息产业的广狭认识。
我国当前多数理解的信息产业，其实是计算设备制造、软件开发、系统建设、通信产业等等。总之，多数是当前“信息产业部”管的事。
本文认为，这些产业其实不是信息产业，而是信息工具制造业。就像拖拉机、化肥等制造不是农业，而是农业工具制造业一样。我想，信息产业部如果改名为“信息装备部”，好像更准确。
本文认为，所谓“信息产业”，是使用信息工具生产信息产品，从而实现信息对称性转化的产业，“信息对称性”是信息产业的核心。
应该指出，信息工具的含义很广。不论古代的结绳记事、烽火台、抗日战争时的鸡毛信，还是现代高度发达的计算、通信、演示等设备。而信息产品的含义很明确，是信息的收集、处理、储存、传播、使用。
“信息对称性”是信息产业的核心，因此也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而信息工具只是支持信息产业的硬件，却不是信息产业本身的产品。信息产业的产品是思维产品，是比软件更“软”的“超软件”。
或者退一步说，信息产业不应该只是信息工具制造业，它应该是“软硬皆备、分工明确”：有“信息工具”和“信息产品”两项制造，还有两大制造业各自的流通业。前者如电脑销售商，后者如出版商。
信息工具和信息产品“两大制造”，可以先用政治信息举例说明。
现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的父亲乔治·布什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长。他说：“科学和技术可以向我们准确地提供某一具体国家有多少战舰、这些战舰停泊在什么地方。但是那个国家的领导人是否打算使用这些战舰，则只有靠人类的判断才能得出结论”（注6）。
同书里的同页还这样介绍中情局：这里的“情报官员并不是……专搞阴谋活动的‘间谍’的形象，他们专对某些具体的领域进行分析、研究，比方说国外的政治、经济、军事、农业等。”这些专家讨论时，“更像大学讨论会。”
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互为最大的情报对手。可是双方都说：“我们获得的对方情报，绝大多数来自对方的图书馆、公开发行的报刊以及其它公开物”（引自作者年轻时见的一份材料）。“抄袭一遍是抄袭，抄袭十遍是综合研究。”情报箴言，信哉信哉。
经济生活也是这样。例如在当前的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调查、技术调查、市场分析、项目设计、新闻、展览等，才应该算信息产业。
信息产业和信息装备产业相区分，国内外许多学者有类似观点： “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波拉特把信息经济分为第一信息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第一信息部门是指以信息的处理、传输、使用为主的行业和生产信息设备的行业；第二信息部门是指非第一信息部门的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中主要从事信息工作的部门。”（注7）同文还说：“知识经济更着重于软件性(创造力、创新性)……；信息经济则着重于硬件性(数据、图表、信号、设备)，注重信息高速公路、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和国家信息化的建设。”
国内学者也有同样观点：“以信息为主题的中央某部的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访问，请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给他们讲信息经济学。（该大学）教授跟他们聊了一会儿，才知道他们关心的不是真正的信息经济学，而是信息高速公路之类的产业经济问题”（注8）。
有学者提出“宏观”和“微观”来区分信息经济学的“信息工具”和“信息对称性”：（国外信息经济学认为）“微观信息经济学领域，即以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为核心的领域，宏观信息经济学的核心领域如信息经济的测度，信息系统经济学，企业的信息组织理论，信息的产业组织理论，网络经济学，国际信息经济学等8个领域”（注9）。
不记得什么时候和场合见过一首（作者亦忘记）小诗，一些话是：“钱可以买来美食，却买不来香甜；可以买来补品，却买不来健康；可以买来书，却买不来知识；可以买来性，却买不来爱情；可以买来享受，却买不来幸福。”用它来分析信息工具和信息产品，十分贴切。信息工具是可以用钱买来的，“贵贱”而已。即使所谓“信息高速路”，说到底，也不过就是大笔的人民币或美元。但是信息产品可不是这样。信息品虽然“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但却真是“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能堆起中国版的MBA，却堆不起优秀的企业经营和管理高级人才；能堆起经济学的博士和“海归”，却堆不起产业经济的设计和运营者，都是类于“信息工具”和“信息产品”（即：思维产品）之间的关系。
三、信息经济学的普适性和一般性
“信息对称性”的研究，是狭义信息经济学。其实“狭义不狭”，在很多领域普遍适用。举凡宏观经济的产业结构、地区发展、财政、金融，农业、采掘、制造、商业、服务、交通、建筑、旅游等等产业、微观经济的农业产业化、企业管理、企业教育、招商引资等等操作，一切经济活动均被信息经济学所覆盖，称为信息经济学的“普适”性。
信息的对称性不仅涉及经济问题，甚至也不仅涉及法律、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等学科，“信息对称性”其实涉及一切人类生活。
军事领域如果没有信息的对称性，侦察、分析等等就没有用处。同样，每个政治家或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信息对称性”在政治中的实际意义。
信息的对称性，在日常生活中也无处不在。
比如，当小伙子追求某姑娘时，他已经知道姑娘的姓名、年龄，这就是信息对称。通过接触，他可能从姑娘的谈吐中知道她的喜好。由于这是他“自力”获得信息，所以也是信息对称。但（我们假定）若仅靠“自力”，小伙子无法知道姑娘对“未来郎君”的各种期望，这就是信息不对称。然而他如果能通过表姑（姑娘学校里的数学老师）得到这些信息，就是信息的相对不对称。当然，如果即使有表姑帮助，姑娘也坚不吐口，就是信息的绝对不对称。
信息经济学宽泛的普适性，源于“信息对称性”高度的一般性。信息也是资源，因此信息的对称性，其实是“资源对称性”在信息领域中的具体应用。
人们常所说的资源，涉及范围较狭。不但通常只在经济范围中，
而且更仅限煤炭、棉花等自然资源。其实资源涉及社会生活所有方面。张三饿了想吃饭，“大米饭和白菜炒肉丝”就是他的资源。李四知道“雨天外出要张伞”，就是他的知识资源。
那么，什么是资源？
对使用者有用（获得利益或减少损害）的各种事物，就是资源。
“资源”是相对于使用者而言的。《红楼梦》对读者来说是资源，对正在收麦子的农民就不是资源。西施“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唐·王维《西施咏》）。西施美貌在越溪莲女（注10）中不是资源，而在吴王夫差的宫中却是资源。
需要说明，所谓“对使用者有用”，未必是对使用者的私利有用。举起炸药包，为胜利开辟道路，“炸药包”就是他的资源。
只有在特定的领域，比如说，在微观经济领域，“对使用者有用”才仅仅是对使用者的私利有用。
当资源需求人的资源不足时，获得的最终资源，是他的直接资源。为获得直接资源所需要的外部资源，是他的间接资源；间接资源的需求量，称为“资源差距”。
有些资源差距可以被他自力消除，有些差距却不能被自力消除。那些不能被他自力消除的资源差距，就需要添加第三方帮助他消除，这就是他的资源不对称。添加第三方以后，如果能够消除资源差距，就是资源相对不对称；如果仍旧不能消除差距，就是资源绝对不对称。
这样说明资源及其对称性，和对“信息对称性”的说明是一样的。这其实是不奇怪的。信息是资源的一种。因此不是资源对称性“套用”信息对称性，而是相反，由于有了资源对称性及其各项规定，相应地，才有了信息对称性及其相应规定。
具体到信息经济学，就是信息对称性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即是：1、通过经济活动的信息差距，研究经济活动的信息对称还是不对称；2、如果信息不对称，能否通过“添加第三方”办法使之转化为对称（信息的相对不对称和绝对不对称）；3、如果处于信息相对不对称，那么信息需求人、信息供体和第三方的各自行为。
其实如果以“第三方”为标志认识信息的对称性和信息经济学，那么在经济活动中就不仅是“信息”经济学，它还含有了更多领域，例如农业产业化中的主体市场开发、社会就业、企业融资和风险投资、企业管理……。在这些领域中，许多不对称已经不仅是信息不对称。例如当前我国企业招商，即使（虽然很少可能）全部熟知项目的市场、竞争、风险、资源、运行等等，绝大多数企业也无法自力设计项目，就连符合投资商要求的项目报告都编不出。这已经不是信息不对称，而是其它的能力（例如项目设计能力、文本编制能力）不对称了。
之所以“信息对称性”可以将信息经济学扩大到经济生活各方面，根本地，是因为如前说，信息经济学不过是资源经济学的形式之一，因此信息的对称性就是资源对称性的形式之一。然而除了信息以外，例如“能力”等等也是资源，因此当然同样也有自己的对称性。
既然如此，信息经济学也许就会消失，演化为更为广泛的经济学（例如资源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和例如“能力经济学”等以研究“对称性”问题为主的学科并列。这不是信息经济学的不幸，而是它的大幸，因为它终于能被社会经济和人们的生活广泛应用了。
四、对当前信息经济学的若干评论
信息经济学出现于二十世纪初。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说，
它萌芽于早期，成型于中期，发展于七十年代。我国从七十年代末引入信息经济学（注11），多年来主要是叙述国外理论（注12）。
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是“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不完全”，这是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
传统的经济学设定了若干个前提，其中一个前提是“信息对称”。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生活完全透明，从而使得每个参加经济事务的人（供应者或消费者，统称“经济人”）都已具有他所需要的一切信息。
但是信息经济学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信息对称”的情况不多，多数倒是“信息不对称”。就是说，对经济人来说，他拥有的信息和他所需要的信息相比常常不足，因此在市场中容易处于不利的地位。
当然，严格地说，“信息不对称”的思想要比信息经济学早得多。曾被无数学者分析过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就是信息不对称（这已有悖传统经济学“信息对称”前提）。但是信息经济学毕竟把“信息”问题从各种经济现象中专门提出来，应该说是很好的贡献。
信息不对称理论对人们实际的经济生活很有指导意义。比如说，所谓“消费者知情权”，就是要使消费者从信息不对称变为信息对称。公司选择经营者，公司对经营者的实际能力或道德水平可能不了解，候选的经营者却可能对公司的现实经营状况、人际关系等等不了解，双方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
当前国内外信息经济学，我认为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信息”定义不够好，另一是实际仅仅研究信息对称，而没有研究信息不对称，第三个问题是狭义信息经济学“过狭”（研究对象过于狭隘），仅仅是“契约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注13）。
“信息”的定义目前不少，甘仞初在《关于信息属性的再认识》（注14）一文举了3个例子：“信息就是传递中的知识差”、信息是“人的认识结果，是人的大脑关于客观事物运动状态和方式的再现”、“信息可以指一切有意义的，或说对人类有用表达”。
从第一个定义看：“信息就是传递中的知识差”。定义的作者解释，有A、C两人（原文还有B，但是本文可以不讨论），又有某知识S。假如A所掌握的S多于C，而且多出的部分向C传递（例如教育），这多出来的部分就是“信息”（注15）。
这个定义是说：如果S的数量是K，而C有知识存量T（T≤K），K－T=R。R就是A比C多的S。如果R由A向C传递，R就是信息。
这个定义其实是这样：信息是“知识增量”。即：C有知识存量T，而需要A的知识增量R。如果R能从A获得，R就是C的信息。
这个定义首先就有一个弱点，就是信息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换句话说，信息的供体只能是“人”，而不可能是“非人”的事物。例如作者紧接着就举例说：“如果C从某种途径如阅读报纸获得S，那么……S对C来讲就不属于信息。”这种把通过读书、观察自然等“非人”获信渠道排除在信息之外（注16），是使人费解的（注17）。
有人也许说，可以把这个定义扩展开。例如读报，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只不过这里的A不是直接的人，而是编辑和记者。可是这样扩展也难服人。因为对那些完全通过自然现象而形成的信息（例如乌云显示的“可能要下雨”的信息），这个定义无论怎样扩展也无法容纳。
除去这个弱点外，这个定义还有一个弱点：把“信息”和“知识”相混同。信息和知识是思维过程的两端，三者是“信息思维知识”。定义所说“信息就是（传递中的）知识差”，所谓“传递中”，就是在“思维”环节。然而此时它既不是信息，也不是知识，而只是半成品。
这样分析定义中的“信息”和“知识”的关系，并不是吹毛求疵。如前说，当前国内外信息经济学常把信息业和信息工具制造业相混。本文把信息和知识通过思维过程严格分开，就是表明了不同的意见。
目前国内外信息经济学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由于没有“第三方”认识（注19），因此当前国内外信息经济学其实都仅仅研究信息对称，而没有研究信息不对称。他们所说的信息不对称，其实只是“能够自力获得”的信息不足，因此仍然属于“信息对称”的范围。
五、过于狭隘的当前信息经济学
除去信息定义和没有“第三方”、从而实际没有信息不对称以外，当前国内外的信息经济学，还有一个“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的问题。狭义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的对称性。可是目前国内外的信息经济学，实际却把一般的信息不对称，缩小为仅仅是道德信息不对称（注20）。
当前信息经济学，主要研究“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两课题（注21）。逆向选择，就是“选劣不选优”。即：选择者因信息不足，为降低风险，因此只愿出较低的价格购买，致使较优的被选者退选。例如雇主不知各应聘人员能力，怕承担“错选”风险，因而降低工资，进而使得较优者拒聘（注22）。至于道德风险，则已被社会公知了。
阿克洛夫因信息经济学，而成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他举的旧汽车市场例子，就是逆向选择。
逆向选择其实也是道德风险，就是候选人的“自荐道德”风险。因此本文不专说逆向选择，而是将其归到“道德风险”（道德不对称）。
然而把信息经济学缩小为仅仅是道德对称性，就有如下不理想：
首先，不全符合信息经济学前提——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对称）：
信息经济学是以不完全信息、换言之，是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的。而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一般的信息不对称。它既有道德不对称，也有非道德的、其它经济因素的不对称，例如能力不对称。举例说，中国大多数农民无法自力把产品送进美国市场，就含有能力不对称。
但是当前国内外信息经济学，把一般不对称缩小为道德不对称，实际就是说，如果从整个社会经济来看，信息经济学“不完全信息”的前提错了。全社会仅仅在某一领域、具体地说，仅仅在道德领域，才有信息不对称。除道德以外，社会其它任何领域，信息都是对称的。
其次，不符合我国和国外大多数国家的现实：
理论可以证明，各种非道德因素不对称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常态。但是我们无须说理论，只消看到各种微观经济的大量事实，就可以了。操作能力及其它许许多多资源不对称（例如原料不足、环境恶化、政府低效），不但在我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微观经济面临的大问题。
第三、“道德”不是信息经济学的理想环境和理想因素：
和任何其它科学一样，经济科学也有自己的理想环境。然而所谓“理想环境”，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虽说可能影响（甚至严重影响）本学科、但毕竟本身不属于本学科的各种“非学科因素”先行排除。至于非学科因素的逐次添加，那是另一个问题。
完全信息（理性人）是经济学的理想环境之一。“信息不对称”不是经济学的理想环境，而是理想环境之上的添加。但“信息不对称”却是信息经济学的理想环境。
但是无论什么学科（例如经济学），只要将某因素设为理想环境，那么该因素也会被设为理想因素。例如无论一般经济学还是其子学科——信息经济学，如果将“信息”设为理想环境（无论对称或不对称），那么学科所理解的信息，就只能是理想信息。
所谓“理想因素”，我认为，就是本学科的某个（或某些）因素，经过不断的“内涵/外延”变换，直到外延能够涵盖整个学科的时候。以此内涵所定义的概念，就是学科的理想因素。
具体到信息，那么，无论一般经济学还是信息经济学，所要求的“理想信息”，我想，应该是经济信息，而不是道德等等非经济信息。例如信息经济学的“理想信息”不对称，是指即使所有的经济参与人（经济人）都如天使般纯洁高尚（排除“不德”因素）；甚至再加之：所有经济人都是本项业务的专家（排除“不知”因素），仍然会发生（而且实际确实大量发生）信息不对称。
恩格斯有一段史实性论述，依据当时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不同，以东欧、德国、英国3个地区为例，非常精彩地说明：经济越发达，道德风险越低（注23）。
道德因素当然会严重影响经济，但是“道德”毕竟不是经济因素。因此信息经济学的理想环境，只能把道德当作非学科因素先行排除，随着研究的进展而渐次添加。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如目前信息经济学，用道德解释经济现象，就一定没有前途。
注1：信息的哲学性质曾经被广泛争论，吴定求、梅岱2人所写《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辅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中，介绍了这些争论情况（该书第36页）。
注2：一些文献对“信息”的定义，似乎直接或间接地与“知识”混同。例如《信息经济学教程》（陈禹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页）、张远，《信息与信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注3、有署名guojianguang的网友说：“上海交通大学王浣尘教授定义了信息距离的概念”（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论坛/《新疆经济理论》），但我尚未见王教授相关论述。
注4、注19：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钱颖一所写《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记2001年的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介绍了该三位诺奖得主阿克洛夫、史宾斯、斯蒂格利茨。该文指出：“他们三人的贡献，是提出了当买方和卖方具有非对称信息时，市场运作的理论”。钱教授之所以能精当地介绍三位著名学者。除钱本人的学识外，恐怕也得益于他和该三位学者的个人关系较熟悉（均见该文）。
国内的研究，从网上所见的一些文章看，似乎没有超出国外思路。包括“第三方”和信息不对称之间关系，国内信息经济学亦未见提出。
注5：中山大学王则柯是狭义派，对凡非直接说明“信息不对称”的内容都从信息经济学中剔出（见所著《混乱的信息经济学著述》）。与王同在中山大学的谢康是广义派（见所著《从信息经济学研究重点的转变看什么是信息经济学/答王则柯教授之三》）。
谢康另文（也称《从信息经济学研究重点的转变看什么是信息经济学》，但没有“答王则柯教授之三”），虽未提及信息经济学的广狭范围，但较详细地介绍了国外信息经济学关于学科建设方面的情况。
《信息经济学体系探索》（王芳、赖茂生）虽也未提及信息经济学广狭范围，但较详细地介绍了国内外信息经济学关于学科建设方面的情况，最后认为：“信息经济学……研究范畴不应该以是不是出自‘不对称信息’作为唯一的界定标准。”
注6：《白宫：我的目标/乔治·布什自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5。
注7：《知识经济与信息经济》，吴江。
注8：《混乱的信息经济学著述》，王则柯。
注9：《国外信息经济学研究进展》，谢康。本文引自王芳/赖茂生《信息经济学体系探索》。当然，从谢文看，所谓“宏观信息经济学”不仅限于信息工具制造。
注10：人们常把西施和在河边洗纱（所谓“浣纱”）相连。但据《唐诗三百首详析》（喻守真，1948年出版，1979年中华书局重印）对本诗的注释，西施“浣纱”相传在浙江省的诸暨县，当地?萝山下现在还留有所谓“浣纱石”。而本句中“越溪”即若耶溪，在浙江省的绍兴市，相传是西施采莲的地方。
注11：参看陈禹主编《信息经济学教程》第一章。
注12：由于我的研究条件不好，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网上文章，因此可能挂一漏万。但仅从网上所见各文，我的观点似乎是不错的。
注13、注21：《西方信息经济学/当代西方流行理论简介》，张国君（网），《詹姆斯·莫里斯教授与信息经济学》，张维迎（网）。
注14、见《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1年第6期。所举各定义，依次来自陈禹主编《信息经济学教程》、张远，《信息与信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刁力力，胡可云，陆玉昌，石纯一，《基于MAS设计现代信息处理系统：思路与探索》，计算机科学，2001第7期。
注15、注16、见陈禹主编《信息经济学教程》第一章，第18页。
注17、当然，有“费解点”的理论未必不能是世所公认的理论。例如当前的宇宙论最有影响的“大爆炸”假说，就有一个非常棘手的“奇点”问题。即是，我们的宇宙最初源于一个仅仅是数学意义上的（半径为0的）点。如果确实如此，那就意味着物理学规律已经失效（吴延涪，“大爆炸宇宙学与宇宙的无限性”第173页，《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辅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然而应该指出，费解的理论被世所公认，毕竟是罕见的特殊情况，不能由此推向一般。更何况，历史上许多理论所存在的“费解点”，只是因当时技术落后而发生，应该（至少可能）随着技术进步而破解。
注18：《信息资源丰裕系数模型与学术评论的规范性（续）》，载“深蓝阁/王芳信息经济网站”。
注20：“信息经济学是研究如何让人讲真话，如何让人守诺言的学问”（《混乱的信息经济学著述》，王则柯）。王文所说只是比较直白，不少国内学者都有类似观点。
注22：参见谢康对保险销售的解释（《非对称信息理论挑战市场机制万能/访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谢康博士》，马汉青，深蓝阁/王芳信息经济网站）。
注23：逆向选择如果改称“选劣趋向”，不但会更准确，而且会更通俗。
注24：恩格斯说（大意）：东欧小商人惯用的狡猾手段，到了德国的柏林或汉堡就行不通；而柏林或汉堡商人若到英国，他们若想尽多获得商业利益，就最好还是放弃那一套低劣的手段，虽然这些手段在他本国被看作智慧的顶峰。
信息经济学论文篇8
近期，在第十个“世界信息社会日”之际，信息社会50人论坛又在北京组织召开“2015信息社会发展论坛”。此次论坛上，来自国际、国内的300多名专家学者，就“互联网+”战略的实施与推进达成共识。
“互联网+”是中国抓住信息革命历史机遇的战略选择。“互联网+”旨在利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升级，是新时期中国全面推进信息社会建设的重要战略选择。信息革命日新月异，为中国提供了一百多年来最大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中国作为第一网民大国，拥有最大的发展潜力，有理由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在信息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等多个领域的实践已经证明，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变道超车和跨越式发展是完全可行的。
“互联网+”已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创新推动力。“互联网+”就是要将互联网基因注入到经济社会肌体，形成新的市场观、资源观、价值观和发展观。“互联网+”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的现实选择，是中国创新驱动的动力源泉，是中国全面进入信息社会的加速器。中国依照自己的国情，实施“互联网+”策略，可以发挥市场大、网民多的优势，推动应用领域的大众创新。在大时代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希望“互联网+”能够给小企业以空间、给年轻人以机会、给未来以梦想。以“互联网+”驱动创新，以创新驱动中国发展。
“互联网+”是全方位的融合与创新。经过多年发展，互联网不仅已具备技术网络、媒体、渠道、基础设施的特性，而且还包含老文化思维方式、发展模式、生存环境、国家竞争新疆域等多重属性。“互联网+”一定是全方位的融合与提升，不能是选择性应用，更不能只是作为标签使用。目前，“互联网+”的重心在于技术与行业的融合，并不断创造新业态、新模式，从而促进行业的转型升级。
“互联网+”需要有宽松的政策环境和制度创新。中国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加速转型的过程中，信息生产力与工业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凸显成为新常态。信息生产力发展面临旧有法规制度和传统利益格局两大阻力，需要松绑、去咒、破除瓶颈。对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要确立“先发展、后管理、在发展中逐步规范”的原则，对待新业态、新模式、新机制要宽容，留出发展空间。应鼓励小微企业积极创新，在工商、税收、市场监管等方面采取“放水养鱼”。在互联网治理方面，提倡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责任的分散化、治理机制的合作化。
“互联网+”呼唤经济发展理论的伟大创新。信息技术革命远未结束，真正的变化才刚刚开始。目前信息革命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影响就已经如此巨大，以至于很多人都无法适应，未来又将如何更加难以预测。传统经济学理论已滞后于信息经济发展实践，新体系的建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立于2011年9月9日，是由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和阿里研究中心等五家单位共同发起的，由信息社会研究领域的有识之士组成的学术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