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关系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23 18:41:23
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篇1
关键词：国际关系专业;教学;研究;配偶学科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6-0156-02
作为一名从事国际关系专业教学与研究的教师，时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为什么要把国家拟人化，为什么国际关系理论几乎无所不包，但又似乎没有独立的学科“人格”？例如它借鉴了经济学等学科，可是它所借鉴的任何一个学科的内涵与外延都比它自身大。如果是这样，国际关系专业的本科生无法熟练掌握经济学、政治学等国际关系研究所借鉴的学科方法，而只能是学习着“东拼西凑”来的方法与工具，一直在各个学科的边缘“行走”和摸索，甚至无法发起像样的挑战。如果国际关系学界的“学霸”们，包括秦亚青、王逸舟、阎学通、倪世雄、唐世平等著名学者也并非是国际关系专业科班出身[1]，那么作为本科的国际关系教育，如何能够突破瓶颈，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能够与一流的经济学家对话，在现实主义领域与一流的政治学家对话，在建构主义领域与一流的心理学和教育学家对话，事关运用这些国际关系理论如何从它所借鉴“本源”以及如何准确使用它所借鉴的方法，并非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要发展，首先要建立在对该理论熟悉的基础上，然后才能够进行“批判”进而用新的理论来补充完善，但是如果学习者对该理论所借鉴的“母学科”了解不多，是谈不上挑战以及真正发展的。
从1919年设置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以来，国际关系学科虽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但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方法体系，而是以学派为界限，“每个学派都形成了相对完整和独立的方法论体系”[2]。可以说，西方国际关系每个成熟的理论学派几乎都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方法论体系，但就整个学科而言却缺乏明确的学科标识符号以将之与其他学科明确区分开来。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依据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对国际关系理论诸流派进行了明确的分类。然而，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却是不断引入其他学科的视角而建构的理论。如现实主义的权力-利益概念与政治学、自由制度主义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主义与文化，国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国际政治心理学与心理学，无不与其他的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战结束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西方国际关系领域的重大理论突破无不借助于方法论的创新与发展”[3]使得国际关系学科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例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借鉴微观经济学中的结构概念创立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一直成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基础，而建构主义则“以整体主义为方法论基础，以理念主义为本体论基础，以科学实在论为认识论基础”[4]。而这是该学科发展的标志，但是对于经济学、历史学等传统学科而言，外部学科方法的引入是辅的，无损于本学科的主导方法。但是国际关系学科本身却没有核心的主导性学科方法，冷战前常用的传统方法实质与历史学更为接近。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每个流派的方法都有差异。索伦森（G.Sorensen）做过一张方法论的图，来表示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基本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定位，正如学者所言，“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倾向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行为主义理论显然更趋向实证主义方法论，而后现论则甚至超出了解释学的极端”[5]，而“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般采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6]，尽管它与建构主义不全是对立关系，但显然建构主义“主要关注的还是社会化及其产物对于个体的构成作用，强调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化与制度化”[7]。
这使得国际关系学科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篮子式学科，这个篮子以国家之间界限为边界，将各种水果收入篮中。一个成功的国际关系学生需要了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军事学、文化学、地理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才能达到入门的层次，但是这些“母学科”每一个都比国际关系学科引入该学科之前的范围要大得多。由于精力、时间所限，国际关系专业学生不断从国际事务的角度了解其他学科，却无法系统掌握这些“母学科”的精髓：现实主义理论需要深谙政治学与军事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需要极其熟悉经济学与统计学等等。由于跨国事务的发展，国际关系不断扩大其范围，医学、气候、自然资源、海洋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也不断被纳入该学科来进行考察。
这种国际关系研究内容的多元化一方面是国际关系学科繁荣的标志，但也是国际关系学科“非可替代性”的重要体现。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人文学科都可以建构“国际关系理论”。哲学涉及全球问题、法学涉及国际法、政治学涉及权力、经济学涉及IPE等等，诸如此类。因此有些学科尽管不直接称为国际关系，但其研究无不涉及国际关系。然而这些研究都不过在本学科中占据非常微小的一部分。以建构主义为例，它的主要领域是教育学和心理学。在一般性的概念性解释中，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甚至不被提及，足以说明它在其中其实是弱渺和不起眼的。
国际关系学科自身无所不包的特性恰恰说明它很难成为“自己”。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很容易发现经济学、政治学等一系列人文学科的身影，却很难发现难以撼动的自己。这一点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设置中也有较强的体现：除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大学外，相当多的学校将有国际关系专业设置在政治学与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历史学院等等。这种复杂的设置方法，反映了国际关系学科本身的矛盾性与交叉性。但是在美国本土，这样的矛盾基本不存在。由于外交事务在美国是突出的事务，因此外交与国际关系，和“美国国务院”的设置一样，主要是面向对外交往。而在中国这样的外交与国际事务尚未专业化的国家，或者国际关系专业经常处于为政治家主张“做诠释”的阶段，国际关系也无法遍地开花式地形成独立性。即便是国际关系的建构者，也带有话语霸权的特征，“美国不仅主导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价值论，而且主导了其本体论、认识论，导致所谓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话语霸权现象”[8]。
国际关系学科也形成了主导范式与竞争范式并存的方法论格局。在西方的知识方法论体系中，实证主义（包括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两种方法论导向并存，国际关系理论也是这两种方法。但国际关系研究主导的仍然是实证。但是这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仅多数的该专业学生无法直接接触外交、国际事务的实践，甚至从事一线教学研究的国际关系学者也无法从外交实践中直接获得第一手的经验和案例。他们从新闻、历史中获得案例以及所谓的验证，多数是“二手”的资料。由于国际关系专业直接培养的学生，无法在本科阶段就熟练掌握经济学等“母学科”，所以他们也不可能构成国际关系进入“母学科”形成的国际关系理论形成有效的批评，而只不过是在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话语霸权”和“新发现”（这种发现既可能基于史料挖掘和现实政治发展，也可能是从外部领域刚刚进入国际关系研究视野）案例验证之间建立“修修补补”工作。
正如前文所述，在国际关系学者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大理论”或中层理论的研究者，一般都不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或者国际事务专业的毕业生。语言专业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介绍到中国国内的过程中占尽了优势，在21世纪更加重视中小国家区域与国情研究的情况下，小语种的语言学科仍然占据新的优势地位。由于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来自西方国家，而且主要以英美为主，导致英语成为国际关系专业的通行语言。然而，随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中等国家以及大国的语言被重视。掌握这些国家的语言，能够获悉该国的第一手资料，因而也就能够占据先机。通过充分占有资料和国际关系专业通行语言（英语）所无法涉及的小语种资料领域，使得西方语言和理论指引下的主流国际关系研究反而被隔离在语言篱笆之外。“就方法论而言，人们对复杂的国际关系进行思考和探索时，主要依赖语言符号作为工具，在方法上包括对不同政治文本及话语的解读和诠释，并利用文字将研究的结果作为国际关系‘知识’固定下来”[9]。由于新的学科融合趋势加强，不仅语言类专业需要复合化培养，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事务专业也需要复合型培育模式。这是国际关系学科的复合性决定的。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应给该专业学科配置“配偶式”学科，在学习国际关系专业的同时，自主深入学习一门感兴趣的主流人文学科，将“精读与泛读”结合起来。但是在现行的硕士研究生和本科阶段接轨的过程中，却存在着脱节的现象，例如本科生阶段的“泛读”教育，到了研究生阶段按照地区国别进行了“分领域”划分，而不是按照“母学科”的方式进行划分。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者也许能够掌握“建构完成”的国际关系理论，却很难从“母学科”本源上进行有效的测试与证伪。如果接受已经“建构完成”的体系是一种学习者的本分，而不是在遵循之中审视遵循，那么这种意识领域的“话语奴役”从根本上是阻碍国际关系发展的。
国际关系理论的复杂多元，本身是一种国际关系学科的存在方式，说明世界是多元而不是一元的。但是这种“高级存在模式”并不意味着让基础阶段“本科教育”去承担这样的多元是有强烈的创新价值和应用价值导向的。一个从中等教育毕业的学生，一下子迈进了各种学科交叉形成的“篮子”里，像一个世界知识的万花筒，首先是很容易迷失自己，其次要经历很多次碰撞才能破茧而出。在这种情况下，学科的交叉和“配偶式”学习为打开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之门也许提供了一条捷径。
参考文献：
[1]魏姝.中国政治学研究概况分析――基于CSSCI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2]胡宗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5.
[3]秦亚青.层次分析法与国际关系研究[J].欧洲，1998（3）.
[4]秦亚青.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J].欧洲，2001（3）.
[5]秦亚青，阎学通，张文木，时殷弘，冯绍雷.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笔谈[J].中国社会科学，2004（1）.
[6]秦亚青.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文献[J].国际政治研究，2006（3）.
[7]郭树勇.试论建构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前途[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7）.
[8]李正国.前国内学术界对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J].中共宁夏党校学报，2006（1）.
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篇2
关键词:大国崛起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 建构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思想体系
(一)现实主义学派的大国崛起理论
芝加哥大学教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奠基之父”,也是“经典现实主义之父”。他在其着作《国家间政治—为权利与和平而斗争》(1948)中精确地定义了国际关系范畴,宣告了美国二战后外交思想范式转型的开始。在国际社会中,国家的行为是由对权利的追求驱使的,国家利益只有通过权利才能得以实现。国际政治的动因就是对权利的追求。因此,权利之争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内容”。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格局的变化,现实主义理论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20世纪70年代,正值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和新兴国家的逐步崛起,演绎出新现实主义学派。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是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于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被认为是新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华尔兹认为,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安全。国家不应谋求权力的最大化,而应寻求权力的平衡。均势理论的实质是主要大国间实力平衡的分配。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1971)一书中率先提出了稳定论,后来由罗伯特?吉尔平加以系统完善提出“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建立国际制度、提供世界经济的稳定器、提供公共物品等从而实现均势,从而保持国际局势稳定;而新兴大国的崛起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引起不稳定。
米尔斯海默认为,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增长中心,它必然会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并主宰东北亚。当中国不断增加权力时,中国的邻国和美国都不会袖手旁观,而会采取行动遏制中国,很可能通过组建一个均势联盟的方式达到此目的。结果是中国与其对手进行激烈的安全竞争,大国战争的危险常常环绕在它们头上。因此,当中国的权力增长后,美国与中国势必成为对手。
(二)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大国崛起理论
新自由主义强调,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紧密,全球价值链将国家间的生产要素整合起来,将全球生产系统连接在一起,一个产品的制造往往要在世界范围之内由多个国家若干个工序协调完成。新自由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其专着《权力与相互依存》中,提出了“复合相互依存”的概念,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的时代”。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局势是,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断加深,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经济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议题。应该将和平崛起的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是新自由主义学派必然得出的结论。
关于中国的发展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他们认为,自2002年以来,现实主义理论不适用于中美关系的现实。事实是,与经济利益相关的一系列议题取代政治关系和军事斗争成为中美两国关系的主轴。
(三)建构主义学派的大国崛起理论
首先,在国际结构方面。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国际体系是诸机构的集合体,而且诸机构是由诸规范所组成的实践活动,当其构成的规范的一部分(或全部)发生改变时,国际体系的基本变化随之出现。新兴大国对现有国际结构将产生重大影响,往往打破现有国际结构。
其次,在国际行为规范和价值观方面。建构主义学派认为,通过建构而产生出来的行为规范、原则以及信仰,不仅影响和规定着国际政治中的国家行为,而且使国家行为体理解什么是重要的或有价值的,以及如何运用合法手段去获取它们。大国在崛起中会产生新的行为规范,它的价值观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最后,在认同方面。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利益依赖于认同”。建构主义承认国家以自身需要去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但同时认为,国家利益是处于变化过程中的,“利益是通过社会相互作用而建构成的”。即,自身的利益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确定的,因此,必须构建与他人的利益认同。温特指出国家认同有四种类型,即实体认同、类型认同、角色认同与集体认同。但是,建构主义强调“国家是否感到威胁在于自我和他者之间是否建立了集体认同”。因此,一个崛起的大国也需要与其他国家建立积极的认同关系并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四)霸权周期论者的大国崛起理论
第一,霸权国家和挑战国家的交替出现和相互间的冲突是国际政治体系变动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际政治体系变动的内在动力。
第二,霸权周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一国霸权建立之后,其实力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国际体系在它的控制之下处于稳定时期,政治和平、经济繁荣。但是,随着各国实力的消长,挑战国家开始出现,霸权国家出现衰退,挑战国试图改变国际秩序,爆发战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重新回到无序和混乱的状态,经过长期和反复的拉锯战后,挑战国家代替旧的霸权国家开始主导国际政治体系,世界又一次回到稳定时期,国际政治经济进程完成一次大循环。
在全球化体系下,霸权国运用得最多的是“接触与遏制战略”。其假设前提之一是霸权国家在全球化体系下,不能解决所有国际难题;之二,霸权国依然能从与挑战国的接触中获得极大的利益,甚至还必须依靠挑战国解决自身的政治经济问题和国际体系中的问题。因此,霸权国与挑战国谨慎地“接触”、“合作”,在与挑战国接触中壮大自身实力,在竞争式的合作中战胜、压制挑战国,试图让挑战国永远处于与自己不对称的“合作”状态下,随时准备对挑战国实施遏制或打击。笔者认为,美国的“接触与遏制战略”,其意识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其心理是在这种战略实施行为中寻找一种与挑战国不对称的竞争合作状态,遏制或打击挑战国。因此,霸权国这一“内外兼顾”的战略特征造成其患得患失的矛盾心态。
(五)世界体系论者的大国崛起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纽约州立大学杰出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是世界体系的创始人,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世界体系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其标志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这一理论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通过世界政治、世界经济和世界文明三个层次来研究世界体系的历史演变、结构特征、发展规律及基本趋向,深刻揭示了“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发展变迁和运作机制。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代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它是由核心区、边缘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区三个组成部分联接而成的一个世界经济整体结构。各个国家或地区由于经济地位不同而分属于三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并承担着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而这种不同的经济角色是由资本积累、技术以及不同的劳动分工决定的。核心国家是那些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依靠先进技术和工业产品控制、支配其他国家的国家;边缘国家是那些不得不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而受控于核心国家的国家;而半边缘国家指那些既可以某种程度上控制边缘国家,又在某种程度上受控于核心国家的国家。但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单方面的依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六)文明冲突论者的大国崛起理论
文明冲突论由美国着名政治学大师、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他于1993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首次阐述了这一理论。1996年,他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专着中,对文明冲突理论作了更详尽和更系统的论证和阐述,进一步全面阐释和预测冷战以后全球政治的演变和冲突。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国际和国内族群与宗教冲突,尤其是2003年不同文明集团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似乎再次证实了亨廷顿关于“世界范围内的冲突多发生在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文明断层线”的论断。他提出,冷战后“文明”已代替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经济因素等而成为今后观察、讨论、判断一起国际纷争的“范式”。
亨廷顿对中国的崛起,表示了担忧,他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亨廷顿认为,美国与中国的摩擦并非只是简单的经济摩擦,而本质是“文明的冲突”,即儒家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冲突。
大国崛起的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评析
上述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从不同角度剖析了这个人们赖以生存的由各民族国家组成的现实世界体系。然而,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各学派都难以单独对国际关系做出完整的阐释。因此,分析国际关系时,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文明冲突论等四种观察国际关系的视角,应该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
现实主义是人们观察国际关系最常用的视角。观察大国的互动,人们往往习惯于关注国家力量,特别是这种力量的发展以及如何使用这种力量。现实主义所关注的这种国家间的力量关系,是现实的、客观的,这个视角十分重要。但如果仅仅按照这种逻辑进行思维,那么人们只能得出悲观的结论,即大国的发展所带来的力量变化,必然导致国际冲突;中国的崛起必然导致中美冲突。
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篇3
关键词：政府失灵 市场失灵 调节关系
对于国际经济法调整对象问题,理论界有诸多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大多从国际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国际经济关系入手,以不同的标准对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划定或宽或窄的界限。但是,这些众多的标准大多忽略了经济法律(包括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最为经典的功能——克服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正如彼得斯曼所说:“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都属于那些领域:在那里,‘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从古老的重商主义时代直到如今始终受着批评。”因此,笔者将着眼于国际经济法克服“双重失灵”的功能,借鉴国内经济法较成熟的相关理论,对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进行研究。
一、国内外相关学说之呼应——“经济”之法存在的目的为克服“双重失灵”
我国经济法有一个基本原则,即适度干预原则。该原则的关键就在于“干预”与“需要”。第一,“市场失灵”是市场机制的必然现象,因此需要国家的“干预”;第二,基于“有限理性政府”之假设,国家在“干预”过程中有可能滥用公权力——即“政府失灵”,于是必须限制“干预”的范围与程度,干预应当“适度”。也就是说,经济法是“政府干预”与“干预政府”的辩证统一。需要提出的是,因为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会涉及一个以上的国家或涉及各国管辖权的冲突问题,且各国经济主权是平等的,若把国内经济法理论的“干预”一词套用在国际经济法理论中似乎强制色彩过于浓厚,因此,为了表述上更为妥当,下文在论述国际经济法时,用“调节”一词代替了“干预”。
碰巧的是,我国经济法的“适度干预”原则与国际经济法的两位大家——彼得斯曼和杰克逊教授的某些观点遥相呼应、不谋而合。虽然在调整商事交易关系的私法之地位这方面,彼得斯曼、杰克逊均与国内经济法理论持不同态度,但是他们在对国际经济法进行界定时,都提到了国际经济法克服“市场与政府双重失灵”的功能。这又不得不提到彼得斯曼在《国际经济法的宪法功能与宪法问题》中的那句话:“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都属于那些领域:在那里,‘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从古老的重商主义时代直到如今始终受着批评。”而杰克逊的观点似乎与我国经济法理论更为接近,他认为“关于交易的法律有三个部分”——“关于交易的私法”、“关于国家政府规制交易的法律”和“关于限制政府的国际经济制度的法律”。若将此理论与上文提到的“‘政府干预’与‘干预政府’的辩证统一”进行对接,“关于国家政府规制交易的法律”即“政府干预”之法,而“关于限制政府的国际经济制度的法律”则强调在国际法层面“干预政府”。
综上,无论是国内经济法还是国际经济法的理论,一般都能达成以下共识:“经济”之法存在的目的都包括克服“市场失灵”和经济领域的“政府失灵”。从克服“市场失灵”来看:经济法需要克服的是“国内市场失灵”,其方式是一国政府通过立法对国内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国际经济法需要克服的则是“国际市场失灵”,其方式既包括国际组织通过创制法律对私主体经济活动进行调节,也包括一国政府通过立法对与本国市场或本国国民有关的国际经济活动进行调节。从克服“政府失灵”来看,经济法是在国内法层面对“政府干预国内经济的行为”之约束;国际经济法则是由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协商等国际机制所创制的法律来对“各国政府干预国际经济活动的行为”进行调节。
二、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国际经济调节关系
我国另一些经济法学者曾通过国内与国际经济法的理论整合来对国际经济法定义进行研究。经济法“国家调节说”(也称“三三理论”)的创始人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活动有市场调节、国家调节和国际调节三种机制,这三种机制分别受到民商法、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的保障。其中后两者是“有形之手”的调节,在调节者和被调节者之间是一种促导、管理和干预的调节规制关系,不是“一般经济交换活动中各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商品货币关系”,因此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调节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笔者认为,漆多俊教授对国际经济法的这种定义有一定科学性,同时也存在不足。比如,把“国家调节机制”全部纳入国内“经济法”的观点还有待商榷。但是,这种“调节机制的三分说”就其研究方法而言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与漆多俊教授不同的是,笔者认为“国家调节”应进一步分为“国家对国内经济活动的调节”和“国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调节”,①前者体现在经济法中,后者则应纳入国际经济法体系。杰克逊在研究国际经济法的宪法性制度时也强调这些制度并不仅仅存在于国际层面,他指出:“各国政府的法律与制度也是该制度的重要渊源……这一体制反映了国内与国际规范、体制和政策的交互作用。如果仅仅研究国际部分,或仅仅研究主权国家,就不能理解它。”
此外,“国际调节”也应当根据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不同功能分为“国际法对国际经济活动的直接调节”以及“国际法对国家调节国际经济活动之行为的再调节”。也就是说,“国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调节之法”与“国际调节之法”共同构成了国际经济法体系。“国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调节之法”即一国政府通过立法对与本国市场或本国国民有关的国际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具体而言可理解为涉外经济法;“国际调节之法”即各种国际机制所创制的直接调节国际经济活动的法律(如国际贸易管理法)以及对国家调节国际经济活动之行为进行再调节的法律(即杰克逊所说的“关于限制政府的国际经济制度的法律”)。
综上所述,国际经济法实际上是一种旨在克服“双重失灵”的调节之法,其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际经济调节活动中所发生的调节关系。由此可归纳出国际经济法的定义——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调节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虽然此定义在语言表述上与漆多俊教授对国际经济法的定义相同,但最关键的是,两个概念中的“国际经济调节关系”在范围上有着重要差别。具体而言,漆多俊教授所说的“国际经济调节关系”主要指在国际法对国家调节经济之行为进行再调节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国际机制与国家之间发生的关系;而本文所理解的“国际经济调节关系”具体包括以下三种:第一,国家在调节与本国有关的国际经济活动时与私主体(本国或他国私主体)所发生的调节关系。第二,国际立法在直接调节国际经济活动时发生的,各种公主体与私主体间的调节关系。较为特殊的是,在这组调节关系中,被调节者是私主体,但调节者与立法者不一定一致,其构成可能比较复杂,既可能是国家,也可能是国际组织。如:《关于执行gatt1994第6条的协定》由wto制定,但反倾销的调查、裁决以及反倾销措施的执行都是由国家主管部门进行,但同时,作为立法者的wto也会参与到调节中来,如《反倾销守则》第16条规定:“特此设立反倾销措施委员会……各成员应立刻通知委员会其采取的所有初步或最终反倾销行动……”
。第三,各种国际机制与国家之间的的经济调节关系。
三、总结
上文的论述可以总结为以下图表:
国际法对国际经济经济活动的直接调节在直接调节国际济活动时所发生的公、私主体(详见上一段)间的调节关系各种国际机制创制的直接调节国际经济活动的法律(如国际贸易管理法)对国家调节国际经济活动之行为的再调节国际机制与国家间的经济调节关系机制创制的对各国政府调节行为进行再调节的法律(即杰克逊所说的“关于限制政府的国际经济制度的法律”)
注释:
①当然,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除法律调节外,还可以用经济政策等手段进行调节,本文只讨论法律层面的国家调节。
参考文献:
[1][德]彼得斯曼.国际经济法的宪法功能与宪法问题.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李昌麒.经济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3]李昌麒.寻求经济法真谛之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4]刘燕南.实用主义法理学进路下的国际经济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篇4
内容摘要：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影响甚至打破现有的国际均势格局，从而导致国际局势不稳定甚至冲突。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现实主义理论不适用于中美关系的现实，应该将崛起中的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建构主义学派认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也需要与其他国家建立积极的认同关系并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为此，一套较完整的大国崛起的国际关系理论思想体系已经形成。
关键词：大国崛起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 建构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思想体系
（一）现实主义学派的大国崛起理论
芝加哥大学教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奠基之父”，也是“经典现实主义之父”。他在其著作《国家间政治―为权利与和平而斗争》（1948）中精确地定义了国际关系范畴，宣告了美国二战后外交思想范式转型的开始。在国际社会中，国家的行为是由对权利的追求驱使的，国家利益只有通过权利才能得以实现。国际政治的动因就是对权利的追求。因此，权利之争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内容”。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格局的变化，现实主义理论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20世纪70年代，正值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和新兴国家的逐步崛起，演绎出新现实主义学派。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是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于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被认为是新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华尔兹认为，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安全。国家不应谋求权力的最大化，而应寻求权力的平衡。均势理论的实质是主要大国间实力平衡的分配。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1971）一书中率先提出了稳定论，后来由罗伯特•吉尔平加以系统完善提出“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建立国际制度、提供世界经济的稳定器、提供公共物品等从而实现均势，从而保持国际局势稳定；而新兴大国的崛起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引起不稳定。
米尔斯海默认为，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增长中心，它必然会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并主宰东北亚。当中国不断增加权力时，中国的邻国和美国都不会袖手旁观，而会采取行动遏制中国，很可能通过组建一个均势联盟的方式达到此目的。结果是中国与其对手进行激烈的安全竞争，大国战争的危险常常环绕在它们头上。因此，当中国的权力增长后，美国与中国势必成为对手。
（二）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大国崛起理论
新自由主义强调，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紧密，全球价值链将国家间的生产要素整合起来，将全球生产系统连接在一起，一个产品的制造往往要在世界范围之内由多个国家若干个工序协调完成。新自由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其专著《权力与相互依存》中，提出了“复合相互依存”的概念，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的时代”。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局势是，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断加深，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经济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议题。应该将和平崛起的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是新自由主义学派必然得出的结论。
关于中国的发展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他们认为，自2002年以来，现实主义理论不适用于中美关系的现实。事实是，与经济利益相关的一系列议题取代政治关系和军事斗争成为中美两国关系的主轴。
（三）建构主义学派的大国崛起理论
首先，在国际结构方面。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国际体系是诸机构的集合体，而且诸机构是由诸规范所组成的实践活动，当其构成的规范的一部分（或全部）发生改变时，国际体系的基本变化随之出现。新兴大国对现有国际结构将产生重大影响，往往打破现有国际结构。
其次，在国际行为规范和价值观方面。建构主义学派认为，通过建构而产生出来的行为规范、原则以及信仰，不仅影响和规定着国际政治中的国家行为，而且使国家行为体理解什么是重要的或有价值的，以及如何运用合法手段去获取它们。大国在崛起中会产生新的行为规范，它的价值观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最后，在认同方面。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利益依赖于认同”。建构主义承认国家以自身需要去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但同时认为，国家利益是处于变化过程中的，“利益是通过社会相互作用而建构成的”。即，自身的利益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确定的，因此，必须构建与他人的利益认同。温特指出国家认同有四种类型，即实体认同、类型认同、角色认同与集体认同。但是，建构主义强调“国家是否感到威胁在于自我和他者之间是否建立了集体认同”。因此，一个崛起的大国也需要与其他国家建立积极的认同关系并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四）霸权周期论者的大国崛起理论
第一，霸权国家和挑战国家的交替出现和相互间的冲突是国际政治体系变动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际政治体系变动的内在动力。
第二，霸权周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一国霸权建立之后，其实力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国际体系在它的控制之下处于稳定时期，政治和平、经济繁荣。但是，随着各国实力的消长，挑战国家开始出现，霸权国家出现衰退，挑战国试图改变国际秩序，爆发战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重新回到无序和混乱的状态，经过长期和反复的拉锯战后，挑战国家代替旧的霸权国家开始主导国际政治体系，世界又一次回到稳定时期，国际政治经济进程完成一次大循环。
在全球化体系下，霸权国运用得最多的是“接触与遏制战略”。其假设前提之一是霸权国家在全球化体系下，不能解决所有国际难题；之二，霸权国依然能从与挑战国的接触中获得极大的利益，甚至还必须依靠挑战国解决自身的政治经济问题和国际体系中的问题。因此，霸权国与挑战国谨慎地“接触”、“合作”，在与挑战国接触中壮大自身实力，在竞争式的合作中战胜、压制挑战国，试图让挑战国永远处于与自己不对称的“合作”状态下，随时准备对挑战国实施遏制或打击。笔者认为，美国的“接触与遏制战略”，其意识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其心理是在这种战略实施行为中寻找一种与挑战国不对称的竞争合作状态，遏制或打击挑战国。因此，霸权国这一“内外兼顾”的战略特征造成其患得患失的矛盾心态。
（五）世界体系论者的大国崛起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纽约州立大学杰出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是世界体系的创始人，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世界体系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其标志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这一理论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通过世界政治、世界经济和世界文明三个层次来研究世界体系的历史演变、结构特征、发展规律及基本趋向，深刻揭示了“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发展变迁和运作机制。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代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它是由核心区、边缘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区三个组成部分联接而成的一个世界经济整体结构。各个国家或地区由于经济地位不同而分属于三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并承担着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而这种不同的经济角色是由资本积累、技术以及不同的劳动分工决定的。核心国家是那些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依靠先进技术和工业产品控制、支配其他国家的国家；边缘国家是那些不得不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而受控于核心国家的国家；而半边缘国家指那些既可以某种程度上控制边缘国家，又在某种程度上受控于核心国家的国家。但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单方面的依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六）文明冲突论者的大国崛起理论
文明冲突论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大师、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他于1993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首次阐述了这一理论。1996年，他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专著中，对文明冲突理论作了更详尽和更系统的论证和阐述，进一步全面阐释和预测冷战以后全球政治的演变和冲突。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国际和国内族群与宗教冲突，尤其是2003年不同文明集团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似乎再次证实了亨廷顿关于“世界范围内的冲突多发生在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文明断层线”的论断。他提出，冷战后“文明”已代替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经济因素等而成为今后观察、讨论、判断一起国际纷争的“范式”。
亨廷顿对中国的崛起，表示了担忧，他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亨廷顿认为，美国与中国的摩擦并非只是简单的经济摩擦，而本质是“文明的冲突”，即儒家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冲突。
大国崛起的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评析
上述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从不同角度剖析了这个人们赖以生存的由各民族国家组成的现实世界体系。然而，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各学派都难以单独对国际关系做出完整的阐释。因此，分析国际关系时，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文明冲突论等四种观察国际关系的视角，应该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
现实主义是人们观察国际关系最常用的视角。观察大国的互动，人们往往习惯于关注国家力量，特别是这种力量的发展以及如何使用这种力量。现实主义所关注的这种国家间的力量关系，是现实的、客观的，这个视角十分重要。但如果仅仅按照这种逻辑进行思维，那么人们只能得出悲观的结论，即大国的发展所带来的力量变化，必然导致国际冲突；中国的崛起必然导致中美冲突。
长期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如此剧烈，以至于吵闹得似乎要打贸易战，可是往往都会在最后“莫名其妙地”风平浪静。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根本法宝在于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想。至少，它能够“超现实地”诱导中美双方的思想，中美双方巨大的共同利益都使大家无法抗拒，因此，它约束并归顺着中美双方的行为。国家之间固然存在冲突，但它们之间同时存在更多的合作和被捆绑在一起的利益。历经30年发展的现代中美关系，存在诸多共同利益，构建了很深的复合相互依存关系，且共同建立了制度化与规范化的国际条约、国际组织等。这就是新自由主义以合作为特点的观点。这也是分析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
建构主义是观察国际关系的第三个视角。建构主义强调的是人们的观念。如果国家间能够改变观念，无论权力关系如何，都可能建立新的关系。近年来大国之间建立的各种伙伴关系，其实就是一种观念的关系。把对方看作伙伴而不是敌人就是观念的改变。这种改变不涉及力量对比的变化，也不涉及相互依赖的变化，但能够减少力量竞争可能导致的冲突，并增进因相互依赖而导致的合作。而大国的崛起也需要和世界体系建立并反复确认其相互认同的关系，消除观念上的差异，协调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不同。为此，中国提出了“和谐世界”战略思想，这是与国际体系里的其他成员友好“共生”的理念。构建国家认同和价值认同是建构主义所倡导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就是建构主义思想的活案例，其根本使命就是构建中美国家认同和价值认同，构筑中美战略互信。
与建构主义思维方法比较接近的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笔者认为，如果把一个民族国家的观念看成是一个群体现象的话，那么造成这个群体现象的根源就是其“文明”、“文化”。中美构筑国家认同的核心就是构建文化价值观认同，避免中美文明冲突和国家冲突。
参考文献：
1.[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美]塞缪尔•亨廷顿，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2002
3.王亚飞.大国兴起与国际经济摩擦―兼论中美贸易摩擦.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1）
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篇5
——国际经济法的学科界定及其基本原则的重塑
邱一川*
[内容摘要] 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从对某一类社会关系进行共同调整的角度出发，将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杂糅成一个学科进行调整，其症结在于混淆了“法学分科”与“法律运用”这两个不同层面的法律问题，用法律运用的综合性替代了法学分科的严整性。本文将国际经济法重新界定为“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并从新的视角对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梳理，以此佐证国际经济法的学科界定。
[关键词] 国际经济法 学科界定 基本原则
一、 广义国际经济法的“水果拼盘说”
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认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跨国）经济关系的多门类、跨学科的边缘性综合体 ，是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 。
这一学说的立论基础在于，对某一涉外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既要涉及调整经济流转关系的法律规范，又要涉及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法律渊源既包括双边条约、多边条约、国际习惯、国际惯例等国际法规范，也包括涉外民商法、涉外经济管制法以及冲突规范等国内法。 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由此得出结论：国际经济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是“国际经济法律关系本身极其错综复杂的忠实反映；也是科学地调整这种复杂关系，对其中的法律症结加以‘综合诊断’和‘辨证施治’的现实需要。”
由此可见，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从对某一类社会关系进行共同调整的角度出发，认为凡与此相关的法律规范便足以独立地形成一个法学门类。这一学说立足于实用主义，对于解决现实问题确实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广义说的观点将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调整，将不同性质、不同部门的法律规范杂糅在一起，难以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 造成这一问题的症结何在？笔者认为，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混淆了“法学分科”与“法律运用”这两个不同层面的法律问题，因而在立论基础上存在严重缺陷。
诚然，国际经济关系涉及的主体繁多，错综复杂，的确需要对其中存在的各种法律症结进行综合诊断与辨证施治。但这是法律运用层面的问题，而不是部门法学分科层面的问题。我们并不能由法律运用上的综合性要求必然地推论相关的法律规范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不同法律部门的综合运用并不等于相关的法学分支就应杂糅成为一个独立学科。
事实上，在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不仅会涉及到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中所述及的各种法律规范，相关国家的刑法规范（如一国关于“信用证诈骗罪”的规定）也可能在特定情形下得以适用。如果按照广义说的论证逻辑，调整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刑法规范岂不是也应纳入广义国际经济法的范围当中。
以此类推，内国经济关系虽不如涉外经济关系复杂，但同样有必要对其中的法律症结进行综合诊断与辨证施治。对内国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也会同时涉及内国民商法、内国经济行政法和内国经济刑法等法律规范。试问，按照广义说的理论逻辑，这些相关的内国法律规范是否也应混合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
再进一步而言，我们必须从深层次来探讨如下一个问题，即法律运用的综合性能否替代法学分科的必要性和严整性呢？也就是说从法理的角度而言，法学分科的意义何在？尤其是在学科界限日益模糊、例外情形层出不穷的新情形下，传统的法学分科的是否仍有必要？笔者认为，某一部门法学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内部具有本质上的共同性，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通过法学分科可以形成一种严整的知识体系，便于认识、分析、运用和预测。学理通说上以独立的调整对象作为划分部门法学的标准 ，“独立调整对象”不仅要求以某一特定领域的社会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且要求这一特定领域的社会关系必须具有质上的共同性。试以民法为例：平等主体之间物权法律关系、债权法律关系、知识产权法律关系、婚姻法律关系和家庭法律关系虽然相对独立，但上述各种法律关系仍然可以抽象出其质上的共同性，形成民事法律关系，形成民法总则中的各项内容。不仅如此，民事法律关系中最为核心的精神又可以抽象出民法的基本原则。析微而知著，一个严整的法学分支必须能够形成“基本原则—基本法律关系—具体法律关系”的逻辑体系。我们并不是为了刻意追求逻辑体系的完整性，而是因为只有这种“从抽象到具象”、“从一般到具体”的逻辑体系才是真正有助于我们便捷地认识事物、分析问题和预测发展的，尤其是有助于我们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人类创设各种各样的学科，其目的就在于此。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认为其以跨国经济关系作为调整对象，似乎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但事实上，诚如广义说自己所承认，跨国经济关系既包括跨国经济流转关系，也包括跨国经济管制关系，而这两类社会关系在性质上殊有不同。广义说将经济流转关系和经济管制关系这两类不同的社会关系放在一起进行调整，既无法进一步抽象出两者之间的共同性，无法形成学科的总论，也无法真正提出学科的基本原则，难免带有人为拼凑的色彩。由此可见，我们决不可因为法律运用中的综合性否认了法学分科的价值。这或许并不是学术领域纷争的问题，而是人类认识事物规律的本质要求。
诚然，随着“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国际法与国内法相互渗透等趋势的出现，传统法学分科的界限日益模糊，学科界线周边出现了许多“灰色区域”。但我们认为，决不可因为灰色区域的存在而否定法学分科的必要性；相反，例外情形的存在更有助于我们在一个新的角度上认识事物的本质。理论是清一色的，泾渭分明；但是社会关系却是模糊的，黑白之间存在诸多灰色的过渡。学科分类时必须在这一灰色区域中厘定临界点，因此种种例外情形的存在在所难免，不足为奇。对于灰色区域中的例外情形，可以个案处理，也可以作为例外情形以特殊的方式予以解决。但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有了萘李、骡子等杂交品种后便否定门、纲、目、科、属、种等生物学分类；同样道理，我们亦不能因为法学分科中一些特殊情形或例外情形的存在而否认了法学分科的价值。任何科学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百分之百地贴近现实，也不可能为我们认识事物提供完全正确的结论；科学的作用只是通过初略的分类为我们认识事物提供基本正确的结论。
综上而言，部门法学的分科应当是严整的，但在部门法学的运用上却应当是综合的。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虽注重了法律运用的综合性，却忽略了法学分科的严谨性，将法律运用和法学分科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广义说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法犹如一个水果拼盘：从营养结构和口味搭配出发，人们食用时需要的是各种水果相互搭配的水果拼盘；但我们却难以承认水果拼盘是另成一类的水果，更不可由此而否认水果分类的价值。
二、 国际经济法的学科界定
那么，如何对调整国际（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进行学科分类呢？笔者认为，如下两点论断是我们分析的出发点：
（1） 国际经济关系当中既包括横向的经济流转关系，也包括纵向的经济管制关系；
（2） 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既涉及各国的国内法规范，也要涉及各种形式的国际法规范。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将所有调整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分成四大部分（如下表所示）：
经济流转关系 经济管制关系
国内法规范 （1）冲突规范/民商法 （3）经济行政法
国际法规范 （2）国际商法 （4）国际经济法
表：调整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分类示意图
（1）调整跨国经济流转关系的国内法规范是各国的冲突规范（如我国《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的规定）及其指引的内国民商法（如我国的新《合同法》）；
（2）调整跨国经济流转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则是作为统一实体规范的国际商法（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3）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内法规范为各国的经济行政法（如我国的《对外贸易法》）；
（4）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则构成国际经济法（如《建立wto协定》及其附件）。
上述四个部分配合在一起，共同对跨国经济关系中涉及的不同层面的法律问题进行调整和规范。在这四个部分中，国际商法可以通过优先直接适用成为成员国国内国民商法的组成部分；而国际经济法规范则通过间接适用，转化为成员国的内国经济行政法。
上述分析中亦可看出，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将上述四个部分糅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水果拼盘，貌似完整，却忽视了每一部分各自的特点，无法形成一个真正的、严整的独立法学学科进行研究和学习。
同时，将国际经济法界定为调整国际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并不是简单地回归到狭义的国际经济法学说 。本文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法，与狭义说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法有如下两点区别：
（1） 部分学者主张，调整国际经济流转关系的国际法规范是狭义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但是，经济流转关系与经济管制关系在性质上殊有不同。笔者认为，调整国际经济流转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应独立地构成国际商法体系，与内国民商法对应，而不宜纳入国际经济法的范畴之中；
（2） 本文所界定的国际经济法是建立在对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的，同时也汲取了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关于法律运用综合性的观点。
因此，至多而言，我们只能说本文对国际经济法所做的学科界定是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个新的视角上对狭义国际经济法学说的回归。或许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有的学者在批判广义说的基础上，提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跨国间经济协调关系以及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体系”， 认为国际经济法包括“经济的国际法”（本文上表中第（4）部分）和“涉外经济法”（本文上表中第（3）部分）两大部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从调整对象的同质性出发将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作为一个整体予以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国际法与国内法毕竟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其在调整对象、制定、效力、实施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区别。因此，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虽然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两者仍不可同日而语。否则，内国涉外民商法与国际商法在性质上也有共同性，是否也应把各国的涉外民商法纳入国际商法的范畴当中呢？
综上，笔者认为，应将国际经济法界定为“调整跨国经济管理关系的国际法规范”较为妥当。同时我们亦主张，在解决一个具体的跨国经济问题时，不仅要运用国际经济法，还要综合运用内国冲突规范、内国涉外民商法、国际商法、内国涉外经济管理法等不同法律部门或不同法律部门的分支。
三、 国际经济法学科基本原则的重塑
诚如前文所论及，一个真正的法学部门应当能够形成“基本原则—基本法律关系—具体法律关系”的逻辑体系。换言之，无法提出学科基本原则，这一“法学部门”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法学分支学科。
从法理学的角度而言，“原则”是相对于“概念”和“规范”而言的法的三种要素之一。与一般原则相区别，基本原则应当贯穿于其调整对象内的各个领域，贯穿于其法律关系的始终，用于指导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指的是贯串于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类法律规范之中的主要精神和指导思想，指的是这些法律规范的基础和核心。”
持广义国际经济法理论的学者提出了“经济原则”、“公平互利原则”、“全球合作原则”等作为广义国际经济法学科的基本原则。 如果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的理论是严谨的，这些基本原则就都应贯串于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等国际经济法分支领域，都应当既适用于调整国际经济管制关系的法律规范，也适用于调整国际经济流转关系的法律规范。但事实上，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所提出的这些原则都难以真正满足作为法学基本原则的要求，因此也难以发挥基本原则对于整个学科的指导作用。试举一例说明：甲、乙是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两个公司，双方签定某一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并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产生纠纷。试问，甲乙双方的这一跨国经济关系与一国的经济有何直接关系？与不同国家间的公平互利有何直接关系？与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又有何直接关系？
由此可见，目前“公认”的广义国际经济法学基本原则似乎无法满足作为部门法学基本原则的要求，广义说理论无法提出大一统的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原则。由此亦可佐证，广义国际经济法难以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门类。
以下，笔者将就本文所界定的国际经济法，即调整国际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提出指导这一学科的三大基本原则：
（1） 经济自由化原则：经济自由化原则要求各国在管制跨国经济交往中应当逐步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为外国资本、技术和服务提供市场准入；应当逐步扩大外国资本的准入；应当逐步开放本国资本市场，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经济自由化原则的经济学基础是大卫李嘉图在国际贸易领域提出的“比较利益理论”（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这一理论主张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且得出国际贸易将提高各国的福利水平这一重要结论。
（2） 经济公正化原则：经济公正化原则有四重内涵：其一，一般情形下，要求各国在管制国际经济交往时应当符合“非歧视（non-discrimination）”的要求。一方面要求各国要平等对待外国人，给予外国货物、资本和服务“最惠国待遇”，另一方面还要求一国应平等对待本国人与外国人，给予外国货物、资本和服务“国民待遇”。其二，允许一国在管制跨国经济活动中，对他国政府和企业的扭曲自由经济的措施采取对应措施（counter-measure），例如允许一国针对他国企业的倾销行为或他国政府的补贴行为征收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等。其三，允许一国在管制跨国经济活动中，针对危及本国根本利益的事项，临时采取一些限制经济自由交往的措施，例如wto协定中关于保障措施的规定，关于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的规定等。其四，由于历史上西方列强对殖民地国家的侵略和掠夺，由于各国现实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
强烈的诉求。经济便利化与自由化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经济便利化不仅要求在执行非关税措施措施时程序应简化和协调，不应有过多的文件要求；而且各国有关涉外经济管理的各种程序应当具有透明度，政府应当采用信息技术等现代化设备，政府各部门之间应当有效配合。
综上而言，经济自由化、经济公正化和经济便利化正成为三股重要的潮流，推动和指导各国的跨国经济管理行为。之所以将上述三项原则确定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基于如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1） 上述三项原则是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为背景所提出的。虽然存在种种质疑和批评，但是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势不可挡，这已无庸置疑。20世纪90年代的10年间，全球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3%，而全球贸易额年增长率却达到7%，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总额已达到全球gdp总额的29%。 与此同时，跨国直接投资迅猛增长，从1990年的2,060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12,700万亿美元。据统计，在2001年，全球6.3万家跨国公司，其年销售额超过14万亿美元，几乎控制了近50%的全球产出、60％的世界贸易、70％的技术转让和90％的国际直接投资。 经济自由化、经济一体化和经济便利化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经济发展背景中提出的，旨在协调各国外经贸管理行为，使其顺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
（2） 上述三项基本原则体现了国际经济交往的内在诉求。部门法学基本原则的提出，应当从其调整对象出发，应当体现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诉求。平等、公平、意思自治、诚实信用以及公序良俗之所以成为民商法的基本原则，根本缘由在于它们都体现了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本质，是市民社会健康运作的内在诉求。经济的本质是无国界的，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管制跨国经济交往的行为必须在维护基本的经济公正的基础上，促进经济自由而便捷地开展。由此，经济自由化原则、经济公正化原则和经济便利化原则应运而生。
（3） 上述三项原则是真正从法的价值层面提出的法律原则。笔者认为，部门法学的基本原则必须从法价值学的层面来概括，才能真正发挥对具体规范的统率和指导作用。部门法学在逻辑体系上总是从调整对象中汲取其价值层面的精神实质，并将其法律化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再由这些基本原则来统率具体的法律规范。以目前研究最为成熟的部门法学——民商法为例，前述平等、公正、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其实都是自由、正义、效率等法价值在部门法学的具体体现。将经济自由化、经济公正化和经济便利化确立为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原则，其实也正是自由、正义和效率这三个层面的法价值诉求在这一学科的体现。
反观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公平互利原则亦是从法价值层面提出的原则，其在同一调整对象范围内可以纳入本文提出的经济公正化原则当中；但全球合作原则则是从手段上提出的，无论南北合作还是南南合作其实都是实现经济自由化、公正化和便利化的方式，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原则似乎有所不妥。学者在研究wto规则时，提出将非歧视、互惠、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市场准入、关税减让、取消数量限制、公平贸易、透明度等作为wto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这些原则其实均可以经过整合，纳入贸易自由化、贸易公正化和贸易便利化的框架之中。
本文没有将经济原则作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但这并不是说经济无关紧要，也不等于我们主张在国际经济管理中放弃经济。毋庸置疑，经济始终是国际经济交往的重要基石。
笔者认为，经济公正化原则中已经从另一个视角体现了经济原则的要求。经济公正化原则允许各国为维护本国经济安全和本国根本的经济利益，采取管制甚至限制跨国经济活动的措施。这本身就是承认一国对涉外经济管理的自，也是一国经济的重要体现，同时还要求对跨国经济活动的限制必须符合经济公正化这一目标。可见，经济渗透在经济公正化原则当中，作为一个“安全阀”确保国际经济交往朝着互利的方向发展。
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篇6
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为各国发展开放经济带来动力，与此相伴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当代国家安全的威胁因素在增多。在传统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的地位在上升，以经济安全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观成为各国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不过，对于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安全的含义是有区别的，这是由各国国情、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决定的。随着国际力量对于国家的影响日益深入，经济安全的范畴也不只停留在国家间的经济实力的竞争方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经济安全首先界定为国内经济问题，认为经济的不安全成为重要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事务，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于国内的经济力量。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当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渗透到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决策过程，影响着国家间的传统政治关系时，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的前沿领域，把经济因素引入到国际政治领域来探索全球化日益发展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里的国家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主权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增多，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加。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权力受到了来自经济安全的挑战。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证分析中拓展研究路径，使得经济因素在传统安全中与政治因素一样具有重要的国际关系层面的战略意义，非传统安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在非传统安全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竞争加剧，使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首要问题。
经济安全观的提出扩大了国家安全问题的范围，各国日益重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理论依据超越了现实主义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和货币合作等领域为背景探讨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广泛议题，侧重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的发展。
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篇7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经济法中公平原则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当前，在国际经济法中公平原则的内容主要体现平等性与合理性两方面。现阶段，国际经济法中的公平原则作为基本原则有着积极的意义与深远的影响，它利于维护国与国的公平，利于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一、公平的概况
(一)公平的概念
在法律中始终追求着公平与正义，但关于公平的概念，在经济学、法理学与政治学中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经济学方面，公平主要是指平等的分配结果。通常情况下，经济学家对公平的阐述是借助蛋糕的等份分配实现的，此时社会主体均获得了同等的利益，公平具有一定的算术意义。在经济学中，此类公平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但在法律领域中有所运用，如：民法中的赔偿制度，利用公平的方法对责任主体的赔偿数额进行了分担。在国际经济法中，分配结果中难以体现平等，主要是由于国际经济交往中各个国家的国力存在差异，因此，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其权利、义务与影响等各个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在政治学方面，公平主要是指平等的获取机会。政治学理论中的平等具有几何意义，此时的公平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体的财产与荣誉等分配和其地位与贡献等保持着正相关。
在法理学方面，公平主要是指自然人与法人拥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此时，在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均拥有同样的待遇。在国际法方面，公平主要是指反对文明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公然歧视，对于任何主权国家而言，其地位是平等的、独立的、排他的，在国际关系中，任何国家均没有特殊待遇。虽然，该理论为国际秩序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利于公平、有序国际秩序的建立，但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公平仍未能实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国际经济法中公平的概念
在国际经济法中的公平主要是指在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主权国家拥有平等的地位，各个主权国家均可以参与国际经济法的制定、保持国际经济关系的交往与涉外经济活动的自主管理。在世界范围内，国家间开展经济活动过程中，国际经济法规定所有主体是平等互利的、公平互惠的。
(三)公平原则的分歧
目前，国际经济法中公平原则作为其基本原则存在争议，不同学者根据不同角度、依据为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价值、构成等进行了阐述，具体的观点如下：
一种观点为公平原则应作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学者对国际关系的演变进行了研究，殖民体系与后殖民体系是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恶化的历史原因，因此，发达国家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应的支持，此想法合情合理，符合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体现了公平与正义。
另一种观点为公平原则主要是对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各方主体间的关系进行调整，并保证其法律地位，但国际经济法中不能将公平原则作为基本原则，主要是由于它对国家间的经济关系进行规范缺乏可行性。
二、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公平原则
(一)构成条件
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主要是指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调整的最基本法律原则，此时的原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它作为特殊形式表现在国际经济法中。国际经济法中的基本原则，其构成条件如下：
首先，彰显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精神。法中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可以称之为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国家作为重要的参与者，它参与着国际经济法的创设，因此，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精神便是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国家的价值取向。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精神主要内容为：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明确国家的主导地位，强调国家主权的平等性、神圣性，构建国际经济的秩序，承担条约义务等。
其次，适用性。国际经济法中的适用性主要是指在国际经济交往活动中，国际经济法在任何领域均可以使用，此时的基本原则从整体上把握着国际经济关系，借助国际经济法，对经济关系进行着方向性的引导。
再次，稳定性。国际经济关系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等，使此关系具有动态性、复杂性与多样性等特点。同时，在稳定时期，国际经济法均有所发展。对于国际经济法中的基本原则而言，虽然它在逐渐变化，但在理论支持与实践验证的基础上，基本原则均彰显着法的基本精神，引导着法的稳定发展，因此，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最后，强制性。国际经济法的效力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法律法规对特定活动进行着强制的调整，在此基础上，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作用得到了发挥。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各个国家，要遵循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进而其基本精神将得到实现，同时也能够保证公平与正义目标的实现。
(二)主要依据
1.体现着国际社会的公理。公平原则彰显着国际经济法的法律内涵，表明了国际社会创设国际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的时期内，国际经济法的主体仍为主权国家，并且主权国家的经济制度直接影响着其对外的经济活动;同时，主权国家的国际经济活动目标为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福利的增长等。公平原则的确定直接决定着国际经济关系，是其可靠的基石。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均要体现公平。因此，公平原则为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2.拥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目前，世界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二者面对的国家环境存在差异，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在殖民地获取了大量的原材料，并对劳动力进行了剥削，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财富的积累，进而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其面临着恶劣的环境，此时的发展中国家均曾是殖民地，在政治与经济等方面均被控制过，在现代国际社会中，世界体系虽然被建立，但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发展中国家的自决权仍相对较少，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受到发达国家的影响与控制。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其发展速度较为缓慢，为了实现国家的富强与繁荣，要求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制度，并打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对公平有着实质性的要求。
3.具备合理的价值支撑。国际经济法中的公平体现着双重的价值，一方面，关于公平的概念要坚持历史的观点，保持历史的连贯性，将历史与现实进行有效的结合，此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要对二者的差异给予考虑，并为后者提供相应的优惠待遇与发展机遇，具体的有贸易倾斜、技术支持与资金援助等;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的环境下，国际经济交往要坚持公平互惠，发展中国家要拥有一定的发言权与决策权，在此基础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才能够实现共同繁荣。
4.涉及国际经济法的各个方面。在国际经济法的各个方面均要体现公平的理念，通过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制定，体现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与意见，同时发达国家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关税优惠待遇、咨询服务、资金支持与技术转让等。
三、 国际经济法中公平原则的重要性与实践
(一)公平原则的作用与意义
在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借助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与劳动力，实现了发展与壮大，此后，发达国家借助自身的优势再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竞争，此时的竞争虽然坚持了公平原则，但在实质上却体现着严重的不公平，违背了公平原则。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积极利用公平原则，对发达国家的潜在剥削进行停止，并争取实质性的平等，在此基础上，世界经济的发展才能够趋于健康与稳定。
公平原则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它指导着国家主体对法律法规进行有效的运用，面对新的情况，它弥补着法律规则;同时，它规范着国际经济活动，对不平等的贸易往来进行着纠正，进而逐渐形成了合理的经济关系。公平原则对于法律的运用与世界经济关系的规范均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公平互利是最佳的状态，利于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但如果双方过于关注自身的利益，则会制约经济的可持续与长远发展。
当前，国际交往日益紧密，为了保证交往的高效性与合理性，要确定国际经济法原则，以此规范国际交往，公平原则作为其基本原则，利于维护世界经济的健康、良性发展，利于控制世界经济的风险;同时，公平原则体现着公平互利的道德理念。在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的背景下，公平原则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公平原则的运用具有广泛性与普遍性。
(二)公平原则的实践
1.普惠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发展中国家面对着复杂的环境，为了实现公平原则的落实，利用《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对该原则给予了肯定，在国际经济合作过程中，发达国家要为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提供优惠的关税制度。
在普惠制中，给惠国为发达国家，受惠国为发展中国家，该制度主要是指受惠国在销售产品时，给惠国要接受更为优惠的价格，在此基础上，实现本国经济的发展，并推动国际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给惠国的优惠方案制定依据为本国国内法，因而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虽然普惠制规定给惠国要为受惠国提供关税优惠待遇，但并未规定给惠国必须履行此项义务。在国际经济交往过程中，给惠国的关税优惠待遇均以自身利益与政治需求来制定，普惠制的形式化较为明显，它逐渐成为了发达国家的政治奖惩方法。因此，在国际经济法中要坚持公平原则，进而使普惠制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2.S&D条款。S&D条款主要是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它对互惠进行了阐述，即：互惠互利安排。此条款的法律依据为公平原则，其内在精神也为公平原则，表明了公平原则的重要性。
根据S&D条款，发达国家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定的优惠待遇，但在WTO体制下，优惠待遇受到了限制与转化，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坚持公平原则，以此维护自身得到合法与正当权益。
综上所述，在国际贸易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的竞争日益激烈，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要坚持公平原则。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公平原则是重要的，它是世界经济健康、良性与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利于维护国家主权的平等。相信，随着公平原则作用的有效发挥，国际经济、国际关系也将更加和谐与稳定。
作者：胡启琛 来源：法制与社会 2015年21期
编辑点评：
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篇8
关键词：重商主义；自由主义经济；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1-0020-02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展起来的一门国际关系分支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探讨的是财富和贫困问题，以及谁能从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体系中得到什么的问题。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对国际政治学和经济学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与此同时又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性质解释为“研究全球经济及技术之间相互依赖的发展同国家所构成的国际政治体系的持续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总之，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将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联系起来，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科。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流派
在国际政治经济化和世界经济政治化的发展趋势下，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相互联系起来已经成为一大潮流，其主要目标就是研究国家、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在国际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国家和市场在国际领域的相互影响。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流派即重商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将经济学和政治学联系起来分析国际问题时，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一）重商主义
1.重商主义者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要主张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重商主义认为经济从属于政治。强调单一民族国家的利益，国际利益决定经济活动。由于深受政治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重商主义者将国际经济看作是一种零和游戏。冲突是必然的即争夺经济资源是国际体系的内在性质，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
2.重商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阶段
早期重商主义产生于15～16世纪，被称为古典重商主义。他们吸收了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必然是残酷的‘自然状态’。因此，必须借用公共权威将个人利益转换为普遍的社会利益”。古典重商主义主张政府应该控制国家的经济，以便损害和削弱对手的实力，增强本国的实力。
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9世纪，这一时期的重商主义强调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的必要性。将政治经济力量看作是一种保护国家生存的方式，外国竞争会对国内市场构成威胁。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方面更加注重国家安全。
早晚期重商主义的差别反映了商业资本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要求。重商主义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与确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重商主义的政策、理论在历史上曾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产生方式的建立与发展。
总之，正如罗伯特・吉尔平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概括的：重商主义的优点首先在于它将国家视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和经济发展的工具；其次，它深切关注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在组织与处理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最后，认识到市场必须运行到一个充满社会和国家竞争的世界体系中。其弱点在于把国际经济活动看作是一种不变的零和游戏，缺乏一种令人满意的关于国内社会、国家和外交政策的理论、强调保护主义。
（二）自由主义经济
1.自由主义经济的概述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自由主义经济认为在经济事务中的中心角色应当是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个人；人类的繁荣有赖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由扩张，而且这种扩张不会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它会超越国界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扩张。经济自由主义之父―亚当・斯密相信，即使政府不施加干预，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市场也会自然而然的扩张。经济自由主义认为个人在追求其经济利益时是理性的，当其把这种理性运用到市场之中时，所有的参与者都会获益，因此通过市场运行的“经济交换是一种正和游戏。市场将使个人、家庭和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国家间以及个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是一个互利性的合作领域”。
2.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亚当・斯密为主要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集中阐述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从自然秩序的思想出发，反对任何形式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保护私人产权，要求实行放任的自由经济。同样是从自然秩序的思想出发，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规律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能有效地调节经济运行。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实现和平的两大基础，因为在分工贸易之下，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互惠共赢的，是一种正和的游戏；是相互依赖的，共存的关系。
第二阶段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又可以称为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反对古典经济学把生产放在第一位的传统思想，认为消费是第一位的，一切生产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消费。凯恩斯认为靠市场自发调节很难恢复经济，于是他一反传统的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张政府要积极地干预经济。他认为“市场经济能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好处，但同时也具有潜在的风险、不确定性和无知”。在此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来规范市场经济，实现市场经济的有序性和稳定性。
3.自由主义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想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他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更重视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自由主义理论是从经济上阐述人是理性的这一思想，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因此认为国家间通过加深经济交往，会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能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这种协调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来加以促进，如当今世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认为在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者解决特定的国际冲突时，市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国际经济交往可以形成相互依存的国家间的新型关系，因此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述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其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同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个不断向外扩张的过程，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世界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会形成一种不平等的依赖关系，长期会形成世界范围阶级的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因此他们主张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经济内容所决定的。
2.马克思主义代表主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他的起点是“世界体系”概念。世界体系以彼此相互依赖的某种政治结构和某种经济结构为特征。他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划分为一个具有核心区、区和半区的等级结构之上。核心区拥有先进且复杂的经济活动，具有成规模的市场工业和复杂精细的农业，而且这里的经济活动都掌控在资产阶级手中；区处于等级结构的最底层，这里主要是原材料的生产场地，工业基础薄弱，并且一切经济活动都掌控在来自核心区的资本家手中；半区在经济上混合，拥有相对比较先进的工业技术，处于核心区和区的中间地带。可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一种基本运作不平等的交换过程。经济剩余从区转移到核心区；利润从区低工资、低利润的生产者手中转移到核心区高收入、高利润的生产者手中。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强国有能力要求弱国继续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就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核心区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剩余价值的占有。沃勒斯坦在分析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时，将经济置于首要地位，政治次之。沃勒斯坦的论述给马克思主义分析增添了色彩。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经济是社会阶级之间，尤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剥削和不平等的根源。政治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经济环境决定。经济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处于支配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资本主义的扩张史以及这一过程所引发的阶级之间与国家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必然会导致国家之间和社会阶级之间的新危机与新冲突。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经济的历史可以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
二、结语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对于解决当今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实现全球和平发展具有现实性的指导意义。通过对重商主义、经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进行的简要论述，笔者认为三大理论的分野在于：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谁是决定性的，分析的对象是国家、个人还是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本质特征是什么。用下图可以明确表示。
参考文献：
[1]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M].杨宇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倪世军.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3]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杨宇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4]罗伯特・杰克逊，乔格・索伦森.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M].吴勇，宋德星，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5]陈景庆.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实践及其影响[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