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17 03:45:28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1
对跨国银行进入一般动因的研究很早就在理论界展开。最主要的成果就是邓宁的“折衷理论”（ILO理论）。这一理论最早产生并应用于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后来有关学者将这一理论延伸到跨国公司领域和跨国银行领域。根据这种理论可以认为，跨国银行的进入是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和所有权优势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advantages）。在企业利润最大化和外部市场不完全两个假设前提下，内部化优势是指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的使用实行内部化的能力。因为内部化使用，可以比非股权式的转让带给无形资产所有者以更多的潜在利益。对于跨国银行来讲，内化优势可以细分为五个方面：资金在跨国银行之间转移的可能性与成本、客户合同的有效性、转移定价的控制、信息收集网络和盈利波动的潜在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中间产品难于定价、商业机密难于保护，存在着不完全的外部市场。为了克服外部市场缺陷，跨国银行必须通过其信息和客户资源优势的跨国界延伸，组织内部市场来保存其特有优势。商业银行跨国经营与整个国家经济的对外战略有着紧密的关系，银行业作为一种虚拟程度较高的经济形式，无论如何对实体经济都存在着依附关系，实体经济对外投资的增长必然会带动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发展。
所有权优势（Ownershipadvantages）。这主要表现为企业所拥有的某些无形资产，特别是专利、专有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由于国际专利制度或技术本身的复杂性，使得该企业在某个时期在这些资产的拥有上具有排他性的权利。跨国银行的所有权优势体现在：熟练员工与管理才能的获得性、有利的金融资源、广泛而高效的银行网络、跨国经营知识与经验、服务特殊客户群的技能、信用状况、银行产品的差别化、影响力等等。所有权优势是跨国银行海外经营的优势中最重要的一项，因为拥有这一优势意味着跨国银行能够克服东道国银行的在位优势，从而拥有与这些国内银行进行平等竞争的能力。
区位优势（Locationadvantages）。这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存在的阻碍出口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者使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前者如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后者如劳动成本相对便宜、优惠的吸引外资政策等。区位优势是造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跨国银行的区位优势可以细分为：管制框架、有效的利率差异、不同的经济状况、银行的国别性、社会经济差异。在银行的跨国经营中，区位优势只是作为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发挥作用。其无法单独解释跨国银行为什么能与国内在位银行展开有效竞争。
在以上这三种优势的基础上，学者们又不断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解释跨国银行海外投资的动力，如“追随客户（Clientfollowing）”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跨国银行进入的基本动因。
二、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动因
用以解释跨国银行海外投资动因的理论有很多，但是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现实情况。鉴于我国对外经济开放的国情和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状况，笔者试图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驱动力进行简单的定性分析。
客户服务的需要。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外资银行必然更快地进入中国市场。正如前面的内部化优势里讲到的，银行业作为一种虚拟程度较高的经济形式，无论如何对实体经济都存在着依附关系，实体经济对外投资的增长必然会带动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发展。银行业是一个信息敏感性行业，在银行业市场开放初期，外资银行往往出于为其所在国客户服务的需要，跟随客户进入中国市场，为其客户提供比中资银行更加完善的服务，以维护其长期所形成的客户关系。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取决于其在中国潜在市场的大小，潜在的市场份额主要来自于其所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数量和规模。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及全球产业经济的调整，使得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日益增强。我国对外市场开放的步伐逐步加快，对外国资本进入的地域、数量和股权的限制逐步取消，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成为国际银行抢滩中国最为直接的动因。如美国摩根大通银行与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德国德累斯登银行与德国西门子公司、日本东京三菱银行与日本丰田公司等。
全球布局，抢占市场。如果东道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较高，而且社会平均资本收益、预期经济增长率和股票市场资本化程度较高，但银行业税率、东道国国内银行的平均效率较低，跨国银行就可以充分发挥其自身的比较竞争优势，利用高效率的经营在东道国取得高额利润。因此，外资银行正是在看好中国市场良好的发展潜力和投资环境的情况下，利用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银行业经营效率低且不良资产率高，难以与外资银行形成有力竞争的机会，抢占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作为其全球资产配置中具有增长潜力的业务单元，以延续其盈利的增长期。
广泛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地理位置、人文环境、双边贸易量等均对国际银行决定是否进入存在影响。在中国外资银行市场上一直非常抢眼的汇丰银行，与其总行起源自香港不无关系；同样，作为东亚经济圈内重要的经济主体，亚洲的跨国银行尤其是韩国和日本的跨国银行构成了我国外资银行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
分散经营风险。按照马科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随着跨国银行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投资范围的扩大，原先在一国经营时的某些系统风险在国际范围内可以通过国际投资组合变为风险系数有效降低的非系统风险。考虑到银行本质上经营风险的特征，降低风险水平显然有利可图。中国持续了二十余年的稳定发展造就的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态势，尤其是中国经济在亚洲的金融风暴中的优异表现，无疑提升了中国在国际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这种信息的提升对于跨国银行选择中国作为全球风险战略的重要环节无疑非常具有影响力。
外资银行在技术、管理、服务网络、资产质量、资金能力方面的优势以及足够的动力和能力使得其在华市场上的份额必将逐步扩大。外资银行可能不会耗费最大的成本来建立庞大的机构网点，而是更多的通过外资并购的形式入股中资银行，这样一方面可以绕过政府的政策限制，规避对外资银行网点和业务领域的限制，更快的抢滩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中资银行积累的客户资源，通过入股、从地域、业务范围和客户群三个方面更广泛地深入中国市场，既快速扩张自己的网络，又消灭了竞争对手。
参考文献
[1]赖建平，试析跨国银行理论[J]，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3期
[2]李扬，《中国金融发展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
【论文关键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动因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2
(一)优势竞争理论
优势竞争理论来源于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的着作《国家竞争优势》,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波特根据当时的企业竞争优势和产业竞争优势情况,从微观企业竞争优势向国家层面的宏观竞争优势进行理论和实践推导,得出各国企业、产业以及商品在竞争优势上的表现千差万别,特定产业和企业在微观层面上的竞争优势具有累加和循环促进效应,进而形成整体性竞争优势,波特以此为根据,发展创立了用于分析产业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如图1所示,该模型表明了国家内形成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具有互助促进作用,关键要素的非均匀性强化会影响产业的升级潜力。
(二)“后发性”优势理论
“后发性”优势理论特指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以引入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学习国外成熟经验的方法而取得产业较快发展的模式,以开放的姿态而取得跨越式发展。这一产业优势理论的创立者为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他在总结上世纪六十年代意大利和德国战后重新崛起经验的基础上,以“落后优势”和“落后条件下的有利性”研究发展了该理论,格申克龙认为落后地区通过采取有别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更有可能实现较高的发展速度和产业繁荣状态,理由是相对落后的经济状态为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这种发展的空间性包括了制度性利好和技术性潜力等优势,通过积极的发掘,落后地区的潜在发展动能可以得到迅速释放,做到经济增长的“后来居上”。
(三)产业间比较优势理论
1.内生性比较优势理论。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将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扩展,由传统的既定经济结构最优资源配置过渡到经济结构与技术的互动演进,发展出内生性比较优势理论。杨小凯认为产业内生性比较优势和外生性比较优势区别在于比较前后的生产率差异,前者是基于生产方式和专业化的事后选择,可以在生产条件类似的国家间产生,不同的专业生产决策产生了不同的事后生产率差异;后者是由于先天性生产条件差异而产生的贸易效率区分,基于要素资源禀赋的相对和绝对差异,是由事前产业差异就决定了的。比较而言,内生性比较优势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具有更强的指导性意义。
2.传统产业优势理论。传统产业优势理论经历了由“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发展过渡。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主张社会主体以特长分工而进行专业化生产,实现全社会的最大化福利,分工在国家间进行就产生国际贸易;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突出了落后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认为只要具有产业比较成本优势就可以进行国际贸易,获取额外收益;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产品价格的差异最终来自国家生产要素相对存量差异,进而产生的比较优势决定国家间产业贸易的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和相对比较优势理论都设定了既定的生产要素禀赋条件,相对劳动生产率差异衡量的技术水平决定比较优势的形成,而要素禀赋论恰恰相反,以既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为设定依据,更多强调比较优势来源的要素存量因素。
3.产业内贸易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的解释既有经济学家林德的“需求相似理论”作为铺垫,也有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补充完善,前者认为产业的初始状态为国内经营,产业的外延和国际化是因为国内市场的饱和或偶然因素作用,属于被动外延,且一般都限定在需求和国民收入水平近似的国家之间进行,理由是需求和收入差异较大的国家和地区间交集产品较少,产业内贸易联系程度低。克鲁格曼认为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是产业内贸易建立的基础,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产业间贸易和规模经济基础上的产业内贸易具有共容性。林德和克鲁格曼的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向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转变基础上,以规模不变向规模递增为假设,较为贴近现实,发展了传统产业比较优势理论。
我国优势产业理论研究发展的四维视角
核心视角。基于核心视角的优势产业研究将产业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作为定义基础。王德强(2008)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产业经济发展的核心环节是区域地理、文化、要素及劳动力生产优势,区域经济发展潜力通过优势产业集群效应得以体现,因此,建立区域经济优势要以建立区域内产业竞争优势为先导。基于核心视角的优势产业理论研究为区域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初始行动参考,相关的产业竞争优势领先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处于较为成熟的阶段,二者之间的结构相关性实证探析处于起步和探索过程。
产业视角。产业视角的相关研究以发展速率、行业关联以及经济增长贡献率作为基础。刘国庆(2010)将优势产业界定为在经济总量中占据权重较大、运行状态平稳、财务指标良好、资源利用效率高和进一步发展潜力较大的行业或产业,这类产业在既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都可以产生较高的投入产出比;李文学(2009)从产业的结构升级潜力角度对优势产业进行定义,认为优势产业可以指引产业升级,利税总量较高,既可以由关联性产业组成产业价值链,也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形成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产业网络。
贸易视角。国内关于贸易视角的优势产业研究以竞争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展开。孙友林(2011)认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优势产业概念对等,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的结合实际上就诠释了国家和地区的优势产业;吴志兵(2009)指出,地区经济的功能定位是优势产业基本立足点,在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地区的既定比较优势可以转化为产业内竞争优势,在国内和国际不同建设层次的市场中,优势产业在经济价值链条总具有影响力大、绩效高、市场空间广阔的特点。张亚林(2010)认为对于优势产业的界定不能局限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任何的偏颇都会导致概念混淆、指代不清。
综合视角。从综合视角出发的优势产业研究在贸易视角的基础上增加了主导产业理论,即优势产业概念包含主导产业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三个部分。赵坤鹏(2011)指出地区间发展的比较优势可以构成区域优势产业基础,地区间在自然资源、劳动力、地理位置和文化历史、科技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可以导致不同的空间和时间性投入产出比,进而体现地区产业竞争优势。洪建军(2010)认为优势产业首先必须是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主导产业,可以利用自身资源优势进行规模化生产,构成国内生产总值的较大比重,一般是以处于支配地位的行业或产业集合的形式存在。综合视角下的优势产业界定更为全面,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的概念。
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动态变化和可持续发展
(一)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
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是针对区域优势产业甄别而言,重点突出了在区分同一地区内不同类型产业比较的同时,还要注重不同地区间的同类型产业对比,将优势产业的界定放大到更大的范围内,产业的比较由区域内走向区域间。在区域间的产业比较中,用于比较的个体或集体间必须具备经济水平相当的特征,以此来避免对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产业优势而导致的无效现象,即不发达地区潜在优势产业可能会得到虚假评估,丧失优势地位。优势产业具备现实发展条件时,无论是大产业划分,还是产业内部细分,其范围都不再局限于一个或一类产业,多层次的产业集群优势得以呈现。图2说明了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
(二)优势产业的动态优势变化
国内外关于优势产业的研究大多突出和承认外生比较优势在产业发展起步阶段的重要作用,生产要素禀赋优势对地区产业专业化的长远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一般来讲,在认定产业具备外生性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企业和政府的共同投入可以使得产业进一步向内生比较优势发展,集专业化生产、规模经济、人力资源优势、产品富集性、需求供给因素和交易效率于一体的发展优势可以促进产业发挥领先作用,并推动相关产业成长。需要注意的是,后发性产业优势的形成需要在规划之初就制定相关的后发优势战略,学习和引进优势产业技术,借鉴先进制度管理模式,优势产业的领先地位实际贯穿产业发展进步的全过程,后发优势战略的制定实施对于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形成具有加速作用。优势产业动态变化过程如图3所示。
(三)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包含狭义的环境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包括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特性,产业竞争优势的可持续贯穿整体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当一个行业可以及时的制定并实施能够创造高额市场价值的战略,而任何的产业竞争对手和潜在进入者都无法及时的跟进或模仿这种战略,并且缺乏进入的能力和信心,就可以认为产业具有优势性和可持续性。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特性来自于七个方面,分别为产业环境、产业战略资源、产业核心竞争力、产业战略执行能力、产业内人才能力、产业文化以及产业创新力。获得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依靠耐心和长久经营,可持续竞争优势维护不能在当下就产生额外效益,即便是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是长久化行动。
结论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3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同时，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以后，中国已向国际社会作出相应承诺，正在从组织建构与管理制度上与WTO接轨，在更大程度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采取与时俱进的理性态度。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4
关键词：民族地区；欠发达；县域经济；产业定位
中图分类号：F12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6)06―0046―06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县域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区域经济板块或区域经济单元，是介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之间的一种区域经济，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连接点。具体说县域经济是在行政县地域范围中，对内以县城为中心、以村镇为轴点、以农村为落点独立发挥综合经济功能的宏观经济单元；对外是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国内外市场变化具有灵敏反映的微观经济单元。县域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这种独特作用，在改革开放后受到关注和研究，县级行政区域潜在的经济功能作用开始得到发挥。“县域经济”这一经济学概念在十六大报告中首次被写进党的文献，正式纳入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在统筹城乡发展，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提高农民收入中起着关键作用。
发展县域经济的核心在于根据县域自身的综合优势或独特优势，遵循一定的经济理论合理定位主导产业、相关产业和配套产业，以加快县域经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由于历史、经济、资源、人文、区位和市场等经济要素在区域之间存在差异性，导致县域经济发展失衡，不仅仅是发达县域经济和欠发达县域经济存有差异，欠发达地区的各个县域经济发展也极不一样。贵州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就存在着比其他欠发达县域更为突出的贫困和环境问题。因此，在县域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主导产业的选择也就存在特殊性。以此为研究目的，本文试图利用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一般理论，结合贵州民族县域的经济特征，从一般性与特殊性结合的角度对欠发达民族地区县域经济产业定位理论进行探讨和实证分析。
一、贵州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特征分析
贵州是典型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欠发达是一个相对概念，有关经济发展的文献中，欠发达包含有比较的意思，即有些是比较发达的，有些是比较不发达的，而且隐含着有潜在的，目前尚未开发的能力。所谓欠发达地区，根据陆立军教授的观点，是指受历史、区位、观念等条件的限制和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影响，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上有着较大的差距；但经济和社会发展又具有较大潜力，资源较为丰富，生态环境尚未受到严重破坏，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创新，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有可能实现高速发展的区域。
欠发达民族地区经济相对一般欠发达地区而言更为落后。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民族成份56个，其中世居民族有汉、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回、白、瑶、壮、毛南、蒙古、仫佬、羌、满族等17个，少数民族人口1477．55万人，占贵州总人口的37．85％，是全国少数民族超过千万的三个省区之一。2005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仅为全国的1．065％，人均GDP仅为全国的36．12％，而黔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人均GDP，又仅为全省的84．24％，一些民族县域如平塘县人均GDP仅仅只有全省的46．62％。贵州人口密度高于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为0．8亩，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的59．67％，城镇化水平比全国低16个百分点，工业化水平比全国滞后10到18年，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能力有限。贵州地势西高东低，平均海拔1170米左右，全省境内山峦起伏，地貌地形复杂，气候多样，自然景观独特，热量充足，雨水充沛，是一个典型的亚热带高原山地区域。历史上，少数民族聚居地多在喀斯特地貌的山区地带，喀斯特式贫穷和山区型资源环境是形成县域经济特征的基本元素。据此，对民族县域经济特征进行分析，其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人均可耕地少、传统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差，规模发展的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生产效率低，减少农民和富裕农民成为相当一段时间的主要目标；产业结构不合理，处于“一产穷、二产小、三产弱”的状况，经济发展缓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平台过小；城镇化进展缓慢，二元经济明显，农民增收困难，贫困群体庞大；人力资源素质低，主要是农民文化素质低；离中心城市较远，受幅射影响弱；经济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低、市场观念薄弱；还有就是地面资源优势趋同等。山区民族县域经济也显现有相对的优势特征。首先是后发优势强，随着交通、信息、市场等要素条件的改善，县域内潜在的特色优势逐渐显现，合理利用比较多样、丰富的资源和抓住相对广阔的市场，县域经济就可以上台阶；其次，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的山区，由于经济欠发达而使生态环境尚未被破坏、丰富的自然资源保存比较完好，有利于吸引外来投资；再有就是可以借鉴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绕过发达地区走过的弯路，实现县域经济的跨越发展。
二、贵州民族地区县域经济产业定位的理论框架
所谓县域经济产业定位是指在县域内合理确定主导产业、相关产业和配套产业。主导产业又叫支柱产业，经济史表明，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总会有某些产业的份额迅速增大，并有较高的生产率、较快的增长速度，以致在产业结构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正确选择主导产业必须有相应的经济理论指导，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经济环境下，这些理论要解决诸如主导产业的定位产业、主导产业的定位方向、主导产业的定位组织形式和运作机制等问题，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就形成了一个理论框架体系。由贵州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特征和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相关理论决定，形成的一个相对统一的欠发达山区民族县域经济产业定位的理论框架概括为：以产业定位为内核，结合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特征，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陷井理论说明了支柱产业的优化选择；产业结构理论说明了三次产业从“一、二、三”向“三、二、一”转移的非农化的发展方向；产业集群理论说明了产业的有效组织形式；市场和规制经济理论说明了产业的运作方式。其框架结构如下图所示：
1．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理论。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书中阐述了比较利益法则，后来，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补充，指出国家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着贸易的流动方向。根据比较利益法则，假定在两地区资源禀赋比较优势中，即使一个地区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比另一个地区的效率都低(与其他地区相比都处绝对劣势)，仍然存在互利贸易的基础。这第一个地区应当专业化生产和售出绝对劣势比较小的商品(这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绝对劣势比较大的商品(这是处于相对劣势的产品)。这一理论从系统上看可以视为县域经济产业定位的基础理伦。它要解决的是县域经济产业这个子系统在一个大的区域经济系统中如 何定位的问题。依据该理论，每一子系统只有找到自己的资源特色并发挥出这种比较优势，才能在大系统中找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是，许多实证显示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经济环境下，存在着比较优势陷井。从欠发达山区县域看，最容易跌入的陷井有三种：一是急于把优势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而破坏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二是对市场的短视，对优势产业错误定位；三是历任县域主官出于对优势产业的偏好和政绩需要，优势产业定位是一任一定。由此，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和比较优势陷井存在选择上博弈，其结果对产业定位至关重要。
2．产业结构优化理论。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主要在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转移上，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的假设看，发展中国家是由两个部门组成的，一个是传统的、人口众多的、仅仅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农业部门，这个部门的主要特征是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经济是剩余劳动经济。第二个部门是城市中的现代工业部门，这个部门具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也是接受农村剩余劳动的部门。这一模式说明，在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因此把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转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中，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就会提高。英国经济学家费希尔教授认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并没有穷尽全部经济活动，于是提出了第三产业的概念，克拉克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书中运用三次产业分类方法研究了经济发展同产业结构变化之间关系的规律，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深化了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的研究，把第一、二、三产业分别称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众多的研究表明三次产业互为因果，互为市场，彼此存在供求关系，呈“一、二、三”向“三、二、一”的转变趋势，转变的动因是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一般情况，城市对第三产业的需求较高，农村对第三产业的需求较低，经济落后的地区第三产业发展困难，城市消费溢出为解决这道难题提供了新思路。欠发达山区民族县域经济的基本特征体现在三次产业上就是“一产穷、二产小、三产弱”，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和非农方向是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必然选择。
3．产业集群理论。空间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一切经济活动在什么地方进行和为什么在这些地方进行均受一定规律的支配。从马歇尔在1890年《经济学原理》中外部经济理论和韦伯在1909在《工业区位论》中集聚经济理论的提出，到1990年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产业集群概念的提出，空间经济学理论不断地在演进。波特指出：产业集群是指某一特定产业的中小企业和机构大量聚集于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而形成的稳定的、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集合体。产业集群之所以能引起广大学者和实践者的关注，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提升竞争力的经济学研究热点，原因是作为一种有效的产业组织形式，存在外部效应、竞争效应、自组织效应、溢出效应等内生动力。我国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和实践有别于西方建立在现代高科技产业上的集群理论，立足于国情和各地的区域实际，形式多样，如浙江县域经济就是“特色产业集群经济”的区位型产业，即依靠地理条件确定产业定位并构建区域性的产业带或产业集群的方式存在。欠发达民族县域经济产业存在着规模小、效率低、投入少、竞争弱等问题，利用好产业经济学的这一前沿理论，借鉴发达地区的产业集群经验，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发展的有效途径。
4．市场和规制经济理论。在众多的发展经济理论中都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由于“市场失灵”在发展中国家的特定环境中更为严重地存在，国家(政府)必须在经济发展中起发动、组织、指导甚至控制的作用。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以及政府与市场结合型，政府主导型往往是发展中国家的选择。规制经济理论强调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规制行为要有助于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和整体福利的增加。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的大趋势下，我国经济体制逐渐由封闭经济转为开放经济，因此，县域经济产业的市场定位超出了地区小市场和国内的单一市场，地区性的产业发展将更多地与国际和国内的大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根据市场的需求种类和需求弹性选择主导产业并确定产业的定位。欠发达山区民族县域经济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都较低，市场功能存在缺陷可能导致“市场失灵”，反过来，政府对产业的强力主导也容易导致“市场失灵”。实行市场运作，要把避免“市场失灵”作为市场运作的基准原则。
三、贵州黔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平塘县产业定位实证分析
平塘县是典型少数民族聚居山区的部级贫困县，行政区域总面积2815．6平方千米，耕地面积1．4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41．05％。辖9个镇，10个乡，241个村民委员会，7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30．06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35万人，少数民族人口18．01万人，占总人口的59．91％。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有布依族、苗族。主要矿产有煤、铁等十余种。近年来，摆脱贫困成了平塘县历届党委政府蝉精竭虑的首要大事，在几年来的实践中，经过不断加深对县情与国内外经济动态的把握和认识，平塘县对县域内支柱产业、相关产业和配套产业进行了合理定位。
1．在资源禀赋的比较选择上，三次对主导产业进行了优化。从“烤烟、畜牧、旅游”到“畜牧、旅游、烤烟”再到“旅游、畜牧、烤烟”的比较优化选择，这个选择的科学性在于：一是基于对平塘县的旅游资源具有丰富性、独特性和唯一性的比较优势认识，规避了“穷种烤烟”等比较优势陷阱，找准了一条开拓县域经济、促进城乡全面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业发展路子。由特殊地质地貌构建的自然生态和民族风情等特色旅游资源构成了平塘五大旅游绝品。①以掌布“救星石”世界地质奇观为主要特色的国家地质公园，②以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射电天文望远镜项目建设优选场地组成的中国最大的大窝凼漏斗群景区，它由岩溶漏斗、落水洞、天坑以及溶洞组成的，既是观赏和研究漏斗的最佳地，又是体验天文科学奥秘的最佳处，③以“玉水不夜天”山水实景剧场演出的卡蒲毛南族风情展示文化旅游，④以甲茶南国风光为主的度假休闲旅游，⑤以拉安峡谷生态为主的体验旅游；二是基于对我国已进入人均GDP1，700多美元时期，“体验经济”和“休闲经济”呈快速成长势态的市场认识。统计显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就会产生体验和休闲需求，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踏入休闲经济发展的门槛。而城市人均GDP要数倍于欠发达地区从而产生消费溢出，成为体验和休闲产业的主要消费源；三是基于对该县地处中心城市省会贵阳的幅射圈内，容易吸引投资和城市的消费溢出的区位优势的认识，目前贵州旅游线路从产品空间分布已形成以贵阳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延伸的精品旅游线，平塘正处在向南沿伸至广西的绿色喀斯特和布依、水、瑶民族文化旅游线上，交通状况良好。正是这个定位使旅游产业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一举获得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射电天文望远镜、国家地质公园、AAA级旅游景区和国家自然遗产四张“名片”，完成了省内其它景点用二十年才走完的发展 历程，有力地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2．结合县情实施“农业稳县、工业强县、三产活县”的三次产业发展战略。典型的农业经济是平塘县的根本县情，城镇化水平不到10％，2005年，平塘县一、二、三产业的结构为45：23：32，人均GDP为234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650元。近年来，以减少农民和富裕农民，改变二元经济结构为目标，实现产业结构向“三、二、一”转移的具体措施有：一是依托城镇发展三产。通过设立工业聚集区，扩大城镇规模，促进人口向城镇集中，力争县城人口达到5万人，由此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活跃县域经济；二是实施非公经济活县战略。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非公经济快速发展，目前，全县个体工商户2477户，私营企业由2001年的17户增加到34户，非公经济纳税在县级财税收入中三分天下有其一；三是在旅游业的带动下，固定资产投资、农民人均纯收入显著增加，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增加到32％，对GDP的贡献率为45．19％，拉动经济增长5．41％，是一、二、三产业中拉动力最强的；四是创造条件促进城乡就业。几年来农村劳务输出近5万人，其中有组织输出0．43万人次。平塘县第十次党代会报告中指出：到“十一五”末，第一产业年均递增2．48％，第二产业年均递增15．1％，第三产业年均递增15．48％，一、二、三产业的结构由目前的45：23：32调整为31．2：28．8：40，城镇化水平达到30％的产业结构的非农发展方向。
3．通过产业规模发展来提高县域经济的竞争力。平塘县为解决产业发展中呈现的投入不足、规模小、效率低、竞争力弱等问题，在产业组织形式上采取了具有县情特色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首先在旅游产业组织上形成了“县旅游公司主导，相关企业、景区和农户共生”的旅游产业集群。在打造“世界地质奇观旅游县”为目标的旅游产业发展上，由政府主导制定《平塘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确定旅游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和发展步骤，统筹食、住、行、游、购、娱等旅游相关产业共生发展，共同提升旅游资源文化内涵，打造具有强势竞争力的旅游品牌，为促进旅游的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平塘县在旅游规划中把“乡村游”纳入集群内，政府对凡是自愿参加“农家接待”的农户给予支持，补助部分美化环境、修整院落、修缮旧房的资金和物资，并发放接待准入证、规定接待的质量和价格。如掌布村参与“乡村游”的农户有280多户，他们有的开起餐馆，有的办起旅店，有的专门养殖，有的一心种菜，有的从事工艺品制作，有的购车运客，形成了产业组织网络联系共生的群落，2005年接待旅客10．2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的80％以上直接惠及千家万户。其次是加强工业园区的规划建设，如平湖规划为旅游产品、民族特色产品和农产品的加工业为一体的轻工业园区；通州规划为以中草药业加工生产为主的工业园区；克度规划为以建筑材料生产为主的工业园区等。这些园区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电力资源，形成开发合理有序、规模效益明显、加工链条长、资源利用率高、产品种类多的优势产业集群。
4．县域经济发展既有政府经济规制更有市场支撑。平塘充分认识到平塘县域经济这匹“小马”拉不动农村经济这辆“大车”，因此市场运作思路十分清晰：一是加强与邻近省份、县市的联系，充分开拓旅游市场。通过区域旅游一体化推出精品旅游线路，共创区域旅游品牌，增强整体竞争能力，以此加快旅游市场化运作进程，使旅游发展由政府主导逐步向市场主导过渡，实现旅游产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二是坚持走招商引资的路子，借助资本市场发展平塘。招商项目突出旅游、工业、农业产业化、重点吸引大型企业、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通过招商引资激活县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2005年在旅游业的强力带动下，全县招商引进资金15，058万元，同比增长91．3％，财政收入增长16．3％。三是放宽经济性规制，树立经营城市的理念，拓宽经营城镇的思路。以经营土地为核心，房地产市场为重点，创新管理体制，转变经营方式，对公用设施的经营权、使用权实行有偿转让，实现城镇发展投入与产出的良性循环，促进以城养城，以城建城，以城兴城。四是提高农村的市场观念。如新寨村种植业形成规模后，果贱伤农和欺骗客商的问题凸现出来，为解决好生产与市场的矛盾，新寨村广泛与新闻媒体合作，加强宣传，引起更多客商的关注。该村2001年在全县成立第一个果蔬协会，把种植户组织起来，建立起“果农+协会+商家”的经营模式，现在常年与协会保持联系的客商有50多个，有效解决了销售难问题。产品远销贵阳和广西、重庆、广东等地，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5
区域发展是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
2017年2月26日，由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发起并举办的“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立大会暨第一次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论坛以“区域发展：新形势・新思路・新举措”为主题，聚焦区域经济发展重大问题，得到与会嘉宾的热烈响应。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工作执行小组成员兼秘书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应邀接受了包括《财经界》在内的媒体采访。
问：我们知道，当前关于区域经济的组织已经有不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何还要成立“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论坛成立的背景是什么？
曹文炼：经济区域是国民经济体系的空间结构和重要热荨G域经济研究主要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及发展规律，研究如何在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实现全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区域经济效益、促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为各级政府的公共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首先由范恒山、杨开忠、金碚、肖金成和我本人，我们五人倡议提出。我们各自在不同岗位，都长期组织参与有关区域经济的大量研究工作。后来，经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三个机构共同发起，邀请长期从事区域发展理论、政策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专家和中青年新锐加入。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嘉宾合影
这一论坛将打造一个研讨中国区域经济理论、政策和实践的高水平学术平台，深化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建议，推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
问：论坛成立的必要性和意义是什么？
曹文炼：制定和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确保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十以来，党中央更加重视制定实施我国深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在深入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提出并重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同时加大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呈现良好局面。同时也应看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国际经济政治新形势，不同地区的发展出现了分化态势，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新的问题和许多挑战，需要新的思路和举措。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的成立，旨在更好发挥各方面的优势形成合力，进一步助力提升我国区域经济的研究和政策制定水平，为促进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区域政策制定实施和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问：“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的组织特点是什么？
曹文炼：论坛成员由长期致力于区域发展理论、政策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具有较大影响的专家组成，分为荣誉成员和正式成员。论坛倡导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探索精神和自由讨论、平等交流的学术氛围，论坛工作机构为论坛工作执行小组。论坛工作执行小组负责论坛成员的推荐、研讨会议的组织和涉及论坛的有关事项的研究审议。论坛成员在论坛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均遵守国家法律规定，论坛成员中如有违法行为受到法律追究的自动除名。
我们与目前国内其他50人、40人论坛的不同特点，主要在于研究领域的专业性，专注致力于区域经济重大问题和政策研究。此外，我们不像其他论坛设立领导机构或和学术委员会，论坛成员分为荣誉成员和正式成员，不论级别和职称高低，均具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由上述五位论坛倡议人组成论坛工作执行小组，履行论坛召集组织等职责。论坛工作执行小组秘书处设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三个发起单位都派人参加，负责论坛日常工作。
问：未来，“中国经济50人论坛”将以何种形式进行？近期研究方向是关于什么？
曹文炼：论坛每年举办全体成员参加的年会，汇聚全体成员的最新研究成员，决定论坛有关组织事项;召开部分受邀成员参加的不定期的专题研讨会，研究有关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专题。论坛成果以适当形式在内部提供区域经济决策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并有选择地向社会公开发表。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6
应该说，2010年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论战相当激烈，但在这种讨论的背后却缺乏对核心问题，即中国的政治优势的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的政治优势”专题使读者能从一个新的视角去审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厘清了人们的认识，引领了社会思潮，有利于凝聚共识，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
策划反响：“中国的政治优势”策划专题推出后，引发舆论热议，绝大部分读者表示人民论坛杂志邀请多位知名专家撰文，分析到位，推出及时，提高了人们思想认识；但也有个别网友对调查结果、主要专家文章的观点表示了不同看法，甚至有网友极端地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政治优势，所谓的政治优势是个伪命题。
正因为存在争议，厘清中国的政治优势非常有必要。这一问题也受到了广泛关注。据不完全统计，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等200多家媒体在相关显要位置转载、评论专题相关文章。策划专题也引起有关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及批示。学术界进行了积极的回应，特别是一些学术类网站，如“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门制作专题对“中国的政治优势”进行讨论。
■质疑与回应
质疑一：有网友表示，“守住政治优势”是个“伪命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陈红太回应：这里可能包含有一些对这个问题看法的不同视角。比如说从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否有利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来说，30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的成就应该能够作出正面积极的回答。国家和社会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体，如果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以及现代化建设之间，没有相互的适应性和推动促进关系，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怎么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以及经济社会自由化、法制化建设等方面的快速推进，如果仅仅从经济社会领域的制度变迁来解读，很难得出必然性的答复。因为满足这些经济社会制度要求的发展中国家很多，那怎么没有取得像中国这样让世界震惊的成就。所以，中国正在运作的政治体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能够满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不能说是个伪命题。
但如果我们撇开经济社会与政治相互关联性的视角，无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成就，仅从单纯的形式民主或民主等西方政治建设的经验甚至教条出发，或者从是否解决了权力过分集中、党政分开，是否比较好地限制和杜绝腐败，使权力运作真正实现了法制化、公开化、程序化、规范化等等问题出发，当然又会形成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质疑二：有网友认为，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是搞市场化改革的结果，与政治因素或政治优势没有什么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张树华回应：不能否认中国成功的政治密码。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话题越来越热。在热议“中国奇迹”的背后，一些西方研究者喜欢多讲“中国模式的经济成就”，不谈或者有意回避“经济成就”背后的政治因素或政治优势。国际上一些汉学家，不遗余力地试图从中国文化传统等领域寻找中国成功的历史密码，视而不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因素。以西方政治模式和政治价值框架观察和解释当代中国问题，不仅很难全面理解中国模式的“政治内涵”，同时也不可能找到中国成功的“政治密码”。在追求民主、自由的同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陷入种种理论或认识误区，比如：将民主口号化、将民主概念过于片面化、意识形态化。（来源：2011年1月，《红旗文稿》）
质疑三：有网友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比较优势，要民主就要学西方，搞三权分立，多党制。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7
经济全球化是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尽管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全球化给予不同的界定，这次发端于二十世纪中后期，深入渗透到全球经济方方面面的变革，的确已经改变并正在改变全球经济格局。[1](301-327)经济全球化体现在全球经济的若干领域：在贸易领域，表现为商品和服务的国际化；在国际金融领域，则涉及到全球资本的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的链接，以及各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的一体化；还涉及到全球知识产权的开发与保护等领域。[2]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货币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3]简单地说，经济全球化是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流动的最优配置的过程。显然，流动性是经济全球化最主要的理论特征。
一、供应链与全球生产形态
经济全球化导致生产形态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企业面临的是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这种环境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就要求企业建立具有敏捷的生产系统，于是产生了“跨越企业组织边界，作为一个完整的流程共享经营资源和信息，以整体优化为目标，彻底消除流程中的浪费的管理技术”，[4](81-88)即供应链管理技术。这一技术的出现使企业的生产行为由过去单个企业内部的行为，变成了跨越企业组织边界的行为，产品的生产不再由单个企业通过若干个生产过程独立进行，而是由原材料零部件供应商、生产商、批发经销商、零售商、运输商等一系列企业组成一条“链”式（更多的为网络式）集成组织，通过优化“链”中物流、商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以提高整条供应链的效率。
这种“链”式垂直一体化生产方式使企业可以更多地注重培育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而将非核心竞争力的生产活动以外包等方式转移给其他企业，通过跨越组织边界的分工，既可以降低组织内部因分工而导致的组织层次过多所产生的较高的组织成本，又可以有助于企业更关注自己的核心能力的培养，通过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可以肯定，供应链管理的出现使企业之间的竞争演化成为供应链之间的竞争。而跨国公司则利用有效的手段通过对供应链这一跨组织系统的集成来提高整体供应链的竞争力，并通过由经济全球化推动所形成的全球市场，构建一个开放、高效和信息充分的跨组织系统，对供应链加以应用和优化形成全球价值链。
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市场，而市场规模又是决定专业化程度高低的关键。经济全球化有助于参与全球化的每一个企业，在较大的市场空间内充分地实现规模经济。但是生产专业化和规模经济只能提供标准化程度较高的产品，而不能满足客户各种不同的需求，这就意味着强调专业化就难以兼顾到差别化，这是传统的生产方式内部的两难，要克服这种困境，就需要引入新的生产方式，既可以实现低价竞争战略，又可以兼顾到差别化战略。全球网络化供应链则为这种生产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专业供应商之间的相互联网，可以使面向客户的网络中介能够灵活地向客户提供多元化的产品，这样就可以把看起来似乎相互冲突的两种不同的企业战略结合起来：即通过专业化来实现的成本领先战略和通过灵活结构形式以满足不同客户需求来实现差别化战略。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所有的生产方式都必须是建立供应链，可供企业选择的生产范式是多样的，既可以是传统的公司组织结构，也可以是分散化跨组织的项目协作形成的合作联盟；既可以是空间积聚的企业集群，又可以是在时空中均具有流动性的供应链。这主要取决于企业是通过采用市场化的方式还是采用网络化的方式组织生产，同时也取决于这种生产的组织形式是等级制的还是分散化的，表1表示了各种组合形成的生产范式。
同时，经济全球化和供应链对国际贸易形态也产生了影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提供“链”中的中间产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通过专业化生产和形成规模经济，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出水平，使全球中间品的贸易量增加了，进而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就业机会。此外，从消费型形态看，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供应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来自不同国度消费品的更多的选择。
二、全球生产形态与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
经济全球化是一场变革，这场变革就是迫使各国政府放松对商品流动、资本流动的管制，因此，可以说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最主要的就是贸易自由化（即自由的国际贸易流）和金融一体化（即自由的资本流）。[5](2-3)贸易自由化的结果是降低了关税，消除了贸易壁垒，推动了商品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即商品流），而金融一体化的结果是政府逐步放松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推动了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即资金流）。同时，也正是由于管制的放松，国际采购活动在全球范围得以展开，极大地促进了采购向世界级方向发展，战略采购也成为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因此，由全球范围内自由的商品流和资金流推动而形成的，且不断完善的供应链管理改变了竞争的态势。20世纪80年代以后，处于全球化浪潮中的企业认识到只有与自己产品的上下游产品生产企业建立联盟关系，构建高效的供应链这一新型的管理模式，才有可能寻找到一种新的有效的竞争手段，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因此，企业间的竞争已经逐步演化成为供应链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态势的变化会对竞争优势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需要用什么理论来解释有效供应链的建立可以形成竞争优势呢？
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以往的国际贸易纯理论仅仅说明了问题的一部分，它不能够解释在国际竞争中为什么有些国家会成功，而另一些国家则会失败。波特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之所以在某一特定产业上能够获得成功，是由于下面四方面的因素都有利于该产业的发展，这四方面因素是：（1）要素禀赋；（2）企业战略、结构以及竞争对手；（3）需求条件；（4）相关及支持产业。此外, 机会和政策是否有利于该产业也相当重要。波特选取一国的全球出口占有率前五十位的产业，作为该国最具国际主导地位的产业，并依此代表该国的国际竞争力。换句话说,国家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产业的竞争优势上。[6]
其实，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理论框架并不冲突，国际贸易理论作为一种形成理论，可以内在地吸纳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当然，波特把自己的理论当成为比较（或解释）理论，而本文却认为波特的这个理论可以表达为形成理论。我们从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的理论角度,纳入供应链管理作为全球生产形态的最佳范式的假设，从贸易纯理论模型的演化过程进行分析，据此解析商品、要素的全球性流动展现出来的经济系统在时空尺度上的动态化性质，得以从国际贸易纯理论框架上研究新一代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
新贸易理论则认为不仅商品可以在国际间流动，要素在国际间也可以流动。这种要素流动的形式之一是国际资本流动，如国际直接投资（FDI），其直接的产物是跨国公司。而某些要素（如信息）在跨国公司内部的流动性远远优于市场中的流动性。因此跨国公司的出现反过来又推动了商品、服务以及信息在子公司之间进行跨国交换，跨国公司成为商品和要素在国际间流动的一个特殊渠道。[7](51-53)
新经济地理模型则表明，运输成本在国际贸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它直接影响到贸易量的增减。[8](1741-1779)同时，企业在空间上的积聚还有利于新技术的扩散，即通过技术外溢，发现提高创新速度的潜在可能，提高生产率。因此，当商品、要素和空间均具有流动性时，企业集群产生了。
与传统的集群不同，现达国家的高科技集群，不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而是从时间上呈现出技术水平螺旋式上升的，国内集群与国际同业相互开放的动态演化特征。一方面集群内的企业会在该集群中寻找潜在的合作者，结成水平一体化企业间的联盟，形成集群内生产联网的趋势，根据动态化比较利益组织生产活动；另一方面，集群内的企业还会向上下游扩展渠道，通过外部垂直一体化，缩短生产周期，通过建立有效供应链，顺势适应供应链中的不对称权力所造成的生产系统的不均衡，获得网络化收益。在供应链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企业（hub）会根据最优化原则决定组建什么样的供应链（由要素禀赋和需求条件决定），如何管理供应链（由企业战略，结构以及竞争对手来决定），什么样的企业（指附属地位的企业，即spoke）按什么样的条件加入到供应链中（由相关及支持产业和需求条件决定）。只有构建了由充分利用本国要素禀赋，符合企业战略及相应结构，最大限度满足需求条件并有相关及支持产业为支撑的有效供应链，才能形成竞争优势。换句话说，有效供应链管理与竞争优势并不存在直接的必然关系，只有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以自己为核心，并占据主导地位的供应链，可以持续地获取“链”中的高附加值，才有可能形成竞争优势（即满足波特的条件）。而核心企业（hub）能否构建有效供应链，主要取决于其现有的竞争优势，企业现有的竞争优势越显著，其资源的存量就越大，则对潜在合作伙伴的吸引力就越大，进行合作的机会就越多，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就相对较少，供应链的协作关系就越稳定。[9](41-45)而这种竞争优势才具体表现为以资源存量出现的技术资本、商业资本和社会资本。
这就是基于供应链管理作为全球生产形态的最佳范式的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理论把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从作为基于产业分析的国家竞争力比较理论推广到国际贸易的纯理论研究框架内，从生产形态上，解释了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理论演化过程。[10]
我们用表2来简约表示由于流动性引起生产形态的变动与国际贸易纯理论演化的过程之间的关系。
三、国家竞争优势形成模型作为一种理论参照系：基于生产范式创新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构想
过去的十五年中，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全球贸易中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各国不断扩大的开放程度，日益强化的市场竞争力，逐步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导致各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亚洲，尤其是东亚，这种变化的影响尤为突出。由于各国开放程度的提高和政府管制的放松，在东亚一直被倡导的“政府主导型工业化模式”显然已不再适应东亚未来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日本经济长达十多年的停滞和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后，人们开始怀疑过去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通过较高的投资水平特别是政府对出口导向产业进行巨额投资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因此现在东亚地区更多的政府决策者们更加倾向于把竞争、开放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视作发展的本质，即通过竞争、开放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一方面在微观层面上，通过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进行产品创新、过程创新、服务创新和企业组织创新，建立新型的生产范式。正如沙希德和伊夫耐特[11](56-57)经过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进行研究后所指出的，“东亚国家可以围绕本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有效供应链，通过供应链之间的竞争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在体制层面上则要进行市场制度的完善和创新，通过提高开放程度，建立更为有效、协调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和更紧密的区域经济合作，增强经济活力，从而有利于提高东亚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优势与地位。
在这种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下，跨组织系统的供应链作为全球化网络式生产的新范式就成为最佳的选择，那么这种创新的生产范式又是如何在全球高度开放的环境中形成了一国竞争优势的呢？
基于本文的上述理论演绎，可以作如下的理论解释，企业根据其核心竞争力通过降低库存成本，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JIT等管理技术的创新，以及快速的物流系统，将非核心业务从企业的核心业务中剥离，把生产向全球性平台转移，以日新月异的信息通讯技术为手段，实现生产在时间和空间的流动性，建立企业在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以最优方式决定在哪个国家采购原材料，在哪国组织生产、装配和销售，试图在企业边界的外部，即采购领域和流通领域挖掘低成本的潜力，缩短产品生产和交付的周期，降低成本，以形成国家的竞争优势。这里，我们把国家竞争优势形成模型当作了一种理论参照系。
当然，构建有效供应链形成新的生产范式，并不能自发地保证企业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有研究表明，工业化国家运费投入仅占投入要素总值的4%，而亚洲国家（如中国、马来西亚）的相应比例为8%。这与亚洲地区相对落后的物流业不无关系。[12](85-100)由此可见，要以供应链这种生产范式的创新来形成竞争优势，必须要有各种相应制度、技术以及基础设施的支持，如发达的物流系统，供应链参与者的战略行为及其灵活协调的程度，有效的跨组织集成化管理系统，等等，这正是东亚国家所缺乏的。显然，开放和竞争，围绕集群网络建立高效供应链，通过产生网络化的溢出效应，可以有效形成国家竞争优势。因而，基于生产范式创新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政府主导型工业化模
式”的良好替代。
四、研究结论
商品、要素在时空中流动是当今世界经济日益显现出来的新现象，这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由此引起了人们对全球生产形态问题的关注。本文在国际贸易纯理论的框架内，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得到了如下结论：(1)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理论特征是流动性，商品、要素可以在时空中流动，在全球范围进行最优配置；(2)供应链适合作为经济全球化下的生产形态，可以满足商品、要素在时空中流动的本质要求；(3)有效供应链的建立形成国家竞争优势只是充分条件，而必要条件必须满足Porter条件，即建立以自己为核心，并占主导地位，可以持续地获取“链”中的高附加值的供应链，才有可能形成竞争优势；同时必须获得相应制度、技术以及基础设施的支持；(4)供应链通过网络化收益，形成一国的竞争优势，提高了国家贸易利得与世界效率，这一新的生产形态的出现，为国际贸易纯理论发展提供了研究空间；(5)供应链管理作为全球生产形态的最佳范式，可以作为基于生产范式创新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参照系，替代政府主导型工业化发展模式，提高东亚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优势与地位。
主要参考文献：
[1]Gomes, L., The Economics and Ideology of Free Trade: a Historical Review, Edward Elgar,2003.
[2]Snar, M. T., Snar,D. N.,1998, Introducing Global Issue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Boulder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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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何琼隽，D. Wilson,李子江．协作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与技术链接[J]．工业工程，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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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沙希德.尤素夫，西蒙.伊夫耐特．东亚具有竞争力吗――应对全球市场竞争的创新法则(莹，许建军译)[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12]Pederson, P.O., Freight Transport under Glob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Africa,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 Vol 9(2), 2001.
Analysis o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upply Chain,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He QiongjuanAbstract: Regarding mobility as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is paper supposes supply chain as the best paradigm of global production, and develops Porter's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ory from a comparative theory of national competitive power based on industrial analysis to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mation theory. By combining Pohl's hypothesis of the mobility of goods and factors in time and space with Porter's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ory, this article develops a new model of integrated dynamic pure trade theory, i.e.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mation theory based on global supply chain. The model explains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ary process from comparative advantage to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production pattern.
Key words:Mobility; Production Pattern; Pure Trade Theory;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mation Theory
[ 收稿日期： 2008．2．20
国内经济形势论文篇8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发展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5-0-01
一、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思路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产生于18 世纪的英国，完成于20 世纪30 年代。以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这些理论为古典贸易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绝对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两个国家生产两种商品，如果其中一个国家对一种商品具有绝对的成本优势，而另一个国家对另外一种产品拥有绝对的成本优势，则这两个国家可以利用本国的优势，分别开展这两种产品的生产，并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这两种商品的交换，满足各自的需求，并都能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收益。绝对优势理论要求从事某种商品生产的国家对此商品生产具有绝对优势，否则不能从事此项商品的生产，也就不能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收益，而很多国家并不具备这一绝对优势。李嘉图将绝对优势理论进一步完善，他认为：每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商品，而且这些国家生产商品也不一定非要具备绝对优势，这些国家应该集中力量生产那些相对利益较大或相对不利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交换，满足自身的需要，并能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收益。这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优取重，两劣取轻”。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是对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完善，共同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商品的生产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要素，而且假定其他生产要素的成本是固定不变的。
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各国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是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同，使各国生产商品时投入的成本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了商品的价格差异，进而各国进行商品交换，产生了国际贸易。要素禀赋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曾经在很长时期内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理论。
二、新现象对国际贸易理论的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中国家的出现以及国际分工的纵深发展，国际贸易进入了空前发展的趋势。但是战后的贸易模式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并不相符合。这与经典贸易模型所预测的结果并不一致。美籍学者瓦西里·里昂惕夫对模型进行验证后，发现美国的贸易与H-O理论不符合，这一结果的产生推动了战后一系列贸易理论的诞生。战后的贸易新现象也得以诠释。战后的贸易理论也在不断解释新现象和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当代国际贸易中出现了下列新现象，对贸易理论构成了挑战。
1.发达国家间“水平贸易”的发展
遵循传统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国际贸易应该以垂直贸易为主，并且应该在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开展国际贸易。但是，战后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占据核心地位。而且，这种地位始终保持不变，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这一贸易现象。
2.制造业的内部贸易形成与发展
具备规模经济特征的制造业，在战后其内部的国际分工变得愈加精细化。而且出现了发达国家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因此，其内部贸易的发展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因此，传统的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贸易理论面对这同一产业内部贸易的增长也束手无策。
3.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增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已经逐渐从垂直分工的层面转向水平分工的方向。甚至出现了网络分工的新形势。制造业的发展逐渐具备产业链细分的特征，在跨国公司的主导地位影响下，制造业国际转移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公司内部的贸易开展迅速上升。而这一增长对于传统贸易理论来讲也是具有一定的挑战，其宏观研究的传统理论难以解释这一内部贸易增长的现象。
4.区域集团内部贸易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源于20世纪50年代与70年代之间，形成了第一次发展的浪潮。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再次掀起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高潮。几乎一半以上的全球贸易都产生在各个区域集团的内部。因此，面对这一区域范围内部贸易量的提升，仅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诠释其原因。
三、国际贸易新现象的诠释
针对上述的国际贸易新现象提出的挑战，基辛、凯南、格鲁伯、费农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展开深入地研究，进而提出了新要素贸易理论，将原有的生产要素定义范围加以扩大，人力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加入考虑的范畴内，并且充分分析资本和劳动以外要素的功能，从而构建各自的假说条件，进而形成相应的理论。其中，林德首次从需求方面探讨贸易的原因，得出了偏好相似理论。并且提出影响需求结构的首要原因就是收入水平。这些理论对发达国家的水平贸易做出了详细的诠释。此外保罗·克鲁格曼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不变的假设，进而提出了规模经济是国际贸易产生的主要原因的观点，很好地解释了国际贸易大量发生在同类产业内部的现象。他的研究结果成功地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而进入到20世纪90年，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再次出现促进了跨国公司内贸易理论以及产品内贸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才国伟,舒元.我国对外贸易与世界技术扩散[J].国际贸易问题,2009(11).
[2]Arndt Sven W, Preference Areas and 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APF Press 2001),237-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