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关于论文范文

教育关于论文篇1

游戏对于小学生而言具有较大的诱惑力，几乎所有的小学生都非常喜欢游戏，那么根据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就可以通过教育游戏来辅助正常的教学工作，但是教育游戏在运用过程中教师控制不当，不仅不会取得较好的效果，而且还会使学生沉迷于游戏。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计算机游戏备受学生的欢迎，下面将详述计算机游戏在小学教育中的现状。

1．教育游戏的定义模糊

我国在教育游戏上的研究时间较短，对于教育游戏的定义存在这一定的争议，而且在教育游戏的设计过程中没有将游戏与教育的主次关系区分。教育游戏主要是通过游戏来辅助教师的教学，但是在一些教育游戏的设计中是以游戏为主，这样虽然提高了学生的兴趣，但是并不能够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有的教育游戏又太注重教学，游戏缺乏趣味性，因此学生不愿意使用教育游戏，那么通过教育游戏辅助教师进行教学的目的就很难达到。这种情况也是目前我国教育游戏发展的瓶颈，所以要将教育性与游戏性进行较好的分配。

2．教育游戏在教学过程中运用不乐观

虽然教育游戏是新兴的教育方法，而且在一些方面确实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但是教师却对此持有两种不同的观念。年轻的教师普遍喜欢采取教育游戏进行教学，其认为这能够很好地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而且还能够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知识、掌握知识，对于学生的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教学资格较老的教师认为教学过程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过程，因此不适合运用教育游戏进行教学。此外，教育游戏还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教育游戏还没有达到成熟，一些教育游戏软件存在这很大的缺陷，在教育游戏的设计中更多体现的是游戏性，这样将使学生沉迷于游戏，如果将教育游戏运用到教学过程中将会给学生带来较差的效果，使学生无法更好地进行学习，所以在教育中有效地运用不够乐观。

二、教育游戏在小学教育中的作用

教育游戏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手段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取得一定的作用，下面将详述教育游戏在小学教育中的作用。

1．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众所周知，小学生是非常喜欢游戏的，这是小学生特定的心理特点，教育游戏就是针对学生的这种心理特点来设计的。教育游戏不仅仅是一个游戏的过程，教育游戏中蕴含了相关的知识，学生在进行教育游戏的过程中就能够学习到相关的知识。传统的教学手段仅仅是教育学生更好地学习，但是由于小学生特定的心理特点所以其不能够有效的集中注意力，其认为上课是非常枯燥无味的，那么通过教育游戏，学生就会非常乐于学习，在游戏的过程中就自然的学习到相关的知识，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2．有助于培养学生集中注意力

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由于自身的心理特点而在课堂中不能够较好地集中注意力，这样将不利于学生的高效学习。但是小学生在游戏的过程中却能够较好地集中注意力，如果将学生在游戏中的注意力转移到学习过程中，将能够使学生更加高效地学习。

3．有助于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

小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存在较大的问题，因为小学生的认知水平无法达到较高的水平，所以对于一些教学问题，教师采用传统的方法很难让学生深刻地理解，而且长期持续这种情况，学生就会感觉到课堂非常乏味。但是将教育游戏融入到课堂中，就会使学生对知识产生较好的理解，使学生更好地进行记忆。

4．有助于学生情感的培养

在小学教育过程中，不能仅仅教导学生相关的知识，更要能够培养学生的情感，传统的教学手段都过于呆板，教师的教学风格过于严格，学生的情感无法得到较好的体现，甚至有的学生出现厌学的情绪。那么通过教育游戏在小学教育中的运用，将能够很好地解决之一问题，学生在教育游戏中欢乐地学习，使学生的情感得到更好的培养。

三、教育游戏在小学教育中的应用

1．注重教育游戏的趣味性

在运用教育游戏进行小学教育的过程中，能够较好地体现出教育游戏的趣味性，要使学生更加乐于去学习，那么如何在短时间内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就是教育游戏成功的关键，那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表扬学生来使学生更加积极地学习，这是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特点。那么在教育游戏的运用过程中教师要能够使游戏具备较好的趣味性，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够更好地学习。

2．注重游戏的连贯性

小学生的思维是非常跳跃的，在短时间内思维有很大的跳跃，这非常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就需要教育游戏的设计者在游戏中更加注重游戏的连贯性，这样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就能够记住更多的知识，游戏设计的层次应该是逐渐增加难度，并且环环相扣，这样就能更好地掌握知识。

3．积极引导学生

教育游戏知识辅助教师进行教学的一个手段，游戏性只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并不是引导学生如何进行游戏。所以，教师在利用教育游戏进行教学的过程中要把握教育游戏的时间，并且严格控制游戏时间，不能够让学生完全沉浸在游戏的氛围中。另外，小学生在游戏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困难，部分学生会因为这个原因而放弃，这种情况下教师就要对其进行正确积极的引导，并以此激发其学习的兴趣。

四、结语

小学教育中使用教育游戏进行辅助教育，不仅符合了小学生的心理特点，而且还能够有效地提高其学习积极性，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教育游戏的运用。

教育关于论文篇2

教师在游戏中语言的凝练幽默不仅能使学生易懂，而且还能为游戏增添欢乐气氛，调节游戏节奏，带来和谐的师生互动氛围。在教学前期准备中，笔者时常把教材内容编写成“儿歌”、“顺口溜”、“谜语”等形式，通过以凝练幽默的语言把教材内容简易化，达到教师高效教学，学生易学易懂的目的。如笔者在执教《前滚翻》时，以谜语的形式让学生理解并掌握游戏技能：两手用力撑，团身如球滚，展体似鹰翔。谜语一出，学生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兴致盎然地参与教学当中。又如在广播操《雏鹰起飞》中的预备节，其动作要领要求学生右脚后退一步，两臂下举……。笔者把整套动作以儿歌的形式进行编绘：鹅鹅鹅，池塘歌，昂起头来把水游，低下头，水中憩，伸翅膀，摆尾巴，展展翅膀变朵花，缓缓放下要回家”。通过这样的语言编排儿歌形式，使学生明白掌握了广播操动作要领，激发了学生兴趣，活跃了款金额唐气氛，达到了寓教于学的目的。

二、把现实生活场景运用于游戏

在小学体育教学中运用现实生活场景不仅能使游戏更具趣味性，而且这样别具一格的游戏设计还能使学生融入生活角色，在角色中体味游戏带来的欢乐。如笔者创设游戏《小明的周末》中，创设生活情境，把“去超市选取给爷爷奶奶的礼品”“乘坐交通工具到爷爷奶奶家”“在爷爷奶奶家与小猫咪玩”等生活场景联系在一起，让学生都去当“小明”，看看他们在超市中选的礼物有何不同，都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在爷爷奶奶家小小猫咪怎么玩，等等。这样的教学既达到了教学目的，又以游戏效果使学生轻松愉快地接受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三、教学倡导一种游戏多种玩法

小学生往往存在“喜新厌旧”看待事物的特点，就算是一种新奇的游戏，在多次玩后都会产生“厌烦”情绪。因此针对小学生年龄特点，根据其可塑性，对事物有新鲜感，教师可以把一个游戏创设出多种玩法来平衡学生心理，保持学生好奇心、积极参与性。如笔者在执教《长江，黄河》这个游戏，原始方法就是学生面对面站两排，一排名为“长江”，一排名为“黄河”，当教师喊“长江”时，则“黄河追长江”反之亦然。然后笔者在执教过程中，通过改编，把《长江、黄河》演变为另外两种玩法：一是受“长江”、“黄河”特点影响，根据“长江”源远流长，“黄河”气势宏博特点，把男生归于“黄河”、女生归于“长江”，黄河追长江需要追两次才算成功，长江追黄河时，把黄河限定在一定狭隘比例范围内；二是根据长江黄河源自青藏高原，以“天上来”这个词语融入游戏当中，当教师喊“天上来”时，长江与黄河身份互换，互换追逐。

四、在教学中发动学生参与编排

新课程一直倡导“学生使主体，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在编排体育游戏时应让学生参与进来，让他们根据自身特点选取某些有建设性的意见融于游戏之中。例如笔者在编排《老鹰捉小鸡》游戏时，多数学生认为“小鸡”数量太多，当游戏时，后面的小鸡容易摔倒，因此根据他们意见要对这个游戏进行改编。方案一：在地上规划一定区域作为老鹰的家，分出一部分学生作为老鹰幼崽，让他们训练捉鸡，这部分同学手拿呼啦圈，对小鸡进行“甩套”，其余学生扮作小鸡，从中选取两人作为“鸡爸爸”和“鸡妈妈”分别对其余学生进行带领。方案二：把所有学生分成若干组，每组选取一位老鹰，4-5位当小鸡，其余同学当“母鸡”，母鸡手拉手形成一个圈，小鸡在圈中，游戏开始时老鹰在圈外，并想尽办法捉拿小鸡；游戏过程中，老鹰可以钻入圈中对小鸡进行捉拿，但不可强制分开“母鸡”拉连的手，小鸡可以出圈，但不可以离开圈外两米，游戏结束后，角色可以互换。

五、结语

教育关于论文篇3

广告教育业界铸要导向的合理性

业界需求导向是高等广告教育面临生存挑战的必然选择广告教育的业界需求导向是指以广告教育应当适应市场变化，满足业界需求，并将其适应及满足业界需求的能力和水平作为评判高等广告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准。高等教育大众化引发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矛盾是毕业生人数的急剧膨胀与有限的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从而使高等教育面临极大的市场压力。于是，就业率成为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一个较为重要的祛码。广告教育要想提高就业率及竞争能力，必须面向市场。像过去精英教育时代关起门来办教育，不考虑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毕业生得不到市场认可，就很难吸引到理想的生源，进而形成恶性循环，在竞争中就会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广告专业教育走“市场箱求约束”的发展模式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

业界需求导向是发挥高等广告教育为社会服务功能的必然要求提供优质高效的社会服务是高等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综观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随着大学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不断增强，高等教育因其不断满足政府和社会的需要而获得了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高度的市场化，高等教育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满足市场需要的程度。这就要求大学教育能够直接“产出”适应劳动力市场需要的人才，这是大学教育面临的现实。高等广告教育的业界取向正是以强调广告教育对市场的适应性为特征，顺应了时展的潮流。

业界需求导向是高等广告教育面对市场需求的一个必然回应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市场化的程度增强，教育与就业间的联系密切程度大大提高。人们把教育视为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基本手段，越来越多的人着眼于将来的职业而希望获得更好更多的学习机会，希望获得更高的学位。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就是满足来自生源市场和就业市场扩展需求的产物。作为对于这一市场需求的现实回应，包括广告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有责任也有义务满足受教育者(同时也是教育的消费者)的需求，使之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获取从事某一职业乃至提高生存质量所需的相应的知识、技能和学历、学位。由此来看，广告教育的市场取向已经必然包含于大众化的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之中，成为其题中应有之义。

广告教育业界需要导向的局限性

单纯的业界需求导向将导致广告教育的功利性这源自于市场需求的功利性。按照市场自身的逻辑，它追求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功利性是它最基本的特征之一，而且，它的运行逻辑都是沿着这一基本的目标展开的。因此，市场的选择自觉不自觉地按照“是否有用”甚至是“是否立即有用”的标准进行。近几年毕业生就业市场上的风云变幻突出地验证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单纯以业界的“有用”和“立即有用”需求为导向，很容易步入重“术”而轻“学”、重技能培养而轻人文素养的误区，其结果是毕业生缺乏后劲，人才培养质量下降。

单纯的业界需求导向将导致广告教育的盲目性从现实角度看，业界需求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业界总是抱怨广告教育培养的毕业生上手慢、不好用。当教育界诚心诚意地向业界征求人才培养的意见和建议时，得到的回答却是众说纷纭，模糊不清，令人难以对业界的人才需求标准形成一个清晰而完整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以业界需求为导向的广告教育很有可能是教育者在推测本来就不明晰的业界需求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带有相当主观盲目色彩的产物。

业界需求导向的结果并不一定导致业界满意业界豁求导向的思路往往想当然地持有这样的潜在假设:只要我们是以业界需求为导向的，业界肯定就会满意。然而，理论和事实并不充分支持这样的假设。因为，一方面，广告行业本身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业界的需求也是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的;而高等教育具有稳定性，与快速发展的广告业相比，总是相对滞后的，这就决定了虽然广告教育以亚界擂求为导向，但不可能与业界需求保持完全同步。另一方面，即使“市场需求约束”的教育棋式拥有诸多与市场对接的优势，由于受教育者自身存在着各种差异，高等教育内在规律的复杂性，以及业界需求的时效性和偶然性，同样也难以保证业界孺求导向必然带来业界满意的假设完全成立。

单纯的业界需求导向可能损害广告教育的创匕犷味:新力创新力是广告教育生存与发展并赢得持续竟争优势的核心竞争力。广告教育只有不断地进行人才培养的观念创新、知识创新、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创新，才能在“创新制胜”的知识经济时代独占鳌头。然而，市场需求导向的指导思想，将导致教育者仅仅把目光聚集在业界身上，惟业界需求“指挥棒”是瞻，其结果，一方面，业界需求的功利性和盲目性导致教育的短视性，对于教育创新尤其是突破性创新造成局限;另一方面，跟在业界的身后跑惯了，总是忙于追逐而失去了创新的自觉，或者因为培养的学生暂时获得了业界的认可而沾沾自喜，不思进取，这都会使广告教育丧失创新的动力。

完全的业界需求导向难以培养出具有个性和创造力的学生如果广告教育无论何种级别、何种层次都以业界需求为导向，按市场需求培养“定制化”的人才，势必造成人才规格、人才能力的趋同，难以形成人才的独具特色和个性。这种人才的“同质化”，不但直接导致各级各类广告教育失去自身的竟争优势，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它将最终导致广告业失去生机和活力，使最具创造力的行业由于缺乏具有个性和创造力的人才而走向衰落。由此观之，完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使高校广告教育的未来蕴藏危机。

超越业界斋求导向的广告教育

鉴于单纯的业界需求导向可能会影响广告教育乃至广告行业的长远发展，所以，教育必须超越业界需求导向，打破“惟业界导向论”，因为业界导向仅仅是高校实现其社会功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当然，所谓超越业界导向，也并不意味着远离市场，重新回到关起门来办教育的老路卜来，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夭，这么做肯定是行不通的。这里所说的超越是对单纯业界导向的一种修正和补充，即广告教育从现实出发，在业界需求导向与人文导向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使广告教育既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市场的需要，满足学生就业的现实需要，同时，又能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教育的人文取向意味着教育必须具有一种着眼于未来的精神，超越现实功利的羁绊，着眼于人的生命意义的拓展，它代表着人类生命最高境界的诉求。它体现着教育非功利的价值追求。以人文取向矫止市场导向，既是对市场的最好适应，也是高等教育在新形式下有效发挥其功能的必然选择。为此，广告教育应当在人文取向和市场一导向双重维度中构建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

确立科学的人刁.培养目标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处于飞速发展的黄金阶段，同时，其人才培养质量也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批评和责难。社会公众对大学生的人格、素质、实践能力、创新和创造能力都产生了质疑，大学生正在失去昔日曾经拥有的粗眼光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新形势下大学培养目标的滞后或错位造成的。广告教育面临着同样问题。那么，广告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确立什么样的培养目标，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广告教育现状呢?有学者用“中坚力量”来概括广告教育的培养目标，认为广告教育不是培养大师，因为大师绝对培养不出来，但广告教育也不是培养技工，广告教育要培养的人是能够支持整个行业的基本标准.将来在行业里是属于维持整体发展最基础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出发，他认为素养和技能问题都很重要，而且在大学阶段素养的比例稍微高一点。但他强调素养不是理论，不是老师讲的书本，是能够给学生提供一个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不断学习成长的一个理论框架，是继续学习的框架。技能也不是技术，而是一种能力，一种创新能力。

构建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所谓人才培养模式就是围绕培养目标组织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教育教学活动的结构样式。人才培养模式与人才培养目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具有支持目标并完成目标的功能。所以，构建广告专业人刁’培养模式，必须以人才培养目标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与融合了人文取向与市场导向的广告教育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培养模式应该是“厚基础、精专业、个性化、多出路”的人才培养模式。所谓“厚基础、精专业”即贯彻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思想，广告专业教育既要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加强其宽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积累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又要着眼于学生的现实生存，在课程设置上，紧密围绕广告学理论和广告行业实践开设课程，强化其专业技能培养。所谓“个性化、多出路”即坚持共性与个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使学生达到专业培养的基木规格的同时，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开展多元化的教育，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既有一定专长，按照这个模式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将体现出专业基础扎实、所谓“个性化、多出路”即坚持共性与个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使学生达到专业培养的基木才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关系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教育关于论文篇4

一百多年来，无论是兰代尔、安曼斯、庞德这样一批代表哈佛法学院声誉的教授，还是霍尔姆斯、沃伦、波斯纳这样名声显赫的法官，他们，无一例外要受法学院2年级和3年级学生编辑摆布，他们是否曾经被退稿无从一一查考，但，可以断定：他们都按照学生编辑的要求修改过文稿。哈佛法学院的兰代尔图书馆至今还保留着1942年10月15日庞德带着几分愠怒给《评论》主席的信：“为了将文章限制在你要求的篇幅之内，我已经按照建议进行了删除；对于你提出的改变文章风格的要求，我部分采纳，部分抗议。但是，我按照原稿，恢复了被你们修改的某些句子，我必须坚持：应按我最后改定的文本付印。”〔4〕

《评论》编辑对美国法学的影响，远远不止是他们对作者来稿的生杀予夺大权。几十年来，他们制定的“蓝皮书”——法律文献引用规则——一直是统治美国法律界的基本学术规范，无论教授、法官、律师，只要想，就不能不遵守学生制定的这部文献引用法典。〔5〕美国法官常常引用法律评论文章论证判决的正当性。198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19811983年，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551个判决，引用法律评论文章多达760次；平均每100个判决引评论论文138次。〔6〕1990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联邦最高法院引用的论文，25%来自5个所“精英评论”。〔7〕除了论文质量之外，“精英评论”论文引用频率较高的一个原因是：联邦最高法法官的助手大多具有担任法律评论编辑的经历。〔8〕199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联邦巡回法引用法律评论论文大大少于联邦最高法院，11个联邦巡回法院的1200份判决仅仅引用法律评论文221次，平均每100个判决引用评论论文18次。〔9〕但是，所有研究评论引用率的报告一致明，“精英评论”论文的被引用率大大超过一般评论。

对于绝大多数美国法学教授来说，法律评论是他们的唯一园地，取得终身教授资格通取决于的质量和数量。尽管这不是明文规定，也有个别教授在获得终身资格之前没有表过任何论文，但，法学院的终身教授委员会通常将论文作为重要考虑因素。因此，学生编辑在定程度左右教授晋升。

法律评论在美国法律界引起的争辩不亚于堕胎、种族平等、惩罚性民事损害赔偿等热门话题边是激烈的批判：从学生编辑法律评论的传统制度、稿件选用程序，到法律评论的文体、文风，无受到尖锐抨击。这些批判文章充满嬉笑怒骂，落笔淋漓酣畅，与一本正经的法律评论文体成为鲜对比。〔10〕另一边是辩护和反批评：法律评论代表了敢于开拓和创新的美国文化，其对法律教育律职业功不可没。〔11〕自从Rodell教授在1936年首次发表批判法律评论的文章以来，法律评论直在非议中发展。如今，法律评论人数比Rodell时代增加了5倍。批评法律评论的专家承认一事实：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法律评论已经深入美国法律制度，法律评论的缺陷是美国法律制度本的缺陷，因此，只要整个法律制度没有实质变化，改革法律评论几乎是没有希望的。〔12〕

1991年，斯坦福大学的4名学生就法律界如何评价法律评论进行书面问卷调查。“本次调查的一个有趣发现是：尽管对法律评论的批评不断，接受本次调查的人认为：法律评论在多方面建树卓著。在律师、法官和法学教授中，主张维持现有体制（学生编辑、学生定稿）的意见占压倒优势。大多数担任过评论编辑的人，从两方面高度评价他们的这一经历，一是提高了技能，二是增强了就业的资力。雇主录用雇员的时候，相当重视担任过评论编辑的求职人，雇主不只是看重评论编辑表彰的精英身份，更看重它蕴涵的教育价值。”〔13〕

在纪念《评论》诞生100周年的一篇回顾报告中，曾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的GRISWOLD教授写道：“对于让学生主持、编辑这样一份重要的美国法学杂志，有人至今感到担心。这确实是不同寻常，但是，它就是这么开始的，它的茁壮成长来自它自身的力量，它对我们的法律和法学教育的贡献大大超过了发起人最初的期待和希望……‘既然东西还没有损坏，何必操心如何修理？’”〔14〕

学生发起、管理和编辑号称世界一流的法律刊物，学生修改和决定是否刊登教授、专家的论文，这不仅使外国人感到困惑，连美国其他专业的教授也感到不可思议。法律评论如何成为一种制度化事实？学生如何编辑和定稿？学生参与法律评论的动因是什么？法律评论对美国法律教育产生哪些影响？1996年访问哈佛法学院期间，我和教授、学生、律师

讨论了这些问题，阅读了40多篇关于法律评论的报告。本文目的是向读者提供一个包含真实信息的、能够从一个侧面折射中美两国法律教育和法律文化差异报告，让读者通过比较，发现和思考一些问题。

二、作为制度化事实存在的《评论》

（一）《评论》的组织和管理在初创时期，《评论》的组织形式是“哈佛法学评论基金”，该基金是为了在麻州剑桥出版法学杂志而成立的一个合伙。1902年，基金改组为一个非营利性法人社团——哈佛法学评论社团（以下简称：社团），该组织形式一直延续至今。社团成员分为有表决权成员和无表决权成员，全部现任编辑为有表决权的成员，非编辑的托管委员会成员和已经离任的编辑为无表决权成员。社团决策机构是托管委员会，托管委员会与社团之间是信托关系，社团是受益人，托管委员会是受托人。托管委员会成员由《评论》主席、《评论》司库、现任哈佛法学院院长、2名教授和社团司库组成。社团司库由托管委员会选举产生，社团司库根据托管委员会授权对社团的全部财产拥有法律上的占有权，并得以社团名义受赠、获益、投资、抵押、处分财产。200美元以上的开支必须由社团司库批准。此外，社团设有监事会，《评论》前任主席和某些无表决权成员担任监事，修改社团章程和选举托管成员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监事会的批准。〔15〕

（二）《评论》编辑的选拔早期，《评论》并无严格的编辑选拔程序。1887年的首卷《评论》编辑是15名3年级学生，〔16〕多半是追随发起人的志愿者。1920年，《评论》确定了按照学习成绩排名先后，择优录取的规则，这一规则推行了近半个世纪。1969年，《评论》开始用成绩排名和写作竞赛综合计分方式选拔编辑：成绩排名占70%，写作竞赛得分占30%.如今，全部编辑人数84名，二年级、三年级学生各占一半，因此，每年要通过竞赛更换42名编辑（美国法学院的J.D.学位学制三年）。

每年5月或6月开展的写作竞赛是一次无人监考的、为时8天的课外书面考试，出题、评分、录取全部由学生编辑负责。凡是一年级学生都有资格应试。1996年6月，共有212名一年级学生应试（全部95级本科生是550人），42人最后当选为编辑。

竞赛内容分为两部分：案例评论和文章修改。案例评论通常是选自前一年或者当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要求应试者将500页左右的参考资料整理成不超过20页的案例摘要、分析和评论。一个案例评论通常有一半是注释，一半是正文。案例评论的难点是写出摘要，应试者不仅要从500页左右的案情报告中筛选出关联内容，而且要将关联内容浓缩成短短几页摘要，这只有在仔细阅读全面思考，对法律争点、事实问题胸有成竹之后，才能开始动笔。文章改错要容易一些，主要是纠正语法、文体错误，删改冗长、累赘的文句、段落。案例评论占写作竞赛总成绩的70%，文章改错占30%.应试者可以在家里完成竞赛，但是，只能使用编辑委员会发给的材料，不允许利用图书馆或者电脑连网系统查询。为了保证竞赛的公正性，编辑委员会主要采取以下措施：其一，在竞赛前半年，编辑委员会指定两名学生编辑负责选择案例、准备参考资料。在案例和参考资料交给应试者之前，只有这两名学生编辑知道考试内容；其二，案例只能选自前一年或者当年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因此，在竞赛期间还不存在可供参考的学术评论；其三，考卷上只记载号码，在交卷之后、试卷到达阅卷人之前，由学生编辑先后聘请教师将所有的考卷先后两次重新编号，因此，即使应试者和阅卷人串通，事先让阅卷人知道试卷号码也无济于事。在哈佛法学院，抄袭和考试作弊是最严重的违反校规的行为，一旦发现，或者开除或者终生记入档案，从而对今后一生的事业产生严重不利。因此学生一般都非常谨慎，很少有人铤而走险。〔17〕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评论》是男性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后裔）的封闭俱乐部，总共只有3名黑人学生担任过编辑；到1955年，才有《评论》的第一位女编辑。〔18〕60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唤醒了少数民族和妇女的权利观念，人们争辩说：种族或性别平等不止意味着同一条件之下的机会均等，而且，应当努力消除种族或性别歧视的后果，因此，那些因为种族、性别歧视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士，应该在升学、就业方面得到优待。如今，在升学、就业方面优先录用少数民族或者妇女的措施被称为“优抚”（affirmativeaction）——一个旨在淡化敏感问题而选择的、字面意义完全脱离内在含义的新名词。作为美国民权运动的回应，《评论》也在1982年采用“优抚”政策：评论主席和另外两名编辑组成一个3人委员会行使录用8名编辑的自由裁量权。要求获得“优抚”待遇的申请人，不必委托法学院向3人委员会披露成绩单。〔19〕波斯纳法官对“优抚”政策持批评意见。他在一篇书面发言中谈到：优抚政策不仅动摇了《评论》编辑拥有就业优势的合理性，而且是造成评论危机的表面上的、但并非无关紧要的原因。〔20〕作者在考察中注意到：尽管《评论》对“优抚”对象严格保密，除3人委员会之外，《评论》内部没有其他人知道谁享受了“优抚”待遇，〔21〕但是，进入编辑部的少数民族学生仍然会感受到一种压力，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享受“优抚”的嫌疑。

在1996学年担任编辑的42名95级学生中，少数民族学生15人、女生14人，其构成与1650名在校J.D.学生的种族、性别比例大体一致。

（三）《评论》的工作机构《评论》全体编辑被称为“组织”（orgnization）。设主席、事务主管编辑、执行编辑、论文编辑、短文编辑、案例评论编辑、初审编辑等职能和级别不同的职务。《评论》的组织结构如下：

主席：主席是《评论》的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公司的执行总裁。现任主席是一位来自牙买加的黑人学生DAVIDPANTON.主席在章程规定的权力范围之内对一切事务具有最终决定权。

司库：司库负责《评论》的一切商务活动，协调每年一度的选拔编辑的竞赛，承担主要的行政管理工作。执行编辑：6人，他们既是稿件终审编辑，又是文体专家。

maryeditor）：5人，所有论文、评论、评注和书评的编辑程序由基层编辑控制，《评论》和作者之间的联系由基层编辑负责。

书评编辑：6人，选择读者感兴趣的书籍，约请编辑之外的作者就当前争议的热点问题撰写书评，书评比论文短，不要求严格的注解。

评注编辑：7人，负责编辑学生撰写的评注（note）。《评论》将专家文章称为“论文”（article），学生撰写的文章称为“评注”。

法律动态编辑：《评论》设有法律动态栏目。6名2年级编辑在3名3年级编辑的指导之下，就某一个专门问题作一年左右研究，撰写评注，这些评注发表于每年5月出版的《评论》。最近几年的评注主题包括：“面临科学证据的新挑战”（卷108）、“雇佣歧视”（卷109）、“非营利公司”（卷105）、“家庭暴力”（卷106）等。最高法院判例评析编辑（SUPREUMCOURTOFFICE）：6人，每年11月发行的《评论》是最高法院判例评析专集，通常有一篇教授撰写的论文和25篇学生撰写的评注。学生常常对最高法院判决提出批判性的、有时是非常挑剔的意见。

此外，《评论》还有负责内部事务的协调室、出版室、图书室、社交室、新编辑接待和培训委员会、纪律委员会和商务办公室。3年级编辑负责《评论》的日常工作，所有办公机构的成员都是3年级学生。因此，3年级学生在观念上和正式文件中被称为“官员”。2年级学生在“官员”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每名2年级的学生编辑可以发表不超过6页的书评、最新案件或立法评议；3年级学生编辑可以发表不超过18页的评注（NOTE），通常是关于某一个法律问题的实质性研究。如果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3年级编辑合写一篇评注，可以超过18页的篇幅限制。《评论》具有一个在全国独一无二的传统，学生编辑发表的评注历来不署名，其理由在于：尽管作者个人对评注倾注了许多精力，但是，撰写评注是每一个编辑的本职工作，将它作为集体成果更为妥当。

位于哈佛法学院南侧，马萨诸塞大街东侧的GANNET楼是《评论》专用的办公楼，这是一座建立于19世纪的、希腊风格的白色建筑，学生有时戏称为哈佛法学院白宫。《评论》是美国唯一的拥有独立办公楼的学生杂志。

除了每年11月的最高法院判例评析专集之外，其余7期《评论》，每期至少包括一篇论文。《评论》每年收到大约1000篇论文稿件，每年能够发表的论文在8篇到11篇之间。因此，对论文的筛选和编辑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学生编辑的工作。《评论》处理稿件的程序可以按照时间先后分为筛选程序和编辑程序：

筛选程序筛选程序的第一个阶段称为“转盘文秘站－您的专属秘书，中国最强免费文秘网！”。论文编辑把稿件分发给2名2年级编辑初读。每名2年级编辑每周至少要读一篇稿件。初读编辑必须在5到6个工作日读完论文，撰写两页左右的初读评论，简要说明论文的内容和优缺点。初读编辑负责给论文打分，分数分为1分到5分。初读完成之后，论文连同初读评论，一起交给论文编辑。论文编辑委员会集体决定论文能否进入筛选程序的第二阶段——先行审读。除了少数例外，2分以下的论文一般没有希望进入第二阶段。

所谓“先行审读”（preemptioncheck），系由1名编辑审读论文，评价论文是否在某一专门领域具有原创性贡献。论文和审读编辑的评价将交给《评论》选择的1名教授进行评议。评议人未必是哈佛法学院教授，尽管哈佛法学院教授通常有较多的机会充当论文评议人。从理论上讲，教授评议只是具有参考、指导作用，筛选程序不能因为教授较低的评价而终止。但是，教授评议意见将在全体编辑公决会议（officeread）公布而影响与会编辑的决定。

公决会议决定是否录用论文。凡是对论文感兴趣的编辑都可以获得一份复印件，凡是读过论文的编辑都可以参加公决。在公决会议上，首先由论文编辑公布教授的评议意见，然后，审读编辑发表他对论文的评价。接着，与会编辑进行辩论。最后，与会编辑就是否选用论文进行表决，获得多数支持的论文就进入编辑程序。

（二）编辑程序基础编辑是编辑程序的主导角色。基础编辑先后将自己对论文的两次评论交给作者，获得作者对评论的回应。

引证校核（citecheck）。这也许是最为繁重的编辑工作，一个由2年级学生组成的编辑小组负责对每一个引证进行校核。在引证校核阶段，《评论》主席将阅读论文，并提交他对论文的评议和修改建议。

基础编辑将经过引证校核的论文和主席评议（P-READ）交给作者。作者或是接受建议，进行实质性修改；或是提出异议而与编辑进行磋商。

2年级编辑负责论文的技术编辑：对每一个引证再次进行实质校核（如：引用者是否误解或曲解作者的原意），对论文进行语言、文体方面的编辑。在作者阅读了经过技术编辑的文稿之后，基础编辑的工作就到此结束。论文交给执行编辑。

执行编辑审读全文，确保论文在文体和技术方面一致，并符合《评论》的范式。

交付印刷之前，至少将经过两轮逐字逐句的审校。

正如《评论》工作手册结束语所说的那样：“有时候，你也许会觉得：你的工作在最终成果里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点，但是，没有每一个编辑的勤勉工作，《哈佛法律评论》就不可能出版。这是一个团队的努力。”〔23〕

（三）名人效应、机构性权威和盲审

无论是商业杂志，还是学术杂志，都面临如何对待名人稿件的问题。商业杂志借名人招徕读者，名人借商业杂志自我宣传，两者相得益彰。但是，学术杂志如法炮制则事与愿违。追求名人效应或者名人追求自我膨胀，最终可能使学术杂志、作者和读者三方面都感到失望。名人在诸多杂志追捧之下抛出的应景作品，往往比非名人的伪劣作品更为糟糕，因为，在名人效应烟雾笼罩下，读者需要更敏锐的洞察力，才能发现名人作品中的纰漏。名人自我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会希望自己的文字、声音、形象经常占据传播媒介，于是，发表快感成为一种经常需要得到满足的欲望，以至早先追捧名人的杂志都会被名人接二连三的稿件所困扰。另一方面，如果学术作品发表机会与作者名气大小存在某种联系的话，那么，学界新人的作品即使大大超过名人，也会湮没无闻。

编辑垂青那些有权威性学术机构作为背景的作者，冷落教育和职业背景不那么显赫的作者，这也是凡人难以摆脱的人情势利。我想，名人效应和机构权威性的影响是一个不会因为文化背景而产生实质差别的问题。因此，每次和《评论》编辑面谈，都想了解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真实态度。

我的印象是：《评论》认真地作出了努力，防止作者身份和所在机构对编辑产生先入为主的影响，但是，我难以断定这种努力是否产生实质性效果。编辑告诉我，在进入公决之前，只有主席、评议教授知道作者的身份，分发给初读编辑的论文是经过仔细处理的，作者姓名和可以辨认作者身份的内容均从交审稿件中删去。尽管不能排除作者对主席施加影响的可能性，但是，众多编辑参与的公决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这种影响。一些局外人的看法则有所同，他们认为：哈佛法学院教授对《评论》具有不容否认的影响，在《评论》上无疑有利于获得终身教授资格，学生编辑未必有勇气完全无视本校教授的要求。〔24〕

四、关于法律评论的论战

（一） 学生是否适宜编辑法学刊物？对法律评论的主要批评意见之一是：学生编辑缺乏评价专业论文的学术水准。在学科划分越来越专门化的时代，谁也不能成为横贯整个法学领域的“全能通才”，声称学生编辑能够从跨越全部法学领域的稿件中挑选出具有原创性贡献的佳作，纯粹是无稽之谈。批评者经常提出的质疑是：为什么其他学术领域

都是教授和同行专家编辑学术刊物，法学界却要独辟蹊径？既然学术刊物主要是教授和专家的园地，由他们自己去编辑和出版更符合他们自己的趣味和利益。〔25〕

波斯纳是激烈反对学生编辑法律刊物的人士之一，尽管他本人当年曾经担任过《评论》的主席。他认为，学生编辑法律评论的主要问题在于：（1）年轻学生缺乏识别论文优劣的经验，缺乏担任杂志编辑、管理者和监督者的经验；（2）学生担任编辑的时间不到两年，编辑班子不断变动，从而妨碍学生积累经验；（3）评论缺乏自我改善所必不可少的市场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编辑没有任何报酬，他们既不会因为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而受到市场奖励，也不会因为增加成本、推出质量低劣的产品而受到惩罚。波斯纳对改革评论持悲观态度。他认为：评论的缺点植根于不可改变的体制性结构，改革评论是毫无希望的——任何试图推动改革的人，都无法在任期内看到改革成果，从而缺乏发起改革的动力；只有形成市场力量之后，评论或许会在竞争的压力之下出现转机，越来越多的专家编辑的法律出版物或许将会构成这样一种市场力量。〔26〕

一些教授一面对评论进行尖锐批评，一面对“推倒重来”的激进意见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评论的弱点并不是致命的和不可改善的；尽管法学论文的传统模式存在许多缺点，但是，仍然有许多理由要遵循这种模式，至少应当作为一种选择而保留；此外，传统的评论模式有难以替代的优势，例如：编辑和出版的成本较低。〔27〕

另一些教授则认为，学生编辑的法律评论已经和整个美国法律教育融为一体，它是学生进行自我强化训练的一个重要途径。“法律评论的错误不是来自学生编辑，而是来自我们自己。”〔28〕应当受指责的，不是学生编辑，而是那些向评论投稿的教授、律师和法官。另外，他们对专家刊物能否避免学生刊物的局限性，专家是否有足够的时间、是否能够比学生更为负责地承担编辑工作也表示怀疑。

1991年，斯坦福大学学生的问卷调查表明，支持学生编辑法学刊物的意见在法律界占压倒多数。

支持学生继续编辑法学刊物的理由大致是：学生尚未陷入法律职业的一体化世界，因此，能够从新的视角去进行评价；学生本来就“干得不错”，杂志本来就是属于学生的；评论最主要的任务是训练学生，而不是刻意追求高质量的论文。〔30〕

支持学生继续编辑法学刊物的理由大致是：学生尚未陷入法律职业的一体化世界，因此，能够从新的视角去进行评价；学生本来就“干得不错”，杂志本来就是属于学生的；评论最主要的任务是训练学生，而不是刻意追求高质量的论文。〔30〕

设定终身教授，本来是为了保障学术自由——如果教授常怀失业之忧，他就不得不顾忌自己的言论是否会冒犯雇主；一旦言论受禁锢，大学教育就会变成落后的、封闭的、失去任何活力的教育。可是，当教授在法律评论上的质量和数量，成为获得终身教授资格的一个约定俗成的条件之后，终身教授制度就偏离了它的宗旨——论文泛滥和教职贬值成为困扰教育的另一个问题。“为了找到一个真正的学者，带进了一打半滥竽充数的仿冒货；为了找到一颗钻石，带进了一堆莱因石。”〔31〕一些文章认为，法律评论是造成或者加剧弊端的原因：其一，学生通过取舍论文而获得了选择终身教授的权力，然而，学生并不具备择优选择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其二，学生编辑难以抗拒本院教授要求的压力，学生行使取舍权，不可避免地导致“开后门”。〔32〕

另一些文章则认为，法律评论对评聘终身教授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也许是伴随法律评论产生的最坏的现象，但是，应当对错误负责的不是法律评论，而是法律职业机构，后者把一种与法律评论宗旨无关的职能，赋予了法律评论。因此，与其指责学生编辑，不如指责论文敲定终身教授的陋习。〔33〕

（三）《评论》与法律教育、就业优势

哈佛法学院的DavidWilkins教授在1979-80年间担任《评论》编辑。当他回忆这一段经历的时候，他说：“提任编辑是一段有益的经历。每天阅读大量资料，不断接触前沿学派和思潮。近10多年来，经济分析法学、批判法学等非主流思潮都是最先在学生主持的法律评论上找到一席之地这也许能够说明，学生编辑对法律的态度并不是那么保守，正是这种态度促进了法律的发展。”〔34〕

在1996年，2年级学生编辑每月至少要工作20天，3年级学生每月至少工作15天。如果学生编辑仅仅是进行初审，他每一个月大约要阅读20篇稿件。我问97届学生编辑DANISEDOSSEN，“编辑工作是否会影响学习成绩？”她的回答是：“在我担任学生编辑之后，学习成绩比以前有所上升。因为，这是一种挑战，我想证明自己能够承受这样的挑战。”〔35〕

除了案例教学之外，评论也许是最能反映美国法律教育特性的一件事。即使对评论持激烈批评的法律界人士，也并不否定评论对法学教育具有重要价值。评论是优秀学生的一个强化训练营。在编辑过程中，学生不断审视关于某一个主题的学术积累和作者多年研究的成果，查阅相关资料、评价、建议、核实引文，从而进入和作者进行思想对话的意境，这种意境不是在课堂上和课外阅读中经常可以达到的。在选稿过程中，学生面对众多稿件，不断作出取舍决定，这无疑提高了他们的学术品味，发展了欣赏学术精品和识别赝品的能力。熟悉和应用文献引用规则是学生就业之后受益无穷的一种写作训练，因为，编辑规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法官、律师或教授的文体，脱离编辑规则自由发挥的余地不是没有，但，受到相当的限制。批评法律评论的作者也认为，遵守一种即便是专断的写作规范，对于学生的训练也是必要的，只是学生和专家应当适用不同的写作规范，后者应有较多的自由发挥余地〔36〕

虽然，美国法学院教授和学生之间有较多的课外交流，但是，这种交流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法律评论促成能力相当的学生互相交流，开辟了优秀学生的强化训练营地。哈佛法学院教授通常安排每周两个半天的办公时间，和学生的课外交流通常是安排在办公时间，每次约会的时间一般不超过30分钟。除此之外，任课教授通常要请选课学生吃中午饭，每次有5-6名学生和教授共进午餐——这是师徒相传式中世纪法律教育的一个遗迹。但是，学生和教授之间的交流毕竟是有限的。首先是时间限制，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随时会产生需要解答的疑问，教授不可能随时回答100多个学生的问题；其次是地位限制，学生和教授之间的交流毕竟不是一种平等的交流，学生担心提出贻笑大方的问题，担心占用教授太多的时间，因此，师生之间形成疑无不问、知无不言的交流并不容易。相反，学生编辑在审稿、校核、撰写评注、陈述意见过程中相互问答、争辩、交流资料是没有时间和身份限制的，因为，这不仅是同事之间的交流，而且是辈分相同的同事为完成同一工作成果而进行的交流。与我面谈的学生编辑普遍认为：他们通过编辑工作受到的训练决不亚于师生传授的训练。

法律评论编辑的选拔在法学院学生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美国大学基本的竞争规则是：最高的分数，最好的工作。法律评论根据分数和写作水平选拔编辑，从而推出了它自己的产品和商标——评论编辑成为法学院优秀学生的同义词。在学习之外，承担繁重的编辑工作，又证明了一个人非同寻常的智力和体能。因此，编辑经历意味着就业优势。

虽然没有任何报酬，《评论》编辑是一个令人羡慕甚至令人嫉妒的职位。一个刚刚担任编辑的学生告诉我，他第一个月就为《哈佛法学评论》工作了22天，参加了六篇文章的编辑。他认为：无论如何，也不会过高评价担任编辑的意义。首先，在他看来，《评论》是全世界最好的法学杂志，这是历届学生一百多年努力的结果，这一传统值得延续；第二，学生编辑在完成学业的同时，还能胜任繁重的编辑工作，这本身就证明了一个学生的意志、毅力和奉献精神；第三，学生编辑在美国法律职业界有相当好的声誉。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担任学生编辑的人在择业竞争中必定领先。对于象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助理和法学教授

这样受人尊敬的职务来说，担任学生编辑是一个不成文的要求。一旦哈佛法学评论公布了新当选的编辑名单之后，这些编辑总是会收到许多律师事务所约请面谈的来信。最后，编辑部本身是一个优秀学生的俱乐部，经常不断的学术交流往往比课堂教育和自己看书收益更大。〔37〕

斯坦福大学学生的调查报告显示，法律界普遍认为：参与法律评论（担任编辑，）的经历是决定录用雇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教授看来，参与法律评论的经历的价值要超过担任法官和律师的经历；法官认为，参与法律评论的经历是录用法官助理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具有参与法律评论经历的求职人在律师事务所同样受到重视。〔38〕

批评者认为：评论虽然有利于学生的强化训练，但，只有少数学生能够得到这种机会。法学院通过资助法律评论，使少数学生受到强化训练，多数学生训练不足，实际上是以牺牲多数学生利益为代价，扶植少数精英学生。〔39〕法律评论制度使学生编辑获得其他学生无从获得的优势，因而，这对其他学生是不公平的。〔40〕甚至那些肯定法律评论的人士，也对评论编辑的精英色彩表示了委婉的批评，Noonan法官说：“托克维尔称法律职业者为一种没有勋章的美国贵族——他们具有统一的教育背景、相似的职业品味、使用同样的分析方法、遵从共同的权威。然而，假如托克维尔当时知道法律评论的话，他一定会把法律评论编辑列入贵族——一个通过共同教育经历，而不是通过继受勋章而组成的互济会。”〔41〕

学生编辑的就业优势同样受到指责。批评者认为，学生编辑得到了过早的奖励——古希腊奖励体育竞赛的冠军不是因为他们已有的战功，而是因为他们证明自己具有非同寻常的体能，能够代表一个民族参加未来的战争——同样，从法学院二年级学生挑选评论编辑，不是表彰他们已有的成就，而是表彰他们具有取得成就的潜力。〔42〕

（四）众矢之的——“蓝皮书”

《评论》的一个重要产品是《文献引用统一体系》。早在20年代，《评论》就制作了每一个新成员的必读课本——《编辑指南》。1925年，哈佛、哥伦比亚、宾西法尼亚、耶鲁四所法学院的评论主席集会，决定共同出版“蓝皮书”，分享销售收入。从1926年到1996年，“蓝皮书”共修订了16版。

美国法学文体受到许多抨击，而“蓝皮书”常常被指责为僵化文体的始作俑者。Rodell教授认为，“所有的法律文章都有两个通病：一是文体，二是内容。”“文句冗长，结构笨拙，语气吞吞吐吐，好象在为自己斗胆发表意见而表示歉意。”“除了造成思维混乱、文风僵化和品味低下之外，自命不凡的脚注没有带来任何东西。”〔43〕波斯纳法官是“蓝皮书”的主要批评者之一。在“再见吧，蓝皮书这篇文章中，他说：”人类学家使用‘细胞增生’这个术语形容毫无价值的社会活动的膨胀，如果说埃及金字塔是坟墓的增生，那么，以哈佛为首的几个法律评论杂志所炮制的、到1986年已经是第4版的、255页的‘文献引用统一体系’——一本关于法律文献引用范式的手册，就是法律的增生多数由学生编辑的法律评论、法院、律师事务所和法律出版公司都奴隶般地顺从这本‘蓝皮书’所颁布的复杂的、令人困惑的法令。“〔44〕但是，波斯纳并不反对文献引用范式，他甚至推荐企图取代”蓝皮书“的另一本引证范式——1986年出版的”芝加哥大学法律文献引用手册“（TheUniversityoChicagoManualofLegalCitation）。波斯纳认为，”蓝皮书“的主要毛病是苛求不必要的注释和不必要的统一。该书编撰者的抱负是制定一部法律文献目录公约和引注操作手册，因此，”蓝皮书“本身冗长臃肿，学习和适用”蓝皮书“规则耗费了作者大量的时间。〔45〕他主张简明、灵活，将引证范式的功效限定在四个方面：其一，节约作者和编辑反复思考引注格式的时间；其二，缩短文章篇幅和读者的时间；其三，通过注解向读者提供信息——读者可以选择是接受引文、还是检索原文，如果读者决定检索原文的话，那么，帮助读者在图书馆里发现文献；其四，避免文章脱离主线，枝杈蔓延。〔46〕最高法院的前任法官Goldberg说：”注解造成的问题，大大超过了它解决的问题。“〔47〕Conard教授指出：”蓝皮书“总是试图用Anglo-American引注格式转换外国的案例引注。除了制造累赘与错误之外，”蓝皮书“转换规则妨碍美国作者引用相关的外国案例，而外国作者为了在美国，又不得不放弃他们熟悉的方法，勉为其难地运用一种陌生的规则。〔48〕

然而，Austin教授则认为，运用脚注可以区分自己和他人的成果，批评脚注实际上是全盘否定评论所代表的一种法律文化。“作为一种创造精神的显示，脚注区分对法学具有重大贡献。从脚注的质量，可以看出作者个人的品味和论文主题的广度。因为存在违反规则的恶劣行径，所以，要用脚注与之对抗。我们凭借脚注告别了一个信口开河的时代。”〔49〕

五、关于法律评论的几点感想

1 法律评论推动了学生的竞争、保持了法学的连续性在美国特有的法律制度中，法律评论演变为一个精心制作的文化传递工具。一方面，法律部落年轻成员通过沿袭一定的规则而服从了学术道统的权威；另一方面，他们的青春期逆反心态又得到相当满足，他们能够有机会依据学术道统攻击、贬低和更正前辈的作品。法律部落年轻成员和前辈之间本来不可避免的冲突找到了宣泄场所。在这一过程中，法律部落平缓度过了危机、产生了新的部落头领。〔50〕

当然，这种文化传递是通过激烈竞争完成的。一位美国作家这样表达一种教育平等的最高理想：“在真正平等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应能成为《哈佛法律评论》编辑。”〔51〕但是，我认为，真正的教育平等恰恰是让人们有平等竞争的机会来证明自己的敬业态度、开创性、合作精神和胜任繁重工作的能力，少数人成为《评论》编辑是竞争的合理结果。如果一个学生认为自己具有非同一般的才能，而且希望证明这一点，那么，从来不拒绝向这个学生提供机会的学校就是最好的学校。哈佛法学院的优秀学生通过独立创办《评论》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他们用自己的勤奋工作赢得了信任，这种信任不仅使他们在毕业后能够畅通无阻地进入美国最体面的法律职业机构，而且使他们在执业之后的竞争中遥遥领先。“自助而天助”，这与中国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传统是异曲同工。

（二） 制度化的法律评论是无法脱离制度本身而单独得到改善的

法律评论最初是自发的产物，随后发展为制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今，美国法律界人士无论是否喜欢法律评论，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法律评论。优秀学生需要证明自己有资格获得比其他同学更多的教育资源和就业选择，法律评论是他们进行自我证明和获得更多教育资源的场所。雇主需要凭借一定的标记去选择他们认为最好的雇员，尽管标记并不总是和实体一致，但是，与雇主分别指定标准进行个别考核的成本和差错相比，信赖统一标记还是利大于弊。法学院需要通过法律评论提高自己的学术声誉，同时，又不愿支付昂贵的工资去雇佣一批专职编辑，它们发现许多愿意无偿从事编辑工作的学生近在咫尺。当然，为了激发学生从事编辑工作的热情和责任心，学生需要成为法律评论的主人，而不是雇员。教授需要大量制造论文显示自己的存在，或者借此取得终身教授的资格，因此，他们需要不断扩张的园地，但，他们并不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

组建自己的刊物。律师需要找到能够说服法官和陪审团的论据，引用和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在法律评论上发表的言论，既节约了从事研究的时间，又借他人的口舌道出了自己的主张。最高法院需要从法律评论中寻找理论资源，论证法律的政策性解释的合理性。一篇批判最高法院判决的论文，常常可以被最高法院用来区分、限定和推翻它以前的判决。因此，批判性论文恰恰有助于最高法院摆脱前例约束的困境，并给它提供了自圆其说的解释工具。当法律界成员对评论产生极大依赖性的时候，评论本身也就成为限制法律界的一种力量。除非产生另一种可以替代的方式，并且在同一程度上满足法律界的需要，而改革成本又低于容忍弊端的代价，法律评论是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的。正如Martinez教授所说的那样，即使在Rodell时代（30年代首先批判法律评论的教授，参见注[43]）改变法律评论都已经为时太晚，如今就更晚了〔52〕

（三） 蓝皮书：规范化和矫枉过正

《评论》在一个缺乏范式的时代，建立了范式——文献引用统一体系，从而建立了权威。文献引用规则虽然不能阻挡所有的劣质产品进入法律出版物，但是，至少增加了劣质产品进入法律出版物的难度——那些道德和智商都过分低劣的仿冒者因此被排除出法律界。例如：任何法律评论都不会接受一篇没有文献引用的稿件。因为，这种稿件有两个明显的疑点：其一，或许作者对这一主题根本没有进行任何研究（因为不屑研究、懒得研究或者没有实力研究等等），纯粹是一个人凭空自说自话；其二，或许作者得益于他人已有研究成果而没有承认这一事实（因为担心他人已经登临的学术高度会显现出本人的渺小，不知道抄袭和写作的区别，缺乏因受益而萌生感激的常人之心等等）。

学术进步是一个积累过程，完全脱离前人学术积累而另起炉灶，或是无谓的自我消耗，或是无知和狂妄。论文的雷同、重复、抄袭，不仅是作者无端消耗自己的生命，也是浪费读者的时间。当一个学术领域出现众多开天辟地的“带头人”、“大师”、“新星”，或者炮制出一连串“前无古人”的新观点的时候，学术本身必定因为严重的道德危机而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困境。文献引用规则迫使作者必须关注他人已有的研究，要求作者区分自己和他人的观点， 从而建立了基本的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大大减少了学术资源的浪费。

读者有理由怀疑事实陈述的可靠性，作者有责任事先消除读者的合理怀疑。例如：作者声称法律如何规定、法院如何判决、自己的看法和某人相同或者相反，这都是一个关于事实的陈述。当作者做事实陈述的时候，他至少应当证明：这些事实既不是凭空构造，也不是无从查考的“耳闻”。证明方法就是向读者提供查找事实来源的线索。文献引用规则至少使学者不必因为虚构的事实和断章取义、以讹传讹的观点而进行无谓争论。

最后，文献引用规则或许有助于保持法律职业的适度封闭性和可辨认性。某些“行规”对于职业训练也许是多余的负担，但对于保持行业的适度封闭性则是必要的，因为，它们增加了行业准入难度；某些“行规”也许是不合时宜、违反理性的习惯，但是，却具有吸引客户的效力，废除这些“行规”将增加客户辨认业主的难度。

蓝皮书不合事宜之处在于将“规范化”推向极端，试图用一种统一模式去管制文体，想当然地规定外国法律、判例的引用规则，从而招致众多批评。但是，由此否定引用规则的必要性则是另外一种极端，其危害大大超过蓝皮书的极端。

（四） 中国法律界能够接受学生主办的法律刊物吗？

我必须承认：大多数同行都会断然否定这种可能性，而且大致会提出一个无须论证而又无可辩驳的理由——国情不同。

时下风气之一是学术评价纳入行政渠道，并且严格按照行政等级划分序列。例如：在大学、研究机构，都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则：毕业生竞争“留京指标”，在“省级刊物”上可以多得1分（成为对比的是，担任校级学生会干部，或许可以多得5分）；教师竞争“职称指标”，在“全国性刊物”上可以多得2分（成为对比的是，兼任处级以上行政职务，或许可以多得5分）。学生编辑的刊物无法在行政等级序列找到它的“级别”，因此，在学生编辑的刊物（例如：《哈佛法律评论》）上能否得到官方评价系统认可，本身就是一个疑问。在这里，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一个假定，只有列入行政序列的刊物，才是正宗刊物；刊物的行政级别越高，的质量越高。这种假定并不能从中国传统得到验证。反映一个时代的中国国情作品——孔子的《论语》，屈原的《离骚》，康有为的《大同书》，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鲁迅的《阿Q正传》，没有一个发表在具有行政级别的刊物上。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学生编辑刊物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而是时下风气究竟是扭曲的国情，还是植根于固有文化的国情。

时下风气之二是门户承继，互相捧场，弟子称先生为“泰斗”，先生称弟子为“新星”，难得有坦诚的学术批评。在这样的风气之下，如果让一群法学院的研究生担任总编、编辑，由他们通知导师修改稿件或者将稿件完璧归赵，其后果可想而知：教授如受小儿戏辱而震怒不已，法学界同行物伤其类而同仇敌忾，学生编辑不仅考不上博士生，毕业考试能否及格也会成为问题。总之，杂志稿源枯竭，或者关门而作鸟兽散，或者成为众矢之的而惶惶不可终日。然而，在古代中国，学生编辑、整理老师的文章是常见的事——如果孔子的徒弟当年没有编辑师傅的文章、言论，《论语》又如何能够流传至今？我想，中国并不缺乏学生编辑教授文章的传统，只是中国固有传统需要发扬而已。

注释：

注释：

〔1〕 编辑前言，哈佛法律评论，卷1，页35，（1Harv L Rev.35），1887

〔2〕LeoP Martinez，孩子、洗澡水和法律评论（Babies，Bathwater，andLawReviews），斯坦福法律评论，卷47，页1145（47Stan L Rev 1145），1995

〔3〕1991年科学信息，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杂志引证报告，1991InstituteforScientificInformation，SocialSciencesCitationIn dex：JournalCitationReports，1992.

〔4〕ErwinN Griswold，一个积极支持者心目中的哈佛法律评论的历史（TheHarvardLawReview-GlimpsesofItsHistorySeenbyanAflcionado），哈佛法律评论，卷100，页15，注56（100HarvardLawReview15，note56），1987.

〔5〕“学生不必学习统一商法典，但是，学生要学习‘统一引文法典’，后者和前者一样冗长，而且比前者更为专断。这实在是一种回归童年的法学：学生在学习其他学生制定的法律，教授在讲他的学生制定的法律。”参见：RichardA Posner，再见吧，蓝皮书，（GoodbyetotheBluebook），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卷53

，页1343（53U Chi L Rev 1350），1986.

〔6〕Sirico＆Marguilies，最高法院引用法律评论的实证考察（TheCitingofLawReviewsbytheSupremeCourt：AnEmpiricalStudy），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律评论，卷34，页144（34UCLAL REV 144），1986.

〔7〕按照被引用次数排列，这5个期刊依次是：《哈佛法律评论》、《耶鲁法律评论》、《哥伦比亚法律评论》、《斯坦福法律评论》、《宾西法尼亚大学法律评论》。

〔8〕同注[6]引书，页133-34

〔9〕LouisJ Sirico，关于美国上诉法院引用法律评论的实证考察（TheCitingofLawReviewsByTheUnitedStatesCourtsAppeals：AnEmpiricalAnalysis），迈阿密大学法律评论，卷45，页1051（45U MIAMIL REV 1051），1991，作者认为：巡回法院法很少引用评论文章的原因有三。其一，评论文章的权威性低于法院判决；其二，联邦最高法院不仅解决争议，而且凭借内心确信定政策，故需要参考对法律政策进行评价的论文，联邦巡回法院的法官主要关注具体法律问题，涉及法律政策问题的论文不多；三，法官和他们的助理工作繁忙。

〔10〕FredRodell，GoodbyetoLawReviews（再见吧，法律评论），弗吉尼亚法律评论，卷23，页38（23Va L Rev 38），1936这是一篇被反复引用的、批判法律评论的代表作，作者对法律评论的存在是否具有积极意义表示怀疑，该文引发了美国法律界对法律评论的全面批判；JamesLindgren，AnAuthor‘sManifesto（一个作者的声明），芝加哥法律评论，卷61，页527，537-38（61U Chi L Rev 527，537-38），1994.该文认为：学生编辑法律评论是一种体制性的毛病，必须彻底改变体制本身，作者强调改变学生控制法律评论的局面，建议教授更多参与法律评论的定稿、编辑、监督，建立更多的专家编辑的法学刊物，改变学生刊物的一统天下；JanesLindgren，FearofWriting（害怕写作），78CalL Rev 1677（1990），该文批判了《得克萨斯法律评论手册》设定的写作规范；RichardA Posner，再见吧，蓝皮书，（GoodbyetotheBluebook），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卷53，页1343（53U Chi L Rev 1343）1986，作者认为，蓝皮书导致了美国最为恶劣的文体和文风；RichardA Posner，学生编辑的法律评论的未来（TheFutureoftheStudent-EditedLawReview），斯坦福法律评论，卷47，页1131（47Stan L Rev 1131），1995.作者认为：法律评论是一种完全没有前途的刊物。

〔11〕JohnT Noonan，Jr ，法律评论（LawReviews），斯坦福法律评论，卷47，页1117（47Stan L Rev 1117），1995；ErwinN Griswold，见前注[4].

〔12〕RichardA Posner，学生编辑的法律评论的未来（TheFutureoftheStudentEditedLawReview），斯坦福法律评论，卷47，页1134-1136（47Stan L Rev 1134-1136），1995.

〔13〕MaxStier，KellyM Klaus，DanL Bagatell，JeffreyJ Rachlinski，法律评论的用途和改良建议：对律师、教授和法官的查（LAWREVIEWUSAGEANDSUGGESTIONSFORIMPROVEMENT：ASURVEYOFATTORNEYS，PROFESSORS，ANJUDGES），斯坦福法律评论，卷44，页1467（44STAN L REV 1467），1992，本次调查向律师、法官、法学教授发出1162份书面卷，回收问卷380份，回收率占32 7%，波斯纳对调查报告显示的结论表示怀疑，他认为：问卷的回收率只有32 7%，在那些不屑写这样一份详细问卷的人士中，对法律评论持批判态度的，也许占主导地位。参见：前注[12]，RichardA Posner，页113，脚注5.

〔14〕ErwinN Griswold，同前注[4]，页20.

〔15〕资料来源：ConstitutionandBy-LawsoftheHarvardLawReviewAssociation（哈佛法律评论社团章程及细则）

〔16〕当时，哈佛法学院在校学生约200人，3年级学生60余人，教授6人。资料来源：ConstitutionandBy-LawsoftheHarvardLawReviewAssociation（哈佛法律评论社团章程及细则）。

〔17〕资料来源：1996年10月与《评论》编辑面谈

〔18〕在《评论》历史上，有一些编辑选拔风波反映了当时种族和政治偏见的影响其一，1914年AdolfAugustusBerle，一名杰出的犹太学生因为种族原因被《评论》故意排除在外，他对此深为怨恨，法学院院长曾经试图调解，始终没有成功；其二，1954年，学生编辑Lubell援引宪法第5修正案，拒绝参加调查他是否与共产国际有牵连的国会听证，《评论》以16票对8票的多数，作出了取消Lubell编辑资格的决定。1978年，第91卷《评论》就当年的错误向Lubell表示歉意，并恢复他作为评论社团成员的资格。参见：ErwinN Griswold，前注[4]，页7、15-16.

〔19〕〔20〕RichardA Posner，前注[12]，页1132，注解4.在哈佛法学院和美国的其他法学院，考试成绩属于个人机密。试卷上只出现学号，只有学生本人知道自己的学号，除非学生自愿向他人泄露。非经学生书面豁免院方的保密义务并指定成绩单送达对象，院方绝对不许向任何人泄露学生分数。

〔21〕MichelleA Jones，法律评论回避性别问题（LawReviewGenderTaskForceStalled），哈佛法学院报告（HarvardLawRecord），Oct.11，1996，pp 1，3.

〔22〕本节资料来源：（1）与学生编辑面谈；（2）TheGreenbook：ManualofOperationandProcedure1996-97（绿皮书：1996-97年度哈佛法律评论编辑手册）。

〔23〕同前注，绿皮书，页61.

〔24〕为了让读者自己分析名人效应对《评论》的影响，兹提供一些背景性情况：在《评论》创刊初期，教授投稿本身是对《评论》支持。例如，给第1期《评论》撰稿的AMES当时就是名气很大的学者，以后成为法学院院长。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评论》主要是哈佛法学院教授的学术园地，反映该院教授的学术水平。GRISWOLD在纪念《评论》创刊百年的文章（见前注[4]）中提到哈佛法学院部分教授在《评论》前50年的数量，其中：安曼斯25篇，兰代尔27篇，泰厄19篇，格雷12篇，比勒51篇，威里斯坦34篇。哈佛教授曾经是作者群主体，固然没有疑问。

〔25〕JordanH Leibman＆JamesP White，学生编辑的法律刊物如何作出版决策（HowtheStudentEditedLawJournalsMakeTheirPublicationDecisions），法律教育杂志，卷39，页420（39J LegalEduc 420），1989.

〔26〕RichardA Posner，同前注[12]，页1132-1136.

〔27〕同前注[25]，页418.

〔28〕ElyceH Zenoff，我发现了敌人，他是我们自己，IHaveSeentheEnemyandTheyAreUs，法律教育杂志，卷36，页23（36J LegalEduc 23），1986.

〔29〕同前注[13]，页1502.

〔30〕同前

〔31〕KennethLasson，学界的霸道：对于真理和终身职务的过分追求，ScholarshipAm

ok：ExcessesinthePursuitofTruthandTenure，哈佛法律评论，卷103，页927（103Harv L Rev 927），1991.

〔32〕HarryT.Edwards，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的脱节，TheGrowingDisjunctionBetweenLegalEducationandtheLegalProfes sion，密执安法律评论，卷91，页34（91Mich L Rev 34），1992.

〔33〕LeoP Martinez，同前注[2]，页1142.

〔34〕1996年10月8日在哈佛法学院与DavidWilkins教授面谈。DavidWilkins担任第93卷《评论》编辑，1980年毕业之后先后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助理、律师。现为哈佛法学院终身教授。

〔35〕1996年10月17日与DaniesDossen女士面谈。DaniesDossen女士担任《评论》的书评编辑。

〔36〕AlfredF Conard，可爱的法律评论（ALOVABLELAWREVIEW），法律教育杂志。卷44，页4（44J LEGAL，EDUC4），1992.

〔37〕1996年9月24日在哈佛法学院与98届编辑BENLIBERM的面谈

〔38〕同注[13]，页1487.

〔39〕ScottM Martin，法律评论的城堡：重访罗得尔（TheLawReviewCitadel：RodellRevisited），衣阿华法律评论，卷71，页1103（71IOWAL REV 1103），1986.

〔40〕JoelSeligman，高耸的城堡：哈佛法学院的权势（TheHighCitadel：TheInfluenceofHarvardLawSchool），页176-851978.

〔41〕JohnT Noonan，Jr.，同前注[11]，页1118

〔42〕TomWolfe，TheRightStuff101-04（1979），转引自：LeoP Martinez，孩子、洗澡水和法律评论，Babies，Bathwater，andLawReviews，斯坦福法律评论，卷47，页1142（47Stan L Rev 1142），1995.

〔43〕FredRodell，再见吧，法律评论（GoodbyetoLawreviews），弗吉尼亚法律评论，卷23，页38，41（23VA L REV 38，41），1936.

〔44〕同前注，页1346.

〔45〕同前注，页1346.

〔46〕同前注，页1345.

〔47〕ArthurJ Goldberg，脚注沉浮（TheRiseandFall（WeHope）ofFootnotes），美国律师协会杂志，卷69，页255（69A B A J 255），1983.

〔48〕同注[35]

〔49〕ArthurD Austin，脚注和成果区分（FootnotesasProductDifferentiation），凡德比尔特法律评论，卷40，页1153（40VAND L REV 1153），1987.

〔50〕RobertWeisberg，思考法律评论的几种途径（SomeWaystoThinkaboutLawReviews），斯坦福法律评论，卷47，页1149（47Stan L Rev 1149），1995.

〔51〕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Reeves），美国之旅（AmericanJourny），韩守信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2），页277

〔52〕LeoP.Martinez，孩子、洗澡水和法律评论，Babies，Bathwater，andLawReviews，斯坦福法律评论，卷47（47Stan.L.Rev.），1995.

教育关于论文篇5

幼儿的心本就如水晶版纯洁，这就使得他们更加容易的接受各种外来事物。为了培养幼儿的创造性思维，我们应该为幼儿们创造出更加广阔的思维空间，培养幼儿的自我个性。在绘画时幼儿往往能够表现出成人所达不到的大胆与活力，他们经常能够画出成人所想不到的各种图像，如汽车出现房子的顶上，小人的手比自己的身体还要长，天上的太阳是绿色的。面对幼儿这些奇思妙想，教师不应该简单的用“对”或“错”来进行评价，而是应该尽量的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绘画创作环境，通过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让幼儿们的思想插上翅膀在想象的蓝天下自由的翱翔。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善于发现幼儿固有的天分，鼓励他们多动脑，大胆的表现，绘画出与他人不同的作品来。对于幼儿来说，除了与自己的亲人在一起的时间，其余的时间大多都是和教师在一起，所以教师应该成为幼儿热情而耐心的听众，从孩子的角度出发联想各种问题提出问题以激发幼儿连续不断的思考,想象和表达热情例如在教幼儿画太阳的时候，向小朋友提问：“你们看到的阳光都有些什么颜色呢？”小朋友们会积极踊跃的回答这个问题。“你们在夏天的时候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太阳呢？在冬天的时候又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太阳呢？”，还可以接着提问：“太阳的脸一直都是圆圆的吗？”小朋友们就会充分的发挥出自己的想象在画中对太阳进行装饰：圆脸、长脸、方脸、大花脸、长头发、短头发、卷头发、白眉毛、白胡子、带墨镜等。通过提问让幼儿展开丰富的想象力，为培养幼儿的创造力与创新思维打下基础。所以在绘画活动中应该多注意引导幼儿们将现实的物象任意夸张、错位、变形、组合、打乱、改动……

二、引导幼儿大胆想象

新奇、灵活的教学用具可以更加有效的刺激幼儿的好奇心，让幼儿在问与答的过程中获取知识、大胆想象。例如在教幼儿画房子的时候，先为幼儿提高一片绿草地，提问幼儿草地上可能都有什么。幼儿们有的回答有大树，有的回答有人，有的回答有效动物，有的回答有人等等。然后往草地上放一个三角形，再来说一说会是什么，然后在把方形放上去，这时很多小朋友都会马上喊道：“是房子，是房子……”。这个过程中不仅仅让幼儿明确了绘画的步骤，还给幼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时在来拓展幼儿的想象思维，例如启发幼儿：“你们都想住到什么样的房子里面呢？”这时孩子们会积极的进行回答，“想住在苹果房子里”、“想住在蛋糕做的房子里面”、“想住在树房子里面”、“想住到月亮上面去”……最后让孩子们把自己想住的房子用自己的画笔描绘出来。

三、尊重幼儿的创造性差异，发展幼儿的个性

教育关于论文篇6

在此课程中我们需要解决三个关键的问题:(1)本课程是一年级学生的第一个专业课程，如何从对形体的表面认识进入到对空间的深刻了解，是本课程最为关键的问题。(2)如何形成设计理念，并通过空间表达自己的设计理念，是第二个重要问题。(3)如何有意识地联系和运用所学的设计手法，以达到设计目的，是第三个重要问题。

2课程思路

1)针对以上的问题，我提出了课程的三大思路:(1)以“名作复原”与为基础，提升学生对空间的理解;(2)以“名作解读”为突破口，剖析空间设计理念;(3)强调动手能力，以模型来推敲和展示空间设计的手法和效果。

2)整个课程分成了五大模块:(1)初步认识空间;(2)名作解读与名作复原;(3)空间设计原理;(4)建筑空间与建筑外部形态的关系;(5)空间设计实践。

3教学成果

为了配合前面四大模块的学习，我设置了“湖滨咖啡厅”专题设计作业。经过引导，大部分同学的课程作业成果令人满意。这些优秀作业都很好地体现了作者的空间设计理念，并掌握了一定的空间设计手法，不仅有一定的创新性，而且能较好地解决了功能、环境、结构等空间设计的核心问题。在学习过程中，我强调了四点:

(1)建筑和环境的呼应关系;

(2)外部形体与内部空间密不可分;

(3)光影和虚实在建筑中的的重要作用;

(4)加法和减法在建筑设计过程中的运用。经过一步一步的引导，学生们开始领略到空间设计的真意，并开始有意识地进行空间思考。同学们开始自觉地构建自己的设计理念，并通过运用各种设计手法将构思进行到底。

4总结

在设计过程中我一直坚持个别辅导的原则，鼓励和强调个性与原创，因此学生的作品无论成熟与否都具有鲜明的个性，构思各具特色，从上面的例子也可见一斑。动手与动脑并重促进了学生对建筑空间的理解与体会。在短暂的72课时学习与实践中，学生们基本达到了空间启蒙教育的要求，初步懂得了判断、思考与设计空间，并为日后的空间设计类学习或相关学科的专业学习奠定了良好的空间与造型基础。

教育关于论文篇7

(一)历史因素

传统男尊女卑、夫权至上与现代法制先行、男女平等意识的冲撞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许多人为的差异，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性别的差异。性别差异伴随着历史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对两性角色、两性关系、两性行为、两性地位的社会刻板印象、社会规范和社会意识形态。将男人和女人的自然差异绝对化、本质化是性别传统文化的一个突出表现，也是影响人们最深刻的观念之一。因为传统文化是依赖个人存在的，传统性别文化通过性别角色社会化将两性之间的性别差异灌输给许多个体，使个体按照其要求来扮演不同的性别角色。历史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中对家庭暴力、男性特质、女性特质、家庭的定义等传统文化规范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家庭暴力社会环境，建构和影响了男性对女性的暴力。现代文化对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位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对男性和女性来说，同样要经历历史性的角色变迁。对于那些受传统的性别模式影响较深、男性意识较强的男性来说，他们将经历一个由性别优越到性别压抑的过渡期，出现传统文化男尊女卑思想与现代文化男女平等意识的冲撞，传统文化夫权至上与现代文化法制先行的矛盾，使得家庭暴力这一“古老”的行为发生了表现形式上的转变，拳打脚踢的身体暴力转向了冷淡、漠视、疏远、挖苦等精神上的虐待。

(二)社会因素

1．独生子女结婚率上升、核心家庭的增多导致家庭支持和救助系统弱化随着独生子女结婚高潮的到来，独生子女组建小家庭后往往更注重个人的发展和生活，以自我为中心、任性好强，不与家人沟通，极少关心他人。在解决夫妻矛盾时，他们往往缺乏调适夫妻关系的能力，谁也不愿意主动道歉、首先与对方说话，而更倾向于采取冷处理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家庭冷暴力的产生正是夫妻双方缺少沟通的结果。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人们追求独立性欲望的增强，家庭结构呈现出由大变小，由复杂变简单的过程。由三代人共同生活的主干家庭逐渐减少，而由一代人或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逐渐增多。在传统的几世同堂的大家庭中，夫妻之间的矛盾能够及时被家人发现并在家人的调解下及时化解，而现代核心家庭则缺乏这种调解和缓冲机制，当事人原本可寻求的家庭调和与救助体系相应弱化，在小夫妻产生矛盾时，谁也不愿退让、不愿沟通，长时间对峙、僵持，常常使简单问题演绎成复杂矛盾，小问题发展成大纠纷，结果愈演愈烈，直到无话可说产生家庭冷战。

2．丰富的现代社会交往方式，凸显了夫妻情感交流的相对匮乏科技的进步，电脑网络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QQ、飞信、微信等新的交往方式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改变着人自身，人与人之间通过网络就可相互沟通。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习惯在网络这个虚拟环境中去寻求解脱。所以，当夫妻之间出现问题时，更喜欢沉溺在网上和陌生人倾诉和沟通也不愿意和对方当面诉说，过去夫妻以家庭为中心的活动范围被打破，男女双方都在寻求一种突破家庭生活的个人身份，建立各自的社交网。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亲属频繁往来的初级社会交往方式逐步转向因业缘关系和兴趣爱好而结成的新的社会交往网，交往范围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和延伸。交往方式的变化使得家庭结构变得松散，业缘关系显得更加紧密。人们投入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时间、精力逐渐增加，使得夫妻共处的时间缩减，感情沟通和信息交流的机会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夫妻的情感交流，为家庭冷暴力埋下了隐患。

(三)经济因素

夫妻双方收入的变化，引发夫妻的家庭权力之争夫妻双方的经济收入状况，直接影响了他们在家庭中地位。现代社会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独立工作的比例越来越高，其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不断上升，女性控制家庭主导权的欲望日益增强，这就与传统的男性家长权威发生了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常常表现为言语冲撞和精神对抗。一方面，女性经济地位的确立意味着传统性别神话的解构，当代女性致力于建构男女平等对话的家庭互动模式，也迫使男性重新审视男女关系。然而，在传统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下，不少男性还是难以完全摆脱大男子主义的观念，甚至拼命想要维护自己正在失落的权威。当家庭纠纷发生、妻子不随其意，有逆反情绪或反抗行为，男子便认为这破坏了自己的家庭权威形象，危及了自身的户主地位，迫于法律的约束不能使用身体暴力的情况下，以漠视、疏离等方式作为惩罚手段来达到控制妻子、捍卫大丈夫“尊严”、重塑自己的家庭权威、巩固自己家庭地位的目的。另一方面，知识女性经济上的独立，提高了她们的自我意识和家庭地位，使得女性能够挺直腰板做人。对于在男女平等的呼声中成长起来，并且依托经济支撑而摆脱了被支配境地的当代女性来说，她们有了维护自身权利的底气，一改传统女性软弱的特质，不愿意主动让步以求和解，反过来，还可能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另外，一些女性为了强化自己的家庭地位，也时常成为家庭“冷暴力”的制造者和升级者。一场没有硝烟的家庭决断权、发言权、指挥权的争夺在无声无息中悄然进行着。于是，在权威与反权威、控制与反控制的对峙和较量中，“冷暴力”不断升级。可以说，“冷暴力”的产生是与妇女地位的上升联系在一起的，是男女双方家庭权利之争的产物。

(四)文化因素

文化程度的提高使家庭暴力的形式由“热暴力”转为“冷暴力”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文明程度不断增强，处事更理性，守法维权意识也在增加。人们开始顾忌“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古训，在处理夫妻矛盾时有意识地尽量避免采用拳脚相加的粗暴方式，而采用一种冷落、漠视、疏远对方的冷暴力形式。所以说，发达城市和知识分子家庭更容易发生冷暴力，冷暴力是一种“文明病”。随着社会的发展，跨地婚姻、跨国婚姻已经越来越多，各地的人文习惯差异很大，一起相处的两个人，如果没有办法接受对方的文化背景，就很容易出现隔阂，如果没有及时沟通就会造成语言交流的降低甚至暂停，最终出现冷暴力。

(五)心理因素

工作压力的增加，调试能力的相对不足引发心理健康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拥挤的生存空间、复杂的人际关系、快节奏的生活和无休止的竞争，使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压力大大增加，心理动荡明显增多。很多人过着双面人的日子。在公司老板、同事面前谨慎、谦和，不能发泄的不快只有在下班后带回家，在家里可以肆无忌惮的宣泄，可以不说话、不做事、发泄不满、借机撒泼耍赖、恶语相向，这样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在最熟悉的人面前释放自己人性中最隐蔽的一面。

(六)法制因素

相关滞后的立法及法律意识的增强助长了家庭冷暴力的发生

1．目前我国法律对冷暴力无明确规定，预防和制止家庭冷暴力的惩罚措施还仅限于道德的层面。遭遇冷暴力的受害人如报警，警察也因找不到根据无法治安处罚;如到法院提出离婚，并请求赔偿，在取证时又会遇到困难;我国《婚姻法》中规定的家庭暴力虽然包括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暴力两类，但《刑法》对精神上的家庭冷暴力并没有相关规定，形成了法律漏洞。这使得家庭冷暴力超然于法律，不受拘束，这也是造成家庭“冷暴力”上升的重要原因。

2．随着法制宣传和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施暴者意识到实施身体暴力易遭舆论的谴责，可能被诉诸法律，这都不同程度地制约了身体暴力的发生;而家庭冷暴力常常表现为夫妻双方缺乏沟通和语言交流，对对方冷落、漠视，很难界定他是性格孤僻还是有意实施家庭冷暴力的精神虐待;家庭冷暴力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受害人的心理和精神，精神世界是人的主观意识，缺乏外在表现和测定标准;加上冷暴力是一方消极的方式对家庭成员实施的精神上的伤害，它没有伤痕，不见鲜血，无法作伤情鉴定，没有明显的发展过程，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隐蔽性很强，举证难度较大，让施暴者承担法律责任较难。加上部分人对于家庭冷暴力没有意识到是对自身的巨大伤害，有的认为这不是家庭暴力，使得冷暴力愈演愈烈。

总之，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夫妻更加关注精神生活质量，因情感需要而产生的家庭矛盾日益增多，因此，预防和制止家庭冷暴力，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而且是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二、预防和制止家庭冷暴力的法律对策

(一)在现行法律中加入冷暴力的规定或制定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

从目前家庭冷暴力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看，我国出台预防和制止家庭冷暴力的专门法是根本途径。但是介于条件不成熟时可以先在现有婚姻法或司法解释中加入家庭冷暴力的界定、对家庭冷暴力的构成等做出明确规定，使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有法可依。

1．明确家庭冷暴力的含义

目前关于家庭冷暴力的含义有多种看法，笔者认为家庭冷暴力法律上的定义，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家庭冷暴力是一种精神暴力，但冷暴力对人的伤害不同于由于身体暴力或其他侵权行为所导致的精神损害，它不是其他侵权行为产生的附属结果，而是一种直接的、故意的针对受害人实施的精神摧残，冷暴力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人精神遭受损害。二是冷暴力是一种持续的、反复的对受害者施加的精神暴力，它以消极不作为的方式故意对受害人冷漠、轻视，从而达到使其精神、心理承受巨大压力的损害结果。介于以上两点，笔者认为家庭冷暴力，是指家庭产生矛盾时，家庭成员通过非暴力的方式给对方造成精神伤害，通常表现为恶意诋毁、讽刺挖苦、冷淡、漠视、疏远和放任等行为方式表现的精神伤害。

2．明确家庭冷暴力的构成要件

家庭冷暴力的成立应该具备四个要件①家庭冷暴力的主体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包括施暴人与受害人。家庭冷暴力只能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其施暴人与受害人之间都存在特定的亲属关系，包括父母子女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祖孙关系、婆媳关系等，其受害者往往是家庭中的妇女、儿童及老人等弱势群体。②行为人实施冷暴力时具有主观上的故意。行为人在实施家庭冷暴力时所持的心理态度是故意的，故意对受害者冷淡、轻视、放任、疏远、漠不关心。③家庭冷暴力侵犯的客体为夫妻或家庭成员间的家庭关系。④家庭冷暴力的客观方面表现为消极的不作为。

3．立法条件成熟时出台一部单行的《家庭暴力防治法》

在该法中应将冷暴力作为与肉体暴力和性暴力并列的一个暴力行为予以详细规定，包括家庭暴力行为的表现及法律责任，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国家反家庭暴力的法律保障等内容。目前全世界约有60多个国家制定了单行家庭暴力法。我国专家已经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该法的真正实施将成为解决家庭暴力———包括冷暴力在内的家庭问题的有效法律保障。

(二)冷暴力举证责任分配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我国民事诉讼一般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因冷暴力提出诉讼请求时，应向法院提交曾受冷暴力侵害的证据，如病历本、伤情鉴定书、暴力行为的长期性及其伤情是加害人所致等完整证据，才能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而冷暴力的受害人是原告，通常是弱者，冷暴力的私密性、隐蔽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受害者举证更为困难，常常会因举证不能而放纵了施暴者，不利于受害者的保护。采取举证责任倒置，作为受害人的原告对遭受家庭冷暴力而受到伤害的事实举证，被告对原告所受伤害并非自己所为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当家庭冷暴力受害人提出受到冷暴力侵害时，如果施暴者不认可自己实施了冷暴力，就得举证证明自己没有实施冷暴力，如其不能举证则认定实施了冷暴力。这样可以使诉讼当事人合理分担诉讼风险，提高受害人受保护的机率。

(三)冷暴力诉讼制度采取自诉与强制诉讼相结合

家庭暴力造成严重后果通常被纳入虐待罪范畴。依我国《刑法》第260条①规定，虐待家庭成员，告诉才处理，只有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才由公诉机关提起公诉。一般家庭暴力发生时受害人往往顾及子女、家庭或自己在家庭中的劣势地位而放弃追诉，不寻求法律的帮助，这纵容了施暴人的加害行为。笔者认为，对非经常性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家庭暴力，规定为自诉案件较合适;对经常性严重的家庭暴力行为致使受害者精神和心理受到无法弥补创伤的，规定由公诉机关提起公诉。因为经常性的严重家庭暴力即使没有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也严重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利益，国家应该对公民的重大利益进行强制性保护。

(四)扩大证据的形式，受害者可以要求适当的精神损害赔偿

家庭冷暴力具有隐蔽性，其行为的结果通常看不见伤痕，无法做出伤情鉴定，其所针对的对象是人的精神和心理等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这并不等于受害者就无法获得证据。公安机关的报警、接警、出警记录、询问笔录，以及保存的调解书、保证书、担保书、物证;医疗机构保管的诊疗材料、病例、鉴定;未成年子女提供的与其年龄、智力以及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涉及家庭暴力的证言等，都可以作为证据采信。笔者认为，法院可以根据受害者的诉讼请求以及原被告双方的表现判定给予受害者适当的精神损害赔偿，使受害者得到救济，施暴者得到一定的惩罚。随着我国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家庭冷暴力也逐渐成为较为常见的社会现象，因此在法律上明确家庭冷暴力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对家庭冷暴力采取相关救济途径和法律对策，不仅可以完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对家庭冷暴力的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可以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而且也有利于从法律上有效地遏制家庭冷暴力现象的发生，减少其可能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危害，从而对社会和谐和安定产生积极的作用。

总之，要从根本上防止家庭冷暴力，必须多部门联合如成立家庭暴力专门调解疏导组织，通过劝告和调解，使家庭成员之间能够积极的交流和沟通，从源头消除家庭冷暴力，恢复家庭和谐，将家庭冷暴力遏制在萌芽阶段;建立家庭暴力投诉站、开通反家庭暴力热线、为受害者提供咨询，以缓解受害者的精神心理压力及情绪困扰;使受害人在受到侵害时有地方投诉，帮助受害者走出家庭冷暴力的阴影;建立“受害者庇护所”或“受害者之家”，为受害者提供临时的庇护场所，以缓解受害者绝望的情绪，免遭其走上绝路;建立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律援助机构。积极宣传防止家庭冷暴力的相关法律知识，帮助人们认识并重视家庭冷暴力，针对已发生的家庭冷暴力，提供法律咨询和必要的法律援助;成立家庭冷暴力教育监管部门。对家庭冷暴力的实施者进行教育和监督，使其从根本上认识到错误，防止家庭冷暴力的再次发生;发挥好信访窗口的作用。在反家庭冷暴力工作中，妇联组织及居委会应充分发挥其信访窗口的作用，真正起到服务、教育、沟通和个案维权的作用。同时在各街道或社区设立家庭暴力投诉站或家庭问题咨询台，并不断建立健全家庭暴力的投诉网络，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妇联及居委会应将群众反映的问题记录在案，建立档案以便当事人在日后诉讼中可向其申请提取档案作为诉讼证据，使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

教育关于论文篇8

一直以来，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从多个方面综合入手，在课程改革的同时，强调师资建设、实训基地建设及相应的专业内涵及管理机制建设。只改革课程，不改革教师，不改革管理，课程改革不能成功。改革是进步，不改革则职业教育缺少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但改革的步子不能太大或太小，稳中求成效才是根本。课程改革是一个动态过程，既涉及老师和学生，也涉及改革中的情境状态及相关措施是否合理有效，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某些课程改革项目或许有所成效，或许会成为某种“需求合理性”，得到领导的认可，为决策者所接受。但是否为社会所接受或师生所接受，依然值得探讨和长期观察。例如为了取得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好成绩，职业学校普遍组织部分学生技能集训，有些学校技能集训的学生占据学校大量实习设备资源，导致其他学生实习不能正常进行，直接导致课程改革不能正常实施。所以由于学校内部独特的组织结构形式、习惯性工作流程方式、教育教学评价标准等的存在，直接导致课程改革在实施的具体过程中，被重新设计和包装。

从宏观的制度层面上，国家支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也支持各职业学校的课程改革发展。学生层面上看，学生在职业课程改革中既可能是受益者，也可能是受害者，成功的课程改革无疑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空间，失败的课程改革则可能让他们对专业更为迷惘，但他们只有顺应学校的课程改革，不能选择，也无法左右课程的方式方法。职业学校在积极响应课程改革的同时，也应改革学校内部的机制建设，以配合课程改革的环境需求。当课程变革的设想进入学校之后，会遭遇到学校之既有组织架构、工作任务、内部关系、活动规则、评判标准等构成的学校组织的核心事项的“过滤”或“整合”，也就是重新设计包装，课程变革的某些设想会被舍弃或曲解，也自然而然地增添其他元素。在整个的课程改革中，教师层面才是课程改革成败的决定因素。教师的敬业精神，对改革创新的态度，及个人教学经验、教学方法等直接影响着职业教育课程的成败。教师的对课程改革的态度直接影响了课程改革的质量，学校应关注教师课程改革积极性的提升及课程改革平台的创建，教师们则应关注教学的细节之处，两者的结合才能实现宏观到微观，系统到个别的全面改革。“教师”也并非个体，教研组的成功实施有助于课程改革质量的提升。

二、结语

课堂层面则是教师进行课程改革实施的主阵地，是课程改革实现理论指导实践的关键。教师将进行理想化的课堂设计情境，又会在实施面临新的困惑，实现新的选择。这个时候，即使是先前存在于教师头脑中的较为完整的对变革的“理解”，也有可能因为流动而多变的现实因素发生解体。例如当原先设想的学生兴趣大增，面临学生不愿意学习时怎么办?原有设想的教学效果显著面临教学效率依旧低下时怎么办?