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关系论文范文

2019-04-15 版权声明

国际经济关系论文

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篇1

[内容提要]本文以2000―2007年CSSCI来源期刊国际经济关系论文数据为基础,根据期刊发文及被引、作者发文及被引、著作被引、研究机构发文及被引、地区发文及被引,分析期刊、学者、机构和地区在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学术影响力,指出该研究领域的总体特征,指出其一般问题和发展趋势。

[关键词]国际经济关系 CSSCI来源期刊 文献计量学 论文被引著作被引 机构分布 地区分布

中图分类号:F1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6-0081-06

引言

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涉及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两个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中国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在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出版了许多关于国际经济关系理论和问题方面的论著,相应地,中国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类期刊刊发的国际经济关系论文愈益增多。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本文借助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2000―2007年中国国际经济关系期刊论文的相关数据,主要包括论文收录和引用、关键词及其分布、发文期刊、发文学者和引用文献、学者所在机构和地区分布等数据,对新世纪以来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一般特征做出初步分析和评价,并指出该领域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和发展趋势。

国际经济关系论文概况

本文所分析的国际经济关系论文,依照2000―2007年CSSCI来源期刊目录,选取303种重要和核心的政治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期刊,排除通俗读物、二次文献以及非中文文献期刊,并按照中国图书馆学科分类,在“世界经济”总目录下,通过关键词搜索,挑选出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方面的来源文献6127篇、引文文献33281篇。这是本文分析的出发点。

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我们检索的时期内,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的发表和引用文献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论文发表呈现出一种缓慢下降的趋势。这表明,从事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队伍和成果逐渐减少,反映了该分支领域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从而表明其他分支领域的研究不断发展的趋势。其二,引用文献的数量呈曲线波动,2001年后逐步下降,2005年和2006年却连续两年大幅上升,2007年又大幅下降,表明该领域研究状态并不稳定。在6137篇文章中,有引文的3986篇,无引文的只有2151篇,篇均引用文献5.42篇,大致接近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平均量。令人振奋的是,无引文的文章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从2000年到2007年,其绝对数字从492篇大幅减少到148篇,从而反映出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规范性和学术性不断加强。其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随着我国借鉴国外特别是美国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增多,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成果不断与国际规范接轨,学术差距日益缩小;二是随着学科领域的建设和发展,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两个领域的人才培养(特别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规范不断扩大,该领域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成果质量和学术规范有所增强。

2000―2007年论文分类、引用文献语种和引用文献分类的统计,也说明了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如表2所示,在本文检索的6137篇文献中,研究论文为5369篇,占87.48%,综述、评论、传记、报告、译文等文章,仅占12.52%。众所周知,研究论文的原创性最强,学术价值最高,这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处于前列。

在表3给出的引用文献语种中,尽管引用的中文文献数量始终占据绝对领先地位,但所有引用的外文文献数量之和,却远远大于中文文献,特别重要的是,引用的英文文献数量始终接近中文文献,2005年和2006年甚至还超过了中文文献。这表明,第一,由于该研究领域的国际性质,外文文献的引用率始终很高,表明我国学者高度重视借鉴外国研究成果;第二,我国学者始终关注和立足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前沿,外文文献是他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第三,大多数学者使用的外文是英语,德文、法文、俄文和日文文献的引用率较低,而且处于波动之中,说明该领域的研究受到英语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影响较大;最后,译文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引用对象。

在表4的引用文献分类上,图书引用13788篇次,居于首位,占41.42%,如果加上汇编文献、报告文献和法律文献,则占48.73%。此外,在大多数年份里,引用的图书文献均超过了引用的期刊论文;但在2005―2007年三年里,图书的引用却少于期刊论文。可能的趋势是,图书仍是重要的信息来源,但期刊论文的重要性不断增加。还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报纸文章在所有引用文献中的比例为5.83%,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新颖性和前沿性。二是网络资源的引用率超过报纸文献,占总引用文献的6.38%,而且大体呈逐年大幅增加的趋势,说明网络成为研究人员获取信息的一个愈益重要的来源。三是学位论文以及汇编文献、报告文献和法律文献的引用率较低,学位论文仅引用62篇次,为0.18%,至少说明我国在该领域的新人才的研究成果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或缺乏应有的创新;汇编、报告和法律文献的引用为2431篇次,占引用文献总数的7.3%,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不太重视实证研究和问题研究。

期刊学术影响力

学术期刊是学科发展和专业研究的重要平台,期刊对某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发文,说明了它们对该学科领域的重视程度,而期刊论文的引用,又表明该期刊这个学科领域的学术影响力。本文选取303种发表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的期刊,从发文和引文分布两个方面来说明它们的学术影响力。

我国国际经济关系论文主要发表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期刊上,也有一些发表在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地理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期刊以及大学学报上。这表明,一方面,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人员所瞩目的,仍是本学科专业的重要和核心期刊,其研究成果也主要出现在这些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期刊上;另一方面,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密切相关,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是跨学科专业的。表5给出了2000―2007年期间国际经济关系发文超过60篇的22种期刊,其中,经济学和政治学期刊各10种,其他两种分别属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社会科学总论。在经济学期刊中,8种为世界经济类,2种为经济总类;而10政治学期刊均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和核心期刊。这22种期刊在该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学术推动作用。

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主要表现在发文的被引次数。概括而言,期刊发文被引次数越多,说明它们对某学科领域的学术影响力越大。在本文检索

的303种期刊中,2000―2007年被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学者和研究论文引用10篇次以上的期刊有185种,超过总数的61%;被引用16篇次以上,即年平均被引率为2篇次的期刊,有130种,约占总数的43%;被引用40篇次以上的,即年平均被引率为5篇次的期刊,有45种,占总数14.85%。

在表6被引40篇次以上的45种期刊中,中文期刊30种,外文期刊15种,比例约为67:33;在被引率最高的前20种期刊中,中文有13种,外文为7种,比例为65:35。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外文期刊中,英文期刊有14种,俄文期刊1种;在14种英文期刊中,美国期刊10种,英国和荷兰各两种,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受美国的影响很大。在这种15种外文期刊中,13种为经济学期刊,2种为国际政治期刊。第二,在表6的30种中文期刊中,经济学期刊13种,其中,世界经济专业期刊9种、一般经济学专业期刊4种,分别为《经济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经济学动态》和《中国工业经济》;国际政治类期刊11种;社会科学总论和其他类型期刊6种,如《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和《改革》等。第三,表6中的大多数中文期刊,无论世界经济类还是国际政治类,大多数的主办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下属研究所以及国家各部委,其中,最著名的世界经济类专业期刊有《世界经济》、《国际经济评论》和《国际贸易》等,较有影响的国际政治类专业期刊包括《世界经济与政治》、《拉丁美洲研究》、《当代亚太》和《现代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总论类期刊的代表则是《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等。这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期刊及其学术影响,是以北京为中心的。

需要指出的是,未列入表6的其他期刊,特别是分别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两个研究领域具有很大学术影响的期刊,并不意味着它们对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就中文期刊而言,世界经济研究领域包括商务部主办的《国际经济合作》、复旦大学主办的《世界经济文汇》、南开大学主办的《南开经济研究》等,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亚太研究所分别主办的《美国研究》和《南亚研究》、外交学院主办的《外交评论》等,它们在推动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方面作用显著,影响颇大。这些期刊的被引率较低,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它们刊载的国际经济关系研究论文数量不大;二是它们作为各分支研究领域的专业刊物,并未得到其他分支研究领域的学者的关注,如《美国研究》、《欧洲研究》、《日本研究》等,作为研究领域的综合问题期刊,经济类的研究论文比例不大,因而论文被引率自然不高。关于被引率在40篇次以下的外文期刊,特别是著名国际经济机构的期刊和报告,主要有《世界发展》(Wodd Developrnent)、《发展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国际商业研究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报告》(IMF Working Paper)、《世界银行经济评论》(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剑桥经济学杂志》(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等。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这些权威期刊和报告没有得到国内研究人员的应有的重视,这与部分研究人员对国外研究前沿和热点的关注不够、视野相对狭隘、手段相对落后有关;二是我国许多学者并不重视实证研究或问题研究,因此统计数据和原始材料的利用率不高,说明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还比较简单或相对落后。

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篇2

[内容提要]本文研究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领域中的学者、研究机构和地区的学术影响力 ,并分析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本文认为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仍然处于初步成 长之中,研究队伍有待进一步培养和扩大,但是研究成果和学术影响力已有显著的提高,高 校和社科院系统是研究的主力,北京是研究的中心。

[关键词]国际经济关系 CSSCI来源期刊 论文被引 著作被引 机构分布 地区分布

中图分类号:F1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6-0108-11

根据2000―2007年CSSCI期刊论文数据的分析,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际经济关系研 究的论文发表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但是研究的规范性和学术性不断增强,其研究水平和研究 成果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处于前列[1]。本文将根据相关数据分析国际经济关系研究 领域的学者、研究机构和区域影响力,并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以及未来的研究趋势。

研究学者的学术影响力

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学者的影响力,主要表现为发表论文的人数和被引人数、学者发文数量、 学 者论文被引率、论著被引率。通过这四项指数的分析,我们不仅可能了解中国国际经济关系 研究队伍的大致规模,而且能够掌握其研究成果的水平质量。

一是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的发文人数和被引人数。表1给出了2000―2007年在CSSCI来源期刊发 表论文的总人数和被引作者总数。从发文学者数量(不合并同姓名者)看,2000年共有1 708名作者,2007年为803名,减少了905名,平均每年减幅6.62%。从年度看,虽然 学者数量 呈曲线波动,但总体趋势是不断减少。发文学者的绝对数量(合并同名学者)也是如此,20 00年1122人,2007年730人,减少了392人,平均每年减幅为4.37%,说明研究队伍 的规模不 断缩小,但仍是相对稳定的。但另一方面,被引作者的数量经过四五年的平稳发展后,呈大 幅增加趋势,2000年为2575人,2007年为4151人,增加了1576人 ,平均每年增加7.65%,这 标志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双双提高。研究队伍和研究质量的“一降一升”说明了以 下两种情况:一是研究队伍的规模相对缩小,可能是从事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研究人员对 该分支领域兴趣减小;二是被引次数不断增加,仍表明该分支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甚 至得到跨学科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并说明该分支研究领域持续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

二是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人员的发文数量。经过检索,我们发现在2000―2007年期间发表4篇 论 文以上,即平均每两年发表一篇的,共有108位学者;共发表2篇论文的,即平均每年发表一 篇的,有33位学者(含合作研究),如表2所示。必须说明的是,表2列举的数字,并非这 些作者在这8年期间全部发文的总数,而只是其发表的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的数量。该表所列 的3 3位学者,大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或该领域享有盛名,绝大部分都是教授和研究员。从这些 学者的分布机构来看,14位来自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下属研究所13人,中国银行2人 ,其他4人分别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华通讯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院)和上 海社会科学院。这说明,高校系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学术基地。

三是学者论文被引分析。经过检索,我们发现2000―2007年期间论文被引的作者,大致可以 分成四类,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现当代中外各国和地区的领导人、国际机构、研究学者 。本文主要分析研究学者的论文被引,如表3所示,论文被引32次以上的,即平均每年被引 4次的,共有21位学者(同名者1人)。

在这21位学者中,中国学者19人,外国学者2人,其中,日本学者1人、美国学者1人,此即2 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其论文及中译版本被引145篇次,超出被引篇次 排在第二位的两倍以上,说明此人对我国在该研究领域的非同寻常的学术影响。在19位中国 学者中,发表论文数量和被引篇次均处于前列的,即表3与表2排列重合的,共有10人,他 们是活跃在该分支研究领域和各自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即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张蕴 岭、张幼文、陆建人,以及拉丁美洲研究所江时学和苏振兴、美国研究所陈宝森、世界经济 与 政治研究所余永定、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许新、东北财经大学刘昌黎、复旦大学华民。可 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与高等院一样,不仅是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学术阵地,而且是 该 研究领域的引领者。其次,从学者的机构分布看,北京是最重要的研究基地,其他是沿海 发达地区各大城市,如长春、大连、上海、厦门、广州等。第三,在年龄结构上,这些被引 学者的主体是中年,老年和青年较少,预示着学术队伍的未来培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任 务。

需要注意的是,表3中包含了译著的被引统计,如排序第17位的杨宇光,是三本国际政治经 济学名著的译者,即英国已故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的《国家与市场――国际政 治经济学导论》、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和《全 球政治经济学》,这三本名著都是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开山或扛鼎之作,也是该研究领域的 必读参考书。[2]

还要指出的是,通过对2000―2007年被引篇次超过10次的学者的检索,我们发现,在中国社 会科学院以外,中国著名高校的许多学者是国际经济关系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者,按照发文 数 量和被引频次的排序相加,名列前茅的主要有东北财经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 学、辽宁大学、暨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黑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 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它们是中国著名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人员特别是著名学者的荟萃 之地。

四是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学术论著。这里采取的标准,仍沿袭上文的论文被引分析,将著作分 为 四类,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译著、现当代中外各国和地区领导人著作以及文集和选 集、国际机构的报告和统计、学者的著作和译著。这里只分析最后一类,即中外学者的著作 和译著。但必须说明的是,如同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分支研究一样,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及其译著、现当代中外各国和地区领导人著作以及文集和选集等两类著作,在国际经 济关系研究领域同样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影响最为显著。

表4给出了被引10次以上的31种学术著作,其中,外文著作4种、译著15种、中文著作12种 。在外文著作中,英文著作2种、日文著作2种。在译著中,英美学者著作11种、波兰学者著 作1种、日本学者著作1种、法国学者著作1种、荷兰学者著作1种。这些译著的被引次数共18 6次,占所有31种著作被引总数的48.81%;加上4种外文著作被引52次,外国学者著作的被 引 次数达238次,占本表被引总数的62.47%,超过中国学者的著作被引率,足见外国著作对该 研究领域的重大影响。

第二,在这些外文著作和译著中,经济学特别是国际经济关系著作位居前列,且大都为该领 域 的重要著作,如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保罗•萨缪 尔森《经济学》、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关系》、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值 得 注意的是,在这些外文著作和译作中,保罗•克鲁格曼的3种著作同时榜上有名,即译著《 国际经济关系》、《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以及英文著作《地理和贸易》,其被引次数共31次 ;迈克尔•波特的同名著作的中英文本的被引次数共29次,接近克鲁格曼。

第三,在当代中国学者的12种著作中,国际经济关系著作11种、中国经济著作1种,其被引 次数 共为143次,为该表所有著作被引总数的37.53%,被引率小于19种外文著作和译著,从另一 个侧面说明了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尚处于成长的“初级阶段”。需要指出,在11种国际经 济关系著 作中,主体是一般的理论介绍、经济史研究和国别经济分析,说明该学科领域的建设任重道 远。

最后,上述31种著作的出版情况,同样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相对落后。在这些著作 中 ,中文著作和译著的最早出版是《西方世界的兴起》,最新出版的是《世界经济千年史》, 巧合的是,两者均为经济史著作。这大致能够说明两种情况:一是我们未能紧密跟踪海外国 际经济关系研究的理论前沿和热点问题,二是我们主要还是关注世界经济以及相关国家的经 济 演变和发展史。从出版社情况看,经济科学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中央编译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华夏出版社是国际经济关系著作的主要出版主体,证明 北京在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中的中心地位。

研究机构的学术影响力

本文所分析的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机构,分为9大类,即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系统、党政部 门、非五大系统的各类机构、国外学者、党校、解放军系统、台港澳系统和其他机构。

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机构的学术影响力,主要表现为发文数量和论文被引数量的比较。在 但 分析其学术影响之前,有必要了解各类机构发文的总体情况。表5给出了上述9类机构200 0―2007年发表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论文数量。其中,普通高等院校共发文3237篇 ,占所有发 文的58.36%;社科院系统1115篇,占20.10%;党政部门418篇、非五大系统的各 类机构389篇 ,分别占7.54%和7.01%;其他几类研究机构,如国外学者、党校、解放军系统、台港澳系 统 和其他机构,其发文相对较少。这说明,高等院校和社科院系统是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 阵 地,两者的发文总数是4352篇,占总数的78.48%。其次,从发文的年度变化看, 各类机构基 本上都呈下降趋势,这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2006年前,高等院校 的 下降幅度不大,但2007年发文数量突然减少到349篇,比2006年451篇减少102篇,降幅达22 . 62%。社科院系统的变化大致相同。国外学者的发文数量不大,但同样的,从2006年到2007 年,其下降幅度超过50%。台港澳学者的发文始终很低,变化也不大。国外学者和台港澳学 者的发文率低,说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开放度相当不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的 这个分支研究领域仍未达到同国际甚至台港澳进行交流和对话的水平。

从各类机构的发文数量也可以看出,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机构是在高等院校、社科 院 系统和党政部门,特别是高等院校和社科院系统的各个教学研究机构,是国际经济关系研究 论 文的主要生产者。表6给出了8年发文60篇以上的19个机构,其中,高等院校14个,占73.68 %;社科院机构4个,占21.05%;党校1个,不到5%。这表明,高等院校是我国国际经济关系 研究的最主要的基地,社科院系统是另一个重要的学术阵地。

从各研究机构发文数量的排名看,2000―2007年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发文最多的是南开大学, 其 次是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表2和表3中学者发文较多的东北财 经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在表6中的排名分别为第12名、第6名、第18名,而外交 学院则榜上无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排名也是如此,在这里出现的世界经济与政 治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和亚太研究所,排名也开始落后。这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综合 性大学拥有研究传统或优势,如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它们长期 以来在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中处于领先甚至领导地位;二是这些大学在学术队伍的建设上拥有 优势 ,特别是在该学科领域拥有多个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点;三是高校改革始终领先于社科院 系统,在人才引进和学术队伍建设、研究项目资助等方面,投入较多,成效明显。

各研究机构的论文被引情况,同样反映了上述特征。如表7所示,8年被引次数超过16次 的,即平均每年被引2次以上的,有19个机构,其中,高等院校仍是主体,为13个,占68.4 2%;余下皆为社科院机构,占31.58%。这说明,高校和社科院在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领 域的影响很大,而高校的影响又远大于社科院系统。表7所表明的各个高校在论文被引方面 的学术 影响力,与表6并不完全一致。复旦大学被引46篇次,位居第一;以下依次是吉林大学41 篇次、北京大学36篇次、中国人民大学33次。表6发表论文第一的南开大学,在这里排名 第7位;在表6中排名第13位的暨南大学,在这里却榜上无名;而未进入表6的辽宁大 学,在这里却跻身第14名,再次说明了该校传统学科的较强学术影响。在社科院系统中,中 国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始终处于领导地位,其下属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 所和亚太研究所虽然排名有所变化,但始终处于被引次数的前列,同时,未进入表6发文 前列的日本研究所和欧洲研究所,却分别进入论文被引排名的第12位和第18位,从而表明中 国社会科学院及其相关研究所始终处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前列,对推动该领域的成长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地区的学术影响力

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机构的发文和被引情况,大体说明北京和沿海发达地区在该领域的巨大学 术 影响。为进一步证明这个观点,本文引入地区发文统计和地区论文被引统计两项数据,它们 提供了我国各个地区的所有研究机构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和论文被引的情况。

表8给出了2000―2007年我国不同地区发表国际经济关系研究论文的数量情况,其中,台港 澳的发文数量仅是这些地区的学者分别在内地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统计。如该表所示,北京地 区在8年期间共发文2150篇,占所有地区发文总数的40.05%,北京成为我国国际经 济关系研究 的当然中心。其次是东部其他省市,包括上海、吉林、江苏、广东、湖北、天津、辽宁、福 建各省市,发文量均超过200篇,但上海市因拥有该研究领域的传统优势而又较大幅度地超 过其他各个省市。第三是山东、浙江、四川、黑龙江、云南、河南各省区,发文在50篇至20 0篇。第四是边远省区和台港澳,它们发文数量不多,影响也较小。

地区论文被引情况,说明了各个不同地区的研究质量和研究水平,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 北京的中心地位和东部省市的较强影响。表9列举了各省、市、区的论文被引统计情况。 排名首位的北京,被引515篇次,约占全部被引篇次的50%;在其他各地区中,被引篇次超过 100次的,只有上海市;被引篇次超过50次的,只有吉林和湖北;被引篇次超过20次的,包 括江苏、辽宁、天津、福建、广东、浙江。这些地区的学术影响力,与其对国际经济关系研 究 的贡献大体上是一致的。广西、宁夏、香港、澳门等4个地区虽有论文发表,却无被引统计 ,反映了它们的学术影响力较弱。

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

根据2000―2007年CSSCI来源期刊国际经济关系论文数据提供的关键词统计,我们可以进一 步 分析当前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领域的主要问题、重点和热点,从而可以把握该领域的一般 特征,明确其可能的发展趋势。

经过检索,2000―2007年国际经济关系研究论文标引10次以上的关键词共262个,其中,标 引4 0次以上的,即平均每年标引5次以上的,共51个,这51个关键词,表明了当前中国国际经济 关系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分别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经济合作、发展经济体研究、新 兴经济体分析、经济体制等五个方面。这说明了该领域研究的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领域的最主要的重点和热点,是经济全球化。从表10可以看出 ,“经济全球化”的标引次数位居第一,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关键词。如果加上排名第4名、 第5名、第51名的“全球化”、“世界经济”和“全球经济”,经济全球化毫无疑问是学者 们研究的重点中的重点和热点中的热点。但是,如同“新经济”等其他热点那样,“经济全 球化”近年来呈降温趋势,其标引次数从2000年174次减少到2007年23次,年标引率下降超 过15%。这种现象,似乎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趋势及其涉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有些脱节 ,从而部分地说明了我国全球化研究存在一些根本问题,如理论和方法创新以及问题的进一 步深入。[3]

其次,国别经济研究是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第二个重点,也是主要研究对象。这里分三 种 情况。一是发达经济体研究。“美国经济”、“日本经济”、“欧盟”等关键词的标引率较 高,特别是美国和日本两个发展经济体的出现频次,远远超过其他经济体。二是新兴经 济体,如俄罗斯、印度等,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从表10可以看出,“俄罗斯经济”的标引 率处于大致平稳状态,说明俄罗斯始终是近年来我国学者关注的重要对象;“印度经济”的 标引率近年来则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近两三年来上升较快,从2005年4次增加到2007年10 次,表明我国学者愈益关注印度的崛起及其前景。三是发展中国家,这如拉丁美洲国家,是 我国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对象。

第三,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经济形势研究,是第二个热点。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区域一体 化,其研究范围较广,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合作及相关理论,如经济一体化、自由贸 易区,又包括国际经济机构研究,如世界贸易组织(WTO)、跨国公司、地区经济合作机构 等。国际经济形势方面的关键词,包括“经济增长”、“经济形势”、“经济危机”、“金 融危机”、“经济衰退”、“泡沫经济”、“经济复苏”等。经过进一步检索,这些关键词 的出现,往往是伴随着个案研究的。

最后,理论研究也是我国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这个方面的关键词,包括经济体制研究,如 “经济体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和“经济转轨”;包括经济 模式研究,如“东亚经济”;包括经济结构和经济改革研究,如“产业结构”、“经济改革 ”等;包括政策研究,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等 。

从关键词的分布及其变化看,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对此进行 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该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和方向。一是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不足,在标 引40次以上的关键词中,除“中国经济”、“市场经济”、“技术创新”外,几乎看不到新 理论和新方法的出现,如“金融创新”。二是问题研究缺乏应的深度,如关于国际经济形势 的论文,缺乏历史和 理论的比较分析,因而只能提供一般的常识信息,如民主化与经济贸易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 之间的相互联系、国际经济相互依存与国际冲突之间的相互影响等。三是研究对象的不平衡 ,如发达经济体研究和新兴经济体研究颇多,但发展中国家研究不足,如非洲国家;发展经 济体中的经济政策和运行层面研究较多,理论、制度、创新和问题研究不足;新兴经济体研 究也是如此,两分法较多,短期问题和长远趋势的结合不能令人信服,这部分是因为方法的 简单或缺乏,如国内政治、国际政治环境与国家经济贸易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这些 方面的问题和缺陷[4],大致预示了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今后的努力方向。

结 束 语

本文借助CSSCI来源期刊国际经济关系发文和引文统计,对2000―2007年期间期刊、学者、 研 究机构和地区的学术影响力进行了初步分析,可以归纳出该研究领域的几个一般特征:我国 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是一门仍在初步成长中的年轻学科或研究领域,近年来发展形势不容乐观 , 其研究队伍有待进一步培养和扩大;该领域研究成果的学术影响和水平近年来大大提高,表 现出与国际接轨的强劲趋势;该研究领域受英语世界的研究成果的影响较大,其中美国对中 国的研究影响最强;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中心是北京,东部地区的上海、吉林、江苏、 天 津、辽宁、浙江等是北京以外的重要研究基地;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创新、 问 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待进一步加强。概言之,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跨 学科研究领域,尽管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但有着良好而广阔的发展前景。

注释:

[1]王维,周桂银.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一般特征和发展趋势(之一):论文概况及 学术期刊分析――基于2000―2007年CSSCI期刊论文数据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 6)

[2]张宇燕,李增刚.国际经济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于沛主编.全球化和全球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4]王逸舟主编.国际政治理论与战略前沿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9-57

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篇3

摘 要: 随着软法研究在国内的兴起,众多经济法学者开始关注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软法现象,包括经济领域软法兴起的背景、理论基础、特征、渊源和运行。此外,尚有不少学者将软法理论“嵌入”各类社会经济生活中,洞察具体经济领域的软法现象,梳理出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国际经济、宏观调控、市场规制三领域。同时,软法研究者自身也注意检讨软法现象自身存在的先天不足,并寻求完善软法的合理路径,最大限度发挥软法的效用。由此,国内从事经济领域软法方面的学者,要随时关注社会经济生活出现的新情况,力求“竭泽而渔”,盘点国内外软法、经济领域软法方面的已有研究成果并加以消化,认真总结国内外经济软法理论的研究状况,以先进的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为指导展开研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经济领域;软法;经济法

中图分类号:DF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2-0128-09

软法概念肇始于国际法,国外研究迅速开展,而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北京大学软法研究中心于2005年12月成立,同年12月15日,罗豪才在《法制日报》发表的《公域之治中的软法》系最早在公共治理背景下研究软法的文献之一。自此,国内关于软法的研究在质疑、反对甚至抵制声中逐步开展起来。关于软法的概念,国内学者频繁引用法国学者《欧洲法律杂志》主编弗朗西斯·施尼德(Francis Snyder)的定义:“软法是原则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却具有实际效果的行为规范”[1]198 。此定义清晰,而国内学者中罗豪才对软法的界说同样被国内学者广泛引用,他认为:“‘软法’是指那些效力结构未必完整、无需依靠国家强制保障实施、但能够产生社会实效的法律规范”。[2]49就研究进路而言,一方面,部分学者致力于构建一套比较完整的软法理论和知识体系,另一方面,部分学者侧重于运用现有的软法理论成果,从领域、部门、专题软法现象的角度展开研究。内容涉及技术标准、村规民约、公共政策、裁量基准、自治章程、行政规范性文件等。这两方面的研究交相辉映,较好的实现了理论与实践、问题与主义、规范与实证的结合[3]350。

经济法作为国家调节社会公共经济关系的法律法规,在社会、经济加快转型期软法现象大量涌现的背景下,经济法学者不应坐视不理或漠然处之,理应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到经济领域软法现象研究中来,而实际上众多经济法学者也确实关注到了经济管理关系的公共治理,他们以敏锐的眼光、开阔的视野观察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经济领域软法现象,结合软法基本理论,从经济法角度展开研究,试图把握经济领域软法这一似新实旧的法律现象的规律。笔者试图通过CNKI、读秀学术搜索平台等搜罗2005年以来所有研究经济领域软法这一法律现象的论文、文集、硕博士论文,盘点当前国内经济领域软法的研究状况,梳理经济领域软法的研究进路,查找研究的亮点及存在不足,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力求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借鉴。

一、经济领域软法的基础理论研究

(一)经济领域软法兴起的背景

1.对实际存在的社会法现象的回应。经济领域软法的兴起首先是由于对现实社会经济生活存在的众多传统经济法学无法统摄的经济法律现象的回应。朱国华、倪天伶主张“存在即合理”,他从国内外两个方面阐述经济领域软法产生的原因:(1)国际层面。宣言性文件,如《发展权利宣言》;国际经济惯例,国际商会主持制订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及《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由跨政府组织形成的非国际条约性质的协议如巴塞尔协议;同时,国际上各种NGO(非政府组织)制定的国际经济标准和规则如国家标准化组织ISO的认证体系;2000年里斯本高峰会议之后,欧盟开始采用开放协调机制(OMC)协调欧洲国家行动。(2)国内层面。NGO在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猛,其制定规范的权限呈现扩大的趋势,如律师协会。经济法学者必须对于这种实际存在的社会法现象作出必要的回应[4]295,296。 并率先提出“经济软法”的概念。程信和也认为,“国家法”之外的社会规则其实大量存在,它们实际上支配着许多领域的活动。比如,公共政策、行业规约、公司章程、专业标准、交易习惯、国际宣言等[5]89。

2.公共治理与经济法的契合性。张永忠撰文讨论了公共治理之道与经济法现象的变迁之间的关系,他强调,和谐社会构建呼唤公共治理这一新型社会经济管理模式,而公共治理与经济法具有一致性:历史使命的耦合;本质特性的契合;经济法是公共治理的重要制度形式。因此必须从公共治理的视角出发研究经济法的本质,而在经济法学界己有初步探索,并形成了“社会公共性经济管理说”,即经济法是调整发生在政府、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组织、公民个人之间的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6]291。由此,他构建了我国经济法治现象变迁的公共治理解释框架:多中心治道促进经济法主体制度的变迁;认同和互动参与基础上的治理推动经济法治过程的民主化;治理方式、机制的多样呼唤经济法的软硬兼施,而这又体现了公共治理与经济法的共有价值:公平、发展、安全[7]。

程信和也认为,在公共治理主导的的框架下,社会规范的多样性日益显现,经济领域的硬法机制必将走向成熟,软法机制必将脱颖而出,它们分别和共同大显身手[8]。

(二) 经济领域软法的理论基础

为了使经济领域软法的研究有法治理性的指引,有学者注意从经典著作、经典论述中寻求经济领域软法的理论支撑,以使经济领域软法获取深广的理论语境。

1.社会中间层的出现与公私法融合。朱国华文中引用了黑格尔与李昌麒的论述,论证了“经济软法”概念提出的必要性。黑格尔曾对社会结构作过“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划分,在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中,他高度认可同业公会的社会价值,他指出,同业公会“是构成国家的基于市民社会的第二个伦理来源”[9]251。李昌麒教授指出“市场—社会中间层一政府”三元框架范式,他认为“当我们面对市场失灵时,我们首先想到的不应当再是政府能做什么,而是行业协会可以做什么;我们对市场失灵的思路就不再是市场失灵——政府干预两步走的思路,而应当是市场失灵—行业自治—政府干预的三部曲。”[10]157因此,朱国华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间的隔阂实际在缩小,法律的制定权和实施权由国家向社会复归的过程中,“第三条”道路存在且必须存在,这条路由第三部门——行业协会来引领。同样,“公法私有化”与“私法公有化”互趋运动中也诞生出新的法律关系主体——行业协会等社会中间层。行业协会行使权力制定各种软法律,如行业标准、公共政策以及自律规范的行为,正是软法最重要的渊源。

2.传统法概念的突破。软法是不是法?这涉及到传统法概念的突破。汤道路认为,如果我们能够跳出对法的理解上的国家意志中心主义和国家司法中心主义,那么软法即可以融入到法的大范畴中去,他引用了法学家博登海默的评价:“即使一个拥有大量立法权力的现代国家,也不可能制定出有关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的法律。政府法律仍留下了大量的真空领域,而这此领域必须或能够通过行使私性或准私性的立法权力予以填补”,博登海默教授的评价为我们理解软法机制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辨视角[11]。程信和认为,西方学者法社会学学派埃利希提出的相对于“国家法”的“活法”(living law),庞德主张的相对于“书本上的法”的“行动中的法”(law in action)理论,虽然潜在着使“法”泛化的倾向,大大超出软法的范畴,但其关注现实生活、主张法应该随社会发展而变化的思想颇有见地,对理解软法现象不无启迪。

此外,美国大法官霍姆斯的论述“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中指出的“基本的东西最管用”也分别被朱国华、程信和两位学者引用论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担负着协调功能的软法这些“管用”的规则,其真理性正在不断地经受实践的检验,并不断地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谢小弓谈及软法、经济法和自然法在理论界的相似命运,启发理论界探求三者存在的某种契合以及在自然法学说发展与流变过程中找到理论上的立足点[12]。

(三)经济领域软法的特征、渊源和运行

1.经济领域软法的特征。朱国华结合软法的特征将经济领域软法的特征归纳为以下8个方面:形成主体的多元性;形成程序的开放性;载体形态的多样性;规范结构的随意性;效力位阶不明显;机构化或组织化;实施方式的非国家强制性;救济方式的非司法中心主义。程信和认为,经济领域方面的软法指国家法之外的,与国家法类似具有规范性、公共性、权力(权利)性和约束力的行为规则。任何规则都必须同时具备这四个特征要素。基于其提出的“经济软法”的概念与特征,朱国华还辨析了经济领域软法与硬法、经济法之间的互依到补互转互推的关系。他认为,当经济领域软法与硬法出现矛盾、冲突时,应当坚持硬法优位原则,软法不能与硬法以及宪法相抵触。但他不赞同某些公法学者“硬法为主,软法为辅”的结论。他认为在软法可以胜任的领域,硬法应当尽量让软法去发挥其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程信和也对比了经济领域软法与硬法的异同,关于两者差异性或特殊性,他认为硬法呈刚性,软法呈柔性,硬法的惩罚功能超过软法,软法的协同功能胜于硬法,这是功能、效力方面的最大区别。

2.经济领域软法的渊源。朱国华将行业标准、公共政策、自律规范、弹性法条、交易合同、集体合同列为“经济软法”的渊源。而程信和将其拓展为国家法之外的属于公共政策的正式规范、次国家法的民间社会自治规则、专业标准、交易习惯(前四为国内层面)、超国家法的国际非正式规范(国际层面),将经济领域软法的概念拓展到国际层面。

3.经济领域软法的运行。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法的运行当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而经济领域软法之运行方面的研究远远没有展开,但有学者作出了相关的初步思考。程信和关注了经济领域方面的软法的生成与实施,关于经济领域软法的生成方式有自然生成与机构创制两种,且应当符合两个前提:一是它要符合以宪法为代表的硬法的基本精神。二是它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他还结合自律与他律原理阐明经济领域的软法的实施的机制有三种:民间机制,官方机制,介于民间与官方之间的机制,亦可称为半官方机制。由于软法的“非司法中心主义”,所以软法的实施依赖“谴责——丢面子”带来的“出局”压力来实施,违反软法的人必须承担“出局”的责任后果。

关于违反软法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谭砚认为我国经济金融领域出现的行政“软法”,对传统的法律责任模式提出了挑战。他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了各类经济金融行政“软法”的法律责任模式,强调了设定法律责任的必要性,分析规定的法律责任现状和问题,并对合理设定法律责任提出建议,为经济领域软法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其实证的研究角度也提供重要的研究进路的探索[13]。亦有学者将行业协会典型的“专业不名誉责任或制裁”囊括进了经济法特有的责任种类中,由此提高经济领域软法的约束力[14]65。

此外,两位硕士研究生杨立春、曾明在不同时间分别撰写毕业论文研究经济领域的软法,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杨立春自经济法与软法的契合关系入手,放眼国内外,结合具体例证,针对经济法的划分进行软法的逐个嵌入,分析了软法对经济法的作用,最终得出“经济法应该软硬兼施,集合二者的共同点实现经济法的目标”的结论[15]。曾明基于对传统法概念的检讨及法视野的拓新,分析了经济法视域中软法规范的概念、特征、表现形式、存在原因,辩证地阐述了其正负效应,并针对性提出改善措施,其中特别提及软法规范的可司法化问题[16]。硕士研究生邓小梅梳理了经济领域软法的表现形式以及软、硬法之间的关系,针对经济领域软法运行的障碍存在的经济领域软法机制(制定机制、制裁机制、监督机制)及运行环境(硬法的引导辅助、社会组织作用、政府支持)存在的障碍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17]之后,就读博士研究生的她就软法的运行提出了新的观点:软法的运行具有协同性,软法的运行体现了自律与他律的结合,由民间与官方合作实施,硬法与软法协同运行[18]。

二、若干具体经济领域的软法研究

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将软法理论“嵌入”各类社会经济生活中,洞察具体经济领域的软法现象,梳理出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国际经济、宏观调控、市场规制三领域的成果最为丰硕。

(一)国际经济领域

正因为软法肇始于国际法,经济领域软法方面的研究也数国际经济方面的软法研究最为厚实。徐崇利的研究相对深入,他连续撰文从不同角度论述国际经济领域软法现象。关于“跨国经济法”范式,他认为基于“全球治理理论”,非国家行为体成为了另类跨国经济法律渊源(跨国经济领域软法)的立法主体,治理的法律手段应软硬兼施,而此种现象无法归类入传统的国际法与国内法范畴,因此,国际经济领域软法的存在为“跨国经济法”范式的引入注入了一种独立的理由[19]。

关于跨国经济立法模式,徐崇利认为,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国际经济领域法律制度的创制提出了越来越强烈的需求,而以“各国共同同意”为基础的传统立法模式严重制约着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供给。为缓解这种供需之间的张力,应以“全球治理”理论为基础,在“国际公法”仍居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将部分国际经济立法权让渡给有关政府间组织、政府下属的经济管理职能部门、非政府组织、跨国商业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由它们来制订相应的国际经济“软法”,藉此将形成一种“跨国经济立法’的新模式[20]。

关于跨政府组织网络的国际经济立法活动,徐崇利认为,近现代,在各国国内,随着经济事务的日益复杂多变,中央立法机关己无力包揽所有的经济立法工作。于是,各国便普遍以授权立法的方式,将非基础性的经济立法事务交由行政部门完成。同样,在跨国层面,随着全球经济问题的不断增加,仅仅由各国外交代表等通过传统的正规途径共同缔结国际经济条约,已越来越呈独力难举之势。鉴于此,在全球治理理念的主导下,各国政府下属经济管理职能部门开始不断地组成跨政府组织网络(transgovern

mental networks),开展辅助性的国际经济立法活动,其所制定的虽为“软法”却有“硬效果”,构成一种值得关注的特殊国际经济法律渊源[21]。

王海峰在文中阐释了国际经济领域软法产生的缘由——软法所具有的调整国际经济关系不可比拟的优势;辨析了国际经济领域软法与国际软法在制定主体、制定方式、规制领域、实施方式等方面的不同;罗列出国际经济领域软法的表现形式:现代商人法、跨政府组织网络制定的国际经济领域软法、非政府组织制定的标准或规则。作者还特别地梳理了国际软实力与国际经济领域软法创设之间的关系,即各国软实力的博弈主导了国际经济领域软法的形成。作者还结合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与“缺位”,倡导中国必须全方位构筑和提升软实力,在国际经济领域软法的创设过程发挥积极作用。其关于中国国际软实力与国际经济领域软法创设之间的关系研究颇有价值[22]。

此外,有学者在国际经济领域的消费者软法保护及食品安全的软法规制展开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前者如,陆寰放眼国际,以软法在欧盟消费者保护领域中的作用为背景,结合消费者保护问题重新定义软法的概念,分析了软法之于供应商、消费者的益处及存在问题:供应商的适用范围有限,消费者无法真正参与,缺乏公信力等,并进一步分析了软法所处的困境,认为软法自身的缺陷无法单靠自身的力量来弥补,对此,作者主张从自身完善、外部干预、传统法律的引导和调控三个方面来应对,并主张应当借鉴欧盟消费者保护的软法规范结合我国自身情况来提高我国的消费者保护的水平[23]449457。在此基础上,杜志华、陆寰撰文以法律运行的各个阶段为线索,分别介绍和分析了欧盟消费者保护领域中软法的制定、执行、适用和监督环节不同于传统法律规范的特点,指出应从完善软法规范和加强外部力量干预两方面入手来提高软法在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的作用[24]。

关于食品安全的国际法律规制软法研究,韩永红关注了食品安全的国际法律规制中的软法现象。他认为,在食品安全国际法律规制中,国际软法大量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法与国际政治需求之间的内在矛盾。从国际软法的概念入手,食品安全国际法律规制中的软法主要表现为跨政府治理网络中的国际软法和有关国际组织制定的国际软法。这些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具有实际效力的国际软法在食品安全国际法律规制中发挥着独特的补充和辅助功能,理应引起我们的关注。作者呼吁作为民族国家,我国应重视食品安全国际法律规制中软法的认别、研究和利用。对于食品安全相关国际组织发布的软法,我国应将其作为完善国内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包括建立国内食品标准体系的重要参考,同时致力于提升对食品安全相关国际组织的参与能力,争取将我国的要求和主张“写进国际软法”。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了参考与借鉴[25]。

(二)宏观调控领域

1.宏观经济领域。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在宏观调控领域,应当直面软法,重视其重要功能,并试图从宏观上构建相关的经济治理模式。曾明、陈乃新从宏观调控的一般理论出发,首先通过对规划的规范性、普适性、程序性等法的表现形式,认定规划的软法属性,再通过对规划的调整对象细化、整体增量利益的维护、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与经济法调整对象、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一一相契合的角度,论证规划的经济法属性。并把软法硬法化作为规划法治化的重要保障[26]150156。

官欣荣力图跳出思维定势,围绕优化“泛珠”资本市场生态环境,对泛珠区域软法问题加以探讨,在分析了软法调整具有三大优越性(泛珠“软法”的构建有利于节约法治成本,使其效益最大化;“软法”的构建具有高度的民主协商性,更能促进泛珠资本市场分工、合作;区域软法构建,对于正式地方立法(硬法)而言,具有重要创新性、试验性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泛珠"区域软法的一些设想(确立一个泛珠区域软法构建的指导理念:消除不当的行政干预;建立泛珠区域内的软法实施机构:成立泛珠立法协调委员会、组织专设职能部门负责协调泛珠资本市场的发展;注重健全区域内资本市场各个领域的自律性软法规制)[27]。

王晓杰、蓝光喜认为在管理行政向给付行政时代转变过程中,公共治理主要是软法之治,软法是实现善治的主要手段,软法治理则是给付行政时代主要的治理模式。作者通过对浙江发展个私经济的经验透视得出软法是硬法的先导的结论,而“浙江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政府以行政软法治理民营经济,其软法治理的特点为:双向共生、开放协商的生成机制;崇尚引导激励自律;开放协商协调机制下的软约束力[28]。

2.金融领域。张燕、杜国宏、吴正刚认为,社会中间层中的行业协会的治理就是我们所认为的“软法”之治,民间金融行业协会的管理运行就是软法机制的运行,这样一个过程不仅仅体现为其规章与章程的作用,它是一个系统的过程运动,在运动中体现软法的价值。软法的内容即主要在于调整民间金融共同体成员内部的各种关系。农村民间金融”软法“之治纵向来说可从三个方面:微观(金融市场主体)、中观(行业协会)、宏观层(国家政策)进行分析。作者也谈及了软法的归宿,即国家立法机关可以通过吸收民间规则与习惯、行业协会的规章和公共政策的优点来制定出规范民间金融活动的法律等软法规范,等时机一旦成熟,被国家立法机关采纳从而上升为硬法[29]。

在此基础上,张燕、庞标丹又阐述了农村民间借贷与软法的契合,将软法的规范与引导作为农村民间借贷的理性回归,提出了软法规范与引导的设想[30]。

对于通货膨胀的治理与金融风险的应对,彭清燕认为通货膨胀治理对策的基本属性,完全可定位于软法,他分析了通货膨胀治理对策中软法的补充、回应、制约功能,主张软硬并举,构建一种更为合理的治理通货膨胀的法治治理结构[31]。邹越、黄诗霖强调一种更加有效的监管机制: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国家与社会组织协同监管。要加强软硬法之间、软法之间的协同作用,特别地,作者提出加大半官方机构制定和实施的软法的数量。关于软法约束力方面,主要靠“谴责——丢面子”带来的“出局”压力来实施,违反软法的人必须承担“出局”的责任后果,从此角度来看,软法并不软,当然,作者也指出,面对没有竞争的行业来说,此种约束力相当小[32]。

(三)市场规制领域

1.企业社会责任方面。 汤道路通过探究CSR(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的社会文化根源发现,其本质上是一种企业道德伦理责任,硬法只能有限度地强制推进其中最基础的部分内容,其他内容更适合软法机制推进,因为CSR的这种道德伦理性本质特征与软法机制的“非国家权力中心主义,非司法中心主义,强调多元、参与、合作、理性与激励”的特征具有本质上的内在契合性。作者主张的政府一企业合作机制是CSR软法与硬法体系之间沟通的重要渠道,对于国家权力保障、推进和控制CSR的正确进程意义重大。通过分析,作者得出结论:承认并重视软法机制,立足国内法治与文化的本土资源,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建立规范化的、组织化的CSR软法机制,是推进国内企业CSR状况、并在CSR国际领域实现平等交流与对话的基本途径[33]。

2.限制性竞争方面。杜紫立自《图书公平交易规则》其中的限折条款(第六章22、23条)所引起的广泛争议入手。作者运用本身违法原则、合理原则详细分析《图书公平交易规则》认为《图书公平交易规则》作为行业协会的自律规范尽管具有目的正当性,但在实施手段和方式上却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因此,对于行业自律规范这一软法现象,可以“一转变,三结合”着手规范行业自律规范,即实现行业协会职能的转变,加强对行业协会的指导和管理;行业自律规范事前审查与事后查处制度相结合、公私救济相结合、硬法与软法相结合(即前述软法硬法整合理论(theory of hybridity))[34]。

3.食品安全方面。任端平等学者提出了“强法”与“软法”并重构建和完善中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这一重大命题[35],文中,他们认为食品安全形势严峻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现行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强调以制裁为特征的“强法”,忽视以强调纲领、政策和原则为特征的“软法”。食品安全管理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法制中包括针对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设定的,以“纲领方针政策”为主要特征而不直接体现罚则的“软法”,“软法”具有事先性、综合预防性的特点,制定和完善“软法”也已成为现代食品安全法制发展的主要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09年2月28日通过,自2009年6月1日起施行,中国构建以食品安全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任重道远,其中软法的制定与适用不可忽视。。田飞龙由“三鹿奶粉事件”引发的疑难入手,将沟通软法理论与规制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介绍“强化政府模式”,但由于该模式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因此,作者回归规范立场,基于软法立场提出“均衡规制”概念,将其作为合作性规制的理想目标,并尝试给出该框架对于食品安全标准规制问题的合理化方案。[36]303326

三、经济领域软法的缺陷及完善措施

由于对于软法特别是对于经济领域软法的研究还嫌不足,因此,国内学者对于软法的质疑甚至诟病一直未曾停止,有些人习惯上将“国家制定法中的一切执法不力的弱法”确定为软法,比如,赵宏伟文中所讨论的“软法”恰是统计造假所造成的统计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防止“软法”成为“豆腐法”[37];亦有学者提出,就像欧洲议会所担心的那样,软法可能会危及到至关重要的民主透明原则和法治社会对可预测性的要求,最终会危害法[38]。当然,软法研究者自身也注意检讨软法现象自身存在的先天不足,并寻求完善软法的合理途径,最大限度发挥软法的效用。

程信和在前述两篇文章中都表达了对经济领域软法效应的疑虑,提示了软法现象有可能存在若干先天不足,如:针对某些软法规范性不够,某些软法约束力不强的现象,软法会不会泛化,软法有没有负面影响,软法如何靠得住?对此,他主张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方式完善软法规范,另一方面则要借助硬法支持软法规范。他还引入了西方学者的硬法、软法整合理论(theory of hybridity),超越两者的人为划分,试图把硬法、软法相结合,实现实质的公平正义。具体来说,除前述陆寰在讨论欧洲消费者保护提及软法的不足及应对之外,也有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软法的不足。刘会春认为,在GATT/WTO体制下的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简称RTAs)审查制度中,作为审查制度的核心,工作组和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CRTA)在审查过程中所遵循的“协商一致原则”使审查制度烙上了软法的印迹,软法效应严重,致使对RTAs的审查依然举步维艰,效力低下,可能造成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态势严重失控,为此,作者主张从加强CRTA的职能、寻求软法与硬法之间的平衡两方面入手提高审查效力[39]。

刘宇分析了WTO规则中的“软法”缺陷,认为其较大的灵活性及不高的法律强制力使之在WTO这一“刚性”体系中显得格格不入,并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为此,就需要对WTO规则的“软法”缺陷加以弥补,将松散的承诺上升为有约束力的和强制性的承诺,中国也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40]。

四、结语与研究展望

从现有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已有程信和、朱国华、徐崇利等30余名学者关注到经济领域软法现象,或总或分,从国外到国内,兼及宏观调控及市场规制等领域,撰写论文,表达学术观点,引领经济领域软法的研究向广度、纵深发展。学者们大都认为,经济领域软法现象远早于经济领域软法这一概念的出现,社会法现象的复杂多样、公共治理的兴起呼唤经济领域软法之治;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之间的互动、社会中间层的出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传统法概念的突破、“法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生命”等为经济领域软法的证立打下理论基础;经济领域软法的出现会突破传统法的概念;经济领域软法相对于经济硬法、经济法具有其自身的特征;经济领域软法具有广泛的渊源;其生成实施不依靠国家强制力,但不等于没有约束力,其具有自制独特的法律责任追究体制。

部分学者结合自己的学术专长,从相对微观的视角对某些社会经济领域的软法现象加以观照,具体包括:国际经济领域软法,规划、区域经济、民营经济、农村民间金融,消费者保护、食品安全、企业社会责任、限制性竞争等方面。

经济领域软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在相当广泛的领域具有硬法不可比拟的优势,对于不可避免的不足,学者主要从完善经济领域软法自身、寻求硬法的保护、促进向硬法的转化(当然这不是必由之路,因为软法也有其独特的适用范围)等方面入手解决,一般认为,实现硬法与软法的结合(theory of hybridity),实现软硬兼施、刚柔并济的混合法机制,已成为调整当今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必由之路。

然而,经济领域软法的研究只能说刚刚起步,就研究方法而言,更多的是做软法+经济法的理论拼凑,鲜有明确的理论进路及理论范式;实证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理论与实践联系不够紧密,进而缺少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就研究内容而言,经济领域软法的概念还需厘清,经济领域软法的特征、渊源还需廓清,特别地,关于经济领域软法的生成与实施更是研究的薄弱环节。就研究热点而言,财政软法、消费者权益软法保障、食品安全软法保障等方面应当成为研究的重点。

因此,国内学者若从事经济领域软法方面的研究,要随时关注社会经济生活出现的新情况(所谓硬法内外),同时力求“竭泽而渔”,盘点国内外软法、经济领域软法方面的已有研究成果并加以消化,同时认真国内外经济法理论的研究,以先进的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为指导,展开研究,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 增强中国问题意识,加深经济领域软法理论与实证研究

当前国内经济领域软法的理论研究明显落后于纷繁复杂的经济领域软法现象,存在着较明显的脱节现象,如何遵循类型化的方法在经济领域软法这一现象中提炼、抽取社会经济现象的内核,并遵循认识真理的思维的辩证方法——“由具体上升到抽象、再由抽象上升到具体”上升为经济领域软法理论,其研究问题可以为:经济领域软法是不是法?经济领域软法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在属加种差的定义方法中,在“法”或“经济法”的大家庭(“属”)中,其“种差”是什么?是经济领域软法还是经济法领域的软法软法之治抑或经济领域软法规范?经济领域软法与经济硬法的关系如何?经济领域软法如何完善?等等。当然,研究者首先借鉴现有的理论成果,比如经济领域软法的合理存在与运行机制是否与一些经济法学者探讨的经济法本身具有的不确性与非程序性相关联?[4142]其他诸如经济领域软法的渊源、分类、功能、效力和约束力等都必须从理论上加以论证。这样的理论才能够最终指导经济领域软法实践。

为使理论研究对实践更有指导性,研究者恐怕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中国问题意识。中国问题有其特色,中国的经济领域软法理论也只能是中国的,其面对的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双重转型的特殊情况,中国特有的文化沉淀、法制建设、道德建设状况等都会对经济领域软法的研究产生影响。以此为背景,才会构建起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的经济领域软法理论。其二,加强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社会生活中的“真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43]2541。而实证分析就是指只对经济现象、经济行为或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客观分析,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别急于断定“应该怎么样”,首先研究“是什么”同样可贵[44]457506。

(二) 力求“两个结合”

1.经济领域软法的实体与程序研究相结合。朱国华建议进一步加强经济领域软法现象的类型化分析。确立适当的分类标准,将经济领域软法的现象进行归类,在归类的基础上剖析各个类型经济领域软法的个性,在个性的基础上深化对于共性的认识。同时加强经济领域软法的程序,这涉及到经济领域软法的效力与约束力以及人们对经济领域软法接受与否的大问题。

2.国内与国际经济领域软法研究相结合。国外关于软法的研究较早,因此关注国外软法的发展特别经济领域软法的实践与理论对于中国的经济领域软法的发展大有禆益。具体来说:可以将国内外经济领域软法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去粗存精,将国外的先进理论放到中国的语境中加以验证,寻找适合中国的规律性,上文提到的陆寰关于欧洲消费者保护的新工具——软法的初步探讨当属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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