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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计算机、通信等专业都是既有深刻的理论基础和丰富内涵，又有强烈应用背景和超高收益前景的高新技术学科。目前，这些学科都具有两个基本特征：

①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知识更新速度加快，已有技术不断被替代或淘汰；

②技术渗透力强，其渗透的深度和广度已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其他各个领域，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为催化剂，孵化多学科交叉、相互推进的发展局面。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认清这些学科的发展状况和对工程教育的影响，使我们培养的专业技术人才在全面提高素质的同时，还具有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掌握较高的专业技能的同时，还具有较宽的知识面和较强的创新意识。然而，目前我国信息科学相关专业的高等教育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各专业课程封闭、自成体系，学科之间的融合不够。在通信与信息系统紧密结合、ICT产业兴起的今天，应该考虑将电子、计算机和通信等学科的教学内容适度融合，至少能够在技术基础课程方面做到相互学习。

（2）知识内容滞后、教材陈旧，教学内容一成不变，过分注重课程的知识传承价值，新技术和新方法相对较少。知识更新快和教学内容更新相对缓慢的矛盾日趋严重。

（3）过分强调理论知识和经典内容，忽视工程实践能力。现代社会需要科学家，也需要各类工程师，大学培养的毕业生有进一步深造的可能，也有很大一部分进入企业工作，他们是从事研究与开发、系统设计、制造、营销等环节不可缺少的人才，因此，人才培养结构的合理性也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以上这些问题导致了高校培养目标和社会需要的严重脱节，造成毕业生综合能力薄弱，不适应工程技术发展的要求，就业压力不断加大，同时也严重制约了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

2教学改进和其他措施

2.1教学计划的修订和课程调整

21世纪是以创造为特征的时代，不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将更深刻、更广泛。世界上许多重大科学技术的突破都是从多学科的角度，运用多种知识、理论和方法得以解决的。信息科学相关专业更是如此，新一代的科技产品不仅仅利用单一领域的技术，而是将计算机、通信、消费电子领域的技术综合起来，结合芯片和硬件知识（电子工程专业和微电子专业）、软件知识（计算机专业）、通信知识（通信专业和无线电专业），将这些知识糅合在一起。我们建议所有的信息科学相关专业都以专业选修课的形式开设通信原理课程、软件工程课程和至少一门与硬件相关的底层程序设计语言课程（汇编语言、C语言或MATLAB）。通信原理课程的主要任务在于研究通信系统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让学生掌握通信系统的基本组成、理论原理、实现方法和系统性能。它是一门理论性、应用性和工程性都很强的课程，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和理论深度，在电子、通信类专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其他专业的学生，由于前序课程承接性的问题，在教学方面应有所折中，建议教师以介绍通信发展史为切入点，以数字通信为重点，以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通信技术（宽带、固话、手机等）为案例，要求学生掌握最基本的通信知识和最核心的工程实践技术。软件工程是研究和指导软件开发和维护的工程类学科，它采用工程化的概念、原理、规范、技术和方法进行软件工程项目的开发和维护，是计算机专业的主干课程。但除了软件厂商之外，很多的硬件和芯片制造商、系统集成公司和CT企业也使用软件工程思想来指导和规范产品的研发，所以学习软件工程知识对毕业生大有益处。对于非计算机学科的信息科学相关专业学生，该课程主要讲授软件工程的基本原理，内容包括开发和测试、瀑布模型、风险控制、项目管理等。在自动化控制、通信技术、嵌入式系统、单片机等众多电子工业领域，编程的思想得到普遍运用。例如在NGN、三网融合中被反复提及的软交换（SoftSwitch）就是通过软件实现基本的呼叫控制功能代替传统PSTN（公共交换电话网）中通过专用硬件实现的“硬”交换。与底层硬件设备联系最密切的就是汇编语言和C语言，汇编语言能够直接控制硬件系统进行工作，速度快；C语言开发效率更高，比汇编语言更容易理解和掌握。另一方面，MATLAB在信号处理、控制系统、通信系统等领域的应用也非常广泛。通过编程语言的讲授，教师重点培养学生的基本编程技能、程序设计思想和逻辑思维能力，让学生学会用计算机语言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此外，教师还要鼓励学生选择跨专业公共选修课，移动通信技术、数字电子技术、计算机高级语言、数据库等都是不错的课程，既能开阔视野，对以后的工作也非常有帮助。高校通过以上措施创造条件，让学生在打好专业基础的同时，尽可能多地涉猎其他领域的知识，打好学科交叉基础，这既有利于学生发挥专业潜力，也有益于学生毕业后多方位适应社会需求和实际工作。

2.2“双师型”教师授课

以微电子、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为代表的ICT是所有高新技术中最核心、最活跃、最具有战略性的技术，其技术的发展极为迅速，也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这决定了讲授这类课程的教师必须既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教育理论素养，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动手能力。高校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要有“充电”的意识，可以通过进修、交流学习来扩大知识面、提高业务能力。高校各部门也要努力创造条件，促进教师积极参与各种项目实践，更要鼓励教师大胆走出去，到企业去工作，在实践中积累先进的技术知识、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创新进取精神。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结合实践经验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要及时、准确地向学生展示当今的技术成果与发展动态，增强教学的时代感、认同感和荣誉感，同时也把科技创新的思维方法、经验体会等带入课堂，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各种新问题，使他们感受到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断增强创新意识。

2.3深度校企合作

在当前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里，避免教学内容过时是很困难的，在学习时学到的先进知识，往往到毕业时就变成无用的东西了。为了避免或尽量减少这样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强化校企合作，建立一种长期的伙伴关系：

①定期请企业一线工程人员开展系列讲座，使学生了解当今ICT产业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趋势；

②共建实训机房和培训基地，把企业的真实工程环境搬到实验室来，并通过项目驱动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及开发能力；

③把年轻教师输送到企业一线去做短期实训，参与企业工程项目研发；

④与企业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将企业需要的理论知识和工程技术嵌入到课程中，最终培养出适合企业需求的毕业生，同时也解决了学生的就业问题和企业的招聘压力。

2.4课外阅读

由于课程时间不允许，对新技术、新方向，调整的讲解无法特别深入。如果学生对此有浓厚兴趣，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信息科学方面的书籍比较丰富，挑选书籍有一定的技巧：阅读本专业的书籍，可以选择一些经典读物；如果跨专业阅读，建议挑选内容浅显、通俗易懂的书籍。如果学生基础扎实，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直接阅读外文文献。课外阅读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扩展和有益补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热情，拓宽学生的认知领域，使学生掌握相关学科的发展动态和交叉学科的前沿信息。

3结语

当今的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绝不是少数专家关起门来研究的学问，而是生气勃勃向一切科学技术部门延伸的学问，具有强大的渗透力量和惊人的发展速度。为了适应这种快速变革的社会环境，毕业生要有较宽的知识面和多学科融合的素质。成功的教育在于它不仅有一流的专业教育，而且具备良好的交叉学科基础和文化底蕴，能培养出满足市场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如何使相关专业的教育教学满足将来ICT产业的发展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希望笔者提出的一些改进措施能对信息科学相关专业的工程教育具有参考意义，并对其他领域也有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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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础教育;建设方式;成效标准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这充分肯定了教育信息化在教育建设中的地位[1]，同时，也为教育信息化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建设成绩斐然。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当我们看到教育信息化的可喜成果时，也要对如何推动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可持续性发展进行冷静的思考。本文针对目前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中的建设方式、成效标准以及信息技术教育等方面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1.问题提出

教育信息化建设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使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的教育、教学与科研管理实现自动化，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有机整合[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取得的成就是与目共睹的，在基础设施、数字资源、人才培训、关键技术及标准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基础教育方面，教育信息化建设有效地促进了基础教育改革，也不断推动了素质教育的健康发展。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的发展也对信息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传统的信息化建设方式、信息化建设成效标准以及信息技术教育已经不适应基础教育的实际。本文将对这几个方面进行探究，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起更多专家学者的关注。

2.关于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目前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振奋的，从中小学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教育资源建设到信息技术教育的普及、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以及实施的“农远工程”、“校校通”工程，都极大推动了教育教学的现代化进程。我国的大部分地区的基础教育信息化也已经完成了基础条件建设，人才和制度建设也逐渐完善，接下来要重点加强信息技术应用建设以及信息技术发展及其标准化建设。

2.1关于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方式的思考。

人们谈到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方式的时候，往往首先想到基础设施的建设、教育资源库的建设以及信息技术培训等，黄荣怀教授将这种建设方式称之为“粗放型”的教育信息化建设方式。那何为“集约型”的信息化建设方式呢?黄教授认为是“共享信息资源、发展信息服务和提升信息素养来优化教育教学过程”的信息化建设方式[3]。笔者对此深有感触，近几年经过国家、区域以及学校三级部门的不断努力，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资源建设以及信息技术培训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信息技术环境也逐渐形成，虽然先进的技术装备不断涌现，但基础教育阶段配备的信息技术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能够跟得上教育现代化的进程，过分强调硬件设备的升级换代就变成了一个资源的浪费。

基于目前基础教育信息化现状，笔者认为，在未来的信息化建设中，应该将信息化建设的重点转移到信息技术应用上，在现有的教育信息化条件装备下，充分利用已有的基础设施，深度挖掘技术潜力，使之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发挥出最大的效益。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方式面临转型，从原来强调教育资源库建设转移到信息资源的共享共建，从加强教师的信息技术培训转移到培养教师信息素养的自我提升。在资源建设方面，着重加强区域教育资源建设，提升区域优质教育资源质量，建立区域教育资源共享共建机制，形成区域内教育资源的有效互补。在教师信息技术培训方面，转变传统培训内容和方法，积极构建信息技术环境，培养教师自我接受、自我学习、自我创新的能力，促进教师信息素养的提高。

2.2关于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成效标准的思考。

经过20多年的信息化建设，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成效显著，但也普遍存在着在认识和评价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成效上，缺少统一的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在衡量教育信息化成果方面，很难通过一定的硬性指标来判断信息化建设的成果。如果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标准，就会过分强调“升学率”，导致重走“应试教育”的老路。如果以学生素质提高为标准，但又缺乏相应的定量评价指标。

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成效标准应该从影响教育主体应用的因素和教育信息化的方向与任务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教育管理、教育教学、人才培养以及软硬件应用成效等方面进行规划。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成效标准还应适应教育改革的需要，保证信息技术教育主动适应基础教育改革的新形势。同时，单一的评价标准也不利于信息化的建设，细化评价指标层次、规范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也是信息化建设成效标准的必备条件。

2.3关于信息技术教育的思考。

信息技术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分为信息技术课程的设置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两个方面。目前，小学，初中和高中都在开设信息技术课，而不同的学段之间至今还没有一个系列的课程标准，教学内容的设置也没有统一的依照，各学段的教学起点定位不明确，教学目标也不尽相同，教学内容重复。同时，由于学生的生活环境不同，学生与学生之间信息技术水平有很大的差异，在目前我国这种大班制的教育条件下，教师也很难因材施教。针对此问题，笔者认为，在基础教育阶段信息技术课程的参照标准应该统一，学段之间的教学内容要做好有机的衔接和过度。课程设置要符合学生思维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比如:低年级学生的思维以形象思维为主，教学内容应该倾向于具体的有形象化结果的操作，高年级的学生逐渐发展到抽象思维，应该多以公式、文字描述等形式呈现教学内容。同时，还应该设置一些选修内容，供学有余力的学生选择。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有双向含义:一个是“在其他学科的教学中广泛应用信息技术手段”，以达到推动学科教学改革的目标;另一个是“把信息技术教育融合在其他学科的学习中”，达到提高学生信息素养的目标。从另一个角度讲，信息技术教育对学生的学习既是一种知识的掌握，同时也是另一种新的学习方式、学习手段的有效运用。这就要求信息技术学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注重教学方法、教学理念的合理运用，不但关注学生的操作技能，而且要注意“过程与方法”目标的实现。对于其他学科教师而言，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成效，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教师可以一方面通过继续教育和培训来提高自身的信息技术能力，另一方面，教师必须主动学习，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增强自身的信息技术运用能力，这也是提高教师信息素养的根本解决之道。

3.结束语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信息化建设与教育实际不相符的因素，转变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方式、制定信息化建设成效标准、完善信息技术教育、进一步转变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思路，将有助于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可持续性发展，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进程。

参考文献

[1]张进宝.基础教育信息化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思考[J].现代教育技术，2008，3:8-13

[2]黄桂晶，黄荣怀，张进宝，江新.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三大趋势[J].教育发展研究，2007，10A: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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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高等教育学与其相关学科亲疏关系的实质是“学科间性分析”，而引文分析法是“学科间性分析”的基本方法。该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论著等各种文献的引用或被引用现象进行统计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本文的引文分析是对高等教育学权威期刊论文的引文按照学科分类进行统计，根据引用频度（比例）确定相关学科与高等教育学的亲疏程度。本文的学科分类是以现有的学科门类为基础，结合高等教育学的实际情况确定的，分为4类13个学科。即教育科学类3个：普通教育学、高等教育学、心理学；人文科学类3个：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科学类5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自然科学类1个，理工农医等所有自然科学归为1个学科；其他学科1个，未纳入上述学科类别的其他文献。本文的主要数据源为华中科大主办的《高等教育研究》杂志。该刊是国内第一批高等教育研究专业刊物，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权威刊物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会刊，其论文能代表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状态与水平。为了解相关学科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我们还选择了6个相关学科的权威刊物，对其2010－2012年的论文引文进行了统计。6个学科及其刊物分别是：经济学———《经济研究》，社会学———《社会学研究》，政治学———《政治学研究》，文学———《文学评论》，历史学———《历史研究》，哲学———《哲学研究》。前三个属于社会学科，后三个属于人文学科。此外，为探讨高等教育学对整个教育科学的贡献，我们还对《教育研究》2010－2012年论文的引文进行了统计。

二、主要数据及初步分析

（一）《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量

从1980年至2012年，《高等教育研究》共刊载论文4517篇（不包括短讯、动态、通知等），引文35302条，篇平均引文量7．82。从表1可以看到，无论是引文数量还是篇均引文量，30年来总体都呈显著增长趋势，这表明高等教育学吸收已有知识的能力在逐步提高。

（二）《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的学科分布

从表2看，高等教育学自引率达到45．61％，普通教育学排名第二，为23．56％。作为教育学的两个“同门兄弟”，普通教育学在高等教育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担当高等教育学第一相关学科，理所当然。社会学和哲学的比例相对较大，分别达到7．36％和6．74％。社会学是一门对人和社会进行综合性、总体性研究的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上与多门人文社会学科有交叉性。从宏观社会学角度来讲，高等教育系统属于整个社会体系的一个分支，现代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社会问题，已经趋于成熟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往往能为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重要帮助。而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人生和思维的最普遍的本质和规律的学科，为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论，高等教育学也不例外。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比例在2％到3％之间，与高等教育学的关系也较为密切。历史学对高等教育学有特殊的意义，因为“高教理论一般说来是从高教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两者关系可表述为“论从史出”［5］。文学、心理学、自然科学和法学低于2％，与高等教育学的关系相对疏远。文学不被重视与高等教育学长期以来对“科学化”的执着追求密切相关，自然科学比例低的原因是两类学科鸿沟巨大，法学比例垫底是高等教育法制建设和研究长期滞后的必然反映。最令人遗憾的是心理学比例竟排在倒数第三，我们认为，这绝非合理现象。众所周知，普通教育学从创建开始，就把研究重心放在人才培养上，自觉地利用了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得心理学一直成为与普通教育学关系最密切的学科之一，而高等教育学从一开始就把研究视野拓展到社会这个更宏观的层面，关注更多的是体制、结构、制度等宏观问题，对人才培养的研究相对忽视，造成高等教育学不怎么研究“教育”的情形。于是，心理学备受冷落就不足为奇了。高等教育学与心理学关系的疏离，直接导致了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研究的难以深入。

（三）《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的学科结构变化

一般而言，一个新学科在创建初期，由于学科知识和理论尚在形成中，学科自引率是比较低的，但随着学科的发展和成熟，自引率往往会呈现上升趋势。从表3看，30年来高等教育学的发展轨迹可以印证这种现象。高等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关系的变化耐人寻味。高等教育学创立初期主要借鉴了普通教育学框架、理论及概念，因此20世纪80年代普通教育学对高等教育学影响巨大，《高等教育研究》引文中有近1／3（32．75％）来自普通教育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构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而其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摆脱普通教育学的影响，高等教育学引文中普通教育学的比例随之逐步下降。高等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之外其他相关学科（简称“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有令人费解之处。从我们的经验判断，30年来，其他学科对高等教育学的影响日益扩大。特别是21世纪后，多学科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受到了不少高等教育学者的青睐，但我们的统计显示，其他学科引文的比例相比90年代并没有明显增长。

（四）部分相关学科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

2010－2012年，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6学科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数量为102条，仅占6学科全部参考文献数（70700条）的0．14％，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同一时间，高等教育学论文引用6学科文献2229条，达到高等教育学参考文献数（10323条）的21．6％。“衡量一门学科地位的标尺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了其他学科。”［6］0．14％的数据反映了高等教育学的薄弱现状，更是它在学科之林中卑微地位的真实写照。有学者最近提出：“高等教育学在引进知识的同时也对外输出知识”，如“通过实践哲学命题进而反哺哲学”，“向社会学提供了特殊社会关系的内容养分”［7］。可惜，我们的研究还不能证明这一观点。

（五）教育学论文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

由于难以选择最能代表目前普通教育学研究状况和水平的刊物，所以本文没有统计普通教育学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我们对综合性权威教育刊物《教育研究》2010－2012年的825篇论文8445个引文进行了统计，发现教育学论文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比例为17．25％。这表明，年轻的高等教育学已经成为教育学（教育科学）重要的知识来源。

三、主要结论

（1）高等教育学创建30多年来，与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知识上的联系。普通教育学是与高等教育学关系最密切的相关学科，是第一梯队；社会学和哲学是第二梯队，与高等教育学的关系密切，也是重要相关学科；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是第三梯队，与高等教育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是比较重要的相关学科；文学、心理学、自然科学、法学等学科是第四梯队，与高等教育学的关系相对疏远，是次要相关学科。（2）普通教育学在高等教育学创建初期是高等教育学最重要的知识来源，几乎扮演了“母学科”的角色。但随着高等教育学的发展和成熟，普通教育学对高等教育学的影响力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3）尽管近十几年来，高等教育学界一直在大力倡导多学科研究，但除普通教育学之外的其他相关学科引文比例相对稳定，没有明显的增长。（4）相关学科为高等教育学的创建和发展贡献了重要的知识资源，而高等教育学对相关学科（除普通教育学外）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高等教育学与相关学科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任重而道远。（5）刚过而立之年的高等教育学已成为教育学的重要知识来源，为教育科学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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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科建设；比较教育本体论；方法论

本文主要探讨哲学本体论视野下比较教育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体系的建构。在哲学本体论的指导下，进行比较教育的本体论论证，得出比较教育这一学科领域的本质特征和存在的独特价值是本文的重点研究内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比较教育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从世界观的视角实现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建构，达到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

一、哲学本体论视野下的比较教育本体论

本体论是研究存在本质的基本问题，是研究世界的本源或本性的理论［1］。本体论是哲学研究的早期阶段，是进行哲学思考的前提性命题。任何要确立学科地位的研究领域都必须首先进行本体论的论证。围绕本体论论证，需要回答两个根本性问题，即“什么是”和“是什么”［2］。“什么是”是事实判断，意在回答事物存在的依据以及存在的内容形式;“是什么”是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追问事物存在的本质和特征。两者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从现象中提取本质构成比较教育本体论的论证思路。目前，比较教育学面临着“领域”抑或“学科”之争，比较教育学的本体论论证有助于划清学科界限，奠定学科发展基础。

(一)比较教育本体的事实论证

比较教育本体的事实论证需要回答“什么是比较教育”，旨在追问比较教育学是其所是的本源，同时，分析比较教育学的属性之争及存在的内容形式。探讨比较教育学是其所是的本源，需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一，比较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教育的起源为比较教育学的产生奠定了学科基础。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贯穿于人类发展的始终;教育是培养新生一代适应社会发展的准备过程，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得以继承发扬的关键环节。由此，教育就是一个生长的过程，它能够通过增进知识、发展技能和培养品德以实现个人发展、满足社会需要。在此基础上，比较教育学产生的本源则是通过使用“比较”的方法，在对比和求同存异中思考如何实现人的发展。第二，教育学领域中之所以会产生比较教育学，有其内在的推动力即比较思维。比较是人类思维中较早萌生的思维形式，无论是个体意识发展的早期阶段，还是人类知识发展的高级阶段，比较思维始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比较法作为认识事物的最古老、最简明和最优越的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也是继归纳法和演绎方法之后成为人类思维方式的新高度。第三，比较教育学产生的本源离不开哲学支撑和物质条件的准备。莱布尼茨曾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3］，任何事物都具有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正是对物理世界的客观性和独特性认识，才为“比较”提供了前提，因为比较正是为了确定事物间的同异关系，寻找其中的相似和不同之处。比较教育学的产生与一定时期的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相联系，其中明显地体现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的不断推进，欧洲出现了大量的新兴民族国家，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日益频繁，彼此之间在教育上的差别也引起了普遍的关注。至此，比较教育学在这三大内在动机的推动下产生并不断地向前发展。目前，比较教育学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属性之争，争论的焦点是比较教育是“学科”抑或“领域”。这些争论的根本原因是比较教育学目前发展的不完善所致，探讨这些争论背后学者思考的维度，有助于明晰比较教育学的发展现状，在成就与不足中思考努力的方向。首先，有学者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研究领域。其中最经典的表述莫过于黎成魁的观点，即“一门学科是由它的目的、概念、和方法所界定的，然而，尽管比较教育确实有其研究对象－教育事实的比较，但它没有自己独特的方法”［4］。黎成魁学者从比较教育方法论角度质疑比较教育的学科地位，认为比较教育缺乏一套公认的方法论体系，比较法不属于比较教育的特有属性。由此，要使比较教育成为一门公认的学科，要么从前提上否认方法论不应该成为一门学科成立的根本依据;要么致力于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建设。其次，有学者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学科。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证，一方面从学科制度的基本条件来看，比较教育学满足成为一门学科的三大制度化标准，即在有关大学中普遍开设课程或系列讲座、成立全国性学术团体和出版学术刊物［5］;另一方面，对于学科的苛刻要求，学者们对比较教育作为一门学科进行了内在规定。埃德蒙•金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实用性的学科;法国学者德贝塞•米阿拉特雷认为比较教育像其他任何地理学科一样，基本上是一门“描述性”的学科。从我国学者来看，王承绪先生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的起着综合作用的学科［6］;顾明远先生则认为比较教育是教育中的一个应用研究领域，是教育科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7］。学者们对比较教育学的内在规定体现了不同的侧重之处，体现出比较教育的属性不是单一，而是具有多元性。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比较教育是一门尚未成熟的发展中的年轻学科［8］。比较教育学虽然已经具备学科制度的基本条件，即课程、社会性团体和学术刊物，但是在对象、方法、理论体系上有待提高，这些是衡量一门学科在理论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指标。从比较教育本体事实论证的角度来看，比较教育的本源具有不可抗拒性和时代性，但比较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质疑和挑战。

(二)比较教育本体的本质论证

“比较教育是什么”属于本质论证，它是在事实论证的基础上作出的有意识的创造性活动，在通过对比较教育事实内容进行分析推理的基础上［9］，得出比较教育的本质内容。因此，比较教育的本质论证需要回答两个问题:比较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和比较教育本体有哪些特性。比较教育本体的本质论证意在揭示贯穿比较教育发展始终所具有的本质特性，从比较教育本体的事实论证中可以看到，比较教育在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上无法达成一致，面临着学科属性之争。基于此，追问比较教育的学科本质或许可以从莫衷一是的争论中达成共识，奠定比较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共同发展的基石。作为以方法论著称的比较教育学，其本质的探究自然离不开“比较”。比较教育中的“比较”具有四个层面的涵义，即一般性的思维方式、具体的研究方法、稳定的研究模式和独特的研究视域［10］。换言之，比较教育中的“比较”不仅仅是一种分析两国教育现象的方法，更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相比简单的“比较”，比较教育的本质就是“比较视域”，其中“视域”意味着观察者从多视角面对不同文化和意义重叠的生活世界，其所包含的内在透视性本身就是一种汇通性比较。另外，“视域”也是哲学解释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一个人从他已有的传统或先见出发所看到与理解到的可能范围。视域包含着主体的“先见”理解，解释者从自己原有视域出发，使文本有选择地进入视域，并不断扩大自己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相融合形成一个新的视域［11］。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视域具有一定的主观立场，由“视域”迁移到“比较视域”，比较教育的本质即比较视域，在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主体视域，价值无涉视域向他者视域的转变。比较视域的背后隐含着一种价值立场，不同的立场决定着比较教育学的发展路径。比较教育的本体具有多层次性和立体性的特征。从分析哲学的视角来看，比较教育的本体是确立明确的概念体系和统一的认识逻辑;从人类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比较教育的本体是对世界教育社会现实存在的各种全质形态进行对应性的理念形态性反映和建构与刻画、表达和呈现文本形态［12］;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比较教育的本体是对不同地区差异的文化背景进行文化分析与解释。由此可见，通过对比较教育本体特征的把握，我们应该在探讨比较教育的本体特征时应尽量避免简单化，而是采用综合的方法。

二、比较教育本体论的历史演进

从历史发展来看，比较教育本体的变化意味着研究对象和内容的改变，方法论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或手段必然随着对象内容的改变而改变［13］，以便达到研究的目的。不同时期比较教育本体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里主要分析不同时期的比较教育本体论，为下一节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奠定基础。

(一)历史解释本体论

20世纪上半叶，科学哲学的研究与科学史的研究结合，形成了科学哲学之中的历史主义学派，西方历史主义学派作为从批判理性主义之中演化而来的一个科学哲学派别，主张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中、从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中动态地研究科学发展模式。由于受历史主义学派的影响，比较教育研究转向人文主义，决定了比较教育学的本体论导向，即比较教育的本体走向历史解释本体论。自从萨德勒提出“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后，比较教育家们开始关注影响教育制度的潜在力量，不断丰富这一时期比较教育历史解释本体论的理论体系。康德尔进一步发展萨德勒的思想，提出了“民族性”和“民族主义”两大核心概念，试图将教育背后的力量归因于这两大概念中。汉斯将人的发展理论作为分析教育背后力量的理论依据，实现了教育的社会背景分析的理论化和具体化，他提出影响教育发展的因素分为三大类:自然因素、宗教因素和世俗因素，在进行比较教育研究时应注重运用历史方法来研究，尤其注重研究传统因素对教育的影响。德国的施奈德将倡导的历史法中引入哲学辩证法，在进行分析时，他非常重视民族性和教育的内部发展动力，他认为在国民教育制度的形成中，教育的内在因素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乌利希对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展。他注意到中国、印度等战后新独立的国家，他认为这些国家同样对社会发展和教育具有启示意义。马林森使民族性有了较为清晰的定义，他建立了民族性模型，指出决定民族性的因素分为地理、经济、历史、宗教、政治和社会因素。这一时期比较教育历史解释的本体论，不再单纯地借鉴和移植别国的先进经验，而是更加致力于通过调查研究国外的教育情况从别国的经验中寻求理解和改进本国教育之道。从横向发展来看，它强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发展与教育制度的形成受该国或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自然环境和民族传统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而要把它放在一定的背景中加以研究;从纵向发展上，它强调教育中历史传统的持续性，强调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待比较教育。

(二)科学实证本体论

20世纪60－70年代，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遍布各个领域，比较教育在这个大背景下受实证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经验主义方法论和实验教育学的共同影响，其中，实证社会学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实证的社会学研究理论;结构功能主义为探索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研究意义，成为了该时期的主要探讨内容;经验主义方法论提倡资料的量化、科学的实验和精确的统计分析，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实验教育学是拉伊、梅伊曼首先在教育领域的尝试，为比较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由此，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的本体走向科学实证本体论，主要探讨教育与社会以及教育内部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科学实证本体论的发展经历了倡导阶段、诊释阶段、发展阶段和修正阶段，最终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早在比较教育诞生之初，比较教育学之父朱利安在《计划》中试图通过教育比较表、问卷调查等方式，建立一套科学的比较教育研究框架，虽然在当时没有受到其他比较教育家的重视，但是做了有益的尝试。直到20世纪60－70年代，安德森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提出“教育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与教育内部因素的研究是互补的，不可替代。正如其它社会分析一样，比较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发现因果关系的知识”［14］，这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操作性内容，促使比较教育本体论从历史解释向科学实证转变。之后，贝雷迪提出了比较的四步法，使比较教育研究首次有了具体的研究程序，在操作过程中首次与假说的验证联系起来初步建立起科学的比较教育研究体系。诺亚和埃克斯坦将理论运用到实践，进一步发展了比较教育的科学研究，建立了一套验证假说的程序和方法即假设验证法，他们提出比较教育的研究假设即:知识是价值无涉的、客观的，知识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由于承认客观事实独立于认识主体，教育和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同样的研究逻辑，寻求普遍的规律和原则。随后，霍尔姆斯在强调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研究的实用性和预测性特征的基础上，侧重使用假设演绎法，提出了以问题为中心的问题解决法。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科学实证本体论，坚信比较教育是一门科学，知识是独立于求知者之外的，知识是与价值无关的一种非意识形态的客观存在。比较教育的研究目的是找出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教育和社会及其它子系统之间的因果关系，强调通过对变量的测量，找到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协变关系，强调研究的操作性程序。

(三)文化相对本体论

20世纪70－80年代，亚非以及其他大陆民族的解放运动兴起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毁灭性地抨击了欧洲中心论，人们开始关注各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15］。同时，受哲学现象学的影响，比较教育开始关注主体建构的生活世界，而对是否存在一个独立于主体的社会实体并不关心。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的本体从科学实证转向文化相对本体论，即主张置身于某一教育文化背景中，实现教育决策。文化相对本体论的代表人物是:爱泼斯坦、霍尔姆斯和埃德蒙•金。18世纪爱泼斯坦提出“文化相对主义”的主张，他认为应该注重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找到这种背景影响下学校的特点以及形成该国教育制度的特殊因素。至此，比较教育研究开始从科学实证的本体走向文化相对的本体。受哲学现象学的启发，埃德蒙•金提出生态式的背景论，主张在动态的社会背景中关注人们的内部观点，从当地的语言文化中理解教育。同时，埃德蒙•金重新将比较教育的研究重心转移到教育借鉴上来，提出了教育洞察法和教育决策理论，前者以客文化的角度深入客文化背景，后者在此基础上展开教育决策，形成一套系统的比较教育分析框架。霍尔姆斯深受杜威的“反省思维五步法”和波普尔的“批判二元论”的影响，提出了问题法，主张在反驳和证伪中，不断改进教育决策，实现教育改革。与前一时期科学实证的本体论相比，比较教育研究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博弈中，走向了人文主义道路，即文化相对本体论。它注重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下教育的特殊性，在分析主要影响因素中，为国家教育决策提供指导和建议。教育是特定文化社会背景的产物，对不同教育作普遍性的概括是不可能的。它承认研究中研究者的主观卷入的可能性，强调价值判断的相对性，因此，文化相对本体论并不注重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而特别关心研究目的，认为目的决定方法。

(四)文化理解本体论

20世纪70－80年代，在肯定外国文化独特价值基础上，爱泼斯坦进一步发展其思想，提出了“多元主义”的理念。多元主义思想以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态度对待全世界的多元文化以及一国内的亚文化，更加关注国家内部的小群体层面、亚文化层面的教育诉求和微观层面的教育质性、非主流的少数族群教育，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教育理解。由于比较教育研究对象的扩大，比较教育的本体走向了文化理解本体论。文化理解本体论是比较教育历史进程中科学实证本体论和文化相对本体论的结合，在吸收、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形成。一方面，文化理解本体论吸收科学实证本体论对于普遍真理的追求和认识，即世界是可知的，存在适用于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绝对真理，存在一套统一的价值准则;另一方面，文化理解本体论肯定相对主义对异文化的尊重，吸收文化相对本体论对社会群体多样化的认识，即每一种文化都会有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主张对任何一种行为的评价都用它本身所从属的价值体系来进行。由此，文化理解本体论的内涵，即实现文化间平等交流和批判性反思下的教育理解［16］。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的研究目的从借鉴走向国际理解，从全人类的视角赋予比较教育以更为神圣的使命。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借鉴以实现本国教育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从理解的角度尊重文化差异、进行文化间的平等交流，从而实现世界和平发展。文化理解的本体论使比较教育研究挣脱了狭隘的国家民族主义桎梏，从全球发展的角度探寻教育的共同进步。文化理解的本体论的重心更加关注非主流教育，它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即国际主义分析框架，它试图在理解的基础上认识不同国家教育制度的独特性，增进教育合作与交流，最终促进对教育的普适性认识。

三、比较教育本体论映射下的研究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和特点的反映”。比较教育本体论作为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方法论的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本文试图从哲学本体论的视角思考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建设，期许寻找比较教育共同的学科基础。

(一)比较教育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关系

就比较教育而言，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单独探讨了比较教育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比较教育世界观体系，但是就比较教育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研究还较少，更无从谈比较教育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这里笔者主要从哲学的视角获得该研究的理论支撑，并在其它学科领域中进行参考。马克思哲学认为“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和特点的反映”。一般学者认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问题上，持有三种观点即:两者是同一个问题、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不同的两个问题。无论是站在哪一个立场，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世界观不等于方法论，方法论也不是世界观，它们各有其研究对象、性质和特点;从方法论到世界观或从世界观到方法论，中间还存在着一系列转化环节［17］。由此，从哲学的视角推演到比较教育学科视角，比较教育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区别，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的关系，比较教育的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比较教育世界观的体现和反映，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实现相互转化。就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关系而言，有学者在语言学领域进行了探讨并引用了外国学者Harder的思考，即本体论是认识论的基础，认识论服务于本体论。认识论又明确地在方法论中体现———方法论反映了通过何种正确的、科学的描写程序来反映认识论立场。从中可以看出，认识论是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关系的中介或桥梁。同时，潘文国指出，方法论的前提是本体论，方法论是否恰当首先取决于对研究对象本质的认识［18］。由此，教育研究的本体是“教育”，比较教育的本体就是“对教育的比较研究”，从比较教育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比较教育研究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存在两个派别:从本体论上说，存在把教育现象作为主观现象和客观现象两大类别，从方法论上说，存在量化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的类别，可见，比较教育研究采取哪一种方法论立场，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本体论观点，比较教育本体论决定方法论和具体方法。

(二)比较教育本体论映射下的研究方法论

比较教育的本体论决定着研究方法论和具体方法，比较教育的方法论立场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本体论的内容。从微观层面来看，比较教育的本体论经历了历史解释本体论、科学实证本体论、文化相对本体论向文化理解本体论的发展。历史解释本体论引导研究方法论走向因素与历史分析，汉斯提出的因素分析法成为同一时期分析外国教育制度的重要研究方法。此时与朱利安时代相比，虽然同处于描述阶段［19］，但它看到了教育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影响因素，更能深刻描述一国教育体系现状，做到有理有据;科学实证本体论引导方法论走向实证分析，主要采用量化的研究方法，通过科学定量、实验操作、数据收集统计等方式得出可靠结论。这一时期的研究重心从单一的因素研究转向关系研究，为教育借鉴提供了大量的一般性原则;文化相对本体论引导方法论走向现象学分析，即以客参照系统为立场的文化理解，在文化理解的基础上，分析教育问题在不同社会背景和环境中的差异，把握不同国家语言中相关概念的确认语意和内涵外延，以此实现教育的比较研究，促进教育政策的制定;文化理解本体论引导方法论走向解释学分析，它试图在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中寻求平衡，一方面肯定实证主义对真理存在的认同:由于世界是可知的，避免了因为人们认识的局限性而陷入虚无;另一方面采用解释学的分析方法，坚持人类价值观在对待不同文化时存在的不同标准，人类的认识是多元存在的，并不由某一尊统率［20］。它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认识不同国家教育制度的独特性，增进教育合作与交流，最终促进对教育的普适性认识。从宏观层面来看，本体论是指对包括描写对象在内的存在的本质的认识，它回答了认识对象“是什么”的问题。方法论反映了通过何种正确的、科学的描写程序来反映认识论立场［21］。由此，从主客观的人类认识路线来看，当比较教育的本体论是研究主观现象时，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则选择定性的、人文主义的认识论立场，即历史解释本体论、文化相对本体论和文化理解本体论;当比较教育的本体论是研究客观现象时，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则是定量的、科学主义的认识论立场，即科学实证本体论。总之，从哲学本体论的视角出发，对于拓展比较教育的研究思路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哲学本体论的视角有助于建立完善的比较教育本体论体系，同时，进一步深入探讨从世界观与方法论关系的角度思考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建设，这或许可以另辟蹊径来面对比较教育学科领域无休止的学科争论，奠定共同的学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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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稿件内容

本刊特稿：国内外职教领域重大活动的深度报道、国家及各地区职教发展状况专题研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解析、专家访谈等。

理论与应用研究：职业教育与培训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研究、职教发展宏观问题研究、相关研究课题成果、其他重要选题研究综述等。

高职专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高职院校教育教学专题研究、其他有关高职的选题研究等。

中职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教育教学专题研究、其他有关中职的选题研究等。

师资培养：职教教师队伍建设理论及实际问题研究、职教教师成长问题研究、教师教学能力问题研究、其他有关职教教师培养培训方面的选题研究等。

职教管理：中、高等职业院校教育教学管理理论及实际问题研究（包括行政管理、教学管理、科研管理、学生管理、学校经营等）、管理理念与管理策略研究、管理方式方法研究、管理队伍建设研究、其他有关管理问题的探讨研究等。

职业咨询：职业分析与职业指导、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与创业指导、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与设计、其他相关热点焦点问题的专家透视等。

基础教学研究：中、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基础课程教材、教法研究。

专业教学研究：中、高等职业技术院校专业课程教材、教法研究。

问题探讨：职业教育与培训及相关领域微观问题研究、问题争鸣与讨论及个人主张。

经验交流：具体经验做法介绍与体会交流。

实验实训：中、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实验课程、实习课程等实践性教学环节中的训练方法研究与探讨。

教育技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等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的应用研究与实践探讨。

海外职业教育：国外及港、澳、台地区目前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的管理体系、政策法规、措施方法、特点特色、发展趋势、相关案例等内容的研究与评介。

职业教育史料：中外职业教育发展史上思想、思潮、人物、事件等相关内容的研究与评介。

二、稿件要求

内容字数：来稿要求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严谨、数据准确、文字精练，具有创新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篇幅一般不超过6000字。

论文题目：论文题目应简明、具体、确切，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

作者署名：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作者工作单位全称、单位所在地和邮政编码。（格式请参照本刊已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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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整合； 社会分化； 系统性； 理论性； 内部化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1-0039-04

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是在科学的原则以及方法指导下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诸要素进行的调整、组合以及优化的实践活动。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是现代社会背景下对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状态及其实效性关注的结果，具有现实与理论的双重根据。从社会现实看，分化与整合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分化（既有的分工）和整合（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将分化的结构联系起来）互相作用的过程”[1]。社会分化引起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各要素的分化，进而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这就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提供了必要性。从理论上看，现代知识在专业化、精细化的同时又走向整体化、协同化，整合也成为现代科学知识发展的重要特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关注不同学科、知识资源以及理论创建之间的整合问题。

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文献回顾

尽管学术界不同程度地关注到整合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以及实践领域中的重要性，但整合问题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态势，进而成为人们高度关注的论题。笔者以“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思想政治教育+整合”为题名和主题分别查阅到的文献为34篇和46篇。通过对这些文献进行甄别、筛选和处理，尝试对相关研究现状做出描述。目前，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1.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整合功能的研究

这一研究路向将思想政治教育放置社会系统中考察其对社会系统所发挥的整合功能。李辽宁曾专门讨论过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整合功能，并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社会整合的“软权力”的论断。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着社会整合的功能，对于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民心、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刘惠也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执政党进行社会整合的软权力，以其独特的方式发挥着社会整合的作用。[3]周如俊、苏云升针对经济、文化的分化发展态势及其社会发展的网络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提出进一步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整合功能，采取新的整合方式（分层、规范、强制以及网络四种整合方式）。[4]潘玉腾在论及思想政治教育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应当承担的职能时，指出应当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职能，以增强价值认同感。[5]

2.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基础理论与历史研究

张耀灿、马奇柯系统地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机制。他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就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系统，一是把系统内各要素通过联系、渗透、互补、重组综合起来，形成合理的结构，实现整体优化、协调发展，发挥整体的最大功能；二是在保持其性质特点的前提下，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与其他系统一起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完整的整体，从而既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维持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完整性，又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更高级的适应能力。[6]谢传仓论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基本要点，认为价值认同是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机制的关键；组织整合是构建整合机制的重要保证；教学整合是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基本途径；队伍整合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高效运行的主体力量。[7]白立强在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中讨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整合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新时期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围绕“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整合发展的实现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确立全面发展和主体性发展的教育目的观；正确处理好“古”与“今”、“中”与“外”的关系；充分利用各种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进行整合与创新。[8]

3.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教育形态进行整合的研究

在此论域下，学界关注较多的是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整合问题。孔晓东针对心理健康教育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必要性，认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属于教育工作中不同的实践，但又有着共同的思想起源、一致的教育目标、共同的教育和研究对象，以及相互交叉的教育内容和相似的教育途径与教育方法，可以在目标、方法、队伍建设和教学形式等方面对两者进行有效的整合。[9]此外，罗一娴、党苇莹讨论了高校国防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10]王学青提出对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机构、人员、课程等有机整合。[11]刘国习、陈丽华论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的整合，并提出了整合路径：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的公民教育意识，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公民教育的课程体系以及营造良好的高校公民教育环境。[12]

4.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与相关技术、载体的整合的研究

这一研究路向主要将一些技术、载体等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中并加以整合，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罗建华、张治国讨论了如何利用高校网络文化作为载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认为高校网络文化已经逐渐成为影响校园文化的主要方式，深入探讨高校网络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必要性和困境，总结高校网络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思政队伍和德育课程的整合策略，可以为高校利用网络文化开辟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提供参考和借鉴。[13]王珏、王丽丹论述了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探索和思考，认为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把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信息方法、人力资源和课程内容有机结合，共同完成课程学习任务。[14]杨乃鹏将团体心理辅导应用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论述了团体心理辅导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提出运用团体心理辅导理念与形式对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15]

5.关于不同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整合研究

这一研究趋向主要论及某一特定领域（如，网络领域、社区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问题，它是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微观化的表现。杜苏等对网络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创新提出了思考，用主体论厘定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客体关系，运用社会学的“戏剧论”、经济学的“成本理论”等讨论网络环境的思想政治教育实现过程。[16]肖耀根阐述了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内涵、要素和途径，认为居民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是指把社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系统，并把系统内各要素通过联系、渗透、互补和重组综合起来，形成合理的结构，从而实现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优化和协调发展，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包括七个要素：意识形态整合、利益整合、情感整合、组织整合、文化整合、功能整合以及资源整合。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实现应当贯彻于结构设计、运行设计以及社会系统运行当中。[17]

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的评价

总的来说，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相关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述五个方面，它们从多视角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问题，使之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理论话题，并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创见，取得了以下值得肯定的成就：

首先，整合问题将日渐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关注的焦点。尽管从总量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研究文献并不多，但从趋势上看，它日渐成为关注的焦点。思想政治教育整合问题引起关注源于该命题自身的价值，推动这一命题研究的动力是它背后鲜活的社会现实。在“政治挂帅”的传统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将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传播给广大社会成员。这是因为“在传统社会中，政治往往是与经济、社会、军事混合在一起的”[18]，整个社会领域呈现出高度的政治性，政治成为整合社会的重要方式。而进入到现代社会，社会分化为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独立的领域，与传统社会相一致的整体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走向了分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对象、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分化，它需要面对不同阶层的群众，多元异质的社会思潮以及多样化的传播媒介，这就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不同要素进行有效的整合，从而克服社会分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产生的冲击，提升现代社会条件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直接指向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究竟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

其次，整合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开展的重要途径。整合作为一种方式逐渐地为思想政治教育所接受，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领域。从理论上看，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知识领域由分化的专业化逐渐走向整体性，单一的理论视角和学术资源均无法完整而有力地加以应对，整合成为知识生产与创新的重要路径。目前，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逐步形成了整合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资源的跨学科研究态势。从实践来看，整合也成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所运用的重要方法。一是整合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各个环节，表现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内容、资源、载体、方式、组织环境等的整合。二是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形态的教育、技术手段、信息媒介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外两个方面进行整合，从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合力，增进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现有的文献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指认了整合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价值，整合将逐渐成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以及实践活动的有效方式。

然而，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毕竟才刚刚起步，研究文献总量少，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文献不多，许多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以及深刻的论证。我们在肯定学界在这一命题上取得的研究进展的同时，也应当揭示出相关研究存在以下诸多不足：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理论研究较为薄弱。从文献统计看，在笔者所掌握的34篇直接相关的文献当中，仅仅只有张耀灿、马奇柯的《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机制》以及谢传仓的《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机制的几点思考》两篇论文直接触及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基本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内涵、对象、机制进行了阐述。其他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实践领域中如何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形态的教育、技术、载体进行整合。从中可见，学界集中于从实践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整合进行讨论，而弱化了对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理论研究。随着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逐渐引起关注，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这一核心概念需要做出深刻的讨论和界定，对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原因、内涵、要素、运行以及测评都应当展开系统的讨论。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内涵在界定上存在混淆。作为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理应得到准确的界定和系统的阐释。然而，学术界在研究过程中存在着界定不清的状况。笔者认为应当界分两种不同类型的思想政治教育整合：“对外整合”与“对内整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对外整合”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系统其他子要素相互之间协调、合作共同促进社会整合的过程。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对内整合”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系统，其内部各要素进行的整合。在前者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成为社会整合的一种方式，思想政治教育整合被理解为“用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进行整合”；而在后者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亟待整合的对象，思想政治教育整合被理解为“对思想政治教育内部进行整合”。从研究取向上看，现阶段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研究关注更多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对外整合”，并且未能区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整合。实际上，从论域上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对外整合”应当放置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功能以及社会整合的理论中加以考察更为适宜。将“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内涵限定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对内整合”之中，可以避免概念内涵理解上的混乱。

最后，未能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产生的社会根源。当下，在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原因时，几乎所有文献都指向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关注，从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开展的“解题低效”入手，论证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必要性。其实不然，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整合的必要性是社会变迁尤其是社会转型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影响的结果。可以说，现代社会变迁的“冲击波”“震碎”了传统的整体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发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内部分化。在分化的社会背景下，要想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必然要将多元主体、分散领域、多样载体、异质思潮等整合起来。然而，当下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研究由于脱离了其背后的社会语境，未能触及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深层次根源。

三、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的深化路径

随着社会的不断分化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大力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整合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现代社会条件下求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式。作为一项理论命题，思想政治教育整合也必定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引领下得到科学、合理以及有力的研究。笔者以为，应当采取如下途径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

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的系统性

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研究不仅需要关注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本体、价值以及具体操作的方法，而且需要揭示思想政治教育为何需要整合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整合与现时代的社会之间的关系。从目前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亟须注意如下两点：一是要结合社会背景，从社会变迁的视角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根本动力，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的“社会元素”；二是要注重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分化的研究。整合与分化是一体两面，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正是基于社会分化引发思想政治教育分化这一前提。思想政治教育的分化与整合问题是社会分化与整合对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产生作用的具体体现。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离不开对思想政治教育分化的研究，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完满地对思想政治教育整合展开研究，也才能全面地把握现代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貌。

2.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的理论性

思想政治教育整合不仅是一项具体的实践活动，同时也是一项崭新的理论命题，成为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新的学术生长点。目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更多的是集中在讨论具体的操作上，其理论厚度不足，而且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未能触及并说透。因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就应当对其中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做出深刻的揭示。从目前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至少可以开放出如下理论空间，而这也是以往研究中所忽视的。一是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发生学研究，主要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发生逻辑；二是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本体论研究，主要论述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内涵、要素、原则、方式以及运行等；三是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的范式以及方法论研究，主要讨论我们用什么样的范式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整合，以及在研究过程中应当遵循哪些具体的方法；四是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微观研究，这涉及如何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的各要素进行具体有效的整合。

3.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的内部化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内部化，即主张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研究由停留于思想政治教育外部转变为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身进行研究，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自身规律，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和机制，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19]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化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科学化的体现，也是今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研究的趋向。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内部化研究应当涵纳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宏观、准确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属性与特征，这是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有效整合的前提；二是要全面掌握与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各要素。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是对其内部的系统要素进行的调整与组合，因而，熟悉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的要素是对其整合的重要准备；三是选择恰适的分析范式。在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内部要素之后，应当选择有效的分析范式，思索以何种理论框架认识并处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四是在上述基础上探索出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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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教育论文篇7

【关 键 词】类型分析/教育理论/教育实践

【作者简介】栗洪武，教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向宁，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西安 710062）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9)02-0118-05

所谓教育理论是指针对整个社会系统或教育子系统内各个因素间相互关系研究的成果，是人们对教育实践活动的理性认识；而教育实践则是“人类有意识地培养人的活动”[1]，是以培养人为目的的实践。从哲学角度讲，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在认识过程中，由于认识主体受到政治意识、知识水平、社会风俗、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和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必然导致人们在认识过程中产生主观与客观不相符合的现象，这一问题构成了认识过程中的基本问题，是认识论的基本矛盾。认识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地解决这一矛盾，使人们的主观认识与客观现实基本相符合，进而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抽象概括总是表现为同一系统内不同类型的具体的、活生生的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具体到教育系统中，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分别具有不同的类型，从而在其同一系统内大致形成相互对应的关系。所以，从类型分析的视野认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是解决“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矛盾”的一种有效方式。因为，类型分析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也是揭示研究对象本质或属性的重要方法。

一、教育实践的类型分析

教育实践作为人类实践的一部分，既有人类实践的一般共性，又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定性，并构成自己相应的教育实践系统。“教育实践活动也是系统的。单个的教育要素不是教育实践……教育实践是不同的活动形式构成的活动体系。”[1]在教育实践这个系统中，根据不同的参照标准可以将教育实践活动大体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依据参与实践活动主体的不同，可以将教育实践划分为国家的、群体的和个体的实践(或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三种类型。所谓国家的教育实践，顾名思义，其活动主体是国家，是指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总体教育实践活动。如我国在全国范围开展的教育体制改革以及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等实践活动。这种类型的教育实践活动，其内涵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其外延具有全国性或大范围性，其特点是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与规范性。所谓群体的教育实践，主要指教育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或某个特定的群体所进行的教育实践活动，如教师教育、职业教育、中小学教育等实践活动。这种类型的教育实践活动，其内涵具有分类性和专门性，其外延具有边界性(即所有系统都有边界，并以此与其他系统分隔开来)和区域性，其特点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与方向性。所谓个体教育实践，是指具体到一个教育实体所从事的教育实践活动。如某所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改革活动、某个教师的教法改革实验等。这一类型的教育实践活动，内涵具体，外延确定，具有灵活性和单一性的特点。

第二，依据实践活动的范式不同，可以将教育实践划分为常识性的、规范性的、创造性的几种类型。所谓常识性的教育实践，是指实践者根据已有的经验和对教育问题的认识，按部就班地进行的日常教育实践活动。这种类型的教育实践活动，具有日常性、自觉性和持久性等特点。所谓规范性教育实践，是指实践者根据国家政策、法规以及教育组织制定的规章制度等所进行的实践活动。这种类型的教育实践活动，具有规范性、强制性和统一性等特点。所谓创造性的教育实践，是指实践者所进行的独特的、创造的教育实践活动，或是在对已有实践活动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的教育改革活动。这类教育实践活动的显著特点是具有探索性和创新性。

第三，依据理论对实践活动影响取向的不同，可以将教育实践划分为“常识”性取向的、“应用科学”性取向的、“实践”性取向的、“批判”性取向的几种类型。所谓“常识”性取向的教育实践，是指实践者在对“常识”理解的基础之上所从事的教育活动，其特点是实践决定理论的效度，而不是理论决定实践的效度；所谓“应用科学”性取向的教育实践，是指以科学经验验证的法则作为解决教育问题的实践活动，其特点是通过运用科学理论来指导实践，从而排除实践中人的主观性影响；所谓“实践”性取向的教育实践活动，是指在一定的教育理论启发下，通过培养实践者的“实践智慧”而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其特点是根据实践问题选择理论、整合理论和组织理论，并针对实践问题的需要来优化理论、发展理论和建构理论；所谓“批判”性取向的教育实践，是指通过增强实践者的“理性自主”，使他们排除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从事的教育实践活动，其特点是实践者不受外在因素的影响，通过自我反省做出合理的实践行为。

二、教育理论的类型分析

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相互关系来看，教育理论也具有不同类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依据理论研究的目标指向不同，可以将教育理论划分为国家目标指向的、群体目标指向的和个体目标指向的(或宏观目标指向的、中观目标指向的、微观目标指向的)三种类型。所谓国家目标指向的教育理论，是指针对国家或某个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教育问题做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而形成的教育理论。如对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科技、教育与文化、教育与人口关系的研究，以及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教育目的、教育制度、教育结构和类型的研究等，所形成的相关问题的教育理论。这些研究范围大，涉及面广，其理论具有较强的整体性、综合性和全局指导性等特点。所谓群体指向的教育理论，是指群体在贯彻实施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和法规的过程中，针对本群体的实际情况而开展教育理论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如针对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和法规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的研究，某校的教育教学改革研究，某大学学科建设研究等所形成的教育理论。这种教育研究是在一定范围内由某个群体所进行的，其教育理论的涵盖范围较确定，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局部性和方向性等特点。所谓个体目标指向的教育理论，是指个体在对受教育者实施教育的过程中对所面临的问题进行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如教师对课程建设、学科教学、学校管理等具体问题的研究所形成的教育理论。这种教育研究范围较小，其理论的显著特点是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单一性。

第二，依据理论研究的手段和方法不同，可以将教育理论分为实证性的、解释性的、规范性的和意识形态批判性的几种类型。索尔蒂斯曾经区分了教育理论研究的四种不同类型：(1)实证研究，即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发现教育实践活动的因果联系；(2)解释研究，即运用日常语言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等方法，去揭示各种主体特性和主体意义，揭示构成教育冲突的各种事件以及教育现象对人类的意义；(3)规范研究，即奠定选择学科内容、教学程序和教学实践的伦理基础；(4)意识形态批判，即去掉教育观念的神秘性，揭示它们与社会权力结构的联系。[2]503根据不同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自然就形成了“实证性的教育理论”、“解释性的教育理论”、“规范性的教育理论”和“意识形态批判性的教育理论”等。

第三，依据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参照英国分析教育哲学家卡尔(Carr W.)的分类标准，可以将教育理论划分为“常识”性取向的、“应用科学”性取向的、“实践”性取向的和“批判”性取向的几种类型。卡尔认为，在教育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四种不同的理论取向表现着它与教育实践的关系：(1)“常识”性取向，即试图把教育理论建立在实践者的常识理解基础之上，要求理论本身必须根据它的实践结果来加以检验和修正；(2)“应用科学”性取向，即强调从科学的事实判断出发建立理论，并把经过经验验证的法则作为解决教育问题和指导教育实践的依据，认为理论是通过运用科学理论知识来联系实践，从而排除实践中人的主观性；(3)“实践”性取向，即主张教育理论的目的在于培养教育实践者的“实践智慧”，通过启发实践者而与实践发生联系，理论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者与开拓实践者的视野；(4)“批判”性取向，认为教育实践是一种植根于历史的、文化的、易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社会实践活动，因而教育理论的目的在于增强实践者的“理性自主”，使他们通过自我反省做出合理的实践行为。[3]

三、同一类型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

为了使教育理论更好地服务于教育实践，需要运用类型分析的方法把握好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内涵和适用范围，并对二者在同一系统内的同一类型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具体分析，这是解决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的一种有效方式。

(一)国家、群体、个体三种类型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

第一，对国家指向的教育理论研究者而言，首先在选题时要对宏观性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予以更多地关注，尤其要注重对重大的现实问题进行研究。“教育研究工作必须树立为重大教育决策服务的意识，研究教育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对一些教育问题作长远的、全局性的和深层次的科学研究，提出新思路、新办法，为教育决策当好参谋。”[4]其次，要使“国家指向的教育理论”及时、有效地转变成为教育实践的工作方针、政策和法规。再次，要全面分析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实践过程中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并设计出相应的策略或对策。最后，要制定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和实施结果模型，为决策者和实践者提供理论指导。

在宏观类型教育系统中，国家指向的教育理论与国家教育实践活动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实践活动，是以教育的大政方针、政策和法规为中介的；或者说，国家指向的教育理论需要转化为国家教育的大政方针、政策和法规，以指导国家教育实践活动。所以，对教育决策者而言，应当提高教育理论水平，使得教育方针、政策和法规的制定能够自觉地接受教育科学理论的指导，以遵循教育本身的内在运行机制和规律。因为，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与整个社会系统及其他子系统之间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有其自身的运行机制和规律。为此，在制定教育方针、政策和法规之前，决策者应当虚心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积极地吸纳科学的教育理论，使国家指向的教育理论能有效地转化成为国家教育的大政方针、政策和法规。“如果占统治地位的教育思想，是在一个范围广泛且受过不同训练的教育家、教育理论工作者之间经过充分的商榷的结果，而不是几个权威人物谋划、运筹的结果，那么教育政策失真(或失败)的危险就会小得多。相反，如果政府崇尚行动而轻蔑思想，不允许独立思考和百家争鸣，不能广开言路，那么教育政策失真的可能性就会成倍增加，甚至步入歧途。”[5]

第二，对群体指向的教育理论研究者而言，他们所研究的教育理论主要是该群体在贯彻、实施教育方针、政策和法规的过程中所面对的具体问题。所以，研究者要做到：一是该教育理论研究要在一个确定的范围内针对一定的目标和方向进行，集中解决某一教育领域、某一单位或某一群体所面临的理论与实际问题；二是针对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而开展理论研究，使该理论从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来，反过来又指导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三是要制定该理论研究成果的实施方案，包括详细的实践途径、程序、方式和方法等，以便于理论成果向实践活动转化。

在中观类型教育系统中，群体指向的教育理论与群体的教育实践活动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实践活动，既需要群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主体对国家教育的大政方针、政策和法规进行理解与掌握，又需要对群体指向的教育理论的认同。所以，对群体指向的教育理论工作者而言，要将群体指向的教育理论研究成果通过学习、宣传等方式转变为一种共同接受的信念或一种政策，使其为某一教育领域和单位的实践群体所认同、接受，形成实践意识，然后付诸实践。尤其是在群体的实践过程中，主要执行者或领导者对群体指向的教育理论成果的理解和认同水平直接关系到该理论能否被准确地贯彻执行，同时也受到诸如软硬件设施等实践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一方面，主要执行者或领导者要加强对教育理论的学习，使自己具有相应的理论水平，成为教育的行家里手，这是消除群体指向的教育理论成果在实践过程中产生曲解和衰减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扩大教育理论传播范围，使得教育实践环境中的相关人员对教育理论知晓、理解、认同，为其实施提供配套服务，这是保证群体指向的教育理论成果顺利实施的必要保障。

第三，对个体指向的教育理论研究者而言，其理论研究要从选题、研究方法和成果表述方式等方面接近个体的教育实践活动。目前我国中小学教师的学历层次和专业化程度普遍偏低，所以研究者应根据中小学教师的实际科研水平和阅读习惯，将教育理论以教师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给广大一线教师，使他们有兴趣接受和理解新理论，并通过反思改善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有关调查表明，基层教师对纯教育理论性的文章缺乏兴趣，比较喜欢阅读“叙事性的教育文章”和“教育案例分析报告”等。[6]因为，这类研究成果将教育理论置于实际的教育教学之中，使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成为活生生的东西，便于个体教师的理解和应用。

在微观类型教育系统中，对个体实践者而言，首先要通过学习和培训等途径不断提升自身的科研水平和理论素养，以促进个体的专业化发展。尤其要重视培养一线实践者的教育科研素养，以此来化解教育理论工作者和个体教育实践者之间的隔阂，促进理论专家与一线实践者的视界融合。其次，个体实践者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经常会遇到许多鲜活的教育事例，所以要引导一线实践者对这些教育经验和事例进行如实的记述、分析和反思，以形成具有实际操作价值的叙事性教育理论，反过来这些理论成果可以提供给其他教师作为阅读材料，这样不仅提升了一线实践者的科研水平，也为进一步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事实依据。

(二)“实证性的”、“解释性的”、“规范性的”、“意识形态批判性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

这几种教育理论主要是针对解决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而言的。人们常说，理论研究要有“问题”意识，当人们在教育实践中发现了某一方面的问题时，依据理论研究的手段和方法的不同，经过科学研究与理性加工，便形成了“实证性的”、“解释性的”、“规范性的”、“意识形态批判性的”教育理论，并用以指导教育实践中出现的相关问题。

由于实证研究是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发现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的因果联系，所以在应用实证性的教育理论时，应当特别注意实验条件和实际教学条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谨慎地使用相关的教育理论，并在应用过程中验证和发展这些理论，通过从“点”到“面”的实验路径指导教育实践活动。

解释研究所得出的教育理论，一般是运用日常语言对于教育过程中的某些问题进行哲学、现象学等方面的解释。它往往偏重于揭示教育活动中各种主体特性和主体意义，揭示构成教育冲突的各种事件以及教育现象对人类的意义；也可以帮助人们从总体上把握相关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指导教育实践活动的战略性原则，有助于我们避免战略性的失误。

规范性的教育理论研究，则偏重于选择学科内容、教学程序和教学实践的伦理问题，重视社会行为规范和人际关系因素的影响作用。这种理论对于制度建设和教育组织的管理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意识形态批判性的教育理论研究，其目的在于去掉教育观念的神秘性，揭示它们与社会权力结构的联系。它对于扫除旧的错误的教育观念，克服教育活动中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各种陈腐的习惯和片面性思想倾向有着重要的作用。这类教育理论研究应当着重引起人们思考和讨论现实教育问题，实际上起着让人们加强对实践活动的反思，提高应用有关科学的教育理论指导自己的教育实践活动的自觉性的作用。

(三)“常识”性取向、“应用科学”性取向、“实践”性取向、“批判”性取向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

这几种教育理论主要是依据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而形成的，当用以指导教育实践活动时，便使其凸显为“常识”性取向的、“应用科学”性取向的、“实践”性取向的、“批判”性取向的几种类型。

“常识”性取向的教育理论研究，试图把教育理论建立在实践者的常识理解基础之上，要求理论本身必须根据它的实践结果来加以检验和修正。这种研究的结果大多数与常规性的教育活动相关。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常识的东西也是需要不断更新的，并且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进步而不断改变和深化。

“应用科学”性取向的教育理论研究，强调从科学的事实判断出发建立教育理论体系，并把经过经验验证的理论法则作为解决现实教育问题和指导教育实践的依据。事实上，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是每个教育工作者随时都会遇到的问题。因为，人们在从事教育实践活动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某种正确的或不正确的教育理论的指导。“应用科学”性取向，强调了科学研究的自觉性，要求以科学研究的态度来对待教育实践活动，通过运用科学的教育理论知识来联系教育实践活动，从而排除教育实践中人的主观随意性。

“实践”性取向的教育理论研究，是针对教育理论研究者而言的，主张教育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培养教育工作者的“实践智慧”，开拓实践者的视野。即通过自己的研究启发实践者，让实践者不要陷于盲目的事务主义的圈子里，而要关注相关的教育理论研究的新进展和新成果，使之与教育实践发生联系。

“批判”性取向的教育理论研究，其焦点集中在发现现实教育问题和纠正教育实践中的偏差方面。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人们在实际教育工作中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或错误。因为，教育实践是一种植根于历史的、文化的、易受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影响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实际工作中难免会出现狭隘的经验主义和空洞的教条主义的倾向或影响；所以，“批判”性取向的教育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增强教育实践者的“理性自主”，使他们通过自我反省做出合理的实践行为。

总之，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复杂的关系。国家目标指向的、群体目标指向的和个体目标指向的教育理论以及与之相应的教育实践活动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并且，也可能在国家、群体、个体(或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三种类型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中，分别存在着“实证性的”、“解释性的”、“规范性的”、“意识形态批判性的”、“常识”性取向、“应用科学”性取向、“实践”性取向、“批判”性取向的教育理论，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常识性的”、“规范性的”、“创造性的”、“常识”性取向的、“应用科学”性取向的、“实践”性取向的、“批判”性取向的教育实践活动。笔者强调，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分别具有不同的类型，并构成相应的系统和大致的对应关系，主要是想提示人们从类型分析的视野认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以解决“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矛盾”，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各级各类教育部门的工作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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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教育论文篇8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理论文献；分析维度；定量研究；趋势分析

Abstract: Through the method of structural quantitative research， this article evaluates and analyzes the literatures of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ed from 1995～2005 in China from ten dimensions including title， author， abstract， key words， topic， choice of topic， terminology， methodology， conclusion， reference and annotation. There is indication th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and academic norm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has been improved a lot during the past 10 years.

Key words:higher education; theory contents; quantitative research; research dimension; descriptive statistic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有了长足发展，90年代中期以来更是硕果累累，研究者在提高高等教育理论水平和学术规范上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范围不断拓宽，研究的内容不断扩展，研究的问题逐步深入，研究的方法不断走向科学，并且涌现了一批水平较高的著作及学术论文。当然，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仍然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无论是理论研究本身还是所运用的研究方法都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比如，从研究的内容来看，知识老化、观念陈旧、老生常谈的现象依然存在；从研究形式来看，研究中量化研究不够，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还相当缺乏，研究欠规范、不科学的现象还相当普遍，等等，如果不从认识和研究上加以强调，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恐怕只能沿着不规范、低水平的轨道永无终结地运行。因此，我们认为对我国建国以来高等教育理论文献进行全面研究是非常必要而且极为重要的一项课题。自2005年底以来，我们特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并拟以“我国建国以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容分析”为课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但我们在检索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从建国一直到1990年代初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同时大多数是经验总结或工作报告类文章，真正的学术论文或学术报告并不多，这为我们的统计和分析带来了困难。后经研究小组商量，确定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最丰富的1996～2005年为研究范围，对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和多维度考察，运用结构式定量研究——“内容分析法”对其进行比较客观而系统的量化分析、描述统计、评价与比较，寻找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并用简洁明了的数学关系来展现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普遍规律和总体趋势，以为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与规范提供参考和借鉴，从而更好地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向着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一般来说，教育文献内容的次级分析主要有两种具体方法，一种是非结构式定性研究方式（学术界常简称为文献法），另一种是结构式的定量研究即“内容分析法”。在这里，我们正是采用这种定量分析方法对10年来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的资料进行统计量化、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描述性分析，探索10年来的变化趋势，以便更好地理清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思路。可以说，我们运用了“内容分析法”对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的现状进行量化统计、比较、分析，从研究方法上是一种新的尝试，这对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文献分析或文献综述也有一定指导意义。

另外，我们在现存的文献中发现，目前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多数是定性方法，尤其对文献内容的研究几乎全是对有关性质、作用和特征方面的定性描述与评价，从而得出结论。这种定性研究，其目的在于探求事物的特殊性，比较注重其逻辑关系，不太注重所分析文献资料的数量特征和整体状况，因而较难从直观上发现研究主题内的变量关系。而对文献资料的次级分析时，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通过对文献的性质、特征和属性方面的描述来揭示其逻辑关系，还需要从文献中各个因素间的数量关系入手进行研究，以从整体和普遍性意义上探求发展规律和趋势。因而，这就需要我们借助于定量方法来对高等教育学理论文献进行次级分析。

二、文献综述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收集到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著作（含教材）近300部，学术论文1 800多篇次，其中只有近30部（篇）论著(文)探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问题。以下摘其有代表性的论著进行综述。

首先从著作或教材来看，我国大多数著作或教材都是对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些具体方法进行列举和简要介绍，比如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专列了一章来讨论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认为“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与普通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一样，有观察法、测验法、调查法、历史法、个案法、实验法、统计法等等”，“在研究过程中，也经常要应用抽样、假设、比较等一般的研究方法”[1]，并对以上几种研究方法及其运用问题进行了简要介绍。田建国编著的《高等教育学》也列举了有关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统计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系统研究法、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调查实验和分析综合相结合[2]。邓晓春、王华春主编的《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与管理》按照纵横两条线索，将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概括为三类：第一类是用于准备阶段的搜集高教研究资料的主要方法，包括高教研究的观察法、高教研究的调查法、高教研究的实验法；第二类是对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主要方法，基本上可归为两种：第一种为逻辑分析方法，包括比较与分类方法、分析与综合方法、归纳与演绎方法、科学抽象法，第二种为统计分析方法，包括绝对数和相对数分析法、平均数分析法、动态数列分析法、表格法和图示法等；第三类是高教研究的横向科学方法，包括高教研究的系统方法、高教研究的信息方法、高教研究的控制论方法[3]。谢安邦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中提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可采用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多种方法，而对于某一课题的研究，往往是多种方法并用，只用一种方法的情况很少[4]。徐小洲编著的《高等教育论——跨学科的观点》中认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有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比较研究法，除以上几种，常用的还有观察法、测验法、教育经验总结法等[5]。

除此之外，还有两部对高等教育学的研究范式进行探讨的专著。一是张应强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反思与建构》，作者认为，“描述——解释”研究范式，并不能真正适用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应该采用“反思——建构”范式来研究高等教育现代化问题。从人的价值理想和教育的本真意义出发，一方面以“事实研究”为基础，以对高等教育现代化历程有一个客观把握，同时对之进行反思与批判；另一方面，要结合时代精神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价值目标进行建构，提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可能发展方向[6]。二是陈廷柱的《学习型社会的高等教育》，书中对“反思——建构”的研究范式进行了讨论，认为“反思”虽然不等于对客观发展过程的“描述”，但“反思”显然要以客观现象为依据；“建构”虽然具有广阔的思维空间，但“建构”必须建立在对教育与社会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之上[7]。

在国外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的两部著作：一是《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作者主要从组织分析角度进行研究，从多学科视角对高等教育问题进行观察，将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组织、文化、社会学和政策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综合应用于高等教育研究[8]。二是《高等教育系统》，该著作在对国外20多个国家进行广泛调查和深入实践的基础上，运用范畴分析模式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研究[9]。

其次，从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方面来看，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也只有五六篇。比如，刘承波在《试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一文中指出：“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科学研究方法按其地位可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上层为哲学方法，中层为一般科学研究方法，下层为适应于某些科研领域或某种科学分支甚至某个科研课题的特殊研究方法。其基本结构为：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具体研究方法。”他认为借鉴上述科学研究方法建立高等教育科学的研究方法体系， 就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运用系统的观点，构筑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同时指出，在哲学层次上， 唯物辩证法是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一般层次上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主要是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基本方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主要包括观察法、实验法、临床法、问卷法、测验法、经验法、历史法、文献法、比较法、统计分析法等[10]。

朱旭在《关于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思考》一文中指出：“目前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弊端，一是从个案研究得出结论就个体推及全体（表现为太具体，忽视普适性）；二是具体情况不做具体分析，大一统（表现为太抽象，忽视个体性）。高等教育学研究应从实验、案例、比较等方法论的角度对此予以匡正。”[11]李海芬和薛天祥在《高等教育研究和教育研究方法论》一文中指出，不当的方法是造成当前高等教育研究“失范与混乱”的关键因素[12]。徐辉和季诚钧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现状及分析》一文中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中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是研究中方法意识淡薄，思辨倾向严重；二是研究方法单一，缺乏多元研究方法意识；三是研究方法落后，规范意识不强。此外还指出， 高等教育研究是一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具有多元研究属性，因此要运用多元的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方法论为指导，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范式，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采取思辨定性、实证定量的多种手段进行高等教育研究[13]。张黎和马静萍在《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与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一文中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分为哲学、科学方法论和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三个层面。其中，“对高等教育学科具体研究方法的研究是高等教育方法论研究的基础，也是高等教育方法论研究的目的，而哲学层面方法论和科学层面方法论则可用以指导高等教育学科具体研究方法的研究，是为研究高等教育学科具体研究方法服务的”[14]。

从以上文献综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著作或教材中关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提到比较多的是调查研究法（75%）、实验研究法（75%）、比较研究法（72%）、历史研究法（50%），次之的是文献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统计研究法，以及表格图示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法等。而专门的学术论文又大多比较宏观或抽象，要么探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体系问题，要么指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在运用中存在的问题，要么从方法论原则上探讨高等教育研究问题。当然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进行高等教育文献的定量分析无疑有着参考作用，尤其对我们全面掌握高等教育研究现状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过程

1．分析单位与范围

本研究以每篇文章为分析单位，即从1996年1月到2005年12月我国高等教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在国内发行的教育杂志中，选择了发表该方面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较多的5种杂志，即《教育研究》（月刊）、《高等教育研究》（双月刊）、《中国高教研究》（月刊）、《江苏高教》（月刊）、《黑龙江高教研究》（月刊）为文献检索范围。具体搜索范围是：《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江苏高教》、《黑龙江高教研究》从 1996年第1期至2005年第12期，《高等教育研究》从1996年第1期至2005年第6期。

2．文章取样

本研究从上述5种杂志中共抽取了250篇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为分析对象。取样方法是：原则上从5种杂志中每种刊物每年随机抽取5篇。具体抽取办法是，首先从5种杂志中收集到有关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共1 808篇（其中《教育研究》166篇，《高等教育研究》414篇，《中国高教研究》693篇，《江苏高教》350篇，《黑龙江高教研究》185篇），然后再从5种杂志中按每种刊物每年随机抽取相关研究论文或研究报告5篇，共抽取250篇作为最终分析对象。

3．分析维度

我们在参考大量文献，并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和分析基础上，设计和建立了对文章进行内容分析的理论框架，查找了所有文献中所包含的10个方面的共同或共有因素并将其抽取出来作为分析维度，对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情况进行质量和数量的评定。所确定的10大维度是：文章题目、作者、摘要、关键词、课题、问题的提出、重要术语界定、研究方法、结论、参考文献和注释。课题组运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将10大维度各自又分解为若干子维度或具体类目，如文章题目类维度可分为题目陈述不简洁和表达不准确等，作者类维度可分为大学教师、学生和其他机构研究人员等，摘要类维度可分为简明扼要、概括性强和表述精炼等，关键词类维度分为排列顺序是否恰当、使用词性准确与否、关键词数量是否规范等，课题类维度分为是否归宿课题以及来源于哪一级课题等，问题提出类维度分为问题陈述是否清楚、有没有研究假设、有无文献综述等几类，重要术语界定维度分为有术语界定和无术语界定等，研究方法类维度分为是否规范地运用了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何种研究方法以及有无研究设计等，结论类维度分为有无结论和结论是否鲜明等，参考文献和注释类维度分为有无参考文献或注释、是否规范地使用了参考文献或注释等。最后在设计分析类目尤其是子类目时，为了保证随后的评判记录工作有具体、统一的依据，我们又对所有子维度进行了细化分解并明确其操作定义，如题目不简洁表现为题目过长、概括程度差、字或词重复多、累赘重复、大小标题使用不当、意义重复等；问题陈述不清楚又表现为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没有陈述、陈述过于简单、未包括研究的内容或陈述问题范围过大，等等。

4．分析程序

本研究由10位研究者共同完成。其程序为：

(1) 向10位评价者或研究者介绍研究目的，并熟悉有关文献资料和信息材料；

(2)通过反复讨论、提问的方式，使10位评价者掌握10个分析维度及其子维度的含义，并进行信度分析，以取得一致的理解。本研究一共做了10次信度分析，即对每一维度就其中一年的文献样本进行评判。根据信度计算公式，一般来说，信度在0.5～1.0范围内即为合格。

信度＝n（参与内容分析的人数）＊平均相互同意度／1＋（n．1）＊K（平均相互同意度）；K＝（ki＋k2）／2；k（相互同意度）＝2＊M（两者完全同意的栏目数）／N1（第一评判元分析的栏目数）＋N2（第二评判员分析的栏目数）。

按照以上公式，我们对10大分析类目的信度计算结果依次为： 0.976、 1、 0.994、 0.994、 1、 0.939、 0.98、 0.931、 0.955、 0.988。信度分析结果表明：在正式测验之前，10位研究者的评判标准基本一致，信度比较高。

(3)熟悉内容分析代码系统和编码表的使用。因为本研究主要是想通过对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容分析来探寻其变化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此，我们主要采取A——X——T模式进行分析，其中A代表同一资料来源，X代表同一内容变量（或分析类目），T代表从不同时期中抽取样本。首先通过来源抽样选取我国10年来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的内容资料来源A（5种期刊，1 808篇文章），并按照研究任务，在1 808篇文章内把具有共同特点和因素的方面作为分析类目X（10大分析维度）。同时再从同一资料来源A中，按每年每种杂志随机抽取共250篇文章作为内容分析的样本；根据分析类目或分析维度对样本进行量化处理，统计比较，找出其中内容变量X的集中或差异的趋势以及前后的相互关系，从而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变化趋势和发展方向。

(4)对内容分析的结果进行简单的统计和描述分析。

四、研究结果

1．文章题目

从“文章题目”维度的数据统计(见表1、图1)情况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文章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占20%；

(2)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多于后一阶段（分别为13.6%和6.4%）。如1996年到2000年间学术论文题目不准确、不简洁或不规范的表述所占的百分比情况为：在1996和1998年比较高，分别为52%、32%；1999年和2000年分别为16%和28%，这表明这段时间内的高等教育研究在文章题目的陈述上明显存在着不规范现象，尽管所占百分比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其规范化程度仍然较低。而在2001～2005年这5年内，题目规范的文章所占百分比从2000年的72%上升到2005年的88%。这说明，在此期间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文章题目”的确定和表述上逐渐准确，简洁程度越来越高。

(3)从作者和研究机构来看，来自大学教师、研究生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的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比例相对较低，而其他人员（如教育行政人员、管理者以及社会上对高等教育感兴趣者）的文章或研究报告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比例最高，专门研究机构或研究院所的情况居于二者之间。

2．作者

根据“作者”维度的数据统计(见表2、图2)，研究结果如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1996～2005年作者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数量百分比变化不是十分明显，而且所占比例很低。其数字表明高等教育研究的作者中在学研究生所占比例很少，尤其硕士生所占比例相当低。从2001年开始到2005年底，作者为博士生的百分比分别为4%、0%、4%、4%、16%。博士研究生的数量百分比稍有增加的趋势。

(2)从教师来看，在1996～2000年间，来自大学教师的学术论文所占的百分比趋于稳定；但在2001～2005年，大学教师在这方面的研究所显示百分比分别为56%、40%、52%、64%、48%。虽然在这5年中大学教师在这方面的研究人数不是很有规律性，但是从数字显示可以看出，大学教师在这方面的研究人数相对其他人员还是相当高。来自师范专科学校的研究人员从1996～2005年的数据除1997年和2002年以外其他均显示为0。这表明，师专教师对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兴趣相当弱，普通大学教师的研究在1996年还是比较高的，之后4年出现低潮，而从2001年起又进入高峰期，所占比例最高。从统计数据来看，尽管大学教师所占的比例呈波动性变化，但是大学教师依然在高等教育学研究中处于主要地位。

(3)从教育管理实践者来看，1996～2005年间他们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所占百分比趋于平稳状态，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4)在独立院所研究人员维度中，1996～1998年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1999～2003年逐年下降，到2003年下降至0； 2004年又上升到12%； 2005年又下降到8%。数据表明前5年中，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百分比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后5年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百分比又有所上升，但是幅度不大。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从1996～2000年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的主要是教育管理实践者，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比例较小，大学教师居于二者之间；从2001年起学术论文作者为大学教师的文章百分比逐年增加，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比例较小，教育管理实践者则降至二者之间。而作者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比例一直很小。另外，表2中的“不明确”项，是指文献样本中并没有对作者进行介绍和说明。

从“摘要”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3、图3)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文章未列或无摘要的占48%；

(2)文章摘要不简明、不准确（含未列摘要）共占60.4%；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未列摘要的占43.2%，后一阶段占5.2%；前一阶段摘要不简明、不准确的（含未列摘要）占43.6%，后一阶段占16.8%。以上数据显示，10年来高等教育学研究在摘要这一维度上，不简明、不准确、不精炼的状况在前一阶段明显多于后一阶段。1996～2005年未列摘要的百分比分别为100%、100%、84%、84%、64%、28%、22%、4%、0、0。数据表明，未列或无摘要所占比例明显下降，2004年和2005年均降为0。而在5种期刊中同时期的学术论文有摘要并且摘要简明扼要、准确精炼的百分比则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领域，学者们在其“内容摘要”上规范意识在不断增强，学术研究水平在不断提升。

4．关键词

根据“关键词”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4、图4)，研究结果如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文章或研究报告中没有关键词的占49.6%（主要集中在前5年）；

(2)从所列关键词数量来看，依据数量标准所列关键词3～6个的占45.6%，不标准（不足3个或超过6个）或未列关键词的占54.4%；

(3)从关键词的词性标准（以名词为准）上来看，除1996年、1997年未列关键词外，从1998年起所列关键词词性不标准的（含未列关键词）占44.4%；

(4)从关键词的词序来看，一般来说，关键词的排列顺序是从学科到专业方向，再到研究问题和理论观点，即学科——专业方向——研究问题——理论观点；

(5)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未列关键词的占43.2%，后一阶段占6.4%；前一阶段关键词数量不符合要求（标准为3～6个）的（含未列关键词）占44.4%，后一阶段占10%。同时，前一阶段关键词词性（含未列关键词）不标准的占43.2%；后一阶段所列关键词词性不标准的占21.2%。

5．课题

从“课题”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来看:

(1) 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不是来源于课题的学术论文占97.2%；

(2) 来源于独立课题中国家课题的占1.2%，来源于省部级课题的1.2%，来源于其他课题的占0.4%；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来源于非课题的占49.6%，后一阶段占47.6%；前一阶段无来源于国家级课题，而后一阶段来源于国家课题的占1.2%。同时，前一阶段来源于省部级及其他课题的占0.4%；后一阶段占0.8%。

6．问题的提出

从“问题的提出”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问题提出不清楚（包括没有陈述、陈述过于简单、陈述问题的范围过大）的占48.4%；

(2)问题的提出中没有问题陈述的占21.2%，陈述的问题过于简单的占24%，陈述的问题的范围过大的占3.2%；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问题的提出不清楚的（包括没有陈述、陈述过于简单、陈述问题的范围过大）占26.8%，后一阶段占21.6%；其中，没有陈述在前一阶段所占的百分比比后一阶段略高一些（分别为10.8%和10.4%）；前一阶段陈述过于简单的占13.2%，后一阶段占10.8%；而在陈述问题的范围方面前一阶段所占百分比也要比后一阶段高（分别为2.8%和0.4%）。

7．重要术语界定

从“重要术语界定”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7、图7)来看，研究结果表明:从纵向数据来看，学术论文中重要术语界定的情况几乎无规律可循，但是横向比较显示，无重要术语界定的学术论文远远多于有重要术语界定的学术论文。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没有重要术语界定的占72%。

8．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8、图8)来看，研究结果表明: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采取实证研究范式并运用统计方法或量化方法的占11.2%；

(2)采取理论研究模式并主要运用文献法、历史研究方法、评论分析等定性研究方法的占83.2%；

(3)经验总结式的报告或文章占5.6%；

(4)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采取实证研究范式的占6%，后一阶段占5.6%。前一阶段采取理论研究模式的占39.6%，后一阶段占43.6%。同样，前一阶段采取经验总结方式的占4.4%，后一阶段下降为1.2%。这一数据显示，采取经验总结方式的研究有下降趋势，但是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还主要是在思辨、定性研究的范式下的研究方法，而采取实证研究模式的研究还比较少。

9．结论

从“结论”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图9、图9)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没有结论的文章所占比例为49.6%；

(2)有结论的占50.4%，其中结论鲜明的占35.6%，结论不太鲜明占14.8%；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如果从有结论这一维度来看，后一阶段结论比较鲜明比前一阶段所占百分比明显上升了（前后两阶段百分比分别为10.8%和24.8%）。

10．参考文献和注释

从“参考文献和注释”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10、图10)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中，无参考文献和注释的所占比例为37.6%；

(2)有参考文献和注释，但不规范（排列顺序不当、错误标点符号、页码不全、信息不详细、英文字母大小写不规范等）的占10.8%；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如果从无参考文献和注释这一维度来看，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所占百分比明显下降了（后一阶段为10.4%，前一阶段为27.2%）。如果从有参考文献和注释但不规范情况来看，前一阶段比后一阶段所占百分比要高，前一阶段不规范的占6%，后一阶段占4.8%。

五、讨 论

本研究通过对所选取的250篇高等教育领域的论文和研究报告的内容进行分析表明，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理论品位在不断提升，学术规范在逐步形成和树立，但仅以所选的文章和研究报告来看，在题目、关键词、问题的提出、研究方法和结论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但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现象逐步有所改观。我们以2000年为界限将研究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研究中明显可以看到前一阶段文章题目的准确性明显低于后一阶段；从研究人员来看，来自大学教师、研究生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在题目上明显要比其他研究人员的文章或研究报告要准确规范得多，专门研究机构或研究院所的情况居于二者之间。

同样，在“关键词”上，前一阶段不规范的现象更为严重一些，比如，许多刊物发表的论文中要么随意列几个关键词，有的刊物干脆没有关键词。从文献学角度来讲，关键词对于我们检索、查找、收集、分析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关键词我们可以迅速、便利地获得文献资料，而且关键词运用不当必然影响我们获得文献信息的准确、全面、系统程度。但如何使用和列举关键词，在目前学术界几乎无人问津。我们认为，使用“关键词”有三个标准：一是词性标准，二是词数标准，三是词序标准。从词性来看，关键词一般为名词（包括名词化的词或词组）或专用术语或专业术语，比如高等教育、大学管理、学术自由、政策措施、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等等；从词数来看，所列关键词不能少于3个，也不宜多于6个；从词序来看，关键词的排列顺序一般为：你研究所属的学科领域—专业方向—研究的问题—具体的理论观点，也就是说：第一个关键词应该是你所研究的大学的学科门类或学科种类，第二个关键词是你研究所涉及的专业方向或专业问题，第三个关键词是你研究的某个问题或主题，第四个关键词是你研究所得出的理论观点或结论，如果你的理论观点或结论有二个方面或体现在三个层面上，那么就列出第五、第六个关键词。

问题的提出是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出发点，阐明问题的来源、问题的现实针对性、研究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等等对于研究非常重要。虽然近几年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问题也纳入到议事日程上来，可是在我们所分析的文献范围内，仍然有很多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要么没有明确说明问题的来源，要么陈述不清，要么问题范围过大或者过小。

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更是存在着很大的偏向和误区，有近50%以上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没有交待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要么采取定性评价，要么采用纯思辨的方式，不少理论结论经不起检验和推敲。我们以2000年为界，将前后各五年进行对照，发现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呈现出这样的趋势：量化、统计分析少，定性研究多；实证研究少，思辨成份多；事实深描少，主观评论多。在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上，我们为了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特地对“作者”和“研究机构”两项进行了全面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在所有研究者当中，专门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如大学教师、本专业的研究生等相对于其他人员如高等教育实践工作者或高等教育管理者等要规范得多，这说明科学研究需要一些专业或专门的理论规范，没有受专门研究训练或研究环境的熏陶是难以达到相应的学术规范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品位的提升是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和建设的必要前提，在理论发展的脉络中我们已看到了这一趋势。我们相信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必然走向科学、规范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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