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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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经营性实训基地国际贸易论文

一、引入校内经营性实训基地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打破传统实践教学方式的弊端,提高实践教学效果

当前国际贸易实践教学方式按照由低级到高级的顺序包含以下三类:手工操作、仿真实验以及实地实习。实地实习又可以分为:校外实习和校内经营性实训基地实习。手工操作这种方式主要停留在课堂实践环节,教师根据课程内容设置一些任务让学生完成。这种实践教学被分散到各门课程的教学中,且教学方式比较单一,仅针对学生的基本技能和单项技能,不能够提高学生的综合操作能力。仿真实验实践教学方式其实质是“计算机+软件”的实训形式,通过包含整个外贸业务流程的实训软件,使学生了解和熟悉整个外贸业务流程。但是模拟软件与现实世界仍有较大差距,高校仿真实验室内的模拟操作,缺少职业环境和氛围,不利于学生职业角色的转换、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校外实习是国际贸易专业实践教学的传统方式。但是校外实习的效果越来越差强人意。由于近年高校不断扩招,外贸公司不具备大量接收实习学生的能力。即使部分学生进入企业实习,由于客户资料保密等因素,实习学生也很难真正接触到实际业务。引入校内经营性实训基地可以较好地解决上述实践教学方式的弊端,通过企业化运作形成校内职业化活动的环境氛围。既可以实现学生知识、能力、素养等综合素质的培养,又可以解决校外实习资源不足的现状。

(二)有利于实现实践教学与学生创业训练的有机结合

随着中国高校的扩招,大学生就业难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国家通过各种政策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然而大学生创业普遍存在创业项目与所学专业脱节的尴尬问题。究其原因与地方本科教学缺少专业背景的创业训练有关。因此以校内经营性实训基地为载体,利用模式选择和课程设置培养学生具有专业背景的自主创业能力,实现实践教学与学生创业训练的有机结合。

(三)有利于培养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高级国际贸易人才

地方高校办学的核心理念是服务地方经济,而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学校在人才培养的层次和目标上也有所不同。高职高专教育主要培养生产、建设、服务一线的技能型高素质工人;而本科教育主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通过校内经营性实训基地这种实践教学方式,有助于在校企合作的过程中,准确了解地方企业对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需求;有助于培养适合地方经济、贸易发展的具有扎实专业知识、熟练职业技能以及学习和创造能力兼备的高级国际贸易人才。

二、校内经营性实训基地的引入方式及运营模式

(一)国际贸易流程个别环节的引入

这种引入方式实质是国际贸易流程中个别环节的外包。由于国际贸易流程从合同的磋商、订立到合同的履行涉及多个环节,多方当事人。外贸企业可以将个别环节外包给学校,节省的资源可从事企业的核心业务。对企业而言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学校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真正参与到国际贸易实践环节,实现实践教学方式的突破。具体运营模式为:学校实训基地成立各种职能的工作室如市场调研工作室、市场营销工作室、报关工作室、货物运输工作室、检验检疫工作室、国际结算工作室等。根据不同企业的需求,确立外包的内容及利润分配方式。如某些企业希望把潜在目标客户寻找工作外包给学校,那么就由市场营销工作室作为校企合作的载体。由正在开立国际市场营销学、外贸函电的学生作为工作室的主体,教授国际营销学、外贸函电的教师和企业市场部工作人员共同指导学生完成这个项目。通过这种运作模式,使不同年级、选修不同课程的外贸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都能获得实践机会;企业也可以利用学校便利的研发资源和丰富的人力资本,降低经营成本;学校在为学生提供实践教学机会的同时还可以增加效益,改善办学条件。

(二)以地方特色产品为依托的国际贸易整体流程的引入

这种引入方式是以企业的某种产品为依托,从客户的寻找到合同的最终履行整个过程由企业和学校共同完成。其运营模式是学校根据地方经济、资源的特点,筛选出代表性企业的特色产品,成立特色产品工作组。如河北省主要的传统出口商品有机电产品和化工产品。河北省地方院校国际贸易专业可以以这两大类产品为重点,从具有合作意向的企业中选择具体产品进行合作。整个贸易合同流程的掌控由具有实践经验的企业负责,学校组织学生负责具体项目的实施。在产品工作组内将实习学生分成两组,采用竞赛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工作热情,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学校教师负责学生专业理论知识的辅导,来自企业的兼职教师负责学生职业素质的培养和训练。校企分工合作,实现双赢。通过这种以地方特色产品为依托的国际贸易整体流程的实训训练,学生既学到了专业技能,又为日后的创业和就业打下基础。同时地方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的办学理念也得到体现。

(三)学生自主创立外贸公司———建立高校创业实践孵化基地

前两种引入方式的特点是将校外企业引入校园,以企业的实际项目和实际产品作为学生训练的载体。而第三种方式可以说是校企合作的高级阶段,由学生自主创业成立的外贸企业与学校进行合作。具体运营模式为:学校为学生专业背景的创业提供政策、资金、技术、信息方面的支持和指导,以学生为主体将创业训练与创业项目结合,将校内经营性实训基地建立成高校创业实践孵化基地。

三、建立校内经营性实训基地的保障措施

(一)加强教师培训

校内经营性实训基地的运作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包括学校专职教师和企业兼职教师。教师需要掌控实践教学的全局,需要和学生互动沟通。在整个实践教学过程中,及时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并指导学生解决问题。因此指导教师对整个实训教学目标的实现起到重要作用。当前本科高校专职教师接触社会的机会较少,很多教师都是从学校到学校的成长经历。而企业兼职教师虽然工作经验丰富但是缺少理论基础,在对学生的指导过程中也感到力不从心。所以要加强对实训基地教师的培训,采用“引进来,走出去”的培训模式。让高校专职教师走出校园到职场中锻炼提高,积累经验;把企业兼职教师引入校园,走进课堂,学习理论知识,提高专业水平。这种培训方式不但可以使指导教师胜任实训基地的工作,也使企业的员工获得宝贵的培训机会。

(二)实践教学评价体系的构建

高校实践教学的考核缺乏统一、规范的标准,考核的随意性导致实践教学流于形式,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因此建立一套完整、客观、科学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既是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取得良好实践教学效果的保障。校内经营性实训基地的评价体系应是多层次、多形式的综合评价体系。评价体系由三部分构成:学校专职教师对学生知识素养、专业技能进行考核;企业兼职教师对学生职业基础能力、管理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进行考核;对学生实际经营状况考核。每一部分考核内容都要建立具体的量化指标,保证打分的客观性。同时根据不同项目的特点,为各部分考核内容确定权重,计算学生综合实习分。

(三)注重与其他实践教学方式的结合

尽管前面介绍了以往实践教学方式的弊端,但是每种实践教学方式都有特定的训练内容,使学生获得某种专项训练。所以应该根据各种实践教学的特点建立综合的实践教学体系,使各种实践教学方式有机结合,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方式使学生在教学过程的各个阶段获得实训机会。如当学生在大学二年级刚开始学习专业课程时,由于所学知识不完整、不扎实,所以直接进入仿真实验教学或校内实习基地就超出了学生的能力范围,也违反了教学规律。这一阶段比较适合的实践教学方式就是手工操作,通过任务设置,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对所学知识有更深入、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当然也可以利用假期让学生去校外企业进行参观,对外贸流程有感性的认识。到大学三年级阶段,学生专业课程基本学完时,可以利用仿真实验室让学生在实验室模拟真实的贸易流程,训练学生的专业技能。当学生熟练掌握专业知识后,进入校内实训基地,通过实战训练使学生的专业技能、职业素养、创业能力等各方面获得全面的锻炼和发展。到大学四年级阶段,有条件的学生既可以到校外实习,也可以利用校内实训基地自主创业,为进入社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四、结语

总之,只有各种实践教学方式有机结合,建立科学的实践教学体系,地方本科高校国际贸易专业的实践教学才能真正实现。

作者:邓丽娜 王韬 单位: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经济路径论文:国内经济路径合法性哲学阐释

作者:郑宇泽 单位:宁德行政学院

人可能在作用于客观对象的对象性活动过程中能动地认识世界,预判客观事物的发展逻辑,合法地作出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便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表达,是遵循我国经济发展规律作出的选择。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本身就具有客观规律,它“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而认识这种经济形态发展所遵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规律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认知程式。首先,它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统一的观点,二者的有机统一也是判断事物发展合法性的依据。主体性原则是主体的内在性把握物的尺度原则,突出人的实践性。经济活动作为主体的自觉行为,在于主体能根据内在性法则选择自我塑造的行为活动价值,满足主体的发展需求;客观性原则是事物的流线发展,表达外部世界掩抑下物发展的本质力量。主体性原则与客观性原则的统一就是寻求主体的目的选择与物本质力量的规律表达的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就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观点,客观性原则要求主体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客观世界,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理性认识去指导实践,并从实践中检验认识的真伪,丰富和发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选择符合这一经验识辨的过程,它就是一个在实践中反复认识、检验的过程,既定原则不是最终选择,不成熟的理论在实践中被扬弃,实践指导范式的绝对理念缘起物本质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源于事物发展客观规律性,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和因果性。因此,主体对经济路径的科学选择不能违背这种客观规律,这是人类主体发展合规律性的要求。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选择又必须是中国人民从自身目的、需要作出合理的选择,有合目的性的要求。在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过程中,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反映论去认识社会主义经济活动,这种认识的选择必须是类主体合目的性发展要求的一种萃取。由于受实践主体的实践技术和环境的束缚,类主体合目的性选择就是在描述性价值中寻找规划性的价值。规划性的价值是描述性的价值域中一个可选值,它论述了类主体本质力量恰当性,主体能否选择价值多元性的层次性高的元素在于主体的本质力量是否足够有这种内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中国人自身本质力量发展程度与价值值域变量取值的一种函数关系体现。就此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合规律性的和合目的性客观、协调的统一,中国人选择的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合法的、合理的。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观点。任何科学的选择都必须遵循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指涉整个客观世界,任何知识都是无限经验的一个片断的静态的有限认识,这种认识是具体的、有限的、现实的,是“实践主体内在性交互传递”的类本质力量阶段性最高的认知体现[2],这种认识力量所认知存在的原则若具有事物的一般性,以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便是绝对真理阶段性诠释,这也是主体认识的本质力量客观的、绝对的、历史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这种主体实践意识的科学表述,它既反映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又包含着符合中国经济现实需求的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先哲只是为我们提供发现问题、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指导原则,绝不可能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经济路径选择在于要区分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具体结论之间的差别,具体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经验存在的既定判断,是先定条件的一种偏好结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错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具体结论,就是忽略物质运动的根本属性,主体反思判断的认识能力缺位。反思判断关键就是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把握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合法性判定标准,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核心要义中把握好特殊性与普遍性原则,进行事物客观发展的本质性的规律思维运算。在此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合法性的确证,在于有力利用主体反思判断的思维程式,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是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历史逻辑的支撑:思维经济“特殊对象”

至上性思维是指人类通过理性的精神直接思考历史的“特殊对象”,从变化中寻找不变的逻辑结构的内核,理解个别事物间发展的一般性。一般性提供着事物符合客观规律发展的过去、现在、未来知识。中国每作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特色的选择可以说就是一次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历史和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特殊史实的完整回溯,每一个选择都是一次总结失败教训与成功经验的历史逻辑的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选择既吸取了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又是在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下,大胆开拓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代的体现,符合历史的发展逻辑,具有合理、合法性。这一合法性表现在它是思考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等特殊经验的结果,不是凭空想象,有丰富的历史事实作为考据的对象。邓小平曾经说过:“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的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就是长期总结国内外经济建设经验的结论,这是一段思维“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过程。“特殊对象”是指历史界域内具体的历史片段,它蕴涵着历史普遍性,存在着事物发展的一般性,可以说,“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具有事物发展“普遍逻辑”的性格,而人脑的内在理性程式有把握这一性格的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就是“特殊对象”的思维理性程式的运算结果。“政企分开、企业自主”的经济政策的选择得益于思考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所面临“权力过于集中”这一“特殊对象”,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批评过“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他认为把什么东西都集中在中央或是省市,不给工厂权力、机动的余地和利益,不妥当。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同志为大力发展生产力而科学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指出在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和市场结构这三方面下,保留一部分的产品自由生产、一部分个体经营和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可以弥补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不足的特殊历史经验,这些“特殊对象”为我国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还有,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针对有人提出消灭商品和货币,提出“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的观点[5],这一“特殊对象”贮蕴着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后来变成了邓小平所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性选择。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也吸收了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无数特殊成功经验。列宁根据当时俄国国情的实际需要,强调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重要性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强大资源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为中国建立“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事实考据的对象。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也没有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失败教训掉以轻心,这些“特殊对象”被规限于非经济发展“一般逻辑”的实践合法限度之内。生产力尚未成熟,苏联就搞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把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排除体制之外,政府对企业下达的是僵化产品数量计划指标,生产资料由主管部门按计划分配,产品由国家物资和商业部门收购,创造的利润尽数上交国库,生产费用由财政拨发等,这些政策严重影响企业和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原有的活力丧失,这样的经济路径不具备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合法性,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极力避免遵循这类“特殊对象”蕴涵下反一般性法度。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也凝结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类科学发展策略的思想光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市场引导商品,以价格调整生产,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伟大的举措便是得惠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特殊实践。美国保守主义者弗里德曼曾中肯论证:“自由市场仍然是最好的路径,斯密原初教义是正确的,政府的干预无论在何处都会把事情弄糟。”[6]在思考这些“特殊对象”逻辑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在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合法限度内,建立了适度的自由市场,激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从有限的现实经验抽象出具有反思性的合法经济选择,这种思维体现了人类自由思维的必然性,是生产关系实践的历史必然状态。从认识论上说,自由和必然是相联系的,自由是对必然状态的追求,恩格斯也说:“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不是凭空想象,是对“特殊对象”的自由思维,是事物必然性“一般逻辑”的科学思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中生产关系发展规律,它们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背景下规范性经济秩序,是历史与实践的必然选择,具有历史发展逻辑的合法性。

现实实践合法性:自治行为体内在与外在自由颉颃

经济行为规范的合法性,体现于个人的自治行为体身份的行动自由,这种自由是行动自治的表述。行动自治表现为一种最为理性的积极自由,既是对内在本质追求的个人回应,又是满足行为主体的外在自由,表达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颉颃的状态。颉颃追求的是一种平衡力,即内在自由摈弃自由意志选择任性,从自我的精神构造中理性地接受外在自由影响和塑造能力,本质上就是满足环境诉求与主体实践能力的平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亦是如此。从逻辑主项复量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可表述为自治行为体选择的全称肯定命题。国家作为个人共享行动主体,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行为要表述政治共同体的行动自治,就必须建立在所有主体对政治对象的有公共公民权意趣,这种意识的形成在于能契合外在自由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根据中国的国情,从中国的经济实际承载力有限选择满足环境诉求的政策,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第一准则。例如,面对破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临的资金缺少、科学技术落后、管理制度不成熟等发展瓶颈的环境诉求,党中央科学选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外开放政策,进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同样,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在特定环境诉求许可下进行的,即国家提出“鼓励和发展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不同所有制的混合经济”的新思路是在我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巩固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样背景下进行的。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体现了个人自治行为体赋予共享权力主体的行动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环境诉求和经济实践能力的平衡体现,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证明。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根据“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的原理[7],行为主体的代表———中国政府要根据生产力实际的能力级,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的前提下,逐步解决我国经济体制结构调整的环境诉求,来促进我国经济的科学、快速和健康发展。从逻辑主项单量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个人自治行为体选择的单称肯定命题。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取得的辉煌成果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满足了个人自治行为体的行动自治,形成了主体实践的自觉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本质上是社会给予和主体选择之间一种契合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主体通过社会实践对事物价值现实诉求模糊性的排除,是对社会客观发展需要共同选择的断定。共同选择具有塑造主体实践自觉性的自然力量,可使文明的存在成为可能,因为类主体的需要和对类主体需要的满足是主体自觉追求的历史活动。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8]中国人民拥有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自觉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价值断定下一个明确的答案。确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实践个体自身价值与“在的”自身和谐统一,是对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契合结果的心理倾向,因此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心理倾向表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选择信心的无比坚定,一份统计数据结果可以推理出这个必然性事实。2008年11月,国家统计局以调查“社会各阶层思想动态”为目标,展开了关于社会各阶层对党和国家发展方向、发展形势、发展政策评价的调查活动。调查以问卷和实证考察方式为主,数据科学统计:对发展方向、发展前景中选择“很有信心”和“较有信心”的项比例分别为56.3%和35.2%。“信心不足”与“没有信心”仅占3.8%与1.3%。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非常符合”和“基本符合”我国国情的两项比例和高达95.1%。对“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较有信心”以上比例的就占86.4%。从“数”的完全规定性来看,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顺应民心、符合时代的发展形势,中国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到人民的广泛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实践主体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活动。成功的事实也告诉我们,只有这样广泛地得到中国人民拥护和支持,符合时代的发展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才是具有现实实践的合法性,才能有效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事业向前发展。综上所述,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中国共产党人用“至上性思维”思考中国和其他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并利用科学的认识论工具认知的结果,同时,它们具备着现实实践条件,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合法性选择。所以说,确立以科学的经济路径选择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党的科学行为,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深度认识的结晶,盖此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价值旨在为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行动准则。

国外银行进入冲击国内商行竞争市场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制约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因素分析;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对策建议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商业银行竞争力是商业银行综合能力的体现、国外银行的进入会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市场优势产生冲击、治理结构因素、组织结构不合理、制度不合理、整体经营素质因素、资本充足率低造成流动性风险较大、我国商业银行经营规模与业务范围狭窄、金融人才缺乏、外部经营环境因素、资金价格管制的限制、中央银行监管的乏力、实现治理结构创新、提高整体经营素质、创造外部良好竞争环境、推进利率改革,降低银行的不良资产率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竞争尤其是金融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与欧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有待提高。本文着重分析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存在差距的原因,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改革和完善金融业创新机制,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对策。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金融领域国际竞争商业银行竞争力

商业银行竞争力是商业银行综合能力的体现,是商业银行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相对于竞争对手所表现出的生存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总和。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在我国市场占据优势地位,而这种优势地位的产生大多是由我国的政策保护而取得的。但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我国政策的进一步松绑,国外银行的进入会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市场优势产生冲击。我国商业银行在这场竞争中势必暴露出一些潜在的问题,而如何保持住商业银行的持续竞争优势是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发展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制约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因素分析

(一)治理结构因素

1.组织结构不合理。现存的银行机构还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管理模式,部门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各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对经营风险和责任谨小慎微,而对谋取局部的自身利益则违规操作,暴露出从内部而来的机制风险。对基层行贷款权的上收,严重扼杀了基层行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这种贷款项目的层层上报和逐级审批,延误了基层行良好的投资时机,而上级机构为平衡社会关系指令发放的贷款,下级只能听命,如此导致放款项目的评估、决策和运作出现偏差,背负巨额坏账或亏损。

2.制度不合理。在国有独资的产权模式下,国有银行形成了一级法人总行对分行、分行对支行多层次的委托关系。从委托人的角度看,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与银行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不一致,使得国有银行具有内在的政企不分的制度特征。从人的角度看,银行经营管理人员事实上或依法掌握了控制权,他们的利益在公司战略决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种控制往往是通过经理人员与职工的共谋而实现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制度环境的不成熟,银行内部人控制问题尤为突出。

(二)整体经营素质因素

1.资本充足率低造成流动性风险较大。资本充足率(资本与加权风险资产之比)是资产安全性的衡量指标,按《巴塞尔协议》的规定,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必须达到8%(其中核心资本不少于4%),以保障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抵御风险的能力。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远远低于国际大银行的平均值。资本充足率不足的直接后果,是抗风险能力不强、盈利水平低、竞争力差。我国商业银行的自有资金少,在主要依靠债务杠杆运作的过程中,银行的债务过高,即存款占总资产的比重过高,必须留有较高比例的备付金以应付正常的提款需要。而政府长期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干预,导致呆坏账严重,金融资产质量低下,运营成本居高不下,盈利能力低。

2.我国商业银行经营规模与业务范围狭窄。资产和资本总额、分支机构数量、跨国经营状况、是否开展证券、投资、保险等业务都是衡量商业银行规模的主要指标。银行是一个规模效益显著的产业,但在经营规模上我国商业银行明显处于劣势。我国商业银行业务范围狭窄,品种单一。设备也比较落后,不仅电子化和网络化的服务设施层次低,而且服务软件和专业人才的水平也亟待提高。

3.金融人才缺乏。国际金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随着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的发展,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既精通外语、计算机以及国际金融专业知识,又熟悉东道国区位优势、人文状况的复合型人才,同时也缺乏一套合理有效的人才竞争机制。由于普遍缺乏开展国际业务的人才和经验,致使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国际化能力方面的竞争力明显不足。

(三)外部经营环境因素

1.资金价格管制的限制。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利率、汇率管制依然存在,长期的资金价格管制,使得中国的商业银行形成了利率、汇率波动无风险的思维定势,银行缺乏资金价格变动的风险意识,自然就不会主动规避金融风险,创新具有保值功能的金融产品。当银行不能很好地预测、防范风险,势必会降低自身的竞争力。

2.中央银行监管的乏力。中央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监管效果不太理想。目前对商业银行的比例监控与监测仅局限于几张报表,只是作了一下几种比例关系的统计分析,不仅填报的数据真实性差,而且也缺乏必要的计算机汇总分析,缺乏硬性的考核办法和强硬的监管机制,无法迫使商业银行自觉调整各种比率。同时,商业银行内部缺乏必要的专门管理机构和人员,对比例监管只是应付,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这些都使中央银行的比例监控、监测流于形式。

3.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国有企业改革举步维艰,商业银行深受其累。由于商业银行受命于政府,将贷款发放给国有企业,而不是最安全的客户,在企业亏损倒闭,国有企业转型过程中这些贷款便成为银行的呆帐或坏帐,无处可寻。

二、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一)实现治理结构创新

1.组织结构创新。通过兼并重组与整合,逐步成为金融控股公司,达到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花旗集团和汇丰控股公司发展的道路,为我国银行组织结构的调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金融控股公司是一种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企业组织形式,作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组建控股集团,是组织结构创新的有效选择。

2.制度创新。应该进行规范的公司化改造,一是规范董事会的权利,推广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二是合理安排股权结构,促进股权结构合理化、多元化;三是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建立明确的业绩考核与评价体系、建立董事会决策责任制度来实现。

(二)提高整体经营素质

1.加强经营管理,提高资本充足率,化解不良资产。通过减少信用放款,增加担保、抵押放款,压低银行风险资产占全部资产的比重;建立风险准备金制度,以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损失;以分拆、合并重组的上市融资方式募集资本金或准许其发行长期次级金融债券补充附属资本;尽快处置银行的不良资产,利用呆账准备金制度;适量注入财政资金;成立专门的不良资产清理机构等来化解银行的不良资产。

2.开拓业务领域,创新金融产品,实现电子化技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应积极开展网上业务,开展个人理财业务,开辟中间业务新领域,拓展国际银行业务,加快国际化进程。适时把握混业经营商机,推动业务持续发展,进行服务品种创新,拓展会计事务、融通保管等业务范围。此外,还应开展资信调查、财产评估等高附加值的知识型业务,发展保函、贷款承诺和备用信用证等信用服务方面的业务。总之,我国商业银行必须转变观念,学习欧美等国家金融领域的先进经验,加强管理,提高经营效益。

3.选拔高级人才,引进培育高素质专业人才,充实人力资本。应根据人才结构现状、内部结构、发展需求以及人才使用的成本采用不同方式、不同渠道进行选拔、引进和培育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的同时,还要完善对优秀人才的激励与管理机制。

(三)创造外部良好竞争环境

1.推进利率改革,降低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利率市场化,银行把利息和客户风险挂钩,银行不必惜贷,当认为某企业预期风险较高时,可上调利率,使风险通过利率溢价获得化解。

2.转换监管主体职能,加强宏观调控,促进合理竞争。中央银行应加强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监管,督促商业银行改进和完善经营管理体制和组织体制,同时建立和完善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制定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南。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完善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促进合理竞争。

3.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经济改组,优化国有经济结构,活化国有资产存量,以有效化解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风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施科学管理,切实提高服务质量,构建我国商业银行的特色文化,有效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戴相龙等.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

2.曹凤歧.中国金融改革、发展与国际化[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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