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形势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08 01:56:18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1
关键词：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全成本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02-0021-07 收稿日期：2010-08-17
比较优势理论是同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半个多世纪的实证研究支持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基本动力(鞠建东等，2004)。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曾说： “如果经济学理论可以选美的话，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一定会摘得桂冠”。针对比较优势理论，已有诸多文献从假设前提、理论的相对静态性等角度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因此，这一理论尽管美丽，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就成本而言，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叶的交易成本不容忽视。例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义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这种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在微观层面，在大量国际贸易业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而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马建英，2009)；张友国(2009)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环境贸易条件恶化，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市场外部性成本。还不能成为生产者决策的有效约束条件。可见，国际贸易活动中存在的与生态环境影响相关的成本格外重要。
鉴于上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考虑，本文拟在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和成本观的基础上对之展开评论，并认为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需要进一步广义化――除了考虑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还应结合贸易理论和贸易现实的新进展纳入制度和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等要素。本文进一步地提出了基于广义要素的“全成本”(FC，Full Cost)概念，认为包含生产成本(PC，Production Costs)、交易成本(TC，Transaction Costs)、环境成本(EC，Environmental Cos[s)、代际成本(IC.Inter-generational Costs)等在内的“全成本”乃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成本观及评论
(一)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成本观
围绕着“为什么以及如何(Why＆How)发生分工与贸易”这一基本主题，国际贸易思想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别有对交换和分工的好处的描述。15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由于将金银看作唯一的财富形态而将参与交换的商品排除在财富之外，进而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与现实中“双赢”乃至“多赢”的贸易现象格格不入。可以说，重商主义对贸易的本质缺乏深入认识。那么，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围绕这一问题，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作出了各自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不同时期的种种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视野中，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于古典经济学时期，但在新古典乃至当代经济学中仍有着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直在从不同侧面寻求产生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1)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导致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一般认为，由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绝对先进与绝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现象，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修正和拓展，并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2)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他的学生俄林(Ohlin)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3)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4)新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产生比较优势的新因素。进入21世纪，发端于梅勒兹(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后来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Theory)将分析视野由宏观、中观层面细化到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并认为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等均能形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赵君丽、吴建环，2008；樊瑛，2007)。
在国际贸易理论演进过程中，哈伯勒(Haberler)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引入“机会成本”概念重新阐述了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机会成本，是以一定数量的有限资源从事某种产品生产时所放弃的用同样资源生产其他产品可获得的最大利益。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机会成本就是‘某一种可能是’的预期价值”，“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他存在于选择者的头脑中，并且不能由居于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按照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基本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为：一国生产并出口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口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才能带来贸易利益。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Krugman＆Obstfeld，2004；林毅夫、李永军，2003)。
(二) 对比较优势理论成本观的评论
两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是“稀缺”。因为要素是稀缺的，于是需要将其在不同的用途之间进行配置、选择，因为有选择，就会产生机会成本。从主流贸易理论的发展史看，除了新新贸易理论对交易成本较为重视，西方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在于相关贸易理论对稀缺要素的认识不全面。从方法论上看，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同保护带。李建德(2000)解释道，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则是“依据这一组规则运用于现实世界时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根据这一思想，本文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中，其理
论内核在于“比较”，比较的基本对象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成本”；而该理论的保护带则体现在对稀缺要素和机会成本外延的界定。从主流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至今仍然成立，而其保护带则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具体分析范围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调整，进而可能出现一些在以往分析中不曾被纳入的稀缺要素和成本项目。
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随着对制度、体制等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也认识到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是稀缺的。贸易的本质在于产权的转移，在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形形的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此即交易成本。而随着经济实践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成熟、完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于是与此相关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不可或缺。但问题是在上述考虑的基础上，为什么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没在21世纪之前的贸易理论中得到足够重视呢?笔者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与主流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有关。从基本假设看，其一，主流贸易理论沿袭了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信息完全充分等假设，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对交易成本的分析；其二，主流贸易理论仅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考虑问题，尚未意识到生态环境的稀缺及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和成本，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引入环境成本；其三，主流贸易理论对“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在其分析框架下不可能引入对代际成本的分析。从方法论上看，
“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工具导向”，一种新的理论观点能否被纳入已有理论体系取决于其在数学上是否容易被整理。交易成本在计量和模型化方面的困难导致交易成本难以被纳入；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在产权界定上的困难进而导致完善的环境市场难以形成，缺乏完善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导致环境成本难以被纳入； “代际”问题(实质为“时间”问题)在思维上的复杂性及后代人在诸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谈判中的缺位，使得代际成本难以被纳入。本文认为，内容重于形式，不能因为形式化上的困难而否定了上述成本在理论和现实中的重要作用。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制度与生态环境
(一) 基本假设
本文从时空一体化思维出发，引入更贴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本文在人性、时间、空间等方面的情况作如下对比，见表1。就人性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行政人”。假设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水文采用“行政人”假设；就其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经济人假定确实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至多限于当代人之问。而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应该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就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看，考虑到“大自然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大自然所做的这一切都具有经济价值，但是经济学家却称其为‘外部因素’，意思是经济方程式中没有这些：经济学家把维持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本文在经济一环境大系统中讨论国际贸易问题。
(二)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一：制度
主流贸易理论通常将制度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在制度给定的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从而没有考虑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常常被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未能产生足够影响，这本身是值得反思的。现实中，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诺思(North,1990)曾指出，“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南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格雷夫(Greif,1992)则研究了在商业革命时期(11～14世纪)制度对远途贸易兴起的作用，认为马格里布和欧洲地区远距离贸易得以复兴是由于商业革命带来的制度变迁造成的。纳恩(Nunn,2007)对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各国的制度可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这表明，制度差异可以产生比较优势并启动贸易。
《国际贸易》教科书L说，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显然，这个“国际贸易”的描述性定义看到了贸易现象本身，但缺乏对贸易本质的深入挖掘。科斯(1959)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通过分析相关案例，明确指出：“权利的界定是这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并且他认为这才是科斯定理的实质。作为最了解科斯思想的经济学家，张五常(2000)也再三强调了这一点。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交换活动与其说是商品或劳务的交换，不如说是隐藏在商品或劳务背后的权利(即产权)的转移。依据科斯定理，国际贸易就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当然，产权进行转移(包括跨国转移)的基本前提是产权的清晰界定。在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引入适当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以约束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便是必要的。但由于没有认识到贸易的本质，以往贸易理论对制度、产权、交易成本的考虑很不充分。正如茹玉骢、金祥荣(2008)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真实世界的国际贸易活动，以合约为主线。一次成功的贸易活动，往往围绕交易前的准备、磋商谈判的过程、合约的履行而展开。其中，贯穿贸易活动始终的是合约，为了形成对贸易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合法合约并履行之，需要进行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整个过程涉及到谈判(与语言、文化有关)、签订合约、执行合约(涉及运输、保险、商检、报关、结算等，还可能涉及索赔、争议的处理等)，由于不同国家往往语言不同、文化各异，涉及长途运输、产权转移中存在风险、需进行商品检验并缴纳关税、不同国家使用的货币不同、制度需跨国执行等原因，一般来说，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中往往存在更大的交易成本。合约实施制度，既有正式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条约、WTO规则、各国国内法等)，也有非正式制度(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国际贸易惯例，各种
国际贸易的“潜规则”)，国际贸易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贸易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可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提供保障。
将制度因素内生化、并将制度视为一种要素，进而运用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思路，可自然得出结论：制度好的国家在制度(或契约)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从简单产品到复杂产品的结构升级，没有良好的制度支撑，是难以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制度作为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它是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之一，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势必应纳入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
(三)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环境
“环境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被传统经济理论忽略了”(Siebert,197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生态环境视作公共物品，甚至认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未将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其重要性也逐步为学者们所重视，并产生了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整体看，经济学为解决环境问题开出的药方可分为庇古手段(征税、补贴、押金退款等)与科斯手段(产权界定)，其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后者侧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与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相关的成本需要有相应的责任主体来承担而不是外化给社会。因此，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明文指出，要“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它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与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以及现实层面国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相比，在迄今为止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生态环境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存在的。如前所述，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且在比较优势理论的保护带中，稀缺要素的种类和成本项目可能会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步多元化、广义化。从重商主义、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后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等，都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由于局限于经济系统内讨论问题，这些理论共同的不足之处表现为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考虑不够充分，进而看不到(或视而不见)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项目。“比较优势原理在贸易不涉及社会或环境成本的理想世界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真实世界里，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承担每一项成本，全球贸易引起草根阶层的强烈反对。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最大经济利益，正确的贸易准则应主张谨慎使用自然资源。这一准则只有通过将贸易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方可实现”(Venkat，2004)。
1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环境成本(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如前所述，生态环境要素在贸易理论体系中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存在的。考虑到生态环境在经济理论和现实层面的重要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名誉教授铃木(DavidSuzuki,2008)强调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本文进而认为，既然需要将“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有必要重新引入“生态环境”要素。“比较成本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仅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而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价值。结果，表面上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各自取得了所谓的比较利益，但实质上有一方付出了很高的生态环境成本”(俞海山，2004)：在国际贸易中考虑了生态环境要素后，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要素带来的成本(即“环境成本”)就进入了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2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代际成本(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对稀缺要素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一旦考虑到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现在使用某生产要素(含生态环境)所放弃的将来使用它可能带来的纯收益”，这就是机会成本意义上的“代际成本”。生态环境一旦因过度的生产及贸易行为而遭受破坏，单纯依靠当代人并不能使之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代际性。“目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廉价出售‘生态精华’，这是借用和出售了其儿孙的资源，长此以往，必然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后代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俞海山，2004)。事实上，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本身是稀缺的，若当代人对其使用量增多，则会减少后代人对它的使用。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代际成本势必应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总之，贸易理论需要考虑生态环境要素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既要使空间外部性内在化，也要使时间外部性内在化，从而需要新增两项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结语：“全成本观”的提出
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而贸易以生产为基础，生产(甚至运输)过程中离不开对生态环境的消耗。在国际贸易中，制度、生态环境要素都是格外重要的。由于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等均可被视为稀缺资源且存在多样用途，对它们的使用都会产生机会成本，于是可在多种要素的框架下和多元成本的语境中重新理解“比较优势”这一术语。
制度是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则一方面为经济系统提供资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则需容纳经济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在国际贸易领域，对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制度要素的使用，这会产生交易成本；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使用则会产生环境成本；如果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还会产生相应的代际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国际贸易所涉及的成本和补偿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将制度、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因素内生化、并将他们作为与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并列的要素，那么，在“生产成本”(PC)的基础上纳入“交易成本”(TC)后，至少还要纳入“环境成本”(EC)、
“代际成本”(IC)等，于是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全成本”(FC)概念。可将全成本系统与它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函数关系表示为：
FC=f(PC，TC，EC，IC)
之所以将其写成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全成本并非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而是由四类成本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可能发生变迁和转换；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也许还会产生其他更为稀缺的要素，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纳入由于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新的成本项目。从成本面上看，至少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虽然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各种成本的计量工作还存在诸多难题，但不可否认，通过尝试着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以“全成本”的概念统一于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在国际贸易的成本和价格形成机制中通盘考虑上述四大成本，可为一国理性参与国际分工、克服国际贸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缓解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和思路，从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国际贸易中，需要制定相应贸易制度以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便于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这似乎是没有疑义的，于是，交易成本理所当然地应该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但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还存在如何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之类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若一国内部的企业出于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节省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降低企业的环境成本，不惜破坏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这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是“公地的悲剧”，在这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同时会带来该国经济贸易发展的不可持续，长期看将增加代际成本，于是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存在矛盾。第二，若一个国家出于个体理性，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则在降低该国自身的环境成本的同时，却增加了整个世界的环境成本，这时出现了单个国家的个体理性与整个世界的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这表现为另一种“公地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与此同时，从长期看，纷纷向境外转移污染的单个国家行为也会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威胁，进而增大整个人类的代际成本，故存在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本文强调既要将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将环境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也要将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将代际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在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纳入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意在表明：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只顾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的狭隘行为，均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只有对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成本观作出一种新的综合，方能为解决各国在经贸发展中碰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普遍、空间上的负外部性、时间上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提供对策和思路。而这种新综合，将是笔者近期的主要工作之一。
参考文献：
樊瑛,2007新新贸易理论及其进展[J].国际经贸探索(12):4-8.
鞠建东，林毅夫，王勇，2004要素禀赋、专业化分工、贸易的理沦与实证――与杨小凯、张永生商榷[J].经济学(季刊)(1):27-54.
拉卡托斯1986.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上海泽文出版社：67.
李建德2000经济制度演进大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0-11
林毅夫，李永军2003.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J].管理世界(7):21-28、66
铃木2008我们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N].经济观察报，05-05(37).
马建英2009.中国“气候”的深层悖论――以“内涵能源”概念的导入为例[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3):1-8
茹玉骢，金祥荣2008，台约实施制度与国际贸易文献综述[J].国际贸易问题(2):119-127.
伊特韦尔，米尔盖特，纽曼1996.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769-770
俞海山2004国际贸易外部效应的表现、特点及消减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2):5-10.
章铮1998.边际使用者成本：资源产品定价与国际贸易[J].世界经济(11):44-46
张五常，2000，论新制度经济学[A].//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C].北京：商务印书馆：441.
张友国2009.中国贸易增长的能源环境代价[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J)16-30.
赵君丽，吴建环，2008.新新贸易理论评述[J].经济学动态(6):96-101.
Greif,A,1992 Institut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Lessons From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2(2):128-133.
Haberler.G.1930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Cost and Its use in theDefense ofFree Trade[J].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ly,32,
Krngman.P.Obstfeld M,2004.International Economics:Theory andPolicy[M].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pp.12
Melitz,M.J,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Aggregate IndustryProductivity and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J].Econometrica,71(6):1695-1725
North,D,19911 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Performance[MJ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unn,N.2007.Relationship-Specificity,Incomplete Contracts,andthe Pattern of Trad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2(2):569-600
parative Advantag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ANote[J].Zeitschrift f u r Nationalokonomie,34:397-402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2
关键词：经济发展战略；赶超战略；比较优势；知识产权优势战略
作者简介：仉建涛(1953－)，男，河南西华人，许昌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比较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017－03 收稿日期：2007－03－01
一、引言
经济发展战略是指根据对经济、社会发展各种制约因素的分析，从全局出发制定的一个较长时期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和方法。它涉及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带有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的问题。经济发展战略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来指导经济的发展，直接关系到该国的经济建设能否成功。新世纪中国应采取何种发展战略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同时也是理论界较为关注且有争议的问题。建国后的经济实践中曾经采取的以及当前学界的研究中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1．赶超战略。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建国后长期采用的经济发展战略。主张通过政府有形的手将有限的资源优先配置到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部门，通过发展相对于本国资源禀赋条件较高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提高本国产业结构和工业化水平，促进经济超常规发展。
2．比较优势战略。林毅夫教授(1999)在分析传统的“赶超战略”弊端的基础上提出的发展战略，主张利用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高科技产业链条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有利于提高资本积累速度，改变要素的禀赋结构，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提高技术和产业的竞争力。
3．知识产权优势战略。以程恩富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分析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产权优势理论(程恩富，2003)。郭民生在此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优势理论的内涵、特征、分类、作用、定位及其应用，提出了一种适应我国现阶段发展的新型创新模式――以“五新”(即知识产权优势、知识产权经济、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人才和知识产权文化)为核心要素的自主创新模型(郭民生，2006)。
二、三种发展战略的内涵及比较
1．赶超战略
赶超战略是建立在后发优势理论基础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超常规发展过程，以经济的跳跃式发展为特征，表现为高速经济增长、高级化的产业结构转换和高效率的资本产出率等等。
一般认为，赶超战略的实施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通过政府干预的主导作用，赶超战略能够迅速发动工业化；其二，赶超战略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迅速使产业结构高度化，另一方面这样形成的产业结构是一种没有自生能力的畸形产业结构；其三，赶超战略在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发展的低效率；其四，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对劳动力的吸纳却很有限，因而实施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具有较高的实际失业率，带来的是人们收入水平的低下(程洪、等，2005)。
2．比较优势战略
比较优势战略来源于比较优势理论。比较成本理论认为，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存在劳动生产率或成本的差异，各国应分工生产本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各个国家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丰富，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资源丰富，据此形成的贸易格局是：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现实的国际分工格局也基本如此。
比较优势战略一般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比较优势战略难以迅速发动工业化；其二，比较优势战略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提升也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按照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比较优势战略难以迅速促进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也就不可能迅速提升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其三，从理论上分析，比较优势战略能使资源配置具有帕累托效率；其四，比较优势战略能够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韩树明，2003)。
3．知识产权优势战略
程恩富等(2003)看到“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一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发展的空间越来越有限。这使得我国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贸易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从属和被动的不利地位，极易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因为，“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比较成本说，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资源禀赋说，其比较优势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条件、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在现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些假设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程恩富(2003)在此基础上认为，“要实现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就必须以国际经济综合竞争为导向，将现有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创造和培育我国的知识产权优势或知产型竞争优势。”“所谓知识产权优势，是指通过培育和发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经济优势，是相对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而言的第三种优势。”他认为这种发展战略“避免了笼统的竞争优势的理论缺陷，而突出了以技术和品牌为核心的经济优势或竞争优势”，“不仅应体现在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及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必须掌握自主研究、自主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建立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标准体系，而且还体现在我国传统的民族产业或低端产品部门，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也必须塑造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族品牌和名牌。”
郭民生(2006)在程恩富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是一种能有效地利用国际规则、国内外两个市场以及自然和知识两种资源，能有效地发挥人力资源作用、提高资本运用效率和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加快体制转轨、经济转型步伐，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促使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经济发展理论。
4．三种战略的比较分析
赶超战略、比较优势战略与知识产权优势战略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一国经济走向成功的机理，但理论的提出不仅要考虑理论的解释力，还要顾及到理论的适用范围及前提，因此有必要对三种理论进行比较分析。
赶超战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独立的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广泛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不仅具有理论来源和根据，而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然而就我们看到的文献
却是对它的批判多于赞誉。不少文献中指出，拉美国家之所以在经济上失败，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拉美国家采取的是赶超战略，而把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归因于采取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我们认为这是不客观的。很难想象，日韩在20世纪60、70年代推行重化工业、造船、汽车等产业优先发展时是遵循了它们当时的比较优势。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国家采用赶超战略而只有日本及四小龙等极少数国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呢?我们认为，政府决策、把握时机以及制定赶超扶持政策的能力等是关键的因素。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经过经济学家的发展日益完善。它们认为落后经济体的发展战略应使经济发展在每个阶段上都能发挥当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从而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并提升资源禀赋的结构。但是，对于比较优势能否作为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制定发展战略的依据，一些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如洪银兴(1997)认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由于发达国家存在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具有竞争优势。而且，虽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工资低而劳动力成本较低，但发达国家面对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从而造成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中，以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出现“比较利益陷阱”。他认为要摆脱这种不利局面，就应当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转换的关键是将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的高技术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结合。
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落后大国的最大优势是与劳动供给充足和低收入相伴的低劳动力成本。在不考虑非价格因素的情况下，以此优势为基础，他们能够在一些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上获得较高的价格竞争力。但在现实的竞争中，许多非价格因素的介入，使得产品竞争力的决定由一维变成二维乃至多维，成为价格竞争力和非价格竞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落后国家在非价格方面的竞争力太弱，它们总的竞争力水平就会显著降低(熊贤良，1995)。
从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的内在逻辑可看出，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渐进缓慢的发展道路，一个是跳跃式的发展道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后进国家的发展结果看，完全运用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国家是十分少见的，大多数落入了比较优势陷阱；同时，完全运用赶超战略也纷纷陷入了产业结构畸型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恶化，企业没有竞争力。而能发展起来的国家一般是综合运用两种战略。
上述的比较优势理论一般被称之为外生比较优势理论。随着对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的认识的深入，内生比较优势理论逐渐被经济学家重视起来。杨小凯和博兰(Yang andJeff・Borland，1991)在批评新古典主流理论的基础上，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左大培(2000)则从技术进步的另一角度表述了对中国遵循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的怀疑和否定。他提出应当把产业技术密集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强调通过扶植处于幼稚期的高技术产业来获取内生比较优势，为此应当制订促进技术进步的贸易政策。
我们认为，与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相比，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对于我们的指导意义似乎更大。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可以作为我国调整产业结构的指导原则，以纠正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高度扭曲的产业体系，这不仅能使我们取得更多的经济剩余，也会大大促进我国的就业。但是众所周知，运用外生比较优势理论也有很多缺陷，除了它苛刻的假设之外，它极易使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形成对本国初级产品和发达国家技术、资本密集品的双重依赖，从而落入“比较利益陷阱”；此外，现实也非自由贸易的天堂，我们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却使我们频频遭受贸易壁垒和反倾销调查之苦。避免落入陷阱的对策就是运用内生比较优势理论，重视培养我们的动态比较优势，谋求在更高层次上的竞争优势，逐步形成良性的产业升级机制。
知识产权优势战略作为国内经济学家新近提出的第三种发展战略，尽管尚未被研究者所重视，但向我们揭示了应对全球化时代残酷竞争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前瞻性和创新性。现实的国际经济活动并非如经济理论和模型描绘的那样美好，贸易摩擦不断；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中国制造业尽管取得的成就巨大，“中国制造”的产品已销往全球，但环顾全球500强和全球500强品牌排行榜，却鲜有中国的名字，绝大多数企业做着为欧美国家企业做嫁衣的工作，商品附加值的绝大部分被他们拿走，留给我们的除了只有少量的加工费用外，还有倾销的恶名。这固然与我们实施市场经济的时间短有关，但我国企业不注重研发，政府长期忽视专利制度建设，缺乏知识产权优势也有很大的相关性。经济的发展已由卖产品逐步迈进到卖标准的时代，拥有标准的前提就是要拥有众多的专利，拥有竞争对手没有的知识产权这种非对称优势。从这层意义上讲，知识产权优势战略在更高层次上指明了新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着力点。
三、我国发展战略的选择及依据
我们认为，一国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不仅要考虑该战略的科学性、可行性，还要考虑战略选择时代的约束条件，归根结底，就是要考该国的国情。所谓国情，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自然禀赋、历史发展阶段和综合国力现状等全面情况。我国发展的战略的选择必须紧紧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在考察我国的国情时，有两条原则必须不能忘记：
第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冷战结束了，但世界并不太平，意识形态的对立并未消失。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不可能完全采用比较优势战略，靠出口自己的初级产品来换回我们所需要的技术与资金密集型产品，而把关系自己国家安全和民族命运的钥匙让别人掌握。传统的赶超战略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尽管我们付出了代价，但这是任何一个大国都必须拥有的，特别是在当时冷战白热化时期为了生存必须拥有的。
当然传统的赶超战略所依据的后发优势理论也有缺陷。它认为后进国家可以直接引进发达国家一些成熟的技术实现自己的跳跃式发展，这样就可以节约大量研发成本和规避很多风险。客观的讲，在一些一般技术方面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一个国家即使强大的美国，也没有能力和精力在所有领域都实现创新。但是不要忘了，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如果我们热衷于花费大量的资金引进国外技术，而不注重自己的创新，我们将永远处于赶而不超的尴尬境地。
第二，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认为我国与外国最大的一个不同的约束条件之一是我国的人口问题。如此多的人口面临着就业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下大力气解决适龄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经济问题就会演变成严重的政治问题，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因此不少学者提出要以就业为导向全面调整发展战略。从这个角度讲，“用裤子换飞机”还得继续，比较优势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应是寓三种战略于其中的以自主创新为主导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它不仅应发挥出我国劳动力丰富这个比较优势，解决我国人民的就业问题，同时，它也能在全球化时代有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与安全，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使之不断向前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以自主创新为导向，在某些事关国家安全和民族命运的战略性高技术关键领域、涉及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技术和产业发展共性技术必须采取自主创新战略，构建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优势，才能做到不受制于人，有效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这决不是搞折中调和，而是面对我们国情时的必然选择。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3
关键词：后发优势；后发劣势；辩证关系；战略选择
abstract：being two different facet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late starting are not only differentitated,but also interdependent and mutually transformed between them.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can help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select their developing strategies to maintain their dynamic advantages effectively.
key words:late-starting advantage;late-starting disadvantage;dialectical relationship;strategic choice
长期以来“后发优势”一直都是理论界十分热门的问题，尤其是在我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问题更是倍受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后发优势”理论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得以验证，而且也被一些学者广泛地应用于研究国内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途径的选择上，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具有响应力的实际成效。相对而言“后发劣势”的研究却略显薄弱，而对两者之间辩证关系的研究就更是少之甚少。其实，“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概念来自于国际发展的不平衡性的概括和总结，它是发展中和欠发达的国家及地区同一发展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
一、关于“后发优势”理论
对“后发优势”的研究最早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绝对优势理论。此后，国际学术界便从资源禀赋理论、区域理论、制度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方面对“后发优势”理论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美国的社会学家m.列维和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的理论。列维认为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其“后发优势”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后发国对现代化的认识要比先发国在自己开始现代化时对现代化认识丰富得多。第二， 后发国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先发国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第三， 后发国家可以跳越先发国家的一些必经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技术方面。第四， 由于先发国家的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阶段,可使后发国家对自己现代化前景有一定的预测。第五，先发国家可以在资本和技术上对后发国提供帮助。而格申克龙认为“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后发国家能够从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成果来加快自己的发展，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第二，后发国家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均有落后的意识，从而为国家发起的现代化提供了保证。
西方学者提出“后发优势”理论之后，国内学者也对“后发优势”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罗荣渠认为，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用强制方式打破传统社会自身无力克服的封闭性与停滞性，传播现代化因素，促使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启动。二是可以借鉴先进国的经验，避免走弯路，采取赶超战略实现跳跃式的前进，快速的进入较高的工业化阶段。三是借用先进国的新技术与资本及各种有利条件，提高国际竞争力；四是后发国家联合对付先进国的损人利己政策，以求得深入的发展；林毅夫教授认为从技术的层面来说，一国的经济发展决定于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三方面。因此，“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落后国家和地区具备比发达国家和地区更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第二，落后国家和地区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把发达国家的一些产业直接引入，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第三，落后国家和地区可以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进先进的技术，从而降低研发成本和缩短研发时间。
归纳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并结合个人分析，笔者认为“后发优势”大体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资源优势（其中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优势）。由于发展中和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晚，自然资源具有较大开发潜力，人力资源相对丰富和廉价。第二，产业替代优势。首先，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夕阳产业在落后国家和地区却是朝阳产业，又由于该产业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应用周期中已得到其应得的收益，所以经常会以低于原始开发成本很多的价格转让给落后国家和地区；其次，即使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新兴产业也可能由于后续进入者过多，竞争环境恶劣，而造成向发展中及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以上两种情况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节约发展中及落后国家和地区产业升级的时间和资金成本，使其快速处于较高起点，形成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之间差距的收敛效应。第三，技术引进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水平较低，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进先进技术是其实现技术快速升级的重要途径。这一途径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节省大量的研发时间和经费，从而形成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技术差距的收敛。第四，借鉴选择优势。由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先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入现代化进程，后者可以借鉴前者的经验教训，不走或少走弯路，优化战略选择，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关于“后发劣势”理论
相比而言人们对“后发劣势”的研究却略显单薄。“后发劣势”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沃森提出来的，杨小楷教授也进一步提醒人们警惕未来发展中的后发劣势问题，其英文为 “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其中“诅咒”是指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导致长期发展失败。
在分析“后发优势”的同时还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后发劣势”也同时存在。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后发劣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劣势就在于其后发性。因为，无论怎样去探讨“后发优势”，其前提都是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第二，技术模仿过程中容易产生技术依赖。首先，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技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其引进技术的成本总是低于自主研发的成本，并且可以节省大量的研发时间，这种情况下大大地削弱了研发的积极性，并形成“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不良循环，而且还有可能由此形成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和经济安全隐患。另外，如果发达国家的某种技术已具有市场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模仿就会陷入一种技术模仿的渠道性依赖之中，很难另辟溪径打开新的研发渠道（就像大多数电脑主板厂商都要以适用intel处理器为标准一样）。第三，如果技术模仿和产业替代与本国或本地区资源禀赋结构差异性较大，则会造成调整禀赋结构的成本远高于技术模仿和产业替代的成本，甚至是高于自主研发和自主产业升级的（资金和时间）成本，从而陷入后发陷阱。第四，后发国家和地区模仿先进的技术容易，但模仿先进的制度比较难。因为技术的进步不论对任何人和群体的利益都只能产生正面影响，不会产生负面效应，但制度变革就会侵犯一些人和群体的既得利益。而只有技术发展，没有相应的制度变革则会给长期发展埋下诸多隐患，甚至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发展失败。在这方面不仅沃森和杨小楷持有此观点，其实早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就已蕴涵了这种思想。马克思在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过程中始终强调“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马克思观点的主要内容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其中主要是技术和工具的革新），必须要有相应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改革。否则，就会造成诸多不稳定因素，引发社会矛盾激化，进而导致生产力发展受阻。第五，是发达国家为了保持自身的绝对优势而设置的诸多障碍。 .
三、“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辩证关系
事物是矛盾的统一体，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是如此。上文分别剖析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这是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较而产生的两个不同侧面的特点。由于二者分析的侧面不同，所以二者之间是相互区别的。但二者的关系不仅是相互区别，更主要的是辨证统一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如果理性对待，正确选择，劣者亦会变劣势为优势；反之，则优者亦会变优势为劣势。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是辩证统一，相互依存的。“后发优势”总是在不发达或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较的前提下才可能存在，这就说明后发性这个根本性的劣势是所有“后发优势”的基本前提。而每一具体形式的“后发优势”也预示着与其相对应的“后发劣势”必然同时存在。如：丰富而廉价的自然资源优势必然对应着工业化进程起步较晚和程度较低的劣势；丰富而廉价的人力资源优势必然对应着经济不发达和劳动力素质低下的劣势；技术模仿优势必然对应着技术落后，技术依赖的劣势；产业和技术替代升级优势必然对应着为了适应替代产业结构和引进的先进技术结构而以较高成本调整自身禀赋结构的劣势；借鉴选择，快速发展的优势必然对应着高成本支出和高频率的社会改革，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劣势。以上一一对应而存在的矛盾足以说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失去了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复存在。
其次，“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是动态转化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实质上也就是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而其并非是静态的概念，在现实的经济发展中两者之间实际是辩证转化的矛盾过程。如：经过一个时期的快速发展，由于大力开发而造成的自然资源耗竭和环境承载力下降，其资源优势将逐渐消失，并可能随之转化为工业化程度提高和进程加快的优势；经过长期的技术引进、消化和再创新，原本的技术模仿优势将逐渐不复存在，并可能随之转化成真正的先进技术优势；经过不断的产业替代升级，原本的产业引进替代优势将逐渐不复存在，并可能随之转化为真正的产业结构竞争优势；由于工业化程度提高、进程加快，以及产业和技术升级等多方面的影响，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将逐渐消失，并可能随之转化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高素质劳动力优势。同时，借鉴选择优势也将逐渐消失，并可能随之形成为相对完善的社会形态优势。① 以上的种种矛盾转化都说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而是伴随经济发展“后发优势”不断消失，而“后发劣势”也不断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过程。
四、“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动态转化过程中发展战略的选择
前面所分析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动态转化并非是必然的过程，而只是一个可能的结果。因为具体的“后发优势”都是暂时的，并非永恒不变的。如果发展战略选择错误，就可能使“后发优势”逐渐消失，而新的比较优势又无法形成的被动局面，进而造成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甚至是导致长期发展失败。所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只有审时度势，理性选择发展战略，才能实现持续、快速、稳定的发展。
首先，在实施技术引进和产业结构替代升级战略过程中要进行理性选择。在技术引进和产业替代升级的选择中并不是层次越高越好，其选择标准是要符合本国或本地区禀赋结构及发展状况。否则，将会发生极大的禀赋结构调整成本，反而阻碍了经济发展。
其次，在发展中进行动态优势战略选择，将“后发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高速发展通常以资本和能源的高度消耗，以及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其诸多“后发优势”也必然伴随这种消耗而逐渐丧失。所以，要继续维持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态势，就必须在发展变化中转变生产模式，逐步培育和创造新的比较优势能力。变资源优势为技术优势，促进tfp的增长②, 进而逐步实现“后发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
再次，在快速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进行相应的经济、政治改革以及意识形态更新。合理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先进意识形态是为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社会环境的重要保障。所以，在实行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也必须积极拟订和实施相应合理的改革方案，也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隐患，实现健康稳步的发展。
总之，只有在具体的“后发优势”尚未消失前进行理性和恰当的优势战略选择及时挖掘和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才能真正持久拥有和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快速推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注释：
① 本段文字中之所以频繁运用“可能转化为xx优势”，是因为这种转化只是一种可能，并非必然结果，只有在进行正确发展战略选择的前提下这种可能性才会转化为现实性。文章最后部分（即，“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动态转化过程中发展战略的选择）的写作意义也正在于此。
②“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英文简称tfp）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当中，tfp的增长，被认为是除了劳动和资本投入之外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而tfp的增长又分为三个来源：第一是效率的改善；第二是技术进步；第三是规模效应。
参考文献：
［1］ m·列维.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8.
［2］ 格申克龙.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落后［a］．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3］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4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国际价值理论；世界市场；劳动力集聚；中心一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7—015—07
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创建是基于工业革命后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的国际考察，而当今国际社会出现许多新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在此前提下，利用国际价值理论研究和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经济现象，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国际分工的纵深发展，国际贸易呈空前发展的态势。以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赫克歇尔一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国际贸易理论，较好地解释了资源差异较大的那些国家之间基于比较优势而发生的贸易现象和原因。但近年来，一方面，执行比较优势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的“比较优势陷阱”现象；另一方面，大量的国际贸易行为突破了在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产业间进行的定律，呈现出要素禀赋基本一致的产业与国家间进行贸易的新特征。传统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些现象的解释显得乏力。在围绕解释产业内分工及其贸易现象的基础上，诞生了以保罗·克鲁格曼等学者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进而解释了当今出现的一系列新的贸易现象。
国际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解释国际商品交换现象的理论基石，新经济地理学也是围绕解释国际贸易现象而诞生的西方经济理论。显然，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都可以用来解释国际贸易问题。但是，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是不同的理论体系，这也就决定了它们解释国际贸易新现象的深度和层次是不同的。同时，能否解读国际贸易新现象也将直接检验马克思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
一、世界市场形成：国际价值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的不同解读
1.新经济地理学对世界市场形成的解读
首先，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分工是世界市场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历史某种偶然性”使得某一区域获得专业化分工得以强化、劳动生产率得以提升的先发优势，这一优势使得大量生产要素在这一区域得以集聚。由于集聚又使得这一区域获得通过大规模生产、大量节省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的好处，从而生产要素又会进一步集聚，形成核心区；同时，核心区的市场需求远大于区，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有助于核心区在满足本地需求的同时又能大量输出商品，而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的节省又能促成核心区具有相对于区拥有成本低廉的优势。各种生产投入品和生活消费品具有成本低廉的优势将成为吸引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各类非农经济活动进一步集聚的动力，而人口的集聚带来人力资本的集中也有利于核心区的技术进步，促进生产、运输、贸易和生活方面的成本降低，这就进一步促进经济集聚。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这种“自我强化效应”和“累积效应”使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要素在核心区集中，并成为国际商品交易的场所。由此可见，新经济地理学认为，资源和要素跨越国界在一核心区域的局部空间集聚从而形成世界市场。
其次，新经济地理学利用规模经济与分工带来的运输成本，分析了世界市场规模的决定。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之间的权衡是决定经济活动空间结构的关键因素，当运输成本较低时，规模经济效应使得生产在空间中发生聚集；当运输成本较高时，规模经济效应将受到较大的甚至是超越规模经济效应的成本效应的反向制约，厂商进一步集聚的动力将被削弱，厂商的经济活动空间将会分散在两个地区。这意味着当厂商率先在一个地区获得规模经济时，随着运输成本的提高，聚集动力将会逐渐被稀释，直到成本效应达到超过规模经济效应的临界值时，经济活动空间就会发生由聚集变为分散的“瞬间突变”，从而呈现“跳跃性”特征。克鲁格曼于1979年发表的“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一文中指出：规模经济是国家进行专业化生产的结果，这也验证了分工的规模与深度成为决定世界市场规模大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中，一个区域的世界市场是在规模经济不断扩大、运输成本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得以均衡而呈现。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对世界市场规模的分析是建立在社会制度是一成不变的静态分析基础上，通过企业的微观行为来研究国际资源的配置问题，而对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演化规律缺乏分析。
最后，新经济地理学围绕企业发展的主线探讨了世界市场形成的最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学认为，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获得的利润为零。企业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组织，必然有谋求获得一定垄断势力的内在动力，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则是以企业获得垄断利润作为国际贸易研究的出发点。在“一个相互倾销的国际贸易模型”的论文中，克鲁格曼和布兰德把不完全竞争和获取垄断利润作为国际生产要素流动和贸易产生的原因。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中心区由于国际分工而降低成本获得一定规模经济优势，这种规模经济优势有助于获得垄断势力，从而达到获得垄断利润的目的。这种追求垄断利润的动机，在新经济地理学中逐渐演化为基于国家竞争优势的战略性贸易理论。因此，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脉络中，企业的行为仍然是研究主线，企业追求垄断利润的内在动机是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国际贸易范围扩大的最根本原因。
2.马克思经济学对世界市场形成的解释
首先，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在这里，马克思把世界市场看作是国际流通过程的一个因素，看作是国内市场向国外的延伸，是在各国国内市场基础上形成的各国国内市场的有机整体，是商品交换关系突破国家界限扩充到世界范围的结果，是国际交换关系的总和。当一国商品向世界市场出售时，在国内市场上形成的价值转化为国别价值或国民价值。因此，世界市场成为国际价值实现的基础和平台，一国生产劳动所创造的商品价值能否实现，将是国别价值能否在世界市场得到承认的过程。
其次，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国际分工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基础和条件。马克思曾对集聚与分工做过如下论述：“分工的基础前提同扩大资本的基本前提一样，是协作，是工人在同一地方的密集，而这种密集一般来说只有在人口密度达到一定程度的地方才可能”。“人口和人口的增长是分工的主要基础”，“随着工人人数的增长，社会生产力由于分工和知识的增加而同工人人数的增长成复比例地增长。”因此，马克思的分析把分工与工人的集聚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分工的扩大需要大量工人，另一方面，人口的密集又会带来知识的增长，推动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和工人的集聚是在生产中相互推动并形成自我强化的过程，这一自我强化的过程在某一地区不断深化时，将形成中心区并逐渐成为世界市场。由分工的产生到世界市场的演变过程，马克思经济学给出清晰的思路：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产业内每单位商品的国别价值量降低，而分工所带来的产业集聚引起的生产成本的节约，又能更进一步降低区域内每单位商品的国别价值量，从而使该区域商品在参与国际竞争时，以全球生产该单位产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卖出，获得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专业化生产促进本地市场产品的差异化并产生本地市场效应，形成一定的垄断地位，这不仅降低了区域市场的交易成本，而且有利于延伸产业价值链，发挥区位规模经济的正外部性作用和促使区位优势的自我强化，进而降低区域内商品的国别价值量，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有利地位，中心区将在这一地区得以确立，而分工一中心区一世界市场的演变轨迹也逐步得以显现。
再次，在对世界市场扩大的内在动因上，新经济地理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也有相似之处。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市场“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结果”，它是以近代地理大发现为历史契机、以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的扩张为基本动力而逐渐形成的。而资本的本性就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有着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域去占有更多剩余价值的冲动和欲望，资本的逐利本性使世界市场范围不断扩张。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国际生产要素流动和贸易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企业获取垄断利润的内在动机所推动。在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中，垄断利润和超额剩余价值是同一东西，只是由于阶级立场的差异而呈现出的不同表达方式而已，从本质上来看，新经济地理学和马克思经济学都认识到资本家追逐利润的本性对世界市场形成的最根本推动作用。
最后，马克思经济学对世界市场规模的认识是建立在动态分析基础上的。马克思经济学对世界市场规模是一种动态的考察，这一考察将国际分工体系的产生、发展和深入的过程和与之相伴随的生产力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分工的扩大使得每一国家无法在世界中独立生存，各国家间基于商业贸易上的交往与联系不断扩大，世界市场随之形成。同时，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分工的扩大加速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机器大工业生产等方面的先进生产方式应运而生，生产资料的大量需求和更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与传统封闭的封建社会显得不相协调，人类更加开放的社会制度成为时展的必需，也成为扩大世界市场外延的强有力的“剂”。因此，相对于新经济地理学以社会制度一成不变的静态分析世界市场规模，马克思经济学则是在基于社会制度变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从而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
二、劳动力集聚：动态均衡的不同解读
1.新经济地理学对劳动力集聚的分析
克鲁格曼在其经典论文“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和贸易模式”一文中指出：当存在关税或运输成本等阻碍贸易的因素时，就会产生要素流动以替代商品贸易。在此过程中，劳动力会流向已经具有较大规模劳动力市场的国家和地区以获得更高的实际工资和消费品种类，最终的均衡就是所有劳动力集中在一个中心地区。新经济地理学的这一思想意味着，劳动力这种要素的跨国流动是劳动者追求高工资的必然结果，因而其逻辑结果是：这一进程是有利于劳动者和资本家双赢的合理现象。但新经济地理学并没有探讨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利益分配状况。
同时，新经济地理学并不认为劳动力集聚是一个持续深化的发散行为，劳动力的集聚将在垄断竞争厂商不断加入和跨地区（跨国）的劳动力流动中实现动态均衡。克鲁格曼在“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一文中同样是借助于中心一模型来分析这一过程。在该模型中，跨国劳动力可以大量进人，而垄断竞争企业为了获得垄断利润也会不断进入，这一动态过程将在劳动力进入和垄断竞争厂商大量进入直至垄断利润消失而趋向均衡。在中心一模型中，垄断竞争厂商根据其在不同区位的获利能力决定生产区位，而其生产区位的决定将产生三种不同的经济效应。一是市场准入效应，即垄断厂商将其生产安排在大市场中以便获得规模经济优势，同时由于成本优势，通过向较小市场出口获得垄断利润；二是生活成本效应，即大量厂商和劳动力的集聚产生较大的规模效应，厂商和劳动力获得较低的生活成本，从而会吸引大量的劳动力和厂商的进一步集聚；三是市场挤出效应，即在不存在完全垄断的条件下，垄断竞争厂商为了避开竞争对手的冲击，会选择向竞争厂商相对较少的地区移动。前两种效应利于厂商和劳动者在地理上的集中，并且在相互促进中产生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累积聚集过程；后一种效应则形成离心力，促使厂商在地理空间上的扩散。当本地区市场准入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累积所产生的向心力大于市场挤出效应所产生的离心力时，经济活动趋向于在本地区集聚，由于集聚，厂商进一步被吸引到本地区，从而这一地区演变和发展成富裕的中心地区，而其他地区发展成贫穷的地区。当本地区市场准入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所产生的向心力小于市场挤出效应所产生的离心力时，经济活动趋向于扩散，各地形成类似的生产空间结构，呈现出多个中心区。因此，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劳动力的集聚与厂商的集聚是一相互对应和同步的过程，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的集聚是由厂商集聚所推动，劳动力的集聚与扩散归结于中心区所具有的规模经济与垄断竞争之间的平衡。
2.马克思经济学对劳动力集聚的分析
首先，劳动力集聚的实现是一动态过程，是劳动者与资本家利益分配动态协调的过程。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劳动力集聚的动力来源于中心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中心区较高的分工水平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心区能获得相对于区的较高的绝对工资水平。大量劳动力的集聚，一方面，由于获得较高的工资使得自身状况得以改善，另一方面，也使得生产得以延续，资本家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和劳动力的状况均得以改善，但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未出现缩小的趋势，相反呈现出不断拉大的趋势，两者利益的改善和分配并不是同步和均等的。一方面，由于分工的扩大，技术水平得以提升，中心区具有了相对于区相对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带来劳动力相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延长，资本家获得较多的相对剩余价值，表现在价值的分配中资本家获得的相对份额的增加。另一方面，大量劳动力的集聚（甚至国外劳动力的涌入），容易出现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完全竞争而资本市场存在一定垄断势力的情况下（因为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假设是厂商在生产中面对的是垄断竞争的市场环境），劳动力价格被压到劳动力价值水平之下，大量超额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所获得。总之，这种非均衡的发展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
但这种非均衡的发展又存在反向的制约因素，最终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利益分配不均衡的态势将趋向一个稳态水平。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思路，这是资本家利润平均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中心区的形成和扩大是厂商的集聚与劳动力集聚同步进行的过程，厂商的集聚会加剧竞争，使得超额剩余价值（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将超额剩余价值称作为垄断利润）在竞争的环境逐渐消失，中心区厂商获得稳态水平收益，从而抑制厂商的进一步集聚。因此，劳动力的集聚使得资本家能获得相对较高的剩余价值，而资本家间的竞争会使得资本家间的超额利润逐渐消失，这两种反向力量将会使得劳动者和资本家呈现出不同利益分配格局。当劳动力集聚的力量强于资本竞争力量时，资本家将会在分配格局中占据更加有利地位；相反，如果资本家间的竞争力量强于劳动力集聚的力量时，资本家与劳动者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将趋于稳态化。
其次，将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核心区与区关系扩展到富裕国和贫穷国的宏观层面，将会得到不同的分析结论。在存在劳动力国际流动的环境下，由于更加廉价的贫穷国劳动力的流入，资本家变相获得了生活成本效应，富裕国作为中心区的集聚过程得以内在强化。而在国际劳动力无法跨界流动时，本国劳动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富裕国通过对贫穷国的直接投资，将会在贫穷国利用廉价劳动力获得新的巨大的生活成本效应，从而使得这一集聚过程在贫穷国得以延续。因此，不管是跨国问的劳动力流动还是资本跨国间的投资，新经济地理学始终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关注如何让资本在国际环境中增殖，而工人在这一增殖过程中的作用被忽略。在新经济地理学的逻辑主线中，是资本家在中心区（富裕国）的集聚才使得工人获得比其他地区（贫穷国）较高的工资，因此，资本家应是改变工人贫穷面貌的内在推动力，这也验证了工人依附于资本的现实。然而，劳动力依附资本并不能改变工人的贫困。因为阶级立场的差异，新经济地理学完全掩盖了资本家剥削工人这一客观事实。被中心区吸引的劳动者的绝对工资可能高于其地区——这正是其吸引工人的动力，但其相对工资却远远低于本地工人，并且可能拉低本地工人的工资水平，而这正是中心区资本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解释，中心区（富裕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国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于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这一区域性世界市场，劳动力将会获得更高的工资，从而进一步掩盖了资本家的剥削。而在新经济地理学中，把国（地区）的贫困解释为因没有获得规模经济的好处。按照规模经济与分工能提高效率的逻辑来看，存在一定合理性，但却掩盖了富裕国对贫穷国劳动力的国际剥削是导致国际间南北差距的重要原因的事实。
在当今社会，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以及资本跨国流动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使得工人工资在“中心区”与“区”之间逐渐趋于一致；而资本的跨国流动则会在新的国家形成新的“中心区”。因此，不管是劳动力的跨国流动还是资本的跨国流动，随着资本家追逐国际超额剩余价值的活动的扩张以及大量相互竞争的厂商的加入，世界市场的范围也将得以延伸与扩大。世界市场的扩大，使得劳动力价值通过跨越国界方式得以实现或者依附于外国资本在本国范围得以实现。总之，传统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等集中在一国范围内生产的传统模式在国际开放的环境中逐渐被替代，剥削劳动力的资本家日益国际化，劳动力价值的实现范围不断在更广的空间内得以表现出来。
三、国际贫富差距：中心一模型与商品价值实现
在关于国际交换与国际贫富差距的分析方面，新经济地理学较之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有所进步。它通过中心-模型得出了与马克思经济理论类似的结论，显示出与马克思经济理论一定的共性。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价值的实现要通过商品的交换来完成。而商品的交换则是商品拥有者之间的使用价值量按照一定比例交换的过程。同理，国际价值的实现也是通过交换来实现。在当今国际社会，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本身都能成为商品，而资本主义生产则是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组合的过程，因此，国际价值的实现则是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各自实现其自身价值的过程。在国际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国际间的贫富差距是如何形成的呢？新经济地理学针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
首先，新经济地理学探讨了国际间差距拉大的客观趋势。克鲁格曼的研究认为，某国由于偶然因素能够率先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某种比较优势将会被塑造出来。具体而言，先进国家之间由于初始获得经济空间的集聚，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又有利于促进分工、改进技术、提升经济效率，从而使得发达国家在发展中获得有利位置，中心国与国间的差距呈现所谓“得到的将永远得到，失去的将永远失去”的发展态势，这种“路径依赖”对后进国家的发展是致命的，形成所谓的“发展的陷阱”，而对发达国家而言，比较优势将因获得“路径依赖”的惯性而进一步拉大同不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因此，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承认了国际间的贫富差距呈现出不断拉大的客观趋势。
这一过程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下将会得到更为明晰的解释。由于中心国自身规模经济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使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于国际必要劳动力时间，在价值规律优胜劣汰和不平等交换机制的作用下，区（贫穷国）脆弱的经济决定了同中心区（富裕国）的资本扩张难以进行有效的竞争，从而限制了区（贫穷国）对积累过程和发展机会的掌握能力。因而，中心区（富裕国）在国际交换中获得大量超额利润，使得中心区和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其次，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一国能否成为富国在于能否率先获得规模经济。捷足先登的国家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由于中心区拥有规模经济优势，国际生产要素有由区（贫穷国）向中心区（富裕国）流动的趋势，从而区（贫穷国）的劳动力价值将通过价值交换在中心区（富裕国）以货币外在形式——价格表现出来，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使得中心国获得的规模经济优势得以强化。但为什么这些国家能“捷足先登”而另外一些国家却不能呢？克鲁格曼的答案是：存在“历史某种偶然性”使某些国家具有这一优势。显然，某一行为的发生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新经济地理学用“历史偶然性”来解释这一客观行为，不具说服力。
利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则能解释新经济地理学无法解释的“历史偶然性”。马克思遵循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来分析国际问题。在马克思的分析思路中，一些西方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发达国家，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调整的必然反应。具体而言，一部分国家通过社会制度的调整使得社会生产力得以解放，从而使得这些国家获得一定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先发优势，并成为发达国家。再从历史的脉络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早期的发展是建立在血腥的殖民掠夺的基础上，不发达国家的大量财富为发达国家所占有并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不发达国家获得“捷足先登”优势的机会大为降低。而在当今，血腥的殖民掠夺极为少见，但广大不发达国家率先获得规模经济优势的仍然很少。按照列宁的观点来看，在广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在当今科学技术、投资、生产、销售、金融、贸易、服务等方面牢牢占住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呈现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和控制显得更加隐蔽。具体而言，在中心一模型中，由于商品在本国内部出售，跨国流动的劳动力获得了其价值的货币化实现形式（即工资），而本国资本家则获得由劳动力创造的大量的剩余价值，这一过程即是本国资本对国际劳动力的剥削。在新经济地理学的自由资本模型中，由于资本的国际流动而劳动在本国范围选择，国际资本在某国范围获得了大量的剩余价值，这一过程则表现为国际资本对本国劳动力的剥削。正因为存在这些国际剥削，那些国不管是输出劳动力还是国际资本的输入，国的经济发展命脉都被发达国家牢牢控制，国与中心国间的差距必然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
再次，从国际间差距形成的外在表现形式来看，产业内分工进一步掩盖国际间剥削的现实。克鲁格曼在“产业内分工与从贸易中获利”一文中分析了要素禀赋相似程度与贸易类型之间的关系，认为国家之间禀赋越相似，两国间的贸易就越具有产业内贸易的特征，相反则产业间贸易形式将占主导地位。由于中心国间的产业内贸易能进一步促进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因此，这种国际间的产业内分工将形成国输出劳动力，中心国掌握核心技术和资本的格局。
马克思认为：“分工使工人的劳动力片面化，使他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同理，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也像工人在企业中的分工一样，成了发达国家的整个全球产业链上的一颗“螺丝钉”、固定部位的“工具”，陷入“产品内分工的陷阱”。从当今实际情况来看，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产品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被分解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成为跨国公司的制造基地，主要的技术、关键的零部件甚至销售渠道都被发达国家所掌握，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国际贸易“微笑曲线”的下方，发达国家既掌握着前端的产品研发，又掌握后端的营销，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可观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却没有核心的产业竞争力，从而许多国家陷入丧失自主发展、愈加贫困的恶性循环的境地。
四、结论与启示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国际价值的实现问题等方面存在分析视角、研究手段等方面的差异，但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也突破了一些新古典理论的教条，承认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导致国际贫富分化，其在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分析较马克思的分析也更加细致，具有一些可以借鉴的地方。因此，新经济地理学与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在分析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其理论和分析方法仍对我国当今的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第一，政府应大力扶持与引导企业形成规模经济。不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新经济地理学，都强调分工的重要性。一国或企业通过分工获得规模经济优势，能使国别价值低于国际价值，从而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获得一定先发优势。从目前我国情况来看，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跨国企业并不多，使得我国企业无法享受利用中心区资源集聚降低成本的优势，从而在国际竞争中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政府应通过相关扶持和激励措施，推动形成具有集聚能力和规模经济优势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
第二，积极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加大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拥有先进的科技既是形成规模经济优势的重要途径，也是处于国际分工链条顶端，在参与国际分工中提高在国际价值分配中的地位的最重要砝码。从商品价值实现来看，技术创新还能降低单位商品的国别价值，从而在国际价值交换中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因此，我国既要在全国范围能形成创新型国家的意识，也必须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扶持力度。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5
[关键词]国家营销；国家竞争优势；国家形象；软实力；新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13-0005-03
市场营销的思想起始于20世纪初的美国，迄今已有百年历史。随着20世纪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市场营销理论和方法从孕育、成长到日趋成熟，迄今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从初期的消费者市场营销到20世纪60年代的工业市场营销，70年代的社会营销，80年代的服务营销，到90年代的关系营销和整合营销，市场营销研究的重点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综观市场营销理论的发展历程，基本上都是以企业为研究对象适应企业赢利需要而提出或拓展开来的。在全球化时代，经济、社会、文化、人才等资源的区域化乃至全球化流通以及“产业集聚”不可避免地将各个国家带入一场激烈的竞争之中。为了在竞争中站稳脚跟并取得竞争优势，国家也需要运用营销思想和方法来进行规划和运营。为了解决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学术界开始重新认识国家发展的驱动力。因此，运用营销的理念和方法来支持国家发展引起了广泛重视，逐步产生了国家营销命题。
通过对国家营销及其相关理论研究文献的梳理和回顾，有助于我们追溯理论渊源，扩展理论视野，深入开展国家营销的理论研究。
1 国内外国家营销理论研究综述
1.1 国外学者关于国家营销的研究
国家营销的实践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业已出现。当时，一些国家意识到营销政策的重要性，以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而使他国接受本国的目标和理想。但国家营销理论则发端于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20世纪90年代。
1.1.1 国家营销命题的提出
菲利普・科特勒[1]（Philip Kotler，1997）在《国家营销――创造国家财富的战略方法》中首次提出国家营销的概念。科特勒将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厂商与消费者行为紧密结合，运用营销战略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创造国家财富和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框架。科特勒所提出的国家营销理念侧重于分析国家形象对一国产品与服务以及投资、商业、旅游的影响，并且评估了营销战略管理对于提升国家形象的作用。
1.1.2 国家营销理论的拓展
约翰逊，约翰尼・K [2]（Johansson，JohnyK；1998）对菲利普・科特勒的国家营销理论作了阐述和评价，同时对科特勒的理论进行了补充：①国家营销不只是营销的战略思维视角在国家层面的运用，更需要一种全面营销、顾客导向的观念；②国家营销的客体除了国外投资者、旅游者、企业，还有国内输出的产品和服务在国外的最终消费者；③在国家营销活动的实施过程中，不仅要以宏观层面的营销战略为指导，更需要辅之以具体的营销策略（4Ps）。斯特坎普[3]（Steenkamp，2001）研究了文化因素在国家营销中的角色作用，强调从民族文化架构视角来分析国家营销所面临的环境。他指出民族文化是国家营销的一个核心因素，并通过标准化回归系数测度民族文化对于国家营销战略选择的影响。
1.2 国家营销理论命题的关联性研究
国家营销理论就本质而言属于宏观管理理论的研究范畴，融合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软实力思想与国家形象理论等领域的理念，具有明显的交叉性特征。
1.2.1 新公共管理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着经济发展瓶颈和政府社会管理的无效率，迫切要求政府改革，新公共管理理论应运而生（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2006）[4]。新公共管理理论将市场机制引入到国家宏观管理过程中，国家的职能体现在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并满足其需求。此时，国家充当营销主体的角色，而公民则是其顾客，营销理论有了国家层面的意义。基于国家的经济人假设，国家营销理论延伸了新公共管理范式下国家的服务对象及其供给，国家作为营销主体，所面临的需求不仅仅囿于国内，更表现为国际范围内的需求，其供给则为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国家形象。
1.2.2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迈克尔・波特[5]（Michael E.Porter，1990）将竞争理论从传统的企业视角提升至宏观的产业组织和国家层面，试图基于国家的视角来解释如何造就并保持可持续的相对优势。基于对10个主要发达国家的研究，以企业生产率为出发点，波特首次对国家竞争优势思想给出了理论解释。波特从国家竞争优势的角度拓宽了管理理论的视野，为管理理论的宏观化提供了指导思想。
1.2.3 软实力思想
约瑟夫・奈[6]（Joseph Nye，1990）在《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中首次明确提出并论述了软实力的思想，把软实力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概念并视为一种战略思维工具。奈的软实力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①国家的形象建构是建立在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共同、相互增长的基础上的；②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感召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奈的软实力思想提供了一种分析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力地位的重要思路，它引导人们关注那些抽象和非物质性的权力因素，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国家竞争力和国家实力的认识。
1.2.4 国家形象
肯尼斯・鲍尔丁[7]（Kenneth Boulding，1959）基于国际体系的视角来研究国家形象及国家的公共关系。鲍尔丁对国家形象做了系统性的研究：①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其认知的结合，它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产生的结果，是一个结构十分明确的信息资本；②国家形象作为一种主观印象，实际上构成了人们对于一个国家及其民众的心理预设。
1.3 国内学者关于国家营销的研究
国外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提出了国家营销的概念，而直到21世纪初我国学者才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尤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国家营销的话题被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关注，但是鲜有学者对这一概念及其应用做出系统的、科学的探究。到目前为止，我国学者关于国家营销的研究文献不多，主要集中于国家营销概念的解读以及如何运用国家营销理念提升国家形象。
1.3.1 国家营销内涵解读
国家营销概念的产生与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趋势密切相关，包含国家硬实力营销和国家软实力营销两个方面，并表现为作为营销主体的国家塑造国家形象及其价值，而且向营销对象国家进行传递与影响，以实现综合国力最大化的行为与过程（聂元昆，张海军；2012）[8]。国家营销是国家整体层面的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价值观念对外宣传的过程（郭国庆，2010）[9]，其终目的是为该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助推力量。
1.3.2 国家营销策略与基本路径
国家营销属于宏观层面的营销模式，其实施策略包括：①基于营销定位塑造国家品牌；②组建国家营销支持机构，强化国家营销活动；③加快产业优化升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④树立和谐、共赢的国家形象。从国家营销的主体来看，存在三条基本的国家营销路径：政府路径、组织路径、公民路径（聂元昆，张海军；2012）[8]。
1.4 国家营销理论的相关研究
1.4.1 国家形象建构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民族精神的表现和象征（张芜，2011）[10]，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国家的实力或权利，其主要表现为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外交与自然要素的综合认知与评价。国家形象兼具价值和工具，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是一种将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国家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相互结合和相互促进，使之得以内外兼顾、名利双赢的国力运作过程。
1.4.2 国家公共关系理论
国家是构成世界格局的基本单位，国与国之间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并为国家利益而进行国际博弈，国家公共关系则是维护世界格局平衡的基础。国家公共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政府管理职能，国家之间通过公共关系建立并保持相互的交流、理解、认同与合作的机制与模式来更好地实现它们的共同利益（张芜，2011）[10]。作为国家营销对象的国家形象基于国家公共关系并作用于国家公共关系。
1.5 国家营销、国家形象、软实力相互关系研究
国家营销、国家形象与软实力之间表现出交叉的相互作用：国家的竞争优势来源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硬实力是核心，软实力是灵魂，国家形象是软实力的重要构成，国家营销是塑造和提升国家形象的基本手段（汪涛，邓劲；2010）[11]。
2 对当前国家营销理论研究的评述
2.1 国家营销理论的背景
2.1.1 现实背景
“冷战”结束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将注意力从军事和政治斗争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了，国家竞争的目标也从政治转移到国家财富上了。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全球出现了六大趋势：全球互相依存、保护主义抬头和区域经济组织盛行、跨国公司迅速发展、政策冲突和民族冲突凸显、技术进步加速、环境意识增强。这些趋势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变革。全球化的蔓延以及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放缓，要求国家政府在发展问题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积极地参与全球合作，谋求共赢，探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1.2 理论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再造、新公共服务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试图寻找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持续动力。这些理论突破了微观管理理论的局限性，将管理理论提升到国家主体层面，促进了管理理论的宏观化拓展。在新时期的理论与实践背景下，传统的市场营销理论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营销理论进行了重大变革，市场营销从概念到内容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营销观念日益凸显。
2.2 国家营销及其相关文献研究的意义
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对于国家营销的理解，对推动国家营销理论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国家营销的提出丰富了营销理论的内涵，促进了传统的交易营销理论向宏观营销理论方向的拓展与延伸，为营销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从文献中可以看出，以科特勒为代表的国外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将市场营销理论引入国家的经营管理领域，不仅拓展了市场营销的研究领域，也为国家发展方向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国家竞争战略、国家形象构建、软实力等方面的研究拓宽了国家营销的视野。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这方面的研究中来。
2.3 国家营销及其相关文献研究存在的问题
（1）国家营销研究在国外不足20年，在我国则起步更晚，目前的国家营销理论尚在发展过程中，理论框架需要深入探索。国家营销理论的综合，客观上可以从现存的营销理论体系中寻求支持，同时联系实际进行理论的拓展与创新。
（2）目前除冠以国家营销理论命题的研究外，相关研究还有国家竞争力、软实力和硬实力、国家形象、和谐营销等政治学、传播学的成果，对国家营销的理论研究皆有积极的作用，需要高屋建瓴地进行理论梳理与综合。
（3）现阶段的国家营销理论研究多偏重于规范研究和定性研究，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尤其缺乏关于国家营销维度的分析和效度的测定。
3 研究展望
国家营销理论最初由世界著名营销学家、美国西北大学国际营销学教授菲利普・科特勒提出。这一理论的提出拓展了营销理论研究的领域，目前的研究仍然处于深入探索和不断发展之中。
历史上后起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既存的世界秩序的变革，甚至引发战争。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奉行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不会也不需要采用争霸或损害别国利益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国家营销是宣传国家形象、倡导和平崛起、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21世纪以来，我国通过孔子学院、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国家形象宣传片等一系列国家营销行为，有力地展示了我国繁荣发展、民主进步、文明开放、和平和谐的国家形象。
我国日益丰富多彩的国家营销实践，迫切需要理论工作者从现实中汲取营养和挖掘素材，综合政治学、传播学、文化学、区域经济学的相关成果，进行提炼与升华，丰富国家营销的理论内涵。
参考文献：
[1]菲利普・科特勒.国家营销[M].3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
[2]Johansson，Johny.K.The Marketing of Nations[J]Journal of marketing，1998，62（3）：148-151.
[3]Steenkamp.The role of national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search[J].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2001，18（1）：30-43.
[4]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周敦仁.改革政府[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6]Joseph Nye. 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M].New York：Basic Books，1991.
[7]Kenneth Boulding.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J].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59，13（2）：120-131.
[8]聂元昆，张海军.论国家营销的五个基本理论问题[J].中国商贸，2012（8）：24-26.
[9]郭国庆.国家营销与企业发展[J].科技创新与品牌，2010（1）：40-42.
[10]张芜.国家形象理论与外交政策动机[J].国外社会科学，2011（1）：97-103.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6
关键词：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关系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894(2008)06-0019-04
正确认识是进行科学实践的前提。若不能正确地把握不同理论问的区别和联系，在应用理论指导实践时就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本文拟就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的关系作一探讨，以澄清某些认识误区，使相关实践活动获得正确的导向。
一、比较优势理论及其发展
比较优势的思想发端于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第四篇第二章中提到不同国家生产商品的固有的或后天获取的“自然优势”(natural advantages)和交换的合理性。--之后，李嘉图将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思想发展为相对比较优势思想，并将这种思想理论化和应用于国际贸易研究，初步形成了比较优势理论的框架。按照李嘉图的观点，比较优势，即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该差异源自各国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劳动生产率不同的国家根据相对优势进行生产和交换，双方均可获利。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存在诸多局限性。其中最令人不满的有两点：一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仅涉及劳动力一种生产要素；二是该理论难以解释多种要素存在情形下的比较优势来源。对李嘉图理论的不满导致了贸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倍受关注的是赫克歇尔一俄林的“要素份额理论”。该理论构造了一个包含“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的模型。该模型从要素禀赋结构差异及其所导致的要素相对价格的国际差异的角度探寻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得出了一个国家应出口哪些密集使用本国富有要素的产品，进口哪些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的产品的结论。并指出，通过国际自由贸易可以使生产要素得到有效配置，通过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可使“要素价格均等化”，并影响产业布局。
在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之后，贸易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数据收集和处理技术的进展，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贸易理论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性。里昂惕夫发现，美国进口资本密集产品与出口劳动密集产品的状况，与美国资本充裕而劳动稀缺的现实不符。这就是所谓的“里昂惕夫难题”。该难题的提出，使人们对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普适性产生了怀疑。为了对现实作出新的解释，一些研究者引入人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对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进行改进，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揭示不同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还有一些研究者试图通过放弃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部分重要假设来构建“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从以下两个方向发展了比较优势理论。
发展方向之一，放弃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关于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研究规模收益递增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指出一国的企业或者行业可能仅仅由于历史或偶然的原因较早地进入某个产业，从而可以较早地扩大生产的规模，并利用规模经济形成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
发展方向之二，放弃赫克歇尔―俄林关于贸易参与国在获得生产技术方面具有相同可能性的假定，研究不同国家的企业或产业获得不同水平或内容的技术的可能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技术可获得性差异理论，既可以用来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也可以用来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就发达国家而言，即便两个发达国家在开发技术方面具有相同的能力，由于随机性因素的影响，开发出来的具体技术也是存在差异的，且不同国家还可能专业化地开发不同产品或生产技术，因而，两个国家的技术能力相同并不意味着最终产品相同，具有相同技术能力的国家仍然存在贸易的可能性。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研究结果是导致著名的产品或技术“生命周期”理论的产生。该理论认为，新的技术和产品一般是在发达国家首先开发成功的。当产品和技术趋向成熟并进入标准化阶段时，产品的生产则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与产品和技术的这种生命周期相适应，首先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新产品，其后则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成熟的标准化的产品。至于为什么新的技术和产品总是首先在发达国家开发成功，研究者则一般从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角度予以解释，认为，只有富裕国家才有可能支付得起昂贵且具有高失败概率的研究和发展费用。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观点，处于创新期的产品为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处于发展期的产品为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处于成熟期的产品为资本与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处于衰退期的产品为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产品的产地也从技术创新的国家向其他国家转移，由此决定了国际贸易的走向。研究者们还得出了以下结论：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最有可能具有相似的消费者偏好与市场需求特征，当一国的厂商计划进行跨国经营时，他们最有可能进行开发的市场首先应当是与本国收入水平相当的市场，从这个角度讲，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间的贸易量应当是比较大的。
贸易理论的上述新进展与国际贸易发展的要求是相适应的。按照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国际贸易应当主要在要素禀赋结构相差较大的国家间进行。然而，20世纪中期以来的国际贸易的发展状况却是要素禀赋结构相似的国家(地区)间的贸易――主要是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占有国际贸易的主要份额。新贸易理论为国际贸易的这种新的发展动向提供了解释。
二、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
竞争优势理论的系统构筑者是迈克尔・波特。波特于1980年、1985年和1990年相继出版了其著名的竞争3部曲：《竞争战略》(CompetitiveStrategy)、《竞争优势》(CompetitiveAdvantage)和《国家竞争优势》(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0f Nations)。三部著作一脉相承，自成体系，成为现代管理学界的权威论著。《竞争战略》，运用作用于一个产业的5种竞争力模型。确定了分析产业及其对手的理论框架，提出了获取竞争优势的成本领先战略(Overall Cost Leadership)、差异化战略(Differentiation)和目标集中战略(Focus)。《竞争优势》采用价值链分析方法，论述了企业如何获取竞争优势的方法和途径。《国家竞争优势》，利用所构建的“钻石体系”模型，探讨了国家、州(省)与其他地理区域如何取得持久竞争力的问题。波特认为自己所提出的竞争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区别在于：后者集中在宏观经济政策(政府预算赤字、货币政策、市场开放或民营化)或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方面；前者则突出强调主要根植于商业环境的地点竞争力，认为劳工、资本和自然资源并不能决定繁荣，因为取得这些资源并非难事，竞争力来自企业以当地的资源生产出更具价值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力，生产力的提高则离不开国家和区域的竞争环境。他所
构筑的“钻石体系”模型，从“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战略与竞争背景”、“相关产业和支援产业”等4个方面探索了竞争力的来源、变化及其对政府与企业的意义。
三、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关系辨析
目前，有关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关系的认识存在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不相容，只能择其一。另一种观点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不存在本质的区别，只是采用了不同称谓。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均有片面性，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分别隶属于经济学与管理学两大学科，二者既相对独立，也相互联系。
1、两种理论相对独立 波特明确指出，其研究的领域是管理学而不是经济学，给自己的定位是管理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本质区别在于，经济学致力于解释经济现象，揭示经济规律，是一门认识世界的学科；管理学致力于提供实现预期经济目的的途径和方法，是一门改造世界的学科。虽然经济学和管理学呈现出交织发展的特点，但仍存在较为清晰的边界。
第一，理论基点不同。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点是交换和贸易，竞争优势理论的基点是竞争。尽管比较优势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先于竞争优势理论，但二者在逻辑上并不存在严格的前后相继的关系。波特虽然提及比较优势理论在探讨竞争力问题中的应用，但并未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建立竞争优势理论，而是另辟蹊径，对比较优势理论所未涉及到的植根于商业环境的地点竞争力进行了系统研究。
第二，作用目标不同。作为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是从历史的、客观的角度，对已经发生的国际贸易及相关的经济现象做出解释、分析和判断，为预测国际贸易发展趋势，选择合理的国际贸易模式提供科学依据。作为战略管理理论基础的竞争优势理论，则是从价值创造的角度，致力于为经济行为主体做出合乎价值取向的决策、设计提供有效的工具和方法。作用目标不同，理论体系框架及其应用范围也必然有所不同。
第三，发展路径不同。作为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绝对比较优势”到“相对比较优势”、从“外生变量”到“内生变量”、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的历程。作为战略管理理论基础的竞争优势理论的发展，则经历了从企业微观层面向产业中观层面乃至国家宏观层面的历程。
2、两种理论相互联系 笔者强调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的相互独立，并不意味着否认二者的相互联系。在笔者看来，比较优势理论中所论及的生产要素自然秉赋、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无疑是形成国家、区域、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尽管波特更多地是从管理学角度构建竞争优势理论，却未曾割断竞争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联系。况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并不能涵盖竞争优势理论的全部，还有众多的国内外学者从其他视角(比如生产要素禀赋)对竞争优势问题进行研究。相应于经济学是经济管理学的重要理论基础，隶属于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也必定是隶属于管理学的竞争优势理论的重要基础。
既然两种理论体系既相独立又相联系，那么，两种理论就应该结合运用。林毅夫结合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与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提出并论证了后发优势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林毅夫认为，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根本差别在于要素禀赋结构。产业和技术结构总体水平的升级，从根本上说，依赖于该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发展中国家要赶超发达国家形成后发优势，便应该将经济发展目标定位于尽可能快地提升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而要提升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又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战略。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7
国际贸易理论是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它的基本主题之一是对国际贸易动因的探索和研究。对贸易学说史的考察表明，比较优势反映了不同国家同种产品的机会成本（或相对成本）差异，是国与国之间产生分工和贸易现象的基本动因。那么，一个自然的追问是，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包括哪种或哪些成本呢？迄今为止，大部分国际贸易模型从生产成本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基础（海闻等，2003）。[1]概括而言，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主要表达了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它们分别从劳动生产率（技术）、要素禀赋、生产规模等视角找到了形成相对生产成本差异的根源，进而都可表达为“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然而，随着“制度与贸易”（North，1990；[2]Greif，1992；[3]Belloc，2006；[4]Nunn，2007；[5]）、“生态环境与贸易”（Siebert，1974；[6]俞海山，2004；[7]）、“可持续发展与贸易”（赵晓晨，1999；[8]傅钧文，2010[9]）等学术主题的日益兴起，比较优势的成本基础逐步出现多元化和广义化的趋势，仅仅基于相对生产成本差异来分析比较优势已暴露出诸多不足之处，进而难以通过国际贸易有效配置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和资源、无力协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追求效率的最重要原则就是计算所有的成本”（戴利，2006），
毫无疑问，上述文献为本文写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拓展了比较优势的成本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由于已有研究对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认识不全面，导致其对塑造比较优势的成本外延的界定仍欠系统，同时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纳入比较优势形成过程的努力也极为鲜见。本文试图对李嘉图模型、H-O模型和规模经济模型进行集成，并将其表达为“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在此基础上充分吸收分工和贸易理论的若干新进展，力图表明当代比较优势的成本基础正在逐步由生产成本拓展为“全成本”，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应通盘考虑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从而谋求贸易增长、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的分析不仅从理论上拓展了比较优势的成本观，而且对于实现一国对外贸易的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二、从李嘉图模型到规模经济模型：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
从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李嘉图模型到新贸易理论中的规模经济模型可最终归结为基于相对生产成本差异的比较优势，不同阶段的贸易理论只是在寻求产生这种生产成本差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基于这一考虑，本文通过对李嘉图模型、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和规模经济模型进行集成，以涵盖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的主要学术思想，从而确立本文的分析基准（Benchmark）。
这一集成模型的基本假设融合了从李嘉图模型到规模经济模型的假设前提，具体包括：（1）两个国家、两种可贸易产品和两种要素。①两个国家分别为A、B，两种产品分别为X、Y，两种要素分别为L（劳动力）、K（资本）；（2）给定生产要素供给，生产要素可在国内不同部门之间流动但不能跨国流动；（3）A国和B国在生产技术（要素生产率）、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一个或多个方面存在一定差异；（4）国家之间进行自由贸易，且不存在交易成本；（5）不考虑基于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在这些假设前提下，A国和B国能找到各自基于相对生产成本差异的比较优势吗？一旦综合考虑生产技术（要素生产率）、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多个因素，就需要分别分析三者的变动对于生产成本变动的影响。若将一个国家生产某种产品与另外一个国家生产该产品进行对比分析，可能在某种因素上有导致生产成本取得优势的作用，而在其他因素上则可能存在导致生产成本处于劣势的作用。比如，A国在X产品的生产技术上比B国更先进，但同时，A国缺乏生产X产品的生产要素，或者生产X产品不能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那么，A国生产X产品与B国相比究竟是处于比较优势地位还是比较劣势地位则难以判断。杨小凯、张永生（2001）[17]甚至提出了“不可能定理”，即“一般均衡是技术、禀赋、嗜好、交易效率等多个参数经由价格、数量之间无数反馈圈形成，根本找不出普适的规律”。倘若要对李嘉图模型、H-O模型和规模经济模型进行集成与综合，理论上的突破点在于确认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性：两国之间生产技术、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因素引起要素投入向量a（X）、a（Y）、b（X）、b（Y）和（或）要素价格向量P（A）、P（B）发生变化后，经过综合反馈，基于生产成本的优势和劣势刚刚抵消，从而使得两国关于两种产品生产成本的“相对比较”完全找不出差异，即，进而无法找到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从贸易现实来看，这只是一种小概率事件。更常见的情况是，经过生产技术、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多个因素之间的综合作用，两个国家关于两种产品的相对生产成本或多或少会存在一定差异，即，这正是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所表达的核心思想 。在李嘉图模型中，特殊之处在于假设只有劳动力一种要素投入，并认为不同国家在技术（劳动生产率）上的相对差异是形成上述不等式的根本原因。在H-O模型和规模经济模型中，分别将分析视野由一种要素拓展为多种要素，由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拓展为不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递增，进而分别从要素禀赋和生产规模的角度找到了上述不等式成立的证据，但并没有影响上述“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作为评判比较优势的“基准”。
三、比较优势的成本基础之拓展分析：“全成本观”的提出与论证
（一）基本假设
按照拉卡托斯（Lakatos，2005）[18]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笔者认为，若从成本视角审视比较优势理论，它的“内核”在于“比较”，其“外围保护带”主要体现为对稀缺要素及其成本基础的界定。因此可将本文基本假设总结如下：
第一，两个国家和两种可贸易产品。两个国家分别为A、B，两种产品分别为X、Y。
第二，国际贸易的相关当事人是“社会人”，国际贸易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交易成本。也就是说，人是利己与利他的混合体，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现实中的人是“社会人”而非“经济人”（伍世安，2010；[19]胡石清、乌家培，2011[20]）。从利己的角度看，为了“利己”，一些人甚至不惜以“损人”为手段，即存在着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从利他的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会兼顾社会利益、生态利益、可持续发展等涉及“集体理性”和“长期理性”的事情。
第三，A、B两国的对外贸易均会产生环境成本，并根据环境成本内在化程度将其纳入厂商的生产决策中。也就是说，就经济贸易活动作用的空间范围来看，大自然的诸多功能均具有经济价值，但经济学却将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21]因此本文在经济—环境大系统中分析国际贸易的成本和比较优势。
第四，A、B两国的对外贸易均会产生代际成本，并根据代际成本内在化程度将其纳入厂商的生产决策中。也就是说，就经济贸易活动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22]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在动态的经济—环境大系统中考察国际贸易的成本和比较优势。
（二）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模型：简化分析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贸易现实的发展，国际贸易中的成本或代价日益多元化，进而需要丰富比较优势理论中的相对成本外延，拓展其“外围保护带”，通盘考虑各种重要因素，构建系统和全局的成本观，为寻求科学合理的国际贸易成本补偿机制奠定基础。
为简单起见，本文在对上述四类成本（即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进行加总时，先采取简单求和方式说明相关机理并拓展比较优势的“外围保护带”，然后再将其一般化。虽然这种处理难免存在一定误差，但是考虑到目前尚未发现更好的表达“全成本”的函数关系式，当前可以肯定“全成本”与其各个子成本之间是正相关关系，简单加总方式可以很明白地体现这一特点，故选用之。不过后续分析表明，这一简化处理并不影响模型结论的一般性。
在t期，i国一单位j产品的全成本表达式可简化为：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若贸易模式为“A国生产X产品并出口至B国，从B国进口Y产品；B国生产Y产品并出口至A国，从A国进口X产品”，则有：
（2）式左边为A国X产品对Y产品的相对全成本，右边为B国X产品对Y产品的相对全成本，根据公式（1），可将（2）式转化为：
可分如下三种情况对此加以探讨。
情况一：如果
（3）式成立，此时A国在X产品上存在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B国在Y产品上存在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两国依然维持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下的分工和贸易模式。
情况二：如果
（3）式不再成立，此时A国、B国均不存在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
情况三：如果
（3）式不再成立，此时两国比较优势状况发生了“逆转”，A国在Y产品上取得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B国在X产品上取得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此时两国的分工和贸易模式也会随之发生“逆转”。③
上述分析表明，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的基础。并且，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可增强、削弱、抵消甚至“逆转”一国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状况。一国要在某种产品上获得真正的比较优势，应将所有外部成本内部化，进而言之，比较的成本不仅包括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且必然包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模型：一般分析
贸易以生产为基础，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在此意义上，传统贸易理论立足于“生产”视角并从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角度解释贸易现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应看到，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和人们对制度的认识逐步深化，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尤其是好的制度）要素的稀缺性日益显现，国际贸易的本质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在贸易活动中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交易成本）。伴随着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成熟和生态平衡破坏、环境污染等现实问题的凸显，宜人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人与生态环境之间打交道的成本（环境成本）。随着资源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完善和经济社会中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可持续性”逐步成为一种新的稀缺“要素”，④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当代人与 后代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代际成本）（杨青龙，2011）。[23]因此，除了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等传统要素对于贸易活动是重要的，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要素也不可或缺，不过由于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要素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公共品属性，在传统的基于私人产权的经济分析中，往往难以将其纳入分析视野。然而，由于包括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要素在内的“广义要素”在当今世界中都日益显现出明显的稀缺性（虽然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这些要素的稀缺程度存在差异），使用它们均会发生成本或代价，进而有必要将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要素纳入比较优势的“外围保护带”，形成基于“广义要素”的成本范畴。根据前面的分析，就经济系统内部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本而言的比较优势可称为“狭义比较优势”，而在动态的经济—环境大系统中，基于生产、交易、消费等全过程和“广义成本”（或“全成本”）的比较优势则可理解为“广义比较优势”。在此可从多个角度对二者进行比较，如表1所示。
从内涵看，“全成本”（Full Cost，FC）是某种物品的产权在跨国转移中，发生于国际贸易过程，进而涉及生产和消费、经济和生态、今人和后人，使用一切资源要素的代价总和；从外延看，“全成本”是以国际贸易中的生产成本（PC）、交易成本（TC）、环境成本（EC）和代际成本（IC）等为子系统的动态开放系统。本文将“全成本”理解为一个系统，可将i国j产品出口至m国所发生的“全成本”的一般形式写作：
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若贸易模式为“A国生产X产品并出口至B国，从B国进口Y产品；B国生产Y产品并出口至A国，并从A国进口X产品”，则有：
对应于前文所述的“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在此可将（5）、（6）两式表达的思想称为“相对‘全成本’不等式”。⑤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是一种综合比较优势（Comprehensive Comparative Advantage，CCA），它是禀赋比较优势（TFCA）、制度比较优势（ICA）、环境比较优势（EECA）和“可持续性”比较优势（SCA）的有机结合，可将综合比较优势函数写成：
CCA=cca（TFCA，ICA，EECA，SCA）（7）
在此将全成本函数和综合比较优势函数等均表达为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从一般意义上说，“全成本”和综合比较优势并非它们各自子系统的简单加总的结果，而是由其子系统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虽然前文的简化分析中曾将“全成本”写为四种子成本的简单求和形式，但这只是全成本函数的一个特例，现实的“全成本”并不一定是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不排除将来还可能产生其他稀缺要素，进而纳入除了上述四大成本之外的其他成本项目，并且各项子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也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动态变化。
四、结论与启示
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证明了“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即不同国家在同种产品上的相对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比较优势的基础，本文将其理解为“狭义比较优势”。然而，制度差异可以塑造比较优势，使用制度要素而表现出来的交易成本应进入一国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而环境成本内部化和代际成本内部化，同样在塑造一国比较优势时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各类成本逐步内部化，它们的累积效应将会改变比较优势的定义（潘家华，2007）。[24]比较优势理论广义化的一个基本趋势是，在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同时纳入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广义要素，进而可将使用或耗费广义要素的代价定义为“全成本”。其中，使用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等传统要素的代价构成了生产成本；使用制度要素的代价构成了交易成本；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构成了环境成本；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代价构成了代际成本。随着成本的广义化，当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由“生产成本”拓展为“全成本”之后，“全成本”才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于是，可将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解为“广义比较优势”。需要特别指出，对国际贸易进行全成本分析并不是要彻底推翻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相反它恰恰是要在坚持与继承比较优势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尝试从成本视角拓展其外围保护带，形成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学说。正如王文先、王孝松（2008）[25]所言，比较优势概念揭示了国际贸易起因和影响的一些最为重要的东西，在许多与现实世界相符的假定之下，该理论本身仍能够成立。
若以“国际贸易的全成本论”为指导，一国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必须综合权衡“全成本”的各类子成本，尽可能统一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谋求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为此，具体的战略和政策可包括：（1）以系统观念认识对外贸易中的成本和收益；（2）理性参与国际分工，谋求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3）制度创新和其他手段密切配合，谋求基于交易成本的比较优势；（4）逐步完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谋求基于环境成本的比较优势；（5）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谋求基于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杨青龙，2012）。[26]
注释：
①为了简单起见，此处不分析国家、产品和要素的多维（大于二）情形。但不难证明，将这里的要素拓展为三种甚至三种以上，基本结论仍然成立。
④关于“可持续性”为何也是一种要素，可参阅拙文《基于“可持续性”要素的比较优势理论拓展》，“第十届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会议暨2011年中国国际贸易学科发展论坛”会议论文集，2011年10月。
国家经济形势论文篇8
[摘要]作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在金融领域的变革性影响力已经在全球经济的沉浮中得到深刻揭示。这种对全球经济的决定性力量，来自于美国所独有的金融霸权。本文基于对当今时代美国金融霸权三大表象及两大支柱的分析，结合政治学领域的意识形态理论，对美国金融霸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解释。美国所独有的社会价值观念成为支撑美国经济金融领域霸权形式存在的根本性因素。
[关键字]美国金融霸权 意识形态 理论分析
金融霸权(Financial Hegemony)概念最早见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研究霸权对于国际货币体系作用的文章中。1973年，金德尔伯格在其专著《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首先提出了关于金融霸权的理论之一“霸权稳定论”。“金融霸权”概念经过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学等各领域学者的发展，已经体现出诸多内涵。通过对各学科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中我们认为，金融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其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在其军事、政治和其他经济霸权因素的支持下，拥有的在国际金融领域具有支配性控制权的结构性状态。美国金融霸权建立在两个现实基础(即两个支柱)之上，即国内完善的金融体制和强制性的对外金融扩张。
一 美国金融霸权的表现
金融霸权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现实中它表现为多方面优势并存的状况。美国金融霸权直观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美元霸权
上世纪40年代，国际经济规模大幅度增加、美国经济实力霸主地位确立，直接催生了具有“双挂钩”特征的新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也随之产生。与战前英镑的地位不同，美元与黄金保持1：35的指定平价，此项机制在美元独霸地位的建立之初就蕴涵着未来必将发生的美元危机，即“特立芬难题”。经历了1959、1968年两次美元危机之后，美元相对黄金贬值的势头显然已无法挽回。直到1976年，《牙买加协议》才从名义上对布需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进行了形式上的确认。
美元霸权的巨大收益才是美国选择建立而又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考量，这种收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过度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收益；(2)国际铸币税收益。非居民持有的美元现钞年增加额、美元相对贬值或美国国内通胀和美国国债低利率引发的财富隐性内流，这两方面均属美国所占有的国际铸币税收益；(3)赤字消费收益。美国所极力推行的全球金融一体化保持了其剧增的收支逆差，正如Hudson指出的：“若没有国际收支逆差，美国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为联邦债务的增长融资，这会具有通货紧缩的效应，转而迫使经济量人为出。但是，在国家债务的增长由外国央行提供融资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逆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牙买加体系时代及其之后，美元霸权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增强，80年代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剧增催生的“广场协议”、现阶段中国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都向世人“彰显”着美元霸权的现实影响力。
(二)国际组织强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当今世界货币金融领域的两大主导性机构，在国际金融稳定、国际货币合作和支持后发国家改革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对于IMF来说，持续性的借款职能意味着必要且持续性的监管，由于基金组织所借以运行的经济政治环境极为复杂，所以针对IMF的改革议题也将同样的不易解决。现实中令人悲观的是，美国与西欧控制的两大机构直接为西方集团利益服务。IMF在贷款条件的设定毫无遮掩地显露出西方国家推行自身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险恶用心，而悍然置借款国当地具体经济状况与不顾。我们认为，国际货币领域中各国不同的财政金融诉求应该得到充分顾及，各国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表决投票权应该得到妥善协调。
(三)华尔街模式
20世纪，华尔街的繁荣直接推动了美国争夺世界经济强国的进程，实体经济金融化是华尔街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主要使命。美国金融部门迅速扩张始于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强调成员国央行对国际金融事务的控制，采取“国际金融抑制”严格限制私人金融部门参与国际金融事务。世界领先的美国私人金融机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开始了其全球范围的扩张行动，形成了可以左右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强力集团。美国金融资产规模庞大，金融体系以强大的资本市场为支撑，以摆脱传统商业银行为主的运行模式，以直接融资为主，呈现出“脱媒”的特征。
美国在全球推行其华尔街模式，依靠强大的制度性力量尽可能的统一各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模式。从而依靠在资金、服务、人才和意识等均呈现明显优势的华尔街影响各国金融业发展甚至国家整体经济走势。各国金融机构内部部门设置、金融体系构成呈现出美国化趋势即为明证。
二、美国金融霸权的本质
针对意识形态，国际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诸多学者都有过理论化的阐述。综合各种理论及目前现实，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是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依赖于经济基础形成的一种代表某一社会集团利益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它体现出群体性、系统性和历史性的特征。
“美国特殊论”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直接来源，所谓美国特殊论是指这样一种观点：美利坚民族承担着建立民主自由样板国家的特殊使命，并且有责任在国际社会广泛推广自由观念和民主制度。正是基于此，意识形态的输出自然就会成为盛行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意欲蔓延或可采取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有着难以忽视的紧密联系，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对次有过深刻的描述：“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国家利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其特性在任何一点上都取决于社会和政府中普遍持有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
在理论层面上，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寻求全球性的古典自由放任；在实践层面上，极力推行着一场有利于西方国家国家利益的社会经济转型运动，“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均可被认为是其新自由主义付诸实践的试验场。实际上，处于中心地位的美国金融资本，需要统领全球要素，保证世界资源毫无阻拦的流向处于霸权“旋窝中心”的美国市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新自由主义金融扩张理论的吹鼓者，并从中获取巨大收益。
三、结语
随着全球化史无前例的推进，无论是发达国家内部还是众多发展中国家都同时出现了反对美国霸权的强烈呼声。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引导下，依赖于全球化背景的金融霸权已经经历了数次辉煌与低谷。结合美国自身政治、军事及经济的全方位优势，推行基于特殊意识形态的美国金融霸权，不仅是美国国内完善的金融制度外溢的结果，更是美国特有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的产物，这可以成为我们认识当前美国经济金融全方位优势的一个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