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形势论文范文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1

农业特色经济是在特色农业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概念。

目前对农业特色经济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甚至将农业特色经济和特色农业两者等同起来。实际上两者有不同的内涵。自1995年江西省提出了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后,理论界对特色农业概念进行了广泛的讨论,①对特色农业有多种表述:胡传铃(1996)认为特色农业是相对常规农业,主要指农产品及其初加工制品,包括特种种植业、特种饲养业、特种林果业、特种水产业和特种加工业等。

②王建农等(1997)认为特色农业是具有区域地缘、工艺特色和高新技术特色农业产业的总称。

③刘志民等(2002)认为特色农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业是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开发新产品或从事具有地区特点的农业生产活动。特色农业包括都市农业、旅游(观光)农业、精品农业、水体农业、立体农业、绿洲农业、旱地农业等。

④刘成玉(2003)认为特色农业是以生产特色农产品为目标的农业形态。

⑤上述对特色农业的表述看出,特色农业的核心目标是农产品,是一种以生产特色农产品为目的的农业生产活动,特色农业中强调的“特色”都是地域自然资源禀赋。农业特色经济是在特色农业基础上提出的农业经济发展新理念。目前,对农业特色经济的界定有:孙赛英,陈红儿(2003)认为农业特色经济是指一区域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竞争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力和生命力的与其他区域有明显不同之处的经济,农业特色经济的“特”最终是以农产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⑥周应堂,韩美贵(2006)认为农业特色经济是在一定时空内以特色为前提,以企业为基础,以产品、质量、品牌、技术、效益、规模为基本要素,在区域内外所形成的良好印象的综合体。⑦农业特色经济与特色农业的区别在于:

(一)特色农业是以生产特色农产品为目的的一种农业生产活动,而农业特色经济是将特色资源商品化,并通过对特色商品生产、营销、精深加工。品牌树立及维护等一系列活动所形成的一种经济综合体;

(二)特色农业的“特色”一般仅局限于地域的物质资源禀赋,而农业特色经济的“特色”包括地域物资资源禀赋、技术和人力资源因素、文化因素、品牌因素、市场因素、企业、企业集群和企业家因素(周应堂、韩美贵,2006);

(三)特色农业的核心目标是生产特色农产品,而农业特色经济的核心目标是形成聚集特色产业集群的农业特色经济区。

(四)特色农业的发展依赖于比较优势,农业特色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农业特色经济可定义为:农业特色经济是以一定地域内物质资源禀赋和技术、人力资源优势为基础,将区域内农业资源商品化,品牌化而形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成的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聚集的区域经济综合体。农业特色经济可以是以特色农业生态资源、特色地域文化、特色农产品、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和营销形成的特色品牌和特色产业为依托所形成的区域经济综合体。

二、发展农业特色经济的必要性和意义发展农业特色经济是由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内在客观趋势决定的。1997年党中央在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中国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农产品供求结构变化,由全面短缺转向普遍过剩(农业部软科学课题组,2000),需求数量达到饱和期,对质量要求提高,品种要求更加多样化(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0～2001)。农产品供求的变化导致了农业发展由主要受资源制约转变成主要受市场需求制约(孙赛英,陈红儿2003)。

发展农业特色经济是由农业竞争国际化的外在环境推动的。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WTO之后,农业生产面临着激烈的国际化竞争环境。一方面,许多国家为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巩固农业在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设置和提高农产品技术壁垒。另一方面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我国的农产品总体质量不高,很容易受到外国技术壁垒的阻拦。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产品质量管理体系尚未建立,存在农药残留、化肥残留、重金属、商业品质等方面的问题。发展以竞争优势为核心的农业特色经济,克服国际竞争中技术壁垒的阻拦,适应国际竞争市场,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一,发展农业特色经济有利于巩固我国农业的发展随着农产品市场的日趋饱和和人们消费结构的变化,食物消费的不断升级,对农产品质量要求更高,品种要求更加丰富和多样化,通过农产品生产、加工、营销,发展农业特色经济能更好地满足国内外消费者更高层次的需求和偏好,开拓国内外市场。

第二,发展农业特色经济有利于推进我国农业竞争模式的转变近年来,我国农业及农产品市场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虽然发展很快,但由于供给相对过剩,本论文由整理提品品种单一,经营模式雷同,大量同质产品和服务充斥市场,使得市场仍以价格竞争为主要手段。发展农业特色经济有利于推动农业竞争模式由单纯价格竞争转向非价格因素的竞争,鼓励农产品生产者通过改进质量,发掘特色、深化加工,创新营销来扩大市场份额。

第三,发展农业特色经济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收益农业特色经济避免了价格竞争,使农产品生产者、加工者、经营者通过所拥有的差异化竞争优势,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从而获得更高的收益;还可以分享生产、加工、营销中的增值利益。

第四,发展农业特色经济有利于形成我国农产品品牌,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品牌具有很强的累积效应,不仅直接代表了特定产品的质量,性能和信誉,而且还包涵更深刻的文化内涵(翁鸣等,2003)。消费者对品牌的偏好及对品牌的忠诚,使品牌产品形成无形的壁垒效应和不可替代性,从而更具有竞争力。

三、农业特色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分析农业特色经济是具有竞争优势的经济,农业特色经济的发展涉及竞争优势理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Michael•E•porter在《竞争战略》一书中提出获取竞争优势的三种战略,即成本领先战略、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差异化战略、目标集聚战略;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著名的钻石理论,即通常所说的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提出,一国的特定产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四个关键环境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政府”和“机会”两个辅助因素影响上述四个环境因素。

⑧将竞争理论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农业特色经济中所谓的“特色”竞争优势本质上是一种差异化的竞争战略,形成该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四种因素有:农业生产要素条件、农产品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农业经营企业状况(见图1)。

农业生产要素条件:农业生产的要素条件包括初级生产要素条件(如气候、地理位置、劳动力等)和高级农业生产要素(如农业技术、人力资本、现代的农业生产管理技术和基础设施等)。由于农业特色经济是农业生产、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相互结合的过程,对农业特色经济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现代的农业生产技术。国内的需求条件:根据竞争优势理论,需求条件可分为催生产业竞争力的需求条件和强化产业竞争力的需求条件。催生产业竞争力的需求条件包括细分市场需求、内行而挑剔的客户需求、预期型的需求。

强化竞争力的需求包括需求规模(国内市场的总体规模、客户的多寡)和需求成长的模式(国内市场的提早需求、国内市场的提早饱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由于农业特色经济发展的内因就是针对农业发展新阶段的供需相对过剩,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日益挑剔和细化,所以国内的需求条件对特色农业经济的竞争优势形成有重影响。相关和支持产业的发展:由于农业特色经济是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相关活动的经济综合体,可见农业特色经济是所形成的是一个休戚与共的优势网络资源,使得相关产业的“提升效应”得到充分发挥(见图2)。

图2农业特色经济发展的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以特色农产品生产为例)农业经营企业的状况:农业特色经济的主体主要是农产品生产企业⑨,其对农业特色经济竞争优势形成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经营者的素质。二是企业经营的规模大小。⑩经营者的素质和经营的规模对农业技术、人力资本、现代的农业生产管理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和使用、对市场竞争的驾御等都有影响,从而影响到农业特色经济的竞争优势。

各因素间的互动关系:拥有上述四个因素,并不必然拥有产业竞争优势,各个因素之间是彼此相互影响和促进的互动关系,形成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机遇和政府是辅的影响因素,对每个关键因素产生影响。如政府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的补贴、教育、资金市场政策会影响生产要素的供给,政府制定的农产品标准必然影响到需求条件,另一方面,政府也会受到该系统中其他因素的影响。机遇(如农业科技发明创新、全球或区域市场需求剧增等)在农业特色经济竞争优势的形成中是可遇不可求的偶然因素。注释:

①关于发展特色农业问题的学术观点综述.江西农业经济.1996.(6).第18页.

②同①第19页.

③王建农等.特色农业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农业经济问题,1997.(2).第57页.

④刘志民等.特色农业发展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2.(1).第8页.

⑤刘玉成.对特色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竞争力的理论分析.2003.(4).第2页.

⑥孙赛英,陈红论农业特色经济与农产品差异化竞争.农业现代化研究.2003.第347页.

⑦周应堂,韩美贵.农业特色经济理论问题研究.农业现代化.2006.(2).第26页.

⑧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⑨周应堂,韩美贵.农业特色经济理论问题的研究.农业现代化研究.2006.(2).第115页.

⑩陈卫平.农业国际竞争力: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经济体制改革.2002.(4).第95页.

参考文献:

[1]农业部软科学课题组.中国农业发展新阶段.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

[2]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0～2001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3]翁鸣等.中国农业竞争力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4]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陈小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2

关键词：经济发展战略；赶超战略；比较优势；知识产权优势战略

作者简介：仉建涛(1953－)，男，河南西华人，许昌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比较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017－03　收稿日期：2007－03－01

一、引言

经济发展战略是指根据对经济、社会发展各种制约因素的分析，从全局出发制定的一个较长时期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和方法。它涉及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带有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的问题。经济发展战略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来指导经济的发展，直接关系到该国的经济建设能否成功。新世纪中国应采取何种发展战略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同时也是理论界较为关注且有争议的问题。建国后的经济实践中曾经采取的以及当前学界的研究中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1．赶超战略。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建国后长期采用的经济发展战略。主张通过政府有形的手将有限的资源优先配置到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部门，通过发展相对于本国资源禀赋条件较高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提高本国产业结构和工业化水平，促进经济超常规发展。

2．比较优势战略。林毅夫教授(1999)在分析传统的“赶超战略”弊端的基础上提出的发展战略，主张利用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高科技产业链条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有利于提高资本积累速度，改变要素的禀赋结构，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提高技术和产业的竞争力。

3．知识产权优势战略。以程恩富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分析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产权优势理论(程恩富，2003)。郭民生在此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优势理论的内涵、特征、分类、作用、定位及其应用，提出了一种适应我国现阶段发展的新型创新模式――以“五新”(即知识产权优势、知识产权经济、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人才和知识产权文化)为核心要素的自主创新模型(郭民生，2006)。

二、三种发展战略的内涵及比较

1．赶超战略

赶超战略是建立在后发优势理论基础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超常规发展过程，以经济的跳跃式发展为特征，表现为高速经济增长、高级化的产业结构转换和高效率的资本产出率等等。

一般认为，赶超战略的实施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通过政府干预的主导作用，赶超战略能够迅速发动工业化；其二，赶超战略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迅速使产业结构高度化，另一方面这样形成的产业结构是一种没有自生能力的畸形产业结构；其三，赶超战略在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发展的低效率；其四，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对劳动力的吸纳却很有限，因而实施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具有较高的实际失业率，带来的是人们收入水平的低下(程洪、等，2005)。

2．比较优势战略

比较优势战略来源于比较优势理论。比较成本理论认为，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存在劳动生产率或成本的差异，各国应分工生产本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各个国家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丰富，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资源丰富，据此形成的贸易格局是：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现实的国际分工格局也基本如此。

比较优势战略一般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比较优势战略难以迅速发动工业化；其二，比较优势战略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提升也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按照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比较优势战略难以迅速促进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也就不可能迅速提升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其三，从理论上分析，比较优势战略能使资源配置具有帕累托效率；其四，比较优势战略能够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韩树明，2003)。

3．知识产权优势战略

程恩富等(2003)看到“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一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发展的空间越来越有限。这使得我国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贸易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从属和被动的不利地位，极易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因为，“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比较成本说，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资源禀赋说，其比较优势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条件、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在现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些假设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程恩富(2003)在此基础上认为，“要实现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就必须以国际经济综合竞争为导向，将现有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创造和培育我国的知识产权优势或知产型竞争优势。”“所谓知识产权优势，是指通过培育和发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经济优势，是相对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而言的第三种优势。”他认为这种发展战略“避免了笼统的竞争优势的理论缺陷，而突出了以技术和品牌为核心的经济优势或竞争优势”，“不仅应体现在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及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必须掌握自主研究、自主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建立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标准体系，而且还体现在我国传统的民族产业或低端产品部门，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也必须塑造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族品牌和名牌。”

郭民生(2006)在程恩富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是一种能有效地利用国际规则、国内外两个市场以及自然和知识两种资源，能有效地发挥人力资源作用、提高资本运用效率和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加快体制转轨、经济转型步伐，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促使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经济发展理论。

4．三种战略的比较分析

赶超战略、比较优势战略与知识产权优势战略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一国经济走向成功的机理，但理论的提出不仅要考虑理论的解释力，还要顾及到理论的适用范围及前提，因此有必要对三种理论进行比较分析。

赶超战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独立的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广泛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不仅具有理论来源和根据，而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然而就我们看到的文献

却是对它的批判多于赞誉。不少文献中指出，拉美国家之所以在经济上失败，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拉美国家采取的是赶超战略，而把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归因于采取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我们认为这是不客观的。很难想象，日韩在20世纪60、70年代推行重化工业、造船、汽车等产业优先发展时是遵循了它们当时的比较优势。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国家采用赶超战略而只有日本及四小龙等极少数国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呢?我们认为，政府决策、把握时机以及制定赶超扶持政策的能力等是关键的因素。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经过经济学家的发展日益完善。它们认为落后经济体的发展战略应使经济发展在每个阶段上都能发挥当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从而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并提升资源禀赋的结构。但是，对于比较优势能否作为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制定发展战略的依据，一些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如洪银兴(1997)认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由于发达国家存在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具有竞争优势。而且，虽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工资低而劳动力成本较低，但发达国家面对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从而造成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中，以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出现“比较利益陷阱”。他认为要摆脱这种不利局面，就应当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转换的关键是将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的高技术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结合。

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落后大国的最大优势是与劳动供给充足和低收入相伴的低劳动力成本。在不考虑非价格因素的情况下，以此优势为基础，他们能够在一些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上获得较高的价格竞争力。但在现实的竞争中，许多非价格因素的介入，使得产品竞争力的决定由一维变成二维乃至多维，成为价格竞争力和非价格竞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落后国家在非价格方面的竞争力太弱，它们总的竞争力水平就会显著降低(熊贤良，1995)。

从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的内在逻辑可看出，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渐进缓慢的发展道路，一个是跳跃式的发展道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后进国家的发展结果看，完全运用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国家是十分少见的，大多数落入了比较优势陷阱；同时，完全运用赶超战略也纷纷陷入了产业结构畸型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恶化，企业没有竞争力。而能发展起来的国家一般是综合运用两种战略。

上述的比较优势理论一般被称之为外生比较优势理论。随着对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的认识的深入，内生比较优势理论逐渐被经济学家重视起来。杨小凯和博兰(Yang andJeff・Borland，1991)在批评新古典主流理论的基础上，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左大培(2000)则从技术进步的另一角度表述了对中国遵循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的怀疑和否定。他提出应当把产业技术密集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强调通过扶植处于幼稚期的高技术产业来获取内生比较优势，为此应当制订促进技术进步的贸易政策。

我们认为，与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相比，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对于我们的指导意义似乎更大。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可以作为我国调整产业结构的指导原则，以纠正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高度扭曲的产业体系，这不仅能使我们取得更多的经济剩余，也会大大促进我国的就业。但是众所周知，运用外生比较优势理论也有很多缺陷，除了它苛刻的假设之外，它极易使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形成对本国初级产品和发达国家技术、资本密集品的双重依赖，从而落入“比较利益陷阱”；此外，现实也非自由贸易的天堂，我们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却使我们频频遭受贸易壁垒和反倾销调查之苦。避免落入陷阱的对策就是运用内生比较优势理论，重视培养我们的动态比较优势，谋求在更高层次上的竞争优势，逐步形成良性的产业升级机制。

知识产权优势战略作为国内经济学家新近提出的第三种发展战略，尽管尚未被研究者所重视，但向我们揭示了应对全球化时代残酷竞争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前瞻性和创新性。现实的国际经济活动并非如经济理论和模型描绘的那样美好，贸易摩擦不断；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中国制造业尽管取得的成就巨大，“中国制造”的产品已销往全球，但环顾全球500强和全球500强品牌排行榜，却鲜有中国的名字，绝大多数企业做着为欧美国家企业做嫁衣的工作，商品附加值的绝大部分被他们拿走，留给我们的除了只有少量的加工费用外，还有倾销的恶名。这固然与我们实施市场经济的时间短有关，但我国企业不注重研发，政府长期忽视专利制度建设，缺乏知识产权优势也有很大的相关性。经济的发展已由卖产品逐步迈进到卖标准的时代，拥有标准的前提就是要拥有众多的专利，拥有竞争对手没有的知识产权这种非对称优势。从这层意义上讲，知识产权优势战略在更高层次上指明了新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着力点。

三、我国发展战略的选择及依据

我们认为，一国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不仅要考虑该战略的科学性、可行性，还要考虑战略选择时代的约束条件，归根结底，就是要考该国的国情。所谓国情，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自然禀赋、历史发展阶段和综合国力现状等全面情况。我国发展的战略的选择必须紧紧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在考察我国的国情时，有两条原则必须不能忘记：

第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冷战结束了，但世界并不太平，意识形态的对立并未消失。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不可能完全采用比较优势战略，靠出口自己的初级产品来换回我们所需要的技术与资金密集型产品，而把关系自己国家安全和民族命运的钥匙让别人掌握。传统的赶超战略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尽管我们付出了代价，但这是任何一个大国都必须拥有的，特别是在当时冷战白热化时期为了生存必须拥有的。

当然传统的赶超战略所依据的后发优势理论也有缺陷。它认为后进国家可以直接引进发达国家一些成熟的技术实现自己的跳跃式发展，这样就可以节约大量研发成本和规避很多风险。客观的讲，在一些一般技术方面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一个国家即使强大的美国，也没有能力和精力在所有领域都实现创新。但是不要忘了，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如果我们热衷于花费大量的资金引进国外技术，而不注重自己的创新，我们将永远处于赶而不超的尴尬境地。

第二，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认为我国与外国最大的一个不同的约束条件之一是我国的人口问题。如此多的人口面临着就业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下大力气解决适龄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经济问题就会演变成严重的政治问题，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因此不少学者提出要以就业为导向全面调整发展战略。从这个角度讲，“用裤子换飞机”还得继续，比较优势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应是寓三种战略于其中的以自主创新为主导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它不仅应发挥出我国劳动力丰富这个比较优势，解决我国人民的就业问题，同时，它也能在全球化时代有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与安全，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使之不断向前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以自主创新为导向，在某些事关国家安全和民族命运的战略性高技术关键领域、涉及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技术和产业发展共性技术必须采取自主创新战略，构建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优势，才能做到不受制于人，有效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这决不是搞折中调和，而是面对我们国情时的必然选择。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3

关键词：后发优势；后发劣势；辩证关系；战略选择

abstract：being two different facet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late starting are not only differentitated,but also interdependent and mutually transformed between them.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can help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select their developing strategies to maintain their dynamic advantages effectively.

key words:late-starting advantage;late-starting disadvantage;dialectical relationship;strategic choice

长期以来“后发优势”一直都是理论界十分热门的问题，尤其是在我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问题更是倍受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后发优势”理论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得以验证，而且也被一些学者广泛地应用于研究国内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途径的选择上，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具有响应力的实际成效。相对而言“后发劣势”的研究却略显薄弱，而对两者之间辩证关系的研究就更是少之甚少。其实，“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概念来自于国际发展的不平衡性的概括和总结，它是发展中和欠发达的国家及地区同一发展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

一、关于“后发优势”理论

对“后发优势”的研究最早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绝对优势理论。此后，国际学术界便从资源禀赋理论、区域理论、制度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方面对“后发优势”理论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美国的社会学家m.列维和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的理论。列维认为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其“后发优势”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后发国对现代化的认识要比先发国在自己开始现代化时对现代化认识丰富得多。第二， 后发国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先发国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第三， 后发国家可以跳越先发国家的一些必经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技术方面。第四， 由于先发国家的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阶段,可使后发国家对自己现代化前景有一定的预测。第五，先发国家可以在资本和技术上对后发国提供帮助。而格申克龙认为“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后发国家能够从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成果来加快自己的发展，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第二，后发国家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均有落后的意识，从而为国家发起的现代化提供了保证。

西方学者提出“后发优势”理论之后，国内学者也对“后发优势”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罗荣渠认为，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用强制方式打破传统社会自身无力克服的封闭性与停滞性，传播现代化因素，促使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启动。二是可以借鉴先进国的经验，避免走弯路，采取赶超战略实现跳跃式的前进，快速的进入较高的工业化阶段。三是借用先进国的新技术与资本及各种有利条件，提高国际竞争力；四是后发国家联合对付先进国的损人利己政策，以求得深入的发展；林毅夫教授认为从技术的层面来说，一国的经济发展决定于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三方面。因此，“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落后国家和地区具备比发达国家和地区更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第二，落后国家和地区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把发达国家的一些产业直接引入，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第三，落后国家和地区可以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进先进的技术，从而降低研发成本和缩短研发时间。

归纳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并结合个人分析，笔者认为“后发优势”大体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资源优势（其中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优势）。由于发展中和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晚，自然资源具有较大开发潜力，人力资源相对丰富和廉价。第二，产业替代优势。首先，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夕阳产业在落后国家和地区却是朝阳产业，又由于该产业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应用周期中已得到其应得的收益，所以经常会以低于原始开发成本很多的价格转让给落后国家和地区；其次，即使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新兴产业也可能由于后续进入者过多，竞争环境恶劣，而造成向发展中及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以上两种情况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节约发展中及落后国家和地区产业升级的时间和资金成本，使其快速处于较高起点，形成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之间差距的收敛效应。第三，技术引进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水平较低，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进先进技术是其实现技术快速升级的重要途径。这一途径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节省大量的研发时间和经费，从而形成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技术差距的收敛。第四，借鉴选择优势。由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先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入现代化进程，后者可以借鉴前者的经验教训，不走或少走弯路，优化战略选择，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关于“后发劣势”理论

相比而言人们对“后发劣势”的研究却略显单薄。“后发劣势”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沃森提出来的，杨小楷教授也进一步提醒人们警惕未来发展中的后发劣势问题，其英文为 “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其中“诅咒”是指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导致长期发展失败。

在分析“后发优势”的同时还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后发劣势”也同时存在。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后发劣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劣势就在于其后发性。因为，无论怎样去探讨“后发优势”，其前提都是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第二，技术模仿过程中容易产生技术依赖。首先，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技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其引进技术的成本总是低于自主研发的成本，并且可以节省大量的研发时间，这种情况下大大地削弱了研发的积极性，并形成“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不良循环，而且还有可能由此形成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和经济安全隐患。另外，如果发达国家的某种技术已具有市场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模仿就会陷入一种技术模仿的渠道性依赖之中，很难另辟溪径打开新的研发渠道（就像大多数电脑主板厂商都要以适用intel处理器为标准一样）。第三，如果技术模仿和产业替代与本国或本地区资源禀赋结构差异性较大，则会造成调整禀赋结构的成本远高于技术模仿和产业替代的成本，甚至是高于自主研发和自主产业升级的（资金和时间）成本，从而陷入后发陷阱。第四，后发国家和地区模仿先进的技术容易，但模仿先进的制度比较难。因为技术的进步不论对任何人和群体的利益都只能产生正面影响，不会产生负面效应，但制度变革就会侵犯一些人和群体的既得利益。而只有技术发展，没有相应的制度变革则会给长期发展埋下诸多隐患，甚至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发展失败。在这方面不仅沃森和杨小楷持有此观点，其实早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就已蕴涵了这种思想。马克思在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过程中始终强调“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马克思观点的主要内容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其中主要是技术和工具的革新），必须要有相应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改革。否则，就会造成诸多不稳定因素，引发社会矛盾激化，进而导致生产力发展受阻。第五，是发达国家为了保持自身的绝对优势而设置的诸多障碍。 .

三、“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辩证关系

事物是矛盾的统一体，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是如此。上文分别剖析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这是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较而产生的两个不同侧面的特点。由于二者分析的侧面不同，所以二者之间是相互区别的。但二者的关系不仅是相互区别，更主要的是辨证统一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如果理性对待，正确选择，劣者亦会变劣势为优势；反之，则优者亦会变优势为劣势。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是辩证统一，相互依存的。“后发优势”总是在不发达或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较的前提下才可能存在，这就说明后发性这个根本性的劣势是所有“后发优势”的基本前提。而每一具体形式的“后发优势”也预示着与其相对应的“后发劣势”必然同时存在。如：丰富而廉价的自然资源优势必然对应着工业化进程起步较晚和程度较低的劣势；丰富而廉价的人力资源优势必然对应着经济不发达和劳动力素质低下的劣势；技术模仿优势必然对应着技术落后，技术依赖的劣势；产业和技术替代升级优势必然对应着为了适应替代产业结构和引进的先进技术结构而以较高成本调整自身禀赋结构的劣势；借鉴选择，快速发展的优势必然对应着高成本支出和高频率的社会改革，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劣势。以上一一对应而存在的矛盾足以说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失去了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复存在。

其次，“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是动态转化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实质上也就是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而其并非是静态的概念，在现实的经济发展中两者之间实际是辩证转化的矛盾过程。如：经过一个时期的快速发展，由于大力开发而造成的自然资源耗竭和环境承载力下降，其资源优势将逐渐消失，并可能随之转化为工业化程度提高和进程加快的优势；经过长期的技术引进、消化和再创新，原本的技术模仿优势将逐渐不复存在，并可能随之转化成真正的先进技术优势；经过不断的产业替代升级，原本的产业引进替代优势将逐渐不复存在，并可能随之转化为真正的产业结构竞争优势；由于工业化程度提高、进程加快，以及产业和技术升级等多方面的影响，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将逐渐消失，并可能随之转化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高素质劳动力优势。同时，借鉴选择优势也将逐渐消失，并可能随之形成为相对完善的社会形态优势。① 以上的种种矛盾转化都说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而是伴随经济发展“后发优势”不断消失，而“后发劣势”也不断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过程。

四、“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动态转化过程中发展战略的选择

前面所分析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动态转化并非是必然的过程，而只是一个可能的结果。因为具体的“后发优势”都是暂时的，并非永恒不变的。如果发展战略选择错误，就可能使“后发优势”逐渐消失，而新的比较优势又无法形成的被动局面，进而造成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甚至是导致长期发展失败。所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只有审时度势，理性选择发展战略，才能实现持续、快速、稳定的发展。

首先，在实施技术引进和产业结构替代升级战略过程中要进行理性选择。在技术引进和产业替代升级的选择中并不是层次越高越好，其选择标准是要符合本国或本地区禀赋结构及发展状况。否则，将会发生极大的禀赋结构调整成本，反而阻碍了经济发展。

其次，在发展中进行动态优势战略选择，将“后发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高速发展通常以资本和能源的高度消耗，以及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其诸多“后发优势”也必然伴随这种消耗而逐渐丧失。所以，要继续维持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态势，就必须在发展变化中转变生产模式，逐步培育和创造新的比较优势能力。变资源优势为技术优势，促进tfp的增长②, 进而逐步实现“后发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

再次，在快速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进行相应的经济、政治改革以及意识形态更新。合理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先进意识形态是为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社会环境的重要保障。所以，在实行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也必须积极拟订和实施相应合理的改革方案，也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隐患，实现健康稳步的发展。

总之，只有在具体的“后发优势”尚未消失前进行理性和恰当的优势战略选择及时挖掘和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才能真正持久拥有和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快速推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注释：

① 本段文字中之所以频繁运用“可能转化为xx优势”，是因为这种转化只是一种可能，并非必然结果，只有在进行正确发展战略选择的前提下这种可能性才会转化为现实性。文章最后部分（即，“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动态转化过程中发展战略的选择）的写作意义也正在于此。

②“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英文简称tfp）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当中，tfp的增长，被认为是除了劳动和资本投入之外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而tfp的增长又分为三个来源：第一是效率的改善；第二是技术进步；第三是规模效应。

参考文献：

［1］ m·列维.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8.

［2］ 格申克龙.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落后［a］．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3］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4

(一)优势竞争理论

优势竞争理论来源于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的着作《国家竞争优势》,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波特根据当时的企业竞争优势和产业竞争优势情况,从微观企业竞争优势向国家层面的宏观竞争优势进行理论和实践推导,得出各国企业、产业以及商品在竞争优势上的表现千差万别,特定产业和企业在微观层面上的竞争优势具有累加和循环促进效应,进而形成整体性竞争优势,波特以此为根据,发展创立了用于分析产业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如图1所示,该模型表明了国家内形成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具有互助促进作用,关键要素的非均匀性强化会影响产业的升级潜力。

(二)“后发性”优势理论

“后发性”优势理论特指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以引入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学习国外成熟经验的方法而取得产业较快发展的模式,以开放的姿态而取得跨越式发展。这一产业优势理论的创立者为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他在总结上世纪六十年代意大利和德国战后重新崛起经验的基础上,以“落后优势”和“落后条件下的有利性”研究发展了该理论,格申克龙认为落后地区通过采取有别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更有可能实现较高的发展速度和产业繁荣状态,理由是相对落后的经济状态为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这种发展的空间性包括了制度性利好和技术性潜力等优势,通过积极的发掘,落后地区的潜在发展动能可以得到迅速释放,做到经济增长的“后来居上”。

(三)产业间比较优势理论

1.内生性比较优势理论。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将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扩展,由传统的既定经济结构最优资源配置过渡到经济结构与技术的互动演进,发展出内生性比较优势理论。杨小凯认为产业内生性比较优势和外生性比较优势区别在于比较前后的生产率差异,前者是基于生产方式和专业化的事后选择,可以在生产条件类似的国家间产生,不同的专业生产决策产生了不同的事后生产率差异;后者是由于先天性生产条件差异而产生的贸易效率区分,基于要素资源禀赋的相对和绝对差异,是由事前产业差异就决定了的。比较而言,内生性比较优势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具有更强的指导性意义。

2.传统产业优势理论。传统产业优势理论经历了由“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发展过渡。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主张社会主体以特长分工而进行专业化生产,实现全社会的最大化福利,分工在国家间进行就产生国际贸易;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突出了落后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认为只要具有产业比较成本优势就可以进行国际贸易,获取额外收益;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产品价格的差异最终来自国家生产要素相对存量差异,进而产生的比较优势决定国家间产业贸易的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和相对比较优势理论都设定了既定的生产要素禀赋条件,相对劳动生产率差异衡量的技术水平决定比较优势的形成,而要素禀赋论恰恰相反,以既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为设定依据,更多强调比较优势来源的要素存量因素。

3.产业内贸易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的解释既有经济学家林德的“需求相似理论”作为铺垫,也有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补充完善,前者认为产业的初始状态为国内经营,产业的外延和国际化是因为国内市场的饱和或偶然因素作用,属于被动外延,且一般都限定在需求和国民收入水平近似的国家之间进行,理由是需求和收入差异较大的国家和地区间交集产品较少,产业内贸易联系程度低。克鲁格曼认为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是产业内贸易建立的基础,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产业间贸易和规模经济基础上的产业内贸易具有共容性。林德和克鲁格曼的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向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转变基础上,以规模不变向规模递增为假设,较为贴近现实,发展了传统产业比较优势理论。

我国优势产业理论研究发展的四维视角

核心视角。基于核心视角的优势产业研究将产业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作为定义基础。王德强(2008)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产业经济发展的核心环节是区域地理、文化、要素及劳动力生产优势,区域经济发展潜力通过优势产业集群效应得以体现,因此,建立区域经济优势要以建立区域内产业竞争优势为先导。基于核心视角的优势产业理论研究为区域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初始行动参考,相关的产业竞争优势领先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处于较为成熟的阶段,二者之间的结构相关性实证探析处于起步和探索过程。

产业视角。产业视角的相关研究以发展速率、行业关联以及经济增长贡献率作为基础。刘国庆(2010)将优势产业界定为在经济总量中占据权重较大、运行状态平稳、财务指标良好、资源利用效率高和进一步发展潜力较大的行业或产业,这类产业在既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都可以产生较高的投入产出比;李文学(2009)从产业的结构升级潜力角度对优势产业进行定义,认为优势产业可以指引产业升级,利税总量较高,既可以由关联性产业组成产业价值链,也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形成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产业网络。

贸易视角。国内关于贸易视角的优势产业研究以竞争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展开。孙友林(2011)认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优势产业概念对等,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的结合实际上就诠释了国家和地区的优势产业;吴志兵(2009)指出,地区经济的功能定位是优势产业基本立足点,在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地区的既定比较优势可以转化为产业内竞争优势,在国内和国际不同建设层次的市场中,优势产业在经济价值链条总具有影响力大、绩效高、市场空间广阔的特点。张亚林(2010)认为对于优势产业的界定不能局限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任何的偏颇都会导致概念混淆、指代不清。

综合视角。从综合视角出发的优势产业研究在贸易视角的基础上增加了主导产业理论,即优势产业概念包含主导产业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三个部分。赵坤鹏(2011)指出地区间发展的比较优势可以构成区域优势产业基础,地区间在自然资源、劳动力、地理位置和文化历史、科技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可以导致不同的空间和时间性投入产出比,进而体现地区产业竞争优势。洪建军(2010)认为优势产业首先必须是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主导产业,可以利用自身资源优势进行规模化生产,构成国内生产总值的较大比重,一般是以处于支配地位的行业或产业集合的形式存在。综合视角下的优势产业界定更为全面,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的概念。

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动态变化和可持续发展

(一)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

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是针对区域优势产业甄别而言,重点突出了在区分同一地区内不同类型产业比较的同时,还要注重不同地区间的同类型产业对比,将优势产业的界定放大到更大的 范围内,产业的比较由区域内走向区域间。在区域间的产业比较中,用于比较的个体或集体间必须具备经济水平相当的特征,以此来避免对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产业优势而导致的无效现象,即不发达地区潜在优势产业可能会得到虚假评估,丧失优势地位。优势产业具备现实发展条件时,无论是大产业划分,还是产业内部细分,其范围都不再局限于一个或一类产业,多层次的产业集群优势得以呈现。图2说明了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

(二)优势产业的动态优势变化

国内外关于优势产业的研究大多突出和承认外生比较优势在产业发展起步阶段的重要作用,生产要素禀赋优势对地区产业专业化的长远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一般来讲,在认定产业具备外生性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企业和政府的共同投入可以使得产业进一步向内生比较优势发展,集专业化生产、规模经济、人力资源优势、产品富集性、需求供给因素和交易效率于一体的发展优势可以促进产业发挥领先作用,并推动相关产业成长。需要注意的是,后发性产业优势的形成需要在规划之初就制定相关的后发优势战略,学习和引进优势产业技术,借鉴先进制度管理模式,优势产业的领先地位实际贯穿产业发展进步的全过程,后发优势战略的制定实施对于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形成具有加速作用。优势产业动态变化过程如图3所示。

(三)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包含狭义的环境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包括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特性,产业竞争优势的可持续贯穿整体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当一个行业可以及时的制定并实施能够创造高额市场价值的战略,而任何的产业竞争对手和潜在进入者都无法及时的跟进或模仿这种战略,并且缺乏进入的能力和信心,就可以认为产业具有优势性和可持续性。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特性来自于七个方面,分别为产业环境、产业战略资源、产业核心竞争力、产业战略执行能力、产业内人才能力、产业文化以及产业创新力。获得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依靠耐心和长久经营,可持续竞争优势维护不能在当下就产生额外效益,即便是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是长久化行动。

结论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5

[关键词]国家营销；国家竞争优势；国家形象；软实力；新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13-0005-03

市场营销的思想起始于20世纪初的美国，迄今已有百年历史。随着20世纪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市场营销理论和方法从孕育、成长到日趋成熟，迄今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从初期的消费者市场营销到20世纪60年代的工业市场营销，70年代的社会营销，80年代的服务营销，到90年代的关系营销和整合营销，市场营销研究的重点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综观市场营销理论的发展历程，基本上都是以企业为研究对象适应企业赢利需要而提出或拓展开来的。在全球化时代，经济、社会、文化、人才等资源的区域化乃至全球化流通以及“产业集聚”不可避免地将各个国家带入一场激烈的竞争之中。为了在竞争中站稳脚跟并取得竞争优势，国家也需要运用营销思想和方法来进行规划和运营。为了解决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学术界开始重新认识国家发展的驱动力。因此，运用营销的理念和方法来支持国家发展引起了广泛重视，逐步产生了国家营销命题。

通过对国家营销及其相关理论研究文献的梳理和回顾，有助于我们追溯理论渊源，扩展理论视野，深入开展国家营销的理论研究。

1 国内外国家营销理论研究综述

1.1 国外学者关于国家营销的研究

国家营销的实践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业已出现。当时，一些国家意识到营销政策的重要性，以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而使他国接受本国的目标和理想。但国家营销理论则发端于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20世纪90年代。

1.1.1 国家营销命题的提出

菲利普・科特勒[1]（Philip Kotler，1997）在《国家营销――创造国家财富的战略方法》中首次提出国家营销的概念。科特勒将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厂商与消费者行为紧密结合，运用营销战略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创造国家财富和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框架。科特勒所提出的国家营销理念侧重于分析国家形象对一国产品与服务以及投资、商业、旅游的影响，并且评估了营销战略管理对于提升国家形象的作用。

1.1.2 国家营销理论的拓展

约翰逊，约翰尼・K [2]（Johansson，JohnyK；1998）对菲利普・科特勒的国家营销理论作了阐述和评价，同时对科特勒的理论进行了补充：①国家营销不只是营销的战略思维视角在国家层面的运用，更需要一种全面营销、顾客导向的观念；②国家营销的客体除了国外投资者、旅游者、企业，还有国内输出的产品和服务在国外的最终消费者；③在国家营销活动的实施过程中，不仅要以宏观层面的营销战略为指导，更需要辅之以具体的营销策略（4Ps）。斯特坎普[3]（Steenkamp，2001）研究了文化因素在国家营销中的角色作用，强调从民族文化架构视角来分析国家营销所面临的环境。他指出民族文化是国家营销的一个核心因素，并通过标准化回归系数测度民族文化对于国家营销战略选择的影响。

1.2 国家营销理论命题的关联性研究

国家营销理论就本质而言属于宏观管理理论的研究范畴，融合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软实力思想与国家形象理论等领域的理念，具有明显的交叉性特征。

1.2.1 新公共管理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着经济发展瓶颈和政府社会管理的无效率，迫切要求政府改革，新公共管理理论应运而生（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2006）[4]。新公共管理理论将市场机制引入到国家宏观管理过程中，国家的职能体现在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并满足其需求。此时，国家充当营销主体的角色，而公民则是其顾客，营销理论有了国家层面的意义。基于国家的经济人假设，国家营销理论延伸了新公共管理范式下国家的服务对象及其供给，国家作为营销主体，所面临的需求不仅仅囿于国内，更表现为国际范围内的需求，其供给则为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国家形象。

1.2.2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迈克尔・波特[5]（Michael E.Porter，1990）将竞争理论从传统的企业视角提升至宏观的产业组织和国家层面，试图基于国家的视角来解释如何造就并保持可持续的相对优势。基于对10个主要发达国家的研究，以企业生产率为出发点，波特首次对国家竞争优势思想给出了理论解释。波特从国家竞争优势的角度拓宽了管理理论的视野，为管理理论的宏观化提供了指导思想。

1.2.3 软实力思想

约瑟夫・奈[6]（Joseph Nye，1990）在《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中首次明确提出并论述了软实力的思想，把软实力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概念并视为一种战略思维工具。奈的软实力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①国家的形象建构是建立在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共同、相互增长的基础上的；②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感召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奈的软实力思想提供了一种分析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力地位的重要思路，它引导人们关注那些抽象和非物质性的权力因素，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国家竞争力和国家实力的认识。

1.2.4 国家形象

肯尼斯・鲍尔丁[7]（Kenneth Boulding，1959）基于国际体系的视角来研究国家形象及国家的公共关系。鲍尔丁对国家形象做了系统性的研究：①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其认知的结合，它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产生的结果，是一个结构十分明确的信息资本；②国家形象作为一种主观印象，实际上构成了人们对于一个国家及其民众的心理预设。

1.3 国内学者关于国家营销的研究

国外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提出了国家营销的概念，而直到21世纪初我国学者才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尤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国家营销的话题被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关注，但是鲜有学者对这一概念及其应用做出系统的、科学的探究。到目前为止，我国学者关于国家营销的研究文献不多，主要集中于国家营销概念的解读以及如何运用国家营销理念提升国家形象。

1.3.1 国家营销内涵解读

国家营销概念的产生与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趋势密切相关，包含国家硬实力营销和国家软实力营销两个方面，并表现为作为营销主体的国家塑造国家形象及其价值，而且向营销对象国家进行传递与影响，以实现综合国力最大化的行为与过程（聂元昆，张海军；2012）[8]。国家营销是国家整体层面的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价值观念对外宣传的过程（郭国庆，2010）[9]，其终目的是为该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助推力量。

1.3.2 国家营销策略与基本路径

国家营销属于宏观层面的营销模式，其实施策略包括：①基于营销定位塑造国家品牌；②组建国家营销支持机构，强化国家营销活动；③加快产业优化升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④树立和谐、共赢的国家形象。从国家营销的主体来看，存在三条基本的国家营销路径：政府路径、组织路径、公民路径（聂元昆，张海军；2012）[8]。

1.4 国家营销理论的相关研究

1.4.1 国家形象建构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民族精神的表现和象征（张芜，2011）[10]，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国家的实力或权利，其主要表现为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外交与自然要素的综合认知与评价。国家形象兼具价值和工具，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是一种将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国家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相互结合和相互促进，使之得以内外兼顾、名利双赢的国力运作过程。

1.4.2 国家公共关系理论

国家是构成世界格局的基本单位，国与国之间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并为国家利益而进行国际博弈，国家公共关系则是维护世界格局平衡的基础。国家公共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政府管理职能，国家之间通过公共关系建立并保持相互的交流、理解、认同与合作的机制与模式来更好地实现它们的共同利益（张芜，2011）[10]。作为国家营销对象的国家形象基于国家公共关系并作用于国家公共关系。

1.5 国家营销、国家形象、软实力相互关系研究

国家营销、国家形象与软实力之间表现出交叉的相互作用：国家的竞争优势来源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硬实力是核心，软实力是灵魂，国家形象是软实力的重要构成，国家营销是塑造和提升国家形象的基本手段（汪涛，邓劲；2010）[11]。

2 对当前国家营销理论研究的评述

2.1 国家营销理论的背景

2.1.1 现实背景

“冷战”结束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将注意力从军事和政治斗争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了，国家竞争的目标也从政治转移到国家财富上了。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全球出现了六大趋势：全球互相依存、保护主义抬头和区域经济组织盛行、跨国公司迅速发展、政策冲突和民族冲突凸显、技术进步加速、环境意识增强。这些趋势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变革。全球化的蔓延以及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放缓，要求国家政府在发展问题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积极地参与全球合作，谋求共赢，探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1.2 理论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再造、新公共服务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试图寻找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持续动力。这些理论突破了微观管理理论的局限性，将管理理论提升到国家主体层面，促进了管理理论的宏观化拓展。在新时期的理论与实践背景下，传统的市场营销理论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营销理论进行了重大变革，市场营销从概念到内容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营销观念日益凸显。

2.2 国家营销及其相关文献研究的意义

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对于国家营销的理解，对推动国家营销理论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国家营销的提出丰富了营销理论的内涵，促进了传统的交易营销理论向宏观营销理论方向的拓展与延伸，为营销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从文献中可以看出，以科特勒为代表的国外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将市场营销理论引入国家的经营管理领域，不仅拓展了市场营销的研究领域，也为国家发展方向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国家竞争战略、国家形象构建、软实力等方面的研究拓宽了国家营销的视野。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这方面的研究中来。

2.3 国家营销及其相关文献研究存在的问题

（1）国家营销研究在国外不足20年，在我国则起步更晚，目前的国家营销理论尚在发展过程中，理论框架需要深入探索。国家营销理论的综合，客观上可以从现存的营销理论体系中寻求支持，同时联系实际进行理论的拓展与创新。

（2）目前除冠以国家营销理论命题的研究外，相关研究还有国家竞争力、软实力和硬实力、国家形象、和谐营销等政治学、传播学的成果，对国家营销的理论研究皆有积极的作用，需要高屋建瓴地进行理论梳理与综合。

（3）现阶段的国家营销理论研究多偏重于规范研究和定性研究，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尤其缺乏关于国家营销维度的分析和效度的测定。

3 研究展望

国家营销理论最初由世界著名营销学家、美国西北大学国际营销学教授菲利普・科特勒提出。这一理论的提出拓展了营销理论研究的领域，目前的研究仍然处于深入探索和不断发展之中。

历史上后起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既存的世界秩序的变革，甚至引发战争。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奉行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不会也不需要采用争霸或损害别国利益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国家营销是宣传国家形象、倡导和平崛起、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21世纪以来，我国通过孔子学院、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国家形象宣传片等一系列国家营销行为，有力地展示了我国繁荣发展、民主进步、文明开放、和平和谐的国家形象。

我国日益丰富多彩的国家营销实践，迫切需要理论工作者从现实中汲取营养和挖掘素材，综合政治学、传播学、文化学、区域经济学的相关成果，进行提炼与升华，丰富国家营销的理论内涵。

参考文献：

[1]菲利普・科特勒.国家营销[M].3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

[2]Johansson，Johny.K.The Marketing of Nations[J]Journal of marketing，1998，62（3）：148-151.

[3]Steenkamp.The role of national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search[J].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2001，18（1）：30-43.

[4]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周敦仁.改革政府[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6]Joseph Nye. 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M].New York：Basic Books，1991.

[7]Kenneth Boulding.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J].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59，13（2）：120-131.

[8]聂元昆，张海军.论国家营销的五个基本理论问题[J].中国商贸，2012（8）：24-26.

[9]郭国庆.国家营销与企业发展[J].科技创新与品牌，2010（1）：40-42.

[10]张芜.国家形象理论与外交政策动机[J].国外社会科学，2011（1）：97-103.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6

关键词：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关系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894(2008)06-0019-04

正确认识是进行科学实践的前提。若不能正确地把握不同理论问的区别和联系，在应用理论指导实践时就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本文拟就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的关系作一探讨，以澄清某些认识误区，使相关实践活动获得正确的导向。

一、比较优势理论及其发展

比较优势的思想发端于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第四篇第二章中提到不同国家生产商品的固有的或后天获取的“自然优势”(natural advantages)和交换的合理性。--之后，李嘉图将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思想发展为相对比较优势思想，并将这种思想理论化和应用于国际贸易研究，初步形成了比较优势理论的框架。按照李嘉图的观点，比较优势，即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该差异源自各国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劳动生产率不同的国家根据相对优势进行生产和交换，双方均可获利。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存在诸多局限性。其中最令人不满的有两点：一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仅涉及劳动力一种生产要素；二是该理论难以解释多种要素存在情形下的比较优势来源。对李嘉图理论的不满导致了贸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倍受关注的是赫克歇尔一俄林的“要素份额理论”。该理论构造了一个包含“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的模型。该模型从要素禀赋结构差异及其所导致的要素相对价格的国际差异的角度探寻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得出了一个国家应出口哪些密集使用本国富有要素的产品，进口哪些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的产品的结论。并指出，通过国际自由贸易可以使生产要素得到有效配置，通过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可使“要素价格均等化”，并影响产业布局。

在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之后，贸易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数据收集和处理技术的进展，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贸易理论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性。里昂惕夫发现，美国进口资本密集产品与出口劳动密集产品的状况，与美国资本充裕而劳动稀缺的现实不符。这就是所谓的“里昂惕夫难题”。该难题的提出，使人们对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普适性产生了怀疑。为了对现实作出新的解释，一些研究者引入人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对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进行改进，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揭示不同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还有一些研究者试图通过放弃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部分重要假设来构建“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从以下两个方向发展了比较优势理论。

发展方向之一，放弃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关于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研究规模收益递增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指出一国的企业或者行业可能仅仅由于历史或偶然的原因较早地进入某个产业，从而可以较早地扩大生产的规模，并利用规模经济形成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

发展方向之二，放弃赫克歇尔―俄林关于贸易参与国在获得生产技术方面具有相同可能性的假定，研究不同国家的企业或产业获得不同水平或内容的技术的可能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技术可获得性差异理论，既可以用来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也可以用来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就发达国家而言，即便两个发达国家在开发技术方面具有相同的能力，由于随机性因素的影响，开发出来的具体技术也是存在差异的，且不同国家还可能专业化地开发不同产品或生产技术，因而，两个国家的技术能力相同并不意味着最终产品相同，具有相同技术能力的国家仍然存在贸易的可能性。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研究结果是导致著名的产品或技术“生命周期”理论的产生。该理论认为，新的技术和产品一般是在发达国家首先开发成功的。当产品和技术趋向成熟并进入标准化阶段时，产品的生产则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与产品和技术的这种生命周期相适应，首先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新产品，其后则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成熟的标准化的产品。至于为什么新的技术和产品总是首先在发达国家开发成功，研究者则一般从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角度予以解释，认为，只有富裕国家才有可能支付得起昂贵且具有高失败概率的研究和发展费用。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观点，处于创新期的产品为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处于发展期的产品为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处于成熟期的产品为资本与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处于衰退期的产品为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产品的产地也从技术创新的国家向其他国家转移，由此决定了国际贸易的走向。研究者们还得出了以下结论：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最有可能具有相似的消费者偏好与市场需求特征，当一国的厂商计划进行跨国经营时，他们最有可能进行开发的市场首先应当是与本国收入水平相当的市场，从这个角度讲，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间的贸易量应当是比较大的。

贸易理论的上述新进展与国际贸易发展的要求是相适应的。按照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国际贸易应当主要在要素禀赋结构相差较大的国家间进行。然而，20世纪中期以来的国际贸易的发展状况却是要素禀赋结构相似的国家(地区)间的贸易――主要是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占有国际贸易的主要份额。新贸易理论为国际贸易的这种新的发展动向提供了解释。

二、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

竞争优势理论的系统构筑者是迈克尔・波特。波特于1980年、1985年和1990年相继出版了其著名的竞争3部曲：《竞争战略》(CompetitiveStrategy)、《竞争优势》(CompetitiveAdvantage)和《国家竞争优势》(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0f Nations)。三部著作一脉相承，自成体系，成为现代管理学界的权威论著。《竞争战略》，运用作用于一个产业的5种竞争力模型。确定了分析产业及其对手的理论框架，提出了获取竞争优势的成本领先战略(Overall Cost Leadership)、差异化战略(Differentiation)和目标集中战略(Focus)。《竞争优势》采用价值链分析方法，论述了企业如何获取竞争优势的方法和途径。《国家竞争优势》，利用所构建的“钻石体系”模型，探讨了国家、州(省)与其他地理区域如何取得持久竞争力的问题。波特认为自己所提出的竞争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区别在于：后者集中在宏观经济政策(政府预算赤字、货币政策、市场开放或民营化)或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方面；前者则突出强调主要根植于商业环境的地点竞争力，认为劳工、资本和自然资源并不能决定繁荣，因为取得这些资源并非难事，竞争力来自企业以当地的资源生产出更具价值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力，生产力的提高则离不开国家和区域的竞争环境。他所

构筑的“钻石体系”模型，从“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战略与竞争背景”、“相关产业和支援产业”等4个方面探索了竞争力的来源、变化及其对政府与企业的意义。

三、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关系辨析

目前，有关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关系的认识存在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不相容，只能择其一。另一种观点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不存在本质的区别，只是采用了不同称谓。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均有片面性，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分别隶属于经济学与管理学两大学科，二者既相对独立，也相互联系。

1、两种理论相对独立 波特明确指出，其研究的领域是管理学而不是经济学，给自己的定位是管理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本质区别在于，经济学致力于解释经济现象，揭示经济规律，是一门认识世界的学科；管理学致力于提供实现预期经济目的的途径和方法，是一门改造世界的学科。虽然经济学和管理学呈现出交织发展的特点，但仍存在较为清晰的边界。

第一，理论基点不同。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点是交换和贸易，竞争优势理论的基点是竞争。尽管比较优势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先于竞争优势理论，但二者在逻辑上并不存在严格的前后相继的关系。波特虽然提及比较优势理论在探讨竞争力问题中的应用，但并未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建立竞争优势理论，而是另辟蹊径，对比较优势理论所未涉及到的植根于商业环境的地点竞争力进行了系统研究。

第二，作用目标不同。作为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是从历史的、客观的角度，对已经发生的国际贸易及相关的经济现象做出解释、分析和判断，为预测国际贸易发展趋势，选择合理的国际贸易模式提供科学依据。作为战略管理理论基础的竞争优势理论，则是从价值创造的角度，致力于为经济行为主体做出合乎价值取向的决策、设计提供有效的工具和方法。作用目标不同，理论体系框架及其应用范围也必然有所不同。

第三，发展路径不同。作为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绝对比较优势”到“相对比较优势”、从“外生变量”到“内生变量”、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的历程。作为战略管理理论基础的竞争优势理论的发展，则经历了从企业微观层面向产业中观层面乃至国家宏观层面的历程。

2、两种理论相互联系 笔者强调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的相互独立，并不意味着否认二者的相互联系。在笔者看来，比较优势理论中所论及的生产要素自然秉赋、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无疑是形成国家、区域、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尽管波特更多地是从管理学角度构建竞争优势理论，却未曾割断竞争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联系。况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并不能涵盖竞争优势理论的全部，还有众多的国内外学者从其他视角(比如生产要素禀赋)对竞争优势问题进行研究。相应于经济学是经济管理学的重要理论基础，隶属于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也必定是隶属于管理学的竞争优势理论的重要基础。

既然两种理论体系既相独立又相联系，那么，两种理论就应该结合运用。林毅夫结合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与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提出并论证了后发优势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林毅夫认为，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根本差别在于要素禀赋结构。产业和技术结构总体水平的升级，从根本上说，依赖于该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发展中国家要赶超发达国家形成后发优势，便应该将经济发展目标定位于尽可能快地提升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而要提升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又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战略。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7

    国际贸易理论是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它的基本主题之一是对国际贸易动因的探索和研究。对贸易学说史的考察表明，比较优势反映了不同国家同种产品的机会成本（或相对成本）差异，是国与国之间产生分工和贸易现象的基本动因。那么，一个自然的追问是，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包括哪种或哪些成本呢？迄今为止，大部分国际贸易模型从生产成本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基础（海闻等，2003）。[1]概括而言，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主要表达了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它们分别从劳动生产率（技术）、要素禀赋、生产规模等视角找到了形成相对生产成本差异的根源，进而都可表达为“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然而，随着“制度与贸易”（North，1990；[2]Greif，1992；[3]Belloc，2006；[4]Nunn，2007；[5]）、“生态环境与贸易”（Siebert，1974；[6]俞海山，2004；[7]）、“可持续发展与贸易”（赵晓晨，1999；[8]傅钧文，2010[9]）等学术主题的日益兴起，比较优势的成本基础逐步出现多元化和广义化的趋势，仅仅基于相对生产成本差异来分析比较优势已暴露出诸多不足之处，进而难以通过国际贸易有效配置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和资源、无力协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追求效率的最重要原则就是计算所有的成本”（戴利，2006），

    毫无疑问，上述文献为本文写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拓展了比较优势的成本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由于已有研究对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认识不全面，导致其对塑造比较优势的成本外延的界定仍欠系统，同时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纳入比较优势形成过程的努力也极为鲜见。本文试图对李嘉图模型、H-O模型和规模经济模型进行集成，并将其表达为“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在此基础上充分吸收分工和贸易理论的若干新进展，力图表明当代比较优势的成本基础正在逐步由生产成本拓展为“全成本”，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应通盘考虑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从而谋求贸易增长、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的分析不仅从理论上拓展了比较优势的成本观，而且对于实现一国对外贸易的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二、从李嘉图模型到规模经济模型：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

    从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李嘉图模型到新贸易理论中的规模经济模型可最终归结为基于相对生产成本差异的比较优势，不同阶段的贸易理论只是在寻求产生这种生产成本差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基于这一考虑，本文通过对李嘉图模型、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和规模经济模型进行集成，以涵盖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的主要学术思想，从而确立本文的分析基准（Benchmark）。

    这一集成模型的基本假设融合了从李嘉图模型到规模经济模型的假设前提，具体包括：（1）两个国家、两种可贸易产品和两种要素。①两个国家分别为A、B，两种产品分别为X、Y，两种要素分别为L（劳动力）、K（资本）；（2）给定生产要素供给，生产要素可在国内不同部门之间流动但不能跨国流动；（3）A国和B国在生产技术（要素生产率）、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一个或多个方面存在一定差异；（4）国家之间进行自由贸易，且不存在交易成本；（5）不考虑基于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在这些假设前提下，A国和B国能找到各自基于相对生产成本差异的比较优势吗？一旦综合考虑生产技术（要素生产率）、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多个因素，就需要分别分析三者的变动对于生产成本变动的影响。若将一个国家生产某种产品与另外一个国家生产该产品进行对比分析，可能在某种因素上有导致生产成本取得优势的作用，而在其他因素上则可能存在导致生产成本处于劣势的作用。比如，A国在X产品的生产技术上比B国更先进，但同时，A国缺乏生产X产品的生产要素，或者生产X产品不能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那么，A国生产X产品与B国相比究竟是处于比较优势地位还是比较劣势地位则难以判断。杨小凯、张永生（2001）[17]甚至提出了“不可能定理”，即“一般均衡是技术、禀赋、嗜好、交易效率等多个参数经由价格、数量之间无数反馈圈形成，根本找不出普适的规律”。倘若要对李嘉图模型、H-O模型和规模经济模型进行集成与综合，理论上的突破点在于确认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性：两国之间生产技术、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因素引起要素投入向量a（X）、a（Y）、b（X）、b（Y）和（或）要素价格向量P（A）、P（B）发生变化后，经过综合反馈，基于生产成本的优势和劣势刚刚抵消，从而使得两国关于两种产品生产成本的“相对比较”完全找不出差异，即，进而无法找到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从贸易现实来看，这只是一种小概率事件。更常见的情况是，经过生产技术、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多个因素之间的综合作用，两个国家关于两种产品的相对生产成本或多或少会存在一定差异，即，这正是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所表达的核心思想 。在李嘉图模型中，特殊之处在于假设只有劳动力一种要素投入，并认为不同国家在技术（劳动生产率）上的相对差异是形成上述不等式的根本原因。在H-O模型和规模经济模型中，分别将分析视野由一种要素拓展为多种要素，由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拓展为不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递增，进而分别从要素禀赋和生产规模的角度找到了上述不等式成立的证据，但并没有影响上述“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作为评判比较优势的“基准”。

    三、比较优势的成本基础之拓展分析：“全成本观”的提出与论证

    （一）基本假设

    按照拉卡托斯（Lakatos，2005）[18]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笔者认为，若从成本视角审视比较优势理论，它的“内核”在于“比较”，其“保护带”主要体现为对稀缺要素及其成本基础的界定。因此可将本文基本假设总结如下：

    第一，两个国家和两种可贸易产品。两个国家分别为A、B，两种产品分别为X、Y。

    第二，国际贸易的相关当事人是“社会人”，国际贸易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交易成本。也就是说，人是利己与利他的混合体，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现实中的人是“社会人”而非“经济人”（伍世安，2010；[19]胡石清、乌家培，2011[20]）。从利己的角度看，为了“利己”，一些人甚至不惜以“损人”为手段，即存在着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从利他的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会兼顾社会利益、生态利益、可持续发展等涉及“集体理性”和“长期理性”的事情。

    第三，A、B两国的对外贸易均会产生环境成本，并根据环境成本内在化程度将其纳入厂商的生产决策中。也就是说，就经济贸易活动作用的空间范围来看，大自然的诸多功能均具有经济价值，但经济学却将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21]因此本文在经济—环境大系统中分析国际贸易的成本和比较优势。

    第四，A、B两国的对外贸易均会产生代际成本，并根据代际成本内在化程度将其纳入厂商的生产决策中。也就是说，就经济贸易活动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22]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在动态的经济—环境大系统中考察国际贸易的成本和比较优势。

    （二）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模型：简化分析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贸易现实的发展，国际贸易中的成本或代价日益多元化，进而需要丰富比较优势理论中的相对成本外延，拓展其“保护带”，通盘考虑各种重要因素，构建系统和全局的成本观，为寻求科学合理的国际贸易成本补偿机制奠定基础。

    

    为简单起见，本文在对上述四类成本（即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进行加总时，先采取简单求和方式说明相关机理并拓展比较优势的“保护带”，然后再将其一般化。虽然这种处理难免存在一定误差，但是考虑到目前尚未发现更好的表达“全成本”的函数关系式，当前可以肯定“全成本”与其各个子成本之间是正相关关系，简单加总方式可以很明白地体现这一特点，故选用之。不过后续分析表明，这一简化处理并不影响模型结论的一般性。

    在t期，i国一单位j产品的全成本表达式可简化为：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若贸易模式为“A国生产X产品并出口至B国，从B国进口Y产品；B国生产Y产品并出口至A国，从A国进口X产品”，则有：

    

    （2）式左边为A国X产品对Y产品的相对全成本，右边为B国X产品对Y产品的相对全成本，根据公式（1），可将（2）式转化为：

    

    可分如下三种情况对此加以探讨。

    情况一：如果

    

    （3）式成立，此时A国在X产品上存在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B国在Y产品上存在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两国依然维持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下的分工和贸易模式。

    情况二：如果

    

    （3）式不再成立，此时A国、B国均不存在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

    情况三：如果

    

    （3）式不再成立，此时两国比较优势状况发生了“逆转”，A国在Y产品上取得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B国在X产品上取得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此时两国的分工和贸易模式也会随之发生“逆转”。③

    上述分析表明，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的基础。并且，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可增强、削弱、抵消甚至“逆转”一国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状况。一国要在某种产品上获得真正的比较优势，应将所有外部成本内部化，进而言之，比较的成本不仅包括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且必然包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模型：一般分析

    贸易以生产为基础，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在此意义上，传统贸易理论立足于“生产”视角并从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角度解释贸易现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应看到，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和人们对制度的认识逐步深化，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尤其是好的制度）要素的稀缺性日益显现，国际贸易的本质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在贸易活动中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交易成本）。伴随着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成熟和生态平衡破坏、环境污染等现实问题的凸显，宜人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人与生态环境之间打交道的成本（环境成本）。随着资源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完善和经济社会中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可持续性”逐步成为一种新的稀缺“要素”，④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当代人与 后代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代际成本）（杨青龙，2011）。[23]因此，除了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等传统要素对于贸易活动是重要的，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要素也不可或缺，不过由于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要素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公共品属性，在传统的基于私人产权的经济分析中，往往难以将其纳入分析视野。然而，由于包括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要素在内的“广义要素”在当今世界中都日益显现出明显的稀缺性（虽然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这些要素的稀缺程度存在差异），使用它们均会发生成本或代价，进而有必要将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要素纳入比较优势的“保护带”，形成基于“广义要素”的成本范畴。根据前面的分析，就经济系统内部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本而言的比较优势可称为“狭义比较优势”，而在动态的经济—环境大系统中，基于生产、交易、消费等全过程和“广义成本”（或“全成本”）的比较优势则可理解为“广义比较优势”。在此可从多个角度对二者进行比较，如表1所示。

    

    从内涵看，“全成本”（Full Cost，FC）是某种物品的产权在跨国转移中，发生于国际贸易过程，进而涉及生产和消费、经济和生态、今人和后人，使用一切资源要素的代价总和；从外延看，“全成本”是以国际贸易中的生产成本（PC）、交易成本（TC）、环境成本（EC）和代际成本（IC）等为子系统的动态开放系统。本文将“全成本”理解为一个系统，可将i国j产品出口至m国所发生的“全成本”的一般形式写作：

    

    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若贸易模式为“A国生产X产品并出口至B国，从B国进口Y产品；B国生产Y产品并出口至A国，并从A国进口X产品”，则有：

    

    对应于前文所述的“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在此可将（5）、（6）两式表达的思想称为“相对‘全成本’不等式”。⑤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是一种综合比较优势（Comprehensive Comparative Advantage，CCA），它是禀赋比较优势（TFCA）、制度比较优势（ICA）、环境比较优势（EECA）和“可持续性”比较优势（SCA）的有机结合，可将综合比较优势函数写成：

    CCA=cca（TFCA，ICA，EECA，SCA）（7）

    在此将全成本函数和综合比较优势函数等均表达为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从一般意义上说，“全成本”和综合比较优势并非它们各自子系统的简单加总的结果，而是由其子系统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虽然前文的简化分析中曾将“全成本”写为四种子成本的简单求和形式，但这只是全成本函数的一个特例，现实的“全成本”并不一定是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不排除将来还可能产生其他稀缺要素，进而纳入除了上述四大成本之外的其他成本项目，并且各项子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也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动态变化。

    四、结论与启示

    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证明了“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即不同国家在同种产品上的相对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比较优势的基础，本文将其理解为“狭义比较优势”。然而，制度差异可以塑造比较优势，使用制度要素而表现出来的交易成本应进入一国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而环境成本内部化和代际成本内部化，同样在塑造一国比较优势时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各类成本逐步内部化，它们的累积效应将会改变比较优势的定义（潘家华，2007）。[24]比较优势理论广义化的一个基本趋势是，在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同时纳入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广义要素，进而可将使用或耗费广义要素的代价定义为“全成本”。其中，使用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等传统要素的代价构成了生产成本；使用制度要素的代价构成了交易成本；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构成了环境成本；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代价构成了代际成本。随着成本的广义化，当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由“生产成本”拓展为“全成本”之后，“全成本”才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于是，可将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解为“广义比较优势”。需要特别指出，对国际贸易进行全成本分析并不是要彻底推翻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相反它恰恰是要在坚持与继承比较优势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尝试从成本视角拓展其保护带，形成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学说。正如王文先、王孝松（2008）[25]所言，比较优势概念揭示了国际贸易起因和影响的一些最为重要的东西，在许多与现实世界相符的假定之下，该理论本身仍能够成立。

    若以“国际贸易的全成本论”为指导，一国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必须综合权衡“全成本”的各类子成本，尽可能统一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谋求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为此，具体的战略和政策可包括：（1）以系统观念认识对外贸易中的成本和收益；（2）理性参与国际分工，谋求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3）制度创新和其他手段密切配合，谋求基于交易成本的比较优势；（4）逐步完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谋求基于环境成本的比较优势；（5）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谋求基于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杨青龙，2012）。[26]

    注释：

    ①为了简单起见，此处不分析国家、产品和要素的多维（大于二）情形。但不难证明，将这里的要素拓展为三种甚至三种以上，基本结论仍然成立。

    

    ④关于“可持续性”为何也是一种要素，可参阅拙文《基于“可持续性”要素的比较优势理论拓展》，“第十届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会议暨2011年中国国际贸易学科发展论坛”会议论文集，2011年10月。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8

[摘要]作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在金融领域的变革性影响力已经在全球经济的沉浮中得到深刻揭示。这种对全球经济的决定性力量，来自于美国所独有的金融霸权。本文基于对当今时代美国金融霸权三大表象及两大支柱的分析，结合政治学领域的意识形态理论，对美国金融霸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解释。美国所独有的社会价值观念成为支撑美国经济金融领域霸权形式存在的根本性因素。

[关键字]美国金融霸权　意识形态　理论分析

金融霸权(Financial Hegemony)概念最早见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研究霸权对于国际货币体系作用的文章中。1973年，金德尔伯格在其专著《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首先提出了关于金融霸权的理论之一“霸权稳定论”。“金融霸权”概念经过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学等各领域学者的发展，已经体现出诸多内涵。通过对各学科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中我们认为，金融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其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在其军事、政治和其他经济霸权因素的支持下，拥有的在国际金融领域具有支配性控制权的结构性状态。美国金融霸权建立在两个现实基础(即两个支柱)之上，即国内完善的金融体制和强制性的对外金融扩张。

一　美国金融霸权的表现

金融霸权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现实中它表现为多方面优势并存的状况。美国金融霸权直观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美元霸权

上世纪40年代，国际经济规模大幅度增加、美国经济实力霸主地位确立，直接催生了具有“双挂钩”特征的新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也随之产生。与战前英镑的地位不同，美元与黄金保持1：35的指定平价，此项机制在美元独霸地位的建立之初就蕴涵着未来必将发生的美元危机，即“特立芬难题”。经历了1959、1968年两次美元危机之后，美元相对黄金贬值的势头显然已无法挽回。直到1976年，《牙买加协议》才从名义上对布需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进行了形式上的确认。

美元霸权的巨大收益才是美国选择建立而又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考量，这种收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过度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收益；(2)国际铸币税收益。非居民持有的美元现钞年增加额、美元相对贬值或美国国内通胀和美国国债低利率引发的财富隐性内流，这两方面均属美国所占有的国际铸币税收益；(3)赤字消费收益。美国所极力推行的全球金融一体化保持了其剧增的收支逆差，正如Hudson指出的：“若没有国际收支逆差，美国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为联邦债务的增长融资，这会具有通货紧缩的效应，转而迫使经济量人为出。但是，在国家债务的增长由外国央行提供融资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逆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牙买加体系时代及其之后，美元霸权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增强，80年代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剧增催生的“广场协议”、现阶段中国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都向世人“彰显”着美元霸权的现实影响力。

(二)国际组织强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当今世界货币金融领域的两大主导性机构，在国际金融稳定、国际货币合作和支持后发国家改革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对于IMF来说，持续性的借款职能意味着必要且持续性的监管，由于基金组织所借以运行的经济政治环境极为复杂，所以针对IMF的改革议题也将同样的不易解决。现实中令人悲观的是，美国与西欧控制的两大机构直接为西方集团利益服务。IMF在贷款条件的设定毫无遮掩地显露出西方国家推行自身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险恶用心，而悍然置借款国当地具体经济状况与不顾。我们认为，国际货币领域中各国不同的财政金融诉求应该得到充分顾及，各国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表决投票权应该得到妥善协调。

(三)华尔街模式

20世纪，华尔街的繁荣直接推动了美国争夺世界经济强国的进程，实体经济金融化是华尔街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主要使命。美国金融部门迅速扩张始于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强调成员国央行对国际金融事务的控制，采取“国际金融抑制”严格限制私人金融部门参与国际金融事务。世界领先的美国私人金融机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开始了其全球范围的扩张行动，形成了可以左右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强力集团。美国金融资产规模庞大，金融体系以强大的资本市场为支撑，以摆脱传统商业银行为主的运行模式，以直接融资为主，呈现出“脱媒”的特征。

美国在全球推行其华尔街模式，依靠强大的制度性力量尽可能的统一各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模式。从而依靠在资金、服务、人才和意识等均呈现明显优势的华尔街影响各国金融业发展甚至国家整体经济走势。各国金融机构内部部门设置、金融体系构成呈现出美国化趋势即为明证。

二、美国金融霸权的本质

针对意识形态，国际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诸多学者都有过理论化的阐述。综合各种理论及目前现实，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是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依赖于经济基础形成的一种代表某一社会集团利益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它体现出群体性、系统性和历史性的特征。

“美国特殊论”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直接来源，所谓美国特殊论是指这样一种观点：美利坚民族承担着建立民主自由样板国家的特殊使命，并且有责任在国际社会广泛推广自由观念和民主制度。正是基于此，意识形态的输出自然就会成为盛行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意欲蔓延或可采取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有着难以忽视的紧密联系，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对次有过深刻的描述：“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国家利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其特性在任何一点上都取决于社会和政府中普遍持有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

在理论层面上，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寻求全球性的古典自由放任；在实践层面上，极力推行着一场有利于西方国家国家利益的社会经济转型运动，“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均可被认为是其新自由主义付诸实践的试验场。实际上，处于中心地位的美国金融资本，需要统领全球要素，保证世界资源毫无阻拦的流向处于霸权“旋窝中心”的美国市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新自由主义金融扩张理论的吹鼓者，并从中获取巨大收益。

三、结语

随着全球化史无前例的推进，无论是发达国家内部还是众多发展中国家都同时出现了反对美国霸权的强烈呼声。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引导下，依赖于全球化背景的金融霸权已经经历了数次辉煌与低谷。结合美国自身政治、军事及经济的全方位优势，推行基于特殊意识形态的美国金融霸权，不仅是美国国内完善的金融制度外溢的结果，更是美国特有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的产物，这可以成为我们认识当前美国经济金融全方位优势的一个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